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的定义范例(12篇)
双碳的定义范文篇1
关键词：硬质合金；凿岩工具；功能梯度材料
中图分类号：TF125.3文献标识码：A
0前言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人KarlSchroeter发明硬质合金以来，其生产技术、产量和应用范围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硬质合金功能梯度材料制备技术是众多技术发展中的一朵奇葩。硬质合金功能梯度材料可分为成分梯度和结构梯度。目前已发明了多种多样的硬质合金功能梯度材料，见表1[1]。
对于梯度结构硬质合金，目前已开发出一些制备工艺方法，如表1所示。渗碳法在实现批量生产和生产成本控制方面具有优势，是一种很有前景的生产方法，本文专题论述这一梯度功能材料的制备原理与方法。
1渗碳法制备矿用梯度硬质合金的基本原理
渗碳法制备梯度硬质合金的基本原理是：将合金工件在一定温度下，置于具有一定碳势的气氛中，碳在合金表面吸附，并从合金表面渗入，向内部扩散，使合金由表及里发生成分、组织结构的变化[2、3]。渗碳过程主要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碳在金属表面的吸附反应形成饱和碳固溶度，以及碳在金属内部的扩散。按使用的渗碳剂不同，渗碳方法可分为三类：气体渗碳、固体渗碳和液体渗碳。从目前发明的专利来看，气体渗碳技术最成熟，已得到生产应用，通过调节CH4和H2比例，可获得不同的碳势，以满足渗碳工艺需要。
渗碳法是制备梯度硬质合金材料的重要途径。碳作为一种间隙原子，在金属中具有很快的扩散速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金属表面到心部形成较大的碳浓度梯度，并引起材料成分、组织结构和性能的相应变化。合金基体成份不同、结构性质不同而导致Co相梯度形成机理不同，渗碳法制备梯度硬度合金可分为缺碳合金渗碳法和低碳合金渗碳法。下面叙述两种方法的基本原理。
2缺碳合金渗碳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瑞典山特维克公司首先通过缺碳合金渗碳法开发出矿用梯度合金，并取得实际应用[4、5、6]。这种材料具有高耐磨的表面和韧性好的心部，从而为解决硬质合金耐磨性和韧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极大地改善了凿岩钻探工具作业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关于硬质合金Co相梯度形成的机理，制备方法不同，机理均不同[2]。对于用不同粒度WC制备的双层梯度结构硬质合金，液相烧结时产生的毛细管压力差被认为是这类合金中Co相迁移的主要动力；对于用不同Co含量制备的双层梯度结构硬度合金，两层之间液相量引起的压力差被认为是这类合金中Co相迁移的主要动力；当采用熔浸法制备梯度结构硬度合金时，WC骨架重组，WC颗粒间的固-固高能界面被吸入熔体后的能量较低的固-液界面所取代，因此相界面能降低被认为是这类合金中Co相迁移的主要动力。而缺碳合金渗碳法Co梯度的形成机理比较复杂：在固相渗碳阶段，渗碳剂中的活性碳原子开始向合金内扩散，并且与合金中的η相发生反应，反应游离出的W原子在合金中碳浓度梯度的作用下通过Co相开始向表面扩散，并且与表层Co相中的碳原子在WC晶粒上生长，使得在合金WC+Co与ηWC+Co界面产生许多体积缺陷，因而促使Co原子向该区域扩散，并最终在合金中形成Co相梯度；在液相渗碳阶段，渗碳初期表层的η相与C原子发生反应，分解出WC和Co，因而导致表层的液相量远高于合金内WC+Co+η三相区，此时两相区内WC颗粒的溶解度增加，并且在溶解-析出机制的作用下，加速了WC晶粒的长大。随着渗碳的继续进行，为了减小体系的自由能，同时在表层Co相中碳浓度梯度的作用下，碳与η相反应分解出的W原子开始向表层迁移，和表层的Co相中的碳原子在粗大WC颗粒表层析出，使合金表面的WC颗粒继续长大，并且WC的含量也不断增加，同时由于W原子向表面迁移留下的体积空位缺陷被液相Co所填补，从而在WC+Co/WC+Co+η界面形成富Co层，并加速该区域WC颗粒非均匀长大。
缺碳硬质合金渗碳法为二步工艺，其实质是先通过正常烧结制取缺碳即含η相的硬质合金，在此基础上再将缺碳硬质合金重新加热到约1400℃进行渗碳处理来改变合金中粘结相的分布，使其呈梯度[4]。缺碳合金的制取是整个工艺的关键所在。η相的种类较多，如η33（Co3W3C）、η66（Co6W6C）、η24（Co2W4C）和η42（Co4W2C）等，因而有多种形状，如竹叶状、杆状、梅花状和点状。获得含均匀分布的点状η相是脱碳合金制取的工艺关键。为此必须严格控制的工艺参数有：
①缺碳量，通常采用总碳含量比化学计量含量低（0.1～0.4）wt%的碳化钨作原料；
②碳化钨的粒度一般在2～4μm范围内；
③冷却速度，通常在H2或惰性气体中快冷；
④渗碳气氛的碳势，通常采用含甲烷、一氧化碳等含碳气体作为渗碳气氛；
⑤渗碳温度和时间。
梯度结构硬度合金组织可分三个区，外层表层区、中间过渡区和内层含η相的中心区。以WC-6wt%梯度硬质合金球齿为例加以说明，如图1所示。
渗碳处理后，硬质合金烧结体内粘结相分布的上述明显变化，导致合金各部位性能的相应变化：合金的无η相的表层区由于其粘结相含量明显低于公称含量，从而可提供所需的高硬度与高耐磨性；表层区与含η相的中心区之间的过渡区，由于其粘结相含量大大高于公称含量，从而可产生需要的高韧性；含η相的中心区由于其粘结相含量相当于公称含量，从而可赋予一种平衡的性能。经渗碳处理后硬质合金烧结体内性能的变化已被烧结体各部分硬度测定结果（图2）所证实。
缺碳合金渗碳后，密度降低并伴随着体积增加，是因为碳的渗入增加了试样的绝对质量，而合金渗碳后密度是降低的，因而必然伴随着体积的增加[2]。高温渗碳过程中，碳与η相发生反应生成液相Co和WC，从而使WC骨架发生膨胀，但心部的体积是不会变化的，因而热处理后的冷却过程中在合金的表面区域形成压应力，如图3所示。这种压应力使得硬质合金镶件在凿岩过程中能承受更高的侧向应力，因而对硬质合金使用寿命产生有利的影响。当然在梯度结构硬质合金生产过程中也需要考虑这一体积变化因素，以控制产品质量。
含η相的中心区具有比WC-Co合金更高的刚度，因而在硬质合金球齿凿岩时，含η相的中心区内产生较小的拉应力，有利于提高球齿的使用寿命。
在硬质合金钻头凿岩过程中，随着凿岩继续进行，硬质合金球齿产生较大的磨损面，其本身又会造成较大的机械应力。随着硬质合金与岩石接触面增大，作用在硬质合金上的应力也增大，断裂危险随之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硬质合金球齿需要重磨，以降低球齿承受的应力，减少断裂的危险；而中心区含η相的硬质合金球齿由于具有明显大的刚性和强度，能够允许磨损面增大，因而无需重磨。但随着合金齿的磨损，含η相的中心区会逐渐露出表面。η相脆性较大，会加大合金齿脆性剥落失效风险。
3低碳合金渗碳法
2009年美国犹他州大学房志刚教授等发明了一种表面硬化的功能梯度硬质合金及制备方法。该硬质合金功能梯度材料具有一Co含量较少（低于名义Co含量）的硬化表面层和高于名义Co含量的韧化心部，且心部不含η相。该方法制备的功能梯度硬质合金取得了表层耐磨性与心部韧性的最佳组合，硬化层的硬度至少高于心部30维氏硬度，硬化层的Co含量至少低于名义成分平均Co含量的90%。
该方法和瑞典山特维克方法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7]：
（1）首先低碳合金渗碳法制备的梯度合金心部不含η相。
（2）低碳合金渗碳法基体合金的制备必须具有亚化学计量的碳含量，但硬质合金中不应出现η相。WC-Co硬质合金两相区的碳含量的宽度与合金Co含量有关，铃木寿等认为合金两相区的上、下限为[8]：
碳量上限：6.13-0.058%×Co（wt）
碳量下限：6.13-0.079%×Co（wt）
因此，硬质合金的碳含量应该控制在根据不同的Co含量计算的上下限范围之内，越靠近低碳含量一侧，越有利于形成功能梯度结构硬质合金。如果合金碳含量不是亚化学计量的，可通过一合适的脱碳预处理工艺，使合金具有亚化学计量碳含量。
（3）本发明的另一个要点是渗碳温度的控制。根据不同的需要，渗碳温度可以控制在固相WC、液相Co和固相Co三相共存区，也可控制在固相WC、液相Co二相共存区。但在三相共存区渗碳工艺的控制是关键。
（4）本发明用气体渗碳工艺。根据需要，可通过调节分压来控制渗碳气氛碳势，以获得需要的渗碳性气氛或者脱碳性气氛。
（5）渗碳时间可根据渗碳工艺与梯度硬化层厚度需要来调整控制。
关于低碳合金渗碳法Co梯度形成的原理，研究表明[3]：以Co含量10%硬质合金三元相图（图4）为例，在1275℃-1325℃温度区间，为固相WC、液相Co和固相Co三相共存区，在此区间内，随合金碳含量增加，液相Co含量急剧增加，而固相Co含量急剧减小；在此温度范围渗碳气氛下，随着碳原子不断渗入合金表层，导致表层液相Co含量比合金内部高得多，使得表层的液相Co向合金内部迁移，最终使得合金表层的名义Co含量低于心部。在随后的冷却过程中，这种合金表层到心部的Co含量梯度得以保存下来。
根据使用的需求，可通过调整渗碳与冷却工艺，在50-5000μm甚至更大尺寸范围内获得贫Co的硬化层梯度硬质合金，图5为含Co6%合金经过渗碳处理后获得的表层Co相成分梯度。
4渗碳法制备矿用梯度硬质合金的应用现状与前景
瑞典山特维克公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首先通过缺碳合金渗碳法制备出心部含η相的梯度硬质合金，目前该方法已用于制备凿岩工具、冲剪工具、拉伸模具以及耐磨零件等要求硬质合金兼有高耐磨性和高韧性的应用场合。例如，瑞典山特维克凿岩工具公司利用这项技术开发出凿岩工具用梯度或双相（DualPhase，简称DP）结构硬质合金牌号系列，目前已开发出3个牌号DP55、DP60和DP65，其耐磨性和韧性均明显优于标准硬质合金。其中DP55牌号硬质合金在给定的耐磨性下具有较高的韧性，DP65牌号合金在给定的韧性下具有较高的耐磨性，DP60牌号合金则具有适中的耐磨性和韧性。采用这种双相结构硬质合金可明显地提高凿岩作业效率并降低总成本。例如，在石灰石隧道钻孔中，采用带DP55圆锥形硬质合金球齿的？准45mm冲击钻头在钻进速度1.96m/min下的平均寿命达3121m，而标准硬质合金球齿钻头的钻进速度和平均寿命则分别为1.48m/min和1000m。用DP60较重负荷球齿钻头在石英矿岩上凿孔时，其寿命为83m，而标准硬质合金球齿钻头的寿命只有53m。带韧性牌号DP55圆锥形球齿的钻头与球形或普通嵌入式钻头相比，其钻进速度约提高20%。目前该公司生产的硬质合金凿岩工具中已有30%～40%采用这种双相结构硬质合金制造的球齿，但市场对该产品的性价比优势仍存疑虑。
犹他州大学房志刚教授发明的低碳合金渗碳法制备梯度硬质合金，已通过和有关单位合作进入小批量生产和现场试用阶段。已有的试验结果表明，石油钻头和潜孔钻头采用低碳合金渗碳法制备的梯度合金齿，能提高钻头使用寿命20-30%。和缺碳合金渗碳法相比，此方法的优势在于，由于合金心部不含η相，避免了因η相存在而导致的产品使用性能不稳定问题，因而特别适用于对产品使用稳定性要求很高的石油钻井钻头。
与其它方法相比，渗碳法制备梯度结构硬度合金具有一些明显的优点，诸如制得的梯度结构硬质合金在耐磨性和韧性方面明显优于标准硬质合金及用其它方法制得的梯度硬质合金，并且可根据使用的要求在合金的不同部位赋予不同的耐磨性和韧性的组合。因此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工艺上的灵活性和应用上的广泛性。
我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先后有自贡硬质合金厂、株洲硬质合金厂、中南工业大学粉末冶金研究所、江钻股份等单位都对梯度硬质合金的制备工艺、原理进行了研究，对梯度合金的生产原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因为投入和装备等条件的限制，未能解决工艺的稳定性、重复性、生产成本等问题，没有实现批量生产和应用。
随着世界硬质合金生产重心向国内转移，以及国际国内硬质合金技术交流的加强，我国矿用梯度硬质合金制备技术和应用必然会在近年取得突破性进展。
5结论
在多种梯度硬质合金制备方法中，渗碳法是最有应用前景的一种。目前相继发明了缺碳合金渗碳法和低碳合金渗碳法。缺碳合金渗碳法制备的梯度硬质合金已在采矿工具中取得实际应用，但较低的性价比是限制其市场前景的主要原因。低碳合金渗碳法制备的梯度合金，因心部不含η相，有更稳定的使用性能，在石油钻头和采矿工具中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余立新，胡惠勇.世界硬质合金材料技术新进展[J].硬质合金，2006（23），1：46-50.
[2]刘咏，羊建高.梯度与新型结构硬质合金[M].中南大学出版社，2010.12.
[3]JunGuo，ZhigangZakFang，PengFan，etal.KineticsoftheformationofmetalbindergradientinWC-Cobycarbondiffusioninducedliquidmigration[J].ActaMaterialia2011（59）：4719-4731.
[4]美国专利US4743515[Z].
[5]美国专利US5401461[Z].
[6]美国专利US5856626[Z].
双碳的定义范文篇2
关键词：资源型转型低碳化
吕梁市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发展主要依托的是矿产资源优势。在国家高碳产业低碳发展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吕梁市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研发高新技术、在高碳产业低碳发展的战略转型中，取得了一定效果。对此，笔者选择辖区煤炭、化工、焦炭、电力四大行业36户企业进行了深入调查。
一、发展方式
（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吕梁市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探索高碳产业低碳发展的新路子。如：交城义望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用废弃的煤矸石作原料，经过脱硫后发成了电；电厂的余热供居民使用；电厂排放出来的粉煤灰经过处理，制成了高强度的空心砖；铁合金冶炼电炉每天产生的180吨炉渣水淬全部进入水泥厂制成了水泥；循环废水集中以后供给铁合金厂用于冲水渣和喷洒煤矸石，电炉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压块回炉提高金属元素的有效利用；硅铁电炉中的粉尘回收用于建筑行业。
（二）注重研发、采用高新技术
吕梁市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低层次扩张，注重研发、采用高新技术，以少量碳排放赢取更多产品附加值的实现。如：孝义市天章铝业有限公司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新型竖式预热器（中信重机的专利产品）回转窑，取代落后的中空回转窑，并采用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新技术――大室大灰斗长袋脉冲除尘技术（中冶集团专利产品）和高浓度煤粉袋式捕集技术，吨熟料耗煤降低为140kg标准煤，粉尘排放浓度小于10mg/Nm3，真正解决了安全防尘问题和高效节能问题，成为国内同行业中唯一一家真正能够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的企业。
（三）主动探索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吕梁市主动探索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拓展低碳化发展新路。如：英国气侯变化资本集团与辖区交城县政府签订3亿欧元的清洁发展合作协议，购买交城县经济开发区内8家企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首开我省CDM（清洁发展机制）国际合作的先河，加快了园区循环经济发展。
二、政策、资金支持情况
（一）政府对高碳产业低碳发展的支持
1、财政补贴。如交口县人民政府积极鼓励焦化企业利用煤气集中供热，通过税、费减免，政府利用煤炭发展基金投资公用事业来支持集中供热等方式促成此项工作，从2012年到现在共减免税、费约3200万元，投入资金约6000余万元，利用财政资金对煤气集中供热企业供热每平米补助0.5元。
2、税收支持。如：交城夏家营生态工业园区，规模以上企业29户，是以煤焦、化工、冶炼、机械铸造、建材为特色的符合工业生态系统的工业产业集聚区。交城县财政以2004年底的园区税收为基数，每年新增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30%用于园区开发建设，支持循环经济发展。
（二）金融对高碳产业低碳发展的支持
1、汾阳市政府、人民银行联合出台了《汾阳市三泉工业园区“双千双百”项目金融服务指导意见》，为区内各企业获得金融支持提供便利，2012年，对工业园区内15个项目，获得信贷支持15亿元，其中用于高碳产业低碳发展的煤焦化项目就占到7项，占到全部贷款的65%，一年可节约标准煤100余万吨。
2、出台相关信贷政策支持低碳产业发展。吕梁市各金融机构通过实施“绿色信贷”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健康发展。如：2009年12月，人民银行汾阳支行、汾阳市银监办《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汾阳市“双千双百”项目建设的实施办法》，明确辖内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加大绿色信贷和对重点产业的支持力度。文水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台支持农民发展沼气的相关信贷政策，每家农户修建一个沼气池，县财政补助800元，当地信用社贷款1000元预以支持，到2012年年底共发放支持沼气贷款46.3万元。
三、实施效果
（一）有序推进了煤层气、天然气、焦炉煤气、煤制气“四气”产业一体化、集约化发展
如：山西大土河煤焦有限公司富家堰煤矿，年产原煤120万吨，2009年投资2000万元开工建设了煤矿瓦斯发电站，利用井下抽放的瓦斯发电，发出的电直接供煤矿生产。据统计，每年可消耗瓦斯9.8万吨，直接经济效益5000万元，减排二氧化碳20万吨。
（二）增加森林碳汇
吕梁积极采取措施，增加森林碳汇储备。通过重点抓好通道绿化、平原农田林网绿化、重点景区绿化、经济林覆盖、城郊森林公园建设、矿区植被恢复等六大造林绿化工程，构建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最大限度增加了碳汇储备。如：交城县2012年投资4200万元，栽植各类绿化树种380万株，守成退耕还林0.9万亩，天然林保护工程1.07万亩。孝义市以煤补林，增强碳汇能力，新投6000万元用于城乡造林绿化，造林8.6万亩，植树495万株，城市绿地率达到38%、绿化覆盖率达到43%。
（三）企业开始从低碳发展中取得了收益
如：吕梁市于2009年7月，在北京成立了全国首家“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积极组织山西吕梁CDM项目的对接，促成了山西亚通焦煤集团与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DM项目购碳协议的正式签署。该协议购买的减排量由山西亚通“2×12MW清洁型热回收焦炉余热发电”项目产生，预计每年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量15万吨，为企业带来上千万元的减排收益，成为吕梁市推进清洁发展战略的新突破。
双碳的定义范文篇3
关键词：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策略
全球气候变暖，“低碳”生态环境的建立成为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2007年APEC会议上，主席提出了要发展低碳经济；2009年，国务院强调要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点，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2009城市发展和规划国际会议”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博士提出建设“低碳生态城市”，他将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这两个关联度高、交叉性强的发展理念相结合，提出要把低碳城市和生态目标相结合，走自己发展的模模，建立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低碳生态城市。到2011年，已经有许多大中小城市（如江西南昌、深圳等）打出建设低碳生态城市的口号，这些种种都说明了在全球低碳时代，低碳生态型是城市规划建设必须走的道路。
一、低碳生态城市的内涵
“低碳城市”（Low-carbonCity）是指以“低碳经济”为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以“低碳社会”为城市社会发展样本和发展蓝图，以“低碳生活”为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导向的城市。实质上“低碳城市”是低碳经济理念、低碳社会理念、低碳生活理念在城市发展中的实际运用。生态城市的概念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升华而提出来的，它不仅反映了人类谋求自身发展的意愿，最重要的是体现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更加丰富的规律的认识。正如美国著名生态城市研究者R•White(2009)所指出的那样：生态城市是一种不耗竭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和不破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为人类居住者提供可接受的生活标准的城市。
“生态城市”与“低碳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一座生态城市必然首先是低碳的，但是生态城市涵盖的范围要大于低碳城市，它是更为综合、更高更长远的目标。当然在当前的低碳时代，“低碳”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生态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和需要优先突破的领域。
二、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策略――将生态环境承载力引入规划建设中
1、生态环境承载力与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关系分析
①目标的一致性
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目标是使城市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生态环境承载力本质上是使城市在保持城市自然系统可持续的基础上发展，因此，生态环境承载力是使城市得到“长治久安”延续的根本保证。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是人类营造栖息环境的阶段（当然这一行为可能是迄今为止最适合城市、并具有相当高的可行性的行为）；而生态环境承载力对城市发展的制约和限制作用则更为长久。在目标层面上而言，尽管生态环境承载力与低碳城市规划建设在语义上具有不同的内涵，但两者在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这一目标的一致性，使得我们建构融合两者的城市规划体系的思考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②效应的双向性
低碳生态城市规划与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对城市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种意义又使其对城市发展具有广泛、深刻的“效应性”，即对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和作用。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人们的正确的主观意志可使这种效应具有积极、正面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这种效应完全可能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当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出现偏差时――这正是低碳生态城市效应的双向性表现。与之类似，由生态环境承载力概念可见，生态环境承载力具有明显的功能属性，其至少具有支撑、保障、调控城市生态环境状况及运行等正面作用和功能；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正面效应的另一面，则可以理解为，当坚持城市规划建设在生态环境承载力阈值下进行时，后者对城市发展速度、规模等的限制和制约。显然，这种效应与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时出现偏差时纯粹的负面效应有较大的本质区别。但是，生态环境承载力促进城市发展的功能属性，以及“限制”城市发展的作用（尽管这种限制在长远意义上对城市有利）还是使其具有了明显的“双向效应”特征。而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所共同具有的“效应性”的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低碳生态城市及城市可持续发展途径等问题的探索。
2、生态环境承载力视角下的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若干途径
①在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中建立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估制度
生态环境评估在我国已经颁布并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有所体现，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是对拟议中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但是这一规定只是重点控制，局限在工程项目上，并未在城市整体层面建立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估制度。
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估对城市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1）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城市发展的背景条件之一，它影响和制约了城市土地利用的方式以及强度。（2）生态环境承载力对该地域人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当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较高，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及强度可能较大；反之，当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较低，则人的活动的自由度及强度可能受到限制。（3）城市发展受生态环境承载力制约，要将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所有组成部分都作为城市发展的参照因素，如有所遗漏，则意味着城市发展有可能遗留隐患。以上说明，掌握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动态、特征及趋势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估制度是城市生态化建设评价的法定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体现。低碳生态城市规划规划需要具有全局层面和意义的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估信息作为规划的重要依据。缺乏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估的信息，漠视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重要性，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将缺乏目标，并可能因此步入歧途。具体从事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估，可依据不同的城市发展目标与评估需要，构建各具特色的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估模型。评估模型建立后应定期对城市区域进行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指导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方面面。
②将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与低碳生态城市规划指标体系融为一体
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是实现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目标的具体化工作之一。其功能具有多重性，既可对城市发展的生态化水平进行评价及测度，又可作为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目标及建设目标的分解之用，使之具体化、实际化和阶段化。低碳生态城市的指标体系从构成内容上，可以分解为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结构、效率、公平等指标；在阶段上可以分成近期、中期、远期指标；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方面可以分成初级、过渡、高级阶段等指标；在功能或服务对象上包括低碳生态城市测度及评价指标、规划指标、规划标准指标；在指标体系来源上可分成国际性组织指标、部级指标、城市级指标等。
生态环境承载力可以按照其构成元素，从资源承载力、社会经济承载力和污染承载力（环境容量）等几方面分别构建。从类型上，生态环境承载力有综合承载力指标和专项承载力指标等数种类型。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明确和清晰地反映了其现状特征、问题、水平，可以作为对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调控的重要依据。
③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应加强碳汇系统建设，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
碳汇系统是指存在于地球圈中的具有储碳作用和效应的生态系统，包括植被（含森林、草地、农田）、水体、湿地等等。城市碳汇系统是指城市建成区或规划区范围内，以各种类型的碳汇组分构成的具有碳汇功能的整体。从内涵上归纳，城市碳汇系统具有生态、空间和社会等多种效应。从这种意义上来解释城市碳汇系统，可以将其定义为：在城市空间环境内，以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的、能发挥生态平衡功能，且其对城市生态、景观和居民休闲生活有积极作用、绿化环境较好的区域。
低碳生态城市的规划目标之一为去碳化(decarbonization)，去碳化的重要方式是采用低碳能源甚至无碳能源，以减少碳排放；同时，还包括加强城市的碳汇系统建设。作为城市中的自然生态空间的构成要素，碳汇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态”（绿色空间）的外在体现。一般来说，生态城镇的绿色空间不应低于总面积的40%。可以通过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估测，结合城市产业构成、污染强度等推算出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所需的碳汇空间比例。更重要的是，低碳生态城市规划通过加强城市碳汇系统的建设，将有效地提高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的水平，并因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居民美好生活的标准。
三、结束语
总之，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是大势所趋，但“低碳生态”城市规划是一项范围广、时间长、新兴复杂、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它的一些新型的理念有悖于传统的城市规划理念，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因此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不同领域的科研合作，因地制宜，更灵活更有效地规划“低碳生态”城市。
参考文献：
双碳的定义范文篇4
doi:10.3969/j.issn.1003-1383.2011.05.051
情感(心境)障碍，是以情感或心境异常改变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精神障碍，伴有与异常心境相应的认知、行为、心理生理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改变或紊乱［1］。按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在这组疾病中，主要包括躁狂发作(F30)、双相障碍(F31)和抑郁发作(F32)［2］。
富马酸喹硫平(quetiapinefumarate,QTP)属于二苯氮并噻氮卓类衍生物，化学结构与药理学特性与氯氮平较相似［3］,是继氯氮平、利培酮和奥氮平之后的一类新型抗精神病药物。因其可阻断中枢多巴胺D2和5-HT5受体，临床上普遍用于治疗各型精神分裂症和急性双相躁狂等症［4］。现就该药治疗进展综述如下。
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治疗
双相障碍包括了躁狂发作、抑郁发作和混合性发作，主要以躁狂症状与抑郁症状交替出现。相应的治疗方法主要使用心境稳定剂，即锂盐或丙戊酸钠，或加用电休克治疗，伴有精神症状的相应加用抗精神病药物。
严保平等［5］为观察喹硫平治疗躁狂发作效果，将64例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患者分为单药治疗组(32例)和联合治疗组(32例)，单药治疗组采用喹硫平口服，起始剂量为100mg/d，1周内加量至400mg/d，之后视病情调整剂量，剂量范围400~800mg/d，分早、晚2次口服。联合治疗组除喹硫平外加服碳酸锂片，超始剂量为500mg/d，之后视病情调整剂量，最大剂量2000mg/d，并保证血清锂浓度在0.8~1.2mmol/L之间。疗效判定采用杨氏躁狂量表(YMRS)及临床大体印象量表(CGI)，于治疗前及治疗第1、2、3、4周末各评定1次，采用不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不良反应。结果在第4周末单药治疗组痊愈率为83.9%，有效率为93.5%；联合治疗组痊愈率为83.3%，有效率为93.3%。在痊愈率和有效率方面比较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YMRS量表评分在第1、2、3、4周末进行，结果两组组间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TESS比较方面，单药治疗组不良反应明显少于联合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39,P＜0.05)。作者认为，喹硫平无论是单药治疗躁狂发作，还是联合碳酸锂治疗，均起效迅速，快速缓解症状，疗效肯定。
徐丽珍等［6］将100例双相障碍躁狂患者分为喹硫平组(50例)和氯氮平组(50例)，以“倍克-拉范森躁狂量表(BRMS)”≥22评分，两组在平均病程和BRMS评分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喹硫平组采用口服喹硫平+碳酸锂，氯氮平组24例为氯氮平+碳酸锂、26例氯氮平+丙戊酸钠，于治疗第4周末进行BRMS评分比较。结果喹硫平组和氯氮平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疗效比较喹硫平组痊愈率为86%，氯氮平组为82%，两组比较亦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在不良反应方面，喹硫平组大于10%的不良反应为心动过速和性低血压，氯氮平组除了上述2项外，还包括活动减少、嗜睡、便秘、头晕、体重增加。喹硫平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少于氯氮平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作者认为，喹硫平或氯氮平联合碳酸锂或丙戊酸钠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均显效快、疗效显著，但使用喹硫平者不良反应明显减少，安全性高，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患者的依从性好。
张智勇［7］把80例确诊为双相躁狂患者随机分为联合治疗组(40例)和单药治疗组(40例)，单药治疗组只采用富马酸喹硫平2次/d，起始剂量100mg/,逐渐增加剂量至500~800mg/d。联合治疗组在富马酸喹硫平的基础上加用碳酸锂，富马酸喹硫平逐渐增加剂量至300~600mg/d,碳酸锂初始剂量500mg/d,逐渐增加剂量至1000~1250mg/d。治疗期间禁止使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用YMRS量表、BRMS量表、TESS量表进行疗效和药物副作用评定。
结果
治疗4周末和8周末，YMRS量表和BRMS量表均显示联合治疗组优于单药治疗组(P＜0.05),而TESS显示两组不良反应无显著性差异(P＞0.05)。作者认为，喹硫平联合碳酸锂治疗双相躁狂有更好的疗效，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弥补对方的缺陷，不但提高了疗效，而且有效控制了临床用安全，值得广泛推广。
王伟［8］比较了喹硫平联合丙戊酸钠与改良电痉挛治疗(MECT)对双相障碍急性躁狂发作的疗效及安全性。将58例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患者随机分为联合用药组(30例)和MECT组(28例)，联合用药组喹硫平使用剂量300~700mg/d,丙戊酸钠使用剂量600~1200mg/d，疗程4周。MECT每周一、三、五上午治疗，12次为1个疗程，采用YMRS量表进行疗效评定。于第4周末比较，联合用药组有效率为80%，MECT组为82.1%，两组有效率差异无显著性(P＞0.05)。不良反应率联合用药组为40%(12/30)，MECT组为39.9%(11/28)，相比较亦无显著性差异(P＞0.05)。指出，喹硫平联合丙戊酸钠与MECT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有效率均等，且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两组疗效相当，且耐受性较好，显示两种方法治疗双相障碍躁狂发作均安全有效。
单一躁狂发作的治疗
单一躁狂发作是以心境高涨为主，与其处境不相称，临床症状主要以持续的躁狂为主要表现，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治疗以稳定心境为主，辅以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
唐春光等［9］将60例躁狂发作或混合型躁狂发作患者随机分为喹硫平组(30例)和氯氮平组(30例)，两组均合用碳酸锂。喹硫平平均用量(475.6±73.8)mg/d，氯氮平为(257.2±40.6)mg/d，碳酸锂为(1.07±0.21)g/d，于治疗第1、2、4、6周末采用BRMS量表评定疗效和TESS量表评定不良反应。结果BRMS显示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有效率分别为93.3%和90%，亦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TESS评定方面，喹硫平组少于氯氮平组，且有显著性差异(P＜0.05)。作者指出，在合并使用碳酸锂的基础上，喹硫平与氯氮平治疗躁狂发作疗效相近，而不良反应方面则比氯氮平低。
姚继春等［10］将60例躁狂发作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0例，研究组给予喹硫平治疗，对照组给予碳酸锂治疗。研究组口服喹硫平的平均剂量为(532.35±165.68)mg/d,对照组口服碳酸锂平均剂量为(978.47±215.49)mg/d，疗程均为8周。采用BRMS评定临床疗效。结果在治疗第1、2周末，研究组BRMS评分较对照组下降明显且有显著性差异(P＜0.05),提示喹硫平起效快于碳酸锂。治疗第8周末，研究组痊愈16例、显著进步7例、有效3例、无效4例，有效率为87%；对照组痊愈15例、显著进步8例、有效4例、无效3例，有效率为90%。两组有效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不良反应均较轻微。作者经两药比较后认为，喹硫平治疗躁狂发作有效，依从性较高，可作为首选药物应用。
喹硫平治疗的安全性评价
刘林林等［11］为观察喹硫平治疗双相躁狂发作的疗效及安全性，将25例患者随机分为喹硫平单药试验组(13例)和喹硫平合并锂盐对照组(12例)。两组在治疗前均排除：①高热惊厥的抽搐障碍病史。②临床实验室检查结果、心电图结果具有临床意义的偏离；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1.5×109/L;肝功能指标AST或ALT浓度达到或超过正常值上限2倍；促甲状腺激素TSH浓度超过正常值上限的10%；已知糖尿病或空腹血糖超过正常上限。③已知对喹硫平或锂盐不耐受或过敏的病史。④随机当日用喹硫平或锂盐之外的其他抗精神病药或心境稳定剂。⑤随机前28天内接受电休克治疗者。喹硫平起始剂量100mg/d，剂量范围400~800mg/d，碳酸锂剂量范围为500~2000mg/d，根据疗效和安全性调整。疗效判定采用临床总体印象疾病严重度量表-双相障碍版(CGI-BP)，YMRS量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于治疗第1、2、3、4周末分别评定一次。不良事件采用终点时的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血生化、尿液检查和心电图检查。结果两组的YMRS和PANSS的得分随着治疗时间而逐渐下降，且互相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CGI-BP在非常明显改善和明显改善比较中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安全性评价，生命体征、实验室检查及心电图检查提示，两组均未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总体上，实验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作者认为，喹硫平单药短期治疗双相障碍急性发作的疗效相当于联合锂盐，但安全性更高，可作为双相障碍急性发作的单药用药选择之一。
李爱凤等［12］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单次躁狂发作患者23例、反复躁狂发作患者11例、双相障碍躁狂发作患者35例，共69例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34例)采用喹硫平+碳酸锂治疗，对照组(35例)采用氯氮平+碳酸锂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1、2、4、6周末采用BRMS量表和TESS量表进行疗效和不良反应评定。评定结果显示，研究组于治疗结束时喹硫平用量为(482.35±79.66)mg/d,碳酸锂为(1294.12±179.12)mg/d,平均治疗周期(13.29±5.14)天；对照组氯氮平用量为(241.43±79.51)mg/d,碳酸锂为(1235.71±170.89)mg/d,平均治疗周期(14.77±6.03)天，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的各周末BRMS评分及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TESS量表评分结果为研究组锥体外系反应发生率稍高，但出现的不良反应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该研究显示，喹硫平联合碳酸锂治疗躁狂发作疗效肯定，对躁狂患者的兴奋、激惹、攻击、话多等精神症状有明显改善作用，在治疗第6周末临床总有效率达94.1%。作者认为，喹硫平作为一种非典型性抗精神病药，能有效治疗躁狂发作，短期应用具有疗效肯定、起效较快、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服用方便及依从性好等特点。
刘传军等［13］采用喹硫平与氯丙嗪合并丙戊酸钠进行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对照观察。喹硫平组共51例，氯丙嗪组(合并使用丙戊酸钠组)43例，病程均≤3年。采用BRMS量表和TESS量表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第1、2、4和6周末时进行评定。结果两组在治疗第1~6周末BRMS总分的减分率差异无显著性(P＞0.05)。而在不良反应方面，喹硫平组的锥体外系不良反应中的震颤、扭转痉挛和静坐不能，抗胆碱能不良反应中的口干、视物模糊，以及活动减少、头晕等均少于氯丙嗪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作者也认为，喹硫平在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疗效肯定，不良反应较少，安全性高，依从性好，适合临床使用。
富马酸喹硫平对双相障碍临床疗效研究已显示对躁狂发作疗效显著，2004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该药作为双相躁狂发作单一或合并心境稳定剂临床应用许可［14］。目前在国内所进行的喹硫平单一用药或联合用药治疗躁狂发作更多的是进行临床疗效方面的研究，而药物的作用由此产生的有关催乳素、血糖、血脂水平等未有详细的实验室检测和记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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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FDA批准喹硫平用于双相精神障碍的维持治疗［J］.药学进展,2008,32(7):334.
双碳的定义范文篇5
（一）碳金融理念研究
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应对的商讨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伊始，历经《哥本哈根协定》草拟、《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签署等国际商讨协作活动。国际上主要关注内容为限定参与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碳排放权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市场实践活动。广义的碳金融市场主要包括绿色金融服务和聚焦降低温室其他排放的其他投融资项目。在全球经济体实践过程中，碳金融市场又可划分出三类参与主体：满足碳排放配额/减排限制而购买排放量的交易型金融；基于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而出现的投机型金融；服务于碳排放、低碳项目等的定价评级、保险咨询等中介型金融。我国碳金融市场随着国家“双碳”政策推行获得了加速发展，已建立各省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快规模化绿色信贷投放，并推出绿色债券、基金和保险等金融创新产品。值得注意的是，碳金融市场作为新兴领域，存在自身定价波动性高、市场联动不成熟、易受到欧元汇率等国际因素影响的特点，需要国家监管机构和相关参与主体进一步研究适应。
（二）国际碳金融市场现状概述
国际上碳金融市场发展较为迅速，根据机构统计，2022年全球碳金融市场交易规模已经超过600亿美元。市场交易机制自《京都议定书》提出的基础三类（国际排放贸易-IET、清洁发展机制-IET、联合履约机制-JI）已发展成为涵盖整条碳排放产业链的多领域交易形式。在欧美、东亚等地区已建成诸如欧盟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韩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交易所和交易平台。市场参与主体方面，主要包括负责低碳项目开发、专项资金供给和技术研发咨询的供给者，撮合交易的交易商、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等媒介方，计划内限额排放与计划外自愿购买排放量的最终使用者以及国际合作组织和行业自律组织等监管者。市场交易产品方面，主要可分为碳排放权原生产品和附属衍生产品两大类，具体包括碳排放配额交易远期、期权、绿色基金、绿色债券、交付保证、套利工具等。
（三）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与政策引领
我国作为全球碳排放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11年，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关于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求，并陆续建立了重点城市试点市场。2022年6月，全国性碳交易中心正式在上海设立，其登记中心设于武汉，并于同年7月正式开市运行。截至2022年12月，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9亿吨，累计成交额超76亿元。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对高效推动形成“双碳‘1+N’”政策体系具有坚实的现实意义。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2022年出台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导，一方面要将低碳发展概念融入顶层设计，统筹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要坚持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推进社会经济模式绿色转型发展。研究表明，碳金融对经济产业的绿色转型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包括清洁机制发展项目推动资源型产业的低碳化、绿色信贷投入与区域内环境空气质量的正向促进、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对金融机构经营提效的耦合机制等方面。此外，碳金融政策离不开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具体产品服务，这当中又以绿色信贷为主。据统计，截至2022年末我国18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绿色贷款余额超过11万亿元，实现同比增长，其中作为国有大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单行实现绿色融资规模2.48万亿元，领先国内同业。作为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重要参与主体，商业银行既承接低碳发展的资金需求，又承担社会居民的财富管理责任。提升两者之间的关联效率不仅符合金融机构自身发展需求，更是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实现社会经济有序持续发展的切实需要。
二、金融机构在碳金融市场中的参与方式
（一）财富管理业务与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我国财富管理市场自改革开放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现阶段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成为全球财富管理实践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相关机构预测，我国财富管理市场近年将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2025年整体体量将达到25~50万亿美元规模。伴随着市场的高速发展，我国适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和引导政策，包括资管新规产品净值化、绿色金融、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数字经济融入实体产业等指导性战略。面对市场蓝海和政策要求，商业银行、券商、信托等金融机构竞相开启自身财富管理业务转型之路，着重强调业务高质量经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耦合。其中，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首位参与方，正从传统的资金融通媒介逐步发展为承接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落实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综合化客户服务平台。金融机构作为社会经济循环和居民财富管理中的主要节点，最终目标是打造开放创新的低碳绿色循环生态，实现财富高效管理与绿色持续发展的多点触联。现代金融机构的经营态势受到数字经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等科技进步的影响，叠加全球疫情冲击、地区动荡等宏观因素影响，已呈现出智能化、线上化、生态化等发展趋势。如何将财富管理业务的包容性与低碳发展的迫切性相结合，成为金融机构助力“双碳”目标，创新绿色金融的破局关键。
（二）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实践
商业银行作为与企业信贷关系最为直接的金融机构，负有天然的助力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引导企业绿色发展的责任。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下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高净值人群中企业家客户占比超过70%。商业银行在以客户为中心的财富管理服务框架下，不断强化内部对私对公业务协同，以私促公，以公联私，推动银行集团内“平台优势”与企业家客户“规模经济”不断融合。以兴业银行为例，在经营中强调“绿色银行”“投资银行”“财富银行”三者有机统一，通过持续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居民收入增加，实现银行业务和社会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引导企业低碳转型发展方面，金融机构自身的产品服务创新亦不可或缺。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相较于欧美成熟同业呈现出种类单一、市场参与者不完善的特点，主流的绿色金融产品为绿色信贷、绿色概念债券和低碳项目投资，尚未出现成体系的间接融资模式和衍生产品交易平台。针对以上问题，央行《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等系列指导文章，着重强调建立绿色金融运行标准，加快绿色产品创新，发展多样化碳金融实践工具。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等商业银行积极响应，结合自身特点先后推出“绿色金融发展规划”“碳账本金融服务”“双碳云签约合作”等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通过整合资产资金端支持与客户产品端创新，成熟金融机构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责任承担得以全面展现。坚持以低碳发展、绿色金融缓解环境问题，引导社会财富合理配置，实现机构和社区的和谐发展成为金融机构未来的发展趋势。麦肯锡等咨询机构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金融机构在大力拓展绿色金融服务的同时，深化同业协作和异业互补，注重消费者体验和权益保护，构建ESG投资策略体系并树立ESG决策理念，能够对关联公司产生积极影响，推动各行业的绿色发展进程。恒生银行通过先行打造银行绿色运营标准、创新绿色金融服务实体、联动社区开展环境保护项目的三重ESG实践活动，为金融同业提供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银行范本。
三、工商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助力碳市场应用
（一）财富管理客户端：持续推动绿色产品创新，优化客户资产配置
工商银行将碳中和碳达峰的战略目标充分融入财富管理业务和产品创新，坚持责任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前瞻性布局绿色发展主题产品，积极挖掘碳市场领域投资机遇，获得市场充分认可。一是持续开展绿色产品创新。公募基金方面，工商银行坚持将可持续、绿色环保作为投资方向，绿色主题基金产品规模持续增长，为投资者创造稳定回报。积极布局绿色发展主题产品，先后成功发行工银新材料新能源基金、工银生态环境基金、工银新能源汽车基金等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股票型投资基金，以及中证180ESGETF产品，为广大投资者创造了长期稳定收益。理财产品方面，探索挖掘碳市场领域投资机遇，充分发挥理财资金直投直拓的优势特点，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引导更多资金服务绿色发展，打造具有工银理财特色的“绿色方案”。通过债券、权益、非标等多种方式共同发力，投资各类绿色资产，覆盖风力发电、光伏设备、新能源电池、绿色交通、低碳转型、生态环保、农林水利、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众多绿色金融相关子行业和细分领域。二是推进绿色产品配置。私人银行是工商银行大财富管理业务创新的重要领域，也是深化绿色金融服务重要阵地。私人银行持续强化与工银理财联动，专属发行了业内首只以“绿色金融”为主题的净值型理财产品，以碳中和多资产指数作为业绩基准开展投资，主要投向以绿色债券和符合绿色金融主题方向的权益类资产，吸引高净值客户资金更多投向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彰显工商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落实低碳转型、绿色金融投资的决心。在配置端，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国家相继出台的一系列相关工作方针及政策，优先投资绩优新能源、环保、低碳等主题明星公募基金或ETF，通过量化策略开展组合管理，在帮助客户把握绿色投资长期机会的同时，更满足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对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贡献的高层次需求，助力私银客户服务国家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弘扬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
（二）企业治理服务端：强化投融资一体化服务，助力绿色产业振兴
双碳的定义范文篇6
摘要：2009年底开始，碳关税政策走向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碳关税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逃避气候变化历史责任、设立贸易壁垒、削弱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优势的手段。碳关税政策将严重破坏国际贸易环境，并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不仅不会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甚至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
关键词：碳关税贸易壁垒对策
一、碳关税的含义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碳关税”=“边境调节税”+“边境调节措施”1，各国具体如何征收碳关税还未最后出台。
目前，对“碳关税”的炒作逐渐升温，但短期推出碳关税的可能性不高，法律基础尚不明确，面临的法律、政治和技术困难较大。
二、碳关税的实质
（一）碳关税是发达国家逃避气候变化历史责任的“恶毒”工具
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通过工业革命改革国内经济、掠夺他国财产，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却也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出的碳关税，不仅无视了其历史责任，更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碳产品才是造成全球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并要求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
（二）碳关税实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
从历史上看，历次大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将出现较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此次金融危机结束后，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由于出口市场的萎缩，为了复苏本国经济、保护国内市场，美国借助全球视野这一新名词，重新炒作平衡全球经济等问题，让碳关税披上“气候”、“公平”的外衣，宣称碳关税是为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节约“可耗尽的自然资源”，费尽心机将保护主义包装成“高尚的壁垒”，以规避WTO规则和国际社会压力。
（三）消费者将成为碳关税的最大受害者
尽管碳关税针对的是国外生产者，但在市场经济下，征收进口碳关税存在负税转移问题。碳关税成本将由出口商转嫁到产品中，引起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从而国内消费者将支付更高价格，成为碳关税的买单者和最大受害者。
三、美国征收碳关税将产生的影响
（一）冲击现有的国际经贸体系
高碳产品主要集中在能源密集型行业，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劳动力，其生产元素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在，一旦对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的高碳产品征收碳关税，将严重增加其减排成本，从而失去该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可能从出口此类产品逆转为进口此类产品。
（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
发展中国家不会屈服于以碳关税为首的一系列气候壁垒的压力，不会认同所谓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更不会甘于让不公平的碳关税强加于自己，任由发达国家从贸易中攫取超额利润，必然进行反击，甚至制定报复性贸易措施。因此，未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互信将更加脆弱，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础进一步削弱，双方分歧对抗加剧，给谈判蒙上阴影。
（三）冲击我国“世界工厂”地位
碳关税虽然针对的是高碳产品，表面上只会对高碳产业造成影响，但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2009年的贸易顺差已经下降34%，2010年前4个月，中国贸易顺差为161.1亿美元，同比下降近八成。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中国制造”将面对国际市场上平均26%的关税，制造业出口将下滑21%，整体出口继续下降约16%。2我国对美国的出口80%属于机电、建材、化工、钢铁、塑料制品等传统高碳产品。
四、中国如何应对美碳关税
（一）降低对出口经济的依赖、扩大内需
2005年以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始终高达60%以上，对美贸易依存度也保持在9%以上。以碳关税为主的气候壁垒和保护主义措施将严重削弱中国的低成本优势，特别令低端出口加工产业遭受打击，尤其是对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产品。2010年，若出口继续减少，而不能同时扩大内需，GDP增速将降至7%。因此，降低对国际出口经济的依赖是保护本国产业的重要一环。
（二）在有关碳关税的谈判中有所作为，防止单边行动
碳关税漏洞百出，我们应当抓住碳关税的不合理、不公平性，在战术上，要坚持“积极有所作为”，维护核心利益，随时做好双边、多边磋商工作，防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在碳关税问题上的单边行动。
（三）与发达国家开展清洁能源合作
清洁能源是21世纪贷来最重要的经济机遇，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上具有领先世界的优势，而中国也提倡绿色经济，因此能效技术的开发、生产和使用有望成为中美之间最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领域。
（四）完善国内减排法规，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虽然我们应当抵制碳关税，但我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减排技术比较落后，产业结构初级化，碳排放量较大。我们要保护环境、积极减排，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高环保行业的经济地位，降低传统高碳排放行业的碳排放量。制定国内的减排法规，还要加大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惩罚行为，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双碳的定义范文
欧盟征收的所谓航空碳税是与其碳排放交易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致力于航空减排的经济手段，但欧盟所采用的总量控制下的碳交易机制与碳税共举的混合手段显示出了当今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运用经济手段的一种趋势，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方面，应当更加重视价格法而不是仅依靠量化法，如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总量控制与税收的混合方法能够将价格法（例如碳税）和量化法（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因此，就当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而言，也许最可信的方法是补充一种带有碳税支持的量化系统一个‘总量控制与税收’（cap-and-tax）系统”。气候问题的全球性和公共性的特点要求，一个有效益的政策应当使区域之间以及国家之间减排的边际成本相等，欧盟航空碳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各航空公司的减排成本相对趋于一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对于国际航空业的减排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欧盟对于航空领域的征税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其合理性依然不能掩盖其不完全税收性质。欧盟碳税是建立在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基础上的，目前欧盟所征收的航空碳税只是向免费配额以外的碳排放进行征税，而并不是对航空业的所有碳排放进行征税，这是否符合环境税收双重红利”的思想还值得商榷。欧盟征收航空碳税的直接后果是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增加，而航空公司是否会将这个成本体现在机票价格中，还不得而知，如果生产者用涨价的办法将这个额外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双重红利’将大部分流失”，这就使得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弊端。
二、欧盟征收航空碳税的合法性质疑
（一）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违反《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航空运输业的减排亦应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制定相应的框架，即航空领域的减排亦应当从发达国家开始实施，而欧盟航空碳税并未根据这一原则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航空运输情况，而是将所有在欧盟区域内起飞和降落的飞机一视同仁都纳入其碳排放交易机制，这一做法显然是共同”而未区别”的。
为了履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3款和第5款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资金和技术，根据上述规定，欧盟致力于国际航空领域的减排，对于发展中国家其应当首先通过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航空领域的减排资金和减排技术，而不是将发展中国家直接纳入其减排体系之中。欧盟航空碳税既是对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的否定，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在履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应承担的主要义务。
（二）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违反《京都议定书》
首先，欧盟航空碳税不符合《京都议定书》解决国际民用航空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则。《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第2款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应分别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作出努力，谋求限制或减少航空和航海舱载燃料产生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的这一规定实际上为解决国际民用航空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基本路径，即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定民用航空减排的框架措施。欧盟未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单边性颁布航空碳税来解决民用航空减排问题，与《京都议定书》的这一规定是相悖的。
其次，欧盟航空碳税不符合《京都议定书》中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规定。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第一承诺期不承担国际上强制减排义务，而《德班决议》所启动的京都第二承诺期，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依旧不承担国际上强制减排义务。但欧盟航空碳税实施的两个阶段是与京都承诺期相吻合的，这一时间内发展中国家是没有强制减排义务的，欧盟航空碳税实质上是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了参与国际强制减排的行列，这一做法严重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第十条中不对未列入附件一的缔约方引入任何新的承诺的规定。
再次，欧盟航空碳税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履约三机制。为了附件一国家更好地履行减排的承诺，《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排放贸易、联合履约、清洁生产三种灵活的履约机制。其中前两种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只有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履约机制。欧盟航空碳税并未从清洁发展机制的角度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因此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也违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三种履约机制。
（三）欧盟征收航空碳税违反《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第一，欧盟航空碳税不符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关于主权的规定。《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气空间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欧盟航空碳税将对在欧盟区域内起飞和降落的航班碳排放进行全程管辖，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除了航线在欧盟区域内的航班外，其他航线的航班飞行都将超出欧盟区域，也就是要经过非欧盟成员国的国家领空进行飞行，而欧盟对在飞越其他国家领空的碳排放进行管辖是对航班飞行途径国家主权的侵犯。
第二，欧盟航空碳税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飞经公海的规定相冲突。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12条的规定，在公海上空，有效的规则应为根据本公约制定的规则。但是依据欧盟航空碳税对航班飞行全程碳排放的管辖，对于飞越公海上空的碳排放欧盟也有管辖权，这不就意味着欧盟享有了应当由《芝加哥公约》享有的公海上空的立法权了吗”？
第三，欧盟航空碳税违背《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关于税费的规定。《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24条第一款规定，航空器飞抵、飞离或飞越另一缔约国领土时，在遵守该国海关规章的条件下，应准予暂时免纳关税。一缔约国的航空器在到达另一缔约国领土时所载的燃料、润滑油、零备件、正常设备及机上供应品，在航空器离开该国领土时，如仍留置航空器上，应免纳关税、检验费或类似的国家或地方税款和费用。欧盟航空碳税，在缺乏多边条约或双边条约的前提下，均为《芝加哥公约》所禁止，换言之，欧盟所征收的航空碳排放税缺少国际民航组织宪法的立法依据。
三、中国应对欧盟航空碳税的法律路径
（一）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性立法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措施还是适应性措施，其涉及的领域都相当广泛，这种综合性的特征使得当前我国的任何一部环境立法都无法全方位规制因气候变化所产生的法律问题，这使得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规制显得较为零散，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背景下，我国急需制定一部专门性的《气候变化应对法》来统合当前气候变化对现行环境立法提出的客观要求。专门性的《气候变化应对法》应当是一部框架性的法律，应主要规定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目标与基本原则、管理体制与基本法律制度，以及减缓和适应领域的主要措施等内容。
当前欧盟在征收航空碳税方面之所以占据绝对主动权，从法律的层面讲主要是依据其2008／101／EC号指令，并且该指令在其成员国内都转化成了相应的国内立法。而反观我国的国内立法，正是由于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相对滞后，使得欧盟在决定征收航空碳税后，我国的法律应对显得束手无策。从当前的国际背景和国内需求的双重考虑出发，我国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既是规制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也是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接轨的需要。
（二）加快碳交易制度从政策到法律的进程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我国顺应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发展趋势的重要制度保证，也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在节能减排方面的重要突破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部级正式文件中对国内碳市场进行表态。此外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也都明确将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任务。然而这些都是从政策层面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肯定，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从政策层面到法律层面的转化。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对我国碳排放交易立法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欧盟的碳交易体系相当成熟，一方面我国缺少对于碳排放交易问题的法律规制，二者体系上成熟度的悬殊使得欧盟就此问题有机可乘，我国只有建立起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并将航空运输业纳入本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之中，才能以法律对抗欧盟的做法。在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冲击下，我国碳排放交易立法的步伐似乎应该加速向前。
双碳的定义范文篇8
本文基于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测算了我国1998-2011年的省际CO2排放效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效率达到生产前沿后在投入或产出方面所做出的改动最小。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性以及空间相关性，最后运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平均碳排放效率显著高于内陆省份。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走势相对平稳，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出“U”型曲线的走势，并且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空间自相关Moran’sI
检验显示，省际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而空间LISA图则表明省际碳排放效率不仅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特征，同时也有空间异质性的表现;经济规模、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效率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企业所有制结构以及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有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对于将来中国提高碳排放效率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着重调整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同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加强政府的碳减排工作力度。
关键词碳排放效率;空间计量;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
中图分类号F2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1-0067-11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10
自英国2003年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倡导以来，减少CO2排放量，提高碳排放效率，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中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也做出承诺，到2022年中国单位GDP的CO2排放量将下降40%-45%。鉴于中国自2007年以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减少CO2排放量，提高碳排放效率将会成为中国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目前我国仍然处于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我国能源利用技术和效率普遍低于发达国家，导致我国的CO2排放量居高不下。2012年我国共消费了36.2亿t标准煤的一次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20%，其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高于同期的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仍然是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过多的化石能源消耗排放了大量的CO2，给我国CO2的减排工作带来了较大压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碳排放效率，实现2022年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下降40%-45%的预期目标，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尽管碳排放效率的概念出现已久，但是学术界对此还没有明确性的统一定义。目前大多数学者广泛认定碳排放效率概念是以较少的CO2排放来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和较少的能源消耗。不少学者将碳排放、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评价CO2排放效率的指标，诸如单位能源的CO2排放量、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人均单位GDP的CO2排放量等。尽管碳排放、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三者的关系紧密，但是以上概念均有失偏颇，譬如仅仅将经济发展与CO2排放两者结合，或者是能源消费与CO2排放结合，而三者的关系未能有机的联系起来。也有学者将碳生产率近似看作为碳排放效率，将其定义为单位CO2的GDP产出水平。这个概念尽管重点强调了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割裂了CO2排放与能源消费的内在有机的联系，因此也存在偏差。借鉴以上概念，本着全面性和准确性的原则，从经济学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出发，将CO2排放也作为经济学上的一种产出，本文将碳排放效率定义为在资本、劳动和能源投入不增加的前提下，所能得到的最大经济增长和最少CO2排放。这种典型的投入产出关系，即为碳排放效率。
马大来等：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空间计量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期
1文献回顾
近几年，碳排放效率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目前国外学者对于碳排放效率的研究均集中于方法研究以及衡量指标的确定。KayaandYokobori[1]首先提出了碳生产率概念，定义碳生产率为CO2排放量比上名义GDP。Sun[2]也认为，以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作为衡量碳排放率的指标也是评价一个国家节能减排的重要标准。然而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MielnikandGoldember[3]提出了碳指数概念，具体定义为单位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以此来衡量发展中国家为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贡献。Ang[4]同样把能源消费强度作为碳指数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碳排放绩效。可以看出，无论以GDP作为基础还是以能源消费作为基础，其出发点均立足于CO2排放量，但是以GDP作为基础的碳排放效率指数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因为发达国家的GDP总量普遍较高，而以能源消费作为基础的碳排放效率指数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与其立足于碳排放效率概念的争执，许多学者更注重于碳排放效率的测量方法研究。Zhou、AngandHan[5]以世界CO2排放量最高的18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MCPI指数测量了其碳排放效率，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性分析。ZaimandTaskin[6]、ZofioandPrieto[7]等均以CO2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运用DEA方法对OCDE国家的碳排放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且分析了差异性所在。MarklundandSamakovlis[8]则基于二次方向的距离函数模型，测算了欧盟国家碳排放的减排成本。
国内学者对于碳排放效率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大多数注重测量方法和影响因素的研究。魏梅、曹明福、江金荣[9]利用DEA方法测算了1986-2008年期间我国的省际碳排放效率，发现我国各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具有发散特征，提高碳排放效率关键是要创新碳排放技术。王群伟、周德群等[10]同样利用DEA方法对我国各省1996-2007年的碳排放绩效进行了测量，发现样本期内我国整体的碳排放绩效偏低，并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李涛、傅强[11]基于非意愿变量Ruggiero三阶段模型，测量了我国29个省份1986-2008年期间的碳排放效率，其结果表明，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呈上升的态势，其主要原因来自于结构的改善而非技术上的进步。周五七、聂鸣[12]则基于1998-200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量了中国的省际工业碳排放效率，并分析了其区域差异性和收敛性，结果表明全国和四大经济区域的碳排放效率呈上升的态势，且部分区域只存在条件收敛的趋势。屈小娥[13]对中国1995-2011年的省际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CO2排放效率呈现出较强的省际差异性。程云鹤、齐晓安、汪克亮[14]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对CO2排放效率进行了MCPI指数扩展，并且以此测量了1998-2010年期间我国30个省份工业CO2排放效率，发现我国的工业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且区域分化严重。王思斯[15]则基于SFA方法测算了我国省际CO2排放效率并且估算了其影子价格，发现碳排放平均无效率值为0.162，且影子价格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态势。
以上可以看出，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均将研究对象所在的区域看作是相互独立
的，即相邻区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发生，区域间的信息和资源不存在任何的交换和溢出效
应。但是在现实中，相邻区域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地理空间效应，特别是区域间资源和信
息的流动和交换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碳排放的空间溢出和扩散效应，因此，邻近地区间的碳排
放效率存在着较强的相似性，而距离较远区域的碳排放效率则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是，随
着空间效应的加强，区域间碳排放效率的差异性会有逐渐缩小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区域碳排
放效率有空间相关性的发生。Toblers[16]的地理第一定理也表明，区域间的任何事物都具有
一定的联系性，事物之间的距离越近，其联系度会越大，反之，事物之间的联系度会越小。
基于此，在进行碳排放效率研究时，有必要充分考虑区域之间存在的空间效应问题。
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基于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来测算碳排放效率，有利于提高碳排放效率测算的准确度;其次，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通过建立包含空间效应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提高了模型估算结果的精确度。
2研究方法
2.1碳排放效率测算方法
2.1.1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
本文参考Jahanshahlooetal[17]和Aparicioetal[18]提出的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即通过将L1距离的最小化来确定参考点（或称为生产前沿上的投影点）的效率测算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
假设在n个决策单元的生产体系中，每一个决策单元投入了m个生产要素，并且生产出s1个期望产出和s2个非期望产出。定义向量X=（x1，x2，…，xn）∈Rm×n+，
Yg=（yg1，yg2，…，ygn）∈Rs1×n+，
Yb=（yb1，yb2，…，ybn）∈Rs2×n+
分别为要素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变量。假设DMU0=（x0，yg0，yb0）为将要估算的决策单元，生产的所有可能性集合为Pt（x）={（x，y）∶x能生产y}，Fs（P）为生产可能集上的强有效前沿。
在确定行的L1距离基础上，则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的模型为：
（mSBM）min（∑mi=1s-i0+
∑s1r=1s+r0+
∑s2l=1s-l0）
+M（∑mi=1s-i0+
∑s1r=1s+r0+
∑s2l=1s-l0）
s-i0≥0，i=1，…，m（1）
s+r0≥0，r=1，…，s1
s-l0≥0，l=1，…，s2
max（∑mi=1s-i0+
∑s1r=1s+r0+
∑s2l=1s-l0）
s.t.∑j∈Ecλjxij+s-i0=xi0-s-i0
∑j∈Ecλjygij-s+r0=ygi0+s+r0
（2）
∑j∈Ecλjybij+s-l0=ybi0-s-l0
λj≥0，s-i0≥0，s+r0≥0，s-l0≥0
在式（1）中，
s-i0，s+r0，s-l0，
s-i0，
s+r0，s-l0
为松弛变量，M为取值较大的正数。式（1）和式（2）为一个二层线性规划，这里我们称为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或最小距离的SBM法（mSBM）。之所以称这个规划为mSBM，是基于对SBM模型改良的基础上变动而来，公式（2）如果换成：
min（1-1m
∑mi=1s-i0/xi0
1+1s1+s2（∑s1r=1
s+r0/yr0+
∑s2l=1
s-l0/bl0））
（3）
式（1）和式（3）结合起来就是SBM模型。要使得SBM模型得以实现，则要满足
∑mi=1s-i0/xi0、
∑s1r=1s+r0/yr0、
∑s2l=1s-l0/bl0
等方程的取值越大越好，通常这三个方程的分母均取值为常数，因此只要实现
s-i0，s+r0，s-l0
等松弛变量的取值越大，SBM模型的约束条件式（3）的取值就越小。基于此，可以说SBM模型其实是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大距离法。
本文通过对比举例来说明mSBM模型的优点。表1是一个8个决策单元的生产系统，其中包含三个投入要素（x1，x2，x3）、一个期望产出（y）、一个非期望产出（b），分别使用
SBM和mSBM模型测算其效率值。在每一个决策单元中，第一行为数据的初始值，第二行或第三行中括号前的值是目标值，括号中的值为可改进的百分比。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决策单元C1中，SBM模型里的目标效率要实现最优，其x1、x2、x3和b的数据分别要改进32%、46%、5%和40%才能实现，而mSBM模型里的目标效率实现最优，则只需要x1、x2和y分别改进9%、10%和9%即可。相比较之下，要实现目标函数的最优，mSBM模型里的投入要素和产出结果较SBM模型的改动要小得多。决策单元C4和C8同C1一样，也是如此。
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为实现目标函数最优，无论从生产要素的投入角度，还是从产出角度看，mSBM模型的改进总幅度要比SBM模型要小得多。因此，在现实中，为提高生产效率，需要大量减少投入或大量增加产出，这样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如果以最小的成本更好的配置生产要素的投入，对于政策决策者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
2.1.2碳排放效率函数
基于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来测算CO2的排放效率，必须首先确定投入和产出变量。本文总共有三个投入变量，分别为资本存量（K）、劳动力投入（L）、能源消耗（E）。产出由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两个变量组成，其
中，期望产出为各个省的GDP（y）、非期望产出为各省的CO2排放量（b）。这里给资本（K）、劳动力（L）、能源消耗（E）、GDP（y）和碳排放量（b）等变量分别赋予的权重为1/6，1/6，1/6，1/4和1/4。根据Cooperetal[19]的研究，投入无效率、期望产出无效率和非期望产出无效率的定义分别如下：
投入无效率：IEx=12m∑mi=1
s-i0/xi0（4）
期望产出无效率：IEy=14s1∑s1r=1
sy+r0/yr0（5）
非期望产出无效率：
IEb=14s2∑s2l=1
sb-l0/bl0（6）
其中，s-i0/xi0，sy+r0/yr0，sb-l/bl0分别为变量可改进百分比。
通过公式（4）-（6）计算的无效率值，根据下面的公式我们可以计算碳排放效率。
CTE=1-IEx1+IEy+IEb（7）
2.2空间计量模型
2.2.1空间自相关系数和空间LISA图
省际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着相互的空间效应，主要体现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方面。空间相关性是指临近省份之间存在的碳排放溢出和扩散效应，空间异质性主要指碳排放效率的空间不均匀性，存在碳排放效率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由此导致碳排放效率存在的省际差异性。空间效应可以通过空间自相关系数GlobalMoran’sI指标来表示，定义GlobalMoran’sI[20]表示为：
Moran’sI=
n∑ni=1（xi-x）2
∑ni=1∑nj=1Wij（xi-x）（xj-x）
∑ni=1∑nj=1Wij
（8）
其中：Wij为空间权重矩阵，n为空间单元数目，xi和xj分别为i地区和j地区所考察变
量的观测值，x=（∑ixi）/n为所考察变量观测值的平均值。一般来说，全局Moran’sI的取
值大小在-1和1之间，当Moran’sI的取值为-1时，表明所考察变量具有完全负相关的空间
特性;当Moran’sI的取值为1时，则意味着所考察变量具有完全正相关的空间特性;而
Moran’sI取值为0时，则表明所考察变量不存在空间相关性。Moran’sI取值被测算出来
后，为保证准确性，还要对其显著性进行检验，其检验公式为：
Z=[I-E（I）]VAR（I）（9）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GlobalMoran’sI只是体现观测变量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对于其内部具体的空间分布特征是无法表征的，因此，本文引入了局部空间相关性指标――局部散点图（LISA）进一步明确展示观测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定义LocalMoran’sI[21]的表达公式为：
Moran’sI=
n2∑ni=1（xi-x）2
（xi-x）
∑ni=1∑nj=1Wij（xj-x）
∑ni=1∑nj=1Wij
（10）
2.2.2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误差模型
经典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前提假定是被考察样本的空间均质性和独立同分布性，以及解释变量固定等严格假定的前提。同时普通计量模型在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模拟时，忽略了残差项的空间相关性，导致模型估计结果与实际意义存在较大偏差，因而此时需要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有效解决被考察变量存在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相关性等问题。目前，经典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有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定义空间自回归模型（SAR）[22]为：
y=ρW1y+Xβ+u
u=λW2+ε
ε～N（0，σ2εIn）
（11）
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ρ和λ是空间自回归参数，考察被解释变量自身空间依赖性的大小;W为形式n×n维的空间权重矩阵，目前普遍用0和1的空间邻接矩阵;Wy为空间自回归变量项，ε为随机误差项。
空间误差模型（SEM）[23]为：
y=Xβ+ε
u=λW1ε+μ
ε～N（0，σ2εIn）
（12）
其中，λ为n×1阶空间误差系数，代表了变量残差空间相关性的大小，μ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β为主要模型回归参数，考察了被解释变量X对解释变量y的冲击效应。可以说，SEM模型空间相关性体现在随机误差项的空间误差程度。
3碳排放效率评价及空间相关性分析
3.1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测量碳排放效率需要确定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本文选定的投入变量为资本存量、劳动力和能源消耗，产出变量为GDP和CO2，采用DEA软件进行测算。具体的变量定义为：①资本存量。借鉴单豪杰[24]的研究方法，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每年各省的实际资本存量，测算公式是Ki，t=Ii，t+（1-δ）Ki，t-1，式中Ki，t为i省份第t年的资本存量，Ii，t为i省份第t年的投资，δ为i省份第t年的折旧率。同时，本文以1952年作为基期价格，采用GDP平减指数法对资本存量进行实际价格的换算。②劳动力。借鉴国外大多数学者以就业人员数量来表征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各省年末从业人员来表示。③能源消耗。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三种一次能源的消耗总量，本文采用单位为万吨标准煤的能源折合系数进行统一折算并加总。④GDP。各省当年的实际GDP，将各省当年的名义GDP以GDP平减指数转换成1952年为基期价格的实际GDP。⑤CO2排放量。中国的CO2排放量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过程中化石原料消耗所产生的，大多数均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三种一次能源为基准来估算CO2排放的数量。由于我国没有给出CO2排放量的具体统计数据，因此，本文根据IPCC（2006）指定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二卷（能源）第六章提供的参考方法，CO2排放量通过以下公式予以估算：
CO2=
∑3i=1Ei×NCVi×CEFi×COFi×（44/12）
（13）
其中，CO2是经过公式推算的碳排放数量。i=1，2，3分别代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三种一次能源。E代表能源消耗量，通过对三种一次能源折算加总而得，单位为万吨标准煤。NCV为能源净发热值，CEF为碳排放系数，COF为碳氧化因子，44和12分别为CO2和碳的分子量。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98-2011年期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严重，因此予以剔除，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地方统计年鉴。
3.2省际平均碳排放效率及区域差异性分析
基于公式（1）-公式（7），经过软件DEA运行后，表2给出了中国30个省份1998-2011年期间的省际平均碳排放效率。从表3可以看出，仅有辽宁、上海和云南三个省份的平均碳排放效率处于生产前沿，其余省份的平均碳排放效率均未能处于生产前沿。从各省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值来看，排在前五位的省份依次是上海、云南、辽宁、天津和福建，其平均碳排放效率均超过了0.9;排名倒数后五位的省份依次是宁夏、内蒙古、新疆、陕西和贵州各省的平均碳排放效率均未超过0.6。由此可见，我国省际碳排放平均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碳排放效率高的省份大多数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碳排放效率低的省份则主要分布在中国内陆地区。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位于中国西部地区云南省份的平均碳排放效率一直处于生产的前沿，与云南本身以农业为主且工业化程度一直较低有很大的关系。
图1显示了全国及三大经济区域1998-2011年的碳排放效率趋势。可以看出，全国及三大经济区域的碳排放效率变动趋势基本大体一致。除了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保持基本平稳外，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均呈现出“U”型曲线的走势，1998-2003年的碳排放效率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2004-2007年则呈现出比较平稳的低
水平走势，2008年以后则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区域碳排放效率出现以上走势的原因是，1998-2003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过热，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全国碳排放的大量增加，因此这一时期全国和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均出现下降的趋势;2004-2007年期间，我
国经济增长趋于平稳，政府也开始认识到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性，开始着手进行CO2的减排工作，因而此时全国及和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表现相对平稳;2008年以后，我国进一步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约束性目标，2010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量较2005年要减少20%，与此同时，全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工业结构调整，政府对节能减排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此时碳排放效率出现上升的趋势。从三大经济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值来看，区域分化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值达到0.8873，大大高于全国0.7432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6497和0.6520，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环境倒“U”曲线（KFC）表明，工业化初期，环境污染的程度伴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后工业化时期，环境污染的程度伴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图1也印证了这个经济学原理，经济发达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明显高于经济落后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3.3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根据式（8）-式（9），所用空间权重矩阵为空间邻接矩阵的基础上，经过操作Geoda软
件，测算出中国1998-2011年省际碳排放效率的GlobalMoran’sI数值，具体结果见表3。
可以看出，碳排放效率GlobalMoran’sI在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的基础上均为正值，且
Moran’sI值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这充分验证了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表现出较
强的正相关性特征，可见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变迁受到空间相关性因素的重要影响。碳排
放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不是表现出随机分布的特征，而是具有较强的空间聚集性，即具有
相似碳排放效率的区域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群特征。基于此，在对省际碳排放效率进行研究
时应该充分重视区域间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
图2给出了中国1998-2011年期间各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平均值的LISA图，可以看出，中国邻近各省份之间的
碳排放效率表现出了较强的空间相似性。其中H-H（高-高）象限是指那些自身具有较高碳排放效率水平，同时周围邻近省份碳排放效率也比较高的省份。基于空间滞后指标，可以看出省际碳排放效率存在的空间依赖性。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海南、广东等十个东部沿海的省份位于H-H象限，占全部统计单元的33.33%;L-H（低-高）象限是指那些自身碳排放效率较低而空间滞后值较高的省份，位于L-H象限的省份有贵州、江西、吉林、安徽等四个省份，占全部统计单元的
13.33%;L-L（低-低）象限主要包括那些自身碳排放效率较低而空间滞后值较低的省份，位于L-L象限的省份有山西、黑龙江、广西、四川、内蒙古、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十三个省份，占全部统计单元的43.33%;位于H-L（高-低）象限的则主要是自身碳排放效率较高而空间滞后值较低的省份，仅包括辽宁、重庆和云南等省份，占全部统计单元的10%。其中位于H-H象限与L-L现象，具有相似空间自相关性的省份共占76.66%，而位于L-H象限与H-L象限，具有不同空间自相关性的省份仅占23.33%。由此可见，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在空间相关性上，不仅存在着空间依赖性的特征，也有空间异质性的表现。
4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经济发展和碳排放效率存在内在的重要联系，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通过四种不同机制影响碳排放效率。第一，经济规模效应：经济规模的扩大需要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CO2排放量随之也会增多，对应的碳排放效率会出现下降的局面[25]。第二，产业结构效应：随着产业结构变动，特别是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上升会导致碳排放量的下降，由此将导致碳排放效率会上升[26]。第三，工业结构效应：轻工业较之重工业碳排放更少，因此，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将会对碳排放效率提升产生负面的影响[27]。第四，能源消费结构效应：相比较水能，风能等绿色能源，中国以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为主，且利用率较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会对碳排放效率提升产生不利的影响[28]。除此之外，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可以使中国引进国外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从而有助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减少CO2的排放量[29]。Ang[4]指出地区能源强度与碳排放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控制能源强度对于CO2的减排工作有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控制能源强度和提升碳减排能力的影响因素是制度因素（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政府的干预力量。基于此，我们把制度因素和政府干预也列为影响碳排放效率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工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水平、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政府干预等七个方面考察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省际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上文对碳排放效率的空间相关性
检验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假如模型的回归估计未能将这一点考虑在内，则可能造成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因而为保证模型回归结果的精确性，有必要将空
间效应因素充分考虑在内。因为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来自于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因
而在模型的回归过程中需要对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做出选择，前者指个体效应对回归变量具
有重要的影响，后者则指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由于本文是从个体效应的角度出发进行
的实证研究，因此模型的最好选择是固定效应而非随机效应。
根据公式（11）和公式（12），本文建立的包含空间效应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CTEi，t=αi+φt+β1GDPi，t+β2INDi，t+β3STRi，t+β4ECSi，t+β5OPLi，t+β6COSi，t+β7GOVi，t+
δ∑jWij（CTEi，t）+μi，t（14）
μi，t=λ∑jWij*ui，t+εi，t
该模型为普通的空间固定效应模型，δ和λ分别代表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若δ取值是0，则该模型变为空间误差模型（SEM），若λ的取值是0，则该模型转换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αi和φt分别用来表示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CTEi，t表示第i省份第t年的碳排放效率。GDPi，t代表经济规模，以第i省份第t年的名义GDP的自然对数来表示，用来反映经济规模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作用。INDit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STRi，t代表工业结构，用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ECSi，t代表能源消费结构，用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来表示;OPLi，t代表对外开放水平，用各省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COSi，t代表企业所有制结构，用各省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GOVi，t代表政府干预，用各省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基于数据采集过程中可获性和全面性的考虑，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最终本文选
择的样本来自1998-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具体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
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统计年鉴。
5实证结果及解释
5.1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结果与空间相关性检验
首先将模型（14）纳入到普通的面板数据回归之中，并用Matlab7.11软件检验模型残差
项的空间相关性是否显著，其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表4同时给出了混合模型、地区固定
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通过对检验数据的比较，
由此来说明控制固定效应对于提高模型估计精确度的重要性。
由表4可以看出，混合模型中拟合优度的判定系数为0.4289，加入空间固定效应后，
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判定系数增至0.9353，而同时加入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后，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中的判定系数进一步增大为0.9418。通过比较可知，双向固定模型较其他三个模
型的判定系数最大，因此，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度最好。再分别对四个模型的对数似然
函数值比较可知，混合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仅为260.9490，加入空间和时间固
定效应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增大为740.6429，同样为四个模
型中最大。同时，双效固定效应模型的DW值为2.0252，同样也为四个模型中最大。这充
分表明，与其他三个模型相比较，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最优，因而本文采用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的计量结
果来解释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实证研究。
表4下半部分给出了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LMlag值为
15.5011，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LMerr值为17.2973，同样了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充分表明，普通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存在残差的空间相关性。同时在双向固定模型中，LMerr的统计量大于LMlag，因此相比较之下，空间误差模型是本文空间计量模型更好的选择。
5.2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
通过上文模型的空间相关性的检验可知，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的残差项具有显著的空间相
关性特征，变量间的空间相关性对于模型估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计量
方法重新回归了普通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其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
（SEM）两种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空间计量模型引入了空间滞
后项W*dep.var.和空间误差项W*dep.
var.两个指标后，其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SAR和SEM两个空间模型的拟合优度的判定系数值分别为0.9453和0.9487，与普通面板
数据模型相比较，均实现了小幅度的上升，且两个空间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较普
通面板数据模型也均有所提高。同时，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系数的正负均与普通面板数
据模型保持一致，但是估计系数的T检验值均在普通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实现了改进，
这表明空间计量模型对普通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有较大程度的改进。在双向固定效应空间计
量模型中，SEM模型的Log-L值要大于SAR模型的Log-L值，这表明SEM模型的解释强
度要优于SAR模型，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EM）的估计结果来解释模型的变量意义。
（1）经济规模GD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碳排放效率CTE的影响为负，这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张对碳排放效率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特点是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排放，较多地注重经济增长数量，忽略环境保护的需要，结果造成了CO2排放的大量增加。据美国能源部CO2信息分析中心（CDIAC）统计数据表明，中国CO2排放量由1980年的1500万t增加到2009年的7000万t，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碳排放量绝对数的增加，相对应的碳排放效率会出现下降的局面。
（2）产业结构IND对碳排放效率CTE的影响不显著。尽管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总量偏小和行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我国的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比重较大，占40%以上，这些传统产业仍然是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因此，调整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改造传统服务业，发展“高、精、尖”等产业类型对于提高碳排放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
（3）工业结构STR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碳排放效率CTE的影响为负，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每增加1%，碳排放效率将下降4.51%。较之轻工业，重工业属于高碳排放的行业。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阶段，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的比重仍然会增加，特别是我国的重工业行业结构的构成以高能耗、高排放的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为主，给我国CO2的减排工作带了较大困难，短时间内这种局面仍然会持续存在。
（4）能源消费结构ECS的估计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比重的提升对碳排放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为减少CO2排放量，目前世界各国掀起了“绿色能源革命”，积极开发新的清洁能源技术，特别是发达国家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水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再生能源等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率极低，常规化石能源仍然占据了能源消费总量的主导地位。2011年，中国的煤炭消费仍然占据了能源消费总量的70%，水能和再生能源两者的占比不足7%。整体上，中国煤炭利用效率偏低，大量的煤炭被应用于直接的燃烧过程，产生了大量的CO2，大幅度降低了地区碳排放效率。
（5）对外开放OPL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碳排放效率CTE的影响为正，这表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碳排放效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便利于地区引进新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提高地区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CO2排放量[30]。发达国家设立的高额“碳关税”贸易壁垒，迫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实现低碳技术的革新，从而降低出口产品的含碳量，或者促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由生产高碳产品向低碳产品的转型。
（6）企业所有制结构COS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碳排放效率CTE的影响为正，这与李涛[11]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与中小企业相比较，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的资金雄厚，有充足的资金引进低碳技术设备，较容易实现对CO2的减排工作，从而提高其碳排放效率，而中小企业由于资金缺乏，其生产技术仍然较为落后，CO2排放量相对较高。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在工业体系中的比重越高，其地区碳排放效率也越高。
（7）政府干预GOV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碳排放效率CTE的影响为正，地方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每提高1%，碳排放效率将上升10.59%。目前我国CO2的减排工作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行为。环保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2566亿元，占GDP比重的1.2%，到2011年，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增加到7114亿元，占GDP比重也相应提高到了1.6%。其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绝大部分为政府投资。同时，政府对促进CO2减排工作所制定的激励性措施，包括开展节能减排宣传和实施节能减排的奖惩政策等等，对于降低CO2排放和提升环境质量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31]。
6结论
本文基于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通过构建碳排放效率函数测算了中国1998-2011年的省际碳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地区差异性和空间相关性。最后，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相关因素。结论如下：
首先，中国碳排放效率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碳排放效率低的省份则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按中国三大经济区域划分，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走势相对平稳，而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出“U”曲线的走势，并且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其次，中国的省际碳排放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而空间LISA图则表明省际碳排放效率不仅存在着空间依赖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空间异质性的表现，大部分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H-H集聚和L-L集聚的现象。最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除了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外，经济规模、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有负向影响，而对外开放、企业所有制结构和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
通过以上结论，对于将来中国提高碳排放效率工作重点应该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具体的措施包括：第一，坚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策略，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第二，大力改造钢铁、汽车、水泥等高碳排放的传统重工业，积极发展“高、精、尖”等低碳排放的高技术产业。第三，提高水能、风能和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消费比重，降低中国传统的以煤炭为主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第四，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机制，积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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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EconometricsResearchonInterprovincial
CarbonEmissionsEfficiencyinChina
MADalai1CHENZhongchang2WANGLing1
（1.TheEconomicsandBusinessAdministrationCollegeof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44，China;
2.ThePublicAdministrationCollegeof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44，China）
Abstract
双碳的定义范文1篇9
大地震、火山爆发、海啸、洪水……电影《2012》所勾勒的末世灾难，让人心灵巨大震撼。真相，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要反思和自我救赎，而这也是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全球瞩目的关键。
在哥本哈根，政治家们签署了一个未获得约束力的协议，聊胜于无，但保护环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已成为全球大部分人的共识，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运用多种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治理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各国必然选择。旨在限制污染排放，防止生态恶化的新税种呼之欲出。
一、环境税，行将出台?
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表示，我国要完成2022年单位GDP碳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需要大量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对于利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环境税何时开征的问题，朱光耀表示，已经开始准备征收环境税了，但目前还没有确定税率和征收的产品范围。此前根据媒体报道，财政部有关专家也表示，环境税2010年开征的可能性很大。
(一)何为环境税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环境署(EEA)和欧盟委员会的定义，税收体系中与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这是一种广义的环境税概念。按照此定义，某税种是否为环境税，是根据该税种是否具有实际或潜在的环保影响。
1972年，OECD首次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要求排污者承担规制、监控排污行为的成本，专项排污费构成了环境税的雏形。目前OECD国家纷纷实行利于环保的财税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环境税制改革，典型的环境税包括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能源税、排污税、垃圾处理税等。OECD国家环境税的税基涉及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与环境污染相关的各个领域，还包括资源环境诸多方面，除了能源产品、运输设备和运输服务，还有空气水源污染排放物、臭氧消耗物质、特定的非点源水质污染物、废弃物管理和噪声，此外对于水、土地、土壤、森林等综合管理也属于环境税税基。其中，对交通燃料和机动车辆税收收入占全体税收收入的90％。
(二)我国环境税收体制改革的进程
1982年2月5日，国务院《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规定只有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才需交纳一定数额的排污费，我国首次开始向企业征收排污费。
2007年6月，国务院颁布《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这是我国政府首次明确开征环境税，方案中其中一项具体政策就是“研究开征环境税”。同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环境税收被提高到财税体制改革的层面。
目前，我国没有开征专门以环保为目的的税种，但税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上与环境，资源相关的税种，包括资源税、土地增值税、燃油税等，按照OECD对环境税的广义定义，我国税收体系中，税基为交通燃油、供暖及加工燃料、机动车辆、自然资源、废弃物和污染排放等与环境相关的税收都可以归类于环境税的范畴，但设立这些税收的目的不是为了环境保护，主要是调节级差收入、补充财政、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等，直接针对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较少，也没有把环境成本纳入到有关的税目和税率当中，缺乏整体设计，各自独立、互不衔接，难以形成合力调控环境问题。
在哥本哈根，我国政府承诺2022年单位GDP碳排放降低45％，这将使我国巨大的经济压力，调整重组现有的涉及环境资源相关税收的结构，建立公平有效的直接征收污染物和排污行为为导向的环境税收制度已是当务之急。
开征环境税，迫在眉睫!
(三)开征环境税，困难不少
早在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规划院课题组就完成了“中国环境税收政策框架设计与实施战略”。课题组提出，目前条件下，应首先针对污染产品和污染排放，开征独立的环境税。环境税可以在一个独立的环境税税种下，将污染排放、污染产品、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设置为税目，不设置过多的税种。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对现有税种进行“绿化”，如提高资源税、消费税税负，同时扩大征税范围，改变计征办法等，以达到与开征独立环境税类似的作用。
但无论如何开征环境税，都回避不了一些技术性困难，这也是造成环境税开征不断延后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费改税问题。全国每年排污费征收额近200亿元，治污效果却不理想，费改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刚开征的环境税未必会覆盖排污费的范围，那么，税费双轨制就成为一段时间里的选择。落实环境税，如何与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如何过渡、如何进行衔接和配套、如何做好利益分配协调，这是一系列的难题。
其次，税基的确定。环境税的税基为污染排放量，其确定是由税务部门确定，还是由环保部门确定，征收对象的复杂性要求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监测、分析和计量，税务部门目前明显力所不逮，或委托环保部门征收环境税，或由环保部门将监控资料移交税务，这都要求税务部门与环保部门等建立起有效的信息沟通和联动，对两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提出要求，全国能不能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稳定的征收队伍?
再次，税率的确定。税率过低，起不到预期作用；税率过高，企业负担加大，可能抑制社会生产活动，导致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下降，并且税负最终都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会不会造成影响内需?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可借鉴却不可照搬，如何把握限度，颇费思量。业内有观点认为，在税率设计上，最适宜的税率应等于最适合资源配置下每单位污染物造成的边际污染成本。在实践中可采用弹性税率，根据环境整治的边际成本变化，合理调整税率，同时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
(四)企业如何应对环境税
环境税具体如何征收，目前尚无定论，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等待与保持密切关注。然而，广大企业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对环境成本进行控制，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企业是环境的责任主体，无论国家是否开征环境税，企业必须自觉担负起环保责任。
企业维护、治理环境过程中所发生的资产消耗、费用支出，以及排污造成潜在损失等，都应计入企业的环境成本。企业必须从生产规模、生产技术、生产设备选择上严格按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进行；从产品的设计、生产以及销售尽可能减少因排污而追加的成本，在项目规划中，必须重视对各种污染处理系统的设计，做好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控制污染处理系统的建造、营运成本；重视对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等妥善处理，在治污过程中尽量能将其变废为宝，有效降
低企业成本。
企业财务人员必须积极参与其中，环境成本如何计量、如何监控、如何披露，如何进行环境税筹划，这些目标最终都将落实在财务人员肩上。财务人员应密切关注国家最新环境税收政策，为企业应对环境税、采购环保设施、设计环保项目、制定污染控制措施等制定清晰且可行的目标与方案，做好成本分析与控制，避免企业面临课以重税或处罚的高成本风险。
二、碳关税“战争”，会不会打响?
(一)碳关税：醉翁之意不在酒
2009年3月17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向美国国会众议院科技委员会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没有为碳排放付费，美国一旦开始限制碳排放，就应考虑向这些国家征收“边界调节税”'又称为碳关税(CarbonTariffs)。
6月22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美国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该法案从2022年起开始实施。
碳关税，主要是指如果某一国生产的产品不能达到进口国在节能和减排方面设定的标准，就将被征收特别关税。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用意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
法国也的确充当了实行碳关税的急先锋。美国的碳关税毕竟是从2022年才开始实施，也未成为正式的法律。而法国总统萨科奇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夕单方面宣布，法国从2010年1月1日开始对那些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巨额碳关税，根据萨科齐的提议，向外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碳关税税率将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收取17欧元，此后还将逐步递增，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将为此支付巨额碳关税。
经济危机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发达国家消费着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发展中国家为生产这些产品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污染自己的环境，发达国家却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你们排放大量二氧化碳，该向我缴纳碳关税”。在这里，“污染者付费”原则显得滑稽可笑。
(二)碳关税将给我国外贸造成巨大障碍
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让其他国家分担本应由他们更多承担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绝好工具。发达国家普遍开征碳关税只是时间问题，而法国的正式征收已经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现实的经济压力。
碳关税的开征，对我国出口贸易必定形成极大冲击。我国对美国与欧盟国家顺差明显，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尚处于初级阶段，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出口最多的恰恰是含碳量比较高、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按照碳排放的计算法，我国大量产品将无法保持现有的价格优势，企业成本将大幅提高。即使略有价格优势，由于碳关税作为税收是落入进口国政府之手，我国产品不仅进一步摊薄利润，还被套污染环境的恶名。
虽然，税收的增加最终买单的是消费者，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就是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一旦出售价格上扬，凭我国产品现在的质量水平，与他国同类产品相比，还能有多大竞争力实在令人忧心!短期内，出现出口大幅下滑的可能性极大，除直接影响产业发展外，欧美开征碳关税还将对我国就业市场等造成负面效应。
(三)国内开征碳税以应对碳关税
面对碳关税，有一个选择，就是大打贸易战，但凭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恐怕无此能力。一味地反对，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更何况法国从1月1日起已经不顾各国反对开征了碳关税。碳关税客观上有积极意义，低碳经济是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我国不能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光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
长远看，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才能在未来赢得主动。以此为契机，企业应大力研究节能减排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竞争优势。
从应对法国开征碳关税的现实要求，我国应抓紧环境税制改革，可以考虑率先推出“碳税”。碳税是一种污染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行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目前WTO已认定碳关税是符合WTO原则，而双重征税时违反WTO协议的，如果我国国内征收了碳税，其他国家再征碳关税就变成了双重征税。
双碳的定义范文1篇10
苯能否使溴水和高锰酸钾溶液褪色的问题在中学化学教材中表述不一，教师课堂语言表达常常出现混乱，有时产生“前言不搭后语”的矛盾，学生初次接触知识点时迷惑不解，应用时则叫苦不迭。具体原因何在，如何准确表述实验事实？带着问题，笔者查找资料并进行比较。
2各版本中学化学教材中的表述
为得到直观明确的判断，笔者按教材版本、页码、表述形式、探究实验设计和文字结论的顺序列举如表1。
3实验验证
3.1实验设计及现象
结论要靠事实说话。依据各版本探究实验，为明确观察各液层颜色变化，笔者采用不同体积的液体，设计具体实验如下：
（1）取一支试管加入2mL苯，向试管中滴入几滴酸性高锰酸钾溶液，振荡后静置。现象：溶液分层，上层（苯）无色，下层（高锰酸钾溶液）为紫红色。
（2）取一支试管加入2mL苯，向试管中加入1mL溴水，振荡后静置。现象：溶液分层，上层（苯）橙红色，下层（水层）无色。
（3）取一支试管加入2mL苯，向试管中加入1mL溴的四氯化碳溶液，振荡后静置。现象：溶液不分层，溶液橙红色。
3.2实验总结
苯通过萃取溴的过程使溴水层褪色。苯不能使溴的四氯化碳溶液褪色，不能使酸性KMnO4溶液褪色。实验证明，苯不能与溴的四氯化碳溶液和酸性KMnO4溶液发生反应。
4评析
4.1理论分析
中学教科书中苯与溴水的实验背景是探究苯分子是否含有碳碳双键，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明确苯与溴水不发生反应，得出苯分子不含碳碳双键的结论。查资料得知：干燥的乙烯通入溴的无水四氯化碳溶液（置于玻璃容器中）不易起反应，若置于涂有石蜡的玻璃容器中更难反应，但当加入一点水，就发生反应使溴的颜色褪去，说明烯烃与溴的加成反应实际是受到极性分子（如水分子）的诱导，烯烃双键的π电子云发生极化，其中一个碳原子带微正电荷。当溴分子接近双键时，在π电子的影响下也发生极化，通过形成溴离子中间体实现烯烃的亲电加成反应。
采用烯烃和溴水进行实验，由于溴水中存在的其他阴离子反向进攻溴离子中间体最终会产生副产物，而不是简单的溴和碳碳双键的加成反应。如果采用溴的四氯化碳溶液，作为非极性分子溶液则不会产生歧义。理论上笔者认为判断苯分子是否含有碳碳双键，选择溴的四氯化碳溶液要比溴水更好。但是，由于水分子的极化作用使烯烃碳碳双键更易于和溴加成，作为中学化学的简单探究实验，选择溴水也无可厚非。值得注意的是，苯和溴水的萃取过程，我们不应表述成“苯不能使溴水褪色”，而应是“苯不能与溴水发生加成反应”。
4.2评析教材
依据理论分析，笔者针对各版本教材表述的因果关系简单分析如下：
人教版：苯通过萃取过程使溴水层褪色，为物理过程，不宜表述成“苯不能使溴水褪色”。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必修和必修加选修2教材由于使用时间早、历时时间长和应用范围广造成不少教师继续沿用“苯不能使溴水褪色”的说法至今，学生在知识应用时容易产生误读误判。可喜的是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使用后，人教版增加了探究实验，并将“苯不能使溴水褪色”的语句修改为“苯不与酸性高锰酸钾溶液和溴水反应”，增强了化学语言的科学性。
苏教版：沿袭了过去人教版的“病句”，实属不当。但在探究实验设计中对反应物作了定量给出，增强了实验的规范性，方便通过溶液体积判断液层的颜色变化，相比其他版本是一个亮点。
鲁科版：将苯与溴水的实验修改为苯与溴的四氯化碳溶液混合，并增加了直观的实验照片，结论表述准确，相比更为出色。
5建议
根据分析，笔者建议：（1）作为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应尽量为使用者提供科学和规范的表述，建议苏教版对教材进行改动。（2）课堂教学中，教师的知识表述应是“苯不能与溴水发生加成反应”，以减少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困扰。
双碳的定义范文篇11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影响
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进行有效保护，成为现阶段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将“低碳经济”作为保持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因素。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贸易规则对这一发展模式有着较大的影响，如何在低碳经济环境下的国际贸易规则下，促进自身经济发展，把握当下国际发展形势，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点议题。
一、低碳经济概述
低碳经济主要是指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实现低碳排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进步。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能够更好地降低碳排放，防止温室气体对大气层产生破坏，从而给人们的正常生活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1]。低碳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内容，分别是环境保护和经济改革。环境保护主要是低碳经济自身的特点，降低资源消耗和废气排放，实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指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现阶段发展模式进行转变，从而适应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二、国际贸易规则概述
在研究低碳经济发展对于国家贸易规则影响问题时，必须要明确国际贸易规则发展变化情况，对此进行有效把握，才能够弄清楚在低碳经济模式下，我国该如何进行对外贸易。
（一）霸权国家的直接提供模式
所谓霸权国家的直接提供，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主要以霸权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没有对其他国家利益进行考虑。这一发展模式，降低了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但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较大，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
（二）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模式
在发展经济贸易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制定的贸易规则通过实现国家间合作来完成，并对产生的贸易成本进行分摊，从而实现双方共同经济效益。
（三）国际组织提供模式
国际组织提供模式是现阶段应用于国际贸易规则中的一种主要形式，通过利用国际组织使各个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协商，根据不同国家在使用经济资源中存在的差异，对资源进行有效分配。但是这种模式下，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发达国家掌控当中[3]。
三、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对国际贸易规则产生了新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关于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情况，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一）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领域扩大
随着低碳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用，低碳与贸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势必会影响到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使领域扩大。就以美国来说，美国在进行对外贸易过程中，将碳管制和贸易进行联系，对贸易征收碳关税。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由于自身科技发展水平较高，具有较强的技术，发展过程中，以碳关税的收取，将会对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通过对带碳的货物和产品征收碳关税，碳排放量较大的国家，势必会处于劣势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科技水平较低，导致碳含量要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低碳经济模式下，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
（二）自由贸易供给受到较大影响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发达国家以低碳经济为由，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限制，对自由贸易供给问题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导致碳排放量较高的国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这一过程中，一些霸权国家可以通过以下手段进行自由贸易供给控制：第一，对增加成本进行消除，利用政策平衡国际体系，使霸权国家获得较大的利益；第二，减少自身的国际义务。关于这一方法，美国应用较多，其中在贸易过程中，对2500多种产品设置了贸易壁垒；第三，将霸权体系中存留的资源作为自身资源进行应用，在遇到问题时，可以利用这部分资源对问题进行有效解决[4]。
（三）实现低碳和贸易结合
低碳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节能降耗的发展模式。而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低碳和贸易的有机结合，步法日益加快。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个重点内容。在现行的国家贸易规则下，环境保护问题将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过程中，利用低碳经济为由，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设置关税壁垒，限制了双方贸易，使自身处于有利竞争地位，这种“绿色保护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当下国际贸易过程中，越来越常见。除此之外，GATT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并且在1994年，国际组织将“环境”定为国际贸易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样一来，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以求满足双方利益。但从经济发展角度和科技发展水平来看，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依旧占据着有利地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可以看出，随着低碳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提出，低碳经济对于现阶段国际贸易规则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如何把握低碳经济发展内涵，对自身发展模式进行转变，以“环境”效益带动经济效益，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到了未来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从低碳模式发展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国家贸易中更具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对此，在发展过程中，我国如何应对挑战，将成为日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李丽.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财贸经济，2014，09：114-123.
[2]黄河，赵仁康.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塑[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05：123-133.
双碳的定义范文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剧的新形势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不但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能源与资源的有效利用率，还能降低各种生产给环境带来的破坏，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国际贸易规则发生一定改变，需要世界各国采取有效的对策，才能避免世界经济受到极大影响。本文就低碳经济进行概述，对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提出低碳经济下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采取的对策，以促进我国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关键词】
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中国；对策
随着各种能源、资源消耗量和需求量的不断增多，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形式，给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发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减少能源与资源的浪费，才能真正促进世界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因此，对低碳经济给国际贸易规则带来的影响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制定出更可行、更科学的应对策略，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需求。
1．低碳经济的概述
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城市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等给社会、生态带来了极大影响，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还推动各行业不断融合和协调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更快、更好发展有着极大作用。但是，城市环境、生态系统等的污染程度也在相应增加，不仅出现更严重的自然灾害，还使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急剧上升，给人类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威胁。在这种形式下，最先由英国提出的低碳经济逐步受到了世界各国相关研究人员的关注，特别是在经济技术不断更新、化石能源有效利用率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人们高度重视的话题之一。与此同时，在人们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和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多民众的重视，需要加大新能源研发力度、快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有效降低碳排放量等，才能真正实现能源与资源的最有效利用，最终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水平，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协调、稳定和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在2008年召开的G8峰会上，八国领导人制定了一个长期目标，即在2050年以前确保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50%，并充分认识到低碳经济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从而将其看作是各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点之一，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大作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可知，低碳经济已经有比较明确的要求，其中，自由贸易的有序开展是当前给各国气候、环境带来极大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面推进，与国际贸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必须认真落实和有效执行，才能真正达到降低污染和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最终目的。总的来说，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多哈回合谈判方面
根据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召开情况来看，低碳经济的发展、全球气候的变化，会给世界贸易组织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进程、谈判方向等带来一定阻碍和影响。目前，低碳经济包括的生产要素有很多种，如需求条件、生产要素条件、竞争条件等，会给各方面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多哈回合谈判必须根据低碳经济的实际情况，对相关战略与决策进行合理调整，才能更好的适应全球气候的变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与全球环境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得整个谈判的重点转移到气候友好型产品上，并且，上述类型的产品所要生产的数量也受到了极大关注，对于降低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程度有着极大作用。由此可见，低碳经济的迅速推广，给各种低碳产品、服务等带来更多发展给予和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并且，世界贸易组织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会针对低碳产品制定比较明确的规定和设置相关机制，以达到消除上述类型产品的贸易壁垒，从而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真正目标。目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2012年已经快一步加强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并列出有54个目录的环境产品清单；中国、欧盟和美国等十四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在2014年达成一致共识，正式启动环境产品的谈判仪式。
2.2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方面
对双边贸易、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带来一定影响。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有序开展，农业、非农业等方面的谈判内容有着比较缓慢的进程，因此，部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想要进一步推动其发展进程，将贸易自由化逐步发展成区域性双边贸易，其中，气候因素成为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欧盟和韩国在2010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对国际气候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合理的规划。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低碳经济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指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开展中的发展目标、进程缓慢、目标难度高等几个方面，需要寻找一条更快捷的发展道路，才能提高区域合作国在多边谈判中的影响力，从而促进国际贸易、低碳经济共同发展，对于提高低碳产品进出口量和改善服务环境等有着重要影响。
2.3国际自愿性贸易规则方面
在低碳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低碳排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重要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单独完成这个目标，因此，加强世界各国的交流和沟通，才能制定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实践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核算较多情况下采用的标准都不是由官方机构制定的，其中，WBCSD、WRI联合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有着较大影响力。在上述体系不断推广的基础上，其成为温室气体核算的重要工具，给整个温室气体的准确核算提供了重要基础，从而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温室气体核算标准的重要参考依据。目前，上述体系在使用过程中涉及的要素非常多，如企业的间接排放、企业的直接排放、价值链上下游的排放等多个方面。对整个环节进行分析可知，企业需要对上级供应商的碳排放量提出低碳要求，才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当前，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属于非政府性组织，已经被国际公认为标准制定机构，有着很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低碳经济给国际自愿性贸易规则带来了一定影响，上述机构已经有多条ISO标准，并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应用，如室温气体报告方面的ISO14065、室温气体排放方面的ISO14064、增强能源管理方面的ISO50001和环境管理方面的ISO14001等。
3.低碳经济下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的不断加强，给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提高国际贸易影响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制定合适、可行的对策，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说，低碳经济下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应采取的对策主要包容如下几个方面：
3.1积极参与到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中
在多哈回合谈判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如果多个国家对谈判内容中的各种议题无法达成一致共识，则会给整个国际贸易格局、体系带来较大影响。因此，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之一，我国在响应低碳经济发展方针以后，必须积极参与到各种低碳产品、环境产品的开发中，真正保障其谈判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目前，欧盟已经把环境服务作为环境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在非关税壁垒问题上的探讨，给多边贸易规则带来了一定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我国针对这一情形，需要高度重视国内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发展需求和当前的发展环境等，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才能在全面分析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争取到更多合理的条款，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对我国的贸易产品、服务清单等进行综合分析，积极开发具有我国竞争优势的环境产品，并将环境清单中的环境产品添加到我国自由贸易产品中，对于促进更多环境产品流入我国市场有着极大作用。由此可见，在将环保服务作为经济利益发展的核心的前提下，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到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才能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最终促进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
3.2高度重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则
由于多哈回合谈判涉及的内容较多、牵涉的范围较广，因此，整个谈判的进程非常缓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高度重视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则，积极参与到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定中，有效追踪TPP、TPP谈判中环境方面的谈判内容等，才能在结合欧盟与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相关条款、规定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我国未来环境发展的条款、方向等，才能真正做好低碳经济发展的准备工作和应对工作，最终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注重双边、区域贸易的有序开展，加大合作力度和投入力度，寻找合适的合作国家，可以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在区域协定中添加低碳经济、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不断提升我国低碳竞争力，根据合作国的国情、国际贸易情况等制度合适的发展措施和发展条件等，并确定可行的低碳标准、做法等，对于拓展我国环境产品的发展空间、提高低碳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等有着重要影响，最终为实现区域贸易协定中合作国双方的共赢提供重要保障。
3.3注重低碳领域相关标准制定的主动参与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低碳经济占据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必须注重低碳领域相关标准制定的主导参与，特别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关标准与内容的制定中，才能真正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制定相关标准的过程中，需要对新能源、碳足迹、能源标准、碳标签等多个方面的相关国际标准制定给予高度重视，才能真正满足低碳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我国必须注重标准人才的有效培养，加大培养力度和资金投入力度，才能在加强参与国际标准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全面提升我国各种产业的竞争力，最终促进我国进出口竞争力快速提高。由于低碳领域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领域，世界各国在这方面都没有非常专业的技术、人才等，因此，在低碳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开展并行的情况下，提高标准化人才的培养要求，是我国缺乏国际贸易相关人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鼓励外部专家积极参与到各种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开放出国审批流程与国际经费的使用限制等，是进一步加大我国对国际标准制定支持力度的重要体现，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4.结束语
总之，在低碳经济不断推广和发展的新形势下，其给国际贸易规则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整个国际贸易的各个产业链条的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在对国际贸易和低碳经济的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的情况下，提高我国的标准化人才培养要求、加大双边贸易与区域贸易规则制度参与力度，对于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着极大作用，是我国市场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作者：陈茹单位：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徐红霞,杨元义.低碳经济下对重塑国际贸易规则的思考[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18-19.
［2］王丽丽.低碳经济下对重塑国际贸易规则的思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04:6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