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例(12篇)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1篇1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战略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间题或者说发展间题。”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当今世界的特征，改变了中国长期奉守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表现出了伟大战略家的理论勇气与世界胸怀。可谓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所谓世界主题，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段内，反映世界基本趋势，并对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本质特征。辨析与认识世界主题，不但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前提，同时也是制定国内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政治运作与军事战略的主要依据。

回望上个世纪的世界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战争与革命一直是主导世界形势的两大基本特征。19世纪末以来，自由资本主义进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冲突进人总的暴发阶段，于是战争频仍，兵炙不断。尤其是，1914年一1919年和1939年一1945年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劫难，战争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主题。此外，在全球尺度上革命的浪潮也风起云涌。先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继而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共产党在巧个国家掌握了政权，亚非拉”130多个国家先后取得政治独立。革命无疑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主题。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出现重大转变:一方面，虽然发生了美苏间的对峙和华约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冷战，虽然区域性的小规模的战争此起彼伏、但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却不断增长，没有爆发全球性战争。另一方面，革命的势头出现了高潮突降，除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成功外，再无新的进访履;东欧的共产党阵营也分崩离析，风流云散。在此种情况下，战争与革命显然不能真实反映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相反，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深刻反思战争的起源与恶果，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迅速成长。阻遏新的大战爆发，阻遏核武器的扩散，成了世界性的话语。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国民康乐则成了主要追求目标。一句话，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流。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一方面，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大大削弱了霸权主义控制世界的能力，成为一支强大的制衡力量。另一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13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均希望休养生息，图谋发展，而不希望发生战争。再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广大民众在摧患了战争的痛苦与磨难后，和平的意愿空前强烈，因而积极推展和平运动、驱策当局铸剑为犁、堰武修文。

其次，引发世界大战的因素显著减少。(1)随着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关系逐渐加强，经济活动国际化，跨国公司成为国家间经济关系的重要载体，因而毋需通过武力占领国外领土，争夺势力范围。(2)由于历史原因，欧洲一直是战争策源地，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今，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强了欧洲国家间的合作和相互依赖性，他们之间的战争因素已基本排除。(3)核武器在对全球造成威胁的同时，也使拥有核能力的国家彼此间谨慎从事，不敢贸然动手。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提升为全球问题。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像债务、人口、能源、环境这样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关系整个世界资源合理分配及合理使用的间题。80年代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贫富悬殊拉大，这一矛盾若不解决，势必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第四，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从政治对立、军事对抗走向政治对话、竞争共存。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重大调整，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也都承认存在可以相互借鉴的经验。虽然意识形态、制度不同，但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并不影响国家间的正常交往。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将当代世界主题判断为和平与发展，是对当代世界新变化、新特点的高度概括，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符合当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对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和理顺国内政策有重大意义。自上世纪刃年代中期始，国际上就对世界局势新动向提出了种种看法。但中国共产党长期认为世界性的战争如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实际决策上，搞一、二、三线建设布局和“山、散、洞”方针，违反了生产力配置和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最优化的基本规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在对外援助上过于强调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脱离了国家经济建设实际。中国长期反帝又反修，两条战线作战，反使自己受夹击之势。政策上的失误不仅分散了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最主要的是贻误了发展的时机，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确立以后，理顺了中国内政外交之间的关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使我们将精力和关注点投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上，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

不过，我们在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的时候，还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到，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要在我国深人人心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因为，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在行为与语言中仍时不时地流露出战争意识与革命思维。革命、战争似乎仍是一种主流话语。还有一部分人虽然接受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这种信念产生怀疑和动摇。我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键时候保持清醒头脑，顶住压力，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主导世界潮流的两主题，使我们没有陷人军事冲突和沉重的军备泥潭中，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会。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1篇2

对外开放从“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开始，现在需要及时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目标。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日益重大的影响。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日益紧密，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在其中承担了特殊的功能。认识这种功能和地位性质，是认识中国国力的理论基础，也是持续提升中国国力的战略依据。

经济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经济全球化使商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障碍大大消除，但更重要的是资本、劳动力、技术、标准、品牌、人才、管理、经济网络、销售渠道等广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障碍大大消除。由此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

要素国际流动的目标是寻求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要素的国际流动并非意味着要素会对称地或均衡地在世界各国之间进行。恰恰相反，要素国际流动导致的是要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集聚。也就是说，一些国家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经营网络等广义要素会集聚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生产者。要素集聚是全球化经济一种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构成了全球化经济的基础特征，也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实现优化配置的具体体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素的国际流动存在着结构性的偏向，主要表现为资本、技术、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极易流动，而一般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的流动不充分甚至基本不能流动，由此导致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高级要素拥有国家的要素向某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流动。要素流动的结构性偏向导致了要素集聚的结构性偏向，即表现为高级要素拥有国家的高级要素以资本形成等方式向某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集聚，从而生产加工能力和出口能力向这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集中。这一流动的核心特征是：流动性较强的要素向拥有流动性较低要素的国家流动，后者由于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趋势而成为要素集聚地，进而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世界经济体系经历了“中心阶段”、“垂直分工阶段”和“水平分工阶段”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又开始进入了“要素合作阶段”。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投资的普遍化，使广义生产要素流动更加扩大。成功的开放型国家中集聚了来自世界的大量生产要素，使这些国家的生产从而出口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生产要素组合全球优化的表现。普遍的要素流动和跨国要素组合，使生产出口产品的要素国家属性淡化，产品的生产者不再是主要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于是，“要素合作”，即广义生产要素通过国际流动在若干国家组合进行生产，已经比原来任何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更能体现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的性质。全球化下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并导致了生产从而出口在一部分国家集中的新格局，是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性特征，影响并决定着世界经济的运行特征。

要素集聚能力——当代国家的核心能力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使“要素集聚能力”成为一种新型国家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一个国家的核心能力。

要素集聚能力所以能成为一种新型国家能力，是因为这种能力使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新的特定的依存性，即“要素增值的依存性”。发达国家拥有大量先进生产要素，但离开了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离开了生产过程，离开了较稳定的生产投资环境，这些要素就不能增值。同时，当多个国家存在着相似条件时，一国更大的增值性也就意味着该国更大的集聚能力。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要素之所以大量集聚中国，源于中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要素集聚能力是一国创造和拥有的、以吸收外资为载体的、集聚资本、技术等广义生产要素的能力。

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正是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消除了要素向境内流入的政策障碍，国内体制的不断改革创造了要素集聚的市场和体制条件，构成了集聚各国广义生产要素的强大的引力场。

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坚固体系，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激发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使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有了最重要的国内经济体制基础。劳动者强烈的致富欲望转变为巨大的改革动力，推动了国家体制向开放型市场的转型。农村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配置得到了优化，大大促进了国家参与国际要素合作的要素优势的形成。分权式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使各级地方政府有发展经济的巨大积极性和强大功能，从体制上和政策灵活性上形成了中国争取国际要素流入的巨大引力。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结构分别发挥了效率与稳定不同的经济社会功能，确保了这个巨大经济体在高速发展中的稳定，从而为国际要素流入获得最高效益创造了外部市场条件和配套能力。在发展的进程中，国内效率的提高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又形成了发散型的正反馈：国家经济规模扩大——投资机遇增加——外部要素流入——经济规模更加扩大——投资机遇继续增加——外部要素更多流入……。根据当代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人力资源、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在各国间流动的。能有效应用这些流动的生产要素、提高配置生产率的国家，通常也是国际竞争中的赢家。

开放政策对国际要素集聚的核心作用是消除了国民经济的市场准入障碍。开放以各种方式鼓励外资、国外技术和管理的流入。稳定的、持续增强力度的开放政策构造了巨大的引力场，促使要素流入。外资的优惠是超国民待遇的，提供了流入要素在本地市场上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市场的透明度、规范性不断提高，创造了跨国公司熟悉的经营环境；加入WTO承诺，更加提高了市场准入透明规范的稳定性和法制化；政府对外资的服务是高度积极有效的，使投资软环境不断改善；中国的综合投资发展环境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形成要素集聚能力，是中国国家能力提升的关键，其原因在于：

1、国际高级生产要素在中国得到使用，增加了中国的财富创造，扩大了中国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中国政府获得了税收，政府有了更高的能力提供公共产品，社会更加进步，国家有更多的财力进一步发展经济，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国内闲置生产要素得到开发使用，从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在中国，国际要素集聚的特点是，中国以低级要素吸引国际高级要素，以闲置非流动要素吸引流动要素。由于低级要素的大量廉价供给，高级要素被吸引，迅速提升了整体经济结构水平。重要的是，高级要素的流入，使中国低级要素的使用更加有效，边际产出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一，就是要素投入总量的增加，中国要素投入总量增加的机制之一来自于外部要素拉动。

3、国家整体经济规模迅速提升，从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迅速增强。中国发展的动态为国际企业所关注，中国经济结构的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国际企业新机遇的创造，对外开放政策的每一步推进，都意味着国际企业投资与盈利空间的扩大。巨大的制造能力为世界提供着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并影响着国际市场的价格，巨大的国内需求能力成为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购买者。

4、整体经济规模扩大，日益为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建立坚实基础。巨大的经济规模从而购买力、竞争力、投资机会等，使中国国家战略的每一步都具有世界意义，从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与运行。国家所支配的经济体日益扩大，所支配的财力日益扩大，对国际事务发挥作用的能力日益扩大，从而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日益扩大。

从为自身发展而利用外资的开放政策，到影响世界经济的运行，中国的这种影响不是任何国家能够形成的。这里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外资政策的有效性，二是国家具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中国的经济规模提供了客观的有利条件，显然这种规模本身又是有效发展的结果。外资进入中国是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外资的这种流动不仅大大改变了生产成本，改变了世界的生产布局及贸易流向，而且激活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并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正如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样，“国家核心能力”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拥有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使该国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综合的、不易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独特优势，不仅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为本国创造经济收益，而且确定了该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特定地位和为世界经济贡献的特定方式。要素集聚能力的合理利用，不仅能快速增加一国的物质财富，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能增强该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国家核心能力

要素集聚是当前中国的核心能力所在，但是，要素集聚能力并非现代国家能力的全部，而只是它的一部分。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1-0018―04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较早见于王增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理论学刊》1998年第5期)一文，之后，引起学界关注。2009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任务。于是，极大地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研究。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探寻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原因以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意义两方面，鲜有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成果的疏理，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概念的定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或民族化的关系的阐述。尤其是，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应从哪些方面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主要内容等问题，还少有人问津。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探讨，将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的研究。

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方式来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应有三大主题：一是围绕国内重大历史课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三是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应将三者密切结合，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

一、围绕国内重大历史课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一主题明确地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的任务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本身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是统一的。

对于这一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在1923年5月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就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列举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项革命措施”后指出：“以上十项政策，据马克思说，只有当时最进步的各国所能采用的，而且只有最进步各国无产阶级执政时所能采用的。若据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其中有些是社会政策，早已被现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了，而且实现了。但在当时，这些政策必须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才能实现，可知政策的决定，必须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了。”李达不仅明确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而且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变化对理论发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所作的“序文”中说：“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过时了。因此，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可见，实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实际，这就决定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随着变化的实际不断向前推进、不断结出新成果的过程。否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被后人窒息而失去它的价值和生命力。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上，每次重大结合的提出和实施，都是围绕当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课题展开的。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创造出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等老一辈革命家围绕着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开展了探索，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尽管在探索中出现了失误，但仍然是围绕着当时中国最大的历史课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展开的，同时也为我们后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历史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传统社会主义发生了危机。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国面临的严峻课题。不能再走老路，必须进行各方面改革。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到20世纪末，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任务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阶段性特征相结合，产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于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特征相结合，并吸收外国发展的理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回答中国所面临的新课题而显现其生命力的。

二、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

这一主题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世界历史眼光及世界历史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地揭示出，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从地方的、部落的局限性向真正世界性的历史过渡的客观进程。他们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他们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人类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中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孤立地去生存、发展，人们能够选择的仅仅是主动还是被动地进入世界历史而已。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这就是，一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二要敏锐地把握世界时展的脉搏和契机。由此才能清醒、主动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命运。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

近代以来的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开世界环境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新民主革命时期，就以开阔的世界眼光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正是高瞻远瞩，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深刻洞悉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崭新性质及其发展规律，才引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之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之后，在国际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两极世界格局解体之后，世界政治格局逐渐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邓小平及时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时代主题决定了我们可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20世纪90年代初，剧变，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的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共十四大报告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时充分阐明了它的国际背景，指出：这一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里讲的时代主题、时代特征、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都是一种世界眼光，一种国际比较，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性质。中共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来看，许多思想观点直接就是对当代世界及其发展的新概括。例如：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文明多样化的判断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世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三、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把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历史机遇，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列宁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到实行“新经济政策”，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并沟通世界市场。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公式，即“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虽然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间比较短，但他的这一设想与初步实践具有发生学意义。后来邓小平总结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评价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而且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强调，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邓小平也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我们要在全球视野之下来谋求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理论研究要处理好中国特色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其中就包括要研究西方的经验与教训。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主要向苏联学习、借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20世纪80年代后，以“苏联模式”为标志的传统社会主义出现了空前的发展性危机，发生了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尽管在某些方面实行了不同于苏联的做法，但从总体上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加之极左思潮的干扰，进入70年代后期便出现了危机。从文化上讲，是教条主义造成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试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所说的从根本上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与此相适应，在文化上也开始了新的选择，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文化价值取向比以往面向俄国的文化选择具有更加宏阔的视野。文化面向世界，一方面，中国文化必须走向世界，树立中华民族的鲜明形象。这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拿孔子学院来说，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接近300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美洲及欧洲最多)，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博采各国文化之长。经过改革开放的继续探索，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共十五大报告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渊源时指出，“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博采各国文化之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源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来看，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等等，既是当代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又是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产物，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1．1世界城市的概念与内涵

国际学者在研究世界城市相关概念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表1列举了国际上世界城市相关概念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及观点．国内学者在概念方面的提法和解释呈多样化，诸如国际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城市、国际性城市、国际性中心城市、现代化世界城市等等，从目前趋势看“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逐渐成为国内学界较为一致的概念称谓［4］．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对于世界城市的概念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发展并逐渐趋于一致的认同．陈锐［5］在总结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征的基础上，将世界城市的概念界定为：依托世界经济网络和城市经济区两大载体，通过培育城市文化主题完善多维创新体系，以新型业态整合资本、人才和技术等高端资源，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快速高效集散，以发挥其对世界经济、社会体系的管理与控制作用的国际第一流城市．在世界城市的内涵特征方面，国际学者将观点集中在主要的职能中心、特征及条件与判断标准方面，表2列举了霍尔、弗里德曼、萨森、西蒙等四位国际学者的观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世界城市研究也急剧增温，研究角度也比前期更加细化和深入，如职能体系［6］、空间分散与产业集聚研究［15］、指标体系研究［16］、人口迁移问题［17］、城市发展战略［13，18］、巨型城市区域［19］、国际交通体系［20］、人口分布格局［21］、国际会展业［22］、世界城市网络理论［23］等等．对于世界城市本质的探讨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主要观点是：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主要表现在控制力、影响力、表现力上［14］，其本质可概括为一个结点、两个功能、三个特征，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13］．随着世界城市概念与内涵特征的探讨逐渐深入，我国学界的判定标准与国际研究的主流逐渐一致，高级服务业水平、跨国公司总部等因素是公认的判定标准．但应当看到，世界城市理论还存在一些争议［4］：世界城市内涵仍在发展当中，在未来这一问题仍会持续；世界城市研究有西方中心倾向，较少关注中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也忽略了东西方世界城市发展模式的差异；不连续城市发展模式与世界城市区域联系、时间演变观点的发展模式分歧；对城市社会分化、城市社会问题及可持续发展压力等问题的忽视将导致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世界城市发展的依托问题．

1．2世界城市的本质

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其本质特征首先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源于聚集其中跨国企业和跨国银行总部［7］．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集聚地、信息中心和高端人才集聚中心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度达到强或极强），而较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经济高度服务化和集聚全球跨国公司总部、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国际交通便利、科技教育发达、人居环境优良等条件支撑着世界城市的这些中心．世界城市的本质可概括为一个结点、两个功能、三个特征［13］，即：一个结点，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组织结点，整合以人流、物流、资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为代表的现代市场资源；两个功能，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控制力与影响力，是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控制中心，是世界文明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中心，也是城市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体；三个基本特征，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具有巨大的国际高端资源流量与交易，具有全球影响力．当代世界城市的本质体现在［14］：它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的主要节点，是世界体系中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指挥控制中心，发挥着全球的影响力、控制力、表现力，欧洲、美洲和亚洲等区域通过世界城市的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本质属性主要表现在控制力、影响力、表现力上．其核心功能主要是世界经济管理控制中心、全球政治中心、世界知识创新中心、世界文化中心、世界航运中心．表3与表4根据郭万超的观点对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核心功能与核心要素进行了整理．

2世界城市本质对城市地理信息的需求

从概念演化到内涵分析，再到本质及核心功能、要素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于世界城市的研究也随着世界城市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及核心功能对城市地理信息的获取、管理与服务都提出了新的需求（图1）．控制力是世界城市拥有的整合和配置全球资源要素、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能力和权力．本方面的城市地理信息需求主要是：聚集要素的表达与空间化管理；要素辐射范围的确定；石油、铁矿石、人才、信息、资本等等作为国际战略资源进行管理；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等作为国际战略产业的配套地理信息服务；机场、铁路、港口作为国际战略通道配套信息化监控与管理等．影响力是世界城市拥有的主导和改变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能力和权力．各种代表话语权的定价、信息权利等，以及代表软实力的跨文化交流、价值观等会形成一些新的地理信息要素，这对城市地理信息的获取方法及服务体系的整合度和服务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表现力是指世界城市使自己的实力（主要是控制力、影响力）得到世界认可的能力，也包括对自己形象的塑造能力．面向国际的政治形象和社会形象的树立对城市地理信息的需求主要体现在管理层面，面向国际形象的诚信环境、公众素质、文明程度、社会风尚等也对城市地理信息管理方式与服务体系提出了更加体现国际化、多元化、人文理念的要求．对于世界经济管理控制中心，全球化公司、跨国公司和世界级金融机构有针对全球或区域产业经济的运行状况进行空间化监管的需求；对于全球政治中心，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空间分布、辐射范围、空间决策等等需要不断完善的城市地理信息服务体系的服务环境；对于世界知识创新中心，新产品、新市场和就业新机会的衍生会不断产生新空间要素，各种新要素的更新、管理方法、服务方式需求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城市地理信息服务环境具备开放性，并实时更新；对于世界文化中心，世界级文化资源与品牌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服务业的发展模式，本地文化与国际化、多元化的文化相互融合，城市地理信息的获取、管理、服务都要适应多元化的需求；对于世界航运中心，当前是航空时代、高铁时代、远洋时代、信息时代，世界城市掌握的世界级交通体系越强大，掌握的人力流、物资流、资本流、信息流、知识流越多越集中，其控制力就越强．世界航运中心不仅要求城市地理信息为其自身运行作保障，还要求在五大流的运行过程中进行全方位的空间化监管，如物资流的地理位置追踪与全过程监管等．

3世界城市建设的城市地理信息需求

世界城市地理信息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生活其中的人群，还包括其控制力、影响力和表现力辐射范围涉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机构，以及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产业和通道．因而，其城市地理信息服务必然要适应这些“对象”的动态变化的需求．世界城市建设的城市地理信息需求主要解决好以下问题：第一，分析世界城市建设与城市地理信息需求的动态关系．世界城市建设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其本质属性和核心功能的增强，其对城市地理信息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第二、分析世界城市建设对当前城市地理信息服务体系提出的新的需求，明确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哪里；第三，从城市整体观的角度出发，分析城市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应考虑的从整体到局部的不同层次；第四，从业务的时空管理视角分析城市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如何满足世界城市建设中出现的新业务需求．

3．1世界城市建设与城市地理信息的关系分析

从城市地理信息角度看：一体化管理、信息资源整合与融合、新技术服务方式、共享与安全的平衡构建起来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应支撑世界城市核心功能、要素层面的各种中心，使其汇聚成体现世界城市本质的控制力、影响力和表现力．从世界城市角度出发：其本质在城市功能层面体现于政治、经济、科教、文化、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城市设施等方面；其核心功能和要素体现在各功能的下级职能，如经济体现在金融、商业、租赁业、商务服务业、智慧服务业、信息业等，这些职能需要实现智能政府服务、智能企业网络、智能交通、智能社区与人口资源管理等智能化的管理；世界城市的建设要求提升已构建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的服务效率，多行业、多部门、多系统协同管理，形成对城市地理信息的整理观和立体化管理．在世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其控制力、影响力、表现力的不断增强，其各项核心功能和要素的内容、辐射强度和影响范围也在不断变化，他们对地理信息服务体系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因而在城市的功能层面、智能管理层面以及城市地理信息管理的整体观和立体视角也在随之发生内涵上的演化，这个过程是动态变化的、螺旋上升的，与世界城市的建设过程紧密相关．

3．2世界城市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面临的基本问题分析

当前，世界城市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面临的基本问题主要体现在城市地理信息的一体化管理与信息资源整合、新技术服务方式、共享与安全的平衡等三个方面．第一，一体化管理与信息资源整合，从离散的分行业部门的城市空间实体要素层管理向连续的一体化管理的方向发展，从单部门、单行业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向多部门、多行业的信息资源整合与融合方向发展．以五大流为代表的现代市场资源，跨地域、跨政区、跨领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各职能的中心，都要求将原先分散的各类城市空间实体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化的管理，以支撑各核心功能．第二，新技术服务，从传统的服务方式过渡到新的技术服务方式，如城市地理信息的无线网络服务、智能化的查询与分析、可视化的二维平面与三维立体甚至四维时空展现、便捷的云服务和高效的超并行计算，特别是城市地理信息的物联网应用，借助射频识别技术把所有城市空间实体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形成能够智能化识别和管理城市空间实体的物联网应用．第三，共享与安全的平衡，促使城市地理信息共享与安全体系达到平衡，形成开放的、实时更新的信息服务环境．城市地理信息的共享与安全的前提是标准化和规范化，法律环境是其保障，通过政策进行调控．信息共享与安全的标准、政策、法律在各个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都可能会有所不同，而要对构成世界城市核心要素的各种中心进行城市地理信息服务则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标准、政策和法律环境．

3．3城市地理信息服务的整体观角度分析

以城市单元为空间尺度，与城市运行、城市功能、城市管理和城市形态等相关的空间实体，即城市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外部自然条件和内部各组成要素以及与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和运行管理相关的空间实体是城市地理信息服务的主要载体．这些空间实体有着具体和抽象的存在形式，有着相对稳定和相对频繁的变化频率，有着城市上空、城市地表和城市地下的空间层次．空间实体是城市的最小“细胞”单元，同种存在形式、变化频率及同一空间层次的空间实体的聚集构成了某一方面的城市“器官”，如街道和建筑、城市的地下管网和其他设施、城市区域的气象环境等等．不同的城市“器官”构成了城市的“个体”．在世界城市建设过程的前期阶段，大多针对每种城市“器官”建立了城市地理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却没有过多考虑各“器官”之间的关系．在其本质及核心功能扩展阶段需要借助各种城市“器官”逐渐突出某种核心要素时显得力不从心．从该角度出发，世界城市地理信息服务体系应考虑三个层次的实现问题（图3）：（1）如何聚集起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新的空间实体并使之服务于世界城市的某项核心要素；（2）如何使各项核心要素共同促成世界城市核心功能的扩展；（3）在新的世界城市“细胞－器官－个体”的机制下，如何完善现有地理信息服务体系（软硬件环境）以支撑该机制．

3．4基于城市地理信息的要素时空精细化管理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5

论文摘要：人类社会正在向知识社会转变。知识的爆炸式增长和高速增殖是知识社会的明显特征。人的智慧和创造将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知识社会将是开放性、全球性社会。

一、人类社会正向知识社会转变

随着汹涌澎湃的知识经济浪潮的涌来，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从一l:业社会转变为知识社会。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着眼于对社会变化的研究，提出了知识社会的概念。如，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指出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一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奈斯比特提出了信息社会概念，托夫勒提出了“第二次浪潮”概念。托夫勒的“第二次浪潮”概念既着重于第二次浪潮经济，也非常重视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巨变。正如托夫勒指出的全球性的竞争至少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生产流水线时代的一致性、一律性，回到官僚和体力型的经济。但是第一次浪潮不仅仅是个技术和经济学问题，它涉及到道德、文化、观念以及体制和政治结构。总之，它意味着人类事务的一场真正的变革。他还指出: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将生存下去，为我们的后代塑造未来。而那些拒绝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人则将被冲进历史的阴沟里。可见全球的发展态势标志着人类向知识社会的转变。

那么，人类向知识社会转变的标志是什么呢?人类向知识社会转变的标志区分为理论标志和具体历史事件标志两个层次。从理论层面看，就是知识在生产力作用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知识作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先导走到了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形成了“知识一技术一生产”的循环图式，而目知识作为生产之母，其转化到技术和生产之中的周期愈来愈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用邓小平的语：一表达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具体历史事件层面看，如果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志应该用历史事实来确定的话，人类向知识社会转变的标志是一连串相互联系的历史事件。人类向知识社会转变的第一个历史事件标志是: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颁布的《士兵权利法》。根据规定，给了美国每一位复员士兵上大学的钱，美闰退伍军人作出热烈反响，这标志着人类对知识的重视和知识向社会的普及。第二个标志是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作为20世纪伟大发明之一的电一子计算机，标志着人类信息时代的到来。第二个标志是1955年美闰白领工人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人数首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奈斯比特将此作为美国社会从丁几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标志.并将新社会称之为信息社会。第四个标志是J997年比尔·盖茨征服汽车城。也就是说，曾经以汽车为标志的美国，如今将被微软公司老板，人称21世纪信息产业的资本家征服了。第五个标志是超级计算机深蓝战胜棋王一卡斯帕罗夫·····一则则惊人的消息，真实地表明了信息时代、知识社会的到来.人类的生存方式将有极大的改变。

未来社会是以知识为主体的社会。人类社会要经历厂又种形态:一是权力主体社会，即经济强制权力和行政权力合一权力本身成为支配社会一切方面的决定力量。二是财富主体社会，即追求财富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原则，财富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二是知识主体社会，即知识成为社会的独立的主宰力量。知识主体社会以知识为主体，以财富为基础，以权力为保障，但知识处于社会的核心和支配地位。上述三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意味着社会本体从官本位、金本位向知识本位过渡。我们正处在向知识社会的过渡时期。

二、知识社会的特征

知识社会有许多特征，下面就主要的三个方面加以描述。

1、知识的爆炸式增长和高速增殖是知识社会的明显特征。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每5至7年知识量就翻一番，全世界每天发表2万篇文献著作。目前世界上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数量相当于过去2000年中科学家数量的总和。知识增长的曲线似乎是绝对上升的和无尽头的，知识同样是没有极限和无穷尽的。知识的一飞跃和领先是不可逾越的。较少的智力投资有可能创造极大的经济价值。重视知识和智力开发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2、人是知识社会的主体，人的智慧和创造将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人是一切社会的主体，但主体作用的发挥有一个过程，即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过程，从物质型生产向非物质型生产的转变过程。根据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的估计，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制造业的雇员所占比例将下降到12%，但生产率不会下降、反而增长。80年代、以每年递增!%上升到3%;1979年到1992年，劳动力以巧%的速度缩减，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仍以35%的速度增长。由于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在高性能工作场所从事工作的人是知识工作者而不再是体力劳动者。麦肯赛新近研究断定、干年之交美国职业中so%以上的工作本质上是“脑力”的工作。今日企业的发展壮大主要依赖于创新，而创新则主要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知识和信息成了经济增长的杠杆。在工业社会里、投资被用于购置工厂、设备和资本工具。而今天，大部分投资被用于知识更新和提高能力，开发人力资本;另一部分投资用于信息技术开发，产生增值网、广域网等。

3、知识社会将是开放性、全球性的社会。工业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孤立的，而新的经济则是开放的、全球性的。这是因为:知识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研究和学习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语言和通迅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网络和多媒体把社会联系在一起。因此，信息和知识绝不会仅限于一个闰家或地区内，而是几乎不受限制地流动，并有无限的扩大能力。无边界的知识、信息、技术有潜力使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得平等。无边界经济或全球经济的一种最主要的实现形式就是跨闰公司。与此相应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自动化进程的加速，许多人可以在家上班。人称SOHO现象越来越寒普及。特别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虚拟公司”、“虚拟社群”正在出现，有人甚至认为将导致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形成“虚拟生存”。

三、迎接知识社会的挑战

知识社会将成为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主流。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迈向第砚步战略目标，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为此，我们必须做到:

第一，转变传统观念，依靠科教兴国。过去，企业两只眼睛看政府，那时是权力经济;现在，企业两只眼睛看市场，资本、资源显得十分重要;未来，企业必须把知识、信息、人才放在首位、紧紧依靠科技求发展、求生存。未来就从今天起步，所以，我们要把目光从依靠资源、资本的眼前效益中转移到依靠知识科技的长远发展中，依靠科教兴国。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6

[关键词]资本主义；解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作者简介]朱晓鸣，易承志，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63

[中图分类号]B565.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1－0018－04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否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对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anandBraudel)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特征》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其“长时段理论”连同年鉴学派一起，对20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本文主要是对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进行解读。该书是1976年布罗代尔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所作的三次学术报告演讲，并附录了布罗代尔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谈。布罗代尔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既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因的新解释，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新界说，例如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中心与之间的关系等都提出了其独特的见解。布罗代尔重视从生活世界人手进行观察和研究，他的这些见解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范围之内对资本主义所作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结果，从而为我们这些外部读者深入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视角。作为20世纪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布罗代尔是一位追求真实历史并对于人类前途有着热忱企盼的学者。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特质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期盼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然而，布罗代尔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动力、本质与特征时有不少观点是经不起推敲或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的，对这些观点的批判与反思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困惑。

在该书中，布罗代尔首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进行了探索。布罗代尔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在他看来，“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的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浑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对于人来说，过去获得的经验和受到的毒害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平庸之物。而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布罗代尔坚持认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包括人口、技术与市场。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分析方面，布罗代尔与马克斯・舍勒以及马克斯・韦伯存在着根本的歧异。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归因于物质生活中的人口、技术与市场等客观因素，而马克斯・舍勒与马克斯・韦伯均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在本质上归因于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其中马克斯・舍勒把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一种“怨恨”，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动力根源于新教伦理精神。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并对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本质进行了分析。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市场经济是由商品交换引发的，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他坚持对市场经济作出某种区分，“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在他看来，第一种形式的交换包括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第二种形式的交换主要是远程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容易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布罗代尔总结道，两种形式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在物质生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发展历程方面，布罗代尔正确地指出物质生活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他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认为，“其实，一切都驼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籍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张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这种观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是相符合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有着很好的吻合。

二

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研究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定位在封建主义末期的传统不同，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也不是在旧的封建土地贵族阶级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财产关系，而是寄生在封建等级制内，利用它的奢侈、闲散和缺乏远见，攫取它的财产。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并且，他以欧洲、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不同社会条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命运迥异的原因。与我们传统认为东方社会的高度封闭性与稳定性不同，布罗代尔认为中国与伊斯兰社会的构成远远不如欧洲封闭与稳定。在布罗代尔眼中，中国的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布罗代尔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洞察，觉察到了那些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将受到国家的怀疑，而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这就使得在中国，“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被可以称为极权的国家所制服”。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18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领由国家分配。因此，社会的顶峰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而大家族正是布罗代尔所相信的初始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并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通过比较，布罗代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代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社会等级是开放的、流动的，而欧洲的社会构成显得远为封闭与稳定。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论证。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而是

在欧洲，“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的财产关系：“财产和社会特权相对地受到保护，名门世家还能相对平静地坐享其成。由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各人基本上仍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必须确立这种平静或相对平静的局面，才能使资本得以积累，使名门世家得以绵延长存，使资本主义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降临人间。”过去流传下来的财产继承制度、封建地产、世袭家族的财富，为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基础。

尽管布罗代尔是在全面考察资本主义长时段历史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概念，其论述包含了深刻的理论探索意义。但对他的某些观点还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辩证的对待。例如，布罗代尔此处论证的符合逻辑并不能消除与文中其他地方的矛盾，尤其是与他对垄断与资本主义关系看法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垄断的，一切垄断皆具有政治性。“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基督教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沃勒斯坦在总结布罗代尔的思想时也指出：“如果没有一种政治保证你就永远不能支配经济，永远不能扼杀或限制住市场的力量，要想设立非经济性的壁垒，不让人家涉足经济交易，要想将非分的价格强加于人，要想保证非优先性的采购，不依靠某个政治当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认为没有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对国家的情况下也能成为一个(布罗代尔定义下的)资本家，那简直是一个荒诞的想法。”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上述说法，也不能消除布罗代尔的一个悖论。因为，如果国家对资本家是支持的话，那么显然国家就不是处于中立的状态之中，这与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判断是矛盾的。

另外，在阐述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布罗代尔指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层面，竞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垄断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诚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垄断的程度越来越高，由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跨国垄断，但是，竞争始终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否认了竞争，也就等于取消了资本主义。

最后，在关于专业化即劳动分工问题的阐述上，布罗代尔的观点也容易引起争论。布罗代尔认为：“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对此，布罗代尔作出了三项判断：(1)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因为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全部的活动拢固；(2)大商人经常要更换经营活动，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3)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对他的三项判断都不难予以驳斥：第一，他所谓的商人即资本家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竞争的存在以及市场规律的作用确实没有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完全吸引住，而是倾向于将各行当的利润平均化，然而，由于竞争与市场规律的作用，资本家要在部门利润趋向平均化的市场中生存或取胜，就必须实行专业化，取得竞争优势。第二，高利润确实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直至竞争使得其利润向社会平均利润靠近。然而，如果布罗代尔承认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话，则大资本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进入已为别的资本家所垄断的高利润部门；如果垄断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的话，那么大资本家还是会选择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则专业化乃是其必然的结果。布罗代尔的第三个判断，事实上是对其关于专业化问题的自我反驳。金钱交易即金融产业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部门，其走向专业化与其他资本主义部门的专业化一样，具有必然性。因此，上述质疑不仅了布罗代尔关于资本家专业化的命题，并且又一次对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观点作出了有力的反驳。

三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及其进程的认识是与世界总体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区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两个概念，布罗代尔详细地阐述了经济世界、经济世界的中心与的关系以及经济世界中心转移的规律。布罗代尔将世界经济界定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即西第蒙斯所说的“全球市场”，经济世界则指的是在全球形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情况下，地球上一个部分的经济。一个经济世界总要有一个极，一个中心，并且分解为中心地区、中间地区和地区。与沃勒斯坦提出的在从16世纪才建立起来的欧洲经济世界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经济世界的观点不同，布罗代尔认为远在欧洲认识整个世界之前，自中世纪，甚至自古代起，世界就已经分成几个经济世界。这种观点现在基本上得到学界的认同。在阐述各经济世界中心变换即中心偏移规律的时候，布罗代尔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一种“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倾向。他认为，每当出现一个中心失落的情况时，一个新中心的重组过程就开始了。一个经济世界若没有一个重心，若没有一个极，就不能生存下去。这种倾向随着他将欧洲的经济世界归结为世界的资本主义的模子，就自然而然地显示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特征。这也是西方学者惯常流露出来的一种神态。然而，布罗代尔毕竟是一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追求历史真实，关心人类前途的学者，在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心变换规律之后，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性质并未发生改变，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剥削国际资源、利用国际机遇的基础之上；并且，它一贯地、顽固地依靠法理上的和事实上的垄断，不顾在这方面反对它的激励行动。这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心国家对国家的剥削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制度的不公正。从布罗代尔把这两方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并未改变的证据可以认为，布罗代尔正是把剥削当作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沃勒斯坦在总结布罗代尔的思想时强调说：“在我看来，参与布罗代尔所理解的市场世界就是意味着为世界的平等化而斗争，即为人类的自由与博爱而斗争，因为，这样一场斗争的逻辑不允许世界上存在着人下人。这是一个(对于传统观念的)扭曲：布罗代尔定义下的市场所取得的胜利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表征，反而是世界社会主义的表征。”布罗代尔的上述观点不仅说明了其作为一名史学家治学的科学性，也说明了他对人类前途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观相呼应。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碳关税；世界经济；农产品贸易；影响

中图分类号：F741.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1

引言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环境污染问题也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为了进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发达国家对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的国家实施了碳关税这一惩罚性边境调节税。从表面来看，碳关税的征收主要是针对环境保护，但实际上却是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贸易限制手段。因此，有必要对碳关税对世界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展开分析，从而更好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碳关税的概念及特征

所谓的碳关税，其实就是对高耗能进口产品收取的二氧化碳排放税。就目前来看，碳关税主要针对水泥、钢铁、铝、玻璃自评等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最早由法国提出。从特征上来看，其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因为，控制碳的排放关系到世界人民的利益，属于WTO条款允许内。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这却是发达国家向其征收的特殊关税，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在行使贸易保护。其次，碳关税具有覆盖广泛性，几乎整个贸易领域都涵盖在征税范围内，钢铁、化工、化肥等行业更是受到了较大影响。再者，碳关税具有保护方式隐蔽的特点，其实是变向的将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目的与气候变化控制问题捆绑在一起，是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公约寻求贸易保护的隐蔽手段。此外，碳关税具有强制性，在执行方面将受到法律保护。

二、碳关税对世界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在研究碳关税对世界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时，可以使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利用该模型，可以对各个国家的生产、消费等情况进行描述，然后通过分析国际商品贸易关系将其连接成一个多国家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则可以利用GTAP数据库进行全球经济数据的分析，从而对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

（一）碳关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自碳关税开始征缴以来，从总体上看世界各国GDP受到的影响较小。但自从欧盟单方面进行碳关税的征收后，除欧盟和日本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的GDP均有所下降。其中，受到影响最大分别依次为中国、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GDP下降幅度分别在0.0236%、0.0226%和0.003%左右。其中，金砖国家由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从整体上来看，全球GDP仅有0.0036%的降幅，所以碳关税征收对世界经济影响并不明显。而自美国征收碳关税后，欧盟、日本和非洲等地区GDP均有所提高，中国和金砖国家则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GDP分别降低0.0283%和0.0036%[1]。在日本征收碳关税后，中国和东盟地区的GDP再次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是，美国和日本并未从碳关税征收上活动更多的利益，其在征收碳关税后国家GDP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欧盟国家是碳关税征收的收益者，中国则是最大受害国。在欧盟、美国和日本同时进行碳关税的征收后，世界经济下降0.0063%。

作为关税的一种，碳关税征收将对各国的贸易平衡产生影响。在欧盟征收碳关税后，除了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金砖国家、非洲、东盟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净出口额均有所减少。而中国的贸易顺差出现了明显下降，美国降低最多的则为贸易逆差。所以从这可以看出，欧盟碳关税的征收使中国贸易出口受到了抑制，但是同时也促进了美国的贸易出口。美国征收碳关税后，除美国、中国和东盟以外的国家净出口额均有所增加，从而使欧盟成为了获益最多的地区。日本征收碳关税后，除日本、中国和东盟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净出口额均有所提高[2]。而从总体上来看，自欧盟、美国和日本征收碳关税以来，欧盟、日本、美国和非洲成为了最大的收益者，中国、东盟和金砖国家的贸易出口额均有所降低。

（二）碳关税对农产贸易的影响

在农产贸易方面，碳关税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欧盟征收碳关税后，世界农贸出口额有所下降。其中，美国、欧盟、金砖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出口额显著下降，中国、东盟等国家出口额明显上涨。美国征收碳关税后，世界各国农贸出口额均有所下降。其中，美国下降幅度较大，其次则为欧盟和其他地区。但是，中国、东盟、金砖过埃及和非洲等地区出口额则有所提高。日本征收碳关税后，世界农产品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小。从总体上来看，出口额下降最多的为日本，欧盟、美国和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也有所下降。在三个征收碳关税的国家和地区中，欧盟农产品贸易受到的影响最小，美国和日本的农产品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大，几乎所有农产品出口份额都有所下降。而金砖国家、东盟和非洲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都有所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额除了油菜籽和其他食品之外均有所提高。分析原因可以发现，相较于重工业和采掘业，农产品生产的碳排放量较少。而碳关税的征收，使得生产要素向碳排放强度较低的农业部门聚集，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份额增加。所以，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碳关税的征收并不会给发展国家带来过多负面影响，并且还能够为世界农产品贸易地区结构的改善提供一定的助力。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碳关税征收将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进行农贸产品贸易发展。

三、结论

总而言之，在发达国家陆续进行碳关税征收的发展背景下，世界经济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面对这一发展形势，发展中国家还应该尽快认识到碳关税征收给自身带来的影响，并且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从而在低碳时代取得新的贸易发展优势。同时，考虑到碳关税征收对农民产品贸易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大农贸产品出口力度，从而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迎来世界市场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潘辉.碳关税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02：41-46.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8

【关键词】创新文化创意经济人才

文化创意产业是当今世界基于一定的文化资源不断进行新的创意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

在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根据一定的文化资源不断地提出新的产业创意，并使自己的文化资源蓬勃地发展为一种新兴文化创意产业或称创意经济。文化既支撑着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又使自己独立地走上了产业化的发展之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个人认为，文化是体现在一个人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上的品位道德，是文化积累的总和，渗透进生活的实践中。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创新。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创意产业是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当今全球化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基于一定的文化系统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及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理念思潮和社会实践活动。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以消费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娱乐需求为基础、以创意为核心、以高科技手段为支撑、以网络等新传播方式为主导、以文化艺术与经济的全面结合为自身特征，向大众提供文化、艺术、精神、心理、娱乐产品的新兴产业，并且形成跨国、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重组或创建的新型产业集群。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特征

（一）文化特征

任何文化创意产业都必须以一定的文化为基础，任何创意既是对一定文化的创新，同时创意本身也必须是有文化的。任何文化创意活动，都是以知识和智慧创造为特征的文化符号的积累、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产业活动。

（二）创意特征

所谓创意，其本意一是创新，创立新意或标新立异；二是提出创造性的见解、方案、意境等。文化创意产业就是以一定的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的产业。创意是文化产业的生命，我们大致可从以下一些方面来分析创意：

创意需求。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性、文化性、娱乐性、心理性的产品需求必然会越来越大，这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既要紧紧抓住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又要千方百计地创意出新的需求。

创意产品。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文化产品，一定要能充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和注意力，要能击中他们心灵。只有这样，才能既在市场上获得经济效益，又在社会中获得社会效益。因此，需求不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风险投资被认为是当代经济增长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动机。“成功与风险并存”，这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魅力。

创意的原创性和不可复制性。只有原创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意。真正的创意不可复制。

（三）人才特征

如果说创意是文化产品的生命，那么，具有创意的高素质人才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灵魂。一方面，创意型人才决定着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死存亡和发展；另一方面，创意型人才也是十分难得的，他们的培养和形成是有别于传统产业人才的。

（四）大众化特征

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的必然是大众消费文化，具有娱乐性、消遣性、益智性、赢利性等特点，它的本质是以市场为中介，把一定的文化转化为适应大众文化胃口的消费文化。因此，这就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大众化、世俗化特征。从供求关系看，大众化也是由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的。但是，文化创意产业纷纷将文化推向了大众化的市场，好像大众化、世俗化已成为了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难免出现严肃文化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或世俗文化的矛盾。

（五）高附加值特征

文化产品、尤其是原创性的文化产品都是高附加值产品，所以，文化产业也必然是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因为从事文化产业的劳动是复杂劳动，而复杂劳动的价值是简单劳动的倍加，特别是从事制作原创性文化产品的劳动，其价值与简单劳动相差更大，这完全符合经济学的相关规律，正因为投资文化产业的回报远高于其它产业，所以，众多的投资者才会趋之若鹜。

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

（一）产业地位主体化

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人们在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在消费中其体验式的文化消费比重肯定会逐步加大。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势头来看，这种无形的文化服务性生产也越来越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点已成为了世界的普遍共识。文化创意产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迅速提升，而且必然会逐渐成为各国的主导产业。

（二）产业空间国际化

文化创意产业空间的国际化主要是由经济、文化的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全球化将会把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日益紧密地连接成一个整体，使整个世界成为真正的全球经济，并营造一个“无疆界”的市场。

（三）产业形态数字化

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密集、信息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领域，而各种先进的高科技的应用，又必然将文化资源整合为高新的文化产业形态。因此，数字化、网络化实际上已成为未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多民族的文化形态。大力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化创意产业、反映多民族的文化特征、使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

三、吸引创意人才所需的对策研究

完善人才管理系统，建立文化产业专门人才数据库，设立各类文化人才档案和跟踪机制。

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和基地。近年来，国内高校建立了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开设了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社会上也开展了许多相关培训，主管部门可以进一步规范他们的教育资质，并赋予其更多的教学职能，充分发挥这些资源和平台的作用。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城市；全球城市

中图分类号：F29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051-04

二战以后，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的增加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逐步形成，以及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的不断渗透，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管理、金融和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从而使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并涌现出若干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世界性城市，一般称之为世界城市（World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City）。对世界城市的研究日益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世界城市的概念、特征、功能、分类以及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世界城市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方面。

1世界城市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1966年，霍尔(P.Hall)最先对世界城市作出了较全面的解释，即专指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国家的贸易中心；主要银行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各类专业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娱乐业已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1］。1986年，弗里德曼（J.Friedmann）系统地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他认为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产物，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的功能。世界城市的判断标准有2个：一是城市与世界经济体系连接的形式和程度，即作为跨国公司总部区位的作用、国际剩余资本投资安全性、面向世界市场的商品生产者的重要性、作为意识形态中心的作用等；二是城市所控制资本的空间分配能力，如金融及市场控制的范围是全球性的，还是国际区域性的，或是国家性的［2］。

美国著名学者S.Sassen(1991)将世界城市称为全球城市，她认为全球城市就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讯设施的地点，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全球城市具有以下4个基本特征：（1）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2）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3）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4）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3］。

M.Castells（1996）针对那些少数国家中能吸引和集中高层管理活动的特定区域而创造了节点城市概念，节点城市是全球经济下的点，电信港的发展使得这些城市能够跨越传统的边缘界线而进行交流和贸易。世界城市则是“那些在全球网络中将高等级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与它们的辅社会联结起来的地方”，“世界城市产生于公司网络活动的关系以及以知识综合体和经济反射为基础的城市之间的联系之中”，“城市不是依靠它所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流经它的东西来获得和积累财富、控制和权力”［4］。与以前的静止的世界城市概念不同，Castells赋予世界城市动态的和联系的内涵，从而将世界城市理论向前推进一步。

2世界城市的特征和功能研究

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源于聚集其中的跨国企业和跨国银行总部。因此，金融中心、管理中心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经济功能。金融中心构成了最高等级的世界城市体系，并以它们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为特征。国际金融中心可以看做是世界城市概念的延伸，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成为世界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特别分支。Reed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1981年他收集了美国76个城市1900~1980年有关金融、经济、文化、地理、政治方面的50多个指标进行多变量分析，勾勒出美国金融中心的等级体系和演变过程。1989年他又对全球金融中心体系进行研究，认为纽约、伦敦属于全球性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巴黎、东京、苏黎世属于第二层次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布鲁塞尔、芝加哥、多伦多、悉尼、圣保罗、新加坡、香港等属于第三层次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之后，L.Budd&S.Whimster（1992）、Lee&Schmidt-Marwede(1993)、Drennan(1996)、Meyer(1998)等也研究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及分类。

Friedmann与Wolff(1982)认为世界城市的经济从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和金融业快速转移正是这些全球变化进程的空间表现，在世界城市中的许多地方性的问题总是可以理解为超国家的影响结果，特别是那些跨国界资本的快速流动［5］。Friedmann（1986）指出，尽管历史背景、国家政策和文化因素在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变量是解释不同等级世界城市对全球控制能力的决定因素，并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globalcontrolcapability）”的生产过程，而且这种控制能力的产生充分表现为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服务。

Sassen（1991）则对世界城市“生产服务综合体”（producerservicescomplex）进行系统研究，认为金融和生产服务业是特定生产过程的产品，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独立市场，已成为决定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力强弱的新的重要因素，并且它体现为一种建立全球生产和服务交换空间过程之上的“控制能力”的生产，而全球城市就是生产这种控制能力的中心。萨森（1995）还指出，全球城市服务功能的发展会因为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金融和特别服务业的强大需求而进一步壮大。随着国际交易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政府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也会逐步为世界城市所替代［6］。

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世界城市在信息网络建设中更是领先一步，成为全球通讯网络的主要结点，发挥着全球信息中心的功能和作用。Castells（1996）认为全球性城市支配着先进的通信网络，在描述世界城市发展时他写道：“巨型城市是连接各种全球网络的连接点。互联网不能掠过巨型城市：它依赖于坐落在这些中心里的电子通信与电子通信者（telecommunicators）”。Castells还指出，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把生产中心、消费中心、服务中心以及从这些中心的地方社会融入某个整体网络中的过程。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全球支配和过程是以网络组织起来的。新的通讯技术推动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在全球信息网络中世界城市充当着主要的节点，支配着互联网的全球地理结构。S.Graham&S.Marvin（1996）也认为，全球城市在塑造浮现中的全球地理和远程通讯基础设施发展格局中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特别是全球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在快速变化的通讯景观中发挥主导作用。Malecki（2001）运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拥有的骨干网络带宽与网络数量等数据，从中发现全球范围的网络信息空间的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

此外，世界城市还具有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如Hall（1966）曾将政治要素作为区别世界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的重要基础，他认为世界城市应是“主要的政治权利中心、国际最强势政府和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Friedmann（1995）也认为，“世界城市处于世界经济和地域性的国家政府之间的结合部分”，因此，“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世界城市这一概念具有典型的经济学语言痕迹，尽管这概念具有分析世界城市的能力，但掩盖了城市生活其他重要特征，如历史的、社会文化、管理、政治和环境等因素［7］。

3世界城市分类研究

1986年，弗里德曼采用7个指标：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度、商务服务部门的快速增长、重要制造业中心、主要的交通枢纽、人口规模，并按照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城市进行分类。N.J.Thrift（1989）接受了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但更强调服务功能的重要性，据此他选择了公司总部数量和银行总部数量2个指标界定世界城市，将世界城市分为三类：全球中心（纽约、伦敦、东京）、洲际中心（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矶）、区域中心（悉尼、芝加哥、达拉斯、迈阿密、檀香山、旧金山）。以研究大都市带而著称的美国学者戈特曼（1989）也提出了界定世界城市的三大指标，除了人口指标外，他认为“脑力密集型”产业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同时他还注意到政府权力中心对世界城市形成的重要作用。在他列出的世界城市名单中，除了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莫斯科、兰斯塔德、莱茵―鲁尔区等以外，还包括北京、圣保罗、汉城、墨西哥等新兴的世界城市。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TheLondonPlanningAdvisoryCommittee,1991）在讨论如何促进伦敦的可持续发展、维持其世界城市地位时，从基础设施、财富创造能力、增加就业和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等4个方面对世界城市进行比较和分类［8］。Knox(1995)认为以功能分类的方法来界定世界城市可能更有效，于是他提出了世界城市的3个判别标准：（1）跨国商务活动，由入驻城市的世界500强企业数来衡量；（2）国际事务，由入驻城市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数来衡量；（3）文化集聚度，由该城市在国家中的首位度来体现［9］。D.Simon（1995）认为，世界城市就是全球化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的基点（basingpoint），世界城市的判别标准如下：第一，存在一个完整的金融和服务体系，以服务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客户；第二，发展成一个全球资本流、信息流和通讯流的集散地；第三，有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能够吸引和挽留有专长的国际移民、技术人才、政府官员和外交官。BeaverstockJ.V.,TaylorP.J.等（1999）则从会计业、广告业、银行业和法律服务业等高等级服务业方面入手对世界城市进行等级划分。总之，各学者对第一层次世界城市的认识比较一致，即包括纽约、伦敦、东京或者加上巴黎，而对第二、第三层次世界城市的划分分歧较大。

4世界城市形成机制研究

弗里德曼（1986）认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在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所有城市均会重组其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从而使一些城市凸现为全球的关键城市。这些关键城市不再直接生产工业产品，而成为积累和扩散国际资本的基点，并通过复杂的全球城市体系成为整合全球生产和市场的指挥者和协调者，即世界城市。Friedmann（1995）进一步指出，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表达，而世界经济体系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经济系统所构成。经济实力越雄厚的区域，其拥有的世界城市的等级就越高，反之就低。Sassen(1995)认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商务交易的复杂性，伴随着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在这些城市的集中，也造成企业命令与控制职能的集聚。全球城市的形成动力来自于两股强大的经济力量的结合：一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二是对这种生产活动的控制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但同时她也指出，世界城市只是一种分析框架，用以抓住世界城市的共性，而每一个世界城市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要透过浓厚的当地制度环境和法律、行政框架才得以形成和发展。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益发达的全球通讯网络在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智能建筑、电信港、光纤以及其他关键技术，已成为正在浮现中的信息化城市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些电信设施的建设和扩张对一个城市未来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Moss,1987）。Lanvin(1993)认为信息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战略性资源，而电信系统则成为城市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先进电信设施在少数世界城市的集中，为它们进一步的繁荣提供了保证。Batten(1993)也认为，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联结到世界各地；二是能否在世界无形的

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三是有无创新性和适应性去不断开发网络中所固有的潜在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A.Leyshon&N.Thift（1997）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全球城市的发展和功能日益依赖于先进的远程通讯网络和服务，这样的城市在地理空间的小部分集中了绝大部分经济部门和跨国活动的通讯最密集的要素。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交易方式（面对面的或通过电子邮件），而不是简单地替代，远程通讯网络加速了社会经济要素的集聚性增长，从而促进了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著名学者M.Castells把当代信息经济归纳为由“流的空间”（spaceofflow）组成的网络型社会，而世界城市网络就是其中的网络之一。Castells于1989年首次提出了信息城市的概念，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础，构造了所谓的“发展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modeofdevelopment）。他认为，信息技术使得地理摩擦为零，世界经济将由“地方的空间”（spaceofplace）转变为“流的空间”。信息经济的流具有独特的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建立全球性的具有“瞬时”通达性的网络，就可以消除国家疆域的壁垒，这种情形充分表现在以通讯联系为基础的世界资本市场交易之中。如何获得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主要节点的控制权，就是在国际资本积累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并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之所在。

5世界城市网络研究

世界城市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全球性网络，它较少受政治势力控制，以资本流动、信息传递、商品交换、生产分工和合作为主要沟通纽带。但迄今为止，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单个城市的评价或几个城市的比较分析，对世界城市的形成研究较多，而对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和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了解甚少，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连续、完整、具有可比性的数据资料。Short&Kim(1996)等从电信容量方面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探讨。Lee&Chen(1994)、Smith&Timberlake(1995)、Keeling(1995)、Rimmer(1998)等曾采用国际航班旅客资料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之间的联系。Beaverstock等（2000）采用高级生产服务公司的办公区位来分析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着重探讨了伦敦与其他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最近，P.J.Taylor（2001）,P.J.Taylor,D.R.F.Walker,G.Catalano（2002）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Taylor等把世界城市看做是彼此连接的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世界城市网络的构建内容是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内以及办公点之间的那种很少面对面的接触，通过办公点间的各种信息、观念、知识和教育等彼此连接在一起。因此，世界城市网络可以解释成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以及它们之间产生的各种“流动”的混合体。据此，Taylor等从容纳力、支配指挥力和通道等三大方面和7个不同侧面（世界城市连接、国际金融连接、支配中心、全球指挥中心、地区指挥中心、高连接通道、新兴市场通道）对世界城市网络作用力进行了测定［10］。

6结论与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越国界的物流、人流、资本流和信息流的加速运动，形成了全球规模的经济系统。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世界城市的形成，而世界城市又依靠其强大的经济辐射和扩散能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全球化的势头有增无减，全球化正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尽管全球化的未来前景尚未定论，但对大城市来说，全球化无疑是新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全球范围内的大城市将被重新挑选排队，它们将在形成中的世界城市体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极化作用将加剧，少数大城市将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世界城市占据全球城体系金字塔的最顶端，是全球经济的指挥和决策中心。西方学者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判别标准、形成机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都处于探索之中。尽管学者们在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但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指那些在全球或世界某一大区范围内起到经济、政治、文化和信息枢纽作用，并具有高度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国际服务功能，集中了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是具有全球意义战略资源的聚集和配置中心。世界城市按照其经济能级和影响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全球性世界城市和区域性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形成是长期竞争的结果，世界城市格局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如战后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在加入WTO后，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将日益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实践上，中国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已经开始，应该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与全球经济接轨的步伐，并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其向世界城市迈进。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7042114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EYB028）。

参考文献:

［1］HallP.Theworldcities［M］.London:Heinemann,1966.

［2］Frie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J］.DevelopmentandChange,1986,17:69~83.

［3］SassenS.Theglobalcity:NewYork,London,Tokyo［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

［4］CastellsM.Theriseofnetworksociety［M］.Oxford:Blackwell.1996.

［5］FriedmannJ&WolffG.Worldcityformation:anagendaforresearchandaction［J］.InternationalJournalofUrbanandRegionalResearch,1982,3:309~344.

［6］SassenS.Onconcentrationandcentralityintheglobalcity［A］.In:KnoxPL&TaylorPJ.Worldcitiesinaworldsystem［C］.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63~78.

［7］FriedmannJ.Wherewestand:adecadeofworldcityresearch［A］.KnoxPL.&TaylorPJ.Worldcitiesinaworldsystem［C］.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21~47.

［8］TheLondonPlanningAdvisoryCommittee.London:WorldCity,1991

［9］KnoxPJ.Worldcitiesinaworldsystem［A］.In:KnoxPL&TaylorPJ.Worldcitiesinaworldsystem［C］.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3~20.

［10］TaylorP.J.,WalkerD.R.F.,CatalanoG.etc.Diversityandpowerintheworldcitynetwork.Cities,2002,19(4),231~241.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学隐喻；实在性；模型；经济学方法论；

作者：殷杰，祁大为

由于经济学不能提供对事件的具体预测[1]，而经济学家主要支持的却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准则[2]，因此，这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有关经济学知识如何构成及其获取方式的探讨，直接关系到这门学科的认知地位和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近期研究中，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研究在化解上述困境方面有所贡献，然而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经济学修辞学的代表麦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认为，因为波普尔传统在科学哲学中根深蒂固，所以由其所形成的方法论不能合理地解释那些实践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她主张回到“实践”，尤其是要关注经济学家的实践带给方法论的启示。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劳森(TonyLawson)认为，方法论者专注于认识论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意义，即这些理论忽视了关于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预设[3]52。劳森主张要找寻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前提，并对经济实在的本质进行概念化，也就是要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构成加以探讨。在面对经济学方法论究竟应该是“理论导向”还是“实践导向”这一问题上，科学隐喻作为一种说明框架逐渐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的关注。此外，“模型”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辅助工具，在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中有着频繁的运用。本质上说，经济学隐喻和经济学模型在实在性上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甚至一致性。因此，针对上述两个“导向”的争论，本文跳出传统方法论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争论的态度，在探讨模型这一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质的基础上，采用隐喻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化解经济学的困境和方法论的分歧，进而说明隐喻分析方法不仅是更新经济学方法论的可行方案，而且还深深“扎根”于“实在性”之中。

一、作为理论建构和实践工具的经济学隐喻

在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过程中，传统上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进入到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研究者的视野之中。此后，隐喻在哲学上的价值也逐渐体现在了认知的内在性、本质性的本体论层面；认知功能实现的认识论层面；以及跨学科、跨视域的方法论研究层面。与此同时，经济学方法论也发生了两个研究路径上的转向，分别是以仔细探查经济学家实践而不是专注科学哲学“教义”的经济学修辞学，以及旨在修正波普尔理论对经济学理论影响下对本体预设忽略的经济学批判实在论[3]51。两个理论分别在经济学研究者的话语实践，以及经济学假设的、未被观察到的经济实体(economicentities)和机制进行概念化的研究对象投入认识的过程中都着重强调了隐喻分析方法。传统上仅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由此进入了哲学基础的阐发以及寻找其本体论意义的活动中，这对于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实在性分析，乃至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语用学为经济学隐喻分析提供了基础。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写道：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4]。而经济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语言为媒介并辅以假设、图示以及数学符号等的系统表征。传统上作为“手段”的经济学隐喻，其“目的性”也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越发凸显，尤其是有关类比、模型、寓言以及语用上的语境转换带给隐喻意义方面的探讨，给予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强烈的“指引”意味。根据格赖斯(PaulGrice)标准二分法，在我们得到语义含义(semanticmeaning)后，通过“语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e)推导出语义的语用含义。在这一过程中，其一，语用学强调在语法和语言意义研究过程中语境因素的作用，通过设定语用学讨论语言交往过程的普遍性前提，事实上是构造言语可能理解的先决条件，以反思该设定的有效性，进而对言语行为的规则提出质疑或展开辩护。其二，要让指称词所指有意义也须借助语用学的语境理论。在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过程中，隐喻与指称相互作用确保了意义的必然性，由此，“所言”进入到了“所含”，经济学隐喻就此到达了语用层面。

我们都知道，语用学研究的是语境对话语解释的影响[5]51，经济学则研究人类针对价值交换和彼此相互作用过程中对某种规律性进行解释的尝试，语言的运用为这一切提供了交流机制。另外，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度解释为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的常规性[5]6，隐喻的使用无疑会使这种尝试成为可能，并且有效。

其次，经济学隐喻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可行方式。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研究对象客观实在的样态往往超出主体所有可能经验观察的范围，这使得经济学语言在指称或表征一些特殊概念方面常常陷入某种困境。有鉴于此，隐喻的理论建构功能越来越被经济学方法论者所重视。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长期活跃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及使用过程中。其一，隐喻被视为发现新知识的工具。隐喻方法对于经济学理论未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指引”，为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提供了明确的借鉴，针对新理论意义的探讨也因此获得了可能。其二，经济学隐喻为经济学理论赋予意义。隐喻的解释力涵盖了所有其他相关的比喻，通过对众所周知事物的描述，把已知事物的现有洞察和语词用作新的，已转变的经济学语境中的理论描述，进而形成了对新理论的建构。其三，隐喻深深扎根于经济学理论的描述和评价过程。在经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备隐喻特质的联系定义了经济学概念。与此同时，隐喻将我们的关注点从承载者(基体)转移到了隐喻本身，经济学隐喻中的“联系”定义了知识，由于持续性“联系”的变化，达成了不同的结构、组织、技术或者其他有关经济学的认知，新理论由此形成。

最后，经济学隐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实践”指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通常由经济学家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使用的观点、理论、研究策略、测量技巧、说明假设和对象描述等组成[2]96。上述的每一种实践方式都与隐喻密不可分，甚至还需要借助于假设和隐喻建模来展开相应的说明。实际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类借助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进行诠释或理解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隐喻的存在方式已不局限于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事实上隐喻已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的有效方法，甚至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概念系统的“加工厂”。进一步来说，隐喻的存在方式已渐变为，如何使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经济实在“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经济学隐喻的实践价值具体体现为：其一，隐喻为经济学实践提供了话语媒介。由于实践经济学家无法做出对研究对象的全称判断，也不可能做出经济世界与经济语言完全一致的描述，通常经济学家采用的策略是将经济世界和与之相应的语言置于约定的定义之下，运用隐喻的“连接”，将二者的相似点和一致性设置成为衔接点，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正，使经济学话语的逼真度逐渐接近经济世界的本质。其二，隐喻化解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间的冲突。理论化并非经济学本质，理论之外的实践也并非缺少意义。经济学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搁置了理论优位视角，在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发现经济学理论系统内以及实践与理论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乃至冲突。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相互作用”已经达到了具体概念的“门口”，但它还属于“本质”论中的“反思范畴”，尚未达到对立统一的认识———“概念”(“具体概念”)[6]。这也就是说，在试图找寻经济学实践与理论谁决定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发现，经济学所用的概念往往存在问题。要么是概念过于抽象不明确，要么是它们在经验中的适用范围缺乏明确界定。隐喻允许我们依据一个经验领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领域，这表明理解是依据经验的整个领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而概念化经验的方式正是隐喻功能的实践价值所在。

通过审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我们发现，概念作为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本质性存在，其精神内涵是借助于隐喻来实现其具体表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喻本身就是经济学概念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实在性角度来讲，隐喻作为科学说明的重要方式，其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之间提供了意义转换的媒介，同时，隐喻还是由科学共同体约定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对社会世界实在性的结构表征，而科学思考的特征是模型的使用[8]。事实上，模型可以利用隐喻，均衡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把模型应用于理解社会实在，模型本身也就成了隐喻[9]。因为，模型在本质上是要排除掉干扰因素，把变量用可衡量的值隐喻地表达出来，并依据隐喻的非定义性固化指称模式(non-definitionalmodeofreference-fixing)来构造模型变量变动本质的可捕捉的前提，在经济学模型建构过程中这种隐喻的使用尤其凸显了其实在属性的重要性。

二、经济学模型的隐喻实在性

作为经济学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模型一直是经济学家与经济世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经济学模型实在性的探讨也关系到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前提。通常来讲，经济学家仅仅把模型视为诸如启发式的工具、理论的解释或预测的方式。然而，随着有关经济学模型事实和虚构对立关系研究的深入，其讨论的实在性指向日益明显。

对于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讲，模型的运用早已司空见惯。尽管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对各类模型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模型与建模作为经济学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认知方式，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事[10]。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建模做的工作就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学科或建模传统中选择一些新的隐喻元素，将它们做一系列改进并应用在经济学家现有的理论框架上。因为，一个足够好的经济学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进程简化，还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因果性箭头而获得大量的知识[11]。

由于模型的工具属性早已在经济学共同体中获得认同，因此，针对经济学模型的有效性进行解释，进而对经济学模型展开基于隐喻实在性的说明，这对于澄清经济学隐喻和模型的关系，揭示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本质就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性

经济学刻画的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这种关系内在结构实在性的表征。而经济学模型的本质属性就是为描述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以及为描述这种关系的内在结构提供一种途径，一种可能。那么，一个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就应该具有描述真实与虚构联系的可信性、本体论承诺下的信念、表征抽象的经济要素等特征。本质上讲，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其他事物的模型。经济学模型成立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建构所获得的经济实在在多大程度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模型相一致，也就是模型实在性的说明问题。

首先，经济学模型描述的是某些事件的可信状态。经济学模型的可信性来自模型中假设之间以及模型与真实世界因果结构之间的指称一致性[11]12。因为，经济学模型是一种与真实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而且模型世界要比真实世界单纯得多。模型世界的建构过程是从真实世界出发，去除干扰因素，并指称真实世界与之对应的指称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尽管模型描述的与事实有出入，但却是可以置信的世界。这种可信性使得我们的研究从模型世界归纳推论进而来到了真实世界。

其次，经济学模型的本体论信念(ontologicalconvictions)具有实在性。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信念只有属于某个社会团体或社会群体(socialpartyorgroup)，它才有存在的前提[3]3，在经济学共同体内也是如此。在经济学领域，熊彼特最早使用了“洞察力”一词来描述经济主体的信念实在性，这是经济学中本体论信念的早期形式。众所周知，经济人这一概念有着长期的、变化的历史。在历史上经济人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认知或更多其他的能力、以及对他人采取的态度等等[11]19，信念的实在性伴随着“经济人”这一术语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本体论信念作为经济行动者(economicactors)的本质属性就有了经济学建模的可能基础。本体论信念通常表现为有关本体的世界观，例如，在模型建构的过程中，假如我相信决策是经济人做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作为建模的基本信念。假如模型中存在消费者偏好，市场失灵等不确定性的变量，那么我们就会采用与之不同的建模策略。最后，模型是经济实在结构抽象的表征。抽象，意思是用单方面或片面的方式看待某一事物，这种方式在经济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目的是使一个具体实体(entity)某个部分或方面的特点更加鲜明，从而更好地理解该实体。在建模过程中，当抽象被巧妙地运用时，它能够让我们接近或理解一个结构化的、动态的、整体的实在。[1]231劳森认为，关注一个经济学对象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化过程。当然，选择一个关注点会带来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分析观点、概括水平，以及与二者都有联系的时空延展问题等。

在经济世界中，虽然模型具有实在性，而且还可能帮助我们把研究对象看得更加通透，但是，它们仍然会留下一些盲点，因此，我们不应只靠一套模型来理解未可知的未来。那么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经济学隐喻中的新隐喻向我们暗示了理解实在的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可以使我们摆脱看待隐喻和模型问题的惯有思路[9]106。

2.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同构实在性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模型的清晰化、精确性、客观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应该依据事实来进行建构，把通过分离出现实中关键的因果联系作为目的。由于科学思考的特征是使用模型[12]，还因为经济世界不仅是由经验中直接给出的事件构成，还包括尚未被观察到的或者也许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实体、结构和机制等等，基于此两点，经济学隐喻的本体实在性在经济学建模过程中就被日益清晰地阐发出来。

按照罗姆·哈瑞(RomHarré)的思路，我们可以用两个特征来描述一个模型：模型主体(modelsubject)，即模型表征了什么；原型领域(modelsource)，即这个模型的基础(basis)。模型来源于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模型：拥有相同主体和来源的模型为同胚模型(homeomorphicmodels)，而主体和来源不同的模型为变形模型(Paramorphicmodels)，批判实在论认为变形模型对于科学具有根本性的作用[8]497。科学通常使用的是变形模型，因为理论构建的任务通常是更好地说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事物，而不是为那些我们已经熟知的实体或事态构造模型。

回到经济学领域，变形模型利用我们对于模型来源的理解来启发人们做出存在的假设，去思考那些可能解释主体行为的各种推定实体(putativeentities)、关系和因果机制。也就是说，变形模型提供了尚未被人们观察到的推定实体、联系和机制，并把它们作为存在的侯选答案，这激励着经济学研究者从复杂的研究中确定那些假设的实体是否存在。通过这种方式，变形模型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因果框架，还提供了进行说明所需的理论术语和假设实体。

经济学隐喻在这种变形模型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其一，关于经济学模型的说明离不开隐喻。如果从一个经济学对象或事态与其他对象或事态的相似程度来看待这个对象或事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经济学模型。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于隐喻的说明需要建立在底层模型(underlyingmodel)之上；当我们在隐喻的基础上讨论事物时，我们就有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因为隐喻意味着受众(audience)会用其他事物来理解当下谈论的经济学领域中的事物。也就是说，经济学隐喻暗示了一个模型，而经济学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尝试说明他们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模型基础上说话时，我们就是在用隐喻的方式说话，因为我们使用了体现经济学模型来源的术语来谈论模型主体。其二，模型的反身性依赖于经济学隐喻的运用。个体的经济学知识会反馈到他们的经济行为中，而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知识也会反馈到经济政策的建议中，这就使得经济学具备了反身性特征，这种特征是自然科学所不具备的。最近的文献关注的就是这种反身性特点带给经济学的各种操演(performativity)，特别是在金融模型的语境中[10]50。经济学的各种基于模型的研究策略虽然与自然科学研究策略颇为相似，但同时经济学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在解释学特征方面有着一致性。由于经济学部分上是基于日常概念的，而作为经济学研究主体的我们却或多或少地对于各种经济学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先在的理解。另一方面，经济学隐喻提供了一个模型，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这个模型理解和建构他的研究主体。隐喻在经济学建模中的任务就是确定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中那些未知的实体和机制，这时，隐喻的作用在于它并未去重新命名模型中通过其他的常规方式可以确认的部分，而是通过提出新的解释性范畴和假设新的实体和机制等来促进经济学家对模型的研究。由此，我们对模型的认识就成了对隐喻的认识，反之亦然。

科学思考是通过模型来进行论证的，模型的应用借助于一种外部事实和一种想象事件或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由于经济学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很难由准确、清晰的科学话语来表达，因此，经济学对存在的表达不得不向具有模仿功能的隐喻求助。从模型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隐喻就是典型的科学思考方式，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理解或说明经济世界的事实，隐喻描述在有关事实的展开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是故事的呈现方式，这正是典型的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种体现。因为故事既不“仅仅是启发式的”，也不“恰好是修辞的”，而是把模型贴上标签在使用过程中来发现模型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隐喻“故事”式的呈现方式让理论经济学研究者把研究聚焦在具有描述性的模型上。这种描述方式使得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真实经济世界的描述，而非“理想的”模型[11]178，这同时也是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个典型说明。

三、经济学隐喻实在性的本质

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都将隐喻视为分析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方法，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来探讨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经济学修辞学认为：经济学就是漂浮在隐喻之上的[13]，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则主张“类比和隐喻的逻辑”[8]487。那么，从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性角度来讲，更好的方法论应该能使我们用一种明确的方式确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该本质应尽可能地独立于经济学理论对各种研究对象想当然的表征，从而被当作社会实在的一部分来看待[1]45。因为，在社会实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主体成为了核心概念，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层次化的本体论图景[2]92，在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将经济学隐喻进行实在性分析，对经济学本身乃至经济学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隐喻的指称实在性

语言与世界的一致性关系是社会实在研究的主流方向，并且研究通常聚焦在符合论真理观基础上的语言与存在实体相对应的指称问题。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在主张类比和隐喻逻辑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指称的趋同性，由此，隐喻的指称问题就成为了有关经济学隐喻实在性问题探讨的核心部分之一。

首先，“指称”是一种经济学研究者的实践。通过隐喻指称，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将另一个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共同熟悉的某个事物上面。同时，指称也要受到特定语境中说出一个话语的说话者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个别的词汇术语(词根)本身的影响[8]488。经济学术语同样包括“涵义”(sense)和“外延”(denotation)。一个词根的“涵义”就是它的字典定义。“外延”指的是词根与它在经济世界中所指谓的事物，也就是指谓实体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货币银行学的语境中，词根“流通”指谓的是货币流通。其次，指称是经济学隐喻获得意义的途经。根据术语学(terminology)对隐喻本质的描述，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用来指称研究路线、重要意义、操作规程(protocols)等。术语的意义能够为经济学家指出指称所特有的认知路径，由此，隐喻指称就成了术语获得意义的可靠方式。例如，“机会成本”是相较于传统“会计成本”而提出的决策分析术语。“会计成本”指称的仅是可还原为单位货币的计算，而机会成本则指称做出某一决策而放弃其他若干可能收益中最大的那一个，同时还指称了“机会成本”的成立前提，即资源稀缺、资源的多用途、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资源可自由流动。显然，“机会成本”的指称涵义与经济世界的本质对应的更合理。这样的例子还有“挤出效应”、“边际效应”、“木桶原理”等等。这些例子反映出隐喻在指称上能够适应经济世界的因果结构这样一个互动、辩证的过程，也体现了隐喻对指称物指称上的成功。另外，我们发现了隐喻在经济学术语的使用中具有了指称连续性的特点，这是经济学隐喻指称意义更进一步的说明。最后，指称是经济学隐喻分析的前提。在经济学家尚未对理论的指称物形成最终描述的时候，隐喻此时作为一种非定义性固化指称的模式在发挥着作用。进一步来说，一个指称表达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这并不妨碍受众去挑选出指称表达所指称的指称物。在经济学共同体认为指称与指称物发生了较大的偏离(无论正负)，也就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时，隐喻指称所提供的认知路径以及指称仍然能够得以维系，这就是指称实在性的本质特征。例如，对“资本”一词的理解离不开“资本增值”这一语境。如果我们要说明资本是否有增值属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那么，现在假设资本持有者通过使用“血液流动”这个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而试图去获得资本运行机制的指称路径，这里“血液流动”指称的就是类似于资本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增值的一种假想的机制。我们的隐喻获得了这样一种指称实在性的观点，并可以解释资本持有者投入到资本保值和增值的经济活动当中，于是经济学家就会得出下面的结论：资本流动就是血液流动。“流动”这个术语的意义是在人体血液循环这个语境中得到的，它促使经济学家尝试去用这个词来指称资本运行中的一个假想的部分或方面，并使我们对指称物实在本质的理解得到了强化。

2.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实在性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隐喻的价值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根据结构实在论的主张，隐喻原则将文化内在的深层结构转换为一种浅层结构，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恰恰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实现的。而从本体论出发，如果知识是可能的，那么科学家的语言和概念结构必须与世界的因果结构相适应[8]491。在经济学领域，隐喻在结构化非经验对象，也就是说在解释不能被还原为经验事件的经济学对象过程中，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更体现为一种人们对经济学对象进行认知与思维的，本质性的实在结构。

首先，经济学隐喻是认知结构上的极简表达。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多样性和异质性等特点，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无法对经济世界全部知识进行有效的描述，因此，根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准则，隐喻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奥卡姆剃刀”的本质属性，其一般句法形式是“S是P”的主谓结构。例如“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效率就是金钱”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隐喻陈述句。无限多样的经济世界由此通过意义映射的连接，使经济学概念成为可认识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构。其次，经济学隐喻结构的“能指”本质。“能指”是语言符号单位“音响形象”指称的替代，能指并不代表“音响形象”发出的实质性的声音，也不是一个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在我们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心理印迹[14]。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心理印迹的形成依赖意识中的联想关系，通过联想关系，经济学语言展示了其社会性这一内在特征。因为经济学语言离不开社会现实，经济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同样离不开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向性，隐喻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架起了桥梁，其内在结构的张力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反复作用，意识中的这种心理印迹所表征的内容因此就与经济事实无限接近了。再次，经济学隐喻塑造了“因果”机制视域外的可描述性结构。实证主义经济学提倡用符合根本性的因果力或机制的方式对经济学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而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均是动态和变化的，那么，“在世界的连接处断开世界”这种实证主义认知策略便不可能实现经济学的可靠描述。由于隐喻非定义性(non-definitional)结构的存在，在面对经济学研究中诸如理论的重大变革或重构，以及面对实践中新观察或者新现象出现的情况下，运用对指称物的指称，经济学描述依然可以实现，并且能够使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术语的指称涵义得到改善。最后，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与施喻者和受众的语境同构。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特定的语境(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并且科学研究的结论也需要在语境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理解[2]3。在经济学中，隐喻的表达与接受必须基于特定的共同语境，施喻者在语境中表达某一隐喻，受众在这种语境结构中调整语词的内涵，选择描述对象某一属性的相关度，从而在描述对象内涵的选择与遗弃中建构认知背景，以理解此隐喻。脱离了这种语境，我们则无法理解经济学隐喻的所指为何。由此来看，经济学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词汇的替代，即一个词取代另一个词，还是“一种相互的借用和思想的互动，语境之间的交换”[8]495。

综上所述，在考察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结构时，采取实在性视角可以帮助经济学研究者准确把握杂多的现象，远离孤立的、暂时的事件，进而打破经济学领域中对隐喻已有认识的局限。例如，对溢出效应理解本身就是对个人或者厂商行为所带来外部性的一种描述，也是决策附带积极或消极后果的一个说明。我们对溢出效应的理解通常是借助于寓言或者故事来辅助的，其内在结构也是在这种隐喻的展开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这种结构就是可表达性、可理解性以及隐喻自身的逼真度等特征的各自呈现。从隐喻结构的实在性角度来讲，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就是其自身内在逻辑的再现和展开。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11

2013年，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GDP要在2017年破2万亿大关，在2013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到2017年，培育一批产值过亿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使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0%。而截止2012年，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10%左右。有一条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捷径，就是成立一支全球并购基金，与上海的全球国际并购基金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并购。

全球并购是市场经济正常的资源重组现象，是根据市场进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的配置和再配置的发展过程，也是根据商业规则进行的合理竞争。企业并购不仅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要求，而且面临强大的国外资本的竞争。

新一轮全球并购强势来袭，云南省生产力水平不高的企业一定要抓住机会，利用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并购全球在技术、管理、品牌等诸多方面有优势的企业，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以史为镜蓄势待发

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全球共发生过五次大的企业并购浪潮。通过了解过去的这些并购现象，分析其各自的特征，有利于我们认清现状，让我们在面对新的并购浪潮时，能抓住新的历史机遇，成为新的弄潮儿。

第一次并购浪潮。第一次以寻求行业垄断规模为特征的并购，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十九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以铁路，冶金，石化，机械等为代表的行业大规模并购创造了条件，各个行业中的许多企业通过资本集中组成了规模巨大的垄断公司。

第二次并购浪潮。以纵向并购为特征的第二次并购发生在二十世纪20年代（1925-1930）发生的第二次并购浪潮。那些在第一次并购浪潮中形成的大型企业继续进行并购，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扩展对市场的垄断地位，这一时期，并购的典型特征是纵向并购为主，即把一个部门的各个生产环节统一在一个企业联合体内，形成纵向托拉斯组织，行业结构转向寡头垄断。第二次并购浪潮中有85%的企业并购属于纵向并购。通过这些并购，主要工业国家普遍形成了主要经济部门的市场被一家或几家企业垄断的局面。

第三次并购浪潮。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以混合并购为特征的第三次并购浪潮出现，各主要工业国出现了第三次并购浪潮。二战后，各国经济经过40年代后和50年代的逐步恢复，在60年代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发达国家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一系列新的科技成就得到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实现迅猛发展。在这一时期，以混合并购为特征的第三次并购浪潮来临，其规模、速度均超过了前两次并购浪潮。

第四次并购浪潮。第四次以金融杠杆为特征的并购发生在二十世纪80年代兴起的第四次并购浪潮的显著特点是以融资并购为主，规模巨大，数量繁多。1980-1988年间企业并购总数达到20000起，1985年达到顶峰。多元化的相关产品间的“战略驱动”并购取代了“混合并购”，不再像第三次并购浪潮那样进行单纯的无相关产品的并购。此次并购的特征是：企业并购以融资并购为主，交易规模空前；并购企业范围扩展到国外企业；出现了小企业并购大企业的现象；金融界为并购提供了方便。

第五次并购浪潮。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日益深入，信息现代化提高了经济透明度与商业信息的对称性。在此背景下，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方式之一逐渐替代跨国创建而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从统计数据看，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仅有745亿美元，1990年就达到1510亿美元，1995年，美国企业并购价值达到4500亿美元，1996年上半年这一数字就达到2798亿美元。2000年全球跨国并购额达11438亿美元。但是从2001年开始，由于受欧美等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停滞和下降以及“9.11”事件的影响，全球跨国并购浪潮出现了减缓的迹象，但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跨国并购还将得到继续发展。

并购浪潮汹涌来袭

第六次全球并购。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到2022年，工业化基本实现。同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而实现上述目标最好的的方法和手段就是全球并购。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逐渐由早期的简单加工进入综合制造，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目前正由中期进入工业化后期，如果到2022年实现工业化，我们必须完成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高端升级，必须实现从技术合作、技术引进到自主知识产权的掌控；必须实现由价值链的低端进入价值链的高端，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量的飞跃，但技术、管理、工艺、品牌等产业要素积累时间太短，与西方工业化两百多年的历史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产业高端遭遇瓶颈。由于完全通过自主研发一方面难以突破专利权限制，另一方面周期太长。同时，管理文化、品牌积累、生产工艺、产业工人诸多因素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需要时间的积累。

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篇12

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四句话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的集中概括。

--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科学发展观深刻体现了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时代条件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这是对全党发出的庄严号召，也是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重大要求。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得到全党全社会广泛认同，在实践中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为推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配合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科学发展观提供重要辅助材料。

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深刻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

1．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既毫不动摇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提出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提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提出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科学概括和深刻阐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最好坚持和实践，也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和实践。

2．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作出的科学判断。这一判断，是我们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的根本依据和立论基础，也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根本依据和立论基础。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仍然是我国的最大实际，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的。我们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提高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现实依据。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这些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如果不深刻把握这些阶段性特征、抓紧采取措施解决前进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是在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我国发展新要求基础上提出来的。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依据。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党既艰苦奋斗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同时也艰辛探索积累了发展社会主义的丰富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正确判断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把总结历史经验同总结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推进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党的十七大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作了大跨度的回顾总结，强调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生动阐明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深刻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真谛，强调了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对改革发展的保证作用，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一次集中概括，是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总结和坚持运用长期以来我国发展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

3．科学发展观是深刻分析国际形势、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提出来的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际文化交流空前扩大，国际安全合作日趋加强，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迅速上升，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总体稳定。但另一方面，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复杂多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仍然尖锐，各种政治力量深刻调整组合，国际战略竞争更趋激烈，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经济结构性矛盾加剧，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能源资源压力增大，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增多，气候变化、重大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危害加大。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深刻把握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新变化，顺应时展的新要求，坚持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观是在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提高，国际环境发展变化对我国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断增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普遍看好我国的发展前景，战略上对我国更加重视，同我国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国际环境中对我国发展有利的因素不断增加。这有利于我国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加快自身的发展。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巨大压力，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贸易摩擦不断，资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突出，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加繁重。我们面临的仍将是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发展，但不利因素也可能增多的环境。必须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的大局中来思考，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不断提高把握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始终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新变化基础上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发展理念，顺应了时展的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一些国家发展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国家走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为解决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的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发展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有的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没有处理好财富增多与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导致贫富悬殊、失业增加、社会矛盾激化；有的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实行多党制、私有化，经济上依附于西方跨国公司，政党争斗不断、政局长期动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倒退。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应该是社会公平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得到更好实现的发展，应该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担负着增加社会财富和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的双重使命，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是在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汲取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4．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