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例(12篇)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篇1
［关键词］黑龙江;人口老龄化;人口社会学
一、黑龙江省的人口再生产
人类世代更替、繁衍生息，人口的再生产使人口总体不断地延续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黑龙江省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分析黑龙江省人口再生产过程，明晰黑龙江省人口发展状况，进而探析人口老龄化原因。(一)人口出生率当前的人口老龄化是过去数十年在经济社会影响下人口发展的结果。其中，人口出生率的增减是影响人口及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黑龙江统计年鉴2016①和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人口高出生率阶段(1954—1965年)。1954—1958年黑龙江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人口生育高峰，5年间共出生253．5万人，出生率均在33‰以上，最高年份出生率为43．36‰。1959—1961年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但仍在27．26‰以上，1954—1961年共出生人口410．1万人［4］118。1962年出生率为35．46‰，1965年出生率为40‰。1954—1965年这一阶段黑龙江省具有较高的出生率，新生儿数量多，人口规模迅速增大。而这一阶段出生的人到2018年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彼时持续的高出生率加剧了当今的人口老龄化。
2．人口出生率锐减阶段(1966—1980年)。1966—1973年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均在29．13‰以上，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二个生育高峰。之后，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锐减，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4．80‰锐减至1980年的13．49‰。而这一阶段虽然出生率锐减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较大，新生儿数量依然较多，此阶段出生的人时至今日正是社会的主力军，对当今社会人口老龄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人口出生率锐减意味着人口增速减慢，所以上述积极作用是有限的。
3．人口出生率小幅回升阶段(1980—1990年)。1980年出生率为13．49‰、1985年出生率为15．04‰、1990年出生率为18．11‰，数据不具有连续性，但从数据依然可见，这个阶段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小幅回升，从13．49‰提高至18．11‰，但是增幅较小，相比于前两个阶段的出生率相差甚远。这个阶段出生的人到现在也已是步入社会工作数年的青年，青年数量较少对于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很不利，同时也加剧了黑龙江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4．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阶段(1990—2016年)。根据黑龙江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数据，1990年之后的人口出生率统计数据具有连续性，更能体现人口出生率的持续变化趋势，1990—1999年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始终保持在10‰以上，2000年以后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亦呈现下降趋势，人口出生率开始跌破10‰，2015年人口出生率达到195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有6‰，2016年人口出生率稍有所提升也只有6．12‰。2000年以后黑龙江省每一年的出生率都低于当年全国人口出生率的平均水平，与全国其他人口出生率较高的省份如海南、安徽、浙江相比，更是相差甚远。
(二)人口死亡率
人口死亡率的增减也是影响人口规模及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之一。1957年黑龙江省人口死亡率10‰;1962年死亡率8．62‰;1965年死亡率8．00‰。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1970年以后，黑龙江省人口死亡率基本上保持在5‰上下，低死亡率意味着人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相对增多，相对于高死亡率时期，老年人能更长期地处于老龄阶段，从而加剧当前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程度。
(三)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反映人口自然增长趋势和速度的指标。人口自然增长率水平取决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两者之间的变动情况。当人口出生率高，人口死亡率低，则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当人口出生率低，人口死亡率也低时，则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低。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高。从黑龙江省统计数据来看，1970年后死亡率变化不大，始终在5‰上下波动，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发展趋势与出生率发展趋势大致相同。由于1957—1965年黑龙江省处于人口高出生率阶段，这个阶段自然增长率较高，并呈现增长趋势，人口规模显著增大;1966—1980年人口出生率锐减阶段，这个阶段自然增长率锐减，人口增长缓慢;1980—1990年人口出生率小幅回升阶段，这个阶段自然增长率小幅回升，人口增速提高;1990—2016年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阶段，这个阶段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2015年、2016年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全国仅有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负值，而黑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全国最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值，进一步加快了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速度。综上所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龙江省在“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态势下，出现过两次生育高峰，青少年人口比重大增，全省人口迅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的劳动年龄人口已步入老年，生育高峰时期的那部分庞大人群也开始陆续进入老年。20世纪70年代至今，人口增速减慢，近两年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中青少年人口比重大大降低。综合以上因素，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形成有充分理由。
二、黑龙江省的省际人口迁移
除了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人口变动外，省际的人口迁移对黑龙江省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也产生巨大影响。笔者查阅了《黑龙江省志》《黑龙江大百科全书》等图书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将黑龙江省省际人口迁移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黑龙江省人口净迁入阶段(1949—1982年)
通过资料查阅与分析，1949年至1982年为黑龙江省人口净迁入阶段，根据净迁入的程度不同又可以细分为两次高峰、一次低谷三个时期。1．1949—1961年，是外省人口迁入黑龙江省的第一次高峰时期。这12年间，净迁入人口总数达510．1万人，年均迁入42．5万人。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黑龙江省移入了大批农民和集体转业官兵开垦荒地，建设新的农业用地;同时国家还从内地抽调大批人员及其家属参加黑龙江省的工业基地建设［4］134－135。2．1962—1968年，是外省人口迁入黑龙江省的低谷时期。这7年间，净迁入人口总数仅为10．3万人，年均迁入1．47万人。这主要是迁入黑龙江省的人口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导致部分人口返乡回程，造成了黑龙江省阶段性的迁入人口少、迁出人口多。1964年，大兴安岭地区进行第二次开发建设，在国家部署下，林业部、铁道部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开发会战。综合以上情况，1962—1968年黑龙江省净迁入处于低谷时期。3．1969—1982年，是外省人口迁入黑龙江省的第二次高峰时期。这14年间，净迁入人口达256．9万人，其中年净迁入人口最多的1969年为40．8万人，1971年为35．9万人，年平均净迁入人口18．35万人。主要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期，是外省知识青年大量迁入与迁出时期，前期是外省知识青年集中迁入，后期是外省知识青年的陆续迁出。根据统计年鉴资料显示，1980—1982年的3年期间，在户籍统计上，黑龙江省的省际迁移人口表现为净迁出，而根据实际测算，黑龙江省依然处于净迁入阶段。1949—1982年，黑龙江省的人口净迁入与这一时期的人口出生率有明显的关联。黑龙江省表现出较高的人口出生率，最高时人口出生率基本维持在43．36‰，最低时也有13．49‰。这一时期迁入黑龙江省的多为从事农业生产和工业基地建设的青壮年，到了适婚年龄结婚生子，从而提高了黑龙江省的人口出生率。
(二)黑龙江省人口净迁出阶段(1982年至今)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后，黑龙江省人口迁移发生了逆转，黑龙江省人口迁移由人口净迁入转变为人口净迁出。1980—1989年，黑龙江省出现移民迁回原籍的净迁出潮，十年净迁出人口72万人，平均每年迁出7．2万人。1990—1999年，净迁出人口23万人，平均每年迁出2．3万人，这个时期黑龙江省人口迁出比较平缓。主要是由于外省的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不仅吸引了以前迁入黑龙江省的部分人口返迁原籍或迁往其他省份，而且也吸引了黑龙江省的科技人员向经济较发达的省份迁移，同时返迁原籍的离退休人员和农村老年人也日益增多，故省际的迁出大于迁入［5］139－141。2000—2010年，黑龙江省人口净迁出126万人，年均迁出12．6万人;2011—2015年，黑龙江省平均每年迁出人口为6．92万人。这十几年间，黑龙江省人口流动较活跃。调查数据显示，黑龙江省迁到省外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占80%以上，流出人口规模大且年龄轻，这也加剧了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程度。1982年至今，黑龙江省持续下降的生育率与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出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时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其他省份借此机会充分发展自身经济，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缓慢，导致黑龙江省年轻劳动力纷纷迁入到其他省份，进而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黑龙江省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和省际人口迁移等人口因素是当前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
三、从人口社会学视角解析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
人口社会学强调社会变迁中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过程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5］。人口社会学从社会变量和人口变量的相互关系中，探讨社会发展对人口过程的影响，研究人口变化造成社会发展的后果。从人口社会学视角，探讨黑龙江省社会变迁对人口变迁的影响，从而发掘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1949年至今，黑龙江省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人口迁移从人口净迁入到人口净迁出，都与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紧密相关。
(一)国家政策因素
1．开发建设政策的实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在黑龙江省建设了大规模的重点经济项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在黑龙江省建设了115个大型企业，其中有全国重点项目22项。因为项目建设需要，国家有计划地、分批地迁入移民，吸纳了大量青壮年迁移人口。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时期，黑龙江省被列为国家重点省份，许多大型企业建在黑龙江省;还有一部分是自发迁入黑龙江省的人口［4］118。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中国南方沿海城市陆续发展起来，需要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参与经济发展建设，而这一时期黑龙江省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1982年以后很多年轻劳动力迁出黑龙江省。2．生育政策的实行。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使得黑龙江省的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以及黑龙江省黑土地养人等因素的影响，黑龙江省人口死亡率低，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落实，控制了人口的出生率，黑龙江省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出生率有小幅上升，但由于养育成本的增大、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持续多年的低生育水平状态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6］。而该政策的实施目前来看对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甚微，黑龙江省人口出生率2015年达到历史最低仅为6‰，2016年黑龙江省的人口出生率略有提高为6．12‰。1949年以来，受国家建设性政策的影响，黑龙江省当年大量的年轻移民以及较高的人口出生率为当前人口快速老龄化埋下了伏笔，改革开放后青壮年人口的迁出以及生育政策带来的低出生率对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又起到了加速作用，综合以上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了黑龙江省独具其地区特色的人口老龄化。
(二)经济发展因素
伴随着国家各项发展政策的实施，我国表现出地区经济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多年里，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迅速，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和工业建设刺激了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从而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净迁入。黑龙江省“地广人稀，人口较易生存;农业生产仍以手工劳动为主，传统的生育观念占主导地位，故人口的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4］120。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迁入(年轻人口为主)较多，出生率较高，并不存在老龄化问题，但是却为当前的人口老龄化埋下伏笔。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相关制度安排下，东部沿海区域成功发展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劳动力流入东部沿海区域［7］。黑龙江省此时作为经济发展缓慢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迁出较多，这一时期人口的迁出，加重了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往往具有一定的偏好性，人们(年轻人为主)往往希望迁移至经济发展好的省份城市，可见，经济因素影响人口迁移，进而影响人口老龄化。当前我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相对于过去的几十年，此时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快、最猛、最好的时期，然而人口出生率并没有提升，“中国已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社会竞争的加剧和生活成本的高企给生育率带来巨大的下行压力”［8］，经济高速发展并没有提高人口出生率。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竞争性相对于其他省份要低很多，也就是说社会竞争对黑龙江省低生育率影响不大，养育成本是人们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黑龙江省相对于其他省份经济发展好，人口出生率较高。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人口迁移是影响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三)地理环境因素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是中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黑龙江省属温带季风性气候，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温暖多雨，秋季温差较大，冬季寒冷漫长。黑龙江省拥有世界公认的黑土带、大豆带、玉米带和奶牛带，非常适合发展粮食产业和畜牧业。同时，黑龙江省是中国第一森林工业基地，矿产资源在中国名列前茅。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黑龙江地理环境因素使之成为农业大省、林业大省、重工业大省，而这些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地、精细化地开发，所以在当前阶段并不能带来高额利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更容易带来高额利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加入高新技术产业大军，而高新技术产业往往在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黑龙江省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气温较低，也不利于经济发展，随之而来的是黑龙江省人口的净迁出。总之，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是对人口状况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1949年至今，黑龙江省不同时期的人口迁移，即改革开放前后人口“一进一出”;黑龙江省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即人口出生率的“由高到低”，对黑龙江省人口结构形成的影响已经显现。目前黑龙江省老年人口数量激增，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直接来看是人口发展演变的结果，根本来看是国家政策、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黑龙江省当前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青壮年劳动力缺失，势必会制约了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人口社会学角度解析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原因，黑龙江省人口再生产过程和人口迁移过程中形成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过程是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而国家政策、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等因素对黑龙江省的人口再生产和人口变迁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是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在于实现适度生育和青壮年人口的迁入。面对当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一方面需要国家从战略高度针对黑龙江省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扶持性建设政策和生育政策，发展黑龙江地方经济，吸引青年人才，提升、拓展家庭再生育的能力与空间，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另一方面，黑龙江省应该把握住国家政策，同时充分发挥地理环境优势，开拓思路发展经济。
［参考文献］
［1］到2050年老年人将占我国总人口约三分之一［EB/OL］．(2018－07－19)［2018－08－08］．中国政府网．
［2］黑龙江省统计局．新形势下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问题分析研究［EB/OL］．(2017－12－01)［2018－08－09］．
［3］边际．黑龙江养老金告急:东北“留人”更急［N］．新京报，2017－12－01(A02)．
［4］黑龙江省志(第七十五卷)人口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佟欣．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茆长宝，穆光宗．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少子化［J］．人口学刊，2018，(4):22．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篇2
“可爱的公民，请你们提高觉悟，给祖国多生孩子吧!”一些政府已经向他们的国民发出诚恳请求，人口萎缩开始让这些国家感到担忧。
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下称“生育率”)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下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这种状况不断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国家。1997年，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而现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会中。
当然对于电国来说，人们担忧的仍是人口太多。
然而，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这个事实，早己悄悄地发生，并且已持续近20年，只是至今仍旧很少进入公众视野。
中国生育率早已降到低水平
“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早已是确立的事实。”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说，1992年中国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后的每一次生育和人口调查都显示生育率处于15以下，属于“很低生育率”，并正在接近“极低生育率”。
在其他国家，低生育率走势一经发现，往往会震动政府和公众，引起高度关注。但在中国，情况却很不一样，尽管统计上的“很低生育率”已经持续近20年，但一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都认为数据水分太大，中国实际生育率被严重低估。
中国自199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计生数字和官员政绩挂上钩，从此漏报、瞒报数量剧增，数据质量越来越差。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国际社会不信任中国的计生数据，就连中国人自己也被搞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不知道中国准确的生育率，只能靠估计。”陈卫说。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是，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3，然而2006年国家计生委做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得到的结果是，2005年生育率为1.74。两个全国性调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达到0.4之多，这为判断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雾。
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认为，瞒报和低报的情况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但按照一般规律，即使当年存在出生漏报，后来的调查，尤其是人口普查，应当能够推算出真实的生育率。然而现实是后期的调查不但没有大幅修正，反而一再肯定以往调查得到的低生育率。“可见漏报对统计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他说，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可能性很大。
对于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还有几种估计可供参考：联合国人口司最近出版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了》提供的2004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4，美国人口咨询局出版《2007世界人口数据表》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是1.6～1.7。
这些数字有_二个共同指向，中国生育率确已降到了低水平。郭志刚说：“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下降。”
城市生育率极低
“世界上的极低生育率最早发生在中国的城市地区。”陈卫说，很低和极低生育率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已有20多年了。
根据历次生育率调查，中国城市地区在1974年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1979年降到1.5以下，1984年以来(除1989～1990年)降到了1.3以下。
在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不仅很早就达到了板低生育率，而且和香港、澳门一起，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990年达到极低生育率，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以下。
陈卫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西方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实现了从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极低生育率的转变。与其他极低生育率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地区从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极低生育率的转变更为迅速。
中国城市地区的这一转变仅用了10年时间，而西班牙、德国、俄罗斯、日本则分别用去13年、32年、31年和46年。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始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目前中国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1993年，上海人口自然变动就出现了负增长，进入21世纪，上海户籍女性人口的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在0.8左右，达到了意大利人口学家AntonioGolini在1998年计算出的，一个人口规模足够大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所能达到的最低极限值：0.7～0.8。
中国城市地区生育率极低，除了长期以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外，陈卫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是更加重要的原因。“特别是90年代以后，政策原因的重要性越来越削弱，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越来越加强了。”
他说，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变化、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职业结构的改变，城市地区的婚姻市场变化、生活和工作的风险。年轻人对新生活目标和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养育子女成本的增加等，都促使人们推迟婚育，少生孩子。
《新世纪周刊》联合新浪网的调查显示，在那些不想要孩子的调查者中，多数人是因为“经济基础不行，养不起”，“养孩子太累”。还有人自填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怕孩子压力大，女性单方面承受太多，居住环境差，活着是受罪等。
而推迟婚育的一个结果有可能是，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却发现生育能力下降了，甚至不能生育了。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不孕率为10％～5％，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中国的不孕不育率由过去的1％～3％上升到目前的5％～8％，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现代社会中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都对生育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来说，生育率下降会带来人口数量的减少。但有趣的是，中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在长期处于极低的状态下，总人口数还在不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比如上海，2007年户籍人口1378.86万，自然增长率为负数，但常住人口仍以304‰的速度在增长，原因在于这座城市还有660万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仅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也对城市地区的极低生育率有所贡献。”陈卫说。
很长时间以来。一提到城市流动人口，人们就会想起“超生游击队”。“但20多年来，流动人口生育率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它构成了中国城市生育率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卫说，他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1990年，流动人口生育率显然显著低于来源地农村人口，但明显高于目的地城市人口，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却证实，与农村和城市人口相比，城市外来人口成为生育率最低的群体。
“大量流动人口不在移入城市生孩子，比如高校女大学生，她们为城市人口生育率的计
算只贡献了分母，而没有贡献分子。”陈卫说，同时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对城市人口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后果很严重
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化标准，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老年型社会的城市，时间是1979年。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上海户籍人口的20.8％，5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80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户籍人口的3.6％。
“上海本地劳动力总量正在接近峰值。”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发现，2007年度上海市户籍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如果没有重大的户籍等制度改革，上海本地劳动力供应总量将开始减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上升，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下降。”他说。
人口结构老化和劳动力短缺，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最直接的人口学后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王丰说，目前，中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
他推算，仅5年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内，也即至2023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1／4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王丰说，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性别比失调几乎成为东亚国家特有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陈卫说，在西方国家，低生育率并不会导致性别比失调，但在东亚国家，两者是有因果关系的。“原因是性别选择。”他说，在东亚文化中，男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被认为要比女性高，因此在只想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通过性别选择来生男孩。
而性别比失调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婚姻挤压，即婚龄男子找不到对象，由此又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单身未婚者的生理心理健康问题、性犯罪、非婚生育与私生子问题、独身者养老、社会稳定问题。5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男性婚姻挤压曾导致了大量“老兵人口”的养老问题、“山地社会”童养媳问题、离婚率上升问题和当时台湾社会风气堕落等。
生育率下降也会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产生了所谓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即一个子辈、两个父辈、四个祖辈这样的倒金字塔结构。陈卫说，虽然未来严格意义上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在多大规模内出现，还是个疑问。但家庭子女数趋少，人口寿命延长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意味着子女负担父辈和祖辈的养老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为独生子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成长环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说，这种环境的本质特点是没有兄弟姐妹，缺少手足之情。“没有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游戏，儿童会缺少很多重要的心理体验。比如成就感、挫折感、信任感，而这些对于儿童健康人格的形成不可或缺。”他说，缺少手足之情的童年，幸福感会大打折扣。
陈卫说，关注极低生育率的严重后果，就需要尽早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度准备。一些极低生育率的欧洲国家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和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警示。“由于人口发展具有周期性、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把握不好低生育率的‘度’，将会导致难以逆转的长期后果。”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1篇3
关键词：小儿烧伤；川北；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R7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49（2013）04-0-02
小儿烧伤在幼儿阶段，是非常普遍的意外伤害，很多家庭或者身边的亲戚朋友都经历过类似的问题，孩子的意外伤害也给家长带来了心理上的伤痛，同时也给社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于孩子尚年幼，身体心理还处在最初的成长阶段，预知能力甚少，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很容易造成意外伤害。本文就通过我院统计的205例小儿烧伤患者情况，分别主要从年龄、致伤原因、性别、城乡几个方面与小儿烧伤患者的关系来探讨。
1年龄与小儿烧伤的关系
1.1临床资料
以我院的205例13岁以下的小儿烧伤的儿童进行分析。本组男性133人，占总人数的65%，女性72人，占总人数的35%。其具体年龄分布情况如表1。
1.2结果分析
上表数据可看出0-3岁的幼儿烧伤的几率比较大。在205例患者中，小于一岁的有68人，1-3岁的烧伤患者有90人，占了总数的大部分。在中国，也有调查显示，四岁以下的儿童烧伤的发病率在70%左右。这是因为孩子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四岁以下的儿童认知能力还很差[1]。随着年龄的增大，生活经验稍丰富，认知能力增强，因而四岁以上的儿童发病率明显减少。
小于一岁的孩子，发病率仍然很高。比如家长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家长由于慌乱，把开水倒入洗澡盆里，没有注意到孩子，他将手放到盆子里玩水导致手烫伤；由于好奇烧水的电源插头，在电壶烧水的时候用手玩耍正在烧水的电线。由于家长的大意，没有看管好孩子，或者缺乏一些常识导致，或者让其独自玩耍。1-3岁的孩子烧伤比例最高，这个阶段的孩子好奇心不断的增强，他们的活动范围也逐渐的增大。这个时期的儿童还处于模仿力阶段，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应变能力不强，离不开家长的指导，不能够完全自立。由于家长的看护不周，这个时期的孩子以热水、沸液烫伤居多。比如过年放鞭炮的时候，鞭炮点燃了还未扔出去，导致炸到自己的手；小孩子对火的好奇心比较重，在无家长看管的情况下，独自或结群玩火，一不留神很容易引起火灾，伤害到儿童。这个阶段潜在原因增多，造成的烧伤几率也较大。
从表2中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各个年龄段的小儿致伤的具体原因，其中，160例为热液烫伤，占了致伤原因的绝大多数。火焰烧伤人数共34例，仅次于热液烫伤。化学液致伤有7例，电伤有4例。热液烫伤主要有沸水、刚煮好的热汤、热饭，或者洗澡时进入热水等原因所致。致伤原因最频繁的热液烫伤的小儿年龄集中在1-3岁，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好动，基本的预知能力很弱，身体协调能力才刚刚起步。火焰烧伤，位居第二位，以4-7岁的孩子居多，有24例。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好奇心正处于强烈的状态，对周围世界的各种现象比较感兴趣，但由于生活经验还很贫乏，家长们稍不注意，孩子们便极可能受到伤害。化学液和电伤都属于极少数，几乎为零。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还没大可能接触到生产活动中来，极少数的为个例。
2性别关系
在上述调查中，共205例中，有133例为男性儿童，72例女性儿童，男：女的比例约为1.85：1，男性的发病率较高。见表3。
一般情况下，男性较活泼好动，对未知物品的好奇心及试探心理较女性强烈。求知欲、动手亲身体验的欲望也较强，因此男性儿童的发病率明显多于女性儿童。女性天生就较文静，对于火、鞭炮等物品的兴趣度明显低于男性，因此其发病的几率要小于男性。
3城乡问题
通过调查发现，在小儿烧伤患者中，有一大部分是乡下人的孩子，或者乡下人到城里外出打工的人家的孩子。而在城市家庭儿童的发病率就明显低于乡里人家的孩子的发病率。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
一方面，城里设施完备，存在的安全隐患较低。儿童主要的发病场所是在家庭中的日常生活中，城市的家庭设置要完备与农村家庭。乡镇的还有来城市务工的乡镇人员，家庭困难，生活环境差，空间小，锅碗瓢盆随地放，暖瓶、电器没有放置到高一些的地方，孩子很容易便触碰到危险物致伤，因此发病率要明显高于城市家庭的儿童。另一方面，在乡镇，尤其是乡下人到城市来打工人员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是为了生计来到城市奔波，平时工作比较忙，无暇顾及到孩子的日常生活，再加上乡镇人口本来就比城市人口多，便导致了孩子无人看管，自律意识很低，自然发病率便会增高。还有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乡下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有限，一些生活常识缺乏[2]，有时由于常识失误导致孩子的意外伤害。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对于他们的教育也是一个问题。
因此，要降低儿童烧伤的发病率，最重要的要普及儿童监护人的文化水平，加强其对烧伤知识的教育宣传，增强监护人对儿童的看护与管教，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庭成长环境。平常在家庭中，监护人要妥善放置好易燃易爆物品。比如，妥善安置好灌满热水的暖水瓶、吃饭的汤盆或者着着旺盛的炉子，给孩子洗澡的时候要先放凉水然后再倒热水，以免不必要的烫伤。
4结语
小儿烫伤是非常普遍也很难全部抑制的意外现象，有的也难以控制其严重程度，严重的可致残、致死。因此，要更要对其多加以了解及注意，增强小儿烧伤的预防意识，教育孩子防止烧伤的常识，便可有效的起到预防的作用，亦可减轻家庭以及社会的额外负担。小儿烫伤发生的主要原因除了和年龄、性别、城乡三个外，还有很多原因。造成小儿烫伤大部分是由于热水、沸水烫伤，大都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家庭环境中。因此，提高儿童生活环境的质量，对于降低烫伤发病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环节中，家长无疑起着重要的角色，首先，要提高自身教育及常识水平，细心照看孩子，在孩子的幼儿期，尽量不让孩子独自一个玩耍[3]。从小就教育孩子远离热源，对孩子耐心照看、耐心教育，不玩火，加深儿童对烧伤病情的认识，增强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其远离危险因素，使小儿烧伤疾病发病率降到最低，提高小儿的生活环境水平。
参考文献
[1]陈延绒.李玉华.101例小儿烧伤原因分析与预防[J].实用预防医学.2008.（4）：1113-1114.
[2]袁志敏.向红霞.小儿烧伤的原因分析与对策[J].中外医疗.2010.（13）：110-111.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篇4
一、问题的提出
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水平主要通过就业率与对口就业率两项指标来衡量。就业率只能反映就业的量，不能有效地反映就业的质;对口就业率则既能反映就业的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就业的量。作为高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酒店管理专业，虽然就业率相当高，但对口就业率则较低。究其原因，当前酒店业面临着政府公款消费急剧下降、新开酒店数量不断增多的现实竞争环境;同时，酒店业还面临着消费者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理智、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的消费状况;另外，还有诸如人工成本急剧提升、管理费用不断增加等诸多经营管理困境。这些困境致使酒店业利润率出现下行趋势。虽然酒店业多次提升员工薪酬，但提薪幅度有限。相对于其他诸如金融、航空等服务业而言，仍然处于劣势。即使与生产性行业比较，也没有竞争优势。酒店业吸引力弱，加之社会认同度低，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毕业后到酒店就业的比率较低。较低的对口就业率不仅弱化了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还极大地影响到酒店业持续健康发展。虽然国内学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提出了诸多解决路径，但都未探寻到有效路径。究其原因，在于国内学者偏重于学生的主体性而忽视了学校教育的主体性作用。我们认为，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其知识基础、学习习惯等因素决定了其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能力比一般本科学生弱。在此前提下，强调学生主体性而忽视学校教育的主体性，只能是舍本求末、南辕北辙。
对口就业率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因此，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人才培养模式来研究对口就业率问题。
国外学者们对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对口就业率提升路径、政府吸引与集聚酒店管理专业人才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偏重于定量分析，形成了丰富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如King，Mxkercher和Waryzak比较分析了中澳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凯茜?恩兹从机制角度，结合核心竞争力理论，对酒店管理专业人才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与形成路径进行了分析。国外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对于国内学者开展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们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开始大量研究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与对口就业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学者偏重于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代表性的有张有根、李起潮、王伟廉、马廷奇、周洪宇、钟秉林等;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集中于定性研究，很少进行定量研究;从研究结论来看，形成了诸如“企业学院制”、“定单制”、“工学交替制”、“企业全程参与制”等人才培养模式。这些培养模式，虽然对于提高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对口就业率，克服供需矛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强调校企双方或校企生三方的匹配性，忽视了高等职业院校教育的主体性，并不能达到有效提高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对口就业率的目的。因此，将学校教育置于主体地位，突出学校教育的主体功能，构建并运行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学生与用人单位参与，充分体现工学结合特点，尤其是适应现今家长与学生职业期望的人才培养模式，才是提升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的有效路径。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其研究目的与内容。由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获取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数据，研究内容侧重于分析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低下的原因。研究目的明确，研究内容单一，适合于定性分析。因此，我们设计了定性问卷。问卷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问题：贵校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2010―2013年是多少？您认为下列哪些因素导致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不高（多选）？您认为下列哪个因素是影响酒店专业对口就业率的核心因素？设计好调查问卷后，通过快递或直接电话访问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笔者随机从高职旅游教育群里抽取的55位院校教研室主任，共发出55份调查问卷，回收55份，其中9份为白卷（卷头注明该院校没有酒店管理专业），问卷回收率为83.6%。对问卷整体信度进行分析，得到alpha值为0.852，表明样本通过信度检验。
从受访院校所在城市来看，超过一半的院校位于省会城市;从受访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层次来看，建设水平高的酒店管理专业基本上是旅游类专科院校或办学历史较长的院校;从受访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统计来看，2010―2013年期间，超过一半的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低于20%，这表明目前酒店管理专业人才供需错位现象突出，专业服务行业功能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从受访院校对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低的原因选择来看，全部选择学校主体教育功能缺失，比例最高，其他依次为酒店企业吸引力弱、学生期望值高、社会偏见影响、亲属不支持，这表明大部分高等职业院校酒店管理专业负责人意识到专业对口率低的首要原因是院校自身，需要强化学校自身主体教育功能。表1是受访样本基本调查结果统计。
三、突破路径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高等职业院校酒店管理专业整体对口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这既反映了当前酒店管理专业教育的困境，也折射出酒店管理专业人才供需错位现象突出。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期望能找到解决路径。可惜的是，他们提出的方案，要么重视学生内在动力，要么重视企业参与，要么提倡学校、企业、学生三者互动，却未能真正起效。究其原因，这些方案没有找到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较低的核心主导因素，当然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提出解决路径。从问卷调查可知，影响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学校主体教育功能方面的，有来自学生方面的，有来自酒店吸引力方面的，有来自社会方面的，有来自学生家庭方面的。若深入分析这些因素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发现，学校主体教育功能是最核心因素，其他因素均只起辅助作用。学校主体教育功能引领着学生期望值，支配着校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影响着社会与家庭支持度。学生期望值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学生对自身职业的规划，对自身价值的期望。大学教育的功能之一便是通过职业能力的提升与职业生涯指导引领学生的职业期望，满足学生职业期望。酒店吸引力弱从客观角度来说，确实影响着学生专业对口就业率。但无论其如何起作用，始终只是外因，不构成主因。众所周知，酒店吸引力强与弱，不是学生能决定的，也不是学校能决定，是由社会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与酒店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来决定。在目前国内酒店业竞争激烈、行业利润水平不高的情形下，酒店企业员工收入很难具有行业竞争优势。因此，在一定时期内，酒店企业吸引力还会处于较弱水平。基于此，很多学者认为，酒店行业吸引力弱是造成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低的主因。这种结论，既否认了学校教育的主体地位，也是本末倒置，完全把学校教育责任开脱开来。同样，社会偏见与家庭支持度也都是外因。社会偏见与家庭支持均有特定历史阶段性，受价值观影响。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与家庭均认为从事管理型岗位社会地位高，家庭认可度高。因此，若其子女能从事基层管理岗位，薪酬具有竞争性，社会偏见与家庭支持力度低的因素就会因此而改变。也就是说，社会偏见不是一成不变的，家庭支持力度的高与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现实情况也允许学校将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培养成基层管理者。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公报，每年星级酒店新增管理岗位近40万，而每年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不足35万。将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培养目标调整到星级酒店基层管理者，不仅现实而且可行。可见，学校主体教育功能发挥得好，学生质量高，就业契合社会与家庭的期望，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相应就会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只有以学校教育为主导，构建起既让企业参与、又符合社会、学生、家庭期望值的人才培养模式（见图1），才是突破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对口就业率偏低困境的有效路径。
在上述模式中，核心环节是学校主体教育功能的发挥，其他环节围绕其开展。
第一，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将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从原来定位于高技能人才转向定位于基层管理者，以此区分高职与中职或技校的教育功能。客观来说，目前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技能上并不一定比中职或技校学生强。应该及时调整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培养目标，不然两者教育功能相同，高职教育价值就存在疑问。另外，从学生、家长、社会评价方面也需要将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调整为星级酒店基层管理者。有些学者或许会认为，定位于星级酒店基层管理者会失去高等色彩，不符合高职教育要求。其实，将酒店管理专业定位于高技能人才，才没有真正体现高职教育功能。
第二，设计符合星级酒店基层管理者管理能力成长路径的课程体系。星级酒店基层管理者管理能力成长路径一般经由基本管理能力、综合管理能力与职业提升能力三个阶梯式成长阶段。基本管理能力方面可设计专业基础方面的课程，如酒店管理学、公共营养知识、管理思维与艺术、酒店职业英语、第二外语等;综合管理能力方面可设计实务方面的课程，如酒店营销实务、前厅客房运行与管理、餐饮运行与管理、酒店财务管理、酒店主管管理实务、酒店督导实务、认识实习、顶岗实习等;职业发展能力方面可设计职业能力提升方面的课程，如酒店人力资源管理、酒店筹建实务、企业品牌与文化建设、经济法、音乐欣赏与舞蹈训练等课程。
第三，实施体现工学结合特点的三练式实践教学模式。基本管理能力课程适合于学用演练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实行专兼职教师共同授课，专任教师主要讲授理论，兼职教师主要讲授实践部分。现在，高职院校鼓励专任教师进行职业技能进修，以此期望专任教师承担实践部分。这种想法固然值得提倡，然而事实是，很多高职院校仅仅根据教师提供的一本职业资格证书就认定为“双师”素质。要知道，现代酒店管理理念、方法与技巧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高职教师大部分是直接从普通本科院校毕业而来，没有行业从业经历，即使在企业挂职锻炼半年甚至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践经验也不一定能适应变化中的酒店管理实际。因此，基本管理能力课程实践部分应当由具有丰富实践管理经验的兼职教师来讲授，让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一开始接触到实际管理案例，获取实际管理技术与方法。综合管理能力课程适合采用就业锻炼模式。职业管理能力课程以实践课程为主，旨在进一步培养学生酒店职业管理方法与技巧，使其具备较高的职业管理能力，进而提升其就业话语权。就业锻炼模式关键是学校主体的深度参与。例如，顶岗实习课程，相当一部分高职院校将学生安排到星级酒店相应岗位上进行为期数月甚至一年以上的岗位实习，每个实习单位配备一位指导教师，应该说，这种模式相当普遍。虽然这一模式符合企业与学校的意愿，然而不一定符合学生意愿。如果仅关注于自身利益，而没有兼顾到学生利益，这种实习模式不可能长久，也没有生命力。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篇5
关键词：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闲置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259-03
一、问题与方法
广西边远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相对比较落后，从已有的文献研究来看，广西的教育资源总体相对不足，尤其对于广西边远地区农村的教育来说，教育资源更加缺乏。但在教育资源总体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却依然存在着教育资源的闲置现象。
教育资源既包括有形的资源，如人、财、物，同时也包括无形的资源，如学校的声誉、成立的时间等。由于无形教育资源不便于用货币单位计算，因此本文研究的教育资源主要是有形教育资源，如学校的教师、在校学生、每一年学校投入的费用、学校的校舍建筑等。本文所研究的教育资源闲置主要指的是教育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状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教育资源因使用效率低于全国农村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平均水平而造成的相对闲置；另一方面指的是教育资源被彻底废弃不再用于教育的绝对闲置。
从既有的相关研究来看，学者们探讨较多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问题研究和如何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问题研究两个方面。关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问题研究。这一层面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1]、城乡之间[2]和校际之间[3]存在着质或量的配置差异。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教育资源不平衡的表现、成因和实现教育资源平衡配置的政策建议。关于如何提高教育资源使用率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如何提高义务教育资源的使用率[4]。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率[5]。这些研究要么关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校际之间配置不公，农村投入不足；要么关注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如何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率。而对教育资源的闲置问题则很少论及，尤其对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闲置问题的关注则更加少见。
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闲置问题的研究涉及教育资源闲置的现状、教育资源闲置的原因和改变教育资源闲置的对策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导致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闲置的原因是什么，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在总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出现了教育资源的闲置？
对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笔者对百色地区部分县小学和初中的实地调查和相关教育部门的统计数据。2010年下半年以来，笔者分别走访了百色地区的右江区、田东县、田阳县、平果县、德堡县、靖西县等地的小学和初中，并分别对当地的小学和初中作了实地观查和访谈；同时，笔者又系统收集了百色市教育局近十年来有关农村初中和小学的教育统计数据；此外，本文也借鉴了相关的研究数据。
二、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闲置的成因
本文基于对百色地区教育资源闲置状况的观察和相关统计数据的比较发现，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闲置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过于分散，造成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形成了教育资源的相对闲置；受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影响，教学点撤并过程中教学点的废弃，造成了教育资源的部分闲置；在校生数量相对减少导致了教育资源的闲置；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流出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导致了教育资源的闲置；由于资金缺乏，部分危房因得不到维修而被闲置。
（一）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过于分散，造成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相对闲置
百色地区位于广西西部，总人口365万，是典型的山区，总面积3.63万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5.4%，森林覆盖率达50.2%，可谓是地广人稀。百色地区下辖田阳、田东、平果、德保、靖西、那坡、凌云、乐业、田林、隆林、西林11个县和1个市辖区，共183个乡镇[6]。其中每个乡镇总人口平均约2万人，小学平均适龄人口1630人，在校生平均1738人，小学教学点平均27个；每个乡镇初中适龄少年平均868人，在校生平均738人，初中校数平均不到1所[7]。
根据百色地区教育局《基础教育基本数据》（各年度年报数），百色地区2009―2010学年初小学在校生317970人，小学教学点数2327个，小学班数10918个；初中在校生135038人，学校179所，班数2523个。小学平均每个教学点不到5个班级，每个班级不足30人；初中平均每个教学点14个班，每个班级54个人。
教育部2008年12月1日颁布的《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显示，农村普通小学的办学规模标准平均为39人/班，初中办学规模标准近期50人/班，远期45人/班；与教育部的建设标准相比，百色地区小学的教学规模远远低于建设标准，达不到办学规模标准要求，这必然造成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相对低下。
可见，基于百色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百色地区的人口相对比较分散，百色地区小学教学点分布比较广泛，数量较多；小学办学规模过小，达不到办学规模的经济效益，从而降低了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导致了小学教育资源的相对闲置。
需要说明的是，广西边远地区教育资源的闲置是相对小学教育而言的，对中学教育来说，教育资源却略显不足。与教育部公布的标准相比，百色地区中学教育每班学生人数多出4~9人[7]。可见，教育资源闲置和相对不足在广西边远地区同时存在。
（二）受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影响，教学点撤并过程中教学点的废弃，造成了教育资源的部分闲置
自2001年实行集中办学以来，许多办学规模达不到国家标准的小学教学点和初中学校在辍学率相对降低的前提下被撤并。根据百色地区教育局《基础教育基本数据》（各年度年报数），百色地区2000―2001学年初小学教学点数3979个，辍学率2.27%；初中学校230所，辍学率6.21%。2009―2010学年初小学教学点数2327个，辍学率0.39%；初中学校179所，辍学率2%。在这十年间，百色地区小学教学点数共减少2563个，平均每年减少256.3个教学点，小学辍学率共降低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0.188个百分点；初中学校共减少73所，平均每年减少7.3所，初中辍学率共降低4.2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0.421个百分点。
教学点的撤并，导致百色地区部分学校的校园、校舍建筑等固定资产因无法转移而被废弃，大部分代课教师由于没有编制也不能随教学点的撤并而转移到其他学校继续任教，不得不放弃教学岗位。教育资源因此被闲置。据统计，百色地区十年来，因教育教学点撤并，小学校园面积共减少3808354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共减少84915平方米，代课教师人数共减少6637人；初中校园面积共减少3573574平方米，代课教师人数共减少663人[7]。
可见，在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影响下，教学点撤并过程中教学点的废弃以及大部分的代课教师不再从事教育，造成了这部分教育资源不再用于教育的绝对闲置。
（三）在校生数量相对减少导致了教育资源的闲置
根据百色地区教育局《基础教育基本数据》（各年度年报数），百色地区2000/2001学年初小学学龄人口341193人，小学在校生386402人，初中学龄人口210162人，初中在校生176011人；2009/2010学年初小学学龄人口298375人，小学在校生317970人，初中学龄人口139675人，初中在校生135038人。在这十年间，百色地区小学学龄人口共减少42818人，平均每年减少4281.8人；小学在校生共减少68432人，平均每年减少6843.2人；初中学龄人口共减少70487人，平均每年减少7048.7人；初中在校生共减少40973人，平均每年减少4097.3人。
以上数据表明，在校生人数的不断缩减，促使部分中小学教学规模的缩小，不仅造成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低于的相对闲置，也造成了部分教育资源因被撤并而不再用于教育过程中的绝对闲置。
（四）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流出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导致了教育资源的闲置
根据《百色地区中小学及其他学校综合统计报表》，2000/2001学年初，百色地区小学转入学生数量为1473人，转出学生数量为2783人，当年转出学生数量比转入学生数量仅多出1310人；百色地区初中同年转入学生1467人，转出学生2081人，当年转出学生数量比转入学生数量仅多出614人。而到了2009/2010学年初，根据百色地区《基础教育综合统计表》显示，百色地区小学当年转入学生共计22695人，当年转出学生则为37068人，小学转出学生数量比转入学生数量多出14373人，小学流出学生的数量比2000/2001学年初的流出的学生数量10倍还要多；2009/2010学年初百色地区初中转入学生4393人，转出学生共计8392人，初中当年转出学生数量比转入学生数量多出3999人，差不多是2000/2001学年初转出学生数量的6.5倍还要多。
与此相反的是，百色地区复学、休学、退学的学生数量都在不断减少，根据《百色地区中小学及其他学校综合统计报表》，2000/2001学年初，百色地区小学复学399人，休学2672人，退学4627人；初中复学1632人，休学1631人，退学6788人。2009/2010学年初，百色地区《基础教育综合统计表》显示，百色地区小学复学286人，休学89人，退学387人；初中复学88人，休学255人，退学1975人。
与此同时，根据《百色地区中小学及其他学校综合统计报表》，百色地区2000/2001学年初，小学入学率为98.91%，辍学率为2.27%；初中入学率为83.75%，辍学率为6.21%。2009/2010学年初，百色地区《基础教育综合统计表》显示，百色地区小学入学率为99.62%，辍学率为0.45%；当年百色地区初中入学率为96.68%，辍学率为2.28%。由此可见，百色地区小学和初中在入学率不断上升的同时，辍学率和休学率在不断下降。
通过对百色地区小学和初中学生数量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百色地区小学和初中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来自学生的转出。学生数量的减少必然会引起教育资源的闲置。
（五）由于资金缺乏，部分危房因得不到维修而被闲置
根据百色地区《基础教育基本数据》（各年度年报数），百色地区小学2005―2006学年当年新增校舍面积60066平方米，D级危房面积120153平方米；2006―2007学年当年新增校舍面积75566平方米，D级危房面积173522平方米；2007―2008学年当年新增校舍面积58807平方米，D级危房面积109457平方米；2008―200年当年新增校舍面积5557平方米，D级危房面积98464平方米；2009―2010学年当年新增校舍面积137106平方米，D级危房面积1440112平方米。从这五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百色地区小学近五年来校舍面积在不断增加，平均每年新增校舍面积67420.4平方米；而D级危房面积2006年比2005年增加了53369平方米，2007年比2006年减少了64065平方米，2008年比2007年减少了10993平方米，2009年比2008年增加了1341648平方米。
另根据百色地区《基础教育基本数据》（各年度年报数），百色地区初中2005―2006学年当年新增校舍面积56401平方米，D级危房面积56424平方米；2006―2007学年当年新增校舍面积102996平方米，D级危房面积66573平方米；2007―2008学年当年新增校舍面积26535平方米，D级危房面积55466平方米；2008―200年当年新增校舍面积24634平方米，D级危房面积52637平方米；2009―2010学年当年新增校舍面积42567平方米，D级危房面积838250平方米。从这五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百色地区初中近五年来校舍面积在不断增加，平均每年新增校舍面积50626.6平方米；而D级危房面积2006年比2005年增加了10172平方米，2007年比2006年减少了11107平方米，2008年比2007年减少了2829平方米，2009年比2008年增加了785613平方米。
可见，近五年来，百色地区虽然每年在不断增加教育投资，但有限的投资除了部分用于建设新的校舍，大部分危房因缺乏费用而没有得到维修，年深日久，成了闲置的教育资源。
三、结论
对于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来说，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因使用效率低下造成的相对闲置和因学校撤并而彻底不用的绝对闲置。造成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闲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原因表现为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受广西边远地区自然地理位置的影响，小学校点分布较分散，达不到办学的标准规模，而初中过于集中，每个乡镇不足一所，办学规模又略为超标，办学规模的不经济势必会导致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从而导致了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因使用效率低下造成的相对闲置；第二个方面是集中办学政策的统一实施，导致了多数教学点因达不到办学标准而被撤并，从而造成了广西边远地区农村教育资源的绝对闲置；第三个方面是由于学龄人口的数量不断下降，从而使在校生人口的规模也不断缩小，加剧了教育资源的闲置；第四个方面是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因学龄人口的流出导致教育资源的相对闲置；第五个方面是由于资金缺乏，部分危房因得不到维修而被闲置。
参考文献：
[1][美]曾满超，丁延庆.中国义务教育资源利用及配置不均衡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5，(2).
[2]张金英，陈通.中国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机化，2009，(6).
[3]王莉红.农村义务教育资源校际均衡配置研究[J].财政研究，2008，(2).
[4]黄福仁，黄美红.如何利用好农村闲置校舍[J].教育观察，2008，(4).
[5]冯文全，夏茂林.当前农村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及解决的基本思路[J].兰州学刊，2006，(1).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
[关键词]智力低下；调查；影响因素；启智学校
智力低下(mentalretardation)是一种以智力功能和适应具有显著性限制为特征的障碍，适应主要表现为概念的、社会的和实用性的适应性技能，智力低下发生于18岁之前。造成智力低下的原因十分复杂，涉及生物医学、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本文以大连市城区4所启智学校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对智力低下的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统计，为进一步探讨预防与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大连市城区4所启智学校的全体在校学生，共300人。学生入校标准：多数学生是经医院确诊为智力低下的，另外一些轻度智力低下的学生是由普校转介到启智学校的，全部符合智力低下的诊断标准。其中男生191人，女生109人，年龄范围是6～18岁。
1.2方法采用自编问卷对学生家长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背景资料(被试者的年龄，性别，父母的职业及受教育程度)和与智力低下相关的因素(被诊断为何种疾病，发现智力问题的时间，母孕年龄，产前因素，产时因素，产后因素，家族史等多项)。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45份，回收率为81.67％，其中有效问卷238份，有效率为97.14％。
1.3统计方法应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t检验、X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导致智力低下的主要因素大连市4所启智学校学生中导致智力低下的前6位病因依次为；脑部疾病占17.66％；先天愚型与新生儿窒息各占7.14％；自闭症、多动症、早产各占5.04％。将智力低下病因按时间分类结果为，出生前因素占16.80％；出生时因素占15.96％；出生后因素占29.42％；致病原因不明者(原因不明是指无明显器质性改变或生化异常)占37.82％。见表1。
2.2致病原因不明与致病原因明确两组学生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检验本研究将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以下(含初中)与初中以上两组，采用卡方检验的结果为致病原因不明与原因明确两组学生的母亲受教育程度有统计学意义，致病原因不明学生的母亲初中以下(含初中)受教育程度所占的比例比原因明确学生的母亲要高。见表2。
2.3致病原因不明与明确的两组学生在发现智力问题时间上的比较致病原因不明的学生比原因明确的学生在智力问题的发现时间上相对较晚，二者之间的差异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见表3。
2.4致病原因不明智力低下者的影响因素将致病原因是否明确作为因变量，原因不明组赋值为“1”，原因明确组赋值为“0”，将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父母各自的受教育程度、发现智力问题的时间这4项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只有性别与发现智力问题的时间两项，表明女生较男生、发现时间晚较发现时间早的学生更倾向于原因不明。见表4。
3讨论
在本次所调查的大连市智力低下学生中，出生前因素占16.80％；出生时因素占15.96％；出生后因素占29.42％；致病原因不明者占37.82％。出生前因素中遗传因素占有很大的比例，可见，若要预防遗传病患儿的出生，应做好遗传咨询，进行遗传发病率的推算，禁止近亲结婚，减少大龄生育。本次调查中发现1例苯丙酮尿症患者，该病如被早期发现，可以通过饮食干预防止儿童发展成为智力低下，提示我们进一步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是预防智力低下发生的必要措施；此外，本次调查中发现3例甲状腺功能低下患者，该病是由于甲状腺激素产生不足所致，在新生儿或幼儿时期的表现就是克汀病，甲状腺素对脑的发育特别重要，提醒母亲孕期要注重碘的摄入，并且对新生婴儿进行检查，对于甲状腺素不足者提供及时的治疗与补救措施，以确保婴儿体内甲状腺素的充足。
新生儿窒息、早产、晚产是智力低下发生的高危因素，提醒我们应注重普及孕期保健常识，做好卫生宣传工作，并且要提高医院产、儿科对这些状况的应对能力，进一步降低新生儿窒息与早产的发生率。出生后因素中脑部疾病(主要为脑瘫、癫痫、脑炎)所占比例最大，提示大连市应重视对儿童脑部疾病的预防，以便有效降低智力低下的发生率。
本研究发现，致病原因不明者占有很大比例，这些智力低下者常被权威人士认为属于社会文化性智力低下。据有关研究表明，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智力低下在弱智人群中所占比例数最高，这种智力低下通常与家庭环境、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文化教育贫乏、不良的医疗服务、营养不良等因素有关。本研究也显示，致病原因不明学生的母亲受教育程度比原因明确学生的母亲受教育程度要低，这是因为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着对孩子的态度及教养方式进而影响孩子的发展，母亲受教育程度偏低，以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能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教育刺激而表现为智力低下。统计显示，致病原因不明学生的发现智力问题时间比原因明确的学生晚，原因明确是指有生物学原因的，其引起的智力低下较明显，并且易发现，而原因不明的智力低下大多没有生物学原因，或属于还没有被现代医学所了解的疾病，易被人们所忽视，故通常发现时间相对较晚。性别也是原因明确与否的影响因素之一，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女孩的致病原因较男孩更容易不明确，这可能与家庭的忽视、家长对女孩的期望较男孩低有关。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篇7
【关键词】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原因
[Abstract]ObjectiveTounderstandthecausesof1963casesofabortion(June2006-June2009).MethodsTheprojectofunifiedone-on-onequestionnairetosurvey.Analyzedtheabortionandreason.ResultsThefarmers，juniorhighschool，highschoolculturewashigh，58.43%hasnottakecontraceptivemeasures.41.57%iscausedbythecontraceptivefailure.Butartificialabortionisincreasingmainlycausedbythecontraceptivefailure.ConclusionWeshouldstrengthenthepropagandaandcontraceptionknowledgeofcontraceptivemethods，promotesthelong-termcontraceptivemethods(suchasIUD).Topromotetheuseofcontraceptivemethodisefficienttoreduceartificialabortionrate.
[Keywords]marriedreproductivelifewomen;inducedabortion;cause
当避孕失败或未采取避孕措施而发生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包括药物流产和手术流产)是有效的补救措施。目前普遍应用于临床，但人工流产特别是重复流产会不同程度地对妇女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这是目前计生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生殖健康问题。笔者对2006年6月-2009年6月来本站施行人工流产1963例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2006年6月-2009年6月期间，到本中心所有施行人工流产(妊娠13周内)患者，其中年龄最小17岁，最大49岁，25～40岁年龄组80.5%，农民89.8%，本组中除16例系未婚者或新婚者外，1347例皆怀孕2次以上，600例为一孩育龄妇女。
1.2方法
采用统一制定的项目调查表，由经过专项培训的医师于术前一对一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婚育史、避孕史、流产史、避孕措施使用情况等。
2结果
2.1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人工流产与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有明显关系，见表1。表1一般人口学特征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2.2流产史、孕产史与本次人工流产的关系
以初次流产已生育一次者发生率最高，分别占36.89%和61.35%，详见表2、表3。表2流产史与本次人工流产的关系表3孕产史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2.3避孕方法知晓情况与人工流产的关系见表4。表4避孕方法知晓情况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2.4本次人工流产原因本次人工流产原因主要未采用避孕措施和避孕失败2种，分别占58.43%和41.57%，见表5、表6。表5未采取避孕措施原因表6避孕措施失败
3讨论
尽管人工流产手术控制生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对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如术后再次妊娠使产科并发症也相应增加，是感染、出血、继发不孕的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显示：有人工流产手术史的不孕症中占57.89%，占所有不孕的51.3%[1]。x
转贴于【摘要】目的了解本站2006年6月-2009年6月1963例人工流产原因。方法采用统一制定的项目调查表施行一对一问卷调查表。分析人工流产情况及原因。结果农民、初中、小学文化程度流产率高，人工流产原因中有58.43%未采取避孕措施，41.57%是避孕失败造成的。而产后的人工流产主要是避孕失败造成的，多次人工流产妇女的避孕措施趋势多样化。而人工流产原因中避孕失败的比例增加。结论应加强避孕方法知识的宣传以及避孕方法的指导，提倡以长效避孕方法(如IUD)为主。推广使用比较高效的避孕方法(高铜IUD、吉妮环人流术后放置IUD)降低人工流产率。
【关键词】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原因
[Abstract]ObjectiveTounderstandthecausesof1963casesofabortion(June2006-June2009).MethodsTheprojectofunifiedone-on-onequestionnairetosurvey.Analyzedtheabortionandreason.ResultsThefarmers，juniorhighschool，highschoolculturewashigh，58.43%hasnottakecontraceptivemeasures.41.57%iscausedbythecontraceptivefailure.Butartificialabortionisincreasingmainlycausedbythecontraceptivefailure.ConclusionWeshouldstrengthenthepropagandaandcontraceptionknowledgeofcontraceptivemethods，promotesthelong-termcontraceptivemethods(suchasIUD).Topromotetheuseofcontraceptivemethodisefficienttoreduceartificialabortionrate.
[Keywords]marriedreproductivelifewomen;inducedabortion;cause
当避孕失败或未采取避孕措施而发生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包括药物流产和手术流产)是有效的补救措施。目前普遍应用于临床，但人工流产特别是重复流产会不同程度地对妇女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这是目前计生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生殖健康问题。笔者对2006年6月-2009年6月来本站施行人工流产1963例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2006年6月-2009年6月期间，到本中心所有施行人工流产(妊娠13周内)患者，其中年龄最小17岁，最大49岁，25～40岁年龄组80.5%，农民89.8%，本组中除16例系未婚者或新婚者外，1347例皆怀孕2次以上，600例为一孩育龄妇女。
1.2方法
采用统一制定的项目调查表，由经过专项培训的医师于术前一对一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婚育史、避孕史、流产史、避孕措施使用情况等。
2结果
2.1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人工流产与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有明显关系，见表1。表1一般人口学特征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2.2流产史、孕产史与本次人工流产的关系
以初次流产已生育一次者发生率最高，分别占36.89%和61.35%，详见表2、表3。表2流产史与本次人工流产的关系表3孕产史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2.3避孕方法知晓情况与人工流产的关系见表4。表4避孕方法知晓情况与人工流产的关系
2.4本次人工流产原因本次人工流产原因主要未采用避孕措施和避孕失败2种，分别占58.43%和41.57%，见表5、表6。表5未采取避孕措施原因表6避孕措施失败
3讨论
尽管人工流产手术控制生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对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如术后再次妊娠使产科并发症也相应增加，是感染、出血、继发不孕的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显示：有人工流产手术史的不孕症中占57.89%，占所有不孕的51.3%[1]。
本组资料显示，人工流产以25～40岁年龄段，农民、初中、小学文化程度、中等收入者发生率最高;以初次流产，已生育一次发生率最高。
本组病例的人工流产原因中，58.43%是未采取避孕措施造成的，其中28.88%的妇女先有生育愿望后又改变想法，15.59%的人不知道要避孕，3.87%的人无法获得避孕措施，后两种情况主要见于农村偏远山区，文化水平较低及未婚者，41.5%是避孕失败造成的，其中以使用安全套失败率最高，主要为使用方法不当，未坚持每次使用，未坚持同房之前使用，有滑脱破裂情况发生时未及时采取紧急避孕措施，其次为IUD的脱落和带器妊娠45.22%，带器妊娠的原因为产后哺乳期月经未复潮放置，停止哺乳或月经复潮，子宫大小有变化，环号不适或环下移，脱落与子宫腔形态、子宫颈口松弛及放环技术欠佳致环不到位有关，另外，个别年轻妇女子宫敏感，排异能力强，亦易致环脱落，还有一部分为放置时间过长，使用含低铜和惰性IUD，有部分产后月经未复潮，存有侥幸心理而怀孕，剖宫产半年内不宜放环，而又不采取措施而怀孕，个别人工流产未及时采取措施或放环而又怀孕，甚至再次人工流产术多达4次。
本组人工流产原因中，80%以上的人不知晓紧急避孕，90%的人愿意使用未使用，主要是不知晓和获得不方便等所致，紧急避孕虽不是常规避孕方法，但在无保护性生活或避孕失败时是降低意外妊娠的最有效方法，其有效率可达95%以上，因此，大力推广紧急避孕措施能有效降低非意愿妊娠，减少人工流产率。
笔者体会：(1)推广使用比较高效的避孕方法，以放置宫内节育器为首选，流产后即时置器值得推广，因为流产后很多人放松了避孕警惕，另外流产后宫内口较松，故操作方便，又不至于发生子宫穿孔，人流后必然有阴道出血，可大大减少平日因单纯置器而引起少量阴道出血给手术者造成的心理负担，因而，笔者认为小月份人流后即时置器值得推广。其次，要努力提高计划生育技术，确保节育手术质量，推广有效宫内节育的使用，加强随访。(2)再者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普及对育龄妇女避孕知识的宣教，推广紧急避孕知识，积极开展紧急避孕服务。一方面，要加强对青春期卫生知识宣教，提高青年人的性道德知识水平，增强育龄妇女尤其是未婚妇女对人流危害性的意识。正确指导避孕方法，提高知情选择率，减少药具不良反应，提高避孕药具的使用率和有效率，大大降低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率，另一方面要重视对教育和文化较低人群的节育知识宣教及节育措施的落实。调查资料表明这部分人人工流产比例较高(本组76.01%)，提示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中，对外出每年打工人群，计划生育部门、街道办事处、厂矿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卫生宣教，让他们认识到人流的危害性，对工人、待业及个体户加强节育知识宣传，重要督促其落实避孕节育措施，才能有效地降低人工流产手术率，保护育龄妇女健康，还有一部分计划内怀孕者切实做好优生咨询和指导，提高优生咨询，净化孕妇生活环境，避免有害物质接触，减少无谓人工流产发生。
分析人工流产原因，降低人工流产率，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性工作，需要多部门协同治疗，特别是计生卫生部门需要加大力度宣传教育，方能有效。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篇8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是否将进入“刘易斯拐点”的讨论不绝于耳，但在笔者看来，对中国未来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更为深刻的其实是“宋健一田雪原拐点”的行将到来。
何为“宋健－田雪原拐点”?即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使得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并持续地保持在人均2.1－2.2胎以下而导致的一国人口总量由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的转折点。(如不考虑具体计算公式，而只从概念上理解，则总和生育率近似于终生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在其一生中生育后代的数量。)
我们知道，根据人口学的一般原理，人口数量如要实现维持水平的世代交替，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2.2胎左右。对这一原理的客观性是容易认识的。因为人口中总是50％左右为女性，每个女性在育龄必须生育2个孩子才能使人口在理论上达到100％的简单再生产水平。但在妇女所生后代中，总会有一些终生未育，甚或未活到生育年龄，故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如一地、一国乃至整个地球上)，妇女总和生育率需达到2.1－2.2胎左右才能实现人口数量的简单再生产。(而在中国，由于人口性别比较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105.2％，即女性人口仅为全部人口的48％，这个数字可能还需要稍高一些。)如果一个国家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持续大于2.2胎，就必然导致该国人口总量的上升；而如果长期小于2.1胎，则最终会导致人口总量的下降。
1980年，中国控制论专家宋健和人口学家田雪原等人运用控制论方法对中国在不同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态势下的人口100年内的长期发展趋势作了预测。该项研究指出，如果中国真正做到100％一胎率的话，那么，2005年将达中国人口巅峰，总人口为10.5亿，以后就下降了，到2050年左右，中国大约为7.7亿人口。到2080年左右约为3.7亿人口；如果中国人均生育1.5胎的话，那么，2025年将达中国人口巅峰，为11.78亿，然后开始下降，到2050年，大约为10.87亿人口，到2080年约为7.8亿人口；如果人均生2胎，那么，到2050年将达中国人口巅峰，为15.42亿，随后开始缓慢下降，到2080年可降到14.83亿人口。
宋健、田雪原等人在人口控制方面的研究加深了国人对中国人口长期发展趋势的认识，并预测了中国人口由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的各种可能时点。对宋、田等人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科学性，学术界至今仍有一定争议。但客观上，这就是对从上世纪80年代推行至今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产生了最大实际影响的人口学理论。而只要计划生育导致的妇女生育率持续下降到代际更替水平之下，人口数量由上升转为下降的一天就是终将到来的。与“刘易斯拐点”的说法相类似，笔者建议，将这一因计划生育使得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中国)人口数量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转折点命名为“宋健－田雪原拐点”。
今天，距宋健等人当年进行预测的时间已过去了30年，中国人口的实际状况如何呢?
按宋健等人1980年的预测，如实现人均二胎，则到1990年中国人口应为10.88亿，而实际上到1990年7月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仅指大陆内地，下同)人口已达11.33亿人。这说明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还是高于2胎的。经查实际数据，1981－1990这十年间，中国实际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46胎。
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大大下降。1992年国家计生委的38万人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已大大低于2.1胎的替代水平。1995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56。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为12.66亿，比1990年增长1.33亿，lO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0.7‰，而总和生育率甚至低至1.22。国家计生委不相信这一数据，认为存在漏报等因素而将其人为调整为1.8。但不管怎么样，在1991－2000年这10年间，总和生育率肯定是大大低于2.1这个人口替代水平的。
本世纪以来，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持续保持在很低的水平。2005年11月对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为13.06亿万人，据推算，总和生育率只有1.34。而最新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为13.39亿，比2000年增长7300万，年均增长率为5.7‰，而人口学界较普遍认可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在1.4－1.5之间。
从以上数据可见，1990年以后的20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是远低于维持人口替代水平的2.1。与此相应，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不断下降。具体情况可见上页图表。
从图表中可见，从1987年到2009年的23年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已从23.33‰下降到12.13‰，在死亡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使得自然增长率已从1980年的18.21‰下降到2009年的5.05‰。按此趋势发展，“宋健一田雪原拐点”是总有一天要到来的。
现在的问题是，它究竟会在哪一天到来?具体的计算托付控制论专家和人口学者。笔者只是凭直觉感到，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在近期作重大调整，或虽然政策调整而人们的生育意愿并未随之明显改变，这一时点很可能在10余年后即将到来。其理由主要是，在1949到1958年10年间，中国曾有过一次人口增长高峰。在此期间的新出生人口为204亿万，年均2040万(年均净增人口约为1200万)，因中国目前的人口预期寿命为73.5岁，故这部分人口将在2023年到2034年间先后离世。(这仅是从统计学的平均值上来说的。这些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无疑将活到80、90多岁甚至100岁以上。)这一数字将远高于目前中国每年的新出生人口数和净增人口数。(从“五普”到“六普”的十年间，中国年均出生人口约为1620万人，而净增人口为730万人。)在稍后的1962－1975年14年间，中国又有过一次人口增长高峰。其间的新出生人口近3.6亿，年均2550万(年均净增人口近1900万)。这部分人口按平均寿命来说也将在2036－2050年间全部离世。这意味着从本世纪20年代起中国人口将有一个持续30年的高死亡率时期，中国人口的年死亡率可能高达14％到20％左右。在中国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死亡率将持续高企完全是由于70多年前的人口出生高峰和平均寿命决定的，因而是无法避免的。
从前页图表可见，近3年来，中国每年的人口死亡率已开始有所上升，从此前几十年间长期保持的千分之6点几上升到了2008年以来的7‰以上，这是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的必然现象，也是“宋健一田雪原拐点”来临的前兆。
总之。至迟在10余年后，中国人口发展模式就
将由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转变为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负增长率的“低高负模式”。这将是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由高速增长转向快速下降的根本性转折。如何应对“宋健一田雪原拐点”的到来
对宋健一田雪原等人研究成果所支持的计划生育政策，目前存有两种非议，一种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当年推出就是错误的，另一种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当前再实行下去是不行的，需要尽快改变。
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看到当年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其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在中国这样的幅员和资源禀赋的国家，承载10亿以上乃至13亿－14亿人口肯定是太多了。事实上它造成了中国的环境、空间、耕地、道路、矿产、能源、森林、水，甚至洁净的空气等各种资源的全面紧缺。我们不能因为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客观上享受到了一定的人口红利而否定人口压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不利影响。在1980年前后，曾有人口学者提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理想的人口数量为6亿－7亿。有些人就不赞成。今天更有人认为中国已有13亿多的人口，经济照样发展得不错。殊不知，如果不是人均资源的紧缺，中国的经济可能发展得同样不错，而人们很可能还可以活得更洒脱一些。至少，在今天的中国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的“房奴”(实际是“地奴”)问题远不会像现在这样突出。中国人口过多事实上是由于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的高增长率造成的，作为一种弥补，80年代起必须将增长率降下来。在死亡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要降低增长率，就只有尽最大努力将出生率降下来。因此，一味指责在上世纪80年代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承认中国现有人口偏多了，如果同意从长远来看中国人口总量以10亿以内为好，那么，就要准备接受“宋健一田雪原拐点”的到来这一事实，就要容忍中国人口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负增长。而人口的持续负增长必然带来人口一定时期的老化。人口老化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但这就是中国人口问题的宿命，是为了使中国人口退回到一个合适的总量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因此说，坦然接受，这恐怕是面对“宋健－田雪原拐点”到来时一个合理的基本态度。
其次，也应当看到，由于目前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处于相当低的水平，而在10余年后到20余年间，随着1949年－1958年和1962年－1975年两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将先后离世，人口的负增长可能会达到很高的程度，亦即中国人口会下降得过快。而人口过快下降也会造成许多不可承受之重，这是从现在起就需要未雨绸缪的。因行将到来的人口死亡率走高是由年龄结构和平均寿命这一生物学规律决定的，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所谓应对措施看来就只有通过适当提高人口出生率这一途径了。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公开信》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现在看来，这一预见还是相当准确的。随着人口高增长问题的缓解，目前中国一些地方已开始实行允许“双独生二”即育龄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这种政策调整还是适时的。据说，在一些允许“双独生二”的地方尤其是特大城市，由于子女抚养教育成本高企等原因，年轻父母们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强烈。如果确实如此，则下一步可进一步放开政策，实行“单独生二”即育龄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即可生育二胎的政策。
总之，在承认社会有必要对人口状况进行必要调控的前提下，具体的计生政策是有必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的。
不久前，有学者在人大提出目前仍要严格实行一胎生育的政策。这如果不是不知道未来即将发生的人口下降趋势，就是低估了下降势头过猛将会带来的多种社会矛盾。
其三，对于人口出生率下降，似也不必过于恐慌。因为一般来说，应对人口低增长(或负增长)的问题应当比解决当年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相对容易，见效也会快得多。我们知道，人口问题有巨大的惯性，不论是人口增长过快还是过慢都是如此。但两者不同的是，人口过多造成的惯性是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即在人均寿命70多年的情况下，人口一旦增长过多，其所造成的“总量问题”和“人均问题”就必将影响其后的70多年。而人口出生率过低虽也会有一定的惯性，但造成这种惯性的主要因素是人们主观的生育意愿。一旦生育意愿改变。人口从出生到成长为劳动力只需要20多年。因此，应对未来人口下降得过快的问题完全可以比应对当年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更为从容。
在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确是事实。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生活压力的下降，人们的生育意愿还是有可能逐步恢复的。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看，虽有日、德、加等低生育率国家，但美、英、法等国的总和生育率还是超过或接近2的。即使是被认为已经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日、韩等东亚诸国，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左右，也难以想象这些国家将会因为生育率过低而走向民族灭绝。可以设想，到了一定的境况下，这些国家的人口发展状况还会发生改观。因此，惊呼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甚至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因实行计划生育而面临着民族生存危机，多少显得是一种危言耸听。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篇9
关键词：玉米空秆；品种；日照；吉林双辽；2010年
中图分类号：S5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2)02-0099-01
双辽市地处吉林省西部的东、西辽河汇流区，属于北方春玉米种植区，农作物生长季节≥10℃活动积温3118.6℃，无霜期145d，年降水量494.0mm。由于气候条件适宜。玉米是双辽市的优势作物，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010年8月初，双辽市及周边部分地区农民反映一些玉米品种空秆问题较多，为此于8月2-8日对发生空秆的玉米进行实地调查，以为防止玉米空秆提供参考。
1调查地点及内容
在柳条、双山、茂林、永加、服先、新立、东明、王奔等乡镇选择出现问题的品种和有代表性的60个地块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品种、播种时期、地块类型、种植密度、施肥水平、空秆数、授粉数、病虫害、雄穗散粉情况等10余项。
2调查结果分析
2.1品种因素与空秆的关系
实地调查表明，发生空秆的品种主要有东单213、东单90、东单335、新丹6、新丹13、博玉1、北玉1、张玉1355。新玉12，北玉2031、锦单6、铁研28等，平均空秆率为16.6％。其中东单213、东单335、东单4243平均空秆率分别为19.8％、17.3％、18.4％。通过对试验田200余个品种的调查发现，不同玉米品种间空秆的发生存在显著差异，2010年玉米空秆现象与品种的遗传因素(亲本的血缘)对外界条件敏感性有一定关系。
2.2栽培因素与空秆的关系
2.2.1播种期对空秆的影响。2010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玉米播种期间出现持续低温和时段性降水，导致玉米播种时间推迟，少数地块利用降水间隙抢时播种。对32个玉米空秆地块播种期的调查结果显示，播种期从4月20日开始，至5月13日结束，历时25d，无论早播晚播，只要是同一品种就会不同程度出现空秆现象。
2.2.2密度对空秆的影响。调查表明，发生空秆的玉米种植密度大多为3.60万-4.35万株/hm2，多数为3.90万-4.20万株/hm2，属于正常略稀密度范畴，各点平均种植密度为4.30万株/hm2，对东单213、博玉1玉米不同种植密度与空秆现象的分析也表明，种植密度不是造成2010年玉米空秆的直接因素，但同一品种密度增大时空秆率呈上升趋势。
2.2.3施肥数量和地块类型对空秆的影响。从施肥水平上看，底肥375.0kg/hm2+追肥450.0kg/hm2、底肥525.0kg/hm2+追肥337.5kg/hm2以及底肥450.0kg/hm2+追肥337.5kg/hm2与空秆发生率均不呈正相关。地块类型、施肥方法、施肥数量不是导致2010年玉米空秆的直接原因，但是土壤肥力低的地块玉米空秆加重发生。
2.2.4病虫害对空秆的影响。调查发现，柳条、双山等乡镇部分品种空秆严重地块，玉米蚜虫相对较重。植株倒伏地块空秆率增加。如在柳条乡白牛村郭家组发生倒伏的部分玉米雌雄发育失调，在双山镇三合村张玉1355、东单213等品种玉米蚜虫发生较重。
2.3气象因素与空秆的关系
2010年气候特殊，玉米播种阶段气温偏低，降水较多。土壤湿度较大。受降水和低温影响，播种出苗时间比历年偏晚10-15d。4月温度比历年降低2.9℃，5月与历年持平，6月升高2.4℃，7月比历年升高0.3℃；4月降水比历年增加13.5mm，5月比历年增加74.7mm，6月比历年降低32.7mm，7月比历年增加29.5mm。对气象结果和玉米生育规律进行分析，2010年6月19-30日降水较历年同期少18.1mm以上，7月光照减少，玉米雌穗分化阶段营养不足，有机物质积累少，雌穗发育不良，空秆率增多。
根据2010年对200余个玉米品种的生育进程调查结果，进行了玉米生育进程与气候因子模拟。发现2010年玉米空秆的主要气候因素为日照。2010年部分空秆品种双穗率较高，上部果穗伸出10-15cm，无花丝；下部果穗伸出有少量花丝，有的授粉后局部膨大，胀裂叶鞘，下部果穗生长速度比上部果穗快，双穗玉米下部果穗分化早。但是速度慢，仅上部果穗滞育时，下部果穗生育速度才高于上部。
3结论
将发生空秆玉米的品种、播种期、密度、生育进程、施肥数量与方法、地块类型、病虫害及温度、降水、日照等与空秆发生比例进行相关性分析表明，2010年部分玉米品种出现空秆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水肥条件和光周期敏感性等复合因素造成玉米雌穗滞育和伸出延后。品种是内因。气候是外因，是6月下旬时段性干旱和7月中下旬光照对玉米生育与光合作用的影响；其他因素如玉米生育速度和特点、种植密度、蚜虫危害和倒伏等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空秆发生。
4参考文献
[1]贾春婷，玉米空秆原因及防止对策[J]，农业科技,2009(8)：22-23.
[2]肖昌彬，张城，江淮地区玉米空秆的原因及防治对策[J]，安徽农业科
学，2004(5)：876.
[3]刘怀华，边万成，杨海龙。等，玉米空秆的原因及防止措施[J]，榆林科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篇10
[关键词]人工流产；原因；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R169.4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9701（2011）31-03-02
TheResearchandAnalysisonCausesof100CasesMaternalAbortion
LUYanWANGYangqun
CixiCityKandunHospital，Cixi3153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reasonsofmaternalabortion，andtotakenecessarymeasurestoreducetheincidenceofartificialabortion，andalsotoprovidefurtherguidance.MethodsAll100maternalabortionasaroutineinvestigationobjectinourhospitalfromJanuarytoDecemberin2009year，andtoinvestigateandanalysisabortionoccurrenceratesaccordingtostatisticalmethods.ResultsAmongall100casesabortionpatients，30-39yearsoldhadhigherratesofinducedabortio（51%），morejuniormiddleschooleducationlevelhad58cases（58%），theratioofabortiononcehad65cases（65%），andmaternaloncebirthinducedabortionratehad45cases（45%）.Marriedgroupweremainlyduetoabortionwitharingofpregnancy（28.7%）；Followedcontraceptives（a）theapplicationfailed（26.6%）；and6casesunmarriedwomen，themainreasonfortheinducedabortiondidnottakeanycontraceptivemeasures（83.3%）.Theabortioncausesofmarriedgroupwasstatisticallydifferencetheunmarriedgroup（P＜0.05orP＜0.01）.ConclusionTheanalysisofthecausesleadingtoabortionisbenificalforourfuturedevelopmentoftargetedcountermeasurestoavoidtheabortionprovidedafavorablebasisforguidance，andthusmoreconducivetofurtherreducetheincidenceofabortion.
[Keywords]Abortion；Reasons；Analysis
人工流产是目前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终止妊娠的方法之一，虽然安全可靠，但可产生多种不良反应和并发症，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1]。为了让广大育龄妇女了解人工流产的危害及采取避孕措施的重要性，本研究对来我院2009年1～12月行人工流产手术的100例妇女的临床病历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以探究人工流产的发生原因，为提高避孕效果提供进一步的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2009年1～12月选取我院100名行人工流产的产妇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其中已婚94例，占94.0%，年龄18～36岁，平均（28.7±2.4）岁，未婚6例，占6.0%。
1.2调查方法
根据患者的病历资料同时结合调查表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内容主要为：流产发生的原因，包括带环怀孕、脱环怀孕、避孕药（具）失败、无措施避孕、结扎失败及其他等。
1.3统计学方法
所有分析数据均在SPSS17.0软件上进行统计，计数资料应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100例行人工流产患者的基本资料调查结果
见表1。表1显示，100例人工流产患者中，从年龄分布方面调查显示，以30～39岁行人工流产的比率较高，达51%，其次为20～29岁，占38%；从文化程度方面调查显示，其中初中文化水平较多，达58例，占58%，其次为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达22例，占22%；从流产次数方面调查显示，其中流产1次的比率较高，达65例，占65%。其中流产2次比率也较高，达31例，占31%；从生育次数方面调查显示，生育1次的产妇行人工流产比率较高，达45例，占45%，其次为生育2次的产妇，达30例，占30%；但各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
2.2100例人工流产的原因分析调查结果
见表2。表2显示，已婚组行人工流产的原因主要以带环怀孕为主，占28.7%；其次为避孕药（具）应用失败，占26.6%；而6例未婚女性行人工流产的主要原因为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占83.3%。已婚和未婚组各种人工流产原因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
3讨论
3.1人工流产主要原因分析
本组资料显示，100例人工流产患者中，从年龄分布方面调查显示，以30~39岁行人工流产的比率最高，达51%。从文化程度方面调查显示，其中初中文化水平占的比例最多，达58例，占58%。从流产次数方面调查显示，其中流产1次的比率最高，达65例，占65%。从生育次数方面调查显示，生育1次的产妇行人工流产比率最高，达45例，占45%。流产原因发生的主要原因为：从已婚方面考虑，表2显示，以带环怀孕占28.7%；其次为避孕药（具）应用失败，占26.6%，如安全套使用方法不当，未坚持每次使用，未坚持性生活之前使用，有滑脱、破裂等情况发生时未及时采取紧急避孕措施[2]。另外，脱环怀孕占20.2%，分析其原因可能为节育器使用期限已到，其中尤其以T型环最常见，其次为宫形环、金属单环、母体乐等[3]。已婚组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后行人工流产占22.3%，分析可能是由于安全期计算失误。另外，剖宫产后半年内不及时避孕，也有可能怀孕[4]。另外已婚组出现1例因结扎失败而行人工流产，考虑可能是由于结扎手术时合并有盆腔炎、输卵管炎、手术后时输卵管水肿、增粗、手术输卵管水肿消失致使银夹过松所致[5]。
3.2避免人工流产的对策
一方面，应该加强对育龄妇女避孕节育指导及健康宣教工作，将避孕措施落实到每位育龄妇女，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进行定期随访，观察避孕药具使用情况，提供优质的咨询服务和避孕方法技术指导服务[6]。同时，还要不断地引进一些新的、现代的、易操作的避孕方法替代传统的副作用大的避孕方法，以提高避孕成功率，降低人流率，达到保护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目的。还应该强化避孕意识，提高育龄妇女免费避孕知识的获取途径与知晓率，更进一步避免意外妊娠发生，降低人工流产率[7]。另一方面，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和服务，提高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至关重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应努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为每位妇女选择优质合适的节育器，严格手术操作规范，做好放置宫内节育器者的随访工作，从而减少意外妊娠的发生[8]。另外，社会各界要重视对未婚青年进行性教育和性道德教育，尽量避免婚前的发生，从而减少意外妊娠发生率，减轻他们的痛苦，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9]。
综上，通过对导致人工流产原因的分析，为我们日后制定有针对性的避免人工流产的对策提供了有利的指导依据，进而更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人工流产发生率。
[参考文献]
[1]杨晓艳，卢永红．济源市1450例未产妇人工流产相关因素分析[J]．医学理论与实践，2006，19（1）：110-111．
[2]姜和兰，肖华梅.2195例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原因分析[J]．现代医药卫生，2008，24（19）：3001-3003．
[3]刘力生，龚兰生.463例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原因调查分析[J].齐鲁护理杂志，2010，16（26）：46-47.
[4]姜玉娟，郎晓多，张健光，等.303例人工流产原因分析[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8，1：44-45.
[5]金美翠.720例人工流产原因的调查分析[J].中国社区医学，2007，13（3）：21-22.
[6]朱江丽.育龄妇女使用避孕措施的现状调查及分析[J].当代医学，2010，16（18）：56-57.
[7]淑静，毛勤尔，叶萍，等.萧山区部分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原因调查报告[J].中国乡村医药杂志，2007，14（4）：63-64.
[8]岳美芳.1028例人工流产原因分析[J].常州实用医学，2009，25（4）：240-241.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1篇11
内容摘要出于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大幅反弹的担心，生育政策调整在过去30年显得举步维艰、异常谨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生育政策终于有所“松动”，但从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落地情况看，之前设想的生育率大幅反弹纯属“杞人忧天”式的误判。从若干社会学视角探讨导致“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经济社会因素，可以发现“低生育率陷阱”在我国部分地区早已成为现实。中国生育政策要正视“方向性”的调整与优化，否则，中国将会全面陷入今天欧洲与东亚国家正在经历的“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之中。
键词生育政策调整低生育率陷阱社会风险单独二孩文化延迟效应
作者1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苗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南京21009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11AZD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71173100)
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生育政策因其“敏感性”而成为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此间的人口急剧转变形成鲜明对比，生育政策一直处于超稳定状态。鉴于人口再生产形势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完成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这些研究结果并未受到政策决策者的足够关注，直至本世纪初，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相关议题仍属于理论探讨的“禁区”。但人口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003年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已蔓延到全国各地，且愈演愈烈，由此引发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学术争论。为应对这一人口与经济现象的讨论也更加激烈，生育政策调整及其相关议题，通过公共舆论的发酵与论战逐步达成了若干共识。
2013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两个月后，浙江省率先对《、所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做出修改，成为全国首个“单独二孩”政策落地省份。此后数月，全国各省份纷纷修改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4年11月6日，随着西藏宣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全国“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已无死角。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的序幕已经拉开，它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人口数量的增减，而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紧密相连。特别是由于生育政策所具有的“后滞效应”，更是提醒我们要关注各种与政策相关的潜在社会问题。距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已届一年，其效果究竟如何，与官方预期及公众期待是否吻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须给出明确的回答。出于这样一种关切，本文运用全国31个省市区“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情况的最新统计数据，从政策实施本身、执行效果与内在问题三个方面对这一新政进行分析评估。
“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评估
生育政策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生育政策调整自然会牵动百姓的神经。因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单独二孩”的政策决定，自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媒体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反复宣传，使得“单独二孩”政策广为人知。从“单独二孩”政策落地情况看，官方普遍认为新政“落地平稳”、“井然有序”、“进展顺利”，但从互联网舆论看，新政推进初期，不少群众反映由于申请手续复杂、认定标准存有异议、申请二胎后需要退还独生子女保健费等，使得新政在执行之初屡有“波澜”。当然，来自社会的质疑也使得政府相关部门得以调整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如方便群众、简化手续等。但“单独二孩”申请者仍远小于预期。据事前测算，“单独二孩”目标人群有1100万对夫妇。截至2014年11月30日，申请并获批准的“单独二孩”夫妇仅有70多万对，相对于目前中国每年160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而言，显得微不足道。总体上说，由于事前准备比较“充分”，单独二孩新政落地“波澜不惊”，甚至在部分地区悄无声息。这种不曾料到的“冷遇”使得相关部门与学术界众说纷纭，这究竟是政策遇冷还是先前所有“假设判断失误”导致的必然结果，以下将从若干角度进行反思。
（一）政策遇冷还是预判失误？
原先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井喷式申请者并没有出现，生育率大幅反弹目前看来有些“杞人忧天”。即便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政策变动效果需要一段时间观察，跨年度效应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影响。但“单独二胎”政策申请者稀少已是客观事实。究竟是“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还是之前“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强烈”的判断有误？笔者认为后者才是问题的根本。那么误判的根源在哪里？
（二）根源究竟在哪里？
1．基数不准
由于缺乏基础数据，学界在测算“单独二孩”目标人群时，多参照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所提供的30岁及以下分年龄与性别的独生子女资料。而问题在于：一是这次调查提供的基础数据本身存在较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年龄组人群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瞒报，而漏报瞒报多是二孩及以上人群。以往多考虑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很少考虑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的影响，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对“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影响实际更大。出生漏报的结果是对各年龄组独生子女数量及其所占比例的高估。二是2005年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05年推算至今所产生的“累积误差”不可小视，结果是对“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整体高估。全国各地实际调查摸底数普遍小于甚至远小于先前的测算数。例如，2013年末南京市人口计生委对全市户籍人口“单独二孩”对象进行了普查，结果只有5万多对，远小于依据2005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预测数。全国1100万“单独二孩”的目标人群，可靠性令人存疑。
2．统计口径不一
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是常住人口，而生育政策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致使计算得到的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而农村户籍人口多有“一女户生二孩”政策，全国七个省份原本就有“单独二孩”政策，因而本次“单独二孩”政策不会涉及上述人群。人口统计与生育政策所依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使对“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高估。
3．预测方法失当
在预测模型中是假设随机婚配，但实际情况多是有条件的门当户对式婚配。独生子女条件相对较好，彼此之间的婚配可能性更大。“双独”原本就符合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而“双独二孩”的增加也相应减少了“单独二孩”夫妇出现的可能性。即使各种技术手段能够解释一些“误差”，但出现的“误差”实在太大，我们不禁要怀疑推断所使用的理论假设是否经得住考验。
4．文化滞后
奥格本的文化滞后(culturallag)理论指出：物质文化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变迁速度，进而会产生文化不同步现象。所谓“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从人的文化方面而不是人的生物本性中去寻求社会变迁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价值观念的失效以及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超出老一辈的理解范围，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年轻一代更加注重个人发展：担心生活水平下降而不敢再生育；担心因生育而影响个人事业发展；担心因孩子而影响自己的休闲娱乐时间……在只有一个子女时，父母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注于这一子女身上，希望其成龙成风，如果再生育一个子女，难以再有如此多的资源集中于子女身上，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等。诸多物质世界的纷繁变化，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嬗变。尽管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与子女繁衍的文化传承依然影响着国人的生育行为，但与长辈所经历的社会氛围与思想状态相比，冲突与断裂不可避免。
令人担忧的是，政策制定者对急剧的社会变迁态势缺乏前瞻与风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速度之快，农村衰败之快，传统文化衰落之快，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改变之快，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但由于文化滞后，加之计划生育宣传，多数人对生育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的时代，对当下急剧的社会变迁认识不足，甚至视而不见。
5．“管生不管养”文化的形成
在中国的城乡早已形成了一种新型哺育方式：“父母管生”与“祖辈管养”，分工明确。现在养育孩子已大不同于以往：责任重大，孩子娇贵。虽然祖辈也曾经历过为人父母的艰辛，但今日孩子养育之艰辛是他们多数始料不及的。在经历第一个孙辈养育艰辛之后，部分祖辈特别是城市祖辈再也不愿意“重吃二遍苦”。再者，祖辈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追求，不想因为孙辈养育而牺牲太多。于是，年轻夫妇再生育时面临两难选择：既管生又管养与不再生育。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部分夫妇做出了艰难抉择：不再生育。事业发展成为其很好的“借口”，而社会保险为其解除了养老的“后顾之忧”，增加了其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的底气。殊不知，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营以人口可持续发展为基础，而人口可持续发展又以人类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为基础，持续低生育率情形下是难以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制度的。
6．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以往预测时多依据“生育意愿调查”得到的意愿生育子女数，而现代社会，人们受到各种生活牵绊的几率远高于传统社会。“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具体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这种悖离在城市居民中表现尤为突出。对北京市城区、河北省保定市、湖北省黄石市、陕西省西安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城市青年中确实存在着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相悖离的现象，虽然实际生育子女数大于理想子女数，以及实际生育子女数小于理想子女数并存，但后者更为突出。
个体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的悖离，自古有之且十分普遍。即便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相近甚至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就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是加权平均数，由于相互抵消效应的存在，在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计算中，个体意愿生育数与实际生育数两者之间的差异部分相互抵消。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低于甚至远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悖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一般情况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时，由于非意愿生育的普遍存在，实际生育率大于甚至远大于意愿生育率。但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消失。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实际生育率低于甚至远低于意愿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呈现出如下态势：一是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均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二是意愿生育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而实际生育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三是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之间的悖离是常态，而一致是非常态。
中国不仅早已进入实际生育率低于意愿生育率的时代，而且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之间的差异较大。在此情形下，运用生育意愿调查所获得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去推断生育行为愈发经不起推敲。因此，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要从思想与文化观念人手，重新认识今日之年轻人对婚姻、家庭、生育的理解与实践，避免因“文化滞后”而“误读”年轻一代，延缓生育政策的变革步伐。
7．放水养鱼与地方生育政策调整
在20世纪80—90年代，全国多数农村地区超生较多，基层计生部门也因“社会抚养费”较多而过得比较滋润。但进入21世纪后，民众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少生、优生、甚至不生成为社会普遍性现象。超生急剧减少伴随而来的社会抚养费也减少，“危及”部分基层计划生育部门甚至是贫困地区基层政府的生存。受社会抚养费利益驱使，“放水养鱼”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一个普遍性现象。此外，全国部分地区已经悄悄地对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致使以往所积存的“单独二孩”生育势能提前得到部分释放。
预期与现实之巨大落差：谁之尴尬
（一）政策之尴尬
分析单独两孩政策“遇冷”之原因，政府相关部门的解释之一是：“受机构改革等因素影响，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事实上的放松现象，宣传工作尚存死角，政策知晓率还有待提高。”既然“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事实上的放松现象”，那么，2013—2014年超生人数应该增多，出生人数也应该相应增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70后、80后与90后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及时性与容量远远超过其父辈，在全世界所有热点问题都“触手可及”的今天，多数年轻人对“单独二孩”政策的知晓度根本不是问题，只是“70后、80后”群体参与的热情极低，“90后”对此更无实质认知。当然，也有省市在报告中提到“尽管在生育意愿调查时，有相当大比例的单独家庭表示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在是否实施生育行为时，有相当部分单独家庭却因种种原因而举棋不定。现代人更加注重自我，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起、不敢生”。在如此“清醒”的理解之下，生育政策调整为何举步维艰？长期以来，国家宣传话语及其塑造的民众思维常识，习惯性地将这个问题归因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但是，“基本国情”并不会自动产生基本国策，它本身就是宣传话语持续建构的“成果”。作为新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改造运动，计划生育政策惯性其实只是某种“国家”话语主导建构的“人口危机”并赋予一胎合法性。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一直被宣扬还很强烈，“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使得以往说辞不攻自破。令人担忧的是，思维惯性所导致的政策惯性，使得中国人口政策迟迟不能对社会关切给予正面回应，这也是社会各界把计生部门视作特殊利益集团，并加以强烈诟病的根本原因，认为其漠视社会成员的个体选择权、忽视家庭结构优化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失独家庭、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快速老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将会在未来20年集中爆发，换言之，政策的尴尬才刚刚开始，未来会有许多社会问题将归咎于“计划生育”。
（二）学界之尴尬
早在1995年前后，学界已有一波关于低生育率的讨论。而在10多年前热议的“后人口转变”议题，已经对低生育率发展趋势做出了预警。此后，学界在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真相”的争吵中错过了最宝贵的十年。当然，学术探讨（政策咨询）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想生小孩”与“实际生下来”一样。但是，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其重要性正在于提供前瞻性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必须是在容纳多元甚至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中国的持续低生育率并非是福等基本问题必须有清醒的共识，这种低生育率现象背后的价值判断，如公民的生育权保障、合理家庭结构的重要性、超低生育率的社会风险等，都是亟待学术界研究并回应社会呼声的重要议题。总之，学术探讨要求学者把自己视为“人”而非“神”。生育行为本身具有其客观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是某些学者头脑设计出来的“数字控制”工程，以科学主义为招牌只会蛊惑社会公众与误导政府决策。
（三）社会之“尴尬”
对于单独二孩遇冷深层次原因的分析，还绕不开生育主体——受到生活与工作压力双重挤压的现代妇女——其生育意愿较低这一基本国情。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照料子女和家务劳动负担对妇女就业和职业发展有较大负面影响，是妇女和家庭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媒体报道中不乏这种声音，“事业小成女主管要再升不要再生、怕影响工作放弃二胎等现象确实为数不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种现象还将会成为一种社会新常态。同时，中国婚姻家庭不稳定性上升，也会成为“低生育”社会现象背后又一重要影响因素。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放宽二孩政策，国家并没有在保障妇女权益、家庭支持等方面有任何政策支持”，对“半边天”的社会关怀不足、却又担心中国的育龄妇女“大生特生”，这恰恰是整个社会之尴尬。今日之中国，其社会制度与文化氛围对“生育行为”的不友好，未来将带来巨大的人口与社会隐患，其暗含的风险在于，即便中国生育政策在不久的将来转向鼓励后，效果可能也难尽如人意。这种反面例子非常之多，如与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都鼓励生育，但效果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生育水平是现代女性从传统生育束缚中“解放”出来“独立个性发展”的必然社会现象，就算使用再多的经济手段进行刺激，对现代女性来说，生育也早不是一个必然选项。文化嬗变固化低生育行为，中国未来也可能面临同样的窘境。
中国计生政策的未来前景及相关反思
（一）计生政策未来前景
回顾中国生育政策演变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如下两个阶段：反复无常期(1950～1972年)与计划生育期(1973—2013年)。1996年韩国废除限制性计划生育后生育率并没有回升，而是持续走低，计划生育走过头是韩国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刻教训。从2014年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情况看，原先官方与学界预估的大量的补偿性生育现象现在看来难以出现，韩国的教训在中国可能重演。
中国在以往计划生育政策变革上“谨慎有余”而“行动不足”。“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远远超出官方预设，从目前的人口形势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必须加快生育政策调整步伐。生育政策调整分步走方案尽管不是最优选择，但考虑到决策者与民众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与可接受程度：2014—2019年应为从计划生育到家庭计划的过渡期，其中2014—2015年是单独二孩期，而2016～2019年则应考虑普遍二孩期。2022年后中国应进入家庭计划期，其中2022—2024年应取消对生育数量的限制，进入自由生育的阶段，而鉴于持续低生育率特别是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危害，中国在2025年应进入鼓励生育的阶段。
（图1）
（二）相关问题反思
1．预测误差还是系统性偏差？
回顾联合国等各大人口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并与实际情况作对比很容易发现：一是预测数总是大于实际数；二是中国达到峰值时的总人口数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减；三是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时的时间节点大约以每年1年的速度提前，20多年间中国人口峰值抵达时间提前了20多年。出现这一问题绝不能用预测误差来搪塞，因为如果是预测偏差，那么一些年份的预测数高于实际数，另一些年份的预测数应该低于实际数。但事实是所有年份的预测数都一致地大于甚至远大于事后的实际数，这不是能用预测偏差解释得了的，也不是人口预测方法出了问题，而是人们的认识出现了系统性偏差：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与所达到的低水平超出预期，我们的认识总是落后于时代。
2．“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境遇：遇冷是“出乎意料”还是“情理之中”？
郭志刚等对中国生育率变动趋势的长期观察与系统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已经下降至超低水平，而郑真真等对江苏生育意愿的系列调查结果，也一再揭示出政策内二孩生育比例极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现的情形完全在郭志刚与郑真真等研究的预期范围内，本属于“必然”的事情，但部分人总是对类似的研究、对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根本性转变抱怀疑态度。从科学研究角度来看，生育政策调整无疑会成为我国人口控制和规划这场社会实验的一种很好的检验。如果我们把这次大范围的“小调整”与之前小范围试点的“大调整”进行对比，不难看到今日所谓“出乎意料”的“遇冷”不过是情理之中，学界不少研究者一直担心的“低生育率陷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心头大患。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社会成员的“生育理性”，个人发展与家庭体面生活愈来愈成为“终极目标”。“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同时，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更何况，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下，长期有偏的一元化宣传导致人们甚至专家学者也逐渐失去了免疫力，把“一个不少，两个正好”视作正常，把“生育多个孩子”视作不可理喻。这种观念上的“异化”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从发达国家经历来看，中国一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将会面临一系列人口问题，并将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促进生育水平回升。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不是一时现象，笔者担心的是：生育意愿变成生育行为的过程中，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包括第一个子女的意愿、妇女的职业发展、住房、就业等。从申请到生育完成，中间是一个波折过程，实际生育子女数低于申请数（包括事后申请）也是必然。长期来看，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面临的个人牵绊与社会困扰将长期影响中国的生育水平，使之维持在较低水平。
3．生育推后还是认知滞后？
从技术角度来看“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有种观点认为“许多省市政策出台不到一年，若是进行相应的修正，那么实际与理论误差可能会相对小一些”，特别是所谓“2015年为羊年，因此大量生育被人为推后”的说法仍然很有市场，但这属于典型的主观“臆测”。在传统文化较为根深蒂固的30年前，这种“属相”影响生育水平的判断尚有一定的经验证据支持，但即便如此，如图2所示，波动幅度也很小，且并不表现为龙年出生人数增多，羊年出生人数减小，有些年份甚至是相反情况。从过去60多年的数据看，“龙年”或“羊年”造成的出生堆积或出生人数下降都属于大海中的小小“浪花”，对于整体趋势的影响微乎其微。且对于今日年轻人来说，子女出生的“星座”远比“生肖”更为重要，这也从另一视角生动地展示了“文化滞后”的社会现实，我们不能总是拿旧思想来理解青年人。我们还注意到一点，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都呈现头两个月申报人数较多，随后逐月递减的态势。这更加显示，若真存在所谓跨年度效应，那也只能是生育反弹远远不及预期。
4．生育率预设下的调查陷阱
事实上，近20年来生育意愿调查反复证实中国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都很低。如郑真真跟踪了五年的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结果显示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已婚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69，意愿生育数为1.50，实际生育子女数为1.09，呈逐级递减态势。不仅城市人口如此，大量的实证调查同样显示“城乡生育意愿也在不断趋同”。甚至给人“超生游击队”刻板印象的流动人口的意愿与实际生育率都很低，“流动人口同城市人口在生育数量偏好上已经不存在明显差距，只是在性别偏好观念上仍有显著差异”。然而，我们总是怀疑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总是认为中国的意愿与实际生育率不会如此之低，总是反复调查论证，从而陷入“意愿与实际生育率低(明显低于1.8)-怀疑-重新调查生育率一意愿与实际生育率低”的循环陷阱之中。
5．出生堆积：是喜是忧？
生育率过低对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微观层面的家庭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单独二孩”政策调整的背后隐含着希望多生点孩子，生育率能有所回升的内涵。当然，生育政策调整的目的不仅仅是生育率的回升。生育政策放松所导致的出生堆积与生育反弹实际上是难以避免的，因生育政策调整而导致的出生堆积与生育率反弹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也是政府、学界与社会普遍担心的问题。但出生堆积可能不是坏事，其说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与行为没有完全固化，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还有影响力。
问题的关键是：其一，我们要反思出生堆积究竟谁之过？人口再生产有其客观规律，从统计形态来看，应该是一条相对平滑的曲线，若是存在急剧的波动，一定有高强度人为干预或天灾人祸（如饥荒或战争等）所致。其二，教育与医疗资源配置不是人口本身的问题，而是政府责任。“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出生堆积与生育率反弹目前看来极其有限，在动员能力强大的政府面前，教育与医疗等资源配置在短时间内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本身绝不是什么难事。其三，出生堆积又如何？1963年中国出生了2960万人，在当时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也没有因此而崩溃。中国如今已经今非昔比，社会经济支撑能力远非20世纪60—80年代可及，支撑出生堆积的能力大大增强。其四，出生堆积对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战后日本出现了补偿性生育，形成了团块人口效应，并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创造了人口条件。现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无可救药的少子老龄化，再多的“安倍经济学”刺激也不能根本扭转人口结构恶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历史经验同样显示，婴儿潮后，世界各国普遍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如此看来，中国可能的出生堆积所形成的“生育对经济的刺激”，或许正在为中国下一波经济增长创造人口条件。
注释：
①从实际统计数据看，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申请二孩生育比例也被证实极低，不同地区基本在5%~8%之间。对比中国育龄妇女的数量，“单独二孩”目标人群占比最为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而“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再生育动能也不足。
参考文献：
[1]李建民后人口转变论入口研究，2000(4)．
[2]风笑天．“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
[3]陈友华．关于人口老龄化几点认识的反思．国际经济评论，2012(6)．
[4]任远.澎湃新闻，即刻“全面放开二胎”完全可行，http:∥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6308,2014.12.16.
[5]宋健、陈芳，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及其影响因素——来自4个城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0(5)．
[6]杨菊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述评及对中国的启示．学海，2008(1)．
[7][8]国家卫计委．全国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座谈会（会议材料），2014.
[9]刘骥、德新健、熊彩，“一胎化”的政治学：理念，利益，制度．开放时代，2014(3)．
[10][13]郭志刚、王丰、蔡泳．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人口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1][14]郑真真．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以江苏调查为例．学海，2011(2)．
[12]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人口研究，2004(6)．
[15]马小红．趋同的城乡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启示——基于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人口与发展，2012(6)；姚从容、吴帆、李建民，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人口学刊，2010(2)．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
【关键词】成阳地区；男性不育；病因
不育症是指夫妇正常性生活2年未能怀孕者，包括原发不育和继发不育，它是涉及夫妇双方的生殖健康问题。据报道不育症的发生率为4％～19％。由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4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七次全国性医学学术会议上公布的世界卫生组织对人类检查的最新数据分析，男性的密度每毫升从1999年的2000万已经下降到了现在的1500万，10年下降超过30％。导致本症发生率不断上升的有关不育病因在夫妇中所占的比例报道不一。为此，我们对来我院泌尿外科门诊诊治的家居成阳市的305例不育男性患者较为完整的资料作了病因分析。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0年1月～2011年11月来我院泌尿外科门诊诊治且资料较完整的305例男性患者作为分析对象。年龄：最小23岁，最大44岁，平均29.15±4.3岁。不孕年限：最短2年，最长16年，平均4.6年。不孕分类：原发不育201例，继发不育104例。
1.2检查内容和方法
询问病史，体检，常规检查（2次以上，参照WHO），血清抗抗体（ASAb，用ELISA法），内分泌测定，支原体培养，尿道分泌物检测衣原体抗原（单克隆抗体快速免疫法）。
2结果
2.1不育病因分布
305例不育主要病因见表1、表2。表1提示男性不育原因主要为异常，障碍及异常只占很少比例，24例原因不明。
2.2305例原发不育与继发不育主要病因分布情况
表3提示男方原发不育以异常为主；继发不育病例中，异常同样占绝大部分，其次为原因不明。
2.3305例不育病因多因素分布表
表4提示305例中找到2～3个不育因素的占多数，共179例，占58.69％。
3讨论
男性不育原因复杂，如生殖器官异常、障碍、异常等，而异常为男性生殖障碍主要原因。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持续性的分化过程，受到约2000个基因的调控，且绝大部分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上，少数位于Y染色体上。常染色体上调节生成的基因参与发生过程及体内其他细胞新陈代谢的调节，而Y染色体上的基因主要参与生殖功能的调节，所以常染色体和性染色体的异常都可以引起不育。克氏综合征（Klinefelter综合征）即先天性曲细精管发育不全，是最常见的男性性染色体异常。本研究中47，XXY有11例。过多的x染色体削弱了Y染色体对男性的决定作用，抑制了曲细精管的成熟，导致小而质硬，生精小管萎缩、玻璃样变，生殖细胞进行性闭锁，导致无精或少精、弱精。另外，目前临床常见的流行性腮腺炎并发双侧炎导致双侧萎缩，致生精功能障碍也为本地区异常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中异常的病例中，有16例每天的吸烟量在两包以上，烟龄大于5年；有15例过度酗酒，时间大于2年。人体活性细胞均可产生氧自由基，而过量的氧自由基则对机体有害，正常机体存在一系列完备的抗氧化防御酶系统，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AT）、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等，可清除氧自由基及其代谢产物。长期过量饮酒不仅可致脑功能等重要器官损害，还可致不育，原因为长期过量饮酒可致萎缩、发育不良、及附睾的重量降低、生精小管内产生多核巨细胞、精母细胞退化、数目减少，减低和生育力低下。其因可能是酒精致机体抗氧化应激保护酶系受到损害，NO产生过多。高浓度的NO不仅能致内脏器官损伤，还能使生精功能及的生活内环境发生改变，造成生成减少、死增多、质量下降，从而导致不育。
在305例受检不育男性中，感染细菌38例，感染率12.46％，其中G+菌占93.6％。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表皮葡萄球菌（26.5％）、屎肠球菌（18％）、金黄色葡萄球菌（15.9％）。G-菌占6.4％。蒋玖等对43例不育男性进行细菌培养，在检出的细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为优势菌群，分别达41.96％和19.35％。在细菌种类方面与本组结果基本相符，但在所占比例上，存在较大差别，可能是由于例数的不同，存在统计学上的偏差；但同时也可能说明，由于抗生素广泛大量使用，导致感染菌群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而更加明确了细菌培养在指导临床用药方面的重要性。
慢性前列腺炎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病，按（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分类标准可分为炎症性和非炎症性两大类。目前已经证实，前列腺炎的慢性病程和反复发作的特点可影响男性生殖系统功能，导致男性不育，其发病率在5.1％～25.7％之间。本研究中14例慢性前列腺炎不育男性的检测可看出，密度、存活率、活力（特别是a级）都明显低于正常值。
另外一个引起异常的主要原因为精索静脉曲张。精索静脉曲张致不育症涉及到内分泌、代谢产物返流、免疫、温度变化等，但均不能完全解释。虽然精索静脉曲张与男性不育关系密切，且有关该病的研究也有众多的文献，但其发病机制至今尚无定论。本研究中精索静脉曲张例数为115例，为本地区异常的最主要原因。
在其他不育病因分析中，障碍虽然只有8例，但不容忽视。在现代生活中，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心理因素引起的障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本研究中的8例病例中，通过心理疏导再辅以药物治疗成功治愈5例。
异常所致男性不育在本地区发病率低，在本研究中仅有3例，1例为严重的尿道下裂所致不能阴道精，1例为前列腺炎引起的输精管完全性闭锁，还有1例为心理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