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解(6篇)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解篇1

[关键词]金融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河北省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16.107

[中图分类号]F832；F1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6-0-03

自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下，河北省是作为“京津冀”整体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因子来研究，或者作为“环渤海经济区”中的一个成员来研究。河北省提出的“三年大变样”政策促进了新城镇体系规划的落实，同时，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全省城镇化进程中成为突出问题。从“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以来，城市化背景下亟需解决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与金融产业这一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之间的关系就被广泛关注。

1文献综述

受京津冀规划的历史演变影响，河北省11个地级市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级市的经济差距在不断的拉大，在城乡居民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河北经济年鉴2012-2013》《2013年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而成

深入认识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对河北省11个地级市相关经济数据分析，可清晰地看到河北省内部经济发展的差异程度以及金融方面的原因，为省域内部区域经济不平衡研究提供可借鉴的例证和方法，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进一步丰富和扩充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相关理论。

近年来，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课题，国内外学者们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通过各种指标、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由此也得出多种论证结果。这些论证结果也是阐明河北省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并由此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就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而言，陈宗胜[1]认为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起步阶段，收入分配差别较小，故而居民收入处于从低收入阶段向中下收入阶段转化的过渡期，当经济较快发展，居民收入也相应地转为中下收入水平。丁任重等[2]指出经济体制、政府政策、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是影响转型期收入分配差距变动的主要因素。邓子基[3]认为从分配体制和经济政策来看，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不同企业之间收入分配不公平。王小鲁[4]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大量非正常收入。董建文[5]提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由于分配秩序混乱、收入机会不平等。

金融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始于JosephSchupeter[6]，他认为良好的银行体系通过甄别创新产品和并投资创新工艺的项目，可以促进了科技创新；Lveine和King[7]通过研究1960―1989年间80个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验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指出金融发展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主要体现为金融体系在项目甄别、分散风险、动员储蓄、对管理人员施加外部约束、便利交易等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总之，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变量与模型的建立

在实证过程中，变量数据取自《河北统计年鉴》（1986-2013）、《中国金融统计年鉴》（2006-2013）、《河北金融统计资料汇编》（2001-2012）。

实证中采用E-views3.1计量软件分别对各原始变量以及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

在已有研究中，很多对于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都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因变量，金融发展程度作为自变量。前者为SC，后者又分为金融发展规模（FIR）和金融发展效率（FE）两种来作为衡量变量。由此建立如下模型。

二元线性模型：SCt=aFIRt+bFEt+Ut

在以上变量界定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量为SC，是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金融发展规模变量为FIR，又指戈氏金融相关率指标，是金融资产总量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由于在中国金融市场中存在明显的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所以用银行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说明；金融发展效率变量为FE，是银行贷款与存款的比值来反映金融资源转化的效率。

3实证分析

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时，通常依靠处理差分后的数据来满足平稳性，基于一个平稳模型而使用一个非平稳序列数据建模，就会产生“伪回归”现象，这主要因为原时间序列包含的一些可能有用的信息被忽略，样本资源被浪费。为克服该缺，近年来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非平稳数据处理方法出现，即协整理论，它指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尽管就单个时间序列而言是非平稳的，但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从而说明这些经济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克服了平稳性假定的限制。

对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设定，也可以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效率（FE）和金融发展规模（FIR）的关系进行检验，如图2所示，发现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相关性。考虑到几乎所有表示绝对指标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即可以确定是否进行协整分析。

图2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效率（FE）和金融发展规模（FIR）的

线性相关性

3.1单位根检验

首先要确定每个序列的单整阶数，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分析；即使用DF检验和ADF检验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存在单位根。运用ADF检验模型，利用E-views3.1计量软件分别对各原始变量以及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根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变量SC、FIR、FE的原始序列都存在单位根，属于非平稳性变量。且经济变量SC、FIR、FE都是一阶单整的，即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单位根。

3.2协整检验

许多非平稳经济变量的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即它们是一阶或高阶单整变量），就表明各经济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内在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协整理论认为只有在经济变量单整阶数相等的情况下，各变量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经验证上述单整检验中变量SC、FIR、FE的差分变量都是一阶单整，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先采用OLS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回归估计，通过AEG检验方法对协整回归的残差进行检验。若协整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序列，则各经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运用软件E-views3.1对经济变量SC与FIR、FE检验协整关系，得出结果如下：

SCt=1.6924FIRt+0.3448FEt；其中：t统计量（19.5554）（2.7598）

将协整回归残差Ut表示为：

Ut=SCt-1.6924FIRt-0.3448FEt

最后对协整回归残差Ut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如表2所示。

ADF检验协整回归残差的结果说明协整回残差Ut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变量，故变量SC、FIR、FE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回归结果证明各经济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方程可表达如下：

SCt=1.6924FIRt+0.3448FEt；其中：t统计量（19.5554）（2.7598）

此式表明河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SC）与金融发展规模（FIR）、金融发展效率（FE）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内在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和效率提高都会一定程度上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3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述协整检验表明：经济变量SC、FIR、FE间的长期内在均衡关系，但该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为此，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验证经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发展规模（FIR）、金融发展效率（FE）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SC）的格兰杰原因，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不构成金融发展指标的格兰杰原因。

4结语

协整检验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河北省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正相关关系。从协整关系上看，金融发展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就会拉大1.69个单位；而金融发展效率每增加一单位，城乡居民收入比就会拉大0.34个单位；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更容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金融结构中，银行主导型仍是主要特点，其他类型金融资产总量较低。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来说，城市化倾向则是主要特点，信贷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导致传统农业生产部门金融资源缺乏、生产萎缩、农村居民收入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河北省农村居民占绝大部分，农村的稳定发展是全省经济稳定发展的首要条件。因此，河北省经济、金融发展和社会发展要首先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这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而且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

因此，首先要加快推进河北金融发展。通过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组织体系，积极繁荣信贷市场、保险市场等其他金融结构导向，实现金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积极推进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利用市场理论，走市场化道路，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保证农村金融资源优先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改变农村反哺城市的现状，以农村的金融发展为目标，科学发展农村信用体系、农村支付结算体系，为农村居民提供均等的金融服务机会，解决农村的融资难题。最后，在政策方面要鼓励城市区域金融资源到农村区域的金融配置，并通过一定风险补偿和税收优惠，完善农业保障支持体系，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京津冀地区均衡发展，必须提升河北省整体竞争力，缩小各地区经济差距，使各地区协调发展。因此，清晰地了解河北省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借助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研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提出合理的金融发展改革路径的政策建议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极具现实意义。这不仅对缩小河北省区内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有所助益，而且可以借助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了解，对京津冀宏观调控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政策制订和战略部署。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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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子基，韩瑜.公共财政与民生[J].当代财经，2008（8）：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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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建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J].华东经济管理，2001（6）：13-16.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解篇2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SURE;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5-0013-03

一､理论回顾

Partick－1966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分为两种，一种称为“供给领先”，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动因，金融机构的产生､金融资产的提供以及相应的金融服务是超前于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需求，尤其是那些能引起经济快速增长的现代部门的需求。金融发展通过多种途径导致经济增长，例如:金融市场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积累的效率;银行等金融中介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从而提高投资率;金融体系可以实现资本从落后部门向先进部门的转移，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所以现代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另一种称为“需求追随”，即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动因，金融发展只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现代金融机构的产生､金融资产的提供以及相应的金融服务仅仅是对实体经济活动中参与者－如:投资者､储蓄者需求的反应，随着不断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金融发展也不断深化。Partick－1966进一步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金融部门在动员传统部门的资源并将其配置到具有增长趋势的现代部门方面发挥着基础作用，金融部门的扩张和金融服务的供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达到较高水平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会产生对新增金融服务的需求，这将引致金融体系的发展，从而表现为金融发展依附于经济增长。因此，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表现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而发达国家一般表现为经济增长引致金融发展。

Patrick的“供给领先”和“需求追随”假说，实际上暗含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互动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整体关系则取决于两者间互动关系的对比，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远大于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整体关系可能表现为“供给领先”;若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远大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整体关系可能表现为“需求追随”;若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则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整体关系可能表现为“供给领先”与“需求追随”共存。因此，在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和某个特定的时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整体关系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推论: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间可能呈现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上述推论，探讨金融发展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间的互动关系。

二､实证研究

1.中国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Levine－1997提出了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DEPT､BANK､PRIVATE､PRJVY､VTR､TR，考虑到中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各地区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我们选取时间序列完整､可信度高的人均金融机构贷款额､存贷款额作为衡量各地区金融发展的统一指标。Levine－1997认为金融机构提供给私人个人和私人企业的贷款的使用效率要高于提供给政府和国有企业，因为提供给私人部门的贷款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具有严格地有偿使用､按期归还的硬约束，而金融机构提供给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贷款并非完全以市场交易为基础，所以金融发展应以金融机构提供给私人个人和私人企业的贷款为衡量指标，但是在可获取的中国地区金融统计数据中无法分离出金融机构提供给私人个人和私人企业的贷款额，只能运用总量指标来代替。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建立时间较短，不满足长期研究的要求，而且股票市场发展不规范､相关制度不健全，因此我们主要考察银行体系的金融发展指标。

衡量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的指标人均金融机构贷款额变异系数和存贷款额变异系数，呈现较一致的变化过程，两个指标在改革开放后均呈现下降趋势，分别在1991年和1992年达到最低点，随后逐步上升，以下我们实证检验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间的互动关系。

2.模型构建。

为了实证检验，我们选择三个指标来分别衡量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金融发展差异，具体定义如下:

VG:各地区人均实际GDP的变异系数

VD:各地区人均金融机构贷款额的变异系数

VDL:各地区人均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变异系数

为了研究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间的长期关系，本文采用年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78―2002年，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根据Hendry－1991的动态计量经济模型理论遵循“一般到简单(GeneraltoSimple)”的原则，最终确定的计量模型为:

由于模型中有的方程存在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因此用于检验随机误差项自相关性的D-W值不再适用，Durbin提出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存在时一阶序列相关的h-检验。

其中:S为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回归系数的方差，n为样本容量，d为D-W统计值，在随机误差项一阶自相关系数ρ=0的假设下，h统计量的极限公布为标准正态分布，我们分别计算出了含有被解释变量滞后项方程的h值，|h|都小于显著水平0.01标准正态分布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说明在方程中随机误差项不存在的一阶自相关。

在模型一的估计结果中，金融发展差异－用各地区人均金融机构贷款额的变异系数衡量

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当期边际影响系数为0.22;相应地，经济增长差异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当期边际影响系数为1.93，滞后一期的边际影响系数为1.22，各系数均显著，说明在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的互动关系中，经济增长差异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金融发展差异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程度。

在模型二的估计结果中，金融发展差异－用各地区人均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变异系数衡量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当期边际影响系数为O.13，滞后一期的边际影响系数为0.07;相应地，经济增长差异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当期边际影响系数为3.69，滞后一期的边际影响系数为-O.39，各系数均显著，也同样说明在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的互动关系中，经济增长差异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金融发展差异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程度。

在模型一､二的估计结果中调整R2值均较小，这主要是因为模型估计中我们考虑到了变量的平稳性，对变量进行一次差分处理，避免了在时间序列回归中，由于存在共同时间趋势而导致过高R2值的伪回归现象。另外，在估计结果中，金融发展差异对经济增长差异的边际影响系数均较小，说明金融发展差异只是经济增长差异的部分解释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历史自然因素差异､市场化程度差异等。

三､结论

通过构建带滞后变量的方程组模型，我们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模型充分考虑了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及相互影响的滞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间存在正向非对称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差异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金融发展差异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程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金融发展差异和经济增长差异的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差异不断拉大，尤其是地区金融发展差异加剧。金融发展差异与经济增长差异的非对称互动关系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现实: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表现出超乎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的资本聚集能力，过度的资本聚集导致地区经济过热，如房地产泡沫和个别行业的过度投资，这不利于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且可能诱发金融风险;相反，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越难以获得满足经济发展的资本支持，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金融发展的优惠､支持､鼓励政策的力度，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利于发达地区的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有利于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另外，实证检验佐证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整体关系表现为“需求追随”，但是该结论不符合Panick发展中国家一般表现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金融业受到较为严格的管制，金融发展受到较大抑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相信随着加入WTO､金融制度的改革和金融开放的深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必将越来越明显，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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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oldsmith，R.W.Financialstructureanddevelopment[M].NewHe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69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解篇3

关键词：金融体系；经济增长；关系；

一、前言

金融发展理论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金融发展实际上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一个发达的金融系统可以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分担和管理风险，这对于储蓄、投资决策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而不同的金融体系结构、金融工具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体系等，对于信息、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研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从金融体系入手。对金融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内涵至今国内外学者也没有达成共识。理论界有较大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二：一是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在1969年提出了金融体系的概念，他认为金融体系是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之和，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体系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体系的变化过程和趋势。在他那本《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他认为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这样一些特征：金融资产的总量和实物资产之间的比例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金融相关率；各经济部门的金融资产与负责总量及其在不同种类的金融工具上的分布；金融体系和非金融经济部门所持有的的金融资产和负责之间的关系；各种不同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和负责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资产和负责所采取的金融工具的形式等等。二是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所谓“两分法”，即着眼于一国企业的外源融资——通过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融资角度划分的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即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以美国、英国为代表）。逐渐引入和传播，中国经济学者也开始研究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主要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体系观为依据，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只是定性化研究中国的金融机制与体系；另一类则主要从金融资产的角度定量地研究和分析中国的金融结构特征。中国学者对金融体系的理解和解释更是众说纷纭。如王维安（2000）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出发，得出衡量一国金融体系的六大指标。李量（2001）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指出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王广谦（2002）则以金融资产体系为切入点，采用分层次的结构比率分析法来考察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与变化。李健（2003）从多角度对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体系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并认为金融体系由构成金融各业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组成。

二、金融结构特征

根据世界各国关于金融结构的分析，把金融结构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我国现在是银行主导模式。这主要由于我国的市场证券化程度不高，多数企业不能直接从资本市场上融资。

1.从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责结构来看：银行主导型相对于市场主导型的第一个基本特是：在全部金融机构中，银行的资产负责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而在市场导向结构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份额要大得多。第二个特征是：对于前者，贷款是金融机构的最主要的金融资产。

2.从金融工具的规模和结构来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差别在银行贷款规模，股票市值和发行结构，债券市值和发行结构等几个方面。

3.从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方面来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差别在于：对于前者，居民资产组合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现金和存款；后者对股票和其他股权，债券占有很高的比重。

4.从非金融公司的融资结构和股权结构来看；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的差别在于：第一，前者的股权类证券的比例较后者为高。第二，在债券类证券中，前者的公开流通债券同银行借款大致差不多，而后者的银行借款要远远多于公开发行的债券。

三、实证分析

林毅夫（2009）认为，金融体系是金融体系内部各种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对构成。金融体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从金融活动是否需要通过金融中介，可以考察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比例构成；从金融交易的期限长短，可以将金融体系分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从金融活动是否受到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可以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就银行本身，可以分为银行业竞争程度和不同规模的银行分布。白钦先（2003）认为金融体系是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并提出金融倾斜的概念。考察金融体系的表现形态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如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在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关系方面：易宪容，黄少军（2004）从银行观，市场观，法制观，功能观阐述了不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喻平（2005）从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出发，探讨金融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演进过程。

作为经济系统乃至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金融系统的结构问题属于广义的制度设计的范畴，而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新制度经济学反复强调过了。如诺思(1991，第17页)所说：“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度。”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产权制度的重要性来自于交易成本，无所不在的交易成本使得各种要素禁赋的所有者无法进行帕雷托有效的交易。因此，产权—要素票赋的实际控制权和占有权的安排就成了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要素。关于产权理论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Hart和Moore(1988)开创的不完备合约理论，其中主要分析了在不完备合约情况下，对要素票赋的剩余控制权安排是如何影响交易各方实施关系专有性投资的。在这里，交易成本依然是合约之所以不完备的前提。

通过1994到2008年的GDP总值Y和存贷款余额F的数据，作出下图：

很明显，90年代以来，我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都非常迅速，并且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也在发展。

除了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之外，不同学者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和收敛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很大争议。张杰（1994）认为，与经济发展的进程相似，我国金融成长的进程应符合威廉姆森“倒U”曲线过程。他在对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取向。研究发现，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在空间上的分布十分均齐，从而使金融失去空间成长的区间。由于一国金融成长的水平并不取决于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机构的简单扩张，而应该取决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形成水平，因此，我国区域金融组织结构必须从“互挤”向“互补”转换。该转换的完成则需要通过解除现存的条块分割金融体系，构建新的区域结合型金融组织框架，形成若干个金融中心和金融“发展极”，打破金融资源流动的地区壁垒，弥合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割裂状态，从而促使金融资源空间流动和配置机制的形成，引导总体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

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键在于两者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金融体系的存在是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存在信意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金融体系的差异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哪一种金融体系更有优势，从经济学理论来看，银行在解决委托关系方面的确要比资本市场有优势，而资本市场在促进新技术的产业化方面又有其独特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体系，这种体系的存在无疑是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的，而不是建立在关联银行业务基础之上的。

四、结束语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的文献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差异以及金融资金的流动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得到了一系列重要且有益的结论。但是，现有的文献大多数单就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而论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将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纳入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中，研究该转型经济背景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增长绩效产生影响的文献却十分有限。我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国家，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在未来，研究转型背景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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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4（7）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解篇4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约束；经济增长；金融创新

一、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都认为金融抑制妨碍了储蓄投资的形成，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实质就是放弃政府对金融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保护，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资、就业、收入和结构优化效应，从而建立起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现在被概括为3P自由化，即价格自由化、产品自由化、参与自由化。

但在实践中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银行恐慌与倒闭，使人们对赞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论点产生怀疑。实际上，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导致东南亚以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萎靡不振，无不与过度金融自由化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主张日益受到怀疑与批评。此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对立理论——金融约束论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过透析该理论我们不难发现，金融约束实质上是在一国金融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而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准备，因此这两个理论并不矛盾，它们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径和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随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并就评价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1）货币化比率(M2／GDP)；（2）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是社会融资方式变化发展的标志；（4）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点，这是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市场扩大的主体；（5）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已发展为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理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深化所取得的成果

1．20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体制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前进，在金融深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如下：

（1）银行业建立了多元化的银行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二级银行体制，形成了以4大国有银行，3家政策银行，20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多元化的银行体系。

（2）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自1990年和1991年分别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证券交易中心以来，中国的证券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特别是股票市场最为显著。从1993年～2000年我国上市股票数从217只增长到1099只，增长5倍多，而市价总额从3541.0亿元增长到41000.0亿元，增长11.6倍，上市公司数从183家发展到1025家，增长5.6倍。（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2001年>）。

（3）外汇市场的改革。外汇市场1994年以后，中国实行了结售汇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1998年取消了外汇调剂市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200亿（美元），2003年底估计达3500亿，可以说我国的外汇市场取得了重大成果，具备强大的抵御外汇风险和外债风险的能力。

（4）保险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中国保险市场以194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为标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保险业打破了中保的完全垄断，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共同竞争的局面。

（5）利率市场化。1996年开始逐步放开了部分利率，取消了同业拆借利率的最高限制，部分国债发行利率实行市场招标，公开市场操作的回购利率实行了市场招标。这些都表明利率朝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为最终的基准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条件。

（6）金融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至今中国已出台了各项金融业的相关金融法，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等。

以上只是重点说明，我国金融业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的成绩，如：我国金融的电子化、基金市场的迅速扩大等等。这些说明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雏形已形成，有些方面已向国际接轨，特别是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等。

2．中国金融深化程度的综合判断。

以上从各个方面粗略地说明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效，但是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如何呢？我想以雷蒙德·戈德史密斯提出的有关指标来判断我国金融深化的综合程度。

从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与广义货币量M2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二者比值由1979年的0.361上升到1996年的1.121，平均每年上升4.2个百分点(见表1)。金融相关比率则从1979年的4.9％上升至1996年的81.6％，增长了15.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26％(见表2)。这些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程度的明显加深。事实上，1996年我国金融深化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金融水平的一半以上，并初步迈入发达金融结构水平的行列。

三、对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启示

对于金融体系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的理论联系，近几年西方的经济学者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他们的测试结果都认为经济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相关性。1996年帕特里克为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设计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框架，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帕特里克的假设强调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因果关系，随后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实证研究，测试证明了帕特里克提出的一系列因果关系假设是正确。

自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每年平均保持8％的速度增长，金融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那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相互激励、相互制约的关系呢？在这里我用实证分析来说明，选取了1979～2000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1年）)，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以货币化比率(M2／GDP)来衡量金融深化的程度，将数据作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结果如下：

用强制回归或逐步回归检验得出，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的关系均不显著，说明接受H假设，即经济增长不影响金融深化。

实证的结果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处于帕特里克提出的“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并未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尚未建立，我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特征是相符的。因此，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加速金融深化，使之更有力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帕特里克的“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而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互激励，相互制约关系，即金融深化的核心。

四、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分析

尽管我国的金融深化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进一步深化的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改革的“攻坚问题”，主要是：（1）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合理；（2）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主体地位尚未建立；（3）金融市场的缺位问题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不合理；（4）利率市场化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5）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执法的严格和监督机制有待完善；（6）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7）外汇兑换自由化问题。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金融深化的“拦路虎”，要真正实现金融自由化，必须认真解决上述问题。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纽带尚未建立，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均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对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策略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解决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二是中国金融深化所采取的方式和机制的合理性，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的。按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提出的最优次序，我将上述问题中的（1）、（2）、（3）、（4）（5）分为A类；（6）分为B类；（7）分为C类。A类问题是我们现阶段要解决的；B类在A类问题解决基础上和借助加入WTO的国际力量下逐步解决；最后解决C类问题。

首先，A类问题基本上是国内金融市场完善和自由化的问题。重点是银行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涉及金融体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改革，因此我认为重点要引入金融创新机制，金融创新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将产生一个综合效应。具体来说，一是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确保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二是进行金融市场的创新，优化金融资产内部结构；三是进行金融机构创新，提高我国货币化进程的质量；四是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促进金融资产的多样化。

其次，B类问题，即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资本市场的分割主要指股票市场的A、B股问题；A、B不仅针对不同的投资对象，而且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解决的同股不同价的关键是A股和B股的并轨。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在此基础上主要借助加入WTO后的外资力量实现A股和B股的并轨。解决同股不同权的关键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2002年，政府已经尝试将非流通股抛向资本市场，试验的结果是引起了股市的动荡，不得不暂停试点。这说明非流通股的减持并非一朝一夕事，而要循序渐进。我认为主要采取“转”的方式，如建立“公股减持基金”、“债转股”、“债转股基金”等等来实现非流通股的减持。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解篇5

一个统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金融全局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既是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统领金融工作全局的客观需要。实现金融事业快速稳健发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全面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经济金融工作的内在规律与联系，引导金融部门牢固树立三种意识，正确处理六个关系。

牢固树立三种意识：一是树立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意识。机遇好比种子，只有在最适宜的土壤和环境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金融部门只有抢抓机遇，才能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当前，各地经济发展形势普遍趋好、机遇明显增多，金融部门如果不苦练内功，铆足干劲，积极创新，加快发展，再好的形势和机遇都将成为海市蜃楼、镜花水月，只可遥望，不可企及。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金融工作全局，加快推进金融改革，整合聚集金融资源，规范发展金融市场，做大做强金融产业，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实现金融产权制度全面突破、金融机构类型全面发展、金融服务网络全面覆盖、金融服务经济能力全面提升，实现金融业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二是树立勇于竞争、敢于作为的意识。在日益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之下，金融企业只有勇于竞争、敢于作为，才能有所作为。面对激烈的金融竞争和各种生存发展困难，政府要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强化竞争意识和作为意识，树立事在人为、敢有作为、善有作为的思想，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敢于在竞争中找客户、抢市场、争份额，善于在竞争中破难题、求生存、谋发展，勇于在竞争中增强实力、转变机制、提升形象、锻炼人才，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三是树立繁荣金融、服务经济的意识。金融是经济的血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促进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充分发挥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引导金融部门主动把自身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强化金融支持和服务，满足经济发展的有效金融需求；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和服务效率；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增强金融发展活力；不断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能力。

正确处理六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决定着金融发展方向和水平，金融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效率。各级政府要准确把握金融与经济之间血肉相连、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遵循经济金融发展规律抓发展、作决策、行改革，实现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和互利双赢。

二是正确处理防范风险与加快发展的关系。政府要引导金融机构把风险视为一种重要的经营管理资源，在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的前提下，不放过每一个拓展业务、加快发展的机会，最大限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既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发展、小发展，或者被动地规避风险，以防范风险为借口阻碍发展；也不能单纯追求发展而不去防范风险，以增加风险为代价谋取短暂的繁荣，影响金融业的稳定、健康、协调发展。

三是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关系。近年来，中央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全局出发，实施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各级政府必须引导金融部门把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认真落实到信贷政策、信贷投向之中，确保宏观调控实效。同时，要引导金融部门结合地方经济实际，注重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衔接，做到有进有退、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大力支持竞争力强、有市场、有效益、讲信用的企业和项目。对在建项目不能釜底抽薪，避免重蹈“冷得快、启动慢”的旧辙。

四是正确处理强化监管与支持创新的关系。监管与创新是矛盾的统一体，但都是为了金融事业发展。政府部门要引导监管部门既严格依法合规监管，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行为严惩不贷；又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保护创新、支持创新、促进创新，不断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发生。

五是正确处理扶大扶强与培育造血功能的关系。优质客户不是永恒的，今天的大企业不等于明天的强企业，今天的小企业可能就是明天的大企业。政府要引导金融机构既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的发展；又要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客户，善于发现、敢于支持那些造血型、成长型的中小企业和项目，使更多的“经济小苗”长成“经济大树”。

六是正确处理条条管理与块块管理的关系。金融部门是地方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级政府不能因为多数金融机构属于系统条条管理而不闻不问、放手不管，要消除条块分割的旧观念对金融工作的不利影响，多关心支持金融工作，为其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充分发挥金融部门的职能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从适应市场竞争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出发，淡化“派驻观念”，增强“属地意识”，以主人翁精神融入地方经济建设之中。

两个保证：确保金融事业稳定健康发展

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安全运行，关系到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级政府要把保证金融事业健康发展和安全运行作为管理金融工作的核心目标。

要保证金融事业健康发展。要实现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金融机制。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政策性银行、地方性银行、保险、证券业的改革步伐，不断提升金融业的综合竞争能力。主要是形成“五个机制”：即完善金融机构组织机制，使各金融机构进一步明确市场定位，增强金融的整体服务功能；建立科学有效的信贷投入机制，以控制风险为中心适度调整信贷投入的行业结构，使信贷投向、投量向金融资源丰富、投资回报率高的金融安全区倾斜，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完善信贷管理机制，改进评级授信制度，科学测评客户信用等级，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增强经营活力；完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信贷各环节中各种风险的研判、监测、防范和处置，有效防范化解信贷风险；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废除“零风险”考核制度，统筹发展速度、规模、质量、效益等各项指标，完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金融创新，激发金融业发展活力。着力推进“四项创新”：推进思维创新，坚持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自身实力、提高经营效益、抓住业务发展机会；推进体制创新，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使一切改革围绕提升竞争力来进行，完善各项改革配套措施，破除旧观念、旧体制的束缚，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制和管理制度，提升金融综合能力；推进营销创新，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设计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金融衍生产品，为各类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服务；推进技术创新，要注重银行电子化信息与现有产业的嫁接改造，广泛应用现代科技，加强清算系统电子化建设，加快银行卡联网通用，逐步实现银行服务网络化、业务管理信息化，促进金融业的结构升级。

要保证金融事业安全运行。金融是高风险行业，金融风险无处不在。从江西来看，金融风险主要来自六个方面：金融资产质量不高，仍然存在较多的呆坏账，存在潜在的风险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亏损巨大，存在市场退出风险；融资结构不尽合理，风险过度向银行集中；农信社改革虽取得重大进展，但资产和财务风险仍很重；部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还未完全到位，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经营不善、违规问题时有发生；保险市场恶性竞争、误导消费、不讲诚信等违规现象没有完全杜绝等。

要切实保证金融业的安全稳定运行，必须做到四个加强：一是加强政策的“窗口指导”。政府要积极引导金融机构确立发展至上的理念，牢固树立服务经济就是壮大自我的意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上来，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在发展中化解矛盾，防范风险。

二是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部门要按照“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要求，把防范风险作为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工作任务，不断促进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完善，切实防范各类风险和案件发生。同时，要树立“寓监管于服务之中”的理念，以促进发展为第一要务，以人为本，宽严相济，注重监管艺术，以服务促监管，以监管促发展。

三是加强金融企业内控建设。强化法规制度约束，实现依法合规经营；强化严格管理意识，靠制度管人管事；强化监督制约机制，防范权力失去监督；强化惩处力度，扩大震慑教育效果；加强操作风险、道德风险防范，防止重大案件发生。

四是加强处理应对复杂突发事件的能力建设。政府要制定《金融机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有关部门参加的风险处置机制，坚持“大事急事不过夜、处理危机不过时”的原则，提升对系统性、流动性、治安性、不可抗力性突发事件的应变判断及处置能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个扩大：提升金融机构整体服务能力

要提升金融对经济的整体服务能力，必须扩大金融的整体规模和实力。各级政府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金融业实际，通过政策引导、制度激励、扩大开放、优化环境、培育产业等，促进金融机构做大规模、做强实力、做优质量。

扩大金融规模。政府要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和优势，大力支持各金融机构做大存贷款规模，使金融总量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着重实现“六个扩大”：扩大存款规模，使居民储蓄存款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扩大贷款规模，使贷款增速高于GDP增速；扩大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年提高固定资产贷款增速；扩大对优势产业、优势企业和龙头集团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信贷投入；扩大对新农村建设的信贷投入，加大对三农、下岗职工、低保居民、贫困学生等弱势群体的信贷支持等；扩大非银行金融机构规模，充分发挥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管理公司、保险证券在理财服务、盘活资产、强化内部资金管理、保障资金安全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各展所长、功能互补的金融效能。

扩大金融机构。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各级政府要建立开放型大金融市场，努力扩大金融业的开放，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科学配置各种金融资源，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率金融服务。支持既能遵守国家经济金融政策、有效防范风险，又能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定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现有金融机构做大做强；积极创造条件，合理有序地引进一批有实力、有创新能力、能够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加快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发展步伐，支持条件具备的城市信用社组建城市商业银行；整合地方金融资源，组建地方性银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向农村合作银行过渡；加快邮政储蓄银行的组建步伐，使邮政储蓄资金返哺农村经济；完善保险市场体系，鼓励非公有制企业投资保险业；鼓励区域外金融企业兼并辖内弱小金融企业，吸引发达地区战略投资者和民间资本的资金注入，改善融资结构。

扩大流动资金投放规模。一个地方的金融规模、金融能力最终体现在流动资金投放规模上。近年来，各地培植了一大批具有强大发展后劲的造血型、成长型企业和产业集群，已成为经济之树、财政之林，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引擎。在此关键时期，需要金融业“浇水施肥”。政府要把流动资金投放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标杆，积极引导金融机构融入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增加流动资金的有效供给，着力支持造血型、成长型经济主体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后发优势变成新的竞争力，比较优势变成经济优势。政府要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充分发挥政策资源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存款营销力度，增强资金实力；合理配置资金，提高资金运用效率；优化资金结构，提高资金流动性；整合各种金融资源，形成资金合力。

四个优化：增强金融适应经济发展的能力

金融事业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优化。当前，各地经济结构正在不断调整，经济成份也在不断变化，金融事业要适应这种经济形势的变化并与之相协调，就必须大力推进金融优化。

优化信贷结构。政府要引导金融企业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科学合理地把握信贷投入力度和投量节奏，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要摒弃“贪大弃小”观念，既要支持效益好的大型企业和项目，又要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型、成长型、造血型企业和项目；要克服“嫌贫爱富”思想，既要支持现有效益型、实力强的企业和项目，又要支持三农、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要杜绝“惜贷惧贷”意识，既要有效防范信贷风险，落实信贷管理责任，又要加大信贷有效投放力度，积极扶持技术含量高、有市场、有销路、有效益、有潜力、有信誉的企业和项目。

优化发展机制。政府要引导金融企业建立适应经济发展并符合自身特点的经营发展机制，增强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实现有效监督、科学决策和有效防范风险；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完善用人机制和人才培训考核机制，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建立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机制，提升市场竞争力；建立促进业务发展并有效防范风险的业务发展机制，实现业务的有效发展；建立成本定价与内控机制、利益与风险补偿机制、协调与问责机制等，促进金融和谐发展。

优化机构布局。政府要从经济发展的全局谋划金融机构及其网点的布局。要优化区域金融机构布局，使金融机构及时跟进经济发展步伐，提高金融覆盖率；要避免城区金融机构的重复设置，提高金融网点的服务效率；政府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和优惠扶持政策，支持农村金融机构提升盈利能力和竞争力，防止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因亏损经营退出农村而使农村出现金融“盲区”，保证农民获得最基本的金融服务。

优化金融环境。各级政府要树立支持金融工作就是支持经济加快发展的观念，把打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部门排忧解难作为支持金融工作的重点，为金融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重点要把握三项原则：一是引导而不误导。政府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优先支持有市场、有效益的项目，但贷与不贷、贷多与贷少最终由金融机构决定，要避免政府“点贷”现象发生。

二是监督而不干预。政府要督促金融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绝不能按主观意志搞行政干预，更不能直接干预具体信贷项目。

三是服务而不阻碍。政府要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为金融机构提供有效的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形成发展的合力，不能做金融改革发展的旁观者，更不能设置障碍，干扰其正常经营管理。

五个加强：夯实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既是金融业自身的发展要求，也是政府管理金融的重要目标。各级政府必须强化协调服务意识，通过加强政、银、企合作，完善信用担保机制，健全金融监管制度，优化信用环境，加强金融人才培育，全面夯实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加强政银企合作机制建设。银企关系是密切相关、紧密相连的鱼水关系。一个现代企业没有银行的资金支持、结算服务等，难以生存和发展；而银行没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条件。因此，政府要当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积极构建新型的银企合作伙伴关系，按照“政府搭台、政策引导、市场运作、银企双赢”的方针，形成政府、银行、企业合作互动的机制，为银企共兴共赢营造良好宽松环境。

一是要建立方便快捷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省、市、县多层次政银企三方联席会制度，加强信息沟通和联系，协调解决经济金融运行中涉及的资金融通、信用环境建设、债权维护等问题，帮助银行和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如：江西省政府拟成立省金融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通过召开季度例会等方式，从整体上协调金融工作，加大对金融工作的督导和落实力度，帮助化解实际难题。

二是要建立定期信息机制。政府有关部门要及时工业经济信息、产业发展信息、招商引资项目信息，并建立企业信息档案，定期和通报企业逃税、逃废债、违规经营信息，以更好地引导银行优化资金投向。

三是要建立银企融资洽谈合作机制。政府要积极创新银企合作形式，以组织召开银企洽谈会的方式开展融资活动，引导信贷资金有效投放，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如：江西已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了大规模的银企洽谈会，让银行与企业面对面交流，签订融资合作协议，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加强信用担保机制建设。政府要积极研究建立完善信用担保体系的具体政策措施，借鉴、推广先进有效的信用担保形式，大力开展再担保、联保、信用共同体等担保方式，形成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和企业、银行、保险、担保公司风险分担机制，提高信用担保能力，有效解决贷款难问题。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针对“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中各类不同需求，充分发挥社区政府、中介组织、专业协会等信用资源作用，建立信贷受益各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信用共同体”担保机制，目前通过在青源区、余江等地试点，取得显著成效，不仅有效解决了分散经济主体贷款难、担保难的问题，也有效控制住了信贷风险。

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建设。要实现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大力支持配合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督促各级工商、司法等部门与监管部门、金融部门密切配合，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及其非法金融业务，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督促政府职能部门和监管部门支持金融业深化改革，为金融机构提高资产质量、转换经营机制提供有力支持。引导监管部门转变监管方式，既要按照金融法律法规严格监管，更要强化服务意识，帮助金融机构规范经营、化解难题，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解篇6

［关键词］金融市场；风险管理；非线性动力学

作者简介：李红权，

男，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长沙410081

收稿日期：2006.8.21

一、引言

金融市场是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行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是各国政府与投资机构的目标之一。然而，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金融市场固有的投机性决定了金融市场经常处于非均衡的波动状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的金融风险事件甚至金融危机提示我们风险的复杂性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金融危机普遍具有“突发性”的特征，这是对外部影响因素（如国际投机资本）及内部不稳定性的一种典型非线性反应。然而，传统的金融理论没有考虑到市场的“非线性、不连续性”等内在特征，将金融市场波动归咎于外部随机扰动因素，忽略了金融市场作为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部基于不稳定性，因而对于重大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的预警与控制无能为力。经典金融市场理论对现实情况解释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该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以有效市场、随机游动与理性投资者等假设条件构筑的线性范式基础上的。［1］在标准的线性分析框架下，我们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有条理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是线性方式的，他们在接到信息时立即做出准确、无偏的反应，不可能出现对信息的误解、遗漏或滞后反应；定价是及时的、无偏的、连续的，市场是有效的，信息不能被用来在市场上获利。基于此，价格的波动即收益率遵循随机游动，其分布将是我们熟悉的正态分布。资产价格的波动性风险是与随机游动、正态分布相联系的。然而，现实的金融市场却不是简单、有秩序的，它们既混乱又复杂；金融风险发生的强度与频率也远比我们理论想象中的大，市场行为的复杂性远不是纯粹的随机游走所能解释的。在这种背景下，认识到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将为研究金融市场本质特征与风险管理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事实上，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说明非线性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个别或局部的情况，应当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钱学森、谷超豪）。［2］

二、金融市场的特性

从非线性经济学理论的观点来看，金融市场是一类复杂性系统，从而可以从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这一系统的特性，以便揭示金融市场演化的规律与金融风险形成的机理。

虚拟金融系统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1）复杂性。复杂系统一般的特征是规模巨大、耦合度高、透明度低、动态而且开放，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与系统的自适应性。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说明相互联系的事物不是单方面的影响，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这就是非线性的本质。金融市场是一类复杂系统，表现为虚拟资本规模巨大、是动态变化的开放型系统、内部层次多且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且含有人类决策行为这一重大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系统由于各组分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而呈现貌似随机的不稳定状态，并且由于系统自组织作用，其内部结构会产生一定的有序性与稳定性。（2）介稳定性。金融系统是一种介稳系统，必须要与外界进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造成其介稳性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3）高风险性。金融系统的高风险性来自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介稳性，首先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幻无常，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种的增多使其变得更为复杂；其次是人们对市场及环境变化的预测能力不足，对预期收益至今也没有找到较好的预测方法，从而导致决策的失误。（4）寄生性。虚拟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金融系统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5）周期性。金融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地向前推进的。

三、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

（一）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

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也作为一个整体而发展演化。构成金融市场子市场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与长期借贷市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与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参与者的决策行为也会相互影响。金融市场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和组织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个体行为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仅仅完备地认识个体的行为并不能使我们掌握整个金融系统的演化状态。事实上，整体内的每一个个体（组分）都受整体规律的约束，整体规律在系统内赋予每一个个体的属性要比这些个体在整体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得多，同时整体属性也远大于部分属性之和。如果用ET表示金融系统的整体所具有的功能，Pi表示第i部分所具有的与整体功能ET相同的功能，A表示整体所表现出的各个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则有：

ET=∑Pi+A

因此，整体不同于一个简单的集合体，考察金融问题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金融市场的演进状况与风险水平。当然，整体也离不开部分，科学的整体观要求我们在深入了解金融市场个体的性质和行为的基础上，从个体（组分）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中发掘金融市场的本质规律与整体行为。

正是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的整体性原理指引下，研究人员在经济增长与波动、股市涨落、汇率浮动等领域对经典的金融经济学理论展开了颠覆性批判，［3］［4］(194-200)［5］(29-37)［6］(81-108)［7］(311-337)［8］得出了经济波动源于经济系统的内生机制而非随机振荡、非均衡是经济系统的常态、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良好的结构而非随机状态等一系列在原有金融市场理论个人主义方法（还原论）下所无法得到的、更符合现实的结果。

（二）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原理

非线性系统是不符合叠加原理的一类系统，可导致多样性与复杂性。混沌与分形等复杂现象也只能在非线性系统中产生。经济系统（包括金融市场）本质上是非线性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经济金融活动的正反馈、负反馈、和正负反馈复合的反馈环。

经典的金融均衡理论是在牛顿静态力学的线性范式下展开的，认为金融时间序列遵从线性随机过程，同时将不规则涨落归咎于系统外部的“白噪声”（Whitenoise，外部随机扰动），并假定金融系统本身是运行于线性稳定区内的。同时，具有同质性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金融均衡理论分析的基石，这样的分析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市场复杂性。

从非线性经济学来看，线性分析和牛顿近似法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工具，根本无法描述复杂多变的金融现实情形。金融系统中的时间不可逆、多重因果反馈环及不确定性的存在使金融市场本身处于一个不均匀的时空中，具有极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非对称的供给需求、非对称的经济周期波动、信息不对称性、货币的对称短缺（符号经济与实物经济并非一一对应）、金融变量迭代过程中的时间延滞、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等都是非线性特征的表现。所以，具有对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特征的非线性系统不可能被化整为零地加以求解与加总，只有使用非线性理论，才能科学地描述金融市场的真实演化过程。

（三）金融市场的内随机原理

长期以来，金融经济学理论将金融市场波动归咎于外部随机扰动因素，然而这并不能解释现实金融市场出现的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等种种“市场异常现象”。而根据混沌理论，一个确定性系统也可以产生貌似随机的结果，并在内部作用力与外部压力的相互作用下易失去介稳性，从而出现系统突变等行为，复杂系统的随机性与多样性表现可以来自确定性系统内部（“内生现象”）。混沌理论的这一观点不仅可以有效地解释金融市场的日常波动行为，而且能够合理地解释市场的突变行为（如金融危机等）。

当把金融市场视为复杂系统与混沌系统，那么它的随机性、突变性就可以看成是金融市场内在非线性机制产生的结果，而不必从外部寻找随机事件的“冲击”力。当系统内部的控制参数不断改变，金融系统将可能从稳定状态过渡到不稳定状态或混沌状态；当内部控制参数达到系统突变的阀值时，金融市场的资本能量处于一种高度积累和对扰动高度敏感的状态，系统极易发生突变造成金融市场的急剧质变甚至酿成金融危机。

金融市场的内随机性要求对金融市场的认识首先要从金融系统的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关系入手，把握“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通过对系统有序参量的控制和对系统结构关系的改变，达到控制金融市场状态的目的。

（四）金融市场的动态非均衡原理

均衡与确定性是经典金融经济学（新古典理论）追求的目标，这是金融学研究在遵从机械因果决定论、牛顿时空观、线性法则下的必然结果，它把不确定性与非均衡逐出金融学研究的常态之外。这样，经典的金融学体系就陷入两难境地：其公理化分析只有排除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才有可能进行，而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却要求金融理论只有考虑到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才可能是有效的。

从非线性经济学的角度，金融市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耗散结构，必然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对于不确定性和非均衡的研究，是把系统演化中决定论的过程与随机过程、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联系起来以认识“无序中的有序”和预见系统演化路径的唯一合理的手段。这样，金融学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公理化分析真正成为金融政策的基础；不确定性、偶然性、非均衡、涨落之类的概念也不再是无知和退化的表象，而是创生新结构的源泉，是“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途径。正是从不确定性与非均衡原理的角度，金融市场的混沌学家得到了：金融市场的不规则涨落源于金融市场内部机制而非外生随机冲击；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偏离最优化状态；金融市场波动的形式可以收敛于均衡、也可以是稳定的准周期振荡、更多可能是混沌但有界的等一系列远比经典金融理论丰富得多，现实得多的结果。

（五）金融市场的自组织原理

自组织是指在无外界强迫时系统内部自发形成的有序行为。自组织理论包括耗散结构理论（由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开创）和协同学［9］（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是研究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有力工具。自组织机制广泛存在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化学系统、天体系统等复杂系统。尽管这些系统千差万别，但都可把它们看作由若干子系统组成，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自发组织起来形成宏观上的时空有序结构，部分之间得以通过序参量的支配原理形成整体的自组织行为。这是一种从部分到整体的综合研究方法。

金融系统是一类自组织系统。在金融市场上，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监管政策起到一种控制参数的作用，但它还不是唯一的控制参数，金融市场的自组织结构还取决于它的开放程度，即它与外国经济环境的相互作用。金融市场本质上就是开放系统，它与商品市场、外部经济环境紧密相连（存在物质、资本、信息等的能量交换），适合于系统自组织结构的产生。金融市场改革的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系统中通过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创建有序参量，使我国金融市场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

（六）金融市场演化的有限时空原理

传统的金融经济学在借鉴经典力学的范式构建其均衡分析框架时，几乎不加思考地继承了牛顿的时空观，即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与“恒为等的且不动的”绝对空间。在这样的世界里，金融经济系统的演化是机械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唯一确定的，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过程自然重复，过去与未来没有差别――金融市场的演化在时间上是可逆的。经典的金融均衡分析理论要么忽略时间因素，要么隐含着时间是可逆的假定。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传统的均衡理论认为一个随机事件可以扰乱一个系统，但在极短的时间内或一个适当的短时间跨度后金融市场就会回复到均衡，事件被市场遗忘了，而概率统计方法的广泛使用（用回归分析将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则将时间可逆性假定发挥到了极致。

非线性理论的有限时间观是指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在混沌经济学看来，金融市场的演化具有累进特征，时间之矢是永远向上的，那种机械的“历史重现观”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金融市场总是不断地具有新的性态，绝不会机械地重复，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并非唯一确定的，而是一种循环因果关系。

非线性经济理论的有限空间观还包括任何经济现象都受制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是有限的。因此，它在描述金融经济现象常常使用诸如范围、界限、上限、下限、容量、阈等具有约束含义的概念，在模型结构中也常常加上上下限和极大值约束。如混沌经济学的经典方程“洛吉斯蒂克方程”和标准方法“庞加莱映像”的模型结构中均具有明显的空间约束特征。正是考虑了空间的约束条件，罗马俱乐部派提出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观点，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

四、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下的风险观

金融学核心的课题就是对风险的管理。对金融市场演化的分析与理解，其目的就是更好地理解金融风险的形成、转移机制并为科学的风险管理理论奠定基础。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原理下，我们可望更深刻、科学地把握市场行为，并获得全新的风险观念。

（一）风险的整体观

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要求我们用系统论的整体观来考察金融风险。传统的风险管理技术侧重于对金融数据的微观统计分析，风险的整体观则要求从金融市场的整体性质与系统相互影响的角度全面研究金融风险。

同理，技术层面的分析对预报金融风险较长时间段内的动态变化意义不大，而从金融市场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关系（例如各市场间的联动反馈效应、投资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证券价格与需求间的非线性机制等）以及金融市场与外部经济环境（实体经济、国际市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我们将有可能获得金融市场风险状态及其动态变化的科学认识。

对于投资主体而言，除了需要客观认识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规律之外，投资人的投资目标(goals)、行为规则(rules)、价值观(values)及偏好(preference)。都将对投资主体的风险吸引子域产生影响。完整的风险管理过程将必须考虑到这些相关因素的现实影响。

（二）风险的内生观

金融风险的内生观是金融市场内随机性原理的客观体现。金融市场具有混沌、分形等非线性特征，其波动性是金融市场内部非线性机制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不必依赖于外部随机事件的冲击。同时，风险的内生观并不排斥外因的重要性，两者的辩证关系是“内因是风险产生的根据，外因是风险突现的条件”。

从系统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是虚拟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特性，其触发的条件是来自外部的扰动。这种说法主要基于虚拟金融系统的介稳定性与临界水平的概念。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压断了骆驼背的一根稻草”。当重量被加到一个骆驼的最大负载点时，放到了骆驼背上的一根稻草都会使骆驼垮下来。骆驼突然垮下来是一个非线性反应，因为骆驼垮掉（失去介稳态）和那根特定的稻草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是所有重量的累积效应最后超过了骆驼站直的能力（骆驼的临界水平）才使得骆驼垮下来。同理，当金融市场的资本能量累积处于一种高度临界状态及对扰动高度敏感的状态时，任何微小事件的影响都可能造成市场突然崩溃，从而形成滚雪球式的效应，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当时小事件的出现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危机的发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三）风险的过程观

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原理下，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金融风险也有一个不断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金融市场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追求最终结果的可预测性的传统风险理论在实际运用中的价值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重点关注风险产生与演化的过程，发掘市场无序状态下隐含的有序结构，找出风险演变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及其路径，并通过市场控制参数的改变优化市场行为，最终将风险水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五、结束语

本文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多种市场“异常现象”出发，分析了经典金融经济学线性分析范式的局限性；依据金融市场的非线性本质与特性，提出了研究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即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非线性原理、内随机性原理、动态非均衡原理、自组织原理与有限时空原理，并形成了风险管理的整体观、内生观与过程观。

文章在科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下，从动态的、非均衡的、非线性的角度系统地研究金融市场及其风险管理问题，认为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金融市场的常态波动性来源于金融市场的内随机性，是系统内部非线性机制（内因）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不必依赖于外部随机事件（外因）的冲击。新的研究思路不同于经典金融均衡理论的线性分析范式，从而对金融现实与实践有更强的解释力与指导价值。

对于市场管理层而言，其监管的出发点应放在市场行为产生与演化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结果的可预测性方面，因为非线性动力学理论表明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具有内在的不可预测性。监管层应依据市场非线性动力学机制与混沌控制原理，重点关注市场行为产生与演化的过程，发掘市场无序状态下隐含的有序结构，找出市场行为演变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及其路径，并通过市场控制参数的改变优化市场行为，最终将金融市场波动水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达到维护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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