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读后感(精选7篇)

第5篇1

巨流河读后感

在地铁上，公交上，没事的时候，刷的不是微信，看起来了以前流行的电子书，一本电子版的《巨流河》，因为是一个朋友推荐的，以为是巨大的河流，也不知道讲什么。然而看完开篇别人对于本书的极高的评价后，读了前几页却未见得那么华丽。但是读下来之后却发现好久没读书的自己竟喜欢上了这样平淡的文字。前面都是刺激的励志人生的文章，但是这本书不一样，想也只有这位耄耋之年的作者才能把的那个有着巨大争议的时代写得如此平静，平静得“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前六章我都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去看的。然而兴致之后，却是愈发沉重的思考。作者带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现代中国苦难的历史，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矛盾。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张学良“没有智慧和尊严”的评价，在我们的历史教材中，张学良一直是风流倜傥的“少帅”，正如周恩来评价他的那句“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一样。之前也有老师曾对张学良做过反面的评价，然而读完这本书后我才对他有了更为全面的评价。政治影响下的苍白的历史让许多事情变得虚假，正因此我们需要获得更加全面的历史认知。然而这种认知并不是类似于“愤青”的那种无知的冲动，而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实的尊重。

书的后半部分主要讲的是作者在定居台湾后对自己文学梦想的坚持，更加偏专业一些，我以前不是很喜欢看文学名着，于是有些部分就走马观花似的看了。这其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作者一生对于“南开精神”的坚持。作者曾在第三章用一整章的篇幅回忆自己在南开中学的求学生涯，足以看出南开精神对她人生的影响。当然，最珍贵的还是张老校长的那一句“你不带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读到了最后一章，看到“全书完”……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好文字吧，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感动。看到五十多年后中学同学相聚，已至弥留阶段的老同学念着杜甫的诗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心中默想着那种画面，又想起自己已与许多中学同学毫无联系，突然有些失落之感。

全书以一句“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结尾，然而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如何能归于永恒的平静？至少看来，作者是有一些怨念的。作者也曾强调不希望自己的文学涉及政治，然而文中的“国仇家恨”却处处可见，可能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高官，这份情感更加深重。然而作者对大陆的抨击，有一些我是不同意的。书中曾写到当初在学生时期合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后因歌曲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无人再敢唱；接下来又写到《湖上之火》因反对美国政府而在台湾被列为禁书。尤其是后者，仔细思考发现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悲哀。作者给我们提供了看历史的一个新的角度，然而作者是不是也因几十年来心中积聚的“国仇家恨”影响了自己呢？历史无法重演，尊重历史并不意味着苟同或者是无尽的抨击，这也算是我读此书最大的收获了吧。当然，最值得人们欣赏的，还是这本书的态度。或许，经历的多了，再大的风浪也终归平静。

第4篇2

由《巨流河》说开去

本人素爱读书，得知某知名媒体评选出了所谓的2011年度十佳好书，就根据获奖名单购买了前三名，其中高居榜首的就是由齐邦媛女士所撰写的文学体自传《巨流河》。

齐女士生于1924年，辽宁铁岭人。父亲齐世英曾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主持东北党务。作者以年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完成此书，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本书大体有两条主线：一是借着父亲齐世英的经历，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一是从自己诞生、童年写起，战火中逃离至重庆，八年间受南开中学与武汉大学教育，受业于名师朱光潜，得文学启蒙，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展开学术事业，成为台湾文学推手。

一气呵成地读完此书，内心的血液就如涛涛江水，从巨流河一路奔腾至哑口海，最终戛然而止，令人荡气回肠，近百年的沧海桑田在白驹过隙间已恍如隔世。年度钜作绝非浪得虚名，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使得无论是烽火狼烟的战争年代而或是艰苦卓绝的求索岁月，都能让人身临其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作者在台湾文学界、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地位，使得此书深孚众望，一面世便大受追捧，以致洛阳纸贵。一大主流媒体如是介绍及评价该书：“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对于此书的溢美之词无以言表也无需赘述，各大媒体及书城一时间铺天盖地。我仅以此书作为出发点，谈一些题外话，以作引玉之砖吧。

很多读者都把此书当成了了解民国政治历史的报告文学，欲通过作者的描述去感受那番可歌可泣的民族大义，不免有失偏颇。因为本书的两条主线（齐世英和齐邦媛）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前者相对于后者是多么苍白无力。一方面是由于前者来源于作者的见闻，而后者则是亲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作者的根本立场，而这才是最值得发人深省的地方。

尽管作者身逢乱世，但其殷实的家境使得她从不间断地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不仅贵为名媛，而且师从名家，这是普罗大众即便在今时今日都难以奢望的。在整个民族危亡之际，热血青年大多参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等政治问题的大论战的时候，作者思考更多的恰恰是莎士比亚、拜伦和歌德。在去台湾之后，作者始终致力于台湾文学教育的纯洁性。因此，作者的自我定位其实非常明确——“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或具有小资情调的人。个人认为作者暗含的根本立场其实就是“去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它不仅贯穿了作者的一生，也是本书的主旨。

读完此书，最让我动容的人物，一是作者的父亲齐世英，早年留学德国，学习政治哲学，抱着一腔热血投身爱国事业，换来的却是被蒋介石开除出党，晚年少言寡语；二是广大和作者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们，无论是去是留，用作者的话来说，他们的热情都成为了那个时代

政治的牺牲品。

个人利义取舍关乎民族生死存亡，国仇家恨也裹挟着个人荣辱。在五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并不能成为亘古不变的处世金针。回顾一段非常的时期，则是为了审视一些事物的本质，以体验生活的真谛。对于政治而言，在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多么单纯，因为政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本身就是政治。人由于其社会属性，必须在广泛的公共生活中塑造自我，政治本身就是公众生活的实践。马克思的观点略有不同，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强调人的主体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人的社会实践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行为，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因此，如果我们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谈论政治，并将政治与社会生活而非阶级斗争等量齐观，那么对政治讳莫如深或者谈虎色变就大可不必，所谓的“去政治化”也就无从谈起。

在二千年的封建时期，政治沦为了权谋；1840年以降，政治徘徊于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间，并在不经意间成为意识形态的代名词。纵观今时今日，我们对待政治是如此极端：一方面是对政治斗争的极度热衷；另一方面则是对公共生活的极度冷漠。当生活不再具有理想，那对于生活的热爱也仅只剩下对物质品质索然无味的追求；当生活脱离了时代，那拟古主义的审美情趣也足以唤醒尘封的消费符号，在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大行其道。因此，对于政治错误的理解，并不能通过停止对政治的理解得以解决。一种高度“去政治化”的生活姿态，不仅无助于理解生活的真谛，也注定成为不了联系诸多社会生产要素的普世方案。

在一个重视消费甚于生产，符号消费甚于功能消费的时代，历史、政治、艺术乃至生活都有被异化的风险。正如古希伯来先知们撰写圣经申命记的篇章以让世人重新知晓上帝的旨意那样，我们也需要在当下重新审视那些我们自以为是的理解。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人的主观见解可能略显不合时宜，还望诸位有识之士交流指正。

第6篇3

读《巨流河》

这些天来喜欢上了读书，也不看电视了，每天都读，被一本《巨流河》所吸引。

这是一位台湾学者所写的自传，作者齐邦媛。她和我是老乡，也是东北人。这也是吸引我将此书买来的原因之一。因为总认为国民党以南方人居多，东北人在国民党，在台湾，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态度。很开眼界的。

齐邦媛是很女人的，她总是很弱的，她会生病，会昏倒，会哭泣，她需要关照，需要家庭……她和我们多么的不同！我们是一群“铁姑娘”，是和男生一样的血气方刚，为革命去拼命，去牺牲！

但齐邦媛又是很坚强的，她坚持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态度，不受周围的影响，埋头读书，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学业和自己的事业。

还有她对于政治的态度。她在大学期间，也参加了“前进”学生举办的读书会，在那里介绍前苏联的文学作品《母亲》、《静静的顿河》，高唱前苏联歌曲，还有解放区的歌曲“东方红”。但她的父亲马上告诉她，不要过问政治，不如趁着对学习有兴趣的时候好好读书，“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

沉得住气。”让我非常感慨的就是在她在政治门前犹豫的时候，她的父亲及时地给了她正确的指导，让她远离了政治的漩涡，从此安安静静地有了自己的生活。

经过了半生颠簸，我认识到了政治的可怕，政治不是老百姓可以玩的东西。政治不是玩弄人，就是被人玩弄。想我们一介平民，在政治的大潮中，哪一个不是被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小小蚂蚁呢？可是，我的认识似乎太晚，在我的年轻时代，全民政治，大潮裹挟之下，哪一个人能够自主选择生活的道路？我们被逼上山下乡，被逼在苦难中拼死回城，被逼在命运的捉弄之下过着艰苦的生活，做着并非自己喜欢的工作，学习并非自己志愿的专业。到了晚年，终于盼到了政治环境宽松了，可以读到这样的书籍，看到了别人的完全别样的生活。她让我羡慕的是她的父亲能够及时地给她以指点，告诫她坚持读书，不要参与过于热情热烈的事情。这对于我们，都是教训。

当然她所在的时代与我们不同，在我们所处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如果有那样的态度，一定会招来大祸临头。在文革时期，想埋头读书也已经是莫大的奢望了。

读过为本书，给我的启发便是要象齐邦媛那样，能够安静得下来。相信即使在大陆，类似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样的疯狂政治也不会再有了，希望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想当年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革命去牺牲，如今真的牺牲

了，是苦是乐？——能够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要沉静得下来，坐下来认真地读书，才是真正振兴我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象现在这样的浮躁，每一个人都想着怎样走一条“捷径”，一夜暴富，一夜成名。没有淳厚的社会道德支撑，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相助，这样的繁荣只是过眼云烟，难得长久。

在书中的最后部分，齐邦媛回到大陆探亲访友。她听到了许多关于大陆亲友的几十年的遭遇。因为她父亲在国民党内的高官地位，她的亲友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还有她的同学，老师，在解放后的几十年中都有这样那样的坎坷经历。我读到齐邦媛的这部分转述，心中产生了莫名的反感。我虽然憎恨“文化大革命”，憎恨上山下乡，但是我也并不喜欢“外人”拿着我们的这些当年的痛苦来与她们的成就想比较。这说明什么？虽然她不问政治，用意也不言自明。我不喜欢。看来政治也并不是你想远离就能远离得了的吧？

第7篇4

时代之荒——《巨流河》读后感

拖了一个多月的书评大坑终于填起来了，结尾有点草。唉，拖太久了。

一、武汉大学

以前有同学向我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太厚了便作罢，也不记得理由是何。过了两年来看时，才发觉原来是要我看书里描述的乐山时期的武大生活。我看过后觉得，若是把武汉大学换做其他名字，我倒不会如此惆怅。近日的武大自然不可与往昔相比，且不说那些大师级的老师，学校本身许多传统被连根斩断，人才流失，管理易手，权力多为上级下派，成了货真价实的官本位大学企业。我觉得让这样的武大和那时的武大同名都是对民国学术的一种亵渎。

然而，在多层割断时间点以前，乐山时期的武大如此生动活泼地呈现在我这个武大学子面前，还是具备相当的震撼力的：一是她那保持着民国时期大学课堂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的优美姿态，一是她在国难当头时全校师生艰苦求知的卓越精神，一是她为学生的精神世界所提供的无限自由性和延伸性。尤其是第三点，我并不是为了说她的学术氛围有多好，使所有学生像齐邦媛那样能够和朱光潜先生面对面坐在小屋里谈诗论文，而是说齐邦媛那些性格迥异的同学们，那些有着不同政治立场和人生方向的同学们，虽然天涯殊途，但无不终身携带武大经历的印刻。母校在他们的生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国难中的庇护所，也是人生的引导者。或者说，那时的武大秉持大学的精神培养了一代人才。

令我十分感兴趣的，是那时大学生的生活，有许多我未曾想到的细节。齐邦媛上英诗课时，几个女生一边结伴逛街一边背诵诗歌。齐邦媛是最痴迷于此的学生，所以逃离了政治活动，找到一处清幽之地看书。这英诗课并非因为好就受到欢迎，不少学生也为教师严格的背诵要求叫苦不迭。就算是在战争期间，也有翘课和上课开小差的事情，也有因为选修人数少而撤课的事情。这表现了国难不意味着全体学生都会艰苦学习，著名教授不意味着所有学生都爱选他的课。

齐邦媛对这样的大学生活是接受并喜爱的，同时她排斥政治。她不是从一开始就雄心勃勃的学生，而因颠沛流离的童年，才习惯把学习当初一种保护自己的壳，这也助于她对文学保持着天然的直觉。她与那几个热衷政治的同学的冲突，隐隐蕴含着她对一些学生做法的不满。这些情节表现了教学氛围好不意味着全体学生都对学问有着纯洁的认知，而政治压力大不意味着全体学生都对政治产生自觉的参与心态。学生可以在大环境中选择相信和怀疑，众生千面各取所往，不问彼此对错，年轻人便能对自己未来负责，人生可以产生大的张力。

在我看来，齐邦媛所记叙的乐山武大精神中最为可贵的便是这种自由的权力。这种环境与GCD长久以往善于操纵的全民运动和全民宣传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记忆里，学生时代永远都有一个“主流”声音，不仅是“主流”，还是完全“正确”的，与之不同的其他声音都是“错误”的，是要规避的，甚至抵制的，甚至杜绝的。这种要求从公共领域一路侵袭到私人领域，实质是官本位的观念作祟。而在如今的武大，与这种“主流”声音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物质主义，或者“主流”声音已经被物质主义化了，成为语言腐败的一部分。

此外，作为中文系的学子，今日已再无可能感受到那时学贯中西的大师风采。教学质量与高校扩招成了华丽丽的反比，坦白的说，今日的高校文科教育未必比得上那时的南开中学。因此我也不愿再作对比，是为时代不同，世态各异。可惜即便是同样的科目面前，我们这一代显得不仅

懒惰无能，更叫人难受的是迷惘无知。外语学院小语种是越开越多，好像大都掉进语法的深坑里，职业外语淹没了文学外语。而我所在的中文系的自我尊严已经被经济的大潮冲成了碎片，一切探讨都如缩在壳里的乌龟，或成为那堵威严的政治高墙上的墙头草，其中难有率性的发问和智性的启迪。

二、知识分子的童年

巨流河就是辽河，家在北方。齐邦媛在几十年的人生中经常回忆起这条河，想到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倘若郭松龄将军那晚成功跨越辽河，拿下了沈阳，她的一生可能就此改变，千万东北同胞的可能也不会流离失所远走他乡，中华大地的苦难岁月可能不会如此艰苦而漫长，中国近现代史就是另一个面貌。只是辽河边的那一晚，一点点迟疑，一点点怀疑，一点点阴差阳错，错失了良机，一切倒了个。齐邦媛对此忧愤终生。

历史已逝后是必然的，在正在时却是如此具体，具体到在巨变发生后人们可以找出无数个细节的理由去悔恨当初，归结为那些可以避免的偶然。这是否是徒劳呢？齐邦媛表达了这样的态度：不管在学术与政治这两条路上走得多远，她对故乡的惦念永不断绝。她质询的那个历史偶然，促使她不断奋斗；她因那个历史偶然而导致的童年，为她塑造了一生的目标以及追求这个目标的性格信念。

阅读这本书，我想读者难以不为齐邦媛的命途多舛而感叹，也难以不为齐邦媛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奋斗而感动。然而与这感动同时存在的，并让我同样感受深刻的，是齐邦媛对三四十年代的认知，与长在大陆的我所知的，有着许多具体而微的差异。这差异从大的政治层面到小的生活层面，从客观的判定到主观的感情，随着作者栩栩如生的描述中，在我的脑海里凸显出来。我从她的眼里回看这段历史——其实也无甚意义，我与那段历史毫无人身瓜葛，然则我与齐邦媛有着专业和学校的瓜葛，所以我反而容易接受了这样“熟人”的眼光——这样生动的历史，与我从前得知的碎片以及脑补的景象有着很多不同。

我也不想花时间去一一比照那些差异，纵然大陆这些年也有不少中立化的历史观点，但还无人敢公开言论解放战争是共产党蓄意挑起的，因此那些更多的小的历史细节出现认知差异也是自然的。说到底，我在想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齐邦媛的态度，彰显了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差距。如果一定要以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审视时代，国民政府的存在具有最强的合法性，政府作风彬彬有礼，具有文明大国风度。文明对一个知识分子有天然的吸引力，而相反对于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则是一种威严乃至威慑。无怪乎无产阶专政的新中国也要对知识分子发动文革来去除对这种威慑的恐惧。

只是想不到政治革命结束多年后，和平时代独立思考的真正意义的新知识分子，回头再看时，实际上已然不是贫下中农的心思了。齐邦媛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识，尤其是受齐邦媛的文学人格的感染的人文社科学子。

我对政治和历史并不擅长，然而我不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与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产生对立。从接受到的阅读信息中，我能确定的是，齐邦媛所代表传统的文人人格，是一种很独立的人格。

这很有意思，我想解释一下。因为我读到齐邦媛到台湾后，都觉得齐邦媛是一个平常的知识

分子，因为她的天赋和在大学的积淀，她肯定不算平庸，但显然也不卓越。她不够聪明，也不够勇敢，正如她对自己的描述，她的性格相当不够开放。她在大学时对文学诗歌的认知，还是处于年轻人的憧憬阶段，文学对她来说更多是疗养院和庇护所。就算到了结婚生子，做助教，当中学老师，她连“学者”的名号都称不上。这时她都将近三十了，还没有进入到高级研究单位工作。齐邦媛自己说，在中学教课的那几年，她猛补了不少海内外名著，成为了她以后进修做研究的基础之一。那段时期是她人生中最心无旁贷的读书时光。

我读到这里，便觉得有意思了，齐邦媛这人深藏不露啊，工作了以后还能猛读书，还能读这么多，还能想这么多，还能坚持往亲人、工作、学术上投注精力。虽然齐邦媛常常歉疚自己对孩子的照顾不多，然而从文中可以看出她在学校教学时依然将丈夫、孩子挂在心头。在此环境下，她对教书和学习下了很大的一番功夫，我想这也得益于学校对教学本位的坚持，若是换了大陆的中学，会不会变成背诵标准答案和翻来覆去的习题集呢？齐邦媛受了教学相长的益处，如此才算是垫了一些学术的底子。

往后她随工作调动，接触教会学校，后又进入大学任教，逐渐积累起了一些教学经验和与人接触的经验。要知道她大学时是多么冷峻的人，这么长一段时间在不同环境里历练的人情改变了她。担任故宫博物馆秘书时，她与国学大师钱穆有所来往。这段情节，齐邦媛已超出了我的评价水平线，她的可敬之处也逐渐明显：坚定、传统、体谅、谦逊。接着年过四十的她竟然考取了赴美学习的奖学金名额，孤身一人在美国苦读了两年。这实在令人震惊。然后她回国先后任教中大与台大，主持国际学术活动，又担任国立编译馆馆长，介入政局。齐邦媛的后半生，在学术界、教育界和公共知识界都发挥着巨大的能量。

纵观齐邦媛的人生，似乎是一个不断向上的过程，但并非总是幸运女神的眷顾。正如这本书的宣传语所言“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齐邦媛的个人努力显得如此重要。她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决定是那样坚决果断，她对于自我的批评和发展是那样坚持，她对家人和社会的关怀是那样持久，她像一本历久弥新的书，又是一个老当益壮的战士。我记得许多个她挑灯夜战的场景：为等半夜处理突发事件的丈夫平安归来挑灯夜战，为给学生备课和抄写试卷挑灯夜战，为赶着读书和做笔记挑灯夜战，为写论文挑灯夜战，为编译书籍挑灯夜战，为探讨出版法案挑灯夜战，为国际文学交流活动挑灯夜战„„地点，有在台中、台北、美国、欧洲等等，她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曾浪费时光，用心地学习工作。

而更重要的，是读者跟随齐邦媛的脚步往前走时，你能感受到她的节奏简直是愈来愈快，越来越强。走到六十岁，她还经历了车祸，伤愈后还继续进行编译工作，在台海开放后还以七十多岁高龄重回大陆故土一游。这样猛的节奏，这样强的生命力，有没有来源？我想是有的，那就是她内心的一种传统，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时期的磨难和拼搏中逐渐形成的。童年的颠沛、亲人的离散、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张大飞、父母、丈夫、在台中教书等等这些因素缺一不可。齐邦媛幼时面对国仇家恨无能为力，然而长大以后她将这份深远的情感转化成个人奋斗的动力。有人特别指出张大飞的爱情是支撑齐邦媛的重要因素，我觉得其实那个逝去的人和那个时代一起成为了齐邦媛的精神宝藏。颠簸了一生后，齐邦媛终于回到早已变样的故乡，一切荒芜，半世纪前的痕迹被抹得干干净净，那个让她日夜思恋的东北却不认识她了。也许她就是以这种家国热忱支持着半世的奋斗，最后她的奋斗硕果累累，影响了战后台湾一代华语文学，然而荒谬的大陆历史仍然辜负了她的归心。

回到这个问题：人们试图为历史的糟糕结果寻找当初那个成因的偶然事件，这是否是徒劳的？齐邦媛用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把握住了自己生命的许多个偶然和必然，以己之力朝着理想奋进。那个给她伤痛的时代永不复归，无数学子收益的时代却由她开创。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面对苦难时的人格，坚强不逃避，并用历史的反思和知识的力量去反击命运。

三、文学与人生

曾听闻一句话：“作家的童年大多是悲惨的。”的确，童年的命途多舛培养了作家本人对外界事物超乎常人的敏感。但并非所有悲惨的童年都能孕育出一个优秀的作家。

齐邦媛的这本自传，充满波折起伏的内心情感，而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她控制情绪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深厚的阅历和超脱的心态。她试图用冷静的叙述去描写记忆中的事件和当时的情绪，而随着年轻的情绪泛上来，她又将其导入未来的反思中。

这是一本高龄著作，一位老人回忆事情难得有如此清醒而坦诚的心态。我们可以想到许多老人（甚至在他们还未老时）在回忆过往时容易陷入一种伤悲或者自负的情绪里，他们要么对以往的人生遗憾感伤不已，要么以过度的骄傲抵抗岁月对生命的侵蚀。老人的回忆往往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以他们希望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好给他们安享晚年的理由。这大概是因为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他的人生，尤其是面对生命中的不可抵抗之力时，他们习惯接受和随波逐流，便难以为自己的人生理出一条线路来。

说来又有多少人真的相信人的生命是自己主宰的呢？又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对所谓的命运束手就擒呢？但凡人类都在二者间徘徊不已，无法抉择行动，于是犹疑恐惧耗费了我们许多人的时间。这些犹疑却又往往在回忆中被淡化，我们总是说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后悔做了什么，后悔没做什么。那些耽误时间的犹疑好像都没了价值。

我想齐邦媛不是这样想的，她对自己的人生记得相当完整；不仅相当完整，还层层叠进，前后呼应。她从来不否定自己犹疑的价值，她总是由许多年前想到许多年后，由许多年后引回许多年前。她仔细记叙儿时对一草一木一座山一个场景的心情，这些仿佛没有任何用处，但却成了她人生中永不磨灭的精神家园。对她而言，生命是连续的，是有因有果的，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这本高龄著作得以面世。

这些是齐邦媛控制情绪的方式，或者说她根本不需要控制情绪，因为情绪已经在她的生命里有过结果。我必须要说，从小说的角度上看，《巨流河》决然不是那种令人拍案叫绝的才子书，才情不是成就这本书的主要驱使。《巨流河》是个人传记，像史书，又充满温情的描述，甚至大段抒情：记叙时代的**，是在讲着阴郁残酷的历史事件；记叙个人的感情时，是在讲着朦胧的青春故事；记叙阅读的感想时，是在吟唱永恒一般的诗篇；记叙对大小具体人事的看法时，又是理据皆有的慷慨陈词。

少有人能成功处理好如此丰富的材料。文学巨匠自然是有这样的实力的，但是文学巨匠的思维往往超越了现实，天马行空，因而凡人难以追随。而齐邦媛只是紧紧抓住一个时代的现实来写，她对这个时代的感受至深可想而知。她的每一念头，都让读者感同身受，深为动容。

所以我由此知道了老人写作的好处。老人往往是说什么都有道理的，尤其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看来，总有许多已经度过的时光成为他们威严的碑刻，让人无法揣测更多。但是老人又显得脆弱无能，只会念叨过去的故事，不曾看向未来，年轻人自然又会轻薄了老人的想法。老人对于社会的意义，只是他盛年时所做的一切吗？老人真的只是上个时代上一段河流冲刷过后的沉淀吗？如果把社会的价值集中在中青年上，老人就显得甚为过时和多余。老人只是一种纪念碑，一面展现畏惧将来的镜子。

好在齐邦媛不是那样孱弱的人，她以老人的眼界看着未来，由于她一生经历之多，这最后的目光几乎成了必然的，因而充满坚定不移。这坚定的目光将会激励许多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而对于齐邦媛，文学给予她最大的礼物，大概是她学会了坦诚面对自我和他人，学会了正直与明智地做人，学会了体谅自我和别人的苦难。所爱之人的伤逝与无法承担的苦难教她皈依宗教，她却不曾窝在一个理想的天堂里，她依旧看到现实，依旧为改变而奔波。

就一本个人生平事迹而言，齐邦媛在书中对于文学诗歌的记叙已经太多了，这些似乎远不如她和张大飞的感情故事让人看得津津有味。而就一本作家的个人自传而言，齐邦媛的记叙肯定远不如她真实心胸的丰富充实。我们看到她从一个爱哭的小女孩长成战后台湾文学之母，她背后仿佛一直站着那些伟大人物的身影，而且越来越多。

《巨流河》的宣传语云：“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这四个短句的关系，在我看来，家族记忆史是作者奋斗史的来源和动力，而文学大事纪是作者奋斗史的成果，最后的天籁诗篇则是对齐邦媛厚重的一生的评价。

现如今，在信息发达的高科技时代读到这样的传记，不免有点时代之荒的怅然。

向那段岁月里奋斗过的人致敬，向爱国者们致敬，向文学研究者们致敬。向齐邦媛先生致敬。

生命中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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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5

《巨流河》读后感

近些年来与国共内争关系密切的回忆录出过不少，但似乎还没有一种比齐邦媛的《巨流河》更值得看。这本书丰富而复杂，故人，往事，政治，学术，流离之痛，家国之殇，般般件件，纷繁错杂；文笔既隐忍含蓄，又不无偏激；叙事既满怀惆怅，又饱含深情。与其说它是一部关于个人身世的记录，不如说是一曲为故国招魂的挽歌。故国何所指？一言难尽。本书开端即逞现出一股豪气，使读者顿生壮怀激烈之感。然而开篇不久，作者的叙述由激昂转为低回，直至一曲终了。而主角也由作者父亲转换成作者本人，从东北到关内、西南，再到台湾，从懵懂幼稚的孩童，到青春飞扬的学子，再到名满东南的学者。——可她却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弃儿”。

作者的叙述透露了许多信息，要而言之，是“四个不”，即不甘、不满、不齿、不屑。

一、不甘、不满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早年留学异邦，26岁随东北新军将领郭松龄起兵反奉。举事前郭说过：此事成功固好，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但一帮热血青年都信心满满。巨流河一役功败垂成，郭全家受戮，齐自此离乡背井，亡命天涯，后终老台湾。巨流河之殇成了齐世英永远的痛。对这种结局，他心有不甘，终其一生，不断地奋斗，试图恢复东北，恢复全中国，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人纷纷逃往关内，齐世英却反其道而行之，孤身一人秘密潜入东北会见义勇军首领马占山等人，鼓舞斗志，安排人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背弃与国民政府的协议，大力扶植中共武装，致使东北陷于林彪之手。齐世英等国民党中坚分子均痛心疾首，万分不甘——

检讨战败过程中，认为军人背叛和共产党煽动民间的不满是主因，必须展开绵密的反共防谍网，巩固蒋介石的领导权。

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广州和海南岛......一直到我们收复东北时，中共在东北还没有什么力量，以后依赖俄国的扶持才坐大。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国际和国内政策失误，东北首先落入中共之手。他辗转万里，孤身来到台湾，家国俱失，何等悲伧！

直到晚年，齐世英依然念念不忘，“抗日胜利后，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效劳。”

——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国民政府！是耶，非耶？

对国民党丢失大陆，齐世英与其他国民党人一样，既不甘，又无奈。

再说不满——

1948年11月，东北陷入共军之手，国民党的东北“地下抗日同志”未能离开。有的人写信给齐世英说：

我们半生出生入死为复国，你当年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于不顾，你们心安吗？

其实，齐不仅于心不安，而且有着与同志们同样的意见，对国民政府丢失东北不满，对中共坐享其成占据东北尤其不满。与齐一样，他的女儿、本书作者对1949年以后中共在大陆上的各种政策措施，更是满腹怨愤：

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党政府做事，祖居庄院早已被摧毁，祖坟也犁平为田，村子已并入邻村茨林子。……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已无我立足之地了。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未名湖，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可以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

（文革期间，）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幸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

回到南京……我从鼓楼小学门口走过去走过来，没有看到那黯黑狭隘的一扇破门上挂的是我母校的校牌！……我不能相信它竟如此窄小简陋破旧。鼓楼小学在南京是个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它如今的光景，绝不相信记忆与现实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连笔者都觉得，齐邦媛女士的苛求实在有点过分。南京经历了日军屠城浩劫，百姓惨遭屠戮，城阙惨遭摧残，面貌必然大变，而且新中国的建设日新月异，为什么必须保留一所“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呢？

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一直被国民党人视为神圣之地。但中山陵的现状却让他们失望和不满。1999年，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齐邦媛回到大陆：

我希望去看看中山陵。……疏疏落落地有些人在石阶四面上下，没有一点肃穆气氛。以上种种，都使作者对“新中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作者当年因偶然的机会离开大陆去台湾，对于不能回归故国，一直耿耿于怀，但说到大陆的“文革”等诸多恐怖的运动，作者又表示了极大的庆幸：

当年上海的虚荣若是吸引了我留下，我早已成“黑五类”而被斗死，即使幸存，也必须耗尽一生否定真正的自我。

——这是真的，从后来30年的事实看，齐女士和所有去了台湾的中国人，都应该额手相庆。

二、不齿、不屑

作者对中共建政后所做的一些事似乎只是不满，对中共夺取大陆前的一些行迹则十分不齿——

在我迷恋诗词、神驰于文学，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无知”的那些年，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是作者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作者认为“内战的转折点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1949年1月响应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后来我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接着便发了如上一通感慨。如果说这种感慨的含义还不太明显，那么下面这段话的态度则非常明确了：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这件事的缘起，还得说明一下。国共共同抗日时期，双方私下里小动作不断，共产党秘密地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分子。学生群体也发生了分化，有的安心读书，有的则逐渐卷入政治活动。齐邦媛属于前者，而她的一些出身低微的同学则属于后者，她们被称为“进步”同学。由于齐的父亲是国民党要人，还由于齐不肯参加有明显倾向的学运活动，尽管她父亲坚决抗日，她潜心求学，进步学生仍然与她划清界线，视她为异类，并对她和她的家庭多有指摘，一个曾经很要好的同学“侯姐姐”竟然骂她是权贵余孽！作者就是在受到刺激后发表了如上的看法。以我的理解，作者在此指斥的对象，既是“候姐姐”之流，也是中共。据已公布的各种

历史材料，实际上中共最高层的主流派和当权派从来没有打算与国民党和解，从来没有打算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也从来没有打算联蒋抗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抵制和批评，并因此而靠边站。），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帜，积极扩张地盘，发展军力，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作者在此表达的其实正是对中共口是心非、罔顾大局的义愤。

中山中学在胜利后由四川迁回沈阳时他（指王天民）担任校长，原以为可以服务故乡，安定办学，一九四八年共军进城，他一家十口辗转逃来台湾。

——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寥寥数语，便可给读者强烈的暗示。以下几条信息则接近于揭露和控诉：

纪录片《柏林沦陷四十年》：五月二日盟军进城之日，幸存的百姓躲进地下室，被抢先进占的俄国兵拖出来刺死、强暴，接着进城的英国军车在路边捡拾小孩，带他们去吃饭，美军在旁警戒......德国投降时，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埋在由汉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这真让人震惊和意外！此前的教科书只是告诉我们，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淫，美军在北京上海横行无忌，国军在根据地杀人如麻，却不知道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俄竟然做出此种令人发指的事来。至于以下各种现象，以及与此类似的各种欺骗和虚伪，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自然不会感到陌生和意外：

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大陆一片“抗美援朝”声。参加村民大会时，冬天大家坐在热炕上，征兵的干部请志愿参军者站起来，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热得坐不住的人刚一起身就被鼓掌，欢迎参军！

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原志愿军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

这当然只是齐邦媛女士的理解。我对于“一二三自由日”，此前则几乎一无所知。“维基百科”是这样解说的：

1950年6月，韩战爆发。期间被联合国军俘虏及在阵前易帜的军人共173700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400人被俘。中共方面一直坚持要求联合国军无条件遣返所有战俘，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回到中共统治下，中共的立场被联合国军拒绝。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战俘可以自由决定去向，后来共有14235人选择前往台湾，选择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大多受到政治审查、被开除党团籍或拒绝其入党。1954年1月23日清晨起，14850名中国反共战俘，7650名韩国反共战俘得到释放。前往台湾的反共战俘于1954年1月23日，由基隆上岸抵台，接受全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被称为“韩战义士”。他们在台北市区游行，市民张灯结彩，表示庆祝；全台湾各大城市自由钟，都敲响23下。中华民国政府特设“一•二三自由日”以纪念这个“从中共手中解救大陆同胞”的事件；其后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反共联盟大会”中通过，并通电全世界同为反共阵营的国家，吁请一致响应，这即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随着冷战气氛转淡、以及两岸局势的稳定，中华民国政府停止动员戡乱，各共产主义国家政权也于二十世纪末逐一崩解，此纪念日已于1993年改名为世界自由日。

这些说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倾向性比较明显，与大陆出版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等文献有较大出入，但其间总是可以透露一些事实的。

虽然共产党夺取了大陆，建立了政权，国民党败走台湾，偏居一隅，但作者和那些1949年以后去台湾的中国人一样，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充满自信，视台湾为中国文明、文化、精神传承的正统，而对大陆“新中国”的各项建设颇为轻视，甚至是不屑——自从一九四九年播迁来台，台湾文学作家得以延续中国文学传统，创造出值得传诵的作品，好似开了一扇窗子。作品的年代横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之间，......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不仅在此延续，而且由于处于开放社会的台湾作家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国文学的主流更加波澜壮阔了。

（台湾编选的《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出版之后，华盛顿大学转来十六篇评论文章，几乎全是肯定的赞誉。最令我们欣慰的是Ａ.Ｒ.Ｃrouch的书评，其中有一段说：……选集中很少有表达政治意识之作，与当前中国大陆文学中的单调宣传形成显著对比，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解脱。

——这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选的全是1949年-1974年在台湾出版的作品，约七十万字。而这几十年间，中共统治的大陆，确无可观之作。故我建议，今后大陆有关机构出版“新文学大系”之类的煌煌巨著时，1949年-1976年间的文学代表作，即以台湾的这本选集代替。这或许可以成为两岸文化合作的一段佳话呢。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先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看过该书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对大陆在道义、学术、文学、社会诸方面都表示了明显的不屑。这确实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沮丧。

三、其他

其实，《巨流河》又何尝不是为故国招魂的书呢！这个“故国”指的是什么？答案既复杂，又简单，相信读者看完我这篇读后感就会明白。我同意作者的意见：不能以成败定英雄；我也同意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的意见：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然而，《巨流河》虽然显示了“极大的谦抑和低回”（王德威语），却未能实现对政治和人事的真正超越。

巨流河与哑口海，这两个地名的确意蕴丰富，惹人遐思怅想。但是，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并不意味着遗忘和消逝，它正是历史和时代大潮自然的流向。逝去的一切不再回来，历史之河不会倒流，而波涛汹涌的大海最终要归于平静。——平静才是人间正道。我相信这也是台海两岸百姓共同的愿景。但平静的海平面下，潜伏着壮阔的波涛，谁也说不准它何时会再度掀起惊涛骇浪.....

第1篇6

《巨流河》读后感

阅读齐邦媛先生的长篇回忆录《巨流河》，我突然想起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这个观点。福柯认为，身体打满历史的烙印，身体是历史铭刻的媒介，福柯关注身体是如何被社会分隔、重建和操纵的。《巨流河》真实在再现了二十世纪的滚滚洪流对个体生命的冲击、裹挟、分隔、重建和操纵。

生于世宦之家的齐邦媛本应有着相对平稳的人生经历，然而，特定的时代特殊的身世把她一次次推入性命攸关的抉择路口，而孜孜不倦的学习为她的人生之舟找准了航标，在一个个离乱的十字路口，她以自己的柔弱之躯驾驭着生命的小船，在阴霾中不放弃，在湍流中不迷失，八十高龄时仍然擎起如椽巨笔，写下二十世纪百年风烟对一个民族，两代人生命的冲击、分隔与操纵。

家在辽宁铁岭的齐家两代知识分子，是如何被卷进历史的洪流，在血泪崩溅的时代夹缝中从辽宁的铁岭漂到山城重庆，又从重庆流落台湾，隔着台湾海峡，隔着哑口海、南海、东海、渤海回望巨流河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一道20世纪的中国人心灵深处不可缝合的伤口。

“散文面对大地和事实。”《巨流河》是用散文笔调记述的史诗：一个民族的血泪史，一个家族的苦难史，一群知识分子的反思史，一群离乡游子的怀乡史。

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百年风烟，硝烟弥漫，血泪流离，被民族灾难与权力规训异化了的国人，很少能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但《巨流河》是个例外，那是一曲激荡着深沉的家国情怀的巨流，那是一曲被作者宏阔的人文视野滤过的清流。深沉的情思裹挟着淡淡的惆怅，清晰的记忆承载着高贵的灵魂……《巨流河》为读者打开的是一本百年册页：那英挺而胸怀大志的父亲，那在烽火中颠沛流离的母亲，那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那含泪吟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先生，那性情率真宁可杀头也不说假话的吴宓先生，那家破人亡后投身抗日战争以身殉国的飞行员张大飞烈士，那从东北漂泊到北平，从北平流落到南京，从南京辗转到重庆，又从重庆流亡台湾的一个个中国人，他们的血泪情仇，他们的家痛国恨，他们的死里逃生……

对于大陆读者，透过《巨流河》，还能了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东北郭松龄兵变的内因；抗日战争初起时二十九军浴血华北，牺牲的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民心觉醒的抗争……齐邦媛先生是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和反思者。

齐邦媛先生在自序中写道：“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真实是这本巨著的特点，真诚是作者秉持的基本原则。

无法忘却的家国之痛，无法选择的个人遭遇，无法回避的心路历程，这样的文字往往沉痛，令人不忍猝读，但在齐邦媛先生的笔下，《巨流河》为何有一种巨流落川之后的岑寂？

横贯东西文化的国际视野。能够穿越二十世纪的百年风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能够在巨大的政治漩涡中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醒与卓然，将个人际遇、家痛国难放到世界大舞台上去体认去回望去反思，宏阔的视野让大陆读者读到不一样的历史。

齐邦媛六岁随母踏上寻找参与地下抗日工作的父亲，后曾随父就读多个小学，在南开中学幸遇民族教育家张伯苓，结识了一群满怀教育救国热情的先生，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受教于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吴宓等，初淋世界文学雨露的润泽，树立了大视野大文化的学者胸襟；在台湾从教的近四十年中，以教授英美文学为主，能够从文学关怀人类终极命运的普世情怀出发看待个人遭遇与家痛国难；她本人曾多次参与台湾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能够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审视二十世纪的世界风云与家国巨痛，文字中自有一种穿透风烟后的澄澈。

超越政治偏见的学者立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难免不被卷进忽左忽右的政治旋涡，丧失独立的价值观。齐邦媛因“生性敏感”，虽然生长在家庭背景显赫的齐世英家，但自从青年时代把心灵交给“基督”后，一生都在有意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带，专做学问。这使她能够对政治保持相对清醒，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画面和历史人物。朱光潜、吴宓、张伯苓、钱穆、胡适、戴镏龄、田德望、袁昌英、哈耶克博士、SisterMary……在她的笔下，大师音容可鉴，从他们手里传递的是文明与真理的薪火。耳濡目染，受大师影响，齐邦媛的一生，都在竭力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学者的尊严。

创痛深重血泪流离的家痛国难。巨流河原是一条母亲河。迫使游子踏是不归路的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郭松龄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九一八事变后挂在城门楼上的头颅、家破人亡后走上抗日征途的张大飞、七七事变后“战争血淋淋的大刀切断了我病弱的童年”，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把古都变成了鬼蜮，从南京逃往汉口的难民“成千上万，黑压压地穿了棉袍大衣的人，扶老携幼都往月台上挤，铺盖、箱笼满地，哭喊，叫嚷的声音将车站变成一个沸腾的大锅。”被日军轰炸过的重庆“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然而，即使在流亡途中，青年学子仍然满怀激情地进行千人大合唱。生命中有不可缝合的伤口，生命里亦有奔涌不息的河流，正是这激流激励着人们，奋勇向前。比起那些铺陈战争场面的小说作品，《巨流河》因为溶入了作者的人生体验，更能打动人心。

寻找故土家园的游子心结。回不去的家园叫故乡。近乡情怯，这对于被迫流离的齐家两代人而言，是最好不过的心灵写照。齐世英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和欧洲，归国后心怀匡国济民之志，加入国民党，致力于文化救国活动，日盼夜盼盼到抗战胜利，却因站错了队伍被迫流落台湾，命运似乎和这群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然而，比起大陆那些曾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却有些不幸中的万幸。齐邦媛童年被迫离开故土，一直到她白发苍苍七十多岁，才踏上归乡的路。然而，故乡已不是她记忆中的故乡。战火熄灭后，家国依旧，故园不在，他们漂泊的心将在何处安放？

惆怅如烟的个人际遇。齐邦媛与张大飞美丽而短暂的情缘是贯穿“巨流河”的一支温馨而又凄美的支流。齐邦媛十三岁时遇见青年张大飞，他刚刚遭遇了家破人亡的重创，两颗敏感而年轻的心凭借一本《圣经》靠近。在此后的六年中，等待来自云端的信成了齐邦媛步向青春的桥驿，一个“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一个“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长达六年的鸿雁往来，见证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巨变。这条布满荆棘的空中鸿雁之途持续到张大飞以身殉国，然而，这份刻骨铭心的记忆一直沉淀在齐邦媛心灵的深处。当巨痛终于淀成清流的时候，齐邦媛回眸历史时蓦然发现，“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个人的遭遇放在时代的洪流中如浪花般一闪即逝。齐邦媛七十五岁时回到南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拜谒航空烈士公墓，手抚刻着张大飞名字的石碑，怀想那些在“骨岳血海”中抗争的岁月，回忆那份特殊时代里的回音，轻轻地说：“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凄婉而深情的笔调回忆横贯她一生的美好情愫，读者怎能不为之动容？

第2篇7

齐邦媛教授的回忆录《巨流河》是一本很精彩的书。

我感到有以下优点。

一是内容厚重。作者８０高龄写成此书。一生经历了诸多重大的历史变迁。从抗日战争，到内战，到台湾和大陆从对抗到对话的各个时期，都以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特视角记录了亲历亲闻。有很多独家的历史细节，十分珍贵。

二是作者既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又有很高的英文修养，全书既是严谨的史笔，又是优雅的散文。现在国内出版的回忆录也很多，对历史抱有严谨态度者已是上品，兼具美文品质者十分罕见。而一般大陆作家的回忆录虽有文采，但有历史感者极少。

三是若干内容给人以现实启迪。在现代化进程中，台湾比大陆快一拍。在许多方面，可以说台湾的昨天是大陆的今天，台湾的今天是大陆的明天。

且举一例：齐邦媛在１９７０年代在国立编译馆供职，主持新编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台湾原来和大陆相似，在党化教育的大环境下，语文教科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孙中山、蒋介石的文章比重很大，别的选文也着眼于政治需要，差不多成了政治教科书，学生十分反感。齐邦媛借重一批开明教授的支持，改变了这个格局，让语文回归语文。这有点像前些年钱理群他们组织编写《新语文读本》，向官方版陈旧的语文教科书发起挑战。所不同的是，齐邦媛获得了成功。而钱理群的《读本》至今处在边缘地位。上海的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企图告别阶级斗争史观，采用文明史观，因几位史学界左爷告状，干脆被官方封杀。而台湾教科书改革，虽有守旧势力责难，经历阵痛，毕竟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陆今天某些方面，还没有达台湾７０年代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