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6篇)
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篇1
（一）经济转型的基础
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都是规律的基本类型，其客观制约性永远是其基本特点和要求。社会规律所体现的主、客观为人的内容，也只是规律的特殊作用而不是什么特殊规律。任何规律的客观制约性对个体与社会的作用和原则体现，永远表现为两点：一是尊重；二是选择（在原有构成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对调整与变化路径的选择。即使是在生物和化学领域中也是如此，因为其分子结构是有其内在的机理的）。因此，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人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与事物内在结构的关系在于提供外部的辅助条件和环境而不是改变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在此，至少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要素逐渐变化的过程，经济运行有其相应的经济规则。20世纪80年代我们便提出经济转型的目标，至今仍然是一个较大的障碍，原因一是在于转型本身就具有长期性；二是经济运行规则的非经济主体政府力量的非适当的运用所致，90年代所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的目标在今天仍然没有实现。
（二）经济转型的内容
“转型”本身既包括过程也包括方向（目标和定位方式）。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转型的过程和阶段是由其方向所决定的，换言之，事物的功能决定了内在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投资型的发展战略所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在最终收入分配中，资产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结果。在实践中，收入水平或者资本收入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的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则相反。收入份额下降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而其储蓄倾向则相反。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为何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启动内需但在实际中却“启而不动”的原因和“投资饥饿症”以及热钱泛滥的症结所在（即使是实体单位和靠“实体”起家的企业也在热衷于此）。
二、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逻辑前提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职业意义还是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农民的利益实现的背景和条件都应该是建立在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命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只是在发展理念、经营体制与利益实现方式上的转变和调整，而非农业大环境的改变甚至是消失。从历史到现在，短期的剀恩斯式的干预只能是一个暂时的效应而非长期的手段，急于求成的跃进方式来解决中国任何问题所带来的教训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
（一）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并不等于消灭农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正视和解决的逻辑起点，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农业对人类生存方面的贡献，当然还可以理解为中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发展方式的一种特色，更可以理解为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中的最大的障碍和包袱所在。在此，我们撇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和发端等问题不谈，就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来说，这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价值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在世界历史上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拥有的。
1.就政治层面来说：基于农民阶层的社会地位而言，其经济地位的低下以及生存的艰难性，往往造成了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主动性和强烈性，这是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既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的历史原因和基础。也正是如此，当其基本利益实现和得以保障时，他们对已得利益的珍惜和维护的意识也是最强烈的，同时他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也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是最低的。基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这个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稳定作用也往往最强。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创新意识和能力最强，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最多，而得到的社会与市场的回报却是最低的，但其稳定性又是最强。
2.就经济层面来说：如果说农业是个基础性产业的话，那是指对工业产业的源头原材料的提供，这种提供过程未必是对农业的完全掠夺，而长期“剪刀差”的办法则是体现了一个让我们尴尬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乃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业以基础地位的角色赋予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的义务。在历史上，仅仅在1990年，我国工业就从农民手中取走了1127亿元的剩余量，占国民收入积累的比重达23%，其中通过“剪刀差”的办法拿走726.1亿元，通过税收取走81.2亿元，通过储蓄流走的有320.2亿元。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政府的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其出发点是良性和健康和激励性的，也是最终为农民考虑和着想的，但在“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买单”的实际财政运转体制下，其运转成本最终导致仍然由农民来承担。
（二）城镇化建设道路与现代农业的建设并不矛盾，事实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过程
在此，我们需要认清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化建设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既包括城市空间规模的放大也包括其内涵结构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也包括农村与城市间的中小城镇的建设。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建设本身是包括城乡之间发展的联动的；二是城镇化的建设和工业化的进程未必是完全同步的。世界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应该是同步的。原因在于，没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则受到极大的制约而形成城市自身消化中的“城市病”。
1.在历史上，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迄今仍然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这是每个民族或早或迟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与欧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对外掠夺、对内剥夺的道路不同，早期苏联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而无须通过“剪刀差”的方法来侵害农民的利益。但事情发展的结果苏联不管是否愿意，因为工业过度投资而仍然落入最初被否定的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一般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初级合作社化没有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反而增加了生产，轻工业投资也比苏联多。苏联的重、轻投资比例是9∶1，中国是8∶1，中国的市场也远比苏联的好。尽管如此，同志仍然认为需要适度调整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志说：“你对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和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业的资金就会更多些。”①这些认识的基本依据是：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同志形成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创新思想。
2.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将越来越以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而具备长久开发和利用前景。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场固然有4亿人口的城镇市场，其更大的目标则是发现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潜在价值。国际游资和热钱在农产品这种资源性产品上的某些作为，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其中的价值。同时，城镇市场本身也将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市场，农村资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将是漫长的，农村市场将长期是构建国内市场的主体。②
三、现代农业发展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及其基础
中国有9亿农业人口，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同时又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障碍；农民利益的实现和提高，这是资本、技术与人口转移的前提，但没有资本、技术和人口的转移，农民的利益则又无法实现。在此，农民利益的实现既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目标同时又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不是自觉和自然的选择过程，而是一个被选择的历史过程。
（一）社会经济转型的瓶颈：投资与出口导向的阶段性的终结
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解决短缺经济的问题，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当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200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的几年里，2004年以来的投资率都超过了42%，而世界上多数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率都分布在22%~40%。因此在实践中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面临着生产过剩和产业结构的扭曲，这种扭曲和变异在国际市场出现波动不稳而转向国内市场时便充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目标的功能定位直接带来内在结构的异化。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应该充分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在这两个市场的建设原则上，都应立足于本国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基础上：或者是国内市场的拓展、或者是国内市场的补充、或者是国内市场的培育等。
（二）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内需导向战略中的作用及其可能性
从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占人口55.1%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总消费品的32.28%，在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也远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够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改变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基础。农村消费潜力有可能被大大释放。③
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篇2
探究资本市场的历史会发现,在资本市场上和围绕资本市场发生的一切,都与“博弈”这个概念无法割裂。纵观过去二三百年,资本市场的历史首先是一部资本博弈的历史。资本市场的历史折射并影响着世界金融中心的博弈和大国的博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规模一举超越了伦敦股票交易所,在前后不到几年的时间里,纽约取代伦敦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美国的人均GDP也超过英国,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个发人深省的历史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资本市场对于国际金融中心博弈和大国博弈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说明了资本市场在大国的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
华尔街与美国经济起飞
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华尔街的发展依托于美国的实体经济,而美国的实体经济同样也不可能离开华尔街,两者的良性互动创造出了经济史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成功典范,使得美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迅速超越了包括“日不落帝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在地理上,华尔街只不过是纽约商业区一条长不过几百米的小街,但在广义上,它是美国的资本市场乃至金融服务业的代名词。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不仅包括纽约最繁华的金融区里大大小小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包括遍布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不仅包括每天在纽约这条街上忙忙碌碌的万人,也包括远在佛罗里达的基金经理、加州“硅谷”的风险投资家或美国投资银行在伦敦或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员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华尔街已经跨越了国界,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根据2004年美联储的数据,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已远远超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4年,美国股市的市值达到17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43%;美国债市市值接近37万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307%。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源于一个强大的虚拟经济的推动。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早期,几乎每一次经济热潮或技术进步,都是依托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早期大规模修建运河和铁路从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到后来钢铁和化工等行业的兴起推动了美国重工业化进程,美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华尔街密切相关。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依托于华尔街的美国钢铁工业迅速崛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便一举超过了欧洲各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而华尔街,也正是在为美国重工业化融资的过程中迅速扩大了自身的规模和影响。也同样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以高科技为龙头的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但令人惊讶的是,近几十年的高科技产业,从计算机到网络、从生物到纳米,不仅无一例外都是在美国兴起的,而且美国始终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事实表明,并不是美国的科学家比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优秀,而是美国拥有高效的资本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投资产业,拥有将科技转化为产业和不断推动创新的强大机制。
正因为此,在被称为“咆哮的90年代”,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90年的2000多点起步,持续上涨到2000年的12000点左右,上涨接近6倍,市值占全球市值的一半以上。这是美国股市一日千里的时代,也是给美国经济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资本和科技高度有效的结合,让美国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的转变,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一路保持领先。
资本市场与大国兴衰
或许,美国崛起与阿根廷错失良机之间的对比,最能说明资本市场发展对大国兴衰会产生何等重要的影响。
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也曾有过与美国类似的发展机遇。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而美国也不过是5000美元左右,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乱象丛生的国家,很多欧洲人在选择到美洲定居和投资时,会选择南美洲的阿根廷,而不是北美洲的美国。然而在不到100年之后,阿根廷与美国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于是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阿根廷的经济没有起飞?
造成这种差别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很多,但是,金融体系的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会否认,美国经济在华尔街的推动下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动力,最终成就了经济的起飞;而阿根廷未能建立一个有效、健康的本土资本市场来推动其经济长期发展,正是它在大国博弈中最终落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整个近代历史的发展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都经历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由于长期被压抑的民用需求得到了恢复,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在经历了一段粗犷式的发展之后,欧洲和日本都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这是因为,初级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经济发展就进入了一个饱和期。而美国则在70年代突破了“经济滞胀”的瓶颈,它依靠资本市场的推动,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系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型;而且在同一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的功能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近几十年来引导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以及欧洲国家只能靠模仿在后面拼命追赶。
在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国际资本和金融资源的竞争已经更加白热化。例如,近20年,一些新兴市场纷纷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争夺国际资本;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已成为全球主要交易所争夺的资源,包括纽约、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澳大利亚和多伦多等交易所,都在想方设法争取中国的公司到它们的交易所上市。
资本市场与大国崛起
回顾近几个世纪的世界发展史,有一个发人深省的“资本洼地”现象。
17世纪,全球资本涌入荷兰,弹丸之地的荷兰随后崛起,成为欧洲海上霸权;18世纪,全球资本涌入英国,英国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19世纪,全球资本流入美国,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今天,在对于国际资本的竞争中,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等新兴国家,正在迅速成为新的资本洼地,具备了崛起的条件。
但是,光有资本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全球资本涌入荷兰,虽然成就了荷兰的海上霸权,却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终究昙花一现,以“郁金香泡沫”草草收场;全球资本涌入英国,虽然成就了200年的帝国梦想,终因一战前后伦敦资本市场被纽约超越而让位于美国;而美国依托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近百年来推动经济滚滚不停地向前发展,迄今还能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今天的中国,也迫切需要建设一了国界,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根据2004年美联储的数据,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已远远超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4年,美国股市的市值达到17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43%;美国债市市值接近37万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307%。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源于一个强大的虚拟经济的推动。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早期,几乎每一次经济热潮或技术进步,都是依托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早期大规模修建运河和铁路从而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到后来钢铁和化工等行业的兴起推动了美国重工业化进程,美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华尔街密切相关。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依托于华尔街的美国钢铁工业迅速崛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便一举超过了欧洲各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而华尔街,也正是在为美国重工业化融资的过程中迅速扩大了自身的规模和影响。也同样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
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以高科技为龙头的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但令人惊讶的是,近几十年的高科技产业,从计算机到网络、从生物到纳米,不仅无一例外都是在美国兴起的,而且美国始终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事实表明,并不是美国的科学家比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优秀,而是美国拥有高效的资本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风险投资产业,拥有将科技转化为产业和不断推动创新的强大机制。
正因为此,在被称为“咆哮的90年代”,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90年的2000多点起步,持续上涨到2000年的12000点左右,上涨接近6倍,市值占全球市值的一半以上。这是美国股市一日千里的时代,也是给美国经济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资本和科技高度有效的结合,让美国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的转变,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一路保持领先。
资本市场与大国兴衰
或许,美国崛起与阿根廷错失良机之间的对比,最能说明资本市场发展对大国兴衰会产生何等重要的影响。
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也曾有过与美国类似的发展机遇。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而美国也不过是5000美元左右,而且在当时还是一个乱象丛生的国家,很多欧洲人在选择到美洲定居和投资时,会选择南美洲的阿根廷,而不是北美洲的美国。然而在不到100年之后,阿根廷与美国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于是有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阿根廷的经济没有起飞?
造成这种差别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很多,但是,金融体系的效率和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没有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会否认,美国经济在华尔街的推动下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动力,最终成就了经济的起飞;而阿根廷未能建立一个有效、健康的本土资本市场来推动其经济长期发展,正是它在大国博弈中最终落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整个近代历史的发展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都经历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由于长期被压抑的民用需求得到了恢复,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在经历了一段粗犷式的发展之后,欧洲和日本都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这是因为,初级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经济发展就进入了一个饱和期。而美国则在70年代突破了“经济滞胀”的瓶颈,它依靠资本市场的推动,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系向创新型经济的转型;而且在同一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的功能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近几十年来引导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日本以及欧洲国家只能靠模仿在后面拼命追赶。
在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国际资本和金融资源的竞争已经更加白热化。例如,近20年,一些新兴市场纷纷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争夺国际资本;中国的上市公司也已成为全球主要交易所争夺的资源,包括纽约、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澳大利亚和多伦多等交易所,都在想方设法争取中国的公司到它们的交易所上市。
资本市场与大国崛起
回顾近几个世纪的世界发展史,有一个发人深省的“资本洼地”现象。
17世纪,全球资本涌入荷兰,弹丸之地的荷兰随后崛起,成为欧洲海上霸权;18世纪,全球资本涌入英国,英国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19世纪,全球资本流入美国,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今天,在对于国际资本的竞争中,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等新兴国家,正在迅速成为新的资本洼地,具备了崛起的条件。
但是,光有资本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全球资本涌入荷兰,虽然成就了荷兰的海上霸权,却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终究昙花一现,以“郁金香泡沫”草草收场;全球资本涌入英国,虽然成就了200年的帝国梦想,终因一战前后伦敦资本市场被纽约超越而让位于美国;而美国依托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近百年来推动经济滚滚不停地向前发展,迄今还能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今天的中国,也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以消化充裕的本国资本和不断涌入的国际资本,并将其转化为强大的实体经济,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
资本市场与和平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GDP年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的高速,中国也成功地由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型成为“世界工厂”。西方经济学家惊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速的改善。”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
以崭新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既面临着崛起的历史性机遇,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全球的大国博弈中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就己经开始不绝于耳,而近年来出现的国际贸易摩擦、围绕人民币升值而展开的争论等,无不体现了现实国际利益的重新分配,并正式揭开了新世纪大国博弈的序幕。历史已经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对中国而言,大国博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客观现实,不容我们回避。采取正确的策略赢得这场博弈,是中国从一个大国走向强国的必经之路。
同时,经过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依靠初级消费拉动的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着内需不足、产业落后、经济附加值低等挑战和困境。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呼唤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巨大的融资需求将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资本市场来满足。
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并构建创新型经济体系,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资源配置功能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高度依赖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迫切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而这种转变必须通过做大做强中国资本市场来实现。
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体系、改革医疗保险体系和建设新农村等重要领域,也要求资本市场提供全面有效的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
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中心的竞争日益加剧,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监管模式也日新月异,资本市场的竞争力和发达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轻舟已过万重山跨越百年之路
经过10多年的资本市场建设,中国在很多方面走过了一些发达市场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道路。尽管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在法律制度、交易规则、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都建立起了一个基本上与国际标准相符合的资本市场。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同时,中国资本市场在自身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致力于推动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环境建设,并引领了中国社会经济中的许多变革。例如,资本市场推动了包括独立董事制度、法人治理结构、会计准则标准化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从开始的第一天起,就站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最前沿。而从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探索到的经验和规律,同样也能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其他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
去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出现许多积极变化,基本数据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实现了较大跃迁。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值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从年初的3.06万亿左右,变成年底的9.5万亿,从原来的全球新兴市场第四位变成了新兴市场第一位,回报率高达130%。2007年以来,市场稳步发展,截至近期,两市市值达18万亿元,日均交易量接近2000亿元,最高交易纪录是4100亿元,每日平均新增开户数38万,总开户数超过1亿。A股市场不仅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也是全球最活跃的市场之一。
深化改革,成就大国崛起
面对机遇与挑战,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强大的资本市场,推动中国的崛起。拟采取的措施包括:
积极推进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努力拓展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即满足不同规模和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融资需求,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带动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创新。一方面,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增加中国资本市场的有效供应。另一方面,促进市场创新,推动公司债券、房地产投资基金(REITs)、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的发展,给投资者提供更多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金融产品。同时,各方面应积极推动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市场(PrivateEquity,PE)和风险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资本市场培养可持续的上市资源的供应。
完善市场化机制,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一是鼓励和吸引优质大型企业和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发行上市,优化上市公司结构。二是健全和完善上市公司内部制衡机制,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三是不断改进和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切实提高监管有效性。四是推进行业自律组织建设,逐步形成行政监管、法制监管、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互为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管体系。五是推动并购市场的活跃,通过市场化的机制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
加强监管,深化投资者教育。加强监管,规范市场,维持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提前化解系统性风险。加强对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规范运作情况的监管,加强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提高透明度;加大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增大行为主体的违规成本。要将投资者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持续的工作,在各个层面加强投资者教育工作的开展,加强投资者对于金融知识的学习,加强投资者风险自担意识。
加强规划,帮助市场明确预期。加快推出资本市场长期规划,在充分总结发展经验和教训、借鉴境外成熟市场及其他新兴市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帮助投资者明确市场长远预期。
展望未来,资本市场将在中国经济构筑自主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推动企业成长和产业升级的同时,引导投资布局的调整,有效地拉动落后地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有效地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改善中国金融结构,优化中国金融体系,增强中国经济的弹性和抗风险能力。
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篇3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在早期的殖民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殖民战争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得西欧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造成这些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运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仰中。……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内市场的狭小远远不能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扩大市场，有两种办法，一是向深度发展，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市场容量不断增大；二是向广度发展，即将“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注：《列宁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545页。）这“新的领土”就是非资本主义环境。于是，进行资本输出，向海外移民，就成为西欧向外扩张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向外扩张已不可能，只能借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机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战后迅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和资本输出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维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工具，“战后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全世界的内涵式的扩张，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内化于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循环与周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即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注：房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重盘剥，加重它们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恶化和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注：甄炳禧：《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枯》[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本来是为维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而服务的，但由于美国及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操纵这些组织，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西方国家推行扩张政策和干预别国内政的机器，甚至联合国也不能幸免。正如布热津斯基说的：“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在政治上影响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决策，宣扬“人权高于”干涉他国内政，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些实际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
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长期与之分庭抗礼的对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还会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扩张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注：［埃及］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所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思考，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抵制西方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主义，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稳定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推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所以它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加强。任何民族或国家要想求得发展，都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能绕过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又是各个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世界历史”概念本是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民族精神的阶段更替来发展的，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不断转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通过向外扩张，把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相继卷入到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体系中来。
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并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这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不再可能是狭小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而是日益被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恩格斯进而以实例来论证了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历史；这种走向是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的变革，不仅取决于本国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还取决于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国家内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受世界历史的制约；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对外扩张，扩大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消除了狭隘的“民族历史”和经济民族化、地域化状态，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加入到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进程中来，从世界历史整体的角度看，是符合区域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93页。）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就是造成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而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就为人类的相互交往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看待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作用的，从这一点看，人类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地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所以，任何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走向世界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也就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文明并一度被欧洲各国奉为学习典范的中华民族，即使在17、18世纪还出现了100多年“康乾盛世”的满清帝国，为什么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就迅速衰落了呢？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了。其实在此时，正是欧洲乃至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形成并日渐明显、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之时，但当时的中国却走着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相左的道路，对内固守传统，反对变革；对外则闭关锁国、反对开放，盲目排外，最终失去了与世界交流、走向世界历史的大好机会，也失去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机遇。
所以，从经济全球化形成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民族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就是民族国家不断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进这一进程，尽管经济全球化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但毕竟已经成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走向现代化，就不能背离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能失去历史又一次给我们提供的机会，要主动地、审慎地、不失原则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获得更好的外部条件。
三、经济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曲折过渡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客观趋势，它的发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作为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创和主导的、至今众多国家都要参与的客观进程，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这种矛盾和冲突除了表现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各种派生矛盾扩散到世界各地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地区化的冲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制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并大力推行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政治霸权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及价值观，欲使经济全球化变为“西方化”或“美国化”，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同时全球性的加强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以及国家带来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迷失方向。因此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都强烈。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之间就会出现冲突，这些冲突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同时，地区化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区域性经济集团。但还是以北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地区化，对他们而言，地区化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在这一区域内的各种利益，并依靠地区化从外部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还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工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也要借地区化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由于立足于本地区的发展，所以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在制定协议和政策、采取行动时就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排他性，它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民族化”，难免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其他地区化之间产生冲突。
第二，国际性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全球化的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全球性问题的扩散，全球性问题包括很多方面，如人口、资源、环境和贫富差距等，但更重要的是，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和平问题是政治问题，即东西问题，主要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即南北问题，反映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造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贫困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贫富鸿沟和“数字鸿沟”即信息技术差距在不断加大。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跨国犯罪也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总之，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两极分化、环境退化、资源匮乏、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的存在注定了全球化不会是一路赞歌的。
第三，经济全球化要求超越国家与国家作用加强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经济的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和投资跨国化为基础的、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金、技术、劳务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追求的是垄断利润，其经济决策要求不受国家边界的约束，一些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大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都会对民族国家传统的经济管理和控制功能构成严重挑战，从而逐渐销蚀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的中心，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交融正无一例外地在销蚀掉每个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和地区机构及其规则的限制。……国家权力的被迫缩小令人十分担忧，这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弱小国家尤其如此。”（注：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全球化——风险与前景》[N]，参见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2000年6月7日。）但是，另一方面，单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往往势单力薄，很难化解风险，加上经济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要求各国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加强对本国经济的宏观干预和国际调节的力度，这就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冲突。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扩散与反全球化的冲突。
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篇4
论文关键词西安文化软实力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布尔迪厄解读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分析出了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和关键地位。他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具备自己的文化传统。城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城市文化的制约和提升，而城市文化的发展在经济意义上，离不开资本的运动。今天的西安正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危机。而城市发展的的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兴衰，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也成为中国许多城市的战略目标，西安也不例外。在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指导下，传统以经济拉动城市发展遭到质疑，与之城市硬实力对应的城市发展软实力也因此成为了推动城市发展竞争力的核心能量。
一、文化资本理论
（一）文化资本的概念界定
文化资本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这个理论的提出打破了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资本的概念引入到了社会学的范畴里，运用交叉学科的方法更加透彻的解析了资本的本质，为社会学提供了更大的研究领域，他更完善马克思的关于资本的论断。在布尔迪厄早起的论述中，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每一种资本类型下面还可以再细分出更多更低的资本。后来，布尔迪厄有特别的添加了符号资本。
在这几类资本中，布尔迪厄最感兴趣的和最关注的是文化资本。所谓文化资本不同于马克思形式或者经济学意义中的“资本”，而是一种更加强调非物质形式的资本。文化资本可以借助不同的形式传递的文化“物品”，在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文化资本的存在。比如：优雅的行为举止、对艺术品的品味、语言能力等等。布尔迪厄从资本看人类行为，文化资本存在有三种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个体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下的表现。二是客观化的形态，表现为客观物体的内在价值上面，如书籍、字画、雕刻、工具等。三是制度化的形态，表现在对于某些制度性的规定或者规则上面，比如技能认证、法律规范、道德论理等。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这就充分的体现出了“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
（二）文化资本的核心概念
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中，就重新解析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实践理论。并且提出了在社会实践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场域、惯习、资本。在文化资本理论中社会科学的对象既不是单独的个体，也不是理想中抽象的社会，而是有无数个“场域”组成的，而“场域”又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面理解的空间。“场域”的基本特征就阐明了它与空间的不同，它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它的斗争性、历史性。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松散的，正规化程度比较低，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和范围。
文化资本有着它特有的特性，继承式的传递性，这种传递性最明显地表现就是在家庭历史中。从最基本的个体来讲，当拥有强大的文化资本的家族，他的后代也同样在这个方面有这不俗的实力或者对这个方面较强的学习能力，更加容易获得新的文化资本，这点也说明了文化资本同样具有马太效应。在文化资本的客观性是通过它的物质性来发现的，文化资本在一定的条件下同样成为一般意义的经济资本。如：名人字画、古董雕塑、历史文物、天然矿物等，它可以像经济资本一样被一代一代的传递继承下去。
（三）城市文化资本理论的提出
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在国内是由南京大学的张鸿雁教授最先提出的，他受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启迪和影响，并且把理论中微观的个体文化资本，延伸到了宏观的城市文化资本。城市文化资本是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城市包括它的历史、人文文化、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和具备现代文化属性的经济模式等。
二、西安城市文化资本
（一）西安城市资本简述
城市作为人类及自然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聚集地，城市也是人类文明的价值体现。
西安，世界闻名古都，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曾有十三个王朝先后在此建都，是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杰出代表。以秦、汉、唐为代表的历史王朝，给予西安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西安，在它3000多年的城市发展中，它所代表的就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发展史。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浪潮袭来，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西安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使之成为了较为尴尬的二线城市。
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各个不同场域都有这各自特有的惯习，惯习概念偏重于对主观性的描述。文化资本宏观化后不难可以分析出西安这座城市它每个场域文化资本的强弱、关系等，从而可以准确的定位西安城市发展中文化资本的定位和优势。西安城市文化资本场域分类几乎涵盖了所有城市应该有的和其他城市不具备的各种因素。自然环境、历史文物、公共交通、社会素质、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地域方言等。而这些我们可以看成构成西安城市文化资本的重要场域，通过对以上重要场域的分析，可以较为全面的得出西安城市发展中文化资本。
（二）西安城市文化资本系统分析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是松散的，正规化程度较低，某种场域并非是依照单一规章制度机械性运转的机器。所以在构成西安城市文化资本的众多场域内，经过很多年的发展与时间的磨砺，使相互之间的摩擦变少，遵循着自我的心理暗示。形成了排斥和敌视的自我城市文化场域内的保护性磁场，从而抑制了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发展。
西安人民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及中国新时代西安人民创新精神不断的影响这这座城市，给予西安极具凝聚力传承传统文化的城市精神。
西安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都，被誉为“天然博物馆”，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古代先贤的真知灼见、优良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经过千年的沉淀与酝酿，已经渗透到整个城市里，使得西安拥有了不同于上海、广州等地人文积淀。西安又不同于其他城市，自古西安的开放性也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不管是周、秦、汉、唐各个朝代都具备这开拓创新的城市精神的，中国的丝绸之路、唐玄行、鉴真东渡日本等，这无不说明西安从城市开始之处就定下了城市精神的主基调。
三、西安文化资本运作
（一）西安文化资本优劣分析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了，在这十二年当中，西部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
在国家机器政策的强制介入下，西安逐渐走出了单纯的自我体验的磁场。在场域中实践理念也被外界灌输的教条中，走向了一种为了发展而发展的发展怪圈中，从而从前一种社会化主观性向社会秩序主观化的惯习转变中。
我们在分析西部主要城市资本里发展水平得分及其排名中，不难看出十二年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西安并不是我们预先所设想的会成为西部城市中的领头羊。从地理位置上看，西安是西部城市的门户，对于各种优惠政策和外来资金，都必然会经过西安而流入西部，但这些资金并没有全部留下。城市发展落后不能仅仅归结于“门户效应”，更重要的是寻找自身在落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城市发展已经不能只是单纯的对经济资本进行重视，一味的发展城市硬实力。这样的做法首先违背了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没有迎合市场的需求，收益较低，发展代价过大。这样忽略城市软实力而谋求城市发展的城市很多，西安也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忽视了文化资本在整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二）西安城市文化资本的未来走向
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单单是看其资本的流动来带动利益的增长，这种认识受整个社会文化价值控制。文化资本的产生到传承不是每次都是从零到一然后再回到原点，而是在不断传递叠加的过程不断传承的。教育就是一种文化资本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也是目前人类较为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特别是通过学校教育，使用一套预先设计和准备的内容集中教育，把一些基础性的知识统一传授，再与家庭教育和个人兴趣相结合，使孩子掌握必要的文化资本获取技能。
城市的文化资本想要切实的为城市发展发挥作用，就必须由较为完善的人力资源作为后备力量。西安想要通过文化资本带动城市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文化因素中最为核心的人力资本。西安拥有大约81所中学，870余所大学，充沛的学校教育场所为西安及其周边地区提供稳定的基础性文化资本传递。特别是西安拥有三所“985工程”学校和五所“211工程”院校，而在这些院校中大多学生不是西安本土居民。这正是西安在利用文化资本发展城市的核心力量，学生在学校大多需要独立生活4年以上，也可以说西安成为了大多人的第二故乡。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地域留恋感会使这些数量庞大的人力资本会把西安作为第一选择，那么西安在发展过程中就会拥有数以万计的人力资本，而这些人力资本在不断的为西安城市发展做贡献。
对于西安而言，人力资本的聚集和使用需要城市为这些人提供较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西安城市空间的构建也文化资本的基本土壤，城市空间不光是为人力资本提供制造文化资本的场所，还是消费文化资本的主要贡献者。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文化资本财富，会具体化在整个城市之中。比如：西安城市地铁、文化遗址、建筑物、字画、影视、文学作品等，这些都会被私人或者公共消费。
四、结语
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篇5
关键词：全球化市场饱和；资本主义根本发展方式；攀比性消费模式；科学的消费模式及发展观
此番由美国次贷危机肇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具有十分重要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标志了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全球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认识和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从新的历史角度看待此次经济危机，特别是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和把握全球社会的基本走向十分必要。
一
这次危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标志了自战后以来逐渐形成的“全球化市场”，因半个多世纪的育发和充填，已然基本饱和！西方发达国家战后持续长达六十多年的繁荣至此戛然而止，一去不可复返了（除非如后述，世界消费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也就说目前许多人希望的，这此危机早晚会过去，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经济会重新进入持续繁荣轨道等美好希冀，已经历史性地成为不可能。其根本原因或依据很简单：战后以来发达国家“因祸得福”地获得的此偌大全球化市场使这些国家在战前半个多世纪中饱受“市场桎梏”折磨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已勃然巨大起来，并终于狂奔到它的历史极限或“地球的物理极限”；也就是说几十年来形成的“全球化市场”再也不可能容纳如此爆涨起来的世界生产力了，它终于被塞满了，历史地塞满了。特别是，考虑到世界科技力量在按几何级数飞跃发展，而现今这个“全球化市场”虽也会扩大但远远低于巨大科技力推动的世界生产力增速。这是非常确凿的根本事实。世界生产力从总体和根本上讲已发展到了全球市场所能容纳的终极极限。
但是目前尚没有人来冷静地面对这个严峻事实和严肃思考一下世界经济及社会今后的根本出路问题。西方人懵懂地以为，全球化市场似乎是无限的，他们如此糜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是理所当然且会永远延续的，但是今天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了他们兜头一盆冰水。西方国家就象一群吃得腹满肠肥的巨狮，突然发现世面上以往层出不尽的角马、野牛们一下子全都不见了，吃光了，而今它们只能万般无奈地去追逐豚鼠及野兔之辈，不得不重新体验“流线型身材”的滋味了。也就是说，由于世界这个最大的、终极的“全球化市场”基本饱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们今后只能也必须在新的形式上重新承受在“市场桎梏”中生活的困境，类似西方在战前一个多世纪经历的那样，只是再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可凭借坦克和军队争抢别家的饭碗（市场）来改善伙食了，因为别家的市场也都是满满的，抢了去也没用；何况如今核时代早已是世界战争为不可能的时代了，至少在可见未来里是这样。这就是此番世界经济危机告诉世人的最突出，最重要的东西。正如近日英国新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不约而同地告戒自己国民的那样，要做过“几十年甚至五十年”“紧日子”的思想准备。这绝非冒言，甚至准确说他们给这个“紧日子”规定年限的做法其实是太冒失了，事实是这个年限只能是“无限”的，因为地球（的市场）是“有限”的。很多人以为这次危机只在金融及债务方面，这其实不过仅仅是现象、表象而已。试想，若不是生产力受到市场的根本扼制，人们及政府的现实及预期收入大减，如何能欠下如此金融及财政债务无法偿还而致爆发世界危机呢？我们还是应“透过现象看本质”方是。
为更好了解世界经济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及更好地考虑世界的未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世界或“资本主义”经济或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脉络，无疑是极有裨益的。
二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近代世界是自约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基本共识的是直至1871巴黎公社革命年前后为其第一历史阶段或“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在这200多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一个“基本发展方式”或根本历史特征，即“国内市场”在这一阶段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中起主要和主导的作用，可称之为“国内市场发展方式”。扼要说就是，在这一阶段西方各主要国家每年的生产量或社会生产力及其产品主要靠国内市场来消化，海外市场只起补充作用。这是由当时西方各国生产力发展程度相对有限决定的，“国内市场”（或西方总和了的“国内市场”）基本能够消化当时大多生产力产品。然而自1785年瓦特改进的能在实际生产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蒸汽机出现起，各国生产力爆发井喷式发展，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在孕育、积累了近一个半世纪后，在其第一阶段的最后约50年期间，原先“国内市场发展方式”远无法承受或容纳如此爆发出来的“魔鬼般”的巨大生产力（产品），它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个历史桎梏”；其突出和必然的表现是，西方生产过剩的世界经济危机频频爆发，工人大批失业，遭受苦难；而且正是因愈益频发的生产过剩及经济危机，愈益频频失业的劳动者们则因而“正比例”地愈益“贫困”，这正是当时“（生产）财富越多却越贫困”之奇特历史现象。（当今不少学者指责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正是因不知当时这种特殊历史状态及事实，难免“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了。）更明确说，正是蒸汽生产力迅猛发展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方式）”无法承受的极限，资本主义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峻的“生存危机”。
不可避免，当时西方社会在这种历史情势下，劳资矛盾白热，工人起义频发，社会巨大动荡混乱一片。正是针对这种态势，马克思作出了“资本主义丧钟就要敲响”的预言。现今不少人诟病马克思的这个预言，但是似乎没人晃悟到这个事实，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不正是“已经”敲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丧钟了吗！无可置疑的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了其第一历史阶段的尽头，若不改弦更张的话必定不知还有多少个资本主义“丧钟”被敲响。不过另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当时在无它路可走的生死关头，必然且悍然地走进了它的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
三
巴黎公社的发生，使各西方国家受到严厉警告，再不改变这种“（市场）桎梏经济状态”，缓和劳资尖锐矛盾，迟早“柏林公社”、“伦敦公社”等必将出现。在市场压力和起义压力双重作用下，西方各国逐渐不得不历史地走上了它新的，通过对外战争夺取所谓“生存空间”（即“市场”）的基本发展方式，即“武力争夺国（海）外市场基本发展方式”，用以排泄其日益膨胀起来的过剩生产力以避免在双重危机中坐毙。资本主义正由此进入了它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这期间电力的工业应用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膨胀，更加剧了这种“基本发展方式”转换的急迫性和生死攸关性。自普法战争起，西方各国对国（海）外市场的争夺愈益炽烈，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形成，1892年俄法签定军事协定，1895-1896年的埃意战争，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1907年英法俄协约的最后形成，终于在1914引爆了旨在争夺生存或市场空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力从“国内市场发展方式”向“（武力争夺）国外市场发展方式”历史转换的最终完成。
无可置疑，西方各国之所以不惜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及伦理代价来相互撕杀，正是因为（在当时情势下）不如此他们必将坐毙在自己原有的“生存空间”或“国内市场（发展方式）”之中。只有从上述资本主义生产力演化脉络及其“基本发展方式”历史性转换角度，我们才能抓住这次大战的根本历史缘由。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根源同出一辄，而且更为明显。德国和日本在当时迅速膨胀起来的生产能力与其“生存空间”相对极为狭小的巨大矛盾之生死攸关的压力下，别无他途地走向了这条拼死之路。毫无疑问这在当时是十足的历史必然，仅仅从希特勒及东条等人的好战等解释二战是十分偏狭的。从更深层角度讲，在整个资本主义第二阶段（1871年——二战结束），“世界大战”实质上取替了其第一历史阶段中“世界经济危机”的作用或机制，扮演了周期性根本调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历史角色。即资本主义经济在其第二历史发展阶段中，必然在相隔二十年左右时间周期性地爆发世界性战争来重新洗牌，依西方各国由“发展不平衡规律”（列宁语）导致的生产力及军事力的畸变、消长，靠武力重新争夺、划分国外市场（国际势力范围）以外泄其过剩生产力，重新调整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经济比例及秩序。这是生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及制度相互作用的必然历史结果。一战时是这样，二战更是如此，若无后来一个划时代历史重大事件的发生，必将产生的三战、四战等绝无非是。很多人在看待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时严重忽视了其经济运行的这一最很本的内在历史因由。
四
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第二历史阶段及“武力争夺国外市场基本发展方式”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核武器的发明和使用。核弹的存在及其巨大的毁灭力，使得任何一方世界战争的发动者绝无“胜利”可言，由此便彻底遏制或取消了资本主义希图靠武力争夺国外市场来排泄愈益过剩生产力这一根本发展道路。同时，又由于战后科技大革命的出现及各地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战后西方各大国的“排泄与生存”问题日益尖锐，历史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第一阶段后期“桎梏经济”及“待以坐毙”的严峻状态。毫无疑问，如前述种种可知，资本主义（经济或生产力）发展到这一程度，“国外市场”已然是决定西方各大国生死命运的项上套索，从任何历史及现实的社会发展逻辑及法则可知，若解不开这一“末日套索”的话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制度绝无苟延下去的任何历史可能。不过幸运的是，资本主义在那时的历史生命力亦仍未达到其最后历史终结的地步，它还有些“余勇”可籍；除了当时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及尚有广大经济极不发达国家的缓冲地带等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雄厚的科技发展力最后一次地挽救了资本主义。战后，西方各国因再无法凭武力抢夺海外市场以求生之强大的“坐毙”历史压力下，最后不得不辗转反侧先后依靠其日益强大的科技力量，通过极力降低商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途径终于在绝境中突出一条救命之路，即凭“跨国公司”和优势商品取代了坦克和士兵逐步打开“全球化市场”之路，这就是“以和平方式（或跨国公司方式）争夺全球化市场”的第三个“资本主义基本发展方式”。（实质上战后科技大革命的缘起最直接及主要的正是因各国极力发展科技力量开发“优势（泄外）商品”的强大历史压力下推动起来的，至少是互为推进的。）资本主义亦正因此进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至今。历史结果证明，这正是一条资本主义“因祸得福”之路！
战后以来，准确说自战后至此次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由于“全球化”或“全球化市场”的逐步开拓和展开，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膨胀起来的巨大生产力终于找到一个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广博”及“合算”的排泄市场，以往派出的坦克和士兵被拼死抵抗的情形和代价不见了，代之以弹冠相庆的远接高迎，“世界名牌”几乎在任何发达及不发达国家风靡经久，甚嚣尘上。资本主义战后竟然持续繁荣了半个多世纪！这同血泪斑斑，白骨累累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形成极为鲜明的历史对比。西方的智者们或能有悟的话一定会大为感叹：若早知有此体面、高效的和平发展（或排泄）方式，何必当初大打出手，付出如此血斑斑及臭烘烘（名声）的巨大历史代价！”
五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按既定状态发展的，无论是黑暗状态还是升平状态，它是永恒地按自己的内在法则曲折、变动地演化着的，这个法则就是“生产力发展永恒提高法则”或者说是“生产力永恒发展与相对稳定的市场相互作用法则”。如前述，战后由于“全球化市场”或世界最大也是最后的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奇迹般地持续繁荣了半个多世纪，人们原本以为这个全球市场和经济繁荣是无限的因而是可永远持续下去的。但显然，此番世界经济危机已然吹破这个美好的梦想或绚丽的大泡。这此危机明确无误地标志了“全球化市场”已经历史性地基本饱和，并由此宣告了资本主义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彻底终结。以这此危机为起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某种程度上连同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第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约略概述一下这个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根本特征及西方各大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基本发展脉络。
由于全球化市场的基本饱和，当今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再一次又面临生死攸关的“市场桎梏”问题。回到武力争夺时代已无可能，开拓地球以外的市场更是天方夜谭，这正是目前经济危机给当今资本主义（及世界经济）提出的最大也最严峻的历史难题，也是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历史困境。这里本文权且给出或推测出今后资本主义历史演化的基本脉络或运行轨迹。首先在经济方面，西方各国必然且必须将逐步接受和适应什么是“适当消费”或“合理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往“繁荣时期”养成的靡费自然资源，追求过度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必将淘汰。同时，西方各国贫富不均现象将大幅度消减并逐步趋于最大限度的均等；因为惟有如此才能缓解必然的历史性“消费收缩”带来的巨大社会危机，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无不必将如是施政。当然西方各国经济上也非完全暗淡，它们必倚助其强大的科技力量，在有限的全球市场中拼力争夺，或有改善及亮点，但这只能起非常有限的作用；另方面，在科技输出方面必将大幅度增加，这样虽对西方的经济作用亦有限，但在辅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或“共同发展”方面具有深远及重大历史意义。在政治方面，西方各国的左翼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方在频繁政党更迭中将愈趋稳定的主导地位。因为显然，占绝大多数的劳动阶层选民的力量在上述经济平均或平等化必然过程中将日趋壮大，他们在“收缩消费”的历史大趋势中为争取更多合理权益而必然选择及逼迫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为他们服务。在此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制度）上必将逐渐加速向“国有化”或“计划（宏观调控）化”和“福利化”演变；政治上必将朝劳动阶层意志占主导方面加速过渡（实质上，这两个方面的演化自战后以来已就开始及延伸，并在北欧有重要突破，但在西方整体方面还是缓慢、复杂、犹疑、含糊的）。这样演化的结果，可以说，资本主义距离其最后自我升华或最终自我淘汰的日子必将不远了，或者说距离必将到来的“世界大同”时代已不很遥远了。资本主义各国在今后长达几十年的“过紧日子历史阶段”中，实质上是在历史地“等待”其他较落后国家发展起来，追上来，进而趋于“大同”。当然西方各国也并非消极“等待”，由于历史的进步，他们自愿不自愿地通过大量输出科技、管理及国际互助等途径，在辅助发展中国家“追上来”方面将起不小作用。资本主义在这个新历史阶段中的“基本发展方式”由此可大略归结为——“内外互助，抱团（过冬以）待春”基本方式，或“学术化”些地讲则是——“以内在变革及外部互助根本途径，开拓及深化‘大同化全球市场’”之根本发展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第四历史发展阶段是资本主义朝新的历史形态嬗变或升华的必然阶段，亦是其最后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已非原先的或“典型资本主义”而是“过渡（中的）资本主义”，即愈益愈多地添有更文明、进步因素并朝实质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或“大同社会”历史演变的资本主义，亦可说是终将自我“安乐死”之资本主义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内在必然的辨证历史过程及结果。这个历史过程大约需50到100年时间。从另方面说，西方目前面临的正是终极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其所有制（私有制）或全球化市场基本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必将出现该矛盾根本解决或扬弃的历史关头了。
六
总之，资本主义今后的历史道路只能是必将朝自我革命、自我升华，携助世界（经济），联手“大同”方向演化；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全球化大同”已然可期。这个新的“全球化大同社会”或“新世界”也许与人们向往几千年的“大同社会”及马克思预言的“按需分配”的“科学社会主义”有诸多不同，但其在精髓上差不了多少。因为，这里特别突出强调指出的是，只有在基本消灭各种类型之“私有制”或至少是“糜费生活方式”，并实行全民生活资料合理、富足的“（无偿）按需消费”或“大范围社会福利保障”的社会前提下，人类“全球化市场饱和”的终极历史难题才有可能根本解决。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全体人民在富足但不奢靡的（无须货币媒介的）“无偿消费”即“按需消费”模式中（瑞典等北欧国家“高福利社会”现今已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由于人的合理物质消费毕竟是有极限的，因此社会物质（消费资料）生产相应地才可能有一个合理或科学的“历史及自然限度”。惟如是，人类（或各国）才能在根本上彻底消解“全球市场饱和”这个终极历史难题，或者说才能彻底化解“人类过度物质消费欲望与地球自然资源极限”这个终极历史矛盾及终极历史困境。简明地说，几千年私有制形成的，不合理的人们“攀比性或炫耀性消费模式”在“全球化市场”饱和的绝对限制下在根本上已成为不可能，因此世界经济的根本出路，只能且必然地是，（逐步）在世界范围内以“富足但不奢靡的大同消费模式”历史性地取而代之！（当然，这个历史过程是由一国、几国直至世界各国的过程。）也就是说，“生产”的本性或本质原本只是“（合理）消费”，但嬗变至今却成了“赚钱”即“攀比性消费”！合理，富足的消费是人类（生产力）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无休止的赚钱或攀比”是即使有一万个地球市场和资源也无可满足之的！眼下，地球的物质极限严厉地命令人类：要改改你们几千来养成的臭毛病啦。
最简约的例子，若社会只提供各街道上足够的“FREE（无偿）”汽车，那么全社会可节省一多半的（以往）闲空公私轿车及相应的耗费及污染；若社会只提供空间、设施合理但足够舒适的FREE住宅，也必将大为节省以往奢靡的毫宅、别墅及空闲房产的无谓耗费，正所谓“纵有广厦千间，夜宿一席之地”，……不一一列举。就是说，一旦从制度上杜绝人们籍物质攀比以显人生价值的旧本性，代之以（在“大同消费”基础上）凭人们的科技、艺术、思想、情操及完善发展程度等精神性贡献及（复杂或高级）劳动成就竟相为最荣之新人性，社会消费（及其生产）总量及自然资源必将大为节省。特别是，新人性将使人类及社会大为完善及深化发展。这种消费或“市场”模式，就是“物质消费资料按需（富足及合理）分配”或“大同消费”。从全球角度讲就是“大同化全球市场（消费）”模式。人类合理、科学的物质享受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精神性享受或人性、品格、才能的完善化是无限的，才是应着重发展之的。人类现今该是深刻及现实地面对及严肃重新思考当今历史处境及自己本性的时候了。若依以往人们在“私有制”土壤中千年积淀出的“炫富耀奢”之（消费）本性，非但再有几个“全球市场”也不够，况不可能；更是地球人，特别是眼下西方人（劳动者）必将遭受无休止的生产“不足”、消费日减之苦，更不消说贫富矛盾、贸易摩擦的不尽争乱。从全球角度看，人类今天及不久将来的巨大科技力和生产力，已经提供出足够的上述“合理消费模式”或“大同社会”的历史可能及其根本物质基础。现今缺少的不过就是化解几千年来“私有制”（攀比消费）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沉疴。或者说，今天的地球人该是或必须彻底转变旧思维及旧体制，深入思索及树立我们中国正在热议的，最高层次的“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了。实质上，从最根本意义讲，所谓“大同社会”其实并非什么人的美好愿望，它不过是地球的“物理体积”强加给人类的必然选择！在此之前，人们只能在“全球市场终极饱和和攀比性消费永恒不足”的绝对矛盾和争斗间无尽的自相烦扰！尽管类似现今的“全球经济危机”还会周期性必然出现，尽管世界今后的发展会出现难免的各种动荡、周折；然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这给中国的发展既带来波折也提供了机遇，以溶入这个世界潮流，好在中国国内尚有不少不发达地区（市场）可供回旋。这些，就是目前世界经济危机明确但内在地告诉我们的，吾等应善解之为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2]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3]《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研究》.昌宗泽.《社会科学研究》2010.5.
[4]《再论“比例失调”——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识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对策》.王勇.《社会科学》2010年09期.
[5]《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白暴力粱泳梅：《理论经济学》2009年第5期.
[6]《世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演变》.李其庆.人民网.http：//.cn/pl/02/201007/t20100702_2495099.htm.
[7]《世界经济危机的实质及我国反危机措施的思考》刘昱，刘晓英.《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刘昱：
[8]《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蒋宏达张露丹译.中央编译局网站.http：///xszm/200905270001.htm.
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篇6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社会对多层次、多结构、多门类的人才需求量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教育消费者将目光投在了非学历教育培训上。非学历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新的教育形态，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观念、形态深刻地影响着各国教育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不断更新知识的需求，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正在逐步变为现实。终身学习的社会需求必然推动终身教育的快速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变革发展的产物，也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我国的培训行业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
非学历教育是相对学历教育而言的。从广义来说，非学历教育包括学历教育以外的所有教育，是根据各种实际需求而进行的教学形式，主要有岗位培训、项目培训、专业技术培训、行业培训和各种层次的继续教育，它是依赖市场经济的需求而成长起来的，是与以学习经历为标志的学历教育相对应的一种教育模式；从狭义来讲，非学历教育一般指以提高受教育者能力为主的、不获得学历证书（可以获得其他证书）的教育培训、进修活动。
非学历教育的主要特点是时间上的周期短、灵活性强，知识上的针对性、适应性和快捷性强，这些特点使其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学历教育担负着教育的基本任务，它强调学习内容的系统性、学习过程的循序渐进性、学习时间上的固定性和层次性。相比之下，非学历教育一般针对一个实用性内容，采取集中学习的方式，通过对学员进行短期、集中的培训，学习和掌握某一具体知识的。它无需顾及其他相关内容的齐头并进，也很少追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源渊，只注重其使用价值的提高。现代科技发展的速度使知识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使得学历教育在此方面的不足越来越明显。
二
非学历教育不是只有高校才能进行，它不仅是高校之间的竞争，而且是高校和专门商业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呈现出更加开放的竞争状态。目前，大多数高校都是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并行发展，而不再仅提供单一的学历教育。高校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优质的办学条件、良好的办学环境、完善的管理体系，发展非学历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其开展非学历教育，是教育资源整合、服务社会的具体表现。未来高校的非学历教育培训竞争将更加激烈。随着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非学历教育势必在激烈的竞争中日益壮大和成熟，高校应立足长远，把握机遇大力发展非学历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是新时期高校教育部门面对的又一崭新的课题。下面阐述高校发展非学历教育的优势。
（一）依托高校品牌优势和行业影响力开展教育培训。
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学科领域特色，学科实力存在差异，故培训力量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高校做出的品牌非学历教育，必须依托自身的优势特色学科。这是未来高校非学历教育发展的生存之道，也是必由之路。各高校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在各自行业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成就使许多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在社会中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可信度，产生了很好的品牌效应。利用已有的品牌优势和行业影响力，高校开展相关学科的非学历教育，其成功是可以预见的。差异化发展将是高校发展非学历教育的特色。
（二）师资优势。
强大的师资力量是发展非学历教育的坚实基础。高校在拥有大量优秀师资的同时，还有一些双师型人才，在课堂上是讲师，到生产单位就是工程师，他们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平，还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有机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出既具有高科技知识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人才。有这样的师资作为后盾，为高校发展非学历教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教学资源优势。
由于国家的长期投资和学校自身建设的不断积累，高校有比较完善的办学条件，包括大量的实验室、先进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源、计算机房、电化教学设施，良好的住宿环境及餐饮服务部门等的存在都为实施非学历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充分利用这些较好的办学条件，在做好在校生教学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学历教育，这些都是社会上的一些培训机构无法与高校抗衡的先天条件。
（四）管理优势。
普通高校在学生管理方面，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专兼职的管理队伍，他们在教学过程管理、学籍管理、学生日常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高校教育的大环境中，非学历教育可以在规范管理下迅速成长，使之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三
目前，高校逐步将非学历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继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专门从事非学历教育培训工作。各高校在发展非学历教育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重视非学历教育所发挥的作用。
普通高等学校在保证学历教育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开展具有差异化的非学历教育。开展各种非学历教育和培训，要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根本宗旨，以促进社会成员自身素质不断提高为基本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二）转变观念，树立市场意识。
高校要多了解市场的需求和特点，设计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课程，实现办学主体多样化、办学机制灵活化、教学形式多样化，并做到以学员为中心、培训内容针对性和适用性强、培训内容同步或超前于社会发展。
（三）不能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忽略教育的社会效益。
与学历教育截然不同，非学历教育具有显著的市场特点，受人才需求市场影响特别明显，其培训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和市场培养出大批急需的、适用的各类应用型人才。促进以成本核算为基础，以综合效益为驱动力的市场化机制的运行。在按照市场规律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兼顾教育的社会效益，实现教育的公益属性。
（四）建立评估体系，确保培训质量。
非学历教育培训有明显的市场特征，社会认可是根本前提。要实现社会认可目标，唯一的标准就是质量。质量是非学历教育培训的生命线，我们应该把非学历教育的质量管理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质量评估和保证体系，以此检查非学历教育的办学状况，促使其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进而实现优胜劣汰。这是规范和保证非学历教育向高水平、高效益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
（五）完善制度，规范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