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思想(收集3篇)
古代儒家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儒家;心理学思想;中庸之道
一、儒家心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将散见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荀子》等及历代大儒着述中的儒家心理学思想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尚志
儒家非常推崇“尚志”教育。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认为“志”,对于个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人一生功业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才,更取决于志。张载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认为志向远大恒久是事业、才能以及品德发展的根本保证。
儒家不但重视立志要远大、恰当,而且重视“养志”,即日常生活中不要过于着重物质利益的得失和虚名的毁誉,要追求精神志向的高远,做到得失不计于心,万物不萦于怀。诸葛亮将之概括为“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在实施志向的漫长过程中要有坚强的意志力。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苏轼《晃错论》中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这些不朽的名句,都说明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意志品质对于实现远大的志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知人
对人的甄选在古代称为“知人”。知人是用人的基础。儒家非常强调知人的重要性。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被历代儒家奉为经典,其中就明确提出知人的必要性:“知人则哲,能官人”,意即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了解别人,才能用人得当。汉魏时期的刘劭在《人物志》序言中也写道:“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意思就是说,善于知人是圣贤聪明智慧的最显着的特征,也是最可贵的品质。只有知人善任,才能人尽其才,使社会各方面的事业兴旺发达。
古之学者不仅了解知人的重要性,也了解知人的困难与艰巨。因为人心险于山川,难于如知天。用心理学的话来说,由于自我意识的存在,人善于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象戴着面具一样,很难进行度量。但为了选拔人才的目的,又必须发展知人的方法与技术。刘劭对此进行了有价值的论述,提出了着名的“八观”和“五视”。通过“八观”,刘劭精辟地分析了表面现象与深层结构、动态反应与稳定特征、气质与才能性格、情绪欲望与前途志向、短处与长处诸方面的辩证关系,这对于今天领导干部的知人用人也不乏借鉴意义。
(三)善任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和基础,用人才是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儒家对用人也提出了宝贵的见解:1.用人不疑。即给人才确定职责后,必须尊重和信任下属,对属于下属职权范围内的人和事,他拥有处理的自由和权力,主政者不能疑神疑鬼,动辄干涉,否则不利于发挥下属的作用,并造成彼此的隔膜,最终妨碍整体效能的发挥。2.能与任宜。心理学承认人的才能具有个别差异性,应在任用时就考虑到这种个别差异性,统筹安排,使具有某种才能的人处于最合适的岗位上。只有让最适合的人从事最合适的工作,人适其职,职得其人,才能真正做到世无弃人,人尽其才。3.材与政合。刘勋认为,任用人才时不仅要能与任宜,而且要材与政合,即根据不同的政情和民众心理来任用一定的人才。4.用长避短。
(四)慎处
儒家非常重视环境对人个性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人们很难提防,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被熏染,被环境影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荀子曾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修,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儒家不仅重视环境对人个性的影响,还对环境进行了细分。如明代思想家王廷相把环境分为两个层次,即社会风气的大环境和居住交往的小环境,并详细论述了这两种环境对人的影响。《列女传?母仪》中记载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形象地说明了古人不仅重视社会风气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也非常重视居住交往这个小环境对人个性的陶冶作用。
(五)尊师重教
从孔子开始,历代儒学大师都以教书育人为本职工作。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乎”。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儒家总结出了丰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首先是尊师。儒家将教师的地位提高至“天地君亲师”的高度,何也?“尊师而后重教,师严而后道尊。”其次是重教。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主张的“性恶论”,表面上看针锋相对,其实从强调教育这一角度评判,两者又是相通的。孟子强调性善,但又说人之善性藏于内心,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将之发掘出来;荀子强调性恶,但认为教育有“化性起伪”的功能,即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将天生的恶性化掉,勉力为善。
二、儒家心理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以人为本
自从古老的典籍《尚书》提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之后,绵延数千年,绝大多数思想家都认同“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将这一“以人为本”的思想发挥至极致,提出了“民为邦本”的着名论断:“民为邦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及至孟子,提出了“王道”和“霸道”两种政治选择,并认为“保民而王”的王道政治远优于穷兵黩武、严刑峻法的霸道。所以历代儒生歌三王而斥五霸。
儒家十分重视伦理道德,以道德论人性和人生修养,乃至管理社会和国家。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基础的“仁”,其本质涵义就是“以人为本”,所谓“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都表达了儒家重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观。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孟子更主张统治者要修德慎刑,以“仁”来治天下。孟子在《孟子?离娄下》里指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他认为,只要统治者能够真正地实行仁政,治国一定会产生较好的绩效,所以要求统治者以“仁”为己任,推行人本管理。
(二)以德为先
儒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德为先,提倡贤人政治,崇尚以德治国,强调统治者的道德素质。《诗?大雅?丞民》载:“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指民众的本性是喜爱有德之人。《礼记?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在《论语?为政》篇里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们都认为无论齐家与治国,领导者都要发挥表率作用。孔子的“政者正也”,更把管理道德化,要求领导者自身要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管理者本身的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百姓是否服从统治,取决于领导者本身有无道德感召力。领导者在实施管理时,若能以自身高尚的品德来教育部下,则领导者就会象北斗星一样处于群星环绕的位置,具有权威性和凝聚力。孟子更进一步发挥了这种以德为先的思想,认为统治者统理万民的权力并不是上天或祖先赐予的,而是以德治国换来的,如果统治者不能修身养德,上天就会假民众之手,收回这种权力,将其奉予新的有德之主。在讲到周武王杀商纣王的史实时,孟子说:“吾未闻轼君耳,盖诛一匹夫耳。”
(三)中庸之道
人们曾错误地批判中庸之道,或认为它是不思进取,或认为它是耍滑头,回避矛盾,搞调和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人们又重新认识到中庸之道的价值:
1.凡事要适度,适可而止,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西方哲人也认识到,“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2.统一把握好矛盾的双方,从事物对立的两方面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样就能统一考虑到矛盾中对立的两极,不至于出现偏颇,在对立面的互补中取得一种整合效应。
3.掌握灵活多变的原则。刘劭曾在《人物志》里指出:“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威而不硷,淡而不酸,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辩能讷,变化无穷,以达为节。是以抗者过之,而拘者不逮。”这里说明了中庸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要能衡量事物的情势相应地变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它的要领。中庸之道正是以这种灵活多变而见长。
4.保持矛盾双方的协调。《礼记?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的目的是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
(四)和为贵
儒家还非常强调“和”。这种“和”既是“和谐”、“协调”的意思,也有“合作”的涵义,因而它体现了中国“和合文化”的精粹。《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强调先王治理国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使国内上下达于和谐。孔子对于管理国家特别强调“和为贵”。他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荀子?王霸》篇也指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孟子更进一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纷繁复杂,矛盾重重的社会生活中,上下和谐,人际协调,是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的前提。王安石据此指出:“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但儒家所说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和。对此,孔子做出了明确说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和的各方面有所不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反对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而是追求一种有原则的协调与和谐。这种思想不仅可以减少各种矛盾和冲突,维持社会稳定,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和谐社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朱永新,刘崇德.人性之谜——刘劭《人物志》注释与研究?人物志序[O].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21.
[2][宋]蔡沈,注.新刊四书五经?尚书?周书?泰誓上[O].北京:中国书店,1994:100.
古代儒家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古代法律；儒家化；礼法结合
引文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法制古国，我国古代的法制在儒家化的影响下有其独特的意蕴，儒学中的传统法律思想从西汉时期开始引入到后期的逐步渗透，最后到基本确立和不断发展，对我国古代立法、司法及其法律思维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说法律儒家化是我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点。古代儒家化的法律理念对于封建专制也有一定的抵制作用，但其根本上还是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文章主要介绍其积极意义。
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进程之概述
古代的法律儒家化，指的是将儒家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引入到立法或司法中，从而使整个法律体系具有儒家思想的性质，或者说是在立法、注释、司法实践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和原则。
自汉代春秋决狱、引礼入法时起，我国古代法律开始了儒家化进程，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主张用大一统的儒学统一思想，因此西汉汉武帝大力支持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的伦理思想融入到统治思想和法律中，如司法原则上确立春秋决狱，为维护“礼”，汉代确定了“亲属相隐”。“引礼入法”成为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所谓儒家的“礼”即是指维护宗法血缘和等级秩序的伦理规范和精神准则。
魏晋时期，儒学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曹魏后期的人们也常将礼与刑相提并论，达到了礼、律并重的程度，推动了魏晋律学的发展、儒学法律化及法律解释经学化，出现引经入律的高潮，比如“准五服以制罪”、“八议”、“请”、“减”、“赎”、“十恶”等制度都是法律儒家化的表现，也是礼法逐渐融合的过程。
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在经济上有了全面和快速的发展，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有开明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在继承前人律学的基础上，唐朝律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更新的完善。《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历法结合的典范，它的颁布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形成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它以贯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立法思想，强调宽仁慎刑。《唐律》充分体现贵贱有等、亲疏有份的伦理观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确立的君权、父权、夫权”。总的来说，《唐律疏议》的制定与颁布标志传统律学的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历史进程的完成，礼与法的结合成熟，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的观念法律化，所以《唐律》全面反映出儒家思想对古代法律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特征之分析
随着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不断深化，儒学伦理纲常的思想也深入到政治统治及法律中，进而造就了我国古代法律的鲜明特色。
首先是礼法结合，对于古代一些著名的律法，如《北齐律》、《唐律疏议》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已经是融礼于法，将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融汇于法律，例如将“德主刑辅”、“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作为立法原则，使律法从根本上起到维护中央集权、统治阶级利益及社会稳定的作用。道德礼教与法律规范的价值取向相融，使得实践中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变成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往往也被人们理解为违反道德礼教，所以一定程度模糊道德礼教和法律规范。
其次是封建统治阶级特权优势明显。对于维护封建礼教的儒家思想来说，尊卑贵贱必须制定不容侵犯的等级制度，只有通过律法加以规定和保护这种等级制度，才能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受冒犯，例如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八议”也规定八种特殊人物犯罪不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此，我国古代的法律也无疑是地主阶级以及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贵族的特权法。所以伦理纲常的律法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特权阶级开辟通道。
再次伦理法制的特征鲜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及家庭关系一直以来受儒家“君臣父子关系”理念的影响，如汉代立法体现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的思想，将亲亲首匿得相隐作为刑事司法原则。儒家思想推崇家族利益，《北齐律》及《唐律》都明确规定危害父权、夫权及家庭伦常关系的违法行为，如恶逆、不孝等。
三、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立法和司法的影响
首先在立法上有以下影响：一是封建君主专制保障皇权在传统法律中表现为“尊尊君为首”，隋朝时谋反、谋大逆视为“十恶”中的第一、二大罪；唐律“十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就是保护专制皇权在传统法律中的反映，将不忠、不孝定为大逆不道而给予严惩。二是“父为子纲”在律法中的表现，如唐律规定：父祖有经济上的所有权和处断权及“存留养亲”制度。用减刑或缓刑来处理行孝与司法的关系，既尊孝道又兼顾法律可见孝道伦理在传统法律中的地位之重。三是“夫为妻纲”是古代男尊女卑在传统法律中的反映，礼制对妇女的婚姻十分严苛，如“七去”的规定。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对于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制度的维护不断强化，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有根本作用。
其次，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古代司法的影响体现在用儒家思想来指导司法。如汉代的春秋决狱就是用儒家经典《春秋》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要求司法官员在遇到律无明文或疑难复杂的案子时，可以根据《春秋》经义断案，使《春秋》间接具有法律效力，这是司法儒家化最突出的表现，如董仲舒著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此外司法执行方面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如秋冬行刑以及死刑复奏制度体现恤刑慎杀的儒家理念；对司法程序的指导原则从道德立场出发，强调犯罪者的主观动机相对忽视犯罪客观事实，确立了原心定罪原则。（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管学辉.浅谈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J].《法制与社会》，2008.8（上）.
古代儒家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儒学；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4-0030-01
我国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是为适应现代政治生活需要以及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代严格来说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却又事实地存在于古代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完成这项任务主要是通过人格教育和道德培养来实现。但是我们为了方便叙述，便笼统地将古代的这项活动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然而，古代和现代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根本区别：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被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它划定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一种等级教育。而现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在中国，已经消除了阶级的界限，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集中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一批拥有责任意识的现代人，是一种成才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明确，在奴隶社会，生产力落后，人们认识世界能力有限，无知导致畏惧，畏惧产生盲从。于是统治者利用人们的盲从，借助神灵的力量将人们的敬畏由虚无的神转向现实的人，即对天子的崇拜和对天命的毋庸置疑。他们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通过礼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奴隶主阶级被定格在了权力的顶峰，而奴隶与生俱来就在社会的最底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加深，教育活动仅仅停留在依靠神灵驱使人们盲从显然已经过时了，奴隶制度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将因奴隶制度的瓦解而随之殉葬。封建社会酝酿时期，思想百花齐放，为我国漫长历史奠定了文化基础。
其中儒家学派，以培养君子、圣贤为教育的主要目标，但其深层次的目的在于为政治服务。孔子注重把人的自身修养与治国安邦联系起来，是一种内圣外王的教育。在个人修养方面，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而在《大学》篇中，孔子更是以一系列的论证，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在孔子看来，只有圣人、贤人、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而治理国家也必须"远小人，亲贤能"，并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才能如《为政》之开篇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那么儒家思想是怎样实现它的教育目标的呢？也就是怎样把人塑造成"君子""圣贤"，怎样出色地完成了其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呢？
1.寓教于民
孔子思想一部分来自于对夏商周文化的尊尊亲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另一部分是孔子在游历各国的途中所见所闻所思的总结概括。其著作是一种源自于生活感悟的对白书，孔子自己也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其思想的本色。因此儒家著作直白易懂，利于传播，大众容易学习和接受。再者，孔子的弟子来自不同的阶级，包括士、农、工、商，他的弟子又将这些思想以游学、开讲授教的方式传播到更广阔的人群中去，使得儒家思想能够深入到社会的不同阶层。这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实践，客观上扩大了其思想的群众基础。这是儒家思想作为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能够长久进行的必备条件。
2.不使民知
看似儒学通篇都在教化个人如何成为圣贤，孟子也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然而"可以"仅是逻辑上的可以。在孔子看来，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他把道德修养看作是本，并无时无刻不把政治寓于道德教育之中，"教者，政之本也。"他假设每个人都是君子，而君子就要"慎独""素其位而行""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孔子并没有期许达到。他反对刑法，把道德教化放在首位，呼吁统治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把民众仅仅作为教化的对象，而把道德教化寓于圣人的形象中，言传身教。他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家的教化不是让人民成为圣贤，而是要人民仰望圣贤。他的教化是要让人们安分守己，不行违逆之事，成为社会的"良民"。这正迎合了统治者的需求，因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成为必要，也论证了其学说存在的必要。
3.推己及人
孔子一生宣传自己的思想，却未见到儒家思想在政治舞台上浓墨重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处理方法，也是对待一种学说的宽容态度。继董仲舒之后，儒学却引导君子之风盛行。还引领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核心落脚点--精英教育，即塑造完美人格。孔子的思想以及其讲学的实践，正是将这种教育思想推己及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是底线，最终目标则是兼济天下。这种思想的推己及人，就好比一场思想界的互相监督，人人身边皆可能有"尧舜"，这便无时无刻不在督促激励人们向着道德教化的目标靠近。推己及人，不仅内化为自身的修养，也外化为对他人的监督教导，使得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道德捆绑，这便使得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此深得人心，乃至化民成俗。
4.笼络人心
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在于它迎合了普通大众的心理。它不像法家那样强硬，让人感到裸的恐惧；也不像道家那样对宇宙世界的追根问底，让人不知所云；更不像后来的墨家那样，造就一批居无定所的游侠。它关心政治，却又不在庙堂之高；它关心人民，也不在江湖之远。儒学重视个人修养，从言、行、举止，到学、思、论辩都为人们提供了参考。重视家庭和睦，朋友亲善。强调"君臣父子之礼，夫妻长幼之别"。将忠君与等级的思想融入到家庭教育的细微之处，迎合了统治者的心理。还强调治国安邦，爱民亲贤。这为社会上有才之士施展才华提供了理论支撑。它反对酷刑，把德教放在首位，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它强调君主贤德，在文人演变为忠君情结，在普通民众则是生存的最终保障。而其"有教无类"思想更是第一次拉近了高高在上的统治学说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总之，儒学从个人，从家庭，从国家，甚至是政治理想角度，都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从内心彻底笼络了人心，也难怪一场思想的解放不得不从儒学开始。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具有解构社会和重建新社会的能力。对儒学所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值得思索。在长达两千年的古代社会里，服从，成了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不可以说完全是被迫的。每一个现代的人都可以说是儒家的传承者，忠、孝、义、仁、爱、善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将以什么来填补思想的空白，又将以何自诩为一个中国人。然而它对文化和社会造成的侵害亦不可忽视，这成为了它本身解决不了的历史难题和承担不了的历史责任，只能由我们带着对学术的敬畏和对理性的思索去继续专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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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庸大学》[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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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墨子》[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5]陈德述孔子思想主要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出来的[N]光明日报2000-07-18
[6]孙晓春教化哲学与愚民政治[J]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7]王惠英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8年3月第24卷第2期
[8]谭凤娥论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1月第17卷第1期
[9]汪洪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