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理解与看法(6篇)
双减政策的理解与看法篇1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公诉权；司法请求权
一、刑事和解与公诉权概述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刑事和解是指部分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
公诉权是指法定的专门机关及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被害人的利益而代表国家主动追诉犯罪，请求审判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并处以刑罚的一种权力。公诉权具有以下特点：1、公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属于程序性的权力2、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权，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而遏制犯罪，维护法律秩序为使命3、公诉权也是一项国家权力，具有专属性的法定职权，是由法律赋予公诉机关行使的一种专门权力。
二、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关系
1、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目的具有高度一致性
无论是自诉案件中的和解，恢复性司法还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惩罚的成本，带动司法效率，使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更加有力的方式回归社会，以一种缓和的方式惩罚犯罪，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刑事犯罪究其本质而言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冲击和破坏，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和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这一需求，它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注重发挥被害人与加害人在解决行使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和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减少社会冲突，达到社会和谐。而从保护被害人权益角度来审视，刑事和解也是中西方文化相互借鉴与融合的体现，符合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与我国起诉便宜原则的追求相一致。众所周知，我国采取的是法定起诉主义与便宜起诉主义相结合的起诉方式，法定起诉原则是指只要具有犯罪的客观嫌疑，具备起诉条件，公诉机关就必须提起公诉的的追诉原则，相对于起诉法定原则而言，起诉便宜原则是指虽然具有犯罪的客观嫌疑，具备起诉条件，但起诉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起诉时，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起诉便宜原则充分体现了考虑刑事程序所及的各种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衡量选择的理念，以此可以看出二者从行使的初衷到最终所追求的效果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刑事和解是对公诉权行使的必要补充，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
2、刑事和解与公诉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05年1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有关领导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出宽严相济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0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都相继表态，要在各自的工作中充分贯彻这一政策，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一节中指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由此可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已成为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各机关应当积极探索，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以上这些正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它体现了宽松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多为有所少为的价值品味，体现了以人为本与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对于有效地打击与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下中，适用刑事和解只局限于法律规定的犯罪，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而这些也恰恰正是宽严相济政策中需“从宽”处理的案件类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达成和解不意味着必然
从宽处理，还要考虑其他情节。而公诉权作为一种司法请求权，是一项国家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的制裁犯罪，惩罚犯罪，也需要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二者在此点上是共同的。
3、从公诉权的内容上看与刑事和解也有契合性与相通性
公诉权包括实体上的诉权和程序上的诉权，实体上的诉权又包括定罪建议权与量刑建议权，重点说一下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形确定指控犯罪的基础上，提出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以及执行方式等的合理意见，并请求法院采纳的一种司法请求权。量刑建议权不同于协商性司法权，其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属于检察机关的责任，往往是考虑到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法的效率价值等方面。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调查终了后，检察官就事实和法律适用陈述意见”在日本，检察官陈述意见称之为“论告”。日本学者通说认为，论告乃检察官之义务。检察官论告权对法官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但实务中检察官的论告对法官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力。如果法官以求刑请求作出判决，检察官不得上诉。求刑权发挥了刑事政策的重要机能。“检察官系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之机关，亦为统一总合推动刑事政策之国家机关。检察官之求刑，基于检察一体原则之运营，在统一刑事政策之考量下，易形成客观基准，对法官之量刑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在全国量刑之平等上扮演着极其显著之功能。”由于求刑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的重要意义，而刑事和解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举措，故以求刑权来改造刑事和解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由此可以看出量刑建议权与刑事和解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缓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的调解被害人与被告人间的冲突，只是二者在适用的主体，方法程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最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是对公诉权追求价值观的补充。目前由于刑事和解刚刚在刑事诉讼中予以明确规定，在施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合理的协调好其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相信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刑事和解制度与公诉权的关系将越来越协调。
【参考文献】
[1]田兴洪.宽严相济语境下的轻罪刑事政策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
双减政策的理解与看法篇2
【关键词】双顺差储蓄率FDI汇率
一、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现状
所谓“双顺差”.是指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呈现盈余或顺差状态。自1994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呈现“双顺差”的格局(除1998年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小额逆差外)。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与国的交往不断密切，我国的“双顺差”规模仍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使中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内外均衡问题。现通过对我国1994年至2011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数据整理如图1所示：
从图中可以清楚得看出.除了08年至09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双顺差”明显减小以外.1994年至2011年我国“双顺差”总体都有增大的趋势.特别是经常项目差额一直保持明显较快增长。据2011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经常项目差额为2011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为1867亿美元。虽然“双顺差”的出现不是一个特例.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连续17年呈现该格局来说绝非偶然.“双顺差”的背后一定隐藏了特殊的经济问题，因此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
二、“双顺差”产生的原因中国目前“双顺差”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我国长期储蓄率大于投资率而造成的内部失衡。我国储蓄率从1994年以来就一直大于投资率，且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07年国民总储蓄占当年GDP的51％，而同期美国仅占14％(如图2所示)。由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可推导出S-I=X-M.虽然中国目前属于“双盈余”，并不适用该模型。但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当储蓄大于投资时一国必须通过实物或资本的输出将闲置资源借出.即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的是贸易项目的顺差。由于我国目前医疗和住房成本越来越大、福利保障体系尚不健全、金融体系也不完善(突出表现为个人和中小企业投资渠道受限)、收入差距过大、税负不合理、产品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内需不足，储蓄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储蓄率进一步高升。
图2储蓄率与投资率
(2)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在“走出去，请进来”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并不断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对外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FDI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双顺差和高外汇储备问题。
(3)力Hq-贸易。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再加上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垂直化分工体系，而我国恰巧属于垂直化分工体系的末端。即东亚各经济体通过FDI方式将末端加工程序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也将他们对美欧的巨额贸易顺差转移到我国，从而导致我国对美欧形成大量贸易顺差.而对东亚各经济体由于进口其中间产品而形成小幅度的逆差。
(4)人民币升值问题。截至2012年2月26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6.2978元人民币，自05年汇改时累计升值1.9784元，升值幅度达到31.4％。人民币近来的大幅度升值，加强了人们对人民币的升值心理预期，一方面，国内企业加大出口创汇的力度和速度，推迟大型机械设备的进口；另一方面，国际游资也出于投机套利的目的，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再加上美日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创造了全球范围内过剩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大了“双顺差”的规模。
(5)地方政府追求GDP。由于我国以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所以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并利用各种手段吸引外商对当地的投资，不注重内需，加剧了“双顺差”。
三、解决“双顺差”问题的对策
(一)构建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忽视了内需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双顺差”格局下，扩大内需是是经济平稳增长的根本途径。扩大内需能将居民可支配收入转变为国内消费，降低储蓄率从而减小顺差。扩大内需首先要从扩大居民消费者需求人手，而扩大居民消费者需求就需要增加其收入，改善民生问题，降低居民消费不确定的预期。具体而言，可通过完善养老、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充分扩大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制度来减少收入差距等。同时还应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完善消费者保护法等方法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提高本土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构建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
(二)改革外资优惠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
FDI的持续增长，显著提高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因此应该尽快调整外资优惠政策。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快取消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对外资企业投资用“国民待遇”取代“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等各种原因影响，我国大量引进的外资并没有实在的技术含量，反而造成了占领国内市场，恶化资源配置，挤垮本土企业的局面。所以调整外资政策时必须有所侧重，招商引资时应更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引入外资时应严格审查其是否能够满足本土企业提高技术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首先应对“两高一资”和加工贸易类产品加大限制力度。其次，应鼓励本土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实力。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应积极引导其完成产业升级，提高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还应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努力构建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并鼓励企业大胆“走出去”，整合优势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对外投资。最后，应该尽快实行优惠贸易制度，如适度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扩大高科技产品和先进设备进口等。通过这种方式，在扩大进口总量的同时，优化进口商品的结构，有效减少“双顺差”。
(三)加快解决中小企业筹资难问题
张少华(2005)认为，我国存在严重的“类金融抑制”问题，，正是产生于“类金融抑制”体系下的融资约束，使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占到2／3比重的非国有经济无法进行有效融资.不得已通过FDI这种股权投资的方式绕过国内融资限制，造成了巨额的“双顺差”。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消除资本市场融资的“所有制歧视”问题，打破融资主体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如采取税收减免.设立担保机构并进行培训和就业指导等.从而在拉动内需的同时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达到减少“双顺差”的目的。
双减政策的理解与看法篇3
一、健全组织，加强领导
镇党委政府坚持以双拥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盱城”为重点，坚持把双拥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年度工作目标管理，先后制定了《盱城镇双拥工作实施方案》、《盱城镇拥军优属十事》、《盱城镇“一助一”扶贫帮困制度》，并把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县纳入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建立健全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涉军维权组织网络。党政主要领导亲自参加各项双拥活动，亲自解决驻军部队的疑难问题。年初，雷达站营区道路不够畅通，党委书记高伟森亲临现场察看，立即安排镇双拥办人员和社区居委会负责解决，不到几天，一条宽宽的水泥路呈现在官兵面前，解决了官兵行路难的问题。
二、国防教育，深入人心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国防教育离不开军队。做好双拥工作，教育是基础，盱城镇经常组织中小学生观看国防教育片、国防图片展，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宣传双拥知识，激发中小学生的爱国热情，并确定“五墩小学”为盱城镇中小学生军训基地，每年新生入学军训达8000人次。近几年，消防大队的官兵每到新生入学时，到五墩小学、城南小学讲授《国防法》、《国防教育法》以及消防基础知识，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称赞。
三、互办实事，排忧解难
多年来盱城镇党委政府更注重军民共建、文化共享、情感互融。盱城镇现有4支驻军，即人武部、消防大队、雷达站、武警中队。镇党委政府每逢“八一”、“春节”主动走访、慰问。XX年慰问消防大队热水器一台，慰问雷达站取暖器一台；XX年“八一”建军节镇长张宏云亲自为雷达官兵、消防官兵每人送去一床毛巾被，拨款6000元为县武警中队解决饮水难问题，拨款1.2万元为雷达站扩建操场；XX年8月份拨款1万元给雷达站部队搞基础建设配套设施。盱城镇党委政府的行为深深感动着部队官兵，他们感到盱城这块热土就是他们的家。
四、落实政策，成效显著
盱城镇现有现役军人89人，老复员军人105人，伤残军人138人，烈属23户，带病回乡及其他200人，且年龄较大，居住分散。针对这种情况，盱城镇一是建立优抚对象信息库，及时走访帮扶困难优抚对象，赵岗村退伍军人汪军因在部队服役期间脑部撞伤，家属找部队多次未果的情况下，经我镇涉军维权咨询站的帮助，汪军同志很快落实了政策，拿到了定补工资。二是建立打卡发放制度，使优抚对象按月领取定补工资。三是就诊严格执行“二减免、三减半、四优先、一优惠”政策。四是及时兑现农村义务兵优待金，近几年来我镇足额兑现优待金近百万元。
五、创建活动，有声有色
双减政策的理解与看法篇4
关键词：结构牵动理论；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双重结构协调性
中图分类号：F121.3；F014.5；F20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09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6卷第2期汪小英等：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协调性分析及对策
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在整体水平上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经济与环境、能源之间的协调发展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我国的能源-经济-环境总体协调程度偏低，系统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和冲突，也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突出表现为我国能源供需矛盾突出，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不协调；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方式与环境可持续性的不协调；工业发展整体上突显低效率高耗能特征，以及能源价格体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适应等等。进一步探讨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以下简称双重结构）以及两者的非协调性所表现的互动明显不足。
从理论上分析，传统的能源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基于“数量能源观”，以线性能源系数为理论基础确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U=E∕Y
（1）
V=gE∕gy
（2）其中，U为能源强度，又称能源密度，指单位GDP的能源需求，即单位产值能耗，E为能源消耗量，Y为经济产出量，V为能源弹性系数，是衡量能源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例关系，gE为能源增长率，gy为经济增长率。
式（1）与式（2）表达的能源投入与经济产出总量间的关系体现了能源对国民经济的“速度牵动”，而忽视了产业结构变化和能源效率提高对能源经济关系的影响作用。但实践证明，在能源环境约束下，以此理论为基础的单纯依靠能源数量及高耗能行业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一定能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而能源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双重结构的协调发展，既可以规避风险，又可以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本文以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性为切入点，探讨经济、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借此观察我国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分析双重结构协调性的定量判断、协调状态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性测度
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在能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约束下寻求最优路径的一个动态过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这一中观因素来实现的。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性测度主要考虑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是否协调，不同的结构导致不同的环境影响和资源消耗，从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
（一）测度指标的构建
首先，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令Y=∑Yi，αi'=Yi/Y，E=∑Ei，Ui=Ei/Yi，则有：U=∑Uiαi'
（3）式（3）中：Yi和αi'分别为第i个产业部门的增加值及其占GDP的比重，Ei为第i个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耗量，Ui为第i个产业部门的能源强度。将式（3）代入能源弹性系数表达式，得gz=（1+gy）（unu0）1n-1=
（1+gy）（∑ia'i，n∑iuia'i，0）1n-1
（4）式（4）中，下标0表示初始年份，下标n表示第n个年份。
可见，节能率是产业结构和各个产业部门能源强度变化的综合反映。即整体能源效率取决于两种效应：产业间结构变化效应和产业内能源效率变化效应。在产业间能源强度相对不变的情况下，能源由效率低的部门流向效率高的部门，从而产生能源配置效应，促使整体能源效率提高；反之亦然。产业内能源效率变化主要表现在各产业自身能源效率增长变化的影响＼[1＼]。除此之外，能源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能源综合效率的变化，由于各个能源品种的转换效率的差异，其中煤炭的效率较差，而油气效率较高，优质能源比例的提高必然促使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演化和环境质量变迁的重要外在表现，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还关系到生态环境建设。因此，高效、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及其各产业的技术水平或各产业生产函数的性质是各产业产出与能源消费长期均衡发生作用和短期波动产生的基础，而产业产出与其能源消费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又形成了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与短期约束＼[2＼]。因此，基于双重结构驱动理论，以产业结构比例、产业结构能源消耗、能源消费结构比例、能源行业的经济产出量贡献率等指标，作为结构能源强度指标的构建因子，以此来表征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程度及能源与经济的互动能力。其计算公式为：c=∑3j=1ajPj/∑4i=1βiQi
（5）式（5）中，α为各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P为各产业能源消费百分比；β为能源分行业经济效率；Q为能源分行业对经济贡献率；其中Qi=Tiηi＼∑Tjηj，T为能源消费结构；η为各类能源的利用效率（指燃烧时的热效率）。
根据计算公式（5），结构能源强度与常规能源强度（传统的线性能源强度）所表达的经济意义相同，具有相同的计量单位，其值越小表明单位能耗越低，但结构能源利用效率不仅考虑了总量，更重要的是统筹考虑了经济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因子，以从能源消费部门（经济产业）角度计算的单位增加值能耗作为分子，其包含了经济产业结构数据。以根据能源分行业经济效率和经济贡献率计算得到的能源经济效率作为分母，其包含了能源消费结构数据。因此，结构能源强度指标可以反映基于双重结构驱动理论的单位GDP能耗发展水平和趋势，这是本文定量判断双重结构协调度的基本出发点。
结构能源强度指标及变化应由常规能源强度与结构能源系数两部分构成，对式（5）进行变换，得：c=e（P1S1·P1+P2S2·P2+P3S3·P3）（Q1T1·Q1+Q2T2·Q2+Q3T3·Q3+Q4T4·Q4）
=k·e
（6）式（6）中结构能源系数k表明基于能源强度的双重结构间协调程度，是衡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在e一定的情况下，k值越大则c越大，说明基于双重结构的能源经济效率越低。若k1则表明双重结构间协调程度不好；若k=1，结构单位GDP能耗与常规单位GDP能耗相等，此为双重结构协调的最低水平，即良性互动的最低水平。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与调整产业结构会使k
（二）协调性的定量判断
以双重结构协调发展为驱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学理论强调，经济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双重调整与优化，目的是在保障GDP达到预定增长速度的同时能源消费总量走势平稳，并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其主要指标是单位GDP能耗的降低，因此，双重结构与单位GDP能耗的定量关系是双重结构协调发展的衡量基础＼[4＼]。在此，基于单位GDP能耗构建双重结构协调度指标，以定量判断双重结构之间的协调程度，这也是作为双重结构调整的重要一步。
运用式（5）定义的结构单位GDP能耗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地，αi=（E×Pi）/（GDP×Si），其中：E为能源消费总量，S为产业结构百分比，P为产业能源消费百分比；Q为能源分行业经济贡献百分比，Q=Tiηi＼ΣTjηj，其中i为各类能源利用率。本文选用煤炭、石油、天然气与电力的能源利用效率分别为0.27、0.50、0.57与0.85；β=（GDP×Qi）/（E×Ti），其中T表示能源消费结构百分比。
基于我国产业结构基本参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出版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基本参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出版
GDP能耗c比较及结构能耗系数k
定量分析包含双重结构信息的单位GDP能耗的变化趋势，反映双重结构协调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单位GDP能耗处于整体减小趋势，虽然在2003年-2004年结构单位GDP能耗有较大上升，但是常规单位GDP能耗上升幅度更大，致使结构能源系数k处于下降趋势，表明双重结构朝着协调方向演进。但k>1，表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不是良性互动，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数量比例正趋于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调整轨迹上，但在与之相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上，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仍偏离产业结构与能源协调发展的良性轨迹。从能源增量利用效率上看，1984年-200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能源消费弹性的平均水平分别为0.23、0.36、0.73，并在整体上显示出递减的趋势。而2000年-2004年产业能源消费弹性指数并没随着我国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而下降，而是呈上升趋势，其中，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费弹性上升幅度较大。因此我国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并未带来我国产业能源消费弹性的下降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及产业内部结构的原因，也有能源消费结构方面的问题。
二、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非协调性原因分析
（一）基于产业结构非协调性的判断
1.重化工业化粗放式增长模式并未改变。总体上说，伴随产业结构数量比例的高度化，产业内部结构以高耗能、低附加值为主要特征，表现为重化工业化粗放式增长的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结构的变动，表明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呈现出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主要是由资金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重化工业为支撑。据统计，炼钢、炼铁、焦炭、电解铝、化纤与水泥等行业中落后产能占总产能的比重高达15%～25%。这些落后产能在加大了重化工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同时，也使得行业整体生产效率难以得到提高。由此，随着工业增加值的增加，尽管工业增加值能耗有所降低，但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并未下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011年版
究其原因，在于高耗能工业的能源消费是中国工业内部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由此带来了中国工业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5]。所以，重化工业化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导致中国的能源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能源消费总量平稳的走势。
2.经济系统内生的结构变动效应贡献度低。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分析，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结构变动不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运用外力对经济系统的介入便成为必然选择的措施了。一般而言，外力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变迁、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等[6]。“十一五”期间，工业能源利用强度变化主要是技术进步的贡献，轻重工业结构调整的贡献还比较小，2009年还出现了负面效应。
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这说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的影响，其影响力在逐年下降。因此，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在未来的能源政策调整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7＼]。在工业结构重型化、低端化的条件下，强调走集约式、高效益的重化工业发展之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可以作为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矛盾，缓解能源环境约束的切入点。
（二）基于能源消费结构非协调性的判断
能源消费结构刚性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主要表现在注重供需数量的平衡，忽略结构品质的优化。我国高耗能企业的工艺方法和技术设备的落后，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影响恶劣。除去同种能源利用效率的差异，煤炭消费比例过高是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是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构成，其发展出现了与世界能源结构变化完全相背的趋势。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演进（1990-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常规化石能源中煤炭所占比重为90%以上，同时，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原煤占2/3，煤炭消费量中电煤仅占55%左右，而美国高达90%。与煤炭消费比例较低的加拿大（10.32%）、法国（5.42%）、意大利（9.31%）等国家相比相差甚大。尽管近几年煤炭消费总量有所下降，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基本稳定，依然保持在70%左右的消费比例。
因此，调整能源结构是作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措施之一。但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短期内，能源结构调整受到功能与成本的约束，同时，能源替代也受我国资源赋存的约束，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格局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在以煤炭为主的资源禀赋条件下，能源政策调整的重点在于能源供需数量的平衡及对新能源的开发与推广，同时加强对煤炭这一常规能源的管理和调控，这是关键之所在，也是中国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非市场化
目前，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滞后且不协调，政府行政干预和企业垄断同时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导致能源价格倒挂，价格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及变化而呈现出一种低价位刚性，这是造成中国经济中高耗能技术结构刚性的因素之一。
具体而言，我国能源价格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的政府指导性价格在极大程度上仍表现为垄断价格，由于垄断价格的低效率性，不利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煤炭价格由于政府调控不利，未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按照热值和硫分的不同以引导煤价，形成合理的市场差价，并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的销售价格，从而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三是价格比不甚合理，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不同能源产品之间，主要是电价、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四种能源价格结构不合理。与国际水平相比，煤炭和工业用电价格相对偏高，而石油、天然气和民用电价价格偏低，不利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
能源价格的低价位刚性一方面鼓励了企业对高耗能行业的投资，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的长期增长；另一方面不利于能源的节约使用，使能源消费保持增长态势，能源供应发生短缺；再者使经济主体行为偏离合意目标，产生更大的社会成本。因此，无论从提高能源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反映能源资源稀缺程度和能源供需的全部成本的角度，我国都需要完善能源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是抑制能源需求增长，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最有效办法。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产业间结构的协调性来看，还是从能源消费结构刚性来看，双重结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低效煤炭为主要构成的能源消费结构驱动以高耗能低效率的第二产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非市场化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这是导致能源与经济的双重互动明显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突破传统的依靠能源增长速度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线性弹性系数理论”，发展双重结构拉动的能源经济学理论。
三、提升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协调性的政策调整力度
经验表明，即使在能源需求总量增长较快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工业的能源消耗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占近70%，因此，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最重要的是合理发展工业结构。在政策取向上选择促进企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措施，以促进产业内部结构高端化，以此为依托优化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即通过双重结构的协调优化，缓解能源结构的刚性约束，从而使结构单位GDP能耗系数小于1，使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经济作用产生良性互动。
（一）提升政府职能，构建以市场为基础的有利于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
市场在能源投资决策和能源价格的决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竞争的作用下，市场比行政系统能更好地分配资源，但是，由于市场无法充分考虑在能源供应和消费中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也就是在解决公共产品和资源环境等公共问题时出现所谓“市场失灵”的状况，就需要政府干预。而减少市场扭曲，为市场机制扫清障碍，合理定位可持续能源在市场中的位置，将资源、环境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以改进市场运转，就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旨在寻找依靠信息和价格政策，来解决外部性的市场化和政府干预最小化之间的最佳契合点。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契合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引导模式，关键是完善市场资源配置体系，提升政府职能。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我国已相继颁布了《煤炭法》、《节能法》等一系列能源法律、法规，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能源政策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持，或政策出台落后于项目的实施，这必将导致诸如行业和市场管理无法可依，政策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法实施，各种能源发展非协调性等问题。因此，在进一步完善相应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形成集基本法、专项法和执法行为为一体的法律体系的同时，建立能源法律、法规的执法监督体系。
2.规范宏观能源管理体制。通过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并简化和合并审批手续，将政府职能从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者与审批者，向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促进者转化。政府职能主要是为不同投资主体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市场监管和安全生产监管。要进一步协调宏观政策和地方政策之间的关系，建立能够相互促进的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机制促进行业的效率提升；改革资源性产品定价体制，形成科学合理的价格体系，通过价格机制促进结构优化。
3.建立和完善市场交易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绿色采购、合同能源管理（EMC）、押金退还机制和综合资源规划等。在财政、税收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优惠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鼓励企业、组织及个人的节能减排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政策体系，包括建立节能专项基金，调整节能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节能融资支持政策。
（二）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准
在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注重数量上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忽略工业内部结构的高度化，较多关注于产业的成长性与收益性，没有充分考虑能源与环境的约束，忽略了发展的负面性。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能源资源与环境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强约束条件。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把提高能源与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准，以工业结构升级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因为只有在考虑能源资源与环境的约束下，才能有效地控制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方向，避免高耗能产业的过度发展，引导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考虑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容量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其重点在于促使工业结构高端化，着力推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产业升级，如“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将过去依靠高投入、高耗能的工业发展模式转化为以信息化技术带动工业发展的节约型新模式。
第一，要遏制和治理产能过剩，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已出现产能过剩工业部门的项目审批，遏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为了重点治理和淘汰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落后产能，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标准的门槛作用，并加强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为企业的升级改造提供支撑。
第二，工业部门要依靠科学技术，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对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制定和实施完善的技术创新优惠政策体系；建立产、学、研经常流机制，构筑公共研发平台，以促进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与技术联盟的发展；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技术成果流通，推动企业参与国际专利交换工作的开展；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对自主创新企业实施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加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联系，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扶持企业技术改造。
（三）把通过技术进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作为能源结构调整的重点
根据工业化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历史经验，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伴随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向有利于环境的方向转变。提高能源结构中优质能源的比重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系统成本，提供优质能源服务的必然选择。能源消费结构的优质化，主要是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对热值高、污染少的油气资源消费需求迅速上升。因此，从能源长远发展战略上看，我国必须寻求一条构筑洁净能源新体系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包括提高能源效率，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构筑新能源体系的优化能源结构之路。
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面临着以下两种路径选择：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要加强对煤的管理和调控；二是利用油气资源加快对煤的替代。我们认为，在总体战略上，我国必须把减少对煤的依赖作为长期战略，采取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措施减少燃煤带来的污染，同时，将煤的洁净利用作为当前能源优质化的一项具体措施。
第一，以技术为支撑加强煤的洁净利用，以此作为当前能源优质化的主要方式。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因此，发展清洁能源的主要方式就是促进煤炭清洁生产和清洁循环利用，技术的提高和进步是调节能源结构达到降低能耗的关键途径。要大力发展新型煤基能源转化技术，包括新型煤电技术、煤基替代燃料技术等，从而提高煤炭产业的附加值和煤炭的利用效率，减少煤炭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第二，实施能源替代战略，增加天然气在能源构成中的比重。在主要能源品种中，天然气作为一种相对较为清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与煤炭和石油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优越性。据世界资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使用天然气，每单位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少，而煤炭则比天然气要多72%～95%，使用天然气造成的污染大体为石油的1/40，为煤炭的1/800；同时，按热值计算，国际天然气价格仅为石油的80%左右。据全国第二轮油气资源评价显示，中国的天然气具有丰富的储量支持，其远景资源量达到3850万亿m3。
第三，以开发新能源为辅，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从长远角度减少对煤的依赖。大力发展水电，适当发展核电，此外包括氢能、燃料电池、太阳能、风能、地热以及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未来能源结构转变的方向，为促进新能源的发展，要加大再生能源的科技创新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注重新能源投资技术经济的效果，构建包括补贴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和贷款政策等在内的政策体系，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健康有序发展。
（四）将引入竞争机制的能源价格改革作为提升能源效率的长效机制
能源价格是促使能源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替代使用的最重要机制，是抑制能源需求增长的最有效办法，如果能源价格包含了外部因素，竞争性定价机制将是能源资源优化配置的最有效途径。因而将竞争机制引入能源市场，形成有效的利益分配格局，可以构成提升能源效率，协调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长效机制。
新的能源价格机制应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污染治理成本以及代际成本。因此，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弱化政府对能源价格的行政管制，强化政府对重要能源产品价格的科学调控，以此作为我国能源价格机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持续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和政府调控价格的管理科学化。
第一，提高政府管理和调控能源价格的科学性和效率。根据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能源产业政府垄断经营的特点，能源价格在短时期内不可能脱离政府的管制。因此，提高政府对能源价格管理和调控的科学性和效率，是抑制需求增长和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环节。具体地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于指导性价格，宜采用长期平均成本法或长期边际成本法定价，以确保这部分能源价格有利于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促进企业降低成本；二是对于石油价格，建立政府有效监管下与国际接轨的成品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通过合理的税收让成品油价格反映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这是抑制需求增长和提高能源效率、节能减排的关键手段；三是对于电力价格，应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建立竞价上网的电价形成机制与差别电价制度，对高能耗的传统产业实施高电价，以促使其实现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四是对于完善煤炭价格调控机制方面，在煤炭价格基本实行市场调节后，考虑现实成本的同时，考虑可持续开发与保护环境的成本，使燃煤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以提高煤炭的节能效率；五是对于天然气价格，逐步取消天然气价格双轨制，建立天然气价格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和动态调整机制。
第二，充分运用经济政策杠杆持续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来激励或约束其行为选择的，要使其行为向政策引导的方向转变，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调发展。
一是要完善能源税收体系。能源产业的经济外部性，是实施经济激励能源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各种经济激励政策中，中国应加强能源税收体系的完善，通过征收资源税、燃油税等提高能源价格。这是能源的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问题的解决办法与途径。要进一步改革资源税，将煤炭和其他资源产品如稀土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征收。还要进一步提高资源税率，增加资源性生产企业的成本，提高开采利用效率，并可以将税收收入用于环境保护，以及进行必须的能源补贴。
二是改革补贴政策。要解决能源补贴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从长远来看，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对价格的调节作用，完善中国的能源价格体系，取消补贴。然而，就目前而言，在调控中，过渡性的能源消费补贴这一手段还要适度运用。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补贴政策，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合理透明的能源定价机制；明确补贴的特定目标群体，将补贴从生产侧转到消费侧，以免补贴流入非目标消费群体；要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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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理解与看法篇5
最近关于政府下来的双减政策，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将波澜壮阔的培训行业，炸出底部。而关于双减政策对于教培行业影响的解读，更是铺天盖地的来袭。拍手叫好声，异义声，痛苦挣扎声。。。这一切，其实无论是众意沸腾还是探讨为什么这个政策，都是无用的，与其纠结于这些，还不如，想想未来的影响。因为这是国家政策，是坚决要做下去的。
站在国家的角度：
2022年的人口普查，让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放开三胎。但是二胎都不敢生，何况三胎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国家一调研，奥，原来是民众负担也太重，不敢生，都被房子和校外培训给压怕了，所以房地产存在问题，所以培训机构也存在问题。那好办了，解决掉。先一刀切，解决掉民众最疾苦的问题，不让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补课，这样就解放了大多数。至于造成的少数问题，再慢慢解决就是，反正不影响国家的战略性布局。比如，一个地方100个学生，只有60个能上普高，其它去职业类院校。对国家而言，谁能去上都一样，反正就那么些数，所以直接对培训机构釜底抽薪没有关系。至于对家庭而言，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上，先自己各凭本事解决吧。
所以，国家这一政策之后，知道会有一些小问题存在，也必然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解决的方案，笔者也尝试着预测如下：
1、在一刀切培训机构之后，会让这部分原来学校满足不了的职责，再转移到现有的公办学校，比如现在开始的晚托，后面将会完善晚托的内容，引入素质类和特长类课程，满足不同的需求；
2、治理素质类课程，取消各种考级的乱像，优化升学加分内容；
3、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引导留存下来的社会培训青少年机构，加入到公益社区和公益课程中来，来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最终实现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目标；
4、改革现有的教师工资评价体系，教师资格证审核体系，师范体系，师范类老师实习体系，通过这些的改变，实现教师职责的重构，社会对教师的认知。
5、在这里单独提一个是：结合公立学校，建立公益社区，实现青少年可以在文化素质体育方面在寒暑假得到更好的锻炼，而这些实现的参与者，可以让师范类大学生在正式入职前为主体参与，即能得到锻炼和实习的机会，也能赚点收入。当然，退休的老教师也可以发挥余热了。
站在社会的角度：
有拍手叫好的，觉得国家终于要治理这个造成父母辛苦的罪魁祸首了；有忧愁未来孩子怎么办的；也有无所谓后面再看情况的。以上的看法不一而论，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总规是要面对的：1、那些拍手叫好的基本上是觉得上学上到什么程度，靠自己孩子就好，不需要太多费心，原来都报，也不得不给孩子报，现在好了，都不报，所以也就不用假装关心孩子，为孩子报了，说到底这样的家长基本上是读书无所谓论，并且本身绝对教育不了孩子的。他们不懂得再优秀的孩子是需要给引导的，是需要从课本之外给予人生的体验和认知的，这些对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2、那些因为双减政策而过于忧心的家长，也没有必要焦虑过多，等待国家政策更明晰的配套办法，看看依靠学校的力量可否达成，如果实在达不成，办法总是会有。
站在培训机构的角度：
现在是重新洗牌的时候，无所谓冤枉不冤枉，是成功的急流勇退还是刚入行赔的血本无归，这些都是这阶段造成的一些现象，是没有办法的事。
未来存活下来的机构，国家也会引导者贡献更多的社会公益力量，作为教育的有益补充，发挥正能量。而这些，不是小机构能够参与的了。
双减政策的理解与看法篇6
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1月18日，在APEC会议上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而在早前公布的中央“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了“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思路。
从“供给经济学”到“供给侧”改革
上世纪70年轫于美国的供应学派是“供给侧”经济硏究的先声，并在大约10年时间里成为日后有名的“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供应学派的诞生建立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的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货币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被一再证明在短期内确实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味扩大需求会导致持续通胀，进而导致经济停滞。这正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世纪80年代上台时面对的局面。供应学派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提出了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基于这个基本认识，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供给学派最鲜明的口号。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措施。
2013年，以贾康为代表的多位经济学者提出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实现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趋向现代化的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其基本政策主张是着重从供给端入手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等八双。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3“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落实人口政策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金融配套改革。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管理
除去新供给经济学派的努力，多位财经官员也于近日对“供给侧”进行了权威解读。
10月8曰至10曰，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说，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把增强企业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引导好社会心理预期，重航权保护和知i,口产权保护，完善商业法制，切实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着力营造抉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
11月14曰，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北大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指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供给管理”，是指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抑制，增加有效供给。
徐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的核心，一是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在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方面，要从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和财税制度的改革，来释放红利。另一方面是在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方面，需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管得过多，审批过多，监管过严，都会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
11月18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2016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了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存在的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絲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些，迫使很多中等歡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注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ffi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针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杨伟民指出，从过去的思路相比，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么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
其实，无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新供给经济学的双创政策主张，创新无疑是位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地位。不过与本次“供给侧”的官方表述备受舆论关注相比，今年9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庁、国务院办公庁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所提出的建立创新政策协调审查机制和创新政策调查和评价制度则较少被关注。
“创新政策”提法的首次出现是2013年10月财政部部长娄继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报告》，“创新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与创新有关的产业、科技、知识产权、贸易、财税等政策缺乏顶层设计和有效衔接。”此外，娄继伟还指出，“促进技术供给的政策多，促进市场需求的政策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