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6篇)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1
关键词：跨国公司；外资并购；规制；成本收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1--0112--03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规制的“双刃效应”：引入成本收益分析的必要性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规制都是“双刃剑”。前者的“双刃效应”表现在：外资并购一方面给我国带来宝贵资金、先进技术与现代化管理经验等正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诸如市场垄断、污染产业转移等负效应，危及我国产业、经济与生态安全。外资并购的负效应根源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目标的差异，东道国显然要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也是迄今世界各国通用的做法。然而，规制外资并购同样存在“双刃效应”。首先，在经济学理论看来，东道国颁布规制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外资政策、竞争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审查制度等，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其提供必定存在一定的成本和收益；其次，在我国外资并购规制实践中凸显规制不足(缺位)与规制过度(越位)并存的问题。如何恰到好处地规制外资并购，以使其正面效应最大化、负面效应最小化，即达到所谓的外资并购最优规制呢?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实现管理最优决策的理论和实践工具，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是规制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和评估中引进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提高规制效率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其后，欧盟和OECD国家也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评价其规制效率。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有利于理性地权衡外资并购规制的利弊得失，对如何把握外资并购规制的程度与边界以及规制政策工具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应尽早在外资并购规制领域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当实施规制政策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这种规制是更有效率的。
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成本分析
根据不同标准，学者们对规制成本作了不同的划分。国外，施蒂格勒(1989)根据成本承担者不同，将规制成本分为服从成本与实施成本，前者是指垄断者使管制机构服从其意愿而付出并承担的费用成本，而后者是指由公众所承担的一项管制由产生到实施的成本。国内，于立、张鳗(2002)认为一项规制决策合理与否是以机会成本而非会计成本来衡量的，并将规制成本分为会计成本与隐性成本；林关征(2008)将规制成本分为政府成本、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等[妇；刘东洲(2008)在总结发达国家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经验时，采用了两种分类，一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二是分为预算成本、交易成本、遵守成本与调整成本；樊慧玲(2008)将规制成本分为经济性成本与社会性成本；李郁芳(2002)将规制成本分为制度运作成本、规制实施成本、规制机会成本与规制劝说成本等。笔者以为，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成本主要包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两类。显性成本是指外资并购规制机构的日常行政费用与规制政策的制定运作成本，它直接反映在政府预算支出中，包括信息收集成本、规章制定成本和规制实施成本。而隐性成本大致包括：(1)转移成本。我国政府实施外资并购规制的过程既是对某些市场失灵引发的资源配置不当所进行的调整，又是对风险成本的转移和再分配。如政府在运用经济方式来实施外资并购规制时，主要采取排污收费、排污收税、补贴、排污权交易等方式。通过收费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外资污染产业转移，避免中国成为“污染者的天堂”。(2)机会成本。人们考虑将一种资源用于某种用途时，应考虑可供选择的次优用途。外资并购规制也存在机会成本，并可以通过比较各项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效果或调整规制前后经济效率的变化等方法测算出来。(3)反腐成本。规制当局在规制过程中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与之相伴而生的便是寻租行为，寻租会造成资源浪费，正如植草益所说，“由寻租行为所产生的费用，使企业将利益由用户转为自取的费用，它不能使社会剩余增大，这种对企业有利的分摊费是资源的一种浪费性支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跨国公司在华商业贿赂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反腐成本是为了防止与查处规制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寻租创租行为而付出的费用。这种成本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共担，实际上是社会福利的减少。如果这种成本能换来规制外资并购后带来更大的直接或间接收益，那就是值得的。现实中，科学估计隐性成本并非易事，即便某些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制定经过了成本收益分析，也只是基于规制的显性成本，而忽略了隐性成本。
三、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收益分析
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收益。施蒂格勒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可用“加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量，减去规制成本”来衡量规制收益，如果规制成本小于消费者剩余增量与生产者剩余增量之和，则管制增加了社会福利。王俊豪(2001)则提出了一种简单可行的计量规制收益方法，即政府规制收益一实施规制后消费者支出减少数+生产者收益增加数。李郁芳(2002)在此基础上将政府规制的收益定义为政府规制实施后给当事人及社会福利带来的利益增量。关于规制收益的分类，国内学者大多将其分为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也有将其分为经济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笔者以为，根据规制政策产生的影响差异，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收益主要分为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
1、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直接收益一般指经济收益，如外资并购经济性规制带来的短期可见的市场直接贸易收益。例如由于规制适度，使得外资并购带来的正效应充分发挥，外资并购给我国带来了宝贵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现代化的管理经验等，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中观产业升级与被并购企业微观技术进步等将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从而使东道国与跨国公司达到正和博弈与双赢。根据规制政策产生的影响时限来看，外资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一般体现为短期收益。由于具有短期性、经济性、直观性与指标数据可获得性的特点，外资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往往受到特别关注并且相对容易评估与测算。
2、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间接收益。间接收益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即对外资并购社会性规制带来的社会性收益增量，是一种规制政策在较长时期产生作用的收益。具体包括：(1)社会福利的净增加。外资并购的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可改变资源配置，这意味着可能会减少跨国公司或东道国被并企业的经济收益，但同时会增加东道国的社会收益。例如，通过规定跨国公司使用
合乎法律要求的低碳技术，带动国内相关企业的学习效应，这样可以减少CO2排放，保持更清洁的空气或更安全的工作场所。否则，那种“竭泽而渔”的引资模式只会带来东道国经济虚幻的“繁荣”，而这种虚幻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2)社会福利损失的减少。外资并购社会性规制可以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促使跨国公司增加正外部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减少负外部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由此可以减少由外部性所造成的东道国社会福利损失。如对外资并购的环境规制，从短期看会造成跨国公司投资回报减少，甚至对FDI产生一定的抑制效应，经济效益减低，但从长期看却能带来东道国社会收益与环境收益的增加，进一步改善引资环境，最终有利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收益的提高，同样可能达到一种双赢的正和博弈。在评估外资并购规制收益时也应坚持短期直接经济收益和长期社会间接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对短期内产生的收益直接评估，对于长期的间接收益，应通过贴现的方法将未来各年度的收益折算成现值进行评估。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与外资并购规制隐性成本的测算一样，对外资并购规制的间接收益也应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
四、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效益最大化的构想与建议
1、建立健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法律监督制度。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外资立法、证券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税法、金融法等法律制度，其别要以新的反垄断法为核心，完善在规制模式、原则定位、域外效力、执法机构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应对措施，这是变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基础；其次，要建立一种具有合力的监督体系，杜绝或减少腐败寻租等隐性成本的发生。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腐败或规制机构的权力寻租降低了投资，导致中国吸引外资的潜力只发挥了49％。因此，应建立包括人大、司法、行政等国家机关监督与新闻舆论、社会团体、公民等社会监督在内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各种监督力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充分发挥对规制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合力，努力降低外资并购规制的成本尤其是隐性成本，并对外资并购规制实施变革，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规制之路，使外资并购规制效益最大化。
2、调整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经济性规制并强化社会性规制。根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应适时放松对外资并购的某些经济性规制，防止规制过度与越位的发生。同时针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的垄断、信息非对称、风险性和外部性问题，提出相关的规制措施，有效实施200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或禁止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外资项目准入，鼓励外资进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可再生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强化对外资并购的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防止产生规制不足与缺位问题。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2
纵观历史，供给侧改革通常在经济滞胀、需求侧刺激无效的情况下被实行。不仅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要素增长乏力或衰退，供给侧的劳动力、资本、生产效率及创新也面临增长停滞。
例如，劳动力方面，由于劳资联盟失效等问题，经济体内的劳动力存量无法得到有效释放，人口红利下降或劳动力的结构失衡造成劳动力新增流量增长受阻；资本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存量资本外逃或撤出，投资报酬递减及诸多管制造成资本流量无法增长；生产效率方面，由于资本配置低效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此外，创新受到监管和金融的双重约束等。
我们基于五大手段（参阅图1）分析美国、德国、阿根廷的系统化供给侧改革案例，并通过分析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阐述不当供给侧管理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们发现，在进行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有几点原则至关重要。首先，必须明确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通过结构性调整和提升，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去产能实现低水平的供需平衡；第二，政策必须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要容忍改革阵痛；第三，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全局性规划和不同政策的配合。
从国际改革经验和效果来看，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包括：是否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回暖，是否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其中，长期的视角更为重要。而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健康、可持续，则要看增长是否为市场主导，是否为创新驱动。
里根新政下的25年繁荣
二战后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和1967年约翰逊“伟大社会”（GreatSociety）计划，都不断从需求侧刺激美国经济。政府主导的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一定效果，虽在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积累下了巨额财政赤字，引发持续通胀，并且导致资源严重向政府主导的投资倾斜，对民营资本产生挤出效应，拉低整体生产效率，最终引发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长期经济萧条。
里根上台时面临31%的财政赤字，13.5%的高通胀率，7.2%的失业率及GDP负增长。在需求侧刺激失效的背景下，里根于1981年颁布新政，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减负、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具体措施包括：
减少政府干预：订立针对管制机构决策行为的五条政策原则，明确要求所有新的管制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保证各项管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收益；成立由副总统领导的放松管制特别小组，订立指导方针，并复审行政机构提出的主要管制计划，评估行政机构已经的规章条例。
减税减负：针对企业制定提升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减税政策，包括降低13%的企业所得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简化分类，给予投资纳税优惠，添置研究设备减税6%，增加机器设备减税10%，降低小公司利润税率等具体措施。针对个人降低个人所得税23%，同时降低资本收益税、利息税率及遗产税率等，提升个人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以求在减税的基础上实现财政平衡。图1：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框架：学派主张+实践配套，从存量及流量上撬动供给侧四要素
控制货币供给：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稳健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提高进口量，稳定物价，倒逼国内竞争。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新政看似未在人力资本投资和解放金融约束上采取改革手段，实则因为此两项政策已在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开始实施，同时里根新政中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政策也间接推动了金融行业的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
人力资本投资：约翰逊伟大计划期间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投资教育、职业培训。
解放金融约束：罗斯福新政时期整顿银行与金融机构，明确二级市场的监管法案及美国的分业经营体系，催生华尔街投行模式，高效而规范的直接融资体系得到快速发展，解放了美国企业家扩张和创新的金融约束。
里根供给侧改革从成果上看，短期促使经济回暖，抑制通胀，增加就业，所有经济阶层的实际收入都有所提高；长期带来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奠定了美国自1983年开始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参阅图2）。
从微观层面来看，其放松管制、加强自由竞争、提高进口、减负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为美国的产业格局带来极大改变，农业与传统制造业受到冲击，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及金融行业获得高速发展。
信息科技制造：反垄断法增加小企业创新和崛起的机会，重新划分市场，拆分AT&T等行业巨头，贝尔系统解体，带来技术融合和熊彼特式的“颠覆型创新”。
航空制造：“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一大批高技术群的发展，保持了美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几十年的领先地位，推动太空经济的发展。
电力能源：放松管制，促进自由竞争，使得中小型的发电单位及电力共享系统得到发展，拉开了电力工业改革和电力监管制度改革的序幕。
银行业：放松监管的政策方向为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和解除管制的环境，兼并收购浪潮后，银行整体数目降低而特大型银行的数量及规模提高。1.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夫人南希・里根2.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其改革对美国在冷战中胜出居功至伟。
理性德国坚守制造业
德国政府自二战后一直奉行“坚持制造业立国，财政平衡，适当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催生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同时，德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又进一步导致资本与技术外流，失业率高企至12%。东西德合并导致整体收入下降，内需不足，加之汇率过高带来出口乏力，最终导致产能过剩。1988-1990年，作为制造业大国兼出口大国的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732亿马克，通胀超过联邦银行2%的警戒线，到199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德国GDP增长跌至-1%。
面对德国经济空壳化、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增长衰退的局面，德国政府采取理性供给侧管理，以减税减负、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调整经济基本面，撬动供给侧四大要素。与此同时，政府不忘在需求侧同步进行理性管理，通过官方贬值拉动出口，以低汇率为其经济支柱的广大中小制造企业树立坚强后盾。
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
减税减负：1986年开始税制改革，对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免征营业税，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政府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人力资本投资：首先，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保障，理论学习在高校，实践培训在企业，高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学生的责任，保证学生毕业即可上岗，鼓励企业对学校进行投资、捐赠，并予以减免和抵扣税收的奖励。第二，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开雇主的解雇限制，允许灵活工作制；发展职业教育领域，引导教育理念和社会文化的转变，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第三，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促动失业者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投身劳动市场，其中包括施罗德政府推出的“哈茨计划”福利改革，约27%的失业者不再享有失业救济，48%的失业者福利被削减。
控制货币供给：联邦银行以2%作为通胀警戒线，德国政府以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制定货币政策。
作为制造业和出口大国，德国在改革政策上始终以提升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最终目标。改革政策皆为制造业的品质提升、规模发展铺路。政府不断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产业结构调整及品质升级投资人力资本、改革汇率促进出口，甚至金融、房地产行业的管理也以护航实体为先。
德国政府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极度重视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虚假繁荣和金融泡沫的坚决抵制上。
同一时期，作为亚洲制造业大国的日本正享受汇率升值、金融和地产投机带来的虚假繁荣，工资上升，物价飞涨，政府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使得日本民众丧失理智，进一步诱发投机行为，最终导致恶性通胀、金融崩盘、经济危机爆发。图2：世界主要经济体资本形成总额1占GDP百分比（1961-2014）
相反，德国政府尽力以低汇率促进出口，面对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以积极建立欧元区应对；其次，以低工资、稳定的地价保障企业的低生产成本；第三，始终保持物价稳定，抑制投机行为和热钱流入，保障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德国银行长期以来平均回报率相对较低，使得资源更多投向实体经济，而不会过分涌向金融业，避免泡沫滋生。
从改革结果来看，1994年起德国经济回暖，通过出口增加、产品品质提升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而技术创新不仅成为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根源，也从本质上增强了德国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金融的高效稳定也使德国成为西方经济强国中危机恢复能力最强的国家。
阿根廷自酿双重危机
在上世纪40年代，阿根廷曾一度成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GDP增速接近6%，人均收入水平超过日本、德国及意大利。然而，阿根廷政府错误地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通过限制进口，过分保护本国较弱的第二产业，规避直接竞争，旨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反而对原本作为经济支柱的第一产业提高出口关税，降低了比较优势。
随后，民主政府和军政府轮番上台，改革政策南辕北辙，经济无法企稳。贝隆上台后，强化民粹主义，主张国有化并加强政府干预，造成市场失灵、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竞争力丧失。1976年，阿根廷面临18%的失业率、超过600%的恶性通胀、占GDP高达15%的财政赤字，整个经济体陷入内外交困的经济危机和国际债务危机中。
在此背景下，重新掌权的军政府制定了“国家重组进程”计划，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在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控制货币供给，和在需求侧刺激投资及出口同时进行改革。然而，改革政策治标不治本，带来了短暂的虚假繁荣，却未改善阿根廷经济的基本面，也没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
具体政策包括：
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中止对工业出口的补贴；国有服务业转由省级经营，取消联邦分税制给各省的补贴；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平衡国际收支。
供给侧――控制货币供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私人银行的支持下，实施稳定措施，以控制通货膨胀。3.日本经济繁荣时街头一景，1987―1989年是泡沫经济的极盛时期。4.阿根廷经济面临债务危机和高失业率双重压力，民众罢工此起彼伏。
需求侧――拉投资：争取国外资助和融资，扩大国内投资。
需求侧――促出口：官方主动贬值，促进出口。
然而，高利率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并行形成投机敞口，大量热钱涌入阿根廷的金融体系。同时，金融泡沫滋长与进口开放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实体遭受极大打击，大批工业生产企业倒闭，民族工业陷入严重衰退。
从结果来看，1976年的改革仅带来三年虚假繁荣。随后，1980年爆发金融危机，1981年经济陷入崩溃，阿根廷正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此后十年，阿根廷一直处于经济和金融双重危机的阴影中。1989年，阿根廷迎来了民主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分注重自由主义理论而未考虑阿根廷的实际情况，包括失衡的经济结构、不具竞争力的第二产业、无法匹配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结构等。改革再一次带来短暂繁荣，以2001年的金融危机告终。具体政策包括：
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以立法方式对国有企业全面实施私有化，同时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供给侧――控制货币供给：1992年实行美元和比索汇价一比一的联系汇率（固定汇率）制度；确立以外汇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制度，严格限制货币发行量。
需求侧――拉投资：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亲美政策，以获取海外投资。
需求侧――促出口：与巴西等国组建南方共同市场，加强地区一体化合作，通过地区保护主义推动区域内外贸。
从结果上来看，此次改革带来了10年的增长，抑制了恶性通胀。然而，经济增长并未体现在人民的财富积累上。极端自由化加之私有化改革浪潮，导致国家主要经济从国有垄断变为外资垄断，造成新的经济结构失衡。低教育水平的人力结构无法满足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国内失业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经济与贫困化同步上升的荒唐局面。从阿根廷案例中，我们可见，短视政府从不在人力资本投资和减税减负这两大需要时间显效效果的手段上进行改革，因此无法改善经济体的基本面，也无法有效驱动长期增长。
泡沫亢奋中日本沉沦
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大国日本崛起，经济增长迅速，全球性企业诞生，社会财富增加。经济体信心膨胀，导致80年代当政者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核心企业的竞争力降低，资产泡沫催生，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崩盘，带来长远的影响。具体政策包括：
需求侧――错误的汇率政策：介入汇率市场，造成汇率持续大幅升值，出口型制造业遭受打击，同时大量国际热钱为了躲避美元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
供给侧――持续加重企业负担：工资持续上升，造成企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办公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实体经济为弥补生产亏损，将资金进一步投入房地产，继续推高房产价格。
供给侧――错误的货币政策：政府为了补贴因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利率下降，诱发投机行为。
由于实体经济无法发展，而投机行为及预期又未被政府约束，海外投机资金及本国退出实体经济的资金进一步进入股市，形成泡沫。1989年资产价格上升到实业无法支撑的地步，升值预期被打破，投机者丧失投机欲望逃离，从而造成市场的恐慌心理，股市随之崩盘。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3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高速扩张阶段积累不平衡因素，需经历一次深度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推动要素价格上升与增长动力转换，派生新一波深度结构调整压力。中国经济快速追赶及外部不平衡深度嵌入并推动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使得我国与全球经济调整呈现前所未有互动关系。双重调整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经济运行却尚未走出调整谷底期，2016年可能要面临本轮调整攻坚的新考验。
目前仍处调整攻坚期
与十以后决策层“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经济工作总思路相一致，近年中国经济政策优先目标定位于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经济增长微观动力，宏调政策力求保持货币与财政既不放松也不收紧大体中性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出清功能逐步化解早先失衡矛盾，同时采用各种宏观总量性与定向结构性政策工具千方百计稳增长。近年调整失衡已在多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为下个阶段向新周期与结构过渡转变准备必要条件。
周期调整阶段性成效有多方面表现。一是“挤水分”，即利用调整期“宏观相对价格”变动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过剩产能。二是“去泡沫”，即消化房地产等部门过度扩张失衡与资产价格虚高因素。三是“控杠杆”，即规范各类表外业务影子银行与控制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带来的风险。四是“调预期”，即引导市场转变经济增速回落时政府必然大规模刺激的政策预期以便主动调整。
近年经济结构调整在行业与宏观层面也都有积极活跃表现。如我国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投资结构等不同程度显著改善，经济减速调整背景下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简政放权和改革举措激发市场创新创业活力，不同区域根据自身特点谋求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分化转型格局。2015年暑期我们研究组调研广东、重庆、山西、黑龙江四省市经济，切实感受到深度调整期地方经济普遍面临多重困难考验，也看到各地积极谋求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的活跃表现。
我国经济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虽已取得阶段性进展，然而内外经济环境仍面临诸多不利条件和困难，目前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尚未走出下行调整谷底期。从以下几方面看，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双重调整攻坚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应对面临更大考验才能迎来新一轮景气增长。
1.外部不确定因素与风险
首先是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与风险有增无减。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演变，一个突出表现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增长贡献从早先七成到八成左右下降到三成上下，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贡献从早先时期不到三成上升到近年七成上下，其中我国增量贡献率在四成上下，高于“七国集团”（G7）整体贡献率。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格局朝更加多元与比较平衡方向转变：如近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量贡献大约七成来自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FDI绝大部分仍来自发达国家，然而ODI一半以上流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项目接近九成分布在广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
全球经济格局趋势性演变对中国意味着长期机遇与短中期风险。从长期看，中国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并推动其经济成长，将有助于形成比较平衡并对我国发展更为有利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国决策层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与这一历史趋势相契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新开放方针折射上述时代诉求。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持续发展追赶形势下，如果发达国家不能通过调整创新成功拓展全球技术产业前沿从而动态保持产业结构相对领先度，会面临开放条件下潜在增速走低的新挑战。发达国家仍拥有国际货币体系掌控权等历史遗产，仍能通过超常宽松货币与宏观政策支撑局面，然而会长期面临新兴经济体相对竞争力提升与追赶的挑战。
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外部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受通缩恐惧论理论范式引导与“涨掉债务”政策动机影响，美联储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打击“急救室”后多年实施超宽货币政策。虽然量化宽松与零利率大剂量刺激措施有助于提振资产价格，对其经济弱势复苏发挥支持作用，然而也在经济体内诱致与积累新的金融脆弱性与资产泡沫因素。意识到风险积累潜在危险最近退出零利率政策，然而利率常态化转变有可能打破美国经济脆弱复苏平衡，也可能会激活新一轮资产价格下行调整并派生经济减速与衰退风险。与美国经济困境比较，欧元区与日本经济纠结更多前景更为黯淡，构成全球经济的潜在新风险源。
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结构存在多方面问题，不少发展中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各种脆弱性因素困扰。全球经济增速走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美国调整货币政策等，都可能对新兴经济体带来调整压力并引发波动甚至危机。今后几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针对外部环境的潜在新风险源甚至新危机冲击，中国不仅要实施正确政策保持国内经济稳健运行，还要准备在万一发生新外部冲击时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国际合作行动。
2.国内调整仍有多重挑战
一是消化产能过剩与过量库存的“去产能”“去库存”过程尚未完成。目前工业品价格仍在下行探底，显示早先上游部门产能过剩仍在释放消化过程中，对制造业投资企稳回升产生制约作用。又如在房地产行业虽然商品房销售已开始回升，个别城市甚至再现火爆行情，然而楼市回暖仍局限于部分地区，回升行情稳定性有待观察；另外房地产行业从销售回暖到投资回升通常存在1年-2年滞后期，房地产投资下行和低位调整尚未结束。目前在投资领域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支撑局面，要等到消化工业产能过剩与房地产过量库存大体完成后，整体投资才有望恢复自主较快增长并实现经济周期转换。
二是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激活存量资源面临特殊困难。失衡调整持续深入到水落石出阶段，需要借助市场出清机制优胜劣汰，允许效率低下并失去市场自生能力企业依法退出以重组资源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如果一些需要退出企业依靠外部输血勉强支撑甚至变成僵死企业，一些杠杆率过高甚至资不抵债机构受到政策保护难以重组清盘，会妨碍调整进程顺利推进。
三是目前面临两类金融风险压力上升局面。一类是景气扩张期积累失衡因素传导并外化为金融风险，表现为近年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尤其是“次级类”与“可疑类”贷款比例较快增长，个别市场信用违约事件发生，这类风险因素在下行调整最后阶段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另外近年一些实质具有庞兹融资属性的商业模式以金融创新等概念包装流行，在互联网金融渗透力空前提升环境下，融资规模在较短时间可能扩大到百亿元量级的惊人规模。这类与通常周期下行阶段不良贷款增加等传统风险形成机制不同的新金融风险，其滋长繁衍速度快与潜在冲击大，尤其需要重视与专门应对。
四是结构调整新旧交替处于相持阶段。近年调整深化大环境下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活跃成长有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然而目前新动力尚不足以抵消传统行业增长周期回落与趋势走缓因素影响，沿海与中西部不少地区经济活跃增长尚不足抵消资源密集省区调整派生下行压力。某些资源密集地区经济下行困难与早先国企改革不够充分派生冗员困难相互交织，增添经济形势复杂程度。
3.谋求改革突破面临困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力推新时期改革开放系统突破，是保证双重调整最终完成并迎来新一轮强景气增长的根本保障条件。十以来最高决策层制定了三中全会系统改革规划，并在人口政策调整、金融市场化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在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在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要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一如既往坚持改革优先的施政总思路。
然而推进改革开放实际步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仍不能很好适应，在关键改革领域谋求系统突破受既得利益格局阻碍，也面临不适应经济现代化实践的传统思想观念制约，改革面临“爬坡过坎”、“壮士断腕”困难超出预期。如果不能克服多重障碍实现关键领域改革的系统突破，可能会使经济运行在低位和下行阶段盘桓滞留过久，也可能使经济走出下行低谷后面临增长后劲不足的浅复苏或弱景气局面，甚至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与弱势增长组合而成的某种滞胀状态。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双重调整最后阶段挑战，力推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开放性市场经济体制以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中国经济后续强景气复苏与持续较快追赶创造必要条件。
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前景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追赶提速，人均GDP从世纪初1000多美元增长到去年7500美元上下，从较低中等收入快速提升到较高中等收入水平。根据我国经济追赶历史表现与现实情况推测，目前这轮调整如能最终完成并向强景气增长转换，我国经济在新一轮景气成长阶段应能达到人均收入1.5万美元上下水平，初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目标，同时经济总量也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因而，本轮经济调整前景及其决定的我国未来五年至十年经济成长状态，在我国经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塑造了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并保证经济周期转换平顺推进，有必要加大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政策举措。然而要实现经济后续强有力回升，并在新一轮景气成长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则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双重调整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需要在关键领域深化改革以显著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需要充分释放市场创新力量激活新经济增长因素，需要更好发挥新兴大国能动性并有效拓展全球经济增长空间。
第一，全面辩证认识近年经济调整期形势特点，增强保持定力与主动积极调整的信心。既要重视GDP增速回落派生的严峻困难，也要看到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合意变化与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利益；既要看到调整期传统部门特别是上游工业部门调减产能过剩派生的阵痛，也要看到新行业、新产品、新业态活跃生长；既要看到资源密集省份面临的特殊困难，也要看到大部分中西部省区市经济“弯道追赶”新亮点；既要看到一般物价下降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困难并积极追加充实稳增长措施加以应对，也要看到由此派生的“宏观相对价格”变动对产能过剩提供市场化调节功能。在全面认识形势基础上坚定和增强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的信心，把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政策结合起来，把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与鼓励创新政策结合起来，把对内深化改革与对外扩大开放结合起来，把直面调整挑战与防范化解风险政策结合起来，推进完成双重调整并为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第二，充实加强稳增长逆周期调节政策以适度扩大总需求。要发挥财政政策具有较好定向瞄准并能有效撬动民间资金的功能，在目前企业杠杆率较高而中央政府债务率较低形势下，适度加大利用财政手段稳增长的政策力度。可阶段性提高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率并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动态评估与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以支持结构性减税、增加民生支出与支持基础设施项目。要利用全球经济调整期大宗商品和资本品价格较低有利条件，继续大规模建设必要的地上地下基础设施，为我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提供必要硬件条件。要结合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目标，总结推广PPP经验以调动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化建设。要继续实施棚户区改造等改善民生项目。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灵活方针，为改革调整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需在保持充足流动性与防范出现新泡沫之间保持平衡，在政策工具创新与利用传统工具上保持平衡，适当加大退出高位存准率等总量工具力度以保持货币总量适度增长，同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
第三，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双重调整。一要疏通“有序退出”路径为更好利用市场机制治理产能过剩创造必要政策条件，保证企业必要的破产重组与市场出清在法制轨道上有序展开。要实施配套性财税政策支持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目标，设立转型基金帮助特定地区面临特殊困难的资源性企业一次性转移或退出。二要实施组合措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不仅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还要通过简政放权降低企业运营的制度易成本，降低过高税收和缴费负担，降低供给方具有垄断特点的土地、电力、物流等要素和投入成本。三要把推进城市化长期目标与房地产周期调整目标结合起来，使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与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同时发挥助推房地产“去库存”调整目标。四要重视我国粮食周期调整动向和影响，从探索耕地轮作休耕、减少流通价格干预、扩大农业开放等方面系统谋划，标本兼治新一轮粮食相对过剩并“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第四，锐意推进关键领域制度性改革。中共十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通过推进市场取向制度性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与激活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当代经济起飞追赶的最根本动力。要加快推出实施既能提振改革信心又能助推经济增长的改革举措，果断摘取改革地平线上“早已低垂的果实”。可分步骤取消与计划经济城乡隔绝要求相联系的户口管制制度，在农地普遍确权基础上尽快取消对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和流转权的限制，赋予农民在择居择业与子女受教育方面更为充分的公民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并进一步激发被抑制的城市化发展潜能。要大范围减少对行业投资的准入管制与所有制歧视以释放社会投资潜能，减少医疗卫生与教育领域准入管制并扩大这些领域对外开放度，让这些收入弹性较高部门更好发挥助推潜在增长作用。要站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全部成就与中国崛起带动全球格局快速演变的当代高度，在全面认识总结新中国经济体制选择与经济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拓宽改革开放与经济现代化实践所需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空间。
第五，公众政策与市场力量互相补充，底层创新与高端研发齐头并进，鼓励培育创新驱动新增长模式。随着世纪初农业劳动力转移高峰远去以及重工业部门集群外延扩张接近峰值，未来中国经济将越发呈现结构多样化与动力分散化特点。目前我国一线城市6000多万人口平均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全球高收入水平，沿海几个最发达省区约3亿人口人均收入已接近高收入水平，经济增长正从早先主要通过模仿创新追赶逐步转向模仿与原发创新并重追赶。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要通过公共财政和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科技研发，加快培育其前沿创新能力；要通过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培育推动增长的市场草根力量推动增长。顺应新信息技术与各类传统与新兴行业融合大趋势，积极实施鼓励“互联网+”政策方针，以改革创新为取向积极化解新兴业态生长与原有利益格局的摩擦矛盾。要发挥市场激励机制与政策引导作用，鼓励各类企业改进产品质量与提高服务品质，培育营造质量为王与品质第一的企业文化与社会氛围，通过一场持久的“品质革命”破解国内经济供给能力与中高收入阶段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结构不一致的矛盾。
第六，要发挥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引领作用。新世纪中国开放追赶提速以来，中国作为最大增量贡献国无论在影响全球经济短期增长还是塑造未来发展格局的能力方面都有实质性提升。“大象无法藏身于树后”，应全面分析评估我国经济能动性增大的客观事实，在深化国内结构性改革健全制度同时，主动设计实施兼利中外的开放发展政策。要扎实推动“一带一路”行动计划，通过“五通”融合在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培育新增长点，同时不断总结经验防范风险存利去害，在快速演变的多极世界中发挥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作用。要利用我国今年举办G20峰会的机遇，在多边场合积极倡导通过深化结构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与推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理念，回应一段时期国际主流社会过于依赖短期刺激政策应对长期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偏向。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4
国内外众多学者均提出历史成本模式在物价变动时期的不适用性，并研究了物价变动对会计产生的影响。作为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的收入和成本费用，是以货币计量的。企业取得的收入是以现行价格计量的，但是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是由不同时期的收入汇总而形成的。这样一来，在物价变动期间，不同物价水平下的收入总额与企业获得的实际收入就会存在差异。同时，因为企业资产或负债的获得时间不容，其转入费用时，对这些费用的计量也是由不同物价水平下的耗用汇总而来。大量的研究表明，物价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主要是：物价变动使得企业利润确定失实。利润是收入与成本费用相配比的结果，收入一般是按照产品或劳务的现时价格计价，而与之相配比的成本费用如营业成本，则是按历史成本即原始成本计价，这样，在物价上涨期间，按较高的现时价格计价的收入与按较低的历史成本计价转销的成本费用相配比，就得到了较高的利润，而实际上这较高的利润中，有一部分是物价上涨带来的结果，在这较高的利润中，而不是企业真正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这就导致了企业利润确定失实。本文选择食品加工制造业龙头企业双汇集团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资产收益率为因变量，以CPI为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物价变动与企业利润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对企业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资产收益率三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从而确定物价变动对企业利润造成的影响。
2实证分析结果与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07－2011年的季度数据，利用三个利润指标：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以及净资产收益率（ROE），通过分析这三个指标与CPI之间的相关性来说明物价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其中CPI采用2007－2011年的食品行业CPI季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经济统计局官网（表1），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数据来自23家企业2007－2011年的季度报表［13］。相关公式为：1．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2．净资产收益率（ROE）：ROE＝报告期净利润／报告期末净资产。食品行业CPI在2007年四个季度是一路上扬的，直到2008年第二个季度金融危机爆发后，CPI开始一直下降。到2009年末，随着金融危机的慢慢消退CPI才开始有所回升，在2010年和2011年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以双汇集团为例，企业2007－2011年的季度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与2007－2011年的食品行业CPI季度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存在着利润与CPI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双汇集团的利润与CPI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双汇集团在2007－2011年间，季度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净资产收益率（ROE）三个指标与CPI的相关性结果见表2由表可见，CPI与双汇集团主营业务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8707、CPI与双汇集团营业利润的相关系数为0．55698、CPI与双汇集团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58334。相关系数均大于0．5，说明CPI与双汇集团的利润有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3CPI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
双汇集团是以肉类加工为主的大型食品集团，总资产约100多亿元，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其规模宏大，是大型企业，CPI与此类企业有着显著相关性由此可说明，CPI对大型食品企业的影响比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程度更高。究其原因，在物价变动期间，大型企业由于规模庞大，在短期内很难根据物价变动做出实时反应与调整，灵敏性低。同时又因为规模较大，物价变动对此产生的影响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到整个企业的利润等方面。然而中小型企业则恰好相反，因为其规模小，在物价变动的时候企业能灵活地根据自身需要及时进行调整，灵敏性高，从而保留利润空间。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分析，大型知名企业比中小型企业具有更重大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形象对这些大型企业较于中小型企业也更为重要，因此在物价变动期间，由于企业要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维持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大型企业反而更不能轻易的根据物价变动调整企业产品价格等，从而也不利于企业在物价变动期间维持良好且稳定的利润。
4研究结论及建议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5
双减政策”的利弊1：
对于此次政策实施也关注许久。虽然仅仅是《意见》，没有上升到法律高度，但市场已然风声鹤唳，外资对于中概股产生恐惧，教育系统，家长学生，对于该意见亦有诸多不解。
这里，我们必须肯定国家对于人口问题，教育减负问题的改革决心和魄力，认识到此次意见的出台十分不易，对于广大家长减负作用，也是非常正面的。
然而从我们家长及孩子的角度上讲，依然觉得是弊大于利的，为什么这么说。那就要从校外教培行业兴起的根源说起。
我们能理解，此次《意见》出台的背景，是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国本问题，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之前央视调研，影响我国生育率的原因有：房价、教育成本、医疗、养老等。在这几座大山里，谁是主山，人心皆知。
家长们为什么要补课?是希望孩子成绩好。为什么希望成绩好?因为考高中，考大学的淘汰率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广大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取得分数上的优势。如果所有学校可以给予同等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为什么家长还要去教培?
但是学校并不能给与同样优质的教学，或者只能给与部分学生优质的教学，个中原因，我想各位看官比我理解的要深刻。
那么我们不看以前，只看现在。在初中升高中必须腰斩的情况下，我们剩余50%的孩子，十四五岁的孩子!必须去职业学校另谋出路!试问有多少家长愿意就此放弃继续投入资源培养。
教育的公平性和高效性是永远存在矛盾的，我的孩子在那50%升高中以外的成绩中徘徊，但是我有资源，我有力气赚钱，我有好的私教渠道，为了孩子家长们连命的可以不要，花些资源让自己的孩子顺利升学又有何不可?
有些读者大概会想：既然公家出台这样的政策，势必也会为不能升高中的孩子想好出路，这里我不多评价，各位看官可以去各大知名招聘网站看看，看看他们的任职要求，看看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要求是什么!大专要求的都凤毛麟角了!!!各位大大!!考公，考研，考编制????会有他们的份吗!
在这种中考、高考分流的指挥棒下，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不得不去竞争优质教育资源。
仅仅打击教培机构能解决这种竞争吗，我认为不能，家长们也如此，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调研结果：
是的!只要有升学录取率的存在，学生就一定存在竞争，对于补课的需求就不会改变。这时候如果单方面禁止供给，必然会导致行情涨价——一对一的价格越来越高，学区房越来越贵。此外，地下黑补也会泛滥，徒增家长的经济压力。很多学生家长为什么花大价钱去上民办私立学校?因为学区房越来越昂贵，只能退而求其次，上上辅导班来缓解自己的焦虑。
其实政策里有一条特别好，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
推行下去势必会平衡教育资源，让学期房概念慢慢淡化。我所在的内蒙古包头就已经推行很久了，实践起来或许有诸多因素不便吧，效果甚微。
最后：最开始底层民众欢呼雀跃，但缓过神来就会发现，这样只会让自己的孩子没有出头之日。
总之，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国家，希望家长和学生，能够真正的得到减负!更希望教育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双减政策”的利弊2：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增加了学生课外负担，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甚至扰乱了学校正常教育秩序，良心的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
市面上是不是所有培训机构都违背教育的初心，我觉得肯定不是的;是不是所有的培训机构都在做制造家长焦虑的事情，我觉得肯定也不是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飞速发展的时候，俞敏洪老师带着新东方第一批创业的老师给这个社会打了一剂强心剂，告诉年轻人你们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奖学金拿到签证走出国门，新东方精神照亮了当年一群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人。
当下很多培训机构里的年轻老师，在家长和学生的心目中是非常认真且尽责的，因为他们勤勤恳恳做着帮助学生的工作，扮演好公办教育的补充，通过阶段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多多少少改变一个孩子，多多少少改变一个家庭。
疫情前后，大量资本进入培训行业，多家机构入驻学习强国平台可以看出，国家也在观望资本进入之后是否会推动培训行业健康发展，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在线机构把钱都花在了商业广告和获客补贴上，这显然扭曲了教育的本真。
《双减意见》颁布后重创资本信心，股价大幅跳水，大批机构顶着倒闭的压力，千万从业人员面临降薪甚至失业的风险。从某种角度讲，这次调整是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的较量。《双减意见》的颁布说明政府在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事情上的决心是无比强大的，远远高于维护教培行业经济稳定的需求。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6
“十一五”期间，全国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是：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我们__市确定的目标是：到20__年，单位gdp能耗较20__年降低22%左右，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26%左右，化学需氧量（cod）降低18%左右，所面临的攻坚任务同样很重。
节能减排，没有退路，难在出路。打开出路，企业是主体，科技创新是支撑。现以我市的“白泥”双向治理为例，提出以技术改造和区域循环助推__节能减排的建议。
5月17日，__碱业、黄岛发电厂、华电__发电3家企业联手启动了白泥与二氧化硫双向治理项目。项目的实施，不仅可“消化”掉__碱业每年产生的14万吨“白泥山”，还使发电厂锅炉烟道气的脱硫成本大幅降低，据测算，3家企业年可节约能耗支出和减少治污费用近3000万元，胶州湾也将不复受“白泥之患”。此外，通过资源化途径和循环经济模式，我市21万吨的“铬渣山”已提前半年处置完成，“电石泥”也正加快处置。
曾是污染源“白泥”、“铬渣”，一经循环模式下的资源化处置，则变成了经济效益巨大的“金山”，且换回了“绿水青山”。由此看来，我市搬掉的不单单是几座“泥山”、“渣山”，更为下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力行节能减排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
一、转换思路视角，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变废为宝”，可实现“节能”、“减排”的双赢。
在循环经济理念下，所谓废物，不过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白泥”，在人们惯常印象里不过是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灾害的“废物”，而通过资源化处置的途径，却可点“泥”成金实现无害利用和产业开发，变为创造效益的宝贵资源。企业得到了切身实惠，由此产生的“减排”热情必然更加持久，“减排”成果也将更为巩固。
二、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推广和设施改造，让企业有“泥山”变“金山”的前景预期及利益回报，是节能减排的关键。
应当看到，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对节能减排给予了高度重视，且包括问责制、区域限批等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实施，但实际的“减排”成效却差强人意。这其中的一个根本症结是部分企业的畏于“减排”成本过高，不是不想“减”，而是不敢“减”或者无力“减”。要从根本上激发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和动力，重要的是依靠科技，通过先进适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使企业在加大环境投入的同时，也如__碱业等企业一样实实在在地尝到“节”和“减”所带来的“甜头”，有“泥山”变“金山”的前景预期及利益回报。否则，一些企业的排污设施仍将是“聋子的耳朵”，诸如环境执法部门与违法企业间“猫鼠游戏”的尴尬也很难从根本上消除。
三、协调引导企业变只靠自身“单打独斗”式的内部节能减排，走多企业、跨行业、区域间循环经济之路，有利于广领域、大幅度提升节能减排的成效。
曾培炎副总理在去年12月21日国务院发展循环经济电视电话会上，指出“__把白泥用于发电厂脱硫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我市资源化处置铬渣也引起广泛关注，很多城市前来学习。实践证明，通过统筹区域产业结构布局，整合拉长产业链条，引导、协调相关企业走跨行业循环、区域间循环的路子，可实现参与企业多方得利、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共赢。
以技术改造和区域循环助推节能减排，是实现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为让“泥（渣）山”加快向“金山”和“青山”转变，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坚持“结构节能”和“技术节能”两手抓，当前尤其要突出抓好“技术节能”。尽管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调整产业结构带来的节能潜力高于技术进步。但从__的实际情况看，短时间内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比重难以大幅下降，因此靠调整产业结构来实现能耗指标短期内的快速下降不太现实。针对于此，必须把“技术节能”提到突出位置上来抓紧抓好。
二、推行“白泥”双向治理模式，密切校（院）企、企企合作，加快节能减排先进技术研发推广和重点项目实施。白泥与二氧化硫双向治理项目的实施，是__碱业与中国海洋大学、黄岛发电厂、华电__发电联合科技攻关的结果。节能减排单靠单个企业自身往往力量不足、收效不大。针对于此，政府有关部门应整合区域内的企业技术中心、高校院所等资源，为企业与院校、企业与企业间牵线搭桥，支持其开展科研合作与项目共营，统筹推动企业间、行业间、区域间的循环经济发展。当前，应重点组织实施一批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示范项目，在重点行业中选择一批节能潜力大、应用面广的重大技术，加大推广力度。
三、合理布局循环经济项目，拉长产业链条，降低企业节能减排成本。坚持资源化、无害化并重的治理思路，改变单一为治污而治污的局限，探索跨行业、区域性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全市循环经济重点企业、项目库，促进关联企业、项目适度向专业园区集中，实现集群发展，使节能减排的产业链条环环相扣、首尾相连、良性循环，并使企业开展项目合作的成本尽量降低。重点要在化工、电力、啤酒、酿造、家电、畜禽养殖等行业，推进企业之间消化工业废物的“循环链”，通过行业成员之间副产品和废物的交换、能量和废水的逐级利用、基础设施的共享，达到工业废物全面得到循环利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