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6篇)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篇1
1996年10月8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威廉·维克里(w.vickrey)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j.a.mirrlees)以其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分享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揪渴加?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马克卢普—普拉特(machlup-porat)的信息经济测算体系和约维兹(m.yovits)的广义信息系统决策模型理论的系统引入，使情报学界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究，并由此奠定了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尤其是在对信息产业的分类、评价和测算方面，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应用性成果。相比之下，信息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分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迄今为止，国内情报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理论体系还是相当陌生的。笔者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一个十分活跃的前沿分支，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它解决了许多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从经济研究领域中展开的，但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信息及其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因而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同样应当属于情报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微观信息经济是经济学和情报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因此，情报工作者应当拓展视野，抓住时机，迅速投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这不仅是时代的呼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契机。
1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进展
1.1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换句话说，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帕累托最优”(paretoperfect)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以赫伯特·西蒙(h.a.simon于1978年以其《对经济组织内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肯尼思·阿罗(k.j.arrow于197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研究)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在60年代率先对“充分信息假定”提出质疑，指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后果，同一个后果也可能由不同的抉择产生。进入70年代以后，乔治·斯蒂格勒(g.j.stigler于1982年以其在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威廉·维克里、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不仅行为者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而且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即同一经济行为的当事人双方所持有的信息量可能是不等的。这种状况会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重要发现(此前也许有人发现过这类问题，但并未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1.2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议题涵盖很多方面：例如，厂商和消费者常常缺乏对手和交易品的信息而无法预期可能的收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具体状况缺乏足够的信息；拍卖商不知道主顾究竟肯出什么样的价格，而欲购者同样也不了解其它竞购者愿意支付多少钱；雇主并不清楚每个雇员的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等等。简而言之，经济行为中所有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分布所引起的市场不确定和交易障碍都属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个别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与某一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果有关的信息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有行为者或当事人双方都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公共信息；另一部分则是只有某个行为者自己知道，其它行为者或对方当事人所不了解的信息，我们称之为私人信息。例如，商品交易行为中的买方知道自己的消费偏好、支付能力和意愿价格等，但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性能和成本；而卖方则恰好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各拥有自己的私人信息，就形成了信息不对称。其中，持有较多私人信息的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在交易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对方则居于信息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达成显然要比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困难得多，因为信息劣势方试图使交易更加“公平”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不幸的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分布的发生概率要比理想状态高得多，因此，需要制定某种交易规范和契约，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这正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广义上讲，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奕论(gametheory)都可以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的范畴，而其核心议题则是“反向选择”(adverseselecting)和“道德危机”(moralhazard)以及与此相关的“委托人—人”问题。?“反向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事人中的信息优势方可能会故意隐藏私人信息，以求在交易中获取更大收益，而另一方则可能由于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这种状况经常妨碍和阻止某些“有效率的”交易的达成。?“反向选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个投保人的实际风险概率，因而高风险者可能有意隐瞒某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使保险公司相信自己属于低风险者，并通过支付相应保险费而获益，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保险公司和低风险投保人的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市场失灵”。?“道德危机”，亦称“道德风险”，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契约签订之前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约之后，一方因无法对另一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很可能由于对方不负责任、混水摸鱼的做法而利益受损。换言之，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是一种人为的道德风险。例如，购买了就业保险的人可能不会急于找工作，购买了火灾保险的人可能会不太注意防火，从而导致失业的人数或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委托人—人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解决这类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信息商品交易活动，规范信息市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事实上，信息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市场，由于信息商品具有效用滞后的特性，在交易达成之前，买方无法确切地了解和验证其真实效用，只能主要依据卖方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进行大致的估测和抉择，而卖方则很可能故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不真实地夸大信息商品的效用以谋求更高的价格。因此，信息商品交易中的买方常常陷入一种“反向选择”的困境；而且表现得比一般交易活动更为显著，这种状况导致信息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十分普遍，并经常使信息市场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严重地妨碍了信息市场的有效运行。引入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这一工具设计和改进某种制度安排，肯定会有助于提高信息市场的运行效率。
2威廉·维克里的主要成就评价
威廉·维克里教授堪称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享有盛誉，而且其著作之丰，研究领域之广也罕有人及。维克里一生发表了140余篇学术论文，广泛地涉足了公共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分支，其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理论、税收理论、边际成本定价、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直接促成维克里教授获奖的理论成就是他所提出的最佳所得税系统模式(40年代中后期)和选择学说(60年代初)，而维氏最有影响的贡献则是他所发明的“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auction)。
从表面上，我们似乎看不出维克里的这些研究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如果深入地考察他所进行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点展开的，导出的理论方法也是围绕如何设计和构造一种更有效的契约和制度安排，以规避信息不对称对效率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维克里是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将其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这些方法也正是在针对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维氏的不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贯穿于他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活动之中，因此很难对其加以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我们只能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其理论的内核，才能一窥端倪。维氏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理论。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由米尔利斯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其他领域。这一理论成果是维克里和米尔利斯荣获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维克里在其博士论文《累进税制的议事日程》(agendaforprogressivetaxation)中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建议。他的另一项发明是“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此外，维克里在遗产税、消费税、公司税等方面也多有建树。?(2)选择学说。维克里在《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utility，strategyandsocialdecisionrules196011)一文中修正了肯尼思·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由基数效用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并讨论了社会决策中的策略性因素。?
(3)“维克里拍卖法”又称为“第二价格拍卖法”。维克里在《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andcompetitivesealedtenders19613)一文中指出拍卖中竞买者的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第二价格拍卖法，以抑制投标者的投机行为。采用这种拍卖法，投标者在决定其出价时只需要确定自己的个人估价，而不需要搜集和估测其他竞买者的出价，因而大大减少了投标者的信息搜寻费用。?
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拍卖和投标方面，它实际上解决的是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因而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4)边际效用测度。维克里对将某一商品的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效用的测度方法提出异议，建议对风险的反应测度边际效用，认为这将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在《效用服务的反应性计价》(responsivepricingofutilityservices.1971.2)一文中，维克里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研究了公平与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探讨了当个人生产率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这一理论后来被米尔利斯发展为一种更为精确化的模型。
3詹姆斯·米尔利斯的主要成就评价?
米尔利斯教授并不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但他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研究成就，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芒。米尔利斯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获得1996年度的经济学奖，相反，早在被提名为候选人之前，他就已经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几位学术泰斗之一。对此，我们可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米氏的著述的确是字字珠玑。事实上，他的一些重要成就至今仍未公开发表。?米尔利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仅发展和完善了维克里等人的理论，而且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应用和模型化方面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尽管米尔利斯的研究也涉及财政与税收、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诸多领域，但总的说来，从米氏的研究工作和学术成就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委托人—人理论。米尔利斯创立了委托人—人的模型化方法，并奠定了其基本的模型框架。70年代中期，他深入地研究了激励与风险的关系，并推导出委托人—人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个人努力程度与风险高度相关，从而解释了风险分担的必要性。?
(2)税收理论。在《最优所得税理论的探讨》(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1971)一文中，米尔利斯探讨了政府在不充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最优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他发现，如果政府充分了解纳税人的能力差别，那么根据个人能力征收所得税是公平而有效率的，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这种税制则会影响高能力者的努力程度，降低税率，因而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这一结论后来发展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必须让拥有私人信息者享有信息租金，否则就会导致反向选择，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
(3)福利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注释》(notesonwelfareeconomics,informationanduncertainty.1974)一文中，米尔利斯通过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由于政府缺乏企业和家庭的充分信息，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不现实的。由此，米尔利斯后来将这一理论推及众多的经济领域。
4小结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理论方面，而是在于它在实践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价值。事实上，几年前美国政府就已开始运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制订经济政策，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也已采用这一理论方法进行招标、拍卖等经济活动，了解这一点，对我们开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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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篇2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
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文革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篇3
西姆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萨金特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教授，他们两人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曾经是同学，都是在196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后来，他们在明尼苏达大学当了好几年同事，但那时他们获奖的研究工作都是独立进行的。由于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萨金特和西姆斯将分享15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项的正式说法为“瑞典皇家银行经济科学奖”）。
在物理领域中，多数因果关系是明确的，如：推动一个球，它就会滚动。相比之下，像减税这样的政治措施跟经济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原因在于，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做的决策，都基于对其他各方的未来表现所怀有的预期。例如：对决策者行为的预期会影响公司对新企业的投资力度。同样，当政府制定增加税收等政治措施时，也会受到预期的市场反应、投资者反应和消费者反应等因素的影响。
西姆斯和萨金特都致力于研究经济政策和其他事件所发生的短期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例如：中央银行宣布利率上涨或者打压石油价格是如何影响经济的。萨金特帮助人们理解经济政策的系统变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例如：他研究过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如何实施有利于促进通货膨胀的政策，然后又为何转变为以减轻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萨金特的研究表明了公众和银行如何通过逐渐的学习过程来适应政策变化，解释了为什么通货膨胀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平息下来。
该奖项一宣布，两个获奖者都在不知不觉地回答各自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解释自己的研究为一个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世界可能提供的教训。两个人的回答都很谨慎，不肯谈及政治问题。“根本不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这需要通过观察数据来进行漫长的研究，”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宣布该奖项的新闻会期间，西姆斯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家中通过电话告诉记者说，“我所采用的方法和汤姆（对托马斯・萨金特的昵称）所提出的方法，对于摆脱这种糟糕局面来说是最重要的。”在跟诺贝尔基金会官员的会晤中，萨金特是这样描述自己和共同获奖者西姆斯的：“我们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型的人物，我们靠观察数字来努力搞清楚正在发生的问题。”
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大卫・巴克斯（DavidBackus）称，萨金特和西姆斯对数百名学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多数是他们作为明尼苏达大学员工时共同指导过的学生。巴克斯说，两人都以热心辅导学生而著称。“即使在当今，他们研究的领域仍然处于现代经济学的最前沿。由于几十年以前所做的研究而获奖，这是很稀有的事情。”巴克斯说。当接到斯德哥尔摩的来电时，西姆斯正在睡觉。他告诉记者说：电话第一次响起的时候，他的妻子没有找到电话上的“通话”按键，因此他们又开始睡觉了。当最终接到电话时，他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了瑞典口音的话语，这时他意识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在想：‘噢，也许是诺贝尔奖的事。’”西姆斯说。大概，这就是理性预期吧！
事实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总是有其理论依据的，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到今天博弈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理论经历了一系列演变。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处在大萧条时期，当时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解决不了大萧条问题，而且几乎使资本主义覆灭的大萧条被认为是政府自由放任的结果，这为凯恩斯需求管理思想提供了现实基础，凯恩斯需求管理思想开始被社会所认可。因此，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当时在西方得到迅速传播。后来，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还将凯恩斯的学说和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在战后20余年的时间里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支配地位。在该理论指导下，财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利、最直接的调节手段。通过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西方经济出现较快增长，通胀率和失业率并不高。然而到了70年代，西方国家通胀率节节攀升，西方国家想用“微调”或者“斟酌使用”的政策来抑制通胀，而同时又不想使经济陷入萧条，结果虽然使衰退得以减缓，但物价却继续猛涨。到了70年代中期，多数国家出现了滞涨的局面，即通胀率和失业率并存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新古典综合派在理论上无法解释。理论上的困难和政策上的无能为力，使新古典综合学派受到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的攻击。货币主义学派认为，政府应当实施的唯一政策就是控制货币供给量。然而，在货币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又比货币主义更具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就是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它以自己独有的理性预期理论反对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使西方宏观经济学在理论结构、分析方法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理性预期理论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被看成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重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之一。
理性预期学派对西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微观经济学中，由于引进理想预期的分析，将对传统的帕累托最优分析作出适当的修改；在宏观经济学中，由于引进理性预期、货币中性、自然率假说，将改变传统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并将否定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相易位关系，即菲利浦斯曲线；在经济学方法上，将会较多地采用经济计量方法，论述随机变量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
就理性预期假说而言，理性预期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经济活动当事者，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经济活动当事者的理性预期，以及其在理性预期基础上所做的经济决策，构成了整个社会最优先的经济活动基础。因此，要探讨整个社会最优先的经济活动，就必须首先探讨具体的经济活动当事者的理性预期行为和决策，这样也就必须进行微观经济分析。使宏观经济微观化，宏中有微、微中有宏，这正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伟大之处。正因为如此，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理性预期学派研究者萨金特和西姆斯所获得，毫不意外。
从宏观经济理论这一演变来看，无论那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客观环境和因素，只要人们尊重客观规律，并善于分析和研究，就不难发现经济活动中对国家和个体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换言之，对经济发展有价值的理论，就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客观实际中。就像伟大的经济学家萨金特和西姆斯一样，从微观处得到宏观政策依据。（编译自：美国《科学》杂志网站）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篇4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体系社会资源配置
一、微观经济学的产生
微观经济学的产生以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性质原因的研究》为标志，至今已经有231年的历史了。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
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追求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但每个人都不能独立生存，通过分工使交换成为可能，并接受“看不见的手”的约束，实际这种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抽象描述就是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对象逻辑，因此，在此观念范式层提供的逻辑空间上，亚当·斯密提出了货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工资、利润等经济范畴，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范式。斯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放任自由政策，取消限制经济自由的种种障碍，建立起合乎规律的“自然秩序”，使每个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最终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些促使财富增长的主张，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操作范式。当然以观念范式为基础，还可演绎出更多的定理，从而使其理论更加完善。
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微观经济学从创建到目前不断有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充实到微观经济学的知识框架中，使得微观经济学的体系更庞杂，内容更丰富，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更加多样化。微观经济学由对经济问题的定性分析为主发展到要采用大量的定量分析才能得出相应的定性结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学问题的解释和说明需要借助建立经济学模型并运用数学、微积分、运筹学、概率论等相关学科中的概念和工具分析才能完成。使得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深奥，其逻辑性也越来越强，甚至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因为假设条件不同，结论会差别巨大。有时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观点与结论竟然截然相反。这就使得微观经济学成为财经类学生学习的难点，使得众多的初学者无从下手。对部分微观经济学教学人员而言，他们在讲授微观经济学的时候，往往迷恋于介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繁琐的数理推导过程，忽略了对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介绍，造成微观经济学成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习难度系数最大的一门课程。
二、理性的厂商
厂商是微观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主体。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者亦称厂商，它是指能够做出统一生产决策的单个经济单位。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厂商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厂商提供产品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利润。厂商最大化的利润是总收益和总成本差额的最大化。为使该差额最大，要尽量使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因此，研究厂商的行为不得不研究厂商的生产和成本，故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理论必然涉及到生产的投入和生产的产出，而企业的生产行为是一种持续的过程，生产的规模会随着市场需求和企业目标等众多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在微观经济学里，以企业是否可以调整其规模为标准，将企业的生产分为长期生产和短期生产。短期生产是企业规模不变，而长期生产是企业可以调整生产规模。理性的厂商会利用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使得短期和长期的生产成本最小化，产出最大化，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微观经济学中厂商的行为也是以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三、生产和消费同时的理性——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最优的经济关系就是不仅生产达到了最优的状态，消费也达到了最优的状态。经济学上把这种经济的最优效果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学是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的一门学科。因此，如果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分配都会至少降低一个消费者的满足水平，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同样如果要素在厂商之间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配置都会至少降低一个厂商的产量，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生产和消费的最优如果能同时达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则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或称之为社会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这种一般均衡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也是基于生产的理性、消费的理性及社会收入分配的理性考虑的，即是从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四、三个关键词：需求、供给、价格
在经济学家的笔下，复杂多变的经济可简化成需求、供给、价格这三个简单的名词。
1.需求。需求(demand)是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居民户计划购买的产品与劳务量。需求是购买欲望与支付能力的统一。消费者行为的出发点是需求，归宿是需求的满足，即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有两种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这两种理论的假设前提、分析工具、表达方式不同，但所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的：即居民户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消费上，以获得满足程度的最大化，这就是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目的，其理性选择；需求定理的内容是由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所决定的。如此，透过消费者的需求这个表面现象研究其深层次内容——消费者行为分析。
2.供给。供给(supply)是厂商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计划出售的产品与劳务量。厂商的供给行为可以用生产者行为理论来作出合理的解释，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主要分析理性的厂商如何生产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具体而言，运用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分析厂商在企业内部如何用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既定的产量，从而实现内部的经济效益。但这一行为并不能保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因为企业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销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还必须通过市场理论来考察不同市场类型条件下完全竞争厂商和不完全竞争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及其短期、长期均衡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进而推导出厂商的供给曲线。
3.价格。市场经济的成功乍一看是一个谜。千百万利己的家庭和企业分散作出决策似乎会引起混乱。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普遍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结果。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产品的社会成本，它引导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影响着消费者满足程度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乃至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何璋.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篇5
关键词：企业行为浑沌特征分析
浑沌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3年庞卡莱（Poincare）对微分方程灵敏性的研究，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洛仑兹（Lorenz）才偶然验证了庞卡莱的理论。1975年李天岩（Li）和约克(York)正式定义了“浑沌（Chaos）”的概念。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经济学家们开始把浑沌理论用于研究经济问题，例如：斯图则（Stutzer）、德伊（Day）、贝哈鲍比（Benhabib）、谢菲（Shafer）、沃尔夫（Wolff）、伍德菲德（Wodford）、丹克瑞（Deneckere）、普里曼（Peliman）等。尽管作为一种初创阶段学科，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但总的来看可以把浑沌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和揭示复杂非线性经济系统的一门经济学分支。企业作为一个微观经济主体，其行为是否具有浑沌特征，以及怎样应对具有浑沌特征的行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企业行为浑沌分析的意义
国内应用浑沌经济学的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用浑沌理论来分析供求失衡的原因，例如通过对煤炭供需失衡的浑沌分析发掘出失衡的原因；价格波动分析；还有利用浑沌经济学原理进行预测分析的实践等。
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浑沌现象同样可以出现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企业是复杂的生产运营系统，在运营中要发生人员招聘与使用、销售与客户服务、生产管理、研究与开发、组织创新、财务管理等许多行为。这些行为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是进一步采取改进措施的前提。
浑沌分析在企业中的应用
（一）时间序列的浑沌判定
如果已经知道某个经济系统的有关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利用“连续功率谱”、“正的Liapunov指数”、“分数维数”、“正测度熵”等方法进行判定。文中将利用“连续功率谱”进行浑沌判定。在该方法中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傅立叶变换，然后计算变换后数据的自相关数值，最后对自相关函数值实施傅立叶变换就得到要求的功率谱。“连续功率谱”求解过程如下：假设观察到一组时间序列数据（时间间隔为T）：x1，x2，x3，…，xn。
则对xj作Fourier变换：
对其进行傅立叶变换即得功率谱：
实践中数据越多，研究的结果越精确。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问题。以某企业车间内生产产品的合格率数据为研究的时间序列，按“连续功率谱”法得到的功率谱如图1所示。
图1中的图像具有明显的浑沌特征，功率谱线不再是离散的，而是连续的谱线。
（二）企业投资行为的浑沌特征
假如企业将每个生产周期所得利润的固定比例用于企业投资，则会得到利润与投资关系模型：pt=ayt(1-yt)，式中：pt为t时总利润，yt为t时投资。假定厂商按照本期利润的一个固定比例b，用于下一期的投资，即：yt+1=bpt，则可得：yt+1=bayt(1-yt)，相关研究表明这种利润与投资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大幅度振荡甚至浑沌。
企业浑沌行为的两面性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企业行为具有浑沌特征时，不能一概而论的评价行为的好与坏。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生物学家研究表明健康人脑电信号图是浑沌的，而癫痫病人或痴呆症患者的脑电信号图是规则的，因此这种浑沌是健康；而一个人语无伦次的浑沌现象则是不健康。同样在企业生产经营领域也一样，生产的现场不该出现浑沌现象，那是管理水平低的表现；但是在研发与创新领域里，浑沌则是一种有活力的表现。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浑沌不是混乱，浑沌是一个中性词，混乱则是贬义。从系统结构上看浑沌系统是一个宏观无序而微观有序的，而混乱系统是宏观、微观都无序的；从动态性角度分析，浑沌是有序之源，浑沌出现后会伴随出现一个新的有序阶段，而混乱之后未必有有序；从层次性上看，混乱是没有层次性的，浑沌则是分层的。因此混乱决不是浑沌，两者不可混淆。
企业经济系统的行为具有不可逆性，同时在多数情况下无法通过实验法来检验行为，因为企业运行是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由于企业行为的复杂性、易变性，长期以来使用的线形方法、观察统计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认识事物的需要了。浑沌理论必将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礼照.我国农产品蛛网模型发散之谜[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1990
利率在微观经济活动的作用篇6
关键词：民营经济；小微企业；金融机构；融资渠道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
一、民间信用发展的新特点
民间信用又称民间借贷或民间金融，从现实情况看，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以货币借贷为主要形式的价值让渡及还本付息。它是适应民间各经济主体之间为解决生活、生产、经营、投资等多方面的资金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信用形式。长期以来，因没有合法的法律地位，也称为“地下金融”。
民间信用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长久以来，民间信用的基本特点为非生产型，期限较短，活动范围有限，手续简便、快捷，利率较高，信用风险大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中国民间信用的发展具有了新的特点：
1.向生产性借贷发展。改革之前，民间借贷多为生活性借贷，一般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资金需求。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众多小微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资金支持，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融资。借款用途从解决温饱、婚丧嫁娶或天灾人祸等生活费用和临时短缺需要，发展到以生产性借贷为主。
2.以货币借贷为主，利率高。改革开放之前，民间借贷多为非市场性的人情债，多为亲戚朋友之间发生的没有利息或低息的借贷。借贷方式有借钱还物、借物还钱、借物还物、借钱还钱等多种形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民众市场意识的提高，民间借贷发展到以货币借贷为主，利率从无息低息为主，向高息为主转变。利率高且浮动，也反映了民间借贷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
3.范围、规模扩大，期限延长。早期的民间借贷因多在亲戚朋友之间发生，发生空间范围有限。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人流和物流大范围、大规模流动，社会关系更广泛了，越来越多的借贷为生产性借贷，单笔资金需求量较高，而且居民个人和小微企业资金实力增强，能够满足更大规模的民间借贷。所以借贷关系从亲朋好友发展到非亲非故，借贷范围从本村本乡发展到跨乡、跨县甚至跨省；交易额从几十元、几百元发展到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上千万元；期限也从春借秋还，一般不超过1年，发展到长达1--2年，甚至3--5年或更长。
4.组织化发展。早期的民间借贷大都在个人之间临时无组织地进行，表现为私人之间直接货币借贷，或私人通过中介人进行的货币借贷。随着借贷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有一定组织程序和规范的的借贷活动发展起来：如股份集资、农村基金会、民间合会、“典当行”、金融仓储公司、供应链金融、民间借贷公司、地下钱庄等。这些信用形式灵活多样、手续简便、期限自由、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金融杠杆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民间信用的发展。
5.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及违规操作。民间信用的资金一般来源于四个方面：一为居民个人的劳动收入和积蓄；二为企业或个体户在经营过程中的积累；三为借入资金，包括向银行的借入；四为来路不明的资金，如一些灰色或黑色收入。借入资金，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受高回报的诱惑，有不少企业也开始违规从事放款业务。他们以自己的资产为抵押，从银行贷来大笔资金，并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放贷到资金缺乏的中小微企业。或者低息从银行取得贷款，成立担保公司，之后又立即转手发放高利贷，赚取巨额息差，从而形成民间借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二、民间信用发展的主要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民间金融进入了活跃发展时期。以温州为例，温州经济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占市场主导地位，大部分企业的初始资金大都靠自筹，并主要来自民间借贷。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民间信用的发展？
l.源于金融资源的集中和垄断。金融体系改革开始后，多元多层次金融结构有较大发展，但金融资源过于集中于国有控股银行和其它正规金融机构。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大型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倾向于成熟产业，倾向于国有经济部门和大中企业，而民营小微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足够的贷款。虽然近年来小微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额度和占比有所提升，但贷款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融资。
2.源于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发展。改革以来，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控股、集体、个体、股份制、合作制、外资或中外合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些经济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由支配其收入，增大了相互融资的机会，也形成了民间信用发展的基础。
3.源于小微企业融资困局。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经营规模不大，信用欠佳，抵押资产不多，经营风险大，难以满足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审批手续、担保抵押等要求。银行出于安全考虑，往往也不愿意提供贷款。民间借贷的发展为大量急需资金又贷款无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
4.源于民间财富增加，民众逐利心增强。改革开放30多年，企业或劳动者个人积累的财富大幅增加，资金数额巨大，形成了民间信用的资金源泉。资本逐利的本性，市场经济意识的提高，使民众的逐利心理不断增强，从而驱使资金流向获利空间最大的领域，以追求收益最大化。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中，通过民间借贷赚取利差，获取丰厚的回报是“民间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
5.源于民间资本投资渠道有限。由于经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民间资本实际可选择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楼市调控炒房受到严格限制，炒股又炒得血本无归，实体经济利润微簿、经营困难，许多小微企业破产倒闭，而海外投资风大浪高又未成气候，从楼市、股市以及实体经济中退出的大量民间资本如笼中困兽无处可去。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在民间高利贷的杠杆作用下，大量资金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就不足为奇了。
6.源于泡沫经济。前几年的房地产热，股市热，出现了一些投资和投机的热点。高收益的预期，必然会调动部分资金流进房市和股市。炒房炒股能赚一倍的钱，借50%的利息的钱仍然划算，尽管民间借贷利率高、风险大，但任何事情都有风险，高风险往往意味着高收益。因此，在高收益预期的影响下，也驱使民间资本大量涌入民间借贷市场。
7.与国家的宏观调控也有关系。2010年为防止经济过热，对抗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的政策取向。进入2011年，中央银行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接连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多次提高基准利率。货币政策的快速趋紧、直接传导到信贷市场，各商业银行被迫控制信贷额度，小微企业几乎不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民间借贷市场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也促使了民间借贷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当然，目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三、民间信用发展的积极作用
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民间信用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总体来看是利大于弊。其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有利于弥补银行信用的不足，缓解信贷资金供需矛盾。银行信用受体制和政策的影响，在信贷投向、风险控制、授信范围及权限、经营方式、信贷规模等多方面受到限制，无论在总量、结构还是在服务上，都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民间信用一般是在银行信用等正规金融机构涉足不到或力不能及的领域发展起来的，民间信用的发展弥补了银行等信贷资金的不足，有效缓解了信贷资金的供需矛盾。
2.有利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这也是全世界的政府都会设立专门的政策项目，增加对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原因。多年来，拉动经济增长，推出财政、信贷刺激计划，我们看到的是资源仍大部分流向了国有大中企业，小微企业照样缺资金。所以民间信用在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有利于形成金融市场竞争的“大气候”。民间信用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分流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增加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压力，有助于正规金融机构转变经营理念、创新服务品种，改善金融服务。反过来，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的改善也促使民间借贷改进服务方式，降低借贷利率，提高服务质量，以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形成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和运行效率。
4.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是以资金流带动，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来实现的。只有通过资金的流动，才能带动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总的来看，在利率机制作用下，民间借贷的资金一般流向那些真正需要的企业，流向那些产品竞争力强，产销两旺、效益好，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反之，民间信用会避而远之。流动的结果会促使科技含量高、成本低、效益好的企业得到发展，而科技含量低、成本高、效益差的企业遭受淘汰，从而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
5.有利于优化信用生态环境。所谓信用生态环境，一般是指市场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完善，对金融业的管理和监督规范和有效，民众法治意识浓厚，信用观念强等境况。民间借贷通常以亲缘、地缘、乡缘关系为依托，互相了解对方的经济状况、还贷能力和道德品格，多属于“熟人”借贷。“熟人社会”的自律机制，使得借贷双方比较注重自己信用，信守承喏，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完善金融信用环境。
6.有利于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企业在创业阶段由于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大，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和渠道融资，往往只能通过民间借贷获得创业资本。民间信用的发展必然关系到风险投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7.对新农村建设有着积极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资金不足。迫于经营压力和利益的驱动，大量的资金通过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渠道，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短缺的矛盾。民间借贷的发展对解决农户、农村企业的生产所需资金，弥补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调查，农村的中小微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其初始资金30%以上靠民间借贷，扩大再生产，50%以上靠的也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四、发展民间信用的必然性
综上所述，发展民间信用动因强劲，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发展民间信用不是要不要、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有客观必然性。
首先，发展民间信用有客观经济基础。在现代信用体系中，任何一种信用形式产生、发展都具有现实的经济基础。银行信用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其融资服务的重点是能够带来规模效益的大项目、大中企业，而不是小微企业或小生产者。民间借贷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则是小生产方式。在小生产方式下，规模较小的企业往往被那些追求规模效益的正规金融机构所忽略，只能通过民间信用来满足，这就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深厚土壤。
其次，决定于金融体系内在的制度路径。我国目前的信贷体制是以大型国有控股银行为主体、占主导的。尽管政府要求这些银行都要成立小微企业信贷部，去做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他们也都成立了，但没有积极性。因为给小微企业放款，交易成本高、风险大，成本与收益的匹配，不符合其“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经营原则。所以从我国信用体系自身发展的规律看，从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活动的要求看，积极发展民间信用成为必然的选择。
第三，民间借贷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这种生存空间，从根本上说源于市场需求。一方面众多小微企业经营困难，缺资源，缺技术，缺资金，嗷嗷待哺，资金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满足；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有需求又有供给，民间借贷的发展是必然的。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一种补充，与正规金融机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第四、发展民间信用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体现。从我国宪法所主张的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立法精神看，发展民间借贷，是民间投资者追求个人财富的权利与自由，以及民营企业获得普惠制金融服务的权利和自由的体现。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作为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一种非正规信用形式，一直没有合法身份，不得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正因为法律地位缺失，游离于监管之外，放贷行为又十分隐蔽，风险难以控制，有时才显得无法无天，长期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隐患。所以如何从立法的层面规范民间借贷的行为，为民间借贷”正名”，使民间借贷从地下走向地面、走向“阳光化”运作、走向合法经营，是民间借贷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了行动。央行提出的应“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温州等沿海地区金融综合改革开始推进，使我们看到了民间借贷合法化和正常发展的曙光，但任重而道远。
发展民间信用也是有风险的，而且风险很大。民间信用的风险及对策分析将另文说明。
参考文献：
[1]邰子龙.我国民间借贷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J].金融领域，2010（6）.
[2]许小年.地下钱庄的合法之路[Z].22度观察，2011-0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