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例(12篇)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2-044-06
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从1969年开始颁发，人们往往认为，该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不会有什么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69～2012年，共有71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奖。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其中至少有30位得主或多或少地与马克思经济学有一定关系。这里所说的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获奖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进行过评价；二是获奖者在其撰写的经济学文献中曾介绍或提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三是获奖者的相关理论受到过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或马克思实际上是这些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介绍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归纳出对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关系具有启发意义的内容。
一、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
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曾在1962年美国经济学会第74届年会上作主题演讲时说：“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马克思可以说是后李嘉图派的一个次要人物”和“投入一产出的有趣先驱者”。1967年，他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再次重审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同样是196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7版的序言中，他又将“斯密、马歇尔、李嘉图和马克思”并称为经济思想史上“过去的伟人”。同年10月，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1967年10月）》一文中也表示：“如同《圣经》和穆斯林的《古兰经》、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资本论》是一本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书。”另外，他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0版的正文中还将“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称之为“正象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变革了物理学一样”，“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评价会出现这样两种看似相差甚远的版本呢？这恐怕还要从他所说的“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说起。他在1962年的演讲中认为，相对于“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言，他在“纯粹经济理论”方面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马克思大胆的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他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变形了的黑格尔哲学，对于研究‘思想’的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这些‘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正面提出的经济学”。而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评价马克思时，他却没有强调所谓“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而是告诫读者：马克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革命家”。
1974年的诺奖分别颁发给了缪尔达尔（GunnarMyrdal）和哈耶克（FriedfichAugustvonHayek）。缪尔达尔在谈到“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时说，“我们联想到”一些“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作出的反应”的经济学家的名字，马克思也在他所列出的10人名单之中。他还曾表示，“当人们不得不将马克思当作经济科学发展上伟大的经典著作家之一来看待时”，是“基于他开创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死敌”的哈耶克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是否都是负面的呢？也不是的。19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曾讲授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在教案中如此评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论起对现代商业周期理论的影响来，恐怕没有哪本书能超过它”。
两位新经济史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福格尔（RobertW.Fogel）和诺思（DouglassC.North）共同获得了1993年的诺奖。福格尔在当年年底所作的演讲中强调“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形成有显著贡献”，并将马克思列为重视经济史的经济学家之一。诺思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明确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获得了1986年的诺奖，在其代表作《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分析了那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的人的“思想过程”，进而指出，“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敏锐的理解”，就是指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认为是人的意志决定经济秩序——所进行的批判。
阿罗（KennethJ.AHow）和希克斯（JohnR.Hicks）共同获得了1972年的诺奖。阿罗说：“由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决定论是另一种强大的影响，尽管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但它“同实证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去伪存真’的意味相适应，表明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可能性”。他在谈到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时还说，想要从学术上探索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如何困难，马克思至少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考虑。希克斯认为，经济学中的“大规模的革命”“不会超过二、三次”，第一次“革命”是由斯密发起的导致古典经济学诞生的“革命”，第三次“革命”就是通常所说的“凯恩斯革命”，第二次“革命”则是由“大约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两起革命”：“一起是由马克思发起的，另一起是由杰文斯、瓦尔拉和门格尔发起的。”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后者则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的所谓“边际革命”。持此观点的还有1981年诺奖得主托宾（JamesTobin）。
美国经济学家斯考森认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天赋自由体系的大创造者”，那么，马克思就是“它的大毁灭者”。1998年诺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却不这么看，他在论述“市场和自由”这一问题时，则非常肯定地说：“事实上，马克思反对前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不自由和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评论与这个问题完全相关。”在这一问题上，森对马克思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明确地将那些站在封建专制和小生产的立场上“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和“自由和平等”的所谓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反动的社会主义”。
二、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和提及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0版中，有一个介绍经济思想史的专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被放在这一章的最后单独“作一个一般性的论述”。他还将马克思的“纯经济学的方面”放在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的附录之中，不仅如此，在该书主要部分，也就是讲述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部分，萨缪尔森也几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如在第2章“每个经济社会的中心问题”中介绍规模报酬递增时指出，“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这一点”；在第37章中则将人们通常所说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一马克思一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
2001年诺奖获得者之一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谈到自己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两点看法：第一，“马克思相信，历史的力量不可避免地使经济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经济将从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并最后演变为共产主义”；第二，“对于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些基本经济问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提供了与市场经济不同的答案”，“是国家而不是市场”来决定这些基本经济问题。其中的第一点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第二点看法中他却将马克思设想的未来新社会理解为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其相似，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也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等同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和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分享了1979年的诺奖。刘易斯在其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马克思，但所强调的却是马克思的关于“利润率将下降”、“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等预见都没有实现。舒尔茨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他认为，“我们的前辈所进行的各种有关价格问题的古典经济理论的论争，对于现在所进行的分析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这些争论也包括“与马克思的论点——由大批失业工人所组成的产业后备军使工资趋向于最低水平——相关联的有关劳动剥削的论战”，因为这一论战“也没有为理解需要阐明的实际工资的大幅度提高的原因提供任何帮助”。在他看来这些争论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首届诺奖获得者之一丁伯根（JanTinbergen）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的一个希望：“社会经济最优值被解释为一个制度集合可能有助于进行一种比至今常见的较为科学性质的讨论”，并指出，“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我们又可以，像马克思说的，在不同制度的竞争中找到科学论点。”1984年诺奖得主斯通（RichardStone）在谈到模型设计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虽然模型设计者并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制定者，但是，他们仍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服务，如同马克思所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三、诺奖获得者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
缪尔达尔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研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浩瀚著作是值得一些人去全面研究一番的，尤其要沿着我所遵循过的方向去探索他可能在这里和那里所做的转弯抹角的暗示。马克思头脑里的联想是如此丰富，如此多产，我相信做这样的探索是会大有收获的。”
诺思在《理解马克思是值得的吗？》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早就清楚地认识到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并为100年以后的新经济史学者运用这一概念从细节上探讨“生产力、产权制度和政治结构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这“赋予了马克思在经济史学者中的杰出角色”。可见，他也毫不隐晦马克思对自己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阿马蒂亚·森在回答自己的著作中为什么没有“参考或引用过马克斯·韦伯”这一问题时表示，自己过去“确实读了韦伯和迪尔凯姆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影响到了我的思维”，但是，“每逢我思考一个具体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与某个人的观点相类似”，这种感受产生于“在我读马克思或穆勒的时候，而不是读后来人的著作的时候”，因此，“我当然参考那些我掌握得较好的东西”。这就是说，相对于韦伯等人来说，马克思等人对他的影响是根本的。
里昂惕夫（WassiliLeontief）由于建立了投入一产出的理论体系，获得1973年的诺奖。萨缪尔森说，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一里昂惕夫投入一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里昂惕夫本人却在回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构架对您思路的形成起过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真的没有”。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里昂惕夫也并没有完全否认自己曾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他在1938年发表的题为《马克思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一文中表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最好办法就是阅读《资本论》。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否则，他就不会向读者提出这样的忠告。”
由于首创了国民收入账户体系而获得诺奖的斯通，在获奖后所进行的题为“社会账目”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与我的题目有关的两个概念上的革新在此应当提一下”，这就是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所进行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
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s）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了1971年的诺奖。他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现代经济增长必然伴有较高发生率的负效应”这个问题时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都非常“关切”“威胁性的自然资源耗竭”这一问题。
哈耶克也不否认马克思是其某些思想的先驱者，他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一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1992年，贝克尔（GaryS.Becker）因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推广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当年的诺奖。他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的导言中说，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的分析“也算不上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因为，亚当·斯密就“经常运用这种方法解释政治行为”；“边沁也清楚他的苦乐原则可以应用于全部人类行为”；还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运用所谓‘经济决定论’研究市场行为、政治、婚姻和其他非市场行为”。他将马克思视为将经济分析推广到非市场领域即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在众多诺奖得主中，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而获得这一殊荣的。其中，克莱因由于“在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将它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80年的诺奖。他曾表示，自己为了“分析或预测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的经济”而建立的“一些经济计量模型”，“是以马克思、卡莱茨基、凯恩斯、兰格、希克斯、卡尔多、麦茨勒、古德温及其他一些人的理论模型的结合为根据的”，而且，马克思的再生产和积累的图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模型，是现今理论模型建立的先驱。在克莱因看来，马克思对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把经济学理论与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计量学的先行者”的丁伯根与弗里希（RagnarFrisch）一起分享了1969年的首届诺奖。日本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则明确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卡拉斯基、费里斯和丁伯根之前，除了马克思以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获得过以科学的方法严密地建立的宏观动态模型。”。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A.Mirrlees）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我也不大清楚。不过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马克思“对运用统计学也作出了贡献”。可见，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者。
前面已经提到，阿罗和希克斯是由于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而获奖的，众所周知，瓦尔拉斯被普遍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者。但森岛通夫却认为：“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萨缪尔森也表示赞同森岛通夫以及罗宾逊夫人和卡尔多的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模式中包含着（包括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萌芽”。这就是说，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也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四、启示
上述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萨缪尔森等获奖者，均在不同的场合下、以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也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的章节，并将马克思视为重要经济学家甚至是三大经济学家之一。然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很多中国学者编著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却看不到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虽然这种安排都是有其具体原因或理由的，但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排斥在外都是不合理的。这一状况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是：没有将马克思视为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伯尔基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贯穿该书的“一个大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并称“这决非什么独创的或耸人听闻的观念”。阿伦特则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中表示，“马克思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我们能否顺利地将西欧传统继承下去的试金石”。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经济思想史教育。
2有必要研究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
萨缪尔森等诺奖获得者之所以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并给予其相关经济学理论或方法以较高的评价，就是因为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被看成是“彼此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因而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既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即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讳言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我们编著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是否也有必要介绍并说明这种影响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的研究中，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并非仅以西方经济学者的认可作为唯一或主要依据；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则更不能仅听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一面之词。但是，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我们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和教育者有必要探讨的问题，或者说，这是我们应当向自己的读者或学生有所交待的问题。
3有必要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
论文关键词: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人主义
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典型学派,即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和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他们都以制度分析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关系为主线,对制度的起源、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但在方法论上,他们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前者被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后者被认为是整体主义方法。由于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这种二分法,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时,也往往笼统的或者将其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或者将其归结为整体主义方法。笔者认为这两种归结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误解。
事实上马克思对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简单认为是整体主义,也不能归结为个人主义,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的纲领和实质有一个清楚认识,这是对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对于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区别,笔者已有探讨。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由来、特征、方法论本质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思想的渊源
“整体主义”(Holism或Wholism)作为一种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对它进行全面考察是困难的。正如对整体论思想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菲立普指出的“要从文献中找出关于整体论中心思想的明晰表达是异常困难的,而对这些思想的评价也存在着相应的困难。”基于此,本文只从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影响的视角对整体主义思想加以考察整体主义思想是与个体主义思想相对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论述,其中,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就是用整体思想构建的。到了中世纪,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经院哲学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两种思潮。实在论者认为,整体先于个体而存在;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这种争论是为了论证教权与皇权哪个更高的问题,但无形中却对后来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不过,一般认为,比较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自从15世纪下半叶真正的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以来,人们开始对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虽然使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在方法论上,却产生了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的习惯。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思维的最大缺陷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生物学的进化论、细胞学等理论的出现,对人们的认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从而使人们必须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事物。于是人们开始对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哲学界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其中自然科学中的“有机整体论”和哲学中的“辩证联系论”最具代表性。“有机整体论”认为事物不是简单要素之和,而是有机整体,要认识有机整体或系统的性质,不能依据部分属性对他们进行解释。同样,社会组织行为不能还原为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辩证联系论”认为事物是彼此联系的整体,孤立的看其中的一面,没有价值或意义,必须从对立统一中对事物进行整体考察才能认清其性质。
“整体主义”一词(Holism)最早出现在1926年出版的《整体主义与进化》一书中,作者J.c.史穆茨是南非的一位政治家。他指出整体主义是自然界或宇宙当中一种普遍、根本的特性,是宇宙间整体的起源与进化原则。当然他并没有说出整体主义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不过“整体主义”这个词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对整体主义思想有一个基本认识,菲立普把各种整体论思想的观点综合如下:1.以化学、物理诸学科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应用生物有机体中不适合;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3.整体决定其他部分的总和;4.若将部分同整体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考虑,就不能理解这些部分。5.各部分在动态上是互相联系或互相依存的。
应该说,整体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而老制度学派也公开宣称他们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都反对从古典经济学继承来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都反对经济理论的抽象演绎,注重历史方法;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转向了人和人的关系;都把制度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等等。这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看上去貌似相同,再加之从马克思本人的着作中,也能找到整体主义思想的相关论据,所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同老制度经济学一起归入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是纯粹的想当然。然而,这个貌似正确的归类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似性是十分表面的,而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老制度学派方法论一方面都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
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内容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是与个人主义方法对应的范畴,有时人们也用“集体主义”即“Collectivism”这一术语来表达。如哈耶克把与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立的方法论称为“集体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为了在方法论上不引起混乱,“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这样,哈耶克实际把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也归入了集体主义方法,这为后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归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方法论做了提示。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虽然与前面提到的整体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其直接来源是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历史学派方法论深受“有机整体论”思想的影响,但却抛弃了“辩证联系整体论”的优秀思想,所以,他们一方面反对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过度抽象和演绎的形式,主张经济学分析应使用历史归纳法;另一方面又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经济规律的特殊性。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因为在当时,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幼稚阶段,竞争力明显不强。所以,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所提出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例如,它的创始人李斯特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直接抨击了斯密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直接以私人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抽象演绎法,忽视了国家的存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因此他主张以国家整体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运用归纳方法,从历史、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他实际上提倡的是整体主义方法。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对于生态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作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结合社会发展现实，将生态问题内生化，研究了生态问题的起源、本质和解决途径，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将生态问题外生化，从生产和消费角度分析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在剖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二者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基本内容和结论的异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两种生态经济思想。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生态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较少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将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结构的分析上，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复杂性，缺乏可持续发腱的理念。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枢纽，马克思将其生态思想渗透在对劳动与劳动过程的分析之中。
(一)劳动与劳动过程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马克思认为，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劳动是调整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途径，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劳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了物质与人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二)劳动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马克思以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起点来考察劳动，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是劳动的本质，它是所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关系，而这种普遍关系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它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他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称为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此外，马克思认为，人通过创造性劳动占有外部世界，通过社会劳动感知并支配自然，所以劳动的本质就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当人通过社会劳动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关系并改变外部世界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所以，社会劳动使自然界人化或人的存在对象化。劳动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人，使改变自然界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变成社会化的活动，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社会中普遍的生态关系。
(三)劳动过程既是物质交换过程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过程既体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也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过程是人们从对自身有用性角度出发有目的且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物质的活动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实质。在考察商品的基本属性时，马克思指出，商品体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阐述劳动二重性理论时，马克思指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辩证统一于商品之中：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体现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增殖过程体现了剥削性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不仅加快了人类攫取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还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发展的全部过程，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马克思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纳入了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资本雇用意味着连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方式被资本所雇用，因此，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促使资本家支配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依靠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手段在它的两端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而换来的：在人与自然的一端，表现为资源耗竭与环境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在人与人的一端，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生产生存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来自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
(四)生产经济关系是生态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生产过程中应当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还指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显然，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产系统纳入了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大系统中，因此，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也是内存统一的，它们构成了生产经济关系。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一)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从其起源开始，就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纳入了研究范畴之内。如果
从重农学派算起，两方经济学迄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三个阶段。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条件会约束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配第将劳动和土地看作是价值的两个同等重要的源泉，并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及其能动要素为财富之父”的论断。尽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重点从价值论转向社会经济方面，劳动和资本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没有脱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马尔萨斯开始，西方经济学逐渐意识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将会约束经济增长。在《人口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和收入是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将呈幂指数增长，但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或是以线性形式增长的，以幂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会超过固定的或线性增长的自然资源的供给。因此，资源的稀缺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有所改观，而将是一种绝对稀缺。李嘉图将其生态思想建立在萨伊定律、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以及马尔萨斯人口法则的基础之上。他也看到了人口增长给生活资料带来的压力，并认为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自然资源之所以稀缺是生产率较高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对此，他提出了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论”。在解决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问题上，李嘉图主张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不会成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鸿沟。穆勒将稀缺概念引入广义的环境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静态经济”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然资源、环境、人口和社会财富应保持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稳态，为了防止出现食物短缺和自然环境的退化，该稳态要远离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极限。在穆勒看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构成了生产的三个要素。他认为，依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无限的，所以劳动不会成为生产增长的限制因素，而资本的增加取决于储蓄率的大小，其总额限制了生产的发展。此外，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所以土地也会制约生产的发展。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在新古典时期，人口增长、资源稀缺等问题遭到了压制，但他们并没有从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消失。霍特林提出了非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率，确信价格在替代资源开发、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可以仅由资源的效用来衡量社会福利最优，而无须政府的干预。庞巴维克认为，土地和资本应该与耐用消费品处于同一集合，土地地租和矿藏地税应该等同。索利首次根据边际效用原则探讨了采掘业的价值问题，他推进了穆勒的矿业生产中存在现在与未来矛盾观念的分析，认为次级矿藏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而次级土地是可以的，所以李嘉图的农业地租理论不适用于矿业；自然资源最终的耗竭证明，即使最坏的矿藏，一旦涉及价格，矿产地税就是正当的，而最坏的农业用地则不可以缴租。马歇尔首次引入了外部性概念，认为商人们没有支付市场的外部成本，而是分享了那些利益。布坎南和斯塔布尔宾认为，外部效应打破了经济学中资源最适宜配置的条件，然而彻底消除外部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因此，马歇尔的原理可以作为辨明社会最可接受的副作用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始终认为，市场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所决定的，一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也可以通过价格和产权来调节。
(三)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了凯恩斯主义革命。此时，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存，而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也沿着这两条道路不断发展。庇古是干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总是有效地运行，因此，在推进经济福利目标上需要政府干预。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将其过多的资源用于现在的服务，而将过少的资源用于未来的服务，鉴于这样的‘自然’趋势，除非政府在分配方面进行利益补偿，否则，政府进行任何人工于预以支持这种趋势，必将减少经济福利。”关于资源破坏问题，庇古认为，市场力量常常无助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资本的创造或者保存”，从性质上看，政府既是未来人，也是当代人的受托人，如果必要的话，需要依据法律监督和行动，以保卫本国可耗竭资源免受过早或者不顾一切的开发”。关于可耗竭资源的理性使用、环境质量的保护、限制过度消费、推进节制等，庇古提出了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等解决方案。凯恩斯虽然没有围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广泛论述，但他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富足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从现在起，我们不需要期盼如此大的人口增长。进入黄金时代的节奏，将部分地依赖我们控制人口的能力，这个我们能够做得到。”尽管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目标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但在政府干预中却出现了政府失灵”，因此，市场又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另一条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基于所有权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生态经济思想。科斯从所有权角度指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只要自然资源的产权已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拥有产权都能带来同样的最优配置结果，这可以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自然实现，产权赋予不同的人只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同。然而实践证明，科斯的理论依旧具有很大局限性。此后，戴尔斯和蒙哥马利又提出了颁布市场污染许可证等措施来控制污染的思想。
(四)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究竟依靠政府还是市场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而对支持人类经济系统的生态环境缺乏系统研究，因此受到了自然科学家的抨击。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埃里奇的《人口爆炸》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考察了人口对土地、水资源、空气、自然资源采掘和生产部门的压力。尽管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以技术进步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缓解作出了解释，但是这种论战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以肯尼思·博尔丁的《飞船地球》和赫尔曼·戴利的《稳定的经济》等为开端，西方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无节制增长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生态经济学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三、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比较
两种生态经济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两者都以事物的普遍联系为出发点，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纳入制度、文化和自然界的大系统之中。第二，两者都要求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和喈统一。两者都认为人类与自然具有统一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第三，两者在生态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两者都要求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资源环境的同时，必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发展的能力构成危害。
尽管两种生态经济思想之间存在一些相通之处，但是两者的差异性却是根本的。具体表现
在：第一，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研究方法是描述、演绎、归纳与推理等方法。两方经济学对生态问题的阐释更多地出现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之后，研究的时代背景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研究假设是理性人假设，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同时也存在规范分析。第二，二者的研究进程和逻辑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点，运用历史唯物论考察经济现象，以劳动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而且还将其运用到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的考察中，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对自然和人的属性的破坏性后果，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的辩证统一，从而将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将生态问题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西方经济学以人口增长同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为研究起点，借助萨伊定理、有效需求理论、外部性等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自然科学角度甚至是量化的诠释，他们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和消赀问题。可见，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而西方经济学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外生的。第三，两者对生态问题解决方法存在差异。马克思经济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由绛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同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认为，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只能依靠其自身矛盾运动的积累。而西方经济学内部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国家干预主义主张依靠政府即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在国家补贴、税收和立法的协助下解决生态问题；基于产权理论的经济自由主义流派主张依靠市场即看小见的手”，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来解决生态问题。南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生态经济思想是一种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危机呼吁，而马克思经济学是站在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高度对生态问题的宏观考量。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1篇4
【关键词】法家思想；会计制度；性恶论；利益最大化
一、前言
法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之一，其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对现实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进入现代，随着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思想的传入，人们发现法家思想与西方思想存在着相似的地方。在我国建立会计制度和发展会计制度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已在人们心中形成主流，但在经济社会中，法家思想的影响不失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法家思想的产生背景、意义及基本内容
1.法家思想的产生背景和意义
在经济上，春秋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个体耕作、个体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出现，逐渐形成了以利益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在文化上，各国政府纷纷寻求文化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多因素形成了法家的竞争思想，并且逐渐成为法家体系。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策略的不断引入，中国也开始着力于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会计制度。企业寻求发展，不外乎如何促进资本的流转使得个体乃至社会的不断富有化；会计的衍生，体现了对客观数据反映现实经济状况的需求。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追求利益的扩张，投资的稳准，上升的空间与趋势，更不应该忽略文化思想在经济战略选择中的作用。法家思想的运用可以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进而可以保证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2.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法家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家管理制度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就执法而言，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反对人治。法家思想的核心思想在于“人性本恶”，这与儒家等学派的思想大为不同。法家思想学者认为人性本恶，应该采用处罚、监督和告诫的方式利用到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使人遵守法纪，服从管理者。
三、中国会计制度的内容
中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到八十年代末期，该阶段开始探索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制度。第二阶段为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其主要特征为采用各种会计工具和核算方法，更好地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并逐步与国际接轨.两个阶段都着力于促进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
四、传统法家思想对中国会计制度的影响
1.“性恶论”是建立会计制度的基础
会计制度建立的基本理论之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即理性的人会选择利益更高的行为。可见，这种说法与性恶论的理念相似。在“性恶论”的基础理论下，说明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双方在伴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可能会出现弄虚作假和尔虞我诈的行为，为了规范这种行为，必须采取一种规章制度来防止弄虚作假，而这种规章制度就是会计制度。只有不断完善会计制度，才能满足宏观调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需要，进而培养出有着更高会计素质和水平的会计从业人员。
2.“以法治国”思想促进了会计制度的颁布
如上文所述，法家思想之一便是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在近代中国的部分企业中，“人治”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和人才流失等问题。企业管理者不凭借规范制度，依靠个人喜好去办事的情况十分严重。根据法家的思想，必须通过严格的制度和机制来规范企业行为，使企业可以健康发展。在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九十年代以前，由于会计制度不够明确，一些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无所依从，导致效率低下，难以走出国门参与竞争。因此，在后续的会计制度发展过程中，出台并完善了《会计法》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等各种具有针对性的会计法规，通过法律的完善，使得企业进行合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时有规律可循。可见，以“会计制度治企业”具有良好的效果。
3.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会计制度中的运用对比
在思想性质方面。法家思想强调在经过考虑之后，理性的人会选择利益更高且更能满足个人偏好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制度的出现是为了遏制人性自私的行为，而儒家思想强调义重于利益，而义所表现的就是政府的公有利益；在会计制度的建设方面，法家思想主张依法治国，存在较高的制度约束性，而儒家思想强调礼仪治理，强调等级制度。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会计制度的建立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儒家思想决定着会计制度的模式，是会计制度的根本，法家思想是会计制度的立法基础，是形成会计制度的前提。只有合理的运用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才可以完善会计制度。
五、总结
在现代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中，有大量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或者墨家思想值得借鉴，尤其是法家思想，其“性恶论”和“以法治国”对于现代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性恶论”是建立会计制度的基础，“以法治国”思想促进了会计制度的颁布。可见，法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其对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和会计学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升.浅析传统文化对法律的影响[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02）：50-52.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篇5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最直观地从经济领域表现出来，并渗透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地球的面貌。我国加入WTO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参与全球竞争的领域更广、层次更高、交流更频繁，这大大刺激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冲动，从而使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这必然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在并将继续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因此，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不断改进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实效性和针对性，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1经济全球化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1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大学生生活在一个价值取向多元的、开放的信息环境中，而且大学生受到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渠道的。面对新的情况，传统的单一“说教式”的灌输模式显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知识教育混同起来，漠视学生的主体性，与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塑造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适应知识经济的世纪人才相距甚远，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受影响。
1.2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挑战
当代大学生正处于心智发育高峰期，充满了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并且能便捷地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一方面，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教条，会因其知识陈旧和信息量小而失去兴趣;另一方面，他们面对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感到茫然，凭借他们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无法对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进行有效地梳理和整合，迫切需要教师的帮助和指导，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这就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要创新，更新和加大信息量，同时尽可能注重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与伦理性、政治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
1.3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的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到教育的质量。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处于一种信息优势的地位。在教育过程中比较容易树立起威信，得到受教育者的尊重，这样就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爆炸”时代，学生通过网络随时都可以查到各种信息。而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受过系统的计算机和英语教育，面对迅猛发展的计算机和网络科技往往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好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加强对经济全球化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不断提高个人的知识素质和教学技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2勇于创新，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人才，必须同时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政治素质。2000年6月，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新和改进，特别是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我们应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创新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上的创新，首先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看做是一项系统工程，以历史的、战略的眼光来思考、设计这一工作，做到学校各部门、各学科齐抓共管，全员育人；其次，要建立相辅相成的他律和自律相结合的教育机制。通过理论灌输、榜样引导、文化熏染、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途径，尽量满足学生参与活动、参与管理的欲望，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培养其自我实现感和成就感。使学生思想境界在合力的作用下逐步得到升华，逐步完成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变；再次，要建立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激励制度。物质与精神结合、攻心为上的“软教育”与严格纪律制度的“硬管理”相统一，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实效。
2.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
（1）进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大学生要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特别要自觉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的思想阵地，防止和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要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学校思想政治课的主要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大学生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2）进行全球意识教育。通过教育，既要使学生懂得不借鉴资本主义就不能赶上资本主义、不利用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又要使学生懂得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培养学生把国家、民族问题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的习惯。
（3）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爱国主义为主体，立足民族性。全球化赋予爱国主义以崭新的内容，我们要努力谋取国家利益，也要积极参与制定全球化运作规则，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引导学生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以宽阔的视野和胸怀，拥抱和接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素质和能力。
（4）要进行道德意识教育。要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反对个人主义价值导向。特别是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又要进行全球性伦理道德的教育，如环境伦理、科技伦理、网络道德等的教育，使大学生成为寓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于一体的公民。
（5）进行法律、法规教育。不仅要进行国内各种法律法规的教育，培育公民意识和守法观念，增强法制意识和诚信品质，学会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要进行国际经济法规和各种国际公约的教育，用以保护国家利益。
2.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
（1）要确立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网络教育为基础，突出时代性。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我们既要提高互联网安全意识，又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型媒体资源来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新的重要阵地。要充分利用网络，改变以前传统的说教式的灌输教育模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及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网络提供大量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资料，创办网上电子刊物，开办专题讲座，针对现实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利用网络交互性进行信息交流展开讨论，力求把严肃的宣传主题编成生动形象的程序、软件，集思想政治教育于知识性、趣味性、生动性为一体，以吸引人们的兴趣，从而达到情景交融、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关注青年学生的心理健康，做到思想与心理相结合，以形成健康的心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心理教育至关重要，人们的许多思想问题都源于心理问题，如由心理失衡导致的观念变化和思想扭曲，由心理障碍引发的认知失调和行为偏差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高度重视这些思想、心理问题，要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及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充分了解大学生的需要、情感、意志、个性等心理特点，直接抓住思想问题的症结，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手段，正确运用心理规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3）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里说的实际问题主要是指的那些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如学习问题、生活问题、情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及社会热点问题等等。解决实际问题是解决思想问题的钥匙，思想问题往往是因实际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引起的。如果不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仅仅依靠空洞地讲大道理，只会引起大学生的厌烦心理，不可能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只有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把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有说服力，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4）由单纯的灌输向多方渗透发展。灌输式的方法在一定历史时期曾是非常有效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拓展，大学生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灌输是硬性的、单向度的，以强制为主；而渗透是软性的、互动性的，以说服为主。目前对大学生来说，一般性的灌输和说教已经难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了。因此，在强调灌输的同时，还要注重思想渗透，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寓教于学、寓教于美、寓教于乐、寓教于管理、寓教于生活，使大学生置身于思想教育的浓厚氛围之中。
2.4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主动性
对如何作一名优秀的教师提出过“志存高远、爱国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严谨笃学、与时俱进”的要求。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所以，无论是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上，还是在学识学风上，教师都应该率先垂范、为人师表。思想教育工作者必须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只有成为理论家，才有可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家。同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创新观念，确定创新思路。时代在前进，知识在更新，全球化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而且还要有广博的知识，形成多棱角的知识结构，使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始终处在时代的前沿，使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活跃，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主动性，成为有真才实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专家。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高校肩负着培养大批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接班人的重任，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实践中，
我们只有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探索新的思想教育方法，利用新的教育手段，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应有的成效。
参考文献
1顾海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
2顾海良．世纪新阶段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纲领[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11)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篇6
关键词：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人主义
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典型学派，即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和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他们都以制度分析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关系为主线，对制度的起源、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但在方法论上，他们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前者被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后者被认为是整体主义方法。由于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这种二分法，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时，也往往笼统的或者将其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或者将其归结为整体主义方法。笔者认为这两种归结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误解。
事实上马克思对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简单认为是整体主义，也不能归结为个人主义，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的纲领和实质有一个清楚认识，这是对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对于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区别，笔者已有探讨。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由来、特征、方法论本质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思想的渊源
“整体主义”(Holism或Wholism)作为一种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对它进行全面考察是困难的。正如对整体论思想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菲立普指出的“要从文献中找出关于整体论中心思想的明晰表达是异常困难的，而对这些思想的评价也存在着相应的困难。”基于此，本文只从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影响的视角对整体主义思想加以考察整体主义思想是与个体主义思想相对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论述，其中，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就是用整体思想构建的。到了中世纪，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经院哲学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两种思潮。实在论者认为，整体先于个体而存在；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这种争论是为了论证教权与皇权哪个更高的问题，但无形中却对后来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不过，一般认为，比较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自从15世纪下半叶真正的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以来，人们开始对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虽然使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在方法论上，却产生了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的习惯。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思维的最大缺陷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生物学的进化论、细胞学等理论的出现，对人们的认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从而使人们必须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事物。于是人们开始对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哲学界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其中自然科学中的“有机整体论”和哲学中的“辩证联系论”最具代表性。“有机整体论”认为事物不是简单要素之和，而是有机整体，要认识有机整体或系统的性质，不能依据部分属性对他们进行解释。同样，社会组织行为不能还原为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辩证联系论”认为事物是彼此联系的整体，孤立的看其中的一面，没有价值或意义，必须从对立统一中对事物进行整体考察才能认清其性质。
“整体主义”一词(Holism)最早出现在1926年出版的《整体主义与进化》一书中，作者J．c．史穆茨是南非的一位政治家。他指出整体主义是自然界或宇宙当中一种普遍、根本的特性，是宇宙间整体的起源与进化原则。当然他并没有说出整体主义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不过“整体主义”这个词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对整体主义思想有一个基本认识，菲立普把各种整体论思想的观点综合如下：1．以化学、物理诸学科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应用生物有机体中不适合；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3．整体决定其他部分的总和；4．若将部分同整体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考虑，就不能理解这些部分。5．各部分在动态上是互相联系或互相依存的。
应该说，整体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而老制度学派也公开宣称他们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都反对从古典经济学继承来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都反对经济理论的抽象演绎，注重历史方法；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转向了人和人的关系；都把制度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等等。这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看上去貌似相同，再加之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也能找到整体主义思想的相关论据，所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同老制度经济学一起归入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是纯粹的想当然。然而，这个貌似正确的归类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似性是十分表面的，而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老制度学派方法论一方面都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
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内容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是与个人主义方法对应的范畴，有时人们也用“集体主义”即“Collectivism”这一术语来表达。如哈耶克把与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立的方法论称为“集体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为了在方法论上不引起混乱，“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这样，哈耶克实际把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也归入了集体主义方法，这为后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归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方法论做了提示。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虽然与前面提到的整体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其直接来源是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历史学派方法论深受“有机整体论”思想的影响，但却抛弃了“辩证联系整体论”的优秀思想，所以，他们一方面反对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过度抽象和演绎的形式，主张经济学分析应使用历史归纳法；另一方面又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经济规律的特殊性。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因为在当时，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幼稚阶段，竞争力明显不强。所以，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所提出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例如，它的创始人李斯特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直接抨击了斯密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直接以私人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抽象演绎法，忽视了国家的存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因此他主张以国家整体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运用归纳方法，从历史、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他实际上提倡的是整体主义方法。
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与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一直处于争论之中，直至19世纪末，出现了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在同以门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展开的著名方法论之争，才使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更加系统化，并成为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1)拒绝承认社会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主张制度变迁的自然化论。
(2)反对从个人出发演绎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学不是研究孤立的现象，国民经济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的有机整体，必须运用历史归纳法研究。
(3)反对“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活动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自利心，还包括虚荣心、荣誉感，甚至单纯习惯等。因此，对经济活动的正确认识只能来自对群体现象和行为的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在反对个人主义抽象演绎的同时，也把科学抽象法否定掉了，所以，在他们的经济学中，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有的只是各种庞杂的历史资料的堆积。正如马克思评论历史学派时指出的：“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的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
尽管如此，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还是从历史学派方法论中找到了灵感。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充满矛盾和利益冲突时，开始认识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中演绎出的“市场秩序和谐论”，不符合资本主义现实。所以，他们试图寻找新的方法论，来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矛盾。于是，他们在对历史学派批判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当时的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历史学等学科内容，采纳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观点，形成了以“制度”分析为核心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理性最大化选择出发，对价格、供求、竞争等纯经济因素进行分析，还必须联系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道德、习惯、法律等各种非经济因素，用历史的、经验的方法进行分析。他们把这些非经济因素归结为“制度”，并认为应该从制度整体对个人行为的制约上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及其形成的关系。他们所说的“制度”通常是指行为规则，包括习俗、文化、法律等内容，它一般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瑟福把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归结为三方面：
(1)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2)社会整体的性质及其关系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
(3)个人行为应该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各种制度因素的力量演绎而来。
从这个纲领可以看出，这里的“整体”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个体简单相加之和的整体，而是“现实整体”和“思维整体”的统一。现实整体是指有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有机整体；而思维整体则是指从总体上对社会有机整体的一种抽象认识。在老制度经济学那里，这种抽象表现为从社会有机体中抽象出的、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各种非经济因素，他们将其归结为制度。应该说，老制度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认识到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它的认识必须用整体思维来把握，并试图用制度整体对个体行为的制约上分析各种经济利益关系，这对克服经济学上个人主义方法的形而上学性无疑起着进步作用。然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就认为老制度经济学是反理性的，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科斯的说法有些过激，但整体主义方法的确有很大的缺陷。
三、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局限性表现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上，具体说：
首先，虽然他们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抽象的局限性，并试图降低抽象程度，用制度从整体上来认识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经济行为，但却不能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影响人类行为的“制度”做出合理的抽象和科学定义。如凡勃伦将其定义为习俗、惯例、文化等，强调习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康芒斯则有时将其定义为习俗、法律及家庭、公司、工会等“运行机构”；有时从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关系的角度，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强调法律和习俗对人的行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显然，他们这里的制度概念基本属于马克思所指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这些内容是由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对经济行为具有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更不是经济规律内容本身。但老制度经济学却把习惯、法律等制度内容当作经济规律内容本身，结果，他们对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象上，无法揭示其内部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
其次，老制度经济学在批判正统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方法时，提出了制度分析的动态、演进的方法，但由于缺乏唯物辩证法，他们无法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不可能科学解释社会制度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过程。如凡勃伦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同时，也不同意马克思把社会物质力量看作阶级形成的基础，把阶级群体看作制度变迁的主体的主张。在他看来，阶级的产生与转换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思维习惯、真善美意识导致的，即阶级的产生是习惯转变的结果，占有财产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这种心理反应。他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把资本主义划分为科学技术人员和资本家两大阶级，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矛盾的方法就是让科学技术人员掌握经济控制权。他把制度变迁的动力从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转变为人的“本能行为”，尽管有时他也认为技术是根本性的。而康芒斯则指出，个人主义方法论和唯物辩证法都有缺陷，因为：“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经济学都想消灭冲突，极端个人主义期望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未来利益协调；极端集体主义期望在集体财产基础上未来利益的协调。它们都不是对现有冲突以及怎样从冲突中产生秩序的科学研究。”所以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就是要达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学说调和一致。但理论经济学在他那里变成了僻释交易现象的经济学，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被归结为立法和司法机构规定的制度规则和惯例、习俗的改变，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
最后，老制度经济学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强调个人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行动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基础地位，从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即片面强调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把个人行为看作是既定的环境、习惯和规范等制度约束的结果，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日常生活的固定模式建立的、更为特殊的习惯和常规问题。这使得他们无法科学说明个体与整体的内在联系机制，及个人与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它们的整体思维方法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
由此可见，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属于恩格斯所说的这样一种方法论：“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其本质上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篇7
[关键词]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现代化
项目基金：2011年武汉工程大学重点教学建设工程项目“自主教育背景下思政课对大学生成长成才作用研究”（项目编号：z2011011）阶段性成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环境的极大变化，以及学生自主性、选择性的增强和多样化发展的突出，作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课程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正在逐渐摆脱过去的沉闷、单一、枯燥等“形象”，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上，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理念的现代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育理念渗透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内容、方式、体制等各个环节中。相对于传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而言，现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理念不仅要与时代背景相呼应，更应具有前瞻性。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要面向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通过与我国扩大文化艺术交流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大力传播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往往会深受其消极影响，产生盲目崇拜。因此，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始终面临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教师一方面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吸纳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更要注重理想信念教育、注重民族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建设，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学生进行导向。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要面向市场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逐步接受并形成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诚信意识等。这就要求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单一教学模式，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和社会角色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如趋利性、自发性等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现象，这也要求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不断进行发展和创新，培育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
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要面向科技化。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及其广泛运用，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科学主义的倾向又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倡导的价值导向和伦理准则受到淡化与削弱，由此在某些方面产生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人文与科技的分离。例如，克隆技术特别是克隆人使人的基本定义发生改变，作为“母本”的人和克隆人的角色定位将是对传统社会结构和伦理体系的颠覆。又如，由于互联网本身的隐匿性及相关制度规范、教育引导措施的落后，出现了很多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和心理健康问题。因此，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积极介入到新空间和新的社会群体之中，对其进行指导和建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目标的现代化
全新的时代背景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育目标不仅仅在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更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确立更高更远的目标。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以促进人的科学发展为首要目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也要打破过去的局限，注重人的科学发展：不仅要注重提高人的思想政治觉悟，更要注重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引导人们不仅注重眼前发展，更要注重长远发展，在关注现实利益的同时，树立远大目标。在2000年2月1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1]他还指出：“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2]
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为最高目标。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和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则始终置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发展战略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因而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内容的现代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育内容体系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素质的提高，反映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的教育内容也要不断地发展和更新。
1.增强大学生的国际意识。国际意识作为一种情感和价值取向，是一种自觉地了解世界、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要求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平等的公正的理解、从而能够宽容地对待和尊重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态度，同时也是一种可以积极、平和、理性参与国际活动和国际竞争的高品质思维能力。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势在必行，“地球村”概念深入人心。我们只有放眼全球，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才能跟上世界潮流，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也应与时俱进，增强大学生的国际意识，为培养出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奠定基础。
2.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潮给经济领域带来了新气象，令人瞩目，但是，它对思想道德领域的冲击，却又使人一时难以评判。因此，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进行道德教育时，首先应帮助大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问题。第一，应理解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要明确，市场经济的负效应，需要有效运用道德因素对其加以抑制和引导。第二，应理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前提，也不能离开市场经济背景。在道德建设中，要坚持公民承担社会责任与社会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相一致，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着力培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
3.构筑应对压力的心理防线——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的现实状况给大学生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压力：第一，现代性的发展给大学生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在自由选择的背后，自己也要承担后果，因而可能会深深地感到无助、孤单和焦虑。第二，现代性的发展使得大学生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大大提高，但是却很少有时间能够静下心来进行反思和放松心理，使人不明确自己的生活状况和追求目标。而城市化和人口增多导致的人口密集也使得大学生人际关系中的摩擦和冲突增多，从而导致心理问题。中国科学心理研究所“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项目统计数据显示，20岁-30岁的人群居各年龄段压力之首，31岁-40岁的人次之。因此，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育内容不能不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其范畴，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使其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健康的情感、乐观的心态、坚强的意志，特别是增强大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勇于进取、不怕挫折、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意志品质和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方法的现代化
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当代青年学生思想需要多样化和个性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一些传统的教育方式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自主、自立、自强意识的日益强烈，也要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更多地采取开放型、渗透式的教育方式和方法。
1.构建“主体化”教学情境。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主体性德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所谓主体性德育，是指以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自身的需要为出发点，教育者通过引导、启发受教育者内在的德育要求，以培养创设相应的德育环境，调动和激发人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以促进人的品德发展，培养主体性人格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具有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成为德育活动和自我发展的主体。因此，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首先可以在课堂上构建“主体化”教学情境。第一，教师尊重和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强调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自主认知。第二，教师倡导和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力，培养学生自主、自立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实现自我。第三，教师主体性的发挥是学生思想道德健康发展的保证。在开发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教师主体的主导作用，保证学生思想道德的健康发展。
2.构建“网络化”教学情境。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手段的突飞猛进，使得学校教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壁垒被打破，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也必须具备与网络信息时代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第一，教师要探索网络教育方法，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吸引力、感染力，提高教学效果。第二，教师的网络教育要与现实教育相结合。高校大学生中存在的一些思想、心理等问题，很多与网络因素有关，而他们也更倾向于通过网络解决，例如有的学生更愿意通过电子邮件、qq、微博等网络交流方式与老师交流。因此，教师应结合网络，加强与学生的交流，通过网络达到现实教育的目的。
3.构建“生活化”教学情境。传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方式很容易以书本为中心，脱离学生实际，而“生活化”教学情境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并围绕学生的实际生活展开。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应有意识、有计划地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通过生动的语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多样化的活动把学生引进现实生活，注重在生活实践情境中，引导学生面对生活世界的种种现实问题，综合运用所学的道德和法律理论知识，主动去探索、发现、体验、交往、亲历亲为，在“生活”中学习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本领，获得解决问题的真实经验，从而提高道德和法律素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87.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篇8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拙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而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得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家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isao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塞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相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了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食识，可以看做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入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理论联系实际
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特点
（一）效果性
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通常停留在依靠行政手段造声势，搞形式主义，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负担，往往收效甚微。由于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充实，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到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为大学生学习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机会。
（二）引导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人的思想施以积极影响的教育实践活动。一个人的思想往往是和个人的需要紧密相连的。过去，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都停留在分派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是从客体需要出发，不是把主体要求和客体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并渗透到客体需要中去，而是只讲要求，不见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更加偏向学生的需求，对于大学生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考察和引导，满足经过引导的大学生的需要，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上实现从受教育者被动接受教育，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自主教育方式转变，使教育客体受到优良品德和科学思想的启迪、熏陶，使思想政治教育贴近客体的思想、生活、工作实际。
（三）灵活性
以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往往简单、生硬，不能寓情于理，以诚感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对于其他场合的教育更加灵活，教学方法更加多样，主要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式教育达到教育的效果。过去思想政治教育习惯于居高临下我说你听的行政强迫式工作方法，只能导致人们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独立思考意识和行为选择的自主性增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使双方情感产生共鸣，政策和道理入耳入心。
（四）多样性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优势，大胆借鉴相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成果，“扬弃”式继承古代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吸收和运用德育、行为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手段科学化、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而意识形态又与人们的切身利益、情感愿望、主观意志等密切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以一种严肃的严格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为基础去对待那些本身并非很理性化的对象，就很容易变得情绪化、随意化，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根底不牢，实际效果也不会太好。
（五）包容性
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法律制度本身是不能完全实现的。法律制度只能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导致法律制度并不能完全规范全民的行为，这导致社会制度仅仅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运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法律事后对违法行为的惩罚也有先天性缺陷，没有预先对不良行为进行制止。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认识到，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通过调整相应的规范将其限制在规范范围之内。在法律不能调整或难以调整时，及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补充，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调整人们的道德依靠。可以说，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行，必须通过法律制度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作用进行相互补充。离开思想政治教育，法制建设的目标将无法实现。强调法律制度，又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才能帮助法律制度实现其目标。
二、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的现状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与此同时，在继承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为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当今我国经济社会改革步入深水区，各种利益群体为了本集团利益进行各种活动，社会矛盾拙见增加，它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值得我们反思。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环境
在经济环境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济环境的转变充满矛盾，当前国内计划体制的影响还存在，而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完善。市场经济本身的二重性必然会导致经济社会生活也产生负面效应。如贫富差距拉大，一定范围的道德沦丧，商品和金钱导致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这就带来了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政治体制开始向高度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当代大学生在本轮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国外民主思想的疯狂侵袭，如何保持当代大学生自身政治立场的坚定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向。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时代主题和工作对象
社会的变革、环境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的变更，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党的中心任务是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稳定快速发展。随着政治体制、管理体制、法律规范、道德观念、社会保障制度等体制转换能顺利实现，就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与配合。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对象上就遇到三个新问题：一是如何帮助人们摆脱传统束缚，消除“依附型”心理，确立主体意识。二是如何帮助以独立主体身份进入市场的人们更好地体现主体性，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独立体的成长，人们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都在发生一系列新变化，如何适应这种变化，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三）当代大学生心理状况的变化
一是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普遍增强，过分强调个人利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人们的自由发展、独立意识、平等竞争等观念逐渐深入发展，这给正处于价值观念形成期的大学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激励了他们的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勇于表现自己的想法，追求特立独行的个性，不断地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是当代大学生的普遍表现。他们开始重视独立的思考与理性的分析，希望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希望自己得到别人和社会的尊重。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竞争观念和自我意识过强，使一些学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必须以社会总体价值的实现为前提的。过分地强调自我价值，以自我为中心，最终只会导致自我的丧失。所以，在鼓励大学生展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趋向的引导。
二是大学生过分强调趋利倾向与实用意识。市场经济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它的发展猛烈冲击着传统道德观念的堤防。不同阶层人们的关注点已经从长远利益转向眼前利益，逐步由重义轻利转向到重利轻义，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当前的利益是否可以满足。在这样的氛围下，当代大学生也把关切的目光逐步转移到了现实，投向自身利益。当代大学生对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产生了疑惑，他们或许对自己的一些功利行为感到羞愧，但是面对社会的大环境、面对周围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不知道自己的内心该如何地对这些东西进行取舍。大学是一个人的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学生们的心中出现一些困扰也是正常的。对于大学生思想中出现的这种“摇摆”心态，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明确荣与辱、善与恶的概念，解决好自己心中的疑问、把握好自己的行为，使他们真正的明白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
三是大学生诚信缺失和社会意识淡薄。由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所产生利益的最大化原则导致社会成员产生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思想，甚至采取欺诈的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这种“视诚信为粪土，视金钱为上帝”的思想也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群体。近年来大学生中存在的诚信缺失问题已相当严重。当代大学生肩负着建设未来社会的任务，而他们的道德现状却不甚乐观。未来社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还取决于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如果对于他们诚信缺失、责任感淡化的现象不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仅会成为他们个人全面发展的绊脚石，也会阻碍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改进方向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其中进行政治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涵盖了政治理论、政治原则、政治方针和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一个人如果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它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在各高校开展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是为大学生开设的基础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开设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树立大学生科学的政治观和人生价值观，为道德教育作好铺垫，为法律教育打下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引导当今多样化的社会意识，也才能使大学生在对不同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的过程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地树立精神支柱。
第一，积极发挥大学课堂中的政治普及作用。学校依然是大学生受教育的主阵地，教师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优势，在教学方法上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着眼于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抓住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使法律知识的讲解系统化、鲜活化。
第二，充分发挥当代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余时间高校应当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挖掘学生的潜力，开展一系列文明、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例如，组织学生举行模拟法庭和参观监狱；开展社会调查、法律征文、法律知识竞赛；开设法制宣传园地、法律咨询活动及开展法律知识、开办一些相关网站；与相关的校广播站联合创办法律类专栏节目、参加校内治安联防、在校电视台播放大学生德育教育节目等活动。
第三，综合有效利用社会各界资源，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法律保护意识。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环境的影响。家庭教育是最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学校可以通过建立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机制，让家长能够了解到大学生在大学校园中的表现，及时地掌握大学生的思想状态，从而形成良性的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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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篇10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方面的学科。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
经济学家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
应用经济学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经济学科。应用经济学大体上可分为：
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等。
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
【正文】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学科建设也必然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任务。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也必然面临着新历史条件下的新，面临着时代赋予学科建设的新使命。
一、回顾：从草创起步到初步繁荣
自梁启超1902年提出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设想开始，屈指算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至今已走过了约一个世纪的历程。大体说来，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经历了从草创起步到建立基业再到初步繁荣这样三个大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近50年左右时间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草创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梁启超是先驱者，有首倡之功；甘乃光最先于1924年发表以中国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先秦经济思想史》，有开创之举；唐庆增于1936年出版其具有性和代表性的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先秦部分），有集大成之劳。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基业的阶段。这一阶段最为活跃的是60年代。胡寄窗先生的代表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分别出版于1962、1963年，下册完成于1965年。赵靖、易梦虹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于1964-1966年分三册出版。这两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了我国先秦以迄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经济思想，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基业得以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步入初步繁荣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不仅胡寄窗、巫宝三、赵靖、陈绍闻、侯厚吉、马伯煌、李守庸、叶世昌等一大批老专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大显身手，而且像吴申元、谈敏、王毅武、郑学益、叶坦、唐任伍、韦苇、赵晓雷、钟祥财等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也极为活跃。这一阶段，出版了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下册）、侯厚吉和吴其敬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一、二、三册）、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全六卷，已出4卷）等一大批颇有份量和水平的著作。不少人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断代、专题、比较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兴旺景象。
回顾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其学科建设的宏伟基业已经建立，正在朝着更加成熟、更为高远的目标向前迈进。
二、对象：从厚古薄今到融通古今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从过去的情况看，在本学科草创起步时，学者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主要局限在先秦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也仍然偏重于古代，即令近代的研究也只限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至今还没有一部通史性著作将研究的下限延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这表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厚古薄今”倾向。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当要以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为对象；但应该指出，远离今天的历史是“历史”，离今天很近的历史也是“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历史也在不断向后延伸，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时间范围理所当然也应不断向后推移，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跟踪”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如果说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重点在古代和近代的说，那么，新世纪研究的主要范围则将会转向、当代。这是因为古代和近代部分的研究经过前几辈人的艰辛努力，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后继者一时很难取得更多的突破性成果；而现代、当代部分的研究则因过去涉猎不多，故后继者们还大有用武之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现代、当代内容的研究将会因为它们对我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意义而越来越显得重要与突出。同时，对历史事件的总结也决不允许拖得过久，属于当代人完成的任务理应由当代人来完成，把理应由当代人完成的任务作为历史悬案留给后人总不是学科研究者们所应持有的态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今”的研究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范围内的一大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尚需进一步指出的是，是具有延续性的连惯性的，我们决不可割断历史，而应融会贯通加以。思想史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只有融通古今进行系统研究才能真实、地揭示其历史演变过程，探讨其发展变化。因而，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要延续至“今”，而且要融通古今，这将是新世纪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者的一大新的历史使命。
三、任务：从偏重展示到经世致用
作为一门学科，它必须以揭示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为己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揭示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运动规律。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挖掘、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展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与精神风貌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基础研究工作。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不仅应在整理、挖掘经济思想遗产内涵等基础研究方面继续下功夫，而且还应把传统与现实联结起来，追踪热点，将本学科发展任务的重点从展示遗产内容转向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增强其“经世致用”的感与使命感。结合当前情况，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从以下两大方面强化、拓展其经世致用的功能或作用：
l.为主义化经济建设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在这方面，无论老一辈学者还是中青年研究者都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批开创性的成果，诸如中国经济管理思想、中国管理思想、中国市场经济思想、中国利用外资思想等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即属此列。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进一步拓宽、拓深服务现实的领域、范围以及参与服务现实的程度。从当前情况来看，我们觉得有如下一些思想可进一步深入进行挖掘：如中国历史上的富国富民思想、产业结构思想、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区域开发思想、经济伦理思想、工商经营管理思想、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思想、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思想、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思想等。
2.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养分。任何一门学说或理论的创建，都存在着一个思想渊源的传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吸纳、借鉴西方经济学说的科学养分之外，还必须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固有经济思想的有益成分，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路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诸多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建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养分。
四、：从规范到多元探讨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但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于注重规范分析，使用的研究方法手段较为单一，和制约了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增多和创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研究方法也开始由原来较为单一的规范分析转向多元探讨的研究格局。面临新世纪的挑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在下述几个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1.注重知识积累，积极开展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不断提高学科研究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边缘交叉性学科，它既需要具备经济学科知识，又需要具备历史学科知识；既需要具备经济理论知识，又需要具备实际经济知识；既需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又需要具备西方经济学知识；既需要具备定性分析知识，又需要具备定量分析知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者必须掌握多种知识和方法，不断进行知识积累，积极开展与相邻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水平。
2.紧密结合现实，开展实证，保持学科的旺盛生命力。为了“跟踪”思想的发展现实，在研究上必须大胆进行创新，除通过图书馆、资料室搜集资料，和资料，进行规范研究和分析之外，还必须深入生动的经济实践中去调查、去访谈，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甚至通过同政府部门和的合作来进行专题研究，直接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服务。
3.拓宽学术视野，开展比较研究，确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地位。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勇敢地和外国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和分析，在比较和分析中认清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发现优势与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间出现的许多，如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有企业改革、特区经济等，从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课题，如果中国能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必将在当今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写下光彩夺目的新篇章。
4.运用技术，改进研究手段，提高学科研究效率。人类已进入信息社会，电脑、的已非常普遍，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广泛传播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当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学术研究，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等手段宣传、展示和交流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改变封闭、保守、僵化的研究现状。
五、关键：从坚守阵地到开拓创新
应该看到，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物欲横流波及各个领域的现代社会，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本来就相对“冷僻”的学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以至不少颇具学科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专家在若干年前即发出了坚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阵地”的慨叹与号召。时至今日，面临新条件下的新问题，要完成新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使命，仅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坚守阵地”上已远不足以对应时代挑战了。为今之计，唯一可行之举是走创新发展的路子。结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应当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1.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创新。胡寄窗先生在80年代中期曾说过：“作为一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础知识，恐怕在各种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要求中要算是学科项目最多的”（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1986年3月），见《胡寄窗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789页。）。在今日信息发达、知识“爆炸”的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原有知识已远远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因而，在胡先生的论述后面，我们还应加上一句话，即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恐怕是最需要进行创新的。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范文1篇12
[关键词]制度经济学经济学演化人文关怀社会科学
一、引言
法经济学是不是单单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法律？那么经济学的方法是什么？难道经济学就只有成本收益分析吗？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我们不难找到科斯所指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不是经济学方法，或者说的更准确些，那不是纯正的经济学方法，而是一种会计方法。他所说的成本也不是被大多数所认为的成本，他们更强调的是机会成本。如果只用这一简单的理论去分析法律或与制定法律有关的事宜，那不就显得有些过于单一了嘛？就算是把制定法律的成本降到了最低点，就算法律制定与执行效益提高了，但这是不是科斯这一类学者开创的理论呢？在科斯看来的法制度经济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是用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二是考虑法律制度如何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他自己认为自己属于后者。这里以这样的开头，是为了让学者们更能明白，所有的学科总是可以通过创新和有创新意识的人去办的。在中国同样也会出现像科斯一样的伟大的学者吗？这样的一些学者们可以通过利用各种专业工具对社会各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对社会现实创新性地利用现有工具进行诠释吗？
在当今的中国国内缺乏的最多的是创新意识和有创新意识的人。对于法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如此，其他学科也会如此的。因为在中国各界精英们并不感到迫切需要使自己西方化，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办事方式有助于他们在中国求生存和成功。可是这一点却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因为他们发现要有所成就的最好办法是引进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所以中国长期以往，理论学家们的创新能力就大大减弱了。
关于这一点，杜志华在《制度的选择与创新》（1996年《读书》10期）中做出了精辟的解释。他总结为三点:
第一，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第二，在采借与选择中丧失了自我;
第三，在“反激进主义”旗帜下的固守传统，抱残守缺。
1995年，陈岱孙教授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搬照抄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主流经济学既不能得出私有制和追求利润是不道德或不公平的结论，也不会使我们得出私有制和自由市场配置显然很好的结论。因为关于私有制和竞争市场是有效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假设。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许多不同中国人在选择自己国家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时，一定得懂得国别、国情的不同。科斯在对这一问题解释中有一个更为漂亮的例子：交通规则在美国与阿拉伯就应不同，因为一个用汽车一个用骆驼。他认为制度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是从一群人、一个社会中生成的。它是利益相互冲突着的人及其组织之间妥协的产物。
二、经济学到底要做什么: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回顾
20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0年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这是一个主要以引进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期。以梁启超、朱执信、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这些先驱们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从总体上学习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思想，试图用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属于新思想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来改造处于没落时期的封建社会，在引进和传播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思想过程中，也就是最早地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括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他们有时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后来以陈独秀、和等人为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传播学习和实践。
第二阶段:从1950年到1965年为止，这时中国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为主要任务，是在进一步介绍和学习的基础上吸收、消化和应用时期，是从“建设”的需求出发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制度进行“扬弃”并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为主。
第三阶段:时期是中国经济学缺失的十年。中国经济全部忙于“阶级斗争”和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建设。
第四阶段:始于1978年，这是中国经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这是一时期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开放和发展，而且是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复兴。通过对经济学全面的吸收消化和发展，逐步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为中国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
通过百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先人们用了更多的时间在引进吸收，不断地引进和吸收，这也是为完成自己理论学科建设少不了的工序，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消化得太慢，吸取的不多或者是全部吸收这些全部会成为问题，太慢对我们经济发展所迫切之需理论供给不足，经济改革就会放缓脚步，全盘吸收也将会使中国经济步南美后尘，中国不仅要吸取外来西方主流经济，以及其他理论，而且还要努力形成与我国实践相适合的并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这样的理论更多的应该是中国经济界不断完善总结中国改革之成果的结晶。
三、演化视角的中国经济学缺乏人文关怀
要不要经济学回归人文关怀？
从常识出发的学者们都会认为这一问题是不需要来回答的。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学基础的问题，也是最一般的问题。但也正是如此，由于学者们早已习惯了用已有的知识去解释新问题，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是不值得回答的。其实这一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因为我们不忘记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现代一些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划地自限，将使其理论脱离现实，往往流于追求技术性（纯数学）操作，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满怀着人类的热情，富于同情心，献身于这样一个信条: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和法律是不一样的，法律的出发点不论其目的如何，但其基本的方式是采用严格的限制条件，满足条件的人或事，但经济学应该像法律一样对社会问题非常贴近的关注，可是我们的经济学现在正在慢慢地失去这些，而这都是现在经济学正在失去的东西，却是最初原有经济学作为出发点的东西。回顾西方传统经济学史，我们发现那些经济学家们，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才形成了今天的经济学，这也正是经济学本质，无论是从亚当斯密到凡勃伦还是到弗里德曼等等，他们更多地是对现实社会的关切和思考，因而成就了他们对经济学的贡献。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充满了对人的关怀和现实世界的分析。而在加尔布雷思那里“经济是为当时社会现状报务的”。他认为“过去的经济学家是以贫困为研究对象的，而作为富裕后的美国必须从贫困社会观念转向丰裕社会的观念”。在对待经济安全问题时他把它与国家安全放到一个高度:他认为，在竞争社会中，效率总是受到鼓励，不安全是固有的，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用的，经济的不安全虽说是在原则上很有价值，但并不是最佳期状态，人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总是倾向于追求安全。弗里德曼・密尔顿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认为:坚持自由市场机制的原则并不是恢复完全的自由放任，还要有一种社会的法律体制以一定的规则去约束交易双方并遵循它，他强调借助政府力量反对和缩小那些“邻近影响”的因素。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要充分强调的是，经济学根本不是一种说明科学，客观存在也为支配经济利益服务。它培养信念，同时培养这种利益所需求的行动。”不论西方经济理论的风格曾经经历过的西蒙和配第的浪漫的感伤主义，还是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还是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我们都不难看到大家们对社会和人的生活的关注，作为经济学学者就得要有着充分的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揭示，对社会制度的剖析，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在这一点上经济学是该向法学学习了。正如科斯所说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来法学院，因为经济学家们可以利用法学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手段，并能更加贴近生活去解决现实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既有意识形态必然影响到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这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应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所认识，而要认识这种独特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
四、结束语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成为纯粹的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史的理论奠基。可喜的是以陈东琪为主编的一些学者去年出版了《1900~2000中国经济学史纲》为我国经济学者更多地去关注，虽说他们只是对百年中国经济史进行的一些描述，但这也足以让后人们去学习，去研究。当然，经济史理论研究必须经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西方新经济学那里找到一些借鉴。加尔布雷思言道，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能够主导社会中集团和个人的行为。如果思想总是经济审慎的推导而来，那么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人们接受一种思想并不是因为它们符合逻辑，而是因为它们耳熟能详。他还提到信念的解放是改革任务中最难的，也是其他变革所依赖的基础。它之所以难以克服是因为，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权力具有独特的专制性；当权力充分发挥效力时，出于基本性，它会排除一切可能削弱控制思想。哈耶克也谈到了：有些人没有自己的坚强信念而只是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只要经常大声朝他们耳朵鼓吹这种体系，这样的人容易上当受骗，因而壮大了这一队伍。对于许多这样的理论家们提到的一些理论，中国的经济学学者们想必都很熟悉，那么我们这样一大群学者们应当肩负起“诺亚方舟”的使命，是中国经济能否生存和继续乘风破浪的关键所在，中国必将成为“经济美”的社会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参考文献:
[1]胡东民等著:《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纵览》.当代中国出版社
[2]何玉长等:《批评与超越―西方激进经济学述评》.当代中国出版社
[3]程恩富主编:《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中国经济出版社
[4]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
[5]吴敬琏:《比较》.中信出版社,第一册
[6]特里萨M阿马布勒等著:《突破惯性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读书编辑部:《读书》.1996（3）（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