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例(12篇)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质性方法论与比较政治
质性研究方法的过时观点及其发展
洞察和陷阱——质性研究中的选择偏误
比较的必要性——量化政治学中的理论证实
研究设计、证伪及质性—量化研究分野
量化方法在质性研究中的接入——以选择偏误为例
政治科学中质性与量化分析的沟通
政治科学中研究设计的重要性
两种文化的故事——社会科学中的量化与质性研究
测量的效度——质性与量化研究的共同标准
两种研究文化是否蕴涵两种科学范式
社会分析中的鸭兔图——两种文化的故事
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回应布拉迪和埃尔曼
比较政治学中的概念误构
对概念、定义和模式的进一步考察
极权主义、模式癖与从错误中学习
概念延展新论:比较研究范畴之调整
民主与二分法:一个概念选择的实用主义路径
比较研究中的民主概念等级
中国古代君主与“民贵君轻”观念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周思敬
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论略
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研究评述
现代氛围中的政治技术和政治技术化
《在民主与法治之间》评介
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及必须坚持的原则
论的人民民利思想郭根山
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共和制实践的基本特色
促进社会和谐的逻辑与路径李新生
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从“分管”到“辅佐”：中国副职问题研究朱光磊
近年来国内政府官员问责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
论区域一体化下的区域间政府合作——动因、模式及展望
新时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政治功能分析纪德尚
社区建设中的物品供给：制度困境及其对策
政治博客现象及其公共治理
韩非奉献给君主的根本治国方略
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争论、内在逻辑及其局限
中国传统民本文化的现代价值曹德本
生态政治：老子生生和谐的政治价值情怀李承
论公共管理类型——公共管理横向体系分析
试论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价值
使类型学更有效:概念形成、测量与精确分析
方法论上的罗夏墨迹测验——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中的迥异解释
论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一项对主要学术期刊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与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社会公正的实现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2
一、方法的孱弱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面。但是，从梁启超出版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到萧公权发表《中国政治思想史》，关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就一直被糅合进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加以处理。到1949年前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一提法的正当性还不为学界所承认。后来的泛政治化思维，就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纳入封建主义的范畴了事，将之进行简单的否定，缺乏起码的理论分析逻辑和历史清理的严谨理性。
近20年，三重机缘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其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顺带地成为这一研究热潮中的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关反思中，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对照物，相应成为被批判和抛弃的对象。"走出中世纪"的呼号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传统政治诸方面的历史积淀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为后来理性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其二，在同一时期流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及其研究活动，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性分析奠立了基础。相对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对于新儒家思潮的关注，驱使人们重新检讨过去那种面对传统文化仅只是批判的不确当姿态。并在此基础上带着"同情"与"敬意"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现代解释。无疑，这推动人们去慎重检讨传统政治文化遗产及其现代价值问题。其三，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后期已经走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这驱动了政治理论的研究活动。也使得政治理论走到了理论活动的前沿舞台。其间，先起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着作的出版热，以及后起的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着作出版热，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实的推动与理论的筹备，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并不因为这些机缘本身就具备了自己研究的正当性保证。方法上的缺乏自觉，仍然是制约这类研究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研究者要么还是沿循梁启超以来的那种描述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拉开为一条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不就是沿循萧公权的那种在中西简单的比较中刻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风貌的方法道路，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混合起来处理。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者还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对应于"中国"的"空间"、对应于"传统"的"时间"、对应于"政治哲学"的"事件"的三维方法审度。以这种研究的"空间"感而言，人们在目前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很难认定自己把握住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因为多数研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框架中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同时，以这种研究的"时间"感来讲，人们也难以通过研究者提供的成果认知"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面貌。因为现代化的解读已经将传统几乎遮蔽了。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哲学"的学科界限，在这类研究中往往不具有学科的严格性。它与政治思想、政治学说、政治观念，乃至于政治制度设计、常识层次的政治生活规则等等的边际界限都比较含混。政治哲学与政治社会学、政治法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或政治人类学等等现代学科的边际界限，也没有有效划定。方法的孱弱是显而易见的。
二、四种取向
当然，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性。在笔者的可及视野中，近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启发的着作，就有不少。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而这四类研究方法又引申出四种研究导向。
其一，知识构成的描述，与这种研究方法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政治思想史基本问题的概括。就这种研究的地位而言，可以说它目前居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周桂钿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该书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对于传统中国思想的社会政治内容的归纳。论述的大致结构是--以天命论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精神支柱，以经学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以大一统论刻画中国传统政治的格局，以纲常论凸显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将民本论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以德治论概括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以常变论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这些内容，可以说都是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反复论述过的问题。出于作者用心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所具有的理论意图。绪论是陈述作者研究方法的篇章。作者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出发进行讨论。以回答"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什么样的哲学"这两个问题作为论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切入点。进而以"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为思想史内容结构的基本断定，引发出对于本书具有设论般意义的论断--"政治哲学是儒学的中心"。为了证得这一设论，作者一方面断定以往那种认为儒学是伦理学的意见之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指出从原儒、到宋儒、再到新儒，都是政治哲学。回答何以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时，作者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以救世济民为目的，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意图决定了这类理论活动的性质。而且，它恰好可以显现出与西方思辨哲学相区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以政治哲学为特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就是具有相当的现代价值的"民本论"。全书围绕这些设论，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关乎政治问题的论述集纳起来，并将这些论述统称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作者选择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论述方法，具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这样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涉及到一些什么问题，大致可以对之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二是研究者可以从容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并以历史的演进作为支持自己论述的有力理由。这对于普及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常识，是有益的。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下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限制：第一，从研究的出发点讲，一种致力于争辩中国有没有哲学（政治哲学）的方法，是无法保障研究者对于真实思想历史面目的刻画的。因为"你有我也有"在方法上具有一种比附的嫌疑。第二，由于这种方法立意于交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涉及的基本问题，因此陈述问题本身蕴涵的需求超过对于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清理，它无法帮助人们有机地通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三，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删削，还是单一的儒家中心的。诚然儒家思想是古典中国思想结构的中心，但是，在勾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时候，如果只是以儒家作为论述的轴心，就难以照顾到其他各家在传统政治哲学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第四，这类研究还是以对于西方哲学的割裂和简单归类为方法支持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具有自己分门别类发展的历史结构。我们绝对没有理由讲，西方哲学只是思辨哲学，那只是西方近代哲学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尤其是站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角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欧陆英美，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
其二，意识形态的勾画，与之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将古典历史与现代变迁中主导的意识形态作为论述政治哲学问题的中心。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作者将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史视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史，勾画出一条从古典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到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线索。作出这种勾画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托主要是认定政治哲学主题是"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指导理论"，以之为核心，作者将古典思想--不论是天人关系、人性问题，还是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和国民义务都归纳到政治哲学的主题之中加以审视。并在历史的推演之中将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儒学、宋明儒学、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转折。这一研究进路的宏观描述是具有某种创新性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只是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进行了粗略的划定，因此，具体的论述几乎完全落入既往的思想史写作模式中，而没有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边界成功地划分出来，从而缺乏真正的创新性。而且，一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能否用意识形态作为轴心来加以勾画，在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就思想历史的演进本身状况来看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三，政治功能的凸显，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乃是"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采取的基本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封建主义、王权主义的导向。这一研究的近期重要成果，是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刘泽华自80年代以来一直专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术收获颇丰。他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清理进入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上与其他研究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与一般直接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进入政治哲学研究时对于政治哲学理论问题掉以轻心不同的是，刘泽华注重政治哲学的理论预设。一方面，他认为从政治诸学科中的地位上讲，政治哲学"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另一方面，从与政治制度安排这类"硬件"相比较的角度讲，政治哲学是作用于人们思想与行为规范的"软件"。再一方面，他将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确定政治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五个问题：政治思想与观念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有关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有关政治范式化的理论与观念、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而且，他特别指出"不梳理政治哲学就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总貌和特点"。基于这些预设，刘泽华着力对于天命信仰与王权认同、天序论与社会秩序及整合、道与社会规范、大一统与政治分合、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人为贵与王政、崇圣与社会控制、崇公与抑私、改易更化论与改制变法、革命论与王朝更替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说，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域而言，刘泽华的研究都已经涉及到了。而且论述的确当性是较高的。但是，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理论划界的辨析还是较为粗放的，具体论述中间使得阅读者不太容易区分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治哲学的界限。同时，强烈的批判预设，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中立性保持得不是太好，结论的效度与信度就有所下降。
其四，理论结构的提取，与这种研究相伴随的研究导向是建立"中国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近期的代表作可以是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相比于前述研究者来讲，刘晓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论边界保有较高的警觉。他划了20多个页码的篇幅讨论了政治哲学的概念、意义与范围问题。而这种讨论比较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给予了政治哲学学科的西方论述以学科坐标的地位。这似乎有以西方对于政治哲学的界定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危险。其实，这是我们使用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来整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某些深层次内蕴的一个必然方法"选择"：因为从概念到范围的基本规定性来讲，政治哲学都不是我们传统思想中具有形式化建构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相近的思想内容也许具有类同性。然而，一旦我们试图对于这些类同的思想内容进行形式化、即按照现代学术划界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接受"逻各斯"意义系统的形式化分科话语。其实说起来，前述几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上的限度，就是因为对此的理论警觉不高导致的。
刘晓对此的警觉是值得认同的。他认真清理了现代西方着名的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政治哲学理论规定性问题的论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赞赏者（如斯特劳斯）到现代政治哲学的扞卫者（如伯林等）、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如达尔、伊斯顿）到规范取向的政治学家（如萨拜因），刘晓都对其进行了理论关注。从而将政治哲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较为可靠的归纳：政治哲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观念与精神，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框架中它关注的主要是价值评价。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价值性、规范性、凸显的是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还具有传统性、意识形态性。它注重政治的目标，在方法上有自己的真理性标准。这些归纳基本上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科特性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些理论清理，刘晓将政治哲学规定为探讨政治价值尤其是合法性正当性及理想政治秩序、建构政治价值范畴及其关系的元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并以之为方法指引，对于现代新儒家关涉政治哲学的心性论、历史叙事、政治论述、国家论道、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平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本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刘晓对于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因为是个案研究，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意见。而且因为他处理的是中国现代思想史问题，也许给他提供了论述问题的方便。因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学科分化已经能够达到学科独立化的基本状态。但是，他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问题时表现出的方法自觉，乃是最具有启发意义的。不在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中吸取足够的理论营养、不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深入比较中，要想就中国传统思想本身进行论述就凸显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内涵和问题，是不可能的。
三、方法进路
无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先天方法限制，即它是以西方现代的学科划分为学科存在的形式化条件的，制约了研究者在方法上的选择余地。研究者需要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进路有一种自觉。本来，研究方法可以是研究者个性化的东西，更可以是"无政府的"。为什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路需要有如此审慎的态度呢？除开前述的学科形式化理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自觉的方法论选择的话，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展开。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的陈述不是"逻各斯"式的，而是日常思索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必须首先恰当地处理研究所凭借的原始资料问题。不在自觉的方法指引下，将关乎政治哲学主题的原始资料从古典的非学科化而是混一化表达的各种思想的思想史资料中离析出来，那政治哲学简直就不曾存在过。研究对象没有确立起来，我们研究什么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古典思想在近代遭遇到了西方思想，从晚明迄今，中西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纯粹性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简单地讲，可以形容为中国的思想内蕴需以西方的表述方式表达。我们如何研究自己民族的思想史，就此必须在小心翼翼的中西对比和特征分辨中进行。否则，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脉搏。这一研究处境，逼使我们不得不对方法问题加以重视。再一方面，我们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研究方法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尽管追求自己学术活动的社会政治效用，但是，他们的成功之处，多半限于个体心性安顿问题。对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安排，多半出于玄想。这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性质得到了强化，又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社会效用没有保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还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点上研究它的话，那意义就极为有限了。这驱使我们转换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服务于个体心性需求的定位，将关涉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内容纳入到社会政治现实需要的范围之中。进而将其中的政治哲学内容离析出来，使之具有独立的现代学科价值。并在以其理解中国传统的整体历史面目的基础上，使之可以凸显其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当下价值。
确认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便需要对这种思路之下的研究方法进路进行勾画。简单地讲，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以四重推进的研究进路来概述：首先是"历史--描述"，其次是"思想--提炼"，再次是"比较--界定"，最后是"理论--重构"。之所以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四重推进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既有一种不能倒置的逻辑递进关系，又有一种相互支撑与依赖的辨证联结关系。就前者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历史的叙事必须遵循一种尊重历史的描述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历史中的思想体系及其蕴涵的独特思想贡献提炼出来，并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凸显各自的思想特征，进而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烘托出来。假如倒置四者的关系，进行反推，就可能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现代研究者预设的某种理念的一个证明材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面目反而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后者来讲，没有历史叙事，就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基础，缺乏思想史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就可能堕入随意的比附，随意的比附结果就只能是反传统的。这势必把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弄得不伦不类，前述的空间感、时间感与学科独特性都得不到凸显。
首先看"历史--描述"的环节。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是需要回答的。简单地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总汇。而历史学就是忠实并详实地记录历史事件的学问。历史学遵循某种描述的方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中间当然有历史学家对于事实记录的个人选择，以至于卡尔强调"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其历史基础就此应当怀抱两点信念：一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是必须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前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得以研究的基础，后者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据以凸显学术性的条件。在前者言，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简单地归诸儒家政治哲学。在后者讲，我们就必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派、思潮（如儒家政治哲学）加以足够的重视。前者的宏观把握为后者的重点论述奠基，后者的重点论述显示前者的深度与特质。历史描述必须在思想史上的诸观念体系之间保持一种均衡态势。
其次看"思想--提炼"的环节。思想总是个体的，尽管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个体性的思想是活跃的，还不具有公共性的。它要融入思想史，就还得以其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贡献的凸显，才有可能，从思想史的一般进程来看，并不是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和必要。在形似杂乱的个体思想中离析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思想，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广义上的思想史研究。从思想史的时代划分上讲，从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明清、再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未必都思考过中国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从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上看，天人关系、人性善恶，王权观念、官宦制度，也未必都是每一个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儒家的政治哲学主题确实具有某种主导性，但是儒家与道家的互补结构、儒家与法家的互补结构显然是不能忽视的。观念史形态的政治哲学固然值得高度重视，而生活形态的政治哲学未必就可以忽略。这中间又有一个思想提炼的学术工夫问题，也有一个寻找到诸思想流派与诸构成环节的平衡点问题。
再次看"比较--界定"的环节。比较可以在思想家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同一政治哲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但是我们在方法检讨意义上的比较，专指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之所以必须进行，是由于前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处境决定了的。比较的进行，既需要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与历史，尤其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论述背景与理论指向，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又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之以古典的学科含混性存在的形态与以现代的自觉研究的学术活动，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情形、问题轴心、架构方式、功能发挥、历史演变、现代转型等等加以全方位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具有对应性，即西方政治哲学家对于某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而中国思想家对于类似的政治哲学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但是，这种对应性不是比附性，即不是西方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而且攀比西方政治哲学来重建中国政治哲学。同时，这种比较又具有不对称性，即西方的政治哲学从研究主题到问题架构方式，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与问题架构方式，几乎都是两样。前者是可比性的基础。但后者不是不可比性的依托。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差异性，恰恰正是前者比较的价值体现。再者，这种比较是在西方政治哲学之作为强势话语的情景下展开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强势之为强势，不是因为它借助西方的暴力逻辑，从而得以推广自己。而是因为它揭示的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价值底蕴。于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不得不划分出现代转型前后的不同政治哲学问题域、与传统的理论形态不同的现论构成，以及依托的不同社会形态所驱使人们思考的政治哲学功用的界限。
最后看"理论--重构"的环节。这里的理论是指足以范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学派、诸流派的问题兴趣、陈述方式、理论的所指与能指，进而刻画出"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的诸特征。这一理论，是传统本身没有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是当下的研究者所必须提供给读者的。因此，它是一种重构的产物。这种重构当然不是研究者对于历史随意的铺排，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作为分散性论述、朝代式演进、含混性存在的一个分解。它是"中国的"，因此不与"西方的"政治哲学混同。它是"传统的"，因此不与"现代的"政治哲学一致。它是"政治哲学的"，因此不与一般"政治思想的"混淆。这些边际界限的清楚划分，是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前提。否则，这种研究今天可以命名为政治哲学研究，明天也许称之为政治思想研究、甚至是政治制度研究，也无不可。因此，大致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学科形式要件是由西方政治哲学提供的，而内容构成要素则是由传统思想提供的，它是一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逻辑的整理工夫是显然的，而进入传统的扎实理解能力是必须的。只有两种能力的相对具备，提供名之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才是可以期望的。那种简单地诉说一下哲学是什么，政治哲学又是什么，再比附到中国思想史上，诉说一下中国哲学是什么，再诉说一下儒家思想是什么，然后简单地以儒家思想深层主题来替代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在方法上是值得再检讨的。
四、方法的功用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方法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但是，方法反思不是本体性的，而是功用性的。之所以说这种反思不是本体性的，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存在与作用从来不能离开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只能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联接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方法是不能独立自存的。它也就不可能是本体性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自身演变，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就是纯粹玄想而没有针对性的。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存在理由上来看，这是一个顺推的过程。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为自己确定理性的研究进路来讲，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不论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存在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方法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再推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身演变，二者都构成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方法在其中都不具有独立自存的根据。
之所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功用性的，是由于，它是绝对服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活动需要的。在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它始终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在确认这种功用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对其可能发生的功用有一个轮廓的刻画。其一，前述指出的方法进路尽管是功用性的，但是，沿循四者固有的逻辑演进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必须守持的方法原则。其二，方法的四个环节，是具有功能差异的。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归纳的具体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前两者主要采取的是分析的方法；后两者主要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前两者面向的是历史；后两者面向的则是理论。前两者负责的对象是理论理性；后两者负责的对象是实践理性。其三，方法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连接点或契合点在哪里的问题是必须弄清楚的。显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变革的精神需求相贯通。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明确而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当然不是要将古典的政治哲学扭曲为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要将古典政治哲学中蕴涵的现代性因素激发出来，使之具有的活性因素能够服务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深层精神需要。
简单地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方法问题反思的功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现代独立学科意义的学问的诞生，就是要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健康发展，就是要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精神走向。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最大功用的一种预期。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意义存在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三个要素是必须予以同时关注的。就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而言，其实不用过于停留在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个性化争论上面，仅就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的辞典定义就可以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学科形式化理由。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尤其是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和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有关的观念的学科。作为规范理论，它力图阐明政治的价值，确定什么是希求的和道德的事物。当政治哲学关注现实怎么样的时候，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实质和根本性质，而不关注特殊的经验事实。当政治哲学提供分析工具的时候，它注重词汇和概念的含义、论证的逻辑，发现真理的途径以及命题的根据。这中间当然需要对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科学之间的边际界限予以重视。[10]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是要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服务的。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避免为传统辩护的传统主义走向。当然也需要避免以往那种以批判甚至诋毁传统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以理性来筹划既关注传统又展望未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也许最有利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
作为服务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精神需要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首先应当确立其作为学术研究的特质，而不应当扭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来僵化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要求。那样势必因为蔑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尊严，而败坏研究的声誉，影响研究的前途。其次应当以提升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精神品质为鹄的，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问题。传统的与现代的，毕竟属于具有对峙性的二元假设。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面目是这种研究的底线要求，而注重这种研究健康地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是这种研究的必然升华。
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看，研究方法的陈述自身常常只是对于即将展开的研究的一个预期。而方法的力量只会显示于研究展开的具体进程之中。因此，作为一种方法的陈述，也许会陷入理想化的圈套之中。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究竟能否兑现上述方法预期，还是一个在研究实践中需要逐步检验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对于理想方法接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又都是有其存在价值和意义体现的。毕竟，方法不是妨碍研究而是推进研究的工具。
注释：
[1]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政治哲学研究"（课题编号A01014）子项目"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前者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后者如上海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有关斯特劳斯、施密特的着作。
周桂钿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前，刘泽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还曾出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权力与中国社会》，以及近期带有总结性质的专着《中国的王权主义》等着作。这些着作的精神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清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预设--封建王权主义。
刘晓：《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线装书局2001年版。
美国着名的科学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倡导"反对方法"。他认为论证最成功的的科学研究从来不是按照理性主义方法进行的，不应该要求科学家遵奉某一种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应该以知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取性主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独创性，他就此提出一种"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参见氏着：《反对方法》导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参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一、研究成果综述
由于历史和其他一些原因，相对于政治学理论的其他研究，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距，史学研究者、统一战线系统的实际工作者是研究的重要力量，但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引起我国政治学研究者的重视。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的分析，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特点及功能的研究
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论在形式还是运作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功能的研究主要还是一般性阐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优点以及功能的陈述性介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分析。
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王邦佐等从结构、功能与理念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色”、“功能特色”、“理念特色”。(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高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具体论述。(注：高放：《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作用，萧超然、晓韦指出中国政党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功能：政治稳定功能、政治民主化功能、组织和动员功能。(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61页。)程竹汝、任军锋认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包括稳定的价值、低代价的政策优化价值、社会整合的价值、合法性的价值等几方面。(注：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
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除了从其历史和现实出发进行论证和分析外，另一个视角是从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阐述和分析。
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特色的论述，是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结果。其他学者也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如《中外政党制度比较》(梁琴、钟德涛)、《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等。应该说通过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点，并证明中国为什么没有实行西方式多党制。当然，随着对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刘宁宁分析了中国与西方两种类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指出中国政党制度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注：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法性。王邦佐等详细论述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萌动与发展、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的实验以及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第15-117页。)当然，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的还是来自一些历史学者，论述的重点放在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思想和实践，及其对中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历史作用。陈宇翔考察了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归纳了超前性、移植性、趋同现象和过渡性等特点，指出清末民初政党思想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启迪了国民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国民的政治觉悟。同时，它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注：陈宇翔：《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求索》，2000年第6期。)
在对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研究中，学界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主张与思想有深入研究，其中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注：对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的政党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义华：《民初政党政治与黄兴政治思想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张世敏：《黄兴的政党政治主张》，《江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周建林：《宋教仁“政党内阁”思想述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张谦：《章士钊和他的政党政治论》，《求实学刊》，2001年第1期等。)王业兴通过对孙中山有关政党的组成与作用、政党的自身建设、革命党人与政党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指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反映了其对政治现代化的向往，虽有局限性，但却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上的思考与实践上的帮助。(注：王业兴：《论孙中山的政党思想》，《学术界》，1994年第3期。)肖铁肩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孙中山政党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就其政党观、建党思想、党的地位、作用及党政关系思想作了分析和评价。(注：肖铁肩：《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从史学角度研究，无疑加深了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如此的理性认识。
3.关于参政党理论的研究
1989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文件第一次明确了各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从此，主要围绕参政党的性质与特点、地位与作用以及参政党自身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对于“参政党”的理解，学术界尚存较大分歧。徐育苗认为“参政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强调在研究参政党内涵时，应当把握两点：一是“我国各派的参政与西方国家一些政党的所谓参政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我国派‘参加国家政权’与西方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是有区别的”。(注：徐育苗：《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1期。)王伟对这一论题提供了五点理论根据，提出了与“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活动的政党”不同的参政党概念，并通过与西方政党参政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注：王伟：《派作为参政党就是参与执政的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房广顺指出，应把“我国各派”的提法改变为“我国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提法。(注：房广顺：《现阶段我国各派是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黄福寿通过对参政党与执政党基本政治关系的探讨，通过对参政党与中国派的关系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变化的分析，提出参政党就是中国现有的八个派，是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自觉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在宪法范围内同执政党法律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政党。(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对参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也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李跃雷、刘淑梅提出了派的“中介作用”。(注：李跃雷，刘淑梅：《论派的中介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楚庄区分了派的“职能”与“功能”，并着重分析了派的社会政治功能。(注：楚庄：《试论派的社会政治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8期。)孙伟林认为参与社会整合是参政党在新时期应发挥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注：孙伟林：《浅议新时期中国参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9期。)程竹汝认为派的功能性价值主要有：有利于中国政党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有利于我国政治体系内部监督机制的形成；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充分发挥政治资源的整合优势。(注：程竹汝：《派的功能性价值》，《社会科学报》，1999年10月14日。)
参政党的运行机制也为学界所关注。孙瑞华从参政党的参政运行机制、自身建设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参政党运行机制做了初步考察。(注：孙瑞华：《对参政党运行机制的初步考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萧超然、晓韦提出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运行的原则、操作程序以及运行的行为规则。(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郑宪等探讨了参政党运行中的一般规律，阐述了我国派在自身发展中应该如何实现其内部控制功能和外部控制功能的问题，说明了参政党发挥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注：郑宪等：《中国参政党运行机制》，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直接联系的，是其政党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邓小平、的政党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萧超然、晓韦对、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贡献与发展、关于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思想作了阐述，并指出了、邓小平政党学说的指导意义。(注：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207页，第42-57页。)不少学者论证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和缔造者。(注：见张晖：《中国政党制度思想论》，《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另可参阅黄继英：《对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确立的贡献》，《新东方》，1996年第3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并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并把它确定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注：陈水林：《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浙江经专学报》，1994年第2期。)孙关宏和李学明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的多党合作理论。(注：孙关宏：《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42页；李学明著：《邓小平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政党制度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发展也引起学界的关注。黄福寿指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系统地继承了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多党合作政治思想，对我国多党合作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并确定了新世纪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发展的基本思想，为我国多党合作政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注：黄福寿：《论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5.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研究
政党制度应在实践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加入WTO等都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机遇。程竹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高度的整合性与适应性，是能够胜任中国社会现代化挑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注：程竹汝：《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压力与政党需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但这一政党制度必须适应处于变化中的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不断地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政党制度完善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注：梅向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民主》，2001年第5期；孙起孟：《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促进多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政协报》，1995年9月28日；吴黔生：《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多党合作理论研究推向前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王邦佐等分析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与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的新课题，指出应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发挥派的参政功能以及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党际关系优势并不断优化这一党际关系模式三个方面来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注：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萧超然、晓韦探讨了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途径问题，即以体制创新为重点，积极发展政治层面的合作与协商；提高体制张力，积极发展地方层次的合作与协商；加强具体制度建设，提高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倡导宽松、和谐的政治文化，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氛围。(注：伍华权：《政党制度法律化的时代积极意义》，《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伍华权指出，宪法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表明，我们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开始法律化。而政党制度法律化是我国政党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国法律制度走向完备的表现。(注：肖祁山：《WTO棋局与多党合作战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7期。)肖祁山认为我国加入WTO使多党合作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新形势下多党合作的战略任务并对“入世”后多党合作的发展作了思考。(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序言”第2页。)
6.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问题
王邦佐指出：“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应该有多种视角和多种具体方法。笔者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似可着重从三个方面着力，即：从政党的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从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注：对中西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可参见刘宁宁：《中西政党制度运行机制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近年来我国政党制度研究主要也是运用了比较分析、生态分析的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是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者主要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而展开的，重点是对中西政党制度的历史与形成、性质与特点、作用与功能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注：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序言”第2页。)如梁琴、钟德涛著的《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周淑真著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等。
(2)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王邦佐等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政党制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政党制度的动态研究，注重对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在《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问世后，王邦佐等又于2000年出版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运用社会生态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注：王惠岩：《论民主和法制》，《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萧超然、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王邦佐等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研究不仅研究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且丰富了政党制度研究的方法。
二、评价和思考
通过对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状况的分析，笔者感到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很多，结合近年来的思考，提出一些问题，以期学界同行共同研究。
1.要加强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
应该说学术界对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于中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某种意义上，只有在中共三代领导人政党政治思想研究上的创新，才能推动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要从政治发展角度，在动态中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发展规律，尤其要在时空的现实交汇点上，认真研究第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政党政治思想，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在正确方向上不断创新发展。
2.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
当前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描述性、解释性的偏多，缺少对其本质和特点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对西方政党制度研究以及中西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主要是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寻找依据，很少有论者通过研究来揭示西方政党制度的进步性和某些优点，从而为完善与发展中国政党制度提供有益借鉴。我们反对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但我们同样重视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而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各方面优于资本主义，能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资本主义，恰恰在于社会主义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因此只有在批判地吸收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才能够切实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发展。就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来看，既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立足于中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历史、现实，又批判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某些方面和形式，才有可能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西方政党制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
3.中国政党制度的党际关系研究
中国政党制度的两个主体——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八个派)的关系以及各参政党(派)之间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1)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不少国内有影响的学者认为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注：黄福寿：《论参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笔者以为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问题。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应该是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这既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如果把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理解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容易简单化为上下级关系，这显然使人很难理解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政治关系。
同时，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而这些对象——“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一向是参政党的重要社会基础，是参政党联系和发展的重点对象。因此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也是科学把握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2)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注：《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学书记“七一”讲话辅导)》，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10页。)从派现有成员的构成看，知识分子占有绝对多数，各党派传统的界别区别(如民盟以高教界人士为主、九三以科技界人士为主等)正趋向模糊。而且如继续坚持传统界线，那么某些党派(如民革等)的存在和发展将面临严禁挑战。因此，要使中国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稳定发展，必须加紧研究这些现实课题。
4.参政党理论研究
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是推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迫切要求。对参政党理论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了学界关注，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也仅限于对其历史、特点、功能、运行机制、自身建设等的描述性陈述。就目前我国多党合作政治的具体实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参政党建设尤其是参政党理论建设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参政党实践的需要，以致于参政党在实践中缺少应有的主动性，长此以往必将弱化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延缓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因此，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积极推进我国参政党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卷，第423页。)为中国各阶层人民获得切实政治利益提供理论指导和有效途径。
5.研究方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进行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根本方法。在这一根本方法指导下，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是深化和拓展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必由之路。但在运用各种具体方法时，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1)关于比较方法。比较方法是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比较方法本身也存在缺陷，运用不当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出现很大的片面性，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较都不会十全十美，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我们提醒读者注意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常常被人忘掉的真理。”(注：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因此要克服片面性，增强科学性，惟有提高比较的全面性。当前应拓展这样四个维度的研究：一是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二是亚洲国家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三是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多党合作制的比较研究；四是中国政党制度历史形态的比较研究。通过多维度研究，才有可能科学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的方向性。
(2)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需要强调的问题。从近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现状看，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倾向比较明显。一方面是实际工作者缺少从政治发展尤其是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角度的理论思考；另一方面是理论工作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了解不够，缺少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只有实现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紧密联系，共同研究，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因为“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43)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1篇4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现代化建设中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1984年。十二所重点大学招收本科生和第二学士生．此后各高校开始招收本、专科生，成为众多师范院校的特色专业1988年起始招研究生．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归属为政治学学科下。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调整和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将思想政治教育归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也使思想政治教育找到了学科归属。
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研究生有三类：一是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二是教育硕士(思政)：三是高师计划。在研究生招生院校中，大致分为几类：第一类是有本科专业背景支撑的重点综合性大学；第二类是有本、专科专业的教育部直属和省属师范院校：第三类是开办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本科院校：第三类是专业型院校：理、工、农、医、财经、民族、地、矿、油、艺术、体育等院校，它们是该专业领域突起的重要力量；第四类是中央和各省委党校：第五类是军事院校。至2009年10月，除外．各省(区、直辖市)参加2010年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的院校共280所(含军校、党校)，位居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之首，招收思想政治教育的博士点也达到了60多个从培养的层次．招生的数量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教育达到空前的繁荣．学科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对于学科的繁荣固然可喜，但我们也必须冷静理智的看待．更要看到繁荣背后的隐忧
二、硕士研究生招生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生招生考试
研究生入学考试方面．专业课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论等课程．但死记硬背的东西多．应试色彩较重由于初试比重过高．复试阶段很难短期完全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学术潜力，师生对双选的结果满意度不高。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招生归属于法学大类，对考生英语水平要求较高，一些优秀的思政本科生只能选择报考其他学科。从近几年的实际招生情况看．一般院校都需要大量调剂，而招生单位为了保证一志愿上线率．被迫降低专业考试难度。加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5个二级学科没有本科专业，且研究生生源不好．用公费的吸引大量学生从该专业考生调剂，分流了部分优秀生源。因受现代行为学科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实证，要用到大量的数理统计和变量分析．这正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弱点；同其他文科专业一样．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入学免考数学，而忽视数理能力的考察，将为以后的研究性学习带来影响。
(二)研究生扩招带来的影响
自1999年以来．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教育也进入快速发展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迅速有其客观原因．首先是党和国家的重视，其次是客观需士点的数量对大学排名具有重要影响。现在．许多高校都力争建设成为综合性大学．需要平衡文理科比例．尤其是理工强势院校．普遍争取在有一定教学水平和历史积淀的“两课”教学部寻求突破．申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取得高层次学位授予权．使该专业硕士点迅速增加在经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招生、培养．取得一定经验和成绩后。部分院校逐渐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立即开始开设同级的5个二级学科．这样客观上分散和稀释了原有的教学资源．教师们承担了更大的工作压力．而学科的受重视程度则相对下降
三、硕士研究生生培养中的问题
(一)培养单位缺乏学科梯度
目前从事研究生培养的部门主要是高校的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马列部、社会科学部等．以及一些高校的党团机构、马列研究所、德育研究所等。一般都有较强的教学科研水平历史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却缺乏培养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的经验。
考察现有的硕士点不难发现．除师范院校和部分重点大学外，多数招生院校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专科的办学经历．跳跃式的进入研究生教育目前．本科阶段约有300所院校开办该专业．其中多半是普通师范学院．不具备研究生培养资格．使得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没有形成自然的连接．彼此分隔。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的泛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调研报告》中的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有19个研究方向。而硕士点的研究方向则更多．比较成熟的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青年教育、公民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向．体现了学科的开放性和学术研究的广泛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还要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所以专业研究与现实生活和其他学科结合得很紧密．这也造成了学科一定程度的泛化，偏离马克思主义指导，使学科迷失自己的边界．出现一些学科挂靠，如一些院校将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等挂靠旗下．进行关联不大的研究，有名无实，即“借窝生蛋”。
(三)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困惑
由于一些有招生资格的院校没有本科层次教学专业．加上本科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并不热门，毕业生除当教师外．大多转向其他行业，因此学生生源复杂，跨专业占相当的比例学生们因基础理论知识的欠缺，和经典著作的学习困难．使导师指导时非常为难．．部分人难以快速建立起学科的知识体系．了解学术前沿．几年下来，仍不知道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在后来的学习中．对专业学习渐渐失去兴趣．而转向其他研究研究生们试图在研究和毕业论文中创新，但在实证调查和方法的可行性上仍存在问题．还有的研究急功近利．直接脱离了学科的范围。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培养还缺乏比较系统的基础必修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调研报告》中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暂时列为10门(略)，这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属专业的基础人民大学也编写过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教材．但还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基础教材目前公认的、采用较多的是张耀灿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刘建军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许启贤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其他课程则大多采用专题形式教学．随意性很大。
综观各院校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宽的知识面．具有正确的理论方向和良好的学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只是在书斋中做学问．不但要有深厚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具有开展工作的能力。但在实际教学中，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学生们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得不到充分锻炼。
从学生就业去向看。有中学教师、大学“两课”教师和辅导员、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及其他就业形式。实际情况是．毕业生当中学教师在教学技能上不如专业硕士．做“两课”教师在理论基础上不够．当辅导员则缺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技能．使得这个“万金油”式的专业反而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造成毕业生多．就业难的事实。
四、理性回归。重塑政教辉煌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5
教学方法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冠以理论经济学的字样，就是特指理论经济学学科下设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问题。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财经类院校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名词概念、逻辑结构、理论体系、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对经济本质和现象的不同层次的关注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两者是理论范式截然不同的课程。由于课时量以及教师认知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教师对这两门课往往进行了毫不相关的老死不相往来讲授，甚至出现教政经的教师排斥西方经济学，教西经的教师排斥政治经济学的局面，这样的课堂教学状况对被教育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两门课所依托的理论是针对同一现实经济问题所给予的不同解释，如果教师对这两种理论解释不加以分析、鉴别以及有比较的讲解，就会使学生不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就是对其中一门产生没有鉴别的盲目崇拜，造成学生世界观的混乱、知识结构的残缺、综合分析能力低下的结果。这种结果影响了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妨碍了教学目的贯彻，背离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种理论范式进行比较的学术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把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渗透到本科教学中尤为必要。这种渗透带来了理论经济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这种改革对于增强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增加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内涵分析
(一)教学方法改革乃是内容和形式改革的有机统一
一般而言，人们对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解大都停留在教学形式、教学模式改变的层次上。从早先的启发式教学到现在流行的翻转课堂等等，大都是仅仅注重教学方法本身的改革，很少有人认识到无论是启发式还是翻转课堂式的教学方法改革，都应该是以教学内容充实为依托的改革。尤其是在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不充实授课内容、提高所授内容的理论思想魅力，所有花样翻新的教学形式改革都达不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一目标。因而，从本质上看，教学方法改革应该是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改革。仅仅注重教学形式而忽视教学内容的改革是难以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的。
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两大不同范式的理论体系。我国财经类院校把这两大不同范式的经济理论提炼为两门专业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安排在本科生的一、二年级开设。一般情况下，教师对这两门课程的内容进行毫不相关的、一般性的、程式化的讲授，学生在第一学期学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由于这两门课程所授内容出自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因而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诸多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等方面都具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如：对于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对于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抽象法，西方经济学解释为边际方法、均衡方法;对于研究任务，政治经济学主张揭示经济规律，西方经济学则主张寻找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点在具体原理方面，政治经济学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主张价值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的效用价值理论另外，政治经济学有资本积累理论，西方经济学则有经济增长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借贷资本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矛盾体，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和谐体似乎在所有的知识点上，这两种范式的经济学理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如果对这两门课程不加鉴别、不加分析的程式化的讲授，会给学生造成不知信谁、无所适从的印象。学生更经常的状态是，在第一学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学西方经济学时，如果教师没有比较没有鉴别的讲授，那么先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就会在头脑中逐步淡出，后学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则相对比较深刻。放任这种状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全部遗忘和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加鉴别的全盘接受的这一极端结果。因此，对理论经济学的两门课程不加鉴别的程式化的讲授会造成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使学生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层魅力，更认识不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层缺陷，最终不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二是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更无法唤起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热情。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教学改革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目标。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为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学科课堂教学的特殊任务，就是把比较分析方法充分运用到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达到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
前边强调过，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更应该是实质思想内容方面的。因此，可以把比较分析方法看成是由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方面构成，也即前边强调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统一。也可以说，比较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依赖于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首先，比较研究方法关注于两大范式理论的深层实质内容的比较，是属于学术研究的层面;其次，比较讲授方法关注于比较研究成果之精髓在课堂讲授中的展示，是属于教学层面。可以说，没有第一方面理论内容的比较研究，就没有第二方面课堂教学的比较展示，两方面工作的有机结合才能体现比较分析方法的充分运用，才能从根本上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目的。
通过对比较分析方法的两个方面的解析，可以认识到这一方法的成功运用对授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有高超的讲课水平，更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宽广的理论视野以及坦荡的理论胸怀。所谓深厚的理论素养，就是要求无论是讲授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自我的理论素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对经济学原理的掌握这一基本层面，要牢记给人一杯水要自有一桶水的道理，要深挖原理背后的理论根基，广泛阅读各种经典著作，要有讲课不息学习不止的探索精神;所谓宽广的理论视野，就是不要静态地理解和讲授经济学原理，而是要厘清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坚持理论基本内核的前提下完成理论的与时俱进任务，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魅力;坦荡的理论胸怀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学派的经济学理论，避免主观回避甚至故意的排斥，能够做到对不同范式的理论进行全面的比较与深刻的认识，解决好批判与继承、借鉴与坚持的关系。总之，对于一个合格的理论经济学教师，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缺一不可。也只有具备这种深厚理论素养的教师才能够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充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把勇于探索、积极思考的精神潜移默化地传导给学生，引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们的思辨能力和综合素质，完善学生们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无论在授课内容还是在授课形式上完成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任务。
(二)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通过前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深切领会到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内容上的改革。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是指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如果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仅仅满足于两大范式互不相涉的经济学原理的泛泛介绍，满足于简单的教学任务的完成，永远也达不到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的效果，不仅比较分析的教学方法改革难以得到贯彻，也更实现不了提高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最终目标。所以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就必然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理论范式之间的比较的学术研究问题。所以说，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教学领域，更多的是涉及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因此，教学方法改革的贯彻以及获得的预期效果就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肩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高校科研的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起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校的科研成果更多的是起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增强创造社会财富能力的作用。作为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理论经济学，其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肩负着培养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理论经济学的科研工作必须与教学工作紧密联系，肩负起为教学服务的学科使命。所以，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之间更多的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而不应该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替代关系。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高等院校实行了追求数量、速度排名的评估机制，造成了教师职称晋升也仅仅关注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成果的倾向，导致了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的严重分离与脱节。教师为了科研而科研，很少考虑科研与教学之间的互相促进问题，即使考虑到了也是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所以根本谈不上科研成果在教学中渗透、提高理论经济学课堂教学魅力等方面的作为。这种状况在本科教学中尤为明显，教师上课就是为了完成既定知识的介绍，学生听课也是为了完成学分的积累，造成课堂气氛沉闷，老师讲解照本宣科、学生听课兴趣索然，课堂教学质量直线下降的这一普遍后果。其中，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普遍给人以教条、刻板的印象，西方经济学的课堂尽管有一些图表、方程等形式上的花样，但也经不起深层问题的推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搞不懂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理论到底谁对谁错?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对同一经济现实的分析竟然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在学生们的头脑中搞不清楚，学生们就会进行选择性遗忘。先学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淡出大脑，被后学的西方经济学知识所替代;即便是两门课程同一学期开设，学生们也会受到到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谁说的对?[2]等这类问题的困扰。
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必须紧密结合。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完整的知识结构，首先能够做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比较分析与研究，然后才可能把分析研究的成果渗透到教学中，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比较方法，对两大范式经济学理论的知识交叉点进行画龙点睛的讲解。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全方位分析问题的思辨能力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两大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和比较讲解会使同学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范式的经济学理论，使学生体会到，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现实社会所进行的不同角度的研究，不同出发点的观察，并且代表着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同时，更要让学生认清，任何经济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真理，都包含着优点和缺陷。
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过于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而对它的优点和贡献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歪曲;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有意忽视，过于夸大其优点甚至是全盘接受。这种倾向也深刻地影响了教学领域，造成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加辨别的盲目崇信，对政治经济学给予主观的排斥与回避，这也是造成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发扬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优势，充分运用比较研究与比较讲授的方法，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揭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教学质量。
三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措施分析
(一)教师主动引导带动学生自觉学习
任何教学方法的改革都是围绕着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为最终目标的，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行为主体永远是教师。目前教学改革提出了很多眼花缭乱的措施，如教学理念从以教师教学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转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①，等等，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教学方法改革。但是，无论如何改革，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首先，以教学理念从教师教学为中心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为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更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当今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果不发挥教师的主动引导作用，学生的自学时间很容易被碎片化的知识所瓜分。而这些貌似非常丰富的知识，由于其杂乱性、多样性很难在学生头脑中自发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学生获得的大都是过眼烟云、蜻蜓点水式的暂时性知识。因此，这种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转变必须以教师的主动引导为基础。
其次，以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为例，能力的发展不能同知识传授截然分开，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分析能力的过程。所谓学生的能力，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主要是在大学时期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是走上社会后逐步锻炼出来的。就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而言，主要是通过教师的知识传授、言传身教的主动性引导而实现的。
最后，以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传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为例。在网络信息大发展的时代，这种教学方式的改革意味着教学空间的转移和授课对象的非固定化，更重要的是师生双边互动的教学相长行为更加方便和快捷，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学生的主导性引导和启发作用就愈显重要和突出。
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教学方法改革，教师的主动引导都是第一位的，而课堂教学又是教师发挥其主动引导作用的主要场所。在具体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自身的学识、素养甚至是人格魅力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热情发散到课外带动学生的自觉学习。理论经济学的两门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在研究对象、基本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对比性特点，是教师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主动引导和启发学生求知热情，培养学生自觉学习能力的示范典型。
(二)课堂讲授启发带动课下自主学习
与上一个问题相类似，这个问题也是探讨教师课堂教学魅力的发挥问题，只不过在此着重强调的是，教师如何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来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问题。面对浩如烟海的理论经济学知识和有限的讲授时间，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授课教师一方面要完成本课程基本原理的讲授任务，另一方面要把比较研究思维和成果渗透到所讲的内容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这就对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授课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既完成本课程基本内容的讲解，又画龙点睛地对两大范式理论的知识交叉点给予比较与分析，这对教师的理论素养、讲课技巧、教学经验、责任心甚至人格魅力是一种综合检验。这种检验合格与否，与启发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热情密切相关。一个合格的教师会运用有限的授课时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欲转化为课下的自主学习热情。教师可以趁热打铁利用学生被激发起来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自发地组织课外学习小组、自拟讨论题目，自主钻研感兴趣的知识领域。通过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完善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综合素质，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可见，教师课堂讲授的启发作用非常重要，是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关键。近几年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大大缩减了理论经济学的课时量，增加了学生课下自主学习时间;与此同时，又实行了各种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典型如翻转课堂的实验，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在我看来，无论用何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在有限授课时间内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在课时一再缩减的情况下，教师的课堂主导性作用越显稀缺和重要。
(三)特色教材带动课外阅读的延伸
在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教材的编写与选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目前在我国出版了三类教材：第一类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各自的理论体系和结构而编写的教材;第二类是打破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界限，互相吸收借鉴并把两者融合到统一的体系和结构之中的教材;第三类是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体系和结构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两种范式理论在一些关键知识点的交汇，每一章正文后边都添加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评述或比较的结束语或附录。对于理论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采用或编写何种教材也是一种关键的选择。第一类教材过于传统、略显平淡;第二类教材适用于已经具备一定知识积累的研究生，却不利于初始知识结构形成阶段的本科生;第三类教材对于理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是非常适用的。这类教材在保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自理论内核及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比较的创新思维。这类教材不仅适用于课堂教学，而且也适用于学生的课下自学，对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在国内这类教材编写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微观)，已经发行到第五版。
这部教材最大的特点是在保证西方经济学原有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西方经济学采取批判和借鉴的态度，在每一章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全面的点评，这些点评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另外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堡骏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本教程在尊重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并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每一章都恰如其分的添加了独立的一节针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理论进行批判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念，揭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具有重要的贡献。第三本特色教材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石晶莹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本书就是为了完成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成果在本科教学中运用这一教研项目而编写的。其主要特色在于，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原有结构和理论内核基础上，增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典型原理的比较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难点问题的解析两方面内容，这两方面内容的添加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理论魅力，加深了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认识，提高了读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辨别力，对于构建学生完整知识结构，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特色教材的编写和选用是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实施和贯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之一。除此之外，这类体现理论经济学比较研究成果的特色教材的编写，参阅了诸多文献。通过这些参考文献的引用，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的延伸和探讨学术的乐趣，培养其自学热情，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最终目标。
四、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得知，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实施主要依赖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而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又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主观因素
作为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必须具备理论深度、理论广度和理论胸怀等三方面素养。从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素养，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给予深刻理解和把握，更不可能对这两种范式理论给予全面的比较与公正的评价。从比较分析方法的实践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就不可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分析思维并把两大范式理论的异同点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去，做到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然而，授课教师理论素养的直接表现就是其自身理论经济学的知识结构是否完整的问题。
近年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忽视通识教育，注重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培养。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大都是某一学科专门培养的专业化人才，其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是通病。比如一些西方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接受的是系统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熏陶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种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者对政治经济学虽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但又屈从于长期以来流行的习惯与偏见，不敢涉足政治经济学或有意排斥政治经济学;一些政治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长期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训练，形成了特有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式，也养成了一种只顾此山景、不屑他山玉的习惯。这种专业割裂、知识结构单一的状况极大地阻碍了比较思维在教学中的运用，限制了教师本身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胸怀，最终也会影响其学术研究的深化。如果说单一的知识结构对于专门的学术研究影响不大，那么对于本科教学任务尤其是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等问题的影响是深远的。一个知识结构单一的教师，他的课堂教学魅力极为有限，对学生思维的启发和学习热情的调动也极为勉强。因此，在现有的专业化研究的基础上，应该提倡教师的交叉学科研究，积极鼓励交叉学科研究项目的申报，提高教师自身的理论素养，达到以科学研究带动教学水平真实提高的效果。
(二)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尽管课下指导也是教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还是依赖于课堂教学。课堂是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战场，而有限的课时量以及课时量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之间分配的不均衡，是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根据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有关《经济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修订稿2014)的文件，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被列为经济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只不过在课程的设置中，西方经济学拆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致使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被划分为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三门，在课时安排上这三门课平均各占48学时。这种安排已经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课时量是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两倍这一结果，更何况近年来个别高校进行的教学改革，大大削减了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由原48学时削减到32学时、直至28学时，有的学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理论经济学教学阵地全部让位于西方经济学。这种不均衡的课时分配以及对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缩减，直接造成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无法充分展开，理论魅力无法充分展现，人为地造成教师与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轻视、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没有教好和学好，也影响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与理解，更谈不上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运用、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等目标的实现。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6
关键词：美国军校；课程设置；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以西点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为代表的美国军校之所以举世闻名，是与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美国军校名将荟萃、人才辈出，固然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不可忽视它雄厚的财力、优美的环境以及其他物质基础等一流的硬件条件所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与它确立了高标准的培养目标以及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既富有创意又严密科学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与开发为保证美国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的良好的条件。政治学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军校在政治方面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一、西点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西点军校的政治学专业课程由社会科学系开设，主要讲授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交叉领域的课程。每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都旨在为学员提供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方法论，教学内容与学员未来作为普通公民或军官的身份和职责相称。所有三年级学员都要求通过经济学原理和美国政治学课程，二年级学员则要求通过国际关系课程。此外，美国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还提供相应的选修主课程，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管理课程。
西点军校要求政治学专业学员要确定自己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和主攻方向的选修课，学习政治学的学员要选修该课程的研修方法、理论和范畴，学员的选修课程应以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三个领域中的一个为主。美国政治学领域选修内容包括美国的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学员通过重点学习国内政治环境来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比较政治学领域选修课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问题，学员将政治机构置于多样化的环境中来认识其性质和重要性。国际政治学课程则以“国家行为的动机何在”和“国际关系是如何反映合作与矛盾的”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学员要学习国际行为的理论、国内机构的影响和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事政治学领域学习的学员要求选该领域的9门选修课，主修这一领域的学员还要另加两门选修课，从而为他们更深入地学习政治事务提供机会。
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分标准课程、高级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类，在学习这三类课程中的某些课程之前，系里还规定了预修课程。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标准课程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美国政治学没有规定预修课程，这一课程主要向学员介绍美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美国民主的理论观点，着重于“谁掌权”和“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课程的目的是向学员介绍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以及要学员掌握评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的必要分析工具。
政治学类的高级课程主要有高等美国政治学和高等国际关系学，也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学习高级课程须得到任课主任的批准，并预修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替代课程。高等美国政治学主要使学员有机会研究政治思想、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写作练习来提高学员的批判思考能力。高等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学涉及的内容一般相同，但更重视相应内容的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的分析是在对外政策、国际间的相互作用和国际政治层次上展开的。
政治学类的选修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将近有30门。例如：《政治分析学》《比较政治学》《大众传媒和美国政治》《官僚政治和团体政治》《政治和文化人类学》《政治思想和观念》《政治参与学》《美国总统》《立法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前苏联的政治和政府》《东亚政治和政府》《欧洲政治》《中东的政治和政府》《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政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安全研究》等。
二、海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的设置是为了让未来的海军军官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功能，为他们从事政治分析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宽范畴、跨学科的教学计划按一定的顺序培养政治科学技能。这个专业主要开设国际关系和美国政府机构方面的基础课程，重点熟悉美国宪法。高层次的课程让学员有机会研究法律以及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策分析，以及从事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域研究。每年由政治科学系和人文科学部发起主办海军军官学校外交事务研讨大会，该会议已经成为全美最重要的在校生大会之一，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多所院校的教授和学生与会，参加大会的还有高级外交官、军事领导人和媒体记者。学校成立了一个活跃的联合国模拟俱乐部，组织中学生会议，并参加一系列大学生会议。
海军军官学校政治科学专业共开设课程39门，学校对每门课程都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的、要求以及学员选课条件。具体课程有《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美国政府和宪法的沿革》《国际关系引论》《政治科学方法》《信息技术》《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欧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哲学》《美国总统制》《立法过程》《非民主政治》《政治心理学》《军民关系》《中国和日本政治》等。
三、空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学课程设置
政治科学专业是空军军官学校众多专业中一个颇有特色的专业，由政治科学系开设。政治科学专业旨在培养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本质与进程有综合理解力的空军军官，其独特之处在于培养出的学员能够理解国内外政治事务，并将相关领域作为他们的职业。本专业除了5门必修政治科学课程，学员还可以深入广泛地学习各种政治课题。除此之外，希望副修外语的学员还可以利用政治科学专业的4门选修课。对于攻读比较政治学和开展地域政治研究的学员，这种选修更有价值。政治科学系的专业简介指出：“政治科学专业造就的人才在未来的任何领域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军官。它能够帮你理解国际政治体系，即军事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地方。主修政治科学专业也培养你进行研究、交际、严谨思维的能力，使你理解作为一名军官，你所应发挥的作用。它能使学员更好地理解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影响今后的事业。最后，毕业后如果到国外执行任务，对国际政体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领悟，将使你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对有意从事作战、情报、反情报、计划部署、国外军事援助、政治军事事务以及驻外武官等职业的学员来说，政治科学专业尤其适合。许多不参与作战工作的政治科学专业学员，选择情报专业，那时就更离不开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知识了。
政治科学系政治学课程也有30多门，主要有《美国政府与政治》《政治科学引论：综述和方法》《政治理论》《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论》《美国政治制度和理论》《比较政治研究》《政治比较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地区暴力事件及恐怖活动的处理》《美国对外政策》《当代国际安全议题》《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全球问题》《美国政治思想》《安全政策比较》《政治与情报》《美国空间政策》《欧洲政治》《亚洲政治》《拉美政治》《中东政治》《非洲政治》等。
四、美国三大军校政治学课程设置对中国的启示
毋庸置疑，美国军校的整个教育计划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军校的政治学课程设计是很有创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是非常科学的。一是政治学课程选题的全面性。选题几乎涉及政治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不仅包含政治实体、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关系等不同层面的内容，而且覆盖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等不同方面特别是涉及了当今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学员系统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以及国内外政治概貌很有帮助。二是政治学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如针对美军执行全球战略任务的需要，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关系、外国政治的课程内容。三是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如小班教学、主题讨论等，贯穿了启发式、探讨式教学原则，有利于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思想教育的隐蔽性和渗透性。毫无疑问，美国军校的教育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学课程更是直接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一种教学安排。通过政治科学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政治知识教育之中，这就能够使学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符合美国政府需要的政治价值观，树立起维护美国政治体系以及称霸全球的信心。
良好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目标最终要靠教师来实现。美国军校的师资力量很强，高素质的教职人员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了人力资源保证。在拥有51名教职人员的西点军校社会科学系，全部教职人员都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教授兼系主任1人，上校，博士；教授3人，博士；副教授1人，博士；助理教授15人，博士或硕士；教官（讲师）31人，硕士。此外，西点军校还经常聘请地方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界名流到校讲学。空军军官学校虽然只有4000名学员，但却有包括50O多名军职和文职教官以及来自美国各地的数位客座教授，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军种或国家的交流军官。教官都具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50％左右，学员与教官的低比例，加上每班只有15～20名学员，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海军军官学校有教官600人，分为军职和文职两类。多数文职教官从名牌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站在本学科学术前沿；军职教官来自海军部队，两、三年轮换一次，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信息。多数教学班由10~20名学员组成，有利于教学相长。政治科学系也有一大批高学位、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政治科学系的专职教官有24名，其中主任1人，教授，博士；副主任1人，高级讲师，法学博士，文科硕士；其他22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5人，助理教授1人（博士），讲师8人。
美国三大军校的整个教育体系特别是在政治学课程开发与设计方面的经验，不仅对中国的军校教育而且对中国地方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包括理工类院校（系）的政治类课程开发与设计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值得我国军地各类院校在教育改革特别是改进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加以学习和借鉴，即学员政治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必须建立在对政治知识的系统把握基础之上。为此，我们除了加强传统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力度，还必须重视普及以扩大政治知识面和政治视野以及掌握政治技能为目标的现代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教育。此外，支持我国军校政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应该成为我军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冷承槐,詹懋海,赵刚主编.海军军官学校[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2]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和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高民政.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与政治学[J].世界教育信息,2001,（11）.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7
[关键词]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2)03-0052-05
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宗旨是“阐述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证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国家和法的学说有规律的积累过程”[1]。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一度取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学才得以恢复。在最近30多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既在整体上呈现出主题突出、兼容并蓄、思考深入、注重比较、相互借鉴的总体趋势,又在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的良好局面。时至今日,政治思想史不但成为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学术领域。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取得的主要成就
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真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思想家及政治思想的论述和评价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研究者们已经有意识地试图从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头脑的政治教条主义中走出来。人们开始在研究中保持客观、冷静与理性,力求辩证地、唯物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
第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得到重新界定。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从两个层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类: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可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梁启超虽然最早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概括,但过于笼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们率先思考的研究课题。提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学者有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刘泽华等。他们在合着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2]
这些认识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论域的开拓和推动研究起到了引导定向的作用。
第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史都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初步明确了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较为清楚地划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层次和结构,特别强调了科学客观的研究风尚,着力于系统性、错综性研究。出现了许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除了有大量的学术,还有多部专着问世。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王引淑编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第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发展基本实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坚持面向知识塑造和实践检验的研究局面。就研究的科学性而言,一方面,注重政治思想史中时代、流派、思潮、思想家等政治学说的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力求在综合上述时代、流派、思潮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纵横结合的研究结构,努力使本学科研究的观点、结论与现实中国政治实践、政治比较相结合,推动兼容并蓄、知行合一的研究体系的形成。正是由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面向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才使得本学科研究的话语体系、思维模式、学术方法、基本范畴和现实功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在方法论上仍然比较单一。研究者们在政治学方法论的运用上仍然不够充分。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努力摆脱政治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方法论的转换并非朝夕之力可以奏效。研究者们在阐释和分析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上,阶级斗争学说仍然占了相当的比重。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国外学术界的一些先进理论和方法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借鉴。但总的来看,对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依然重视不够。尤其在如何将外国的现论作为方法论,然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上,成就并不多。
第二,通史性研究不够重视,没有出现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大都比较注重专题、人物或断代史研究,在这些方面可谓硕果累累。然而,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通史性研究的学术专着仍然很少。至今只有1996年和1999年分别由朱日耀和曹德本编着的两种教材,在时间断限上延续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但其后的政治思想史发展研究仍然付之阙如。基于这样一种实际状况,学者们在研究中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总体把握的深度就显欠缺。特别是涉及到政治思想的转化、融合以及在历史变动时期政治思想的转型等问题均有待于学术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翻开任何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史”的着作,所呈现出来的大都是一系列哲人的思想和经典语录。诚然,哲人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引领着社会的发展,但是仅仅把政治的精英和经典论述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未免有失偏颇。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仅仅是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还应当包括世俗文化的层面。因此,在研究领域上,要强化薄弱环节,以拓展研究视野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认识方法的更新。也就是说,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理论模式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创新,是促使人们在了解、分析和理解事物方面不断深入或推进的必要条件。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如果具体到一个研究领域则更是如此。
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认识方法上已经经过了几次大的转变。从20世纪初的传统史学方法发展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方法。其间,又经历了60至70年代的政治教条主义的发展阶段;进入80年代,在研究方法上则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这种趋势孕育着认识的提升和知识的创新。在笔者看来,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方法是必然要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的。
(一)政治文化方法
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加阿尔蒙德的界定,政治文化主要指的是一个民族长期流行的一整套政治价值、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信仰、政治心理等等。这一学科领域与政治思想史研究十分接近,但又有不同。[3]
它们的主要区别是:政治思想的研究关注的是思想家或政论家们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而后形成的政治理念或理性认识;政治文化的研究面则更为宽广,既关注人们的政治理念,同时也关注人们的政治知识状况、所具有的政治价值结构、所持有的政治态度或拥有的政治信仰等等。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能在原有的研究层面上深入一步,深入到思想家们的政治理念的深处,介入到他们的精神或信仰世界的深处,对他们提出的政治理论进行价值层面、观念意识层面或信仰层面的分析。这样一来,就不仅可以回答思想家们的政治理论内容是什么,不仅能对他们的政治理论进行意义评判,而且还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思想家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深思熟虑,还是基于某种情感、某种信仰?抑或基于某种价值信念?思想家提出的理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对社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思想家的理论与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观念是什么关系?是理论泛化为社会观念,还是普遍存在的社会观念促成或升华成了政治理论?这些问题显然是传统的政治理论方法或历史唯物主义所不能涉及的。政治文化方法的引入和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认识层次上的加深或扩展。
(二)政治心理学方法
政治心理学是现代交叉学科,它既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又隶属于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的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相联系的角度看,领域的界定应该是后者,即研究一个人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以及关于政治的心理直觉和通常心理状态等等。政治心理的研究既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4]把这样的方法引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就可以将认识的层面从一般的政治理论即理性或精神引向思想家的内心世界,不仅能够清楚地理解那些逝去的思想家们有着怎样的政治理性思维,同时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于身处其中的那个时代,对于政治社会环境、政治系统和种种事件、人物等有着怎样的情感或态度。因此,这样就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思想家们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孕育的政治理念,他们深邃的思想、博大的精神和敏锐的洞察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形成的。另外,通过对社会群体的政治心理的考察,还可以了解到一种政治认识的形成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心理态势有着怎样的联系,同时,一种政治理论对于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又会形成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显然都是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所无法包容的,也是传统的历史方法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所难以解答的。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思路
中图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211-01
1研究生群体的特点
1.1生源的广泛和复杂性
随着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规模的扩大，研究生的生源也日益广泛，并且呈复杂化。目前我国高校的研究生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参加工作后返校读研的社会人员；在职的社会人员等。这些研究生在年龄、经历、学历、素质、知识结构上有很大差异，并且读研的动机、目的不同，这就加大了高校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难度。
1.2思想的多样化
由于研究生生源广泛，彼此间年龄差异大，而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思想状况，这就导致了研究生群体思想的多样化。例如，从本科直接升入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生年龄相对较小，由于长期处于校园环境中，他们的思想比较单纯，看问题容易理想化，思想容易受外界影响且不稳定，集体观念和组织纪律性较强I在职或委托培养的研究生，由于他们学习背景的特殊性，使得他们的学习目的性教强，但是在思想上比较放松，集体和组织观念淡薄；对于年龄大、拥有一定社会经验的研究生来说，他们的思想比较成熟，自觉性较高，但是由于家庭、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因素，使得他们的思想不能集中，对政治和集体活动的热情较低。由于研究生群体在思想上的多样化，这就使得高校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具有层次性。
1.3学习、科研、生活的相对独立性
本科生往往是集中学习、活动，较容易组织和安排。与本科生不同，研究生一般在专业课程的学习阶段相对集中，除此，在大部分时间里，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科研等都比较分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主要是因为研究生在研究专业、研究方向、导师、培养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由于这种差异性，研究生在思想、心理和行为上都比较独立，一般是围绕自身的科研而进行。这也给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难度。
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困境
2.1招生规模的扩大加大了工作的跨度和难度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在不断扩张，培养方式呈多样化趋势，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跨度也随研究生在年龄、经历、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异的增大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标准化的教育方式已无法满足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需求，需要考虑不同层次研究生的需要。
2.2研究生的相对独立性不易于集中管理
研究生在思想、学习科研、生活等各方面都相对独立，不易于集中管理，阻碍了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别是在思想上，研究生往往以自我为中心，集体观念不强，凝聚力不足，他们通常以自身目标规范行为和处事方式。由于研究生各方面的独立和分散性，许多传统的教育方式根本不奏效，特别是集体式的教育和工作方式在研究生群体中并不适用，应该研究探索适合的工作方式，针对不同的研究生采取不同的方法。
2.3导师主导作用的减弱加大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由于研究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一些研究生导师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再加上一些导师教学、科研工作的繁重，与学习科研方面的指导比较，他们较少关注研究生的思想状况，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上归于研究生辅导员负责。科研和学习占用了研究生大部分的时间。而辅导员由于自身工作的性质，元法在科研和学习上全面把握研究生的现状和动态，仅仅依靠与研究生少有的接触来判断研究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就显得片面性。因此，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教育方面作用的减弱直接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3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路
3.1根据特点，抓住切入点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是要把握研究生的特点，区分与本科生的差异，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困难，抓住工作的切入点，准确、到位，方能有所收效。
3.2方式灵活，有针对性
由于研究生群体在生源、年龄、思想、目标等方面的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不能一层不变，应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并且针对性要强。根据不同的研究生采取相应的教育方式。
3.3多方合力，专管和自管并重，
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单靠辅导员或学校的专职思想教育工作者来开展是不行的，应该多方共同努力，特别是要加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导师与研究生接触较多，能较为及时深入地了解和掌握研究生的思想动态。
此外，应该调动研究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研究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
4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方法
4.1开展研究生思想状况方面的调查和研究
准确把握研究生的思想状况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根本，这可以通过成立研究生思想调查和研究小组并展开相关的调查和研究来实现。研究小组的成员应该覆盖与思想教育工作相关的人员，具体可以由辅导员、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师、部分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代表等组成。调查和研究应该从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科研等多方面来了解和把握研究生的思想状况。调查的方法可以有问卷调查，座谈会，个别交流等方式。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应及时反馈给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作部门，根据现有问题，及时采取对策。
4.2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工作
积极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工作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研究生在各方面都相对成熟，简单的说教方式收效甚微，应该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开设专门针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课程，建立研究生专门的心理咨询中心，对具有各种心理障碍的研究生应该及时地进行辅导、治疗。
4.3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交流制度
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因为他们是与研究生接触最密切的人。因此，应该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与导师间定期的交流制度，以此了解研究生的思想状况，针对问题，共商对策。此外，学校应该督促导师加强对研究生思想教育方面的重视，定时、定期地将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反馈给辅导员或其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
4.4通过加强研究生党支部的建设，提高研究生党员的作用
研究生中的党员比例相对较高，党支部是班级的思想核心，因此，应该加强研究生党支部的建设，充分发挥研究生基层党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通过业余党校和形势政策教育，加强对研究生党员的教育，规范研究生党支部的建设，增强党员的责任感。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1篇9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年回顾
摘要:文章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作者本人近20年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总结。文章回答了作者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缘由,并强调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的良性互动。文章阐明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质,在谈到近二十年来理论务农实践的主要体会时,作者指出,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社会科学只要面向社会,紧紧联系实际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最后,文章还对我国政治体制的现状进行了宏观评估,并指出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继续坚持理论务农的方向下尚须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关键词:农村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我国农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于1983年实行政社分开、恢复乡政府,1987年试行村民自治以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实际上也从农村基层拉开了序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伴随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近20年来在“理论务农”口号的引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现在回顾近20年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所走过的历程,希望通过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反思,能对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聚焦中国农村问题的缘由是什幺原因促使我们一个时期来将学术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问题上呢?首先应该强调指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学者们能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前提。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多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和城市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幺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其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且,“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如此关注农村问题的时代背景。第三,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始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延续20多年的制度的解体,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有新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显然有待时日,并因此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需要关注的课题。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明确地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投向当时主流政治学关注较少的农村基层。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是有渊源的,195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研究生毕业时,我的论文选题就是“农民问题”。特别是解放后,我参加过、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重大的农村改革实践,在脑子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经常思考着的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答案。“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是我们的旗帜“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可以说是我们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旗帜。其中“三个面向”是指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是指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其实质就是理论工作者要研究、探索农村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将取得的理论成果用来为农村的深化改革服务。当然,正如在前面讲到的,我们研究农村问题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的,主要是研究农村政治、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政治组织,特别是村民自治和农村管理。这从我们中心研究人员承担的课题中也可以得到反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心研究人员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研究”(这个项目是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合作进行的)、“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还承担了一批国家教委、中华社科基金和省内项目,如“中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研究”、“现阶段农村流动人口与政治稳定”、“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研究”、“中外农村基层建制比较”、“湖北省农村村级治理研究”等。十多年来,我们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际展开的,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而且,我们将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定不移地在农村政治这个领域搞下去,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只要功夫深,铁木午磨成针”,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理论务农”,而且要“务农到底”,在这个领域一步步深入地钻研下去。曾经有人对我们的研究方向提出过疑问,问我为什幺老是研究农村问题,言下之意是,我们在农村政治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该撒手了。这种认识,我不能苟同。前面我已经讲到,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农村问题需要几代人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长期研究下去。农村问题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不是少数几个人在短时期内能够研究好的。我已经72岁了,已经到了该退下去的时候了。可喜的是,我们中心已成长出一批“立志务农”的中坚力量和学术新秀,他们肯定会在农村政治领域坚持研究下去,而且会一步比一步深入。理论务农道路上迈出的四大步那幺,近20年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理论务农的道路上做了哪些工作呢?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心在“三个面向,理论务农”方面迈出了“四大步”。第一步是,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心成员走出校园,到县以下最基层的农村进行调查,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到过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深入到贫困的沂蒙山区、太行山区、王屋山区、大别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和大戈壁、湘桂黔少数民族地区和五指山黎族苗族地区。撰写了100余份调查报告,从而对中国农村变革有了一个宏观上的把握。第二步是,由面到点,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全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研究。中心成员在个案村不是简单地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是安营扎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听干部的,又听群众的;既要看材料、听汇报,又要看实际工作的运转情况,对个案村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比如,我和项继权博士到山东章丘市向高村调查,正赶上农忙,项博士就一边和农民一起打麦子,一边和群众谈心,这样的调查很受农民的欢迎。由于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掌握了许多不易了解到的情况。通过对个案村的深入调查和对比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从传统型、能人型走向法治型的某些共同规律,初步探索出世纪之交的“治村之道”。第三步,从点上的研究到参与许多重大改革决策的论证。比如,1987年山东省莱芜市“简政放权”的经验,1989年莱西市农村“村级组织三配套”的经验,1990年章丘市创造的“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经验,1992年邹城市乡镇“依法行政”的经验和1998年河南辉县关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经验等,在全国推广前中央有关部门都请我和徐勇教授等参与了考察论证。1995年,全国评选“模范村民自治县”,我又受民政部的邀请作为专家学者先后到广东、福建、新疆、甘肃、宁夏等五省区参加了农村村民自治示范县“达标”的考察和评选工作。参加上述工作既推动了农村村民自治的伟大进程,又促进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第四步,从理论回归实践,进行村治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书或写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这些成果正不正确,对实践有没有指导意义,还没有得到检验。于是,我们决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亲自把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一个村去进行实验、比较,通过实践检验、修正结论,再指导实践,并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的设想得以付诸实践。从1997年3月起,中心理论工作者先后有两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两位博士、四位硕士参加了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实验,迄今,实验已进行了两年,从总的来看,实验是顺利的、有成效的。通过实验我们将编写出版《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一书。通过十多年来的努力,我们逐步悟出了一些道理:首先是走不走出校门、深不深入社会不一样;走出去后,搞不搞个案研究,搞不搞实验又不一样,要做学问而不能“座”学问,也就是说要“面向社会”。其次是和实际工作部门结不结合不一样,参不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不一样,也就是说要“背靠政府”。“背靠政府”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很难深入农村。这里我要代表中心全体理论工作者向曾经给予我们关心和支持的各地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和农委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曾经为我们的调查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二是不依靠政府就会迷失研究的方向。一段时期以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政府决策是脱节的。政治家搞政治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搞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是“两张皮”,结果是政府决策缺乏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实践支撑。于是,我们确定,政治家决策什幺,我们就研究什幺。只有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才能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并使我们研究的结果产生社会效益。第三是只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才能丰富我们的教学内容,推动教学改革,才能更多地培养出高素质的研究生,为国家输送有用之才。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乐曾经有人问我:农村实证研究是很辛苦的,是什幺支撑着您以年逾古稀之身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苦差事呢?这实际上也是我经常反思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里,也就是我的后半生,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与全国少数学者一道最先参与了政治学学科重建的努力;第二是确立了农村问题研究的方向并建立了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到农村去搞研究是辛苦的。这些年来,我不顾自己年老多病,经常下到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在人们蜂涌“下海”经商的时候,而我们却坚持“上山下乡”,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吃了不少苦头。下到农村常常感到吃不好、睡不好、洗澡难、拉屎拉尿也难。有一次我和徐勇教授到四川渠县(全国贫困县之一)的一个最贫困的村——白石村调查。老乡把我俩安排在他家最好的一间房里最好的一张床上休息。可是就在这一晚上,隔壁猪圈里的小牛叫了一夜,吵得我们整夜不能安眠。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初我参加红安时,当时强调与农民“三同”,要过“三关”,深感今天自己和农民的距离越拉越大了。不过,尽管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也尝到了甜头。这甜头就是我们取得的一批研究成果,对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化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正因为如此,在理论务农近20年的岁月里,我们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自甘其苦、自得其乐”。此时,我更感人生苦短促,应该老有所为,更感到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好象刚刚开始,不能止步。
社会科学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近20年来,在坚持“理论务农”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首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撰写了100余篇调查报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专着10余部。其中我和郑邦兴、吴志龙、王克安、项继权等合着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及系列丛书,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该书在北京、印度召开的“农村基层自治学术研讨会”等国际会议上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被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誉为“是国内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领域的最为全面、系统和具有权威性的一部专着”。我和徐勇教授主笔,与项继权、吴毅等合着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在1995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一本好书”的一等奖。目前,我们正在撰写和组织出版一套“村治书系”。书系第一本,徐勇教授的专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已于1997年底面世,第二本《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也于2000年8月出版。还有《民主、法制与内动力——水月庵村村治试验》等多本着作也将陆续出版。中心成员的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摘报》等权威报刊转载。现在许多国外学者在论述中国农村政治问题时,都引用我们的成果,他们来中国农村作学术考察,都要到中心来访问。二是得出了一些关于农村改革的重要结论。择要述之,1.我在学术界首先概括并提出了在制度解体后,在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指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村(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治乃是乡政的基石。乡政和村治的结合使我国农村政治有了全新的内容,今天我国广大农村就是通过5万多个乡镇政权和9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来进行治理的。最近我有一本书由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书名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乡政村治”的模式》。2.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性。徐勇教授在其专着《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运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状况及历史变迁,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国政治的城乡非均衡这一特性,这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特点,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魅力。3.村民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村民自治的实行,将我国“九亿农民”纳入到民主生活的大熔炉之中。我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正在民主实践中得到提高。而且,作为一种法制化的基层民主,它很好地解决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讲到,如果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启动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幺村民自治的推行则揭开了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并将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三是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十多年来,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大多工作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党政机关,不少人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此外,我们还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培训了一大批合格的基层干部。如武汉市民政学校举办了20多期乡镇干部培训班,几乎每期都请我去授课;山东省民政厅在珠海举办的民政干部培训班和青岛市委组织部、民政局、市委党校在崂山举办的民政干部培训班,从制定培训计划、选用教材到具体授课都是请我们完成的;最近国家民政部又把编写全国乡村干部培训教材的任务交给我们,尽管我们的教学科研任务压力很大,时间很紧,但是想到为乡村干部培训做些工作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我们还是接了下来。事实证明,社会科学只要面向社会,紧密联系实际,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对农村政治体制现状的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政治体制也不例外。那幺,经过这些年来的改革,我国农村政治体制现状如何,今后又将怎样发展呢?应该说这十多年来,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正如前面我提到的,如果说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到户启动了整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那幺可以说,村民自治特别是村委会民主选举揭开了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这样的评价是丝毫不过分的。我们决不能低估了十年里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把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基层所取得的成绩和意义。但是,自从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一些人就一直持有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农民素质低,是不可能搞民主的。他们实际上是忽视了农民群众的智能和改变现状的积极性。村民自治反映了解体后,日益成为经济主体的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当时制定和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彭真委员长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的作用首先在于发现并肯定了“九亿农民”的要求。当然,在我们这个存在着深厚封建专制影响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注定是一个渐进的、曲折的和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才去实行民主。农民也只能通过自身的民主实践,去学。这条路必须走下去,舍此别无它途。如果有人要走回头路,“九亿农民”是决不会答应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了目前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必须看到,在广大农村村民自治实行得比较好的村毕竟还是少数,不少地区虽然也建立了村委会组织,也按期进行了选举,也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离真正的“村民自治”还有较大距离,有些地方的村委会甚至还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就是在那些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各种自治组织和规章制度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该看到在有些地方,时期传统的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及行政方式并未彻底改变,还有很大的影响。总之,一种能适应农村变化了的生产方式,利益关系及人们变化了的思想观念的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体制虽已建立,但仍有待健全和完善。实行“村民自治”任重道远。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提高?回顾过去,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心在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加强和提高。当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还缺乏系统化和理论的升华。也就是说,尽管经过十多年来的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对这些材料的系统整理,使之上升为关于农村政治的理论仍显不够,当然,这种不足也是任何实证研究都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拓展研究内容,不仅仅只局限于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政权。一是把对村民自治的关注提升到研究“乡村互动”。前面我谈过村民自治最终会引起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这个过程是由层层互动引起的。我们关注乡村互动就是要研究村级实行自治和直选后,乡镇一级怎幺办,乡政面对来自村治的冲击又是如何反应的。二是农村治理也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关注的焦点。当前,许多县乡的领导对经济发展高度重视,而相对忽视了改善和加强农村的管理。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许多农村地区的经济搞不上去与管理混乱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就是政治对经济的负面反作用。因此,如何完善农村的管理体制,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一个实践已经提出并急需在理论上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我们今后的研究内容还要扩展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去,扩展到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上去。从研究方法上看,我们以前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问题,现在看来还不够,今后应从多学科的角度,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角度来共同关注农村基层的问题,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碰撞,会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还有,以前我们做得比较多的是经验研究,今后要在量化和细化上下大功夫。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10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文革”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本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以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基础，超越西方政治学，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从而最终发展出能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政治学。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11
关键词体育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对策
在我国高校研究生不断扩招的背景下，体育类研究生人数也呈逐年快速增长的势态。除了专业理论知识与体育技能课不断加强的同时，体育类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更不容忽视。
一、体育类专业研究生的思想特点
（一）独立性
体育类研究生年龄一般为23岁以上，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思维模式已经形成，并逐步成熟。看待问题已能够独立思考，且有自己独到见解。一旦拥有自己的观点，或是认为自己做的事情、说的话是对的，便很难认同他人的反对观点。不易轻信他人言论，自我保护意识较强。
（二）多元性
体育类研究生的构成较为复杂，导致学生的思想状况也相差甚远。应届考上的研究生，缺乏社会经验，做事情凭热情，看问题理想化；非应届毕业考上的研究生，在思想上比较成熟，对组织生活持消极态度，对集体活动热情不高。不同专业的学生的思想情况也差异较大。
（三）稳定性
体育类研究生较之本科生思想较成熟，大部分都具有积极向上的政治态度和人生态度，较高的公民素养与爱国热情。体育类研究生中大多多为中共党员、团员，他们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关心学校发展，学习刻苦认真，注重自我能力的培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有明确的人生目标。
（四）离散性
体育类研究生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对集体的依赖性减弱，组织观念和纪律性较差，集体观念和参与意识淡薄。一方面，独生子女比例大，他们对同学缺乏关心，参与集体活动不积极，缺乏集体荣誉感。另一方面，不同的导师，专业课时间、地点不同使他们缺乏沟通，较少主动参与集体活动。随着年级的增高，研究生忙于的论文、实习、工作，离散程度也随之增高。
二、体育类专业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体育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一些管理者主观地认为，体育类研究生已经有一定的思想政治修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可以适当的减少思想政治教育、减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类活动，导致在资金分配上，一些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经费与专业类教育经费比重失调，以及在奖学金评定上多以学术成就和科研能力作为衡量的硬性指标，忽视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表现。
（二）体育类研究生管理制度不规范
体育类研究生管理制度的不规范，也是导致思想政治驾驭被忽视的原因。一些院校体育类研究生较少，研究生被分散到各个系，由各个系来管理、培养。由于没有统一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标准，研究生受思想政治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
（三）体育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欠缺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要求：“高等学校总体上要按师生比不低于l：200的比例设置一线专职辅导员岗位。”随着体育类研究生不断扩招，针对其配备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人员逐渐饱和，并呈欠缺趋势。一些高校未配备体育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人员。这给对体育类研究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阻力。
（四）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陈旧死板，学生态度不积极
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仍沿用本科时的传统模式，教育工作人员始终站在讲台上不厌其烦得反复着几本思想政治类课本里的内容，使学生一直以来对思想政治形成被动学习的心理，势必会引起研究生的不良心态，如：缺乏社会责任感等问题。
三、解决的方法与对策
（一）完善管理机制，加强体育类研究生党团建设
研究生党支部是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实阵地，也是研究生思政工作的重要力量。根据体育类研究生党员人数成立学生党支部、学生党小组，使学生在党建工作、党日活动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党员学生服务普通学生、党员学生带动普通学生的形式，形成平等、互助、乐观、向上的学习、生活氛围。
（二）提高辅导员队伍素质
作为体育类研究生思想的园丁，辅导员应具备更高的政治理论素养，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与时俱进，改善、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及时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辅导员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工作方法，完善工作能力，提高日常体育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及解决学生突发事件的问题能力。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有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定期对辅导员进行培训，不断提升政治素养，确立长期及短期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与计划，并及时总结反馈。
（三）改良教学模式，多渠道把握学生思想动态
首先是要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创新中寻找能够调动学生主观积极性的教育、学习方法。要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理论联系实际”，将课本中使学生感到“生硬枯燥的”内容，与历史案例相结合、与时政要闻相结合、与身边故事相结合，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学以致用。其次，构建“辅导员—导师—学生干部”的教育模式，将此模式融入到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去，不同场合不同角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者”。
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12
摘要：“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的“主要经验”。考察近20年国内执政党理论研究文献就会发现，执政党与民主关系是民主执政研究的基本理论脉络。早期的传统研究中已涉及执政党与民主问题，到探讨国家执政党失败原因时才真正开始主动探索这一问题，在对中外政党制度及执政党的比较研究中逐步确立执政党民主执政的依法、科学的取向。正是在近20多年学界与政界的良性互动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民主执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关键词：民主执政；执政党与民主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0-0025-04
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民主执政”的新命题，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主动将“民主”与党执政方式联系起来，表现出充分的民主自觉、执政自信和理论成熟。而民主执政之所以被认为对于党的执政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意义，不仅因为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一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1］，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三个执政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史考察的方式，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分析样本，以民主关系这一条与民主执政最近的线索，探索执政党“民主执政”这一概念之所以能提出的基本路径和理论脉络。
一、传统党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民主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分析
长期以来，我们对执政党的研究，相对集中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党的建设学说虽然从未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与范式，却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经典作家的《选集》与《全集》中相关文献，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政党学说，是当时及以后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经典研究无疑有利于理论的正本清源，但其视野和路径侧重文献和理论，且理论又侧重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理论而忽略对执政问题的研究，更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忽略了对世界其他政党有效执政经验的规律性研究，导致理论与快速变化的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在实践面前显得相对滞后，渐渐无法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需要，无法为执政党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条件下长期、有效执政提供理论指导。正如张荣臣的《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2001年）指出的，马恩的政党理论最本质的内容在于它的革命性，而在现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和民主化的要求，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解决一个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执政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失败正是由于其“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失败”［3］，由于其没有能适应转型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而被人民抛弃。
二、剧变后，对政党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政党民主化”概念框架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探讨
早在剧变过程中，吴江和牛旭光先生的《民主与政党》（1991）就敏锐地将“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当前民主政治的重要问题”“提到我们面前，”［4］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苏联政党制度放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及政党制度、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大势中来比较分析的视角，引发了国人对中国政党制度建设中执政党与民主关系问题的思考和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总结执政党教训的书籍开始出现。20世纪九十年代的政党研究文献几乎无不涉及对执政党丧失政权的分析。从最初的经济原因说、戈尔巴乔夫罪责说、苏联模式说，逐渐到执政党主因说，而执政党主因说中又有意识形态动摇说、指导思想僵化说、党民关系说等等。许多文献，如魏泽焕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发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振坤主编的《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都涉及对执政党缺乏民主导致被人民抛弃问题的探讨。
新世纪初始的200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应邀就苏联解体和苏联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中国演讲，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深为叹服、继而逐渐接受的观点――“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苏联的解体。就是说，苏共的和苏联的解体“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起到来的群众暴动”，也不是因为“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而是由于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精英分子，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转而支持叶利钦，……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5］。他与另一位长期驻苏的记者1992年写成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引发了国人，尤其是政界和学术界对于执政党自身问题的深切关注与忧虑。此间多次谈话开始强调要研究“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要做到“三个代表”。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不仅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且将中国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到要顺应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三大规律”的高度。黄韦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2002年4月成书），立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史为镜，开篇就是“辉煌与凄凉，全在人心向背”，在“谁是苏共的掘墓人”一章中不仅吸收了大卫的观点，更突出了中国独特的干群关系、改造监督、防止党内特权、执政党的“信念”和权力如何保持颜色问题。这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以其清醒的“实话实说”在广大干群中引起了共鸣。其后，王长江的《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2002年9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则详细展示分析了苏共从建立到衰亡的过程，总结出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的创新能力和党自身现代化四条启示，内含对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建言，促进了国内对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十六大后不久，高新民、农华西写的《论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比较中西政党执政方式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民主与法制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最基本的途径、形式。此后对执政党如何执政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执政规律、执政体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执政基础、执政环境和执政方式建设等方面，合法性、政治生态、制度变迁与政党转型等等非常有解释力的话语纷纷出现，为新世纪党的建设奠定了理性的科学的基调，为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统一原则和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2004年，王长江在其专著《政党现代化》中提出了“政党的民主化”这样一个比较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概念，可以看做是前面10年对执政党与民主问题思考的一个小结，书中指出“在民主政治体制中运作的政党，既有内部民主的问题，也有一个它和周围环境建立联系的问题”［6］，强调“政党的民主化”，涉及到政党的党内民主、国家民主，也涉及到党执政后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即党与国家关系、党与社会关系的民主化。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民主的执政体制的问题。同时国内大量成果对于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运行机制，对人大制度、中国独特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专门研究，也可以看做是执政党实施民主执政的政治行为、组织形式和制度形式的研究。
三、通过中外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探讨执政党执政普遍规律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改革的方向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政党研究成为制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点。同时，在中国为了更好地总结政党执政的规律，大量的研究势必集中到中外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比较上。王长江的《世界政党比较研究》（1994）《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1996）和2002年推出的“执政党研究丛书”《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中国执政党建设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政党现代化》（2004），从更宏大的视野，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归入“政党现代化”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政党应对国际国内变化的动态进程中，意在强调党的变革是一个常态，民主执政是对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此后大量的中外政党比较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这些研究不仅涉及世界范围内政党执政的规律、方式和运行机制，还涉及其制度设计、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更有执政党执政的具体个案分析。
同时期，国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执政党建设研究的大量著作中也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如林尚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9月）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按照政党执政的规律，从执政党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执政基础、党政关系与执政水平、民主集中与领导制度、基层组织与党建资源、党员与社会整合等方面来构建执政党建设的系统工程，指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就是要发展、创新，在国家政治建设、执政党建设方面加以突破，解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问题。
正是在对西方政党与执政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国执政党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与比较中，我们充分认识到：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是民主社会和国家不可或缺的；政党在西方体制下的运作有其具体的模式与制度环境；与西方有很大差别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遵循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发挥民主政治建设的工具性作用，实现执政党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
四、研究对执政党执政环境，为执政党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党和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逐步松解，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从结构到运作逻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林尚立的《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指出“社会日益成为决定国家与政党的根本力量，而政党或国家如何依据现实社会的发展，平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保持相互之间的适应性，则成为政党或国家运行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7］。而通过政党一般规律的研究发现，政党的出现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政党民主运作的方式也是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咸台灵的《中国政党政府与市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政党与政府的市场分析，该书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经济与政府的现实影响，市场经济对中国政党与政府的影响，揭示出一条规律：执政党应该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实现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在中国，实现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
五、执政党对学界成果的吸纳大大激发了执政方式及民主问题的研究，正是在政界与学界的良性互动中，民主执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学界的研究加深了国人对民主与政党关系的理解和思考。学界对执政党研究的成果不仅被广大民众所逐步认同，也逐步被吸纳进执政党改革的思路中，政界与学界实现了一个良好的互动。也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才有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原则与目标的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公开宣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中来自中央与地方层面的一些好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如向党的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问责制度、干部推选制度、监督制度等，也逐渐被推广甚至被写进修改的。就在执政党研究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使该范畴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能力”的研究成为热点，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成为学术研究重要课题。正如王长江教授指出的，在中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实实在在是一个贯通全局的问题。它一方面针对着党自身，另一方面连着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属于党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和党领导的事业紧密联系；一方面包含着发展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又肩负着为社会民主提供动力的任务；一方面旨在增强党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落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方面作为共产党执政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世界政治文明的联系与接轨”，因而是“今后若干年贯通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主线”。200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集体学习，第一次提出“党的执政理论”是个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8月22日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系统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和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这些来自中央的研究信号，使得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一个涵盖性比较强的概念，大大拓展了对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学术空间，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研究视野的开阔程度和执政理论研究的深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正是建立在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执政党才有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经验、原则与目标的提出认为，“在理论层面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干，一个建立在执政党基点上的理论框架逐步形成。”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成就，笔者认为，这是同执政党对学界观点的充分尊重与吸纳、对世界政党执政规律的尊重与吸纳、对民间实践经验的充分尊重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4.
［2］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大百科出版社，1995：470.
［3］张荣臣.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08.
［4］吴江，牛旭光.民主与政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
［5］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曹荣湘，孟鸣歧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9、10.
［6］王长江.政党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94、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