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经济研究(6篇)

发表经济研究篇1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

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

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

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

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

。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作者:刘廷兰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兴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难题二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5).

[2]王晓君.论“民族经济学”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J].甘肃科技,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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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庄万禄,陈敏,马秀琴.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文社科版,2005(05).

[5]黄云.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学理价值———以壮民族早期发展史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6]王文长.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J].民族研究,2004(05).

[7]黄健英.论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J].学术探索,2009(01).

[8]施正一.施正一文集（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施琳.论中国民族经济学之路———发展轨迹与理论创新[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6(01).

[10]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03).

[11]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发表经济研究篇2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萌.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J].才智，2015，(24).

[2]孙涛，胡慧河.“经济社会学”抑或“社会经济学”?———刍议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视与沟通[J].理论学刊，2015，(9).

[3]刘米娜，丘海雄.市场是什么?———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市场研究：派别理论比较研究及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2013，(2).

发表经济研究篇3

论文摘要:通过投入产出表对科学研究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科学研究事业的基本特征以及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明确了科学研究事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

1引言

科学研究事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不仅能够为其他部门提供技术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研究事业的兴衰将会直接决定未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波特指出，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于国家竞争力的高低，而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则是由生产率高低决定的，科学研究事业是提升生产率的最重要部门。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科学研究事业的投人，每年都将国民经济预算中的一大部分用于科学研究，但是科学研究事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力如何，并没有明确的分析。本文依据美国经济学家WassilyIxontief提出的“产业经济理论”，利用中国政府最新颁布的“1997年中国投人产出表”，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探索。本文中的科学研究事业所涵盖的范围是指:

(1)自然科学研究。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农学、医学、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

(2)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人口、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美学、文化艺术、语言、民族、文化、考古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

(3)其他科学研究。包括管理科学、技术经济学、未来学、科学技术史、情报科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环境科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活动。

2科学研究事业投入产出分析

2.1中国科技事业发展速度快。但是与国外先进国家差距仍旧明显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科技事业的资金投人，特别是自1991)年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加大了对科技事业的投人力度。R&D投人额从1991年的159.5亿元上升到2000年的895.7亿元，增加4倍多。科技事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门。

但是由于我国科技事业起点低、底子薄，因此，尽管这些年来增速保持在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无论从R&D投人的资金总量上还是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上来看，我国都同世界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距。以美日欧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近年来R&D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2%以上，而我国近年来比重虽然上升幅度很快，但是仍旧低于1%的比重。

2.2科学研究事业从部门结构上看属于最终消费型

高中间投入行业中间需求率是指各产业部门的中间需求和该产业的总需求之比。反映了各产业部门的产品有多少作为原料为其他产业所需求。一般而言，中间需求率越高，则该产业越接近于原材料行业，反之则该产业更多地偏向于提供最终消费产品。最终需求率则等于1减去中间需求率。

中间投人率是各产业部门的中间投人与总投人之比、反映了各产业在生产活动中对其他产业的依赖程度。一般而言，中间投人率越高，其产业附加值率越低，但是对其他产业的带动能力越强。最终投人率则等于1减去中间投人率(表1)0

如表1所示，我国1997年科学研究事业中间需求率为0.2502312，远远低于三次产业的平均中间需求率。这表明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主要是提供消费者服务，对生产过程提供不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科技成果不能很好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并投人到生产过程中。从将来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的提高，科学研究产业对中间过程的需求投人势必会增加，从而使得科学研究事业的中间需求率逐渐提高。科学研究产业的中间投人率为0.6122283，低于第二产业，但是高于其所属的第三产业。这表明在第三次产业中科学技术产业事普首榕拎咨力其附加佰较低。随着科学研究事业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其中间投人将有下降趋势。

2.3科学研究事业更多地表现为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关系

直接消耗系数是指将各个产业的原材料投人额除以相应的各个产业的产值。反映了某个产业生产1个单位产品时需要得到其他部门的原材料投人量。从表2中可以看出，科学研究事业更多地表现为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关系，其直接消耗系数0.25853377;其次则是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的依赖关系则微乎其微。这充分说明，在科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行业依赖角度来看，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需要118个部门的投人(总计124个部门)，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行业。此外，如表3所示，在影响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巧个行业(直接消耗系数大于0.01)中，第二产业为12个，第三产业为3个。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他电子及通信及设备制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其他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商业、日用电器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六大行业，其合计达到0.249532，占全部行业的4196。说明上述行业是影响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关键性行业。从另一个侧面而言，房地产业对各产业的直接消耗关系，也反映了其对上游产业的拉动关系。

2.4科学研究事业对国民经济有着很大的拉动作用.

但是受其他行业的影响较小.因此.更多地依赖于国家的直接投入影响力系数(表4)是反映国民经济某一个部门增加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当影响力系数大于1时，表示该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当影响力系数小于1时，则表示该部门的生产对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均影响水平。

如表4所示，根据笔者计算的1997年国民经济40X40部门的影响力系数结果所示，影响力系数由大至小排名前10位的均为第二产业行业，而第三产业行业影响力系数排序均比较靠后。这一方面说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拉动作用的仍旧是第二产业制造业部门;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影响力系数差距与第二产业差距较大，也说明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育程度仍旧较低，发展的空间仍很大。但是值得注意，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影响力系数达到了1.08，超过各行业平均值，在第三产业中排名第二位。说明目前科学研究事业属于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很强推动能力的产业。随着国家和地方对科技在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的认知逐渐加强，对科学研究经费的逐渐增加，科学研究事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会逐渐加大。科学研究事业将很有可能成为带动我国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感应度系数(表5)是反映当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也就是该部门为满足其他生产部门生产的需要而提供的产出量。当感应度系数大于1时，表示该部门收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当感应度小于1时，则表示该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低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

一般来说，感应度系数越高的产业，国民经济发展对该产业的拉动作用越大。如表5所示，第三产业在全行业排名中两级分化严重，既有像商业这种受国民经济变动影响较大的部门，也有很多感应度不高的部门。科学研究事业总体上看来属于受国民经济变动较低的部门，可见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部门，其所受到的拉动作用仍旧很低。这说明，紧紧依靠其他产业发展带动的影响，是不足以提高科学研究事业的投人水平的。因此，科学研究事业更多地是依靠政府或企业的直接投资。

总体来说，科学研究事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属于高影响力、低感应度的行业，对国民经济有着极大的拉动作用，但是，却受其他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影响很小。因此，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发展，有必要加强科学研究事业行业的发展步伐。但是仅仅依赖其他行业发展的间接投资是远远不够的，科学研究事业更多地要依赖于政府或企业的直接投资。所以，目前我国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对科学研究事业的投资力度。

发表经济研究篇4

关键词：技术创新；技术标准化；经济增长；知识溢出

在古典经济学阶段，学者就开始了探寻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先后将要素积累、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稳定、教育水平、制度发展、法律有效性、际贸易乃至等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际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技术创新已引起世界各的高度关注，并将其视为家经济增长的基础。我也非常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将其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1文献回顾

索洛(Solow)在1957年采用分解法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提出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归因于不同投资的贡献，无法归因的要素投入则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的贡献。这一重要结论引发了经济学界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烈讨论。现在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技术创新是影响家经济绩效的一项基本要素。但是，研究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技术创新究竟应该如何衡量在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很多学者用R&D支出来衡量技术创新，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Kennedy和Thirlwall在1972年关于技术进步的一项全面调查中强调，研发支出的大幅增长对家层面上的总体经济增长率只有很小的影响；Grilliches(1980)指出，研发是一种投资流，企业的产出要受到这些活动早期投资累积量以及除研发活动外其他知识资源累积量的影响，当然以上这些因素都不包含在直接的研发活动中，而且研发包含基础研究、防研究和工业实验等，它们各自所产生的效应也有很大差异(参见Gruppl998年的研究)。因此，除数据性的技术问题之外，在生产函数中引入研发资本存量并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合适的度量。还有一些学者利用专利数来衡量技术创新，因为专利数据比较容易获取，可以进行时间序列分析。Devinney(1993)利用面板数据对专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积极的、显着的关系；Crosby(2000)基于澳大利亚1901―1997年的全样本数据和分时期数据，考察了专利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澳大利亚注册专利数对其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专利每增长1％，人均GDP将增长O.14％。KnutBlind和AndreJung-mitag(2007)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欧洲家的12个部门进行研究，发现专利存量和技术标准存量对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Yang(2006)利用台湾地区1951―2001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专利在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Jalle(2010)利用1980―2005年73个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专利对人均GDP的实际增长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刘华(2002)利用中1985―200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内专利授权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黄智淋和俞培果(2007)利用中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技术创新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专利授权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郭蓉蓉、马运来(2007)研究了1985―2003年辽宁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专利产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专利产出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0.39％。王慧、邵金哲(2009)以河南省为例对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生产总值与专利产出具有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盛安平(2009)对北京专利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专利授权数量与其总产值之间存在显着的线性关系。高文杰、曹镇东(2009)利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了我3种专利授权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种专利授权量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168、0.104和0.220。姜彩楼(2008)对我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专利和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目前，技术标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是一个相当新的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技术标准作为一种制度也必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技术标准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或标准化组织会选择比较先进的、相对成熟的技术作为“法定标准”；另一方面各种技术之间通过相互竞争，引导消费者选择含有某种技术的产品，使该技术成为主导技术，进而形成主导设计，逐渐使其成为此行业的技术标准。后者也是企业通过持续的技术开发和市场博弈形成的一种均衡优势。由此可见，标准化过程是一种知识交流和技术扩散的过程。技术标准对于技术的快速、有效扩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技术标准通过技术扩散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当然，技术标准通过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只是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一个方面。此外，技术标准作为规范化的技术知识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并且以基础设施的形式存在。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公共基础设施可以提高其他投入要素比如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技术活动是经济绩效的实质性决定因素。但是，在研究技术活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时主要研究技术创新或技术进步，很少将技术标准化作为一种技术活动纳入其中。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专利存量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选择技术标准存量作为衡量技术标准化的指标，将专利存量和技术标准存量纳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以内生产总值(GDP)表示产出量(y)，利用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来表示劳动投入(f)，利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资本投入(k)，研究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对中经济增长的影响。

2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专利存量平均数衡量技术创新。专利存量平均数根据当前年末的专利存量与以前年份专利存量的平均数计算得出。由于一项具体创新

在现实生产中得以应用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应该对该指标进行适当的滞后，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Grili-ches和Mairesse(1984)，Geroski(1991)，Muint(1996)，Grupp和Jungmittag(1999)，KuntBlind(2004)的研究表明，经过3年的滞后期相关专利才会对现实生产产生影响。将技术标准在现实中得到完全执行也有一定的周期。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将专利滞后3期，将技术标准滞后2期。

本文以技术标准存量衡量标准化。技术标准存量是当前年末引用的ISO标准和家标准存量。

扩展之后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取对数之后为：yt=a+α・k+β・lt+γ・pat(t-3)+δ・std(t-2)+ut(1)

假设该生产函数是非限制性生产函数，KnutBlind(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限制性和非限制性生产函数没有显着差异，都可以描述长期生产函数。

3实证研究

本文以1985―2007年中宏观经济数据为样本。文中代表产出量(y)的内生产总值(GDP)，代表劳动投入(l)的社会从业人员总数，代表资本投入(k)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均来自于各年度《中统计年鉴》。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将内生产总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名义值转换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代表技术创新的专利存量(pat)来自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由于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库中仅收集了1985年9月10日以来中公布的全部专利信息(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种专利)，此前的专利数据无法获得，所以将在此之前的专利存量视为0。代表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std)来自标准服务网标准数据库。

3.1序列平稳性检验

分析各个变量的变化趋势，并检验其平稳性。其变化趋势如图1、图2、图3、图4、图5所示。通过时间列图可以发现，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均显示出随时间变化而逐渐递增的规律。

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一个平稳序列的数字特征是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时间序列在各个时间点上的随机性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换言之，可以通过时间序列过去时间点上的信息，建立模型拟合过去的信息，进而预测未来的信息。

3.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目的在于揭示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利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残差项εt的单整性。因为残差围绕0上下波动，且不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见图6)，所以在进行检验时不考虑常数和线性趋势。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表2中的检验结果可知，残差序列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是平稳的，说明GDP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从业人员总数、专利存量、标准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3.3模型的估计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评估方程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如下：

yt=18.8345+0.4246kt-1.6306lt+

t=(1.64)(2.38)(0.72)

0.3036pat(t-3)+0.2367std(t-2)

(-1.42)(3.12)

R2=0.993D.W=0.90

(2)

D.w.统计量表明扰动项存在正的自相关，因此引入自回归AR(2)模型进行修正，得到的结果如下：

yt=-2.8165+0.0690kt+0.3541lt+

t=(2.3838)(2.38)(2.63)

0.3808pat(t-3)+0.5225std(t-2)

(7.17)(3.87)

R2=0.999D.W.=2.98F=0.848485

(3)

3.4模型的检验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每个参数估计量的值都大于0，没有明显的错误。

根据拟合优度R2=0.999，可知总体显著性较好，方程拟合效果较好(见图7)。从各个变量的显著性来看，当k=4，n=23，显著性水平α=0.05时，t0.025(21)=2.08，可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个变量均显著。F0.025(4，21)=2.84，F=8485.84>F0.05(4，21)，方程整体显著。经过二阶差分变换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D.W.>du=1.67，模型已不存在序列相关性。由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通过了计量经济学检验。

4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中专利、技术标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1985―2007年专利和技术标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着的计量关系。根据结果还可以发现，资本投入每变动1％，产出变动0.069％；劳动投入每变动1％，产出变动0.350％；专利存量每变动1％，产出变动0.304％；技术标准存量每变动1％，产出变动0.523％。

发表经济研究篇5

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大体上，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古典经济学时期，数学开始在经济学中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数学开始显现出在经济学中运用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之后，数学大量运用于经济学。[1]

（一）古典经济学时期：萌芽阶段

一般认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可以追溯到17世纪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和魁奈的《经济表》。配第试图以简单的统计分析为政治经济学提供“精确性”基础。他努力“用数学、重量和尺度的词汇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魁奈的《经济表》试图通过理性演绎和数学运算去发现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1826年，屠能（JohannHeinrichyonThtinen）发表《孤立国》，首次利用了微积分和其他一些变数数学公式来表达若干经济范畴和原理，开启了运用数学模型研究问题的先河。[1]这时，经济学家采用数学仅是作为经济理论的补充。古典经济学时期对国民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与出发点，而此时，数学慢慢成为经济学家物质财富创造的一种有利工具。真正将数学运用于经济学，并且认为数学将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古诺。1838年，古诺发表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在该书中，他率先运用函数形式表达了商品的需求同价格之间及产量同成本之间的依存关系。例如，古诺用d表示市场需求，p表示市场价格，则需求作为价格的函数，就可以记为d=（fp）。然而，古诺著作的伟大成就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被充分肯定。1854年，被称为“经济学上的哥白尼”戈森发表《交换规律的发展和人类行为准则》，极力主张应用变数数学方法，并将这种方法看作是唯一健全的经济学方法，并且运用数学建立起了“戈森定律”。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也采用简单符号、具体数字以及数学运算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经济周转与利润率的关系进行分析。

（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地位提升阶段

19世纪70年代，边际技术引入到经济学中，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巨大推动作用。杰出代表人物有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三人都强调数学微分对经济增量问题的运用。1871年，杰文斯出版《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四个命题，强调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一是经济学的本性是数学的；二是变量无法精确测量并不妨碍经济学的数学性；三是经济学所用方法主要是微积分；四是数学方法是使经济学进步的必要条件。同年，门格尔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提出了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瓦尔拉斯在其著作《交换的一种数学理论的原理》中提出了现在的“边际效用”理论，并在1874出版《纯粹经济学要义》，利用代数方程式，建构出了一套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理沦，为现在意义上的数理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此后，埃奇沃思、马歇尔、帕累托、克拉克等均采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

（三）现代经济学时期：快速发展阶段

现代经济学时期，数学在经济学中大行其道，达到了专门化、技术化和职业化的程度，甚至到了登峰造极并主宰经济学的地步，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20世纪上半叶，数理经济学建立并得到迅速发展。1939年，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真正将微积分等现代数学技术运用于表述经济理论，并对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等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完善。1947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采用数学模型和数学推理，对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等各种问题，用求极大值、极小值的方式加以推导。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数理经济学的基础由微分转变为集合论等新的数学工具。计量经济分析是2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一项重要经济学分析技术。由学者弗瑞希在1926年发明，随后成立计量经济学会，并出版《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ea）杂志。成为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并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60年代，是计量经济学模型发展的黄金时期。但由于计量模型的预测常常失败，60年代中期以后，计量经济分析的重心便从模型参数的估计和检验转向到模型设定的方法论讨论，运用范围也从传统的宏观经济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及其他领域。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也被大量运用于经济学理论命题的实证检验。50年代，探讨经济行为与决策一致性的博弈理论进入经济学领域。80年代之后，博弈论真正受到经济学界重视。博弈论的运用包括不完全竞争、市场均衡、谈判、产品质量、保险、委托—关系、歧视、公共物品等微观领域，也包括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部分经济学家利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合作、利他主义、信任、惩罚、报复之类现象，力图探讨社会规范、制度如何产生等棘手问题。从此之后，为了追求严谨性、普遍性和简洁性，经济学进入了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之路。数学化几乎深入经济学的所有领域。

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由于资源稀缺性与人类需要的无限性，西方经济学以资源的配置研究为出发点，通过对劳动与资源的利用，争取以最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自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开始，一大批古希腊思想家在论述经济问题时都把重点放在对物质财富的探讨上。如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通篇就在阐述财富及其增长问题。亚里士多德则把获取有用物看作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他们眼里的财富就是使用价值。马克思说：“古典古代的著作家只注重质和使用价值。”“关于使用价值的观点既在柏拉图那里，也在色诺芬那里占统治地位。”[2]

中世纪末期，地中海沿岸和西欧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蓬勃兴起，商业和赚钱备受重视，纷纷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财富动机驱使他们竞相去征服和掠夺他国。对南美洲的征服使得大量贵金属流入欧洲，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统治者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为欧洲统治者进一步的军事拓殖和商业扩展奠定了基础。研究财富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如雨后春笋，“政治经济学时代”开始取代了“道德哲学时代”。一批专门研究商业财富的重商主义思想学者从传统的道德哲学中解脱出来而集中于世俗的贸易和货币流通问题，把体现为金银的财富当作讨论中心。边际主义者把实用价值理论转向了主观价值论，财富的概念被大大拓宽，有形财富的“客观”概念被心理效用的“主观”概念所取代。物质的东西不仅与同类物质产品相交换，而且也与“非物质”的东西（如荣誉、名望和赏识等）相交换，人类的需求层次发生变迁与上升。边际主义者开始把财富的理解建立在主观效用之上，并且得出了两个基本命题[3]：一是经济原则是所有理性行动的基本原则，强调最大化获取经济利益；二是把考虑荣誉、虔诚或政治目标之类价值的行动称为“理性的行动”。可见，传统经济学专注于物质财富这一狭隘范畴的做法就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或者说，财富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地被拓广。

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开篇写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与获取和使用福利的物质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部分。因此，一方面，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方面，经济学也是研究人的学问的一个分支。”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理论体系的维护者庇古（1877—1959）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体系，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把福利经济学分为一般福利（满足人的一般欲望、情感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和经济福利（满足人经济生活等方面的物质需求）。进入现代经济学以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提出“个人能力”学说论，即个人幸福指数高低由先前的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转为人所能做的各种事情的函数。包括个人能力的培养和个人能力的提高，而不是以往福利经济学关注的财富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阿玛蒂亚•森认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4]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还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把人自身的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GSB，UniversityofChicago）行为科学教授ChristopherK.Hsee（奚恺元）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5]点明了经济学是使人幸福的经济学，幸福是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与出发点。

三、数学与经济财富

自古典经济学开始，数学即扮演一种重要的经济分析工具。17世纪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以简单的统计分析为政治经济学提供“精确性”基础。魁奈在《经济表》中试图通过理性演绎和数学运算去发现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古典经济学时期对国民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与出发点，数学因此慢慢成为经济学家物质财富创造的一种有利工具。而真正将数学运用于经济学，并追求数学运用与财富增长关系的是古诺。1838年，古诺发表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书中率先运用函数形式表达了商品的需求同价格之间及产量同成本之间的依存关系。财富分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边际革命之前，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关注集中于物质财富。边际革命后，由于边际效用分析能够较好地说明财富的增长问题，因此社会各界对数学在主观效用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扩大。边际效用分析依赖于高等数学的微分求导，通过对自变量的求导获得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数量变化关系，从而反映出个人满足程度的主观需求。如果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自然科学，则在当时对财富增加的研究完全可做成纯数学的工程分析。边际革命后期，整个社会财富急剧增加，财富表现形式也慢慢出现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差异。

四、数学与经济收益

20世纪70年代，社会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转向对人的能力提高与人的精神情感（幸福指数）满足的关注，并重点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情感因素。如果说“财富”是物质产品的代名词，使人变成完全“理性人”，则“收益”可形容成精神产品的代名词，将人描述成具有“有限理性人”的特性。经济收益从人获取收益的“满意度”与“心理可接受度”来解释，强调收益获得的过程与收益的分配，并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素。因此，70年代后期，研究经济行为互动的博弈论开始真正受到了经济学界的重视。博弈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略加以自行调整与实施。博弈论作为一种数学方法其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以从事件抽象出基本的元素为出发点，对抽选出的元素进行数学建模分析，而后逐步引入对其形势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分析最终结果。博弈论基于不同抽象水平具有三种博弈表述方式：标准型、扩展型和特征函数型。利用此三种表述形式，可以解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博弈论被称为“社会科学的数学”。由于博弈论的应用，社会对人的情感因素关注更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所属与利益分配引起的各自心理感受研究被纳入到福利经济学的研究中。进入21世纪，福利经济学更加关注经济收益总量的上涨，即由纯粹追求物质财富的“理性人”向“有限理性人”的转变。

五、数学在经济运用中的辩证分析

虽然数学应用对经济学的研究做出大量贡献，但不少经济学家也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过度运用指出了批评，并明确提出了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够适度运用。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虽然大量运用了数学，但同时也提出：“经济学上是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余地的。经济研究中经常使用数学公式，初看起来似乎主张与此相反的东西；但是，经过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种主张是虚妄的，也许除了某理论数学家为了数学游戏而使用经济学假设的场合；因为那时他所关注的是，根据经济研究已提供了宜于使用数学方法的材料这一假设来证明这种方法的潜力。他对这种材料不负技术上的责任，而且往往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如何不足以承担他那强大机器的压力。”投入产出方法的创始人列昂惕夫在对《美国经济评论》1972—1981年10年内发表的所有论文采用数学的情况进行研究后提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合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但却不切合实际的结论”，“经济学系正在培育出一代傻瓜学者，他们擅长于难懂的数学，但对实际经济生活却一无所知。”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福格尔也曾经指出“：近年来，人们一直把经济理论与经济行为的数学模型相提并论。把模型和理论混为一谈是不幸的。”[1]

通过以上分析，数学从最初少数人的使用到经济学研究中的主流方法，再到对数学工具应用的理性批评，说明经济学研究需要数学方法、离不开数学工具的运用，但数学不是经济学，经济学者采用数学必须以有助于解释现实、分析现实为基本的出发点。

发表经济研究篇6

[关键词]县域经济述评

一、县域经济研究的发展阶段

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更有行政建制经济特色。以往县（市）作为行政建单位，虽也提出发展县（市）经济，但明确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却是近几年事情。根据县域经济研究的进展，县域经济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萌芽时期（1978年～1985年）。十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往被忽视的县域经济的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这一时期，县域经济研究却还处于萌芽时期，各方面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对此关注得比较少，主要是各级实际工作者为了本县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些对策建议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

二是成长时期（1986年～1991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经济建设力度的加大，胡福明教授于1986年撰写出版了《中国县域经济学》，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出版的县域经济方面研究的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县域经济的研究正式确立。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一个分支正式发展起来。《中国县域经济学》发表，标志着中国县域经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由于当时我国还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基层的县域单位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因此，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不多。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对区域经济研究的比较多，而对专门研究县域经济的则相对较少。既是有相关方面的文章也主要是工作计划、工作要点等之类的文章，缺少理论深度。主要研究成果就是199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由孙学文等著的《中国县经济学》，这本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反映了当时我国县域经济研究的情况。

三是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发表，到下半年中共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正式确立。经济发展实现了由计划到市场的突破，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迎来新的时代。伴随着快速发展的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研究也步入一黄金时期，县域经济研究在全国得到了重视。先是一些实际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写出了一些研究县域经济的文章。一些理论工作也参与到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一批文章、出版了一批专著。1993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又出版了由王长远主编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一书。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谢自奋、凌耀初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这是继胡福明的《中国县域经济学》后的又一全面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的专著。1997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经济师王占国的研究专著《边境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这一时期县域经济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这是全国第一部研究边境县域经济发展的学术著作。”199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王铮等著的《走向县域可持续发展》；2001年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朱舜的《县域经济学通论》和王怀岳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实论》等两本专著；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熊跃平著的《县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战略》。据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从1994年到2002年之间就发表文章2000多篇。各期刊、报纸、网站也纷纷开辟“县域经济”专栏，经济日报还办一个县域经济专刊，并办了一个县域经济网。经用“百度”搜索工具检索，网上共县域经济类网站10多个。宁夏、河北、湖北等一些省区还召开了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研讨会。可以说我国县域经济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代。同志在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谈到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时，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到了要“壮大县域经济”。此前，尽管在党和政府的文件报告中，也曾多次使用县（市）经济这一提法，但明确使用县域经济这个概念这还是首次。这是党和政府对理论界、实践界的多年研究的成果的认可，这必将促进县域经济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县域经济研究中的成绩与问题

通过对有关县域经济研究方面文献、专著的研究，我们发现，前一段时期我国县域经济研究取得了不小成绩，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得比较全面，所发文章和专著几乎涉及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二是研究队伍比较庞大。由于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层单元，对这一经济领域的研究既有县乡一级的实际工作者，又有专门的理论工作者，有领导干部，有经济学家，有工人、农民、学生等，研究队伍很是庞大。三是研究进展比较迅速。从1986年胡福明发表第一本专著到现在，仅有10多年的时间，大规模的研究也只从近几年才开始，但发展很快，出版了一批专著，发表了不少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文章。

我国县域经济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低水平重复。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发表的文章比较多，但大都是一些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之类的文章，造成一些措施、对策相似也在所难免。由此带来大量文章的低水平重复;二是理论性不强。文章缺乏理论深度，只是停留在表面，浮光掠影，没有深入。2000年以前的文章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三是定性的研究比较多，定量的研究比较少。县域经济的研究在我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处于发展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更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的参与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县域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三、县域经济研究的发展方向

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论断，即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这一重要论述，是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实践出发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主题的展开和深化细化具体化，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我国县域经济研究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不断地拓宽县域经济的研究的“面”和“点”。比如，由于县级区域经济增长的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县域经济投入产出的效率还不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难以避免的，有些则是由于发展观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所加剧的。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县域经济工作者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县域经济经济发展建立在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建立在人口数量控制和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建立在资源节约的基础上，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建立在生态改善的基础上，促进县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全面提高。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也是适应新阶段的新任务、新环境和新条件提出来的。县域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县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县域经济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地、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是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就要求从过去那种侧重于解决县域经济温饱问题、偏重于沿海地区发展、偏重于经济建设的发展观，转变到更全面、更高层次、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观上来；必须以和谐社会理念，回答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参考文献: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胡福明:中国县域经济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3]孙学文等:中国县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4]王长远:县域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