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文学的局限性范例(3篇)
古典主义文学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中西古典园林艺术特色中国现代园林
中图分类号：K928.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现代化城市的崛起和都市文化的发展，使得中国古典园林显然已被迫走向边缘。近些年来，一股欧美风格的造园活动风行神州大地，不少园林设计者试图将中西园林艺术相结合，以找到适合中国当代国情的造园风格。但实践证明，机械的照搬西方或简单的中西符号元素的拼合都难以真正创造出适合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审美趣味的园林景观艺术。
如何建造能与现代化城市景观、都市文化相吻合但又不失中国传统的现代园林艺术呢？笔者结合多年来从事园林景观行业的经验，从以下几方面谈谈浅薄之见。
一、中西古典园林的艺术特色：
中国古典园林效法自然，凿池开山、栽种花木，仿造自然山水风景，以假山、漏窗为屏障分割视线，成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式山水风光。
古典园林造园的主旨是表现自然美，追求意的优雅和境的深邃。它将大自然中的各种美景再现于小小的庭院中，在二维的园址上突出三维的空间效果，通过借景、对景、分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组织空间，造成园林中曲折多变、小中见大、虚实相间的艺术景观效果，表现出具有中国传统特点的空间组织手法和空间的曲折变化，让山水风光、自然气息渗透入园林建筑，使人们在建筑环境中能尽情领略大自然的天趣。园中园式的空间布局原则上将园林整体分隔成许多不同形状、不同尺度和不同个性的空间，将形成空间的各要素糅合在一起，分别表现自然、山水、人文景观等；假自然之景，创山水之趣，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一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中国古典园林是自然山水式园林，以自然山水为主体，通过叠山理水、植物配置等人工模拟而成，浓缩自然界美好的山水风光，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体现着自然之美、自然之理和自然之趣。中国古典园林多以山水取胜，配以适当的植物。园林中花木品种繁多，具有季节性、地方性、艺术性和民族性的特色，通过亭、台、楼、榭、轩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和花草树木的映衬，体现出近景远景的层次感。除了自然趣味，中国古典园林还有密集的建筑。园林中建造各种相应的建筑，如厅、堂、轩、馆、楼、阁、榭、舫、亭、廊等。这些建筑不但不能压倒或破坏主体，而且突出山水的自然，力求两者的有机融合。山、石、水、植物和建筑之间协调融合，使人与自然十分和谐地溶入建筑环境之中，让人们虽然身处有限的人造环境中，却能够感受到一种天然环境的无限情趣。
与中国的迥然不同，西方园林艺术追求严谨的理性，一丝不苟地按照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发展，它把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作为基本信条，提出“完整、和谐、鲜明”三要素。西方园林的建筑物体积巨大，矗立于园林的中轴线起点之上。整座园林以建筑物为基准，将宽阔的林荫道、花坛、河渠、水池、喷泉、雕塑等分别布置于辅轴上，在园林中开辟笔直的道路，将水池、喷泉、雕塑及小建筑物等点状分布在道路的纵横交叉点上，通过对称、均衡和秩序体现严格的理性秩序之美。
二、中西古典园林的局限性
中国古典园林具有封闭性和私密性，有高高的围墙封闭，是供少数人游玩居住的。而现代社会的园林主要服务于人民大众，这便要求现代的园林具有开敞性和大众性。古典园林与现实的大众需求产生了矛盾，这一需求恰能被开放几何形划分的西方园林所满足，从而造成近现代营造西方园林的狂潮。中国古典园林的服务人群和内向性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
与追求自然美的中国园林不同，西方古典园林以整齐一律，均衡对称，具有明确的轴线引导，讲究几何图案的组织，甚至连花草树木都修剪得方方正正，一切以人工创造为特点。现代的西方园林大的几何图形的广场形式确实可以满足普通人民的健身娱乐要求，但在中国很多地方机械效仿，生搬硬套，这种没有经过消化吸收的“文化大搬移”必定会产生一些没有生命的景观垃圾。而且西方园林设计过于平面化，平面图案美妙绝伦，但置身于施工完的景观现场，却体会不到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在夏日的骄阳下，人们穿越广场匆匆行走，根本无暇顾及满目平整的花花草草；大尺度的平面布置，使景观设计成为纯粹的装饰品，和人产生了很大的距离。
三、中国现代园林的发展方向与思路
建造园林不能简单地模仿、抄袭，或是将各景点的精美元素拼凑、组装在一起。而是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兼具典型传统风貌、传统精神进行创作。中国古典园林造园的思想精髓是现代园林设计的理论基础。设计师应对传统园林积极地进行探索研究，吸取精髓，保留其“人与自然的和谐”、“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思想，同时挖掘古典园林的现实意义，将其造园手法、造园要素、空间布局形式以及文化特征等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继承和发扬极富现代意义的理念和手法，使中国园林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中国现代园林的发展，应该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园林和西方园林杰作中所蕴含的典型特征，遵从中国古典园林的造景方法、合理借鉴西方的表现形式，取长补短，将之完美融合，并把握好中西方古典园林设计的精髓。规划一个具有生态性的现代园林城市，首先应该保持生态平衡。这个生态平衡是由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组合而成的。目前看来，人工生态系统应尽量“模仿”自然生态系统，模拟系统中的植物群落种类组成、结构特点及演替规律，科学营造人工植物群落，构造乔、灌、草多层次多复合的生命环境，增加城市森林绿量和景观层次，创造“人在绿中，楼在树中，城在林中”的生态城市。
考试大－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总之，中国现代园林设计和建造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有所创新；既要考虑民族的东西，又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创造出新的更具特色的景观艺术。
【参考文献】
1，雷清蓉：《如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体现传统的中国文化》，2008.1.19。
古典主义文学的局限性范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哲学问题重构/激活经典问题
一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作为一个主题提出来，这就说明它具有时代性意义与共识性价值。现在的问题是从何入手来实现范式创新与转换。我们认为，出发点仍然是对以往学术研究成果与传统的回顾。从范式创新与时代主题转换角度来看，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历史可大致概括为三个基本阶段与形态：(1)教材体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实质的“正本清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2)从哲学的现代化诉求到现代性的哲学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意义与价值的重估与反思(世纪之交与新世纪之初)；(3)“价值重估”之后哲学研究问题的重构——新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制造”的出路与探索(目前的焦点)。如果说围绕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问题的讨论，旨在拨乱反正、突破禁区，其功莫大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意义、价值的讨论，则是一个更具基础性、根本性的思考研究过程。当代性意义的讨论，在清理历史尘垢、开阔视野、丰富内涵、提高学术水准，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性思想与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合法性地位进行辩护等方面，均取得了不容否认的长足进步。WwW.133229.Com但与此同时，这个讨论过程也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边界过于松散与模糊，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解决自身理论与时代现实问题上的迷惘与困惑等问题。于是，国内一批著名学者近年来在一些重要会议、论著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个发问貌似平常，实乃带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危机感。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意义价值的反思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的反思，这实际上意味着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在进行第三次范式与主题转换。如果说，当代性意义的讨论还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做什么”，“应该成为什么”这些理想期盼特色；与之相比，当代性问题的反思之提出，则促逼着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究竟从什么入手”来实现当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应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十年的时代主题或范式的深刻变革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即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到专业理论研究、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以及意识形态教育与现实社会问题研究的分化与多元化发展态势。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这样一个趋势，既是一次重要的整合同时也是深刻的分化。这种整合是学科建设意识的强化与清醒，是对学科现实严峻处境及其功能使命与发展方向的深刻反省。这种分化也主要不是观点与流派意义上的，而是一种问题研究与方法更新上的细化落实。
本文想表达这样一个看法，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反思应该进一步讨论与深化的内容是，我们不仅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应该首先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中的哲学”还是“哲学自身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面对重大现实问题，应该面对什么样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何处为突破口介入现实，即现实地“出场”？而且要进一步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性基本问题究竟是如何历史性地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或现成可用的理论观点、范畴概念与实践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非“现成可用”的，也非“基本过时”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当代性问题视野之间、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现实之间并没有直通车。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在清理历史与时代所造成的问题堆积物的过程中重建地基，激活其基本概念与方法，使之成为再生性的当代视野。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研究从重新激活基本概念与方法论开始，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重新解读，这项需要不断重复的工作将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重新领悟。从思想史深处激发新的哲学问题视野，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接着德国古典哲学逻辑往下讲，德国古典哲学的“旧瓶”仍然可以装“新酒”，而不必完全另起炉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解需要经常借助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概念与问题而不断将现实问题重新哲学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巨大意义固然不能低估，但为此所付出的与德国古典哲学决裂的代价也需要我们关注。其中可能后果之一就是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着“前康德式”的旧唯物主义倒退(普列汉诺夫与第二国际正统)，或者无原则地与后黑格尔的、后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价值哲学合流(如奥地利学派)。第二国际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教训即根源于此。而晚年恩格斯留给我们的一项意味深长、但又含糊暧昧的思想遗嘱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不仅要研究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时如何与德国古典哲学进行必要的前提性的问题性的决裂(即以往哲学史的终结)，而且要思考如何重新接着德国古典哲学问题往下讲(即以往哲学史的完成)。
这就说明，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理论底子与思想素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根本无法具有当代意义或合法性。我们学习马克思哲学，不能简单而现成地从马克思那里获得，而必须与马克思一道经过与克服德国古典哲学这个环节才行。马克思的哲学不是现成的，而是必须通过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与逻辑才能生成与得到的。不经过黑格尔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超越黑格尔同样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就很可能是肤浅的近代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只有在超越黑格尔之后的同时重新回到黑格尔哲学问题的深处，才具有当代性哲学意义。列宁从第二国际哲学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走向重新认识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笔记》)的哲学道路就说明，一个直接接受或仅仅通过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他的哲学不可能是真正的严格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深刻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熏陶、批判与洗礼，才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而重新回到深刻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论，才能重新激活马克思。没有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的克服与继承，就不会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聪明的发达的唯物主义形态从来是和同样聪明而隐蔽的唯心主义结伴而生的。正像列宁所说的，聪明的唯心主义通常比粗俗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真理，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其说是以往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直接累加史，不如说是对更高级形态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扬弃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就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动目的论生成史，而是自我解构史；它就是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超克”聪明的唯心主义、隐性唯心主义，超越低级唯物主义的思想断裂史、范式变革史。
三
本文所采用的“激活经典概念”这个说法，主要借鉴自两位自称是把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结合起来的“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与墨菲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能够合法包容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日渐扩大的裂痕，为掩盖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绝望与无能为力感，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得不重复上演“一方面坚持‘经济决定论’”与“另一方面承认‘政治文化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辩证法”的笑剧。有鉴于此，他们采取胡塞尔所说的再激活的方法拯救被沉积的理论。沉积的理论范畴是一种被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与胡塞尔不同，再激活应该显示综合的原初偶然性。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试图建立这样的综合。与‘阶级’、三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作为被沉积下来的盲目崇拜对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方面无关，我们要复活它们的话语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并且自问那个关于它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之中的偶然性和断裂的问题。”①我们想获得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样化与不确定性，而不是一种貌似完整、实际僵化的东西。
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本范畴与方法(如生产关系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放弃固然是错误的，但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生成的历史性、偶然性知识语境的再现与激活这种后结构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对于打破僵化教条、重新焕发经典活力，很有启发性意义。
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通过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来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策略总给人以“舍本求末”的感觉，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概念”策略则会给我们以更多的有益启示。正像黑格尔说过的，哲学总像是一只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所谓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就是后现代话语挑战中姗姗来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如詹姆逊所反思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联袂演出的“马克思主义终结论”，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一种“更加现代的”(实际上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它试图对传统的研究客体，即资本主义本身所呈现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维度”，即“后现代状况”加以理论化。②由此，晚期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得出一个近似的结论——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互为表里的、彼此辩护的现实同谋关系！而达成如此共识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性哲学话语，在后现代语境化中完全可以被激活而绝不可以将其瓦解；但这种历史决定论必须被重新主题化为一种“空间化的辩证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是“量”的扩大再生产，又不是同质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历史观辩证法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工业化社会生产过程的制约，但他实际上已经隐约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但是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的空间“自我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它的主导生产方式就是“空间的生产”，而不是物的或社会的生产。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症状，是与资本主义的流动化空间化全球化发展过程，即“时空的压缩”、“共时性对历时性的胜利”等新的显化特征，无意识地相一致的空间化体验形式。③
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专门提一下晚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他与哈贝马斯的立场明显不同。后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社会进化过程、回答当代问题，因而要用交往理论模式取而代之。而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仍然是当代西方各种现代性批判理论话语所无法超越的宏大叙述模式或者终极理论地平线。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一个符码体系，但更是一个有待于探讨的问题域。在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化的时代，大理论家们更应该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再强调一下，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的。我们的出发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某种理论观点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或者提出的并没有解决的现代性经典问题。④这句话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他有意无意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意义的实质所在——不是某种现成的结论，而是提出的问题与思考问题的方法。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是一个回到经典问题、突破经典问题，重新激活经典问题域的创新—继承过程。首先，要历史性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方法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与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位一体”。马克思主义的以把握生产方式发展逻辑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核心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以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马克思关于一定时代的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主宰每一时代社会生活与人的存在的具体过程，关于任何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总是在偶然性、变动性连接中具体表现自身、实现自身、改变自身从而成为未来社会新萌芽，这些思想仍然是我们要珍惜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最根本的一点是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辩证统一的原则，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不能固守某种所谓不变的原则、原理与框架，以此来评判与要求已经深刻而急促变化的现实，不能用某些一成不变的必然性规律来裁定当代状况与趋势，却忽略了丰富的无法归纳到原有框架中的新的偶然现象，而需要在偶然性中透视当代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也不能一味地让理论附和表面变化的现实而失去原则、迷失方向。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确实与人类思想史上的许多哲学思想变革一样，都是从突破原有经典大问题而从亚形态、次问题中生长出新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并不是按照严格历史目的论方式发展的，也不是一个基础不变的简单积累进化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突破原有框架、不断移心化的过程——借用福柯的话说：“问题是要在没有一种目的论能预先限制的不连续性中分析思想史。”⑤20世纪60年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68)一样，都认为科学史思想史不是积累式而是断裂式的。也就是说，它们均不是“同心圆式”的同化史，而是“移心化”的变异史。用福柯的话来说，思想史并非某个观念“逐步完善”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长，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新的观念不断地突破原有的核心观念的历史。⑥库恩说，“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是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标准也相应地产生了转换。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革命的本质就是新旧范式的转换。范式变革可谓“倒转乾坤”。“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就像心理学中的视觉格式塔转换一样，“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⑦。我们今天遭遇到的现实大问题经常是历史上的次形态问题(甚至是空前的)，而我们所坚持的所谓基本问题方法，其实是“发生学”的而不是“目的论”的产物，是从历史上的次生问题中扩展与再生产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需要研究的问题肯定是或经常是经典论述中比较含糊的、抽象的、次要的问题，所以没有现成的原理直接可用。诸如：消费社会的称霸、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化转向、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衰落、微观政治的突现、女性政治的兴起、生态危机的普遍化……它也无法直接提供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方案。这些表面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缺失的东西就需要我们回过头重新加以审视。
第三，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直接回答今天已经成为主导现实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关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更要关注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批判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要弄清经典作家是在何种方法何种意义上看待今天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问题的。
正像当年马克思批判李嘉图并不能理解自己的古典经济学的“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历史本质一样，同样马克思无法像我们今天这样，非常自觉地把他对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批判当作是对“形而上学的完成”与“体现”的历史局限性的批判。马克思是用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理解维度，来表达他的“后工业”的、即新的现代性的“历史科学”观点的。他是用工业主义的语言来批判工业主义的历史本体论的。他自己就说过：“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于对于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沙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⑧
第四，马克思根据自己的时解而超越资本主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提出了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未来蓝图。但这个超越与展望，并不是一桩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业，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发明、批判与反思才成为可能的漫长过程。比如，马克思所预见到的而在今天已经基本实现的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在他的问题视野中曾经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与资本生产关系历史局限性的“未来的人类广阔自由前景”，在今天看来这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级变型与替代——即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剥削形式的普遍化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劳动统治形式的普遍化的取代，是资本主义对人的生命力的全面控制取代了资本主义对人的生产劳动力的有限约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乐观地预言与追求的人类征服世界无限自由与可能的崇高美好前景的地方，我们在现实中则经常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统治的异化与危机的当代与未来(如生态能源危机)。众所周知，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突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地位，而将李嘉图从不彻底的带着重农主义色彩的问题视野中拯救出来，而使其成为彻底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家。今天的我们也要让马克思从工业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统治、抽象统治占主导的那个时代的批判家，转变成资本主义真正成为实质统治、具体统治、流动统治时代的批判家。
马克思与列宁当年所期望的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超越与替代的社会主义，所谓的人类最终与未来的解放形式(自动化、电气化、大生产)，今天已经以漫画的现实形式实现和存在——它们无非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异化和对人的统治的更加高级与内在隐蔽的形式。在马克思当年自认为看到了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因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彼岸自由王国的地方，我们今天则经常看到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局限性。批判性地反思与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冲破资本主义形而上学“普照之光”的同质化、单一性统治之遮蔽，透视与拯救被遗忘被践踏的异质性传统残片，恢复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尊严，唤醒多种多样的人类被压迫的群体(阶级、种族、性别、亚形态文化社群)，建立各种各样的连接(团结)解放政治力量的新形式，展望未来新的人类理想新境界，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问题视野。
第五，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的问题是马克思虽天才地提出但并没有真正见证的问题。诸如：资本主义从形式到实质、从抽象到具体、从物质关系到精神文化结构统治的新现象，资本主义从固定的地方性民族化显形态统治走向流动型的全球性网络化的隐形态统治的新现实，是资本主义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政治到日常生活道德心理的统治逻辑的逐步完善与完成。在更深层、更隐蔽的现代性异化统治形式中寻找未来人类更高级、更全面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改造旧世界中认识新世界，这仍然是一个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真理。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研究的总问题仍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自我反思、批判、重建为前提，以历史地透视批判资本主义当展最新的最高的形态为对象与任务，以能动把握当下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变动的现实为立足点，以高度关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同地方、民族—国家、阶级的交往与矛盾的政治实践为己任，构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解放理想与现实制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思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深刻的最内在的矛盾与问题，在现实的挑战过程中反思与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最核心最突出的问题，在超越与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最高形态的历史局限性过程中，丰富与改变社会主义和人的解放的实践制度与理想内涵。正像资本主义总是一个不断地超克自身固有的界限矛盾危机而盲目地扩张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不断地自我更新哲学方法论历史观的认识过程。相应地，社会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自觉而宏伟的历史过渡过程，也必然地是一个不断与变革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相适应的、自我超越历史局限性的反复的、漫长的过程。从历史角度来看，以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不可避免地带着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影响的局限性；而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形式可以被理解为超越资本主义及其自身历史局限性向未来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与飞跃的历史性、当下性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序言。
②[美]詹姆逊：《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载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③参见[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9～150、251页等处。
④参见[美]弗里德利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20、22、23、4、3页等处。
⑤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19页。
⑥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古典主义文学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人假定
一、经济学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学家库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为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及其行为方式。
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有足够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论家用来解释各种理论问题。（2）能持久地吸引相当一批理论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范式就是经济学界对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的选择和界定，它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流派、经济学体系等价。它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关系、侧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及其不足
从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这种假定，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刘世锦，1994）。但这种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实际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三种假设均存在着不现实性：（1）完全理性不现实——现实中总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现实中往往“信息不对称”；（3）现实中很难做到利润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不足：（1）忽视了制度，将企业看作是一只“黑箱”；（2）对经济学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时点上，将时间看作是不变的；（3）交易成本为零。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
1.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理性假设的修正
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曾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理论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认为经济人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发展提供了长久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但是它没有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含的前提，而应该对其展开具体的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人们开始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存在制度与正的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经济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坚持的有限理性观点，即：人们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诺斯(2002)所说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推翻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同时，这也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
经济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假设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第二个假定，经济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威廉姆森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1987)。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会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谎等；（2）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一旦经济人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违背契约。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发生的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修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获得了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机会上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自利原则的拓展。它把“用诡计寻求自利”这种情况包括进去了。经济人人性假设机会主义的说法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设，讨论了旨在减少相应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的产生。
2.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在新占典经济学的理论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诺斯对零交易成本的现象曾讥讽：“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不存在，所有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里提出来的。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现实的。在他看来，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发生交易活动需要成本。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最初含义。这个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经济学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使经济学的假设更贴近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费用的概念一提出来，立即在新制度经济学各个理论分支，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诺斯认为交易成本“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实上，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诺斯认为，制度通过约束和惩罚给经济中交往的人们以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了由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则表明获取信息成本的减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为解释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修正的意义及局限性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确立了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也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有限理性假定；（2）机会主义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该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探讨了制度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等。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例如从其理论逻辑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但他们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中的真正的人，与现实仍有很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舍弃了很多人的社会性行为特征，仍然从人的一般性来分析抽象的个体。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也存在悖论：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左金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j].经济经纬，2005年第6期
[2]龚唯平: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j].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