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6篇)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1

摘要：中共历史学科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挑战、中共历史学科自身研究中的不足是两个主要问题。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消化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研究成果，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培养中共历史学研究者的创新精神，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2)01003706

researchoncpchistory：problemsitfaceandmeasurestodeepenit

shijijin(marxismcollege,bohaiuniversity,jinzhouliaoning121000,china)

keywords:researchoncpchistory;researchonsinicizationofmarxism

abstract:with60years'development,thesubjectofthecpchistoryhasmadegreatachievements,buttherearealsomanyproblems,amongwhichthechallengeswhichthesubjectofthecpchistoryshouldbefacedwithafterthesecondlevelsubjectaboutresearchonsinicizationofmarxismandtheshortcomingsoftheresearchonthesubjectofthecpchistoryaretwomainproblems.todeepentheresearchonthecpchistory,wemustcompletelyunderstandtheachievementswhichwehavegained,findoutthecontentsoftheresearchonthecpchistoryaftertheestablishmentofthesecondlevelsubjectaboutresearchonsinicizationofmarxism,trainthecpchistoryresearchers'spiritofinnovation,expandfieldsanddeepencontentsoftheresearch.

中共历史学科自20世纪40年代创建以来，经过了60多年的建设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建设发展，在学科性质,研究的方法、队伍、领域、内容、成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这一学科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有些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有些是近些年出现的。为促进学科发展，需要面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办法。

一、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理论增设为一级学科后，下设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6个二级学科。这种状况对中共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问题：

一是学位点数量的比较。“目前，全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编号030503）博士点46个，硕士点195个”。而中共党史学位点“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中共党史博士点19个,分别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学。硕士点86个，分布在全国24个省区市；其中普通高等学校67个，中央党校和省(市)委党校14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省社会科学院2个，部队院校3个。”［1］262010年至2011年新的一轮学科增补后，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增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位点还会增加。数量的多少，当然不能完全说明学科建设的状况和质量，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学科建设上也存在着若干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发展势头和受重视程度要超过中共历史学科。学位点的增加就是这一势头的体现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之前，“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对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产生影响，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和“中共党史”不在一个学科门类内，研究队伍也较少交叉，所以影响的程度相对弱些。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研究内容到研究队伍基本上是从“中共党史”学科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影响强些。

二是研究内容的挑战。国家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的学科。学科研究范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新发展；本学科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

上述研究内容中的绝大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之前是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即便是现在，也是中共历史学要研究的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新发展等内容，原来是中共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二级学科的情况下，这些内容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内容。这说明，中共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这些内容的研究上出现了交叉，这势必对中共历史学的研究产生影响。

三是研究队伍的挑战。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队伍，既包括高校、党校教师，社科院和其他部门的研究人员，也包括中共历史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原来的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者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在高校内是绝大部分）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与此同时，从研究生的生源上看，相当一部分原来中共历史学科的生源，也转而报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中共历史学科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区别也是明显的。研究队伍的分化，必然削弱对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

（二）中共历史学科自身研究中面临的问题

龚育之生前曾说：“我无力也无意对党史学界的形势作全面的分析。”［2］89像龚育之这样的专家学者尚且“无力全面分析”，其他人当然更做不到。但是，认真学习有关论述，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存在的问题。前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后研究队伍的分化，是问题一个方面。这里所指的是问题的其他方面。

首先，研究队伍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中共历史学科属于历史学科，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既然如此，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要有历史学的知识素养，掌握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中共历史学科又具有政治功能较强的学科特点，因此要求研究者具有政治学的知识素养，具有理论思维的素养。在现有的研究队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全面、合理的知识结构。特别是现有研究者的多数缺乏史学阅读、训练的功底。尤其是现有的研究生，跨学科专业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的是有此乏彼，有的是二者皆乏。从这一点上看，中共历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情况还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队伍。这种情况，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设法加以解决，对深化中共历史研究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研究队伍缺乏创新精神。深化中共历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却不注意这个问题。这既体现在研究态度上，也体现在研究成果上。中青年研究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再次，研究队伍缺乏扎实做学问的态度。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中青年教师面临着较重的教学任务和评职晋级等诸多问题；研究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在客观上影响了他们扎实做学问。当然，主观上努力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前述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创新精神等，也是其中的原因。

二是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在1991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文章，提出中共历史研究中的问题，将其归纳为“浅、窄、粗”三个字，并具体解释为：“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3］780我以为，虽然经过了15年至20年的发展，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是这三个方面。

二、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措施

针对以上中共历史学科中存在的问题，深化中共历史研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化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研究成果

之所以将消化已有成果作为问题提出来，并且是

作为第一个措施提出来，原因有二：一是要深化研究，要创新，必须要消化已有的成果；二是对现有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没有引起多数研究者的注意。

第一，关于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深化中共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研究者尤其是老一辈研究者已经作了探讨。在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仅举例说明之。

张静如的“党史学科建设断想”，“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张静如文集》第二卷），“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张静如文集》第三卷），“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张静如文集》第四卷），《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龚育之的“党史著述中的十个关系”，“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怎样看待理论创新”（《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郭德宏的“论民众史观”，“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探寻历史的真相》，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2期），“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田克勤的“高校中共党史学科拓展研究领域的几点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周一平的“再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2期），“将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在党史研究中”（《上海党史与党建》2000年第6期），“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学术界》2006年第4期）。王顺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等等。

上述论著已经对中共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队伍、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等作了探讨，并为中共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了方向。例如：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提出了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即时史学方法，社会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导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假说方法，模糊方法，等等。遗憾的是，我们关注这些成果不够。中共历史研究队伍的多数人，尤其的中青年研究者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更谈不到沿着这些思路研究下去。

第二，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成果。这些成果的论文和专著无法精确统计。对于已有的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成果，由于重视不够，才出现了重复研究等问题。有学者曾写文章批评这一现象。“重复劳动,不仅学者脸上无光,亦是学术界羞耻,且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重复劳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从劳动的角度看,是不创造价值的,是无效劳动,是浪费；从社会价值看,重复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4］255“重复劳动，是一种浪费，也影响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影响学术研究的繁荣。而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重复劳动的现象严重存在。”［5］124出现重复性研究的原因很多，不注意已有的成果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审视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并自觉地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深化研究，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做的工作。

（二）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

第一，也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从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上分清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从总的方面来看，中共历史学是研究纵向发展的学科，是历史学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则侧重于研究理论的学科。不区分这一点，就会使两个学科的研究没有分别。分清了这一点，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按照学科规律进行。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共历史学研究中，研究纵向历史的少，研究横向理论的多。在中共历

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两个学科中，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注意的更不够。

第二，中共历史学要加大对中共历史进程、事件、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本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共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但是，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成果不足。如果不注意中共历史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深化中共历史学科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实际上，只要我们开拓视野，应该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6个方面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深化党史研究，准确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深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加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组织编写出版中央和地方党史基本著作，逐步编纂出版编年史、专门史等其他著作。积极开展服务大局、贴近现实的资政专题研究，为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提供咨询服务。将党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要内容，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要注意的问题。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的问题；提出了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取得了“三大成就”的问题；提出了“9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6］5；提出了“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主要保证。”［6］11这些都是中共历史学科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加强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第一，巩固、培养研究队伍。中共历史学的兴旺与否、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都与研究队伍密切相关。当下的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巩固和提高已有研究队伍的水平，又要培养新的研究人才。无论是既有的研究人员还是新的研究人员，都要把中共历史研究既当成职业、又当成事业，都要提高自己的研究素养，尤其是研究方法的素养；各级中共历史研究的相关部门团体，如党史研究室、党史学会要进一步负起责任来，抓住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共历史研究的契机，通过学术交流等各种方式，培养相关人才；各个中共历史学的学位点，在后备人才培养上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培养过程等环节上下功夫，提高中共历史学的人才质量；要加强中共历史学界内外研究者的互动，如同龚育之生前说的“还是要谈党史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谈‘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的良性互动”。［2］104这些措施都能对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培育中共历史学研究者的创新精神。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地深入研究下去，都必须进行创新，中共历史学科也是如此。不创新，中共历史学科就不能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创造新理论、运用新方法、发现新史料、提出新观点、研究新领域、采取新视角，都要求研究者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但是，正如郭德宏说的：“中共历史研究是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要想创新很难。”［7］122所以，

在中共历史学的研究中，必须正视和克服困难，提倡和培育创新精神。

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创新的事例很多。尤其是老一辈的专家学者，更是如此。例如，郭德宏在谈到张静如的研究特点时说：“关于张先生学术活动的特点，我认为最突出的就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先生一直强调中共历史研究要发展，要深化，就必须创新……在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中，这20多年来提出新见解、新观点最多的就是张先生。”［7］122

当然，创新必须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创新是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的创新。龚育之在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时提出：“史料也好，观点也好，谋篇布局也好，总要有自己比学术界现有成果前进了的地方。”［8］439这前进了的地方就是创新的地方。当然，这只是创新的一个方面。还有研究领域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等诸多的方面。与此同时，创新还要坚

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金冲及说的：“要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具体分析，既不要为他人的成说所束缚，也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束缚。”［9］416

（四）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

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有的研究虽然不是中共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和中共历史学关系密切，或能对中共历史研究起促进作用。例如，张静如在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时，就指出：“怎样为基础？并不是说把党史改为社会史，而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10］563这说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不能划入中共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但是，这方面的成果又的确对中共历史学的研究起重要作用。

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其研究内容。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共历史学中应该注意的内容；但是从理论成果的体系等方面来研究，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内容了。当然，作为中共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交叉内容，中共历史学也应该对此进行研究。

二是研究内容属于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但过去没有涉及到；或过去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但是欠深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我以为，目前拓宽中共历史研究急需做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对国情的研究。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要研究本国国情；特殊说来，中国共产党人更要这样做。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阶级阶层、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习俗礼俗、自然资源等各方面情况的总和。其中，社会性质是国情的主体，但不是全部。把握国情就是把握如上所述的国情的整体方面，并且要注意国情的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

在现有的研究中，许多人对国情的认识是片面的、僵化的，一提到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讲的6条。国情是多方面的综合体。其中，社会性质是主体但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必须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国情，将国情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并以此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我们习惯于分析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优点来说明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视域再宽些，通过分析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缺点的共性来分析二者便于结成联盟，则会使工农联盟的研究更全面。

同时，我们必须用变化的观点看待国情。国情也有量变和质变。从质变上看，近代社会已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化；从量变上看，每一时期国情的各个方面都处在变化之中。量变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质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原理，同样适合国情的发展变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全面地、动态地分析国情，也才能真正以国情为基础，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现在，我们的研究，要特别重视国情是怎样发生量变的，量变为质变准备了哪些条件。

第二，加强中共地方历史的研究。加强中共地方历史研究，是做好中共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拓宽中共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工作。在这方面，郭德宏与冯成略主编的32卷《丰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是迄今为止在中共地方通史性历史中规模最大、论述最集中的一套图书，也是第一次对全国地方中共历史中通史部分集中论述的著作，必须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但是，这部书过于和全国中共历史著作模式相同；书中反映地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资料性还有待于加强。总的说来，这方面的著作还很少，还不能满足中共历史研究的需求。

第三，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变迁。在这个问题里，要解决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阶级阶层、人口、婚姻、家庭、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方面是如何变化的；而上述领域的变化又是如何影响着中国共

产党的变化发展的。对于这一点，现在的中共历史学研究已经作了不少的工作。尤其是张静如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倡议后，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出了不少的成果。但是，总的说来，还处于初级阶段，研究范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成果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研究队伍还有待于进一步整合。应该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单纯地研究社会史，而是将其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社会局部的或整体社会变迁情况；这些变迁又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起什么作用。

第四，对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进行过比较广泛的研究，但是近些年对这些研究又淡化了。研究不系统、成果少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在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这方面的选题很少。例如，《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提要2005》［11］813，收入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中共历史学科的55篇博士论文，竟没有研究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在上述学校比较集中、导师比较集中的博士论文中，出现这种情况值得深思。当然，一个年度的论文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至少说明部分问题。

参考文献：

［1］王顺生.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10，（7）.

［2］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3］张静如文集：第三卷［m］.海口：海天出版社，2006.

［4］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重复劳动应设法避免［j］.学术界，2000，（5）.

［5］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j］.学术界，2006，（4）.

［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郭德宏.中共历史研究不断创新的一个典范——评《张静如文集》［j］.中共党史研究，2007，（4）.

［8］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9］金冲及.七十后治史丛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苏联史学；计量史学；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73-04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苏联历史科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也不能对其取得的成绩完全抹杀。认为苏联史学实现了全面繁荣，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联史学一方面呈现逐渐发展的趋势，计量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涌现了一批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佳作；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仍然制约着历史科学的发展。

一、如何评价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史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遭到全面否定，60―80年代亦被称为史学研究“停滞期”。一些人甚至强调，苏联史学是极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对其评价，不仅应该作为体制的批评者，更应该是社会主义、苏联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中既有以往的苏联史学反对者（所谓的“修正主义者”），还包括曾经立场坚定的苏联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者），其中不乏苏联时期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对苏联国家的全面否定，同样在史学界上演。除了以时局和意识形态的激变来解释这种现象外，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长期受到限制，形成的鄙视和厌恶心理也是这种非此即彼的评价的一个原因。面临如何重建俄罗斯史学，评价这一时期苏联史学的时候，人们还未来得及深入了解和把握这20年的史学研究的得失。这种缺乏理智思考的评价一方面源于剧烈的时局变换，同样带有政治色彩；另一方面缺乏对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过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缺乏理性分析所取得的成就、不足、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显然，用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来彻底否定苏联史学是不足取的。人们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完全自由发展，总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诸如科研投入、社会需求、出版条件等客观因素，甚至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察：1.国家意志和相关文教机构多大程度上左右了历史科学，这种影响的结果如何。2.历史科学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契合现实需求、苏联史学发展方向以及史学现代化的可能性。3.形成了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相关概念和观点以及重建史学的尝试。4.历史学家之间，学术团体之间，一般研究者和学术精英之间，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机关、信息服务部门（档案馆，图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5.学术精英、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反响。

战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哲学、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批判运动使学术活动严重停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和禁锢，理论探索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历史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研究一方面呈现恢复和重建的趋势，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60―70年代，指令性的科研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影响很大。在苏联各高校的历史系，科研能力参差不齐的“职业历史家”主持科研工作；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其分所主导本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国家文教机构的意识形态和监督检查职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史学研究也不例外：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都受到限制，20世纪党史、社会思想史、革命运动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除分析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因素，即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关于史学研究的观念问题，正是评价苏联史学最为棘手的问题。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等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经典著作中提炼出解读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法论，开始应用于史学研究。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之后，苏联开始了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成为苏联史学中以论代史和公式化、简单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意识到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存在问题之后，6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开始指责以往史学的缺点，认为应该以“客观性”、“历史主义”、“党性”为原则治史，尤其是有关20世纪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到重建和革新史学。30年代史学面临的这些观念问题和理论问题，60―80年代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和外国文献研究具体问题。遗憾的是，尽管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论及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然而依旧极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面对俄罗斯学者对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种种评价，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当时的历史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今还在从事历史研究，有些人还是学术精英，享有很高声望。这种情况下，无疑更要慎重对待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赞誉和指责。我们评价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必须避免简单的照搬和模仿。

二、20世纪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的得失

60―80年代中期，苏联建立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批多人参编的大部头著作。为加强史学研究机构的建设，苏联先后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6年)、军事史研究所(1968年)、美国研究所（1968年，1974年更名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远东研究所(1966年)等。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为苏联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2］。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多卷本的集体著作相继问世，是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如12卷本的《苏联史》、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史》、《卫国战争史(1941―1945)》、《二战史(1939―1945)》、《苏联历史科学文集》、《历史百科全书》等。80年代中期前后，对这些史学著作的评价也是从完美无瑕到一无是处。这些史学著作显然带有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史学的特点，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其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在国家拨款资助下，一些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如《苏共党史问题》、《近现代史》、《苏联历史》等，政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也增加了资金投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阵地，这一时期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著作和文章数量很多，其中不乏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俄罗斯20世纪各个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具体的科研实践。对20世纪历史的许多问题的阐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学者们在科研活动中有意避开诸多敏感问题，关于苏共党史、工业化、集体化、政治文化的研究无疑存在失真现象，缺乏客观真实的评价。8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苏联史学研究的评价，缺乏批评的声音，是否符合“总路线”成为当时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的评定标准，史学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国家对史学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然而事实上，正是科学部的建议、指令和规定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受赞誉良多的史学作品恰恰需要重新评价。相反，许多创新性的、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富含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却未能受到重视。对苏联史学研究夸大其辞的颂扬，同时忽视对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的客观评价，严重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80年代中期“改革与新思维”和“历史热”兴起之前，全面否定代替全面肯定评价之前，苏联史学并不是完全停滞，也不是全面危机，而是在困境中前行。

苏共二十大之后，即结束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之后，认为苏联史学迎来了春天，或者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史学界为了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加强了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1957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强调历史科学应以客观性和党性为原则。苏联史学界出现了相对自由的研究氛围，在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60―80年代，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的频繁召开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纪念三次革命、列宁诞辰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以及一些大型专题会议，议题包括历史编纂学，苏共党史，工业、农业发展史等。会议资料和论文集表明，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无疑对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得学术氛围更加自由，对苏联历史学家们交流学术思想、探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不无益处；另一方面，尽管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科学的困境，尝试寻找史学发展的道路，但是时代特点决定了他们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必须遵从早已教条化了的原理和原则。

50年代中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并引发了一次新的大争论。这次大争论，从世界范围来说，在60年代趋于高潮，而在苏联讨论的规模最大，仅1964年与1965年里就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其中，瓦尔加撰写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1964年)一书，对司徒卢威等人所持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理论提出异议；戈杰里耶撰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公式》(1965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从没有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各个地区都经历过；瓦西里也夫等撰写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进化的三种模式》(1966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亚细亚公社”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3］。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显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程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

60年代中期，“新方向”史学家试图重新解读列宁著作及其形成过程，探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状况，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和农民等一些具体问题。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一些现有观点，质疑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70年代初，这些“新派”史学家的代表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学说”。不仅从事科研受到限制，禁止公开发表著述，而且部分人受到行政惩罚，比如调往别的科研部门甚至是开除。由于未能意识到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许多人忽略史学发展的继承性，批评苏联史学一无是处，苏联史学家在面对困境时毫无作为，因为“方法论”上的错误，导致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值的庆幸的是，这种简单而草率的虚无主义评价没有得到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同。

在深入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问题上，鲍维金、沃洛布耶夫、塔尔科夫斯基、西多罗夫着手研究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关于俄国财政资本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安菲莫夫、杜布罗夫斯基等人关于帝俄时期农业制度、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如何解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阿夫列赫、帕夫洛娃、波克罗夫斯基、特罗伊茨基等人就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特点展开争论，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应运而生。

70年代以后，苏共中央加强了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限制，提出加强苏联史，尤其是党史问题的研究。同时，苏联科学院发起批判“新方向”史学家的号召，揭露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危害，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研究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德鲁日宁、鲍维金、萨哈罗夫、特罗伊茨基、特拉佩兹尼科夫、赫梅列夫、切列普宁等人受到批判。关于俄罗斯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制度演化及特点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归于平静。苏联史学研究队伍的大部分力量用在诸如关于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等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上。应该说，70―8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和欠缺理论深度，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探究苏联史学的发展过程，对如何保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尤为值得吸取教训。与此同时，关于20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虽然科研投入有限，但是很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奥克拉德尼科夫、雷巴科夫、托尔斯托夫、利哈乔夫关于古罗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阿尔齐霍夫斯基、亚宁关于诺夫哥罗德考古研究，诺索夫、斯克伦尼科夫、季霍米罗夫、施密特关于俄罗斯中世纪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形成问题的研究。

1964年1月3―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会议的主要报告人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波斯别洛夫、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科德罗夫、古雷科、格列泽尔曼、斯捷潘宁、约夫丘克、卡马尔等人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从事史学发展问题研究的职业历史学家，而是哲学家。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的报告中提出，当前苏联史学处于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最近十年历史学家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得到彻底改变，我们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的影响，苏联史学恢复了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运用列宁主义研究现实问题，把注意力转向解决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问题。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康斯坦季诺夫院士指出：哲学需要和历史学、经济学联系起来，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密切的合作，相关学科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我们的社会学和哲学如果与历史学脱节，就不能顺利发展。历史学如果缺乏哲学的分析和指导，就无法满足复杂革命形势的需要。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的发言一方面强调了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历史学必须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功用。关于史学发展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跳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樊篱，缺乏对苏联史学现状的客观评价，但是哲学家们的建议很快在史学界达成共识，为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格弗杰尔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对苏联史学现状和前景不无担忧。他认为，史料的挖掘和利用程度，是否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推断、新的概念是评价苏联史学的关键，只有认清史学发展的现状才能推动史学的进步［1］。类似的观点反映了苏联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注意力转向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无疑有助于促进苏联史学的发展。遗憾的是，60年代许多苏联历史学家仍然致力于同资产阶级史学作斗争，很多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仍然不受重视，学术资源浪费严重。7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科学研究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苏联学者开始吸取当代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成果，加强了相关学科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迅速发展，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史学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出现了计量史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分支学科。随着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苏联史学家也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也注意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尤其是苏联计量史学取得的成就，不仅在苏联史学界确立了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界得到普遍承认和重视，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亮点。1956年《苏联历史》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专论《让新计算技术为历史科学服务》一文，肯定了计算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行性、有效性，同时向历史学家和数学家发出呼吁，加强合作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帝俄时期的史料是极为丰富的，在十多万份规定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条件的法定文书和赎身证明中，包括地主和农民经济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资本主义时代，俄国的统计计算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材料。土地、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调查统计的数据资料［4］，为计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60年代初，乌斯季诺夫开始尝试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历史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引起历史学家和数学家的兴趣。1964年以后，苏联计量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计量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对各自的史学研究领域产生影响，从而奠定了苏联计量史学全面发展的基础。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成立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苏联计量史学的发展。卡赫克、科瓦利琴科、乌斯季诺夫、利金等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同60年代相比，70年代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60年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计量方法的成功运用和扩展，涌现了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受到震动和启迪。1977年由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总结了这一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政治史文献基本为叙述性资料，能否运用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是最富有争议和最受关注的问题。70年代苏联史学家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苏联计量史学进入稳定、成熟、提高的发展阶段，出版的学术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高于70年代。与此同时，苏联计量史学家更加重视理论方法的探索［5］。著名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是苏联计量史学卓越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著作反映了他对苏联计量史学发展历程的深刻理解。1987年，科瓦利琴科发表了专著《历史研究方法》。该书总结了苏联史学研究的实践和成就，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中运用计量方法的优点和弱点，阐释了计量研究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之间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毋庸讳言，苏联计量史学的理论成就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提供了宝贵财富。

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存在的主要缺点在于：1.经济主义。热衷于研究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了对许多客观现象的研究。2.先验论。历史研究受到僵化模式的限制，比如人类历史是革命史、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等。3.僵化的唯物主义。概念和理论的僵化，导致历史学家忽视社会思想的研究，忽略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个人因素、主观因素。4.普遍主义。因此缺乏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特点的区别研究。5.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意识浓烈。以致不能及时吸取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经验。80年代中后期至今，20年过去了。对苏联时代历史科学的反思和各种评价从未停息。无论对俄罗斯历史学家，还是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学都无法避开60―80年代的苏联史学留下的糟粕和财富。如何客观评价苏联史学，正确判断和选择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对于俄国史和苏联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阿列克谢耶娃.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科学［M］.莫斯科，1997：295.

［2］涅齐金诺伊.苏联史学史文集［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52.

［3］张广智.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J］.社会科学，2003，(1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3

本文通过回顾3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及其未来走向，讨论对学科发展至为重要的继承与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学科交叉是历史地理学前进的必由之路，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不可偏废，传统研究要与新技术运用相结合，要善于从现实需要探讨历史地理的重大问题，并用科学研究成果为现实服务，并就区域研究的价值与方法提出具体的看法。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发展；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K9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05－09

吴松弟(1954－)，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经济史和人口史。(上海200433)

如果以1934年春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发起，以燕京、北大、辅仁等三所大学的教员和学生为基本力量，成立禹贡学会筹务处、出版《禹贡》半月刊，作为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开始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话，则1979年6月在西安召开首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筹办历史地理刊物，无疑是历史地理学进入大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自2011年开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三个最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已迎来或即将迎来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者和三大中心的创始人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百年诞辰，浙江大学也举行了庆贺陈桥驿先生90华诞的活动。许多历史地理学者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继承前辈学者的光荣传统，开创历史地理新的发展局面?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回顾3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展望未来，就这一学科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学科交叉是历史地理学前进的必由之路

1962年，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必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对侯仁之先生的看法均表示赞同。谭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同时他又多次强调历史地理研究时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史先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此后，多数学者都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应该采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和手段加以研究。

然而，关于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争论，尽管已沉歇一段时间，却不等于已得到高度的统一。2001年，孙天胜等发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辨析》一文，认为把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任务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头上是有欠思量的，应该称之为“地理历史学”，即从历史角度或时间维度研究地理环境，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历史地理学应该回归于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侯甬坚于2007年著文，认为近代以来历史地理学处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相互接触面上而不断求取进步，受此影响它一直保持着学科的最大特点——兼为历史学、地理学发展贡献自身的学科价值。因此个别地理学者近年提出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问题，显系学术史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情形不熟悉所致。然而，其极力强调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具有积极的学科建设意义，有助于形成新的学科定义。他通过对历史地理学学科特性、近年学术界研究动向、泛历史地理化的分支学科建立方式的详细考察，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定义的增改意见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复原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变化过程，同时研究认识人类社会在这一地理舞台上形成发展及演变规律的跨专业学科，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努力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人类与自然的永久和谐相处。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4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剧烈震荡，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冲击之下.传统史学袭落下去，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年鉴派第一代代表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弗费尔通过一系列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建立了年鉴学派的史观和方法论，在历史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全面超越了传统史学，丰富了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20世纪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鉴学派得名于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1929年创建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年鉴学派生长于世纪初传统史学没落之时，它的创立是对传统史学的反动。在年鉴学派大师们的辛勤耕耘和艰苦努力下，年鉴学派全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史学范型，成为世纪西方史坛乃至世界史坛的主流，其影响经久而不衰。

一、传统史学的困境

年鉴学派是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中成长起来的。年鉴学派产生之前，欧洲传统史学的主流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它统治了史学界近一个世纪。实证史学的研究在19世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使史学摆脱了哲学、文学和神学的束缚，走上了专业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建立了富有个性的学科体系和科学方法论，并且产生了一大批成果斐然的史学家和优秀的史学成果。但是，实证史学无论是史观还是方法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本体论上，以偏概全、宣扬英雄史观。实证史学的题材过于狭窄，它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描述的对象是档案文献里所记载的政治家、外交家、国王、将军等少数人物以及他们的事迹，而忽略了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的存在。并且，作为历史活动的基础层次和组成部分的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领域在历史中得不到反映。所以，实证史学实际上是一部“英雄和英雄崇拜”的历史。

认识论上，以客代主，标榜客观主义。实证史学以“科学史学”为旗帜，标榜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抹杀史学家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认为史学家的职责只在于真实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不需要对历史做出解释和判断。所以，实证史学放弃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反对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任何理论概括。因而，实证史学也不能很好地处理历史和现实、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叙述性的历史取代分析性的历史，以对事件的描述取代结构的分析，其作品除了供消遣解闷之外不具备必要的社会功能。实证史家只是为研究而研究，沉醉在自己的安乐窝里，无视社会的需要，历史研究成了严重脱离现实的盲目的活动。

方法论上，机械保守、片面强调考据。实证史学片面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要求历史学家持“‘客观”、“中立rr的态度，通过客观地描述历史，让史料本身说话。在这种“史料高于一切‘’的思想指导下，历史学家们皓首穷经，到处搜订原始资料，以全身心的精力去考订史料。历史学变成了考据学、历史著作变成了枯燥无味的史料汇编。历史学家们一头扎进挡案柜的陈编故纸中、忘记了现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事和现实。

实证史学适合19世纪贵族政治的需要、是19世纪的现实赋予实证史学的这些特征二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使传统史学陷人困境，也为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广阔时代背景:

第一、法国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经济衰退、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这些前所未有的巨大震荡，迫使人们站在新的角度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传统史学对历史事件的“平铺直叙、、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一些思想活跃的历史学家为了探讨政局动荡的原因和战争连绵的根源，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开始突破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第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垄断组织的产生，金融寡头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一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注重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经济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影响:第三、科学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法国的自然科学已经进人了世界前列。自然科学的进步又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给历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冲击、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在新的情况下，实证史学仍然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其局限性和狭隘性暴露无遗。“当史学家还在津津乐道帝王将相的功过成败、政治军事的事件时，一些新兴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种学却已开始探索人类社会其他更为深刻的层次了”。这些新兴学科的兴起与发展，是对实证史学的严峻挑战。许多具有新观念的历史学家开始努力试图冲破实证史学的落篱，更新史学观念，探寻新的研究方法。

二、年鉴学派的创立

在传统史学衰落的过程中，一些有远见的史学家开始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探索史学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在这些探索中，法国学者享利·贝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00年创办了《历史综合杂志》，对年鉴学派的创立者费弗尔和布洛赫产生的影响殊为深远。贝尔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他主张从新的宏观角度来观察历史，以历史心理学为中心来达到历史和科学知识的综合，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史学模式c这一宗旨的确立，为年鉴学派跨学科的总体史研究开了先河C

马克·布洛赫(MarcBlcx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re)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和价值观念，学术兴趣也极为一致。两人均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实证史学的训练。费弗尔有于1878年生于法国南锡.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读历史书籍。1899年，他考人法国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02年获文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同时取得了历史学和地理学中学教师资格。之后，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积极参加亨利·贝尔领导的学术活动。I9I1年，费弗尔完成了他的国家博士学位论文《排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从此一举成名。1912年，受聘为第戎大学历史学教授。一战期间，应征人伍。1919年，受命参与创建斯特拉斯堡大学。布洛赫工886年生于法国里昂，其父是一位造诣极深的古代史专家，引领他进人史学殿堂。1904年，布洛赫考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工908年毕业，并取得历史学和地理学中学教师资格。1909--1912年，布洛赫获得梯也尔基金会奖学金，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1920年，布洛赫前往新成立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国王与农奴》。布洛赫和费弗尔都经历了世纪之交的社会巨变，亲眼目睹了世界大战的残酷，了解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他们与当时的多种学科发生过接触，各种新兴的社会思潮如心理学、地理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们不满于法国史学的现状，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在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19?9年，他们共同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吸引了大批对传统史学不满的史学家.从此，斯特拉斯堡大学成了新史学家荟萃之地，《年鉴)杂志成了新史学家们对传统史学展开进攻的阵地。

在《年鉴》杂志创办前后，布洛赫和费弗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通过他们的努力，年鉴学派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的基本理论和发展方向，不仅成为法国史学的代表者，而且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史坛的主流学派之一。

费弗尔和布洛赫都是著名的欧洲中纪世史专家，但两人学术研究的侧重点又各有不同。费弗尔热衷于地理历史学、心理史学和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而布洛赫擅长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社会史费弗尔19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和年发表的要士地与人类的演变:历史地理学引沦)，在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把时间和空间、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分析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在心理史学和心态史的研究方面，有费弗尔在年出版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年出版的魂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以及布洛赫19’’4年出版的《会魔术的国王们》等著作.主要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类心理的形成，以及人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心会魔术的国王们》是心态史研究领域的第一部著作。1931年，布洛赫出版了A法国农村史》，本书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鉴于农村社会历史记载的匾乏，布洛赫发明了“回归分析方法”即“运用晚近的证据来理解遥远的过去”，把对历史文献的解释与对物质遗迹的考古分析结合起来。布洛赫在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封建社会》中，在史学方法论上又有重大创新，他运用了历史比较方法，来研究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封建制度。布洛赫开创了真正比较史学，因此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布洛赫和费弗尔的这些尝试，奠定了年鉴学派在史坛的地位，为历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新领导，也为历史著作提了一种以问题为线索、以分析为形式的模式。

三、年鉴学派的突破

年鉴学派克服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突破了历史学的旧的模式，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史学范式。

首先，在对历史本体的看法上、也就是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年鉴学派提出了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观点。费弗尔说话:“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历史学应该研究人，研究人类总体，这是年鉴学派创始人为他们的新史观确立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年鉴学派不同于兰克学派.它关注的是整体的人类，而不是少数杰出人物。费弗尔认为新的历史学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它研究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一切方面。它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它与常规的“事件构成的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布洛赫和费弗尔提出的“‘总体史观”，即历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是由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但是，年鉴学派所谓的总体历史又不是各种历史现象的简单拼凑或堆砌，而是由各种历史现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组成的独特性的社会存在。个别的历史现象包含于整体的社会存在之中、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研究个别现象去发现一般，又在普遍之中理解特殊。传统史学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对立起来，割裂了个人行为和具体事件与社会整体的关联性。在他们看来.历史现象是个别的、孤立的存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也处于分裂的、封闭的状态，历史学也不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而年鉴学派在研究对象上有极大的深人，他们并不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层，而是深人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恒定趋势，通过研究这些结构和趋势，更准确地理解现实。布洛赫开创了“定性结构史学”，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理论，都把历史事件置于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去考察，侧重研究变化较缓慢又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如地理、社会、经济、心态、道德、宗教、文化等，从而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趋势。年鉴学派将历史研究的空间拓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打破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走出封闭隔绝的狭小天地，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年鉴学派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并且成为以各种观点对社会来进行研究的一切科学的中心。

其次，在史学认识论上，即对“历史认识从何处来”这一问题的回答。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实证史学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两层关系。在第一个问题上，实证史学宣扬史料中心论”，它所谓的历史事实就是文献史料中记载的、现成的、自己会送上门的东西，史学家在史料面前完全是被动的、机械的，史学家的全部工作就是考辨史料的真伪，并将它客观地叙述出来。实证史学否认史学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体情感和思维理念，抹杀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在第二个问题上，实证史学割裂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否认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主张研究历史只是为了了解过去，历史并不回答现实的问题，反对历史为现实服务。这两个问题上，年鉴学派在对传统史学进行尖锐批评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认识论。年鉴学派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和“现成的”历史事实，因为无论是原始史料还是历史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记载者和著作者的主观印记。在论述某个问题时，历史学家要对他所拥有的史料进行反复比较、分析和选择。只有通过史学家的分析和提炼，史料才能被”提升为”历史事实。正如布洛赫说: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年鉴学派坚决反对实证史学的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史学认识论、认为史料离开了史学家的选择和分析是毫无意义的，史学家与中料的关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和客观地描述。在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和作为客体的史料之间，历史学家起着积极主导的作用，历史认识过程就是史学家的能动的创造过程。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年鉴学派认为历史和现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提出一个认识论的基本信条:“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前半句是指史学的社会功能，即它的现实意义。历史发展有时间承续性，今天是昨天的延续，现实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历史来理解现实;后半句是年鉴学派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原则，即要想理解历史，首先必须理解现实。因为历史学家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超然物外。所以，一个历史学家首先要关心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其次是过去的历史。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是一个有着敏锐的时代感的人，他敏感地发现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到历史中去追根溯源、去研究历史上的同类问题，从而为现实的问题寻找答案。而问题的提出取决于历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因此，一个善于把握现实的历史学家必定善于提出历史问题。正如布洛赫说:“一个人若完全无视现实，他在试图理解过去时就会毫无结果、徒费精力”。所以，年鉴学派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一问题是这样认为的:现实是历史认识的源泉，而认识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5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剧烈震荡，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冲击之下.传统史学袭落下去，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年鉴派第一代代表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弗费尔通过一系列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建立了年鉴学派的史观和方法论，在历史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全面超越了传统史学，丰富了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20世纪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年鉴学派得名于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1929年创建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年鉴学派生长于世纪初传统史学没落之时，它的创立是对传统史学的反动。在年鉴学派大师们的辛勤耕耘和艰苦努力下，年鉴学派全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藩篱，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史学范型，成为世纪西方史坛乃至世界史坛的主流，其影响经久而不衰。

一、传统史学的困境

年鉴学派是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中成长起来的。年鉴学派产生之前，欧洲传统史学的主流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它统治了史学界近一个世纪。实证史学的研究在19世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使史学摆脱了哲学、文学和神学的束缚，走上了专业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建立了富有个性的学科体系和科学方法论，并且产生了一大批成果斐然的史学家和优秀的史学成果。但是，实证史学无论是史观还是方法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本体论上，以偏概全、宣扬英雄史观。实证史学的题材过于狭窄，它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描述的对象是档案文献里所记载的政治家、外交家、国王、将军等少数人物以及他们的事迹，而忽略了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的存在。并且，作为历史活动的基础层次和组成部分的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领域在历史中得不到反映。所以，实证史学实际上是一部“英雄和英雄崇拜”的历史。

认识论上，以客代主，标榜客观主义。实证史学以“科学史学”为旗帜，标榜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抹杀史学家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认为史学家的职责只在于真实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不需要对历史做出解释和判断。所以，实证史学放弃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反对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任何理论概括。因而，实证史学也不能很好地处理历史和现实、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叙述性的历史取代分析性的历史，以对事件的描述取代结构的分析，其作品除了供消遣解闷之外不具备必要的社会功能。实证史家只是为研究而研究，沉醉在自己的安乐窝里，无视社会的需要，历史研究成了严重脱离现实的盲目的活动。

方法论上，机械保守、片面强调考据。实证史学片面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要求历史学家持“‘客观”、“中立rr的态度，通过客观地描述历史，让史料本身说话。在这种“史料高于一切‘’的思想指导下，历史学家们皓首穷经，到处搜订原始资料，以全身心的精力去考订史料。历史学变成了考据学、历史著作变成了枯燥无味的史料汇编。历史学家们一头扎进挡案柜的陈编故纸中、忘记了现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事和现实。

实证史学适合19世纪贵族政治的需要、是19世纪的现实赋予实证史学的这些特征二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使传统史学陷人困境，也为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广阔时代背景:

第一、法国政局动荡、战争频仍、经济衰退、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这些前所未有的巨大震荡，迫使人们站在新的角度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传统史学对历史事件的“平铺直叙、、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一些思想活跃的历史学家为了探讨政局动荡的原因和战争连绵的根源，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开始突破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第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垄断组织的产生，金融寡头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们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一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注重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经济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影响:第三、科学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法国的自然科学已经进人了世界前列。自然科学的进步又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给历史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冲击、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在新的情况下，实证史学仍然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其局限性和狭隘性暴露无遗。“当史学家还在津津乐道帝王将相的功过成败、政治军事的事件时，一些新兴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种学却已开始探索人类社会其他更为深刻的层次了”。这些新兴学科的兴起与发展，是对实证史学的严峻挑战。许多具有新观念的历史学家开始努力试图冲破实证史学的落篱，更新史学观念，探寻新的研究方法。

二、年鉴学派的创立

在传统史学衰落的过程中，一些有远见的史学家开始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探索史学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在这些探索中，法国学者享利·贝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00年创办了《历史综合杂志》，对年鉴学派的创立者费弗尔和布洛赫产生的影响殊为深远。贝尔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他主张从新的宏观角度来观察历史，以历史心理学为中心来达到历史和科学知识的综合，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史学模式c这一宗旨的确立，为年鉴学派跨学科的总体史研究开了先河c

马克·布洛赫(marcblcx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re)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和价值观念，学术兴趣也极为一致。两人均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实证史学的训练。费弗尔有于1878年生于法国南锡.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读历史书籍。1899年，他考人法国著名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02年获文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同时取得了历史学和地理学中学教师资格。之后，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时，积极参加亨利·贝尔领导的学术活动。i9i1年，费弗尔完成了他的国家博士学位论文《排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从此一举成名。1912年，受聘为第戎大学历史学教授。一战期间，应征人伍。1919年，受命参与创建斯特拉斯堡大学。布洛赫工886年生于法国里昂，其父是一位造诣极深的古代史专家，引领他进人史学殿堂。1904年，布洛赫考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工908年毕业，并取得历史学和地理学中学教师资格。1909--1912年，布洛赫获得梯也尔基金会奖学金，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1920年，布洛赫前往新成立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国王与农奴》。布洛赫和费弗尔都经历了世纪之交的社会巨变，亲眼目睹了世界大战的残酷，了解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他们与当时的多种学科发生过接触，各种新兴的社会思潮如心理学、地理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们不满于法国史学的现状，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在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19?9年，他们共同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吸引了大批对传统史学不满的史学家.从此，斯特拉斯堡大学成了新史学家荟萃之地，《年鉴)杂志成了新史学家们对传统史学展开进攻的阵地。

在《年鉴》杂志创办前后，布洛赫和费弗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通过他们的努力，年鉴学派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的基本理论和发展方向，不仅成为法国史学的代表者，而且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史坛的主流学派之一。

费弗尔和布洛赫都是著名的欧洲中纪世史专家，但两人学术研究的侧重点又各有不同。费弗尔热衷于地理历史学、心理史学和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而布洛赫擅长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社会史费弗尔19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和年发表的要士地与人类的演变:历史地理学引沦)，在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把时间和空间、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分析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在心理史学和心态史的研究方面，有费弗尔在年出版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年出版的魂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以及布洛赫19’’4年出版的《会魔术的国王们》等著作.主要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类心理的形成，以及人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心会魔术的国王们》是心态史研究领域的第一部著作。1931年，布洛赫出版了a法国农村史》，本书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鉴于农村社会历史记载的匾乏，布洛赫发明了“回归分析方法”即“运用晚近的证据来理解遥远的过去”，把对历史文献的解释与对物质遗迹的考古分析结合起来。布洛赫在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封建社会》中，在史学方法论上又有重大创新，他运用了历史比较方法，来研究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封建制度。布洛赫开创了真正比较史学，因此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布洛赫和费弗尔的这些尝试，奠定了年鉴学派在史坛的地位，为历史学的研究开辟了新思路、新领导，也为历史著作提了一种以问题为线索、以分析为形式的模式。

三、年鉴学派的突破

年鉴学派克服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突破了历史学的旧的模式，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史学范式。

首先，在对历史本体的看法上、也就是对“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年鉴学派提出了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观点。费弗尔说话:“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历史学应该研究人，研究人类总体，这是年鉴学派创始人为他们的新史观确立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年鉴学派不同于兰克学派.它关注的是整体的人类，而不是少数杰出人物。费弗尔认为新的历史学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它研究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一切方面。它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它与常规的“事件构成的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布洛赫和费弗尔提出的“‘总体史观”，即历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是由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但是，年鉴学派所谓的总体历史又不是各种历史现象的简单拼凑或堆砌，而是由各种历史现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组成的独特性的社会存在。个别的历史现象包含于整体的社会存在之中、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研究个别现象去发现一般，又在普遍之中理解特殊。传统史学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对立起来，割裂了个人行为和具体事件与社会整体的关联性。在他们看来.历史现象是个别的、孤立的存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也处于分裂的、封闭的状态，历史学也不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而年鉴学派在研究对象上有极大的深人，他们并不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层，而是深人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恒定趋势，通过研究这些结构和趋势，更准确地理解现实。布洛赫开创了“定性结构史学”，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理论，都把历史事件置于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去考察，侧重研究变化较缓慢又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如地理、社会、经济、心态、道德、宗教、文化等，从而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趋势。年鉴学派将历史研究的空间拓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打破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走出封闭隔绝的狭小天地，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年鉴学派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并且成为以各种观点对社会来进行研究的一切科学的中心。

其次，在史学认识论上，即对“历史认识从何处来”这一问题的回答。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实证史学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两层关系。在第一个问题上，实证史学宣扬史料中心论”，它所谓的历史事实就是文献史料中记载的、现成的、自己会送上门的东西，史学家在史料面前完全是被动的、机械的，史学家的全部工作就是考辨史料的真伪，并将它客观地叙述出来。实证史学否认史学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体情感和思维理念，抹杀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在第二个问题上，实证史学割裂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否认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主张研究历史只是为了了解过去，历史并不回答现实的问题，反对历史为现实服务。这两个问题上，年鉴学派在对传统史学进行尖锐批评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认识论。年鉴学派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和“现成的”历史事实，因为无论是原始史料还是历史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记载者和著作者的主观印记。在论述某个问题时，历史学家要对他所拥有的史料进行反复比较、分析和选择。只有通过史学家的分析和提炼，史料才能被”提升为”历史事实。正如布洛赫说: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年鉴学派坚决反对实证史学的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史学认识论、认为史料离开了史学家的选择和分析是毫无意义的，史学家与中料的关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和客观地描述。在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和作为客体的史料之间，历史学家起着积极主导的作用，历史认识过程就是史学家的能动的创造过程。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年鉴学派认为历史和现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提出一个认识论的基本信条:“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前半句是指史学的社会功能，即它的现实意义。历史发展有时间承续性，今天是昨天的延续，现实扎根于历史之中，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历史来理解现实;后半句是年鉴学派的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原则，即要想理解历史，首先必须理解现实。因为历史学家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超然物外。所以，一个历史学家首先要关心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其次是过去的历史。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是一个有着敏锐的时代感的人，他敏感地发现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到历史中去追根溯源、去研究历史上的同类问题，从而为现实的问题寻找答案。而问题的提出取决于历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因此，一个善于把握现实的历史学家必定善于提出历史问题。正如布洛赫说:“一个人若完全无视现实，他在试图理解过去时就会毫无结果、徒费精力”。所以，年鉴学派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一问题是这样认为的:现实是历史认识的源泉，而认识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6

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在1605年出版的《传统数学》一书中专辟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试图对此前的会计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这形成了早期文献中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开始了人类社会对自己的会计行为历史有意识的探讨。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出版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对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成为会计史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成果，由此奠定了会计史学学科的基础。20世纪后半期，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会计史研究组织，创办发行会计史刊物，从事会计史学术研究活动。各国的会计史研究组织还联合组建了国际会计史学家协会，召开会计史国际会议，交流会计史学术研究成果，加强各国会计史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往，不断地推动着会计史学研究的进程。

伴随着会计史学研究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也开始了对会计史学的研究活动，当时已有一些学界中人从事会计史专题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之会计研究》、林道俊的《我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等论文见清会计刊物，成为中国早期的会计史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期间，中国的会计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7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系统的会计史学研究，迄今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显著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

财政部领导十分重视开展会计史的研究工作，认真研究民间有关成立会计史研究机构的提议。1983年5月，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决定筹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并将研究中国古代会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史、中国革命根据地会计史、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史的工作列入中国会计学会的学术研究计划中。1989年12月，中国会计学会在天津召开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现改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理论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由分散、自发研究状态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后，集中举办的学术活动主要有：①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暨理论讨论会上，以“历史上的会计变革”为主题，探讨中外会计变革历史经验与教训，会议讨论了历史上会计变革的原因、中国会计变革的基本轨迹、历史上的会计变革对当前会计改革的启示、当前会计改革的历史地位、会计史研究与会计改革等问题。会议确定，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史学体系，近期目标是通过广泛搜集、整理、编印会计史料，抢救中国的会计历史遗产；开展专题性、地区性和部门（专业）会计史的研究；初步完成会计史教材的基本建设。②在1991年5月召开的第二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会计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主题，讨论了会计发展的一般规律、会计体制沿革及其规律、会计方法演进及其规律、会计思想（会计理论）演变、成本会计沿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港、澳、台地区外）注册会计师职业的沿革等问题。③在1994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注册会计师发展历史过程及其运行规律”为主题，讨论了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所处阶段、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方法、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注册会计师的发展环境、注册会计师法制建设、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等问题。④在199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新中国会计发展历史”为主题，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会计各领域或各专业方向的发展历史。

（二）会计史教育纳入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财经类部分高等院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相继开设会计史专业课程，不但本科生、专科生及中央电大学生开始系统学习会计史课程，在少数高校举办的助教进修班上也开设会计史课程，或为青年教师开办会计史课程专修班。此外还培养了会计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中国会计史学研究推出、积蓄新生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在会计史教育和研究的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激发学生学习会计史的自觉性和学习热情，提高会计史教学的质量，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倡导和财政部会计司、会计史专家学者、各兄弟院校的支持下，天津财经学院与原北京经济学院的会计系联合制作了一套“会计史教学幻灯片”，并用于一些高校的会计史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国家高级别科研课题立项及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的出版社出版选题计划中，均列有会计史方面的教材，统编或推荐会计史教材的编撰及出版，反映出会计史课程在会计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稳固和会计史教育逐渐规范化的趋向。

（三）建立一支从事会计史研究与教学的人员队伍

以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成立为标志、以高等财经院校会计史教育成果，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成果为基础，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构成的，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成为会计史研究的主力军。

（四）具有较高水平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二十年间，中国会计史学研究取得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成果包括：

（1）关于中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著作有：《中国会计史稿》。《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中国会计简史》等。

（2）关于中国会计史分期研究的作品有：《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延安时期财会工作的回顾》。《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变》等。

（3）关于中国会计史资料汇编的作品有：《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大行政区时期）》等。

（4）兼及中国和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会计发展史纲》、《会计史教程》、《会计发展概论》、《会计发展史》等。

（5）关于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文明古国的会计》、《西方会计史（上）》、《简明西方会计发展史》等。

（6）外国会计史著作的中文译本有：美国查特菲尔德的《会计思想史》、苏联索科洛夫的《会计发展史》荷兰海渥的《会计史》等。

（7）关于会计史专题研究的作品有：《中外会计史比较研究》、《会计思想史探索》等。

（8）在一些大、中型会计工具书中设有专门的分部，反映会计史的内容，如《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大事记》、《经济大辞典·会计卷·会计史》、《中国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史》、《会计全书·中国会计史、西方会计史》、《现代会计百科辞典一国会计史·世界会计史》、《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发展史》。《会计辞典·会计史》、《会计法规知识大全·中国会计法史知识》等。

（9）除上述会计史专著以外，尚有为数众多的会计史专题论文散见于各种会计刊物，对于宣传会计史知识、扩大会计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3月，成圣树、丁平准曾将其中部分论文辑录为《会计史学习参考资料（第一辑）》，由江西省冶金会计学会等单位印行。

此外，一些尚未刊行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如历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交流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同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加强同国外会计史学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者积极开展同国外会计史学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向国外宣传中国会计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向国内会计界介绍外国的发展情况及会计史的研究成果，并取得了有益进展。

二、构建会计史学体系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如前所述，近二十年来，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迅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应看到，在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的稳定、研究条件及经费的保证、会计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尚需要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人员共同思考，积极创造一切条件，合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便促进会计史研究的更快发展。本文仅就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供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按照历史学科一般结构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目前我们从事的会计史研究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尚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会计史学的全部内容，亦即目前的会计史学研究及其成果仅属于完整意义上会计史学研究的部分内容，距会计史学的体系化建设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我们已经取得现有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适当地回顾和总结研究会计史的经历与经验，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思考并提出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可发挥规范或指导作用的方案，以使会计史学研究更顺利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会计史研究过程中，应开始考虑并着手建立会计史学的科学体系，明确或规定会计史学体系中应独立存在的不同学科及其各自性质、不同学科在会计史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各学科包含的内容、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科学界定，以便为会计史研究人员提供确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任务，明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性质和各自分工。

（二）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必要与可能

（1）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①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是会计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历史学科的普遍规律，研究会计历史问题，其主要目标在于理清人类社会会计发展历史过程的客观真实，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会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即在观念层次上“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为了“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便需要对会计历史研究的对象、会计历史研究的技术等提出有关的要求，即建立会计历史研究的规范，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提出并完成会计史学的基本任务可以为完成会计史学的根本任务提供保证，也是会计史学自身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②会计史学在会计学学科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是会计专业学科与史学学科交叉生成的边缘学科。由于会计史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进行会计史学研究既不能单纯采用会计专业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也不能依样照搬史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因此，总结适用于会计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指导会计史学研究的实践，降低会计史学研究的成本，提高会计史学研究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是会计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亟需。③目前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人员，基本上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会计专业人员，他们既不具备会计界前辈们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史功底，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的史学专业训练，仅仅依靠对会计学科的深厚感情和专业自觉性从事会计史学的研究并取得成果。因此，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总结会计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可继承会计界前辈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和学术精神，养成现有会计史研究者的学术技能，下可熏陶会计史研究后来者的学术作风。

（2）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客观可能性。①历史学科关于史学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探讨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提供了“范式”，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可借鉴历史学科史学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②会计历史研究的现有成果已经具备一定的数量规模，达到了相应的质量水平，奠定了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基石。③在会计史学研究中，资深的会计史学专家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其卓越的学术建树树立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楷模，一些中年研究人员也对自己进行的研究工作颇有心得和体会，他们共同积累了从事会计史学研究工作的宝贵的实践经验。（三）“会计史学体系”的涵义及其结构

建立会计史学体系，首先要明确“会计史学”的涵义，而理解“会计史学”又必须明确“会计历史”的涵义。

人们对“会计历史”具有多重理解，其中主要的观点有：①会计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会计事实；③会计历史是对过去会计事实所作的记录；③会计历史是会计事物已往的发展过程；④会计历史特指“会计史学”。

因为人们对“会计历史”的理解不同。所以“会计史学”也就具有多重涵义。最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研究会计历史的全部工作及其成果；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以人类会计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狭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人们对会计发展所形成的有关历史理论和方法的系统认识。最广义的、广义的和狭义的“会计史学”只是因研究范围、所处层次的差异而不同，其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基于对“会计史学”的理解，可将会计史学体系定义为：会计史学内部不同层次的、相互联系的若干分支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完整的、学科齐全的会计史学体系可以依照学科门类和知识单元的双重标志进行架构。

1、会计史学体系的学科门类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从学科门类的结构来分析，可以分为主体学科、辅助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和反思学科。其中；主体学科是以综合地研究会计历史的整体或局部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辅助学科是以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是以会计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反思学科即会计史学史，是以会计史学的发展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

（1）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通史。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内部结构按照空间标志可以划分为洲别会计史、地区会计史、国别会计史、地方会计史、部门（行业）会计史等等。按照时间标志可以划分为古代会计史、近代会计史、现代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原始社会会计史、奴隶社会会计史、封建社会会计史、资本主义社会会计史（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会计史）、社会主义社会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依帝王、朝代顺序分隔的断代会计史等等。按照会计学术、业务、管理工作等内容标志可以划分为会计思想和会计理论发展史、会计教育事业发展史、会计出版事业发展史、会计学术团体发展史、会计方法发展史、会计工具发展史、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会计法制建设发展史、会计组织机构发展史等等。根据需要，将上述划分标志相互交叉后，还可以派生出木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会计史，如“13世纪欧洲会计史”、“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复式簿记发展史”等。

（2）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内容结构按照研究历史文献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等等。按照理解历史文献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谱谋学等等。按照研究遗迹、遗物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考古学、古器物学、断年法等等。

（3）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历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广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规律解决会计历史不同层次具体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移人和借用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辅助学科应用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本身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等。狭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仅指会计史学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此外，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还包括研究编撰会计史书知识的会计历史编撰学、研究会计史学工作组织与管理的知识、研究会计史学研究规划的知识等等。

（4）会计史学反思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一般包括：会计史学发展的过程及时代特征、会计史学的时代变化与社会条件的关系、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变化、会计史学流派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会计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重要的会计史学家、重要的会计史学著作、中外会计史学的比较研究等。反思学科的重点是会计史学思想的发展。

2、会计史学体系的知识单元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按照知识单元的结构来分析，可以分为会计历史事实、会计历史记录和会计历史认识三部分。其中：会计历史事实是会计的客观历史存在；会计历史记录是反映会计客观史实的文字记载；会计历史认识是关于会计的历史评价与历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