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比重范例(3篇)

直接融资比重范文

［关键词］金融扭曲差异；外资进入；融资约束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后危机时代的跨国公司投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与我国外资政策”的资助。2000）

作者简介：周申(1970―)，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要素市场。

张亮(1986―)，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市场、国际经济学。

漆鑫(1983―)，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北京，100033)，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发展、国际经济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我国。PrasadandWei（2005）［1］指出，自1994年以来我国吸引了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三分之一，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FDI的60%。2010年非金融领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7406家，同比增长16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①(2011)显示，截至2009年底，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

是什么原因使我国对FDI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根据大量研究FDI区位分布的文献可以看出：FDI倾向于流入具有较低劳动力成本（Sunetal2002；）、［2］(79-113)较高市场潜力（Fungetal，2005）、［3］(408-416)较好基础设施（Berthelemy，

［4］(140-155)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Benassy,2007)［5］(764-782)的地区。然而，FDI上述相关理论仅仅从FDI供给方――跨国公司视角出发，研究分析跨国公司选择某一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原因，缺乏对FDI需求方东道国相关因素的考虑，对FDI大量流入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原因并不能提供完整的解释，如与我国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较为相似的印度，外商投资流入却要远远低于我国。那么从FDI的需求方东道国视角，具体分析到我国有哪些特殊情况对外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呢？

二、地区金融扭曲影响外资进入的机制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扭曲现象，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资金配置时更多的依据政策指令而非经济利益，导致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源基本为国有企业所占据，而非国有企业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融资（ParkandSehrt，2001)；［6］(608-644)(Allenetal，2006）。［7］Huang（2003）［8］指出，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因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扭曲的结果。在融资领域，由于我国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并且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商业银行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往往按照政治性主从次序将金融资源大量投向国有经济部门，而非国有企业难以从国有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这就导致非国有企业为了满足其融资需求，存在寻找外国投资者以获得投资的动机。Huang（2003）［8］认为是中国金融部门扭曲导致FDI的大量流入，中国私营企业面临来自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歧视（信贷歧视和上市批准复杂）而被迫寻求外国投资者，将合资作为扩张投资的方式，而与外资企业合资还可以减少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的不对称信息，从而使其容易获得银行贷款。GuarigliaandPoncet（2008）［9］运用1989-2003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降低了银行部门低效率产生的成本,并提供资金给那些由于银行部门扭曲而造成借贷能力不足的公司。（Galina,H.andC.Long,2000）［10］指出若东道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缺乏效率，则更倾向于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市场，此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质上起到了对东道国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的替代作用。在我国，FDI并未充分的起到弥补资金不足和技术溢出的作用，更多的只是为我国在存在扭曲的金融体系中无法获得融资的非国有企业提供替代性资金来源，企业为获得外部融资有着强烈的引入外国投资者因而获得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说：我国地区间金融扭曲差异是影响外资流入的重要原因。

三、估计模型和指标说明

（一）估计模型

根据EzeohaandCattaneo(2011)、［11］NasserandGomez(2009)［12］(61-74)的研究建立以下基础估计模型：

InFDIi,t=αFinanceInFinancei,t+∑βControlsInControlsi,t+γi+ηt+εi,t（1）

其中FDIi,t表示i省份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指标，Financei,t表示i省份t年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Controlsi,t是i省份t年的宏观经济控制变量。γi表示省份虚拟变量，η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对估计模型进一步细化后可得：

Infdii,t=αdloanIndloani,t+βlfdiInlfdii,t-1+βwageInwagei,t+βmpInmpi,t+βmrInmri,t+βinfrasIninfrasi,t+βinduInindui,t+βopenInopeni,t+γi+ηt+εi,t（2）

Infdii,t=αdprivIndprivi,t+βlfdiInlfdii,t-1+βwageInwagei,t+βmpInmpi,t+βmrInmri,t+βinfrasIninfrasi,t+βinduInindui,t+βopenInopeni,t+γi+ηt+εi,t（3）

Infdii,t=αdbdlIndfirgi,t+βlfdiInlfdii,t-1+βwageInwagei,t+βmpInmpi,t+βmrInmri,t+βinfrasIninfrasi,t+βinduInindui,t+βopenInopeni,t+γi+ηt+εi,t（4）

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2。为控制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将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并计算稳健标准误差。

（二）指标选取

1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

本文借鉴张军、金煜（2005）［13］研究思路，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重的估计方程可以表达如下：

firi,t=α+βsoei,t+θi,t+μi,t（5）

μi,t=ρμi,t-1+δi,t（6）

其中，firi,t代表银行信贷/地区总产值比重，soei,t代表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根据计量结果βsoei,t,可以用来度量银行信贷中配给到国有经济部门部分，而银行信贷中配给到非国有经济部门部分则可以用常数项α，地区虚拟变量θi,t和误差项μi,t之和表示。表1是对我国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份额估计的结果。

2贷款比重、存贷款余额比重

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未得到改善时，金融市场规模扭曲能提高金融市场中实际可利用的资金总量，从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难问题，推动非国有经济部门竞争力的提高，减少非国有经济部门向外国投资者寻找投资的动机。因此本文还将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比重（loan）、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firg）作为金融扭曲的反向指标，即金融机构贷款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重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的金融扭曲程度越小。

3金融扭曲差异指标的计算

地区金融扭曲差异指标是指i地区在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与t年度全国总体平均金融扭曲的差值，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dloani,t=loani,t-loani,t（7）

dprivi,t=privi,t-privi,t（8）

dfirgi,t=firgi,t-firgi,t（9）

由于银行贷款比重差异（dloan）、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dpriv）、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dfirg）3个金融扭曲变量均为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即当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数值为正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低，地区的金融水平高；而数值为负时，表示i地区t年的金融扭曲程度比t年的全国平均要高，地区的金融水平低。由于三个金融变量是反映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程度的反向指标，因此数值越大时，表示地区金融扭曲程度越低、金融越发达。

（三）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的时间为1998-2007年我国28个省、自治区(、海南数据缺失，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变量的统计分析

表3和表4分别是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由表4得知：银行贷款比重差异、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均显著的负相关，初步表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会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地区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以及开放程度均显著正相关，基本与我们前面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当然，更为严谨的结论还有待于下文的计量分析。

（二）实证检验

1．基本估计分析。地区金融扭曲差异与外商投资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②金融扭曲差异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OLS估计参数有偏和非一致，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距模型Sys-GMM（SystemGeneralizedModelofMoments）估计方法来估计，同时将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的估计结果作为对照组列入估计结果表格中，但本文分析依然基于系统广义距模型的估计结果。表5是以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基本估计结果，A1、A2、A3列的wald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而B1、B2、B3列的F检验均是显著的（概率值均为000），说明所有估计方程总体上均是显著的。

由表5可知：B1、B2、B3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著性较差，可能是没有有效地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故本文分析采用有效地克服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的System-GMM估计结果，将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作为比较组。A1、A2、A3列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说明地区金融扭曲差异的减小会抑制FDI的流入。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理论分析相符：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FDI的流入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作用；劳动力成本估计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FDI选择相对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投资；地区市场潜力、市场化程度为负，但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均显著地为正，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的逐渐深入，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近些年来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较完善的扭曲条件，为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提供了有力地保障，显著地促进了FDI流入我国。

表6是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表6可知：C1、C2、C3列的3个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显著地为负，且发现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194、-0168、-0109）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影响系数分别为-0840、-0725、-0490），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是FDI流量的累积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相比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期金融扭曲差异是对当期流量FDI作用，从而影响了存量FDI。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对存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856、0869、0890）要比对流量FDI影响（系数分别为0302、0320、0333）要大，由于总体FDI存量基数较大，与流量FDI相比变化小，因此上期FDI存量对当期FDI存量的影响要大。其他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估计系数为负，地区市场潜力系数为正，但均不显著；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开放程度显著为正，显著地促进了我国FDI存量的增长。上述分析说明金融扭曲差异影响FDI流入的观点不受变量选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2分地区估计分析。表7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③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E、F列可知：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均为负，但不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1442、-0844、-0707）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2、-0195、-0158）。

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导致FDI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对FDI流入有着比在东部地区更大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上文金融扭曲影响FDI流入的机制分析中阐述的观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L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外资流量的滞后一期代表的是FDI的示范效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518、0507、0524）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415、0446、0470）。劳动力成本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负，工业化程度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地区市场潜力、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对FDI的影响基本与上文结论一致。

表8是按照东部、中西部分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G、H列可知：与表7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我国东部的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变量均为正，但不太显著；而中西部的金融扭曲差异指标均在5%的检验水平下显著地为负，且金融扭曲差异变量对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fdi）的抑制程度（影响系数分别为-0298、-0145、-0150）要明显的大于东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060、0021、0041）。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一期（Lafdi）在1%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东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937、0929、0937）要大于中西部（影响系数分别为0881、0905、0915）。

因此，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还是存量，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我国的影响效果均一致，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FDI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FDI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的逐年大幅增加，现有金融体系是否能适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已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的分析发现：银行贷款比重差异、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差异、银行存贷款余额比重差异指标会促进外资流入，且区域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接着分地区研究发现：我国东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资流入没有显著作用；而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显著地抑制了外资流入，且中西部金融扭曲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抑制程度要明显的大于东部。这与我国东部经济开放程度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扭曲程度却比东部地区严重的现状相符合的，中西部金融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金融扭曲导致外资作为国内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替代和弥补而流入的效应要比东部更加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而东部外商直接投资流、存量的示范效应要大于中西部。

因此，对于现阶段我国金融水平不高、金融服务仍然不太完善的情况，需要着力加强地区金融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改善我国银行业产业结构，更有效地发挥银行业的杠杆支持作用。调整金融市场和信贷结构，完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在政府金融开放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逐渐摆脱金融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让我国金融体系更好地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使二者互为有效地为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注释：

①2011年4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新口径之下的2010年国际收支平衡表。

②由于FDI流入对本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起到一定的替代和弥补作用，减轻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FDI流入可能会降低东道国对本国不完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动力。从这个角度出发，FDI流入对金融扭曲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③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共10个省、市，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共18个省、自治区。主要参考文献：

［1］Prasad,E.andWei,SJ.TheChineseApproachtoCapitalinflows:PatternandPossibleExplanations［J］.2005,IMFWorkingPaperNo.79.

［2］Sun,Q.Tong,W.andYu,Q.Determinant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acrossChina［J］.JournalofInternationalMoneyandFinance,2002,21(1).

［3］Fung,K.C.GarciaHerrero,A.Iizaka,H.andSiu,A.HardorSoft?InstitutionalReformsandInfrastructureSpendingasDeterminant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China［J］.JapaneseEconomicReview,2005,56(4).

［4］Berthelemy,JC.andS.Demurger,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conomicGrowth:TheoryandApplicationtoChina［J］.Review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0,4(2).

［5］Benassy,A.M.Coupet.andT.Mayer.InstitutionalDeterminant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J］.WorldEconomy,2007,30(5).

［6］Park,A.andK.Sehrt.TestsofFinancialIntermediationandBankReforminChina［J］.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2001,29(4).

［7］Allen,F.,J.Qian.andM.Qian.China'sFinancialSystem:Past,PresentandFuture［M］.EditedbyT.RawskiandL.Brandt,2007,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8］Huang,Y.SellingChina:ForeignDirectInvestmentDuringtheReformEra.2003,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9］Guariglia,AlessandraandSantosPaulino,AmeliaU.,ExportProductivity,Finance,andEconomicGrowth:AretheSouthernEnginesofGrowthDifferent?,2008.WorkingPapersRP2008/27,WorldInstituteforDevelopmentEconomicResearch(UNU-WIDER).

［10］Galina,H.andC.Long.WhatDeterminesTechnologicalSpillover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EvidencefromChina.2007,FederalReserveBankofSanFranciscoWorkingPaperSeries,No.2006-13.

［11］EzeohaA.andN.Cattaneo,FDIFlowstoSub～SaharanAfricaTheImpactofFinance,InstitutionandNaturalResourceEndowment.CSAEConference2011:EconomicDevelopmentinAfrica.2011

［12］Nasser.O,X.Gomes.DoWellFunctioningFinancialSystemsAffecttheFDIFlowstoLatinAmerica?.InternationalResearchJournalofFinanceandEconomics,2009,(2).

［13］张军，金煜.我国的金融深入与生产率关系的再检验：1987-2001［J］.经济研究，2005（11）．

InfluencesofRegionalFinancialDistortionDisparityonForeignCapitalEntrance

ZhouShen1ZhangLiang2QiXin3Abstract:WiththeannualincreaseofourFDIinflow,attentionhasbeenfocusedonwhethercurrentfinancialsystemwillaccommodatetosubstantialinflowofforeigncapital.Thispaperusesthepaneldataof28provincesfrom1998to2007toanalyzetheinfluencesoffinancialdistortiondisparityonFDIinflow.ThefindingsshowthatregionalfinancialdistortiondisparityaffectsFDIinflow,buttheimpactsoffinancialdistortiondisparityonFDIinventoryarelessthanonFDIflow.RegionalstudyshowsthatfinancialdistortiondisparityineasternareahasinsignificantimpactsonFDIinflow,butfinancialdistortiondisparityinmid-westernareassignificantlynegativelyimpactsFDIinflowandthenegativeimpactsonFDIflowandinventoryaregreaterthaneasternareas.

直接融资比重范文

(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并求得发展,需要不断地筹集到资金。从企业资金来源的构成来看,企业成长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内部资金积累和外部资金投入。内部资金是指企业留利和折旧资金,由于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留利水平低,企业发展主要依靠外部资金,而外部资金需要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其中短期资本通过货币市场筹集,长期资本则通过资本市场筹集,按照资金是否在供求双方调剂,可以把长期资金的筹集方式划分为两种方式,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谓直接融资,是指不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由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协商进行的资金融通。通过商业信用、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方式进行的融资均属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则是由企业通过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地向资本的最初所有者筹资,它的基本形式是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从零散储户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来的资本以贷款、购买企业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业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的优劣如何,长期以来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银行的信贷范围比较广泛,使得融资具有相对集中性,从而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与运转,开发多种金融商品与融资渠道,使融资成本相对降低、金融风险减小。同时,由于金融机构掌握融资的主动权,能对企业构成信贷约束,有利于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与配置。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间接融资具有相对优势。而有的学者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对企业的低息贷款往往以银行亏损为代价,使企业的融资成本较淡薄,企业对资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银行呆帐、坏帐大量增加,由此来看间接融资的成本从总体上并不比直接融资低。其次,银行对企业的信贷约束,在发达国家里是“硬约束”,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干预银行信贷计划,使银行信贷约束趋于“软化”,容易产生拖欠贷款现象,使银行信贷资金不能有效运转,从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由此他们认为,间接金融优势论只适用于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方式则具有相对优势。

从实践中看,各国在融资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举的。不过,不同国家往往由于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美国和英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接近完全竞争,往往形成以资本体系为基础的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产业发展受政府指导性计划干预,金融与产业间建立起政府参与的风险共担机制,银行在企业参股,积极参与企业经营,银企之间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链条式传递关系。这样其融资模式只能是以信用体系为基础的间接融资,非金融企业很少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来筹资,只能转向通过商业银行这种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纪70年代,英美等国通过企业债券和股权进行的直接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60%,通过银行中介的间接融资占40--—50%,而日本等亚洲国家则相反,日本的间接融资在外部融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80—95%,直接融资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况才发生了缓慢的反向变化:英美企业增加了间接融资比重,日本企业则增加了直接融资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企业融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资主导国民经济运行,并通过各种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着社会资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场化性质被否定,完全成了计划经济的附庸工具,这时,根本谈不上企业自主地选择市场化融资方式。

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民经济的流程和运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家财政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从生产建设型财政逐步转变为举债和吃饭型财政,而同时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的趋势不断加强,导致财政配置资源的能力下降。(见表1)(2)在金融与企业的关系中,金融由原先作为财政的“出纳”转向逐渐独立,并担当企业融资中介,通过“居民储蓄存款ü银行贷款给企业ü形成企业的负债资产”这样的间接融资方式成为社会投融资的主渠道,政府则从过去的对信贷规模和利率的严格控制转到现在的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杆来调节社会资金配置。由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固定资本投资来源结构来看,银行贷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别是1985年“拨改贷”全面推开后,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几乎所有流动资金都依靠信贷资金。(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贷资金占企业固定投资来源的比重始终在23%以上,而自筹资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实上来源于信贷资金。这样,在经济运行中便形成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方式,而成为一种以社会资金为支撑、国家银行集中借贷、国家办企业的“借贷型经济”,表现出货币计划经济的特征。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变(%)

19801985199019951996

政府2927231110

企业6782829

居民6566696161

摘自“1997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表2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

1981年1985年1990年1994年1995年1996年

投资总额100100100100100100

国家预算收入38.623.9813.204.935.004.62

国内贷款13.623.0423.6225.4623.6623.65

利用外资5.45.279.117.117.896.73

自筹资金及其他42.447.7154.0662.5163.45665.00

摘自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

随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体制产生出新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其一,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目前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0%,流动资金负债率已达到平均80%,从总体上看将变成风险极高的全负债运行企业,甚至是资不抵债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融资几乎只有通过银行,其资产的资本金部分没有资金来源和注资渠道而无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体系并非建立在如发达国家一样的理性约束的基础上,与融资体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经济运行机制尚未建立。十几年来,以放权让利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国有企业吃银行信贷资金的“大锅饭”的不良倾向,造成国有企业大量举债经营,不重视资金使用效益,形成资金负债结构的失衡,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其二,由于体制原因,银行必须保证国有企业重点资金的需要,而国有企业借款不负经济责任,甚至只借不还、负盈不负亏,使银行的信贷约束逐渐软化,企业的低效益与高负债经营引起的严重的亏损,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银行的呆帐坏帐。据测算,目前不良贷款占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余额的25—30%,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逾期、呆帐、坏帐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将消耗殆尽。同时,行业和企业结构调整中的死帐乱帐问题,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碎后的沉淀问题(如高档房地产积压),都集中反映到了银行,货币银行体系中积累了愈来愈多的不良资产,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胀压力,银行货币体系内长期、潜在的系统风险越来越大,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观经济经济运行的极不稳定。现在,我们实际靠政权威信、政府信誉使国有商业银行具有较强的资金吸纳能力,如果某些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商业银行系统风险及其经济社会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问题从深层次看,实质是市场经济与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由计划融资向市场融资的转变,发挥市场机制在货币资金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

在市场化的融资体系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种方式各有长短,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平衡。要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和银行面临的问题,最佳选择就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将国有企业的资本化筹资活动彻底推向市场。

一、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发展直接融资

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负债结构的优化、投资项目资本金的实行都有利于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资本金严重缺乏,已成为影响改革大局的严重问题。目前三分之一以上的国有企业资本金比率低于10%,有些企业甚至是全负债经营。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缺乏,已愈来愈影响到企业的发展、金融系统的正常运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目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的增资减债、兼并破产、抓大放小等政策措施,但由于国有企业资本金缺口太大,这些措施都一时难以奏效。而可用于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的社会资金来源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具体来说:一是随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居民的收入呈现出明显的资本化趋势,居民个人已日益成为储蓄和投资的主体,(见表3)到1998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包括外币)已超过50000亿元;二是国际资本市场资金充足,而中国广大的市场对国际资本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由于投资方式单一,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的约85%都形成了银行存款,通过银行又贷给企业形成企业债务,这也是企业高负债、低资本的历史原因。同时,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也受到发展条件和高融资成本的限制。因此,只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比重,才能更有效地把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和国际资本转化为企业的资本金。

表3国内储蓄结构(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储蓄存款年增加额

19946315.3

21518.88126.1

19958858.5

29662.39479.4

19965306.9

38520.8

1997

48000.2

1998

53407.1

二、我国金融结构的实质性改善要求扩大直接融资

从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面看,深化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构造合理的融资结构,是分散银行风险、改善银企关系,从而推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如本文前面所述,由于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银行,使企业的低效益与高负债引起的严重亏损,不可避免的转嫁给银行,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而增加直接融资,减少企业资金中信贷资金的比重,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是改善银企关系的根本出路。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直接融资成本要高于间接融成本,因此目前应以深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为重点来推动金融改革,不应过分强调直接金融的筹资作用,对此我们应认识到,国有银行的改革关系到全国无数高负债国有企业的生存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可以使社会资金分流,减轻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应压力,国有银行面临的系统风险也会随之降低。一般来说,直接融资中的社会成本是个别金融风险,而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政企银企关系尚无根本转变时,银行间接融资难以摆脱的更大的是系统风险,二者相比,风险成本大小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说,要从根本上消除金融体系风险出现的温床,改善我国金融结构,拓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渠道,提高资本形成的效率,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与资本流动,就必须发展直接融资,这不仅关系企业自身存亡,也直接影响到金融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当然,我们应当注意,一方面在强调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尚处于起飞阶段,间接融资方式仍需在融资体系中占主要地位,如果一味强调直接融资,忽视银行应有的间接融资作用,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发展直接融资是同完善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应当认清深化资本市场不仅是为了改变我国企业资本的注入方式,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资本来源的改变,可以有效地改变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提高企业的资本运营效率,逐步消除金融体系累积性风险形成的体制根源,所以不能仅仅把到证券市场“圈钱”等同于发展直接融资,而要配合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在发展直接融资的同时不断发掘资本市场的深层次功能,共同促进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总之,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坚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不断改进间接融资,以建立适合我国企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新型融资体制,我们就会看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将下降,资本金将会得到充实;风险社会化会使社会投资者关注和监督企业的经济效率,并逐步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化解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避免金融风险,最终实现从“货币计划经济”向“资本运营经济”的战略性转变,使国民经济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

直接融资比重范文篇3

1、直接融资比重提升空间巨大

直接融资的发展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十三五”期间应着力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资功能，优化企业债务和股本融资结构，使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显著提高。过去10年在直接融资当中企业债券融资占比得到大幅提升，但股票融资比重至2007年牛市见顶之后，基本处于回落状态。随着注册制的推出，预计从2014年到2022年，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将从17.3%提高到25%左右，而股票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将从2014年的2.64%提高至2022年的10%左右。

2、混业经营是否对券商有冲击

混业经营放开的深层次含义在于，以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已经不可能出现高速增长，而以直接融资，尤其是股票融资的发展将进入快车道，所以，如何快速参与到资本市场来不仅仅是券商需要考虑的问题，更是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必须重视的战略问题。券商、基金、期货等金融牌照的放开，静态来看，或许意味着资本市场竞争加大，但动态的看，混业经营的深层次的含义是，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刻含义。

不可否认，混业经营会带来资本市场的竞争加剧，但具备竞争优势的传统券商并不会因为竞争加剧就丧失了市场份额。银行、保险、信托、券商和基金其实各有各的优势，传统券商需要发挥自己的人才、技术和专业优势。只有发挥自己的差异化优势，才能避免进入恶性竞争，才不会因为有新的行业进入者或者行业门槛的降低而使自己处于劣势竞争地位。

当然，中国券商由于与银行的规模不在同一体量级别，因此，从银行的角度而言，未来一样可以通过收购券商来介入证券业务。这反而会带来券商估值的提升。从中国目前的市场特点来看，银行资本大举进入资本市场实际上对目前整个证券行业而言，都是巨大的机会。

因此，混业经营不是券商业务出现破坏的原因，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实现风险隔离和银行资金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