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与认知科学范例(12篇)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
一、什么是模型认知
1.模型认知是学科核心素养的思维核心
以化学学科为例，最新提出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五个维度：实验探究与创新意识、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其中，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是思维的核心。模型认知的建构过程就是学生思维模式系统化建构的过程，也是学生认识方式发展的过程。
2.认识方式是模型认知的理论基础
认识方式包括研究对象、认识角度、认识方式类别、任务类型以及认识思路等维度，认识方式既可以静态地描述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结构及认识角度，又可以动态地描述学生的认识思路和认识路径，同时，还可以划分学生对于某一核心概念认识的层级水平。
二、模型认知在教学中的功能价值
1.内容结构化
认识模型概括了学生解决学科问题的各个核心要素，具有重要的认识和推理功能。认识模型可以将知识结构、问题结构以及认知思维结构进行整合，将知识和能力结构化。同时，认识模型也能体现学生认识方式的差异和水平。
2.思路外显化
认识模型可以帮助学生发现某一学科问题的核心，以不变的核心认识角度应对万变的学科实际问题。基于模型认知的教学是指将认识模型中的认识角度、认识思路和推理路径外显化，从而培养学生在解决陌生问题时主动运用认识角度进行有效推理和论证的能力；帮助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更加准确地探查学生认识方式的差异，诊断认识方式的误区。
3.任务多样化
认识模型中任务类型的维度可以有效地指导教学实施。认识模型可以有效地指导教师系统、有层次地设计教学活动，实现教学任务多样化。基于学生的能力表现，活动任务可以选取保存、检验、鉴别、分离、制备等不同的应用性问题；驱动型任务可以选取概括关联型任务、推论预测型任务、复杂问题解决型任务等不同类型的任务，保证学生活动的系统化和层次化。
三、运用模型认知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学认知能力是教专业发展的核心力，需要教师不断建构新的认知方式，批判性地认识与反思教学系统的特性及各要素之间的联系，理解和概括学科的定理、法则和概念，洞察和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深度了解所采用的教学策略。
1.模型认知教学有助于提升教师对教学资源的分析能力
研究教材是“基于教材又超越教材”的过程，教师要创造性地使用资源，使教学资源更好地为促进学生的发展服务。基于模型认识教学，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整合，突破原有认识，设计实际问题情境，打通学生的能力关节。用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是学生从生活出发，用学科思维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最后回归生活，符合提高学生科学素养要求的教学。
2.模型认知教学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
高质量的教学应该帮助学生将知识结构化，问题任务系统化，认识和解决问题思路化。模型教学是一种思路外显化的教学模式，模型中的“认识角度”可以帮助教师诊断学生的认知水平，模型中的“核心思想”可以帮助教师明确课程定位和教学目标，模型中的“研究问题”维度可以帮助教师将实际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教学活动，模型中的“能力任务”维度可以帮助教师把教学活动设与学生的学科能力发展相匹配。
3.模型认知教学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实施能力
基于模型认知的课堂教学可以指导教师发挥其指导作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认识模型中的“任务类型”，选择合适的驱动性任务，让学生经历一系列任务的挑战。这些驱动性任务是由易到难依次递增的，学生在经历了这些活动任务的挑战后，能够逐步建立并使用模型，从而解决实际问题。
4.模型认知教学有助于提升教师的学科素养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2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
【正文】
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它贯穿于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把自然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萌芽时期；十七——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自然主义以及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本文拟就当代的自然主义进行考查。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在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义的复归和计算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之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出现了。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1.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在科学哲学中最早明确倡导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当推奎因。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动机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不满。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认识论主要是指经验论的认识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在奎因看来，传统的经验论有两个教条：一是所谓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按照奎因的观点，如果全部科学（包括数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们只是沿着边缘与经验相接触，那么分析——综合命题便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因此，认识论问题便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这是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起点。二是所谓的还原论教条。奎因认为，休谟欲将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为感觉印象是不成功的，因为关于存在的全称陈述以及关于将来事件的陈述是不能用感觉印象来确定的。因此后来人们转向用语境定义（contextualdefinition）和集合论来使知识还原。如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等都企图将普遍科学语言翻译成逻辑的语言，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因此，传统的经验论走入了误区。
对传统的唯理论的挑战则更为严重。唯理论者追求一种内在完备的理性的逻辑建构，以作为知识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动摇了。因为，人们已认识到，用以建构的那种元逻辑和元标准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识无法建构。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1]
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一个来源是整体论（holism）；另一个来源是非再生的实在论（unregeneraterealism），这种实在论所表现的是“除了科学内部可以商量的、不确定的事物之外，毫无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学家的坚定状态”[2]。这种非再生的实在论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主义（scientism），而整体论提出的目的则是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的认识论。这两者的结合使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构，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1］，p.74）
可见，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虽然受到挑战，但在新的澄清的意义上认识论还存在，不过此时它已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了。它和传统认识论的一个明显区别便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经验心理学。这实质上就是把科学认识论降级到自然科学内部，从而取消了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因此我们称以他为代表的一派观点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奎因的观点可参见陈波的文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在八十年代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不休之时，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引发了不同的自然主义流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R.N.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
吉尔提出工具化认识论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失败了。例如，莱欣巴赫不是在逻辑中而是在实际行为规则中寻找方法论基础，哈金（Hacking）论证说，这些规则序列是随机的，从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而卡尔纳普则在方法论上采取归纳逻辑的计划，他的观点也受到严厉的批判。继卡尔纳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元方法论。吉尔认为元方法论不能为反对相对主义提供有力的辩护，因为劳丹的策略实际上是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它是以判断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直觉知识的合理性为起点的，因此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解明策略而不是辩护，合理性问题因而被抹杀了。可见，元方法论也困难重重。波普尔将其方法论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简单规则之上，而拉卡托斯（I.Lakatos）已经证明，若遵循波普尔的规则，会将一切理论证伪。如果假定应排斥被证伪的理论，那么一切理论都应被排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综上吉尔认为，想从事寻找基础的工作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方法论基础主义而选择自然主义。“对任何科学来讲，都不存在哲学的基础，也不存在探讨科学的理论深度的哲学方法，存在的仅是科学方法本身”。[3]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计算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但是在吉尔看来，这些学科尚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第三个原因是从六十年代起，认知科学开始出现并且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语言哲学、心理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影响，进而也开始影响到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吉尔正是其中的一位。为把这种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认知科学分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认知心理学，③认知神经科学。其中每一束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这样，吉尔自认为已经完成了把科学哲学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任务。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即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联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3］，p.7）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不需要定义合理性，因为“理论选择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科学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4]“对我来说，存在的唯一一种合理性便是为达到已知目的而去运用经验确认策略的工具”。[5]可见，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无需对其进行定义。因而我们称他的观点为工具的认识论。
伊弗朗（N.J.Efron）和费池（M.Fisch）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批评吉尔。他们认为，吉尔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合理性问题。吉尔在判断模型的相对优势时过分强调其自然的模型技巧，过分强调自然的直观推理（uaturalheuristics），而对刻画科学活动的模型、发现错误以及模型化的系统尝试等的反省却不够重视。因此，“科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这一方面——即创造性的、思辨性的、反应性，简言之即说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尔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这样看来，吉尔对科学的说明像其它自然主义者的观点一样，确切地讲排除了关于科学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释的方面。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吉尔放弃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论的解释性价值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合理性对科学的探究来说是基本的，因此“吉尔的众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结合并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能真正地解释科学”。[6]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一方面，科学不单单是纯形式的模型建构过程，它还有非逻辑的因素，后者恰被吉尔忽视了；另一方面，吉尔应该为自己的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然而他却放弃合理性，从而也就无法为自己辩护。
总之，吉尔的工具的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二者都使认识论问题“实证”化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认识论问题。不过，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上承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余绪，而更靠拢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他以工具为出发点，试图使自然主义有解决描述和解释两方面的认识论问题的能力。但是吉尔忽视了科学认识的文化学方面，这一点伊弗朗是对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库恩、汉森以来，对科学认识的社会研究（即科学的社会认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的非逻辑方面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这一点上说，吉尔在自然主义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似乎较深，而同人文主义和价值论最为疏远。
3.撒加德、丘奇兰德、西蒙等人的计算化认识论
如果说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科学哲学的观点仍然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的话，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则试图实际地把认识论实证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他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机程序来解释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7]可见，撒加德试图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解释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其观点如下：
a.理论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复杂资料结构；它们存在于由规则、概念以及解题所构成的高度组织的集合之中；
b.解释和解题是由规则、概念以及解答等作为中介的计算机程序；
c.理论的发现和评价是在解释和解题的语境（context）中引出的子程序；
d.理论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产生于发现程序，并且与其它概念有关联；
e.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颇；
f.科学应如何研究，关于科学如何运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贡献。（p.189）
撒加德认为这个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是较全面的。他对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他发现PI系统至少有两点不足。一是，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因为PI要求的是给出问题；另一个不足涉及到PI中观察信息的来源，因为许多科学问题产生于观察和实验，而PI对新观察和实验的来源没有发言权。（［7］，pp.175—176，）由于PI系统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来又发展了他的观点。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该模型从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artificialintellegence.DAI）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8]亦即对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因素给出一种综合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因为此前有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学说认为，所有解释社会现象和个体现象的尝试肯定只涉及有关个体的事实，据此可知，社会解释能够而且最终会被还原为心理学解释。不管这种学说是否成立，撒加德认为，把科学看作布散式计算的系统并非是以该学说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可以把他给出的理由简单地总结如下：①有的事实具有无法简化的社会性；②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相互依赖；③对个体计算心理学的解释也可能用具有社会特点的术语来表述；④社会现象太复杂难以处理。所以他说：“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的计算系统的观点并不是把社会问题还原为心理学问题，而是要共同推进对社会和心智的理解”。（［8］，p.10）可见，撒加德并不否认认知个体活动的作用，他的目标是把对个体认知活动的理解和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认识为什么科学的心理学说明和社会学说明可以结合为一体，以达到他所说的“从一种综合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目的。
总之，撒加德认为，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哲学处理的问题相对于科学来说是较一般的、思辨的和规范的。涉及到推理的哲学分支与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是连续的。他试图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式人工智能，以求用计算机网络来解决有关问题，从而把科学的心理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
特万泥对撒加德等人的计算机模型提出五点质疑。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①模型能处理高阶的直觉推理吗？
②模型能处理不确定的交互作用吗（chancyinteractions）？
③模型能处理视觉的形象化描述吗（VisualImaginery）？由于计算论者没有注意到视觉认知的动力学，因此，甚至连这一问题的范围都没认识到。
④模型能处理一个广义的知识基础吗？特万泥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知识基础中的那些条目实际上并不真正是原始资料，例如还有一些无认知的评价（如“结果不令人满意”）等等。“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计算论者能在数据库（database）中做到使这样的信息（指元认知评价之类的信息——笔者）具体化。”
⑤模型能怀疑数据吗？科学家们一般都怀疑数据。然而，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模型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它们把数据看作是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给出的模型很难把握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所面临问题的范围。由于存在上述疑问，特万泥认为，“看来，有必要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考虑计算机模型的作用，这个语境是我们关于科学思想的、发展着的理论语境。”[9]
特万泥的诘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科学理论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性质等问题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问题都是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的。撒加德等计算论者们把计算机理论泛化，以至使之成为解决所有认识论问题的万能钥匙，这里的片面性是显然的。他实质上用计算机理论取代认识论问题，这同奎因等人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上我们谈了奎因、吉尔、撒加德等人的自然主义观点。总体来说，他们都注重把科学认知的哲学反思与科学本身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应当说，吸收现代实证科学对认知的若干性质所做的具体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现代认识论如果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自然化的认识论注意到这一点，这使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们却使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问题受到了挑战，甚至把认识论消解为实证科学。而且，在自然主义的界定意义上，作为描述性事业的科学与作为规范性事业的认识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描述和规范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法解决的。许多学者也正是基于这两者才对他们进行批判。但是，规范性和描述性难道真的不可调和吗？自然化认识论不能有规范的维度吗？为了突破这一二难的困境，劳丹才将价值论引入科学认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他的规范自然主义。
二、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
劳丹提出其规范自然主义的直接动因便是奎因等人放弃了认识论的规范地位。在他看来这是自我毁灭。他主张自然化认识论可以以某种方式保持规范性，从而认识论虽然是自然化的，但却并不因此而丧失独立性以至于被彻底消解。
1987年，劳丹明确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理论。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劳丹认为科学方法论面临许多困境。在传统的科学哲学中，方法论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波普尔、特别是库恩的工作，这种情况一去不返。波普尔把方法论看作约定，因此，没有了合理性选择；库恩则认为方法论标准太模糊，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方法不能决定竞争理论的选择。拉卡托斯甚至断言我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有根据的建议以使科学家接受或放弃哪个理论。费耶阿本德的纲领是“怎么都行”，主张方法论无政府主义。至于罗蒂则认为一切都应“罗蒂化”。由此可见，在历史社会学派那里，方法论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规范力量已被完全剥夺了。
二是劳丹以前的自然主义方法论观点并不令人满意。如奎因认为，方法只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所用方法的描述，因而没有规范的力量。这样，奎因等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自然主义应该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合理性是一个非自然的概念，”[10]这样自然主义要用非自然主义为自身辩护，这是一个悖论。为避免悖论，因此劳丹认为：“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11]可见，劳丹希望在以前的自然化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规范自然主义。具体观点及评论参见孟建伟和方在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8；《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2）。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化派”的自然主义
1.瓦托夫斯基的历史化认识论
奎因和劳丹等人的自然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文化的疏离。M.W.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则注意到认识的文化性，他倡导认识论的历史化以替代上述认识论。他认为，历史的认识论开始于如下前提：知识的获得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脱离其它形式的人类实践，因此也不独立于这些其它形式实践的历史性（即其历史变化和发展）。[12]由这一前提可以引伸出三点论断：（1）人类认知实践的适当的研究域并不是抽象的“人类心灵”，而是具体的、有多种特色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域——是社会的、技术的、艺术的以及科学的。（2）认知的进展要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因为它通过把人工制品作为象征来表现。认知方式历史地随社会实践，因之也随表征的改变而改变。（3）对所有人类知识而言，不存在固定的、基本的形式或结构，人的心灵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实践的不同而改变，即心灵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地自我超越的人工制造物。
瓦托夫斯基认为，卡尔纳普的记录语句为经验的科学哲学提供归纳基础，但它并不就是感觉资料。后来卡尔纳普放弃了这些而支持他所谓的生活经验，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逻辑重构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并不简单地是经验，而是描述经验的语句在操作。但是这些语句——记录语句——必须依据某种语言，而卡尔纳普认为这种语言的选取是出于方便和实践上的约定。因此瓦托夫斯基说，卡尔纳普的这一宽容原则（principleoftolerence）实质上并没有为任何语句提供内在的或必要的归纳基础性说明，因此它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社会文化约定。
至于波普尔对理论证伪的说明，瓦托夫斯基认为也有赖于社会心理学。因为证伪的经验检验的构成也是社会文化的约定。奎因和哈贝马斯都诉诸于语言共同体的共识，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基于语言的内在规范。可见，认识论的社会化在当代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中的进展一开始本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从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到社会选择、语言约定，都明显地表现了从经验基础的相对化向合理性选择论题的过渡。由此可见，认识的根据已从传统认识论的内在的或心智的语境转移到一个语言共同体的行为的外在的社会语境。
由以上论述，瓦托夫斯基提出应以历史化的认识论来替代传统理解的认识论。亦即把认知活动看作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变动的涵义是指：认知、知觉的方式随整个人类实践（包括社会的、技术的、科学、经济、艺术的实践）的改变而改变。他把认知活动规定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包括通过实践形式表现出来的感情活动或主体能力的域；也包括在道德、艺术、科学技术语境中所涉及的判断方式。又因为人类认知活动不是独立发生的，它不能脱离各种实践形式，包括狩猎、生产、社会交往、战争、政治等；所以，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具体方式。
2.富勒的社会认识论
富勒（S·Fuller）提倡社会的认识论。他认为，“一个对知识的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运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发现”，[13]而作为一门交叉学问的社会的认识论即可满足这一要求。它本着建构一种规范的科学哲学的目的而把“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来源。它从三个方面来研究：（1）作为一种元理论；（2）作为一种经验的研究纲领；以及（3）作为知识策略。
首先，作为元理论，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功能在于做出一种设计，以重新解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到底在做什么。社会认识论者建构元理论的主要动机在于使知识“自然化”，并且确信知识是在它所涉及的世界之中的。而知识的自然化应该包括的不是认识论的消失，而是使一种界限——认识论和关于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界限——消失。近来，后现代主义者罗蒂为了追求经验的历史的研究而放弃规范的研究，这表明当代对知识所做的规范的哲学解释渐渐脱离了社会科学的解释。社会化的认识论者认为这正是对哲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一个错误理解的产物。
其次，社会的认识论也是一种经验研究纲领和一种知识策略的工具。在经验方面它是双重的：一是根据预设的科学编年史工作来分析关于知识增长的哲学陈述；二是在认识上把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分解为各个“运作部分”，这样才能决定一个认识规范的存在与否对事件的出现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策略方面，社会的认识论目的是发展一种修辞（rhetoric），以便把它的元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变为一种增加科学共识性的方法。
3.唐斯的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唐斯（S.M.Downs）在富勒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社会自然化的认识论。他认为，以前的自然化科学哲学不太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所注重的只是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解释科学，因而这种研究是有缺陷的。一个缺陷是采用了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individua-lism），另外，科学实践的社会性不可化简。
唐斯认为，R.吉尔、西蒙以及撒加德等人把认知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理论的变革、评价、本质以及科学发现等问题，用认知科学的经验成果来充实和约束哲学理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采取了认知个体主义立场，即完全根据个体的心理过程来解释认知现象，认为对科学家个人的心理机制的说明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哪些因素具有认知特点。他们认为在对成功的科学进行说明时要以认知因素为依据，而对失败的科学的说明则要应用非认知因素。这一观点在劳丹的不合理性命题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所有合理的科学实践都可以根据认知因素来解释，除此之外的部分则由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解释。可见，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成功科学的解释是不相干的，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从而被抹煞了。唐斯对认知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从科学家为什么组成共同体来开展研究这一问题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之所以必须组成研究群体，原因首先在于，检验或评价假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理能力，还要有技术分工和合作。劳动分工是按照技术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中的分布进行的。其次，单凭个人力量来评价假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能力毕竟有限。所以“科学家们应协力工作以克服个人的经验限制，从而可以对认知劳动进行分工。如果忽视这一事实，认知科学家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生产所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14]
根据以上的批评，唐斯认为应该在认识论中加入一个社会的维度。他认为科学的社会本质有三个侧面：一是理论是公有的财富，它可以跨越时间在共同体中流传；二是社会相互作用直接导致认知成果；三是应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上看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某项活动是不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十分必要。这三个侧面有助于明确科学事业的地位，澄清科学共同体与一般社会事业的关系。所有科学实践至少包含以上三个社会层次。唐斯的总结论是：（1）认知科学如果不放弃认知个体主义，它就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2）具有某一规范范围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必然会有一种描述基础，这种基础要考虑科学实践与众不同的社会本质，（3）科学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14］，p.66）
瓦托夫斯基正确地看到了认识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本身是实践的、而且不脱离其它实践的过程。他注意到宽容原则的实用性和约定性，从而提出认知活动是历史地变动的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历史化认识论的整个出发点。这种见解虽然不错，但却并不全面。首先，认知活动是变化的，但变化是一切事物的特点。另外，认识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不变，单纯谈论认识的历史变化显然有失偏颇，不可理解。应该把自然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对。富勒主张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化的认知研究。他的观点得益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派的主张。自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对知识的社会历史研究渐渐盛行起来，而这已成为社会历史学派的特征。富勒、唐斯等人进而把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认为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应该把自然和社会科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及认识论研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首先，虽然应用科学的方法于认识论的研究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认识论的研究方法是否一定是科学的方法？认识论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能否使认识论保持独立性？这些都是成问题的。第二，从奎因开始倡导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连续性，接下来又把计算机科学和其他认知科学成果运用于认识论研究，后来又在自然化科学哲学中加入社会的维度，这里似乎有一个修改传统哲学所界定的认识论研究域的问题。本来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论主要是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认识论之中，现在又加入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于是整个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认识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认识论的特殊地位何在？它还属于哲学了吗？第三，唐斯批判认知个体主义，注重认识的社会性，认为这样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尽管科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离不开社会实践，但科学本身毕竟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认知的本体论基础是自然界本身，它是独立于社会的，是价值中立的，在这一点上，科学认知活动的不同层次的主体（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共同体）具有等价性。因此，对科学认识的说明是不能完全社会化的。在这方面，外史论纲领（如爱丁堡学派的硬纲领）已经宣告失败。
总而言之，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承认认识论和科学之间存在连续性，否认这种连续性便是非自然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论述的三种自然主义流派符合这一界定。因为它们都认为认识论研究和科学密不可分。自然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科学和认识论的连续性上采取怎样的形式，能够走多远。奎因等人把认识论同心理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并认为是后者的一部分。显然这否认了认知的规范特性，使诸如辩护、推理以及证据等规范概念失去地位，而代之以一些自然科学的概念。这实质上就是取消了认识论，走向了一个极端。劳丹等人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把规范性，价值论纳入自然主义科学哲学之中，认为描述性和规范性可以调和。而文化自然主义者更有甚之，他们注重认识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主张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带有人为的、主体色彩的事物，是“想要”的事物，它需要解释学的诠释，有赖于对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比劳丹更注重认识的规范性，并有走向否认科学认识所具有的描述性，单纯强调规范性、价值性的危险，更有走向彻底相对主义的嫌疑。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与其他自然主义的上述异同点使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主义科学哲学追求的是把认识论和科学联系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研究。应该说，这种重视科学的思想对当代哲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摆脱基础主义的阴影等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它本身也是为摆脱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辩护主义而出现的，在客观上为西方科学哲学的重构提供了一条思路，但这条思路行不通。对当代自然主义来说，认识论或者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者与价值论等结合，不管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认识论的独立地位已不复存在，哲学已经降低层次、消溶在科学之中，哲学和科学的界线从此化为乌有。这实质上是认识论的取消主义。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出发，关于认识的本质、发展、评价、解释等一系列问题，都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途径都属于世界观的范畴，它超越于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之上。归根结底，认识论取消论不过是重蹈历史上经验主义的覆辙。而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蔑视辩证法，蔑视哲学的理论思维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15]自然主义作为吸收当代科学成果构建合理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尝试值得重视，但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所得到的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参考文献】
[1]参见W.V.Quine:EpistemologyNaturalized.inOntologicalRelativityandOtherEssays(1969),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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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teveFuller:EpistemologyRadicallyNaturalized,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MinnesotaStudies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XV.1992,p.427.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1篇3
【关键词】物理；探究；理论；初探
在当前的新课程改革推进的进程中，与教学相关的教育心理学正在发生一场革命，人们对它的叫法不一，但更多地将它称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物理探究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就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一）建构主义理论发源：
建构主义理论起源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儿童认知发展学说。皮亚杰以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慢慢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在这里皮亚杰使用了三个最重要的概念：“认知结构”，“同化”与“顺应”。
认知结构是指个体观念的全部内容与组织。它是影响新的意义学习与保持的关键因素，决定着学习者进行意义建构成功与否的关键。皮亚杰认为，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促使学生认知结构的转化”。而认知结构的转化是通过“同化”与“顺应”来实现的。
同化指的是学习者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纳入到自己的原有认知结构中的过程。学习者总是试图用原有的认知结构去同化新事物，若能解释新的东西，便能得到暂时的认知平衡。
顺应是指当原有的认知结构己不能同化新的知识，学习者便通过改变，调整和重组原有认知结构或创立新的认知结构，以“顺应”现实世界。
由此可知，“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改变，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学习者的认知结构是通过同化与顺应的过程慢慢建构起来的，并在与外部环境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循环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建构主义在传承认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认知不能简单地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每一个学生在一定情境下，借助其他人如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依据己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地加以意义建构。因此，“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
情境教学应在真实或模拟真实的情境中进行，以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我们应把情境创设看作是教学设计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建构主义认为学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情境）相联系的，在实际情境下进行学习，可以使学习者能利用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经验去同化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以某种意义，如果原有经验不能同化新知识，则要引起顺应过程，对原有认知结构进行改造与重组，才能通过同化与顺应达到对新知识意义的建构。
协作与交流学习者与他人（学习伙伴，老师，家长）之间的协作与交流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是促进意义建构不可缺少的环节，从问题的提出，原因的假说，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结果的论证以及学习成果评价，学习伙伴之间的协作与交流均具有重要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一起讨论和交流，共同建立起学习群体，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样的群体中，共同批判地考察各种理论，观点，信仰和假说，进行协商和辩论，先内部协商，然后再相互协商，对当前的问题摆出自己的看法，论据及有关材料，并对别人的观点做出分析和评论，通过这样的协作学习环境，学习者群体思维与智慧就可以被整个群体所共享，整个学习群体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学生完成意义建构。
意义建构所要建构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应的事物的性质，规律达到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大脑中长期存储形式就是认知结构。
（二）建构主义的主要观点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学生主动地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学生从原有的认知结构转化为新的认知结构。关于学生的角色，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外界的信息只有通过学习者的主动建构才能变成自身的知识，这就要求学生：1在学习的过程中用探究的方法去建构知识的意义，2将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思考，3在学习过程中与他人进行协作，交流，从而促进意义建构。关于教师的角色，建构主义认为，教师的角色应从以教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以指导学生的学习为主，成为学生建构意义的指导者，促进者。教师的作用体现在：1激发学生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持久的学习动机，2通过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境和提示新旧知识之间的线索，帮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3组织协作学习，并对协作学习过程进行指导，以促进意义建构。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物理控究教学设计的启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物理探究教学设计具有重要启示，其核心思路是：1创设情境（真实的或模拟真实的），2提示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协助学生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3组织学生合作学习与交流。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影响
现代教育强调为理解而学，理解就意味着获得的科学知识要能够在新的情境中应用，理解科学的教育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基本科学概念，了解有关的实际知识以及培养各种探究能力，大量实践证明，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知识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建构主义的观点，也为探究学习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人在长期的物理教学中体会到：
（一）思维发展对学习物理的影响
对于刚开始学习物理学的初中学生来说，虽然抽象逻辑思维在个体的智力发展中开始占有优势，但在很大程度上逻辑思维还需要经验支持，因此在教学中应该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现象引入物理学概念，逐步让学生理解并应用科学概念，因此初中的物理学课程，主要在小学阶段开展的一些基于现象的探究活动的基础上，开展由教师指导程度不同的具有一定认知能力要求的探究活动，从而有助于逐步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的发展。
（二）前概念对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知识的影响
在学习物理科学之前，由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学生对自然界中的物理现象有了一些自己的观念和认识，这就是所谓的前概念，有些前概念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但是有时学生会不恰当地把它们应用到它不起作用的情境中，从而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当前概念和科学概念一致时，这些先前或非正式的知识就成为进一步深入理解的坚实基础，但前概念和科学概念不一致时，就会干扰和或影响学生对科学概念的学习。比如，有的学生看到木块能浮在水面，而铁块会沉到水底，就认为木块受到的浮力大于铁块受到的浮力，或者认为水对木块有浮力，对铁块没有浮力。另外，由于浮力与液体内部压强有关，学生知道液体内部的压强随深度而变化，就错误地认为浮力也与物体在液体内的深度有关。这些错误的认识往往先入为主，相当顽固，会抗拒正确认识融入己有的知积结构，成为学习的思维障碍，要转变学生的这些前概念并非易事，特别是通过单纯的讲授很难改变他们的前概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亲身经历实验探究，在过程中去认识自己原有知识和经验的不足，所以我们要设计探究式教学。
（三）认知失衡对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的影响
当学生面临一个问题，而他们现有的知识又不能够充分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时，便会产生认知失调，失去一种平衡感，由于个体总是有使自己的知识，信念，态度与当前的问题保持一致性和一贯性的强烈欲望，因此在认知不平衡的情况下，就必然产生认知动机，并采取认知行动，尝试寻求问题的答案，特别是当他们发现的解释显得更加合理和更加有用时，他们会修改和提炼自己的概念，形成新的认识。
（四）己有的科学的看法对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的影响
由于传统的教育，学生通常把科学看成是应该被记住的一堆概念以及对种种互不相干的事件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少会积极地为不同的解释寻找证据，很少去思考为什么某一种证据比其他的更有力，也很少做出判断哪一种解释得到更多的支持，刚开始学习物理科学的初中学生还很有兴趣，但随着学习进程的继续，这种兴趣逐渐减弱，无意义的记忆使很多学生感觉沉闷乏味，只有极少数学生在课堂上有动手的机会，只有让学生亲历科学过程，在过程中建立对科学以及科学解释的认识，使科学与学生内在的情感体验相交融，才能吸引人心，激发想象，因此，要让学生学习，理解科学的本质，开放性的探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人将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知识的有关了解与科学探究的学习方式联系起来，发现科学探究对学生学习物理科学的重要意义，科学探究关注与科学有关的问题和现象，它从学生己有的经验开始，让学生在积极的参与过程中寻找解释和答案，这样的过程涉及推测，收集和分析信息，还需主动地构建，修正和放弃一些解释，并有积极地内在情感体验，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在共同讨论证据，比较结论以及把结论和科学知识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扩展自己的理解力，由于提高了质疑，推理和批判地思考现象的能力，也就增强了对自己学习的控制，科学知识扩展和探究能力的提高，使他们得以探讨其他感兴趣的问题，提出和验证对其他现象的解释，这样，有效学习涉及深层次思维过程结构的重组，学生们将获得新的观点和新的思维方法，学生们在课堂上通过科学探究学习的方法和己发现的最能促进理解的学习方法相似，这就加强了实行探究式教学的理由，体现了探究式教学在新课改背景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增强了我们在物理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的紧迫性和自觉性。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4
[关键词]图书馆知识服务学科馆员认知心理认知偏差
[分类号]G252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源积累的日益丰富，图书馆开展学科知识服务的硬件条件日益成熟，但是服务的效果却往往达不到人们的预期。因此，针对知识过程的变化，技术与信息资源的优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务效果不佳的现状，本文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人的主观软因素。由于学科知识服务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为目标的，主要通过学科馆员对信息的加工处理来完成，并受到学科馆员自身心理、知识以及经验等的影响，因此其服务决策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预见性和选择性。换句话说，学科馆员的认知决策在学科知识服务中起到了关键的影响作用。但是，目前在已有研究中，尚少有人从认知的角度探讨学科馆员对学科知识服务的影响。因此，本文引入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旨在揭示学科知识服务过程中学科馆员认知偏差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克服的对策，以助学科馆员应对不确定性、复杂性、动态性的学科服务环境，提高学科知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1学科知识服务中认知偏差的诱因动高度参与的过程。尽管每个图书馆的馆情不同，开展学科知识服务的实践相差也较大，但是都会遵循一个常见的服务流程，即始于捕获、定位用户知识信息需求，制定工作计划与服务目标，对相关知识信息进行采集、选择、整合、分析、创新等，从而动态、持续地为用户提供可理解的知识信息产品。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步骤都需要经过学科馆员的信息加工系统来完成，是建立在学科馆员的认知基础之上的。学科馆员从感觉开始，通过知觉的整体反映、注意和控制，获取相关的用户需求信息和学科专业知识信息，通过记忆加以存储，再经过思维活动加工，运用可理解的言语方式展现知识，从而提供基于知识创新的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科知识服务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
认知偏差是人们普遍存在的认知心理现象，由于学科知识服务本身就是知识信息的认知过程，因此，认知偏差根植于学科知识服务过程之中。所谓认知偏差，是指个体在认识和判断事物时，与事实本身、标准规则间所产生的某种差别和偏离，或偏离的倾向和趋势，是认知与被认知的事物之间应遵从的判断规则和人们的现实表现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无法拟合的缺口，一种没有实现的不完全匹配，是人们的认知局限和认知风格、感觉机制和加工策略、个体动机和情绪情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学科知识服务过程是学科馆员对用户需求与知识信息资源两个问题空间进行探索匹配的过程，因而对这两个空间的理解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两种认知分析：①对环境的认知分析，即所谓知彼，包括用户需求和信息资源环境。网络环境下用户需求存在着不完全确定性和动态性，而信息资源环境则呈现复杂化、爆炸性增长态势，由于人的认知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等的局限性，在这种认知过程中很难进行完全意义上的穷尽性的信息搜索与理性思考，而是会尽力寻找一些思考捷径，采用把复杂问题简化的策略。这种简化策略对简单的服务决策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较为复杂的学科知识服务决策则可能是无效的，因为这种简化策略往往会产生难以避免的认知偏差，从而导致分析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甚至错误。②学科馆员对自我的认知分析，也即是知己，包括自身的知识结构、认知风格、思维模式、情绪偏好等认知因素。他们需要运用各种认知策略来进行信息的搜寻、选择、分析、整合、表征等，他们自身的认知因素决定了其信息的认知策略以及处理方式。而在各种认知策略中，人们会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经验来处理信息，往往倾向于接收并选择那些同自己主观观念中一致或符合自己预期的信息，排斥或忽略相反意见的信息，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与判断力等非理性选择。这些认知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认知偏差，从而影响知识服务的最终效果。
2学科知识服务中认知偏差的表现
从以上的诱因分析中可知，认知偏差的产生，一方面与人的信息认知与处理能力有限性有关，另一方面人们对信息处理的认知策略倾向性也会导致“完美理性”行为的偏离。具体来说，认知倾向主要包括认知方式的启发式简化性、认知内容的一致性、认知趋同效应三个方面，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人们的信息处理，从而产生认知偏差影响人们实际行为的有效性。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简称CSLC）成立于2005年，是国家“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是一个文理兼容，涵盖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中心。
中心拥有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术造诣较高、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队伍。现有院士1位，教授18位，副教授及其他研究和辅助人员28人。
中心在语言与认知研究领域凝练出了如下五个重点研究方向：
1.意识、心智与行为；
2.汉民族认知方式与汉语言文字演化；
3.汉语认知的逻辑表征；
4.文化认知与社会认知；
5.认知规律及其应用研究。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是著名科学家唐孝威院士,中心主任是黄华新教授。
中心网站：/zjulc/，中心办公室电话：0571－88273089
二、科学研究
CSLC自成立以来，承担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教育部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等近40项。其中2011年11月，黄华新教授作为首席专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逻辑视域的认知研究》，该课题围绕如何运用逻辑方法从自然语言中获取信息，如何运用逻辑工具刻画单主体和多主体的动态认知过程，如何在逻辑学与信息科学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主体认知的计算模拟等关键问题展开。该项目虽由CSLC为主承担，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兄弟院校的教授参与其中，给予了有力支持。
2012年6月，盛晓明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科学精神、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的重塑和构建研究”，是基于科学哲学、科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试图通过科学演化的研究进路考察科学精神和科学制度的变迁，为学术规范的重塑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课题组吸收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参加。CSLC上述两个重大课题申报成功，充分体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多家研究机构协同创新的发展思路。
CSIC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语文》、《哲学研究》、《心理学报》、《软件学报》等国内权威期刊和一级刊物上近百篇，被SCI、EI检索15余篇，SSCI、AHCI检索14篇；出版专著教材50部，其中《语言与认知研究专辑》6部，《语言与认知文库》18部，《语言与认知译丛》6部。
三、国际交流
近年来，CSLC在探索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分别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德克萨斯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利兹大学，法国国家科学院、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戴尔夫特理工学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东京大学、神户大学等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关系。中心近年有黄华新、方一新、盛晓明、杨大春、吴义诚、李恒威、王小潞、金立、廖备水、胡龙彪、徐慈华等10多位教授、副教授到斯坦福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牛津大学、哥本哈根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新加波国立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研究访学。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中心近年以合作培养的方式派出了33名博士生分别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国学习。
四、学术活动
“心智与意识研究组”、“语言、逻辑与认知研究组”、“语言与思维研究组”、“语法、语义与认知研究组”这四个自发建立并运行多年的研究组是CSLC最活跃的学术“单位”，它们高效规范、定期举行的学术活动为CSLC营建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它们也成为CSLC的研究人员、博士后和研究生共同的学术“家园”。
邀请来自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做报告，有助于CSLC了解学术动态，加强学术交流，开阔学术视野和交流管理经验。CSLC自成立起共举办了160场次学术报告或讲座。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6
关键词：认知逻辑；人学蕴含；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65-02
认知逻辑是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及其规律的逻辑系统，是认知科学发展中出现的一门新学科。所谓认知就是指从脑和神经系统产生心智的过程。认知科学就是研究心智和认知原理的科学，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涉及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六大支撑学科。这些学科又产生出诸如控制论、神经心理学、神经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认知人类学等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认知逻辑也是现代逻辑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领域。与传统逻辑大不相同的就是它关心人的存在，并将人的因素引入其理论中。从此意义上讲，认知逻辑也是一门人学。阐释认知逻辑中的人学蕴含，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现代逻辑和认知科学，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的把握――认知逻辑中所体现的人学蕴含
认知逻辑中人学思想的体现是从三个方面展示的。
第一，语言学基础上涉及人。
众所周知，思维模式是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语言是其基础。因此可以说，逻辑是建立在某一特定语言基础上的关于思维模式的理论。语言有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之分，推理模式和方法也有归纳与演绎之别。逻辑系统的区分就是依据语言基础、推理方法与推理模式的不同来进行的。单从语言基础来看，传统逻辑的基础是自然语言；数理逻辑的基础是形式语言；现代逻辑其他系统的基础也是形式语言；现代逻辑中认知逻辑的基础则是回归的自然语言。所谓回归的自然语言就是指从自然语言出发，经过形式语言的发展，再回到自然语言的这样一种辩证运动过程以后所形成的自然语言。显而易见，这种经过肯定――否定――肯定的辩证运动过程的自然语言更加丰富，包含了人类语言的全部内容。自然语言的回归始于维特根斯坦，经由日常语言学派尤其是乔姆斯基、蒙太格、奥斯汀和塞尔等人的发展而日臻成熟。由此也形成了三个新兴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即语用学、语形学和语义学。现代语言学家又把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人类认知研究，于是就产生认知语言学，亦即认知逻辑的基础。
认知语言学经历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和以拉柯夫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乔姆斯基是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研究认知语言的，“认知系统的进化……一般的进程是由遗传决定的”[1]13，可分为“心理学”和“生理学”层面的研究。可以看出，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研究涉及了生物体，但其研究主要是理性主义的、形式化的。“转到对认知能力和认知结构的研究……是以不同的方式用严格的公式做出的”[1]16。而拉柯夫则强调认知语言学的经验论基础，这是源于其“体验哲学”的经验主义思想。拉柯夫在其著作《体验哲学――涉身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把经验主义基础表达成：心智是涉身的、思维是无意识的、概念是隐喻的。由此可见，拉柯夫的理论考虑到了认知个体的差异。总之，认知语言学基础涉及了人，关注了语言的使用者。
第二，研究方法上关心人。
从理论体系上看，认知逻辑是由现代逻辑学和现代语言学共同支撑的。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认知逻辑兼用了这两门科学的方法，这是其他逻辑研究所不具有的。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有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基本形式。唯理主义形式主要指乔姆斯基的语法学和蒙太格的语义学，经验主义形式主要是拉柯夫的认知语言学，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塞尔的语用逻辑则是两种形式间的过渡。从乔姆斯基的语形学、蒙太格的语义学，到奥斯汀和塞尔的语用学，再到拉柯夫的认知语言学，现代语言学从完全形式化的方法发展到加入人的体验和反省因素，内涵是越来越丰富。现代逻辑方法的基础是唯理主义和形式主义。纵观西方逻辑发展史，不难看出，逻辑学家试图建立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思维模式，欲使“逻辑”成为“思维立法者”，忽视了地域、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人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直到1931年，哥德尔定理的发现才唤醒人们对诸如形式系统的限度、形式化方法的局限、人的认知范围和认知能力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在认知科学和现代逻辑的发展中拉柯夫所建立的体验哲学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了。他考虑到了个体的差异、环境因素的不同对思维模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现代语言学方法还是现代逻辑的方法，对于认知逻辑来讲，都离不开经验，离不开对人的思考和对人的关心。
第三，学科体系上以人为中心。
认知逻辑是研究认知规律的逻辑理论，包括哲学逻辑、语言逻辑、心理逻辑、文化与进化的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神经网络方法和网格逻辑。这些不同的逻辑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人类的心智问题。
哲学逻辑主张放弃作为“思维立法者”的观念。推理的逻辑模式只是逻辑学家设想的，与实际发生情况未必吻合；逻辑只是思维的工具，而工具是人为的，且不只有一种。因此，没有一种绝对的逻辑标准。语言逻辑要求既关注逻辑与语言尤其是自然语言的联系，也关注逻辑在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更要关注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境对语言含义的影响。因为逻辑模式不是抽象的、与人无关的模型，而是活生生的、供人使用的，服务于人的。
逻辑学与心理学交叉而产生的心理逻辑，则把人的心理活动看作是一种逻辑思维。因此，逻辑思维受心理、经验、情景等因素的影响。这可从认知的分类上得到解释。认知既包含感觉、知觉、表象、注意等感性认知形式，也包含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认知形式。其中感性认识形式是与身体相关的、无意识的。
文化与进化的逻辑主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对逻辑思维的影响。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具有的认知模式也有所不同，这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对相同的符号刺激会有不同的解释、对于具有隐喻性的概念和语句会得到不同的心理暗示。即是说，逻辑具有民族差异性。比如西方逻辑崇尚理性看重演绎原则，东方逻辑重视经验倾向归纳和类比方法。但是不同的逻辑体系均服从人类共同的认知原则。
神经网络方法和网格逻辑就是根据神经网络的原理发展了网格计算技术的逻辑理论。脑与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神经元的联结方式是网络的，其运算方式是并行分布式的。人的大脑是最复杂和最先进的认知系统。由于个体的脑和神经系统的差异，他们的心智也就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认知模式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可以看出，认知逻辑是将语言、逻辑与认知整合而成的一个体系，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从语言、心理、脑与神经、文化与进化等多方面介入对人的生理、心理、语言和文化进行研究的。
二、理论的思索――认知逻辑中人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立足于当代科学发展实际和中国现实情况，阐释认知逻辑中的人学思想，有助于人们对认知逻辑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也体现出新时期科学发展中对以人为本思想的贯彻，在当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对执政党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如前所述，认知逻辑是逻辑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发展的新领域，它的语言基础、研究方法以及逻辑体系都涉及经验。因此，与其他逻辑相比，认知逻辑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关心。其他逻辑之所以不关心人源于“逻辑为思维立法”的观念。逻辑学只有抽去人的因素，才具有普适性，适用于一切人。不论传统的三段论、假言推理还是一阶逻辑，都曾经被认为是普遍原则、是与时空无关的“永恒的宇宙真理”，适用于一切人。但著名的沃森试验已证明了逻辑推理是和与身体直接相关的心理状态相关的。由此可见，试图建立与人无关、从而适用于一切人的思维规律的逻辑学的想法和做法受到了极大挑战。经过上述分析可知，认知逻辑不再漠视人的存在，而是在其理论中引入了人的因素，把诸如感觉、知觉、表象等感觉经验的基本形式和作为思维起点的概念引进逻辑学的视野，做逻辑的分析。其建立的逻辑理论不是适用于一切人的。认知逻辑的建立使当代逻辑的发展适应了认知科学发展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作为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执政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改革政治、经济和生存环境，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保障。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为中国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人们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创造了人们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政治条件；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鉴于此，执政党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切实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新条件。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应始终围绕和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此发展模式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最终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为此要求把经济的发展同政治民主、道德进步和环境质量的提高统一起来。具体来讲，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益和机会的公平分配；努力地发展民主政治，通过改革和完善一系列选举、决策和监督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不断扩大人民的自由权、参与权和平等权，从而让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平等、和谐与宽容。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7
美学史上见解和阐释的众说纷纭常常使学生陷入“一锅粥”状态,每轮课都有学生问我:“老师你说,美本质到底是什么?”这种情形真让当老师的感到惶恐和愧疚,很有一种“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感觉。其实还不是自己主观地在“昏昏”,是现有的学术状态使人不得不“昏昏”。这种窘境也刺激了我,督促我尽力钻研美学问题。客观地说,从事原理性的研究很艰难,出成果很慢,可说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曾经有关心我的老师开导我,让我调整一下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搞些小一点的、容易出成果的、收效快一点的东西。我很感谢老师的好意。不过,或许是性格使然,我喜欢追根究底,愿意搞点基础性的东西。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追根究底自然地使我关注美学基本问题。就当前的状况来看,世界范围内的美学研究都在面对美学原理问题时束手无策。我们中国则另有一番苦衷——传统的古典美学思想对世界美学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微弱;当代美学在一百多年来、近几十年来,基本上处于对国外美学思想的跟进之中,鲜有独到的理论体系。或许是出于这些原因,某些外国学者甚至对中国的美学研究有所小觑。这让我们很是心有不甘,不免生出一点使命感,想为中国的美学研究挣点面子。我们未必就做不到。
走上科学化的美学研究之路
在谈到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长于形而下的、实证的思维,关注科学技术;中国则长于模糊的、形而上的思维,更关注“道”而不关注“术”。在美学研究领域好像也有点类似。科学美学在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则几乎没有,而且非常不被看好。很具普遍性的一种看法是:美学是哲学,属于人文学科,不能应用科学化的方法,西方的科学美学不是都失败了吗?可见科学美学不可取。我的看法与此不同。就“美本质”这一美学核心问题的研究而言,全世界所有的哲学美学也都失败了,但几乎没有人说哲学美学不可取。生产领域中的科学实验往往要失败很多次才能成功,美学领域中的科学化道路为什么不能在经历失败之后走向成功呢?在现代社会,所有的学科,包括哲学在内,都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自身是这样的,它也引导人们的认识去符合科学。按照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学术研究不能从现有的学科方法出发去确定研究内容和对象,而是要从问题出发来采用适当的方法。只要能解决问题、说明现象,需要采用什么方法就采用什么方法。我所进行的美学研究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之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科学化的哲学原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首先划定美学是哲学,排斥其他方法而只采用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无异于削足适履,很不可取。美学要走科学化的道路,有着充分的根据。一切研究都要从实际出发,有坚实可靠的切入点。美学研究面对的是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审美现象中有众多的疑团和不确定性,但审美是同人的知觉和情感体验相关联的活动,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美的事物确实存在,一是美感确切可知。为此,要想认识审美时人的体验中发生的运动及其过程,必须以关于人身体的科学认识为根据,不能仅靠聪明智慧做形而上的想象。对美的事物的探究导致了关于美本质的研究之路,最终走入了死胡同。既然此路不通,当然只能放弃。不过,对美感的研究还没有穷尽其可能,还有广阔的空间。于是,我决定由美感研究入手。美感是情感的一种,情感是心理学研究的内容,研究美感需要进入心理学领域。心理学中关于情感的学说也有多种,分析比较之后,我发现认知心理学派的阐述更为合理、更为有力。认知心理学派以认知科学为理论基础,我随之进入认知科学领域。认知科学以神经科学即脑科学为主要内容,要探究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揭示大脑信息加工的机制和过程。对人文学者来说,这完全是个陌生的领域。不过,人的学习能力是干什么用的?只要需要,即便是从头学起也值得。其实,认知科学并非高不可攀。我们不必像神经科学家那样进行精细的生理解剖,或是对神经的微观结构进行研究;我们只需要汲取已经取得的成果,关注大脑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就行了。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会发现材料是那样的丰富,成果是那样的具有启发性。知觉、情感、意识等等,过去一直被视为妙不可言、深不可测的现象,在认知科学的剖析之下,其本来面目已经清晰地显露出来;人类心理、思维、意识的内在机制和联系,过去只能依靠猜测、推理、想象去把握,现在可以凭借实证材料加以把握。可以说,以认知科学为手术刀,完全可以解开大脑黑箱,发现审美活动的奥秘。当然,认知科学有自己的目标和关注点,不以美学问题为对象,也从来没有为美学研究做过实验,认知科学的材料和认识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学阐述。这就需要美学研究从认知科学大量的实证材料中发现可用的内容,拿来“为我所用”。美学理论是个整体,各个问题相互关联,丝丝入扣。在核心理论方面,一个问题不通畅,整个理论就不能成立。核心问题通畅了,又会是一通百通。到了1997年,我对美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大致想通,初步的想法形成了论文《中国当代美学三大基本问题研究辨正》,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上发表。吉林省美学学会的一位老师看了以后对我说:你这个东西倒是跟别人不一样,但它算是个什么呢?这一意见促使我考虑为自己的想法和阐述起个名称。美学学派的惯例是以美学阐释所依据的基础理论命名,例如建立在格式塔心理学基础上的美学理论称为“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在分析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美学思想就称为“分析美学”。我是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因此可以称为“认知科学美学”,简称之为“认知美学”。虽然“认知”概念容易被人们混同于“认识”概念,但“认知科学”的概念已经在论辩中成立,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而且,认知哲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等与认知科学相关联的人文学科已经出现,个别的模糊认识是可以克服的。1999年,我发表了论文《认知科学与美学》(《光明日报》1999年2月5日理论版)和《“美是什么”命题辨伪——认知美学初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正式提出了“认知美学”名称。以后的研究让我一再感到认知科学对美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美学研究和审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现象,几乎都可以借鉴认知科学材料加以解决和解释。我不是一个高效率的人,客观上还要承担美学研究之外的其他工作和事务。因此,我的美学研究虽然没有间断过,却是进展得慢慢腾腾,直到2011年3月,相对完整而前后贯通的理论阐述才形成专着得以出版。我搞美学研究其实应该算是半路出家;如果有更勤奋、更聪明的人早点接受这一研究方向,早点进入这个领域耕耘,完全可能在我之前完成认知美学的整体阐述。
认知美学的核心论点
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是要解释:美的事物从何而来?一般事物因何而美?对此,认知美学的解答非常简单:人与事物之间首先是利害性关系;如果人认识到了事物的有利性,就会对这一事物及其外形产生好感。于是,该事物的外在形式就在人的知觉结构中“刻画”出同好感相连接的肯定性的“形式知觉模式”。以后,一旦遇到与此知觉模式相类似的事物形式,便可油然地产生好感。人们把这种好感表述为美感,把引起美感的事物称为美的事物,进而误以为有个“美本身”和“美本质”的存在。我感到,所谓审美活动的本质或机理,无非就是上面几句话。不过,要维护或论证这一核心理念,可能牵扯到方方面面,在外周形成一大团的问题。例如,有人会反驳说:于人有利的事物并不都是美的,与人有害的事物也可能是美的。的确是这样。实践美学就曾面对“粪堆为什么不美”的诘问,始终难以作答。在认知美学看来,这一问题是可以回答的,即:“形式知觉模式”的建立不仅是具体的、单个的,还可能是类型化的、以种类为单位的。同客观事物的种类性相关,相类似的有利事物可以“刻画”出与好感、美感相连接的“形式知觉模式类”,相类似的有害事物则“刻画”出与恶感、丑感相连接的“形式知觉模式类”。类型化的模式大于单个模式,作用也强于单个模式。如果单个有利事物的形式同恶感形式知觉模式类相似,就会引起丑感。例如癞蛤蟆,其外形同人类病患的癞疮极为相似,人们在多数情况下一看到癞蛤蟆就会想起令人生厌的癞疮,所以这种本来于人有利的动物带给人们的却是丑感而非美感。如果个别有害事物的形式同好感形式知觉模式类相似,就会引发美感。如罂粟花,人们看到它之后往往不是想到毒品的危害,而是被其花朵类的外表所吸引,可以被审美。“形式知觉模式类”与单个“形式知觉模式”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格式塔心理学原理加以证明。“形式知觉模式”的发现和阐述都是以认知科学的研究和成果为根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科学化美学道路的可行性。由知觉模式原理入手,其他一些以往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可迎刃而解。自然美是美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按照以实践美学为首的人本质美学理论,美本质被人本质所决定;人本质是自由,自由来自于实践,实践是人的活动,因此,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注入了人的因素,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象征、显现、映照等等。如果以此来说明自然事物成为美物的原因,不仅非常牵强,而且有滑入主观论美本质观的可能,与实践美学的初衷相背离。例如,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力量灌注到太阳上,只能以太阳的客观性存在为前提而形成人与太阳的关系,这种关系又以人的感觉、观念、意识来确定和确认。人怎样感觉和认识太阳,太阳就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此,如果说太阳含有美本质,那也是由人的意识所赋予的产物。这等于说自然美没有客观的美本质,所谓客观的美本质其实是被人主观的意识所决定的。美学原理是一致的,如果自然美的原理是这样的,那么社会美、艺术美的原理也应该是这样的,社会美、艺术美的美本质都应该是人的意识的产物。这种逻辑运演的结果将彻底否定了“人本质决定美本质”的理论。认知美学关于形式知觉模式的阐述摈弃了“人本质决定美本质”之说,使人的审美活动完全建立在自然发展进程中,完全依据客观的生活和人的身体机理而形成。美感不是对美的感受,而是以形式知觉模式为前提,对有利事物(即好的事物)的形式的感受。人把这样的感受表述为“美”,正像把好的感受表述为“好”一样。在功利需要方面引起好感的事物被称为“好的事物”,在形式知觉方面引起好感的事物就被称之为“美的事物”。“美的事物”的一般属性和价值因此被称为“审美属性”和“审美价值”。从发生学上看,不是先有美的事物后有美感,而是先有好的事物而后有美感,有了美感之后才把好的、引起美感的事物称为美的事物。所有美的自然事物皆可作如是观,自然美的问题可以科学化地加以解决。这样,既回答了“美的事物从何而来”的问题,又回答了“什么样的事物可以成为美的事物”的问题,还回答了“美感从何而来”的问题。生活中,对人有利的事物,可以是美的事物,在人的眼中并不总是美的。为什么有时候美,有时候不美呢?或者说,为什么人有的时候能够审美,有的时候不能呢?当代西方美学曾盛行过“审美态度理论”,认为:事物美不美,取决于人的态度,当人以审美态度看待事物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1篇8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发展影响
1.认知语义学发展背景: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它
对语义问题最初的思考是哲学层面上的,研究意义的定义、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内涵与外延、真值条件、逻辑分析、形式化、解释与模型、可能世界等。
1897年法国学者MichaelBreal发表“EssaideSemantique”(《语义学探索》)语义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宣告成立。语义研究在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各学科中同时进行,各路学者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理论、运用不同方法来解释和研究语义(王寅,2005:9)。这就是现代语义学的第一时期,自1897年至20世纪60年代。也可算是语义学产生的大背景。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语言学派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专注于对语言表层结构的描写。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分析哲学,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在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一些语义学者由历时性的研究转向共时性的研究,由研究一个词的语义变化转向研究词与词的语义关系(徐烈炯)。但结构主义的焦点仍是对语言结构的描写,而且受制于结构,对于语义问题未能给出一个充分的令人满意的答案。不仅如此,桎梏于结构主义,语义问题始终未得到语言学家应有的注意和重视。
此间其它主流语言学派也纷纷表明了对语义的态度。如以Firth(弗斯)和其学生Halliday(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强调从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使用情景来研究语言、分析语义。形式语言学派的语义学家针对意义研究提出“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它们均以外延论为基础,本质上是客观主义,在语义描写时避免受心理因素的干扰,并认为语义与任何种类的概念形成和认知处理过程无关。另外,后期的转换生成语法(TG)也开始重视语义研究。但在对其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对语义的认识和分析的方法不同而产生了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格语法、齐夫(Chafe)语义理论及分解语义学。生成语法学派将语义学和句法学、音系学并列为生成语法学的三大分支。生成语法学的总目标是描写和解释人们的语法知识,其中语义学的目标则是描写和解释人们的语义知识。
2.认知语义学的发展、主要理论框架及意义
2.1发展及主要理论框架
莱考夫(GeorgeLakoff)作为认知语义学的主要倡导人,曾跟随乔姆斯基学习生成语言学。但莱考夫从认知的角度重新审视语义。认知语言学的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始终未受到重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具有影响的理论框架提出后,认知语言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终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认知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
“认知语言学是从人的认知角度来理解语言的产生、习得和使用的。它否认大脑中有存在自主的语言功能(autonomouslinguisticfaculty),并从概念化来理解语法,同时认为语言知识来自于语言使用。”
(en.省略/wiki/Cognitive_linguistics)
“认知语言学发韧之初并非始于某一单一的来源,也没有所谓的精神领袖,它是很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学者在提出、检验和整合某些来源于经验观察的、有跨语言和跨学科证据的核心概念的过程中逐渐就语言和概念结构的依存关系达成某种共识,共同推动这一学科的成型和发展。”
(王馥芳,认知语言学发展近30年综述)
20世纪80年代中期,认知语言学家纷纷在认知语言学这个范式(paradigm)下,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这一学科作出贡献。主要的理论框架有:
“Fillmore(1976;1982)的框架语义学理论(FrameSemantics)及其后来与其他人(Fillmoreetal.,1988)一道发展而来的建构语法(ConstructionGrammar)、Talmy(1978,1988)的意象图式(ImagingSchemata)理论、Lakoff&Johnson(1980)的认知隐喻理论、Lakoff(1987)的认知借论和理想认知模型、Langacker(1987;1990;1991)的认知语法理论、Fauconnier(1985)的心理空间理论及后来和MarkTurner(2002)一道发展起来的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Blending),以及由JeffElman(1989)和BrianMacWhinney(1988)发展而来的语言处理联结模式(connectionistmodels),该模式的研究焦点在于运用联结网络来研究模块学习(modelinglearning),特别是语言习得。语言是认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知反映文化、心理、交际和功能因素的互动,且语言和认知的关系只能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概念化和心理处理(mentalprocessing)语境中得到理解。”
(王馥芳,认知语言学发展30年综述)
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Lakoff和Langacker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波兰、比利时、德国学者研究认知语言学时大多参考了这两位的理论观点。
Lakoff的认知隐喻理论。在Lakoff看来,隐喻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并且隐喻存在于思想中。Lakoff认为,隐喻是我们借由我们已有的领域来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GeorgeLakoff,2004:LectureSeven)。隐喻有基本隐喻和复杂隐喻之分。基本隐喻相对简单,来自于日常生活经验。因此隐喻是体验性的(embodied)。复杂隐喻是由多个基本隐喻组合构成,建立在基本隐喻的基础之上。Lakoff列举的几个基本隐喻如“Loveisajourney.”;“Moreisup,lessisdown.”;“Affectioniswarmth.”;“Statesarelocations.”等。隐喻的习得先是基本隐喻在孩童时代概念层面的习得,然后隐喻进入语言,变为语言层面的习得。这些基本隐喻互相结合,也就形成了隐喻的文化差异。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理论在他的《认知语法基础》中得以详细阐述。认知语法认为人的语言由语义单位、音系单位及符号单位组成。语言结构是由人类的一般认知过程发展出来的。认知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完形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y)。认知语言学家致力于建立语言结构与视觉感知等各类认知活动之间的类比关系。Langacker的学生AdeleGoldberg后来发展出constructiongrammar(构式语法)。同样跟基于短语结构范畴的主流语法学派采取了不同的语言学基本主张,把语言结构看作是音义直接结合的符号单位,而不把句法结构和语音形式分开作为语言中的两大模块来处理(比如生成语法中的做法)。
在认知语言学主要理论框架成型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认知语言学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对这一时期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宽度,Geeraerts(1995:111-112)作了如下总结:
因为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内嵌于人类所有认知能力当中的,认知语言学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包括:自然语言范畴化的结构特点(比如典型性[prototypicality]、系统性多义词[systematicpolysemy]、认知模型、心理意象和隐喻);语言组织的功能原则(比如象似性和自然性);句法和语义的概念界面(认知语法和构建语法的研究论题);语言使用的经验和语用背景;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包括相关主义(relativism)和概念普遍性。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框架。Croft(2001)提出了“激进构建语法”(radicalconstructiongrammar)理论,它是对发展心理学家Tomasello(1999)提出的、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动词岛假设”(verbislandhypothesis)的支持和应用。该理论认为,句法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我们所知道的句法其实是语言构建体(grammaticalconstructions)的语义结构的次现象(epiphenomenon)。”
(王馥芳,认知语言学发展近30年综述)
2.2意义
认知语言学家们均认为意义是语言的中心,也应成为研究的核心。认知语言学(认知语义学)是一个完全意义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伴随着兴起,它逐渐以其新颖独到的切入视角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拉回语义学上。当代语义学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不折不扣的语言学界的灰姑娘。
关于转换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王寅在《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一书中还有过系统的比较,认知语言学的创新及意义可见一般。
另外,不同于传统语义学的“语句义是由词义组合而成”的观点,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不是简单的词义组合,而是相互作用,激活相关认知域、知识框架,通过整合(Integration)而获得意义的。
3.认知语义学的不足
3.1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基础受到质疑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基础是体验性。试图从神经语言学上得到证实。
但神经语言学涉及信息科学、神经生理学、认知科学的连同理论、语符学,是一种语言学理论,但同时又是一种神经生理理论、认识理论、语符理论。要想为万千语言现象一一找到神经层面的依据绝非易事,这一理论基础还有待夯实。这也是未来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3.2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受到质疑
认知语言学作为一门体验性的学科,但是其研究方法往往是内省,是非体验性的,往往引来诸多争议。
“内省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早在100多年前就因其非经验根源(non-empiricalroot)而在科学界失宠,认知科学兴起之后,它成为该学科的主要方法而重新得宠。但是,“内省”的非经验根源注定将使得认知科学的方法论遭遇尴尬的理论悖论: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科学学科,其方法论却是非经验根源的。内省的非经验根源在于:这一理论方法的实质是通过推理来获取最佳的解释。在认知语言学中,“内省”是通过假定的、观察不到的心理机制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语言现象。”
(王馥芳,认知语言学发展近30年综述)
另外,认知语言学不同于其它客观主义学派,主观性是它的亮点,同时也难以避免过于主观,实际可操作性不强。王寅在《语义学理论与语言教学》中也谈及此:
“强调语义出自身体经验,这是正确的,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但对词义分析带有明显的主观任意性的色彩……因此传统的语义特征分析法并不是一无是处,对主要特征进行简单明了的描写,从语言内部关系上来刻画语言形式的意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能将传统的语义分析方法与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则会对语义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王寅,2005:194)
4.认知语义学对哲学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家们不仅仅是在进行一场语言学界的革命,其影响还波及哲学。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向来渊源已久。第二次哲学转向后,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随着研究日益深入,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形成。
但是认知语言学家们却“醉翁之意不在酒”。当一种颠覆性的视角被引入到语言研究,它的影响的波及范围是极广的。以新的观点及认知的观点审视以往的哲学,认知语言学家Lakoff认为它们已经完全颠覆。我们需要一门崭新的哲学。于是Lakoff和哲学家MarkJohnson一起花了七年时间一起完成了《肉身哲学》(PhilosophyinFlesh)。
这本书中他们以认知语言学为研究方法,来重新阐释什么是真、意义为何、什么使其成真等哲学问题。认知语言学关于颜色范畴和原型(prototype)的阐释告诉我们,事物是通过我们的认知而存在,而有意义的。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告诉我们更多有关体验性(embodiment)。从隐喻的观点重审之前的哲学,我们会发现“哲学家们个个有自己的一套作为绝对真理隐喻的。他们只是有一些隐喻,然后把它们看做真理,然后用这些隐喻自身对这些隐喻的基础进行阐释”(Lakoff,2007,TheLecturesonCognitiveLinguistics)。
这一哲学革命仅仅刚刚开始,但其意义就是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大脑,它仅仅作为一个自在的思考工具,还是概念的源泉、理智的源泉。
参考文献:
[1]王馥芳.认知语言学发展近30年综述[J].中文自学指导,2008,(4).
[2]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3]Lakoff,George.省略piledbyYuanGao(高远).andThomasFuyinLi(李福印).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7.
[4]徐烈炯.语义学.tieba.省略/f?kz=303253918.2008/10/1.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9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和管理学中沟通和激励因素的比较分析，将态度理论引入管理中，主张对科技创新团队进行创新型管理。以求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
思想教育与心理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思想教育必须遵循心理学规律。知觉是个人对客观事物、对他人的一种认知心理过程。在知觉基础上与人交往、与客观事物接触，就会逐渐形成态度。由于每个人的社会生活环境、知识构成的不同，待人处世的态度往往也不同，态度差异是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态度作为心理上的一种准备状态，支配着人的一系列活动,是行为的基础和诱因，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态度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将态度理论引入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是心理学与管理学两门学科的创造性结合，这一结合必将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也有利于加快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1态度理论概述
态度是个人对外界事物的一种持久的、一致的内在心理和行为倾向（张德，2004）。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或在工作交往中，总是对人或事产生不同的反应，做出各种各样的评价。这种对客观对象表现出来的积极、肯定的或消极、否定的心理倾向，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当这种心理状态变得比较持久稳定，就会成为态度。
态度具有指向性，态度必须有态度主体即态度的持有者（一般指个人），以及态度客体即态度对象。作为态度的主体，人因为在性别、年龄、文化、个性、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待每一个客体会有不同的态度。态度的客体存在于很多方面，包括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或者仅仅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念等等，因此，同一个人对不同的态度对象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同一人对同一态度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内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刘永安，2002）在态度主客体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主体一般是通过不同态度客体对自身的利弊情况逐渐产生不同的行为倾向。
态度的心理结构由三种成分构成：认知、情感和意向。认知是人对事物的看法及评价，如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褒奖和批评。情感即人对事物的好恶，带有感彩和情绪特征。人的喜爱或讨厌、热爱或憎恨、尊敬或厌烦、热情或冷淡等，都反映出人的态度。态度与情感不完全相同，但态度包含情感倾向，情感可以直接反映出态度。意向即人对事物的行为准备状态和行为反应倾向。态度不同于行为，但态度含有行为倾向，人的行为可以反映出他的态度（张德，2004）。
2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日益进步，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引领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点,更是产业结构高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因此，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是新时期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体现。人才队伍建设是自主创新的根本,而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是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的培育（柳洲、陈士俊，2006）。为什么只有进行科技创新的团队化管理才能最大程度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呢?
一方面，科技人才的管理要是创新型的管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反复证明的客观真理。作为管理基本职能的创新，它是一种思想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又是一种原则以及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活动。任何组织系统的任何管理工作都包含在“维持”和“创新”中，因此，维持和创新是管理的本质内容，有效的管理在于适度的维持与适度的创新的组合（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2005）。所以与一般的团队管理不同，科技创新团队管理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团队，在这个团队管理中，不能教条死板，不可以墨守陈规。而要时刻保持创新精神，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渗透，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实行新的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科技人才的管理要是团队化的管理。首先,团队化管理可以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协调人际关系,提高科研人员的归属感,通过他们相互理解达成共同目标,从而有效地把个人目标融入和升华为团队目标。其次,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可以在合作过程中实现技能互补,为队员在互动中彼此受益提供了基础,通过相互帮助和支持,不仅有助于增加工作的满意度,使队员拥有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提高队员的创新效率，而且有助于促进工作的协同,产生比个体简单综合高得多的生产率。最后,与一般的科研群体相比,科技创新团队成员间通过在研究课题中的分工协作,极大地提高了交流沟通的频率,通过这些交流与共享,不仅使研究的课题迅速完成,而且有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本学科领域的应用,发现新的学科增长点。
3学习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前文分别对态度的概况以及科技创新团队管理的重要性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现在我们将对关于态度的理论做一个罗列，其实关于态度的理论有很多，例如：学习理论、诱因理论、预期价值理论、认知反应理论、认知理论、平衡理论、一致性理论、认知失调理论、层次理论等等。下面，文章会将学习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引入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中，分析这些理论在实际管理中的应用。
3.1学习理论
学习理论是探究人类学习本质及其形成机制的心理学理论。它重点研究学习的性质、过程、动机以及方法和策略等。学习理论包括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强化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c.i.霍夫兰。他认为，人的态度主要是通过联想、强化和模仿而产生的。联想、强化和模仿正是学习的三个主要机制。经典条件反射理论重视联想，强化理论重视强化，社会学习理论重视模仿。
3.2学习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某种动机引起的。动机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它对人的行动起激发、推动、加强的作用，因此称之为激励。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可以将学习理论运用于团队人员的激励过程中。激励就是通过影响职工个人需要的实现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引导他们在企业经营中的行为。在学习理论中，包含了强化理论、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所以根据这些理论的要求，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就要坚持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
以强化理论为例，强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其所获刺激物的函数。如果刺激物对他有利，这种行为会重复出现；若对他不利，这种行为会减弱直至消失（张德，2004）。因此管理者要采取各种强化方式，以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组织的目标。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正强化，就是奖励那些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以便使这些行为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可以通过科技成果奖的设立、科研经费的增减、科研人员的配备等方面作为组织对团队表现的正强化。适当的正强化可以激励这些团队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且有利于各个科技创新团队之间的良性竞争。负强化，就是惩罚那些不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以使这些行为消弱直至消失，从而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不受干扰。现阶段我国的科技创新团队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管理的行政化趋向。科技创新团队理应是学术严谨的管理氛围，但近年来一些高校对人才的管理过于偏向行政化，科研人员越来越在意科研经费的多少和行政职位的高低，而忽视了科研成果的含金量。甚至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惨假、抄袭的学术腐败事件。对于上述现象，管理者予以行为的负强化，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以保证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4认知失调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4.1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是列昂.费斯廷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试图解释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认知失调是个体可能感受的两个或多个态度之间或者他的行为和态度之间的任何不和谐。这个理论认为当两种认知或认知与行为不协调时，为了保持一致，态度将发生变化（张德，2004）。失调通常是心里上的不舒适，它使人致力于缓解这种失调，用协调的因素来代替失调的因素。
4.2认知失调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认知失调理论有助于预测人们行为改变的倾向性，例如，如果由于工作需要要求人们去做与他们的个人态度相冲突的事情，他们将努力改变自己的态度，以便使他们的态度与言行协调一致。团队在管理中，沟通十分重要。团队成员与外部人士交流，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的信息传递，管理者与下属的感情联络，控制者与控制对象的纠偏工作，都与沟通相联系。沟通是协调各个体、各要素，使团队成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剂，是管理者激励下属，实现领导职能的基本途径，也是团队与外部环境建立联系的桥梁。
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引入认知失调理论要以沟通为其媒介，在认知失调理论中的不和谐要通过沟通达到和谐，通过团队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沟通，可以使被管理者认识到已发生的不和谐因素并不太重要，愿意试图去改变这种不平衡，而不能使团队成员认为所产生的不和谐是不可控制的结果，那样他们就不大有可能改变已有的态度，从而给管理工作带来不便。此外，众所周知，创新是对原有的思想，原有的原则的一种突破，甚至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所以在科技创新团队中的成员要有一种用于打破常规，坚持己见的精神面貌。所以在科技创新团队中冲突会时常发生。传统观点往往只看到了冲突的消极影响，把冲突当做组织的内部矛盾、斗争、不团结的征兆。因而管理者总是极力的消除、回避或掩饰冲突。事实上，由于沟通差异、结构差异和个体差异，尤其是在一个创新团队中，这些差异和不同的观点都客观存在着，有冲突在所难免。所以，要看到冲突的积极作用。一个没有冲突的团队必定对所有事情都持相同的观点，这样的团队就缺乏创新意识，当然，这也与我们一直倡导的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参考文献
［1］?刘永安.态度理论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j］.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2,（12）.
［2］?柳洲,陈士俊.我国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科学管理研究，2006,（4）.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和管理学中沟通和激励因素的比较分析，将态度理论引入管理中，主张对科技创新团队进行创新型管理。以求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
思想教育与心理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思想教育必须遵循心理学规律。知觉是个人对客观事物、对他人的一种认知心理过程。在知觉基础上与人交往、与客观事物接触，就会逐渐形成态度。由于每个人的社会生活环境、知识构成的不同，待人处世的态度往往也不同，态度差异是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态度作为心理上的一种准备状态，支配着人的一系列活动，是行为的基础和诱因，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态度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将态度理论引入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是心理学与管理学两门学科的创造性结合，这一结合必将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也有利于加快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1态度理论概述
态度是个人对外界事物的一种持久的、一致的内在心理和行为倾向（张德，2004）。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或在工作交往中，总是对人或事产生不同的反应，做出各种各样的评价。这种对客观对象表现出来的积极、肯定的或消极、否定的心理倾向，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当这种心理状态变得比较持久稳定，就会成为态度。
态度具有指向性，态度必须有态度主体即态度的持有者（一般指个人），以及态度客体即态度对象。作为态度的主体，人因为在性别、年龄、文化、个性、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待每一个客体会有不同的态度。态度的客体存在于很多方面，包括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或者仅仅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念等等，因此，同一个人对不同的态度对象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同一人对同一态度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内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刘永安，2002）在态度主客体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主体一般是通过不同态度客体对自身的利弊情况逐渐产生不同的行为倾向。
态度的心理结构由三种成分构成：认知、情感和意向。认知是人对事物的看法及评价，如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褒奖和批评。情感即人对事物的好恶，带有感情色彩和情绪特征。人的喜爱或讨厌、热爱或憎恨、尊敬或厌烦、热情或冷淡等，都反映出人的态度。态度与情感不完全相同，但态度包含情感倾向，情感可以直接反映出态度。意向即人对事物的行为准备状态和行为反应倾向。态度不同于行为，但态度含有行为倾向，人的行为可以反映出他的态度（张德，2004）。
2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日益进步，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引领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点，更是产业结构高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因此，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是新时期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体现。人才队伍建设是自主创新的根本，而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是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的培育（柳洲、陈士俊，2006）。为什么只有进行科技创新的团队化管理才能最大程度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呢?
一方面，科技人才的管理要是创新型的管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反复证明的客观真理。作为管理基本职能的创新，它是一种思想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又是一种原则以及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活动。任何组织系统的任何管理工作都包含在“维持”和“创新”中，因此，维持和创新是管理的本质内容，有效的管理在于适度的维持与适度的创新的组合（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2005）。所以与一般的团队管理不同，科技创新团队管理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团队，在这个团队管理中，不能教条死板，不可以墨守陈规。而要时刻保持创新精神，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渗透，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实行新的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科技人才的管理要是团队化的管理。首先，团队化管理可以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协调人际关系，提高科研人员的归属感，通过他们相互理解达成共同目标，从而有效地把个人目标融入和升华为团队目标。其次，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可以在合作过程中实现技能互补，为队员在互动中彼此受益提供了基础，通过相互帮助和支持，不仅有助于增加工作的满意度，使队员拥有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提高队员的创新效率，而且有助于促进工作的协同，产生比个体简单综合高得多的生产率。最后，与一般的科研群体相比，科技创新团队成员间通过在研究课题中的分工协作，极大地提高了交流沟通的频率，通过这些交流与共享，不仅使研究的课题迅速完成，而且有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本学科领域的应用，发现新的学科增长点。
3学习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前文分别对态度的概况以及科技创新团队管理的重要性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现在我们将对关于态度的理论做一个罗列，其实关于态度的理论有很多，例如：学习理论、诱因理论、预期价值理论、认知反应理论、认知理论、平衡理论、一致性理论、认知失调理论、层次理论等等。下面，文章会将学习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引入科技创新团队的管理中，分析这些理论在实际管理中的应用。
3.1学习理论
学习理论是探究人类学习本质及其形成机制的心理学理论。它重点研究学习的性质、过程、动机以及方法和策略等。学习理论包括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强化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C.I.霍夫兰。他认为，人的态度主要是通过联想、强化和模仿而产生的。联想、强化和模仿正是学习的三个主要机制。经典条件反射理论重视联想，强化理论重视强化，社会学习理论重视模仿。
3.2学习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心理学家一般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某种动机引起的。动机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它对人的行动起激发、推动、加强的作用，因此称之为激励。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可以将学习理论运用于团队人员的激励过程中。激励就是通过影响职工个人需要的实现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引导他们在企业经营中的行为。在学习理论中，包含了强化理论、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所以根据这些理论的要求，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就要坚持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
以强化理论为例，强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其所获刺激物的函数。如果刺激物对他有利，这种行为会重复出现；若对他不利，这种行为会减弱直至消失（张德，2004）。因此管理者要采取各种强化方式，以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组织的目标。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正强化，就是奖励那些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以便使这些行为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可以通过科技成果奖的设立、科研经费的增减、科研人员的配备等方面作为组织对团队表现的正强化。适当的正强化可以激励这些团队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且有利于各个科技创新团队之间的良性竞争。负强化，就是惩罚那些不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以使这些行为消弱直至消失，从而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不受干扰。现阶段我国的科技创新团队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管理的行政化趋向。科技创新团队理应是学术严谨的管理氛围，但近年来一些高校对人才的管理过于偏向行政化，科研人员越来越在意科研经费的多少和行政职位的高低，而忽视了科研成果的含金量。甚至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惨假、抄袭的学术腐败事件。对于上述现象，管理者予以行为的负强化，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以保证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4认知失调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4.1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是列昂.费斯廷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试图解释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认知失调是个体可能感受的两个或多个态度之间或者他的行为和态度之间的任何不和谐。这个理论认为当两种认知或认知与行为不协调时，为了保持一致，态度将发生变化（张德，2004）。失调通常是心里上的不舒适，它使人致力于缓解这种失调，用协调的因素来代替失调的因素。
4.2认知失调理论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的应用
认知失调理论有助于预测人们行为改变的倾向性，例如，如果由于工作需要要求人们去做与他们的个人态度相冲突的事情，他们将努力改变自己的态度，以便使他们的态度与言行协调一致。团队在管理中，沟通十分重要。团队成员与外部人士交流，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的信息传递，管理者与下属的感情联络，控制者与控制对象的纠偏工作，都与沟通相联系。沟通是协调各个体、各要素，使团队成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剂，是管理者激励下属，实现领导职能的基本途径，也是团队与外部环境建立联系的桥梁。
在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中引入认知失调理论要以沟通为其媒介，在认知失调理论中的不和谐要通过沟通达到和谐，通过团队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沟通，可以使被管理者认识到已发生的不和谐因素并不太重要，愿意试图去改变这种不平衡，而不能使团队成员认为所产生的不和谐是不可控制的结果，那样他们就不大有可能改变已有的态度，从而给管理工作带来不便。此外，众所周知，创新是对原有的思想，原有的原则的一种突破，甚至是对传统观念的革新，所以在科技创新团队中的成员要有一种用于打破常规，坚持己见的精神面貌。所以在科技创新团队中冲突会时常发生。传统观点往往只看到了冲突的消极影响，把冲突当做组织的内部矛盾、斗争、不团结的征兆。因而管理者总是极力的消除、回避或掩饰冲突。事实上，由于沟通差异、结构差异和个体差异，尤其是在一个创新团队中，这些差异和不同的观点都客观存在着，有冲突在所难免。所以，要看到冲突的积极作用。一个没有冲突的团队必定对所有事情都持相同的观点，这样的团队就缺乏创新意识，当然，这也与我们一直倡导的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参考文献
［1］刘永安.态度理论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J］.广东：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2，（12）.
［2］柳洲，陈士俊.我国科技创新团队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科学管理研究，2006，（4）.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11
关键词：案例法;《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直观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214-02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面向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系统学习和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对学生进行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基本理论的教育，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基本理论，理解和学习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以及新一代领导人关于当今国际问题的重要论述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这门课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现实性和政策性[1]。
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的特点与难点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它有着与其他课程所不同的特点，也因而带来了教学上的难点。
（一）学科的宏观性
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是一个宏观的视角领域，是从全球和全人类的范围来观察和研究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基本概况，它们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从空间范围来说涵盖了七大洲、四大洋（甚至还包括外层空间），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亿人口。从时间跨度来看，涉及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东西方的对抗，缓和，冷战结束，全球化方兴未艾和目前尚未结束的金融风暴，整整66年。如此规模宏大的覆盖范围，就社会科学而言是独树一帜的。
宏观性带来了认知的困难，即使是一般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也很难说自己对这一宏观领域了如指掌，因为宏观性还有多种次级层面，如地区研究、国别研究、跨国组织、多边合作、非政府组织等。想要清晰、便捷地认识这种宏观性和复杂性，无疑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课程的跨学科性
本课程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经济理论、世界政治史、国别史、外交史、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如军备控制领域的核武器与导弹）、哲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涉及范围之广，跨越领域之宽，也是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
这种跨学科性对于只有本科程度的学生而言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他们一般只具有本专业的基础课程知识，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按照学科要求掌握如此之多、难度如此之大的多学科理论基础。这对于教师而言也是种难以克服的挑战。
（三）学科的抽象性
本课程大致属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是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是一个充满了逻辑符号和文字的抽象研究范畴。一般而言，其基本的学术概念都是国家利益、理性决策、国际格局、实力地位等诸如此类的高度抽象的词汇，对于没有任何社会经历和历史宏观概念的本科生而言，想要理解这些概念，存在自身认知基础的薄弱环节。他们都是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对于这些深刻的社会科学概念可能有着某些程度的模糊认知，但要想准确深入的掌握，光靠书本上抽象的概念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本课程所具有的三大特点（宏观性、跨学科性和抽象性）也就带来了教学上的三大难点。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让学生能够有兴趣、有能力接受和掌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达成教学目的呢？这就要从认知角度和学科特点来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基本认知的理论
人的认知是从感觉到知觉，从意识到思维，通过语言这一工具，进而形成一套较完整的认知体系。就学习而言，学习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现象，它不仅与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直接相联系，而且还涉及人的情绪、动机性和社会化等问题[2]226。
人对外认知的首要基础条件就是感觉，人们认识客观世界、领略周围的万千事物，首先是从感觉开始的。人们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如眼、耳、鼻、舌、皮肤等，去看、去听、去嗅、去触摸，由此建立起关于客观事物的最初的直接印象[2]77。因此，感觉是认识的开端。就常态教学而言，对学生最经常采用的就是视觉和听觉刺激。而有了感觉之后，人才能形成一定的知觉。
知觉（perception）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的整体的反映。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感觉信息的整合和解释[2]121。知觉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没有实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觉，而必然是抽象和游离的概念。
心理学家对于认知主要是从信息加工观点为核心来进行研究的[3]1。认知心理学运用信息加工观点来研究认知活动，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感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思维和言语等心理过程或认知过程，以及儿童的认知发展和人工智能（计算机模拟）[3]。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觉与人的知识经验是分不开的，并因此而具有间接性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必然要以学生既有经验知识发生作用，有可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强认知，也有可能是原有的知识经验抗拒和扰乱新知识的吸收与接纳。
认知心理学强调过去的知识经验和现实刺激都是产生知觉所必需的，因此它认为知觉过程包含相互联系的两种加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还包括整体加工和局部加工[3]38-39。
因此，根据这一基本认知心理学理论，我们就要采用案例法，以加强教学效果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心理与认知科学范文篇12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
【正文】
逻辑经验主义瓦解之后，科学哲学领域出现了繁荣气象，哲学家们从科学史、社会学、心理学、解释学等诸方面对科学知识的性质、科学知识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发展方式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各种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如大江风起，一浪接一浪。其中就有布洛尔（davidbloor）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围绕这个强纲领形成了爱丁堡学派。布洛尔的《知识和社会造型》[①]对科学知识作了社会学的考察，提出了关于科学知识的新问题和新见解。多数科学哲学家致力于科学合理性规范，并把这个任务看成哲学的特殊任务。他们力图通过阐明真理、实在等概念来说明科学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知识是信念之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信念与证据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信念系统内部的一种关系。这种科学哲学观基本上为科学社会学家所接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知识的性质（真假）不受外部的社会环境的制约，知识社会学不能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
在《知识与社会造型》中，布洛尔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他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先验本质，也不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等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将被完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资料来处理。布洛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是：第一，由于不存在上一级的或先验合理性、客观性、有效性标准，以建立和提供这些标准为核心的哲学是科学的累赘，多数时候对于科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第二，“真”和“假”等是一定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制度的产物。
强纲领的主要立场是，在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群体持有某个具体信念、为什么某一信念发生转变这个过程中，那些信念是真还是假、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等考虑是无关紧要的。布洛尔的强纲领有四个信条：（1）因果性对信念和信念变化的说明是因果说明，这要求我们考虑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是什么。信念形成的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其他原因。（2）对等性我们常常拿合理与不合理、真和假、成功和失败来评价我们的信念或知识，科学社会学必然对它们作出对等的说明。（3）对称性科学社会学的说明必须是对称的，比如说，同一种原因是既能说明真信念，又能说明假信念。（4）自反性科学社会学必然是自反的，它的说明模式必须适用于它自己。否则，科学社会学将是对自己的反驳。布洛尔比较接近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他把信念看成一种自然现象，他的计划对信念作出因果说明，就象物理学说明运动现象一样。但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结论却在哲学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导致工具合理性逐渐取代规范的合理性。与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波普主义的、实在论的科学哲学不同，布洛尔和爱丁堡学派关心对科学家的活动作经验解释，而不屑于科学合理性的规范解释。他们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试图把哲学家喜爱的规范搁在一边而又能对科学作出说明，这个领域现在叫做“科学和技术研究”（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sts）。一般认为，sts在学术上是围绕着社会学进行的，但不可能脱离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最初的爱丁堡学派就是如此。在布洛尔的影响下，sts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普通的科学社会学不同，sts学者以分析的分离和认识的中立精神来研究科学。这就是说，他们尽可能使他们的方法符合“置身事外”精神。不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sts应采取什么态度对待科学，成了争论的焦点。
sts使那些关心科学合理性和实在论的哲学家很不满意，因此受到许多批评。但是，这个领域取得了许多的成功，这就迫使哲学家们考虑：如果不提供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规范说明，会受到什么重大的损失？现在回答“损失不多”的科学哲学家越来越多了。吉厄（r.giere）是这个倾向的代表[②]。吉厄不太信服布洛尔的论证，同时又承认，布洛尔的哲学敌手没能证明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之外有一个单独的“科学合理性”领域。吉厄用“工具合理性”一词来说明科学中的认识的成功，这个概念也是布洛尔的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样，吉厄和布洛尔就联起手来了。吉厄说，不论过去是一些什么样的策略产生了认识论上可向往的结果，这些策略应该在将来配用到相似的场合中，这样就隐蔽地承认了这些关于研究目标的策略在具体场境中的相对性。布洛尔的强纲领的追随者巴恩斯（barrybarnes）则使用了一个更有刺激性的词，即“自然合理性”[③]，它与“工具合理性”的意思差不多。不管叫工具合理性还是叫自然合理性，科学所需要的合理性似乎不过如此。
另一方面，布洛尔的强纲领导致科学哲学的方向发生变化。哲学以什么方式来解释科学，现在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的科学哲学认为，理解科学的最适当的手段是对科学理论作逻辑的和概念的分析，甚至像库恩这样的反传统的哲学家也大致上是这样解释科学的。自然，多数哲学家不愿意改变这种解释科学的方式。他们力图说明科学哲学与sts有实质的区别。布洛尔和爱丁堡学派并不否认这种区别，却认为与sts有区别的科学哲学并无存在的理由。
蒯因是“认识论自然化”的开拓者。一般认为，自然主义在心理学上持还原论立场。例如，“我相信玫瑰都是红色。”这里涉及一个认识概念，即“信念”。信念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事件，我们可把它还原为一种经验的相互关系，即神经状态（事件、过程）和具体的环境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信念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现代认识论和心理物理学站在一边，而知识社会学却站在对立的另一边。按照现代认识论和物理心理学的图画，孤独的有机体与它的环境（包括其他类似的有机体）相互作用。但是，知识社会学家怀疑这幅图。这种冲突在心理学中也有表现。例如，弗多尔（jerryfodor）和吉布森（j.j.gibson）之间有一场关于“唯我论的”和“生态学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相对优点的争论。弗多尔论证说，专注于孤独的认识者具有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论力量，因为它使心理学家达到思想的规律，本质上求助于思想之外的对象，因此，心理学承认“方法论的唯我论”[④]。
曼海姆（karlmannheim）是知识社会学的建立者，以他为中介，可以很好地理解布洛尔。曼海姆所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不同于科学哲学家所熟悉的自然化认识论。为了了解这种区别，考虑人们提出的有哲学意义的“知识问题”的两种策略。
策略a：（1）我最了解我的心灵，但它可能不存在。（2）那么，我如何判定其他可能的事物是否存在呢？如果它们存在，由于它们似乎与我自己的心灵不同，我如何认识它们？
策略b：（1）我们日常感觉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生活在同一世界，然而，当我们编排（articulate）他们的经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能够直接到达的世界的外观中有着显著的差异。（2）那么是什么使我们达到我们共同的实在有这些差异呢？是什么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忽视这些差异、认为我们自己达到的与所有的人都一样呢？
罗蒂、笛卡尔、蒯因等采取了策略a，由内到外提出知识问题。而知识社会学则采取了策略b，由外到内说明知识。布洛尔也采取策略b。同曼海姆相似，布洛布是一个认识论的实在论者，并相信他研究的多数人也是实在论者，因此他不相信预设实在论有助于说明各人信念的差异。有些哲学家担心，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意味着反实在论、怀疑论、虚无主义或更坏的东西。针对这些哲学家，巴恩斯和布洛尔说，“总的结论是，在所有大不相同的认识反应中，实在毕竟是一个共同的因素。作为一个共同因素，用它来说明那些差异，没有什么前途。”[⑤]因此，相对主义提出来，是作为某些可能与实在论相伴随的不良认识习惯的补充，特别是当一阶“自然态度”的实在论被捏造成二阶的普遍研究原则的时候[⑥]。这些不良习惯有两个倾向比较突出：（1）弱化（minimize）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信念的差异；（2）别人与我们的信念有差异，如果这种差异不能完全解释透，就夸大这些人的病态。在强纲领的四个著名信条中，布洛布表达了他认可的相对主义。这四个信条是：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自反性。不幸的是，由于这几点被称作“信条”，批判者把它们当作无条件的认识论原则，而不是用于反抗某些偏向的启发法，研究异族文化知识的研究者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偏向。
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一旦自然化会怎样呢？可以预料，布洛尔会同我们更一般的自然主义者分手。布洛尔和曼海姆对于自然化前景有共同的估计，而这估计是布洛尔在科学哲学中受到抵制的主要原因。自然化前景有三种：（1）哲学增加它相对于具体科学的优越性和独特性；（2）哲学相对于具体科学失去其优越性但保留了它的独特性；（3）哲学相对于具体科学失去其优越性，也失去其独特性。
前景（1）很难受到赞赏，甚至很少讨论，因为这意味着自然化的哲学将会同科学作对。然而，假定自然主义者试图在认识上推进科学，那么这种动机有什么根据呢？在通俗的和社会学的文献中充满了“信息爆炸”的感慨。现在是谁站在争端之上俯视相竞争的领域的相对优点？理想地说，是一个对于各门具体专业的进展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这个人能是一个哲学家吗？也许，如果哲学失去特有的题材，如果没有特有的题材不被看作弱点，而被看作优点：在对立的学科之间作调停，那么俯视具体争端的人就很有可能是哲学家了。哲学家对这样的结论并不感怀，这是因为它要求设制一些超越研究者本人的局部学科标准的研究评价标准，这种事情现在哲学家越来越不愿作了。现在比较前景（2）和（3），布洛尔看好前景（3）。
在蒯因（quine1985）、吉厄（giere1989）、福勒（fuller1992）的近作[⑦]中可以看到，关于自然化认识论者或科学哲学家的职责，反复出现的比喻是“知识工程师”、“科学政策家”（sciencepolicymaker）。这两个比喻都保留了哲学工作的规范特性，但没有传统哲学对立法的那种无限制、无条件的态度。简单地说，自然化的认识论是应用科学的一个分支，它只假说式的、而不是关于研究行动的绝对命令。因此哲学对于具体科学仍然是独特的（如果不是优越的），这是前景（2）。按这个前景，哲学不优于（可能劣于）当前最好的科学。
现在转向前景（3）。a和b两种策略对它的解释有实质性的差异。罗蒂和屈奇兰（p.churchland）采取策略a，他们的自然化的认识论主张取消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代之以心理－物理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哲学特有的东西”留下来，因为哲学只不过是原始的科学罢了。布洛尔也同意开除哲学——它既不是科学，也没有独特的题材。但是，布洛尔采取了不同的作法，提供了不同的理由。罗蒂和屈奇兰为哲学家描绘出的画像是：哲学至多只是合法的问题，但用不恰当的手段回答它们，因此受到拖累。而布洛尔看到的则是哲学家最大的特点：哲学只不过是加强了那些来自自然实在论的不良习惯。因此，鼓吹合理性和真理，不管说起来多么有理，其实是鼓励他们的自然倾向，似乎认为对他们最清楚的东西（makemostsense）应该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最清楚的。
布洛尔并不认为合理性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有某种必然的逻辑联系。他得出上述结论，是根据一个经验论题：以这样的合理性理论装备的研究者与无此装备的研究者相比，更少有可能得到经验上恰当的理解知识如何运转。但是，“经验上恰当的理解”这个概念是否预设另一种特别的真理和合理性理论呢？可以设想，布洛尔和多数sts学究一样持约定论的态度，把答案推给某些行动，在一个相关的寻求知识的共同体（它提供知识社会学的模型）中，这些行动显示了“经验上恰当的理解”。布洛尔的强纲领是打破了传统哲学的自我形象。可以说，以下推理也代表了布洛尔的自然主义的特点。（1）哲学引导我们选取科学作为最高的研究形式，促使我们发展真理、合理性理论，这种理论迫使我们用严格的逻辑推理标准来辩护我们的知识，这又进一步揭示了我们自以为是（takeforgranted）的思想习惯的不恰当性。（2）但是，一旦我们开始作科学，我们发现这些哲学理论是进一步研究的障碍，因为它们鼓励我们以很少几处知识片断为根据，急急忙忙得到关于整体的结论。这个走向不成熟的总体化的倾向产生于我们试图让理性做经验观察所做的事。（3）这说明，这种思想方式是要说服我们相信科学的价值，一旦我们被说服之后，这种思想方式本身并不对科学有所补益。事实上，这种思想方式甚至可能是一个障碍，应该被搁置，因为它的用处已经用过了。
维特根斯坦把哲学比作梯子，一旦用过之后就要丢弃了。布洛尔的“反哲学”态度大都来自维特根斯坦，社会学家孔德、曼海姆也对布洛尔有一点影响。
布洛尔提出以自然主义方式取消哲学这门学科，这使哲学家们最为恼火。罗蒂和屈奇兰认为哲学是认识实践的先锋（precursor），多数哲学家，至少认识论者和科学哲学家，认为这是正面的文化贡献。而布洛尔认为，在科学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文化中，哲学是一种返祖现象（atavism）。在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关系上，虽然有的哲学家（波普）要求科学家更像哲学家，有的（屈奇兰）要求哲学家更像科学家，但哲学家一致认为他们自己最终是站在同科学家一边的。布洛尔否认这一点，认为只有在科学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认识实践的文化中，哲学才是站在科学家一边的。
波普认为哲学家使科学家保持警觉，周期性地（反复地）把他们从教条的、常规科学的沉睡中唤醒。而布洛尔认为，哲学使科学浸染上一些习惯，这些习惯使科学难以持久，时间一长就做不了。例如，伽利略信服推理的力量，通过不断地进行推理，伽利略揭示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假定的人为性和不一致性。然而，一个更好的物理学家是不会仅仅通过使用这些力量得来的，因为这只会导致新的偏向被合法化，成为“第一原理”，如同笛卡尔的物理学。布洛尔断定，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些经验上的第一原理，如牛顿所说的，“从现象出发作推导”。科学最后总是要摆脱哲学的。这个说法显然认定科学与哲学只在某些场境中是相互相容的，而另一些场境中则互不相容。科学与哲学有时形成暂时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如亚里士多德或基督教，但一旦这个敌人被战胜，科学占了支配地位，科学的科学（例如强纲领）就会花很多时间清除科学中的哲学残余。布洛尔就是这样看他自己的计划的。
在叙述普利斯特利接近发现氧时，布洛尔试图把真理概念中的麦粒与麦壳分离开来，这个真理概念是说明普利斯特利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所需要的。按照布洛尔，“普利斯特利的某某观念真，某某观念假”等说法有完全合法的功能，即把我们与普利斯特利共有的观念（“真”观念）和我们不与他共有的观念（“假”观念）区分开来。然而，布洛尔认为，如果我们输入一种更“哲学的”真理观念：我们称为“真理”的那组观念比我们叫做“假”的信念更符合实在——独立于我们求知的利益（interests），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是不合法的。把这种哲学的“累赘”（encumbrance）包装进真理观念之中，我们于是就能剥去普里斯特利的利益，用我们自己的利益取而代之，然后用适合于推进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标准来判断他的工作。关于那些标准是什么，我们处在完全同意的状态之中，我们几乎不需要讨论它们，因此它们对于我们不表现为利益。布洛尔从拉卡托斯那里得到启发，把这种由现在的利益（concern）系统地代替过去的作法叫做“目的论”的合理性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常常被混同于关于理性如何在科学中起作用的真正的因果解释。
通观《知识和社会造型》，布洛尔用来刻画关于真理和合理性的“哲学”观念的词汇如“意识形态”、“分裂”（divisive）、“高压”。“高压”一词来自杜克海姆（durkheim），杜克海姆认为，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信念，共同体根据这个信念迫使它的成员以某种方式行动。不论哪种情况，哲学研究都是科学研究的包袱（im-pediment）。实际上，布洛尔试图作一个更强的论断，这一论断在第四章（关于波普－库恩之争）讲得最清楚：哲学把科学不必要地政治化（philosophypoliticizesscienceunnecessarily）。“我想提出的论断是：除非我们对于知识的性质采取一种科学态度，那么我们对这种性质的掌握不过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关心（concern）的一个射影罢了。我们的知识理论将随着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兴衰而沉浮，它们将缺乏任何自身的自主性或发展基础。认识论将成为一种纯粹的隐性宣传。”[⑧]
现在，库恩一般受到的指责是他用“革命”一词夸大了概念变化的不连续性。有趣的是，布洛尔在更深的层次上指责库恩求助于“革命”，指责他以不同的手段给哲学即政治学的传统输液。布洛尔认为，波普和库恩为哲学家开了方便之门，使他们可以利用科学史，从中举出大量的例子表达他们喜爱的体制（regime）。虽然《科学革命的结构》有一个可检验的科学变化的经验模型的形状，但它那使人兴奋的政治造型致使库恩、波普和其他一些对话人悄悄地溜出了自然主义，回到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世界。
布洛尔没有朴素地相信科学能够全部清除自身中的政治学。强纲领的一个最著名的实质性论题是，一切科学都是受利益驱使的。然而，承认科学中持续存在的利益并不等于必然要赞成这种利益的出现，因为有些利益可能腐蚀社会学家对科学的理解。这个方面，许多哲学家有意无意地误解布洛尔。布洛尔攻击哲学对科学的不良影响，他同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样，把哲学看做一种独特的“生活形式”，认为科学家的实践是一种以历史为根据的自身整体（histor-icallybasedintegrityoftheirown）。当然，实践科学家可以合法地改变科学实践。科学家对更大的社会的或自身利益的关心常常是他们的研究活动的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只有在它们实际上改进科学实践的时候才有益于科学实践。谁决定实践受到了帮助还是受到了损害？这是一个经验问题，是由一个具体共同体的科学家来解决，社会学家处在发现其结果的位置上。如果哲学使人相信起作用的利益对于研究具有特殊的先验意义，而多数实践科学家又没有认识到，那么哲学可能模糊社会学家和实践科学家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丧失了他们代表科学的力量，政治学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应该受到指责。
可以说，布洛布是一个自然化的认识论者，他还是一个特别自身一致的自然主义者：宣布他已经以科学的方式确定了他自己的领域－哲学－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注释：
[①]d.bloor,knowledgeandsocialimagery,1976,1991,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②]r.giere,explainingscience,chicageuniversitypress,1988.
[③]barrybarnes,"naturalrationality:aneglectedconceptinthesocialsciences",phiosophyofthesocialsciences1976,6.
[④]jerryfodor,"methodologicalsolipsismconsideredasaresearchstrategyincognitivepsychology,inrepresentations,mitpress,1981.
[⑤]b.barnes,andd.bloor,(1982),"relativism,rationalism,andthesociolgyofknowledge",inm.hollisands.lukes(ed.)rationalityandrelativism,mitpress.p.34.
[⑥]a.fine,unnaturalattitudes:realistandinstrumentalistattachmenttoscience,1986,95.
[⑦]w.v.o.quine,epistemologynaturalized,inh.kornblith(ed.)naturalizingepistemology,mitpress,1985.
r.giere,scientificrationalityasinstrumentalrationality,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198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