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收集3篇)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范文篇1
社会流动性减弱己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具体表现为收入的代际流动性降低、职业的代际传递固化。随着贫困治理的深入，解决长期贫困问题开始进入到理论研究和贫困治理决策者视野中，其中贫困家庭代际传递被认为是贫困治理的关键。影响贫困代际传递家庭因素包括父辈素质、受教育年限、性别、营养投资、基因遗传和疾病等，家庭外部因素包括文化背景、机会平等与政策制度等。卓玛草和孔祥利(2016)对农民工的职业代际传递研究发现，农民工代际间职业分布存在代际差异，但在职业流动呈现代际差异中嵌套着职业代际传递与继承的共性，农民工代际职业流动范围存在明显的分割性，表现为农民工非精英群体与农民工精英阶层之间存在着职业“藩篱”。陈全功和程蹊(2015)从生命历程中重要事件的视角研究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变化，出生和就业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个体事件，贫困代际传递一般发生在孩子出生时期，代际阻断一般发生在父母或孩子能够进行农业生产或打工获得稳定收入时期，土地、教育和户籍是影响家庭代际传递改变的重大宏观事件。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均表明，劳动力的区域流动使发达地区基于社会环境优势获得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溢出效应，并抑制其教育公共投资的激励，差距随着经济和教育投资的不同增长路径越来越大，欠发达地区教育投资的代际传递使社会经济有陷入“低发展陷阱”的危险。
收入改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迁移决策，个体选择迁移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户口所在地获得适合的就业岗位较难;二是在外地就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三是很多个体前往有更好的就业机会、经济发达的地区，原因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经济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提升和发展空间的差异。同样，个体选择不迁移也有其内在原因:一是不必迁移;二是不能迁移。前者是指个人能力或者父母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找到满意的工作;或者即使迁移能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由于迁移存在较高的额外成本和风险，使得不迁移成为最佳选择。而后者是指由于存在迁移障碍，部分劳动者无法承担迁移成本而放弃迁移，或者由于本人健康、信息缺乏、家庭等因素的影响而不能迁移。在父辈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社会网络关系与迁移决策高度相关。因而，可以理解为在子辈受父辈收入影响基本成型的前提下，通过迁移改变其从父辈继承而来的差异，并最终通过收入变动改变代际收入弹性。这可能更多地展现为在没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可以通过迁移获取更好的就业机会。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代际贫困的研究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但是基于微观层面对贫困家庭外出务工及户口迁移对于家庭代际传递的改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针对农村地区绝对贫困户家庭和低收入的户口迁移与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研究。结合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口迁移对社会流动、收入流动的影响方面己有的论述，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人口的地域流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两代人并未生活在同一地区，而地区间收入水平以及实际收入水平的差异势必影响父辈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的准确估计，较大估计上的偏差将会影响对户口迁移对贫困代际传递削弱效应的认识。第二，己有研究未考虑人口迁移对父辈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可能改变原有的贫困代际传递机制，更关键的是迁移可能给迁移者带来更多公平选择的机会，比如重新择业、社会网络关系的此消彼长等。因此，在考虑人口迁移的情况下研究贫困家庭父辈代际收入传递，可为如何实现精准扶贫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基于此，文章尝试户口迁移对父辈贫困代际传递的削弱影响，同时研究除经济因素影响外的其他代际传递路径影响因素通过迁移之后的改善情况，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己有相关研究分析，提出文章的相关假设:
家庭与社区教育收获范文篇2
关键词：教育券学校选择价值分析
教育法制建设的价值理想之一是具有可选择性，其基本含义包括受教育者（包括家庭）有选择教育――何种类型的学校、何种类型的课程，以及何种类型的教师――的权利和机会。①可选择性是当代我国教育政策必然的一个价值选择。重视和尊重选择意味着重视和尊重个性。在尊重个性和主体性已成为人类社会和世界教育主旋律的今天，可选择性作为教育政策价值标准符合人类社会和教育尊重与张扬个性、主体性的趋势。我国教育不断发展，教育法制建设价值之一的教育可选择性的呼声也愈来愈高，这也与世界教育改革的趋势相符合。在教育法制建设过程中，与可选择性相关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基础教育阶段家长的教育（学校）选择权，其本质为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前提下对教育条件和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也是对学校和教学方式的选择。
近年来，中小学择校的热度不断升温，同时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很多富裕或地位优势家庭的孩子能够凭借经济能力和社会关系选择优质的学校，得到较好的教育机会。而经济条件有限和弱势家庭中的孩子就很少有机会选择优质或适合自己的学校，由于中国教育资源不均衡，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差距很大，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得到的教育机会少而且质量不高，造成大部分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失去进入优秀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近年来，进入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2011年所有新生中更是少有来自农村。照此发展，我国教育不均衡不平等的发展趋势日渐明显，两极分化将愈演愈烈，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埋下一些不稳定因素。因此，尽力消除教育不公平现象，给每个孩子公平接受相同教育的机会成为当务之急。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禁止学生择校，采用微机排位的方式分配学校，这违背了学校具有可选择性的要求和世界教育改革趋势，也产生了很多弊端，关系腐败丛生，学生为了能进好学校，学习奥数等课程，希望能具备进入优质学校的优势，这给学生带来了过于沉重的学习负担。寻求更为科学公平的方法让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到教育法制建设中学校可选择性的权利，都有机会选择优质学校或适合的学校则是必经之路。教育券就是让学生都有选择学校的权利，能有机会接受到公平的教育，也让教育法制建设更与时俱进。
1.教育券
教育券是由弗里德曼提出的，就是由原本的政府直接拨款给公立学校，转向政府以教育券（代金券）的形式拨款给学生和家庭，再由学生或家长选择就读的学校，而学校在招收到学生后，才能获得学生手中的教育券，从而得到相应的教育经费。教育券使学生及其家庭能够利用公共基金自主择校入学，人们常常把这一思想的提出归功于弥尔顿・弗里德曼，但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汤姆・佩恩。教育券其实是市场经济自由化以来，公共事业或准公共事业领域也开始实行市场化，不再由政府计划式调控，而加入更多市场选择的因素。然而，学校选择运动在世界某些国家和地区相对成功和类似教育券的计划的引入却是一种新现象。美国和其他地区在这方面的大规模行动已经拉开序幕。在美国密尔沃基进行了教育权计划，“允许1000名低收入……学生使用州政府基金选择一所私立的、无宗教派别的学校。该基金所提供的数额每年都会进行调整”。克立弗岛和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也实行了相类似的计划。同样，佛蒙特州允许居住在没有公立学校的74个城镇的学生就读于“公立的或被认可的独立的私立中学，学生父母可在本周内外选择学校，并由诚征学校委员为支付学费”。②在中国浙江省长兴，也曾试行了教育券计划，对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一次性发放面额500元和300元的教育券。该县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券的功能，又将教育券功能扩展到扶持贫困学生上，确定了自2002年秋季起，小学阶段的贫困生每学期可获得200元的教育券，初中阶段的贫困生每学期可获得300元的教育券。长兴教育券制度试行一年来，其显著成效已引起各方强烈关注，但是还有些方面考虑稍显欠缺。
2.教育券的价值
2.1管理模式的转变
在弗里德曼所设想的教育券制度中，传统上在公共教育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政府替代选择（政府决定拨款给谁和拨款的数量）将转变为公民社会选择（家长和学生决定把教育券投向哪所学校），同时又伴随学校一定程度上的自主选择，这样学生和家长权利增强，使得学校由之前的以学校为主体的管理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管理，更注重学生的权利和学生的效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学生和家长的选择，获得教育拨款。管理模式的转变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权利――对学校信息的知情权，对学校管理建议决定权，在学校得到尊重的权利等，这能有所缓解目前学校中学生权利薄弱，学校占主导地位的不平衡现象。
管理模式转变是学校更为人性化，更注重学生的利益，这对学生权益及学校服务质量提升起着关键作用，使学校的垄断权有所动摇。由于教育经费的有限，使得学校薄弱的管理机制，无效的科层结构必须进行改革，最大化、最大效率地利用教育拨款，这样学校的资源利用效率会大大提升。完善学校机制，更为有效地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程度，即提高学校生产效率，并足以抵消学生带来的负面配置效应。学校要获得学生手中的教育券，就必须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学校必须开设多样性的课程，适应学生的需要，才能吸引生源。
2.2竞争中的价值
学生和家长持有的教育券可以选择学校，学校才能获得相应的教育经费，所以各学校之间会为了生源开始竞争。这种供给者之间的市场选择和竞争机制能创造更高的效率。良性的竞争促使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注重多样性。学生也能通过各学校的竞争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对未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并且，这样能促使更多的民办学校的产生，使学生的选择进一步增加，对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的提升起重要作用。根据弥尔顿・弗里德曼提出来的，对公立学校的税收支持，曲解了学校教育消费者和提供者的动机。学校消费者的动机被曲解，是因为在学区内居住的孩子，被鼓励到本学区内的公办学校就读，而不是民办学校或者其他学校，这样就赋予了公办学校对学区内的居民进行地方垄断的权利。③因此，即使公办学校不能提供给家庭所需要的教育类型与教育质量，但是它们仍然可以招收到学生。而教育券使得家长和学生有权用脚投票，教育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适合和教育质量高的学校就读，这样更多学生选择高质量的民办学校，接受更为适合和优质的学校教育，并且能促进高质量私人民办学校的产生，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办学。
2.3促进社会公平
当前教育体制下，中小学学校选择存在很多问题，富裕家庭选择的学校范围大，他们可以通过选择好的学区房或者进入优质民办中学或通过关系来实现学校选择。而普通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教育选择受到很大限制，因为到私立民办学校或变更居住地到优秀公立学校的学区，经济能力受到制约，不太能实现。因此，在教育起点上和教育机会上就不公平。而通过教育券，学校选择权利有限的人就可以为子女找到更好的学校，或者利用杠杆原理来改善他们子女目前所就读学校的教学环境。（美国教育部，1991，P41）这样才能改善目前教育不均衡不平等的现象，从而缩小贫富家庭的教育差距，教育机会更平等，促进社会均衡发展。另外，使用教育券后，学校的选择不再受居住地限制，人们对居住地选择也不再受学区的影响，使得贫富家庭的选择房屋时不受学区的限制，也能抑制学区周边房价过高增长。
3.实行中的配套机制
3.1教育券面值大小影响学校的选择
根据美国教育券计划的实行，教育券的面值大小影响了教育消费者对学校的选择。当教育券的面值较小，大大低于民办学校的学费时，家长需要支付多出来的教育经费，家长还是倾向选择相对薄弱的公办学校，而不会选择民办学校。而当教育券的面值跟民办学校学费差距不大时，家长可能会更多地选择适合孩子的学校。
3.2交通费用纳入教育券考虑范围
美国的教育券计划中，即使在有教育券的情况下，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低收入家庭也很少愿意或有能力支付交通费用去其他学区的学校，他们仍然选择居住地附近的学校。因为，弱势家庭不能够负担搬家或者交通的费用，也不习惯于迁徙和长途交通，他们就不会选择离居住地较远的合适的学校。这样，政府在进行教育券计划时，应考虑对低收入家庭的交通补贴机制，并健全学生上学交通的体系，让低收入家庭真正有能力选择其他学区的学校。
3.3信息机制的健全
实行教育券后，各学校的信息对于家长的选择来说尤为重要。如果社会和家庭不能充分了解学校所提供教育的有关信息，学校教育市场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对货物的分配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即消费者和公司充分了解预期产品的信息。如果消费者和物品或服务提供者的信息不对称，那么市场的优势就不能清晰地显现，市场竞争就无法保证物品或服务提供者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④学校教育的消费者和提供者无法享有对等的信息，因为信息不对称是教育的固有特征，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因此政府应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缺失的信息，然后引入市场行为。政府应对教育内容进行公共监督，并传递给学生和家长。
家长的背景及教育程度使得家长对于学校的信息不平等，低收入家庭和缺乏教育的家长可能得不到相关的信息或缺乏对信息分析能力，会误解对学校教育选择的信息，那么这些家庭的孩子就很有可能做出错误的教育选择。因此，政府除了设立公共教育信息的机制，还应该设置专门信息咨询指导中心，方便家长咨询了解相关学校教育信心，从而使教育券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教育法制建设实现可选择性过程中，教育券具有很多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行教育券政策时，要确定主要的针对人群，改善他们学校选择的机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教育券具体制度进行调整，也要考虑教育券实行中的一些缺陷，从而建立配套机制进行弥补改善，使教育券制度发挥最大的效用，促进学校和学生的发展。
注释：
①劳凯声.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31.
②③④埃尔查南・科恩著.刘笑飞译.教育券与学校选择［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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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因教致贫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比传统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具有更为优越的竞争力和生命力。通过学校教育对人力资本进行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投资。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收益最广、收益率最高的资本投入方式之一。
从学理上讲，对教育的投资带来的应该是“因教致富”而不应该是“因教致贫”。在我国当前出现的“因教致贫”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制度、政策、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而出现的失常现象。具体来讲，“因教致贫”是指接受教育的社会个体因教育成本的投入而影响了个体或家庭的正常生活，并因此造成家庭经济贫困的现象。“因教致贫”又可分为“因教成贫”和“因教返贫”两种类型。
“因教成贫”是指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为了使子女能够接受基本的教育，把有限的收入尽数投入到教育中去，造成家庭生活窘迫，经济拮据的现象；“因教返贫”是指家庭经济状况原本良好，因受教育子女较多或追求优质教育资源，造成家庭经济支出方向单一、额度过高从而导致的家庭经济贫困现象。
“因教成贫”或“因教返贫”现象，可能是短期状态，如果受教育者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或能够学以致用，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资就会获得相应的回报，从此逐步改善“因教致贫”的困境；但教育投资存在着很大风险，如果受教育者在消费了大量教育投资之后没有得到合适的工作机会或无法将所学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收益和回报便无从谈起，家庭极可能长期陷入困窘不堪的泥淖，无法自救。如果这种失常的社会现象长期延续，将会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极大隐患。
二、因教致贫之害
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变革、发展对社会影响至深。因教致贫是社会失范的一种表现，此反常现象不仅会影响受教育者个体或家庭的生活，更直接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1.合理社会流动受阻
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能够给底层民众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当底层人群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时，他们才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因此，正常的社会流动，可以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并能够有效维持社会的安定和团结。自古以来，教育就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重要机制。即使在阶级社会里，通过教育来吸纳下层精英，并通过教育再制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优势地位的有效途径。何怀宏先生曾指出，“古代科举考试曾使入仕者中平民比例达到半数以上，在宋以后大多数情况下都至少保持在三分之一的水平，每次科举可以使统治层得到来自民间、下层三分之一以上的新血补充。”
而因教致贫却限制和阻碍了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渠道。和社会优势群体子女相比，底层人群子女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方面本已十分欠缺，通过教育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是他们与前者竞争、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但因教而致贫，因贫而失教却中断了他们向上流动的道路。在北京高校大学生中，上个世纪80年代，来自农村的学生占到30%，90年代中期只占到17%了，现在则低于12%。这意味着通过高考，农村孩子向上流动的渠道被缩窄。此类情况在城市低收人家庭子女身上同样存在。合理社会流动受阻会使社会结构断裂，加剧社会排斥，致使一部分人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
2.阶层差异代际转移
社会分层与教育关系密切。科林斯说：“在现代美国，教育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已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在分析产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原因时，教育占据了中心地位。”长期以来，因教育不均等而导致社会成员阶层准入的标准和机会不均深为世人诟病，社会学家布迪厄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是文化再生产的工具，学校与其他社会机构通过教育使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代代相传。现在看来，这种隐忧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通过教育使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从而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果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效果，低阶层家庭子女尚可通过教育完善自己的才能，遵循公认的规则把握机会，实现自我，改变父辈的阶层状况，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但因教而致贫，因贫而失教会使低阶层家庭子女无法获得与高阶层家庭子女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或因贫困不能利用与之同样的教育资源，从而造成教育效果的非主观性差距，进而导致文化身份的差距，最终进人较低层次的职业和阶层。客观上复制了父辈的阶层关系，形成了阶层差异的代际转移。正如《望》周刊所载文章称，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人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个底层群体既包括城市下岗职工，也包括流人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
3.读书无用思想重现
社会交换理论的价值命题指出：对个体来说，其行动的结果越是有价值，他就越有可能从事这种行动，反之亦然。许多低阶层家庭希望子女通过接受教育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美好愿望，不料想，一人读书、全家受贫。小学、初中、高中的费用负担已很沉重，能否考上大学还是未知数，大学毕业工作如何更是前途未卜，供孩子上学就像一场。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难以确定的教育收益以及实践性差的学校教育，使一些家庭对教育产生了怀疑。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一些地区滋生蔓延。据中国社科院《二一二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2012年，农村小学和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3.45%和4.91%，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4.社会不安因素积聚
目前中国的发展既是快速发展期，也是矛盾凸现期，如何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是保持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前提。因教致贫带来的“教子如”的教育投资风险，不仅仅是个体和家庭的风险，尽管这个风险首先是由家庭承担，但这种风险累加起来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许多人以“赌徒”的气概投入到教育中时，喻示着除此之外社会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好的改变自身现状的机会或可能，这是他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当一个人的行为没有得到所期待的酬赏，或者得到意料之外的惩罚，他就会非常愤怒并有可能做出攻击性的行为”。因教致贫本身就会加剧低收人家庭的社会边缘化和社会排斥，如果这种教育投资没有回报或回报甚微，那么他们期以改变现状的希冀便破灭了，对社会不公的抱怨与生活的窘迫无望若长期积聚便可能成为引爆社会不安的导火索。
三、为何因教致贫
如欲采取有效措施规避和矫正这种失常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首先认清因教致贫的症结所在。
1.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失衡
“任何社会成员获致某些可能有价值的事情的新能力，都必须始终被视为是其所在社会的获益。教育活动具有上述特征，其收益不具有垄断性和独享性，受教育者个体、家庭、社会、国家都将从中受益。按照“利益获得”和“能力支付”原则，四者均应分担教育成本。但我国现行的教育成本分担体制中，个体或家庭的份额过大。“2012年，我国的教育经费共占GDP的5.35%，其中政府财政性经费占GDP的3.41%，社会资金占1.94%。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社会资金超过2%的极少。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应由政府提供，而我国在2006年之前，几乎全由百姓买单。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个人承担一部分教育成本无可厚非。但在我国，这一部分也显过高。2012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同期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人700亿元，家庭分担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达到36%，大大超过《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25%的设计比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日常运行成本每生约1.4万元左右，实际上学生分摊比例达44%，而国外通常在15%左右。此外，因缺乏相关政策等原因，我国社会团体、企业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也很小。这种失衡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是因教致贫的首要原因。
2.个人教育费用投入过高
持续攀升的各项教育费用也是因教致贫的重要原因。教育费用可分四类，其一是学费。近年来我国教育费用持续攀升，绝大多数家庭为供养子女读书，不得不抑制其他消费支出。据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民和城镇低收人群体的子女义务教育支出，约占家庭纯收入的3/5。大学收费更高，普通大学每年学费动辄五六千元，一些名校名系高达万元。其二是赞助费、择校费、择班费等选择性教育支出。在非高等教育阶段，出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人们争相交纳数目不菲的择校费以求子女能进人重点学校就读。其三是各级学校巧立资料费、洗涤费等名目的乱收费。据报道，2010年1月至2012年8月，两年半时间，各地和有关部门共查处教育违规收费18.6亿元。其四是因物价等因素不断增加的生活费用。凡此种种高额的教育费用可能会把大多数低收入阶层子女淘汰出局。
3.弱势群体教育成本补偿不够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占有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四个标尺。社会弱势群体对上述四种资本的占有一般都很欠缺。此外，对某种资本的占有并不一定都与社会地位直接相连，社会地位的获得是与一定的社会身份认同相对应的，这种认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加偏重于个体与某社会阶层共享的价值观等主观因素，而非职业、居住地等客观因素。而教育对个人价值观等主观因素的形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现代社会里，教育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关系更为密切，这也是人们尽管对教育颇有微词，但投资教育之热情不减的根本原因。
在现代社会里，接受教育是一个人成为合格公民的必经之途，举办教育更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职能。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必须由国家来保证公民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从世界范围来看，学历层次划分为学前和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后中等非第三级教育、第三级B类教育、第三级A类教育共六级，各国普遍将前两个阶段视为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免费教育（也有部分高福利国家如北欧的瑞典等将后几级教育全部或部分免费），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社会团体、宗教组织等能够提供机会较多的奖学金、助学金，保证学生不致因贫失学。
我国也将前两级教育视为义务教育，但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高额的学费和长期教育支出的困难积聚，使我国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个数目庞大的特殊群体――贫困生。据统计，2012年全国公办高校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约占20%。虽然有奖、贷、助、免、勤等解困措施，但作用有限。民政部门的救助资金主要用于解决五保户、军烈属、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和突发性事件的救灾工作，扶贫部门的有限资金主要用于贫困农村的生产发展和贫困户的扶持，两者在资助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方面资金很少。我国社会团体、慈善组织、民间基金会等发育缓慢，还未能有效介入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救助。在此情况下，因教育而带来的贫困和因贫困而放弃教育的风险和责任绝大部分落在受教育者个人和父母的肩头。
4.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因分配不均而导致的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过分追逐是因教致贫的又一原因。因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占有状况的不同，普通阶层子女在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和工作收人的机会上处于劣势，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文化资本的快速积累而获得社会地位的迅速提升，而优质教育资源有助于实现这种梦想。但现实是在可以选择的中小学阶段，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多集中于城市、发达地区和重点学校，体现在师资、设施、经费等多个方面，受教育者不能共享这些优质资源。普通人家的子女如果要得到优质教育，就要通过转学、择校、转班等非正常途径，拿出比正常途径多数倍的钱，负担因此加重。按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行动者对某一种特定类型资源的需求越迫切，同时得到的可能性越小，则这种资源对他越有价值；对个体来说，其行动的结果越是有价值，他就越有可能从事这种行动。因此，虽然负担加重、代价昂贵，但为了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许多家庭不惜举债将孩子转往城市学校、重点学校，甚至还额外参加各种辅导班，由此造成因教致贫。
四、因教致贫之解
教育是关系民族未来和国家发展的关键一环，是实现人才强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站在保持社会稳定、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高度来分析和解决因教致贫问题。
1.构建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
马克思早在1886年就提出“教育是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和每一个公民的真正利益”。既然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且公民享有基本权利不应以贫困为代价，那么国家就应充分发挥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起实施教育的首要责任，构建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其一，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免费教育（此项自2006年始在全国逐步实施），并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义务教育年限。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应该通过政策、经费等手段保证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其二，国家要确保教育经费投人。可以考虑制订《教育投人法》，明确各级政府在教育中的职责，确定各级财政安排教育经费的责任和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坚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4%的最低目标并逐步提高。家庭和学生主要承担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部分教育成本，具体比例应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层次、类别的不同而科学划定。此外还要重视社会力量在教育中的作用与责任，国家可制定一些鼓励性政策如《教育捐赠法规》等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教育投人，比如成立基金会，设立奖学金、助学金，资助专项教育活动等。
2.保证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供给
教育是一项公共产品，应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公平化。应加强政府作为，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从源头上治理择校费、赞助费等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缓解因教致贫问题。为此，中央要加强宏观调控，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其一，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遵循“存量在地区内均衡，增量向薄弱地区倾斜”的政策，首先实现各区域内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缩小校际差异，充分贯彻就近入学原则，以减少额外的择校费用，其次是不同区域间的资源分配要向落后地区、薄弱学校、弱势教育单位倾斜。其二，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认真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等有关发展农村教育的战略决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的刚性差异，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实现城市教育向农村教育的“反哺”。其三，处理好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关系。办好公办学校，保证其办学水平，控制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转化成民办教育资源的不良现象，避免因一定区域内公、私立学校教育质量差异过大而导致学生被迫择校现象。
3.实行科学的教育成本核算与收缴制度
科学的成本核算、适当的分担比例和公开的缴费项目是控制学费和乱收费的前提。首先，对各地区各级教育的成本进行科学核算，并向社会公布。国家“教育督导委员会”及民间教育中介组织，定期对各级教育成本进行评估、监控，并督促各学校向社会公布年度费用开支及成本情况，避免政府、社会和个人等方面的教育投入流失。同时要精简教育机构，厉行资源节约，控制非直接教育支出以降低教育成本。其次，应科学划定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或个人承担的比例。此点是决定家庭教育支出的关键。第三，严格控制教育乱收费行为，政府应公开各级教育阶段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禁止各项搭便车的收费行为，加大对乱收费的打击力度，减少家庭不必要的教育支出。最后，依据“不均等地对待不同者”的公平原则，对低收入阶层家庭子女通过减免学费、发放助学金或“教育券”等方式实行适当经济补偿。对文化资本欠缺的家庭给予辅导、补课等文化补偿，减少他们为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而额外支出的教育费用。
4.完善教育投资收益的回馈渠道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们投资教育能够获得回报。如果受教育者在毕业后能够很快找到理想的工作，其收益会弥补早期的教育投人，缓解因教致贫的家庭状况。但是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上升，2001年为115万，2002年为145万，2012年规模已达到680万人，然而就业率却一直徘徊在70%左右。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一大批高校毕业生委屈就业，甚至出现零工资就业，同时每年还有约占毕业生人数30%的毕业生无业可就。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受教育个体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期望相距甚远。我们首先应该疏通就业渠道，规范就业市场，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使人力资源尽快转化为人力资本；其次各级教育要准确定位，调整目标结构与教育内容，革新教育方法，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第三是要开展就业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观念，增强就业的灵活性，提高就业率。惟此方可健全教育投资与收益的有效链接，实现教育解困的目标。
5.引导理性的家庭教育投资
就业压力的增大和文凭的贬值并不会降低人们投资教育的热情，反而会激发更大的教育竞争，引起更多的教育投入。但是教育投资收益具有长期性、滞后性和风险性。教育的层次、接受教育的时间、教育的投入并不一定与教育收益成正比。因此政府和社会要引导家庭树立正确的教育投资观念，结合家庭经济状况和学生发展水平进行合理规划、理性投资，避免无谓的浪费；同时注重孩子教育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纠正部分家长头脑中存在的“花钱买教育”的不当思想，发挥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积极影响，以较少的教育投入获得相同的教育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