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例(3篇)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
关键词：民生；民生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8-0043-03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这个问题就像文章的上下篇，只有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正确地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而研究前一个问题尤为重要。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的探索，为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和研究思路。基于此，将“民生”纳入社会主义的认识范畴，使之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对于进一步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意义重大。笔者认为，以民生为视角，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民生的社会主义。
一、民生的社会主义及其内涵
当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尚无“民生的社会主义”一说。笔者之所以提出“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基于如下考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纵向推进，唯GDP论的政绩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弊端，因此，改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将民生和人民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评价体系，符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愿望。“民生”成为中国社会的关键词，深化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通过改善民生和发展民生，使发展成果惠及全民的一种优越性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基于此，“民生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有其合法性依据的。笔者认为，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解读，但是，民生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态，也不是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别的什么“主义”，而是在新形势下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目的、前途和发展经验等根本问题的反思和总结。在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语境中，所谓民生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把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和发展民生纳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常议程，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和实践特色。
民生的社会主义具有双重内涵。首先，民生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它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次，民生的社会主义又是注重民生的，它必须注重于国计民生，注重于社会和谐，注重于人民幸福，而不是一味追求工业化而忽视民生建设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民生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将“以经济建设中心”改变为“以民生建设为中心”，因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经济是民生之本，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民生建设的物质基础，就没有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民生的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搞好经济建设这件头等大事；但另一方面，民生的社会主义又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用经济发展后的物质成果来改善民生，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使将来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主义中国仍须把改善民生视为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唯有如此，人民群众才会真心拥护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夺取更大的胜利。
二、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坚持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具有缜密的科学性和科学精神，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性和人文精神，后者充分地体现在它的解放学说之中。科学社会主义旨在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其人文性和人文精神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诉诸革命手段使人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二是还原“现实的人”的真实镜像，关注人的现实的日常生活——如果说前者是人之解放的根本出路，那么后者则是人之解放的基本前提，因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在这里，科学社会主义的解放学说蕴含着浓厚的民生关怀：既然解放首先必须保证人们的吃喝住穿，而吃喝住穿等又恰是民生的基本内容，那么，解放的前提实质就是民生的保障，解放的过程也就是改善民生的过程。忽视民生建设，实现人的解放只能是脱离实际的幻想。
基于民生的视角，民生的社会主义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离，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坚持。恩格斯曾经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4]强调“现实的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但在不同的历史处境和发展阶段，科学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现实基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社会生产和改善民生，“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4]在民生的视域下，民生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它们都关注人们的生存境遇。首先，它们关注人们生存境遇的出发点都是现实的人。所谓现实的人，就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4]现实的人不是抽象世界中的人，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各自利益和需要的人。只有抓住“现实的人”的现实需要（经济需要、政治需要和文化需要等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吸引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解放事业而奋斗，民生的社会主义才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民生建设；其次，它们关注人们生存境遇的立足点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民生的社会主义，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尤为关怀人民群众中的弱势群体；最后，它们关注人们生存境遇的落脚点都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命题，也是民生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民生的社会主义极力强调改善民生，使全体人民享有更好的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从而享用更多自由时间，“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5]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会有更广阔的天地。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并不脱离时代，因为它处处蕴含着浓厚的民生情怀和人文主义精神；民生的社会主义并不标新立异，因为它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奋斗理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可以说，坚持民生的社会主义，就是旗帜鲜明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三、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拓展
自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党智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首先体现在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不照搬别国发展经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基本命题。在十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举措，又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从未有一个发展阶段，像当今中国这样把民生建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因此，将“民生”标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特色”，是顺理成章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夯基固本的重大意义。
既然民生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么，具有强烈民生诉求的民生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相反，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拓展。首先是发展理念的再拓展。党的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创造性解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民生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发挥了科学发展观，认为民生能否改善、改善多少，是检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程度和贯彻力度的重要标准。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保证发展的公平向度，就必须以民生建设为重点，使改善民生成为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生的社会主义把民生视为科学发展观的试金石，是对科学发展观内在理念的再拓展；其次是建设方式的再拓展。社会主义建设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在内的系统工程，每一种建设都是这个宏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民生的社会主义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又坚持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必须考虑民生、发展民生。具体说来，经济建设要以保障民生和人民幸福为目的，政治建设要顺应人民的民生诉求，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文化建设要突出文化民生，生态建设要以生态文明优化民生的环境；最后是社会主义形象的再塑造。社会主义形象是弥足珍贵的无形资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形象需要经营和塑造，民生的社会主义以民生为基点，为拓展中国特色主义新形象创造了条件。循着民生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和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软实力。
总之，民生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民生的社会主义和凸显民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性发展，各级政府应努力解决好“三农”、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最现实的民生问题，铺展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安定的美好画卷。
四、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深化
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具有深厚的民生意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保障民生的物质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改善民生的政治前提，“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实现民生的最终目标，三者有机结合，逻辑分明，灌注了强烈的民生情怀，概括了民生问题的解决途径，对搞好民生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将社会和谐纳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改善民生的过程是共时性的，只有将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更多地投入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的本质属性，才能最终实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6]的和谐社会。
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要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和创新。民生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深化。将民生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高度，强调民生的范式在社会主义本质研究中的地位，是民生的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其一，民生的社会主义深刻挖掘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民生意蕴，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涉及了很现实的民生问题，它必须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为改善和发展民生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其二，民生的社会主义明确以民生为范式，使民生成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关注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搞不好民生也不是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民生的社会主义将民生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还将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比较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更强大的生产力潜能，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生事业要搞得更好，人民要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沿着民生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五、划清民生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
民生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虽字面相近，却有着原则性的根本差异。其一，两者的本质不同。和民主社会主义自视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同，民生的社会主义不是脱离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一种发展模式，其本质是以民生为研究范式，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解读和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它的性质始终是社会主义的。而民主社会主义试图通过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潮，不可能真正消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其二，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民生的社会主义坚持和拥护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民生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仍是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是新康德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等思想观念的大杂烩，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背离；其三，两者看待民主的态度不同。民生的社会主义既重视民生，又强调民主。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因而不能脱离民主来谈论社会主义。民生和民主关系密切，相辅相成。改善民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物质基础，扩大民主是搞好社会主义民生的政治保障。民生的社会主义重视民主，却反对谈论抽象的民主，更不本末倒置，以发展民主为由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民生的社会主义认为民生和民主不可偏废其一，它们的建设是并行不悖的。相反，民主社会主义将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普选、议会、阶级合作等方式实现所谓的“民主国家”，因而不可能使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政治解放，也不可能使普通民众获取与资产阶级等额的民利和生活保障。总之，民生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特征大相径庭，必须划清两者的界限，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这是我们认识民生的社会主义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篇2
关键词：以人为本；五大建设；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36-02
科学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以人为目的的，是以人类的彻底解放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把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共产党宣言》明确规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说明，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其实质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宏伟的系统建设工程，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还包括执政党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等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党的建设是为了永葆先进性，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防和军队建设则是“五大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与坚强后盾，是服从服务于“五大建设”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是通向人类理想社会的具体过程。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它是原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并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才提出来的，它是应实践的需要才形成的[1]。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迅速而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逐步消灭贫困，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不能把经济发展本身作为目的，而只能把经济发展视为为人的利益服务的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应把“人”而不是“物”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目标和任务，“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即“温饱型”、“小康型”和“比较富裕型”，充分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含义有二，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争取到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转变发展方式，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片面追求GDP，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中央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和模式的重大变化。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目标，明确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就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民生，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面，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人为本。
“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就是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尺度与衡量标准，是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
政治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领域里所创造的政治成果和财富的总和，是人类实现自身完善与提高过程中与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的基本构成。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的目的是人自身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必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最根本的特征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法行使民力，管理自己的事务，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质就是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它有利于通过法律的途径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保障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民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必须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这一论述，是党内民主建设的进步与创新，它明确指出了党员在党内的主人翁地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以人为本思想。
三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2]。
文化的进步反映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小康社会既需要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也需要丰富健康的文化生活。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同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加快文化发展步伐，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为”方向。社会主义文化因素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同时，它又是实践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文化，就必然体现在现实的人身上，必然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8年1月22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排斥文化上的多样化。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不同的学术流派，只要是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化的都可以得到存在和发展，共同促进中国现代文化的繁荣。坚持“双百”方针，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营造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使各类文化人才的才华有展示舞台、创造有实现空间、贡献得到社会尊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重在建设，贵在落实。要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优先安排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项目，切实解决基层特别是农民群众渴求文化的实际问题。
四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党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部署，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进一步拓宽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的绿色通道；加紧解决实施异地高考问题；着力解决偏远地区中、小学生营养午餐问题；实施城乡、地区之间教师交流机制，让全体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全力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就业。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低收入群众收入，较大幅度调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以及部分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扩大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大幅增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完善财政投入、土地供应、信贷支持、税费减免等政策，着力提高规划建设和工程质量水平，制定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和办法。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是国民素质的重要体现，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五
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恩格斯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更不可能存在了。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恩格斯所阐述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新阐述，是对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的一种高度概括和发展。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支撑。在“7·23”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能满足人类源源不断的物质需求。人们在认识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生产活动，改造大自然，生产出满足自己需求的物质产品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越来越能满足人类不断发展的需求。同时，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工业的高度发展，导致自然环境恶化，不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类如果不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就会在毁坏大自然的同时，毁灭人类自己。
生态文明建设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求。自然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就上升到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层次。人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又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马克思在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后，紧接着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仅人肌体是属于自然界的，人的性格、气质和情操的形成与自然环境亦有密切的联系。各种自然美的独特形态和自然界的整体和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感化人的心灵，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调整人的精神状态。又由于人的审美心理对自然景物的这种适应性和感应性还积淀着深刻的社会内容，人们往往赋予一些自然景物以某种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人进行自我修养的精神需求。
参考文献：
[1]陈学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9）：9-10.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质范文
文化批判传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确认卢卡奇物化、物化意识形态是文化批判、文化哲学属性，要对此进行更深一层的解读，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进行一番比较分析。
第一，卢卡奇“物化”理论作为文化批判方法和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资本主义及私有财产的批判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对象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私有财产和人的本质。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实现对人的真正本质的占有。显然，异化劳动理论是高度哲学化的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异化劳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财产制度的本质、内部生理机制方面的局限性。剩余价值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成为马克思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异化劳动逐渐退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行列，“异化”这一概念虽然保留下来，但只是用来描述社会关系特定情形的术语，并转变为“拜物教”、“物役性”、“似自然性”等概念，用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本质属性，成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批判概念。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异化、对象化是一回事，其所使用的方法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方法是一样的，取自于黑格尔的实践人本主义方法，即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它们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方面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文化批判传统；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展文化批判的进程也极大丰富、拓展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内容，丰富了文化批判的形式和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的基本形式是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它是思考异化、物化及其扬弃等哲学主题的人本主义方法，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核心内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在晚年努力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本学就充分展示了哲学批判的意义。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萨特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富有生命力，但其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各类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对人，特别是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一种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在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毫无疑问是辩证法。同卢卡奇一样，萨特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主张建立“人学辩证法”来替代；他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引进了“总体性”概念，指出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色，要用“中介方法”来补充、完善、吸收“精神分析”和家庭、社区等因素，并用前进一回溯方法补充、完善。这一总体性辩证法是哲学批判方法，为此萨特提出“匮乏”这一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批判”核心概念。“匮乏”是特殊形式的异化，它吸纳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思想，用来分析社会关系和历史的本体。它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其基本条件和基本关系，是人类实践的重要驱动力，是人类历史可能性基础。现实的历史是由于匮乏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异化的历史。人的实践和人的历史是不断超越匮乏、扬弃异化的进程。匮乏的异化是普遍的、基本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根除的。致力于消除匮乏的革命总是面临着“匮乏—消除匮乏的革命—重新恢复匮乏”的无限循环和周期。如果不能跳出这一“周期律”，革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可以说“，匮乏”作为哲学批判概念，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如果将“匮乏观念”在人群中灌输，使之传播、普遍化，势必在群众中形成这样的观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法最终胜利，“解放”是神话、幻想的意识，进而成为解构革命或阶级意识的因素或力量。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异化理论、卢卡奇物化概念为基础，极大地拓展了异化的形态、功能和作用。他们认为，异化是极其普遍的、多样化的，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具有许多全新的特性。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技术理性、技术统治、科学技术异化等异化、物化的全新类型。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通过技术统治建立起来的技术、生产、组织、消费秩序，使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消费、日常生活领域同质化了，人的单向度或同化形成了；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异化更多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表现为无形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内在心理的操纵和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个体逃避自由心理机制，不健康人的性格结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等等。这些物化、异化的不同形式具有各种功能：哲学的“同一性”功能；理性的“启蒙功能”；思维的肯定、非批判；人性自我膨胀功能；技术统治、异化的同化功能；心理压抑功能……物化、异化的所有这些功能，特别是人的自我异化对于人的心理、身体和生存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力。如果说，在卢卡奇那里，物化使人数字化、抽象化、原子化；那么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文化意识形态的各种自我异化力量则表现为对人的心理、人格、性格结构、本能、“力比多”、生存方式……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控制、支配。
第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的形成。“文化哲学”这一术语是源于19世纪西方哲学的哲学思潮，德国“新康德主义”最早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然没有“文化哲学”术语，但形成了详尽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哲学理论：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个人意识、个人心理、意识形态、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都特别重视文化的性质、本质、作用，文化的不同形式、文化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的深度探析。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理论列为其研究主题。从狭义上讲，文化就是意识形态；从广义上讲，文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对象、领域，意识形态或观念系统只是文化的要素，是文化的内核或本质。文化是以意识形态或观念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态。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理论提供了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开始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部历史之中，如葛兰西、曼海姆、戈德曼、布洛赫、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等都相继提出了自己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借鉴、吸收了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并予以改变、丰富、深入发展；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存在形式、本质、样态、功能、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一）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卢卡奇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物化、拜物教意识；葛兰西将其理解为“文化领导权”；萨特将其确认为“匮乏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将其归结为虚假的、肯定的、欺骗、控制、工具性意识；哈贝马斯则将其解读为“合法性”、“合理性”。（二）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由观念系统转变为符号暴力系统。卢卡奇、葛兰西、曼海姆、阿尔都塞等人都将意识形态视为意识、精神、观念系统。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向“语言学”、“符号学”转向，意识形态开始归结为一种符号权力或符号实践。（三）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学者，当然也包括卢卡奇，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颠倒的观念这一观点，进而认定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四）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机构或者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将市民社会各种私人或社会组织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布迪厄认为：“我可以说，所有的学术系统，所有的教育系统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机构……”（五）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实践。意识形态或文化是政治权力的特殊形式。葛兰西的“领导权或霸权”概念，说明了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政治权力；卢卡奇则认为，无论扬弃物化还是确立阶级意识，都需要通过实践和斗争。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而言，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文化?二者是什么关系?这是首先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形态理论，在对意识形态或文化的界定上，注重分析文化意识形态内容、本质、功能，但缺乏对文化的存在形式、活动载体的研究。尽管如此，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对于我们深入拓展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意识形态与文化，从狭义上看它们是等同的；但更为精确的讲，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只是文化的内容、内核、本质、核心本质。文化包括两个层面：内容———意识形态；形式———符号系统、符号权力、符号的结构、符号实践……其次，文化应当按照社会历史类型区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成为两种文化体系的本质区分。物化意识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核心价值，阶级意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核心价值，分别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说，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观精神革命，就是回归总体性、扬弃以物化意识形态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资产阶级文化向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渡。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不仅准确界定了文化的两种社会历史形态，还指明了文化形态的转变过渡，即主观意识革命、发展的规律。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及其形成路径
除了要弄清文化概念的真实含义以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从学术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取得文化的领导权?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一直是其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前苏联的学者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产主义文化形成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对文化问题更为重视，提出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观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则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命题。但是，关于什么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形成、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一直存有争议，难以形成共识。卢卡奇以物化和阶级意识为标准，将文化划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分析路径，有助于我们较为明确、合理地定义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是扬弃了物化意识形态的、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总体性观念，是以无产阶级或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符号权力体系及新型实践过程。在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一定义中，卢卡奇的物化、阶级意识、总体性观念是最基本的理论支撑点。根据这一概念所阐述的思想，结合对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文化及领导权的形成、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以下两方面的思考：第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应当首先彻底地扬弃物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否定与肯定、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不破不立，破即否定、断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破除资产阶级文化的物化意识形态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否定物化意识形态并非要彻底抛弃过去一切文化传统，并非要忽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关系。列宁在批判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时指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认为：“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但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那么应怎么样扬弃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形态呢?要破除一切由物化产生出来的旧观念：如私有制观念、生存竞争观念、拜物教观念、匮乏观念、合法性观念、不平等观念、精英主义观念；开展对各种资产阶级主流思潮，包括启蒙主义、公民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人本主义、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最深入、最无情的批判；改革旧道德、旧制度；改变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方式、习俗、传统，实现移风易俗；积极推动形式多样化的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学术批判、文化批判；深入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鼓励学术争鸣、文艺风格“百花齐放”；促进思想交流、观念碰撞。其次，伴随着对物化意识形态的扬弃，应着力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基础和核心价值。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类型的文化内容，均是某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成为一定社会制度和阶级的核心价值，包括世界观、方法论、伦理、人生观……社会主义文化区别、异质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准在于其各自核心价值的根本对立。资本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文化以无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卢卡奇从哲学角度说明：阶级意识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是无产阶级对其作为社会与历史相统一的主体与客体地位的自觉意识；是实践的、革命的观念；是社会各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态度、接受度、情感、信仰的状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观化、内化。阶级意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是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和否定。以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开表明文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体现了其坚定的革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要求用社群主义代替市民社会，要求逐步废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扩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范围；信奉共同富裕，民生为本，坚持民主、平等、和谐、和平理念；努力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乌托邦信仰，反对生存竞争的丛林法则；倡导生态文明至上，不主张经济主义、发展主义、生产力至上的原则。如何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呢?在卢卡奇看来，为了彻底消除物化，无产阶级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最后实现无阶级社会。
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不仅与外部敌人斗争，更加需要进行无产阶级与自身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腐蚀和影响的斗争。克服物化的基本途径就是斗争与实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根本动力。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开展文化批判，即哲学批判、思想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意识批判、艺术-审美批判、宗教-伦理批判等等。达到这种文化批判的根本路径就是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人阶级自身不可能自发形成阶级意识或社会主义观念；这种意识、观念需要通过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体的头脑中，使其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葛兰西的“领导权”和“阵地战”思想、列宁的“灌输论”，无不说明阶级意识的形成就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它通过意识革命尽一切努力克服旧的物化意识对个体的影响，将无产阶级和社会大多数人口从旧的观念、思想、价值观以及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占领阵地，广泛深入的传播，真正充实、武装全人类的头脑。第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应当贯彻“总体性”原则。卢卡奇认为，无论是扬弃异化，还是形成阶级意识、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总体性反映了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整体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任何文化的目标都是影响人，构建主体的同时改变客体。社会主义文化的宗旨是促进“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建立”，是要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建设从根本上扬弃了物化结构的“新社会”。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提出：要克服现代人在性格和心理机制方面的深层异化，就要超越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确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使人由“重占有、自私”充满了物化的“旧人”变为“克服了物化人格”的新人。因此，社会主义的“新人”是具有远大理想、坚定信仰、崇高品德、健全人格、有文化、有纪律、对人民有深厚感情、意志坚强、大公无私充满乌托邦激情的人；新的社会就是“无阶级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是取消了生存竞争丛林法则，扬弃了异化的真正“自由王国”，是“乌托邦”精神的集中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