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义的理解(6篇)

生命意义的理解篇1

常说到“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其实一个人活下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过占有几十个年头的时间罢了。生前世界没有他，他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他没有生命，他自然更o意义和价值可言。

正仿佛多数人的愚昧与少数人的聪明，对生命下的结论差不多都以为是“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是活个几十年”，因此都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活下去等待死，死后让棺木来装殓他，黄土来掩埋他，蛆虫来收拾他。

生命的意义解释的即如此单纯，“活下去，活着，倒下，死了”，未免太可怕了。因此，次一等的聪明人，同次一等的愚人，对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找出第二种结论，就是“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虽更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然而生活得失取舍之间，到底也就有了分歧。

这分歧一看就明白的。大别言之，聪明人要理解生活，愚蠢人要习惯生活。聪明人以为目前并不完全好，一切应比目前更好，竭力追求那个理想。愚蠢人对习惯完全满意，安于现状，保证习惯（在世俗观察上，这两种人称呼常常相反，安于习惯的被称为聪明人，怀抱理想的人却成愚蠢家伙）。两种人即同样有个“怎么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的打算，要从人与人之间寻找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即或择业相同，成就却不相同。同样想征服颜色线条作画家，同样想征服乐器音声作音乐家，同样想征服木石铜牙及其他材料作雕刻家，甚至于同样想征服人身行为作帝王，同样想征服人心信仰作思想家或教主，一切结果都不会相同。因此世界上有大诗人，同时也就有蹩脚诗人，有伟大革命家，同时也有虚伪革命家。至于两种人目的不同，择业不同，那就更容易一目了然了。

看出生命的意义同价值，原来如此如此，却想在生前死后使生命发生一点特殊意义和永久价值，心性绝顶聪明，为人却好像傻头傻脑，历史上的释迦、孔子、耶稣，就是这种人。这种人或出世，或入世，或革命，或复古，活下来都显得很愚蠢，死后却显得很伟大。屈原算得这种人另外一格，历史上这种人可并不多。可是每一时代间或产生一个两个，就很像样子了。这种人自然也只能活个几十年，可是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却可以活在人类的记忆中几千年。一切人生命都有时间的限制，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

话说回来，事事物物要时时证明，可是时间本身却又像是个极其抽象的东西，从无一个人说得明白时间是个什么样子。时间并不单独存在。时间无形，无声，无色，无臭。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过头来从事事物物去取证。从日月来去，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亡找证据。正因为事事物物都可为时间作注解，时间本身反而被人疏忽了。所以多数人提问到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时，没有一个人敢说“生命意义同价值，只是一堆时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的寂寞可知！能说这话的是个伟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个凡人。目前的活人，大家都记得这两句话，却只有那些从日光下牵入牢狱，或从牢狱中牵上刑场的倾心理想的人，最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

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完全是为事实皱眉，却胆敢对理想倾心。

生命意义的理解篇2

[课标要求]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

[考纲]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2013年江苏高考）

了解兴中会成立，同盟会成立；理解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的成立；理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2013年江苏学业水平测试）

[知识与能力]（1）识记兴中会、同盟会成立，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等基本史实。（2）理解辛亥革命爆发的时代背景及其失败的必然性。探究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过程与方法]（1）展示材料，制作图表，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分析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2）进一步培养学生阅读材料，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学习对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总结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1）通过学习辛亥革命烈士、孙中山等愈挫愈勇的精神，树立学生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2）通过学习《临时约法》的内容和原则，理解“法为国根，民为邦本”的理念。（3）通过探究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培养学生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重点和难点

重点：辛亥革命的爆发的背景、评价；《临时约法》；难点：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三、教材分析

本课是第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的第四课。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辛亥革命是社会矛盾激化、内忧外患的必然结果，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但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资产阶级并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因此，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

四、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教师引导师生互动

温故知新提问：1、中国近代史的开端？2、鸦片战争后，面对接连的内忧外患，地主阶级发起了怎样的自救运动？农民阶级发起了怎样的爱国运动？3、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主要内容？影响？4、《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同时也唤醒了更多的中国人的觉醒，例如，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光绪帝进行了什么改革？农民阶级发起了怎样的反帝爱国运动？结果如何？学生回顾已学知识回答：1、1840年鸦片战争。2、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太平天国运动―反帝反封建。3、《马关条约》；割地、赔款、通商、开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4、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结果都失败了。

导入呈现《辛亥革命》剧照，孙中山弃医从政等材料。提问：辛亥革命的含义是什么？教师简介：广义的辛亥革命和狭义的辛亥革命。引导学生制作“时光轴”。

展示学习目标1、了解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2、掌握武昌起义。3、理解中华民国的成立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正确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学生朗读。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背景篇）阅读课本子目一，结合[学思之窗]探究：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呈现表格，教师提供多角度的背景分析维度：根本、经济、阶级、思想、组织、军事、直接原因。教师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寻找兴中会、同盟会的相关内容：时间、地点、主张、机关刊物、意义。注意两者性质的区别：兴中会：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通过阅读，学生能够根据教师提供的分析维度总结得出辛亥革命发生的背景：（1）根本：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政府反动卖国；（2）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3）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壮大；（4）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5）组织：兴中会、同盟会的创立；（6）军事：一系列的起义和斗争；（7）直接：保路运动、湖北新军的特殊作用。引导学生思考哪些因素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哪些为其发生提供了可能性？继而得出结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

二、惊天动地普春秋（过程篇）PPT呈现动态文字+音效，简述武昌起义的经过，渲染革命的气氛。呈现地图，展示革命势力的发展。

引导学生总结武昌起义的影响：武昌起义后全国十几个省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

四、青史凭谁判是非（评价篇）探究：辛亥革命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呈现材料、图片，由学生回答应该如何评价，并要求学生找出各自的依据，使学生牢固树立“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意识。联系一战由教师提供明确的评价路径：1、社会性质、革命任务2、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社会意识、风俗习惯提供以下材料：1、民国建立后，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引发了以传统政治为基础的旧有伦理与价值体系的松动，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青年离家、自由恋爱、神位被黜、洋货畅销、西学倡盛……这些社会生活的表征，实际反映的是传统价值观念，开始失去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晴民国卷》2、从1912至1919年，中国新建的厂矿企业达470多家，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到1.3亿元以上，相当于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资总额。中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1913年为43448马力，1918年为82750马力，约增长了一倍。――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3、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巩固练习1、提问，武昌起义为何能迅速取得成功？2、在20世纪初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中，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因为它（）A、成立时间最早B、实现了所以革命团体的大联合C、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D、有明确的纲领、公认的领袖和全国性的组织系统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化民国，属于国民全体。”其实际意义在于（）A、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B、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C、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制度D、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4、概述近代中国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以及其失败的原因。引导学生归纳得出：舆论准备，有利时机，军事基础等原因。

五、板书设计

第13课辛亥革命

一、背景必然性可能性

二、爆发：武昌起义

三、成果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四、评价

1、性质

2、功绩

3、局限性

生命意义的理解篇3

关键词：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主动获得的一种情感和价值体验，是指个体对自己生命意义和目的的觉知、感受程度[1]。医学教育的终极价值观“敬畏生命、珍重健康”，要求医学生应积极思考未来职业中所面对的患者的生命存在价值，所以探索和研究医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意义较之其它群体更为重要，对于医学专科学生来说，由于学历不高，在社会竞争中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他们未来将要面对的医疗工作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职业，工作服务的对象是具有生命危险的病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可能面对诸多生命以及生命伦理方面的问题。如果自身的生命态度不积极，极有可能影响其未来的临床决策，因此关注他们对生命的认识及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者在医学高专院校从事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接待学生个体咨询中发现，大部分存在心理困惑的医学专科生生认为自己学习没有动力、生活没有目标，遇到困难不知道如何解决，以及对未来职业没有规划等，研究者由此思考是否是由于部分医学生缺乏对生命意义的认知而出现了心理困扰。基于这种思考，本研究考察了医学专科生的生命意义感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指导。

1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河北省沧州市某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某职业技术学校专科学生进行了调查。共发出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53份，回收率93.28%。其中医学专业学生369人，非医学学生284人，所有学生的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平均年龄21.63岁（SD=1.52）。

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宋秋蓉（1992）对Crumbaugh（1964）编制的生命意义量表（ThePurposeInLifeTest，简称PIL）。得分在112分以上为高分组，表示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与意义；112分到92分之间为中间组，表示生命意义与目标不确定；92分以下为低分组，表示明显缺乏生命意义，此生命意义量表广为一般的相关研究者所采用，为评量生命意义的有效工具。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a系数为0.781。

3研究结果及分析

3.1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总体情况

计算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总分，得出最高分为113分，最低分为60分，低分组71人，高分组31人，总体层面上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量表得分为87.60±7.01，此结果与宋秋蓉（1992）的研究结果94±17.8相比，生命意义感的得分偏低，由此可以看出本调查中医学专科生的生命意义感相对较低。

分析原因可能是一般医学专科生在校学习两年，第三年全部去医院临床实习，在校学习时间相对别的专业较短，学生对生活的态度还不十分清晰，生活自主能力还在逐步建立，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现实，毕业后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对未来的发展状况很迷茫，在遇到挫折时，他们往往会产生厌世情绪或者逃避现实，表现出空虚、无聊、孤独、无助、丧失自由意志、逃避等状态。

3.2医学专科生与非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的比较

由表1可知，医学专科生与非医学专科生在生命意义感总分、生活目标、逃避维度上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由以上结果可知，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非医学专科生。说明医学专业的学生相对于非医学专业学生有较高的生命意义感，这与他们所学专业、课程设置等有一定关系，在日常学习中，医学专科生更多接触人的生、老、病、死，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感悟。而非医学类专业的学生与医学类专业学生相比，缺少讨论生死问题的氛围，对人的死亡表现出更多的恐惧与排斥。

3.3不同性别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的比较

为了了解不同性别医学专科生的生命意义感情况，对不同性别的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

差异进行T检验发现，男女医学专科生除对生命的热诚维度上不存在差异外，在生命意义感总分（t=-2.037*）与其他维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女生比男生生命意义感强，这与医学高职院校的学生结构有关，本校学生中女生占三分之二，女生比男生更容易有明确的目标、更热爱生命，从性别特点来说，女生相对于男生来说性格较活跃、热情，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在生活中自律性强，有目标。而在逃避维度上，女生不如男生，男生能以积极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这可能与女生患得患失、胆子小有一定关系。在对未来期待维度上，在医学高职院校，女生比男生好就业，她们就业压力小，更容易对目前的学习环境感到满意，而男生在校人数少，发现现实不如预期后极有可能产生心理落差，对未来职业期待缺乏自信心。

3.4不同专业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的比较

为了了解不同专业医学专科生的生命意义感情况，对不同专业的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

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专业医学专科生在生活目标（F=2.406*）、对未来期待（F=2.530*）两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外，在其他维度与总分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对生活目标维度进一步做事后比较分析（LSD），临床专业与医学技术专业存在及其显著性差异，护理专业与医学技术专业存在显著性差异。从均值上，临床专业大于护理专业与医学技术专业。对未来期待维度进一步做事后比较分析（LSD），发现临床专业与护理专业、医学技术专业均存在及其显著性差异，从均值上看，护理专业大于与医学技术专业与临床专业。

对不同专业的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差异分析可知，生命意义感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是临床专业、护理专业、医学技术专业。由于专业课程不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的体会，临床与护理专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是理论结合实践，并去医院见习，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患者，能体会生命存在的意义。结合本校实际就业情况，护理专业是本校的特色专业，就业率在90%以上，医学技术专业学生的就业前景也好于临床专业，这就造成了三者在对未来期待维度上的差异。

3.5不同年级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的比较

为了了解不同年级医学专科生的生命意义感情况，对不同年级的医学专科生生命意义感差异进行T检验发现，不同年级医学专科生除对生命的热诚维度上无显著差异外，在生命意义感总分（t=-2.952*）、生活目标（t=-2.067*）、自主感（t=-2.128*）存在显著性差异，在逃避维度上（t=2.969**）存在及其显著性差异。原因是刚进入大学的一年级学生，面临着学习、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变化，他们在适应变化、调整身心的过程中也必将不断感知着自己生命的意义。在日常个体咨询学生来看，大一学生在进入大学生活的第一学期，存在诸多的心理不适感，对生命的意义感到茫然，而大二学生，已经基本适应大学生活，对生活的态度变得积极主动，学生对未来职业的特点和要求的认识也渐渐加深，并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了一定的思考。在逃避维度上，大一学生显著高于大二学生原因是，从教学课程上来说医学高职院校学生一年级主要学习医学基础课，二年级主要学习医学专业课，实验实训老师普遍反映：上医学实验课的过程中，大一学生的动手能力显著低于大二学生，他们对实验标本表现出恐惧、胆怯，有的学生甚至逃避上医学实验课，而大二学生已基本适应医学专业的课程，在对实验实训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4教育对策

4.1开设人文关怀、生命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生命与死亡教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及时进行引导和启发，避免学生对死亡产生焦虑和恐惧感。

4.2开展生命教育主题活动，树立学生对未来的信心都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生命意义感，有助于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通过生命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

4.3生命教育要紧紧契合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心理危机干预，通过心理健康危机干预网络普及心理保健知识，帮助学生正确面对挫折，调适良好心理情绪，构筑学生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安全屏障。

参考文献：

[1]维克多・弗兰克尔（著）.何忠强，杨凤池（译）.追寻生命的意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生命意义的理解篇4

关键词：土地革命

共产主义

极权主义

问题意识

土地革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无论国内学界还是海外中国研究，都将土地革命作为自身领域的焦点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学界更多地是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而存在，缺少对下述问题的有力回应，即：土地革命究竟是如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的？土地革命本身的“问题化”过程是怎样的？

本文将从“问题意识”、“理论范式”和“具体议题”三个层面1对目前国内外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希望在对土地革命本身的“问题化”进程进行回应的前提下，发掘目前学术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作为新的学术研究的起点。

一、从极权主义到社会革命：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发展

及其影响

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关注与研究乃是与海内外学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一更为宏大的学术关怀与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的。应该说，土地革命这一研究议题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一问题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因此，首先需要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渊源与流变出发对相关学术研究进行梳理，才能明确土地革命在相应问题谱系中的位置。

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美国中国学研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及理论视角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从“极权主义”到“社会革命”这样一个主要的变化过程。

（一）“毛主义”与“极权主义”

最初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产生兴趣和关注的是以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为代表的一代美国学者，他们围绕领导共产党政权夺取革命胜利的“毛主义”究竟是不是“极权主义”这一问题展开了长达十年的争论。史华慈在1952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的崛起》，提出了“毛主义”的概念，从而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定义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史华慈（2006：184）关心的基本问题在于：“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偏离最初的基本前提而依然保持它的特性？”在他看来，“毛主义”的特征不在于理论层面，而在于战略层面，即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组织，这个组织的群众基础则是由纯粹不满的农民所组成；“毛主义”的战略与有力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前期，他选择将根据地建立在几省交界地区，从而远离行政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地区；而在后期，则主要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将农民组织起来，结合在一起，最终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胜利。

魏特夫（KarlWittfogel）则不同意史华慈将“毛主义”归结为“马列主义异端”这样的判断，尽管在最初他并未直接处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一具体议题，而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来回应史华慈的命题。在魏特夫（1989）看来，在中国社会中，社会生产方式并非如同马克思所定义的那样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是一直停留在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中。魏特夫的研究引起了很大反响，其笔下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指向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他认为，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翻版罢了。在魏特夫之后，鲍大可（Doak，1960）在其著作《共产主义的中国和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一书中，首次公开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定义为极权主义。

继承了魏特夫这一脉观点的主要是包括麦克莱思（CharlesB，Mclane）在内的一系列研究者，后者在1958年出版了《苏联政策与中国的共产主义，1931—1946））一书。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史华慈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考察当时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也没有去处理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

接续史华慈观点与传统的是施拉姆（Schram，1963），他强调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经验的结合情况，指出不仅要考察在二者结合中孰轻孰重，而且要考察二者是如何结合的。迈斯纳（2004）则继续强调“毛主义”并非极权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毛保持着“乌托邦主义”的冲动，同时又根据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同所谓的“民众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塑造了“毛主义”主导下的共产革命。另一不能忽略的著作就是魏斐德（FredericWakeman）的《历史与意志：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这本书认为共产党的胜利源泉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民民族主义，并强调共产党具有动员农民民族主义的强大能力，以此回击苏联阴谋论和苏联影响说（魏斐德，2005）。魏斐德对于农民民族主义的解释思路也为其后大众动员、社会革命的基本视角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革命与大众参与

在极权主义与毛主义激烈争论的时期，研究者或限于材料，或由于理论视角的局限，只将焦点汇聚在上层政治精英的身上，研究共产主义者本身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以及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研究都与下层社会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在这一思路下，土地革命也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了转变，美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开始不只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为“毛主义”或是“极权主义”来理解，而是将其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和大众参与过程来加以考察。

在魏斐德的研究中就已经露出了此种转向的某些端倪，他所强调的对农民民族主义的关注，实质上已经开启了对共产主义革命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讨论。因此，在20世纪60一8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中，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采用的是大众运动、农村动员这类基本视角。美国学者赛尔登（MarkSelden）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直接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源泉归结为，他认为通过，共产党在乡村社会中实现了平等主义，利用群众路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赛尔登，2002）。在这里，赛尔登已经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社会革命”上，土地革命是作为“社会革命”的过程而存在的，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已经从“毛主义”究竟是不是极权主义转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在乡村社会中进行并完成社会动员，从而成为一场群众运动。

黄宗智（PhilipC，Huang）的早期作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1934年兴国县实例》也是在这一基本思路下处理具体的苏区问题。在他看来，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早期阶段，大量被从城市驱赶到乡村的知识分子，首先同农村中的流浪者和流氓无产者结盟，而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为了在地方社会站稳脚跟，也将这些人作为革命的锐利锋刃，但是这就使党陷入了流寇主义的危险境地。中共正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农民群众有组织地参与革命政权的斗争，才和农村真正建立了纯正的联系（Huang，1978b：27）。

随着基本的问题意识从政治哲学领域的“毛主义”与极权主义之争转向将共产主义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来理解，加之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者逐渐具备了到中国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的可能，这一问题意识的转化带来了研究范式上的重要变化，即根植于社会史与地方史基础上的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趋势。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这一转变理解为单纯理论范式层面的转变，强调这是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的转向，例如黄宗智（Huang，1978a）就认为，早期史华慈、魏特夫等人的研究尽管有很多争论与分歧，但他们都属于局限在权力斗争层面的“政治史”研究，并进而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史”视野。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会发现，这一转变并不仅仅是研究视角上的“向上”还是“向下”的问题，其背后蕴含的是两代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意识的差异：史华慈和魏特夫关心的是如何理解“毛主义”与极权主义的问题，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则认为共产党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成功完成了社会动员，激发了大众对革命的参与。

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土地革命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学术研究的聚焦点。既然第二代学者将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要点放在了社会革命的层面上，那么以重新分配土地和划分农村社会结构（阶级划分）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自然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应该说，大多数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

（三）动员目标与现实效果

既然基本的问题意识已从是否极权主义转化为社会革命和大众参与，而土地革命被作为社会革命与大众动员的实现路径来加以理解，那么问题接踵而至，即土地革命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完成了动员的任务？沿着这一基本疑问，学者就土地革命的现实效果展开了激烈讨论。

金一平（IlpyongJ，Kim）和徐金一（HsuKing-Yi）等人认为，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都起到了战争动员的巨大作用（Kim，1973；Hsu，1980，均转引自王才友，2011），而后来的学者则开始注意到土地革命动员的局限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德曼（Goodman，2000）的研究，他认为农民投身参与革命与中共的分田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问题由此进一步深入，为什么苏区的分田运动不能达到其预期效果？韦思谛（Averill，1990）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发动革命，其重要的依靠力量是本地的青年学生群体。这些学生作为中共力量深入到乡村地区指导革命，并充分利用其当地人的优势发动自身的人际网络建立起乡村组织，同时，这些人也往往被派到非本籍的乡村地区指导革命。这就构成了所谓“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两个群体。正是他们之间的张力使得土地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韦思谛（Averill，1987）指出，在江西苏区的分田过程中，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多为当地驻军或者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在分田等问题上存在很多不同意见，本地干部往往会抵制侵害到自身利益的土地政策，从而导致受到阻碍，而外来干部往往通过强制甚至带有恐怖色彩的手段（如肃反）来清除这些障碍。这样一些冲突和张力往往会影响土地革命在实际运作中的动员效果。此类研究实质上都是在讨论和回应土地革命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动员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因此，都可看作是对土地革命的效果的研究。

二、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学”：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有关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发展到今天，虽然党史研究的史学化趋势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仍然存在着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没有完全走出“/正名”模式，这在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一，“路线之争”。所谓路线之争，是指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很多难点、热点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其研究与考证的目的往往是要证呈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是否属于某一路线。落实到土地革命的具体议题中，“路线之争”集中体现为研究者经过大量考证，试图说明某一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在当时是否正确的抑或错误的路线。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温锐、谢建社（1991）所著《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具体现实嵌套在官方叙事的“左”与“右”的路线摇摆中，用大量的篇幅去讨论中央苏区早期中的农村阶级划分标准究竟是“左”还是“右”，从而使得具体而复杂的土地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路线史”的缩影。杨奎松（2009）有关《五四指示》的讨论同样陷入了“左”与“右”的路线之争中。《五四指示》是党史争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简单地说，《五四指示》是对之前抗日统一战线下“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的一种调整，即开始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这一政策引起党史界“是否彻底”的争论，因为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而只是强调对地主进行“清算减租”的斗争，然而，随着清算斗争的深入，这场又陷入了“左”的危机。应该说，杨奎松对《五四指示》进行的考证诚然属于史学范畴，但其问题意识仍然在于“左”与“右”的判断，同时也包括下面即将提到的“”与“正名”。

其二，“一正名”。所谓“一正名”，是指党史研究者通过不断地考据史料而希望达到对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与定性。比如，某一时期的土地革命政策是否过火？土地革命的发起者究竟是为了完成战争动员还是为了农民的切实需要？这其中，杨奎松（2009）有关的研究实际上驳斥了“战争动员论”的说法。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逐步“史学化”过程，党史研究的青年一代的问题意识也发生着微妙的转化，他们逐渐不再局限于“路线之争”，而开始通过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去尝试解释历史现象。王才友（2011）有关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研究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通过对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的研究，王才友深刻揭示了土地革命中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分田运动中，地方干部的利益受到冲击，进而形成两大群体的冲突，这成为土地革命深入的主要障碍，甚至造成了江西苏维埃的失败。

三、从社会史到口述史：口述史研究传统的发端与变化

在土地革命的研究传统中，清华大学孙立平、郭于华在20世纪90年起并持续至今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搜集计划”占据着相当的位置。在问题意识转变为作为“社会革命”与“大众动员”的土地革命之后，研究的基本视角开始偏向微观史学，用口述史的方式处理土地革命问题实际上是在这一总体背景下产生的。口述史的研究传统，一方面是在底层史观和底层叙事前提下进行的历史重构与历史讲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单纯底层研究的领域与范畴，而将自身的学术关怀放置在对于共产主义文明的关注上。

（一）底层史观与底层叙事

毫无疑问，对于以农民的口述材料为主要资料的口述史实践而言，底层研究和底层历史都是其重要的学术资源。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从总体趋势和背景上看，无论是口述史研究还是底层研究都处在中国革命的“大众动员”与“社会革命”的视角转换之下，但口述史中所蕴含的底层视角却有其独特的理论意涵。

郭于华（2008）明确指出，相较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所提到的“复线的历史”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口述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而是力图拓展其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与历史评判。

在这里，与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历史学家所展示出来的技艺不同的是，口述史研究强调的并不是在“英雄史观”和“精英史”之外重塑一部不同的历史面向，而是希望通过以底层讲述为核心的口述史实践来“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建历史”，从而在主体性的意义上重新建立无名者的生活史。

口述史的实践对于理解20世纪上半期处于革命中的中国乡村社会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涵。在已往的研究中，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最初被理解为“冲击一回应”模式下对西方冲击的一种反应，继而又在“传统-现代”的模式下被理解为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基于传统的、本土性的文化反应过程，这些研究都被柯文（2007）以“中国中心观”做出了批评性回应。“中国中心观”强调的乃是以中国本土的社会历史文化作为基础性视点，但是这里的“中国中心”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只是历史学家的中国中心论而已。因此，口述史意义上的革命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试图真正去处理中国革命的大众动员面向——建立在底层讲述与底层叙事意义上的大众动员。

（二）个人苦难与制度文明

口述史研究虽然试图通过口述资料来重构历史，但其学术旨趣并不局限于此。口述史研究围绕土地革命的社会过程，强调利用口述史实践的方法，勾连宏观历史背景与微观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分析场景中，共产党政权在乡村社会中具体的权力运作逻辑及其历史后果。尽管口述史研究所提供的社会历史进程并不是绝对客观与真实的历史，但它提供了理解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历史路径——建立在底层叙事意义上的对整体共产主义文明及其现实逻辑的历史关照。

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将口述史称为“底层史”，因为口述史实践的学术关怀并非仅仅在于解读一个村庄或某个地区的微观历史进程，而是要通过对发生在具体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事件所进行的过程性分析，将宏大的历史进程与具体的个人生活贯穿起来，进而解析一种作为文明的共产主义的独特治理逻辑和微妙运作机制（郭于华，2011）。正如刘新（2003：309）所评价的，“他们的研究目的，是要理解在不远的过去，日常生活世界有着怎样的形态，考察时代政府的‘权力实践’，探讨农村生活如何被一种新型控制所渗透，这种特定的控制形式如何在生活中被吸收等问题，以及检视建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下，如何生成了新的惯习”。有关共产主义文明的口述史研究小传统尽管强调“事件”、“过程”等的重要性，但其基本的问题意识却指向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

口述史研究传统敏锐地把握住了土地革命中“苦”这一底层叙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性表达。在研究者看来，“苦”并非个体性的情绪化表达，在整体国家政权建设与革命历史进程这一基本框架下，底层叙事中“苦”的表述实质上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我们只有在社会的、历史的面相上去理解“苦”的含义，才能回答下列复杂的问题：普通人如何在宏大的社会工程或社会实验中容身与适应？作为社会底层的普通农民又如何在其中生存？如何经历、感受和评判这一历史过程？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因而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都需要研究者认真倾听和思考。从普通人的经历和讲述中理解革命的过程和逻辑，这也是研究者探寻和书写“受苦人”历史的动力来源之一（郭于华，2008）。

局限于一个或几个村庄的底层叙事文本中，“受苦人”对于“苦难”的讲述在口述史的文本中呈现出了远远超越个体性痛苦的意涵，这其中包含着对共产主义文明的整体关照，无论是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还是这一社会实验的历史效果，都在其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三）权力实践与精神图像

既有的作为“大众动员”的土地革命研究，更多处理的是权力、利益等层面的具体问题，而建立在底层叙事基础上的口述史研究并不局限在“权力实践”的单一面向上，而是尝试将土地革命场景中的权力实践与农民整体的国家观念、精神结构乃至革命的“心灵后果”一同勾画出来。

郭于华、孙立平（2002）通过对“诉苦”这一权力技术的过程一事件分析，呈现了革命进程中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微观历史进程。研究指出，诉苦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提取出来，并通过“阶级”这种中介性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等话语建立联系。

李康（1999）通过对华北西村土地革命的口述史研究，呈现出了在精神气质与心灵结构这一层面上，“革命”对于普通农民的历史形塑。文章指出，农民在土地革命的权力实践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国家主导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精神结构，并和自身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逻辑相互融合，从而完成了“从革命到革命”的转变。

口述史实践为研究者提供的不仅是底层历史的叙事文本，也不仅是国家一农民关系的现实形态，更是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在权力实践过程中所塑造的“心灵后果”。这种精神层面上的历史后果，也恰恰构成了理解共产主义文明治理逻辑的一条重要路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口述史研究的小传统中，土地革命更多是作为一种历史场景而存在的，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通过对土地革命的考察，解析土地革命中的种种权力技术（如诉苦）的运作逻辑及其历史后果。

四、从经济史到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脉络及其演化

在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中，除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中国革命史所开创的研究传统与研究范式外，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其中，又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和四五十年代的傅衣凌为两条重要的研究脉络。

（一）陈翰笙与“中国农村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与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为回应马季亚尔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从1929年开始，先后在无锡、河北、岭南三个典型区域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研究论文，直接参与到当时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去，构成了所谓的“中国农村派”。

在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这一问题上，陈翰笙所选择的切入路径是土地与农民关系。14在1936年出版的《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一书中，陈翰笙（1984）在以人口与劳动力作为主要标准15划分农村阶级的前提下，集中分析了广东农村的土地分配与使用情况，对围绕土地而产生的复杂剥削机制进行了详细剖析，重点揭示了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下，广东乡村社会中所发生的阶级分化、劳动力流失、农村凋敝等一系列问题。在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考察下，陈翰笙认为，当时的中国乡村社会并非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同时，中国乡村社会的种种危机，其症结也并不在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而在于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均以及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即大量占有土地却不事耕种的大地主的存在及其对贫农的剥削。在此基础上，陈翰笙等中国农村派学者强调，解决危机的出路既不是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也不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而是彻底废除不合理的制度，改变畸形的生产关系，如其所言：“我更明确地看到中国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陈翰笙，1988：49）。

（二）傅衣凌与“乡族势力”

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实质上是以人口和劳动力等经济要素为核心内容，构成了以“生活水平”为主体的农村阶级划分标准，也就是说，是用经济因素的生产关系来对社会性质进行判断，进而得出了有关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判断。与这一思路有所不同的是，傅衣凌（2007，2008）尽管同样强调所有制结构，但他并没有像陈翰笙等人那样，从所谓“生活水平”这一要素人手来划分乡村社会的不同阶层，而是从乡村社会的既有土地制度及其所有制结构着手，考察由此产生的具体社会势力与社会关系。

傅衣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的佃农经济（契约文书）、农民斗争（奴变）、商业商人（手工业）。他希望通过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回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与社会性质论战中所提出的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命题以及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现实命题。傅衣凌认为，处理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去处理土地制度，但是又不能简单地从土地制度本身去理解这一问题，而应该考察其他社会诸要素。傅衣凌（2007：9—25）指出，秦汉以后，各个地方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名义上受命于中央，实际上自己可以做主。在这种地方分权制度下，土豪、士绅是地方上的主要政治与社会力量。他用“乡族势力”来形容这一力量，它是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所组成的一种社会力量。这些人大部分属于非身份地主，他们不一定占有很多土地，有的是已失去现实政治地位的望族之后，但可以凭借其族大丁多的特点，在地方上拥有特殊势力，可以武断乡曲，豪霸一方（傅衣凌，2008：79—104）。在傅衣凌看来，这些乡族势力可以左右土地交易，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发展。因此，只要乡族势力存在，那么无论怎样改良治理结构或者发展地方工业，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傅衣凌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尽管并非直接与土地革命相关，但却开启了一条以社会生产关系来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即从所有制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去展开研究。

（三）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动向

时至今日，在有关华南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又出现了经由社会史处理革命史问题的新趋势。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将长时段内的社会史、经济史的变化状况作为理解一个地区土地革命的基本背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饶伟新（2002）关于赣南土地革命历史背景的研究。他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出发，对赣南地区的生态环境、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赣南地区从明初到清末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变，特别是经历了大量移民之后的赣南地区，在土地革命前夕已经形成了闽粤流民、客家移民同赣南土著之间的剧烈冲突，并且在土客冲突这一层面之上，往往还夹杂着复杂的阶级冲突。由于移民涌入，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因此客籍的闽粤佃农同赣南的土著田主之间又产生了阶级意义上的矛盾冲突，并日趋尖锐化，加之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乡族集团的政治博弈乃至武装械斗，土地革命前夕的赣南地区有着极为复杂的聚落格局和社区关系。这些都构成了中共赣南的基本历史背景。

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社会史视角不同的是，饶伟新的研究理路并没有将不同社会阶层对于革命的不同反应作为社会史的实质内涵，他更关注的是长时段内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以及具体社会关系的变化（例如宗族、土客关系等）对于革命进程的可能影响。

五、局限与脱节：几点批评性讨论

上文详细梳理了有关土地革命的四个重要研究传统，这些研究传统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有哪些内在的张力与困境？这些研究成果及其局限如何构成后来者研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进而理解共产主义革命所形成的独特政党政治传统及其生成过程的新的起点呢？

（一）“抽象”：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困境

在美国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之下，既有研究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围绕“毛主义”和“极权主义”之争的最大问题在于，两种观点中无论哪一派都将具体的论述过程转化成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从而用较为抽象的方式来处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究竟是不是极权主义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孙立平（2005）曾经指出，极权主义的研究传统和范式强调列宁主义政党的作用以及领袖个人的领导能力，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中国几乎不存在自主性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过程，国家权力的实践只是塑造了原子化的大众。与此同时，由于研究资料等的限制以及问题意识本身的特殊性与限定性，这一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人为地割裂了上层政治人物与下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割裂了国家权力实践与现实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

其二，无论“极权主义”范式还是“社会革命”范式，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就是对于核心问题的抽象化理解。就“极权主义”范式而言，研究者将一切都抽象成为政党领导人、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派系关系；而就“社会革命”范式而言，这一抽象化理解则是指其抽象的“社会史”研究进路，简单来说就是在分析中国社会某一地域的区域社会文化时所使用的却是阶级分析的基本路数。以黄宗智（Huang，1978b）对于兴国县的分析为例，其文中归纳的“流氓无产者”、“知识分子”、“贫苦农民”等所沿用的完全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下对于乡村社会群体的阶级划分，那么这一研究还能在多大意义上称为社会史，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因为阶级划分本就是对于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一种简单归纳，即按照经济关系来抽象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划分出来的贫农、中农、富农、雇农乃至所谓的“流氓无产者”只是经济上的关系，他们在现实历史中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是怎样的呢？这是既往的社会史视角所存在的一大问题。实际上，这样一套阶级划分的标准并不能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完全对接。以富农问题为例，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划分中，所谓富农实际上是指当时苏联所存在的小的农场主，它是一个资本主义范畴内的概念，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强调对富农的革命。但是当富农这一阶级成分被用到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时，就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富农群体，因此，“富农问题”最麻烦的就是需要重新界定究竟谁是“富农”。由此看来，我们需要明确这场阶级划分实质上是一个给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人“贴标签”的过程。

其三，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社会革命”，这两代学者的研究都有一个内在的明确指向，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进一步说，他们都关心是哪些具体因素促成了成功？史华慈的回答是，“毛主义”作为马列主义异端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黄宗智等人的研究则强调“社会动员”的成功，后来就具体演变成“土地革命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成功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者并不关心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诞生、绵延与发展等问题，这也并不构成他们的核心问题意识。

其四，当“土地革命”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之后，研究者实际上更多考察的乃是共产党政权的“社会经济政策”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早期的美国学者认为“社会经济政策”与“革命的目的”之间是相吻合的关系，后来才有了对土地革命究竟是否成功的批评与反思。然而即便到了批评与反思阶段，依然存在着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共产党所采取的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社会经济政策纵然与革命的总体目标相冲突，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协调、弥合冲突的？在协调、弥合冲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怎样的组织技术，进而生成了何种政治文化与治理传统的最初形态？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斯坦（Bernstein，1967）有关“参与式动员”的讨论可以提供很多新的启发。伯恩斯坦对比了中苏两国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他将苏联的动员模式归结为“命令式动员”，而将中国的动员方式称为“参与式动员”。他指出，中国和苏联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都向村庄派出了工作队，但苏联工作队采取的是强制性措施，而中国工作队的任务则是对农民进行宣传和教育。但我们要去追问的恰恰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治理传统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中共“参与式动员”的社会发生学情境是怎样的？

（二）“固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局限

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中共党史研究在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中越来越呈现出“史学化”的特征，并逐渐摆脱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同其他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传统进行对话和讨论。但是我们仍需看到，经历了“史从论出”到“论从史出”转变的中共党史研究，依然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正名”模式的内在局限。在这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需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走出“-正名”这一总体问题意识和思维惯性的限制，也就是说，如何能够让中共党史研究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问题意识上都完成其自身的“学术化”过程。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固然要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来澄清历史事实乃至孰是孰非，但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更重要的共产主义文明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乃至制度本身的发生过程与实践形态都被忽视掉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党史研究视域下的土地革命问题，首先可以尝试跳出某一阶段的土地政策处于哪条路线、是“左”还是“右”这样的问题逻辑，而尝试在共产主义文明的层面上、在制度的发生学与政治传统的发生学的意义上去重新提出问题，拓展思考路径。

其二，随着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与美国中国革命史等其他研究传统的交汇，中共党史研究也出现了“地方史”转向的趋势，例如王才友（2011）对江西吉安东固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研究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但是与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一样，中共党史研究的这一地方史的转向和努力在尽量抛离“一正名”模式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即当问题从路线之争和“左倾”、“右倾”转化成了具有地方史意义的来自不同系统之干部的利益冲突时，如何进一步从“地方史”进入“社会史”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来理解苏区的土地革命及其失败。相较于此，更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或许在于：这些不同的干部群体有着怎样的社会属性？有着怎样的精神气质？这些历史的具体担纲者和行动者本身有着怎样的传统、气质和惯习？他们与地方社会之间在宗族、血缘、地缘乃至土客的意义上是怎样的关系？这些恰恰是目前已经呈现出鲜明“史学化”特征的中共党史研究正面临的切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方史”取向，都急切面对着如何从利益层面的“精英学”转向精神气质层面的“人物学”问题。

（三）“片段”：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上文已经说到，口述史研究的学术旨趣在于通过口述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来理解作为文明的共产主义，其学术目标在于“总体史”的历史呈现。但是，这要求研究者本身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以及对于底层叙事材料的敏锐嗅觉，否则，口述史研究成果容易以单纯“权力技术”的面向呈现在读者面前。

除上述限制外，一个更为深切的原因在于，口述资料和口述史实践本身是不自足的，单从这两者身上，容易局限于从“运作逻辑”和“权力技术”的角度去理解所谓的共产主义文明，单纯依靠底层叙事的表层含义进行解读，并不能理解一种现代政党统治传统与政治文明的全貌，而一旦缺少了对全貌的总体性理解，我们往往也并不能确定“权力技术”和“运作逻辑”本身在政治文化乃至总体结构中的位置，这也就连同下面两个因素一起，造成了口述史在解释链条上的局限：

其一，强调“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的口述史研究，尽管分析了国家权力在实践过程中的现实逻辑及其塑造的复杂历史效果，但是受困于口述材料搜集的困难，其研究时段往往局限在延安时期以后，从而无法回答土地革命的发生学问题：为什么会采用土地革命这样的具体进路来推进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农民运动缘何走向了具有明确政纲的土地革命？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政治传统与政党伦理？都是哪些具体的历史因素影响了这一政党伦理的形成过程？

其二，口述史研究中所呈现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并没有太多考虑中共的革命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苏联布尔什维克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早期的革命实践，在意识形态上与当时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直接相关，在现实政治上又受到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与直接领导，因此，早期的中共政权对于时局的判断与主张，往往随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位置以及对中国革命自身性质、形势与所处阶段的判断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革命的发生学上来看，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有着自己的主导政党，有着明确的革命纲领、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同时又通过严密而有效的组织架构和权力技术付诸实施。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实际上是作为政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试图用外来引进的一整套意识形态体系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这样一场实践的过程包含着国家权力主导的意识形态以及具体的社会状况两个方面，而并非自发的社会革命与大众动员就可以涵盖。通过对这一根源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理解在中国社会中逐渐铺陈开来的所谓“共产主义文明”的具体逻辑与实质意涵。

（四）“脱节”：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足

如果将陈翰笙与傅衣凌的研究归到“社会经济史”这一标签之下，那么这两种研究传统则呈现出了双重的脱节特征：

其一，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脱节。陈翰笙（1984，2002）等人有关华南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以及“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实际上是用以经济要素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完成了对包括血缘、宗族、地缘等要素在内的社会关系的替换。在这个意义上，以人口、劳动力为标准的“生产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完整呈现乡村社会的具体分化方式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疑问。对于华南地区而言，地主和农民、族田族产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向度经济意义上的剥削关系——在宗族组织发达、客家移民聚居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田族产与佃农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都可能同时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积极与消极面向：地主与农民之间既可能是同一家族的庇护关系，也可能是土客分野的对立关系。但无论何种具体情境，都并非单纯经济要素意义上的“阶级分化”所能够涵盖的，这也就构成了中国农村派“泛阶级化”的分析理路所存在的内在局限与张力。

其二，社会史研究进路与革命史研究的脱节。在一定意义上，傅衣凌（2007，2008）重视所有制结构之社会基础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路乃是“具体”的社会史研究，而且更多地是从区域社会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思考问题，这样的确可以避免“抽象”地处理社会史问题，即避免将“社会史”视角简单理解为脱离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贴上了各种“阶层”或者“阶级”标签的“群体”对于“革命”的反应与行动。但是，这一研究传统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天然地割裂了革命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饶伟新（2002）尽管列举了前赣南地方社会包括宗族、土客、阶级等在内的极为复杂的历史要素，但整个研究却并未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历史因素在后来的赣南过程中都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也无从知晓，在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生产自己的政治文化和统治传统的过程中，这些地方性的要素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要素与中共本身的政治理念、组织架构之间怎样融合、发展与流变？这些未解的议题使得社会经济史这一脉络的研究同样也陷入到了“重史实而轻史识”的困境中。这些研究很精致，也很具体，但是却因为社会史与革命史之间的脱节而流于琐碎，从而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六、结语：“发生学”意义上的再出发

经过上述简要的学术史视野的梳理之后，本文初步澄清了土地革命本身的问题化进程。

在问题意识层面，美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经历了从“主义之争”到“社会革命”的基本转换，研究者不再简单地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理解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主义”的竞争或者是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而是将其定义为一场“大众动员”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下，微观史学与社会史开始成为革命史研究中的主要理论范式，土地革命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经验论题。

在理论范式层面，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可以到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调查和获取资料，有关土地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研究范式随之悄然发生转换，社会史与微观史学成为主流的研究思潮与理论范式。学者们从过去关注宏观的结构问题、路线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转而开始去考察过程、事件等细微的历史进程，试图真正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面向。

在具体议题方面，随着上述两个环节的转换，研究者不再将目光聚焦在政治精英本身的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以及政治派系之间的角力和竞争，而开始去关注土地革命本身的动员效果、动员过程以及动员过程中的权力技术与运作逻辑，同时去考察一系列权力运作所形塑的具体历史效果。

行文至此，我们基本上理清了不同时期随着基本问题意识、理论范式的转换，“土地革命”这一研究议题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的变化。然而，这些研究传统的流变都有自身的内在局限，特别是从“主义之争”到“社会革命”的转换之后，无论是口述史研究还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这些从不同方向、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所做出的努力也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

本文认为，正是在充分理解和认识各种学术传统的自身局限和问题的情况下，所谓“新”的学术研究一定要首先在“问题意识”的层面上明确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基本情况下，研究者应该延续口述史研究传统所提出的“理解共产主义文明”这一总体问题意识——对“共产主义文明”有总体性的、历史性的理解，实质上是明了中国社会的当下处境、历史境遇与历史选择的前提。

那么，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推进这一总体性问题意识呢？

其一，在“问题意识”层面上，不去讨论“中国共产党何以成功”或者“土地革命是否成功”这样的问题，也不纠缠于某一时期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究竟属于正确抑或错误路线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总体性问题，即在共产党政权借助一整套外来意识形态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与困难，产生了怎样的矛盾和张力？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协调与弥合这些张力，共产党政权采用了怎样的具体方法？在实践的过程中，究竟生发了怎样的组织技术，形成了怎样的治理传统与政治文化？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史的考察去进一步理解共产党政权独特政治传统的历史生成过程。

生命意义的理解篇5

学习历史知识，不仅要理解和识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概念和历史结论，而且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死记一些支离破碎的历史知识意义甚微，而应侧重于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历史概念的理解、阶段特征和发展趋向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理解。学习历史知识，应该从整体出发，掌握关键性的史实，抓住历史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科学的、有层次的历史知识结构。

在此，我们以世界近代史为例，谈谈世界近代史单元知识结构的总体设想。我们以为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个形态，两大时期，三条线索，五个单元。”大家知道，世界近代史始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止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现代史始于俄国十月革命，此后开始了两种制度并存的历史）。正是在这270余年期间，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取代封建制度，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世界近代史主要讲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

世界近代史可分为两大时期：首先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640—1870）。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是早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还寥若晨星（荷、英、美、法），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还处在封建的或封建制度以前的发展阶段。但是，资本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第二阶段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开始了蒸汽机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阶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使一系列重要国家（俄、日、德、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下来。19世纪50、6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鼎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其次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870—1918）。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末的（1870年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生产力的发展从蒸汽机时代跨入电气化时代，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基本定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世界近代史有三条基本线索：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产生、确立、发展和演进为帝国主义的历史，这是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主流；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引起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矛盾的激化，引起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是世界近代史发展的三条基本线索，也可称之为近代世界的三股历史潮流。

在考虑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和三股历史潮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世界近代史的基本内容编组成五十单元：

第一单元：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阶段历史发展的重心在英、美、法三国。包括《世界近现代史》上册1、2、4、5章。重点掌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法兰西第一帝国等重要历史知识，中心问题是理解资本主义在欧美先进国家是怎样开始确立的。然后复习17至18世纪的俄国，这时的俄国还是盛行农奴制的封建国家，重点是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扩张，要理解与西欧先进国家（荷、英、法）相比俄国的落后性。

第二单元：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包括上册7、9、10、11、13、14章。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最早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是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生产的大工业的飞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就从物质上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充分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比之封建制度的优越性。1848年欧洲革命是继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由于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呈现出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的特点，体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降临时的历史大潮。19世纪50、60年代，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的浪潮广阔地开展起来，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俄国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俄、日通过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美国南北战争废除了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加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德、意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完成了统一，标志着德、意也跨入资本主义时代。这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英、美、法、德、俄、日、意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至此“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鼎盛时期。

第三单元：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的形成。包括上册第16章和下册第1章。其时间范围约从1870年至1918年。1870年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从蒸汽机时代跨入电气化时代，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这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垄断组织（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适应和推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应运而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形成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呈现出各自的政治、经济特点。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列强掀起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四单元：近代工人运行和社会主义运动。包括上册8、15章和第16章部分内容。重点掌握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第一国际，巴黎公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和列宁主义诞生等重要历史知识。科学共产主义在19世纪中期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自从有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工人阶段的斗争就有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作指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成为一股历史潮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形成的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带有国际性的特点。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成立正是这种国际团结精神的体现。第一国际期间工人运动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是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是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尝试。19世纪末，国际工人运动呈现新的特点（合法斗争为主）。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和列宁主义的诞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后发生的俄国1905年革命成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生命意义的理解篇6

【中图分类号】D631.1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072-02

1意义的基本内涵

一件事物的意义，离不开三个要素：一是它自身的性质；二是达到的目的，或者可能引起的后果；三是与别的事物的关系。意义首先是必须有了解他的人，也即有了人的了解，事物才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说一事的意义，生于人对此事的了解。人对于一事的了解不同，此事对他们即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对之了解愈深愈多者，其意义与丰富。”（冯友兰《新原人》）譬如教师对教育的理解不同，教育便有不同的意义；对教育的理解越深刻越丰富，其意义也就越丰富越重大。

2生命的意义

2.1何为生命。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每一个有志于教育的、心怀良知（仁爱）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反复追问，自觉探讨，进而能明了于心的重要问题。因为只有真正明了生命的意义，才能真切地透视出教育的意义。然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作为教师，我们对教育理解了多少，我们是否真正的理解了教育的意义。在很多教师心目中，教育不过是一份获取俸禄的职业而已。假如仅只如此，教育会是何等的悲哀！

要懂得生命的意义，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什么？首先，生命就是骨络血肉组合而成的躯体。然而，生命就仅此而已么？那么情绪、欲望呢？智慧、思想呢？精神、灵魂呢？没有了这些，生命不过只是躯壳罢了。真正的生命，应该是骨络血肉的躯体之内蕴藉着情感、欲望等元素，也蕴藉着智慧、思想等理性元素，更蕴藉着精神、灵魂等精魄元素。真正的生命是灵肉的完美融合，是肉体生命与德性生命（精神生命）的完美融合。

2.2生命的目标——“君子不器”的真意。《论语》中，孔夫子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普通的理解是：君子不应该只把自己当做器具，只有一种用途；而是要发掘潜能，不断学习，使自己成为通才。这样的理解显然是没有真正懂得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都知道，一部《论语》，孔夫子谈论的大部分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君子”——能够“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贤人。而要成为君子，既要增长才智，更重要的是获具精神的充盈、灵明、饱满、强实。努力修养自己成为“智者”、“勇者”、“仁者”，这样才能迈进“不惑”、“不畏”、“不忧”的精神境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的自由。相较于知识才干而言，孔子更注重的是生命的成长和超越。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其意义就在于君子奔赴的人生目标是向上的，他们孜孜以求的是精神上修养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小人则不然，他的人生目的是向下的，他终日奔波，终身劳碌，仅只为了衣食。惟其如此，小人只是“器”，仅只是躯壳；而君子则“不器”，它还具有独立的道德人格，还具有自由的精神生命。因此，君子不器的正意应该是：君子不能把自己当做器具，自限其用，只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君子应该自觉的修养、洗练自己的生命，启发仁心的自觉，并秉此获得生命的超越，获致生命的成全，使自己的动物性生命，升华为德性生命。

2.3生命的境界。生命的境界，也即人生的境界，因为人生就是生命个体的完整过程。

国学大师冯友兰把人生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等四个不同的层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人生的觉解程度不同，因而其人生也就有着不同的意义。自然境界的人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因而其人生没有意义，或少有意义。功利境界的人有较多的觉解，然而他的心中只有自己，其做事的动机是利己的，因而他的人生只有功利的意义。道德境界的人有更高的觉解，他的心中有社会、有他人，他愿意为社会为他人做各种有益的事，他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即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因而他的生命有道德的意义。天地境界的人觉解到自己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是宇宙的人，他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因而他的人生有超道德的价值。

据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冯友兰先生的“生命境界说”与至圣先师孔子的“君子不器说”竟是如此的相通相合。

2.4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觉解，生命的境界的高低取决于觉解的程度，没有觉解的生命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

“解”是了解，人做某事，了解某事是怎么回事，这是“解”。了解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对于事物没有了解，他只是凭自己的本能行事，他同样的吃喝，同样的寻找事物，但这些对于它而言都是本能的，这些行为和外在的事物对于它是没有意义的。人则不一样了，人对于这些都是有了解的，所以这些事物对于他而言是有意义的。“觉”是自觉，他于做某事时自觉是做某事，这是自觉，即“觉”。这是区分人的境界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觉解，就是人了解一件事物，知其是怎么一回事，还自己知道自己了解这个事物以及这个事物对于自己的意义，这就是觉解。觉解是“明”，不觉解是“无名”。所谓“明”即指人通过学习、修养达到了明澈、通悟的境界，即生命的自由境界。

人对自己的生命有了了解，而至于觉解，生命的境界才能够从较低层次的自然境界逐渐上升为功利境界，进而升华至道德境界，甚至天地境界。因而，人的生命就不再仅是气质生命（肉体生命）的“器”，而成全为德性生命（精神生命）的“不器”。这样，生命便具有了真正的意义。

3教育的意义

3.1现行教育的症结。现行学校教育的意义是什么？不论我们的口号有多么响亮，有多么的冠冕堂皇；而实质上，现在的学校教育却有着难以撼动的目标指向——传授知识，学会考试。这是教育最直接最实惠的目标，隐藏在其后的目标是通过考试、竞争，获得一份舒适的工作，获得丰厚的薪水，建立美满的家庭。难道我们的老师、家长不都是这样教育学生的么？

李文柄先生在《教育的偏见》这样一段话正中现行教育的要害：“我们很多所谓的教育，看似是在孩子的心田中播下希望的种子，实质只是在孩子的心灵之镜上撒上了一层情绪和意见的灰，久而久之，这种情绪和意见的灰便结成厚厚的垢。我们自以为学到了东西，那只是障蔽了心灵。”现行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缺少对于人的最基本的关注，缺少对生命存在的重视，缺少对心灵的启迪和对精神的育养。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有句名言：“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致于忘了当初为什么而出发。”我们的教育，距离我们要奔赴的目的，愈行愈远。

3.2教育的真义——成全生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子思）大学的根本宗旨，就在于弘扬善良的德性，使之纯净光明，然后去做亲民的工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一切皆力求达到至善的境界。用南怀瑾先生的一句话概括，就是“自立立人而达于至善”。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先驱们对教育意义的认识已经是多么的清楚明了。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也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要培养的是有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以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鉴赏。冯友兰先生虽只是就大学而言，但对整个教育来说，又何尝没有普遍意义。我们不得不感叹，冯先生对教育本质以及教育弊病的认识是多么的深刻。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教育的真义就是引导学生了解生命的意义，促进其对人生的觉解，使他们的生命从较低层次的境界向着高层次的境界不断地升华、超越，从而获致生命的成全，使其德性生命上升到光明的境界，这样，才能“亲民”，才能“安人”、“安百姓”，才能“止于至善”。这就要求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真正的做到尊重学上的生命，对我们面对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认识到，促进德性生命的成长才是教育的根本所在。法国学者史怀泽说：“当一个人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他的生命同样重要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促进生命的成长，从而获致生命的成全，这不仅是教育者的责任，更是教育者的道德良知。

参考文献

［1］《论语》

［2］《大学》子思著

［3］《原本大学微言》南怀瑾著

［4］《新原人》冯友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