人口老龄化的利与弊(6篇)
人口老龄化的利与弊篇1
【关键词】：养老保险改革发展对策
一、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在社会经济转轨、人口老龄化加快及社会经济条件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这一改革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探索，改革至今我国新型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建立。改革的具体内容：
1.建立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的制度，确立新的资金运行模式
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是混合的式的。其特点是综合考虑了“横向平衡”和“纵向平衡”。先收现付部分考虑的是横向平衡。基金积累部分考虑的是纵向平衡。这种包含着部分积累式的混合式的基金筹集方式，适合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2.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为“统账结合”。所谓社会统筹，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以先收现付的形式，将一部分上缴资金做统一调配，按统一标准发放。以地域作为统筹范围，最后过渡到省级地域统筹。这种方式超出了单位管理的范围，以克服单位核算的弊端。实行个人账户制度，将个人投保与企业投保的一部分记在个人的名下，有利于落实个人的责任，与个人利益挂钩，调动个人投保的积极性，并且便于劳动者在不同体制和单位之间的自由流动。
3.扩大养老保险金的来源，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养老保险金的费用
建立个人缴费机制，是我国养老保险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种办法也可以转变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习惯，有利于调动职工个人自我保障的积极性，实现了投保交费与养老金标准挂钩的机制，体现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贡献与待遇相联系的分配原则。企业和个人的缴费都是强制的，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只要劳动关系存在，双方都必须缴费，不能逃避和拖欠。国家负担的部分是指财政补贴以及税收、利率倾斜政策等。在社会保障支出迅速增加的形式下中央财政发挥托底和补充作用。
4.由单位管理向社会化管理过渡
（1）管理的社会化。在很多地区，建立了社会保险局等职能机构。（2）发放的社会化。发放工作由银行、邮局等社会服务机构承担。(3)日常管理服务的社会化。除了养老金发放的工作，管理与服务社会化工作也在向基层发展。
二、我国现行城镇养老体制存在的弊端
现行城镇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这对即将进入老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同时又正值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完成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转移的过程，必须首先明确当前中国现行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所存在的弊病和问题：
1.基金来源渠道单一，收支矛盾日显突出
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主要是保险费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财政补贴。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保费欠缴的情况非常严重，弹性收缴与刚性支出的矛盾日趋突显出来，加上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上涨，享受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养老保险费用开支增加，成为应对老龄化危机最主要问题之一。
2.历史欠债严重，“空账”运行规模大
我国当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在实际的实施中却形成了一种在资金流程上与现收现付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空账”运行机制。1997年《决定》指出已经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继续按照过去的标准，这意味着企业要同时承担退休职工养老之需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任务，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缴费困难、逃费、欠费现象严重。
3.基金管理效率低下
我国规定养老金在留足2个月的支付以外，应该全部用于购买国债、银行储蓄、企业债券、投资股市，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但是目前我国养老金仍主要用来购买国债和银行储蓄，基金收益甚小，根本无法满足老龄社会对养老金的需求，没有真正建立起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
三、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对策
基于以上所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1、强制性做实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养老金应坚持归个人所有，实行自我保障，不做调剂。应首先清偿国家对老职工的当期隐性负债，逐步补齐近几年挪用的“新人”、“中人”的个人账户资金。做实个人账户是实现劳动者自由流动和依法享有社会保障的前提条件。
2、继续扩大覆盖面
养老保险制度应逐步覆盖所有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紧密联系的群体，包括目前所有的城镇就业者及逐渐城市化的乡镇的工薪收入者，把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强制性政策落实到实处
3、健全法制
《社会保险法》、《养老保险条例》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规章，应尽快颁布或完善，形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政府依法行政的局面。
4、建立稳定的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资金的筹措是建立现代化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和关键问题除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缴费外，要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预算资金投入社会保障的比例，实行国有资产变现或发行社会保障长期债券以及进入资本市场等，做大社会保障基金，逐步解决转制成本问题。
参考文献
[1]钟仁耀.养老保险改革国际比较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赵志刚.我国调整和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探讨[J].研究探索，2004，（10）.
人口老龄化的利与弊篇2
一、我国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及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概述
法定退休年龄是指劳动者因达到法律规定的年龄界限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而离开劳动岗位、享受一定社会保障待遇的年龄。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的现行相关规定出自1978年国务院制定的两个政策性文件,即: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退休;在企业工作的男性55周岁、女性50周岁退休。这一标准自1978年起沿用至今,在宏观调整我国劳动工作方面起到了良好的规范作用。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继续沿用这一标准似乎已经无法应对新情况的变化和满足新形势的要求,调整退休政策、延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文公告首次正面回应了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提出渐进式延退的设想,并给出了特定设想性方案:
延退政策的实施起始时间点根据性别划分,2015年的适龄退休女性(一般为1965年出生)职工和居民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推迟一年,2016年的适龄退休女性(一般为1966年出生)职工和居民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推迟两年,以此类推,直至2030年,实现所有女性职工和居民在65岁时领取养老金。
《决定》引发的议论如火如荼,延退政策顺势更进一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的《通知》对于部分女干部的退休年龄做了专门的政策性规定,将处级女干部的退休年龄延迟到六十周岁(当然也可以在五十五周岁时申请自愿退休)。
舆论的纷争并未因为政策的出台而尘埃落定,利弊分析众说纷纭,笔者也试图在现有框架下,结合所学给出自己的见解。
二、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正当性、可行性及预期实施效果利弊分析
当我们在探讨一项政策是否应该调整及其调整方向时,应该对影响该政策的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笔者试图从人口结构、养老金机制和劳动力市场三个角度来探讨其现实必要性和政策可行性。
(一)人口状况
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着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人均寿命已达75岁,远高于过去均值水平。众所周知,现行退休年龄标准制定于1978年,不可避免参考了当时的相关指数,以如今的标准去衡量和审视,存在部分人员在年富力强、经验丰富之际离开工作岗位,这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从这个角度看,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可以有效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不失为一种利好。
但是,笔者认为在此论据下有两组概念有必要区分,即“活得长”不必然等于“干的久”,“活得长”不必然等于“更健康”:
人均寿命的延长成为很多人论证延退可行的重要依据,但是,被“延长”出来的这些寿命何以被裁定限定于工作而非其他选择?中国社科院的2015社会蓝皮书指出,新阶段、新常态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将面临多方面的转折与改变,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便是社会发展质量指标的转变——从GDP导向型到质量、效益导向性,“幸福指数”成为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词汇,生活质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由此可知,如果将民众意愿纳入考量范畴,那么人们可能更大程度上愿意将“延长”出来的寿命去追求年轻时候因为工作而没有时间去享受和体验的生活,而非仅仅工作这一单一的选择。
再者,纵然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得人均寿命大大延长,但是人们的健康状况就真的相应大幅提高了吗?不尽然,人体人类学权威测算,60岁是人体一般状态下自然衰老的一个时间起点,这种生理规律不会因为外部条件的改善而产生剧烈浮动。并且,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加,使得社会人均带病率高达86%,笔者认为将“活的长”等同于“更健康”这方面的确有待商榷。
(二)养老金机制
人口老龄化的利与弊篇3
金融机构不愿主动参与。对于“是否愿意参与首批试点”，驻阜银行、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表示目前暂无意向，认为需等待上级部门相应制度规范、操作程序下发，最好是经济相对发达、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先行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后，方可尝试跟进。而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也相对较为保守，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人员素质、风险把控等方面相对处于弱势，还需对“倒按揭”风险的综合评估和充分考量。
受访老人需求程度有所差异。因收入、家庭成员、社会保障等不同，受访老人对“倒按揭”需求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差异。有子女、收入高、单位有养老金的退休老人均对自己是否试点实施“倒按揭”持否定意向；而空巢、孤寡、无社会保障的老年人，则倾向于接受该产品。在回答老年生活是否有大额高消费需求的问题时，年龄在55～65岁的老人表示，有旅游、购物等大额高消费需求；年龄66岁以上的老人表示，大额消费需求主要体现在当前日益高涨的医疗费用。所有受访老人均认为，未来“倒按揭”业务的主要客户群体应该是空巢、孤寡老人。
政府部门及中介机构关注积极。对于是否乐意为老人或金融机构试点采用住房“倒按揭”提供服务时，无论是房地产评估中介机构还是政府部门，对“倒按揭”产品给予积极评价，也给予较多的关注，并表示乐意尝试提供所需的各环节服务。政府部门认为，任何新事物的产生和接受都会有一个过程，无疑会利弊兼存，而“倒按揭”已成为国外运作相对广泛的产品，必然有利大于弊的现实存在意义。中介机构则认为，“倒按揭”产品操作环节可能会较现行的住房“正按揭”相对复杂些，只要规则制定合理、科学，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行性。
之所以存在上述反应，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风险过度集中于金融机构。一是“倒按揭”抵押品资产贬值易出现经营风险。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繁荣十多年，市场已对房地产泡沫的风险高度警惕。一旦房产价格市场走势转向下行周期时，“倒按揭”抵押房屋价值将严重缩水，无疑会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二是抵押房屋变现困难导致流动性风险。伴随着中国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15～20年后，每对年轻夫妇都将继承上两辈的多套住房，由此将进一步加剧房价下跌和房产变现难，导致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凸显。同时，中国银行业当下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要盘活存量资产，而“倒按揭”业务与此相悖，势必会加剧银行的存量负担。
精度评估技术难度较大。由于房贷利率的确定与老人预期寿命、住房价值等高度相关，而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现行评估房产价值的长期趋势法，却难以准确估算“倒按揭”房屋的价值，且国内银行普遍缺乏对人均寿命的测算经验，因此，合理确定房贷利率的难度较大。此外，当前绝大部分国内商业银行实行年度考核方式，而“倒按揭”要产生盈利往往需要10～20年，金融机构无法测算或预提“倒按揭”产生的当期盈利；加之随时间推移，“倒按揭”业务风险却逐步增大，造成“倒按揭”业务损失准备计提也将逐步加大，从而不利于金融机构当期业绩考核。
实施环境有待完善。目前，我国住房市场及制度建设方面存在诸多因素影响“倒按揭”的实施。一是我国现行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70年，老年人退休后再实施“倒按揭”，金融机构所拥有的房地产权益年限已较少，对于用地使用权是否续期、是否有偿续期、续期费用数额等无制度安排，也给后续的房屋处置变现带来不确定性。二是当前城镇化建设或城市规划设计的变更，房子由此面临拆迁问题，出现拆迁补偿费不足形成损失，造成金融机构的“倒按揭”抵押品成了“无本之木”。三是目前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25～30年，我国某些工程设计、施工规范或标准过低潜藏事故隐患。在建筑质量上能否有实质性突破、质量稳固性能否成就房屋延续70年或更长时期等方面，充满变数。
人口老龄化的利与弊篇4
人口政策，限制还是放开？
计划生育，这项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的政策，至今已经实施了30多年，成为国人最为熟悉的一项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遏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控制人口规模、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据国家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这项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使“中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都推迟了4年，同时，比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这恐怕是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为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然而，形势总会发生变化，30多年后，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在计划生育的调节下，中国进入低生育率发展阶段，伴随这一阶段发展的有诸多负面效应：人口红利下降，社会上的民工荒的呼声此起彼伏;老龄化社会问题凸显，养老金缺口不断增大，社会养老能力与老年人口数量比严重失衡;性别比不断攀升，1980年以后的出生人口中，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以上;失独家庭不断涌现，给社会稳定带来诸多风险……
鉴于此种情况，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我国的人口政策一直争论不已。一种观念认为，应废止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政策应该放宽;一种观点则是要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保持稳定不变。实际上，走上极端的两种观念都存在某种误区。人口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它还涉及到结构、素质和地区分布、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少生并不意味着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生育率越低、下降得越多，偏离更替水平越远，就会对人口结构的合理性破坏越大，进而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均衡发展。例如，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将会造成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不利。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的充足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将会逐渐瓦解。另外，人口老龄化也在影响着经济增长。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除了家庭储蓄下降拉低投资外，整个国家的养老金支出也会不断攀升。据专家对55个国家和地区的计算模型显示，2014～2019年，老龄化将造成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下滑0.4%，2022～2025年减少0.9%。当然，完全放弃人口控制政策，对于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显然也不适合。对中国来讲，适当、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显然更为适合。从允许独生子女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到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再到不设限制。2013年，我国人口政策调整已经迈开一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他山之石
实际上，低生育率带来的弊端，不仅仅是中国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世界很多国家都遇到的难题，特别是老龄化问题，最让各国政府头疼。据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8.1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1%;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20.3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希腊和芬兰2015年就将步入“超高龄”社会;包括法国和瑞典在内的另外8个国家会在2022年加入这个行列;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则在2025年步入这个行列;随后是美国将于2030年步入“超高龄社会”。
面对如此大的压力，不少欧洲国家纷纷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由此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实施干预，同时解决老龄化问题。然而，生育率并未出现人们所期盼的止跌回升，而是继续呈下降的趋势。这些政策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仅仅限于延缓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而已。
日本官方2014年公开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口比去年增加了111万人，达到3296万人，创历史新高。75岁以上人口已上升到全国总人口的12.5%，即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在65岁以上，每8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在75岁以上。与此同时，日本14岁以下人口比率为12.9%，创历史新低。日本把这种现象称为“少子老龄化”。这一人口问题令日本财政在养老金、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连年攀升，几乎每年以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10亿元）的速度膨胀，日积月累的财政负担给日本经济带来沉重压力。据报道，2014年8月，日本国家债务余额首次超过1000万亿日元，已相当于其经济规模的两倍多。为减少人口下降趋势，日本政府推出鼓励适龄家庭生育政策，计划将发放给育儿家庭的生产和育儿补贴提高一倍。日本政府还明确提出要大胆地将资源分配重心由老年人转移到儿童身上。然而这些政策所起的作用似乎也微不足道。
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的行政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并不是总能调控。在经济落后、人口过多，与经济关系一时处于恶化态势时，政府实施严厉的处罚政策，可以有效地降低生育水平;但当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整体大幅度提高后，政府即使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也同样不能改变相对稳定的持续低生育水平。这是因为，政府不可能强制要求人们多生，生与不生已经取决于人们对生育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虑。
人口老龄化的利与弊篇5
该方案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与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的诸多弊端，缓解人口老化和劳力资源萎缩，既满足群众生二孩意愿，又有利于母婴健康，避免生育堆积造成人口失控，这是民众与国家的“双赢”。
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弊端
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弊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将加速人口老化。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下，2050年和208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8.6％和37.2％，最需照料的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4％和15.8％。显然，如此之高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人比例是社会无法承受的。
将导致劳动力资源加速萎缩。实施现行生育政策方案，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22年的9.4亿人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4亿人，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人。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人。另外，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现象也将十分严重：55岁－64岁的“老劳动者”占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10年的16.4％迅速攀升到2030年和2050年的25.2％与29.7％。
将继续助长出生性别比大幅偏高的危险趋势。现行农村只允许一孩为女孩的夫妇生二孩（即一孩半）政策，这助长了重男轻女的观念。
将继续制造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和“小皇帝”地位可能形成难以适应艰苦环境和不善于与他人合作等心理缺陷，将损伤战斗力和国防安全。一般情况下，4％－21.4％的45岁－90岁夫妇的独生子女先于父母死亡，造成无后与孤寡老人；同时，越来越多独生子女家庭应对天灾人祸突发事件的脆弱性增强，将严重危及社会和谐。
将继续滋生腐败土壤，计生管理成本与恶化党群关系的政治代价太高。根据我在基层调查的情况，只允许一部分人生二孩的现行生育指标审批和超生罚款政策滋生了民众超生造假、走后门和行贿，也是基层计生部门编假数据，通过“超生罚款”敛财受贿等诸多腐败的土壤。
同时，我认为只允许“双单独”（即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生二孩方案极不可取，决不能作为生育政策调整的主体方案。与当前生育政策相比，“双单独”生二孩方案虽然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程度，但其效果仍然不如“二孩晚育”方案。
不要错过最后次优期
为了克服现行生育政策和只允许“双单独”生二孩的政策弊端，应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
为了避免普遍全面无条件放开可能造成的生育堆积，需要因地制宜，研究确定各地不同的当前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然后，每隔一年优先生二孩的年龄下降1岁－2岁，2015年前后实现城乡年满28岁妇女都普遍允许生二孩的平稳过渡软着陆。软着陆以后，随着社区等候生二孩妇女人数下降，生二孩的提倡低限年龄也逐步下降，时机成熟时予以取消，由民众自行选择生育年龄。
大力宣传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母婴健康与降低婴儿死亡率。对模范执行适当晚育间隔生二孩者予以表扬奖励，对不符合晚育要求而怀孕二胎者予以公开批评教育，让他们为自己有损社区公众利益的行为感到内疚，但对他们生二孩决不视为违法，决不罚款，决不列为违反计划生育案例，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生下二孩，防止以不满间隔为由，选择流产女婴。
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生育成本很高、晚育少育已成社会习俗的发达城市，如果该社区近期每年预期生育一、二胎孩子总数并不显著大于该社区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则不必区分生二孩的优先和非优先年龄，可以一步到位放开二孩。
政府也应给群众吃“定心丸”。无论在农村和不发达城镇，还是在发达城市，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的新政策不会再变，消除民众害怕因推迟而丢失生二孩机会的担心，以利于政策平稳过渡。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预计我国人口总数在2029年达到14.45亿峰值，然后平缓下降,2050年和2080年总人口分别为14.2亿人和12.43亿人，不会造成人口失控。虽然也面临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但比现行生育政策下的进程要减缓许多。
显然，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既满足群众生二孩意愿，又避免生育堆积造成孩子入托、上学、就医和就业等问题。如果继续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未来快速减少的总人口数量正是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这将使我国走上日本和西欧债务危机国生育率过低、人口快速老化和劳力资源萎缩导致长期经济衰退的老路。
从1980年代初以来，一些试点地区一直在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与湖北省恩施州的实践证明，二孩加间隔政策运行非常成功，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后的中国完全可行。
另外，以保护资源环境为由反对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并没有科学依据。我的预测：在“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下，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在2029年人口峰值前后达到最低值。但是，2030年以后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将因人口总数平缓下降而逐渐上升。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政府关于环境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强有力政策实施，同样可以有效缓解环境压力，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二孩政策平稳过渡会负面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的利与弊篇6
关健词：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养老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口增长过快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从而导致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及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界定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所占的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是指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价值观进步了，生育观也从强制性的控制生育到自觉控制生育，从而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相应的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提高的体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具有历史进步性。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中国人口规模大，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过程来势猛，老龄人口规模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2000年占世界的2L29%;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增加到4.23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2.3%，那时世界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一名是中国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国际上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由7%翻番到14%，所用的时间，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前西德和英国为45年，美国预计要用75年，日本预计要用26年，中国预计也将用26年，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2.中国人口高龄化显著。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较早地出现了西方国家高度老龄化社会的所有现象，即80岁以上的老龄中后期人口的比重提高得较快。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又快于老年人口。19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足200万，200(〕年达到了1200万，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0.88亿。
3.中国将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具有时滞性。欧美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而来的，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人为的条件下，通过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从而青少年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所占的比重上升，这是一种刚性的过程。欧美一些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并制定了一系列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可以说是“先富后老”;而我国进人老年型人口国家时，农村人口占64%，缺乏必要的物质、制度准备，可以说是“未富先老”。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