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与政策范例(3篇)
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篇1
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并不乐观。2011年以来,第二波危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也纷纷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①中国经济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也出现了放缓迹象。在2012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理提出的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调到7.5%,是30年来首次低于8%的目标。
内政方面,俄罗斯政府尽管采取有力措施使经济从2010年起摆脱了危机,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4.2%,远高于发达经济体1.6%的指标,但俄罗斯民众似乎并不满足。2011年底新一届杜马选举以来爆发了持续大规模的反普京运动,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标志着俄罗斯进入了新的“政治活跃期”②。
这一切表明,俄罗斯经济发展将面临严峻的内外部考验。那么,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将如何应对挑战?俄罗斯经济政策将走向何方?
在2000-2008年的总统任内,普京对俄罗斯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在第二任期,急剧扩大了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使俄罗斯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③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梅德韦杰夫政府并未改变这一政策方向,只是囿于危机掣肘,将政策重点放到稳定民生的社会领域,因此使经济政策更加“左”倾。
总而言之,普京继承的是自己曾经一手创建的国家垄断的、民粹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这种政策模式还会持续下去吗?是否会出现调整?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将走向何方?作者认为,普京重新执政后,俄罗斯经济政策的焦点将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新型工业化的产业政策/国家对战略性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民粹型政策与发展型政策的权衡。
再工业化道路与国家产业政策
应该走何种发展道路这一问题在俄罗斯始终存在争论。④以着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毛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走后工业化道路:“现代俄罗斯社会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是从工业体系过渡到现代的后工业体系。”后工业化发展道路要求政府政策重点集中于保护产权(包括免于国家的掠夺)、人的发展,以及吸引外资。后工业发展战略的支持者反对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发展道路。后工业社会技术快速更新,居民的需求及其满足能力快速扩大,使得经济与技术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预测能力极大地降低了,因此,不可能清楚确定应该优先发展的行业。⑤
尽管一些自由派学者与官员倾向于后工业化发展道路,但在普京执政的第二任期,俄罗斯还是实施了产业政策,这从稳定基金(Стабилизационныйфонд)的创建及其功能扩展进程即可窥见端倪。⑥在这次总统竞选前,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重又变得活跃起来。为新一届政府制定《2022战略》的专家们再次提出了后工业化发展道路。梅德韦杰夫总统的经济助理德沃尔克维奇也公开支持后工业化战略:“最近几个月俄罗斯必须要决定国家的发展道路。需要在两种方案中选择一个:或者是新型工业化,或者是后工业社会。……我本人赞同第二种道路,建立在开放性、私人企业家的广泛参与以及竞争基础上的道路更具吸引力。”⑦
(一)普京的选择及其逻辑
普京和普里马科夫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普京在2012年1月30日《新闻报》上发表的经济竞选纲领《关于我们的经济任务》中,从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济社会意义入手提出了实施国家产业政策的必要性。⑧首先,技术依赖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提高收入,而且会形成整个经济的对外依赖/其次,为赢得全球竞争,俄罗斯必须在高技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俄罗斯必须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占据尽可能有利的地位,不仅作为原料和能源的供应者,而且要成为不断更新的先进技术的拥有者,至少在几个部门中拥有先进技术”。由于俄罗斯的私人资本不愿进入高技术领域承担风险,由政府来挑选优先方向并提供扶植就是发展高科技产业所必需的了。普京还具体提到了几个应该占据领先地位的产业:制药、高科技化学、复合材料与非金属材料、航空工业、信息通讯技术、纳米技术,以及没有丧失传统优势地位的原子能与宇航工业。
普京还为实施产业政策进行了辩解。他认为,第一,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大变革时期,各国实力对比剧烈变化,为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仅仅因为可能会出现的失误与腐败而放弃国家产业政策,就会使俄罗斯错失竞争中取胜的机遇。因此,反对产业政策的实质,是“仅仅因为纯粹的经济理论”而“拿俄罗斯的未来冒险”。第二,国家投资不会抑制私人的进入,因为政府致力于扶植的产业目前是私人资本不愿并且没有能力进入的。第三,韩国与中国经验证明,国家的推动是需要的,其成效会超过犯错误的风险。对于俄罗斯而言,如果没有目的明确的努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将很难实现。
事实上,对于俄罗斯而言,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再工业化道路(或新型工业化战略)也是有一些客观因素支持的。俄罗斯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优势,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也占据着世界领先地位,而在劳动力的数量上则处于相对劣势,⑨很难在低端劳动密集型工业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竞争。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显示,如果没有工业支持,单纯依靠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一国的经济增长也是无法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寻求新的增长点,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就是意识到了金融过度发展的弊端,希望推动高新产业发展以解决国内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反映了俄罗斯的大国心态和参与全球竞争的坚定决心。俄罗斯当下的再工业化要直接面对发达国家的竞争,这与二战以后东亚定位于低端制造业的工业化战略不同。普京认为,处于原材料产地的国际分工地位对于一些国家而言是可行的,但对于俄罗斯则是“不可接受的”,不利于“稳定、与体面的生活”/而只有在高技术领域立足才能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获取高额收入、摆脱对外依赖,进而赢得全球竞争。
(二)推行产业政策的前景
简言之,赞同后工业化道路的精英们主张政府在改善制度环境、培育人力资本以及吸引投资方面发挥作用,而(再)工业化道路的支持者则主张实施国家产业政策,由政府挑选优先发展的产业方向以及重点企业,以集中金融资源的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后工业政策与再工业化政策的区别实质也是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分歧。
东亚国家曾借助于国家产业政策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目标,普京也公开提及要借鉴韩国与中国的经验加快经济多元化进程。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俄罗斯当下的再工业化与东亚当年的工业化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从而降低了经验移植的成功可能性。
首先,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环境不同。东亚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实施的,不仅能够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生产能力,还可以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庞大市场需求。俄罗斯则是转型结构退化基础上的重新工业化,是摆脱原材料依赖、发展加工业的结构升级,是与发达国家争夺全球高科技主导权,并且是处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之下。其次,政治背景不同。东亚的工业化发生在威权统治时期,政治上的集权确保了经济资源的集中使用进而产业政策的成功实施。俄罗斯当下则是处于向高收入迈进的阶段,中产阶级快速崛起,政治空前活跃,威权统治的合法性被削弱,这一切使得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能力下降。再次,与日本、韩国等立足于私人大企业来推进工业化进程不同,俄罗斯主要是通过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金融机构来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国企内生性的低效,以及创新动力的缺乏将会极大制约高技术产业发展。最后,再工业化政策能否取得实效,还受制于资金的支持。高科技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当前的结构条件下,俄罗斯发展高新技术严重依赖于石油美元收入,而世界经济形势近期内却没有根本好转的迹象。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已经出现了财政赤字,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将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三)如何降低政府干预的风险
产业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国家对经济过程较深程度的干预,从而带来一系列风险,比如腐败或政策失误,进而损害经济发展目标。那么,该如何降低国家主导发展模式的风险?
普京承认,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着过度干预以及“系统性腐败”,并提出,要减少政府管制并推行私有化。“世界危机证明需要国家管理。但俄罗斯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国家在经济中的比重过大,并且干预程度更深,调控方法落后。我们的经济政策应该转向降低国家调控范围,取消对市场机制的规章限制,以及对责任保障的行政控制。”普京认为,腐败是影响俄罗斯投资环境的关键因素,为此提出,要根本改变国家本身(即行政与司法系统),以切断政权与财产之间的联系。普京还提到了具体做法,比如从法律以及观念上改变对商人的惩罚倾向,使政策最大限度透明、公开,以利于竞争性公司与专业团体的评价与讨论,以及引入包括国际专家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等等。
总之,普京认识到实施产业政策与大规模国家干预的风险,但认为风险是可控的,力图通过制度建设与“政策方法”的改变降低风险,以求取最大的成效。
综上,普京把改变经济的原材料性质、发展创新型经济作为自己的执政目标,力图通过国家主导投资的方式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并带动经济实现多元化。为此提出要改变投资环境,减少政府管制,改革司法体系与执法机关,这与后工业政策的重点达成了某种契合。但问题是,如果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司法独立,这一切将无从谈起,而后者在缺乏政治改革的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⑩而在俄罗斯能否建成完善的民主制度,仍是一个疑问。
国家对战略性资产的所有权控制
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国家重新向经济领域扩张,通过向寡头宣战,重新控制了战略性资产。此外,通过创建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国有行业控股公司,在金融领域以及高技术工业部门也确立了国家的垄断地位,俄罗斯因此被贴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标签。根据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和国民经济学院的《2022战略》专家组的评估,2004-2008年,国有公司通过兼并,迈入了规模扩张和多元化经营的阶段。在此期间,证券市场上国有股份的比例从24%增加到了40%,到2009年达到了50%,而股份公司的私有化和国家单一制企业的股份化仍落后于政府计划。梅德韦杰夫执政期间,迫于金融危机压力,俄罗斯政府曾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私有化计划,但实际进展却很缓慢。(11)
(一)普京能否推动私有化进程?
俄罗斯在要不要推进私有化进程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俄共坚决反对私有化,甚至主张将一些大企业重新收归国有。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以副总理谢钦为代表的一些管理者们认为,经济的命脉,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战略行业(比如能源)应该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而能够集中精力开发大型项目,以提高俄罗斯的经济增速和竞争力/国家对战略性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是经济危机前俄罗斯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梅德韦杰夫总统以及《2022战略》的制定者则认为,过高的国有制比例已经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导致竞争萎缩以及投资环境恶化。2010年梅德韦杰夫政府拟定了庞大的私有化计划,重点是工业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股份出售。普京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也强调要把国有工业企业推向市场并私有化,剥离国有工业企业的非核心业务,限制国有公司向其他领域扩张,甚至定于2016年完成国家在自然垄断、军事工业与原材料工业以外的退出过程。
在给出私有化承诺的同时,普京也强调,私有化不能忽视行情:“廉价出售,忽视市场行情是愚蠢的。”但行情是需要拿捏的,很可能成为推迟私有化的借口。以前行情好的时候,政府对于巨额资产垂涎三尺,普京第二任期大搞国有化即是遵此逻辑展开/危机期间,行情不利,一些管理者认为贱卖不符合国家利益,相反,掌控国有资产却被认为有利于稳定经济与社会形势,2010年以来的私有化陷入停顿原因即在于此。
事实上,过度强调市场行情实则是不愿放弃国家对经济的产权控制,并因此带来一系列机会成本,比如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低迷,以及腐败严重等等。因此,只有将所有因素综合考量,才能推动国家从工业以及金融资产中退出。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未来
事实上,坚持高科技产业政策意味着一定时期内将会保留大型的国有工业公司与金融机构。在普京看来,俄罗斯处于转型衰退与结构退化时期,唯有集中资源才能防止高科技生产崩溃,因此,一定时期内,组建并保留国有企业是必要的过渡性措施。随着目前过渡任务的完成,国有工业企业可以进行重组、出售,以“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参与”,并且具体设定了时限:到2016年完成国有资本的退出过程。这意味着,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宫后,俄罗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将继续延续下去,至少在2016年前,国家不仅控制着自然垄断、军事工业、能源原材料产业,还控制着金融部门以及大型高技术工业企业。另一方面,国家垄断程度将趋于下降,这不仅仅是因为普京提出要从工业与金融领域退出的目标,更为重要的可能是来自于财政的压力。在当前世界经济第二波危机迫近的背景下,俄罗斯能够筹措的外部资金有限(12),而社会义务与国防开支,甚至国家投资都面临严峻的资金约束,而且最近几年财政赤字也无法根除(13)。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政府也许有更大的动力出售国有股份。
如果进展顺利,按照普京的设想,到2016年,俄罗斯将完成国有资产的战略性调整,将国有制定位于自然垄断、军事工业和原材料产业。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市场失灵领域,原材料开采与加工活动通常由私人企业进行。普京则坚持对能源原材料资源实施国家产权控制,理由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以及“稳定、与体面的生活”。“是的,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指投资环境差——作者注)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所采取的行动的结果。那时的斗争是在那些于20世纪90年代攫取了主要的货币资金流(其基础是出售原料与能源),以及想要把这些钱还给国家并使其为全社会谋福利的人之间展开的。我认为,我们那时的行动是正确的,因为提升了国家在原料行业中的影响力。……而且(反寡头行动——作者注)不仅仅是因为一些寡头试图继续直接‘收买政策’。事实上,在我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我们遭遇的情况是,(那些寡头们——作者注)极力想将关键资产出售给国外。如果战略性资源继续保留在几个私人手中5~10年,那么就意味着,外部势力将实现对我国经济的控制。”
事实上,在普京上述理由之外,所有权与政权之间的联系也是清晰可见的。俄罗斯25%的GDP以及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能源原材料行业,控制了油气资源就控制了经济和政府的再分配能力,进而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有了保障。副总理谢钦就曾提及,俄罗斯石油公司之所以是俄罗斯最大的纳税人(2011年将纳税1.3万亿卢布),是因为该公司是国有企业,因此,他反对低价私有化该公司。(14)
(三)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进
与保留庞大国有制相关,俄罗斯不得不重视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普京第二任期,为了加强对战略性资产的控制,大批政府官员进入到国有企业管理层,时任副总理的梅德韦杰夫就是俄罗斯最大的企业“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但政企不分带来严重问题。以腐败问题为例,国有制的扩张伴随着腐败的日益恶化。透明国际的世界清廉指数显示,普京第一任期政府的清廉程度有所改善,从2.1提高到2.8,但第二任期后,伴随着再工业化以及国有制占比的扩大,清廉程度持续恶化,到普京2008年离任时,清廉指数重又下降到2.1左右。据俄罗斯学者估算,腐败成本占到了俄罗斯GDP的8%/经济发展部部长纳比乌林娜甚至指出,清除腐败能使俄罗斯GDP多增长3个百分点。(15)
俄罗斯政府最近几年逐步改善国有企业管理,重点就放在了剥离行政干预上。2011年,根据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要求,政府高级官员和总统办公厅的职员基本上退出了大型国有公司和银行的董事会,这也成为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第一步。为肃清腐败,还对国有公司进行检查,公布高管及其亲属(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收入情况。以前只有俄罗斯政府公务员、国家集团公司领导人需要公布收入,而现在,凡是国有公司和银行的高管及其亲属都需要公布收入。(16)
(四)“原罪”问题悬而未决
尽管采取措施改善国有企业管理,制定明确的私有化计划,并对国有制长期存在的领域进行了清晰的定位,但俄罗斯在所有制领域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如何处置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发家的寡头和资产,就是其中之一。
普京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公开发表了对于寡头资产的看法:“社会上许多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包括抵押拍卖是不公正的。对此我完全同意。但现在剥夺财产(如某些人所建议的)只会导致经济停顿,企业瘫痪以及失业飞涨。此外,许多资产的所有者形式上是诚实的购买者。他们并未违反当时的法律。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企业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引进了新的工作岗位,是高效的所有者。他们在2009-2010年危机期间的表现证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极大地提升了。”
承认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是不公正的,但出于社会影响而反对剥夺寡头资产,这是普京一贯坚持的立场。在最新的表态中,普京的态度进一步软化,提到很多私有化项目在当时并不违法,而且肯定了私有化企业的社会贡献。普京甚至承认经商环境不好与自己当年整肃寡头的行动直接相关,认为俄罗斯社会关于资本的负面情绪不利于经济发展,提出要共同改变这一思想观念。这种态度上的积极变化显然与目前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太差、资本外流严重有关。以2011年为例,当年俄罗斯资本外流840亿美元,而流入俄罗斯的资本仅650亿美元。(17)
事实上,如何处置原罪(即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利用非法手段暴富)问题至今仍是俄罗斯社会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在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候选人对此纷纷表态。亿万富翁普罗霍罗夫建议将商人20世纪90年代以可疑方式收购的资产合法化,但必须为这些资产纳税。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则建议把矿产原料基地收归国有:“首先是把矿产原料基地收归国有,否则任何一个问题都无法解决。过去和现在这一点都归全国掌握,包括:整个铁路和管理系统,通信系统、石油天然气管道等。”前不久,普京在俄罗斯工业企业家联合会第代表大会上表示,应当制定相应的机制,比如要求私有企业主一次性缴费,以便对俄罗斯私有化问题“盖棺论定”。但着名经济学家、前任财长库德林则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普京提出的关于私有企业主一次性缴费的机制,会恶化俄罗斯的经济和法律环境。(18)
总之,俄罗斯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主张重新审查私有化结果,普京尽管有意淡化争论并试图寻找最终解决办法,但到底应如何“盖棺论定”,俄罗斯社会仍未达成共识。这一不确定性因素仍将对俄罗斯的投资与未来产生重大消极影响。
民粹型政策与发展型政策的权衡
普京第二任期开始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政府的社会开支急剧扩大。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俄罗斯政府稳定经济的开支也主要投向了民生领域,被认为是“左”倾严重。(19)普京在自己的竞选纲领草案中也指出,尽管受到了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但针对普通公民的社会开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长。(20)但有迹象表明,普京重新执政后,俄罗斯政府的“左”倾色彩将趋于淡化。
首先,经济政策“左”倾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政府支出主要导向提高居民收入,一方面稳定了社会局势,破产倒闭以及失业状况并未急剧恶化,但另一方面,也付出了较高的机会成本。普京2008年离任时俄罗斯政府已经提出了创新战略,但四年过去了,经济原料化性质丝毫未有改变。而且,为了满足社会支出的来源而推迟了私有化进程(21),迄今为止保留在国家手中的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最后,这样一种迎合民众的倾向并未取得完全的成效,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反对普京就证明,社会稳定的目标也是大打折扣。
(一)普京的权衡
普京似乎认识到了政策调整的必要。在竞选纲领中,普京尽管详细描述了致力于建设的“新经济”的效率目标,但对于增加工资并未设定具体指标,而是将工资收入水平与高效率的工作岗位相联系。4月11日,在其总理任内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普京提到,到2022年平均工资应该增长60%~70%(22),但这还是大大低于竞选纲领中提出的效率目标(提高一倍)。总之,尽管存在着争取选票的压力,但普京并未轻易允诺高工资,而是将效率目标置于优先地位,这与其前一执政期间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与效率增长速度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普京在竞选纲领中还重点提到,经济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能惠及民众生活,但强调要向“受过高等教育的、积极进取的人”(дляобразованныхиамбициозныхлэдей)提供高效率、高收入的工作岗位,“经济的更新应能实现每个人的理想——企业家、预算部门的工作者、工程师与熟练工人。这才是对经济进行社会衡量的意义……”这表明,经济政策的重点是迎合中产阶级的需要,这与普惠型的或重点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粹政策有着显着不同。
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决定了普京重新执政后,经济政策的民粹倾向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首先是欧美债务危机的警示作用。其次,受危机期间“左”倾影响,现在要重点解决预算赤字问题,不可能无节制地扩大社会支出。新任财长西鲁阿诺夫就公开表示,反对《2022战略》提出的增加社会支出的建议,因为无法筹措到所需资金,认为“扩大预算支出极其危险”。(23)最后,产业政策的竞争。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普京政府不得不在发展与稳定政策之间进行权衡。普京提出的建设新经济的任务,重点是发展高技术产业,并以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创新循环,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必定会对民粹型政策的推行产生制约。
(二)中产阶级的推动
为了尽早摆脱对原材料的依赖,有必要扩大对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同时,为了稳定社会局势,普京也会有扩大社会支出的冲动,否则,民众就有可能转向其他政党或政治家。但从这次总统竞选结果看,比普京更具民粹意识形态的政党及其候选人得票率并不高,(24)尤其在一些大城市,寡头出身的普罗霍罗夫的支持率要高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位居第二。普京得票率最高的地区是那些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核心选民首先是中小城市居民,那里互联网不发达,接受信息方面对电视的依赖很大/普京还受到很多中老年和女性选民的青睐。但在大城市,普京的得票率并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在莫斯科,普京的得票率只有46.95%,居第二位的普罗霍罗夫得到了20.45%的选票。(25)政治版图的变化实际上降低了普京对民粹政策进行调整的风险。
现阶段,俄罗斯社会结构剧烈变化:10年前中产阶级的比重还不足总人口的10%,最新的估计是25%~30%,而到2022年则将达致50%~60%。(26)这是基础性的结构变化,有助于推动俄罗斯新政府将政策重点由普惠型转向中产阶层。据调查,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准备向国家支付更高的税收以购买更好的医疗与教育服务,甚至对研发的支出也将扩大一倍。当然,中产阶级要求支出更有针对性并能对支出进行控制,而不愿将支出投向军队、警察和其他国家机关。(27)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权利意识以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必将对俄罗斯新政府的社会政策产生实质影响,迫使当局不得不考虑他们的需求,甚至将他们的需求置于优先地位,从而推动社会政策由原来过于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向更为重视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向演进。
中产阶级的反对运动已经对俄罗斯政治生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2011年底杜马选举之后,俄罗斯爆发了持续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而这些游行示威据调查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发动的。(28)随后,梅德韦杰夫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提议进行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比如简化政党登记制度、恢复州长直选以及修改议会选举制度和总统候选人登记制度等。2012年4月4日,经过修改的俄罗斯《政党法》开始生效(29)/4月27日,俄联邦委员会批准了俄罗斯州长直选法,该法律草案是由总统梅德韦杰夫于2012年1月16日提交至杜马的。(30)我们相信,中产阶级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也必将对未来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帮助普京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推动经济改革。
当然,“左”倾弱化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民粹政策。毕竟,选票是重要的。俄罗斯的复杂之处在于,不仅有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而且还保留着相当大一部分赞同家长式政策的人群。国家两极分化严重,使经济政策走向异常复杂。但无论如何,日益紧迫的宏观经济条件,结构调整的压力,以及快速崛起的中产阶级,都会减弱政策的民粹主义倾向。
而且,一些社会支出本身也是发展型投资,比如医疗和教育支出就被看成是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实现高技术发展的产业目标。普京也试图将稳定政策与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即不是简单地增加社会投资,而是定位于提升人力资本质量,重点是扩大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投入,力求在总量规模不大幅扩张的条件下通过支出结构的调整实现稳定与发展目标。
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波动贸易保护贸易政策GDP经济衰退
1920年，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对经济周期的定义有两种描述：第一种是：当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下降而后反弹。这一定义被称为“古典型经济周期”。第二种是离差型周期，也称为“增长型周期”。增长型周期是在增长率趋势上有明显的离差，因此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来描述经济周期。
美国GDP波动轨迹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GDP增长率波动来看，美国的经济波动虽然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但波动幅度明显呈减小趋势。如图1所示，阴影部分为经济衰退阶段。二战后至1961年，这一阶段经济衰退的次数比较密集，1970-1982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出现滞胀局面，经济衰退的次数再度密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波动的增长期延长，美国经济主要呈现“一高三低”现象，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低赤字。进入21世纪，美国的通胀率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2001年至2004年这一数字分别为2.8%、1.6%、2.3%和2.7%。2008年以来，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明显下滑，失业率不断攀升，2008年第3、4季度失业率为6.03%和6.97%，2009年第1、2季度失业率为8.17%和9.27%。
从美国经济的波动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周期要比以前更加温和。传统经济运行条件下，美国经济难以避免大幅波动，而知识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衰退的幅度相对减小。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与贸易保护变化情况
（一）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周期与贸易保护手段变化
第一，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周期衰退幅度相对减小。从二战后，在1945年2月到1990年7月的55年中，美国就发生了9次衰退，经历了9个经济周期。最短的经济周期是1958年4月到1961年2月，共计34个月，最长的经济周期是1961年2月到1970年11月，共计117个月，这说明美国的经济周期出现延长的趋势，经济波动幅度也有了相应降低。
第二，经济地位崛起后，美国根据本国的经济波动，贸易保护的强弱在变化。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具备了相对欧洲、日本而言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马吉（Magee，1982）对美国在1933-1977年期间的影响因子进行了研究，发现失业率提高了19%，伴随着贸易保护压力9%的增长；通货膨胀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贸易保护压力降低5.7%。艾文（DouglasIrwin，2004）研究了美国1947-2002年的数据，通过5种不同的回归方法，研究表明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进口占GDP比率、法律变动都对提起的反倾销数量有一定影响。Hufbarer（1986）估算了1955-1984年间美国31个行业因为高关税、保障条款、反倾销、反补贴、自愿出口限制以及其他贸易壁垒措施对美国进口的影响。如表1所示，由于进口的保护，1960-1970年之间的进口下降40%左右，1984年下降10%左右。
知识经济下，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更加隐蔽和灵活，包括数量限制、许可证制度、进出口商品的国内销售限制和苛刻的卫生、动植物检验标准等形形的各种非关税壁垒数以千计。相比之下，关税、补贴和配额相当透明，虽然很难衡量它对产量和贸易流量等的影响，但发现它的目的并不难，而其它的干预形式很少是透明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又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同样，美国在经济衰退时，贸易保护倾向更加明显。自1970年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新重商主义重新抬头，以战略性贸易政策和公平贸易为主要表现形式，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之一。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经济景气出现衰退的情况，相应地美国对进口加强了贸易保护。这依然体现了经济衰退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的趋势。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与贸易保护措施特点
经济分析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创业型经济；政策设计；管理策略分析
一、“创业型经济的含义及意义”
创业型经济，简单的解释就是以创业和创新来带动经济的商业模式。它在其制度结构、政策和战略上支持并保证经济创新，用经济创新促进企业的不断成长与蜕变，并且可以带来大量新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的就业问题，创业型经济的主要特征为：生产组织形式多样化，企业网络发达；经济体制开放，知识技术更新速度快。创业型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乃至中国的整体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一，要想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发展创业型经济。我们既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又要肩负起走出危机阴影的主要责任。创业型经济都离不开创新与创业活动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创新和创业水平就必须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改变”。
其二，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前提是发展创为型经济。我们不仅要自主创新，还要有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吸收并再创新的能力。我们不能单单鼓励企业高技术含量的创业活动，还要鼓励本土和草根的创业和创新。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创新思想活跃，创新发明与专利不断涌现，达到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
其三，发展创业型经济是帮忙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有效保障。创业型经济鼓励个体经营，个体创业，并通过公司创业实现个人主动就业。创业者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人就业。
二、浅析创业型经济的政策设计和管理策略
影响创业活动水平的因素多且不确定，为了更具体的分析创业型经济的政策，我们一般用一个框架来进行分析。欧盟提出的“三维度”框架是准确有效的框架，所以现在利用此分析框架来了解我国目前存和于创业型经济中的政策问题。
据报告显示，推动创业的全步骤分为三个水平：个人、企业和社会。
第一大类：从个人水平而言，如何引导更多的人去创业?引入障碍，风险和收益，培育技能，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可获得性。
第二大类：从企业水平而言，如何促进初创企业的成长?主要包括6个因素：环境的调整，税收，可获得的有技能的劳动力，可获得的金融支持，帮助企业发掘知识和国际机会，企业家精神和法人资本。
第三大类：从社会水平而言，如何去营造一个创业型社会。这包括两个因素：对创业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并鼓励创业，还有就是创业在取得社会目标上的作用。
通过对创业型经济政策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创业型经济仍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所以我们应及时完善我国创业政策、建立完整的创业型经济社会。以下是整理的几条建议。
1从个人角度出发，应该逐渐降低创业者创业的门槛
为了减少创业障碍，政府应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协调的管理体系，简化程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且减少进入管制，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创业者的积极性。
在创业目标的人群定位方面，我们不应仅仅拘泥于留学归国人员和高校毕业生，我们更应该重视普遍的创业活动。尤其是对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创业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他们不像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他们面临的风险更大，而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却非常的弱，所以他们更需要政府在创业政策上给予帮助。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多的关注弱势群体的创业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创业教育方面，我们更应该注重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的培养，创业精神表现为一种不断创新、不断求索并创造财富的过程。我们既要做到创业知识教育的传授，更要完善创业精神的培养。
2从企业角度出发，政府制定创业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企业的行政管理负担、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以及设法筹集创业投资资金上
一是改变创业优惠政策。政府必须对各类型企业一视同仁，做到机会均等，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创业政策的实用性和意义所在。
二是促进创业资本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创业资本产业规模小，体制落后。政府应鼓励对创业企业的风险投资，发展贷款担保机制。
3从社会角度出发，我国政府应该通过实施一系列促进创业的政策措施，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提高社会对创业的认同度
(1)重点培养青少年的创业意识和基本技能。
我国的教育起步较晚，在对青少年创业的热情、干劲和创造性发展教育上还远远不够。我国的青少年缺乏创业精神，对未来的选择绝大多数集中在学位教育和之后的求职道路上。因此，政府部门有责任通过制定相应的合理政策来引导青少年更多地参与到创业活动的实践当中，培养他们的创业精神。
(2)政府要鼓励面向社会的创业教育和活动。
创业教育应该被普及，要在小学教育中渗透对创业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创业者应该成为年轻人的偶像，成为他们学习的目标，从而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创业文化。
结合中国实际，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鼓励与支持创业企业开发新产品，运用新科技、新知识、新工艺、新的企业管理模式，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培植科技创新和高成长型企业，形成一种导向，从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