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6篇)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1
关键词：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感情倾向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3-0119-02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轻那聘婷的你是，天真庄严的冠冕，你戴着你的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林徽因女士生平写了许多、又为数不多的文章。我们为什么说林徽因写了许多、又为数不多的文章呢？因为林徽因女士的文学作品如果从数量上讲，是为数不多的，因为她生平只有数十首诗歌、部分小说和散文，与那些文学大家或者说那些高产的作家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不值得一提；可是从质量上讲林徽因女士无论是诗歌作品还是散文作品或者唯一一部小说作品《九十九度中》，均在当时的文坛刮起了一阵新鲜的旋风，她的作品不仅是脍炙人口的，而且还是被当时许多文坛大家所推崇、赞叹的……林徽因女士不仅具备强大的审美能力，她与夫君梁思成作为那个时代的建筑家为中国的建筑事业、为世界建筑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林徽因女士的人生还不止这些，总之很多人都认为林徽因女士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是一位幸福的女性，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士，林徽因正因为她的才华，得到当时文坛大才子徐志摩的青睐，最后在报纸上公开与妻子离婚消息，只是为了与林徽因女士交好。正因为她的才华横溢，所以建筑界的奇才梁思成才会一见倾城，二见倾人国，三见就痴恋上了林徽因，就连当时大人物梁启超都对自己这个儿媳妇赞叹尤佳；更有甚者就是当时大学者或者说诗人作家金岳霖，为了对于林徽因女士的痴情，忠贞不渝又保持距离的爱，终生未娶，一直默默地伴着林徽因女士生活，二人互相爱慕又保持了极好的距离，相伴一生。这就是林徽因女士专属的幸福。今天我们来探讨的就是林徽因那首最著名的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究竟是写给自己的情郎文坛大才子徐志摩，还是写给自己刚出生的宝贝儿子梁从诫的。针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以及相关林徽因女士的研究者意见不一，但是主流意见就是以上两种：一种是部分人主张这篇文章是写给徐志摩的，表达自己对于文坛大才子徐志摩的情谊，或者说对于徐志摩与林徽因一起的康桥回忆的重要写照；二是极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是刚刚做母亲的林徽因女士为了表达对于自己新出生儿子梁从诫先生的喜悦之情而有感而发、撰写成诗的。
那些研究者中认为《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歌是写给林徽因女士刚出生的儿子梁从诫的占有绝大多数，或者说压倒性胜利。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体现林徽因女士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写给自己的儿子梁从诫的，而不是写给自己所谓或者在别人眼中看作情郎的徐志摩的。
一、林徽因女士与丈夫梁思成两人之间爱情十分的忠贞坚定
林徽因女士与梁思成先生两人是自由恋爱，而不是由父母包办婚姻而结合的，林徽因女士对梁思成先生、梁思成先生对林徽因女士同样是忠贞不渝的，所以林徽因女士与梁思成先生的婚姻是经得住时间、空g以及其他各种事情的考验的。即便是文坛巨匠、文坛才子、诗坛璀璨的新星徐志摩先生各种求爱示爱依旧不改自己对梁思成先生忠贞不渝的爱。所以说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被认定为写给众人眼中的情郎徐志摩是极为不合理的，正因为写给所谓的情郎徐志摩不合理才使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写给自己刚出生儿子变得合理。因为那个时候林徽因女士与梁思成先生的二儿子梁从诫恰好是这个时候出生，为了表达一个母亲对于新出生孩子的喜爱之情，赋诗一首较为符合林徽因女士作为文人的文人情结，也是极为符合林徽因女士与梁思成先生深情真挚的爱恋，所以为了表达自己与梁思成先生的爱写了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极为合理的。
二、每一个词汇无不巧妙地展示了一位母亲对于自己儿子真挚的爱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轻灵在春的光焰中交舞着变……”
四月是一个代表生命的季节，所以林徽因女士才用四月告诉或者说庆祝自己新出生儿子梁从诫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把他形容成四月的云烟，轻灵像是春的光焰，交舞着变化，可想而知，林徽因女士对于自己和梁思成先生的爱的结晶是多么的喜爱，来自一位母亲最深的喜悦之情。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在《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中，她把新出生的儿子比作黄昏之后风吹过的暖，她把新出生的儿子比作是天空中新出现的不断闪烁的星星，她把自己的儿子比作是洒在花前的那种春天里的春雨，那温柔缠绵的春雨一样。林徽因女士在她脍炙人口的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也表达了一种对于自己新出生儿子的恋人情节，从而表达了一位母亲对于这个新出生小生命的深深的依恋与热爱之情。
“那轻那聘婷的你是，你戴着你的天真庄严……”林徽因女士展开自己极为丰富的想象力与感性思维，将自己新出生的儿子形容得细致入微，从各个方面、各个视角展示新出生儿子所带给家里的喜悦之情与幸福之情，表达了一种儿子的出现给家中所有的一切都带来了极为可喜的变化，这就是一位母亲对于自己孩子母爱的力量。
“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你是燕子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女士在诗中将自己新出生的儿子比作是月圆、花开、燕子呢喃、是爱、是暖、是希望。这些无不体现一位母亲对于新出生孩子的爱恋，月圆、花开、燕子呢喃，这种意向并不适合表达自己对于情郎或者说是对于情侣的思念，尤其是从燕子在梁间呢喃一句中体现出一位母亲对于新生儿的爱恋，只有还没离开母亲喂养的乳燕才会在梁间呢喃，好像这并不符合部分人所说那种对于自己情郎徐志摩的爱恋表达的那种情感吧。是爱，当然要数是母爱；是暖，当然要数是一位母亲对于孩子或者一个孩子长大后对于母亲的暖了；是希望，更是一位新出生孩子的所带来的希望了，林徽因女士与梁思成先生所诞生的爱情结晶可以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生命那样，生命繁衍、生生不息的，只有充满爱、充满暖、充满希望的世界才值得人民去生活，只有一位母亲对于自己新出生儿子的爱，才能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才能如此感情充沛。
三、由第一任当事人所传送的信息
除了林徽因女士与梁思成先生忠贞不渝的、真挚的爱恋以及字里行间展示出来那种母亲对于新生儿的喜爱之情之外。还有就是梁从诫先生长大之后，或者说在林徽因女士去世之后的几年里，他曾经跟自己的父亲梁思成先生在私下里或者日常生活中谈论文学作品的时候就谈论到了母亲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所展示的情感倾向，后来得到自己父亲梁思成先生的证实，这首诗是为了庆贺或者说庆祝新的生命的诞生而特意撰写的一首爱子的诗歌，并非像是传言中的那样是写给大家眼中所谓的情郎徐志摩的诗，这种由第一任当事人所传送的信息，或者说这位与林徽因女士朝夕相处的梁思成先生所亲口说出来的那种“这首诗的写作目的是对于新生儿梁从诫先生的喜爱与岚之情”，这比那些只依靠冰冷的无生命的文字所推理出来的写给林徽因女士情郎徐志摩的更有说服力吧？
四、从林徽因女士个人性格来分析
林徽因女士是那种生活在旧时代的新时代女性，既然是新时代的女性势必会有新时代女性那种时刻迎接新事物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可这并不影响林徽因女士作为旧时代女性那种爱一个人就要忠贞不渝的方式方法，就连曾经为了林徽因女士而终身不娶的金岳霖先生依旧没有得到林徽因女士的青睐，始终和他做着好朋友，始终不会跨越雷池一步的金岳霖先生都没有从梁思成先生那抢走林徽因，何况是一个抛弃妻子的诗坛浪子的徐志摩呢？所以我们再次可以通过人物的性格分析之后，可以断定这首诗是林徽因女士写给新出生的儿子梁从诫的，而不是那位被人误认为是林徽因女士的情郎徐志摩的。
综上所述，林徽女士作为当时的文坛新星，当时的一位伟大的建筑家，作为名人梁启超先生的儿媳，作为伟大建筑师梁思成先生的妻子，作为当时文坛新星或者说文坛才子徐志摩先生所一生追逐的爱人，作为当时名人金岳霖先生一生未娶的对象，作为中国文坛中伟大的女性，作为未来几位优秀儿女的母亲，无疑会收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关注，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期待，当然绯闻或者流言蜚语一定是不能少的，和其他领域的明星一样，会饱受其他人或者百姓、群众甚至是评论家的关注。而且林徽因女士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还是那种极为优秀的文章，林徽因女士又是那种极为传奇的女性，所以由一位传奇的女性写出的传奇文章势必会受到各界研究者以及评论家的强烈的关注。所以在这里，作为林徽因女士文章与个人的喜爱者，我也来迎合一下目前对于林徽因女士研究的潮流，对于林徽因女士这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来加以评论，提出自己的一些关于林徽因女士的个人观点，或者说这对这首诗究竟是写给情郎徐志摩的还是写给自己的儿子梁从诫的加以评定，找准属于自己的站位。
参考文献：
[1]蓝棣之.作为修辞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2]李向珂.试论林徽因诗歌中的“孤独”情感[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2
关键词：《小团圆》；自传；三十年
因为《小团圆》是在张爱玲逝世后才发现，作品又凝结了她的半生经历，有自传性质，所以曾经甚嚣尘上的是对于故事与本事的对照和人物形象的索隐。有人认为作品中的人和事完全可以与作者现实的人生道路一一对应，有人认为“很多人在读《小团圆》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张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误区”。笔者同意前者，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的半生“自叙传”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参阅一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以很清晰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夏对于张一生经历，也包括关于张祖上的历史，她的性格喜好等的描述竞与《小团圆》一丝不差。张爱玲在与宋淇、夏志清的通信中也反复提及《小团圆》的写作情况。以此我们确认“自叙传”的说法坚实可靠。后者的观点本身没有不妥之处，问题在于他所持的依据：邵出场后“后面还有好多篇幅没提他”，这显然没有尊重作品事实。
有人说“邵之雍不算是男主人公”，但张爱玲自己说《小团圆》要表达的是“爱情的万转千遛”，书中关于九莉的爱情故事篇幅最长的就是与邵之雍的一段恋情，邵从第四章出场之后就从没有消失过。至于其他的与她母亲有牵连的男人只不过是男女性吸引的原始欲望，算不得爱情。值得拿来与邵相提并论的是燕山，不过他也只能算是邵离开之后的伤痛寄托者（而且最后他也离开了），何况九莉在与燕山相识之后也并没有与邵之雍断了联系。从邵与日本人的关系、他的文化研究者身份以及漂泊不定的行迹来看，胡兰成是他的蓝本无可争议。但是小说中讲的又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它所展现的其实是一张以九莉为中心辐射开去的关系网，包括她与父母亲的关系、与姑姑的关系、与弟弟的关系、与几个情人的关系以及与闺密的关系等等。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事实上全书就只有九莉一个主角，其他角色都是九莉生命历程中擦肩而过的过客，但也正是通过与他们之间的各种纠葛完成了女主人公心理和精神世界的追摹。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小团圆》作为张爱玲的“自叙传”来读。
不过，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小团圆》是否是个人传记的争讨，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对于《小团圆》本文中延续下来的某些张爱玲初期作品一以贯之的心境的忽略。这一忽略的结果是在有意无意间把《小团圆》从张的整个创作中割裂开来，也就没有把这部人生经历与创作总结的小说与作者早期作品相联系，没有从全人全篇看问题。
既然我们把《小团圆》看作是张爱玲的“自叙传”，就应该注意这么一个貌似很少有人注意到的问题：生于1920年的张爱玲为什么在创作于1970年代的《小团圆》中只写到她三十岁？这是一个关联着女人生命过程和作家创作取向的大问题。三十岁的女人，对于人生的爱和恨、喜和乐基本上都已经经历过了，接下来的时日就是一个逐渐老化与衰退的过程（不像男人，三十才是而立之年）。她似乎看尽了人世的所有沧桑和变幻，然后才有歇斯底里之后的淡然心境，所以才有了《小团圆》的平静笔调。在张爱玲的意识里，三十年是一个女人生命的关节点，在她的很多作品里都有所提及。比如《金锁记》的开头“三十年前的上海”与结尾“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鸿鸾喜》里娄太太“被三十年间无数的失败支持着”：《小艾》里的“老姨太年纪……不过三十来岁模样”、三姨太的年龄“总也有三十多了”；《怨女》里“一过三十岁就不能打前刘海”，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3
1以“仁爱”为核心的医学人文精神
1．1中国传统的医学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主义将“人”推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对人的价值和人生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孔子从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仁”的概念。他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人”是人的一种“类”的自觉，它要求把别人当作与自己一样或者和自己亲人一样来对待，这事实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宋代林通的《省心录》、明代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医学经典都在劝戒医者保持“济世救人、仁爱为怀”的品质。正是基于这样的伦理本位，历代医家认识到医学不但是“救人生命、活人性命”的技术，还强调医者要有一颗同情病人、真诚地为病人解除痛苦的“仁爱”之心。费伯雄曾说过“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医学家提倡尊重生命，关爱病人，充满人道主义，做到“仁心仁术”兼备。可见，“医乃仁术”是医术与医德的统一，是医学职业精神的写照，要求医者必须具备医学人文精神。“仁爱”是我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是“爱人”思想的延伸，是体现和实现人本思想的过程。
1．2西方的医学人文精神在西方，医学的历史几乎与人类一样古老。医学最初产生于巫术，直到伯里克利时代开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医学由巫术变成科学。在这个希腊最伟大的理性主义时代，一位睿智聪慧的哲学家用自然的原因解释疾病，他用科学的医学理念把医学从巫术、神话、宗教引向科学，他就是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他为世界留下了一笔颇为丰厚，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光泽的财富，这就是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所体现的“利他主义”、“以人为本”的医学人文精神。希波克拉底强调“医学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在《箴言》［1］（Aphorisms）中他告诫医生：“生命是短暂的，医术是永恒的，病痛是暂时的，经验是有风险的，抉择是艰难的。医生决不能只准备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更要为病人着想。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他提到“医者应以患者的生命为重，做医学的仆人”，“无论何时登堂入室，我都将以患者安危为念，远避不善之举”，“医学有三个因素疾病、病人、医生，医生是这种艺术的仆人。”
1．3医学模式转变的要求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的进展比较缓慢，医生们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在实践中摸索的经验，为病人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20世纪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医学不仅获得了消灭、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将人们锁定在医学“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勃勃的幻想中。新技术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了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与病人交谈，给予病人个人的时间被压缩到最少，医学正被逐渐异化。直到70年代美国学者恩格尔提出现代医学模式的概念，现代医学模式开始从原来单纯的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人们逐渐认识到医学不再是单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科学，而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统一的学科，它挽救生命与危难，它解读生命的奥秘，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病人是“身心合一”的有机组成，疾病和精神存在互动的关系。医生不能固守在开处方，做手术的医疗模式中，而应上升到整合生物医学、医学心理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病人提供预防、诊断、治疗和护理整体方案的新医疗模式中来。它不但要重视疾病的治疗，更要重视疾病的预防和对人全方位的关爱和照顾。综上所述，纵论古今，通达中外，“仁爱”是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核，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培养医学生时应将医学理论、医学技术、人文关怀融汇在一起，培养医学生以“爱”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修炼大爱、大德精神，展现大医之风。
2磁场理论与医学人文精神场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依靠有关的场来实现。最早提出“场”概念的是19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他认为，在物理世界里存在一个所谓的电场、磁场和重力场，在场中的所有元素会因为某种形式彼此共鸣的力量而凝聚在一起，场中的元素与元素之间会彼此影响，它们不是彼此互相吸引，就是彼此互相排斥，这种彼此相互牵引的力量受制于元素之尺寸、质量、位置等因素。统一场论认为，“场”是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是某种“作用”或“量”的时空分布，其本质特点是辐射和吸收的辩证统一。磁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产生于磁极和电流周围，对放入场中的磁极和电流有力的作用，因此，磁场是指传递物体间磁力作用的场。磁场蕴“无形”于“有形”中，它们随处都在发生影响、产生作用，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与磁场有许多相同之处。假设以“爱为核心”的医学人文精神也存在“磁场源”、“磁场域”并产生“磁辐射”与“磁感应”等效应。磁场源即产生磁场力的物体，“磁感应”即磁场对放入磁场中的磁极和电流有力的作用，“磁场域”即磁场产生作用的空间、范围，磁辐射是磁场释放能量而场内物体吸收能量的过程。这些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在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中，爱的磁场源不断地向外传送能量，而个体的人不断地感受、吸收到爱，经过强化内化为自身的品质后不断地向更多有需之人传递和辐射，磁场域得以扩展和延伸。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可引入磁场理论，应整合各方资源，充分利用好各要素，吸收资源的优势，发挥三全育人的功效，在学生中形成医学人文的“爱的磁场”，让每一个磁场中人都享受到关爱与温暖，同时注重克服各类“消磁”因素的产生，强化磁性。通过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强化“爱的磁场”，充分发挥磁场的辐射作用，让爱的磁力在亲人、师长、学生、医患之间传递，散发出光芒，照亮更多的人，让爱的“磁场域”延伸到社会。因此，笔者试图用磁场理论来探究“爱的磁场”的形成机制，以增强医学人文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3医学生“爱的磁场源”磁场源即产生磁力的物质，在医学院校中人文学科的设置、良好的校园文化及和谐的校园环境等三方面汇聚融合到一起，构成了产生“爱”的磁力的源头。
3．1人文课程的建设人文素质是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包括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加强人文学科的建设，重视人文陶冶，提高人文素质，才可能为医学生未来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文知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成果，人文精神则是人文知识的升华，是内化到人言行举止中的品德和性情。医学不仅表现为一种知识，而且还表现为致力于人类健康事业的实践，医学目的的多重内涵和目的自然决定了医学知识结构的多维性及多层次性。在专业课的教学中，应向学生多角度、多方面地渗透“仁爱”的人文意识关怀教育，在专业知识传授中融合医患沟通、疾病与健康、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等方面的案例与知识。在实习前教育中引导学生带着“挽救生命、呵护健康、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意识踏入临床实习岗位，以此为前提，形成融合一定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宗教、法律等多重要素而形成的以倡导医疗活动的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精神为本质内涵的医学伦理规范。应努力从三方面构建完备的医学人文学科体系。第一层次是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内容的“两课”，这是灵魂。第二层次是以提高文化修养为目的的文化知识课程。这是基础，主要由文学与写作，名著欣赏和美术鉴赏等课程构成。第三层次是医学与人文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课程。这是重心，主要由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美学、医学法学、医学文献检索、医学史等课程构成，在具体讲授时，不局限于介绍人文知识，而要通过人文知识的学习升华到人文素质的养成。为确保质量和效果，使之与众多的医学专业课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可通过开设选修课，并实行学分制，要求学生必须达到一定的学分方可毕业，在时间和制度上都有了可靠的保障。
3．2校园环境的营造校园环境包括三方面：一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校园内看得见、摸得着，以整体直观形态出现的物化环境，它主要指校容校貌，即校内的建筑风格、布局及生活在校园内的师生的仪表等，对学生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通过创造优美和谐的校园绿化环境、设置温馨的名言警句、体现医学专业特色的壁画装饰、得体有礼的仪表礼仪等方面陶冶学生情操，让他们于无声细微中感受到关爱。二是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情境意即文化氛围，对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具有潜在性、深刻性与长期性。文化氛围的营造要充分发挥三全育人的功效，依靠广大师生一齐，从学生入学之初，学校的后勤、保卫、学工、教务等部门应协同合作，尽力为新生营造浓厚的关爱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及第二课堂的功效，通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体育活动、科研活动、演讲、辩论、各类讲座、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认识爱，学会爱，能够爱，传递爱。学校通过引导、培育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在浓郁的氛围中得到熏陶，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品位，增强识别假恶丑的能力，自觉追求真善美，从而铸就大医大德。三是虚拟环境。当前，网络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交往与思维习惯，网络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可充分利用各类网络平台宣传医学人文精神、“爱”的意义、各类专题活动等，使网络成为爱的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
4医学生“爱的磁场”的强化
“磁场源”产生后，应该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通过学生喜闻乐见、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逐步巩固与强化，让“爱”的磁力向更多人传递与辐射。
4．1新生入学初营造关爱氛围，使之充分感受到温暖与关爱大一新生入学之初，正似一块待煅造的烙铁，亦如洛克描绘的白纸，有较强的可塑性，对陌生环境充满着好奇与新鲜感，大学生生活存在诸多想象与疑虑，对师长有较强烈的依赖心理。通过精心设计入学教育各环节，营造关爱融合的氛围。入学教育应系统化与长期化，接待新生时尽可能把工作做到最细致，如为新生准备介绍学院学校情况的温馨礼包，为家长提供水，组织新生及家长参观学院及附属医院；充分发挥朋辈教育的作用，组织高年级学生担任新生入党培养联系人，通过走访宿舍、学习经验交流会等以亲身经历指导新生适应大学生活。这些活动让新生在一个充满关爱与温暖的氛围中成长，在感性上领悟到亲人、同学、老师、学校、社会以及国家的各种关爱，进而从理性上引导学生认识到“爱”是个人素质的外在表现，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提高学生对爱的认识和责任意识。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是一名合格医生的基本职业准则，学生对爱有了感受和认识之后，进而引导他们体会生命的尊严、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可贵，从而自愿发起并参与爱心行动，勇于奉献自己的爱心。可依托学生社团等课外教育的组织载体，开展富有意义、成效显著的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疗养院义工、义务献血等志愿服务活动；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组织同学为灾区捐款捐物，尽绵薄之力；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活动，让学生深入中小学、社区、农村、基层，体察民情，学会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健全学生的激励评价机制，把参与实践活动的情况纳入综合测评考核，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奉献爱心活动，引导他们学会自爱、博爱、仁爱，学会与亲人、老师、同学分享爱，学会感恩父母、回馈社会、回报祖国。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道德基础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大重要问题的重中之重。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融洽、有序、稳定、协调、和谐的文明状态。而这种文明状态绝不是杂乱无序的，需要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约束和调节才能实现。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解决好这三个基本层面的道德问题。发挥三大道德在社会建设中的规范、引导、调适、融合、促进作用和精神支撑功能可以提高主体构建和谐关系的道德实践能力，使社会主义法律、政策、制度建设的贯彻和实施效果更佳。那么，三大道德为什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呢?
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根据道德所调整的关系不同，我们可以把道德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道德建设恰好能够从精神道德领域解决人际关系和谐问题、社会关系和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因此，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上来分别加以考察。
一、和谐社会的社会公德基础——文明行为促进和谐
社会公德是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在道德上的基本标准。构建和谐的社会，人们必须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总是要遵守一些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秩序，这就是作为和谐基础的社会公德。这种基础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表现出来：
首先，调节在人与人关系层面上的和谐。举止文明、待人接物礼貌大方、和悦的语气、亲切的称呼、诚挚的态度可以营造一种人际和谐的氛围；平等待人、尊重理解他人、帮助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助人为乐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直接体现，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都不能脱离他人的帮助而存在，也不能脱离他人的关心而生活，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依存、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人人都去关心、爱护和帮助他人，可以促进造就社会和谐。
其次，调节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和谐。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是构建和谐的主要内容。爱护公物要求公民关心、爱护和保护国家财产，同一切破坏和浪费公共财物的行为作斗争。爱护公物是对社会共同劳动成果的珍惜和爱护，是每个公民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会的公用设施得到妥善保护并保持良好的状态，是实现公共生活和谐有序进行的基本保证；遵守公共秩序意味着个体对纪律、规章、法规等社会公约的敬畏和遵守，意味着个体自我约束、严以律己、一丝不苟的奉献精神，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合作态度；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公共秩序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了大家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一个人有道德的表现。大家都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我们才能有一个秩序井然、安定文明的和谐社会环境，我们的生活才能正常进行。
第三，调节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的和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安全，与自然共生共存、协同发展，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不仅仅是指讲究公共卫生、美化个人生活环境等，还包括降低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广泛内容。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不多，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维护子孙万代的根本利益，推动生态和谐，实现长治久安的社会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和谐社会的职业道德基础——职业文明促进和谐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调节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具体说涵盖的是同一职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从业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从业者与职业之间、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能否调整好这些关系，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和谐”水平和高度。职业道德随着分工的出现而逐步形成，又随着分工的逐步细致而不断发展。在社会分工愈细和专业化程度愈强的现代化社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职业压力日渐增大，社会风气呈下滑苗头，不文明的职业活动不断增多。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势必对和谐社会建设造成重大影响。
首先，调节在同一职业内部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包括同事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一部门的职业道德规范将人们统一到为了正当利益而和谐劳动的统一目标下，其内部关系就会不断融洽和谐，就会形成这样一种人人努力向上、文明礼让的和谐局面：同事之间团结互助、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鼓励；部门之间顾全大局、相互配合、减少矛盾、避免纠纷；上下级之间相互理解、尊重、沟通、减少内耗、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
其次，调节从业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和谐。主动、热情、耐心、周到的服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重要规范，是为人民服务这一职业道德核心的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从业者通过自己的职业活动满足社会其他行业和人员需要，同时也从其他行业的职业活动中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每个从业者既是服务者又是被服务者。整个社会各个行业互相联系、密切配合，都努力营造“主动、热情、耐心、周到、文明”的行业风气，就可以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统一和谐整体。
第三，调节从业者与职业、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和谐。所谓“干一行，爱一行”，从业者要忠实地履行职业责任，安心本职工作，恪尽职守，诚实劳动；努力培养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幸福感、荣誉感，培养正确对待各种职业劳动的科学态度。忠于职守、热爱本职既是从业者发挥才智、干出成绩的需要，更是整个社会生活有条不紊、和谐行进的需要。此外，对待其他职业、职业与职业，要坚持“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鄙视体力劳动和服务性职业的职业态度。因为，一个人社会地位、荣誉的高低，并不取决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关键是看他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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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家庭美德基础——文明家庭促进和谐
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主要包括夫妻关系、长幼关系、邻里关系三个方面。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正确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
首先，男女平等、夫妻和睦是构建文明和谐家庭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建设一个好的家庭，首先要处理好夫妻关系。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即是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家庭美德最基本的规范。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中，要遵循“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原则，培养、巩固和发展夫妻间的爱情，并使这种爱情具有美好的、崇高的道德内涵。为什么夫妻平等相爱具有举足轻重的道德意义呢?因为，男女双方的平等是爱情关系得以保持的前提，同时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社会和谐的基础。作为共同生活伴侣的夫妻，只有在和睦互爱的基础上，才能共同承担好对家庭、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其次，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精心抚养和爱护子女，子女瞻养和尊敬老人，是家庭和谐的重要表现。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子女也有对父母赡养孝敬的义务。尊敬父母，赡养老人，既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也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古语云:“羊有跪乳之情，鸦有反哺之义”，人岂能无情无义?赡养不仅仅是在物质上供养老人，还要在他们年老体弱时在生活上给予照料，包含着精神生活的内容。当然，父母也要以宽容、豁达的态度对待子女，要接受新观念、新事物，不要用旧的思想观念苛求子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敬老爱幼，全家和睦相处。此外，在家庭生活中，一个成年人不仅要面对父母，还肩负着培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家庭是教育子女的摇篮，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在对子女的教育中，父母的道德、威信对整个家庭关系的和谐融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教育学的理论，身教重于言教，父母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在道德上做好子女的表率。
第三，邻里团结塑和谐。“远亲不如近邻”，邻居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仅有助于克服困难，还能为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和谐生活环境。一个家庭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是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缩影。邻里之间坦诚相待、友好往来、礼让为先、交流信息、沟通感情不仅能创造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邻里间还会互相影响、教育和感化，有利于营造温馨、稳定的和谐环境。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者密切联系，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社会普遍公认的最基本的三大道德，可以有效确立、强化、养成实践主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维护和建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引导人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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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部社政司．思想道德修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5
因缘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张爱玲等人的因缘写作，一是源于因缘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二是源于明清小说对世俗化因缘的描绘。文化心理的变动制约着现代作家的因缘写作。因缘在现代作家笔下具有多种含义，其叙事格局也有摆脱佛教影响的倾向。就因缘叙述所具备的现代特性而言，启蒙作家是完成的现代性，张爱玲等人是未完成的现代性，是一种融合有传统的现代性。
【关键词】现代文学;因缘;文化心理;佛学;现代性
因缘是一种宿命论，是明清小说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但是，在现代，它并没有因为受到新文学的逼压而消失。原因在于:一方面，通俗作家延续着古典小说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文学里的因缘叙述有其自身的价值。它超越了明清小说，体现出时代意义，换言之，因缘“老树发新枝”。下文将从作家、作家的因缘心理、因缘书写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文学中的“因缘”因素展开论述。
一、因缘:现代作家不曾遗弃的老话题
张爱玲散文《爱》只有短短的三百余字，韵味却悠长。如果拿掉最后一段，这篇短文仍然完整，而且主题似乎更为多义。首先，这是一个人生悲剧，主角的人生起点看起来不错，后来的她却一直走厄运。她人生不幸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少年时期，她有过一个十分不起眼的爱情故事。事实上，要把它称之为爱情故事十分勉强，但对她来说，它已经是全部。她把这一点光当作全部人生的亮点，这衬托出她人生的暗淡。其次，就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女性悲剧，她是传统社会里中国女性不幸的一个缩影。张爱玲对该故事的解读不是女性主义的，她走的是中国人熟悉的一条老路:缘。在芸芸众生中，他为什么就是她要见的人?在无限的时间中，她凭什么碰巧见着他了?这一切皆有因缘。张爱玲对故事的阐释在强化主题的同时，其弊端是掩盖了故事的其他所指;不过，它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作家的注解暴露了她对爱情、人生的真实看法，它有助于读者直指作家的本意。
循着因缘去看张爱玲，就能发现她的小说有不少痴男怨女，他们中间的故事有不少被张爱玲纳入因缘的范围。《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一开始很难说有情缘、姻缘，尽管七妹宝络的相亲使得他们有了相识、相知的机会。离婚回到娘家的自流苏很难以在白公馆立足，她得抓住青春的尾巴把自己嫁掉，范柳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后者仅满足于玩，这又是白流苏所不希望的。他们在香港玩“太极推手”，结局却是他们结婚了。原因很简单:“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在小说的结尾，张爱玲再一次落入自己的圈套:“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将凡俗叙事与因缘结合在一起，常常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这一点，台湾学者林柏燕也认识到了，并基本上对张爱玲持否定态度。陈炳良《有关张爱玲论著知见目录》曾概述其观点:“他指出张氏的男女世界只有丑恶，同时‘时代感’显得薄弱。他认为首先‘她的题材意识往往不脱‘醒世姻缘’的窠臼‘。”“他”指的是林柏燕，这里所说的题材可能是主题，也有可能是指张氏小说的题材跟《醒世姻缘传》多有类似。无论是哪一种意思，显然，林氏意识到张爱玲在处理男女爱情、婚姻题材时常常有一种倾向，即把发生的事实归之于因缘。可怜女孩、白流苏的命运就不是人力能够争取到的，而是由难以言传的非人力所决定。不过，林氏的批评显然褊狭，因为他的落脚点是“时代感”、“大题材”。毫无疑问，他站在“宏大叙事”的立场上来看张爱玲，这难免会忽视张爱玲的民间性、日常性，更何况她小说中的因缘含义已超越古代小说因缘书写的佛教范围，具有时代特性。
现代文学中的因缘主题还可以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见到。这一派小说家多以叙述才子佳人的故事见长，在敷衍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作家多从因缘角度来思考，如吴双热的《孽怨镜》、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程瞻庐的《唐祝文周四杰传》等。在通俗的消闲文学之外，笃信佛学的丰子恺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中多次阐发因缘。他的“因缘”不只局限在姻缘方面，如在《儿女》一文中说:“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由此能说明，因缘在现代文学里是一个并不少见的主题。而且，不同类型的作家对其均有所涉猎。除与古典小说颇有渊源的鸳鸯蝴蝶派、张爱玲之外，认同佛教的雅文学家，如丰子恺、许地山也以自己的方式叙述因缘。而启蒙作家则在因缘书写中否定因缘，如鲁迅在小说《长明灯》中将佛教包括因缘在内的迷信思想当作中国的传统大加挞伐。这种复杂局面源自现代文学的状况，从文学发展史看，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次彻底革命，但俗文学延续着传统，在雅文学中，文化背景不同的作家对因缘的看法有差异，这使得他们就同一问题的创作所表现出的面貌大相径庭。总之，由于社会变动、文学变革，作家的文化身份并不像往昔那么单一，因缘在现代文学中则呈现多义态势。
就目前对因缘的研究来看，它还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有学者在论述中国文学与佛学的关系时对因缘也略有涉及，但总体而言，这些相关论述有不少缺憾。从表面上看，他忽略了现代文学俗的那一个支流而只重视雅的文学，换一句话说，他只看到现代文学的主流。由“五四”所确立起来的新文学传统是建立在民主、科学基础上的，它承担着启蒙与民族解放的任务;正因为雅文学大体上是启蒙的文学，而因缘说是一种宿命论，所以，因缘观在雅文学中相对较少。新文学家大都带着时代的眼光来看佛教，对佛学做合理的扬弃，用上引学者的话说:“新文学作家毕竟是站在自己的时代所积累的资料，本时代人所关心的热门话题，本时代所出现的普泛的社会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他们习佛、谈佛就不可避免的体现着本时代的特色。”鲁迅对佛教文化的态度在新文学家中有典型性，有学者说:“鲁迅不仅以佛教思想中一些有益的东西为武器，用来批判封建儒家文化，也不仅试图通过运用佛教净化人的道德的方法、方式，来为完成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服务;在鲁迅那儿，更具意义的是，他还从佛教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精神养料，这种汲取对鲁迅的人格形成是很重要的。”许多作家可能不及鲁迅深远，但时代精神的确是一种过滤器，能为作家所用的佛学思想，作家以它来塑造自己、国民;在无名氏和周作人看来，佛学还可以用来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体系。反之，如果佛学思想不吻合现代精神，作家就对它予以嘲讽、批判。这其中以施蛰存的影响最大，有人以为施蛰存的佛教题材小说“揭穿佛教文化中的某些神秘性”。譬如他在分析《塔的灵应》时，就认为塔的灵验源于一系列事实的巧合，它们戳穿了佛教因缘观的神秘面纱，因缘遭到质疑、调侃。可见，有背于时代的因缘确实难以为启蒙作家所用;另一方面，从启蒙的批判立场看，因缘作为反面“教材”，在对传统否定的领域，作家的实践也相对不多。不能否认的是，在雅文学中，也有少量笃信佛教的作家如许地山、丰子恺、废名等，难以归人启蒙作家行列。从《命命鸟》来看，许地山对因缘的思考超越了那个时代，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不甚重要，他关注的是世间苦，最终他以宗教情怀来包容一切。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佛学因缘说不普遍被新文学家看好、不常进入作家的写作范围，这使得一些学者对现代文学里因缘因素的研究有所忽略。因为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俗文学家偏爱因缘，而他们恰恰位于研究的盲点上。鸳鸯蝴蝶派乃至张爱玲都与五四以来文学的启蒙精神不吻合或者有着不一致性，他们或演绎通俗故事，或本着内心的真实描述日常生活。在他们的小说中，因缘常操纵情节的发展、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但他们又不是单纯地重复古典文学。因此，关于因缘，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俗文学。
二、因缘心理溯源及其现代流变
一部分现代作家之所以重缘，在于他们成长在中国文化圈内，而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缘分的民族。台湾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缘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在世俗传说中，缘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最方便的解释。……传统中国人这种将各种人际关系都解释成缘的态度，可以称为‘泛缘主义’。”显然，这个传统延伸到了现代与当今，换言之，自古及今，中国人的内心藏着一个“缘”字。它是中国人阐释人际关系的基础，如丰子恺在《大账簿》中说:“我仿佛看见一册大账簿，簿中记载着宇宙世界上的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自原子之细以至天体之巨，自微生虫的行动以至混沌的大劫，无不详细记载其来由、经过与结果，没有万一的遗漏。”代代相传的“因缘”思想类似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不过，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指遗传形成的某种心理气质”。因缘不能归属到遗传的范围，中国人是在后天环境里不断地被熏染才接受这一理论的，因此，“缘”的心理是一种“集体意识”。但是，它有时似乎处于无意识状态，不受意识的控制，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脱口而出:“缘分!”这里不打算对“缘”究竟是什么意识做过多纠缠，但因缘对中国文学的作用确实与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功能相似。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可以外化为作品或者说有时候创作过程是集体无意识活跃的过程，中国人普遍信仰的“缘”，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也有这种功效。余斌在《张爱玲传》里提到，《爱》的故事是胡兰成讲给张爱玲听的，如果这是真的，那她就有双重身份:读者与作者。从她听故事到构思再到表述，“缘”极有可能处于中心地位，至少在构思和表述阶段就是如此。由此可见，民族心理对她创作的制约非常明显，“缘”的意识在《爱》的创作中处于积极状态。
中国人的因缘心理跟佛教有关，“缘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命定或前定的人际关系。”所谓命定也就是天定，古代中国人信仰“天道”。天定如何演变为缘的?显然，这是佛教传人中国才有的结果。因缘是佛教的一个核心教义，它强调“缘法”，即世间万物是相互转化的，有因即有果。这种因缘观跟中国人的“天道”观有很大差异，天道观强调一切天定，而因缘果报论则认为人的善或恶行会影响乃至决定他的未来。大约是佛教为了在中国求得生存、发展的缘故，具体在什么时候已很难确定，天命论被佛教接受，成为佛学的因缘观之一;换一句话说，中国人所说的因缘常常就是人看不见的“天”力所为。所谓前定，可能也包含命定，但范围更为宽广。譬如因缘果报，人做善、恶事，一定会有报应，神明是裁判并最终来确定赏罚。因果报应在佛教有三种方式:前生业，今世报;现世报;三生业报，总之，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在后来有回应。由上文所论可知，中国人的因缘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时外来佛教相融合的产物。从哲学角度看，因缘说是一种宿命论，尽管它不忽视人为，但天或神明还是处于核心地位。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能是因缘说的一个通俗而又经典的注解，人为可能是因，但起决定作用的因是天、佛，在它们的掌控下才有人世间的果。
肇始于佛教的因缘说成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是佛教徒以及相关文人不懈宣传才有的结果。以文学宣扬佛学始于六朝，有人说:“六朝以来，志怪小说中一部分‘释氏辅教之书’，专门宣传佛教徒因果报应的说教，竭力宣传佛教经典、佛像的神奇作用。”到了唐代，涉及佛学因缘说的小说已经不少，如唐前期的小说集《冥报记》、《纪闻》中有很多宣扬佛法、昭示因缘果报的故事。在宋、元时期，除文人小说外，话本中有专门“说经”的“小说”，对此，有学者说:“它是通过敷衍佛教经典以及与此相关人物的故事，使之形象化、文学化，以达到弘扬、宣传佛理的目的。”这一类小说对佛学大众化、通俗化的作用是巨大的。说书与其他方式一起促使佛学在古代中国人的内心沉淀下来，从而使佛教因缘观念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
明清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同时，佛学思想也随处可见。不过，与佛学思想有关的小说创作显然已不再将宣传作为主要功能，因为佛教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小说里因缘的彰显大抵出于佛教文化心理。除《西游记》外，《红楼梦》有着浓厚的佛教意味，贾宝玉跟薛宝钗、林黛玉之间的金玉良缘、木石前盟是小说的中心;有的小说还直接取名为“某某缘”，如《醒世姻缘传》、《再生缘》、《镜花缘》等。从以上一系列小说能看出，中国人的因缘心理制约着明清小说的创作走向。这一股势头延续到现代，因缘对鸳鸯蝴蝶派、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鸳鸯蝴蝶派作家、张爱玲等人的因缘写作还得益于文学自身的传承。鸳鸯蝴蝶派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余波。在古代，小说不是文学的正宗，小说是游戏、是消遣，鸳鸯蝴蝶派的不少小说家也是本着这个目的写小说的。巧得很，张爱玲是一位与鸳鸯蝴蝶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一、她多次在文章里谈到这一派小说，甚至不讳言自己偏爱张恨水的小说;二、她的进入文坛跟周瘦鹃有关，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就发表在他主编的杂志《紫罗兰》上，从此，张爱玲横空出世;三、她还把近代小说《海上花列传》由吴方言翻译为国语。张爱玲还喜欢明清小说，在《天才梦》里，她说《西游记》是她小时候的课外读物;在《论写作》，她提到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她才八岁;另外，她多次在散文里提及如《醒世姻缘传》等明清期间的长篇小说。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并不是说张爱玲属于鸳鸯蝴蝶派，而是说她的小说与这一派的小说有着共性，她的小说也有媚俗的特点，供大众娱乐是她创作的目的之一，这跟中国“小说”的传统一致。重视明清小说对张爱玲的影响，并不是说中国古典小说是她小说艺术的唯一渊源。她能够用英语写作，西方小说她也读了很多;但与中国古典小说相比，这一因素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因为明清小说陪伴她成长，这对她创作个性的塑造、文化观念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与明清小说有密切关系的鸳鸯蝴蝶派、张爱玲，肯定能感受到明清小说中因缘的普遍性存在，这对他们的创作在无形或有形中能起到一定作用。
对俗文学家与佛学因缘观的结缘途径，人们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学者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里注意到雅文学家与佛学的渊源，在他看来，佛学精神渗入到现代文学有四种途径:家学与生活环境的熏染，近代维新派大师的直接师承，古典文学情趣的浸润，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如果顾及现代文学的全部，以上所说只能是看似全面;要是将张爱玲等人的创作也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她的佛学思想之来源是该专著所论无法容纳的。首先，近代维新派大师的直接师承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要去除，张爱玲跟维新派大师没有多大联系，至于日本传统文化，她所知可能不多，对欧美文化她倒是接触比较多。再看家学与局部环境的影响，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在张爱玲的生活环境包括家庭、亲戚、地域中，佛教氛围都不是特别的浓郁。最后看古典文学情趣，他所言的古典文学偏重晚明性灵派文学。但是，就现在所知，张爱玲对晚明小品的兴趣并不浓厚。张爱玲与佛学另有渊源，这已在上文有了比较透彻的论述。在现实生活中，因缘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从文学的发展看，与因缘发生关系的明清小说是一个源头，这两股力量作用于张爱玲等人，从而使因缘在现代文学中续写过去的辉煌。就该学者对雅文学家的分析来看，所论是准确的，如他认为许地山、丰子恺在佛学方面有很深造诣。鉴于此，笔者以为，他们对因缘的把握就不止停留在相对肤浅的因缘心理上，如小说《命命鸟》所营造的佛教氛围、所流露的佛学思想堪称专业水准，可见，他们的相关写作直通佛教。再如施蛰存的因缘叙述，他以为，一方面是西学在起作用，同时，佛学精神也是一种必要的启示。以西学观照佛学，佛学中的因缘被质疑、遭解构。
由上文能看出，现代时期的因缘心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因缘所能容纳，它至少可以归为三类。一是传统的，二是启蒙作家的，如鲁迅、施蛰存等作家彻底否定因缘说。鲁迅等人通常有深厚的学识，如鲁迅在精研佛教的同时还熟知中国人的因缘观念，但他推许现代文化，因缘作为现代的反面处于被否定的范围。换言之，因缘被消解了，支配作家相关叙述的是反因缘心理。再就是，在一个急遽变动的时代，人们的文化心理必定会产生波动，由此而来的因缘心理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如张爱玲等通俗作家，尽管他们与传统的因缘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随着现代文化的广泛传播，因缘心理也在变动中。毫无疑问，第三种因缘心理最能符合新旧交替中的中国社会，文学对它的书写也最能体现当时的文化嬗变。三、现代背景下展开的因缘叙述
如上文所论，中国人的因缘观是一种宿命论，与佛教密切相关，人世间的一切是天定或神明确定，如《醒世姻缘传》里的三世恶姻缘、《红楼梦》里的金玉良缘。在鸳鸯蝴蝶派小说如《唐祝文周四杰传》里，天赐姻缘是一条人际关系准则。但是，由于西学东渐，科学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这也就意味着因缘的宿命色彩、佛教内涵不再是铁板一块，故而在现代小说里，因缘的文化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张爱玲小说《怨女》里的银娣，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对丈夫的弟弟倒是有情，而对方也有意玩弄她。有一次，她在寺庙的佛像前，他来了，于是，他们在佛面前调情，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因为今天在佛爷跟前，我晓得今生没缘，结个来世的缘吧。”银娣所说的“缘”是本义，符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逻辑。鸳鸯蝴蝶派小说如《代人受过》等、许地山《命命鸟》、丰子恺散文中所涉及的因缘，也是原义，但许地山、丰子恺等对佛学思想的思考更为深刻。张爱玲本人未必认同银娣的“缘”，再看她的散文《爱》或小说《倾城之恋》，这两处都暴露了她对因缘的真实看法。在《倾城之恋》，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没有将自己隐藏在幕后，尤其在对自流苏跟范柳原姻缘的评价上，她直接跳出来，对它指手画脚。到底是谁要成全自流苏从而发动战争?是天意，还是不可理喻的世界?胡寄尘《抄袭的爱情》是一个很有趣的短篇小说，命运中好像有一股引力把爱情男女牵引在一起;缘可能是命，当然，缘也有可能是一种并不具有宗教意义的碰巧。在这两处，天意只是一种可能，可见，在他们对因缘的界定中，宿命的成分在减少。小说《半生缘》从《十八春》改写过来，根据张爱玲的好朋友宋淇说:“《半生缘》这书名是爱玲考虑了许久才决定采用的。……《半生缘》俗气得多，可是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这一段话里说她拟了不少书名，最终确定用“半生缘”，它尽管俗，但中国读者喜欢。其实，张爱玲也应该喜欢。在《半生缘》，因缘既不是宿命的，也不是半宿命的，佛教意义上的因缘几乎只剩下一个外壳，它里面装的是新东西。譬如在世钧跟曼桢之间，缘分就在于他们都对对方一见倾心，这是一种难以说清的契合状态，这就叫有缘。由于世钧在第一次看见曼桢时就喜欢她，所以，他用心接近她;而她不但不躲避，而且还靠上去。因此，他们的缘分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好感，也正是这种奇妙的心理而非天力促使他们互相吸引;但如果不细究，缘分似乎还是佛所赐，其实，它基本跟佛无关。《塔的灵应》讲述了一个显灵的故事，如果放生池中的水沸腾，佛塔必定倒塌。显然，这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真有因果，那也是另有因缘。行脚僧因怀恨往池中倒生石灰，池水沸腾，两小孩抓促织搬掉部分塔基从而导致塔坍塌。所以，所谓因缘，似乎只不过是人为。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两件事恰巧同时进行?难道真有因缘在作怪?以施蛰存的学养、对佛学的态度，他应该另有用意。单就因缘而言，一方面，小说剖析了佛教所谓的因缘是怎么来的;另一方面，从行文语气看，小说在肯定必然性的因果关系的同时，并不排除世界上还有并无必然性的联系，它们看似神秘，其实纯粹是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巧合。因此，施蛰存的独特性在于，他以科学理性完成对因缘的反动，其精神是启蒙的。
从上文所论能看出，现代文学里因缘的文化内涵十分复杂。就作家而言，张爱玲的因缘写作最有多样性，因此，下文仍主要以她为例进行论述。张氏小说中因缘的多义性，表明她感受到传统的心理结构在西学的冲击下已经有所松动，即宗教的神秘性受到科学的压挤;而在施蛰存那里，文化心理则产生突变。这里所说施的心理有巨大的变化，并不是说他反佛教文化，而是说他能够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审视佛教，从而使宿命的因缘心理产生逆变。尽管张氏对“五四”的启蒙理想颇有微词，这可能源于作为时代女性的母亲让她失望，所以，她对“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并无认同感;但就她所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而言，她不可能不持有科学观念，这是她部分地消解因缘神秘性甚至将它拉下神坛的根本原因。因此，现代文学的因缘内涵已具有时代特色，它切实地传递了民族文化心理变化的信息，体现时代精神向文学的渗透;而因缘原有的文化意义则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消解，其神秘面纱被撕开。
毫无疑问，一些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因缘的神秘性，所以，对因缘的书写往往会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格局。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专注于世俗叙事而很少进入宗教层面，小说展示的是一种脱胎于宗教而又少有宗教意味的因缘观。叙事格局的变化在明清有过一次。此前，文学关涉因缘大体上是宣传，所以，说经故事就是世俗化经书。事关因缘的明清小说走出怪圈，获得文学独立的品格，佛学因缘说是民族心理，是作家看人生、世界的哲学;因此，在多数作品，因缘往往成为一条暗线，但它的文化意蕴没有改变。在张爱玲的部分小说，甚至包括鸳鸯蝴蝶派不少作品如《啼笑因缘》、《脚之爱情》等在内，世俗化叙事得以进一步加强，因缘的宗教色彩被淡化。在《茉莉香片》，言家与冯家是远亲，前者是生意人家，后者为累代贵族，言子夜在给冯家几个女孩补课时跟冯碧落一见倾心。这大约类似《半生缘》里世钧与曼桢之间的心电感应，由于难以解释，中国人往往将它归结为因缘，以为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在操控的缘故。张爱玲也将它视为因缘，在言家提亲遭到拒绝后，小说有这么一句话:“那绝对不能够是偶然的机缘，因为既已经提过亲，双方都要避嫌了。”但是，这一对男女没有切断联系。有人说:“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缘可以分为两类:缘分与机缘。前者是一种长期之缘，后者是一种短暂之缘。”这两种缘都是因缘。在小说中，言子夜与冯碧落有长期之缘，可是他们有情缘而无姻缘。冯家以言家不是诗书礼乐之家为由笑拒，而言子夜、冯碧落则在暗中缠绵。碧落求子夜托人到父母面前疏通，但子夜年轻气盛，不肯屈尊;子夜出国留学，希望碧落一同出走，可碧落没有勇气;此恨绵绵，碧落与他人婚后早逝，言教授活得似乎也难尽人意。从有情缘到无姻缘再到情思不尽，《茉莉香片》中不见明清小说的“如来佛”之手，取而代之的是巧合、是人事，这是一种地道的尘世书写。如果说《茉莉香片》叙述了一个良缘未成的故事，那么，在《金锁记》基础上改写的《怨女》则讲述一个孽缘竟成的故事。《怨女》之所以事关孽缘，在于银娣与二公子的婚姻完全是一次人钱交易，后来的事实也说明这完全是一场恶姻缘。她的姻缘始于功利，又在情欲与利欲的逼压之下，这使得她与丈夫的结合成为一次冤家聚首。叙述中对因缘宗教性的规避使得男女故事有了现代内核，支撑其小说的不只有现代乱世背景、都市日常生活，一种既旧又新的生活逻辑往往起重要作用，这也是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有别于明清小说的关键所在之一。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因缘叙述并未脱尽佛教意味，如银娣在佛面前的表白。事实上，如果完全剔除佛学底蕴，那因缘就没有存在的支柱，那它可能就是反因缘了。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篇6
关键词：符号矩阵灵肉结合畸爱
一、引言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往往不只出现一两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故事的发展，从多个角度揭示作品的主题。法国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A.J.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semioticrectangle）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却是对二元对立的丰富与发展。它借用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把二元对立的模式扩充发展为四元，形成矩形图示（如下图）。
在这个基本结构中，故事发展源于符号S1与S2之间的矛盾，两者之间是对立否定的关系，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文本中出现新的因素，即与S1对立但不否定的，以及与S2相对立但不否定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矩阵，能更加深刻地揭示作品蕴含的主题，也是对文本深层结构的解读。
二、从灵肉结合角度看保罗的三段感情
D.H.劳伦斯（DavidHerbertLawrence）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试图建立“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以力求探索人的灵魂深处，将炽热的描写上升到哲学和美学高度以对社会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其《儿子与情人》中每段感情在不同时期皆有不同的状态，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本文重点以保罗每段感情的结局为切入点，对文本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得知其畸形情感的深层原因：植根于当时的工业文明下，以母亲为代表的女性受到多重压迫，转而寄希望于儿子的俄狄浦斯情结。从灵肉结合角度分析文本，可设定S1为灵肉结合，则其余关系图如下所示：
（一）灵与肉的分离――与克拉拉的性
克拉拉是保罗的第二个情人，丰腴性感的她对青春懵懂的保罗充满了诱惑。他们最初是在盛开着黄色野樱菜和蓝铃花的山林里爆发激情的。保罗在克拉拉怀抱里燃烧着他的欲望之火，进行人生的洗礼。红色的各种鲜花频频出现，代表了两人之间的追求。但她是纯粹的化身。当保罗和母亲谈起克拉拉：“当她在时，我是很爱她。有时我把她看做一个女人时，我爱她，母亲；但是当她说话评论时，我通常不听她的。”对于儿子与一个大自己七岁的已婚妇女的相爱，莫瑞尔夫人也表现得十分宽容。她认为儿子仅仅是迷恋克拉拉的肉体，灵魂还在自己这里。正是由于母亲的支持，保罗与克拉拉的发展很顺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缺乏感情基础和精神沟通，克拉拉无法承载年轻保罗那多思敏感的灵魂，保罗与她的恋爱只有的激情四溢而无心灵火花的碰撞。当激情渐渐褪去，单纯肉体上的欢愉无法带给彼此长久的快乐，保罗追求灵肉合一的爱情受挫。两人的关系以失败告终，这种灵与肉的分离将保罗几乎推到了人格分离的边缘。
（二）灵与肉的非结合――与母亲的畸爱
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压抑让莫瑞尔夫妇失和，但受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经济条件限制，对夫妻感情绝望的莫瑞尔夫人无法寻找新的异，因而将其全部情感转移到儿子身上。失去她钟爱的长子威廉后，保罗成了她唯一的港湾。母亲称儿子是“我的爱”，儿子称母亲为“小鸽子”、“小妇人”。母亲会因保罗不在身边而莫名的烦躁不安，儿子则感到只有和母亲在一起才会快乐，母亲成为他生活的依靠，精神的寄托。
在母亲强大的感情力量的影响下，保罗与其说是寻找恋人，不如说是寻找一个母亲。保罗与米莉安恋爱时，因米莉安推崇精神恋爱，莫瑞尔太太开始苦恼而担心地想：“她得逞了――她把保罗从我身边夺走了，遂了她的愿了。”并在心里大叫道：“她要独占他。她要夺走他的心，把他全部占有，一点也不剩。”她担心自己在保罗心中没了地位，失掉一切。母亲情感上的受伤让保罗对米莉安总是爱恨冲突。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和烦恼，他开始与克拉拉来往。这种纯粹肉体上的关系让母亲释怀，却无法使保罗快乐。母亲对儿子束缚占有式的母爱，让保罗无法正常地去爱别的女人。母亲安慰他：“你还没遇到合适的人。”他回答：“你活着时，我永远遇不到合适的女人。”畸形的母子关系中，他们肉体上、心灵上都属于对方。他们举止亲昵，相互依恋。这种似是而非的情人关系，不是灵肉结合，却又胜似结合。但这种爱是畸形的，违背伦理道德的，因而也只能处于一种非结合的状态。
（三）灵与肉的非分离――与米莉安的情
米莉安是保罗的第一个情人，她推崇精神恋爱。通过绘画和教授法语，他们之间建立了青梅竹马般的感情，深厚而牢靠。米莉安身上具备很多母亲形象所具备的品质：她是“圣母玛利亚”。母亲品质意味着精神的崇高，但肉体却不可接触。正是与米莉安的经常接触和不断了解，保罗感到母亲的爱对他来说已经成了精神枷锁。但随着米莉安对他感情的进一步加深，他担心这种爱会变成新的枷锁，开始排斥她。米莉安从小笃信宗教，崇尚精神，鄙视肉体，他们之间的性尝试注定是失败的。加之母亲的反对，他们关系的破裂也成为必然。
母亲去世后，保罗“要摆脱自己，但又抓不到赖以依靠的东西。在绝望中，他想到了米莉安”。米莉安身上的母亲特质让他感觉暂时可以依靠。当米莉安对保罗说“我想我们应该结婚”时，保罗的挣扎让米莉安心痛，“她的整个心灵都是属于他的。他为什么不把本来属于他的东西领走呢”。米莉安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你挣扎着要离开我”。保罗不想继续承受母亲般的枷锁，最终还是离开了她。但她一如母亲的灵魂使他永远无法摆脱，她身上的母亲特质让他留恋。因此，与米莉安的感情是灵肉非分离的状态。
三、灵肉结合的缺失
在这个矩阵关系中，唯一缺失的便是灵肉结合的感情。保罗的“俄狄浦斯情节”既是因又是果，它是保罗理想爱情的破坏者，也是产生畸形爱情的根源。保罗一直找不到自己理想的伴侣，与米莉安纯粹的精神恋爱必然是无果之花，而与克拉拉单一的肉体之爱则只能给人短暂的欢愉。这两种不正常的恋爱关系只能以悲剧告终。只有建立在灵肉合一基础上的恋爱才能长久。母爱的枷锁太过沉重，影响了保罗择偶的自由，让他失去了表露自然健康爱情的能力。他苦苦挣扎但终难挣脱母爱的桎梏，“无论她到哪里，他的灵魂总是离不开她的”。但他没有服输，“他不会选择那个跟随她朝黑暗走去的方向的”，他选择了向成熟的未来迈进，向着那“变得越来越明亮的城市奔去”。
参考文献
[1]Lawrence，D.H.SonsandLovers[M].Beijing：ChinaInternationalBusinessandEconomyPress，2000.
[2]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M].吴泓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3]张礼龙.畸形母爱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及其灾难性后果[J].山东外语教学，2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