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收集3篇)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篇1

课题题目：网络文化字“?濉备?业钠羰

指导老师：钟永彦

组长：李莹

组员：戚孝程付学聪郭林林李艳李楠钟维利漆明智热依沙

班级：高一（4）班

主导课程：语文

相关课程：数学、历史、信息技术

背景说明：

汉字从形成到现在，至少已有4500年了。从甲骨文开始，发展到后来的金文、大篆、小篆，以及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还有现在人们所用的仿宋体，都表现出了汉字源远流长的历史，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汉字慢慢被视为废字。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网虫”又将这些怪字重新拾起，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那么，这些怪字从何而来呢？

目的与意义：

1．在对汉字的调查、研究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有更深层的知识积累；

2．提高自身对汉子的认识，加强汉字的练习；

3．通过网络文化，了解更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文化底蕴；

4．对中华悠久的文字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活动计划：

1小组分工：

a总体：李莹

b前期资料查询：戚孝程李楠热依沙

c材料准备：付学聪

d深入调查：漆明智钟维利

e数据资料统计：李艳郭林林李楠热依沙

f后期资料制作：戚孝程

i社会调查：全体

j活动记录：郭林林李楠李艳

2活动步骤：

阶段一

前期资料、工具准备

（2008.11。29——12.18左右即三周）

目标：前期资料准备尤为重要，我们需要大量的一手资料，需要了解文字的发展历程、缘由；汉字的意义；网络文化字究竟从何而来。这样有利于进行更细致的推敲和研究。

阶段二

了解身边的新词文化、网络文化。

（2008.12.20——12.31左右即两周）

目标：亲自实践，了解新兴文化。

阶段三

结合前期所得到的资料，运用汉字史，进行简要评析

(1.1——1.11左右)

目标：更深一层的了解网络新兴文化的来源。

阶段四

调整阶段

目标：调整完善失误

阶段五

综合实践，整理阶段

（2009.1.21——2.15左右即三周半）

目标：这时正处于寒假，时间充足，可以充分进行社会调查，拜访专家，做更细致、准确的了解，收集好各项统计数据，得出相应结论。

阶段六

结题阶段

（2009.2.16——2.27左右即两周）

目标：整理、完善各项活动总结，编辑资料、幻灯片等音像资料，准备结题。

大致结题时间：2009.1.28左右

预期结果：论文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篇2

关键词：方汉奇新闻传播学治学思想

在学术研究方法论层面，前人影响后人的一个重要通道便是其治学思想的辐射与映照。方汉奇在60余年的学术道路中，自己并未从思想层面系统地总结过治学，应《新闻爱好者》杂志之约，本文试聚焦方汉奇所践履或倡导的若干治学思想，期对读者有所启发。

“不要选不是自己优势的东西”

“发挥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方汉奇在给研究生讲治学之道时，曾告诫“选题不要选不是自己优势的东西”，“从主观上看要选择能够发挥你优势的突破口，从客观上看要选择资料储备足够的选题”。并举例说：“有一个博士生研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选了这样一个题目，但他的第一外语是日语，可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大量是使用英语的那些媒体的记者，结果他写出来的论文大量是第二手材料，因为他没法使用英文的第一手材料。很多外国记者写的报道他看不懂，有关的传记和文献资料他无法使用，所以写起来较难。同一届的都拿到学位毕业了，他这个论文搁浅，研究生院没有让他通过，让他再加工。虽然后来书也出来了，写得也还不错，但毕竟是没有发挥他自己的优势。如果他把这个题目改成日本媒体在中国的活动，那他就如鱼得水了。”①

“十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

“学术研究不论从规范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不能是无背景的自说自话，其与已有研究成果间总是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对话关系。”②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一方面表现为要清楚地了解前人学术进展的程度，以便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开拓，有所前进，以免重复劳动；另一方面则是指要重视学术规范。方汉奇“十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凡有征引，必加注释，而且力求详尽，有关数据，一定交代清楚。”方汉奇认为：“尊重前人的成果，这是治学者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一项原则。”③在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本）所写的序言中，方汉奇提到了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特别要求每一位作者注意的事项之一就是“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所有引文论据都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注明出处。注释力求翔实、准确。引文力求意义完整，避免断章取义”④。

在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本）时，方汉奇负责为第一章（除第一节外）《中国古代的新闻事业》撰稿，在16万字左右的篇幅中，注释总计500余处。在注释中，除了引用前人的观点要详细注明出处外，对于前人所发现的史料，在引用时，他亦详细注明“转引自”何处，表明自己对前人首次发现史料所付出劳动的尊重。

“要厚积薄发”

《庄子》有言：“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方汉奇认为，作为历史学家，要做到言之有据，就必须大量收集占有资料。“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仔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的考证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研究的时候要充分占有材料，要稳扎稳打，要步步为营，要厚积薄发。”⑤

20世纪50年代，方汉奇曾经研究太平天国的宣传活动。为了研究这一课题，他把当时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成果和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统统找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花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只有3000字左右。字虽然不多，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力气没有白下，因为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这方面研究，除了那3000字左右以外好像还没有新的观点出来，基本上就是这些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方汉奇的体会是，把所有材料充分占有了，观点就比较站得住。那些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的做法，是学术研究者的大忌。⑥

“研究要有一定的新意”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用方汉奇的话说，即是“研究要有一定的新意”。而“新意来自自己深入的研究”。他提倡“多打深井，多作深入的个案研究”⑦，“多填补一点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少一点大而全的简单的重复”⑧。

为了使研究有新意，方汉奇提出在研究的具体过程中，要力争做到“六新”，即“要考虑怎么样做出新的概括，怎么样做出新的分析，怎么样运用新的语言，怎么样补充新的材料，怎么样提出新的见解，怎么样得出新的结论。”

“要有一定的胆识”

方汉奇提倡在研究中，“要有真正的见解，因此就不要迷信权威，应当不唯上，不唯书。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就要去坚持”。这既是自信的表现，更是对自己的尊重。

方汉奇非常钦佩顾准和马寅初。顾准是被誉为“燃烧自己的肋骨作火把”的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端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商品经济的观点；马寅初则在那一时期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马寅初在北大办公楼礼堂阐述他的观点时，方汉奇作为北大教师当时在场，对马寅初的一句话印象极深：“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抓人口，25年以后我们的老百姓就要埋怨我们的领导。这个话不幸让他言中。所以后来有人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其实还不止三个亿。”方汉奇回忆道：“当时马寅初还说过这个话：‘我虽年近八十，自知寡不敌众，仍要单枪匹马，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不以理服人而以压力服人的批判者投降。’老先生是很有骨气的，很有学术良知的，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好的榜样。没有一定的胆识，他就不可能说出那样掷地作金石声的话。因此要敢于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东西。”⑨

“事实是第一性的”

方汉奇强调在学术研究中，事实是第一性的。⑩坚持“事实是第一性的”，这可由方汉奇对胡政之的研究窥见一斑。

对于胡政之，方汉奇曾多次指出：他是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在2001年发表的《一代报人胡政之》和2002年发表的《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的论文中，方汉奇都认为胡政之是“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惟一的一名来自中国的记者”。然而，在2007年，方汉奇却发表了《谁采访了巴黎和会？》，文中说：“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是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而且认为胡是采访这次和会的惟一的一位中国记者，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发现不对了，至少是没有完全说对。胡政之确实采访过巴黎和会，但他不是采访这次和会的惟一的一位中国记者。”

方汉奇的这种自己否定自己的前见的做法，是其治学上一以贯之的“坚持事实是第一性的”、“论从史出”的逻辑使然。换言之，此前，认为“胡政之是惟一采访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乃是根据当时目力所及的史料所得出的结论；而认为“采访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并非只有胡政之一人”，乃是根据新看到的史料，在坚持“事实是第一性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11

坚持“事实是第一性的”，此做法实际上为在学术研究中，自己与侪辈的对话，以及自己与自己以前的学术观点的对话，自己与后人的对话，搭建了一个共通的对话平台。此种对话平台的搭建，既便于解决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冲突，也便于解决“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冲突，且为解决后人的学术观点与自己的学术观点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留下了路径。

“要有比较娴熟的文字基本功”

方汉奇认为，对于从事学术研究者而言，“培养自己娴熟的文字基本功是终身受用的”。

娴熟的文字基本功既指写作要写得快，亦要写得好，有文采。就此意义而言，中国新闻界许多著名的人物，诸如梁启超、邓拓都有非常娴熟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梁启超不但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如办过《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而且也是著名史学者，写过诸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名著。梁启超虽然只活了短暂的56个春秋，但他一生的著述却超过1400万字，这与其有着非常娴熟的文字基本功是分不开的。邓拓不但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做过《人民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而且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留传后世的有《中国救荒史》等著作。方汉奇讲过：“邓拓在抗战期间曾经‘五头骡子办报’，就是所有的家当五头骡子就可以拉走。白天就和敌人周旋，敌人在围剿扫荡，报社工作者骑着马迂回，反扫荡。他的那些社论都是骑在马上打腹稿，到了驻地以后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20世纪50年代执教北大期间，方汉奇是当时北大新闻专业最多的教师。121979年以来，方汉奇除独著、合著与主编众多的新闻史著作外，还在海内外刊物发表了200多篇有关新闻史的文章，这离不开娴熟的文字基本功。

“人之彦圣，若己有之”

方汉奇曾不止一次提过8个字：“人之彦圣，若己有之。”

2006年方汉奇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有一句座右铭‘人之彦圣，若己有之’，就是说别人学术上有了成就，就如同自己拥有一样，对年轻人要多扶持，对同辈人要多借鉴，不要得红眼病，不要嫉妒人家，应该有这样的襟怀。”13

方汉奇强调的“人之彦圣，若己有之”，出自《大学》：“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14

践行“人之彦圣，若己有之”思想，除了“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外，还需反对“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也就是方汉奇所说的“不要嫉妒人家”。

如果将“人之彦圣，若己有之”的思想进行推论，不难得出：在学术论争中，绝不能得理不让人——作为学者，虽然辨明真理是天职所在，但是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因而不能不讲求商榷与争鸣的方式和方法。在为学之路上，方汉奇也曾与其他学者商榷过，他曾写过论争文章《读〈“开元杂报”考〉一文后的断想》，15有学者曾详细评述过方汉奇这篇文章的论争方式，“我们看到的是那种在论争和学术论争中难得看到的宽容、厚道、坦诚和殷殷关爱”，“老一辈研究者那种严谨、平和地在同行之间讨论问题的精神，非常感人”。16

我国学界学术论争氛围不浓不是由于观点市场缺乏不同的声音，而是学者在写论争文章时怕伤了和气得罪人而选择缄默与失语。弘扬“人之彦圣，若己有之”的做法，在充分尊重别人的前提下进行学术论争，这对于解决我国学界(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界)学术论争氛围欠浓，或有启发。

注释：

①⑨方汉奇先生2009年8月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首届师资特训班”的讲义。

②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③成思行、燕华主编：《与传媒界名流谈心》，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④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004年第8次印刷，序言第11页。

⑤⑥⑩王永亮等编著：《传媒思想——高层权威解读传媒》，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第374页，第373页。

⑦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3）。

⑧《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11刘泱育：《方汉奇先生与〈大公报〉相关研究的继思》，《国际新闻界》，2010（1）。

12刘泱育：《方汉奇执教北大期间的学术研究》，《新闻与写作》，2010（1）。

13吴晓晶：《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光明日报》，2006年2月26日。

14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页。

15载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9辑《新闻学论集》。

汉字历史的研究报告范文篇3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

（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第五、简牍帛书资料是宝贵的，但不应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简牍帛书资料的内容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