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的遗传学原理范例(3篇)
杂交水稻的遗传学原理范文
杂交水稻优势从何而来?
要先说说骡子。1400年前，《齐民要术》第五十六篇记载：“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又说：“母长则受驹，父大则子壮。”我国古代早就对生物界的杂种优势作了科学的论证。
水稻靠自交产生后代，称“自花授粉植物”；杂交水稻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水稻品种杂交而成的，这正如骡子为马驴杂交，却比“父母亲”有更强的生长优势与抗逆性。它要求杂交双亲遗传差异大、抗逆性强、杂交双亲至少有一个高优品种，这是产生杂种优势的三个必具条件，同时注意“多配组合”，“择优录取”。
要使水稻杂种优势取得大幅度增产，首先要大量的杂交种子；但水稻雌雄同花，花朵小，一朵花只能结一粒种子。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根据遗传学的原理来培育水稻“三系”，即“水稻雄性不育系”及其“保持系”和“恢复系”。
雄性不育系用远缘杂交方法选出，是一种雄蕊退化而雌蕊正常的“母水稻”，它不能自交结实，却能接受其他正常稻株的花粉而受精结实。但不育系这个“公主”既然不育，就要为它找一个有特殊本领的“驸马”——“保持系”，才能使不育系保存下来，并且代代不育。同时，不育系又要物色一个具有另一种特殊本领的“驸马”，即“恢复系”；把恢复系水稻与不育系水稻相间种植在一起，将恢复系的花粉授给不育系，不育系这次杂交所结的种子就不再是不育，而能自交结实，并具有明显的杂种优势，这就使杂交水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者共居一个和睦协调的“家庭”，既分工又合作。不育系有赖于保持系来传宗接代，这就是不育繁殖；不育系又有赖于恢复系生产杂交水稻，这就是制种。
（选自《中国科普佳作百年选·聆听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
杂交水稻的遗传学原理范文
关键词：稻瘟病;发生原因;防治措施
稻瘟病是由子囊菌Magnaprthegrisea(Hebert)Barr(无性世代为Pyriculariagrisea(Cooke)Sacc.)引起的真菌性病害[1]。稻瘟病的发生具有突发性、流行性和毁灭性,影响水稻产量和米质,给水稻生产造成严重损失。稻瘟病是水稻主要病害之一,全国各水稻产区都有发生,尤以山区、丘陵地区发生重,只要条件适宜,容易流行成灾,流行年份一般减产10%~20%,重的减产40%~50%,甚至颗粒无收。
1流行规律
病菌主要在病谷、病稻草上越冬,它的发生主要与气候条件和肥水管理关系密切,破口至齐穗期连续阴雨3d以上,偏施氮肥,长期深水灌溉,有利于稻瘟病的发生与流行。
2发病原因
2.1品种单一
品种单一化严重,引起水稻稻瘟病的病原菌为兼性小种专化性寄生菌,不同的生理小种对不同品种的致病性不同。当一个品种大面积推广时,能够侵染该品种的生理小种得以大量繁殖并不断积累菌量,一旦环境条件适宜即可大面积发病,直接导致该品种抗病性的丧失。
2.2环境条件适宜发病
适宜的环境条件是稻瘟病大发生的直接因素,其中受温湿度、阴雨寡照的影响更大。当气温20～30℃,田间湿度90%以上,稻株体表水膜保持6～10h,稻瘟病容易发生;平均气温24～28℃,且有一昼夜以上饱和湿度,稻瘟病也易流行。水稻抽穗后遇到20℃以下低温侵袭,可减弱植株抗病力,一旦阴雨多雾,容易引起穗颈瘟流行。
2.3栽培管理不当
栽培管理技术既影响水稻的抗病力,也影响病菌生长发育的田间小气候。其中,以施肥和灌水尤为重要。偏施氮肥,容易导致植株幼嫩或徒长,植株抗病能力减弱,病菌因此易侵入;同时过量偏施氮肥,可能导致水稻个体、群体失衡、郁蔽为病菌繁衍发生营造局部环境。
3防治措施
3.1加强新的抗源材料的收集,加速育种进程
培育抗病品种的关键在于掌握较好的抗源材料。抗源的收集主要包括对国内外已定位基因的抗源、病区长期自然选择所保留的抗源以及含丰富抗源的野生稻的收集。常规抗病育种通过有性杂交,利用作物自身或亲缘种中的抗性基因选育抗性品种。通过选择亲本入手,采用单交、复交和回交等手段,将真正的抗稻瘟病基因重组到一个品种中。但由于受到有性杂交亲和性的制约,影响了外来基因型的广泛利用,而生物技术的出现恰好弥补这样的缺陷。不仅可以打破物种界限,克服有性杂交障碍,而且能快速有效地创造遗传变异,缩短育种年限。因此,常规育种与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是水稻抗稻瘟病育种的发展方向。
3.2加强稻瘟病群体结构变化监测
生产上所用主栽品种的分布和替换,水稻病原菌群体的结构变化带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稻瘟病生理小种具有多样性遗传变异,因此应建立稻瘟病菌群体监测体系,定期监测稻瘟病菌群体结构,不断地分析稻瘟病菌生理小种致病性、致病类型、小种分布状况及优势小种;准确掌握不同稻瘟病菌致病类型与当前生产和育种的抗源品种的相互关系,有选择地使用抗病亲本,减少抗病育种的盲目性。
3.3加强水稻栽培措施研究,利用生物多样性减轻稻瘟病危害
稻田生态系统中,水稻品种、稻田病虫草害及相关天敌、稻田水生生物群落及人工放养的鸭、鱼、萍等物种能够共同构成自然生态和人为干预相结合的复合生态系统。刘昌权等[2]研究表明,相对于常规水稻种植,稻鱼共作生态模式,可以使水稻叶瘟平均病情指数下降5.57%,穗颈瘟病情指数下降6.08%。侯传伟等[3]总结江苏灌南有机稻米产业化实践经验表明,在以选用优质抗病品种和活化土壤的基础上,有机稻区运用农艺、人工、物理措施,采用种子精选、淹水封、减蘖增穗、健身栽培增强稻体自身抗逆性等,有效控制了病虫草害。刘二明等[4]研究发现,水稻品种多样性混栽对稻瘟病有显著的控制效果。混栽区的间栽品种与净栽区的间栽品种比较,稻瘟病病叶面积率明显下降,叶瘟减轻。不同组合的间栽品种对穗瘟的相对防治效果36.88%～55.10%;选择抗性遗传背景差异大和株高差异较大的品种组合,以1行优质稻、5行主栽稻混合间栽,能起到控瘟增产的作用。
4].中国稻米,():-.
杂交水稻的遗传学原理范文篇3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广西农业大学工作，当时正值国家开发海南岛。时任广西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的张先程副教授应聘到海南大学任副校长，主管科研和教学工作，临行前，我到张先程家，问及海南的优势。张老师说，海南是我国的部级水稻栽培基地，70年代，湖南的袁隆平在海南研究杂交水稻，发现了“野稗”，为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在海南搞水稻研究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科研条件。1988年，我调到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工作后，就开始关注袁隆平先生的事情。一是1989年，时任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农业编辑室主任熊穆阁先生送我一部由他责任编辑的袁隆平撰写的学术著作《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该书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现已成为现代科技学术著作的经典之作，并已翻译成了英文对外出版发行。熊先生说，如有机会再到长沙，就一同去拜访这位“杂交水稻之父”。二是1989年，我在京组织编辑“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之一的《袁隆平传》，与中国科学院周发勤教授在确定首批入选现代科学家时，我与编辑部的同志直接担任了这部书的组稿、审稿工作，我社于1990年正式出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为该书撰写了序言。1991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出版座谈会，钱三强、周光召、金善宝、钱临照等科学家出席。该书获首届“五个一工程”奖和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1999年建国50周年前夕，正当大江南北的农民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之时，在古城长沙的马坡岭农业高科技园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心主任袁隆平向新闻界披露，两年内，由他主持研究的“超级杂交水稻”计划将有重大突破。
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科学家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是如何走向国际大舞台的？这些都是为世人所关注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地球东方一个文明古国的广阔土地上，爆发了震撼世界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在这场“绿色革命”中，袁隆平摘下了绿色王国中的“杂交水稻”这颗瑰丽的绿宝石，袁隆平不是从天而降的科学大圣，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教师。他从湘西偏远荒凉的黔阳安江农校校园里走来，由于他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国际同行誉之为“杂交水稻之父”。有人甚至将他的杂交水稻发明誉为中国继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袁隆平因此获得了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国家特等发明奖，并获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拯救饥饿奖等8项顶尖级国际大奖。1998年，一家权威的知识产权评估认定袁隆平这个名字的无形资产“品牌价值”高达1000多亿元人民币。
当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在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的情况下，能用占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全世界22%的人口，还能够丰衣足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他使过去亩产只有300多公斤的水稻产量增加到亩产500多公斤，现在，他又在全力攻克全世界最难的农业科研课题，两年内将“超级杂交水稻”从亩产500多公斤增加到亩产800多公斤。按同年种植面积2亿亩计算，每年因此能增加粮食产量200亿公斤，相当于一个中等产粮省全年的总产量。水稻产量从亩产500多公斤增长到800多公斤是世界性的难题，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因此在孜孜不倦地奋斗，被人们誉为又一次新的“绿色革命”。而这场“绿色革命”的旗手，自幼年到成名却走过了一条艰辛而曲折的道路。
苦难的少年
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出生在北京（平）协和医院。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当时任平汉铁路局秘书。1936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祖国处在急剧动荡的年代。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袁隆平一家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向后方逃难。1938年底，8岁的袁隆平，随父母一家7口从汉口动身，逆水而上至湖南。逃难途中，历尽艰难，时刻担心敌机轰炸，饥饿和死亡在威胁着全家。1938年冬抵达宜昌，这年的农历除夕，全家相聚在北风呼啸的木船上。1939年春，在滚滚的长江上经过长途颠簸之后，到达重庆。仲夏的一天上午，袁隆平和弟弟来到重庆朝天门的坝滩上，只见沙滩上摆满了几百具被敌机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面对国难日益深重、人民家破人亡的种种情景，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满腔义愤。袁隆平和那个年代降生的所有中国儿童一样，受尽了折磨。但是，动荡的年代，又使他学到了和平年代学不到的许多知识。严酷的现实使袁隆平从小就立志，长大要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再受外国列强欺侮的人。在这些残酷而痛苦的现实面前，袁隆平逐渐成熟起来。
求学时期
1942年秋季，袁隆平从重庆市龙门浩中心小学毕业，进入复兴中学。学校的规模大了，老师同学多了，所开设的课程也增多了，增加了代数、几何和物理，这一切都使袁隆平感到十分的新奇，他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很多。袁隆平在学习中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思考，善于提问，刨根问底，尤其是在学习基本原理时。他不仅学业成绩十分优异，而且兴趣广泛，求知欲强，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1946年抗战胜利后，袁隆平随父亲回到汉口，并在汉口博学中学读高中，后又因父亲工作变动到南京，进入南京中山大学附中读书，并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成为袁隆平一家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袁隆平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是赴重庆求学，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其文化积淀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二是要研究农学，他对大自然尤其是植物生长规律有极大的兴趣。这样，袁隆平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相辉学院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抗战期间，复旦大学于1938年2月迁于此，战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由留渝校友在夏坝创办的“相辉学院”是以复旦大学的马相伯、李登辉两位教授名字中各取一字而命名的。1949年8月，袁隆平来到了重庆北碚夏坝相辉学院。夏坝深厚的文化沉淀渊源于抗战期间重庆陪都文化的影响。尽管学生来自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但这些青年学生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科学救国，中国早日获解放。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950年11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建立了西南农业大学，夏坝相辉学院的农学系并入西南农业大学。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使袁隆平张开了智慧的双翅，在知识的太空中翱翔。袁隆平的英语和俄语基础十分扎实，在图书馆，他阅读了国内外各种学术杂志和著作，开始接触了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生物学家如米丘林、李森科、孟德尔、摩尔根等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科学思想，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对生物学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兴趣日益增加。
走向社会
1953年夏天，袁隆平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省西部山区雪峰山麓的黔阳安江农校教书。从重庆出发，行程2000多公里，袁隆平风尘仆仆地来到当年唐代诗人王昌龄曾经在此当县令时称为“醉别江楼桔柚香”的黔阳县，开始了他新的社会生活，从事了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第一学期，因缺少俄语教师，袁隆平被分配到文史教研室教俄语，他把教俄语看成多次学习的好机会。第二年，他又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讲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此期间，他深入地研究了植物生物学、遗传学。
当时的情况是向苏联一边倒，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全盘照抄于苏联，生物学中主要向学生讲授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他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环境影响、营养教养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企图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种，但都未能获得成功。20世纪60年代，他从阅读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学派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于是，他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同时，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向探索，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科研工作。
光阴荏苒，一晃几年过去了，已到了大龄青年的他仍然是孑然一身。同事朋友们纷纷热心给袁隆平张罗对象。但是，总是介绍一个吹一个，姑娘们对袁隆平敬而远之。有次，一位男同事陪袁隆平去相亲，袁隆平与女方见面后，女方没有相中袁隆平，反而相中了介绍人，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呢？因为年轻时的袁隆平生活太不讲究，他不仅衣着朴素，而且不修边幅，衬衣穿脏了，把衣领翻个边又继续穿，上课时找不到黑板刷子他就用衣袖擦黑板，所以他穿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
正因为袁隆平有这些特点，那些以貌取人的姑娘们见了袁隆平总是敬而远之。此后，朋友同事们又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对象，也都没有结果。
正当袁隆平为婚姻而苦恼的时候，爱神却悄无声息地向他走来。1956年，袁隆平被派到邻近一所中学去代课，一位慧眼识珠的年轻女教师为袁隆平的才华和抱负所倾倒，他们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多次求偶受挫的袁隆平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令他感动不已。那位女教师不仅才貌出众，而且心地善良宽厚，对袁隆平体贴入微。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教案，促膝谈心。花前月下，沅水河畔，留下了许多相知相爱的欢声笑语。在长达3年的热恋中，他们都把爱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对方。袁隆平沉浸在温柔的爱河里深深地陶醉了。
同事和朋友们都为袁隆平感到高兴，都催他趁热打铁，快点结婚。
不料，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运动却打断了他的好梦，在“反右”斗争中，袁隆平由于平时不太关心政治，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安江农校出现了批判袁隆平的大字报，他险些被划为“中右”。
消息传开，学校领导找那位女教师谈话了，“要爱情还是要进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这位姑娘也终于退却了。30岁的袁隆平顷刻陷入了失恋的痛苦之中。
经过这次打击，袁隆平对爱情婚姻有点心灰意冷了，但他很善于超脱，很快就把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1960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块实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便萌生了要搞杂交水稻研究的大胆设想。杂交水稻研究属于世界性难题。因为传统理论认为，水稻为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袁隆平立志要攻克这道世界难题。
一心扑在教学和科研事业上的袁隆平，终于感动了一位贤淑的姑娘，这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邓则。
邓则是袁隆平的学生，1957年安江农校毕业之后，分配在黔阳县农业局当技术员，由于特殊的家庭原因，致使邓则到25岁还没有结婚。经老师和同学牵线，本来就对袁隆平深怀敬意的邓则满口答应了。他们没有过多的花前月下，也没有置办任何结婚物品，两个相知恨晚的大龄青年，利用邓则来安江农校参加职工运动会的机会（邓则是业余篮球运动员），仅用50元钱的喜糖举行了一个很简朴的婚礼。结婚时，袁隆平33岁、邓则25岁。
绿色革命
1960年，袁隆平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新闻：英、美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森根据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已于1953年研制出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使遗传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从而获得诺贝尔奖。遗传学不仅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在实践上也广泛运用于种植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这些事实表明，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说50年代，袁隆平是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虔诚信徒，那么60年代，他已完全转变成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忠实宣传者和自觉实践者。袁隆平下决心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400公斤、500公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长，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1960年7月，下课之后，袁隆平匆匆来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他那敏锐的目光，停留在一蔸“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上，他仔细数了数穗数和粒数，足有10多穗，每穗有壮谷160～170粒，比其他稻穗要多。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有了较深研究的袁隆平，对这无意中的发现兴奋异常，他来不及多想，立即进行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鹤立鸡群”水稻植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由此可见，杂交稻存在明显的优势。他由此预见，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十分光辉的前景，并为此开始了研究杂交水稻的探索之路。
他设想了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通过培育不育系、保持系，“三系”配套方法来代替人工去雄杂交生产杂交种子的路子，并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通报》1966年第4期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由于发表了这篇对杂交水稻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在动荡环境中，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受到了国家科委和省有关部门的“特殊保护”。
1968年，为了加快育种的步伐，袁隆平把杂交水稻科研的战线向南延长到云南和海南岛。每年10月，当寒风席卷洞庭湖畔时，他便带领助手到南国育种去了。在那里，他们曾经历了地震的考验，经受了酷热的煎熬。烈日下，他们带上干粮来到田间，常常在水田中一泡就是几个小时，顾不上中暑的威胁，耐心地观察，忘我地工作。渴了，就坐在田埂上喝几口水；饿了，啃几口馒头……1970年的一天，他们在海南岛上一片沼泽地的小池塘边发现了雄性稗育的野生水稻――“野稗”，为杂交水稻科研打开了突破口，成为杂交水稻材料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转折。1973年第一个具有较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2号”获得了成功。
杂交水稻在实践中立刻显示了它的增产效应，单产一般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1975年，全国多点示范杂交水稻5600多亩，1976年迅速扩大到208万亩，并在全国范围开始大面积应用于生产。目前，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了2亿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51%，而产量约占水稻总产量的60%。
为把理想变为现实，袁隆平又继续奋斗，1977年，他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了《杂交水稻培养的实践和理论》。这篇重要的论文，认真总结了10多年来杂交水稻育种的丰富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杂交水稻育种中的几个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同时，再一次预见杂交水稻“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这篇论文的发表，对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三系杂交水稻”的成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杂交水稻的成功带来了巨大效益，为解决中国的粮食需求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这项成果于1981年获得了国家特等发明奖。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隆重召开籼型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方毅、万里出席授奖大会，并先后在会上讲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丰富了水稻遗传育种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为中国争得了荣誉。美国、日本、印度、意大利、苏联等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杂交水稻的研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都还处在实验阶段，而我们是走在前面了。”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金善宝、钱学森参加了大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授予特等发明奖的大会。6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当天还同时发表了《争当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勇士》的社论。
杂交水稻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它的发明人袁隆平，作为世界上第一位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先后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授予的“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何梁何利基金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等荣誉，并被授予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称号。
1979年4月，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水稻科研会议，共有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中国的袁隆平因杂交水稻研究成功而有突出贡献，是应邀在会上宣读论文的科学家之一。
1980年5月，袁隆平应邀到美国洛杉矶国立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农业实验站讲学。
1986年，袁隆平在意大利米兰出席“利用无融合生殖进行作物改良的潜力”讨论会。
1986年10月，袁隆平参加了在长沙召开的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会议，来自美国、日本、菲律宾、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20多个国家的著名专家共200多人出席了会议。
再攀高峰
成功与光环并没有使这位科学家止步。1986年，他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提出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将杂交水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而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1987年，国家“863”计划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立为专题，袁隆平挂帅组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
1995年8月，在湖南怀化召开的“863”计划两系法杂交水稻现场会上，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9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
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中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法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在，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法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比1996年扩大近5倍。
据说在湖南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吃饭靠‘两平’，一靠搞责任制的邓小平，二靠培养出杂交稻的袁隆平。”这是一靠改革、二靠科学的形象说法。
1998年8月，袁隆平向当时的朱基总理打了一个报告，请求支援。他要向新的目标、新的高峰――选育超级杂交水稻发起冲击！
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近10多年来，培育超高产水稻品种一直是国内外水稻研究上的重点、热点和难点。日本率先在1980年制定了水稻超高育种计划，目标是15年内育成比原有品种增产50％的超高产品种，这项计划至今尚未实现。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提出培育“超级稻”，目标是到2000年育成单产潜力比现有纯系品种高20％～25％，但因技术原因已宣布推迟5年完成。
超级杂交水稻课题是由袁隆平在1997年正式提出来的。
1998年，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已获得小面积试种成功，亩产达到800公斤，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计划在当年完成。
朱基闻讯后非常高兴，立即从总理基金中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并请人转告袁隆平：“国务院将全力支持他的研究。”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大厅内，有一幅袁隆平的亲笔题词：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为了让杂交水稻造福人类，袁隆平立下心愿，要让杂交水稻走向世界。正如他所说的，杂交水稻这一科研成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衷心希望这项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作出更大的贡献。
几年前，国外曾有人公开撰文说，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那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
当时，袁隆平就站了起来，他挥动着长满双茧的手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如今，中国大地有一半的水稻面积种上了由这位科学家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占全国水稻总产量的60%，平均水稻亩产从1950年的140公斤提高到了1998年的450公斤。从1975年至1998年的几年间因此累计增产粮食3.5亿吨，相当于每年解决了3500万人的吃饭问题。
当时，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研究杂交水稻，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水稻技术作为该组织的一项战略计划。受联合国粮农组织之聘，袁隆平担当首席顾问，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杂交水稻育种和繁殖制种技术。同时，还为这些国家培训杂交水稻技术骨干。从1981年至1998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12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20个国家的200多名科技人员。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和印度的杂交水稻达20万公顷，印度为10万公顷，并取得了比当地良种每公顷增产1～2吨的效果。
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如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所说的：“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饥饿的威胁在退出，袁（隆平）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由于袁隆平为科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党和政府给予他许多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先进科研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组长。袁隆平没有在荣誉和鲜花面前陶醉，他仍然潜心于他的杂交水稻研究，仍在孜孜不倦地献身于科学。
最后，我用袁隆平的一件往事和一句寓意深刻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