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范例(3篇)
近代史研究范文
一
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或含近代灾荒史部分）论著问世。现将主要论著简介如下（见下表）。
表1近十年来近代灾荒史论著简表
著者
书名
出版者出版年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李文海、周源
灾荒与饥馑：1840-1919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李文海、林敦奎、程附图、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具体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灾荒与饥馑：1840-1919》是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对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影响范围、造成的危害以及清政府救灾措施和弊端做了具体充分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纲要式近代灾荒简史的性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是《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姊妹篇，它记载了《纪年》未涉及到的1919-1949年的灾荒记述，力求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这30年的灾荒面貌，它同《纪年》一道，成为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代灾荒史的巨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甄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书后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勾勒了近代灾荒的轮廓。
此外，邱国珍《三千年天灾》、袁林《西北灾荒史》以总括或区域研究的形式，概述了我国历代灾荒的情况。张水良《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是一部自然灾害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述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马宗晋、郑功成主编《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两书，虽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也应该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前者在选编的91场洪水中，近代洪水占了32场。该书通过对雨情、水情和灾情的综合分析，用文字和图表形式，阐明洪水的形成条件、洪水的规模和量级以及成灾的程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后者将丛书分为12种，即《灾害学导论》、《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统计学》、《灾害社会学》、《灾害医学》、《中国的大气海洋洪涝灾害》、《中国的地震地质灾害》、《中国的矿山灾害》、《中国的交通灾害》等，填补了我国灾害问题研究的空白。
二
近十年来，有50多篇近代灾荒史论文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既有专题性研究，又有区域性论述，现就学者们论述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综述。
（一）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近代灾荒史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因此，学者们从探求灾荒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入手，说明研究近代灾荒史的重要性。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1]戴逸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2]刘仰东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系统的准确的把握。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仅从历史现象存在的比重上看，灾荒史也应该成为研究者正视和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历史实际，机械地或片面地理解灾荒现象，以它的多少来套它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居的位置。[3]
关于灾荒史长期被史学界忽视的原因，李文海指出了史学工作长期存在的弊端，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研究题材的单一化；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程式化。[1]刘仰东则具体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过于频频突发，起了关键的学术导向作用；社会性质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是研究者探讨近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线索和出发点；自然灾害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灾荒史研究的非重要地位，甚至得不到起码的注意。[1]
（二）灾荒与经济
从经济角度看，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李文海分析了灾荒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主要是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和戕害、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社会正常秩序的震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作者还用统计数字说明灾荒对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1]刘仰东用“十岁九荒”和“无时不在”来形容近代灾荒的频发性，进而指出灾荒对农业、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构成的严重冲击和致命打击，强调由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骤然失衡必将引起局部或全局社会机制的紊乱，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1]吴德华分析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和深远影响，指出灾后人民大批死逃，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市遭浩劫，交通和工程设施遭中断和破坏。强调灾荒成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军警、商人也趁机购买大批灾民土地，成为有权有势的新地主。[4]王方中以江淮大水灾为例，指出江淮大水是30年代地价下跌的一个因素，而地价下跌又是农村经济状况不妙的标志。[5]魏宏运探讨了华北大水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6]
（三）灾荒与政治军事
每次大的自然灾害，几乎都会引起重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胡克刚认为，灾荒是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7]林敦奎也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此起彼伏的灾民反抗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垮台的历史进程。作者还论及了灾荒对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山东等省发生的大灾荒使饥民、流民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饥民、流民通过三种形式参加义和团，并以其独特的天灾观来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8]康沛竹论述了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关系。指出太平天国辖区连年不断的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太平军的粮食危机；瘟疫流行夺去了许多太平军及辖区内人民的生命，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太平军一些战役的失利，从而构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9]李文海考察了灾荒对甲午战争的作用。指出灾区与战区或毗邻或重合或者与战争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大大增强了灾荒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战后及赈灾，灾荒又衍生为清政府签约的口实和与日本侵略者争夺群众的政治斗争的问题。在考察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作者较为具体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灾荒状况，并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交互作用的角度，努力探究灾荒对革命产生的影响。作者从灾荒的频发论及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从革命派怎样通过灾荒揭露封建统治论及革命派掌握政权时期的灾荒对策，指出灾荒不仅是辛亥革命运动发生的一个直接诱因，而且对革命党人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还决定了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态度，即对北京和武昌采取的所谓“中立”姿态。[10]夏明方通过对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互动关系的研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特点、规律及其竭蹶顿挫的历史动因，并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几个方面来具体探讨灾害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11]钟钢阐述了1901-1910年川省各地连年受灾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对四川革命的影响。[12]李德民、周世春考察了陕西近代旱荒的影响，着重指出灾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旱荒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陕西社会的发展。[13]吴德华也指出，民国时期的灾荒，激化了阶级矛盾，反抗斗争迭起，灾民的反抗斗争与其他革命斗争相结合，到1948年以后，发展成为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组成部分，成为加速国民党政权覆灭的一股强大力量。[4]
值得注意的是，往往与灾荒有着因果关系的农民起义在“丁戊奇荒”中并未出现。辛亥革命中各省的“光复”，灾民和饥民并未直接参加。刘仰东对前者的解释是：灾民奄奄待毙，无力再去造反，表明社会凋弊已走过了极端。[3]
李文海对后者的解释是：革命中除了极少数地区以外，绝大多数省份新旧政权的交替更迭并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的两军对垒的武装冲突。[14]
（四）灾荒与思想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灾荒对思想文化作用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仍有一些论文涉及到相关方面。张九洲论及了河南大旱对文化教育的摧残。[15]刘仰东进一步指出，黄河变迁，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格局，加重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色彩，使长江流域的社会文明逐渐从一种社会印象发展为比较固定的社会观念，黄河流域却越来越远离社会文明而沦为灾难的象征。[3]灾荒作为文化素材，也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对此，李文海以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为例，作了专述。[16]另外，灾荒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夏明方以治黄（河）和赈济为例，对此作了论述。指出晚清黄河河务日就废驰的败象颓景，遮掩不了黄河理论和技术方面渗进的近代化气息的新因素。具有新兴工商业意识的思想家们设计出的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救荒方法，与当时新兴社会改革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以所谓“军谋国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不同，他们更多地表示出对民生的关怀，并将某些长期被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到改革日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新兴思潮的拓展与深入，为当时的社会改革实践提供了新的论证和新的动力。[11]
频发的灾荒，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对荒政的思考，展示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变迁。谢高潮指出，晚清的荒政思想经历了与天命主义的救荒思想相联系的禳灾治标观到与注重水利和民生的防灾救荒新思想相联系的重民灾害观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潮在荒政方面的反映，又与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有关。作者还系统地总结了洋务运动时期的荒政思想。王承仁、胡克刚对孙中山的备荒救灾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并指出孙中山备荒救灾的思想理论，是他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备荒救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18]
（五）灾荒与荒政
荒政是统治阶级用以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调节社会矛盾的基本国策。李向军肯定了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但道光以后，荒政名存实亡。[19]谷文峰、郭文佳从社会政治因素和救荒政策本身漏洞两个方面探讨了清代荒政弊端产生的原因及表现。[20]吕美颐肯定了清代基本上实现了赈灾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律化，但由于制度本身不完善、社会风气败坏和吏治腐败，使荒政百弊丛生，恶性蔓延。[21]李文海论述了清政府的救荒对策，揭露了晚清时期从报荒、勘灾到放赈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弊端。同时，作者还对义赈的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及作用作了探讨。指出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出现，有别于“官赈”的、由民间筹集资金、民间组织散放的“义赈”便应运而生。它创造了新颖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在灾荒的赈济方面，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是历史的进步现象。[22]夏明方也指出，具有新兴意识的近代工商业者组织和发动的民间义赈活动，在中国赈灾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救荒机制，提高了救荒放赈的社会效益。[17]关于民国时期的灾赈情况，刘五书对民国历届政府以工代赈的救荒形式作了探讨，并对工赈得失予以评价。[23]
（六）关于灾因
灾因除了自然因素外，研究者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李文海认为，近代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普遍而频繁，当然是由于束缚在封建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治腐败造成的。作者还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揭示灾因，指出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灾荒，反过来灾荒又进一步使生态环境受到新的破坏，二者因果循环，灾荒频发。[1]戴逸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这一方面是指频繁的战争、腐败的政治足以引发天灾，或加深灾害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指人类对自然界贪婪无度的索取，破坏了生态平衡，因而发生灾害。[2]李向军进一步指出，灾害虽起因于自然，社会因素在其间也有重要作用，人类可以通过有组织的防灾、救灾活动避免或减轻灾荒的危害，战争、内乱、苛政、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亦可引发或加重灾害。此外，人口压力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加重灾荒。[19]夏明方从自然、环境破坏和社会危机三者的共同作用来认识灾因。[11]康沛竹对灾因中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对战争、仓储制度和政治因素作了系统论述。[24]清代河政敝坏、灾荒频仍，王振忠和郑师渠分文论及。[25]吴德华在探讨民国灾荒发生的社会原因时指出，反动势力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水利设施、植被遭破坏以及频繁的战争加重和制造了灾荒。[4]
三
综观十年来，近代灾荒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课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呈递增递进之势。“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史学工作者应该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26]学者们把近代灾荒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灾荒史研究，为今天的防灾、减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首先，应建构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力度。目前，灾荒史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而灾荒又是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发生具有不以人们的思想为转移的根本属性，但其形成与危害程度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用一些直接的历史现象的分析模式来套灾荒史研究；另一方面又要把它纳入一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中去，从而理性地认识灾荒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有鉴于此，灾荒史的理论建构很有必要。灾荒史研究是开放性的，在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研究的今天，灾荒史研究借鉴社会学、灾害学、气候地理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和理论视野，不无裨益。其次，应进一步加强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目前一些灾荒史料虽已面世，但还不够，地方志和边疆地区的灾荒史料有待进一步开发。再次，拓宽研究领域，加强薄弱环节。目前近代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旱等灾害，其他灾种如雪灾、火灾等研究有待展开，城市灾荒史研究廖若晨星。同时，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出现的畸轻畸重的现象不容忽视。从总体上看，晚清灾荒史研究成果远多于民国时期。因此，大力加强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势在必行。总之，我们期待史学界形成更浓厚的灾荒史研究的学术气氛，把近代灾荒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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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范文篇2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收稿日期：2002-10-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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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
近代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红十字运动；近代中国；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K25；C9109；C912.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24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5卷第3期崔家田：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之省思
红十字运动自1904年在中国登陆以来，至今已走过百余年风雨历程。对其发展历程的真正学术性研究虽起步较晚，但是时至今日，学术界（主要是史学界）与红十字系统工作人员（即“红会界”）对于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研究（下文略称“红会研究”）却也是多有收获。粗略统计，海峡两岸近期关于红会的相关资料、著作已经达数十部，文章百余篇。既有成果中除了初步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外，多集中在红会起源史的研究以及对红会历史功绩的概述性、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且尤以后者为重①。检视既有研究，笔者感到尚有不少缺憾之处，下面仅就红会研究的内容与方式方面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不足与误读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红会研究的重心要适当下移，努力打破研究中的失衡局面，以期做到整体推进
就目前的红十字运动研究状况而言，大多数的学术研究仍是集中在总会之“面”，地方分会之“点”的研究居少。近几年来学界的研究虽有一定改观，但是整体来看红会的研究依然呈现出层次（总会、分会）有别及地域不均的局面。学界与“红会界”已出版的一些资料性质的图书与研究著作，不仅在资料的编选与使用上侧重总会的活动，地方分会的活动很少涉及，而且所涉地方分会之活动在地域上也是多侧重于沿海一带（北京、天津、山东、台湾、江苏、福建）与西南的云贵之区，致使既有研究成果中上（总会）、下（分会）参差，点、面不均，点、点失衡。但实际上，研究者只有对于各地的分会情况都了然于胸，才能更准确地对红会的历史功绩、组织体系、运行机制、会员结构及其所在地的影响作出一个较为明晰的判定，也才能为总会的相应研究提供确当的支撑，并勾勒出红十字运动在近代中国发展较为详尽的整体图像和复杂多样的发展样态。故而，该领域日后研究的重心似更应该在红会研究的层级上向地方分会倾斜，并在地域上超越东南与西南，致力开展国内其他区域红会史的研究，努力打破红会研究中的区域失衡现象，以期做到整体推进。
就近期国内研究成果而言，各地分会材料的使用虽有一定改观，但仍大体如是。除了东南一带的分会材料有所使用之外\[1\]，诸多非中心的相对“偏远地域”的材料几乎没有见人使用。如多灾多难的中原之区，民国时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社会情势可以说是战端不断。随着各种有义或无义的战端不断开启，红会组织亦在中原大地逐渐发展壮大。1936年河南红会分会多达81处，分会数量为当年全国各省之首\[2\]。且不说这些地方红会的效能如何，单就其数量及地域分布就可以看出红十字运动在河南发展情形之一斑。就是在河南半壁沦陷，东、北、南三面受困的抗战中期，河南红会的数量也一直保持在几十个，实为难能可贵。可是对于这些地方性的红会迄今为止尚缺乏应有的系统研究，更不用说对其材料的使用和开掘了。近年来虽对近代河南地方慈善事业史的相关研究有所推进，但是这些研究因研究主题各异，研究任务不一，故多是对近代河南红十字运动偶有或者略有涉及。所涉之处亦多是对近代河南红十字运动概略性介绍或者对某个具体时段事功的简略书写，并且利用的文献资料也极为单一，相关档案尚未得到利用。这种情况的产生尽管跟资料的多寡有一定程度的关系，但是却也不尽然，如四川的资料也很多，但却很少有人利用\[3\]。这种区域失衡的研究对增加我们对于红会整体理解的阻碍是不言自明的。沿海东南之区因历史原因近代以来社会经济远较内地繁荣，其相应的红会事业以及各种民间组织也较内地更为发展及发达。民国时期因战争的刺激，西南云、贵、川红会事业也一度颇为兴盛。但若就东南和西南之区的材料来编演、叙述民国时期整个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故事，显然是有很大局限的，极有可能产生“以偏概全”之象。因而，红十字运动研究的重心亟待下移至分会层级，并在区域性分会研究方面有所拓展，以便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能够做到整体推进，不断深化。
二、要在地化地深入开展“语境中的红会”研究，实现研究中心的逐步转移与调整
红十字会虽具有超越地方性的视野与身份，但其生存无疑却是“地方性”的，这也就是红十字运动“在地”与“越地”的复杂悖谬之处。红会不可能外在地悬浮于其所处的“语境”（地方社会），它只有深入到地方社会里面，并与当时当地的地方之气脉及人物之生活接续、理顺、契合起来，立足地方区域，接通地方气脉才能生存发展。但现在不少研究却把红会当作独立于“语境”的研究对象，剥离红会存在的具体时空环境，或者只关注到“大语境（整体的社会情境）”层面的社会情境，而对“小语境（红会发展所依赖的地方社会情境）”层面的因素常常缺乏应有的关注或者关注不够，造成既有成果多是红会的“影像”而缺乏应有的红会组织及其人员的“感受”。这种没有深入到地方社会气脉中的研究，只可能得出一些隔靴搔痒的概论性结论。
笔者认为，红会研究和红会的具体工作都应该“扎根”，扎到具体的社会情境里面去，扎到红会参与人员的生命历程中去——作更为细腻、更为在地化、更能深入中国地方社会情境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历史风景”的呈现以及符合“近代化”历史形状的主观推论——那种依靠方法论上的逻辑推演而获得普泛化的认知更是不免显得过于概化，易失之于实。因而，日后的研究应该也有必要深入到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以及个人的生活历程中去寻觅解答。在红会事功叙述与描摹之后，深挖红会材料背后的历史纠葛、恩怨情仇以及可能的发展经验，就应该成为考虑的方向，这样才能更好厘清红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多角度、多层次也更加精细地呈现红会历史发展的真实，突破那种整体性概略把握的思路。在相关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只看红会本身及其所处的“大语境”，更要看到其所处的“小语境”——致力加强红十字运动人物研究和红十字运动与地方社会复杂关系的研究。
以各地红会创建以及办会过程而言，各地红会的实践过程也呈现出极为多样化的状态：“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新瓶装新酒”等歧出之态不一而足，均有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思想观念的触发可能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其它地方性、个人性的要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很可能就是一些地方性的要素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研究中，研究者更应该追究这些隐而不彰的要素以获得对这段历史的立体解析和较为丰满的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地方分会的发展对于“小语境”的依赖性甚或更大，它们更需有发展自身的在地化举措或者地方社会各种因素的促发才可持续。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小语境”所拥有或独有的同声相合的社会情境与人际圈子，往往是催生红会的关键。红会在上海的创办过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4\]。在现实中，对于入会者而言，有时很多人加入红会更是“冲人”（主事者）而来，而并不是红会吸聚人员（这可能也是中国红会乃至民间组织的一个本土特色）。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红会是怎么组织的，怎么运行的，干了什么事情，在不少入会人员看来其实都没有什么重要性；红会的结构和体制制度是不是正规，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关心的是个人的社会性脸面，红会的符号意义及其与所在地人与人关系的维持，尤其是与红会主事者关系的维持。在红会早期地方分会的发展中，因人起会，因人会失的情况多有出现，就是皆因个人动员与链接各种资源的能力与途径多有不同这一因素所致。亲友串联的面子压力，兵连祸结的社会压力，为富不仁的舆论压力，甘愿奉献的个人心志，头面人物必须的姿态仪式，都有可能成为入会甚或“身不由己”的原因。换言之，这些入会人员的“高尚”多不是脱离具体社会情境的“高尚”，也不会是脱离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生活状况的“高尚”。盛宣怀的“捐赈复产”\[5\]与“出山借势”\[6\]；常熟红会的白话浅说与对入会“十大利益”的费心归纳\[7\]；信阳“过街老鼠陈二爷”的日常做派都很好地说明了当时人们对红会认识的功利性与道德符号的借用心计\[8\]9899。作为地方民众应对社会变乱的举措施之一，参与红会不仅有虚拟的道德收益（声望），也有切实的实利获取——社会保障与人身安全的相对保全。生命权与生活权的保障无疑也是成为当地士民积极参与红会事业的一个促进因素。因而，如果不深入地方情境中去而奢谈红会参与人员的功德与动机，等于是制造一场误会。因而笔者认为，应该找准这种地方文化与社会的入口开展研究工作。
在研究这类民间组织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关注社会结构层面其作为社会分层的一种调节机制与反馈机制（中上层人物回馈社会的一种机制）的特征与重要事功，也必须注意到主观认同层面其作为维持与加强既有人际关系，锻造地方社会认同乃至获取与夺取各种物质性、社会性收益途径之一的客观事实。这样似乎才能勾勒出红会发展的多种面相与社会生态，而这也才是红会的发展常态与实态，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既有关于红十字运动的研究中，红会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多数研究是阐述分析各地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功绩与组织沿革，而对置身红十字运动中的人却较少着墨，关注不够。这样的研究体现出来就是一种没有鲜活之人的、淹没了个体的“整体”红会，致使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剥离了当时当地具体的社会情境与鲜活的社会现实，剥离了人的要素及其感受，造成一种“只见运动不见人”的研究状况出现。无论是“红会界”还是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不仅整体力度不够，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就“红会界”而言，对红会人物的报道与描摹很不均衡，多为红会高层人物的专访（大城市红会医院的院长、书记与血液中心的主任之职者），很少有红会的基层人员及护理人员之报道。报道的角度也不够集中，很是分散，专门从红会角度进行人物报道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学术界在为数不多的红会历史人物研究中，既有的人物研究也多集中在红会高层人物。国外的人物则主要集中在杜南、南丁格尔二人，且多为一般性的知识介绍，真正的学术研究还不多见。
国内的红会历史人物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创会人物、会中或社会上层人物（孙淦、施则敬、沈敦和、盛宣怀、吕海寰、孙中山、杜月笙、林可胜、庞京周等人，尤其以林可胜为多）以及1949年以来红会总会的工作人员（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与老一辈革命家中一些人物（如）\[9\]，其中后一类主要多以文学化的方式出现，还不能算是研究，其主要发挥的是史料价值。对红十字运动中基层历史人物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地方红会会长群体的研究也几乎无人涉及。
事乃人为，而脱离了人的组织是无法存在的，脱离了具体人行为之考察的组织研究也无法做到深入与透彻。我们只有将“事”纳入“人”的活动中去考察，才能看出这一运动发展的本土特色、地域文化韵味与多维的实际面相。如果一味脱离个人的行为、活动去概论整体，其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失之偏颇，而如同信阳“过街老鼠陈二爷”的日常做派与会员身份之间的实践与表达的背离\[8\]9899，民国早期济南红会之间的相互争斗与红会宗旨的矛盾，也就可能让人无法理解\[10\]。
最关键的是，只有把活生生的人放进去，我们才能理解红会。因而，我们有必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在研究中不仅仅以“事”为重心，更要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把事情放到个体的人生脉络、生活际遇与生命历程之中详细考察。考察红会人员的更替与轮换，从中详察红会各个时期的发展时态与势态乃至红会相关人员的心态，结合人物的人生历程来探讨红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与变化，曲折与起伏。做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研究人，研究人更是为了参透“世”或“势”，而不应该仅仅是研究红会这个组织及其事功。处理并呈现人、事、世或势的复杂关联应该是研究者的目标与追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展各个时期红会人物，尤其是基层人物的追索、记录、考证与分析比较的研究工作。
三、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范式有待转变与调整
就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学者来看，史学界最初介入红会历史研究，可以说无一不是从其它研究主题“旁逸斜出”的：周秋光、张建俅、池子华莫不如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因各自切入角度和原因的不同，本应形成相应研究特色和特有的理论视野，形成一种多元交错的生动局面，但既有研究成果整体来看却多呈一种趋同化的状态。不同的研究者之间虽然也有历史时段书写的不同，功绩评判的歧异，以及研究风格上的部分差异，但多数研究还是主要将红会作为一种“事功”来叙述，采用的多是“叙事史学”的传统套路。我们所看到的依然多是波澜起伏的发展过程、成绩述评和整体概貌，相较而言处于技术含量较低的“说事”阶段。现在大部分的事功研究，又多是将红会与慈善和灾荒史研究联系起来，处在整体的说“事”和功绩的发掘与表彰阶段，视角较为狭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套路颇为雷同。当然，在红会的研究中，这种从整体上来把握并厘清事实及其发展脉络的研究方式与踏实的研究风格是必要的。可是，这种实证史学的套路根本无法穿透相应的史实外壳而进入历史深处以研究对象的心态或信念。在初期的史实构建之后，以笔者之愚见，就应着力引入新的问题意识、操作方法、多元的视角，从而打破学科界限并进行科际之间资源的整合，以争取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开展、拓宽、加深红会的研究，以期达到既关照红会又超越红会，既立足慈善又超越慈善，从以红会为红会（史实梳理）到以红会为材料（理论提升）的理论诉求，以期实现研究范式上的超越与转变。
在历史研究中虽则如严耕望所言，“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11\]，但是适当地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以指导相关研究还是十分必要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参考、学习与引入，不仅可以使研究者转换视角，拓宽研究视野与领域，更可以“平中见奇”使研究深度进一步加深\[12\]。如历史上乃至今日红会组织曾屡屡受到地方民众与有关部门“挂匾赠旗”的褒奖，红会组织对于各地红会工作人员及助会社会名流、绅商也常授予以各种题字匾额相彰，因而红会相关资料中留有大量各地红会领导和地方党政官员、社会名流赠予的题字、题词与匾额。在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红会的动员能力及其可能的关系网，更可使之成为探讨时人对红会认识与态度的切口。可是迄今为止，尚没有见到对这批材料的有效利用与深度解析。研究者若能转变视角将之视为各种书写的“文本”而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事件的证据，并引入文化研究的“文本解读”方式对之作出再解读，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处理方式。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解读红会留下来的各种文献或者说“文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历史，更能从中看到被建构的历史、虚构的历史，将历史的实在性与建构性辩证关系揭示出来，达到对它的深层解读，做到对历史资料的充分利用。因而，在红会的研究中我们要既要“引（引理论与引入其他学科）”也要“跨”，可以考虑跳出慈善史、灾荒史的圈子\[13\]，以实现多学科融合，进入多学科共融的场景。从管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医学、社会保障学、国际政治学等等不同学科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炼不同的研究主题。如在必要的事实构建和功绩描摹判定之后，可以引入社会学的组织理论，对之进行一番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红会的社会工作进行社会工作、社会保障角度的考量；将之放在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视野中对之进行审视，着力探究在各种力量交织中一个秉持中立立场的民间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的经验之道，等等。相信这样的研究将不仅能够呈现出与前不同的历史面相，而且能够为今日红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镜鉴。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跨”莫如“引”。“跨”学科或者说交叉学科的研究虽然时尚，但是限于各种条件，“跨”得好却很难。因而，这样的研究有时不免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莫如让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以不同的问题意识及操作方式进入较为具体可行。当然，“引”与“跨”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原来的“叙事史学”，而是期望在原来的基础上能够呈现出原来的操作方法所体现不出的历史面相，以丰富与加深我们对于红会与对于历史的认识。在红会研究中，我们需要实现“以红会为红会（就事论事）”和“以红会为材料（就事论世或势）”的有机融合与提升。没有“以红会为红会”，“以红会为材料”就是空谈或者以偏概全。同样，没有“以红会为材料”，“以红会为红会”的研究就可能是一种低水平重复，甚至学术研究资源的浪费。总之，我们在继续做好作为研究基础的“作为事功的红会”同时，日后应该加强并深化“作为语境的红会”与“作为人的红会”的研究，以期实现红会研究从“以红会为红会”到“以红会为材料（即作为材料的红会）”的转变与提升。
注释：
①相关成果详细情况可参见《近20年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述评》（曾桂林撰，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近年来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综述》（杨红星、池子华撰，载《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以及《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刊发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研究"一组笔谈文章中较为详尽概括与分析。近期的研究成果则可参阅《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池子华、郝如一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与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http:∥省略）的《红十字运动研究》电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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