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例(12篇)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
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人类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整个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加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不断创新是关键。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这就告诉我们，不仅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科学的，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应是科学的。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方法创新、手段创新和载体创新，要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大众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改进教育方法，提高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1篇2
【关键词】全球化/当代民族主义/并行相悖
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已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浪潮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冲击和震撼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就在我们透视全球化，感受凸显人类共性的全球观念、全球意识的同时，体现民族差异性、独特性的民族主义再次形成世界性浪潮，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而行，表现出特有的逆反。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出现特征相悖的两股潮流，这一国际现象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本文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浪潮本质特征的差异性、二者的内在联系，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态势的深刻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和分析。
一、发展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
1.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冲击。
关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问题，已有很多论述见诸于报刊，尽管至今对两者的概念性解释仍众说纷纭，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学术界对此已予以极大关注。这里不准备就概念问题再作讨论，而是首先看一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浪潮和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巨大冲击，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所产生的强烈影响。
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浪潮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到来的。它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使公司企业的经营者能够利用世界范围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等各类资源，在所选择的最佳地区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有市场需求的地方，由此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使企业经济、一国经济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竞争，实现发展。各国各地区被全球化这条无形的链绳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间的距离大大缩小，彼此交往和依存的程度迅速增强。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它使国际关系的框架和内容得到调整，其“双刃剑”效应导致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国际经济组织的职能不断扩大，对国际及国内事务的影响力增强；区域一体化建设规模扩大、步伐加快；双边、多边经贸合作超越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历史积怨等非经济因素，在更广的范围和领域展开；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互动交融，一国经济的发展及政策的制定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国内现象，既受到外界国际环境的多层面影响，又向外产生多方位的影响；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日显严重，导致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两极结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结构也产生重要的辐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显著增强，传统观念、国家安全理念、国家利益的内涵受到强烈影响和撞击，谋求多边、全方位的互利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伙伴关系对国际格局的建构亦产生重要影响。
在国内开始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大规模民族主义浪潮，这是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新民族主义浪潮席卷范围之广、发展势头之猛烈超乎人们的预料。如果说全球化浪潮对世界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话，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则更多地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裂变是大规模民族分离运动的产物，而此后该地区民族问题仍是干扰国家正常社会生活的棘手问题，如俄罗斯车臣战乱、格鲁吉亚内乱、摩尔多瓦民族冲突、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等。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南亚的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中东不断激化的巴以冲突，跨越国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恐怖活动，非洲索马里的部族骚乱，尼日利亚的民族冲突，卢旺达的部族仇杀，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民族分离倾向以及不断发生的暴力排外事件等。形态各异的民族主义汇聚成潮，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对地区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这个在两极霸权时代曾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或趋于消失的现象，现在不仅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的焦点之一”。[1](P87)2.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本质特征的差异性。
具有不同发展趋向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有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起点。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全球化进程起始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交通工具的改进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和动力。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世界贸易规模扩大，世界市场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276)而民族主义亦兴起于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在封建专制统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效应，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发展起点相近，但其运行轨迹及本质特征却存在较大差异性。
第一，全球化进程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体现西方价值观，而民族主义往往与西方价值理念相背离。始于近代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为动力，以主动扩展的态势向前运行。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优势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较多地融入西方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而民族主义在民族及民族国家的整合中，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武器，不可避免地强调本民族的价值理念。它在发挥民族整合的特殊功效的同时，也与外来文化与价值理念发生碰撞，其结果是一方面在碰撞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另一方面则更顽强地体现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因此，与全球化以西方为主导的本质特征不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非西方倾向，偏离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运行轨道，甚至本能地带有抵制“西化”的功能。
第二，全球化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而民族主义凸显利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全球化强调共同利益和超国家利益。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为了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或更高层次的利益共享，国家有时需要以的某种让渡为代价，这已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客观现实。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寻求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发展合作关系，体现一种共存意识、全球意识。而民族主义体现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民族生长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各异，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很大差别，各自的利益需求有很大不同。因此，如果说全球化寻求的是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那么，民族主义呈现的则是差异性和多样性。
第三，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具有兼容性、渗透性和吸纳性，它使国际社会更加开放、联系更加广泛，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的发展将趋向世界的一体化；而民族主义则表现较强的排他性、分离性，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狭隘性。政治民族主义的排他性通过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排外主义展示得很充分。民族排外事件是在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人口变迁背景下出现的，是当地民族为抵御大量外来移民迁入、“净化”本民族生存环境而采取的行动。“排外主义可说是种族歧视的准前身”，这种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身影，其普及程度甚至高于法西斯当道的那些年”。[3](P203)此外，以保持、净化、强化民族文化为目标的文化民族主义，亦具有固守文化传统和对外来文明排斥的特征。如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有阻遏西方文化模式的强行输入、反对霸权文化的一面，又有排斥外来文化、保持社会孤立性的一面。在发达国家，如日本以天皇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内虽不乏强大的民族感召力，但在对外关系中却常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致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外交形象的树立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受到制约。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孤立性往往和分离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民族分离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这里不再赘述。、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并行相悖原因分析
当代民族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是与全球化的发展分不开的，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到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并行发展的一些原因。
第一，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发达国家借助其主导地位的优势，积极推广体现其利益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最大程度地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弱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却处于被动地位，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一现实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信息技术时代“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这必然致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4]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对民族主义起了刺激增长的作用。弱势民族国家为抵制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采取自我保护性经济政策，以防范西方霸权的侵袭，追求本民族利益的体现。甚至有可能采取非理性、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以发泄对西方大国意志主导下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
第二，全球化密切了各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由此显现。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联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与欧盟相抗衡的味道，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必然意味着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更加成熟、更加强大。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体化经济集团，强调该区域民族国家间的联合，并组建成让渡部分国家的某种超民族国家机构，由此形成地区民族主义的国际合作。经济集团“内外有别”的经济政策具有某种封闭色彩，对内放开市场，对外则构筑统一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地区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区域经济集团中得到体现并被强化。因此有学者指出，以欧盟为代表的由民族国家聚合的地区主义是放大了的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地区框架中的发展和延伸。[5]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在与美国展开激烈的贸易竞争中发挥了维护民族经济的功效。在日美贸易战中，日本国民所表现出的对国货的热情和对外来货的冷淡使美国这个多种族的移民大国难以仿效，只有望洋兴叹。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全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而市场的激烈竞争唤起了民族主义。
第三，发达国家借助其优势地位，不仅在全球化中大力推广西方经济模式和经济运行规则，向发展中国家要资源、要市场，同时也输出西方人权、人道等政治理念，加大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力度，使国内问题国际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民族问题也更加复杂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不仅其民族经济的发展遇到压力和挑战，经济自受到削弱，而且在民族、宗教与领土等敏感问题上也遇到外来势力的插手。西方大国以其自身利益为基础，对他国的民族问题指手画脚，大大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造成一些地区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其结果不是以国家分裂而告结束，就是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稳定和安全的一大难题。在前地区多民族国家裂变的背后，在今天一些国家民族分离势力活跃的背后，都能够找到西方大国支持“民族自决”、保护“人权”活动的身影。
第四，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领域。对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小国而言，其传统民族意识、民族特性受到无法阻遏的冲击，并且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西方社会的经济霸权、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在实力弱小、无法通过相应的经济政治手段抵抗外来冲击和压力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出于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本能地借助民族主义进行抵抗，使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全民族抗衡外来压力和侵犯的惟一有力武器。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弱势民族国家的时代反映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的根源十分复杂，除了上述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国际格局的裂变、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政策的失误，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沉积的原因等。在大多数经济不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常常是现实问题与历史因素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因素交织、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封闭的现实社会生活交织、精神亢奋与物质贫困交织、合法的与非法的恐怖手段交织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民族主义浪潮虽然可能发生，但难以构成突发之势，如此迅猛而强烈。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世界各种矛盾总爆发时期，其中，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又是引发各种矛盾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历史稍作回顾便可看到，时代大变动、格局大变迁，往往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亚非拉国家掀起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东欧地区随着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统治的，也出现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由此形成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格局建立，世界又发生了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这次浪潮中彻底崩溃，一大批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成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虽然不是在一场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之后，但是仍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动。可见，世界格局的裂变对民族主义浪潮的发生具有规律性的催化作用。然而说到底，世界格局裂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对抗的两极力量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世界旧格局的崩塌。因此，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强是造成世界政治格局变更、民族主义膨胀的重要原因。
三、两大浪潮下的国际社会及引发的思考
全球化引起了各民族和地域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与碰撞，融合与冲突，并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带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的加强；另一方面导致民族冲突和战争，地区持续动荡，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趁机活跃。前者谋求有序、和平、互利及合作，后者迈向无序、战争、对峙和分裂；前者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后者需要国际社会携手解决和治理。这两种结果的同时作用，使我们看到的国际社会充满矛盾，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经济全球化已形成浪潮，但并非一帆风顺，只能在曲折中发展；世界多极化已呈不可改变之势，但仍遇到单极化的阻遏和挑战；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不太平。时代的复杂性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各领域的激烈竞争，但不是一种平等的竞争；提供了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但不是享有均等的机会；促使各国谋求观念、体制和制度的创新以适应发展，但相应的衡量标准和必须遵循的规则并非能够体现公平。不平等关系的存在虽然从根本上讲不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但却导致同全球化本质相悖事物的发生，造成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
对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走向融合的过程，不如说更是一个各民族国家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环境中改造自己以适应时展的过程，在此过程里必然充满矛盾、冲突、痛苦和抉择。对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迄今为止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元格局，相反，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二元格局。全球政治在这一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不安全因素上升，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因这一结构受到一定阻碍。而发达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抑制冲突及缓解贫困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具有这样的观念和意识：
第一，全球化不是谋求某种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上的统一，而是争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共存，所以“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6](P48)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一定角度讲，民族主义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与全球化向共存共荣方向发展是不矛盾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良性互动。这里实际上又涉及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即民族主义是否有积极意义的一面。我认为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应当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民族主义是复杂因素所产生的复杂结果，其性质绝不是单一性的，其功能和效应具有负面和正面双重性，如果简单地以“反动”或“进步”去定性它是不科学的。[7]王逸舟曾指出：“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看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1](P128)这说明民族主义在不同条件下将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能。我们应当促进民族主义良的发挥，抑制其消极作用，并借助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努力消除或弱化国际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关系。
第二，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是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增强国际安全因素的重要途径。90年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大多发端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之后迅速向全球辐射和扩展。对此，消除民族主义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改造以不合理的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缩小全球的贫富差距。“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6](P47)极端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将被大大弱化。总之，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倡导和寻求不同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共赢共存，而不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进一步扩大不平等关系。从21世纪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看，以同质民族利益和民族意识为号召力、实现从多民族国家中的分离或跨越国界的民族聚合、谋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大可能大规模地发展下去。而全球化则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其发展不是推进世界政治单元的裂变以实现完全的民族与国家的重合，也不是建构世界经济体系的两极分化格局，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垒，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沟通，并且在地区、民族、国家间深化合作与加强融合的基础上，谋求世界经济的普遍繁荣与世界政治的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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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篇3
〔作者简介〕杨智勇，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博士研究生；
林春逸，广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桂林541006。
〔摘要〕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新视野、实践的新主题以及发展的新维度，在全球化不断纵深发展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目标不能再局限于中国的发展语境，也不能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和顺应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而应该有更远大的追求和更广阔的视野，应该竭力探求如何在可操作的伦理规范下，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全方位、多层次融合到全球化的的进程中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引领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潮流，这不是一种霸权主义，而是一种国际责任。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2-0059-07
全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面临的最主要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现实。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化所映射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当前的全球化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同时也包含了政治、文化等多层次、多领域。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全球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全球化的视域中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背景、本质属性和发展路径，以及探究如何让“中国模式”变得更加稳定，发展更加长久，对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新视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辩驳也无法变更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发研究热潮。20多年来，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已经多不胜数（在中国知网资源总库中以“全球化”为关键词，搜索到的文献结果为206，138条，从发表的年度来看，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呈现一个井喷的局面），但究竟什么是全球化仍然是一个争议纷呈的问题。总的来讲，我们比较赞同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给全球化下的定义，即“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包含了诸多层面和维度”，它是“各领域、各方面的全球化模式实现了历史性回合与集中的独特时代，这些领域包括政治、法律和治理、军事事务、文化联系以及人口迁移，并且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各国都面临的全球环境威胁”。〔1〕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定义概总，而从微观来讲，我们则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等等诸多层面得出不同的定义和结论。但无论全球化的定义如何，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事实是，世界正逐渐变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等领域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正在不断加强。总之，全球化从来都不只是表现为世界发展的一种状态或结果，更重要的它表达了一个历史过程。在这里，这个历史过程不是特指经济全球化抑或是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而是指代包含所有层次、所有领域不断趋于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正如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向一样，全球化走向后全球化时代的趋势也不可避免，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什么是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究竟给人类带来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等。从历史角度来讲，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可厚非，但是关于这些利益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平正义的以及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公平正义却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和探究。正如罗尔斯所强调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
随着发展伦理学的兴起，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视野――国际伦理的视野去看待和反思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问题，逐渐将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的发展问题纳入到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探讨上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发展不公正问题上，人们也不再是默许和束手无策，而是积极寻求一些措施对旧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者重新做一些新制度的合理安排。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言，“争论的中心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也不是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的利用，而是对制度安排的总体格局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产生了对全球化利益的极为不公平的分享。问题不在于穷人是否也从全球化中获得了某些益处，而在于他们是否得到了公平的份额和公平的机会。为了克服给世界各地穷人提供极为有限的机会的不作为和障碍带来的问题，迫切需要对制度进行新的安排）进行改革。全球化应得到合理的辩护，但全球化也需要改革”。〔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浪潮而形成的，反过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成为推进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主要动力之一。因而全球化应该成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新视野，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孕育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全球化挑战进行主动回应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逐步地、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社会主义”〔4〕；而且更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需要有一个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国际平台，还需要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已趋于成熟，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关于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是真正将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这表明学者对从全球化的视野去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建设与发展问题的关注还是不够。然而，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研究还是建设实践，都必须提升到国际的层面，在理论上加强与国际间的制度比较研究，实践上加强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对话，这样既有利于我们的制度在学习和借鉴其他优秀制度成果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同时又有利于不断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发展模式和参考。
二、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新主题全球化正在凭借其极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并以极快的速度渗透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而我们无论是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还是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时，都已经无法绕开全球化这个主题。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主题都打上了改革开放的烙印，从根本上讲，改革开放则是中国迎合并逐步融入全球化浪潮的产物，无论这一迎合是主动还是被动。改革开放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同时又使得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重要力量。对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地球村”的一部分，真正融入到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来；而对世界来讲，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通过经济贸易、政治互动、文化交流和社会合作，逐渐上升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甚至时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动。
然而，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自身的发展问题总是中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5〕我们认为，这里邓小平所说的“怎么搞社会主义”，体现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很大程度上指的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全球化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新主题，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避不开全球化。“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6〕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同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且这一联系不断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世界的发展也逐渐离不开中国。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崛起必然备受世人瞩目，尤其是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至少是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成就的一个肯定），更加证实了中国是世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且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诸多领域逐渐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成功崛起无疑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信心，还使得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和广泛探讨，这就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新的国际责任，也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更多、更广泛的国际制度认同。
“一种制度之所以得以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制度及其统治下的人们对于该制度的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接受”〔7〕，这就是制度认同问题。尽管随着“北京共识”的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而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式提出，国内外社会各界都对这一制度体系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和广泛探讨，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已经获得了国际的普遍认同；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给中国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的改变和提高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中国人对这一制度体系完全认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认同取决于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为每个中国人带来幸福安定的生活；而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世人对这种制度体系的认同则取决于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中国能否设计和建成比西方资本社会更优越的、更有利于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体系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成功能否为世界其他国家的进步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可供借鉴的制度模式。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深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在制度安排和建设上已不可能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必须将全球化确立为新的主题，尤其是要立足于国际和国内时局的新情形、新变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实践不断融入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具体进程中去，既要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制度成果，也要分享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成功经验。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8〕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话语权，力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得国内国际双重认同。
三、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新维度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显然也包括社会制度。正如韦伯夫妇所言：“现存的各种制度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这是不可回避的。对社会的各种制度，如果不去深思熟虑地、不断地使其适应经常变化的时代要求而加以变革，那么这些制度终究是要崩溃的。”〔9〕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经常变化的时代要求”就是全球化，因而我们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时，必须转向一个新的维度。
全球化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新维度，在这个新的维度里，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讲无异于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因此必须利用好这把双刃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开辟披荆斩棘，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充分把握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加强国际间和区域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上的交流与合作；也要警惕和防范全球化带来的意识形态输出、文化价值渗透、制度移植甚至是国家干涉等威胁，并适时化解这些矛盾和威胁给中国发展造成的阻力和损失。
既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早已不能置之世外，我们就应该找到合理的方式和正确的路径去迎合全球化、适应全球化甚至是利用全球化。我们认为，这里的迎合、适应和利用应该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在全球化的视域下继续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与世界接轨，与时代同步，以经济全球化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以政治全球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以文化全球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承，以生态全球化引领科学发展观的践行。
首先，以经济全球化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在经济上能否很好地融入全球往往决定了其他层次和领域的成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积极参与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正是回答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经济全球化通常被认为是全球化最根本的表现形式，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也就要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更彻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里的彻底显然不是有些经济学者鼓吹的完全市场化抑或是自由化（因为自由化、市场化不是发展经济的万能膏药，如“拉美试验”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何平衡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律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平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健康、稳定、长久发展的关键。
历史证明，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途径，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仍必须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的有机结合，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仍要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借助于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集体经济的凝聚力、私有经济的活力，调动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各阶层的积极性，形成“合力”推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其次，以政治全球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在积极应对和融入政治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改革既要有明确的目标，还要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把握科学的方法。建成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尽管政治全球化不能等同于民主化的过程，但民主作为当今世界最普遍也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方式和制度形式，已然成为世界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正如卡尔・科恩所言：“民主已成为整个世界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11〕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然而，民主却并非世界和各国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而且民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又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适用于中国的民主并非完全是科恩语境中的民主。历史证明，中国不适宜完全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模式。所以“西方民主的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中国正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在政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并没有像苏联那样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找到适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始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一种彻底自由主义的民主观，他试图冲破当时的国家制度，创造比资产阶级更为广泛和高级的民主制。马克思的民主理论渊源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特别来自卢梭的人民理论，强调人民的绝对一致和权力至上”。〔13〕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更广泛的民主，既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又有别于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的特殊的民主政治模式，是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不断顺应和融入全球化发展潮流的产物，是在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而全球化不断拉近了国家和民族地区之间的距离，使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民主化过程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不变，又要力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创新和完善，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变化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找到这一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在国际中的定位，重新审视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并在相互尊重多元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生共融，既不能完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来否定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也不能片面地以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然后，以文化全球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承。这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4〕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体系，顺应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文化全球化”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社会各界对文化全球化的看法莫衷一是，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并不存在“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不过是对“全球化”概念的泛用；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全球化”是存在的，其主要表现就是“文化的趋同化”或“文化的同质化”，通过这种趋同化或同质化逐渐消融着多样性的“民族文化”；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我们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范畴，上述的观点都是文化全球化的表征或者结果。从根本上讲，文化全球化是人类交往不断扩张的必然产物，是始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形成的历史现象和发展趋势，然而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对文化全球化本身的思考和争论，而在于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在于如何处理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文化全球化至少不应该是通过文化的渗透与殖民而达到文化的同质化和一体化，而应该是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的共生共荣。因而，我们今天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文化全球化成为保护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的力量，而绝不是成为破坏甚至毁灭文化多样性的元凶。
在全球化的境遇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必须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方向，“只有牢牢地把握这个方向，才能既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又有力地抑制和消解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才能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15〕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全球化下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东西方文化碰撞、不同价值观念冲突，引发着人的内心世界中一场历史弥久的精神大地震”。〔16〕所以要警惕和预防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输出所引发的“精神地震”，处理好由文化全球化所引起的价值多元和价值冲突问题。在中国自身文化发展的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不应追求文化价值的完全统一性，而应该尊重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根源上讲，既传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源泉。在新时代我们倡导的是要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这种自觉自信一定是建立在尊重差异、尊重自由基础上的。
最后，以生态全球化引领科学发展观的践行。科学发展观，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就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等问题所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根本要求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发展理论的主导下，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经济的增长，从而忽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发展理念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理论的提出，促使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转向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转向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上来。随着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以及发展伦理学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从道德或者伦理的层面思考发展的价值问题，而实现由片面、单向、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也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绿色GDP”概念成为一种时髦不断深入人心。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是生态环境问题，那么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境遇里，这一问题注定是开放的国际性问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始终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的践行和落实必须要同生态全球化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生态全球化，主要是指由工业化和现代化主导下的不协调发展所导致的诸多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不断扩散并成为一系列的世界性难题，以及在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和危机上逐步达成一些共识和协作。一般来讲包括生态危机全球化和生态治理全球化两个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因为人类的自负和贪欲而逐渐恶化，这种恶化是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难以控制的恶性发展都使整个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并成为举世关注的全球问题。
生态危机全球化把生态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上了议事日程。联合国早就开始通过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以积极倡导并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该委员会还在1994年关于全球治理的报告中给全球治理下了定义，认为全球治理“是各种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者个人的――处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17〕这种治理模式主要是将国际间的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国际NGO通过联盟、法律、协议、论坛等方式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制定一套健全和完善的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用以提高全球生态治理的能力和效率。然而从目前来看，全球治理的成效是令人堪忧的，法国外长曾用5个“I”来概括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即不一致（Incoherence）、无效率（Inefficiency）、信息匮乏（Informationinadequacy）、不平等（Inequity）和资金不足（Insufficientfunding）〔18〕。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才会产生”。〔19〕全球治理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根本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和实现归根到底都是由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决定的，现实表明在物质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的前提下，要实现全球治理单靠联合国是不行的，建立更加合理、可行、有效的制度合约，明确国家和地区的职责和分工，并推动全球治理走上体系化、正规化、制度化才是当务之急。
无论全球治理的形势如何，我们必须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两个事实：一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向前，中国已成为世界这个“地球村”的一部分，中国显然不可能置身全球治理任务之外；二是新的科技浪潮不仅把发达国家送进了后工业化时代，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也送进了同样的时代，在这个深刻反思现代化的时代里，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不比任何发达国家少，然而由于物质基础和科学技术上的薄弱，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将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加严峻的任务。
好在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丧失信心，也没有迷失方向。发展理论的创新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面临全球治理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而且我们在治理生态问题的实践中也逐渐趋于规范化、制度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就为处理全球治理问题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而一种新的发展观正在全球范围内发酵、蔓延则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总之对于我们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四、结束语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业已形成，而且我们仍在不断创新和完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全球化的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问题已经引发了学界关注和探讨，能否取得国内国际的双重认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能否延续，而这将经历很长时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去证明。另一个需指出的问题是，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不是完全成熟和完善的，继续完善和创新仍是大势所趋，然而，从进程上看，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显然已经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革新与完善。因而，如何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层面的改革，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发展同全球化的全面接轨仍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和建设的根本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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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篇4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法；深度全球治理；新兴市场国家
中图分类号：D9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01-08
收稿日期：2012-07-0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法的转型”（201222101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国际法与中国应对策略研究”（10BFX090）；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2012）
作者简介：刘志云，男，江西瑞金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一、导论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急剧变迁，世界如何治理即“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法律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秩序的基础与工具之一，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也一样。实际上，在全球治理中，国际经济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全球治理的实施机制呈现多样化状态，要比具体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更加广泛，但与其他实施机制相比，后者在“稳定性”、“确定性”、“责任性”、“透明度”、“有效性”等方面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因而成为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同时，全球化改变着长期以来单纯依赖国家层面的治理形式。这时，国家仍然是主要的行为者，但有效的全球治理要求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不同层面的行动协调在一起，形成网络化与多层次的治理结构。面对这一变化，国际经济法必须要遵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客观规律，适应其内在要求以及发展变化，以改变或创新具体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形式，促进全球治理的进程。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继而发展成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货币泛滥、欧债危机、经济低迷等各种问题，使原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世界应如何治理”再一次成为国内外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哪一种方案或制度安排会一成不变或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们所针对的问题，而是需要根据现实基础的变化不断地做出修改或调整，解决了现存的问题又必须面对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新问题。全球治理亦是如此。金融危机席卷世界，表明全球化及其影响已经往深度拓展。此时，全球治理需要做相应的变化与调整，并往深度与广度方向发展，即进入“深度全球治理”的更高层次。
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社会见证了全球治理的重大调整与变化，尤其是表现在传统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的颓势以及新的治理中心的崛起上，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无能为力；世贸组织（WTO）多哈会议的止步不前；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等在危机治理中脱颖而出，迅速崛起，形成新的全球治理中心。同时，无论是全球治理模式或权力的调整，还是治理手段与方式的改变，都要求国际经济法做出适应性的发展、变化乃至转型。
二、深度全球治理视野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事实上，在后危机时代深度全球治理的视野下，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架构与运作模式，国际经济立法的价值观念、形式、内容乃至执法与司法的操作实践，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与改变。
首先，在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结构中，发展中国家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呈现上升姿态。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后续影响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给予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长期失衡的权力结构得到一次重大调整，在权力的金字塔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得以上升。反映到国际经济组织与国际经济立法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权力与地位总体呈上升趋势，发达国家的权力呈相对缩减状态。虽然在总体上仍然是发达国家占据权力的主导地位，新兴市场国家居于权力的边缘，但权力对比的悬殊度显然有所降低。具体来讲，在危机的治理与机制的调整过程中，一些新生或原本处于弱势的国际经济组织如G20、FSB、BCBS等，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危机爆发前，全球治理的核心权力控制在发达国家组成的7国集团（G7）手中；危机爆发后至今，G20却一跃成为危机治理的中流砥柱。2009年，G20的领导人正式宣布，该组织已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与原来的G7相比，G20将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及韩国等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扩容进去，从而将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从原来由发达国家垄断转变成与新兴市场国家有限共享。同时，危机治理中表现突出的BCBS与FSB等，也实现了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2009年3月，原主要由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或银行监管当局组成的BCBS吸收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和俄罗斯等为该组织的新成员。2009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G20金融峰会决定，将FSB成员扩展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G20成员国。此外，IMF的投票权也在2010年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无疑，以上国际经济组织权力结构的调整，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影响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对其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力大小所作出的与影响力相符的一次重大调整。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全球治理的权力核心的事实，也将对相关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以及制定与执行的规范或文件的内容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更大程度上体现出国际社会的各种诉求。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国际社会对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进行了一次重大反思与检讨，并由此开始修正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一味围绕资本权益而罔顾对其合理规制的原有治理模式，限制资本的权力赋予其必要的责任成为新的特点之一。无疑，在过去几十年竞争资本的大比拼中，国际经济立法成为一场赋予资本权益忽视资本责任的“过度自由化”立法。在国际贸易立法方面，强调尽量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而忽视赋予进出口商的社会责任；在国际金融立法方面，推动金融自由化成为主旋律却忽视对金融风险有效监管的必要性；在国际投资立法方面，立法理念日益倾向于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国家对资本应保有的必要管制之权不断收缩。而危机的爆发，则对这种权力与义务严重失衡的自由化立法敲响了警钟。
在国际金融立法上，先前“放松管制”的监管理念已经发生根本逆转，转变成对有效监管的强调，“深化微观审慎监管”、“重构宏观审慎监管”以及“强调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等成为立法的主旋律。近几年来，为了加强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相关的国际金融组织包括FSB、BCB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从2009年以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2010年1月，FSB了《增强国际金融标准实施的框架》，详细阐述了在后危机时代对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整合与实施计划。2010年11月，在G20峰会上获得通过的《巴塞尔协议Ⅲ》，在延续了以往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理念的基础上，从更宽广的视角理解风险，在监管制度层面确立了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将银行监管延伸至整个金融体系及实体经济的层面。同时，在国际投资立法上，原来紧紧围绕投资者权益的立法理念也得到调整，“平衡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利益”成为新的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内容上，原来一度被新自由主义者视为“洪水猛兽”的包括东道国为了公共利益的征收权、国家安全例外、临时安全措施、审慎措施等体现国家对跨国公司管制的条款，被重新纳入或考虑纳入作为国际投资法最重要的渊源的双边投资条约（BITs）中。很多国家也开始审慎对待国际投资仲裁条款与ICSID机制，并在涉及国家征收赔偿的问题上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中在“赫尔原则”的攻势下全面败退的“卡尔沃主义”的价值所在。此外，在国际贸易立法上，对于WTO有关贸易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谈判中，成员方表现出更多的焦虑与迟疑，甚至多数成员方已默认“多哈回合谈判”名存实亡。
再次，全球治理突破了单一的国家权威主义，构建了一个由国际组织、国家、亚国家机构、公民社会、私人机构等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全新治理模式。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成为突出之处，并对原有的“国家本位”传统治理观进行了淡化与限制。当全球治理往深度发展时，这种淡化“国家本位”的要求更加明显，而这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过去由国家垄断国际经济组织与国际经济法的谈判议程、议题供给以及不同领域的议题分割状态将被进一步改变，不同领域的议题以及立法从原先的彼此隔离向相互联结转型。例如，原先环境、劳工、人权等议题一直被视为是环境立法或社会立法领域的议题，长期被参与国际经济立法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抵触。但在非国家行为体的不断努力与推动下，国家开始改变这种态度，在后危机时代这种态度的转变愈发明显。如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PP），并在2010年3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启动首轮谈判，谈判议题涉及农业、劳工、环境、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原产地标准、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文本整合等，实现将环境、社会议题与传统的经济议题打包在一起。再如，最近几年新出现的BITs范本也对环境或劳工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回应，在2012年出台的美国BIT范本最具有代表性，它大大扩充与强化了缔约方的环境和劳工保护的义务。此外，对于国际经济组织来讲，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参与和推动，则使其在履行经济职能的同时向包括社会职能在内的其他职能扩展，呈现出由单一职能向多元化职能演变的趋势。例如，G20在2008年成立之时，只是旨在解决当时碰到的金融与经济方面的问题，但在后面两年经过与市民社会的反复互动后，包括扶贫、裁军、人权、环保、气候、发展、教育等许多非金融方面的议题也开始或即将进入G20的视野。此外，在危机治理过程中，G20、FSB、BCBS之间的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互相配合，紧密合作。这几年BCBS与FSB制定的重要文件甚至都是通过G20峰会首次，这种现象在以前实为罕见。
复次，在深度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与运作程序，国际经济立法、执法以及司法程序，都将进一步向非国家行为体开放，从而向民主化与透明性方向转变。在传统上，国际法的立法与实施，总是由国家或国际组织来组织，排斥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不过，近十几年来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程序中也开始有限地容纳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打击了国家的权威性，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决策与运作，参与到国际经济立法谈判乃至执法、司法等的意义与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同时，他们的参与渠道也得到进一步畅通，对谈判与决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例如，在第一次的G20会议，即2008年11月的华盛顿会议，并没有关注与公民社会互动的问题，不过随后召开的各种峰会中，G20通过各种官方文件以及实际行动，建立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机制，其中诸如“对话”、“监督与评估”、“替代峰会”以及“抗议”等多种互动形式使得G20与公民社会能够处于良性互动状态。而最近的国际投资立法也表露出这一点，如BITs范本更加强调了参与性与透明度问题。以2012年美国BIT范本为例，新增的透明度规定的约束对象不仅包括东道国，也包括了投资者，从而更能体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同时，与以前包括2006年修订的《ICSID仲裁规则》的相关条款、《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的内容以及美国以前的BIT范本相关条款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开放度相比，新的美国BIT范本的规定更加详细，也对缔约方在立法方面提出了更高的透明度要求。至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后危机时代，随着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将进一步往民主化与透明度方向迈进，全球治理中的“公正性”与“参与性”将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这种发展方向，将使得自身内容更加合理与全面。
最后，面对深度全球治理的需求，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从以前侧重对“国际硬法”的强调转为“硬法”与“软法”并重，正式的机制安排与非正式的机制安排相得益彰。危机之前，在确定性的偏好驱使下，国际社会更多地强调“国际硬法”以及正式的机制安排。不过，这种现象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得以改变。危机爆发以来，在全球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建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是BCBS、FSB、IOSCO等而不是传统的IMF、WB。至今，FSB、BCBS、IOSCO已先后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新规，使国际金融治理开始步入一个新的轨道。但这几个国际经济组织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国际经济组织，也不具有国际法上的人格，它们的参与主体甚至不是各国的中央政府而是诸如中央银行、银行监管当局或证券监管当局等次国家行为体。因此，它们在本质上仅是一种非正式的机制安排，所颁布的文件没有国际条约般的法律约束力，充其量只能算是“国际软法”。不过，虽然这些“软法”区别于正式的国际法律制度，但不表示它们的效力低微。相反，正是这些必须靠相关主体自愿执行的“软法”，推动着全球金融秩序从混乱重新走向稳定。同样，近几年在全球治理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G20，在本质上也只是一种非正式的国际机制。该机制的建立没有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或“”作为基础，机制建立后达成的国际协议和国际承诺也不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约束力。
三、深度全球治理视野下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原因分析
无疑，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原有的全球治理的理念与模式遭受重挫。危机治理的本身，即意味着这是一种对原有模式的反思与纠偏的过程。对此，我们还得从主导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全球治理乃至国际经济立法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说起。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底蕴的政治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在1979年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之时，迅速从单纯的经济思想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强势话语”即新自由主义理论，广泛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同时，随着这一思想的广泛传播，市场化改革风靡全球，市场经济体制迅速成为世界各国最为流行的经济发展形式。而共同市场经济体制基础的形成，则大大加快了国际经济关系的自由化步伐，原先带有强烈地域色彩并严重阻碍市场要素流动的法律制度必然需要逐渐消除，并被有利于国际流动的制度代替。拆除传统制度所造成的市场壁垒，建立消除歧视或优惠、充分竞争、有序运行的自由市场环境，让市场要素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运作，正是晚近以“自由化”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目标。
无疑，新自由主义推动了最近三十年以促进资本流动与保护资本权益为核心的全球化运动，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国际经济立法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立法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巨大的“合法性”危机：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理论以“经济效益”与“程序正义”为中心，认为除市场本身外无人能够决定分配结果，即否认了自由市场可以与“社会正义”兼容的观点。这种理念推动了以资本流动为核心的全球化，却忽视了对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化给全球社会带来负面作用的理性规制。反映到国际经济立法方面，即表现为过去几十年来在总体上以“程序正义”为倾向，不充分考虑各国的实际国情以及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盲目要求加快自由化步伐。在要求各国市场向资本开放的同时，却未能为市场开放过快伴随而来的经济安全与金融稳定问题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从而导致“国家与资本”之间的权益失衡。同时，晚近国际经济立法一味追求自由化对资本的巨大效益，却忽视对由此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导致“资本与社会”之间的严重权益失衡。另一方面，在以资本效益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全球治理追求效率与速度，至于参与的民主性、价值的公平性、程序的公开性等抵达“善治”的基本因素，则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反映到国际经济立法方面，表现为追求立法效率最大化成为一种偏好，甚至为此不惜使用“暗箱操作”等手段，忽视立法的民主原则与透明性问题，也由此导致立法内容对正义价值的偏离，从而加剧了“资本与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的权益失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最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所埋藏的隐患与问题的一次集中表现。面对危机，国际社会不得不痛苦地反思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所存在的问题，这种反思也带来对全球治理的模式与手段的变化，推动对“资本与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权益失衡的调整。反映在国际经济法上，即表现为深度全球治理视野下国际经济法的转型。当然，以上是基于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对全球化、全球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法存在问题的根本上或理念上的原因分析。除此外，我们还可以对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原因做出更具体的解释：既反映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所发生的变化，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资本与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一度失衡的权利义务进行纠正的努力。
第一，无论是更宏观的全球治理的权力体系，还是细化到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权力架构，归根到底都是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深层次力量对比的反映。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及危机后经济发展的乏力，原来主导全球治理的发达国家的“硬实力”与“软实力”遭受重挫，它们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受到冲击；而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由于程度的不一样以及最近十几年来经济的强势发展，从而使它们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得到一定提升。同时，在“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信念下，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也有意地将二战至今“美国霸权体系下的全球治理”的巨大成本做出一点分担。由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与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权力得到相应扩张，作为它们的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甚至一跃进入决策的核心圈，G20、FSB、BCBS等向新兴市场国家扩容就是这种例证。而一些传统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结构也作出了调整。例如，2010年10月，IMF的决策机制举行65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其投票权将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从而更好切合当前国际经济结构中的经济实力对比情况。自此，美国、日本、“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四个欧洲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成为进人IMF资本份额前十位之列的经济体。其中，中国的份额从原来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扩大了在该组织中的话语权。
从效果上看，将新兴市场国家纳入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核心，也是符合全球治理所追求的“善治”目标。全球治理的效果是否为“善治”的两个紧密联系的评估标准，就是“公正”与“参与”。新兴市场国家加人，使得参与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决策的国家更加广泛与更具有代表性，能更好确保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组织运作中的“国家间正义”，从而使得它们的“合法性”得到增强，满足全球经济治理的“善治”追求。例如，G20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成员的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显然，与G7相比，C20有着更大的“合法性”。同样，BCBS、FSB将新兴市场国家纳入权力核心，IMF的投票份额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一定比例，也意味着更能满足追求“善治”的需要。
第二，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而不是单纯国家参与的治理。因此，评价“善治”“公正”与“参与”之标准的范围，还必须扩充到非国家行为体方面。这里的“公正”，不仅要实现国家之间的公正即“国家间正义”，也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即“个人正义”，甚至需要满足以全人类利益为视角的“全球正义”之诉求。对于非国家行为体来说，后两种“正义”才是它们的主要目标。而这里的“参与”，还涉及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参与问题。无疑，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之前的全球治理在“公正”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除“国家间正义”没能很好体现外，非国家行为体对“个人正义”与“全球正义”的诉求，也是更多处于被罔顾的状态。由此，深度全球治理的发展，不仅要重新审视国家之间的正义，也必须适当兼容与满足非国家行为体对“个人正义”与“全球正义”的诉求。回顾国际法的发展史，我们将会发现，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之后，国际行为体集中于国家，以实定法为基本表现形式的近现代国际法围绕的公平价值观局限在“国家间正义”的范畴之内；赋予每一个国家或民族以相等的权利与义务的道义规则，成为近现代国际法的追求目标。与此相应，“个人正义”与“全球正义”基本上被排斥在近现代国际法的价值观范畴之外。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与全球治理的需求出现，当代国际法所立足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在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国际立法以及国际法的适用方面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固守“国家间正义”的当代国际法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非国家行为体所提出的“个人正义”或“全球正义”等价值要求对其带来巨大冲击，国际法自身不得不采用新的价值定位进行审视。当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间正义”作为当代国际经济法主流价值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但适度兼容“个人正义”与“全球正义”，是适应全球治理的合理价值定位的需要，也成为国际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与“公正”紧密相关的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问题。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社会生活的参与度是影响全球治理效果的重要方面，如果它们的参与度不够，就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难以确保“公正”，因而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当前许多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其根源之一正是规则的制定以及相关组织运作的程序中存在着严重的“民主赤字”。因此，仅仅强调国家的参与是不够的，还必须拓宽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渠道以及参与力度，才能克服这种“合法性危机”。从效果上讲，鼓励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参与，有利于照顾到各种利益以及均衡各种价值诉求，从而加强国际经济立法以及相关组织的运作的公平性。同时，鼓励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可以为国际经济立法与相关组织的运作追加一层监督，防止某些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有悖公平理念的国际经济立法或决策出台。鉴于此，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经济组织必须面对的早已不是非国家行为体能不能参与的问题，而是怎样参与才更有效率，以及怎样协调好参与中的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矛盾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善治”的追求目标之下，随着全球治理往深度迈进，非国家行为体对“个人正义”与“全球正义”的诉求将会在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谈判中得到更多的反映。立法与谈判议题的提供不再由国家垄断，来自非国家行为体所提出或促进的议题将更多地进人讨论范畴。同时，议题交叉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包括经济、社会、人权、环保等方面的立法将会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同时，国际经济组织的职能扩张以及外联活动的开展也成为必然。而拓宽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经济法的司法以及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执行过程的监督，提高相关程序的透明度，可以看成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的延续，是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决策所取得的成果的制度保障。
第三，在过去，对于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形式，国际社会更习惯强调与关注以国际条约与正式的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硬法”，认为只有“国际硬法”才能够真正起到“服务”、“约束”、“惩罚”等方面的作用，从而促进国际合作，在国际经济领域也一样。然后，国际社会不同于国内社会，其仍然是一个权力斗争分外激烈、问题非常敏感、条块分割非常严重的一个无政府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之间对于正式国际条约的谈判成功率非常低，谈判效率更是让人失望，即使谈判成功也经常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执行主体致使这些条约运转效益低下，甚至处于空转状态。因此，面对深度全球治理的要求，在正式的国际经济条约一下子无法达成，甚至在当前不适合达成正式条约的问题领域，鼓励更多的国际软法或非正式的机制安排将是一种更可行的办法。由于它们可以避开这一敏感问题，有时候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接受与实施。例如，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相比，G20显然是“很不正式”的，但从国内与国际政治互动的角度看，非正式性使得G20机制以及所颁布的相关制度具有协调国内与国际政治需求的优势；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非正式性使得G20机制以及所颁布的相关制度在全球治理中的灵活性大大增加。因而，在G20机制发展进程中，非正式性成为其优势而不是劣势，这种优势将继续得以保持。同时，从实践来看，随着全球化的演进，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国际软法尤其是“私政府立法”开始构成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的非正式渊源，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面。从效果上看，“国际软法”与“国际硬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交互相应、相辅相成的。总之，面对当前深度全球治理的要求，国际经济法必须进一步改变以前单纯强调正式的国际条约的形式，转变为“硬法”与“软法”并重，以多种形式的国际法律制度来适应与推动全球治理往深度方向迈进。国际经济组织也一样，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安排各有其用武之地，各自填补全球治理所需要的不同功能领域。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全球化虽是当今时代的重要历史现象，但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并且全球化发展早期的特征和影响已经到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并被给予了透彻的分析。经典作家生活在全球化已开始的时代，他们虽然没有使用全球化概念，但是已经自觉地从世界的视角、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和判断是全球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视角是全球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他们的研究和分析对社会主义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可以说: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是我们理解当代全球化问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指导。
2.中国共产党关于全球化的观点
毛泽东分析论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这一变化，明确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现象，帝国主义的特征、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不因为种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或作用决定它的存在。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时存在或消亡。但全球化条件下帝国主义的新发现，赋予无产阶级以新任务。
江泽民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化问题倍受人们关注。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问题，对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总体上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好处。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处于“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胡锦涛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必须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同时，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二、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主要可以概括为: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球化三个方面。具体来说，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加强，资本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资本的跨国流动促进了国际经济一体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全球主义的属性。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了全球的范围。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地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关系的绝对统治。市场成为永恒的、决定一切的力量，在其驱动下，资本实现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好处。从经济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极大的财富，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极大的丰富了人类的物质财富，科技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全球时代，创造财富的资源发生了变化，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源。
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诸多弊端。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加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情绪。随着国际资本的优势地位的产生，资本开始跨国流动，出现了“跨国资本阶级”。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绝对收入下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环境污染也在全球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污染重的工业转移至落后国家，表面上将污染转移出去，而人类生存的环境圈其实是没有国界的，面临的环境威胁也是全球化的。
三、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
今天，我们党“应当汲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世界历史理论的源头活水，充分借鉴‘新左翼’的观点和方法，批评和扬弃西方主流派的全球化理论，立足于当今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全面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加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化并存，是当今时代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开放性与自主性辩证统一的方略，借鉴前人、少走弯路的后发优势，采取开放引进、综合创新的后发战略，最终达到以柔克刚、以弱制强、后来居上的战略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中，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困扰，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政治上摆脱旧机制的束缚，经济上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有效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当前，我们要努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完善各行业的监管体制，维护各方面的稳健运行;扩大对外开放，维护国家安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努力做到经济贸易与环境、人口、资源协调发展，下决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114.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篇6
在全球遭遇金融风暴冲击的大背景下，本次G20伦敦峰会被认为是数十年来最重要的首脑峰会。这次G20峰会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政治领导人之间就未来可能要寻找的新的替代性的货币金融系统，开启了多方对话的新空间。
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G20峰会上的表现并不预示着中国要开始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我国历来的主导战略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并没有改变。有观点认为，“全球很多国家都有意识抬高中国，把中国推到风口浪尖上，在很多领域上塑造一个中国的声音和形象，然后跟发达国家特别是跟美国能够对抗”，这未必就是事实。
金融监管是重要共识
这次峰会意味着在当前全球金融风暴下面，全球的政治领导人为全球治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为避免以后再次出现大规模的系统性的金融风暴，来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和来修补原来的全球金融体系和体制漏洞的一系列新活动的开始。
我觉得，已经公布的G20峰会取得的成果，总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至少在六个大的方面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共识。
其中，比较重要的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出资的金额，两年加起来估计预算将达到1.1万亿美元。其中大头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基金，他们现在的援助基金是2500亿美元，根据G20取得的共识大家同意增加5000亿美元；二是在金融监管方面，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共识。其实金融监管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的。因为金融危机的源头现在普遍被认为是出在金融监管上面，金融的自由化导致金融的创新走得比较快。
因此，加强金融管制，特别是建立比较透明的监管制度，有益于防止类似的金融危机以后再次发生。这是这次金融峰会取得比较重要的共识。
中国话语权初次体现
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总量决定了一个国家讲话的能力。3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只占全球只有1-2个百分点，微不足道，而今天已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15%左右的规模。因此，中国在国际事务当别是在全球的金融和经济的事务当中，声音开始越来越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中国对很多事情不发表声音、不发表言论才是很不正常的。
即使没有这次的金融风暴，没有全球的经济衰退，我认为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系统和国际储备系统也到了改革和改进的时候。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的特别提款权制度没有得到很好执行，而且特别提款权分配的方案，各国还是体现捐赠的额度状况，发达国家就拥有了特别提款权里面大部分的权益，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拥有的权利比较少。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本次G20峰会之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央行行长都表示，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拿出可替代的世界货币（“世界元”）方案。这些言论也受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支持，包括著名的英国、美国学者也发表文章来呼应支持中国的言论。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马上做出反映，维持美元目前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英国跟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当然有不同的意见。
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我国提出的替代方案建议并不等于马上可以建立起国际货币（“世界元”）取代美元，但是开启了我们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地研究、对话和讨论――寻找新的国际货币储备系统的口子。在将来一段时间里面，全球各国都会关注这个问题，寻找替代美元新的储备货币的系统。
尽管G20会议上并没有很好地讨论这些方案，但是中国的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如果能够让世界货币储备体系的替代方案思考，引起全球更多政治家、学者以及公众的关注，也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金融风暴何时是尾声
对于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到底何时是尾声，我觉得还是比较难预测。从海内外的媒体上确实看到和听到，大概八成以上的学者会倾向于判断这次金融风暴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结束。但是，也有少数学者，他们持比较乐观的分析和判断，认为全球经济今年年底就可以触底回升，明年就有望复苏。当然，即使是“复苏派”内部也是有分歧，就是全球经济复苏到哪一年，是复苏到2006年、2007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还是复苏到10年前的水平。
总体上说来，我个人是一个谨慎乐观的学者。我认为，全球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的打击，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这些国家来说波及很深，我国的出口遭遇到了重创，对国内的经济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失业。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它们主要的就业是在金融领域和服务部门，所以它们也有大量的失业问题。观察这次G20伦敦峰会的主题，主题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稳定”，一个是“增长”，还有一个是“就业机会”。其实，就业和增长是目前全球经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在这样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中，全球经济几乎无一例外遭遇到这种打击，产生这么多的失业人口。现在各个国家领导人都把解决国内的失业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篇7
2016年经济全球化进程受挫，2017年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仍然存在许多风险。“反全球化”浪潮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又会如何演变？对全球经济将产生哪些影响？怎样应对全球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将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近日，《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就上述话题采访了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请他为我们解析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动力。
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抬头
中国经济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强调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你怎样看待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浪潮？
马丁・沃尔夫：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出现了两次全球化，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出现在最近30年。第一次全球化因为战争和经济大萧条而全面崩塌，而第二次全球化则面临着经济危机和区域矛盾所带来的严重威胁。第二次全球化所造成的财富迁移、移民等问题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强烈抵制。
在我看来，目前全球自由化受到了一些挫折，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抬头，但是在贸易领域的反全球化趋势还没有完全显现，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以从2000年以来的美国政策中看出一些反全球化的端倪。第二，特朗普当选总统更加证明了美国反全球化的倾向加剧。第三，特朗普成为总统意味着美国会更多地实施反移民措施。
但是目前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美国如果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影响，将会给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带来不确定性。美国如果采取经济封闭政策，就将会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经济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英国并不反对自由贸易
中国经济报告：在讨论反全球化的议题中，很多专家会将英国脱欧视为一个重要信号，你认为英国脱欧会给全球化带来什么影响？
马丁・沃尔夫：我认为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的性质并不相同，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因此，英国脱欧对全球化的影响也没有那么重要。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英国脱欧会减少与欧盟的经济贸易，但是英国仍然鼓励自由贸易，所以英国在经济上仍然会继续保持开放的姿态。人们在讨论反全球化的议题时经常会以英国脱欧来举例，但事实上英国脱欧和反全球化之间并没有很大关联，英国脱欧是由欧盟的法律法规引起的。英国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几千年来，英国一直是支持鼓励自由贸易的，这种精神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改变。
在移民问题上，英国脱欧与特朗普有异曲同工之处。近年来，英国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但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远比我们预期的要多得多，这似乎成为无法控制的移民潮。
19世纪中期，从第一次全球化开始时，美国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十分庞大的国家接纳了大规模的移民，那时美国的政策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是异类。美国共和党当时想要组建一个自由贸易平台，没有中央银行，反对法律法规，但他们保护国家政策，保护政党，从而保护产业的发展。可以说，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共和党人的精神，他对产业进行了保护，其政策也是经济国家主义的一种体现。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相似的做法，但是英国却没有。这是因为英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其本身就是贸易的产物，传统上也是一个贸易国家，所以英国不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英国脱欧是“黑天鹅”事件吗？
马丁・沃尔夫：我认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是“黑天鹅”，而是小概率事件。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如此多的小概率事件同时发生是非同寻常的，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政治上开始失去效能，人们对国家经济、法律、制度、机构的信心丧失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治体系被颠覆。当这些体系变得十分脆弱时，改变就有可能会发生。例如，在1914-1945年间，整个世界都在经历重大革，美国在二战后树立了大国形象，积极影响其他国家，然而那个时代已经终结。
政治变革是跳跃的，压力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堆积之后就会彻底爆发。这正是英国脱欧的情形，不是“黑天鹅”，而是火山爆发。事实上，当前火山爆发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的阶段与一战、二战之间的阶段非常类似，全球政治经济都充满了不稳定性，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报告：当今世界反全球化浪潮出现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马丁・沃尔夫：反全球化的出现是因为各国没有达成有效共识，所以未来不同国家之间很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争，这将会使经济全球化严重受挫。但是，反观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可以发现，各国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共识。在我看来，当前全球化受挫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将全球贸易利益进行合理分配。我们没能帮助人们去适应全球化的贸易规则，使得人们错误地将罪责归因于全球化带来的外来人口。同时，经济危机又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使得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合法性开始发生转变，所以美国人民会选择特朗普当总统。
中国的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哪些问题？你对解决这些经济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
马丁・沃尔夫：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非常特殊，从本质上看与日本、韩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相比，又有其特殊之处，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体量很大，所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更大。
目前，中国仍处于发展初期，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过早出现萎缩。中国有很高的GDP、巨量的投资和储蓄，但是中国过早地到达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未来可能会面临GDP下降的问题，所以中国需要在经济转型中寻找新的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经济转型需要同时做很多方面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靠国内创新，而不是技术进口。同时，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创新需要覆盖到足够广泛的地区。
中国的储蓄率是全球最高的，储蓄已经达到GDP的50%，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且快速增长的产业都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十分巨大，对金融投资的需求在下降。与2007年相比，中国的投资有了显著提高，但是GDP的增长速度却在放缓，所以投资率会降低。预计10年以后，中国的投资大约会占到GDP的35%，这将会带来负的需求冲击。为应对这种情况发生，中国应当努力将资本从储蓄转化为消费。在我看来，中国大约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经济转型。我非常担心中国在10年以后可能会面临与日本一样的问题，即债务太多、消费太少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目前正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你认为改革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如何评价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马丁・沃尔夫：对于中国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分重要，所以当前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是非常正确的。中国要提升经济质量，就必须要进行经济转型，优化经济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控制信贷过快增长、提高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是中国此轮改革的两个重要任务。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1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0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5-085-07
吴易风教授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吴易风教授的研究工作起始于60年代初，他的第一部著作《空想社会主义》完成于1965年，经过长期精心的修改，于1980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部经济学著作《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于1988年完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此为开端，吴易风教授完成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一、对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1科学界定古典经济学。关于如何界定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外经济思想史学者们一直存在不同观点的争鸣和论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一直拒绝接受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的论断。吴易风在《英国古典经济理论》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古典经济学范围的窄、中、宽三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批判了西方经济学有意抹杀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界限，拒绝承认庸俗经济学的客观存在，揭露了西方经济学替资产阶级辩护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于1830年从古典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当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吴易风教授根据马克思对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的理论的论述，在经过长时间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分为产生、发展和完成三个历史时期，确定了配第、洛克、诺思、康替龙、范德林特以及“斯密的那位匿名前辈”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代的经济学家；确定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时期的经济学家；确定了李嘉图以及威斯特、巴顿、琼斯、拉姆塞等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时期的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后来国内出版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所普遍接受和推广。
2恢复亚当‘斯密比较优势原理首创者地位。西方经济学家和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普遍坚持这样的观点：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原理，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也就是说李嘉图是比较优势原理的首创者。吴易风教授根据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认真研究，提出了亚当·斯密不仅有绝对优势原理而且还有比较优势原理。“比较优势”在亚当·斯密著作中是以相对优势概念的形式论证的。这样，吴易风教授就指出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与亚当·斯密相对优势原理的一致性和继承性。不仅如此，吴易风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约翰·穆勒以及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马歇尔、艾奇沃思、哈勃勒、米德、赫克希尔、俄林、萨缪尔森等人对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发展”不过是对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庸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一步一步地去掉了作为比较优势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基础。吴易风教授还站到了一定的理论和历史高度，指出了比较优势原理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是为英国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现代比较优势原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武器。吴易风教授批评某些国内学者迷信比较优势原理，主张接受现行国际分工模式，认为今后我国仍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继续为外国打工。吴易风教授指出：“我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方面是有优势的，但绝不能只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也不能只满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要成为社会主义大国不能指靠人家，要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独立自主地加强科学研究，加强前沿性技术研发，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进入科技经济先进的行列。”吴易风教授关于比较优势原理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指导一国如何独立自主地建立本国的经济体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国内一部分没有深入研究过经济思想史的人来说，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往往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同的现代经济学。面对学术界存在的这种混乱，吴易风教授引用西方有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领域里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的两种对立的经济思想体系。
陈岱孙先生晚年曾题词“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对此吴易风教授十分认同。国内许多经济学家都不主张全盘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而是要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但关键问题是确实有人以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为名，行盲目照抄照搬其理论体系之实。那种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宝库的人，在口头上也称自己是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有用成分和全盘照抄照搬其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吴易风教授用一个医学例子予以说明。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机体，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手术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来。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有用的东西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只有这样，才能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在这里，吴易风教授事实上为经济理论界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理论问题：即使是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我们对它进行吸收借鉴也不能够没有革命性改造。这与吴易风教授批判学术界有人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性，主张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的价值体系是相一致的。
19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二者谁应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实践的基础理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范式危机”的争论。一方认为西方经济学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另一方认为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的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对此发表文章支持前一种观点，他提醒国内学者和广大读者，不要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础理论，更不要盲目地把连西方学者也批判和否定的洋教条当作真理在中国广为宣传。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理论。他指出，“必须记住，西方经济学并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象逻辑学或语言学那样的社会科学，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大量的意识形态成份。”他还系统地引证西方学者沃伦·萨缪尔森、彼得·怀尔斯的观点证明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并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学改革不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洋行的小贩，我们的经济学领域就会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4如何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教授和王健教授合作的《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一文，为科学地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众所周知，在数学领域里数学家用函数表示集合之间的映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把函数关系应用于分析生产领域里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吴易风教授肯定西方经济学家对函数关系的这种运用。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能够用于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但是，吴易风教授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的生产函数是以萨伊的生产要素论为理论基础的。吴易风教授秉承唯物辩证法的辩证否定观，一方面肯定了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函数关系描述生产中的投入产出关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否定西方经济学家以生产要素论作为生产函数的理论基础。在该文中，吴易风教授建立了奠定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全新的生产函数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按照这种对待西方经济学的辩证否定观，吴易风教授分别在经济增长理论、产权理论和宏观调控理论等重要理论方面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并进一步进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易风教授长期耕耘在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教学领域，早年他和高鸿业教授合作在《教学与研究》上连载它们的西方经济学讲稿，后来分别于1998年和1990年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下）两册教材。这部教材为后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织编写的《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奠定了基本的范式基础。2009年吴易风教授和颜鹏飞教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课题组首席专家率领课题组全体成员共同编写了《西方经济学》教材。该教材不仅坚持了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对许多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沿理论也做了最新的介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一部优秀教材。
二、对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最新研究
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有两件大事影响世界经济：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则是始于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别对这两大事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
1关于全球化本质的理论阐释。吴易风教授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首先从全球范围内推行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两种运动考察开始。通过对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起，至2002年6月八国峰会在加拿大举行止这样一段时间反对全球化运动的考察，揭示了推行全球化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则是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各阶层人士。他们之所以反全球化，据说是因为全球化加大了贫富之间的不合理分配、剥夺了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就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资本主义。
吴易风教授进一步考察了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在讨论全球化的问题时，人们大都只从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出发来理解全球化。西方学者通常把全球化定义为：“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针对这个全球化定义，吴易风教授用大量事实证明：“发达国家的资本或资源这种生产要素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无拘无束地自由流动，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却不能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可见，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这个定义，并没有反映当前现实的经济全球化的实际。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全球化呢？吴易风教授以他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宽广的视野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和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过科学地证明，得出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最终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将是无阶级的、大同世界的社会主义全球化和共产主义全球化。至于“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作《共产党宣言》时，就已经做出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目的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吴易风教授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企图使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演变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时期的全球化和我们今天现实的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是全球化最深刻的动因。”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
吴易风教授认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涉及经济、技术、民主和人权、法律、文化、语言等在内的全面的全球化。这些全球化内容既有反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的合理成分，更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同化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使世界成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图谋。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于经济全球化，吴易风教授提到要反对以私有化、自由化、非调控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要反对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
当前，一方面，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现实的全球化的利弊问题呢？吴易风教授认为，全球化的“利和弊都是对特定的主体来说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和利益，全球化还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吴易风教授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在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第二，在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时，一定要反对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特别是图谋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私有化；第三，在扩大对外开放时，一定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反对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2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跟踪研究。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国际性金融危机。吴易风教授撰写了系列文章跟踪研究这一轮危机的文章，并于2010年把这些论文整理成册，出版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一书。
首先，吴易风教授用详实可信的资料阐述了从次贷危机到信贷危机，再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演进过程，深入探索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因和根源。他指出起因于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与美国经济中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以及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这一金融衍生产品有直接关系，这类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制造了次贷泡沫，其实质既是满足政客们建设“所有权社会”所需要的手段，更是金融寡头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次贷泡沫的破灭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信贷危机、银行危机以至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由于美国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迅速蔓延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危机。针对这场危机根源究竟是什么？吴易风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因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只有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只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预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有那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才会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终结而终结。”
其次，吴易风教授以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视角分析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次经济危机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公认这次危机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分析指出，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上升到主流地位，主导着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这一轮危机固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这场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转而寄希望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以确保类似危机不再发生。对于新国家干预主义，吴易风教授的看法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比较，国家干预主义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局限性，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失业、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等的可能性，并认识到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这些是国家干预主义超越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所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充其量只能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者暂时推迟下一次危机的发生，而决不能根治和预防危机的发生。这已经为危机的历史和现实所充分证明。”
最后，吴易风教授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他指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普及到哪里，美国所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通过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传染途径输送到哪里。越是“体弱多病”的经济体，就越是容易被美国金融瘟疫和经济瘟疫传染，而且病情越重，损失就越大。吴易风教授深刻地指出了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后，为什么美国经济恢复相对较快，而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却在很长时间内很难走出危机的原因。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
1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新阐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理论任务，我国经济学界围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展开了又一次大讨论。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围绕着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等等，学术界已经进行过多次讨论。然而，这一次讨论的问题却和以往有所不同。这一次讨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直接背景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主要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包含资源配置问题。当时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以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直接导向西方经济学，他们把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另一种观点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吴易风教授于1997年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第2期）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吴易风教授坚持《资本论》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含了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但是，不能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只规定为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吴易风教授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概括出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原理：“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第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第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暂时性。”他认为，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在于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易风教授将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置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之中确实有新意，对中国经济学界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以至于此后国内很多学者沿着吴易风教授所提出的这一研究思路阐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吴易风教授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属于西方学者所说的“逃避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配置一般，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这样，吴易风教授就以一个更宽广的视角重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对马克思产权思想的理论阐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问题，此时，科斯的产权理论在中国大陆甚为流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无产权理论，因而主张要用西方的产权理论指导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1995年吴易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1期发表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主张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国企改革。
他认为，马克思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在揭示经济领域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阶级对抗性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权制度将被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所代替这一历史必然性和长期发展趋势清晰地呈现出来。据此，吴易风教授证实了佩乔维奇的论断，指出马克思早于科斯等西方学者以前一百多年就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产权理论。他还认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特别是关于产权的性质、关于权利统一与分离的理论，是指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唯一正确的理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吴易风教授指出西方产权理论是适应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理论，决不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的理论依据。吴易风教授对我国理论界有些学者主张照搬西方私人财产原则及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的几种错误的产权改革方案，进行了有理论深度、有说服力的批判。
针对以科斯等人的产权理论为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为充分论证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科学性，吴易风教授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比较。2007年，吴易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一文，从学术背景、方法论、理论体系、政策含义、历史地位等方面对马克思和科斯的产权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证明了马克思产权理论是迄今为止真正科学的产权理论。他指出，“马克思证明，法律科学所研究的财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科斯没有生产关系概念”，从而“根本不可能揭示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本质”。吴易风教授以大量的史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及产权明晰的私有化方案，即使是在她的故乡即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界也遭到许多人摒弃和唾弃的。这对那些不明真相的年轻学者无疑是一种警示，而对那些执迷不悟地贩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无疑是当头一棒。吴易风教授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了榜样。
3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的理论贡献。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问题，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和模型化呢？如果一提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就要理解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者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每一内容、甚至是每一段文字都用数学符号表述出来，那么，作为本质上是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是无法数学化的。然而，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仅仅理解为一种数学化表述的趋势，也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的或主要的理论用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型表示，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化或模型化这个命题还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吴易风教授正是沿着马克思的主要理论部分进行数学化的。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率领他们的学术团队最近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该成果人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3月出版。在该书《序言》中，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等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的数学化建设，但是他们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并非数学方法运用得越多越好，越复杂越好。”相反，他们提出了使用数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的前提问题。他们认为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数学化，首先“要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实的内容是什么。”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表达马克思原意的数学模型。按照这一原则，吴易风和白暴力教授所率领的学术团队分别对马克思的生产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价值转形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篇9
作为本刊主编，这些年被问次数最多的问题是《WTO经济导刊》怎么成了关注企业社会责任（CSR）领域的前沿媒体？言下之意是本刊“不务正业”或者是把杂志办“跑题”了。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本刊关注CSR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源于对WTO的深入理解。WTO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标志，其倡导的多边贸易体制将全球的投资、产品以及服务等紧密联结在一起，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这种联结和推动需要以一致性的原则为基础，即非歧视性、透明度、公正和互惠等原则。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逐步进入经济全球化阶段，然而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等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在这种形势下，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应运而生并逐步成为全球性的趋势和潮流。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能源变革、技术变革、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周期。在这个周期中，经济全球化发展显现出新形势，贸易便利化比以往更容易实现，经济全球化更加深入，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结更为紧密，也更需要规则的约束和引导。纵观CSR的发展历程及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我们更坚定了CSR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健康、顺利发展的风帆。
CSR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价值。CSR倡导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担负起环境和社会责任，对利益相关方负责。建立以责任为基础的共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经济体之间的投资、贸易更为顺畅。正因为如此，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人权、劳工实践、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议题被纳入投资和贸易谈判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CSR是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基础标准。以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指南为代表，全球出现了数百个种类繁多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这些标准超越以往的技术性标准，与商业活动的结合日趋紧密，提供了透明、可追溯且可靠的机制，更多关注商业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突出自身作为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工具和方案的特性。没有这些基础性标准为规则，难以实现高品质的贸易自由化，也难以保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当前，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已经开始出现在WTO的谈判桌上。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篇10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2005年10月举办的第七届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联合公报强调，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风险等问题将加剧不稳定性并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各方应承担起责任，实施必要的政策，加快结构调整，化解风险。
近期，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的责任和应对等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以专栏的形式论述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前提下，对缓解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表现
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对“全球失衡”进行了概括：失衡现象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是，美国贸易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等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目前，美国对外债务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6.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国家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储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7万亿美元。
每年，美国要花费1万多亿美元从其他国家进口各种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庞大贸易失衡。
这些都是困扰经济学家以及各国金融高官们的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它反映出了一个事实：美国严重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来弥补其巨额赤字。
1.全球经济失衡首先表现为全球贸易失衡。
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8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2005年我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2.全球经济失衡还表现为全球金融失衡。
在这里，全球金融失衡说的是美国依赖海外资金，特别是亚洲资金，以弥补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
一方面，美国国民储蓄率自2002年以来一直停留在创记录的低点，相反，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却居高不下。亚洲国家不仅国民储蓄率高，而且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今的外汇储备总额己达到2.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美国有大量的资本流出，流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拿到这些资金一般投入于美元资产，官方机构持有的长期证券不只是美国的国债，还有作为外汇储备的股票、美国的机构债券、公司债和其他的市场债。一边是美国的逆差积累，债务积累，一边是新兴市场国家债权的积累。财政赤字增加及国民储蓄下降，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2001年陷入不景气，巨大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使美元曾长期处于贬值态势。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纠正贸易失衡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美国的外债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美元贬值实际上意味着债务负担的减轻，并使其他国家购买的美元债券蒙受损失。
因此，综合上述两个方面，近年来工业化国家储蓄缺口越来越大。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储蓄不断增长。目前是中国、东亚在补贴美国。这是全球金融失衡的主要表现。
3.全球经济失衡也表现为各国经济结构失衡。
当前经济失衡的更深层次的表现是世界各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因此，表现在贸易项目上的失衡，事实上反映了全球各国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储蓄和投资的失衡。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发达国家投资大于储蓄，这不是因为它的投资大，而是储蓄下降了。投资大于储蓄，国内的储蓄不足以平衡国内的经济，所以，经常帐目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逆差。而另一面则是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国投资不足，储蓄大于投资，顺差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分层次的，而并非表面上的贸易失衡那么简单。对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了解得越全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也就认识得越深刻，由此制定的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措施也就越行之有效。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既然全球经济失衡的表象，主要涉及到美国和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那么，很自然的，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失衡也是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两方面各自的原因共同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1.美国的储蓄率过低，消费过高。
美国的贸易逆差根源于国民消费过高而储蓄过低，而这与美国人的消费观念相关联。
美国是消费信贷十分发达的国家，人们的消费习惯也是使用明天的钱来进行今天的消费。这样，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其消费能力远远超出美国的生产能力，两者间的缺口是由那些生产能力超过国内需求的国家来补充，美国一年花费一万多亿美元从这些国家进口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由此形成了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失衡，呈现巨额的贸易逆差。
2.中国的储蓄率过高。
造成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利率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人民银行每年做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出这一结论。
其次，对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的预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使得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较高，以应对这些支出的储蓄意愿很高。
再次，人口年龄结构是重要的因素。从人口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口的劳动力比率现在较高，劳动者时期的人总体上表现为储蓄者，因此，目前中国的高储蓄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现在是老龄化社会初期，只有到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比例下降之后，从这个侧面表现出来的社会总体上的消费需求才会增大。人口专家预言，中国的高储蓄还有十年，十年后随着老年人口开始上升，中国的储蓄率将变低。
3.中国等一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依靠外需，内需不足。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篇11
中国经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经济内在的发展逻辑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那明天又会是什么样?我们要对中国经济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就要对全球经济进行一个汇总。
全球经济以美国为主导
全球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美元为主导来决定其经济周期。所以，我们讲世界经济，首先要讲占全球GDP25％的美国经济，如果对美国经济说不清楚，也不容易把世界经济讲清楚。
美国经济的状况如何?眼下很多人讨论的是，会不会有“二次探底”，会不会发生中美汇率战、贸易战或货币战争。本世纪初，美国纳斯达克泡沫破灭，说明了当时新经济泡沫的破灭，最后回归到实体经济。美国政府需要尽快把经济扶起来，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它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自2001年起，美国不断降低利息，从最高的百分之六点几，降到了2004年的百分之一点几。
降息意味着放大贷款，意味着刺激信用。美国投放了大量的货币，刺激了房地产的发展。房价不断上升，泡沫越来越大。美国的房贷，从需要首付，到不需要首付，最后在没有首付的基础上，对信誉不好的客户都敢放贷。各种各样的所谓金融衍生产品，通过模型、通过保险卖到了全世界，吸收了大量资金促进美国经济增长。房地产上升期间，各个阶层都赚到了钱，刺激了美国的消费。
美国GDP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中，消费占大头，最高峰时占72％。美国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消费越来高，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经济高度繁荣发展，高增长低通胀，这是美国次贷危机前的经济状况。
随着房价的上升，加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经济全球化对社会资源、大众商品、矿产品等需求的不断增加，全球物价开始上涨，2007年底全球出现通货膨胀。物价压力之下，美联储开始加息。一加息，泡沫就破了，雷曼出事，一连串以资产为代表的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以，全球经济近几年的发展逻辑是，2007年表现为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表现为美国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并蔓延到世界各地，2009年中国经济和商品出口开始受到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
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果断地实施了凯恩斯主义――撒钱。不撒钱经济就要崩溃。因此，伯南克在美国的外号叫“飞机蹦”，指其在飞机上不停地撒钱。前两年在伦敦和匹兹堡的G20会议上，他不停地呼吁中国，要共同治理和渡过危机。
到今年一季度，美国仍然很看好其经济复苏到百分之三点几；但二季度的数据出来后，美国才到百分之一点几。现在，美国又在担心经济“二次探底”，担心经济到底能不能复苏。
目前，很多矛盾集中在中美汇率问题上。美国的精英们都明白，如果不停地撒钱，随之而来的是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的风险，对美国经济更加不利，美元的地位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陧慢下降。
这就出现了矛盾：进一步刺激，有财政风险、美元贬值风险；不刺激，是9.6％的高失业率。奥巴马能不能干下去的压力很大。这就是当前美国经济的状况。
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各种议论很多。2007年，美国的说法是，华尔街太贪婪，不停地制造金融衍生产品，最后衍生出了巨大的泡沫。
当时，我在想，说华尔街贪婪，北京的金融街就不贪婪?上海的陆家嘴就不贪婪?英国的伦敦城就不贪婪?都贪婪。贪婪是人类几千年、几万年遗传基因的结果。但是，北京、上海、伦敦的贪婪能惹出这么大的事吗?惹不起来。贪婪绝对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从现在来看，美国的主流观点是，美国金融监管不力。我说，这只是其中一条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如果是监管不力，2004年时，美国证监会还在放松对美国证券公司的高杠杆比例。格林斯潘在下台之前，看到美元利率长期上不去，他疑惑为什么和往年不一样，这样的低利率早就应该通货膨胀了，但是，物价却涨不起来。
如果中国、日本或德国的政府监管不力，能够惹出此类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吗?不能。那么，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第一是经济体，第二是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这两条也不能给全世界带来这么大的影响。金融危机之初，美国主流的经济学家讨论的也不是监管问题，现在才说监管。所以，也不是监管的问题。
那美国金融危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认为，美国经济进一步的风险必须和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连在一起，“二战”以后，美国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用战略的眼光来看，1972年，和尼克松的第一次握手，意味着世界上两个大国开始友好。但中国的经济开始向资本主义体系开放，这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撒切尔夫人开始公有转私有，里根在美国主动推行全球化战略。这三个人物的思想和政策，对全球化的推动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中国来说，看全球化其实很简单。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的门窗全打开了，欢迎西方到中国来投资。中国13亿人口，印度11亿人口，加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全球1/3的国家开始走向全球，向资本主义体系开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吸引外资。其中，中国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哈佛大学有个教授算过，这种全球化在本世纪的前几年内，新增加的劳动力多了5亿人。这种全球化意味着大量便宜的农民工与西方资产的结合，生产的产品必然产生世界商品的大增速，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物价下降，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这是全球化的红利，也是人口的红利。这一轮全球化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全球经济高度繁荣史无前例。
从大背景的风险来看，发生金融危机的实质原因，我认为首先是美国政府错误地判断了这一轮全球化的形势，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刺激信用膨胀，最后导致后院着火；还有一个深刻的制度背景就是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
在国际货币交易计算中，全球65％是美元，而美元的发行、美元信用的膨胀是没有约束的。在全球经济一片向好的过程中，美国保持了金本位。世界各国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意味着全球的汇率是固定汇率。所以，各国危机爆发频率越来越高，危机最后由小国发展到大国，发展到全球，因为没人约束美国的货币。
中国现在以人民币不停地对冲，依然应付不过来。而美元的发行是不受限制的，我们已经被美国货币绑架了。
这一轮世界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代表，一路顺风发展到2007年。然后，由于美国错误的判断和当前错误
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危机。随后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波及全球。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我们来看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缓慢。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在央行整顿金融秩序的背景下，各银行开始惜贷。货币政策像个马头，通货膨胀是马的缰绳，可是拉也拉不住。通货紧缩就是逼着把马头摁下去。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还难处理，那几年经济增长很缓慢，GDP只有8％左右。当时都希望物价上涨，物价涨了就意味着经济走好了，但物价涨不起来，需求也不旺。2003年“非典”之后，人民银行统计全国的贷款，贷款已经上升到了1.8万亿。到了年底，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几。一路走过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传到中国。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意味什么?小布什在危机刚爆发的时候喝斥说：华尔街喝醉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后来，我在很多场合引用他的话继续说：华尔街喝醉了，酒是谁送的?是中国人送的，大量出口给美国。
华尔街以后不喝了，送酒的人怎么办?只能自己喝，扩大内需。例如北京人喝二锅头，上海人喝花雕，四川人喝五粮液，东北人喝北大仓…一各个地方喝的不一样，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意味着中国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在此背景下，2009年，中央宣布4万亿的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我凭良心说，绝对不是说官话，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及时的、必要的。
现在，中国要担心的是什么?钱多了没地方去。股市经过近两年的大涨大跌，老百姓刚刚被咬了一口不敢进。股市涨不起来，这么多钱到哪里去?第一搞投资，最后导致产能过剩；第二，炒房，房地产泡沫产生。
果不其然，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到处是一片房地产上涨的压力，整个社会舆论全集中在房价上。“两会”代表的提案说的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完全变成了社会政治问题。去年底到今年初，―下子变成了担心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房价上涨。海外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要出事，有议论说房价泡沫会像日本一样崩溃。
整个经济社会在一季度表现为担心经济过热，二季度表现为往下走。经济学家有各种声音，到底怎么看?政策应该紧还是松。我认为，总的观点是，前一阶段经济过热的势头得到抑制，经济正在向趋稳发展的方向转变。
今年一季度GDP增长11.7％，二季度是10.3％。大多数海内外机构都预测三季度还要跌，四季度更要跌。尽管如此，大家同时判断，全年的经济增长仍然在9％-10％之间。这个增长还是不错的。
经济在三四季度下滑的原因，第一，是基数同比的因素，去年的经济是前低后高，今年表现为前高后低；第二，房地产政策一出，增长速度必然会下来，是调控的结果。从经济的内在规律看，全年保持9％-10％是可以的。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而且几个月的变化这么突然?主要是三大政策在起作用：第一，房地产升值，贷款减少了；第二，整顿地方融资平台；第三，抑制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政策。这三项政策加起来，经济必然往下走。
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范文篇12
《会计之友》在2000年第6期发表了我的题为《以会计国际协调向国际惯例靠拢》的短文，三百多字集中说明一个问题，现阶段会计界不能讲“与国际接轨”，而应讲与“国际协调”、“向国际惯例靠拢”。近年来讲“我国会计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日渐消失，人们逐渐认识到讲“接轨”口号的失误。
新的问题在于，近年来国际上又着意强调会计标准的国际“趋同”，国内讲会计“趋同”又成为一种新口号，有些人甚至认为“趋同”与原来讲的“接轨”是同义词。针对这种现象，借庆贺《会计之友》刊行200期之机，特以《关于会计协调与趋同》为题阐明一些基本观点，作为对这类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一、利益相关者经济权益博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社会经济越是向更高阶段发展，这种博弈关系便越复杂、越尖锐，其博弈范围也将逐步由微观走向宏观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太下攘攘皆为利往。”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便对利来与利往看得这样明白，何况当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还把利来与利往之事束缚在一定范围之内。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萌芽、生长，利益相关者经济利益博弈渐自进入早期商品货币经济的舞台。至近代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博弈在市场经济之战中全面展开，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渐自受到越来越强烈地冲突，市场的国际舞台越来越宽广。到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已成为国际经济权益博弈的主体，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权益博弈发生于国与国之间，相关公司的经济权益博弈已成为一个国家的很小的一部分。显然，这种博弈已进入宏观层面，这已是国家最高领导者所关注的主要目标。然而，在此阶段，学者们的研究依然集中于公司方面，上世纪60至80年代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种专门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便是以公司为主体的。这种理论以围绕公司法人主体形成的契约联结为研究对象，并把公司治理作为它的基本目标。一方面旨在研究与解决一个公司的内部股东、经理人、管理者与职工之间所发生的利益博弈或冲突的管理与协调机制的建立问题；另一方面又在相关联地研究解决一个公司与政府、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所存在的利益博弈或冲突的管理与协调机制的构建问题。一言以蔽之，这种理论的集中点在于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以内外管制与协调的一体化为特点，从社会的角度解决公司治理问题。当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下，以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局限性便十分明显了。
必须看到，当今之世，产权的跨国流动与循环，使利益相关者经济权益的博弈国家化，一国的涉外公司与另一国的涉外公司的契约联结不再只是微观层面之上的，而主要是涉及到国家经济权益的宏观层面之上的。国际上所形成的经济缔约是以国家为经济单元，公司经济从属于国家，这才是利益相关者经济权益博弈的本质体现。所以，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所出现的金融与资本全球化利益论、产业全球化利益论、贸易全球化利益论，以及科学技术全球化利益论都是站在维护与保障国家权益问题上来研究博弈问题的。事实也充分表明，我国加入WTO之前与缔约国之间若干问题上的谈判之争，无一不最终回归到经济权益方面，而我国加入WTO之后与以美国为首的缔约国之间经济交往的冲突与争议，其落脚点最终也无一不归结到经济权益方面。
可见，要明确会计“协调”与“趋同”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
（一）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下，国与国之间，或各区域化经济集团之间才是经济权益的相关者，它们之间所发生的经济权益博弈也才是根本性的。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把经济权益博弈国家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是经济权益的主体，个别公司的经济行为必须以保障与维护国际经济权益为最高原则。
（三）由于会计的特性和地位、作用所决定，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权益博弈最终都必然具体体现到会计方面，博弈的最终结果也必然由会计显示出来。所以，研究“协调”与“趋同”问题，其原则性与技术、方法性也必然从会计方面来考虑。
二、从古至今，对利益相关者经济利益博弈的管制与协调都是通过产权法律制度进行的，国家是这种法律制度的统一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在这方面它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必须指出，在产权法律制度体系中，会计法律制度在保障与维护经济权益中最具有针对性，其中处于产权法律制度基础层次的统一会计制度的维权作用又是不可替代的
在自然经济时代，国家制定的财计法律制度主要是为了落实赋税的征纳和贯彻“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中国奴隶制时代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滕文公上》）便是讲的征纳贡赋的比例关系。其后，“周礼财计制度”又有进一步的规定。“上计制度”则一直传演下去，成为封建制度下一种规范的会计报告制度。唐代还专门颁行有会计方面的典章，宋代颁行有“条法事类”，明、清两朝还有很多会计“则例”的，这些与当时的财产所有权、债权与继承权方面的规定具有一致性，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明、清之际也开始有了关于商务活动处理方面的规定，最典型的如清末颁布的《钦定大清商律》、《破产律》。其中有关会计、审计方面的规定已涉及到对民间工商业经济利益处理的规范，其进步是前所未有的。
在近代，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分别在已定的产权法律制度中确立了会计制度的重要地位。至现代，会计制度建设的统一性、系统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又进一步得到加强，它在对市场经济中利益相关者权益博弈的管制与协调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历史表明，如果缺乏统一的会计制度，或者这种统一的会计制度遭受到破坏，市场经济危机便会发生。
会计准则是在以往会计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统一会计制度中的一种，属于其中的高一级层次。会计准则与一般会计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会计的理论性规范与技术、方法性规范的有机统一，在理论化了的制度和方法、技术化的制度之间建立了科学的逻辑关系，所以，它的产生体现了制度创新。美国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杰出的，它开创了世界会计准则产生、发展的历史，推动了现代会计学的发展，这些无疑应当永久地载入史册。在美国的直接影响之下，还建立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973年创立时称为IASC，2001年改组后改称IASB）。IASB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经济全球化发展变化的要求，它的会计准则制定以建立统一的全球化会计规范为目标，对此也是应当充分加以肯定的。
问题在于，从世界各国已达成共识的“公平与发展”的纲领看问题，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水平下，要制定出一个权威性的、为世界各国所参照、并引导走向全球“趋同”的国际会计准则（本文统一称为“国际会计准则”，不考虑2003年以后该准则名称的变化），确实要认真考虑一下，IASB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吗？这个组织的代表性如何？它以往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是否考虑到经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权益博弈问题？是否坚持了公平、公正、科学与合理的原则？针对这些问题应当对IASB和它以往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回头再考察一下美国，事实上它在财务会计准则制定与执行方面一直就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就主要的方面而言，一是会计准则制定机制的问题，无论由民间团体负责制定会计准则具有怎样的优越性，但从总体上考虑，这种做法与整个产权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直接由立法机关进行是不协调的，故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在权威性上的确是存在问题；二是在执行机制方面，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有着包罗万象的发展趋势，它越来越显得庞杂，也越来越显得零碎，已让人感到繁琐而缺乏作为一种统一制度应当具有的统驭性规律。这一点不仅与作为一种具有法定性制度的提纲挈领、简捷明了的要求相背离，而且不便于检索与查阅，对执行也有一定的妨碍；三是美国的独立审计对财务会计准则的执行、应用与检查是不充分的。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执行与检查上的扭曲或直接违背的现象。可以看到，由于IASB及其所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因而，它也患上了与美国相同的毛病。一则，作为隶属关系不明确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它与它所的国际会计准则如何才能具有权威性？二则，这个组织的成员构成怎样才能具有代表性？最后，它的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也走上了一条漫无边际的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所以，IASB应怎样进行改革才能使它所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走上科学化、系统化、全球化的道路，它所提出的“趋同”口号才能得到各国的认可与认同？可以断言，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要想由IASB把世界的会计规范引向全球“趋同”的道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作为经济转轨变型国家会计准则的制定，既不能迷信美国，也不可一味去迎合IASB提出的“趋同”口号，而要充分考虑到国情。考虑到经济改革与会计改革的阶段性，考虑到现阶段进行会计协调的大方向，以期有步骤地实现统一会计制度中具有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以及能体现公平与公正性的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在全球经济交往中处于稳健地位。
三、从古至今，任何一项会计制度的颁行都具有经济后果性，社会越是向它的更高一级阶段发展，会计制度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后果性便越大。至现代社会，统一会计制度的经济后果性，对国家经济与公司经济都形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下，这种重要影响又日益突出地体现在各国家之间
对会计“经济后果性”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初期，当时发生的经济大危机使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找到了进行实证的诸多案例，而这些案例分析研究所形成的结论，又进一步充实了“经济后果性”学说的理论依据。稍后，会计界便在这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对会计准则经济后果性的研究，并在世界范围形成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它直接影响了各国会计准则制定工作的发展。
当然，并非在会计准则的产生、发展阶段，会计制度才显示出它的经济后果性。而历史事实表明人类一有会计制度，这种制度的经济后果性便同时显示出来，只是到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这种经济后果性才显得更为突出、体现更为充分，它产生的具体影响也更大而已。会计准则这种统一会计制度形式产生之后，它的经济后果性影响，既同时反映到国家的宏观与微观经济政策层面，也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经济权益博弈，进而影响到整个公司经济健康而有序地发展。所以，一个国家在制定会计准则时，既须从原则性和科学性方面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利益，也须注意体现公司的利益，从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方面调动公司经营管理者积极性的问题。
问题在于，目前旨在以全球会计“趋同”为目标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是如何来考虑会计准则经济后果性的；IASB是否能在经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处于超然地位；是否能公平、公正与合理地对待各国家之间的经济权益问题。这些问题也不能不是对国际会计准则适应性和生命力的实质性检验，也不能不是各国家在制定会计准则时，正确权衡如何由“协调”向国际惯例靠拢，又如何通过“协调”阶段去逐步创造条件达到“趋同”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交往都必须从会计制度的经济后果性出发，考虑交往的公平、公正与合理性问题，要通过“协调”做到利益共享，权益双赢，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和谐、有序发展。当今，普遍存在的某些经济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制度性经济掠夺或侵害便是在事实上与“趋同”的目标相左的，那些一味高喊“趋同”的人，对“趋同”并不一定有正确的认识。
此外，当今不能以强调所谓“有效市场理论”为由，来降低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性影响。而就IASB而言，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要把握住的是，既要在组织上充分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质性参与问题，也要在实践上充分考虑如何体现它们的国情，反映客观上存在的历史差距。说到底IASB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过程，事实上也必须是一个反复进行协调的过程，没有会计的“协调”便不可能有会计的“趋同”，这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现实问题。
四、必须客观地分析研究全球性“会计协调”与全球性“会计趋同”的关系
在现实认识中，既有来自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唯我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有源于主观热情的盲目冲动，还有一些脱离现实受良好愿望支配的超前主义的观念。当然，也有一些正确认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会计协调”的思想与行为必当占据支配地位，而“会计趋同”只是一个宏伟而远大的目标。现阶段“会计趋同”只能在“会计协调”的基础上取得个别的或局部的渐进式变化。倘若没有持久的、反复进行的“会计协调与再协调”过程，那么追求未来实现的“全球化统一的会计准则”只能是一个缺乏基础的、虚幻的空中楼阁。
笔者已经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基本会计问题研究》一书中，对一些基本观点做出集中地表述，以下重点重申或强调的将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
（一）依据马克思的社会总生产理论（参见《导言》），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讲，经济全球化是国家范围的社会总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方面表现的全球化
这一变化既表现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也表现为一个最为复杂的历史过程。
（二）正因如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从国家范围内的社会总生产过程的基本内容全球化来衡量，目前经济全球化尚处于发展变化的“初始阶段”，所以，包括确定全球化会计准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内，都必须以“初始阶段”来定位。我们认为进行“会计协调”是这个阶段的最佳选择。
（三）应当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发展表现在“初始阶段”的不平衡性
不平衡性是这个阶段经济全球化程度和水平的主要体现，这种不平衡性还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初始阶段”的不平衡性，集中体现在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存在的不平衡，反映出前者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高，而后者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及水平较低或还很低。这便是当今出现“南北差距”乃至导致“南北对抗”的根本原因。经济全球化程度和水平所造成的不平衡与差距，自然而然地也集中反映到会计方面，由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性所决定，使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不平衡性和客观上存在的差距。IASB及其相关组织，如果一味强求“趋同”，而不把“协调”放在一个战略地位之上来考虑，那么，IASB脱离经济全球发展的客观实际，反而以它的超前纲领给经济全球化制造障碍就不可避免。
（四）必须相应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复杂性
正如专家们所指出的，当今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方向盘的世界”（冯昭奎：《新工业文明》），就全球性经济管理组织实际缺位、全球性产权法律制度实际缺位而言，经济全球化控制尚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这种状态下，仅由IASB去制定和推行全球“趋同”会计规范，其本身便是这种复杂性的一种表现。
（五）当今，必须以“会计协调”作为解决全球性会计问题的立足点，“会计协调”的重点应放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
对于经过反复协调能够在利益相关国家之间达成共识的，可以在个别方面或局部会计规范确定上考虑“趋同”问题。诸如实行“制造成本”、“计提坏账准备金”等便是这样。对于那些因存在不平衡和存在差距问题而影响到制定与执行的一些会计规范，坚持暂时不能“趋同”便成为一个原则性问题。此外，也可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在一个局部事关会计规范制定的问题，可采取协调灵活的处理办法。诸如实行“加速折旧”制度和部分地考虑“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问题等便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