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例(12篇)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篇1
广告是商家吸引消费者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可以促使消费者建立对广告中的产品/品牌的良好态度，进而转化为购买行为。广告在阐述产品/品牌的核心利益时，是应该采用侧重传递产品/品牌特性信息的策略(理性利益诉求)还是侧重传递产品/品牌的情绪/情感体验的策略(感性利益诉求)？虽然这两种利益诉求方式都有可能促使消费者形成积极的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广告效果)，然而由于品牌主张、受众特征、市场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在选择广告的利益诉求方式时，通常会在理性诉求和感性诉求上有所抉择。
找准目标受众是广告成功的前提条件，为此，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就是区分不同类型的广告和不同特征的目标受众群体，然后进行精确匹配。顺着这一思路，广告利益诉求方式的选择需要重点考虑广告目标受众的特征。虽然学术上对广告利益诉求有效性的研究较多，然而关于是感性诉求抑或是理性诉求导致更好广告效果的结论尚未统一(Chan，1995；1996)。虽然Chandy等(2001)指出感性诉求广告较理性诉求广告更加有效，但是这一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东方文化尚待检验。事实上，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自我概念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少有研究对自我概念在广告利益诉求方式有效性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探讨。
自我概念是决定个体在不同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情绪以及驱使个人采取不同行动的重要动机因素(MarkusandKitayama，1991)。追溯相关文献，自我概念的两种基本形态为独立自我(independentself)和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self)；独立自我的个体强调的是人的独立性和分离性，个人行为多源于自己内在的思想和感觉；互依自我的个体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关联性与互依性，把自我看成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MarkusandKitayama，1991)。总体来看，独立自我的个体重视事物内在属性而互依自我的个体重视事物的联系和情景信息。根据文献，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往往倾向于独立自我形态，因而可能对感性利益诉求的广告更加偏好；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往往倾向于互依自我形态，因而可能对理性利益诉求的广告更加偏好。因此，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是否对广告利益诉求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构成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基于自我概念与广告利益诉求的可能关联，本研究的创新性表现在两个方面。①进一步拓宽自我概念的应用领域。自我概念能影响人类认知、消费行为的诸多方面，如调节焦点(AakerandLee，2001)、思考方式(Nisbettetal.，2001)、决策制定(Mandel，2003)、品牌联想(NgandHouston，2006)等，却很少有研究涉及自我概念与广告利益诉求的关系，尤其是缺乏对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信息内容匹配性的考察，本研究将进一步丰富自我概念在广告领域的应用。②进一步推进广告利益诉求的有效性研究。广告利益诉求虽然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但其研究重点依然侧重于不同利益诉求方式的特征解析及其效果比较，较少从受众细分的角度来研究不同类型的利益诉求与不同受众群体的匹配性，本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不同利益诉求广告的精准性。
1理论基础与假设发展
1.1广告利益诉求：理性还是感性
广告利益诉求是指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方式来阐述广告信息的主旨利益，即从什么样的角度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广告信息，才能使产品/品牌的利益属性被突显出来。根据科特勒的分类，广告利益诉求可区分为理性利益诉求和感性利益诉求两种。理性诉求主要是提出事实依据或进行特性比较，以呈现产品/品牌自身的利益，或是以消费者的自我利益为诉求内容，在广告中说明该产品/品牌能提供消费者所要求的功能及特性等，如质量、性能、成分等；感性诉求主要通过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为诉求内容，在广告中渲染消费者能获得的情感利益，说明产品/品牌的定位、风格与消费者的身份、地位、追求、信仰等息息相关(Kotler，1991)。从表现形式看，理性利益诉求更加具体，强调可行性(feasibility)，用于回答如何”(How)；感性利益诉求更加抽象，强调渴求性(desirability)，用以回答为什么”(Why)。
理性利益诉求广告通过传递产品/品牌的特性信息，有助于消费者了解产品/品牌和建立产品/品牌信念，而感性利益诉求广告通过消费者对产品/品牌的情绪/情感体验，有助于消费者建立对产品/品牌的好感。因此，这两种利益诉求方式都有可能促使消费者形成积极的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并在一定条件下导致购买行为。至于消费者对理性诉求广告和感性诉求广告的反应，Chan的两项研究获得了不一致的结果，Chan(1995)发现消费者从广告中最想了解的是产品的性能、特点和用途等信息，而对广告的故事情节、情感渲染等并不太感兴趣；而Chan(1996)发现消费者更乐意接受感性诉求广告，此类型广告被描述为有趣”、有吸引力”、有创新性”，而理性诉求广告被指责为无趣、单调”、容易忘记”。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条件下，消费者对理性诉求广告和感性诉求广告的反应并不相同。
ELM模型(Pettyetal.，1983)在理论上有助于说明不同的广告信息呈现方式在消费者态度改变过程中的作用。该理论模型把消费者态度改变归纳为两条路径：中央路径(推敲处理)和边缘路径(非推敲处理)。中央路径把态度改变看成是消费者进行精细的信息加工和逻辑推理的结果，而边缘路径把态度改变归结于消费者依赖于广告中的一些线索，如专家推荐、广告是否给人以美好联想和体验等。Pallak(1983)进一步发现广告的信息属性与消费者的路径选择有密切关系，处理认知性信息时，中央路径易被激活；而处理情感性信息时，边缘路径易被激活。
此外，消费者自身因素也影响路径的选择。MacInnis和Jaworski(1989)在归纳整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消费者的MAO水平影响其是否选择中央路径，M(motivation)指处理信息的动机，包含涉入程度和认知需求程度；A(ability)指信息加工能力，消费者须具有必要的知识和信息加工技能；O(opportunity)指机会，消费者接触广告时所处条件促进信息加工的程度，如时间是否充裕等。
本研究将综合考虑广告信息呈现方式(广告利益诉求)和消费者自身因素(自我概念)对消费者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的影响，以考察其中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
1.2自我概念：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
自我概念是个体自我系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们会影响个体对个人特质、个人与他人关系的看法，影响个人在不同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情绪及驱使个人拟采取行动的动机(MarkusandKitayama，1991)。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两种不同的自我概念形态：独立自我强调人的独立性和分离性，个体往往通过自己独特的才能或属性来与他人作区分，个体行为通常源于自己内在的思想或感觉，而非参照他人(MarkusandKitayama，1991)；独立自我强调自我的个性化和自我实现，表达个人独特的需求和能力(Singelis，1994)；独立自我者评价、描述事物注重本质(Churchetal.，2003)，对人事物的评判着重其内在属性而非具体情境，抽象性”是独立自我者思考方式的一大特征(Kuhnenetal.，2001；Nisbettetal.，2001)。相反，互依自我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关联性与互依性，把自我看成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个体必须与他人维持一种相互的关系(MarkusandKitayama，1991)；互依自我强调适得其所，个体需要遵循团体的标准和规范，以适应、归属相应的社会团体并完成其社会任务(Singelis，1994)；互依自我者评价、描述人事物注重角色和关系(Churchetal.，2003)，认为个体与情境是融为一体的(MarkusandKitayama，1991)，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情境信息，而较少强调内在属性，具体化”是互依自我者思考方式的一大特征(Kuhnenetal.，2001；Nisbettetal.，2001)。
虽然不同文化会强调、突显或提倡某一自我概念形态，如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更倾向于独立自我，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更倾向于互依自我，但上述两种不同的自我概念形态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可以并存于同一文化、同一个体的(BrewerandGardner，1996)。Markus和Kitayama(1991)在发展自我建构理论”时就曾假设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可以并存，只是两者通常会有强弱的差异。一些实证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如Aaker和Williams(1998)、Mandel(2003)、Ng和Houston(2006)等。Singelis(1994)还开发了一套包含24个题项的自我概念测量量表，其中12个题项用于测量独立自我，另外12个题项用于测量互依自我，通过得分的比较即可确认哪一种自我概念形态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Kuhnen等(2001)发现不同的自我概念形态偏重于对不同的信息进行学习和储存，从而联结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语义内容体系，而至于在某一种具体情境中哪一套知识结构和语义内容体系被使用，则取决于在那一时刻哪一种自我概念形态更容易被激活(NgandHouston，2006)，这就意味着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在某一具体情境是可以被操控的。各领域的一些研究也显示：个体的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可以通过操控技术来激发，并可获得与跨文化研究类似的结果(BrewervandGardner,1996;Gardneretal.,1999;NgandHouston,2006)。
本研究将采用实验操控方式来区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并检验它们对不同利益诉求广告的广告效果(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的调节作用。
1.3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与广告效果的可能关系
一系列研究显示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包括自我意义认知(MarkusandKitayama，1991)、目标结构(Triandis，1990)、思考方式(Nisbettetal.，2001)、归因(Zarateetal.，2001)、社会互动方式(Kimetal.，1994)、评估和判断时的信息依赖(GurhanandMaheswaran，2000)等。在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领域，已有研究显示自我概念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动机和行动等(AakerandLee，2001；AakerandWilliams，1998；Mandel，2003；NgandHouston，2006)。特别地，独立自我者描述事物倾向于本质和抽象，而互依自我者描述事物倾向于情境和具体(Churchetal.，2003；NgandHouston，2006)。比如，独立自我者描述他们自己倾向于采用抽象的措辞或者本质性特征(例如聪明)，而很少用情境性特征(例如我来自UCLA)(Cousins，1989)。类似地，他们对人事物进行评价和判断时更加依赖本质性特征(MarkusandKitayama，1991)，而对本质属性的偏好又进一步促进独立自我者更加从事情境独立的、抽象式的思考(Kuhnenetal.，2001；NgandHouston，2006)。与独立自我者不同，互依自我者评价和判断人事物更加依赖情境性因素(Cousins，1989)，这促使他们发展情境依赖的、具体式的思考方式(Kuhnenetal.，2001；NgandHouston，2006)。因此，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在偏好客体的本质属性还是情境特征，以及偏好抽象信息还是具体信息方面存在明显差异(Churchetal.，2003；NgandHouston，2006)。反映在消费者的判断和决策行为中，独立自我者更加专注抽象化表达的渴求性信息，即强调使用产品的内在目的，而互依自我者更加专注具体化表达的可行性信息，即强调为何可以信任产品利益。
Ng和Houston(2006)提出不同自我概念形态的上述行为特征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现象，如品牌联想等。他们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由于独立自我者偏好抽象信息，他们对抽象的品牌信念(例如高质量)的提取性更高，容易根据整体性联想将不同品牌组织在一起；而由于互依自我者偏好具体信息，他们对具体的品牌范例(例如生产运动鞋)的提取性更高，他们容易根据使用情境等具体标准将不同的品牌组织在一起。本研究将此推论应用于广告认知领域，探讨自我概念对理性利益诉求广告和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的说服效果的调节效应。从形式上讲，理性诉求广告往往聚焦于产品，通过一系列技术指标或事实描述来表达产品的优良之处，强调产品的具体功能和给消费者带来的功效，利益诉求的表达更多地体现了具体性、片段性和背景性，广告信息明确且具体，这与互依自我者偏好具体信息(Churchetal.，2003；NgandHouston，2006)相一致，进而容易激活中央路径；感性诉求广告往往聚焦于情感，强调消费者的感觉和感受，往往通过描述消费者的生活主张、品位等，激发消费者对产品/品牌的共鸣，从而联结于产品优良之处，利益诉求的表达更多地体现了概括性、整体性和抽象性，广告信息综合且抽象，这与独立自我者偏好抽象信息(Churchetal.，2003；NgandHouston，2006)相一致，进而容易激活边缘路径。
Kim等(2009)发现信息内容与建构水平的匹配性会有效促进个体对信息的有效处理，并给予更为正面的评价。独立自我者偏好抽象信息(Churchetal.，2003；NgandHouston，2006)的特点，促使其更加有效地处理感性诉求广告中的更为抽象的感性信息，这种匹配性会促进消费者的感知流畅，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广告的评价(Cesarioetal.，2008；纪文波和彭泗清，2011)。类似地，在理性诉求广告中，互依自我者偏好具体信息(Churchetal.，2003；NgandHouston，2006)的特点，使其更加关注广告的可行性，从而更加流畅地处理具体化的理性信息，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广告的评价。
此外，Lee等(2000)发现独立自我者倾向于提升调节导向(promotionfocus)，而互依自我者倾向于防御调节导向(preventionfocus)。提升调节导向关注获得的出现与否，强调其收益；在感性诉求广告中，呈现的气氛、情绪和感觉更多是核心利益带来的好处，广告信息强调使用产品的价值以及使用产品的目的，即主要强调为什么”(Why)。防御调节导向关注损失的出现与否，进而强调是否存在阻止负面结果出现的前提条件；在理性诉求广告中，呈现的事实与细节信息主要用来支撑核心利益的真实性，广告信息强调产品如何通过特点、过程和方法等达到消费者期望的目的，即主要强调如何”(How)。可见，提升调节导向与感性诉求广告的匹配性更高，而防御调节导向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的匹配性更高，进而导致感知流畅性更好。是故，独立自我者可能更加偏好感性利益诉求广告，而互依自我者更加偏好理性利益诉求广告。
根据广告效果研究的主流做法，本研究采用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来评价广告效果。其中，广告态度指受众对广告呈现出一种持续性的喜欢或是不喜欢的倾向；品牌态度指受众对广告中所呈现的品牌的好恶倾向程度(Howard，1994)。之所以同时涉及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是因为广告态度是影响品牌态度形成与转变的重要因素(MitchellandOlson，1981)。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a：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独立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广告态度；
H1b：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独立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品牌态度；
H2a：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感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互依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广告态度；
H2b：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感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互依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品牌态度。
2实验一
实验一主要用于检验H1和H2，即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是否对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的效果起调节效应。
2.1实验方法
实验采用2(自我概念：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2(广告利益诉求：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组间因子设计，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均通过实验操控来实现。实验遵循常规程序，关键步骤如下。
首先，进行自我概念操控。当被试被随机分成两组后，主试告知被试最近某公司设计了一份广告，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该广告根据Aaker和Williams(1998)、Ng和Houston(2006)的实验材料改编而成，用于操控被试的自我概念。在第一组，被试面前呈现的广告画面如下：在美丽的海滩上，一个人独自在远眺，伴有字幕想起了，那一天；一个人静静地伫立在海边；天高云淡，碧波荡漾；向大海许下心愿，那是对心灵的呼唤；没有比这更美，独享的宁静世界”(独立自我操控)。在第二组，被试面前呈现的广告画面如下：在美丽的海滩上，一群年轻的朋友在尽情玩耍，伴有字幕想起了，那一天；与最好的朋友，嬉戏于海边；天高云淡，碧波荡漾；向大海许下心愿，那是对朋友的呼唤；没有比这更美，与好友共享的快乐时光”(互依自我操控)。阅完广告，被试需要填写用于自我概念操控检查的量表(AakerandLee，2001)，共6个题项，其中3个题项用于测量被试聚焦自我的程度，另外3个题项用于测量被试聚焦朋友(他人)的程度；此外，被试还需要写下有关该广告的任何联想，该任务一方面可用于进一步强化自我概念的操控，还可用于充当操控检查的补充材料。
其次，在自我概念操控的基础上，每一组的被试再被随机地分成两组，并被告知Bosin公司最近准备在该地区投放一款新相机，为此他们设计了新广告，想听听他们的意见。Bosin是一家虚拟的公司，在被试欣赏广告前，会阅读一份有关Bosin公司的简介，要点如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即将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之前专注于核心技术研发，公众知名度不高，但相机技术为行业翘楚，令同行羡慕。之所以选择虚拟品牌，是为了消除被试的品牌知识对实验主效应的影响，因为品牌/产品利益(包括感性利益和理性利益)与消费者的品牌知识密切相关，而态度的激活与态度客体的熟悉性有关(Ajzen，2001)。接着两组被试会被呈送不同的广告，差异主要体现在广告页面上的字幕。在其中的一组，广告(见附件1)字幕描述Bosin品牌相机能为消费者提供的实在利益(理性利益操纵)，通过一系列技术指标或事实描述来表达该品牌相机的优良之处，如通过防抖技术、感光度、脸部识别、红眼修正、对比度平衡”等说明精湛的成像技术”；通过智能场景识别、照片特效编辑、18种场景模式、12种机身颜色”等说明丰富的功能选择”。
在另外一组，广告(附录)字幕描述Bosin品牌相机能为消费者提供的情感利益(感性利益操纵)，即通过描述消费者的生活主张、品位等，强调消费者的感觉和感受，从而联结于该品牌相机的优良之处，如在描述精湛的成像技术”时，采用什么是真实？是无法掌握的现实结构；而什么比真实还真实？是梦想所构建的真实；真的没错，梦想无界，科技无限；Bosin凭借精湛的成像技术；全方位地服从你的渴望”的广告文案；又如，在描述完美的画质呈现”时，采用生活，你有你的选择；或艳丽，或朴素，或高调，或安静……；一切尽在你的掌握；年轻只有一次，回味却可以无穷；Bosin凭借完美的画质呈现；让你的享受升级”的广告文案。总之，两份广告所表达的核心利益(精湛的成像技术、完美的画质呈现、丰富的功能选择)一致，但表现方式不一样。此外，两份广告设计风格一致，素材与布局也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在制作感性利益广告文案时，曾参考了其他品牌/产品的文案，但40个样本的前测结果显示，被试对该广告文案的熟悉度很低(M=1.82，7点李克特)，这支持了我们在主测试中使用该广告文案。
当被试看完广告后，被告知需要填写一份问卷，并且不能再次翻阅广告。问卷包括用于广告利益诉求操控检查的量表(陈逸帆，2004)，共6个题项，其中3个题项用于测量理性利益诉求，另外3个题项用于测量感性利益诉求；包括被试对广告的任何联想，用于充当操控检查的补充材料；还包括被试在不回翻广告的情况下，写下该品牌相机的主要优势是什么？以检验两份广告的核心利益是否一致。
最后，被试需完成结果变量、控制变量的测量量表及填写基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在结果变量中，广告态度测度消费者接受特定的广告刺激后，反映出喜好与否的倾向(Howard，1994)，量表来源于Baker和Kennedy(1994)，共6个题项；品牌态度测度消费者对广告中所呈现的品牌的好恶倾向程度(Howard，1994)，量表来源于Ewing等(1995)，共4个题项。控制变量主要测度被试对数码相机的熟悉度；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本科专业等。本研究所用量表均经严格的双向翻译程序而成，刻度均为7点李克特。
2.2被试与实验结果
经统计，共有118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了该实验，其中：54名女性、64名男性；47名本科生、71名研究生(包括普研和MBA)；年龄范围为20～34岁，均值25.1岁。实验平均费时35分钟，参与者完成实验后获得20元人民币的报酬。
(1)控制变量。与预期一致，被试对数码相机有相当高的熟悉度(M=5.67)(α=0.74，知道/熟悉/了解，3个题项)，说明将其用于此实验是合适的。
(2)操控检查。利用6题项的量表(AakerandLee，2001)来检查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是否操控成功，其中3个题项用于测量被试聚焦自我的程度(α=0.80)；另外3个题项用于测量被试聚焦朋友(他人)的程度(α=0.81)。数据处理结果显示：在独立自我操纵组，被试聚焦自我的程度(M=4.88)显著高于聚焦他人的程度(M=3.15)(t=16.20，df=58，p＜0.001)；在互依自我操纵组，被试聚焦自我的程度(M=3.11)显著的低于聚焦他人的程度(M=4.82)(t=-14.90，df=58，p＜0.001)。可见，自我概念的操纵是成功的。同时，被试有关广告的联想，其资料处理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利用6个题项的测量量表(陈逸帆，2004)来检查感性利益诉求与理性利益诉求操纵是否成功，其中3个题项用于测量感性利益诉求(a=0.87)；另外3个题项用于测量理性利益诉求(a=0.82)。数据处理结果显示：在感性利益诉求操纵组，被试对感性利益的感知(M=4.94)明显高于对理性利益的感知(M=3.27)(t=14.20，df=58，p＜0.001)；在理性利益诉求操纵组，被试对感性利益的感知(M=3.18)明显低于对理性利益的感知(M=4.76)(t=-16.00，df=58，p＜0.001)。此外，在感性利益诉求操控组，来源于独立自我概念组和互依自我概念组的被试感知到的感性利益(M=4.99VS4.89，F(1，57)=0.34，p＞0.10)和理性利益(M=3.22VS3.27，F(1，57)=0.18，p＞0.10)均没有显著差异；同样，在理性利益诉求操控组，来源于独立自我概念组和互依自我概念组的被试感知到的感性利益(M=3.16VS3.21，F(1，57)=0.20，p＞0.10)和理性利益(M=4.88VS4.64，F(1，57)=2.24，p＞0.10)也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被试对广告利益诉求的判断不受被试的自我概念影响。可见，利益诉求的操控也是成功的。同样，有关广告联想的定性资料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对被试在不回翻广告的情况下写下的关于Bosin品牌相机的主要优势，笔者邀请了两名在读硕士生单独对其进行编码，以使相关表述归属于四个类别：成像技术、画质呈现、功能选择及其他。两名硕士生编码的一致性比率达96%，不一致的内容通过讨论进行归属。数据处理结果显示，感性利益和理性利益两种诉求操控下的被试对广告核心利益的表述没有显著差异。
(3)广告效果。广告效果包括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两个变量，广告态度量表(BakerandKennedy，1994)涵盖6个题项(a=0.88)，品牌态度量表(Ewingetal.，1995)涵盖4个题项(a=0.76)。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以广告态度为因变量，广告利益诉求与自我概念的交互效应显著(F(1，114)=260.79，p＜0.001)，主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以品牌态度为因变量，所有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具体地，如图1所示，在独立自我操控组，被试对以感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的态度(M=5.06)要明显好于以理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的态度(M=3.51)(F(1，57)=209.70，p＜0.001)；但被试对两份广告中所呈现品牌的品牌态度却没有显著的差异，M=4.09VSM=4.07，F(1，57)=0.06，p＞0.1。可见，H1a获得支持，而H1b未通过检验。在互依自我操控组，被试对以理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的态度(M=4.83)要明显好于以感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的态度(M=3.48)(F(1，57)=87.39，p＜0.001)；同样，被试对两份广告中所呈现品牌的品牌态度却没有显著的差异，M=4.28VSM=4.11，F(1，57)=2.08，p＞0.10。类似地，H2a获得支持，而H2b未通过检验。
2.3补充检验
理性利益诉求广告强调产品的具体功能和技术指标，而感性利益诉求广告强调消费者的感觉和感受，那么，这是否导致被试与广告中产品/品牌产生不一样的联结程度，从而产生混淆效应。为此，我们进行了补充测试。具体而言，40位被试被随机地分成两组(每组各20位被试)，分别阅读理性利益操纵和感性利益操纵的广告(材料同主试验)，随后填写7个题项的自我—品牌联结量表(MooreandHomer，2008)。实验数据处理结果显示：理性利益操纵组被试的自我—品牌联结得分(M=4.52)与感性利益操纵组被试的自我—品牌联结得分(M=4.69)并无显著差异(t=-1.43，df=38，p＞0.10)。这说明两种利益诉求广告自身并未引起被试在自我—品牌联结感知上的不同。
图1自我概念对不同利益诉求广告效果的影响
2.4相关讨论
本实验主要用于检验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是否对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的效果起调节效应。实验结果显示：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独立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广告态度；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感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互依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广告态度；然而，无论是独立自我程度高还是互依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他们对两种利益诉求广告中的品牌所表达出的品牌态度却没有显著差异。
与预期一致，由于独立自我者描述事物倾向于本质和抽象(Churchetal.，2003；NgandHouston，2006)，消费者在广告刺激及体验当中容易将感性利益诉求与独立自我概念形态进行关联，从而对以感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更加偏好；相反，互依自我者描述事物倾向于情境和具体(Churchetal.，2003；NgandHouston，2006)，消费者在广告刺激及体验当中容易将理性利益诉求与互依自我概念形态进行关联，从而对以理性利益诉求为核心的广告更加偏好。此外，该研究结果还为感性/理性诉求广告效果的跨文化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如Chandy等(2001)指出，感性诉求广告较理性诉求广告更加有效。实际上，Chandy等(2001)的研究发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可能成立，然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却未必成立。根据文献，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往往倾向于独立自我形态，因而对感性利益诉求的广告更加偏好；而东方文化背景的个体往往更倾向于互依自我形态，因而可能对理性利益诉求更加偏好，本研究结果与张红霞等(2004)的研究发现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她们的研究显示，青少年消费者对广告决策信息”功能表示肯定，决策信息因子体现了广告传递信息的功能。
然而，上述理论关系却无法推及品牌态度层面，初步分析其可能原因在于：①传统观点认为态度是稳定的，消费者主要通过提取记忆中已有的信息来表达态度，这意味着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的态度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本实验中的Bosin品牌是一个虚拟品牌，由于先前缺乏品牌体验和品牌知识，单凭品牌简介和一次广告刺激很难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产生显著性的影响；②根据相关文献，受众在单次广告接触中，对广告信息的记忆量是非常有限的。在本实验的广告中，利益诉求的信息量较大，而品牌信息量较小，导致受众更多地关注利益诉求信息，而较少关注品牌信息。研究表明，当与任务相关的信息高度可接近时，信息的内容才会直接影响后续的判断或行为(Tyboutetal.，2005)。
遵循上述逻辑，我们有必要去重新检验实验结果的稳定性：符合预期的实验结果(广告态度差异)的稳定性如何？而期望的实验结果(品牌态度差异)没有呈现可能源于假设的理论关系不成立，也有可能是实验设计中被试与品牌的关联度不高所致。实际上，新近的研究已对态度是稳定的，消费者主要通过提取记忆中已有的信息来表达态度”的观点进行了更新(SchwarzandBohner，2001；涂艳萍等，2010)，认为态度是在被测量时即时构建的，态度表征受到认知因素、情境因素等的影响。人们在形成评价时并不会提取出与态度客体有关的全部信息，而是在主观上认为信息足够时就停止信息搜索，评价是被当时最可接近的信息主导的(SchwarzandBohner，2001)，这意味着只要加强目标受众与品牌的关联性，期望中的理论关系是否存在就可以进行检验。
为此，我们在实验二进行如下改进：①引入自我—品牌联结(self-brandconnection)变量，操控被试与品牌的关联度。自我—品牌联结是消费者与品牌的各种联结的综合，反映了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把与品牌相关的知识构建进了自我概念中(Escalas，2004)，体现了消费者与品牌的关联程度。自我—品牌联结可通过消费者与品牌的长期互动形成，也可以被临时操控，如Escalas(2004)、涂艳萍等(2010)让消费者对焦点品牌进行叙述加工(narrativeprocessing)，创造和增强了自我—品牌联结，其机理在于消费者的叙事加工强化了我”这一角色的参与程度，从而加强了品牌与自我的联结；②对实验一中的关键变量——自我概念采用不同的操控方式并对实验情境进行不同的设置，如果研究假设还能得到验证，将大大提高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3实验二
实验二属于实验一的重复研究，区别在于：①被试的自我概念采用不一样的操控方式；②通过操控自我—品牌联结的方式，强化被试与品牌的关联。之所以采用实验操控方式，一方面是因为实验可以继续采用虚拟品牌，以排除品牌熟悉度的影响。如果采用现有品牌，消费者对其的先验认知差异较大且不能被实验控制；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决策通常是即时形成的，且近年来对消费行为的研究逐渐从关注长期形成的禀赋变量”转移到了关注暂时形成的情境变量”，研究即时操控的自我—品牌联结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涂艳萍等，2010)。
3.1实验方法
实验采用2(自我概念：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2(广告利益诉求：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2(自我—品牌联结：高与低)组间因子设计，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自我—品牌联结均通过实验操控来实现。
首先，对被试进行自我概念操控，区别于实验一、实验二采用找词”的方法(BrewerandGardner，1996)启动被试的自我概念类型。被试被随机分成两组，分别阅读不同版本的一段旅行游记，并被要求圈出其中所有的人称代词，数目都是20个。两个版本的区别在于人称代词的不同，独立自我操控组人称代词为单数的我”，互依自我操控组人称代词为复数的我们”。找词任务结束后，被试需完成由Singelis(1994)开发并由Aaker(2000)修正的自我建构量表中的独立自我测项(涵盖13个题项)和互依自我测项(涵盖13个题项)，用以进行操控检验。
在自我概念操控的基础上，每一组被试再被随机地分成两组，随后阅读Bosin公司的简介及欣赏两种利益诉求广告中的一种，公司简介和广告材料与实验一完全相同。当被试看完广告后，需填写用于广告利益诉求操控检查的量表(陈逸帆，2004)，并在不回翻广告的条件写下该品牌相机的主要优势。
接下来采用涂艳萍等(2010)的方法对被试进行自我—品牌联结操控，即通过让被试进行不同的叙事加工来形成不同水平的自我—品牌联结。具体的，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组，被试在阅读公司简介和广告材料后需要回答以下问题：①请您根据刚才阅读的信息，帮Bosin公司写一句广告语；②如果您要向您的朋友推荐该品牌相机，您会怎样想他/她介绍？而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组，被试被要求回答如下问题：①请您对该广告作简要评价；②请您列举在校学生平时喜欢的数码产品(包括产产品和品牌)有哪些？显然，在高自我—品牌联结组，被试处于品牌推广者”的位置，要对品牌信息进行精细加工，进而拉近了被试与品牌的距离，促进被试将品牌信息与自我构建在一起；在低自我—品牌联结组，被试处于局外人”的位置，无须对品牌信息进行精细加工，被试知觉到的与品牌的距离相对较远，从而使得将品牌信息与自我构建在一起的程度相对较低(涂艳萍等，2010)。被试填答完相关问题后，需完成自我—品牌联结量表(MooreandHomer，2008)，涵盖7个题项。
最后，被试需完成结果变量、控制变量的测量量表及填写基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实验材料与实验一相同。
3.2被试与实验结果
经统计，共有209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了该实验，其中：73名女性、136名男性；117名本科生、92名研究生；年龄从19岁至27岁，均值24.2岁。实验平均费时40分钟，参与者完成实验后获得价值10元人民币的礼物。
(1)控制变量。与预期一致，被试对数码相机有相当高的熟悉度(M=5.77)(α=0.73)，说明将其用于此实验是合适的。
(2)操控检查。实验二采用与实验一不一样的方法来操控被试的自我概念类型，但获得了一致的结果：独立自我操控组的独立自我构念得分(M=5.02)显著高于互依自我构念得分(M=3.58)(t=22.58，df=103，p＜0.01)；互依自我操控组的独立自我构念得分(M=3.68)显著低于互依自我构念得分(M=4.55)(t=-15.38，df=104，p＜0.01)。可见，在独立自我概念和互依自我概念的操控上达到了预设目的。
与实验一相同，利用6个题项的测量量表(陈逸帆，2004)来检查感性利益诉求与理性利益诉求操控是否成功。数据处理结果显示：在感性利益诉求操纵组，被试对感性利益的感知(M=5.03)明显高于对理性利益的感知(M=3.28)(t=25.52，df=104，p＜0.01)；在理性利益诉求操纵组，被试对感性利益的感知(M=3.26)明显低于对理性利益的感知(M=4.78)(t=-24.55，df=103，p＜0.01)。此外，在感性利益诉求操控组，来源于独立自我概念组和互依自我概念组的被试感知到的感性利益(M=5.01VS5.04，F(1，103)=0.05，p＞0.10)和理性利益(M=3.23VS3.34，F(1，103)=2.13，p＞0.10)均没有显著差异；同样，在理性利益诉求操控组，来源于独立自我概念组和互依自我概念组的被试感知到的感性利益(M=3.24VS3.29，F(1，102)=0.48，p＞0.10)和理性利益(M=4.84VS4.72，F(1，102)=1.49，p＞0.10)也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被试对广告利益诉求的判断不受被试的自我概念影响。可见，利益诉求的操控也是成功的。类似实验一，感性利益和理性利益两种诉求操控下的被试对广告核心利益的表述也没有显著差异。利用7个题项的测量量表(MooreandHomer，2008)来检查高低水平的自我—品牌联结操控是否成功，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7个题项从属于一个因子，可解释53.89%的方差，内部一致性系数α=0.85。以自我—品牌联结量表得分为因变量，以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和自我—品牌联结变量的组别为自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品牌联结操控的主效应显著(F(1，201)=146.07，p＜0.001)，三因素的交互效应显著(F(1，201)=13.67，p＜0.00)，具体地，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操控组的量表得分(M=5.37)显著高于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操控组的量表得分(M=4.71)(F(1，207)=137.14，p＜0.001)。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操控的主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所有的两因素交互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上述结果说明自我—品牌联结的操控达到预设目的，被试对自我—品牌联结的判断不受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影响。
(3)广告效果。以广告态度为因变量，采用2(自我概念：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2(广告利益诉求：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2(自我—品牌联结：高与低)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自我概念的主效应不显著(F(1，201)=1.33，p＞0.10)，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不显著(F(1，201)=0.80，p＞0.10)，自我—品牌联结的主效应显著(F(1，201)=18.42，p＜0.01)，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自我—品牌联结的交互作用边际显著(F(1，201)=2.86，p＜0.10)，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交互作用显著(F(1，201)=663.22，p＜0.01)，无其他显著的交互作用(所有p＞0.10)，具体均值如表1所示。上述结果首先说明自我—品牌联结能正向影响被试的广告态度。进一步，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交互效应显著(F(1，100)=316.64，p＜0.01)；类似地，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也均不显著(所有p＞0.10)，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交互效应显著(F(1，101)=355.63，p＜0.01)。说明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匹配性能显著影响被试对广告态度的评价。可见，在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对广告态度的联合影响上，实验二获得了与实验一一致的结果，假设H1a和H2a获得支持。
以品牌态度为因变量，采用2(自我概念：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2(广告利益诉求：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2(自我—品牌联结：高与低)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自我概念的主效应不显著(F(1，201)=0.04，p＞0.10)，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不显著(F(1，201)=0.04，p＞0.10)，自我—品牌联结的主效应显著(F(1，201)=6.13，p＜0.05)，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自我—品牌联结的交互作用显著(F(1，201)=11.04，p＜0.01)，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交互作用显著(F(1，201)=22.94，p＜0.01)，无其他显著的交互作用(所有p＞0.10)，具体均值如表1所示。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交互效应显著(F(1，100)=31.09，p＜0.01)，说明自我概念与广告利益诉求匹配性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评估有直接影响；然而，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及其交互效应均不显著(所有p＞0.10)，此结果类似于实验一的发现，进一步说明自我概念与广告利益诉求匹配性要影响到消费者对广告中品牌的态度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品牌联结。
在独立自我概念条件下，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显著(F(1，100)=9.73，p＜0.01)，自我—品牌联结的主效应边际显著(F(1，100)=2.91，p＜0.10)，广告利益诉求和自我—品牌联结的交互作用边际显著(F(1，100)=3.30，p＜0.10)，说明独立自我者偏好感性利益诉求广告，自我—品牌联结正向影响被试的品牌态度。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自我—品牌联结在感性利益诉求条件下的处理效应显著(F(1，51)=5.76，p＜0.05)，但在理性利益诉求条件下的处理效应不显著(F(1，53)=0.07，p＞0.10)。结合变量均值可以看出，在独立自我概念条件下，被试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的状态下接触其偏好的感性利益诉求广告比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的状态下产生更好的品牌态度。
在互依自我概念条件下，广告利益诉求的主效应显著(F(1，101)=16.37，p＜0.01)，自我—品牌联结的主效应边际显著(F(1，101)=3.30，p＜0.10)，广告利益诉求和自我—品牌联结的交互作用显著(F(1，101)=9.03，p＜0.01)，说明互依自我者偏好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自我—品牌联结正向影响被试的品牌态度。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自我—品牌联结在理性利益诉求条件下的处理效应显著(F(1，51)=10.15，p＜0.01)，但在感性利益诉求条件下的处理效应不显著(F(1，50)=0.83，p＞0.10)。结合变量均值可以看出，在互依自我概念条件下，被试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的状态下接触其偏好的理性利益诉求广告比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的状态下产生更好的品牌态度。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匹配性能显著影响被试的广告态度；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的匹配性能显著影响被试的品牌态度，而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不存在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对品牌态度的交互影响。这意味着要影响到消费者对广告中品牌的态度评价，需要激发一定程度的自我—品牌联结。
3.3相关讨论
在对被试的自我概念形态进行不同方式的操控的背景下，实验二的结果再次支持了H1a和H2a，使得有关广告态度的实验结果的稳定性得到了提高。通过引入自我—品牌联结的概念，实验二发现被试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会产生更加积极的品牌态度，这与Escalas(2004)、Moore和Homer(2008)的研究发现一致：自我—品牌联结可用于预测品牌态度和品牌态度强度。
与实验一类似，在低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假设中的自我概念、广告利益诉求对被试的品牌态度的影响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然而，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理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独立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品牌态度；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相较于感性利益诉求广告，会使互依自我程度高的目标受众产生较好的品牌态度，说明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同时影响被试的品牌态度，假设H1b和H2b获得了支持。自我—品牌联结体现了消费者与品牌的关联程度，使得消费者在与品牌建立关系方面存在差异，因为消费者总是选择与当前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品牌，并将该品牌与对自我的心理表征相联系，以实现自我确认或自我强化(EscalasandBettman，2003)。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由于强化了被试与品牌的关联性，使得当时与被试最可接近的信息主导了被试对品牌的评价，进而促使期望中的理论关系得到了检验。
4总结
4.1研究发现
在将自我概念区分为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两种形态以及将自我—品牌联结区分为高水平和低水平两种状态下，本研究探查了自我概念和自我—品牌联结对广告利益诉求(理性利益诉求和感性利益诉求)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实验一)发现，独立自我程度高的被试相对互依自我程度高的被试对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的广告态度更好；相应的，互依自我程度高的被试相对独立自我程度高的被试对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的广告态度更好(假设H1a和H1b)。然而，上述理论关系却无法推及品牌态度层面。为此，研究(实验二)引入自我—品牌联结变量，进一步探讨了自我概念、自我—品牌联结、广告利益诉求对广告效果的联合作用。研究(实验二)发现，实验一中的广告态度差异(假设H1a和H2b)在被试自我—品牌联结高、低两种条件下均成立；而品牌态度差异(假设H2a和H2b)只有被试处于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状态时出现。也就是说，在高水平自我—品牌联结条件下，独立自我程度高的被试相对互依自我程度高的被试对感性利益诉求广告的品牌态度更好；相应的，互依自我程度高的被试相对独立自我程度高的被试对理性利益诉求广告的品牌态度更好。
4.2研究意义
基于自我概念、自我—品牌联结与广告利益诉求的关联性，本研究的学术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进一步拓展了自我概念的应用领域尤其是在广告利益诉求方面的应用。自我概念是一重要的心理学概念，能影响人类认知的诸多方面，其对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近年来日益获得营销学者的关注，但很少有研究涉及自我概念与广告利益诉求方式的关系，本研究将进一步拓展自我概念在广告认知领域的应用。②进一步推进广告利益诉求的有效性研究。过往研究虽然探讨了不同广告利益诉求方式的基本适用条件，但较少从目标受众的心理变量层面展开。本研究探查了自我概念、自我—品牌联结和广告利益诉求对广告效果的联合影响，研究结果一方面可为感性/理性诉求广告效果的跨文化差异提供一种解释，即为何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更倾向于感性诉求广告，而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更倾向于理性诉求广告；另一方面为态度是在被测量时即时构建的，态度表征受到认知因素、情境因素等的影响”(SchwarzandBohner，2001；涂艳苹等，2010)提供了新的证据；③自我—品牌联结是消费者决策中极为重要的调节变量。研究发现，自我—品牌联结能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广告和品牌的认知，它在自我概念和广告利益诉求匹配性对广告效果的影响中也起到调节作用。结合新近有关自我—品牌联结的研究，上述作用可能不仅存在于广告领域，还存在于消费者对企业其他营销活动的认知，如价格变动、新产品开发和公关活动的开展等。
在实务方面，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营销策略尤其是广告策略的制定提供指导。一般而言，商业广告多由目标企业和广告公司共同完成，在进行了基本的消费者媒体消费习惯调研后，确定广告主题与传播方式，完成广告的制作。这种流程方式尽管也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但是并没有对广告目标受众作进一步的分析，使得广告制作方很难找到目标受众最易接受的方式，也无法分辨目标受众到底是喜欢广告内容还是品牌本身，因而制作出来的广告必然带有相当的主观性。我们建议，企业首先需要根据广告目标受众的自我概念形态(或是通过其他手段进行操控)来决定是采用理性利益诉求还是感性利益诉求。在决定了广告利益诉求方式之后，如果企业需要改善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那么企业需要提升广告目标受众的自我—品牌联结程度。如果受众的自我—品牌联结程度低，那么消费者很可能是喜欢某个广告，却并一定会喜欢广告中所呈现的那个品牌。在目标受众的自我—品牌联结程度高时，更有可能出现企业所希望的效果——好的广告态度和好的品牌态度。二是为现代企业差异化竞争策略提供支撑。实践证明：再好的产品、再出色的广告创意也不能一招鲜，走遍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自我概念形态有所侧重，必然要求企业能够了解、适应当地消费者的人格特征，制作出与此特征相适应的广告内容，这对于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跨国企业来说尤为重要。同时，本方法对于专注于国内市场的企业亦有意义。中国地域宽广，东南西北中各地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也许没有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巨大，但也有诸多不同之处，这同样可以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广告效果。三是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和自我一品牌联结程度是可以被操控的特点有助于企业更为简便地制定精细化广告策略，引导消费者接受广告诉求。企业在进行广告宣传时，不但可以被动适应、接受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还可以主动引导消费者发生改变。当企业在向消费者传递信息时，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使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形态和自我—品牌联结程度呈现企业所希望的方向，进而匹配企业的广告诉求，从而提高目标受众对广告的喜欢程度。
4.3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的方向首先体现在样本的普适性问题，由于实验参与者均为在校学生，样本的代表性有限，后续研究可通过扩充样本代表性来验证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其次，研究缺乏对同时呈现理性利益诉求和感性利益诉求广告有效性的考虑。企业可能为了规避广告利益诉求方式选择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采取同时呈现理性利益诉求和感性利益诉求的方式，那么这种情况下目标受众对该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是否比利益诉求方式有所侧重的广告更好？未来研究可以在这一方面作出努力。再次，研究结论显示自我—品牌联结在主效应上显著，而本研究并未深入探讨自我—品牌联结的相关作用机理，未来研究可以在该领域进行深入探讨。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1篇2
下面笔者通过具体事例从五个维度谈谈如何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1.如何描述地理概念
概念型试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地理概念的理解、对地理概念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把握和阐释能力，对考生运用所学知识解读试题信息的能力要求较高。
【例1】下图为我国某地等高线图。读图，回答问题。
说出该地区的地形类型名称和甲地地形部位名称。
解析：根据等高线示意图，可知该处最高海拔不超过500米，等高距为10米，高差小，地形为丘陵；甲地位于两个山顶之间的低地，为鞍部。
2.如何描述地理事物或现象的特征
常见的关键词有：简述（描述、阐述、说出、分析）；特点、特征。
常见的题目有：描述区域自然地理特征（位置特征、地形特征、气候特征、河流的水文和水系特征）、人文地理特征（农业地域类型特征、工业区位特征、人口和城市分布特征）。
【例2】中南半岛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勤劳的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繁衍、发展。读下图，回答问题。
阐述中南半岛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解析：在描述特征类试题时，我们要建立思维关联图，掌握描述的方向和角度，如下图所示。
【例3】读图，回答问题。
（1）图甲中所示地区的地形类型是。
（2）据图乙分析，与Q城相比较，B城的气候特点有何不同？形成两地气候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3）据图甲、图乙中的信息，概括出B城附近河段的水文特征。请答出三项。
解析：该题涉及对地形特征、水文特征和气候特征的描述和阐释，我们同样可以构建思维关联图（如下页图所示）。
3.如何描述地理事物时空分布特征和发展变化规律
一般要从两个方面描述地理事物分布特征：空间分布（延伸方向、空间递变规律）、时间分配（季节和年际变化的大小）。
对地理事物发展变化的描述，试题一般要求描述某地理事物发展变化过程，如城市化过程、某天气系统过境（过境前、过境时、过境后）的天气变化、风向变化及产业结构的变化等。
【例4】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南部，农业生产以草地畜牧业为主。20世纪50年代以来耕地面积比重增加。该地区是我国冰雹天气多发地区，但近61年来冰雹天气次数呈下降趋势，冰雹成灾次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下页图为三江源地区1950―2011年各月雹灾累积次数统计图。
简述三江源地区冰雹灾害的年内分布特征。
解析：本题要求描述的是冰雹灾害的年内分布特征。由图可知，冰雹灾害主要发生在5―9月，其中，8月最多，11月到次年3月无冰雹灾害，很明显，冰雹灾害年内分布不均。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主要在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分析和说明的思维过程中体现出来。最基本的思维活动是分析，分析问题的能力包含着综合的能力。
4.如何阐释地理事物或现象的成因及其与人类的关系
高考试题中经常要分析的成因有：气候特征（包括气温、降水）的成因、河流水文特征成因、某种自然灾害的成因、农业（工业、城市等）区位因素的变化成因等。原因分析类的试题一般从自然原因、人为原因角度进行分析解答。自然原因包括地形、气候、水文等方面的原因，人为原因侧重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例5】阅读图文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洛杉矶及周边地区晴天较多，海滩、沙漠等多样的景观为电影拍摄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下图中左图是该地区盛行风作用下形成的某一新月形沙丘局部图，右图是沙丘所在地风频图。
（1）从洋流和大气环流分析该地区晴天较多的原因。
（2）结合右图，判断左图中箭头所指方向并说明理由。
解析：思维过程如下图所示。
5.如何对地理事物或者现象进行说明和评价，并提出可行性或者合理性措施
常见的试题格式是：评价（阐释、说明）……条件；分析……影响（作用、意义）；提出……措施（对策、治理方法、建议、发展方向等）。
对问题的评价要从利、弊两个方面进行阐释；区位因素评价一般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对影响类试题应该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角度进行阐释。
措施类试题一般要求提出环境问题、自然灾害的治理措施，人口、城市化问题的解决方法，区域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及区域经济发展带来问题的解决措施等。一般情况下，传统工业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加大科技投入，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等。对资源、能源类问题（水资源、能源短缺）常常从“开源”和“节流”两个角度提出解决措施。生态环境问题一般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农业技术措施、管理措施等。提出的措施要具有针对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一般按照以下四步。
第一步，根据题目提供的文字、图表（包括图例），获取相关的地理信息，明确试题要求和意图。
第二步，调动和运用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建立与题目相应的联系。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1篇3
关键词：节约型种植设计生态园林
1引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加快，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建设节约型社会，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生态意识的增强和园林建设的快速发展。由此，城市园林绿化也必须走节约型发展之路。种植设计在园林建设中的重要性愈发不盲而喻，因此，节约型种植设计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概念
本文所说的节约型种植设计是指以植物为主要载体的建筑外环境绿化，以期其中的种植设计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其次是满足人们合理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再次是最大限度地节约自然资源与各种能源。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率，最后是以最合理的投人获得最适宜的综合效益。
3国外节约型园林种植设计的研究进展
约18世纪中叶前，人们追求宏大气势而长期繁荣的极端规则式园林，之后，一种全新的园林形式，自然式风景园诞生，解放了长期以来占据西方主流地位的规则式设计思想。这一时期可以称得上节约型园林开始发展的时期。
1841年出版道宁的《适宜于北美景观园林的理论和实践》，认为景观应具有自然的简单和壮美。美国园林之父奥姆斯特德钟情于简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式和空间。强调依靠自然，强调乡土树种的运用Ⅲ。这时期园林种植形式上，设计思想和植物群落结构上明显已有了更多生态的意识和相应的措施。延斯・延森等一些美国景观设计师从19世纪末就开始尝试在花园设计中直接从乡间移来普通野花和灌木进行植物造景，创造了“草原式景观设计”(ThePrairieStyle.inLandscapeArchitecture)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概念：“设计不是想当然地重复流行的形式和材料，而要适合当地的景观、气候、土壤、劳动力状况及其他条件”，其造价低廉并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型园林的某些方面开始得到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园林设计师鲁滨逊(williamRobinsonl838-1935)主张简化烦琐的维多利亚花园，满足植物的生态习性，任其自然生长。从1929年开始，美国经济陷入了大萧条，人们的生活开支急剧下降，园林投入也相对紧缩。针对这种状况，丘奇开始了新园林设计模式的探索，趋向于简单化的勰决办法。丘奇1995年出版的《Gardensareforpeople：Howtoplanforoutdoorliving》一书“一次花园之旅，捎带进行了一些评论”，讨论了花园设计应考虑的方面：精美的空间比例搭配，将绿地相对减少，增加了木板、砖块等铺装的面积；保留基地原有植物，以减少种植的投人；选用当地耐干旱的植物，以减少植物的养护费用；多采用遮荫乔木，使炎热地区的户外生活变得更加适宜。之后的埃克博所做的笔记――“景观设计史”，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广阔背景下审视花园，并提到了当代对于低成本维护和功能性空间的需求…。这一时期，对于节约型种植设计的研究主要是出于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制约而渐渐产生的。
1969年美国的麦克哈格(Lan.LMcharg)所著的《设计结合自然》(DesignwithNature)标志着生态设计理论上的奠基和成熟。此一时期的生态设计主要的英文表述是“ecologydesign”，包含节约。这一时期关于节约型园林的主要里程碑是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植物社会学家蒂克逊(Tixen)提出用地带性的、潜在的植物种，按环境“顶级群落”原理建成生态绿地的理论要点。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近自然森林”的概念，他的学生、国际生态学会会长、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宫胁昭教授用20余年时间在全世界600多个点实践该理论取得成功。用这种方法建成的生态绿地具有“低成本、快速度、高效率”的优点，国际上称它为“宫胁昭方法”(ReconstructionforenvironmentalprotectionforestbyMiyawaki)：将所选择的乡土树种幼苗按自然群落结构密植近似天然森林土壤的种植带上，利用种群问的自然竞争，保留优势种。二三年内可郁闭，10年后便可成林，这种种植方式管理粗放，形成的植物群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976年，美国著名生态学家R10bcrtRicklefs发表论著《自然经济》(TheEconomyofnature)，考虑自然的经济性。在自然进化系统的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幸存下来的生态系统必然是经济、合算、高效、节约的。1979年，法国著名风景园林师米歇尔・高哈汝(MichelCorajoud)和雅克・古龙(JacquesCoulon)设计的巴黎北郊苏塞公园，设计师设计了第一个人工营建的沼泽景观。其演进几乎是完全自发进行。1985年阿兰・普罗沃和吉尔・克莱芒设计的巴黎雪铁龙公园，一隅营建了一片“荒地”，并非刻意地去养护管理那些野生植物，而是接受它们并给它们定向。使它们的优势得以发挥，营造优美独特的园林景观。此后，荒原、荒地景观在西方现代园林中大量涌现。节水型景观大量推广，美国更在1980年代就建立了“国家早生园地种植委员会”。用来指导全国的旱生园地种植计划。美国园林设计师J・罗伯特・安德森(J.RboertAnderosnl便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安德森的设计强调使用本土植物他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些园林种植几乎不需要任何灌溉。他还和美国国家野生花卉研究中心一起设计了一个土生植物园。在石板铺成的中心广场上，按需水量的大小排列了不同的植物上，按需水量的大小排列了不同的植物；在通往综合大楼的人口步道筑起了石头蓄水池，为滴灌植物储藏雨水；23个示范花园用来研究本土植物的习性等。屋顶绿化的盛行，日本1992年6月出版了《城市建筑绿化指南》，对城市建筑物的绿化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如新建筑占地面积超过1000m2时，屋顶的1／5必须为绿色植物所覆盖。这一时期。节约型园林中的各个方面开始得到发展。
4国内节约型园林种植设计的研究进展
中国向来就是个讲究节约的国家，明朝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造园专著《园冶》曰：“景到随机，在涧共修兰芷”，“高阜可培，低方宜挖”。这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设计理念，从设计的最初阶段就避免了盲目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计成的这种充分利用原有地形的设计理念是我国最初的节约型设计理念。“小中见大、须弥介子、壶中天地”等可算的上是节地理念。到20世纪50-60年代建国初期，由于国际封锁的特殊背景。为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国家强调绿化结合生
产，相关研究有韦金笙1965年发表《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好材料――芍药》等。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我国城市园林建设中所存在的规模小、类型单调、结构简单、功能单一、稳定性差、易退化及管理和养护费用高等缺点。生态和园林两大领域的工作者结合国内外城市园林的发展趋势，从美化城市环境、改善城市生态条件的目标提出来一系列生态园林的理念。生态园林相关研究得到发展，节约型园林亦包含在生态园林中。马军山的《现代园林种植设计研究》系统的对近百年来园林种植设计上发生变革的特征及其规律进行研究。
2006年8月17日，建设部在新疆组织召开了全国“节约型园林绿化现场会”。仇保兴副部长在会上作了“开展节约型园林绿化，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讲话，正式提出了“节约型园林”的概念，是节约型园林发展的里程碑。2007年8月30日，建设部出台了《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议》。有关部门、有关地方对此十分重视，及时召开会议或转发建设部文件，予以贯彻和落实。2007与2008年中国科协年会，都涉及到关于节约型园林，相关节约型种植设计的论文包括：节约型城市绿地建设实现途径研究，节约型园林的植物选择等。北京园林学会举办“节约型园林绿化建设”研讨会，相关会议论文中涉及到节约型种植设计，包括如何在居住区中建设节约型园林，节约型园林及其园林植物应用思考等文。“抓住2008年奥运会机遇进一步提升北京城市园林绿化水平”学术研讨会中对建设节能型园林的思考等。硕士论文《武夷山市节约型城市园林设计研究》《城市开放式管理的公共绿地的节约性设计研究》口”等主要针对城市公共绿地的节约型设计研究。较多论文从节地，节土，节水，节能，节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主要集中在节水型园林的探讨上，如刘宏禄，吴文勇，郝仲勇等著的《城市绿地节水技术》，硕士论文《城市住宅小区节水景观研究――以杭州市为例》等。关于乡土植物的研究也较多：“乡土树种应成为园林绿化的首选树种，应该大量应用耐旱植物。耐旱植物的应用，不仅能节约大量水分，降低绿化成本，还能营造独特的景观。大胆倡导利用野生植被。可以大大降低养护成本，节约水资源。”关于复层绿化，立体绿化的研究：申彩霞，王晋新的开拓绿色空间的新途径一屋顶绿化、垂直绿色、复层结构的立体绿化性等。其他还有低成本设计，限额设计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
关键词：课程改革；核心概念；知识结构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8-260-02
一、《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的任务
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提高每个高中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是本课程标准实施中的核心任务”。生物科学素养指的就是公民参加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生产实践和个人决策所需的生物科学知识、探究能力以及相关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促进学生对生物学核心概念的理解是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和内容之一，《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首次将概念列入课程目标。《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规定的三大课程目标是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其中知识目标是达成后两个目标的基础。在知识目标中要求，“获得生物学基本事实、概念、原理、规律和模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整个生物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就是概念。于此同时，课堂教学是所有教育改革的最终落脚点，那么，毫无疑问生物教学的核心就是生物概念的教学。那么生物概念教学就直接关系着知识目标的达成。又因为知识目标是达成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能力目标的基础，生物概念教学也即关系着整个课程目标的达成。生物学概念的教学关系着学生整体知识网络的构建和日后的持续学习。
二、学习《分子与细胞》模块的目的及意义
本模块选取的都是细胞生物学的最基本知识，和细胞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实际应用，这些知识内容也是学习其他模块必备的基础。学习本模块的知识，学生将在微观层面上了解生命的物质特点和结构特点以及生物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多样性，活细胞中物质、能量和信息变化的统一，细胞结构与功能的统一，生物体部分和整体的统一等，这样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中对学生有巨大帮助。学习本模块后，有助于学生对科学过程和本质的理解。
本模块的学习是学习其他模块的基础。所以，在本模块的学习中，极为必要的就是开展核心概念教学，帮助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知识框架。
三、《分子与细胞》模块在高中生物课程中的地位及与其他模块的联系
在高中生物学课程的共同的三个必修模块内容中，“分子与细胞”模块主要是阐述生命的本质，即生命的化学基础和结构基础，实现自我更新的生理基础，实现自我复制的遗传信息传递基础；“遗传与进化”模块主要是阐述生命的延续性，和生物界的发生以及发展过程和原因；“稳态与环境”模块则主要是阐述生命系统通过自我调节机制使其保持稳态并适应环境，以及生态系统通过自动调节作用使其结构与功能达到协调统一并持续发展。因此，共同必修部分的3个模块内容之间的知识联系非常密切。而学习其他模块时“分子与细胞”是学习高中生物的基础。此外，学生通过“分子与细胞”内容的探究性学习活动获得的技能，对进一步学习选修模块的选修一“生物技术实践”和选修三“现代生物科技专题”等知识起到保证作用。
四、《分子与细胞》模块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1、生命系统这个概念存在于《分子与细胞》第一章第一节，本节是学生进入高中的第一堂生物课，起着承接初中学习开启高中学习的作用。因而本节内容并不需要学生掌握生命系统的所有外延，只需要学生能举例说明生命系统的层次，认同细胞是基本的生命系统即可。
2、“细胞的分子组成”部分，本部分内容的单元知识点有：细胞的元素组成、细胞的分子组成、水和无机盐、糖类、脂质、蛋白质、核酸等，要求是：简述生命元素的类别，说明生物大分子以碳链为骨架。
3、“细胞的结构”部分，本部分内容的单元知识点有：细胞的发现和细胞学说的建立、细胞的研究方法。细胞的类别、细胞的基本结构、细胞膜、细胞器、细胞核、细胞的整体性等。要求是：简述细胞膜的大体功能；举例说出几种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观察线粒体和叶绿体；简述细胞核的基本结构，阐明细胞核贮存遗传信息。举例说出细胞各部分结构相互联系和协调一致，理解细胞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4、“细胞的代谢”部分，本部分内容的单元知识点有：物质进出细胞的方式、ATP与代谢、酶与代谢、光合作用、细胞呼吸等，要求是：说明离子和小分子物质的跨膜运转方式，以及大分子进出细胞的方式。酶作用的特性；简述ATP分子结构，解释ATP与ADP相互转化的关系，说明ATP的生成途径，阐明ATP在能量代谢中的作用。细胞的呼吸的两种方式及过和光合作用的过程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在生产实践中运用。
5、“细胞的生命历程”部分，本部分内容的单元知识点有：细胞有丝分裂具有细胞周期，其包括分裂间期和分裂期。要求为“简述细胞的生长和增殖的同期性”，属于了解水平。.细胞分化，细胞分化涉及到基因的选择性表达，与细胞核的内容存在一定的联系，与我们现实的生活也较为接近，另外同细胞的癌变等内容均联系紧密。这部分内容还包括细胞的衰老和凋亡。《新课程标准标准》的知识目标要求为“说明细胞的分化”“举例说明细胞的全能性”，属于理解水平。并要求将细胞的凋亡和细胞坏死进行区分，属于理解水品。
五、实施过程中，我的教学策略：
1、创建良好的问题情境。良好的问题情境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要根据学科特点和学习者特征，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对问题情境的体验中产生问题意识、发现并提出探究的问题。
2、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提供必要帮助。教师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是以指导者、促进者的身份出现的。具体学科任务的解决是以学生自主探索为主进行的，但是学生对新知识的认识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只有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概括、归纳和总结，才能全面地看待问题。教师要把握时机，从旁指导，促进学生技能的掌握和知识的迁移。
3、进行及时的评价。为了保证问题解决的顺利进行，还要对学生问题解决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课程整合要求学生学习的重心不再只是放在学会知识上，而是应该转移到学会学习、掌握方法和培养能力上。评价的内容应包括：对新知识的理解、掌握和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同学间的相互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4、每节设置“练习”，每章设置“自我检测”和“本章小结”，及时复习和巩固，强化自我评价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高中生物-教师培训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2]程玉平《在新课程标准下加强和改进生物实验教学》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篇5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7―0010一05
我国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从2001年开始的，至今已走过了十个年头。当年颁布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标实验稿”)，作为历史课程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对初中的历史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方式及评价方式等多个方面的改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经过十年的教改实验，初中历史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新课改要继续深入推行下去，就需要总结十年课改的成就与经验，分析并解决课改中出现的问题，更加明确课改的目标，确定课改的走向。其中，修订已试用十年的课程标准，就成为新课改继续发展的需要。为此，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对实验稿进行了修订，并于今年年初正式颁布《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计划在今年秋季开始执行。
新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新版”)并不是对课标实验稿的小修小补，而是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新的厘定。本文仅就课标新版的内容作简要的说明，以期引起同行们对历史课程标准新变化的关注。
一、课标前言部分的新思路
历史课程标准的第一部分是前言，由课程性质、课程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三个子目构成。与课标实验稿相比，课标新版前言部分有了新的内容。
1.对课程性质的新阐释
课标实验稿中的课程性质，实际上只是概述了历史课程的作用，而没有直接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性质是什么。课标新版则对历史课程的性质作了明确的阐述，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具有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和综合性的特性，并对这四个特性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应该说，这是在国家的教育文件中首次对初中历史课程性质进行了概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初中历史课程的定位、属性和特点。
2.对课程基本理念的新强调
课标新版对初中历史课程的基本理念进行了更为清晰的论述，从四个方面阐释了初中历史教育要秉持的理念，与课标实验稿相比，更为简明扼要。在这部分中，除了提出课标实验稿中已论及的教育理念，如使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倡导教学方式的转变与创新等。课标新版还有一些新的提法应引起我们注意，诸如：(1)强调要“充分体现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2)强调要“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为宗旨”，“以普及历史常识为基础”；(3)强调要“将正确的价值判断融入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中”。这些理念，对于教师进行历史教学有着指导意义。
3.对课程设计思路的新调整
课标新版在课程设计思路方面进行了较大调整。首先是提出了历史课程的总体设计思路，即“面向全体学生，从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和人文素养出发，遵循历史教育规律，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功能，使学生掌握中外历史基础知识，初步学会学习历史的方法，提高历史学习能力，逐步形成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并提高正确认识现实的能力，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在这一总体设计思路下，课标新版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设计思路。其中，继续保留了课标实验稿中对课程目标的划分思路和课程内容六个板块的设计思路外，最重要的变化是弱化了课标实验稿中的学习主题，而是采用“点一线”结合的内容呈现方式。所谓“点”，是指具体的历史事实；所谓“线”，是指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从内容体系的设计上来说，是要以“线”穿“点”，以“点”连“线”，使课程内容依据历史的发展线索循序渐进地展开。这一设计思路，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和初中历史课程的基础性，有助于学生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应该说，这是对课程内容体系的重要调整，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此外，这一部分中还提出了一些在课标实验稿中未涉及的设计思路，诸如：(1)提出在内容的编制上要精选最基本的史实，展现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2)提出在突出初中历史教学特点的基础上，注意与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3)
课标实验稿在能力目标的表述中，有些地方较为含混，如将学习能力与学习方法合在一起论述(计算历史年代、使用历史图表的等应属历史学习方法的范围)、将表达能力界定在陈述历史问题等。而课标新版则明对课程内容中的教学活动建议进行了说明；(4)提出课程的开放性和弹性问题，为乡土历史教学的开展留有余地。
二、课程目标的新确定。
历史课程标准的第二部分是课程目标。课标新版在这部分中，首先提出了历史课程的总体目标，即“通过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教学，学生能够掌握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初步掌握学习历史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对人类历史的延续与发展产生认知兴趣，感悟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养成爱国主义情感，开拓观察世界的视野，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成为拥有良好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奠定基础”。而在具体的目标方面，继续保留了课标实验稿中“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的划分，但对这三方面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进行了新的表述，使之更为明确和完整，也更为清晰和易于把握。
例如，在知识与能力目标方面，两版的表述对照如下。
确划分为五条，其中第1、2条涉及知识目标，第3、4、5条涉及能力目标，包括阅读、观察、想象、理解、分析、表达等多方面的能力。
再如，在过程与方法目标方面，两版的表述分别。
课标实验稿对过程目标的阐述不甚清晰，在方法目标方面提得尚欠具体，而课标新版将这一领域的目标明确分为五条，其中前三条涉及过程目标，后两条涉及方法目标，尤其是对方法的目标要求提得较为具体。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方面，课标新版是列出了六条，其基本精神与课标实验稿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则是更为强调，论述更为清晰，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值得注意。例如：
(1)在民族观的培养要求方面，特别强调要“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2)在认同感方面，明确提出要“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决定作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继承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认识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中国强盛的重要保证”。
(3)在国际视野方面，提出要“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认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逐步形成面向世界的视野和意识”。
(4)在人生观方面，提出要“初步理解个人
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对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识别判断力，逐步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个性品质”。
从以上可以看出，课标新版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要求比课标实验稿提得更为具体，指向更为明确。
三、课程内容的新构建
历史课程标准的第三部分是课程内容，这部分涉及教学的具体内容，是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的具体指标，因而也是教师们最为关切的。课标新版根据课程设计思路，在课程内容的编排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其表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1内容概念
课标新版将课标实验稿的“内容标准”的提法，改为“课程内容”。这是因为“内容标准”的概念在内涵上不易廓清，尤其是像历史这样的人文社会学科。而“课程内容”的概念则更为明确，即指课程所含具体内容的体系、线索及要求等。
2.体系新构
课标新版重新编写了每一个学习板块中的导言部分，依照历史发展时序的原则，对该学习板块所涉及的历史发展基本线索、主要特征和重大史事进行了概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阶段特征，使教师能够了解该学习板块教学内容的总体框架和结构。在每一板块的内容中，改变了课标实验稿学习主题的结构，而是按照历史时序的发展，列出重要的史事要点。
3.知识增减
在内容的编排选择上，秉着精选最基本、最重要的史事这一基本原则，删除了课标实验稿中过难、过偏、过细的内容，以降低难度，使课程内容更有利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总体上来说，课标新版中的内容知识点比课标实验稿减少了五十多个，如世界古代史板块中，减去了课标实验稿中的南方古猿、三大人种、该亚与厄瑞斯忒的传说、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布匿战争、丕平献土、琅城起义、希波战争、马可・波罗、阿拉伯数字、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荷马史诗》、阿基米德、麦加清真寺、巴黎圣母院等知识点。’
课标新版的课程内容在消减一些知识点的同时，也适当增加一些课标实验稿未涉及的知识内容，如中国古代史增加了东汉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增加了义和团运动、袁世凯复辟帝制；中国现代史增加了雷锋；世界古代史中增加了早期大学、基辅罗斯；世界现代史增加了生态与人口问题等知识点。这些新增的内容，有助于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时序、范围和时代的特征。
若将增减的内容统一计算，课标新版要比课标实验稿减少了三十多个知识点，使知识总量有所下降，进一步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也使内容更加集约，重点更加突出。
4.提法新变
课标新版在内容编排和提法上有一些新的变化。历史教育的内容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研究新成果的出现而有所改进，这是毋庸置疑的。课标新版在这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兹举数例如下：
(1)将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融合”这一传统提法，改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为从概念上讲，“融合”是指合成为一体，容易使人在民族关系的认识上产生误解；而“交融”则表明是相互性的，更符合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往来、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情况，也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
(2)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全面抗战开始”这一提法，改为“全国性抗战开始”。因为“全面抗战”是与“片面抗战”相对应，而“全国性抗战”则与“局部抗战”相对应。中国的抗战，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爆发后就开始了，但从全国的角度上讲还仅是局部性的抗战，七七事变后则转为全国性的抗战。
(3)课标实验稿是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放在世界近代史的学习板块之中，而课标新版则改放到世界现代史的学习板块中。这是根据国内外史学界已基本得到公认的划分，即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5.形式更新
在编排形式上，课标新版是将课程内容与教学活动建议用双栏表格的形式，列表对应显示出来，使之更为直观，更易于教师在教学设计上的操作。如中国古代史板块的起始部分，是这样显示的：
课程内容
教学活动建议
知道北京人的特征，了解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参观
北京人发现的意义。知道化石我国境内的古人类遗址。
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
了解半坡居民、河姆渡居根据教学用图，想象原始
民的生活和原始农业的产生。人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知道考古发现是了解史前社
会历史的重要依据。
总之，课标新版在课程内容方面有不少新的变化，教师们应加以认真的钻研和领会。
四、实施建议部分的新修改
历史课程标准的第四部分是实施建议，由教学建议、评价建议、教材编写建议和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四部分构成。课标新版在这四个方面也作了新的修改，简述如下：
1.教学建议
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概括提出了七条教学建议：(1)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2)充分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3)注重对基本史实进行必要的讲述；(4)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5)注意历史知识多领域、多层次的联系；(6)提倡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7)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这些建议，有不少是在课标实验稿中已经提出过的，但也有新提出来的，例如第三条建议，指出教师要进行清晰明了的讲述，使学生知晓历史的背景、主要经过和结果，通过具体、生动的情节感知历史，清楚地了解具体的历史状况。如通过具体讲述历史人物典型的言行事例，使学生有真切的感悟，加深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认识。这条建议，实际上是有针对性的。
另外，在课标实验稿的教学建议部分中，列出了多个教学活动案例。而课标新版则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教学活动案例的形式和内容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教学实践中师生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而课程标准作为国家的教育文件，主要是在指导性、引领性上提出有关教学实施的思路，不必论及过细的教学具体操作方案，这样也为广大师生的教学活动留有更大的空间。至于教学活动案例，可以放在课程标准的解读当中，供教师参考。
2.评价建议
课标新版的评价建议，强调了注重目标、教学和评价的一致性；提出了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自我评价、同伴评价相结合，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要求运用科学、可行和多样的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历史学习过程和效果进行价值判断。尤其是提出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发展和变化。
在评价的设计上，课标新版分别对“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的提出了评价思路和要求。同时还对评价标准的制定、评价的实施、评价结果的解释和反馈等方面提出建议。
3.教材编写建议
课标新版在这部分主要是具体说明了历史教科书、历史教学图册、教师教学用书的功能，强调历史教科书是学校历史教育最主要、最基本的教学资源，并对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
4.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篇6
摘要：韩礼德的系统功能文体学开辟了对文本分析的新角度，这三大功能指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本文利用韩礼德的功能文体学基本理论浅析了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经典诗歌之一《未选之路》，让读者从新角度理解此诗蕴含的深刻道理。
关键词：功能文体学；前景化；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一、引言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之一，四次获得普利策奖，被称为美国文学的桂冠诗人。他的诗歌在质朴、简单的语言中，却蕴含了深刻的含义，大多数的诗歌都是以自然写实和新英格兰田园风景为主要描写对象。简单的文风，让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更贴近读者，但诗中的象征意义却意义深远的展现了他对生活、对社会问题的哲学思考。《未选之路》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经典诗作之一，发表于1916年，收录于诗集《山的间隙》中，此诗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学者也纷纷对其研究，其魅力在于这首诗的文风简朴却意蕴深远，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首诗中，罗伯特・弗罗斯特选择了林中岔路这一具体形象，用比喻的方式引发读者的丰富联想，从而感悟诗人渴望讲述的哲学道理。生活中，选择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诗人用浅显的文字阐发读者的深刻思考。就本首诗的语言，运用功能文体学的基本原理来探讨此诗的深刻哲理。
二、“前景化”与主题分析
“前景化”是功能文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韩礼德认为文体即指前景化，“前景化是有动因的突出，指语言显耀现象，语篇中的某些语言特征以某种方式显露出来。”（Halliday，1971）在《未选之路》这首诗中，有三个前景化特征：格律，韵律和意象选择。本诗选择用传统的四音步格律写成，诗歌整体是四个音节，每一诗节有五小句，韵律是abaab，。抑扬格在韵律上自然和谐，节奏缓和，朗朗上口，并跟诗中所描写的自然景象协调，成为此诗的突出现象。作者用浅显的词汇，描述了在深黄的林中有两条岔开的路口，作为过路者的诗人，因为不能同时踏上两条，而犯难不知道如何抉择。选择在哲学上一直是常常被提起的命题，如此复杂难懂的课题，作者却用清新，简洁的语言来讲述，打破传统哲学命题的语言规范。摆在诗人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前人惯常选择的小路，而另一条是少有问津的已绿草葱葱的小路。两条路看似毫无差别，都掩埋在落叶底下，但一旦选择，就放弃了另一路上的美景和事物，这条道路中也会不断出现新的选择，那条未选择的道路便无法回头重新开始。作者用少有人选择的意象来阐述这一主题――岔路，用暗喻的修辞手法形象生动展开描写。在选择此诗中出现了黄色的树林、岔路、灌木等，构建出了一幅幽静的环境，两条没有预示未来的道路，没有任何人给你提供建议，就这样平静摆在你的面前，与面对选择时人们不知所措的心情形成强烈对比。虽然作者选择了幽静平淡的景色，实则表达了深刻纠结的主题，也许作者深层次期待我们面对选择应能更加从容做出判断，而不是自慌阵脚。
三、韩礼德的功能文体学
韩礼德指出“语言的功能理论”是“从语言在我们的生活中起某种作用，服务于几种普遍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来解释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他将文体学的功能归纳为三个纯理论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一）概念功能中的文体特征
韩礼德的概念功能是指讲话者作为观察者的功能，表达人们的社会经历和内心的心理经验，同时也表达事物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张德禄，2000）在《未选之路》的第二诗节中，
Thentooktheother，asjustasfair，
Andhavingperhapsthebetterclaim
Becauseitwasgrassyandwantedwear；
Thoughasforthatthepassingthere
Hadwornthemreallyaboutthesame，
承接第一诗节的直述主题，在林中遇见岔路，不道何去何从。在此诗节中，他选择绿草丛生的道路，做出了有悖常理的选择，偏离人们的常规思想。岔道比喻的选择出现在眼前时，所有人都会慌乱，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一眼望不穿的尽头。未知，一切不可预料的变数都让人感到害怕，但人们往往会保守选择多数前人会选择的路，但是诗人用他的勇气选择了鲜有人走的那条。最后两个诗节中，不难看出作者其实也有徘徊，但是一旦选择就无法回头，此路上接踵而至的新选择只能让你离未选的路越走越远。此诗节中，grassy，wantedwear是用普通的单词淡淡地描述了这条路，grassy说明没有路人的打扰和破坏，草木可以自由生长，而wantedwear就更直接暗示了作者其实心里倾向于此路，它需要被开拓，能满足诗人探险，体味不同人生的心情；same一词的使用偏离了前面句子对此路的描述，明明是不同的路，一条选的人多，一条选的人少。其实作者是想告诉读者，不管别人的选择是什么，对面临选择的人，仅仅是两条简单的路而已，不会因为选的人多就说它是正确的，要根据自己的心意做出选择。
（二）人际功能中的文体特征
人际功能，即讲话者作为闯入者的功能，表达他的意见、态度、评价和他与听话者的相对角色关系，包括社会角色关系和交流角色关系。（张德禄，2000）在诗的最后一节中，第一句选择用情态动词shall表达了一种不确定，sigh这个单词说出了诗人惋惜和后悔，证明在走少数人选择的道路中，遇到了比未选之路更多的挫折和困难。agesandages说明诗人在选择的路上一路前行，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最初的这次选择，到迟暮之年时，回想过去，在树林中的岔口的选择决定了未来。但是在诗的最后一句makeallthedifference，不难看出虽诗人经历过怀疑，但对之前的选择是肯定的，因为不同的选择才能体味到不同的人生。于是，诗人借助此诗鼓励读者要大胆做出选择，不要因为选择此路的人少而放弃，要想人生丰富精彩，就是要做出不同的改变。
（三）语篇功能中的文体分析
语篇功能，它将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根据情境语境在语篇中组织成一个整体，共同在语境中起作用。（张德禄，2000）本首诗采用平实的词语，简单句式，上口的音韵形成了这首清新自然却意味深长的小诗。在诗人渲染的幽静的景象中，用自己的经历和态度给读者以启发。
四、结语
本文运用功能文体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浅析了《未选之路》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这首经典诗歌。从理论的三大基本功能上展开，并特别运用功能前景化这一重要功能文体学概念进行了赏析。此诗在语言上朴实，却不失深刻思考，表达平淡，却意义深远。经过功能文体学分析后，给读者提供新的角度去欣赏这首经典诗作。
参考文献：
[1]Halliday.LinguisticFunctionandLiteraryStyleAnInquiryintotheLanguageofWilliamGolding’sTheInheritors[M].Oxford，1971
[2]张德禄.韩礼德功能文体学理论述评[J].山东外语教学，2000
[3]徐有志.英语文体学教程[J].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篇7
【关键词】复杂性/计算复杂性/算法复杂性/随机性/有效复杂性ⅰ/有效复杂性ⅱ
【正文】
最近，我们在研究复杂性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复杂性与随机性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许多国内外的学者在复杂性与随机性的关系认识上，常常以随机性代替复杂性，认为随机性就是复杂性的内容之一。本文力图剥离混合在复杂性与随机性相互关系上的一些误读和误解，还复杂性与随机性一种客观的本真关系。
一、历史上复杂性与随机性的认识回顾
科学上经典的复杂性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计算机科学研究领域，当然它主要参考了物理学当时的基本观念。
（一）建基随机性上的两种复杂性概念
为了探索复杂性与随机性的关系，我们先了解计算复杂性、算法复杂性的概念。
首先让我们从信息理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信息的简单还是复杂涉及的是表达信息的序列串如何。简单的非复杂系统的产生指令很简短，通常也很明显：例如，所有项相加即为和。这样复杂性可以操作性地定义为：寻找最小的程序或指令集来描述给定“结构”——一个数字序列。这个微型程序的大小相关于序列的大小就是其复杂性的测量。
序列111111…是均匀的（不复杂的）。对应的程序如下；在每一个1后续写1。这个短程序使得这个序列得以延续，不管要多长都可以办到。
序列110110110110…的复杂性高一些，但仍然很容易写出程序：在两个1后续写0并重复。甚至序列110110100110110100…也可以用很短的程序来描述；在两个1后续写0并重复；每三次重复将第二个1代之以0。这样的序列具有可定义的结构，有对应的程序来传达信息。比较这三个一个比一个复杂些的序列。再看下面的序列11010010110111010010…，它不再是一个可识别的结构，若想编程必须将它全部列出。但是如果它是完全随机性的，那么，我们根据概率规则，可以知道最终在这个数串中0和1的出现几乎是等概率的。
于是为了解决这些关于如何认识复杂性增长和判别复杂性程序的问题，科学家们定义了多种描述性的复杂性概念。
计算复杂性(computationalcomplexity)源于20世纪30年代数学逻辑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深刻命题。它们都有自己特定的问题规模n，计算复杂性就是指解决问题随问题规模n增长而需要的代价增长。这种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分野是，如果计算时间（或空间）的增长不超过n的某个幂次或多项式，那么该问题是简单的，称为p类问题。如果增长速率超过n的任何多项式，则问题是困难的，称为np类（np即“非确定多项式”non-deterministicpolynomial的缩写）问题，即复杂性问题之一。如推销商的路线选择问题（travellingselesmanproblem，简称tsp）就属于问题中的“完全np”一类问题。此类问题的特点是，随着问题涉及面增加，其计算量将指数性或失控式地增长。
对计算复杂性的常见度量是时间和空间。一般地说，所谓时间就是一个计算中离散步骤的数目；空间就是指计算指令读取独特的存储地址的数目。[1]如前所述，时间上的计算复杂性即一个计算机描述一个系统（或解一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空间上的计算复杂性即描述一个系统所需要的计算机存储量。
算法复杂性(algorithmiccomplexity)，主要是由a.n.kolmogorov,[2]g.j.chaitin[3]和r.j.solomonoff[4]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分别独立提出的概念，又称为kolmogorov复杂性。基本思想和定义如下：
对每一个d域中的对象x，我们称最小程序p的长度丨p丨就是运用指定方法s产生的关于对象x的复杂性。对计算机s而言，设给定的符号串为x，将产生x的程序记为p。对一个计算机来说，x是输入，p是输出。粗略的说，关于一个符号串x的kolmogorov复杂性，就是产生x的最短程序p的长度。上述定义可写为：[5]
k[,s](x)=min｛丨p丨:s(p)=n(x)｝
k[,s](x)=∞如果不存在p.
其中k[,s](x)即kolmogorov复杂性。后一个公式的含义是明显的，即如果传送的符号串完全杂乱无章，找不到任何规律（即程序p），那么，复杂性就等于符号串本身，而符合串是无规无穷数，复杂性即无穷。因此在算法复杂性中，实际上是越随机性(random)的东西，越不可认识，其结果是它越复杂。换句话说，复杂的随机性对象有最大的复杂性，因为不可能压缩对其对象的描述。[6]
（二）kolmogorov复杂性的影响和有效复杂性的提出
kolmogorov复杂性定义实际上支配了后来计算机科学上对复杂性的几乎所有的研究，以后又波及到几乎所有科学领域。例如，f.cramer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把复杂性程度分为三个等级：亚复杂性、临界复杂性和根本复杂性。所谓亚临界复杂性是指系统表面复杂但其实很简单，或许是算术性的。简单的物理定律，如牛顿定律可以用于得到的决定性系统；所谓临界复杂性是指在复杂性的特定阶段——在它的临界值上——开始出现某些结构。最简单的情况是对流和对流图案形式。这个复杂度称为临界复杂性。这些系统构成一些亚系统，例如进化系统或不可逆热力学系统；所谓根本复杂性是指“只要系统有着不确定性解或混沌解它就是根本复杂的”，[7]“一旦程序的大小变得与试图描述的系统可以相提并论，不能再对系统进行编程。当结构不可辨识时——即当描述它的最小算法具有的信息比特数可与系统本身进行比较时——我称之为根本复杂性。根本复杂性的这个定义是以a.n.kolomogorov(1965)的方程为基础的。”([7],p.211)
按照f.cramer的认识，根本复杂性相当于无法认识。根本复杂性即那些表现得完全随机性（random或stochastic）、描述结果与被描述对象可以相提并论，完全无法获得规律性认识，简单地说，无法辨识即根本复杂性。
所以，根本复杂性＝完全随机性。
f.cramer还按照复杂性程序的不同，比较了数学、一般科学理论、物理学、生物学、进化过程、科学之外系统（包括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哲学、美学、语言、宗教和历史）等6类知识体系的描述复杂性情况，按照他的分类，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认识体系都有自己的三类复杂性（第一类实际上是简单性）情况。
当然，这种通过图灵机方式，用算法耗用资源的方法表示计算复杂性程序，给研究的难度做了一个很好的客观的划界。但是，如果一个对象根本无法简约对对象的描述，其描述长度与构成对象的组分“程序”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存在一个最短描述程序p，算法复杂性给出的复杂性定义与我们在物理学等科学上对随机性的复杂性认识就有所背离。
例如，完全随机性的全同粒子组成的气体系统，它的内部状态是无法给出程序描述的随机状态，但是它的结果却是非常简单的、确定的，不具有复杂性特征。
因此，反对复杂性等于随机性的观点也是应该考虑的。其典型的代表是盖尔曼，他提出“有效复杂性”概念。所谓“有效复杂性，大致可以用对该系统或数串的规律性的简要描述长度来表示”。([8],p.49)他认为算法复杂性不能用来定义复杂性，其原因在于算法复杂性具有不可计算性和随机性。他的根本观点是随机性不是复杂性，即有效复杂性这一概念的作用，尤其当它不是内部有效复杂性时，与进行观察的复杂适应系统能否很好地识辨与压缩规律并抛弃偶然性的东西有关。
盖尔曼认为，假定所描述的系统根本没有规律性，一个正常运作的复杂适应系统也就不能发现什么图式，因为图式是对规律性的概述，而这里没有任何规律可言。换句话说，它的图式的长度是零，复杂适应系统将认为它所研究的系统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废物，其有效复杂性为零。这是完全正确的；胡言乱语的语法图式其长度应该是零。虽然在具有给定长度的比特串中，随机比特串的aici［算法信息量］最大，但是其有效复杂性却为零。([8],p.58)
aic标度的另一个极端情形是，当它几乎等于零时，比特串完全规则，比如全由1组成。有效复杂性一用于描述这样一个比特串的规律性的图式的长度——应该非常接近于零，因为“全部为1”的消息是如此之短。
因此，盖尔曼提出，要想具有很大的有效复杂性，aic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换句话说，系统既不能太有序，也不能太无序。有效复杂性是非随机性的，但是有效复杂性又不等于有序中的简单性，即完全规则的那种情况。这里的有效复杂性应该指可理解性意义上的描述长度较长的类。因为可理解性意义的描述长度很短，就相当于简单性了。而完全不可理解，意味着完全随机性。描述长度与事物本身相等，相当于对事物没有认识。有效复杂性一定介于这两者之间。有效复杂性如何才是可以度量的呢？无法准确或定量的度量，是有效复杂性的缺陷之一。当然，有效复杂性一方面是对客观复杂性的有效理解与最小表达，一方面也应该是一个随人类主体认识能力进化而变化的变量。
二、对随机性的理解
这里需要对随机性概念进行辨析。研究表明，我们通常在三种“随机性”上使用随机性概念：第一，指该事物或事物之状态非常不规则，找不到任何规律来压缩对它的描述；第二，指产生该事物的过程是纯粹偶然的或随机的过程。而该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主要是随机的，其信息不可压缩；有时则可能得出包含一定的规律性，其信息可有一定程序的压缩性；极少情况下能够得出非常规则的结果，其信息具有很大压缩性。第三，指伪随机性过程产生的貌似随机性结果，即事实上该过程是非偶然的决定论过程的，但是其结果却非常紊乱（如混沌）。为避免混淆，盖尔曼建议在英文中用"stochastic"表示随机的过程，用"random"表示随机性的结果。本文所指的随机性是结果的随机性，即"random"。我们现在能够认识的随机性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是第二种类和第三种类的一部分性质。即对它们的描述有可以压缩其信息的情况。
这样，所谓随机性即有两种，一种即过程随机性，一种结果或状态随机性。而真正意义的随机性是不仅其产生的结果具有随机性的特征，而且产生的过程也是随机性的过程。混沌只具有结果形态上的貌似随机性，而不具有过程的随机性。
三、两类复杂性与随机性关系
由以上关于复杂性的各种描述性定义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关于复杂性完全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认为“复杂性”相当于随机性。随机性大小是度量认识复杂性的尺度。随机性越多，复杂性越大，完全随机性的信息，则相当于最大复杂性，或根本复杂性。
可以比较一下关于熵的定义，系统内部混乱程度最大，系统熵最大。所以，最大复杂性就相当于最大信息熵。计算复杂性、算法复杂性中相当大的成分包含着这种涵义。像熵，kolmogorov复杂性，以及f.cramer定义的根本复杂性都属于此类复杂性。我认为，此类复杂性的意义对对象本身的复杂性认识没有意义，但是对认识条件下的认识复杂性长度即认识难度却是有意义的，即这种复杂性不是关于认识对象的，而是关于认识能力（如计算机解题所需资源）的。kolmogorov给出了一个对如何度量计算难度有效的“复杂性”概念，但是却使得人们在认识客观对象的复杂性上陷入误区。
观点二，认为“复杂性”不等于随机性，而是胜于随机性的、人们对事物的复杂性的有效认识。
这两类复杂性哪个更科学和准确呢？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一下不同情况。我们要证明复杂性不等于随机性，但是复杂性又离不开结果表现为“随机性”的状态。
第一种情况，我通过“同无素的大量粒子组成的体系”的结果简单性表明，随机性不复杂。如气体体系，到达平衡态时，体系熵达到最大。但它复杂呢？不，原因在哪里？实际上，在体系未达到平衡态时，体系内部的分子的微观态存在大量的区别，如速率分布不遵循麦克斯韦分布，这时体系就其微观态的个数多少而言，其微观态个数多，体系是复杂的；但是到了平衡态时，按照麦克斯韦速率分布，绝大多数分子的速率趋于一致，体系的不同的微观态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故体系进入平衡与均匀，熵趋向最大。到达熵最大时，理想条件下体系的微观态变成全同态，完全一致，没有不同的微观态了。体系因而变得简单了。此时物理学对它可以运用气体定律（实际气体用范德瓦斯气体方程）描述。从信息的程序角度看，描述语句可以写成：
f(p,v,t)=c
换句话说，虽然体系内部此时微观态最随机，但是微观态为全同志，无区别、无演化（体系状态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此，描述可以极为简单，数据信息可以压缩，即存在着对这种针对全同微观态的统计意义下的简单规律描述。可见，完全随机性的东西不一定复杂，或完全随机性的东西有最简单的情况。因此，把随机性等同于复杂性至少存在反例。
第二种情况，我通过“混沌”的复杂性表明它不是随机性的复杂性。混沌是一种貌似随机的复杂性状态。说它貌似随机，即指它的产生不是随机性(stochastic)所为，而是确定性体系所为。但是它的微观态具有“随机性”(random)，即混沌局域内没有两个相同的状态，这种混沌与平衡态的无序完全不同。此时，体系内部的微观态个数随演化时间长度增加而增加，区别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混沌的程序也随演化时间增加，这样对混沌的全部微观态描述就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属于复杂性态的混沌态却不能作为复杂性等于随机性的证明，因为混沌不是随机性，而是貌似随机性的东西。对此，混沌现象和规律的发现者、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作了这样的说明：“我用混沌这个术语来泛指这样的过程——它们看起来是随机发生的，而实际上其行为却由精确的法则决定。”[9]这表明混沌行为的重要属性是确定性，而不是随机性，即对处于混沌行为状态的系统来说，“现有状态完全或几乎完全决定未来，但却不是看上去如此”。那么，确定性的混沌行为为什么会看上去像是随机的呢？他认为，这是因为“在某些动力系统中，两个几乎一致的状态经过充分长时间后变得毫不一致，恰如从长序列中随机选取的两个状态那样。”([9],p.6)
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还有一个差别，那就是，产生第一种情况的办法是随机性(stochastic)的，因此对其产生过程我们是无法描述的；但是对结果或体系最终结果或体系整个状态我们能够用简单方法（统计方法）加以描述。而产生第二种情况的方法是确定性的，是有其简单性（动力学）方法的，对其产生过程或演化过程的一部分（在有限时间内）我们可以描述，但是对结果或体系最终结果或体系整个状态我们无法加以描述。换句话说，我们无法产生第一种情况，但是能够描述它；我们能够产生第二种情况，但是无法描述它。
这种情况使我想起突变论创始人托姆对“理解”和“行动”的精辟见解。按照托姆的观点，整个科学活动可比作一个连续进行过程，这一过程具有两极。一极代表纯粹知识：其基本目标是理解现实。另一个极涉及行动：其目标是对现实采取有效行动。传统的、目光短浅的认识论不赞成这种两极说，因为要采取有效的行动，总必须先“理解”。相应于这两种对科学所持的相反观点，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论。“行动”说在本质上是解决局部的问题，而“理解”说却试图要找到通用解（也即整体解）。明显的矛盾是，求解局部问题需要使用非局部手段，而可理解性则要求将整体现象化为几种典型的局部情况。[10]上述对无序和混沌的复杂性情况的分析告诉我们，这种传统认识论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对它已理解透彻，却无力对它采取任何行动。反过来，有时我们对现实世界能采取有效行动，但对其所以有效的原因却茫然无知。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序的简单性和混沌的复杂性为这种情况提供了佐证。我们能够产生和控制混沌，但是对混沌复杂性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盖尔曼意义上的有效复杂性。关于混沌类型的复杂性，我们目前就知之甚少，我们只了解混沌具有对初值的极端敏感性，具有某种类型的吸引子（局域性），混沌具有微观结构。我们计算的越细致，混沌也越反映出层次间的自相似性和嵌套性，它也就越复杂。
我们研究一个问题，一般先要界定清楚问题和环境。如果不能清楚地界定问题，你能拿它怎么办呢？然而，许多复杂性问题都是其内容尚未界定清楚的、并且在不断生成的问题，其环境因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适应性作用只是对外界对它的回报做出反应，而用不着考虑清楚行动的意义和对行动背后的理解。
复杂性问题的复杂正在于此。作用者面对的是界定不清的问题、界定不清的环境和完全不知走向的变化。只要略想片刻就会认识到，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含义。人们经常在含糊不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甚至自己对此都不明白。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过河中我们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不断拷贝别人的经验，不断尝试以往成功的经验。
以气象学为例。天气从来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从不会有一模一样的天气。我们对一周以上的气候基本上是无法事先预测的，有时1～2天的预报都会产生错误。但我们却能够了解和解释各种天气现象，能够辨认出像锋面、气流、高压圈等重要的气象特征。一句话，尽管我们无法对气象做出完全的预测，但气象学却仍不失为真正的科学。[11]
以上研究表明，第一种类型即所谓随机性的复杂性不是我们要的复杂性，它相当于f.cramer意义的亚临界复杂性（类似简单性），如果把复杂性与这种随机性联系起来，那么说复杂性等于随机性(stochastic)，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是第二种意义的复杂性则与貌似随机性的随机性(random)结果相互关联在一起。那么的确存在随机性越大，似乎越复杂的情况。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信息熵在这里决不是热力学熵，另外，产生这种复杂性的原因也不是随机性。
所以在说复杂性与随机性的关系时，我们一定要辨别所说的随机性是什么随机性，是stochastic呢，还是random。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复杂性是具有random性态的东西，而不是由stochastic产生的。
四、复杂性与状态随机性及其他
在随机性(random)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复杂性，还应该继续加以分析。我们先暂时去掉第二种随机性(stochastic)，于是这里还存在两种random意义下的随机性。第一种是非常不规则结果，从而找不到任何规律来压缩对它的描述的随机性，另一种是貌似随机性的结果，即由非偶然的决定论过程所产生的，但是其结果却非常紊乱（如混沌）的随机性。在第一种随机性情况下，无法得到对事物的认识，描述长度将同事物本身一样。该事物我们认为复杂吗，如果不复杂为什么我们无法认识？如果承认它不复杂，那么就需要承认除了复杂性成为我们认识的障碍以外，我们认识的障碍还有其他。有其他障碍吗？如果承认其复杂，我们就需要承认世界上存在完全无规则的东西，它无法认识。而这点与我们关于世界是有规律的假定是矛盾的，似乎进入了不可知论。看起来，我们只能等待认识进步来解决该问题。
因此，我建议，在假定这个世界不断演化的前提下，把对应于第一类随机性（非常不规则，而无法压缩信息串）的复杂性称为“潜在复杂性”(potentialcomplexity)，而把对应于第二类随机性（貌似随机性的结果，非常紊乱）的复杂性称为“有效复杂性ⅱ”，以区别盖尔曼的“有效复杂性”。因为盖尔曼把对应于第一种随机性中可认识的复杂性称为“有效复杂性”（我们把它称为复杂性ⅰ），有效复杂性不等于我们对该对象的认识达到了所有细节全部认识完毕，无一遗漏。而是指这种复杂性抓住了该对象的基本方面和特性，使得该对象成为科学研究的实在对象。
这样在随机性(random)背景下的复杂性可以分类为如下：
附图
五、余论：一些未解问题
随着对复杂性与随机性关系的讨论深入，我们自然会问：对随机性本身而言，它对认识客观复杂性就没有意义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当我们面对一系列“貌似”随机性的东西，我们并不清楚它在演化过程中未来会如何？第一，在更广阔的场景中和更长的时间序列中它是真随机性，还是伪随机性？第二，对一个有限的时间和实践而言，现在它显现为随机性，并不能保证它以后的演化也是随机性的。所以，我们即便认为真随机性中不包含复杂性，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判定事物的后演化过程一定是非随机性的，或随机性的，从而也就无法判断其中是否有意义，即包含有效的复杂性。
另外，如果随机性中不包含有效的意义，我们如何说它复杂呢？这里马上就有一个例子：猴子在计算机键盘上随机地敲出的100万个符号组成的“文本”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哪个更复杂呢？按照根本复杂性＝最大随机性的观点，那一定是前者复杂于后者；而按照有效复杂性的观点则后者复杂于前者。在与随机性意义的关系上看，如果承认随着思想中包含第一类随机性(stochastic)越大，思想就越复杂的话，我们就得承认疯子的胡乱思想最复杂，因为无法对他的思想加以认识和把握（编程，也许在疯子的思想世界里，被认为可以把握，但是这两个世界即理性世界与非理性世界无法通约，除非一个理性人疯后又恢复为理性人并且没有遗忘疯子的经历和思想），我们也要承认谁的语言最晦涩难懂，谁的理论最复杂。如果认为非随机性的表达有效复杂性的思想才复杂，我们则可利用有效复杂性这个尺度上去度量历史上思想家的理论的复杂性程度。事实上，我们对思想家的思想复杂程度常以其思想深刻、细致和广度，以及是否逻辑自洽和论证充分判定的。我想，比较两个思想的复杂性程度时，可以通过是否对相同思想和思想对象的解读更深入、更细致和更广泛，以及思想体系的层次逻辑四个尺度加以把握，这四个尺度实际是：信息深度、结构层次、细致性、广度（包括问题范围性）。
可见，还是有效复杂性的实际意义更好些。但是一个没有随机性的世界，只有貌似随机性的世界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却不解渴，我们那些突然的变化，我们那些临时的改变，那些偶然性的东西也是存在的，那么它们对复杂性就没有贡献了吗？如果存在这种贡献，又应该如何计量这种由偶然性或随机性产生的复杂性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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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urraygell-mann,thequarkandthejaguar,adventuresinthesimpleandthecomplex,w.h.freeman&co.,newyork,1994,p.44；中译本：〔美〕盖尔曼·夸克和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第47页。
[9]〔美〕e.n.洛伦兹著，刘式达等译，混沌的本质，[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7.第3页。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
Abstract：InthepastStevenson,emotionalandethicaldoctrineofthinkingsawthediversityofpossibleconflictsofvaluejudgmentsandvaluejudgmentsthatthedifferencesattributedtoemotionaldifferences.Andwhywouldsuchadifferenceintheemotionalconflicts,contradictionsanddifferencesintheseemotionalcontentbehindtheexistenceofwhatis,emotionalismandnotasseriously.Stevensonmadeinthisrespectfurtherresearchintotheemotionsofmodernsystematictheory,theoryofthesynthesizer.
关键词：斯蒂文森情感主义道德语言价值判断
Keywords：Stevensonemotionalmorallanguagevaluejudgment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CZX0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项目编号10XJC720002）
作者简介：孙菲菲（1976-），女，湖南东安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陆劲松（1975-），男，布依族，贵州开阳人，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逻辑学。
一、伦理分歧的性质
斯蒂文森并不赞成将所有价值判断上产生的差异矛盾都归结于个人间的情感差异。在斯蒂文森看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弄清楚道德问题与科学问题的差异，以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他认为在伦理论争中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有些是情感方面的，有些不是情感方面的。“把道德问题同纯科学问题区分开来的，主要是态度分歧。”[1]所以，斯蒂文森从分析现实的争论和分歧入手，提出了“信念分歧”与“态度分歧”两种分歧理论。信念的分歧是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互不让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尽力提出证据，或者依靠新的发现而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观点。其特征以这样的形式来表述：一方相信P，另一方相信非P或者某种与P不相容的东西，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反对对方的意见，互不让步。当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持有相反态度，也就是说，一方赞成，一方反对，而且至少其中一方的意图改变对方态度或者怀疑对方态度的正确性时，就说他们存在着态度上的分歧。斯蒂文森把这种分歧称为“态度的分歧”。
斯蒂文森进一步对态度分歧和信念分歧如何达到一致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态度的变化常常随着信念的变化而变化，信念上的一致常常可以导致态度上的一致。伦理学中存在某种“替代证明”的东西，对于任何祈使句，我们都可以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就是在要求一个理由。只有当祈使句被用于改变听者的态度或行为时，理由才能有效地支持祈使句。斯蒂文森把这种理由称作“支持性理由”。在典型的道德争论中，支持性理由是通过支持道道判断改变对方的信念来支持祈使句的，这种信念可以改变不愿服从的态度，从而消除分歧达到一致。两种分歧之间关系的性质是事实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分歧的存在说明人们之间实际存在着不同的判断、认识和态度等。态度上的分歧总是与信念上的分歧相辅相成。在逻辑上，我们可以设想人们在没有信念分歧的情况下产生态度上的分歧，但事实上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人们对某一对象的认识和判断往往支配着他们对该对象的态度，而对某一对象的态度又反衬或影响着他们对该对象的认识和确信。当它们同时发生并相互影响时，其中必有一种是居支配地位的。态度的变化常常随着信念的变化而变化，信念的一致可以导致态度的一致。
二、道德语言的意义和功能
当人们听到一个符号和对这个符号作出反应，二者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因果关系，因为倾向性在论及复杂的因果环境时是有用的。在这些环境中，某种被说明的事件是许多自变量的函数。在所要求的心理意思上，符号的意义不是任何时候都伴随符号的某种具体心理过程，而是符号的倾向性。反应依伴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是由听者的心理过程组成的，刺激则是他所听到的符号，因为倾向性总是涉及到因果关系的背景。
在价值判断上的这些分歧，有些是情感方面的，有些则不是情感方面的，是属于信念方面的。[2]态度上的分歧植根于信念上的分歧，改变态度的方式之一就是从改变信念着手。然而，尽管信念的改变是态度改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理性只能直接改变人们的信念，而不能直接改变人们的态度。
1、道德语言的用法
语言在日常使用中，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是描述的用法，使用词句是为了记录、澄清或交流信息，这是科学上使用语言的典型用法，目的是为了让听者相信这一陈述或相信说者相信这一陈述。另一种用法，可以称为“能动的”用法，目的在于发泄感情(如在感叹句中)，产生情绪(如在诗中)，或促使人们行动或具有某种态度(如在煽动性演讲中)。伦理语言的使用就属于这种用法。因此，伦理命题与祈使句大致相似，主要是用来鼓励、改变或纠正，而不是简单地描述人们的目标和行为，在这些方面它们都不同于科学命题。当然，这种区分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因为实际生活中，两种使用常常交织在一起，甚至在同一命题中，也常常同时包含着感情表达和信念表述这样两种目的。
劝导性定义在伦理学中的使用，是伦理学区别于科学的重要标志，也是规范伦理学没有客观和统一标准的根本原因。每一个人、每一个学派都在利用道德术语的描述意义和情感意义的二元性质，或者改变描述意义(如把“善是整体利益”，变为“善是个人利益”)，把“善”的情感意义加在个人利益上，使其他人对:个人利益“持赞成的态度”，或者改变情感意义(如“不要受义务”的束缚，因为义务是弱者的保护伞”)，把改变了的情感意义(由褒而贬)加在原来的描述意义上。无论以哪种方式，定义都是结合情感意义和描述意义而完成的。在情感上，它给被定义词以赞扬、推荐或贬抑，而在描述上，它指出了赞扬或谴责的对象。前者给予了劝导的力量，后者指出了劝导的方向。劝导性定义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定义,对道德术语下定义，不过是以其情感意义为手段，达到某种“欺骗”目的的过程。
2、道德语言的意义
由于强调存在两种不同的语言目的，斯蒂文森把“描述意义”与“情感意义”做了进一步的区分，一种符号的“描述意义”是它影响认识的意向，假如这种意向的产生是由于在交谈中有该符号用法的复杂条件而引起的。假如这种意向被固定，至少被语言学法则规定了一个适当的范围。“描述意义”实际上与信任、想象、猜想以及假设等心理活动密切相关。而对于“情感意义”，斯蒂文森是这样定义的：一个词的情感意义就是一种由于这个词在情感领域的历程中，需要激发思想的内涵，或者需要坦率表达观点的内涵。这与描述或表明态度的表达明显不同。[3]
如果把言语的意义仅仅规定为它所指称的对象，就不得不承认唯有在描述上使用词时，词才有意义。但这个结论是不符合常识的，因为人们在能动地使用词时，也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起到沟通感情的作用。言语的意义不能在词的外在关系上去找，而应该到词对人心理的刺激或人对词的反应中去找。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符号既有与描述用法相应的描述意义，也有与能动用法相一致的情感意义。前者在于该符号影响认识的倾向，后者则是符号由于在情感情境中的使用历史而获得的唤起或直接表达(而不是描述或指称)态度的能力。伦理术语的典型用法是能动的，因此，情感意义就是其标志特征的意义。
3、道德语言的功能
道德语言的功能与道德语言的意义是紧密相联的。道德判断不仅其具有表达判断者感情的功能，而且具有引起、改变接受判断者的情感、态度的功能。注重这方面的研究，是斯蒂文森与其他情感主义者不同的一个特点。罗素虽然最早注意到道德陈述的感情因素，井且说，“某某是善的”，意思是“要是大家都想要它、该多好啊！”它不是在作陈述，而是在表达一种愿望。但他并没有注意到道德判断这一能动功能。艾耶尔在说到道德术语可以表达情感时，曾提到过其影响听者情感为作用，但一笔带过，也未作深人探究。斯蒂文森由于深受杜威伦理思想的影响，更侧重于道德判断的后一“实践”功能，即能动地引导某人具有某种态度的功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规范伦理学所做的道德判断大体可以归为两类，它们可以从他的两个分析模式中得到解释。第一个分析模式是他为了研究方便而提出的“工作模型(workingmodel)”的展开，如:
“这是错的”，意思是“我不赞成它，你也别赞成吧!”
“他应该这样做”，意思是“我不赞成他不这样做，你也别赞成吧！”
“这是善的”，意思是“我赞成它，你也赞成吧:”
其中每一个都由两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是陈述:“我赞成……”，“我不赞成……”，描述说者的态度。第二部分是命令:“你也……吧!”用来改变或加强听者的态度。这个模式描述了几个常见道德命题的意义，而不是在给道德术语下定义。实际上，“某某是善的”在描述上是非常复杂的，既可指作它的动机，它产生的原因，也可指它所遵照的标准等等，在情感上常常是“引导”而不是命令人们改变态度或产生相应情感。
由于人们很容易给伦理术语指定更复杂的意义，他们常常坚持认为存在着这些意义。从而引起需要加以着重阐明的问题：理解日常生活用语的灵活性。因为第一模式仅仅论述了许多可能的分析中的一部分，在这些分析中，描述的对象被限于说话者的态度，所以必须设计出第二模式来研究这些意义。两种模式都认为伦理学术语在情感上是能动的，不存在特殊的语言学和方法论问题。第二模式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附加的描述意义。在第二分析模式中，伦理定义是说服性的，而在第一分析模式中的伦理定义却是中立性的，没有情感或态度上的倾向性。因此，第二分析模式中的伦理定义本身就影响到伦理语词的描述意义和情感意义的结合。
斯蒂文森对道德语言的分析曾经在西方伦理学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宾克莱甚至说：斯蒂文森于1945年发表的《伦理学与语言》一书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详尽、最精确的情感伦理学理论的代表作。[4]也许它的最大贡献是表明了规范伦理判断既有描述的因素，又有情感的因素，尽管正是后者才是它的最根本点。许多当代哲学家都同意斯蒂文森的这一观点:道德术语确有一个描述的对象，不过他们不同意把情感作为道德语言的最显著特征。由于斯蒂文森的挑战，导致他们去观察人们实际使用道德语言的方式，然后尽力用比“情感的”更精确的术语来陈述各种用法。宾克莱的这一看法虽然不尽全面，但也确实指出了斯蒂文森在非认识主义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指出了斯蒂文森理论上的贡献和失误，代表着一大批英美伦理学家的基本观点。
参考文献：
[1]斯蒂文森．伦理学与语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p10
[2]斯蒂文森．伦理学与语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p13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篇9
关键词：模型模型建构生物学教学
模型是人们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概括性的描述，是科学研究中对复杂事物的一种简单的描述方法。这种描述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有的借助于具体事物形象化的手段，有的则通过抽象的形式来表述。通过模型，抓住事实的最主要的特征和功能，以简化的形式去再现原型的各种复杂结构和功能，它是连接理论和应用的桥梁，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中最本质的东西，以便预测和指导实践。生物学研究中通常建构的模型包括概念模型、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等。
一、建构概念模型，梳理知识间内在关系
概念模型是指以文字表述来抽象概括出事物本质特征的模型，如对真核细胞结构共同特征的文字描述、光合作用模型、细胞呼吸模型以及生态系统结构的表述等。建构概念模型可以使学生深入理解基础知识，辨析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使知识结构化，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归纳、概括和语言表述能力。
人教版《遗传与进化》模块中，在《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由来》一节，教材借助一个理论模型来介绍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见图1）。
该模型展示了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遗传变异和适者生存等自然选择学说核心内容的相互关系，但出于让学生详细了解该学说的目的，该模型的内容相对较多，各观点之间的关系不明朗，不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在讲授该部分内容时，让学生分组讨论，尝试重新建构该学说的理论模型，学生经讨论后建构了一个新的模型，新模型内容简单，各观点间的相关关系明了，易于掌握。
二、建构物理模型，使知识形象化、直观化
物理模型以实物或图画形式直观地表达认识对象的特征。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形象直观。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模型建构与展示，不仅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理解，而且也能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思维，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学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如人教版《遗传与进化》模块中的《DNA分子的结构》一节，重在引导学生模仿科学家建立DNA结构的模型。在教学中首先由教师引导学生复习DNA分子的组成单位――脱氧核糖核苷酸及其结构组成，然后分发碱基、磷酸和脱氧核糖模型，由学生分组建构4种脱氧核糖核苷酸的模型，随后建构多脱氧核苷酸长链模型，在此过程中教师提示脱氧核苷酸之间靠3@-5@磷酸二酯键连接，并纠正学生的错误。之后，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中P47～P48的阅读材料，知道当时沃森和克里克据DNA衍射图谱推算出DNA分子应呈双螺旋结构，让学生继续建构模型。最后，再引导学生从材料中得到“DNA中碱基A与T配对，G与C配对”的信息，让学生修改完成模型。在建构该模型的过程中，使学生能够感悟DNA分子结构建立过程中的科学探索精神和思维方法，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及合作探究能力。
建构物理模型是实现有效教学的方法之一，物理模型有静态物理模型，还有动态物理模型，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课程标准中提到的内容，教师还需要深入研究教学内容，创造性开展这一活动，笔者在教学中还引导学生制作了蛋白质结构模型、细胞膜结构模型、物质跨膜运输模型、有丝分裂模型、生态系统模型等，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建构数学模型，揭示问题本质
数学模型是指为了某种目的，用字母、数字及其它数学符号建立起来的等式或不等式以及图表、曲线、框图等描述客观事物的特征及其内在联系的数学结构表达式。如“J”型、“S”型种群数量变化曲线、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子代性状分离比等。数学模型建构的基础是数学方法，基于其学科交叉的特征，对于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建构数学模型，有利于培养学生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洞察力。同时，通过科学与数学的整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简约、严密的逻辑思维品质，可使一些重、疑、难点化繁为简，既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又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教材中涉及到构建数学模型的内容还有很多，如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染色单体以及DNA数量的变化规律，呼吸过程中随氧气的浓度增加ATP、CO2的变化曲线，光合作用中随光照强度、温度、CO2等条件的变化光合作用强度的变化曲线，脱氧核苷酸序列与遗传信息的多样性，碱基与氨基酸对应关系，调查人群中的遗传病，用数学方法讨论基因频率的变化，探究自然选择对种群基因频率的影响，种间关系，等等。
通过建构数学模型，可以对生命现象进行量化，以数量关系描述生命现象，再运用逻辑推理、求解和运算等达到对生命现象进行研究的目的。在建构过程中使学生能从现象中揭示出本质和规律，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推理与综合的能力，便于学生迅速地理解新知识，提高学习效率。
模型的建立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科学探究的过程，通过建构模型，增强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对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灵活性、创造性及开发智力和提高解题速度等都十分有益。此外，通过建构模型还可以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并能增强其合作意识。模型的建构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加强了师生间的互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新授课、复习课、习题课中都可以灵活使用，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夏娉娉.模型方法在生物高考复习中的应用.新高考，2006，（7）：94.
[2]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篇10
[关键词]自然化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传播学
一、霍克海默、阿多诺“自然化”：“文化工业”野蛮风格
早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就曾直接用到“自然化”一词。虽然马克思笔下的“自然化”[1]还没有深入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研究的领域，“自然化”的意义也还是抽象和模糊的，但他的这一提及深刻影响了以后研究大众文化、大众传播理论的思想家们，为他们作相关“自然化”问题的讨论注入了灵感和启发，也提供了科学的视角和理论源泉。
霍克海默认为，“娱乐工业借助符咒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语言、语法和词汇，这是一种例行化的过程。”[2]用“符咒的力量”来形容，这种描述本身就带有超验色彩。他们又进一步指出，“演艺明星无论是第一次表演，还是再次登台，都热情自如地使用这种语言，似乎在很久以前，这种语言就以沉默的方式存在”。[3]这里的“语言”对应先前的“例行化的语法、词汇”，这是霍克海默“自然化”问题的体现之一。在他们眼里，发达工业社会带来了繁荣的大众文化，电视肥皂剧、流行音乐等虽然形态各异，内容不同，但是其语言风格都遵循“模式化”、“惯例化”的规则和规律；虽然大众选择的形式不同，但实际上隐藏在这些背后的还是一种意识形态。
霍克海默认为，因为有了模式化的语言风格做基础，所以“每当娱乐工业出现新的与之不吻合的苗头时，这时就会进一步强化习俗的力量。”[4]因此，霍克海默他们的“自然化”还指“习俗的力量”。习俗是自然界传承下来的经验、习惯，被世人看作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自然法则”。常人不会违背先人留下的传统，更不会轻易冒险将其改变。
在他们看来，大众是在选择自己爱看的内容和消费娱乐、休闲方式，好像有了“随意性”的追求，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为了让公众能顺顺当当地接受已规定好的标准，变化的风格、细节和人物就是充当掩护的“烟幕弹”，隐藏于这些现象当中的标准语言始终如一、自始自终没有改变。对“随意性的追求（自然而然）”是霍克海默、阿多诺“自然化”问题的又一个体现。
在他们眼里，所有大众文化的载体都包含重复的因素，长久下来，通过电影院、电视等大众媒介进行的传播就是重复的传播，包括电视娱乐节目、肥皂剧、流行音乐在内的大众文化一起形成了“风格统一体”，变成了“非文化体系”，构成了野蛮风格的入侵。在他们眼里，统治阶级就是凭借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行使意识形态的统治功能。技术带来的规模化生产形成一个无处不在的天罗地网，人们无法逃避，只能被动接受，大众的主体性逐渐消亡，当人的思想已被“自然化”麻痹，这时被动变为主动，强制变成习惯，大众文化融入进生活，人们开始争先恐后的要求重复的大众文化内容。霍克海默、阿多诺“自然化”也得以完成。此刻没有文化可言，凸显出来的是野蛮和非文化。与其说是发达的文化工业社会，还不如说是野蛮的文化工业时代。
霍克海默、阿多诺“自然化”就等同于“非文化”即野蛮。姑且我们暂不评论霍克海默他们说的对不对，他们所处的战后的那种恶劣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极度担忧个体的生存状况，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也导致他们思考得出的“自然化”问题过度走向了极端。
二、罗兰・巴特“自然化”：“人性化”等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的“自然化”潜移默化地贯穿在他的整个文化研究中，无论是在符号学的理论中，还是阐释神话学的过程里，“自然化”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自然化”在巴特那里以各种丰富的形式出现，含义也是各式各样的，可以看到任何借助“自然化”来建造的意义，都被巴特悉心的一一指出。无论如何，巴特的相关研究都是为了戳穿“自然化”的传播诡计，对各种大众文化、大众传播现象作出意识形态的揭示和批判。
巴特是在其1953年出版的《写作的零度》一书中，最早详细地谈到“自然化”问题，他使用“自然化”（naturalization）概念来解析文学的神话现象。到了后来，“自然化”就成了巴特研讨大众文化“今日神话”（todaymyth）的一个重要命题，并在1957年出版的《神话――大众文化的诠释》中系统地出现和反映。[5]
具体看来，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把文学结构的某种“自我封闭”或“自我完满”的情形称作“自然化”，[6]这里巴特指的是：文章的一种程式化结构，例如我们所见的每篇文章都会有开头、中间、结尾部分。这样一种程式化的法则已经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无论是自己写文章，还是阅读文章，都会按照这样一种程式化的法则进行，这样一种程式化的文学结构是巴特眼中“自然化”问题的体现之一。
在《神话――大众文化的诠释》中巴特把大众文化体现人的“本性”（即人的“七情六欲”）的一些关联和关涉、也称作一种“自然化”。马克思曾说人的自然是“需要与欲望”的总体，着眼于人的“本性”，这也是属自然的东西，在巴特看来，想要达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想要的效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众需要什么，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就一定得及时反馈和给予大众想要和需要的“要求”，以此不断来满足人的需求与欲望。欲望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其强度和广度可以通过媒介的作用来加强、扩张或膨胀。媒介通过“自然化”的掩护，把人们潜意识里需要的，甚至是没有察觉到的“人性”给其唤醒、甚至培养缔造出。没有人愿意强迫地被要求完成事情，当所有的目的都是在精心巧妙地安排下走入自己的生活，大家就都会不知不觉、乐意地去完成。到最后“自然化”还会把大众打造成一种自愿去做的状态，当大众争着、抢着想要完成的时候，神话的效果便也随之而来了。
此外，巴特相信大众文化的“自然化”之所以能够完美地形成意识形态方面的“假正当”，除了依据人性化以外，还立足于“自然法则”对社会、对大众进行操控。这样的“自然法则”观念在巴特眼中是一种话语独断式的言论，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就是强加式的给出说明和解释。就好比霍克海默、阿多诺所说的“习俗的力量”。正如中国文化中有“食、色性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类的说法，无论因由，自古人们认为自然方面的东西其存在就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合理合法，这也就是人类“自然法则”方面的观念。[7]这种“自然法则”在大众的眼里就是惟命是从，好像只用给出“命令”，人们就会乖乖地照着去遵循和办理，这是巴特大众文化、大众传播理论存在“自然化”问题的又一个具体体现。
三、布尔迪厄“自然化”：“简单化”
在罗兰・巴特之后对大众文化、大众传播理论存在“自然化”问题给予过较多关注的思想家之是法国的学者布尔迪厄。在布尔迪厄的《实践与反思》里谈到了现代文化产品的“自然化”问题，而布尔迪厄作为思想家时提到的“自然化”问题主要指的是文化产品当中的意识形态在一种“简单化”的表述中有着对于大众一种所谓自然而然的隐性的操控。
布尔迪厄曾经反复指出，在文化产品中意识形态是依托某种“自然化”来形成、实现它对大众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这种“自然化”也就是文化产品一种所谓“简单明了”、“自然而然”的表述形态、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的此种“自然化”已经出现在巴特相关的讨论中。从这个意义来看，可以说，布氏的相关认识有着巴特的启发。
布尔迪厄长久以来被学术界关注的是他的实践理论，以及在实践理论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习性”这个概念。从某种程度上，从“习性”这一概念入手，是解读布尔迪厄“自然化”命题的起点。他是在对“习性”有关理论的创作过程中，流露出了他“自然化”命题风格的特点，或许他太过依赖“习性”的概念，导致他之后得出的“自然化”命题，也与他所下的“习性”概念一样，充满悬乎。“习性”与他的“自然化”问题这两者间有着十分紧密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笔者认为，首先“习性”的概念就是布尔迪厄大众文化、大众传播“自然化”问题的一个方面的具体体现。“习性是与世界的日常关联。”[8]“与世界的日常关联”这就是在与“自然”套近乎，试图建立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得以形成“自然化”。
“习性”是布尔迪厄“自然化”命题的一个体现，如果说这种概念的给出让我们对布尔迪厄的标新立异有了错误的解读，那么在他的直接表明更能让人信服。他曾直接说到：“大众从一出生就认可、接受了世界的现状，根本无需劝导和灌输，因为他们的心智来自认知结构，认知结构又是依据世界结构来构建的，世界结构是一种原生态的顺序，即‘事物的秩序’。”[9]这是布尔迪厄“自然化”问题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
布尔迪厄认为人是带着“自然化”形成的意识出生的。“自然化”的意识是事物的秩序。“事物的秩序”又是最原始的自然状态，存在于自然界里的万事万物，他们都有自己生长、生活、存在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是自然本身的内涵，或者规律，因此也是最简单，最基础的“自然”是我们讨论的最浅显的“自然化”。布尔迪厄的“自然化”问题相当直接和激烈。他在《实践理论纲要》，《实践的逻辑》，《实践与反思》等著作中都曾讨论过事物的秩序，以及这种“自然化”的意识形态生成的支配问题。
除此以外，布尔迪厄曾经反复指出，大众文化、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是依托“自然化”来具体形成的、实现意识形态对大众悄无声息、潜移默化的操控和影响。此外，布尔迪厄所说的这种“自然化”还指的是文化产品、大众文化中一种所谓“简单明了”、“自然而然”的表述形态和风格。[10]因此布尔迪厄的“自然化”还指语言表述形态呈现出的一种“简单明了”、“自然而然”的风格和面貌。
上述这些构成的布尔迪厄的“自然化”问题都是在强调“简单化”的意思和思想。
结论
霍克海默、阿多诺，罗兰・巴特，布尔迪厄这三位思想家或学者对大众传播、大众文化“自然化”在“意义归结”方面是一致的，批判现代社会极权主义。所谓“流变”，一是从对西方大众传播或大众文化“自然化”问题的认识由“单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走向“多样化”（罗兰・巴特），再是走向了关注“重点”（布尔迪厄）；再是，对“自然化”极权主义的功能（对人的操控）认识，则由断言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走向了学理解说（巴特），再走向了生理、心理学层面的解释（布尔迪厄），也就是其认识在走向学理化，同时一定意义上也走向了某种“深入”。
注释：
[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第24卷
[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梁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4]约翰・费斯克：《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5][6][7]夏冠英：《论罗兰・巴特大众文化理论的“自然化”》，《国际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期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篇11
统计学是一门基于试验数据的搜集、整理，对研究目标的统计性质进行分析和推断的学科，更是一门综合运用数学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学等工具学科、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在我国，早期的统计学设置比较狭隘，多作为数学学科的概率统计和经济学科的经济统计等子学科。直到1998年，国家教育部设立了统计学专业[1]，2011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更把统计学提升为一级学科!由此可见，统计学的专业地位及其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与之相反，关于统计学专业教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于其他大类专业的教学研究，关于统计专业教学的教学语言设计的研究还未得到深入发展。
教学语言是一类广义的语言，是教学者与教学对象的多种感官的交流;同时，也是一种人文文化的载体，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展示。教学语言的设计，就是通过调动教学对象的听觉、视觉、感觉等多方面来实现教学目标。
统计学专业的教学语言主要包括：口语语言、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图表语言和肢体语言，本文将从上述五个方面对统计学专业的教学语言设计展开讨论与研究。
一、充分运用口语语言阐述教学内容
口语语言，是教学内容阐述的主要载体之一，是师生之间思想、情感交流的主要工具。由于统计学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统计学专业教学的口语语言与一般教学的口语语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对于基础理论的教学，口语语言要准确、规范
由于统计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基于各种模型，通过逻辑推导来进行分析和推断，并以高等数学形式来描述，因此相关教学的口语语言应以标准的数学口语语言来准确、规范地阐述相应的数学理论，特别要注意相应的模型理论的提出和逻辑关系的表述、推导等，依此来帮助学生准确地理解、把握统计学的基础理论;同时，对复杂的逻辑关系及符号含义，要做出准确的表述，帮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了解、体会相应的含义，并能进行熟练、独立的运用。
2.对于后续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口语语言要亲切、生动
在针对特定的知识点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口语设计，把抽象的数学理论转换为具体的形象感觉，并结合适当的现实案例加以说明。特别是抽象的概念，比如随机过程中“下鞅”、“上鞅”、“鞅”以及“遍历性”等概念，要努力避免平铺直叙、照本宣科地进行授课，而是把该概念与日常实例相结合。
该定理是其后重要结论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其证明太过数学化，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并不进行证明，而采用简明的语言来进行说明。对第一个不等式，可以强调为“在每个样本点上，取所有随机变量的最小值，做成一个新的随机变量，它的均值不会大于所有随机变量先做平均再取最小的那个值”，即“最小值的期望，小于等于期望的最小值”;从而整个定理叙述为“最小值的期望，小于等于期望的最小值，小于等于期望的最大值，小于等于最大值的期望”。
由此可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语言设计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再结合语音、语调、语速等变化来突出重点、强调难点、控制教学节奏，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具体教学内容。
二、准确运用文字语言刻画基本内容
文字语言，是教学内容可视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是学生明确认知教学内容的主要途径。统计学专业教学的文字语言的“准确性”，应具有如下特点：
1.对于基础理论的教学，注重文字语言的“数学性”
由于统计学是以数学理论为基础的，因此，文字语言要符合数学描述的一般要求;同时，也要注重结合教学目的，进行适当的调整来强调重点。
比如，统计量的定义：“设x1，x2，…，xn为取自某总体的样本，若样本函数T=Tx1，x2，…，xn中不含有任何未知参数，则称T为统计量”。在该定义中，应当注意三个非常重要的细节：“x1，x2，…，xn”、“任何”和“未知”。如果在教学过程中，不强调这几个细节，就可能忽略了小标“n”这个已知参数，从而产生对统计量概念的混淆，影响对统计量“样本均值”的认识。
2.对于后续课程的案例教学，强调文字语言的“概括性”
统计学处理的是实际的、非数学的对象，特别是一些来自社会经济活动的、真实物理环境的或现实遗传学科的具体实例。此时的文字语言，不仅要具有抽象性，抛弃不必要、不相关的、过多的背景描述，还要朴实易懂，最大限度地概括试验的理论背景、数据的研究意义。其意义在于，既利于学生理解研究的问题，明确研究的目标，同时也为学生的思考留出相应的空间。
三、简明地运用符号语言，压缩复杂意义
符号，是一些基本概念、基本性质、运算法则的缩写;符号语言，就是利用基本符号，以简单、明确和形式化的方式来简化复杂关系及大量文字性描述。在形式上，符号语言可以简化计算和推理过程，明确其中的逻辑过程，展现其抽象性;在意义上，通过结合具体试验背景，符号语言精练了相关信息的描述，体现其简洁性。由此可见，符号语言对相应学科的发展、传播和普及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统计学专业而言，其基础理论部分的符号语言基本与高等数学的符号语言是相似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对符号的灵活运用，并提及相应符号的意义。
对统计专业低年级学生，教师要通过符号语言的设计，消除学生对符号的陌生感，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各类符号的意义，熟练地运用各类符号描述相对复杂的含义，并将复杂的文字性描述利用符号来进行简化描述，进而培养学生利用符号语言来压缩复杂意义的能力。
例如，在概率统计中，随机变量的期望EX是一个重要概念，通过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形式的符号描述。在符号语言下，概率空间记为Ω，F，P，随机变量记为X，对应的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分别记为px和Fx，从而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EX有如下表述记为
其中，EX是数学期望(expectation)的符号，第一个等式为实空间R中的数学期望描述，这是一般概率论中的结论;第二个等式为实空间中的一般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表达式;第三个等式则为在概率空间Ω，F，P中的描述形式，是Riemann-Stieltjes积分，这是在随机分析范围下常用的描述方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强调上述关系式的意义及使用范围。
再如Lindeberg-Levy中心极限定理：设{Xi}∞i=1是相互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序列，且EXi=μ，VarXi=σ2>0都存在;若记Y*n=X1+X2+上述定理中的符号沿袭了高等数学的符号方式，同时，将σn改写为nσ2，其目的在于强调正态分布关于参数μ和σ2的依赖关系。强调这种依赖关系，有利于学生对正态分布的掌握，进一步明确随机变量与其特征参数的关系，也为后续其他重要分布和统计量的学习奠定基础。
对统计学专业高年级的学生，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基于基本符号，在特定的实际问题中，创造性地定义一些新符号，并赋予明确的含义，从而把特定问题进行符号化描述，简化统计分析、推断过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定义的新符号首先要遵循一般的符号原理与意义，不只是符号的数学意义，还有在特定问题下的符号意义;其次，满足问题分析的需要，充分利用特有名词的缩写、符号的上、下标等。
比如，在回归分析中，基于多变量的多项式回归模型中，因变量y关于自变量x1，x2的二元二次回归模型为：y=β0+β1x1+β2x2+β11x21+β22x22+β12x1x2+ε。在该表达式中，β的小标1、2分别代表与变量x1，x2有关，而重复出现的次数则表征了相应变量的阶数。因此，建议在教学过程中，对该类下表可以进行改进，比如将β12改记为β1，2，即下标中的“12”改为“1，2”，通过添加“，”进一步明晰变量的交互关系。
四、合理运用图表语言，明晰基本关系
图表语言，是利用图像、表格等直观的形象来描述复杂的概念、关系以及抽象数据所具有的含义。与符号语言的简洁和抽象相比，图表语言更具形象、直观的特性，能记录数量变化趋势、表达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展现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在统计学专业教学中，图表语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1.数据图表，记录数量变化趋势
数据图表，主要是对试验结果所获得的数据的形象表达，比如某地区的生产总值、居民消费额、空气中污染物含量等具体数据的excel表格或柱状图，以及对抽象数据处理之后所形成的频数直方图、频率直方图、盒子图等。依据不同的目的，选用不同的数据图表来说明进行统计分析的依据，并掌握进行统计推断的方向。
2.分析图表，表达变量之间的关系
分析图表，主要是指基于概率论与统计分析所得到的分析结论的图表，目的在于展示分析结论，进而解释变量关系。主要包括：(1)教材所附的典型分布的分布表，如正态分布表、F分布表、t分布表等;(2)数据分析表，如回归分析中所得到的ModelSummery、ANVOA、Coefficients等;(3)结论预测表，如变量拟合图、时间序列分析表等。
3.关系图表，展现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
关系图表，主要是指为了那些抽象描述多个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对各种概念、方法、思想等的总体描述。从大的角度上讲，借助于关系图表，学生对统计学的发展、不同统计思想与方法间的异同等方面，会形成整体认识，常见于导论一类课程。从小的角度上讲，通过建立关系图表，学生可以进一步区分具体的概念，深化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
五、巧妙运用肢体语言，深化教学效果
肢体语言，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动作、姿势、表情等肢体的动作和变化来传达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的的行为。首先，肢体语言具有形象、生动、操作性强;其次，易于学生的模仿与体会，以形成对抽象概念的形象认识;再次，可以很好地控制教学进程，如加速新课程的引入、教学内容的转换等。同时，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传递教师对学生的关怀。
总之，教学设计是指为实现教学目标，教师依据学习原理和教学理论，对各个环节进行具体计划，进而形成完整、有效的教学方案的过程。为了充分、有效地利用课堂教学，教师应该运用多种方法和技巧来实现与学生的交流。因此，教学语言的设计就显得更为重要。通过不断地研究与实践，教师的教学语言设计能力将会得以丰富和提高，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统计思想与技术日益受到重视，统计人才更是供不应求。为更好地培养社会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作为统计学专业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深刻地考虑教学语言的设计，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努力做到知识、技术、思想的传播，也做到人文关怀的传承，培养出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人才。
简述生态文明的理念范文篇12
关键词：物理课堂；教学技艺；教学效果
创设物理知识建构情境，实现高效的物理课堂教学，与各种教学技艺综合运用分不开。下面根据教学实践体会，概述运用教学技艺，努力达成物理课堂高效教学。
一、教学情绪技艺
教师是课堂的“导演”，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要构建高效的物理课堂，首先必须创设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使学生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高效的物理课堂教学需要教师有严中有爱、和蔼可亲的良好教态，把热情、愉快传递给学生。在课堂上，教师声情并茂的讲解，既可以为学生创造一种趣味盎然、气氛活跃的学习情境，又能使学生由于受到教师教学激情的感染而“情动”，师生间的情感得到充分的交流，从而使物理课堂活力四射、亮点纷呈，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语言技艺
高效课堂要学生学得精彩，需要教师少讲精导且导得精彩。平易自然、优美动听、富有启发性的语言能够牢牢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神动”，以取得最佳教学效果。一般说来，物理教师教学语言技艺体现在：
（1）语言科学，表达准确。为了学生能准确理解某一物理概念或规律，教师有时还要咬文嚼字，逐句逐字分析。例如，在表达牛顿第二定律时，F应该是“合外力”，而不能说成是合力或某个力；采用描点作物理图像时，要说用“平滑”的曲线把这些点连接，不能说用“光滑”的曲线把这些点连接等。
（2）教学语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言简意赅.教师抓住物理现象和理论的内在联系、逻辑关系，紧扣重点、抓住关键字和句讲解，把书面语言转化为学生容易理解的口头语言。
（3）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教学语言应利用鲜明的节奏感和抑扬顿挫来吸引学生听课的注意力，应通过声调高低变化、语速快慢变化、音量高低变化和恰当地选择停顿时间的长短来暗示学生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和关键。教学语言的抑扬起伏是教师长期教学工作中不断试探和摸索而形成的，是语言教学技艺的较高要求。一般来说，在陈述事实时应语速中；在进行推理时应放慢语速、加长停顿时间；在提出问题时应运用声调变化和适当的重复；在得出结论时干脆利落，字句有力。
（4）语言通俗幽默。教学语言深入浅出、幽默生动，把抽象的物理概念具体形象化、趣味化，使学生产生联想，乐于接受，甚至刻骨铭心。用社会实际中学生熟悉的、有趣的实例进行比喻、比拟，用幽默的语言创造性地把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的内在联系含蓄地、巧妙地进行概括总结。
三、体态教学技艺
体态教学技艺是教师用非语言性手段进行师生沟通和交流信息的表情、眼神、姿势和动作，能营造一种富有感染力的气氛情境，促使学生跟着“身动”，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从师生交流的过程来看，教师的面部表情对学生学习活动影响是最大的。在引入新的课题时，物理教师面部表情神彩飞扬或略显神秘，可激发学生探索的热情和欲望；在陈述物理概念和规律时，物理教师坚定聪慧的目光，使学生对物理概念规律深信不疑；在学生正确回答出教师的问题时，教师赞许的表情，可以使学生充满自信和喜悦；在学生遇到疑难和挫折时，教师鼓励的表情，可以使学生体会到教师的帮助和支持。物理教师通过手势、动作和姿势可以给学生直观地勾划出抽象的物理情境，使描述由静态变为动态，便于学生自主高效建构物理知识。
四、课程导入技艺
课程导入是课堂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成功地引入课题，不仅可以让学生将刚上课时分散的注意力集中，迅速进入物理情境，并能激起学生探究学习的欲望，让学生“心动”。因此，改良课本中的课程导入，使课程导入目的性强，具有趣味性和启发性。一般来说，导入课题的技艺主要有：（1）复习导入；（2）联系实际导入；（3）利用实验导入；（4）讲述史实导入等。
五、随机应变的教学技艺
机智灵活的课堂应变构成课堂上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课堂注入生机活力，带动学生高效学习。在课堂探究教学中，经常出现超出教师事先教学设计预想之外的新问题、新情况，教师要随机应变，珍惜这一宝贵的动态课程资源，重视课堂的生成性，巧妙运用在教学活动中，打造出一个活力四射、充满人性化的精彩课堂。
另外，课堂教学中有时产生突发事件，作为教师就要掌握随机应变的教学技艺，处理好这种突发事件，迅速控制好课堂秩序，设法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高效完成教学任务。
六、板书技艺
板书书写浓缩教学内容，突出教材的精华，实际上是教师对教材理解情况的最精炼、最系统的反映。好的板书能直观地显现教学内容的脉络，突现教学重点，有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连贯性，有利于学生整体感知概括能力的提高。板书是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有效途径，生动地反映其互动、演绎、推理的教学过程。物理教师板书的内容主要包括：教材的主干知识结构、推理过程、必要书写的重点概念和规律、物理公式及其适用条件、物理图像和变化趋势说明等。设计精美、布局合理的板书，能活化物理情境，使学生赏心悦目，兴趣盎然，给学生美的熏陶，增强探究动力，从而对知识理解深刻，提高教学效率。
七、板画技艺
板画作为一种直观生动的教学技艺，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具有突出教学重点、强化形象直观、引发学生思考、理清教材脉络和增强记忆等重要作用。物理教师在课堂中使用的板画主要包括：教师在黑板上绘制的实物简图和示意图、物理图线和物理图表。实物简图和示意图能帮助学生了解物理现象、物理过程等，例如：受力图、电路图和光路图等。物理图线主要指教师为了直观地描述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黑板上绘制的物理量函数关系图线，例如：速度图像、共振曲线等。物理图表主要指教师把教学内容的要点列成表格，把逐项内容以文字、符号和图形的形式填入表格之中，使物理教学内容条理更清楚、概念规律之间的区别联系更突出，例如，简谐运动物体速度和加速度变化规律图表、电场与重力场对比图表等。高效课堂需要教师做“懒汉”，学生会做的事尽量让学生自己去做，板画能让学生动手的尽量让学生动手；该物理教师板画时，应做到简洁明了、本质突出、色彩明快等。成功的板画既说明物理原理，还能多角度调动学生的情绪、注意力和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产生美学的功效，使物理教学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1]徐长祥袁志珍刘萍《略论中学物理教师的教学技艺》物理教师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