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论文范例(3篇)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制度
一、西方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形态
西方政治经济学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现代社会。16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17-18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态日渐成熟，其中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可谓早期现代(early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19和20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思想更为广阔和多元的理论场域。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甚至在20世纪以来的衰落，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本文着重予以说明的是两点。第一，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它是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信托资本以及自由贸易乃至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相关联的，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必然要与上述的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综合加以探讨，也就是说，一个脱离了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完全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与早期现代尤其是与英国18世纪的政治构建和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近年来在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现代经济学则是在这样一个前提和预设之下展开有关国民财富发生机制内源探讨的，在这里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
如上所述，本文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概括，那就是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国家的框架)，另一个层面，则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诸多经济、政治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现代经济学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作为外生变量置于经济学范畴之外，将政治的归政治、不放在经济学语境中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所以，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致于没有谁再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沉睡)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在主流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之外，本文还要扼要说一下另外几种变异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从学术谱系来看，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奇特而伟大的产物，马克思接续英国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把19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种新型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财富(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性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最终导致的是一种绝对政治的去经济学。从这个视角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义，这与西方现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的经济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而它们的实质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即政治性与经济性，各自发挥到极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教义实证主义化了，搞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把马克思政治浪漫主义(不可实证性)硬性地予以经济化，最终只能导致哈耶克所谓的“奴役之路”。此外，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形。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诞生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有罗默、普沃斯基、艾尔斯特、鲍尔斯等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剥削等概念，也取得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的技术性结论。然而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观念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也是将马克思的思想工具化了。虽然他们也有很多重要的研究结论，甚至也能为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接受，但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去政治化了。
第二个是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左派的中心一依附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总的特性来说属于一种“内政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主张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资本无国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内政，构建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学也不乏具有那个时代的准帝国性和全球性，但它的政治经济学之政治的中心还是内政的，也就是说，构建一个政治的与法律的国家制度为其治理下的国民财富或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保护机制是其政治性的内涵，至于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其外部延伸。现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颠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主次关系，它把国民财富的基础归结为国家间的基于国际政治的经济结果，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政方面被它们淡化或遮蔽，而放大或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性，并凸显出国际政治的丛林原则。
如果说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注重国际法、国际机制等一些法律化的制度建构对于全球经济财富的正面意义，那么到了现代左派尤其是一些激进主义的新左派那里，全球秩序就遭到了彻底的颠覆，诸如现代世界体系、白银时代以及中心一依附等一些批判性的社会政治一经济理论，它们从绝对政治的高度，结合后发国家融入现代化的失败教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帝国主义(通过科技、军事、金融等手段对于全球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血腥掠夺)展开了满腔义愤的批判和控诉。在它们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绝对不平等的社会，西方国家的国民财富根本不是传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通过劳动、交换等方式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后发国家那里榨取和掠夺来的。因此，新自由主义等现代经济学完全是一派胡言。从上述意义上说，它们也属于一种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即国际的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本质特性倒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同构，只是时代背景有所不同，而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与古典正统政治经济学则大相隔膜。因为它们极其忽视内政的制度建设，对于西方国家的内政意义上的法治建设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对于导致后发国家经济失败主因的法治的严重缺失只字不提，把责任推卸给西方霸权与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这种解释倒也轻松，只是如何建设。就难免陷入道德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个我把它称之为一种现代、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严格地讲，也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类形态。
其一，是布坎南等人一再论述的立宪经济学，在我看来，这种立宪的政治经济学只属于一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或政府论意义下的政治经济学。这派经济学敏感地发现了现代主流的经济学那一套沉迷于关于边际效用、货币供应、消费偏好等纯粹的经济性，搞得越来越像代数学，忽视了现代经济的公共性，忽视了政府、宪法以及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们关注政府失灵、公共性缺失、搭便车、权力寻租等问题，试图重新开辟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维度。此时，它们更强调论述，一个政府或者说国家在一般日常政治条件下的公共财政问题，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家构建理论细化为财政手段，而给予精致的理性分析。诸如政府财政、税收、福利、教育、环保、医疗等重大的公共政策的政治一经济问题。应该看到，上述问题确实是困扰着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政治一经济问题，所以这一派经济学的凸显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
其二，是阿罗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以及卢卡斯、萨金特等人的从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前者主要探究社会偏好加总、集体一致的逻辑基础、功利主义的基础以及投票问题，其理论核心是几个不可能定理。如阿罗不可能定理、吉巴德不可能定理、森不可能定理等，证明了现代政治理论根本逻辑前提上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境所要放松的前提假设。这些理论与正义理论、权利理论、契约理论等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论题有许多重叠的部分，然而毕竟过于抽象和理想化，缺乏历史维度和实证方法，不能对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提供直接帮助。后者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其要点是把政治“内生化”、“经济化”，即将政治博弈、政治策略、政治周期等看作经济增长和波动过程中的产物，以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外在冲击作为经济一政治变动的根本动力。
其三，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最典型的如经济学界新星阿西莫格鲁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所表现出的研究路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兰德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和格雷夫的以博弈论重述市场发生历史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进入经济史、政治史提供了可能。阿西莫格鲁、迪克西特、巴泽尔等人，以更精致的数学工具综合了上述这些思想，从国际政治、经济历史中抽象出可供分析的制度类型，加以分析。这套分析在探讨局部制度方面非常有力，也能获得实证的有力支持，然而它却无法推广到对一般政治的讨论，故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我所谓的第三种现代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阿克塞尔罗德的通过复杂理论、计算机仿真技术来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美国麻省大学的“桑塔菲学派”等。但是几乎所有上述的现代新政治经济学，它们的研究都忽视了对国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具有某种去政治化的倾向。
二、新中国两个30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我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中曾有过专门论述，基本观点是：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国家一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类似于16-19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15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500年的历程，但其中很多关键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当然，我也一再指出，这个逻辑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经走过的那一套，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忽视或跨过这个历史的峡谷，一步就与西方现时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谓后现代社会。在上述这个逻辑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文并不准备处理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简单谈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60年，可分为两个时段，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是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
下面我着重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审视一下中国这两个30年的演变。我前文曾经论述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所展开的两个基本的层面以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转变，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退却与现代经济学的凸显。从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两个30年，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西方来说，却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前30年是一个变异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与之伴随的是国民经济即将崩溃，而后30年的经济学，则又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现代经济学，以至于到目前，为世人痛斥，难以为继。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之双重失败，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其内在逻辑之中了。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内政的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以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地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一派，如亚当·斯密，他们强调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自由的交换机制，通过最大化的释放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每个个人追求财富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与重商主义不同，把财富放到自由市场的生产与流通之中，放到个人手中，由他们去创造，而不是通过国家，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础。这派经济学因此强调法治、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新中国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没有计划。个人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按照自己的理性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当然是有计划的。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计划往往会被社会的偶合市场秩序所破坏，而这恰恰构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之动力机制。就整个社会来说，它是一个自生秩序、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为主的市场经济，是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国民财富的症结点，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与此完全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央计划主导的、低效率的、没有给市场经济留下任何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对此，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都有过系统的批判。
后30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30年校正了前30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为中国后30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在这样一个空白点上，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直接吸收过来，企图催生中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的国民财富的健康发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的后30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后30年中的后15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彻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独立的、由现实的经济增长赋予合理性的姿态，在中国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力量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一是大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教育。中国大学的经济系以“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为主要目标，以学习和写作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论文为手段，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教材，突出数学工具，而相对忽视理论对现实的描绘与阐释。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系学生出国和学成归来，随着一些著名高校相继建立专门培养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的研究中心和培训班，使得经济学完全被西方经济学所挟持，变成一件无可改变的事情。其二是现代新兴媒体在本世纪初迅速崛起。以《财经》为代表的现代财经媒体的崛起，大量研究者通过阅读和了解张五常的论文、随笔来学习经济学，他们的工作使得经济学门槛极大降低，许多普通读者藉此获得了丰富的经济学常识，同时也忽略了真实经济必须要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相结合的复杂性。这方面的影响也使得经济学逐渐变成“黑板经济学”，而不再思考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教条。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下的领域为前提的，在现代的国家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的地域，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相关国家进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即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双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个完备的体制内塑造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同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后发国家大多并没有经历过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双重的构建过程，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那里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扩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独特情况，即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某个时段内较为积极的成果，如曾经显赫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这些威权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与国家有某些相同之处，大致具备了一些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必须的政治要素，例如稳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新中国的后30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30年。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样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而是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绩卓著，但问题也不小，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难以单腿独进。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乃至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或者其扩展空间已经用尽。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到了举步维艰的现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反思，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乃至对于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对此，我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我反对那种情绪化的道德批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哪些是它们能够做的，哪些是它们做不到的。我觉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30年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第一，它们有效地破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计划经济，把一个西方社会的完备的主流经济学植入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这一派现代经济学的持久努力，我们很难走出政治经济学前30年之窠臼。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一个独特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在有限的空间下，新自由主义努力推进个人产权以及市场经济，力主国退民进、市场秩序等等，致使一个相对的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起来，30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不容抹杀。
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们担当政治经济学家、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所应承担的学科责任。而且，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贫富不均、权力寻租、黑社会化问题、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我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经济学?本文在前面曾经归纳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形态，总的说来，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以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是相互对峙的。如何把握这三种政治经济学的各自本性，结合中国60年尤其是后30年经济变革的状况，选择一条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道路，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我们先来看第三种。这套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严密的理论形态。它们是多种各自独立的社会与经济理论的通称，如佩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想，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卡多索、阿明的中心一依附理论，等等。总的来说，这一套繁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他们的一些核心理论观念来自马克思与列宁，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被压迫民族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他们又都是一些后发国家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反全球化的理论。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世界经济史，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一依附的历史叙事，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凭借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霸权，不公正地掠夺了全球的各种资源，造成了人类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因此全面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才是经济学的本质所在。第三，这派经济学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或全球政治经济学，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去处理后发国家的建设问题，一股脑儿地迷恋于对抗全球一体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全球垄断和资源掠夺，他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绝对化了，严重忽视了作为内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关注后发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及国家和市场经济之平行的内政制度构建。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新左派就完全接受了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铁幕之中，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全球资本主义垄断对于中国人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奴役。从而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解放。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摆脱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约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又以某种新面目出现，例如，政治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全面掌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宪法确立，国有企业的强势垄断，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没有任何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周边地带还是让渡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空间，单向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瓦解，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法制建设并不完善的前提下，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勾结的黑洞出现了，并成为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原因所在。对此，如果全面回复到前3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去，全面清除市场经济，或许从理论上说可以解决上述黑洞问题，但改革时至今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复辟如何可能呢?
政治与经济论文范文
>>公共与商业：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传媒业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媒介生产与媒体接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商业文明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信用契约与网络金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与发展论西方“媒体融合”的现状与启示：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统一与分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收入与分配闲暇劳动与受众商品的政治经济学探讨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论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的选编与使用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的批判与超越浅谈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教学主题与主题式教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与贡献关于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思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交易成本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的分析框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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