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论文(6篇)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17―04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安全的研究轨迹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二、教育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主权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主权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主权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二）教育安全内涵的研究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主权组成部分的教育主权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主权，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主权、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三、教育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一）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育安全研究地域性研究欠缺且比较视野不足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三）开阔研究视角，促进研究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四）拓展研究方法，从“单一”到综合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文化安全；儿童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安全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话题。普遍的断言是，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的优势，有意无意地通过文化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策略，威胁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安全。为此，我们要“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1]。作为文化自卫措施，“学校教育应承担起向青少年一代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阐释民族文化精神，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使命”[2]，“儿童发展的文化安全应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3]。毫无疑问，提出文化安全问题进而思考包括儿童教育在内的各种文化自卫策略，是十分重要和及时的，对此笔者无意否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有关文化安全的想像存在着诸多误读，这些误读可能导致文化安全的言说者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因此，本文提出“文化安全误读”这个话题，以期为文化安全的研究提供多侧面的理解，并为儿童多元文化教育价值观的确立进行合理辩护。
一、有关文化安全的想像
“文化”和“安全”本来是两个相安无事的概念，但全球化的语境建构了两者关系的想像空间。为了讨论文化安全的误读问题，对文化安全怎样被想像进行梳理是必要的。
有关文化的概念见仁见智。英国学者威廉斯曾说过“文化”一词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4]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首次对文化进行定义，“文化是人类以社会成员的身份习得的复合性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格和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5]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发展了泰勒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无论考察的是简单原始还是极为复杂发达的文化，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部分由物质、部分由人群、部分由精神构成的庞大装置”。[6]从此，文化成为一个包容性十分广泛的用语。从狭义上说，文化是诸如价值观、道德、知识、信仰、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人类成果的总称。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讨论文化安全。
“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在自己生活、工作或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或保持的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感的状态。[7]这一用语原本更多的是在政治领域使用，传统政治领域的安全观主要是指民族或国家的、领土等不受外来势力的威胁、侵略和破坏，其核心是军事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安全”与“文化”连用而构成的“文化安全”一词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
综观我国当下有关文化安全的想像，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在认识“文化”和“安全”问题时由于立足点各异，因而众说纷纭。
1．对文化安全关切的内容的想像范围广泛
文化安全所关切的内容何在，是学者们想像文化安全问题的主要思路。
有的学者对文化安全的想像以社会政治制度的安全为核心，兼及意识形态、价值观、行为习惯乃至思维方式的安全，范围广泛。他们认为，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用意识形态和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政治、经济和民主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防止其他国家的文化对本国人民文化生活的渗透，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受干涉，保护文化的民族性，保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用必要手段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8]
有的学者着眼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安全，认为文化安全是指本国文化的精神形态不受别国不良文化形态的影响与伤害，保持本国文化固有的继承性和民族性。[9]
有的学者突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安全，认为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受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能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革新，吸收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10]
有的学者从文化主体行为方式的角度讨论文化安全的内容，认为文化安全是对文化主体生存权利的保护，是主体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一种表现。在内容上，文化安全既包括文化主体进行文化创造、文化管理、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等的独立自，又包括文化主体对文化价值、文化传统、文化制度和文化行为等的继承权和选择权。[11]
2．对文化安全的成因和救济策略的想像各异
在界定“文化安全”时，论者普遍设想外来文化因素的“渗透”“入侵”“改造”“控制”“颠覆”“取代”等是造成文化安全问题的原因，因而相应的救济策略应该涉及“保护”“反渗透”“反控制”“反颠覆”等内容，“针对文化霸权对本国人民生活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和反控制来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12]
总之，学者们对文化安全的想像就是：由于种种交流或接触(“渗透”“入侵”“改造”“控制”“颠覆”“取代”等形式)的原因，外来的或异域的文化因素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到本土文化(主要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因此面临威胁，或者被破坏、颠覆，或者被改造、取代，或者被边缘化，失去主流地位，相应的救济策略是反颠覆、反破坏、反渗透。上述想像，思路虽然呈线性般清晰，但有关文化安全的这种线性式想像的合理性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说明。
二、对文化安全的误读
笔者认为，对文化安全问题的这种线性想像，源于对文化安全问题的某种误读。所谓误读，指的是言说者对文化变革所持的一些错误的或不完善的观念。
1．对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交流的误读
文化安全论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在同异域或外来文化的交流、接触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本土文化会被边缘化、颠覆、破坏、取代。客观地说，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本上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渗透下发生变化，面临生存威胁，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想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交流而发生的异域文化的影响一定是消极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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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不能把文化的交流与接触误读为影响文化安全的祸根。
第一，文化的交流不能被误读。同异域文化的交流是本土文化得以发展的动力之一。在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欧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形成了今天西方文化的基础。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来华演讲时指出，“过去已经多次证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3]可见，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没有交流，闭关自守，本土文化非但不能安全，反而会走向衰落，我国清代中后期的历史就是明证。
第二，不能忽视文化的自我保护机制。文化一旦生成，就如同自然环境那样，具有自我净化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自我消化、自我化解外来的威胁和挑战。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主体(包括个体、民族、国家在内)在面对异域的文化“文本”时，不是被动地接纳、复制，而是主动地解读、理解。从当代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开创的哲学解释学观点来看，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赋予的，或者说要受读者前理解立场的影响，因此，读者不是在复制文本的意义，而是在创造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当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时，它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而是对异域文化有个主动解读、选择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的登陆都必须经过主体的洗礼。那种认为外来文化必然颠覆本土文化，或者本土文化在异域文化面前一定弱不禁风的想像，是对文化自我保护机制的忽视。
因此，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不是对文化安全的威胁，而是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另外，文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机制，并非逆来顺受，不加分析地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表示悲观，一概视为文化不安全，这种想像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2．对主流文化价值变与不变的误读
对文化安全的另一个想像是，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后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文化不安全的表现。似乎只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果真如此吗?
首先，能否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主流文化”是值得怀疑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变化的，所谓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价值观其实是不断建构的。以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学为例，从孔子算起，儒学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岁月里，儒学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先后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代新儒学等分支。不变的是“儒学”的名称，作为儒学的文化内涵，实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由此可见，在讨论文化安全问题时，要想以一成不变的“主流文化”为依据，需相当谨慎，因为所谓的“主流文化”可能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幻影。
其次，如果不持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那么，也应该肯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有其独特可辨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往往是其变化中的不变之身。也就是说，虽然不变的“主流文化”不存在，但变化着的某种“主流文化”还是可以辨认的。主流文化在吸纳、融合异域文化发生变化以后，并不会变成本土文化的“他者”，仍然会是本土文化的“在者”。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文化安全的担忧自古就有，但单纯因为文化变革的原因而造成主流文化莫可明辨的例子并不多见的原因。
文化的变和不变相依相生，如果执著于所谓主流文化的绝对不变，并用主流文化是否变化作为文化安全的晴雨表，则是对文化安全的又一误读。
3．对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的误读
有关文化安全想像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化安全似乎产生于并解决于一种孤立的语境中，论者普遍忽视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所谓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是指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不是孤立的，往往是伴随着国力的衰落、的丧失、领土的分割等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且要依靠这些问题的解决而解决。如果忽视这一点，孤立地讨论文化安全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结果，伴随着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而产生。当然，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也会受其既有文化形态的影响，但这不能改变文化和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基本关系。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实力强盛、政治稳定时，其文化固然也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没有生存之忧，它可以凭借其坚实的文化土壤吸纳、化解异域文化的影响；相反，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落后、政治不稳、疆域不保、沦丧时，其文化就会面临现实的安全和生存的考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诸多古代文化，正是伴随着其民族或国家的消亡而消亡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也直接源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对我国国家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因此，从文化安全的保障来看，单单从文化着手只是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增强国力，确保国家、领土、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文化安全。
当然，本文讨论文化安全想像的种种误读，并不是要否认文化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恰恰相反，清除这些误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文化安全问题。
三、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提倡儿童多元文化教育价值观
1．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基于文化交流的误读，对文化的交流设限就会变成顺理成章的文化保卫策略；对主流文化变与不变的误读，容易对文化变革产生恐惧心态；忽视文化安全的相对性和伴生性，很难使我们的思考摆脱“乌托邦”色彩，从而把文化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性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这些文化安全误读的后果导致文化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舆论和政策的青睐。这一结果直接关乎儿童教育的价值选择，不利于对儿童的培养。
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一种为了一定人群的利益，获得并保持自治、统一与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14]民族主义植根于历史之中，具有社会保持和认同的功能，它往往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理性的民族主义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则往往盲目排斥和否定其他民族，容易变成社会动荡的根源。当代全球的恐怖主义、地区冲突，绝大多数都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文化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往往是打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坚持的旗号，过分强调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把民族性看作是文化的惟一属性，试图用本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特殊性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形成彼此间的相互对抗。这种文化壁垒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害无益。
尽管不少文化安全的言说者注意到了对文化安全问题的讨论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他们“强调民族文化安全不是狭隘的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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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更不是文化保守和文化守旧”。[15]但是，检视当下有关文化安全的文本，那种“抵制国外的……文化”“提倡……文化”的思维方式频频出现，已经很难让人在文化安全策略和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划清界限了。因此，在文化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必须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2．儿童教育价值的选择：多元文化教育
在有关文化安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不仅要警惕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而且要通过提倡儿童多元文化教育价值观，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文化安全问题。
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交流的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化和谐相处，包容共存，文化的多样性日益凸现。有学者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16]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进一步强调，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既然文化多样性是未来人类生存的保障，那么无疑也应该是文化安全必须给予考量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尊重和确保文化多样性，才有民族文化安全可言。
儿童教育对于确保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要使儿童教育能够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有利于文化安全，就必须在儿童教育价值的选择上确立多元文化教育取向，而不是种种以正当名义为借口的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取向。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教育价值取向，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在欧美方兴未艾。[17]多元文化教育是指在民族、文化多元的社会，允许和保障各民族文化共同平等发展，尊重差异，维持文化的多样性。
关于如何开展儿童多元文化教育，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确立文化多元的教育目标取向。面对当今文化全球化和多样化并存的格局，民族文化安全的保障不仅取决于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坚持，而且取决于儿童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接纳和尊重。只有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才有各民族的和谐共存，本土文化的安全才有根本保障。因此，儿童教育目标应该体现文化多元的要求，培养世界式的中国人，而不仅仅是中国式的中国人。我国现代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1948年提出的“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的抱负，理应成为今天文化安全背景下儿童教育目标的理想选择。
(2)以多元文化的观点选择教育内容。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儿童教育内容不仅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本民族固有的语言、价值观、信仰、习俗、道德、文学艺术等文化资源中组织教育内容，而且要充分注意不同民族的文化资源，从中选取材料，增强儿童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培养文化多元的意识。从文化多元的观点看教育内容的选择，我国当前有关英语学习热、国外动漫热以及西方价值观学习的种种议论并不完全妥当，至少不全面。问题的实质不是这些来自异域文化的教育内容过多，而是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儿童教育内容开发不足。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减少或限制国外文化教育内容的方法来确保文化安全，只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通过逐步加大本土教育内容的开发来消除文化安全的担忧。
(3)全纳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组织策略的必然选择。全纳教育要求教育不分种族、性别、阶级、阶层和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差异，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际性教育思潮。全纳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组织方略。在多元文化教育的组织中，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共同生活和学习，使他们直观地体验文化多元的生动性，感受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可以有效地达成儿童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
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模式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希望本文粗浅的思考有助于儿童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展，进而有助于以开放而非闭锁的心态消除人们对“文化安全”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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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观论文篇4
再明确地说:中国粮食从根本上看,有传统根基和现代实力,若无战略性失误,一般说不会发生致命危机,中国能自己养活自己。另一方面,中国粮食要从数千年饥荒危机概念中走出来,树立全新的现代粮食安全观,从根本上提高粮食问题的科学认识,与时俱进地吸纳世界粮食安全最新理念,分享人类食物安全文化的精神食粮。现就这两统一观点分而论之。
一、中国粮食不存在根本性危机
最根本认识在中国本是农业大国,又有重粮的历史传统;而现代中国农业更有巨大的生产力,能满足粮食和食品需求;未来中国粮食发展战略也完全立足粮食安全,重粮的国策根深蒂固。在当前国内外高度警觉的粮食安全形势下,很需要论明中国粮食不存在根本危机的观点,以免除国内不必要的惊慌心态和悲观情绪;对外则可消除“谁来养活中国”之类的老调重弹。关于不存在根本性危机的道理本文不作细论,仅列几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依据。
1、绵延近万年的农业历史证明,中国确为持续性农粮大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主要农区,农业没有出现过长期中断以致永久弃荒的历史现象。古代灾荒战乱不绝于史,农业却始终能维系和保障本民族生存繁衍。中国没有依靠陆地战争或海上盗夺掠取别国粮食的历史,中原政权对周边地区战争总是以自耗粮食为代价。有位农史学家说得好:中国农业象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砍伤一枝会发出更多的新枝;历次战争虽然破坏了农业,破坏了的农业会饿死战争,农业又从而自我复活复兴。中国粮食的根本,就是立足在这样的农业历史传统基础之上。
2、中国有辉煌的农粮历史,重农重粮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民以食为天”当为最经典的表达。民间百姓也自有精辟概括:“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可谓无师自通的平民哲学思想。关于粮食与政治重大关系,《汉书・食货志》和《齐民要术・序》中有“食为政首”的政论,把粮食提升到最大的第一位的政治。有这多高明的重粮思想,本民族就不会出现粮食认识上的错误。
3、中国会不会发生粮食危机问题?解放60多年间,不知多少次呼喊粮食要出问题,要闹饥荒了!事实是除了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外,中国从来没出现过饿死人的危机,老喊“狼来了”大可不必。多年来也常还会听到说国库粮食快空了,国家没有多少存粮的紧张舆论。甚或一些知名人士也常说这样的话,致使总理不得不出来证实,库存率仍接近40%,远高于18%的国际储备标准。
4、中国基本粮情的判断,有两对大数足以说明问题。每年总产量长期稳定在九千亿斤以上,且已基本上进入万亿斤时代,完全可以满足95%的自给。另一对数字:13亿人口占世界总数1/5;而粮食年总产近5亿吨,在世界平常年景所占比例接近1/4。五分之一的人,有四分之一的粮,何言危机不能自养?
5、粮食是安天下的可食之物,历代政权从来不敢在粮食问题上冒任何风险。执政者重粮的心态,主席讲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当今粮政的境界更高,更加警觉清醒;抓粮的意识、思路、举措,更加自觉、务实、强力。各级政府总是把米袋子和菜篮子紧紧抓在手中,举国上下共同的心态就是不怕一万,“但怕万一”。正像主席强调的这根弦什么时候都不能松;总理告诫的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6、如今农业已完全定位在粮食和食物保障的战略目的上了。每年一号文件总是以首言粮食为要政,粮食安全要警钟长鸣,农业基础地位不容动摇。重粮的政策空前优惠,保粮的措施切实有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摆脱几十年的困扰,大步迈进国内外市场,大增粮食生产活力。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土地资源、生态环境、水利设施、科学技术,及整个农业生产体系得到根本改善,从而把粮食生产的综合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即使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未来中国粮食也是不存在根本性的危机问题。
总而言之,有万年持续发展的农业历史,手中有万亿斤粮食,又有“但怕万一”的思想。中国粮食有这“三个万”作保,就可从根本上化除危机。
二、从根本上树立现代粮食安全观念
现代粮食安全概念,形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内涵非常丰富。其概念有广泛的国际视野,关照整个人类群体。其中包括整个食物概念,且有与时俱新的标准,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保障;再加经济社会相关背景因素,构成庞大复杂的结构体系,与我们传统重粮观念和方略是不可同年而语了。近20年间我们虽逐渐步入国际粮食安全大局之中,但在国民层面对其理念、制度、规则还缺乏深入理解,国家在接轨、应对、运作中还未达于得心应手,究其根源还在对现代粮食安全观念缺乏根本认识。这里仅提出解决观念问题的思路,
1、首先要全面更新传统粮食安全观。
我国古代粮食安全观念,主要局限粮食生产的生存保障能力。历史文献虽有灾、荒、饥、馑等程度差别,但共同的史实是都有大量人口死亡的记载。这种古老的粮食灾荒观念,在上世纪60年代最后一次重现后,至今仍有令人心有余悸的影响。在计划经济年代粮食长期短缺的条件下,人们因饥饿对粮食安全又普遍形成温饱观念,只要吃饱就不存在粮食问题了。直到80年代后期以来,在频繁的粮食购销制度改革中,国民才有了粮食流通领域的安全概念。总之我国民众粮食观念,长期停留在最低安全状态。虽然国际粮食安全并不排斥消除死亡饥饿目标,此类现象仍严重存在非洲等不发达地区;但中国粮食安全境界却不能停留在这等水平,主导性的观念当紧随世界粮食安全主流常变常新。
2、把握现代粮食安全的本质
粮食安全毕竟是一个方兴概念,其内涵外延尚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建立现代粮食安全观念一定要抓其本质。现代粮食安全表现为一种状态,是物质生产状态,是经济关系状态,是社会活动状态,也是人的生存生活状态。从形式看它是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是相对危机而言的、安全与不安全之间的关系,所追求的是以安全为主的相对稳定平衡状态。从状态分析中认识粮食安全的科学范畴,正在于安与不安之间。由此出发就可认识其本质属性、基本特点、理论方法等,形成现代粮食安全科学体系。在科学理论指导之下,就可以建立粮食安全工程的整体结构和运作系统,最终完善成现代粮食安全学科,列身于现代科学体系,用以指导粮食安全教育、研究和实际工作。
3、明确现代粮食安全的丰富内涵
现代粮食安全观确立的难点,在其丰富的内涵令人难得要领,可以先抓基本方面内容:第一,粮食安全主体是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他们都可划分若干层次认识,但供给主体以国家为中心,需求主体以家庭个人为中心都是确定无疑的。第二,粮食安全核心层次在国家粮食安全,即国家满足粮食需要及抵御粮食不测的能力,决
定因素是粮食生产及消费的能力水平。第三,国家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生产、流通、仓储、管理、价格、外贸状况,以及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等;同时还关乎土地和水利资源、农业生态环境、人口增长等可持续发展因素。第四,家庭个人粮食安全内涵:包括所有人、任何时候、无论物质或经济的获取手段等前提。同时还要有足够的粮食量、粮食供给渠道安全保障、富有科学而平衡的营养、基本膳食生活和健康食物喜好等等。第五,现代粮食安全状态是在国际社会形成发展的,有全球范围的制度背景和共识共守的规范、规则、规定等,构成现代粮食安全的国际组织的主导体系。
4、树立动态发展的粮食安全观
国际现代粮食安全近40年来,其核心价值和主旨目标,一直处于不断的刷新升级状态。从最初生存和健康的基本宗旨,到家庭个人粮食安全的概念革新,再到《开罗宣言》全面的含义表述,再到营养安全的倡导和承诺,直至全球粮食安全的公平合理原则,以及对经济社会综合因素的新要求等,给人以应接不暇的感觉。国际社会不断营造的这种积极进取的新理念,是现代粮食安全状态的基本特征,我们要从根本上接受和树立动态的发展的粮食安全观。
5、创新符合国情实际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观
然而还必须看到国际粮食安全制度、规则及标准,与我们基本国情、粮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我国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可与发展中国家不得温饱的粮食安全状态相提并论。另外还有占世界人口22%这一极其特殊的人口国情,所以绝不能完全依照世界粮食安全的模式解决中国粮食问题。我们必须立足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当今所处的粮情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制度和运作体系。中国特色粮食安全制度最鲜明特点:一是粮食高度自给而绝不依赖外部的原则,因为如此数量的人口大国外粮是养活不起的;二是充分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举国办大事的优势和经验,从制度、方略、措施上建立起万无一失的粮食安全堡垒。
三、两种外论――略议布朗“谁养中国”与恩道尔“粮食危机”
在世界粮食安全理念布道中国的二十多年间,有两个外国学者的论道反响最为普遍、激烈而有趣。199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朗题为《谁来养活中国》专论,2008年旅德美籍地缘政治学家恩道尔专著《粮食危机》,在客观上对中国现代粮食安全都有警言意义。本文观点有些就是在对两论褒贬不一的舆论中,反复抽绎折中形成的,附带谈两点认识。
第一点,这两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针对中国粮食问题放言高论的,观点非常鲜明,因而其偏颇之处也非常显然。例如布朗关于中国粮食供求矛盾的僵硬分析,极其悲观的推理过程,轻率得出中国将加剧第三世界的贫困动乱、世界生态危机、剥夺人类生存权等等。如此牵强逻辑,充分表明了其立论的脆弱。思道尔论道的西方经济大国和跨国粮食公司的阴谋三步骤,更是基调偏激,漏洞百出;虽说是心向第三世界穷弱之国,亦令人不可尽信了。
但是现在看来,无论是逆耳之言还是顺耳之声,两论也不乏善意的醒世预警之义,对国人树立现代粮食安全观不无促进作用。泱泱大国不必苛求两位外国思想家,要充分理解他们纯科学的立场和学术风格。中国粮食安全是中国问题,也关乎世界粮食安全。中国学者身在其中,有充分的条件获得真知灼见;但是在开放的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只有兼听外论才可能取得全面科学认识。
第二点,两论能轰动一时,其学术思想和传道手法值得分析。恩道尔号为地缘大师,地缘政治学是以国家和地区关系出发,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秩序等问题;论证注重历史和当代人物或集团的密谋策划,以特别另类地眼光剖析各种国际现象。《粮食危机》公开声明,其旨在揭露某些大国巧妙而隐蔽控制粮食供给的阴谋。布朗虽非阴谋论者,《谁来养活中国》从命题到论证却充满危言惊世语气,副标题就是“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显然是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挑战,或者说是对国民心理状态的挑战,更是对中国粮食问题研究家们的挑战。现在事过境迁,当我们大度坦然地或把“爱给中国挑刺者”聘为名誉教授,或把“轮椅上宾”簇拥到讲坛使其观点不胫而走;但自己也不妨稍事冷静,反观一下两位警世危言者布道的方法。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5
关键词：转基因水稻；核心群体；科学争论
中图分类号：Q9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0409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12月24日中国农业部召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在会上同意发放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2009年11月27日，“绿色和平（中国）”工作人员在“中国生物安全网”上发现了《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这份清单表明，农业部发放了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随即“绿色和平（中国）”公布了此消息并《关于农业部发放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的声明》。由于稻米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粮，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签发给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种植打开了大门，直接关系到环境风险和公众身体健康，涉及公共利益，因此，此消息一经公布，就引起媒体关注，进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广泛争论。特别是，2010年3月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由“乌有之乡”网友发起的百名学者联署《就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由开国元勋后人发起提交的两份政协提案，“科学文化人”牵头的《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更是将相关争论推向高潮。
考察本次争论的平台，既在纸质媒体中进行，也在电视和网络媒体中展开，其中尤以网络媒体争论最为剧烈和影响深远。在网络媒体上，“绿色和平（中国）”利用“绿色和平（中国）”网站，环保专家和其他领域科学家、“科学文化人”利用科学网，“乌有之乡”网友利用“乌有之乡”网站，原创文本或转载他人文章，对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加以质疑。概括他们的观点，主要有：
（1）发放安全证书的中国上述两种转基因水稻可能不安全，如果产业化，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
（2）如果种植推广转基因主粮，未必能保证中国粮食增产；而且，对于新批准的转基因主粮，中国并不拥有核心技术专利，因此，可能导致我国水稻产业化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更有甚者，作为西方敌对发达国家危害中国人民的基因武器。
（3）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组成不合理，转基因专家太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过程不透明；主粮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公众应当有充分的知情权，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到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与决策中。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肖显静，等：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争论研究——基于核心群体网络争论文本的计量统计分析（4）中国开发转基因水稻的产业科学家与西方相关转基因种子公司有着利益共谋，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政府科学家一道，寻租中国政府，夸大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以推进其产业化。
如此，就将中国转基因产业科学家（以处于争论中心、获得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及其科研团队为代表）以及中国政府（以中国农业部为代表）推向了争论的风口浪尖。中国农业部比较谨慎，未作正面交锋和应答。张启发及其研究团队则针锋相对，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的名义，依托新浪博客平台建立了官方博客“绿道”，辩护消息，对中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反对派”提出的观点进行反驳，成为转基因产业科学家参与争论的重要阵地。他们的观点是：
（1）中国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不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而且还有益于环境保护和身体健康。
（2）中国推广转基因水稻种植，能够增加粮食产量，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新批准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拥有核心基因技术专利，不会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用转基因作物作为武器危害中国人民之说是滑稽可笑的。
（3）有关转基因水稻知识和风险评价如此复杂，公众（包括非转基因科学家）不专业，不能有效地参与到有关转基因风险评价和决策中。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6
关键词：综合安全观；大学生；国防教育；国防意识
大学生作为社会重要的知识群体，其国防意识的培养对于提升全民国防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国防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基本途径，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是形成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的基础。新世纪以来，综合安全观逐渐成为人们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新认识和新概括，它的提出为提升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应当以综合安全观为指导，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提升。
一、综合安全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国防观念的重要发展
安全观通常是指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观点以及形成的理论体系。它包括国家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威胁的判断、评估，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识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策略和手段。一个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形势具有密切联系。
新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新变化，急切地呼唤着国家安全观念的与时俱进。冷战时期，各国通常都把敌对军事力量的入侵视为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军事安全几乎成为了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安全已不再局限于军事安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安全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显得愈加的重要。但是，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另外，恐怖主义、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等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生存威胁。这些问题通过传统的军事手段都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必须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手段并重，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周边一些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周边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给我国周边安全和边境地区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三个总体、三个局部来概括，那就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都使得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任务更加复杂和繁重。只有紧跟时展，充实完善我国安全战略，才能正确应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综合安全观应运而生。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一个国家的安全观是其国防观念的重要基础，安全观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国防观念的变化，综合安全观的形成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国防观念的重要发展。
二、综合安全观的发展为提升大学生国防意识提供了重要机遇
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已经拓展到经济、文化、信息、社会等各个领域，原本基于传统安全观的、以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国防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安全的需求。必须树立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同时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国防观，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促进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拓展和提升。
1.树立综合安全观，有利于加强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防安全威胁的认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直面临着现实的外部威胁，如美国侵略朝鲜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苏联在边境线陈兵百万对我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压力，印度侵犯我边境地区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挑衅等。在这种背景下，国人能切实体会到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比较容易产生自发的国防意识和自觉的爱国行为。但是，当代大学生都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和平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一直处于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从传统安全观念的角度来看，能看得见的国家安全威胁几乎没有。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没有哪个国家有实力侵犯我国，挑起战争。绝大多数人认为即便是美国也不可能进攻中国，俄罗斯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进攻中国，日本再也没有胆量侵略中国。在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的思想的影响下，国防意识日渐淡薄。长此下去，会使我们的青年一代丧失警惕，忘记武备，丢掉尚武精神。
在高校国防教育当中融入综合安全观，首要的一点就在于引导大学生用发展的安全观念来重新考察和认识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全面分析、判断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让当代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有正确和全面的理解，深刻认识到周边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给我国带来的安全压力、国际上对我国崛起所持的敌意态度等，都是我国国防安全的潜在威胁，重新唤起大学生们的忧患意识。
2.树立综合安全观，有利于强化责任意识
综合安全观的树立，国家安全领域的拓展，意味着我们热爱国防、献身国防，除了参军报国以外，在各领域、各行业，都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促进国家安全。例如，立志成为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国际法专家以及有助于提升国防科技水平的高技术人才等等。高校国防教育不仅仅是国防知识的宣传与灌输，更重要的是把国防教育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国防理论、国防历史、国防科技、国防文化、国防经济和军事技能等方面内容的学习和训练，提高大学生群体的整体素质。从大学生国防教育的内涵来看，其中蕴含着许多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知识理论。因此，一种成功的国防教育，往往能够为青年大学生打开一扇新的知识的窗口，激发起他们对相关的科学知识探寻的兴趣、欲望。对于一部分青年大学生来说，国防知识的教育极有可能成为引导他们走向成功的一条路径，成为国防建设的有用人才。
高等院校作为拥有综合学科体系的教育机构，有丰富的条件和资源从社会个体成员与国家、民众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对大学生开展多种形式、富有实效的国防教育，以不断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激发他们发奋学习、成长成才的热情和动力。
3.树立综合安全观，有利于培养战略意识
中国顺利地融入世界，离不开战略的指导；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愿望，离不开战略的指导；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更离不开战略的指导。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于人才战略意识的培养。大学生群体是国家建设发展的栋梁，将来要充实到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其战略意识和战略思维水平，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极为重要。战略思维源于战争和军事领域，并逐渐向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辐射。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综合安全观的教育，培养、塑造大学生的战略意识和战略思维，将成为高校国防教育的一项有力举措。
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例如，美国非军事院校国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国家第一流的英才和智者到非军事院校教授国防战略和国防科技。美国拥有一大批对全球战略有深刻认识的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他们的带动下，美国非军事院校培养了一批批现代高素质战略人才，这些人才无论在军事领域还是在国家建设的其他领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在国防教育中融入综合安全观，促进大学生国防意识提升
随着综合安全观的发展，高校的国防教育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在塑造大学生军事安全观念的基础上，注重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角度，培养大学生的综合安全观，促进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提升。
1.加强经济安全教育，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鉴于经济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突出，并且当代大学生对于社会经济的关注度较高，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应适时增加经济安全教育，使大学生认识到经济安全是现代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经济活动当中包含着各种影响和制约国家长远利益的风险甚至威胁，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首先，通过经济安全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经济安全意识。目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密切，在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风险和挑战也绝不容忽视。尤其是西方国家严格控制对华高技术出口和专利转让，对我国企业参加海外竞争处处设限，处心积虑地遏制我国海外资源、能源战略的发展。近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国家不断地以反倾销为由对我国出口产品设限，破坏我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开展，严重影响我国外部市场的稳定。由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西方的经济遏制政策势必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另外，要深刻认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本质，这些组织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言人，是其主导和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工具，是为其谋取经济霸权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在美国推行的政策，却与其在国际上的做法大相径庭。
其次，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经济形势，培养成才报国的使命意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自身发展存在诸多问题，许多深层次问题开始显露。要通过经济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从高增长时期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产业结构和消费机构都将发生转变，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于我国科技水平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金融安全体系还不健全，在改革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风险与挑战。要克服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和难题，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更需要当代大学生努力成才，用于承担社会责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而发奋学习，并为此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2.加强文化安全教育，激发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和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托。一个文化上不安全的国家不可能真正拥有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而文化上处于依附和追随地位的国家，其发展方向和进程都比较容易受到强国的左右。大国也只有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如果没有文化安全，国家利益必将潜移默化地遭受重大损失。高校国防教育中应加强文化安全教育，激发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首先，引导大学生批判接受吸收外来文化成果。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目标转向中国，而中国的青年一代则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对象。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推行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特地制订了十条诫令，其中指出：一是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蔑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二是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话、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要使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三是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电影，以及宗教迷信，等等。可见高等院校作为东西方文化传播、交融、继承、发展、创新的主要基地，毫无疑问将成为保护文化安全的主战场。高校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合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热爱自由、追求幸福、崇尚科学、践行民主、弘扬正义、敬仰英雄等文明元素，批判其享乐放纵、自私自利等文化糟粕。在科技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更加大胆地吸收外来先进文明成果，并将之融入到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整体影响力。
其次，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国家的文化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高校要通过加强文化安全教育，要引导大学生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不能再将自己民族创造出来的传统文化盲目地作为封建迷信打倒或闲置一边，更不能视之为“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加以嘲讽，而是要奉之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和精神基础，来加以发掘、保护、利用、享受，发挥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复原力和凝聚力。在强势文化的文化扩张、文化侵略的大环境中保持强烈的文化意识，不受外来文化的同化和控制。
3.加强社会安全教育，提高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性
目前，我国经济建设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例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事故相对增多，自然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加之与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等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使得一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对和平的期盼已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但在现实世界中战争与和平总是在交相更替。因此，世界各国都争相把国防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要想国家强大就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始终把国家安全和放在第一位。只有国防实力强大了，才能给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才能真正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防事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飞跃，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安全问题，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大学生这一重要的社会知识群体，加强对于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教育，增强其辨别是非的能力，使其认识到社会安全稳定与自身发展息息相关，进而激发其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注重发挥大学生群体的各种优势，努力将其塑造成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首先，应注重培养大学生对于社会问题的辨别能力。通过社会安全教育，让大学生学会分析、判断和思考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背后的政治因素，理性地看待各种社会问题，不能片面接受某些负面信息。在网络、电视等信息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问题的负面信息能够在极短时间迅速传播和扩散，使得处置各种问题的反应时间很短，回旋余地较小。如果对于很多负面信息不加以分析、判断就接受和传播，则很容易落入敌对势力设置的陷阱，进而影响国家政府和领导人在公众中的威信和地位。例如，在网络上经常会有人利用大学生经常光顾的各种论坛散布一些虚假负面信息，诱使不明就里的学生群体进行讨论和传播，引发不良影响。作为当代大学生，必须要具有较强的对于社会问题的辨别力，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敏锐性，主动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
其次，激发大学生运用自身知识群体优势，维护社会安全的积极性和自发性。大学生是具有较强知识基础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历史文化知识、法律知识、科技知识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国防教育应引导大学生在正确认识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善于运用文化工具、法律武器和科技手段，积极主动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融洽社会关系，为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幸生，刘开华，胡印卫.论树立综合安全观[J].报，2010-1-19.
[2]刘明福，郑卫平.军队新的历史使命论[M].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