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议(收集3篇)

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议范文篇1

2014年12月2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相关法律实施调整的草案。

此前的12月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签署了关于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加快制定完善负面清单，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内容;同时还提及要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这意味着，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获国务院批准设立。

自贸区倒逼新一轮开放

2013年8月中国第一个自贸区终于落户上海，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复制推广节点，国家推出第二批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运作一年之后，国家再设三大自贸试验区，在战略层面上，必要且迫切。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时代的终结，未来中国将步入一个漫长的中高速期。中国未来将进入一个长期的“新常态”，除了以新兴产业作为突围重点，自贸区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也将有望成为新的增长点之一。

在此背景下，自2008年以来，国家出台了数十个国家战略，以促进区域崛起，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批准了9个部级新区，上海自贸区一年之后，即推出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足见国家转变发展模式，寻找新的战略支点的迫切性。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从改革定位来看，中国是在用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简称FTA）倒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无论是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还是设立第二批的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这都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其范围是按照国家总体战略部署要求来确定。目前，国家正以“一带一路”为中心，构建全球化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的设立，将为中国打造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地。

四大自贸区各有所长、各有深意

天津、广东、福建三大自贸区，包括上海自贸区应该说也昭示了中国区域经济下一步发力的重点和方向。

福建自贸区最为迫切的任务应当在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贸活动自由化便利化。此前，两岸经贸合作主要通过两岸经济协议谈判（ECFA）推动，但由于当下台湾地区政局变化而受阻。在此背景下，两岸经贸的破冰理应由福建自贸区先行先试来继续推进。目前，厦门、平潭等地，在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对台交流合作发展十分快速。福建自贸区的成立，将有利于促进两岸区域经济合作和城市交流朝着更深层次发展。

事实上，从2011年国务院批复并开始打造以福建为主体的新的经济增长极――海峡西岸经济区，其定位便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服务周边发展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再到已有的厦门经济特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展了一些先行先试的进出口贸易政策，这些都为自贸区的启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福建自贸区无疑是厦门经济特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基础之上的促进台海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同样，未来的广东自贸区将更加突出同香港、澳门的合作，特别是加强对香港澳门高端服务业的开放、衔接、转移。高端服务业的开放将进一步提升广东制造业的实力和活力。

新一轮的三家自贸区在东南沿海没有选择在广西、海南，而是选择在了广东。这就意味着，广东自贸区面向东盟是应有之义。未来，广东自贸区与已有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相接，将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此外，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贸区平台也将发挥桥头堡的作用。

而天津自贸区无疑是着眼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服务于华北、东北老工业基地、西北等三北地区，促进环渤海经济带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且面向东北亚。有数据显示：中韩自贸区与天津自贸区相结合后，天津港与仁川港对接，进出口产品出库时间将从一个工作周节省到24小时。

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在浦东新区之后，无疑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加了“一把力”。

早在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便提到将为上海自贸区设立21项激励措施，其中多项涉及金融方面，以吸引海外投资，并涵盖金融服务、大宗商品交易等。而金融创新也恰好是上海自贸区的核心优势所在。

自贸区要建成国家供应链平台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认为，“一带一路”把中国与外国市场和主渠道打通。但仅仅打通还不够，还需要在集成平台上产生化合作用，因此自贸区的建立利好中国建设国家供应链枢纽。2014年在青岛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通过了《建议APEC供应链联盟倡议》。中国建津、沪、闽、粤四个自贸区，也利于APEC框架下的区域供应链建设。

“21世纪的商业竞争没有企业与企业的竞争，只有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杨达卿认为，21世纪国家经济体的竞争也正是如此，信息化不但打通了本国产业的奇经八脉，也让本国与外国经济更频繁地联动共振。但不可忽视的是，互联网时代经济体个性化（无论企业还是国家）凸显背后的是碎片化的放大，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都是如此。因此，建设能让四流合一、互联互通的国家供应链平台，对未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站稳脚跟、掌握主动至关重要。

名称辐射范围投资成本对比分析优势劣势

上海自贸区辐射范围不再仅仅是狭义的沪、苏、浙长三角，而是长江经济带、沪苏浙皖经济区，远至长江中上游地区。背靠沪苏浙皖经济区，人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水、电等资源承载能力有限。金融创新、打好金融改革牌。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蓝图将持续为自贸区加力。作为先期确立的自贸区，缺乏后三者自贸区优惠政策的虹吸能力。

天津自贸区京津冀经济区，山东蓝色经济区，东北、华北、西北等三北，日韩东北亚区域。作为老牌直辖市，高校林立，人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煤电资源丰富。水资源是瓶颈，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作为京津冀经济区联动发展的新引擎，将有效吸引北京的产业外溢，对接日韩东北亚经济圈。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依然是困扰。市场机制、市场动力相对不足。缺少产业平台、产业群体。

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议范文篇2

考察港商来内地的投资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的“特区经济时代”；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三是香港回归后，直到CEPA的签署，零关税时代的到来。

特区经济时代

港商来内陆投资，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大陆改革开放后。当时大陆百废待兴，急需利用外资带动经济发展。1979年至1980年，广东、福建已经开始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即财政包干、外贸出口创汇增长部分分成，对外经济工作上有了较大的自，并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同时设立的还有珠海、汕头、厦门3个特区。1984年中国又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兴办了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发区，1988年在海南设省并建立了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设立经济特区主要是为了吸引海外华人华侨和国外的资本，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和进行市场经济试验等。特区的建立，受到了许多香港富商的青睐。霍英东、李兆基等人的第一批投资都集中在经济特区上。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加快了相关的立法工作。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修正），规定了“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合营各方按注册资本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合营企业依照国家有关税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享受减税、免税的优惠待遇”等原则；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正），规定了“外资企业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等物资，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可以在国内市场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外资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当向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等原则；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香港对上海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到1996年底,港商在沪投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大项目400多个,并出现了由李嘉诚先生投资总额超过5亿美元的特大项目。

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正），规定了“外国合作者在履行法律规定和合作企业合同约定的义务后分得的利润、其他合法收入和合作企业终止时分得的资金，可以依法汇往国外”等原则。

“南巡”后到“回归”前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港商投资内地出现了新的高潮，并呈现出金额大、期限长、范围广、进展快的特点。投资主体从中小公司到大公司、大财团；投资领域从加工生产扩大到房地产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第三产业；投资项目的平均金额显著增大，投资额以千万美元和亿美元计的单个项目比比皆是。以上海为例：90年代初，上海吸引外资的单个项目平均资金规模还仅为236万美元，香港平均投资规模为139万美元。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香港对上海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到1996年底，港商在沪投资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大项目400多个，并出现了由李嘉诚先生投资总额超过5亿美元的特大项目。此外，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越来越多的显现港商的影子，如上海南浦、杨浦两座大桥和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复线等港商的介入。与此同时，商业服务领域也由原来的封闭状态逐渐转向港商开放：东方商厦就是港商与上海合资的第一个商业投资的项目，从而实现了港商在上海商业领域投资零的突破。

CEPA的签署与零关税时代

1997年以后，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进入了“一国两制”时代，两地经济关系日益融合，中国加入WTO也为港商来内地投资大开了方便之门。为了更加紧密香港和内地的经济联系，2003年6月29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安民和香港的香港财政司前任司长梁锦松落笔签约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简称CEPA)。这份涉及273类港货零关税优惠、于2004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协议，被深陷经济不景气之困境的港人视为是中央政府送的一份“大礼”。根据这份文件，内地将从2004年1月1日起，对原产香港进口金额较大的273个税目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到2006年1月1日起，对273种以外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得益于中国内地市场的单独关税区经济体，香港工商界、服务贸易界亦由于对数以千百种的地产商品实行零关税而获得空前博大的内地市场和发展空间，从而处于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香港的服务贸易也将通过CEPA大举进入内地。根据CEPA的安排，香港包括管理咨询、会展、广告、会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牙医、分销、物流、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运输、旅游、视听服务、法律、银行、证券及保险共17个行业将先于世界贸易组织许可的开放时间表进入内地市场，有的行业如建筑及房地产、物流、运输、分销、法律及视听服务方面，内地对香港的开放程度将超过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CEPA中的若干安排，如对香港建筑及房地产、物流、运输、分销、法律及视听服务方面的开放措施，比较兑现WTO的承诺更加提前、更加宽松，这将大大有利于香港利用内地市场优先掘到丰厚的第一桶金。

据统计，截至2005年10月底，零关税货物总价值30亿港币，通关货物总值3.51亿元美元,免征关税2.11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零关税的效用正在逐渐显现。事实上，CEPA的重头戏不在“零关税”，而是服务业对香港的开放。在香港制造业得到大规模的扩展之后，以腾出来的智力、资金、人力、物力进行新的开拓，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香港本土完成了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飞跃，已变成为一个有多种强大服务功能的地区枢纽――一个亚洲的国际都会。它是联通中国内地与世界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贸易服务中心。服务业是香港经济当前的最强项，而内地的服务业向它打开了一扇通往无限精彩领域的大门，香港服务业得以进入内地市场，对内地对香港来说，所引起的变化非常令人憧憬。

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议范文篇3

自7月国务院会议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后，不断有媒体报出某某地正在调研建立自贸区的消息。梳理这些报道，可以发现，已有十几个省市在调研、准备方案，以期紧随上海之后摘得“自贸区”头衔。

《财经国家周刊》从一位接近商务部的人士处获悉，目前已经向商务部提交方案或进行了沟通的有：天津东疆，广东南沙、前海和横琴，浙江舟山，福建平潭，山东青岛，河北曹妃甸。

“大家都想赶上头班车。”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钢说，谁也不想错过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先机，“先机就意味着地方经济发展”。

八仙过海

上述接近商务部的人士表示，目前，中央层面的意思是，要待上海自贸区试验显现一定效果后，再逐步推进其他地区自贸区建设。

而对未来是否会形成逐步批复自贸区的趋势，大部分受访的相关人士认为，依据对上海自贸区试验经验应当“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可能会逐步放开。目前，各预申报的省市都在发奋努力。

对天津来说，今年6月其东疆保税港区距离第一批自贸区的头衔，可谓仅有一步之遥。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最初商务部向国务院上报自贸区方案时，天津方案是和上海方案一块提交的，后来天津的方案被拿下了。

在方案提交后，天津政府方面曾公开表示极有可能会在一个月后拿到批文，引发了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10月中旬，当《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再次联系天津市政府方面时，“自贸区”三个字已变得讳莫如深。不论是天津市政府、还是东疆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士，对此都闭口不言。

“讲，可能是为造势；不讲，可能是已经进入高层审议程序。”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分析说。

一位接近政府部门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天津的自贸区方案已有中央高层人士支持，不排除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批自贸区首选的可能。

外贸大省广东也在积极运作。

广东省高层近日向媒体透露，粤港澳自贸区申报已进入最后关键阶段，并说，广东已经联合香港、澳门，大力争取设立粤港澳自贸区。

9月13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华曾带队到广东调研，其调研组由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银监会等部门15人组成。有人据此认为，广东方案已进入了征求中央部委意见的阶段。

上述接近商务部的人士还告知，他了解到的情况是，天津和广东的方案比较系统。由于广东方案涉及3个地区，而且面积大，这方面可能会有争议。

浙江也在为获批舟山自贸区而努力。今年1月，国务院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其中提及舟山港综合保税区在条件成熟时，可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港区。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张汉东说，浙江已加快申报舟山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打造海岛型自贸区与上海错位发展。

上述接近商务部的人士还表示，福建平潭、山东青岛、河北曹妃甸所在省的政府都已与商务部作过沟通，正在做前期研究。至于媒体报道提到的重庆，是自己在做方案，目前还没有正式跟商务部接触过。

大树底下不长草？

政策红利是各地关注的重点。

天津亟须新的政策刺激，中央给予上海自贸区金融领域的创新举措，恰恰也是天津需要的。

天津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告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天津早在2012年就开始启动自贸区申办工作。

他说，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本身拥有特殊地位。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了《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要求以建设东疆保税港区为重点，加快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条件成熟时进行建立自由贸易港区的改革探索。

一个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首先必须是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天津在获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单在金融方面就进行过诸多探索，比如发展柜台交易市场（OTC）、文化产权交易所、产业基金等。

运行5年之后，从外界的观察分析看，一些改革并不如设想所期，OTC市场没发展起来，文化产权交易所受到整改，VC/PE机构在这里只注册不留人。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前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对地方来说，相关的政策需求很大。这也说明现有政策还不能满足各地发展的需求，包括监管和各方面的发展条件。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广东省。

今年年初广东提出将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3个地方打包，建立面向香港和澳门的粤港澳自贸区。

而早在2003年，内地就分别与香港、澳门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广东成为落实两个CEPA的前沿阵地。

李钢参与了广东自贸区方案的调研。他说，“虽然两个CEPA已经运行了10年，但里边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落地。”

例如，在金融领域，广东与港澳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和金融结算合作，与CEPA内容还有差距。如果广东自贸区获批，这一领域的政策红利会得到释放。

除一些省市本身遇到发展瓶颈急需政策红利外，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还表示，从区域发展角度看，天津和广东可能还有这样的担心：如果地处长三角的上海因政策红利率先得以发展，那么环渤海和珠三角地区的吸引力是否会被削弱？

张汉东也认为，上海自贸区的率先成立将对其他地区构成“虹吸”效应。

“大树底下不长草。”他说，浙江本土企业特别是一些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可能会将总部迁至上海，或者在自贸区设立财务中心、运营中心和营销中心等功能性的企业总部，这将对浙江总部经济产生压力。

要应对这一趋势，“浙江除了加快申报浙江省自己的自贸区外，政府还需要对企业加强引导，鼓励骨干企业扎根浙江。”张汉东说。

“中国的改革都是先试点，不管条件成不成熟都要上，抢晚了就吃亏。”李维安说得很直接。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自由贸易是对外的，但对内是割裂的，各自争夺自贸区，如果再用自贸区把各自分割，实际上还是源于对GDP的争夺。

上海也遇尴尬？

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仪式上，一位身着浅灰色西装的78岁老人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而他却正是很了解上海自贸区方案由来的人。

他叫王茂林，1990年代曾经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现在担任中国生产力学会会长。

2009年，中国生产力学会应上海浦东新区政府的邀请，成立了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泊溪研究员为组长、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上海浦东自由贸易区课题组，历时半年完成了一份《关于在上海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的报告，上报给国务院主要领导，从此拉开了上海自贸区的序幕。

王茂林说，直到浦东开发开放18年后的2008年，上海仍没能完成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任务，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缘于上海能够自我改革的空间很小，涉及经济和金融领域改革都要到各部委审批，进展缓慢。

他分析说，与此同时，2008年的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全球贸易量的下滑，亚太港口城市的经贸竞争日趋白热化。而正是从2008年开始，上海市GDP结束了长达16年的两位数增长时代，在7.5%至9.9%之间浮动，一直在全国排名靠后。

王茂林认为，此时，建立“自贸区”，无论对于浦东还是对于上海来说，都是一个政策突破以及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机遇。

据陈波介绍，上海自贸区的第一稿方案，重点集中在试行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高效便利的海关通关和监管、企业减税以及建立免税商品销售店等内容，核心是向中央要政策。

9月底上海自贸区方案出炉后，所有有关企业减税和免税商店的利好政策都被拿掉了。对此，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分析说，中央这么做是希望上海关注改革，把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也有防止上海的虹吸效应产生的意义。

无论如何，“先行先试”本身就被认为是利好政策。在当前环境下，政府管理体制和效率的改善，就是对企业的利好，也会对地方的经济带来拉动作用。

上海自贸区挂牌20多天来，吸引了大量企业前来注册，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每天接到上门递交的材料将近600件，咨询人数近2000人次。与此同时，自贸区附近的楼盘也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近20%。

一位深入研究自贸区方案、并在9月前往上海进行实地调研的学者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虽然中央希望上海自贸区实现未来“可复制、可推广”，但上海肯定希望自己能先借这一轮的开放之力聚集眼球和资源。

李钢向记者表示了这样的观点：从对外开放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轮对外开放，第一轮是1978年的三中全会，第二轮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三轮是2001年中国入世，而上海自贸区可以算作中国的第四轮对外开放。

如果中国的第四轮开放仍然从一个点突破，是否适应中国当前的经济现实？这是学术界提的一个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隆国强和他的研究团队，曾经针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做了深入研究，并在2010年出版了《区域经济新战略》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