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态学理论范例(12篇)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

(一)环境哲学实践的背景环境哲学起源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它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日益加剧的境况下的“智慧之思冶。环境哲学从萌生之日起,虽然一直以来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但其大多时候仍然是站在理论的层面上。为了真正地实现其价值,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种个人与公共生态社会互动的道德选择的产物冶,环境哲学不应只拥有理论指向性,还应具备实践指向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恶化:PM2郾5超标、森林锐减、地下水质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这种情况急需环境哲学对社会发展实践进行指导,因为,环境哲学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造成环境破坏的物质与技术,但是它能影响开发使用这些物质与技术的人的思想价值,进而为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更自觉而清晰的理论、理念指导和更具现实操作性的实践理念设计。中国共产党的十报告中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冶。把生态文明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把“美丽中国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说明生态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境哲学作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哲学,必须与生态文明的科学思想与伟大实践相融合,必须回归并指导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实现环境哲学新的飞跃。

(二)环境哲学之实践的理论基础环境哲学是围绕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的,其实践的理论基础归根到底也应是对这一关系的阐释。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环境哲学的关键词是“人类中心主义冶,许多人否认自然价值。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环境哲学发生了新的转向,在21世纪环境哲学变革的时代,否认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逐渐被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所替代。环境哲学指导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实践指向性,必须要充分认可“自然价值冶的理论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产生至今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环境哲学百家争鸣、流派繁多,诸如以彼得•辛格的理论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倡导动物解放,呼吁人们从道德上关怀动物;以施韦兹的“敬畏生命冶理论和泰勒的“敬畏自然冶理论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以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和拉斯洛克的“盖娅假说冶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以凯伦•J.瓦蕾、范达娜•席瓦等为代表的生态男女平等论;以亚当•沙夫、威廉莱易斯、卢西那•卡斯特林纳等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些新环境哲学思想都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冶或“自然价值冶观念的萌生,并在其所处的社会阶段对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其理论精华与现实实践相结合,成就了环境哲学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

(三)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的意义环境哲学发展到今天,其实践指向性的意义已经不仅局限于指导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为21世纪生态环境变化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展现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的意义,才能了解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1郾理论意义“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冶[4]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创新,环境哲学也是一样的,即使其已经用来指导实践,也必须在实践中促进环境哲学理论发展。首先,理论层面上,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研究能深化国内生态文明研究,建立或重塑生态哲学理论体系,明确环境哲学的价值理念,使其更加贴近现实。其次,在价值与效应层面上,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环境哲学与自然环境的中介,能通过最高层级的人类精神表达方式———反思来不断拓新人的本性的境域,使人类的价值观念在转变过程中得到升华,由正确价值指导的实践活动就更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2郾现实意义长久以来,我们过分看重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统一。如今,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都在生态层面体现了环境哲学的现实意义。首先,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改变人们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价值观;其次,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指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后,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能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冶发展方式的实现,促进生态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转变

环境哲学的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很多古代学者的思想中都透露着环境哲学的理念,这些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当时当地人们的行为实践。从历史的角度看,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强。

(一)农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农业社会是环境哲学实践指向性最弱的社会发展阶段。虽然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环境哲学思想,如儒家、道家、佛教的一些思想理念中都包含了环境哲学思想。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冶,认为人应体会自然运行法则,以达“天人合德冶,如此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冶;道家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冶。佛教思想中也有环境伦理思想,主张“佛者,觉悟之意;性者,不改之意。一切众生皆有不变不改的觉悟之性,名为佛性冶;“无缘大慈摄众生,犹如一子皆平等冶。但这一时期,由于人类的知识能力与生产力水平较低,环境哲学思想主要是指导农业生产实践,要求人们顺应自然,以求风调雨顺,其实践指向性较弱。

(二)工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工业社会时期“人类中心主义冶的环境哲学价值观指导着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体现了这一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虽然工业革命让人类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的阴影冶,使人类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当人类还陶醉在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享受“人类中心主义冶价值观带来的成果时,人与自然关系越发紧张,进而限制了人的发展。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科学和技术把世界变成了人的自我肯定冶,以便对自然实施全面控制。现在看来,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冶价值观念带来了对社会实践的错误指向,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的生态灾难,不是自然在惩罚人类,而是人类自己在惩罚自己。整个工业社会时期,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没有真正地融合共生过,我们反思这种生产实践、生活方式背后的价值理念的错误,从思想和实践上更加注重调节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平衡。

(三)后工业社会时期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如果说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环境哲学主要是指导人们的生产实践,那么后工业社会的环境哲学已经开始作用于处理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与大自然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如澳大利亚生态学家W.福克斯认为,人们相信人类中心论,是因为人类中心论是一种自助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自我的重要性,反映了人类自身利益的需要,因此,人类中心论观点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具有危险性。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开始越来越多地指导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西方国家在这样的环境哲学价值观指导下,进行了很多成功的实践,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群众性的生态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绿党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倡导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政治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方国家正在逐步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生态文明新阶段已经初见端倪。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地方也涌现了众多生态实践。顾悦把环境伦理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他认为,西部地区严峻的生态环境现实呼唤生态伦理道德,开发建设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基础。在这类环境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西部建设了一批生态县、生态城,成就了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落地经验。如地处贵州西部高原乌蒙山腹地的威宁县,按照西部大开发和威宁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冶的要求,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在加强生态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实现了经济、生态、社会协调的健康发展。除此之外,陕西省商洛市、青海省贵德县等都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践行了生态伦理道德。在后工业时代的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应继续坚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环境哲学价值理念,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

三、建设生态和谐社会:新形势下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

(一)建设生态和谐社会这一实践指向的优越性首先,生态和谐社会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生态和谐社会在哲学上是非常深刻的,突出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既体现局部,又强调全局;在价值观上是全面的,认为人与动物及其他生物一样都有价值和利益;在道德上是完善的,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拓展到了所有生命和自然界。生态和谐社会完全摒弃了人主宰和统治自然的价值观,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等旧环境哲学理念没有的优越性。其次,生态和谐社会能实现价值和现实的调和。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生态和谐社会尽量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尽管对自然的保护必然会损坏部分人的短期利益。生态和谐社会的伦理范式可以在现实利益和长远价值观出现矛盾时,提供一种调和方式和手段。价值与现实是不同的,价值具有主体性,它是多元化的,人的价值判断应该以主体为尺度,即使是在生态和谐的社会中,人的生态价值也会与现实利益发生矛盾。同时,现实与价值也是不能分离的,主体的价值取向不仅要从主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且还必须以客观事物和规律为根据。如果人类总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现实问题,依然在沿着“人类中心主义冶的老路走,那么人类也将继续在困境中挣扎。但生态和谐社会的伦理范式能调和环境现实与生态价值,使主体在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时,既了解自身的利益、需要,又能了解客观事实,尽量避免无现实根据的价值决策,显示了其调节矛盾方面的生态优越性。

(二)生态和谐社会的生态哲学属性生态和谐社会以和谐为灵魂。“和谐冶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关系,是不同事物之间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和谐是生态文明追求的目的,它指导生态建设的实践,蕴含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步。生态和谐社会是建立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冶的环境哲学基础之上,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的价值理念。人与自然是地球生物圈之中的对立统一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然为人类提供栖息之所,供人类繁衍生息,发展生产。同时,人类逐渐认识自然规律,并通过行动改造自然。当代工业文明将反自然推向极端时,人类面临着自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我们能否以文明的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存?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伦敦动物学会组织的《生命行星报告2006》给出的数据表明:“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地球负荷的25%,我们早已不再依靠地球的‘利息爷生存,而是在挥霍大自然的‘本金爷。照目前这种消耗资源的速率走下去,发生生态崩溃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冶人类的智慧让我们找到了“和谐冶。“生态和谐冶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把钥匙,我们将通过它打开生态和谐社会的大门。毕竟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则是生态和谐社会的哲学属性。

(三)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人类须敬畏自然,更要善待自然。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冶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是在减轻已出现的“报复冶,避免新的“报复冶产生。在实践上,生态和谐社会以走绿色道路为主要途径,实现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综观世界各国的建设,美国2009年8000亿美元的经济复兴计划中,有1/8用于清洁能源的直接投资及鼓励清洁能源发展减税政策,以实现能源战略的转型;英国2008年下半年公布的发展蓝图显示,到2022年将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至15%,继续发展核电的同时将风能作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军,这次英国发起的绿色能源革命将是工业革命后最大的变革。而中国在超越传统GDP理念的同时,更须采取实实在在的生态行动。自1996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中国政府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与绿色发展有关的方略,如我国“十一五冶规划中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规划,确定了多项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重大工程及淘汰落后产能目标,并实行了严格的节能减排分省考核制度。“十二五冶规划中将绿色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等。这些实践措施都是以绿色实践为中介,要求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也就是把环境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联系起来了。所以,生态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恰恰符合了环境哲学的实践指向性,是21世纪环境哲学实践指向的目的和动力。

四、结束语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09-02

自从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起来之后，其下所属的二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得以深化和拓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潮之一，在当代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之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

以往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各种派别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并指出各种理论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错误之处。但是为了对各种不同学派形成比较完整有条理的明晰认识，一旦突破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间横向研究的框架，纵向比较不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时便会发现，各种流派之间在方法论的框架中呈现出明显的三个维度：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一种理论结合起来，例如，女权马克思主义是女权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二是用某一种理论去解读或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用结构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解读马克思主义；三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读或改造某一种理论。例如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就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某些精神对传统神学进行了解读和改造。以使神学能够从传统神学中解放出来。成为批判资本主义、争取社会正义的武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第一种，他是由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不同理论的有机结合绝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它需要打通原有理论边界，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解决好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如果只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理论糅合在一起。那这样的理论创新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不是不伦不类，就是很容易走向谬误。由于这一尺度把握起来难度不小，这也最终决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存在的诸多局限。具体笔者将在后文论述。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学马克思的生成源于对环境生态问题的关注。那么他的主要理论观点也就集中于探索生态问题的根源、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上面。因此从以下两个方面介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首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也产生了多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理论观点，但是普遍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造成今天的生态问题的总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之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体现在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是“资本”，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所有阻挡其积累和扩大的东西都将被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企业的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现实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他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因此资本主义必然是敌视自然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自然解释为两类：一个是人的外部自然，另一个是人自己的自然。把这一观点进而引入到社会生产中。便可以解释剥削现象。“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才能，使工人变成局部工人”，因此形成了人的异化。

除了资本逻辑本身的批判、生产维度的批判之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的触角延伸到消费领域。马克思在1844年说道“无度和无节制”是货币的真正尺度，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货币的这种本性得以充分展示。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属于他的交换价值，只要能够实现交换价值，换取货币。即使商品会造成人类和地球的极大破坏也毫无限制地生产出来，并被大量地消费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无度的消费需求成为了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如果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停留在理论准备阶段，伴随着当代西方绿色运动的开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理论付诸实践。形成了其重要思想之一即生态社会主义。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中，有诸多关于生态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误解，误认为马克思将人对自然的现实关系突出地设定在“劳动”、“生产”和“实践”等等平面上，只见人不见自然，人与自然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完全地处于主体地位，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一个自然空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误解做过恰当的解释，本文不多加赘述。类似的关于自然与人类、生态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辩论，同样存在于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当中，形成分别以“生态”或“社会主义”为首要原则的不同代表理论。

以“生态”为首要原则的“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和激进的生态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规划：世界经济与社会都必须是“可持续的”；“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工业经济必须收缩，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国家，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停止人口的增长”等等。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在绿色议题上的优越性分析，这种红绿联盟主张：“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和人本主义的”、“生产和工业本身将不会被拒绝，通过强化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适应自然而又不会对他造成破坏”

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单纯的生态中心主义有着共同的基础和出发点就是要保护生态，但是两者存在根本的区别，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选择自然，而是恢复了人类社会在“自然和社会”这对关系中的地位，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将人类的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

最后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哲学的薄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仍未明确清晰，表现得含混摇摆。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福斯特虽然提出要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要抵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种抵制必须采取观念革命的形式，还有有节制的消费观念等等。这种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观念领域变革的思想，就反映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哲学上真正弄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仍无法给出真正解决方案，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例如在“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些基本价值观层面，还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笔者认为启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生态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从资本出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解决生态问题要从制度人手。但是，社会制度变迁具有漫长性和复杂性，在无法立即改变社会制度的当下，解决生态问题又迫在眉睫，因此，采用一定的经济或技术手段对生态破坏进行修修补补便理所当然：现实中在资本逐利的强大作用力下，经济和技术手段作用愈发强大，以至于在解决生态问题中出现了“金钱万能论”，只要有钱既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例如。通常主流经济学最喜欢的办法就是给自然定价，将自然资源转变为自然资本，纳入市场，这样做的假设是“将市场机制扩展到未定价或低定价的自然资源而带来的效率提高将足以解决环境问题”，碳交易便是很好的一个说明。为了阻止不断增多的碳排放物破坏大气层，碳排放交易成为用经济手段推动环保的国际通行办法，英美国家先后成立碳排放交易所中心，如果某一企业无法降低碳排放量，只要用金钱购买其他企业减少碳排放量的指标，就算是完成了减碳任务。

福斯特认为类似于碳交易之类的行为是“给地球估算成本”。不仅企图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整个社会。而且企图按照这一原则来构建整个人类生态系统，这是通过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共用产品，来彻底否定自然本身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建立在如此假设基础之上的，单纯的经济或技术手段，不是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气候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超越经济技术层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转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因此，在经济和技术手段不断强化的同时。时刻谨记改变生态环境的责任不可能由于“碳交易”就烟消云散。

第二，发展的根本标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单纯追求不发展或过快发展都不可取。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问题的终结要归功于“发展”的提出，人类也许有增长的极限，但是可以追求“可持续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是令人困扰的难题，尤其是在生态问题出现之后，究竟是为了生态环境而放弃发展。还是不顾生态恶化的事实而快速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似乎可以给我们解决“发展与生态”这个问题的方法：“人与自然的和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发展”问题的出发点确立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范式，但是正如前文提到，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误解为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如此一来，面临这绝对强势的人类，“自然”必须服从并且为了“人类的发展”而舍弃自身，这种误解是马克思主义被生态中心主义者们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两分法，即马克思主义立场中“人与自然”只存在一种“择一关系”，而不存在共存关系。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会像其他绿色思潮那样，着重讨论自然本身的存在样态，而忽略了人在整个生态体系中的作用。生态马克思主义借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同时强调“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人在劳动时与自然间的交互作用、和谐共处是发展的唯一标准和根本要义。

[参考文献]

[1]李世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黄瑞琪，黄之栋，唯物论下的关系构造：马克思思想的生态轨迹之二[J]，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0，(01)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篇3

一、生态文明的辩证法

生态文明作为文明（人）与自然关系演进到特定阶段的历史状态，是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逻辑图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现实诉求和客观展现。人们把文明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统一到分化再迈向和解与和谐的辩证运动，称之为“生态辩证法”。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后果的批判和超越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理念、模式的深刻变迁。生态文明作为应对当代生态危机而出现的一种全新文明形态，其核心价值观和根本特质就是要破除传统工业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从理念到实践上的种种误区和弊端，它较之传统文明在价值观念、制度、行为规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作者在书中明确强调了生态文明的这一辩证性质，指出：“首先，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提升。”2表现了人类文明与现实发展之间的内在张力。“其次，生态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返璞归真。”3着力强调人类文明发展至生态文明阶段，实质上完成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否定之否定，是一个辩证的复归。“通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阶段，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史上的本质性变革。生态文明强调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关注经济、社会、自然的利益、价值的一致性，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重塑人作为自然的人的类本质，实现人类返璞归真，达到人与自然融合的‘天人合一’境界”。1这样，基于人类实践逻辑的生态文明的辩证复归就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凝结和体现。生态文明内在地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的实践呈现出了新的姿态。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

我们的问题在于，究竟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下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目前，学界已经展开了足够深入的讨论。李明宇、李丽二人的此部新作提供了一种视角。它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完整体系，通过理论建构及其运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发展，表明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生态文明的必要视角。该书系统地梳理和确立了当今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分析并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及西方文化中有效的生态资源，尤其重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启示。结合当前中国的生态实际，从生态文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入手，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进行的多重建构，勾勒出生态梦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总体图景。作者指出：“在和谐社会的视域中，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构建必然体现人、自然、社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系统和动态和谐，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的多重统一。”2进而对这个论断展开了详尽的分析。强调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的内在关联，展示这个总体图景的内在机制。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决定发展观的科学性、科学发展观决定社会的和谐公正、和谐社会观决定生态哲学的性质和发展观的取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的多重统一建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发展建构的必然选择，又是新时期指引人类解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人类本身的和解’两大历史使命的现实路径。”3这样，作者便完成了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所依据的理论建构。

三、理论与实践的融通

书中通过包括节制资本、调节生产、引导消费、驾驭科技、综合治理等几个方面的中观路径的分解，以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为例，依据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原则，构建了一个“一体两翼三赢”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这个模式充分考虑到时代形势、现实要求，并关注到可资借鉴的生态文明的“中国模式”。不仅在模式构建本身注重各种要素和资源之间的融会贯通，同时也关注到模式建构的现实针对性，通过在实践中的运用展现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际效用。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阈中把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发展融通起来，实现三者的系统动态和谐，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篇4

【论文摘要】:生态困境是人类工业化历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一问题一方面构成危机,另一方面又引导着人们视阈的扩大。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即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继续探讨人与自然的生态蕴涵,将实践本体与生态观念的相互彰显,以实践作为本体,揭示其中蕴涵着的生态思想生发的根源,并将这一本体贯穿到生态问题所延伸的特别的空间。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为基础的美学体系,实践美学内涵着阐发生态问题、拓展生态维度的思想机理,并将随着代表时代主流的生态科学与观念更新自身,在发展中坚持。当生态平衡与和谐发展成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最新成就,成为自然的最高价值所在和人类的最高价值所在,人类第一次能够跳出生态之外,以整体的眼光看自然,以他者的视角体验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万物,将审美的视野扩大到不可全见的整体生态系统。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其"自然人化"的观点、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性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观点等直接与生态问题的探讨相关联;其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生态理论的研究更具指导意义。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即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继续探讨人与自然的生态蕴涵,将实践本体与生态观念的相互彰显,以实践作为本体,揭示其中蕴涵着的生态思想生发的根源,并将这一本体贯穿到生态问题所延伸的特别的空间。

哲学本体论是有关存在及其本原和方式的理论。作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基础之上的体系,实践美学是以人类探索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逻辑起点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众所周知,大自然是诞生人类的本源,而实践作为本体的意义在于:它既是人类能够以属人的方式在自然中存在,以及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起点,也是关于人类的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归宿,并蔓延至与人类有关的所有现象与过程。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发,对马克思"自然人化"、"自然向人生成"伟大思想的继承,实践美学内在地具备延伸生态问题的基础。实践本体论与实践认识论、实践方法论、实践价值观、实践发展观等有机关联,共同成为生态维度阐发的更为直接的的中心。

从实践本体论来讲,实践美学充分肯定自然对于人的本源性、先在性,并认为肯定这一先在性是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判断标准(特别是刘纲纪先生的《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一书中对此作出过重点论证)。与生态中心主义不同,实践美学并没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停滞不前,而是将这一前提性辩证地融合到以人类物质生产劳动为起点的实践本体之中。将"以物质的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实践及由此所决定的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①实践美学认为自从人类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相对独立于自然,自然界对于人类与自身都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自然界不再是一个自在的统一体,人类社会从自然的混沌中分离出来。自然整体的流变由以往的单一性存在进入了与人类形成对象性关系的历史时代,人类与自然界分离意义上的沟通正式开始。人类首要的生存内驱力引导人们进行自觉的物质生产,靠劳动与自然交换获取生活资料。这一生存发展的前提确立了自然生态保护的最基本层次:在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人类能够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同自然交流并最终达成一致。在保障人类基本生存繁衍需求与条件的基础上,人类必须将自身行为(包括物的生产与自身生产)建立在不破坏自然整体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标准确定人类正当需要与非正当需要的范围,建立以生态平衡为标准的超越一己目的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

就实践辩证法而言,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自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伊始,即以实践为本体的现实性割断了传统主客二分对立的脐带,清除了自然本体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将二者有机融合、辩证统一。人类实践将历史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共振相关联,两种关系互为逻辑前提与条件,互为因果与目的,并且在实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实践美学从人与社会与自身之间的实践关系(劳动生产作为人类的第一实践,处理和表现的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人与自然的本质的深层内涵。这就是说,所谓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实际上乃是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的现实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②因此,从根本上说,正是与三者关系的综合才决定了人类处境的真正本质。当代生态人文研究,多从自然整体性出发,洞见人与自然关系的同一性而忽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对于生态和谐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作为价值观的道德的"软性"作用忽视了政治、经济、技术模式的"刚性"效力。在追问生态危机的社会及人性根源,呼唤生态人格的今天,实践美学这一辩证关联的深层内涵,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深入认识,对于美学基本理论的生态化改造,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人与自然的辩证发展观来看,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向人生成,在这一过程"人类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③构成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双向对象化关系。④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关系随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变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人依赖自然求生存,工业社会,人类逐步建立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真正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地位,在新的意义上开始与万物的沟通。但随即而来的是单向的"自然人化"导致的生态危机,正是在对这一危机实践根源的探求之中,包含人类学内容的自然界才将其生态内涵逐步向人们敞开。由此可见,自然美的追求、生态美的论证正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达到了一定的自由程度,或者对达到某种自由有了新的实力之后,新的审美现象的历史展现。是"人化自然"的辩证内涵经历了"自然的人化"单向过程之后,其"双向对象化"内容的全面展开,并突出表现为特定生态时代的"人的自然化"方向的凸显。

从实践认识论来看,实践唤起了人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意识,形成反思自然与自身的特有能力,即马克思所言:"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正是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之上思维与存在辩证地同步。与生态中心主义重点批判工业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不同,"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指出人只有在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认识外部物质世界,这时,它就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把人所生活的外部物质世界同人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的错误观念。"⑤人类与动物不同,能够兼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⑥尺度是人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所总结出来的测量客观事物的标准。生态观念的形成正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对于万物尺度的新认识。在对尺度的对象化认识当中,人类通过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生态现象反观自身、认识自己,在劳动中按照生态的规律,有意识地将自身的生存目的和要求与这一规律性认识相结合,即是人类以其主动地"自然化"认识、实现自己的表现。而生态美感的形成,同样是人类兼及万物的尺度而达到某种自由认识水平的产物。

就实践提升为美的自由理想而言,自然孕育人类的超然的无限性与人类追求自由理想的潜力相互发掘(启示)构成美的追求无止境。这一以物质生产为起点的过程反复循环,不断上升,人们就不断创造出了更新更美的生活,也不断创造出更新更美的艺术。"马克思说得好:只有通过客观上展开的人类生活的丰富内容,才能使人的主观感受性丰富起来。正是这样,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造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发生多方面的丰富关系。"⑦生态意识正是人与自然丰富关系的体现,而在生态关系的视阈中,实践的自觉与自由,都离不开对对象性前提的遵循和掌握,只有真正认识和遵循生态规律的终极性内涵,才能真正实现生态化实践的自觉。仅仅靠人类自身达不到真正的自由,人能够欣赏整体生态以至超越一己包容自然整体的生命,正说明其自由能力与自由度的提高,说明了人与自然共有的无限。尊重生态高于人类的系统法则,强调对于土地、大自然的热爱,并以此追求与自然统一意义上的人性的完善,正是新时代"天人再合一"的人类理想的表达。这一理想与实践美学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理想完全一致,最终目标都是对于"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塑造,即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与自然在社会实践中和谐统一的美好理想的最终实现。

生态维度的拓展将以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对象以及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将实践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实践辩论法纳入到生态问题研究,探讨生态问题的解决以及生态审美观确立的途径,从生态问题与生态学科的启示出发追寻审美活动自身应具有的生态特性,实现生态观念与审美活动的原生特性之间的两极融合。并通过其生态维度从另一途径(人与自然)探索实践美学最终目标--自由全面发展的每一个人,这也是生态人文学者在人与自然达致和谐的基础之上所最终关注的最终对象。

注释:

①刘纲纪.《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154-155页.

②[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25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第33页.

④参见张玉能.《实践的双向对象化与审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辑.

⑤刘纲纪.《艺术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⑥参见[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⑦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参考文献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1篇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迫切关心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探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伦理学底蕴、经济学内涵等新问题的熟悉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去甚远。其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或者被人类中心论者引为同道,这就影响我国学术界,并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认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全人类的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它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说法完全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可持续发展观变成西方近现代以人类中心论为基本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变种。因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披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华丽外衣,使可持续发展观布满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它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新问题摘要: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科学阐释人类文明发展和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关系,才能确证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说摘要: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生态本位理论,以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实现观,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从而形成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即把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成以生态为本位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这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摘要: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和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熟悉,发现了地球资源和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和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摘要: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闻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和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摘要:不战而胜》一书说摘要:“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闻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摘要: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摘要: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假如处理不好“环境和发展”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索,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忽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和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熟悉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新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和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和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和社会、人和自然有机统一和和谐相处和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摘要: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熟悉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摘要:“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4、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城市规划理论;城市生态规划;生态化

任何一种新理论的出现,似乎总是建立在对现有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生态规划理论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对传统城市规划进行否定与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这可以从我国很多规划学者和生态学者在构建其生态规划理论的过程中往往首先要对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加以批判,然后用新的生态规划理论与之对比看得出。

1.国内有关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相互关系的理论回顾

城市规划学者黄光宇在阐述其“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方法”时,从多方面对传统城市规划与生态城市规划进行了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生态整体规划设计方法是在对传统城市规划方法总结反思的基础上,以生态价值观为出发点,综合发展而来的新的规划设计方法理论”。

景观规划学者俞孔坚用“反规划”一词表达其景观规划途径,并指出相对于传统城市规划而言“反规划”具有四个方面的含义:①通过反思城市状态表达了对传统城市规划结果的不满;②通过反思理性建设规划的谬误表达对传统城市规划“科学性”的质疑;③通过逆向的规划程序表达对传统规划的理性基础和价值观的反叛;④通过“负”的规划成果区别于传统城市规划的内容。

也有一些学者虽然不是通过批判传统城市规划而构建生态规划理论,但也明确了生态规划与传统城市规划的区别。有人认为城市生态规划是在国土整治、区域规划指导下,按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对生态要素的综合整治目标、程序、内容、方法、成果、实施对策全过程进行的人工生态综合体的规划从中可以看出城市规划与生态规划是一种上下级关系,是总体和部门的关系而有人则从规划依据、规划出发点、规划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对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加以区分,并提出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是:①生态规划应在城市规划前开始;②生态规划需要以城市规划为指导;③生态规划是专项规划,应与城市规划同步进行。在分析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的异同点之后把两者的关系总结为三点:①城市生态规划属于城市规划范畴中的专项规划范畴;②城市生态规划要以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③城市规划要借鉴和利用城市生态规划的思想和成果。

2.从城市规划理论建构的角度谈城市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融合

现代城市规划自从它与建筑学分道扬镰的那一刻开始,其体内流淌的血液就多少带有点生态学的色彩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两位奠基人中,盖迪斯本身就是一位生态学者,是他把城市规划带人了科学的轨道;而霍华德虽然是一位社会改良主义者,但在他的城市理想中,也多少带有些朴素的生态学思维。因此,如果硬要在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之间画出一条界限,分清哪是城市规划,哪是城市生态规划似乎很难,也大可不必。

但是,仅仅将城市规划理论划分为两部分,仍然不足以把城市规划理论独立出来。因为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等等,也都是关于城市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显然不应该属于城市规划理论的范畴。如果人们退而求其次,仅仅把“关于规划的理论”定义为城市规划理论的范畴,那么像“田园城市”、“光明城市”、“广亩城”、“带形城市”、“工业城市”等等关于城市的构想似乎就不应该属于规划理论的范畴,而事实并非如此,上述这些城市思想恰恰是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中经典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城市规划理论除了横向的分类(横坐标)之外,还必须增加一个纵向的分层(纵坐标),这个纵坐标就是规划的价值观。因为,正如凯文•林奇所说:人类聚落的形态无论多么复杂、不明确或无效,都是人的动机所造成的。这些动机为人们提供了第一条线索,它可以帮助人们找出环境形态与价值标准之间的关联。有了这样一条线索,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利于城市规划理论的建构:

2.1有利于把城市规划理论与一般的城市理论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姑且统称为城市学)区别开来。首先,规划是带有价值取向的社会实践,城市规划理论中,无论是关于城市的构想还是关于程序的理论,都具有明显的价值观的痕迹,它回答的是城市应该如何,规划应该如何做等问题。而城市学则是针对城市展开的客观的探索,它是对城市现状和未来的描述和预测,回答城市是如何,将来会如何等问题。城市规划虽然要借鉴和参考城市科学对城市研究的成果,但决不会简单地依从这些成果,否则城市规划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规划不是科学.至少不完全是.因为科学的根本要求就是其客观性。

2.2有利于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对不同的城市规划理论进行分类.形成较为完整的城市规划理论谱系。

2.3如此一来,价值观便成了研究城市规划规划理论的核心线索,而价值观又是受人类整体世界观影响的。因此,可以通过追索人类世界观的发展而理解人类价值观的变迁,进而理解规划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可以通过对人类未来价值观的展望探索城市规划的发展方向,从而使城市规划理论纳人整体的哲学体系之中。

纵观历史,不妨把迄今为止人类的世界观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神创论”,认为世界是由至高无上的神创造的,宇宙的秩序与结构都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在神创世界观的影响下,城市首先是安置和朝拜神灵的圣地,城市的建设必须要通过“相风水”或者占卜活动以“征求”神灵的意见。凯文•林奇将这一类城市模式称为“宇宙”模式,或者叫神圣城市。此外,他还把欧洲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规划以及中国的封建王城中那一些特别强调权力的理想平面都归为这种模式。

第二类是“人本主义”世界观。它是人类自身意识的觉醒,特别是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自信心提高的结果。人本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人认识中的世界,人不但可以认识世界,还可以改造世界。人成为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导者,城市正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它要服务于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凯文•林奇把这种价值观指导下的城市称为“实用”模式,或者叫机器型城市。在“人本主义”世界观的统领下,城市规划的价值观有一个从精英阶层向平民阶层转移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多样化过程。但是,不管价值观向社会的哪一个阶层倾斜,人本世界观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人是世界的主体,城市只不过是人所创造的环境而己,就如人们制造的机器一样,城市是完全可以认识的,可控的,是为人们服务的,故而城市是可以规划出来的。

生态学的发展对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视角就是通过环境,通过与环境的关系来理解生物个体的发展。生态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新的理解世界的视角,它把研究对象置于更大关系网络中去理解,这与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是不谋而合的,但是,当生态学用来对人类自身进行研究时,它所引发的一系列思想变革是系统科学不能比的(当然生态学也融人了系统科学的成果)。因为作为主体的人不再是独立于客体而存在的,他只不过是众多环境因子中的一员而已,那么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就值得质疑了。既然人类与自然界其它的生物、非生物都是环境的一部分,他(她)们和它们都是共同世界的一员,人类的价值就不应该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的社会经济过程就不应该凌驾于自然过程之上。如果人们把城市规划理解为分配和管理空间资源的过程,那么城市规划之所以具有正当性就在于它能代表公共利益,然而普遍意义的公共利益根本是不存在的,所谓的公共利益只不过是各个利益集团讨价还价,最终妥协的结果。因此,规划要保持其正当性,就必须搭建一个公共平台,让所有利益相关者能通过这个平台交流最后获得妥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关注那些没有发言能力的利益主体,因为不发言或者不能发言并不代表没有利益需求或者没有享受利益的权力。根据生态价值观,所有生命体(不仅仅是人类)都是规划过程中的利益主体,但是,由于只有人类才具有发言权和决策权,其它生命体的利益因没有发言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得不到保障,其结果就是生态过程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态环境的退化,生态价值的贬值。这就是迄今为止城市规划对环境问题无能为力的根本原因,也是城市生态规划得以兴起和存在的根本理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生态规划就应该撇开城市规划另起炉灶从中所勾勒出来的城市规划理论谱系可以看出,城市规划理论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所遵循的价值观念总体而言是在朝着多样化发展的,当然这一过程会随着各国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既然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能够吸收来自生态学的启示,今大它就更应该而且完全可能把生态的价值观融人其多样化的价值体系中,并根据这些多样化的价值观构建理想的生态城市,完善其规划方法。笔者把这个城市规划理论朝着生态价值观转移的过程称为城市规划的生态化,以区别于城市生态规划。

3.城市规划生态化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态规划的启示

通过城市规划的生态化将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融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之下,无论对城市规划还是对城市生态规划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对于城市规划而言,随着新的利益主体的加人,规划的目标体系就需要重新思考,城市的功能设置也需要加以调整。城市除了具有传统的生产、生活、管理、防御等功能之外,还要增加生态服务功能。所谓生态服务功能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物种支持和实现人类生命活动的条件和过程”。所谓城市生态服务功能乃是指城市服务于各种生命和非生命过程的功能,它是城市价值观生态化的具体体现。随着对城市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势必与传统城市基础设施一样成为城市结构的重要组织要素。传统的城市规划虽然也重视城市的绿地系统,但这个城市绿地系统,无论其规模还是结构都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而设置的,是区别于生态基础设施以满足各种生命和非生命过程为核心的。

除了改变传统城市规划的价值标准,功能设置以及空间结构之外,城市规划生态化还要求传统城市规划的过程和方法也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预测城市规模时纳人生态容量与生态足迹的分析,通过生态位研究确定城市在区域中的定位,在城市用地评价与选择中应用“千层饼”模式和生态安全格局理论等。

对于城市生态规划而言,与城市规划的融合意味着城市生态规划不能够仅仅变成城市规划中的一个专项规划,城市生态规划也不应该只是一个生态专家的专业领域,它必须是倡导性的、代言性的、联络性的规划,规划的成果也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理想的,而是一个各方利益妥协的政策性、法规性成果。

城市生态规划的倡导性,就是要求城市生态规划师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倡导生态伦理价值观,加强对生态“弱势群体”的关怀。此处的弱势群体区别于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是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更容易受到侵害的自然生态利益主体,比如因人类的侵害,物种有日趋减少之势。

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便开始了生态城市建设的探索,至今城市规划的生态化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继1999年海南省率先获得国家批准建设生态省后,约20多座城市都先后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城市规划的生态化是建设的核心思路也是唯一方式,因此,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相融合是必须,也是必然的城市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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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阳志云,王如松.区域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3]杨志峰,何孟尝等.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划[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李若南.生态城市规划中的景观规划.现代农业科技.2010.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篇7

是对我国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进行检省后的一种明智选择，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需要全社会通力协作和持续推进。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明了何为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等问题。基于此，本期学术笔谈特组织刊发三篇有关生态文明的文章，以期对生态文明研究和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有所助益。

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创造新的生态文化与环境协同共进、和谐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摒弃了农业文明阶段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工业文明阶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与支撑文明的环境高度和谐的文明，是高效的循环经济、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在生态文明社会，人人享有生态民主、生态福利、生态公正、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社会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保障。

生态的科学内涵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最先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命名为生态学。生态学概念的提出虽然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它是一门充满朝气的科学。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休戚相关。特别是近50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胁迫效应的增加，人口、环境、资源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生态问题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人们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用生态学的观点重新审视环境和环境资源的价值，产生了新的生态价值观；用生态学的观念来总结人与产生文明和支撑文明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诞生了新的生态文明史观。环境的内涵已从过去的物理环境发展到今天的自然与社会的综合环境。生态理念进入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新的生态经济观、生态文化观和生态政治观。

生态学思维也进入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人们反思早期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应用清洁生产方法和生态产业模式去发展生产、保护环境；人们开始抛弃那种高投入、高消费、高环境影响的生态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提倡低投入、适度消费、低环境影响的绿色生活。

生态学进入伦理学领域，产生了新的生态伦理学。人们有了新的伦理道德准则，有了对待自然、对待环境的道德规范，认识到人只是地球生态系统这个复杂的食物网中的一个网点。

随着生态学成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生态”二字有了更深刻的含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生态是一种竞争、共生、再生、自生的生存发展机制；生态是一种追求时间、空间、数量、结构和秩序的持续与和谐的系统整合功能；生态是一种保育生存环境、发展生产力的战略举措；生态是技术、体制、文化领域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生态是一种追求人类社会不断进化与完善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文明与支撑文明的环境

研究生态文明，首先要研究文明和支撑文明的环境的关系。因为文化是人类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而文明是某一地域文化对环境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地理、时间、空间的三维进程。

探讨文明与支撑文明环境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某一地区的社会文化与环境组成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文明则是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的时空状态。在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人类通过文化对环境产生生态适应，并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而文明则是某一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当支撑某一文明的环境发生变迁，人类可以通过文化的进步和更新、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来适应新的环境，这样，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明得到延续和发展。反之，当原有的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并且缺乏进步和更新时，就会产生生态破坏和生态危机。当变化了的环境遭到彻底破坏，已经支撑不了这一地区的文明的时候，文明便衰亡了。

许多历史学家把文明消亡的原因归结为战争和统治者的荒淫，而很少注意到与文明相依存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文明是人类在保持与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进步的一种状态。古代的战争往往以争夺土地和土地上丰厚的自然资源为目的，战争不可能把一个辉煌的文明全部销毁。只要支撑文明的自然资源还存在，文明就只是统治者或统治民族的更替、朝代的变迁而已。而真正使一个古代文明彻底消亡的原因，是支撑这个文明的自然资源的彻底破坏。当然，战争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可以加速自然资源的耗尽。因此，建设支撑文明的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

用生态文化构建生态文明

人作为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既具有生物生态属性又具有社会生态属性。人类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广布的一个生物种，就因为人类具有文化。作为生物的人，人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由于环境的多样化。人类的文化也是多样化的。环境与文化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在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生态适应过程中，人类创造文化来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展文化与促进文化的进化来适应变化的环境。随着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尖锐化，为了使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来修复由于旧文化的不适应而造成的环境退化，创造新的文化来与环境协同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文化，也是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先进文化。

用生态文化构建生态文明，既要建设物质生态文明，也要建设精神生态文明，更要建设政治生态文明。同时，要注重中华生态文化传统的弘扬。

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物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以人为本，以人力资本为主要驱动力，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生态产业是物质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同时，为了保证社会的可持续性，需要认真管理人类生态系统，保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项生态服务功能的健全，并保障人类生态系统的健康。人类生态系统健康的指标包括人类生态系统活力的保持，使人类生态系统具有正常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以及系统遭遇各种自然灾害时的恢复能力；人类生态系统的产品提供、调节文化功能和支持功能等诸多服务功能的维持以及人类健康的保证。物质生态文明建设要以清洁生产为核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倡导扣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绿色GDP理念，实现“循环、共生、稳生”的生态产业蓬勃发展。

精神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以生态教育为核心，必须坚持把生态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生教育，把生态意识上升为全民意识和全球意识，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提倡生态善美观、生态良心、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生态社会和生态社会风气是构建和谐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任务。在精神生态文明的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生态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引导和启发作用。要摒弃过度消费和用后即扔的不良习惯，培养节能环保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只有人民具备了生态道德和生态行为，只有全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构建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才会实现。

政治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要保证社会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的健全、生态系统健康和社会中人群的健康，保证人人享有生态福利和生态公正，就必须建设政治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形成科学的生态政治空气，制定出适合自己国情的保护环境政策、法律、法规。而环境政策是保护环境的大政方针，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环境立法和环境管理，也直接关系到整体环境状况。这其中，要特别注意政治生态文明建设中干部的决定因素，一定要强调干部的生态意识和绿色GDP意识。

要推进生态民主进程，强调人人拥有生态环境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享有清洁的空气、洁净的水和所有绿色福利的权利，并把生态补偿机制引入人权概念之中。

必须看到，生态政策具有前瞻性和远见性，生态政策如果失误，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巨大的。因此，制定正确的生态政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同时，还应该看到，我国的环境立法和执法的距离相距甚远，不能把问题都归咎于法制不健全，应该在健全法制的同时，花大力气缩小立法和执法的距离。生态政策的制定还要注意国家抵御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应急能力，建立有效的应急系统。

建设生态文明，要注重弘扬我国博大精深的生态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古典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中国的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讨论“天人关系”问题。孔子提倡“天命论”，认为自然——天命是不可抗拒的；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回归自然；庄子主张“不以心损道，无以人灭天”，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孟子认为“知其性则知天矣”；荀子虽然强调“明于天人之分”，但也承认天人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总的来说，“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

我国56个民族，都有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传统。我们需要对这些优秀文化传统进行政策引导，通过乡规民约和生态教育对它们加以保护和传承，因为这些文化传统正是我国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根。（作者单位：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略论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天人关系的文明，涉及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面对全球生态安全和区域生态健康的挑战，生态文明的振兴和生态知识的普及已刻不容缓。本文试图从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出发，探讨如何在调节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关系中系统推进认知、体制、物态和心态范畴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学与认知文明

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文明是人类在认识、感悟和品味自然，保护、改造和管理环境过程中，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所积累的知识、技术、经验和系统方法在社会上的普及、宣传效果、观念意识的升华和风尚习俗的进步，包括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工学和生态美学。

生态是辩证的：和谐而不均衡，开拓而不耗竭，适应而不保守，循环而不回归。生态学是个体和整体、有和无、形和神、生和灭、分和整之间关系的学问。生态学的核心是处理生态系统中的复杂关系。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理念基础上的生态整合观，是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体内部关系的系统观。

生态科学是研究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其自然和社会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系统科学。19世纪的博物学、进化论以及20世纪的人类生态学与生物控制论奠定了生态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科学，包括自然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前者有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学，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景观生态学，还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如草原、湿地、森林、农田、海洋、流域生态系统的生态学等。后者包括心理生态学、伦理生态学、经济生态学、产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与文化生态学等人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总的说来，自然生态研究的学科比较齐全，而人类生态研究则比较薄弱。

生态学还是一门工程学，是一种设计工艺，一种生存艺术，研究怎样把自然生态的原理应用到人工生态系统的建设当中。生态工程学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门着眼于生态系统持续发展能力的整合工程技术。生态工程是模拟自然生态的整体、协同、循环、自生原理，并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去分析、设计、规划和调控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信息反馈关系及控制机构，疏通物质、能量、信息流通渠道，开拓未被有效利用的生态位，使人与自然双双受益的系统工程技术。不同于传统末端治理的环境工程技术和单一部门内污染物最小化的清洁生产技术，生态工程强调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的系统组合、学科的边缘交叉和产业的横向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技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生态学和美学的结合点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对人类理性的必然性和功利性的挑战和超越。生态美学研究生物、环境与人类社会间相互关系的审美状态与自然潜在的审美性，其美的内涵包括整体和谐美、协同进化美、循环反馈美、自生自然美。竞生、共生、再生、自生，对称、均衡、对比、秩序、节奏韵律，多样统一，是生态审美的共同规律。用生态美学去格物、处世、待人，你会发现，大自然既是美的，也是理性的。自然以她特有的色彩、线条、形状、位置和声音，以她特有的有序、和谐与统一，在人们心中唤起美的形象、美的愉悦、美的追求和美的感悟，使人怡神、悦目、清心、节欲，陶冶情操。生态美学在揭示自然美的实质和规律的同时，还向人们介绍如何创造一个适合于人类身心健康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城市环境的布局，人居环境的美化，园林庭院的绿化与美化，人的衣着、服饰，环境中色彩的搭配、形与神的融合等。生态管理与体制文明

人与自然关系的体制文明建设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先污染后治理、先规模后效益、先建设后规划、先经济后生态”的发展阶段论思路，推进从基于资源承载力无限、环境容纳能力无限的链式生产到从摇篮到坟墓再到摇篮、生产—消费—还原一条龙、信息反馈灵敏的循环经济转型，完善生态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绩效考核制度，逐步实现从体制条块分割的纵向管理走向合纵联横的生态系统管理，保障生态资产（水、土、气、生、矿）、生态服务、生态网络和生态安全的科学管理。

生态管理是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对人的资源、环境开发、利用、破坏和保育活动的系统管制、诱导、协调和监理，营建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共生关系，孕育生态系统的整合、适应、循环、进化能力，维系天人生态关系的持续发展。

体制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九个统筹提供科学方法。循环经济与物态文明

物态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适应环境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及消费行为，以及有关自然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物质产品的发展态势，包括生产文明和消费文明。

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是环境友好、生态持续的，其认识论基础是顺天承运，生态学基础是循环再生和自力更生，但这种持续是在低技术、低效益、低规模、低影响基础上的持续；以大规模的化石能源消耗、化工产品生产以及自然生态系统退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推行的是一类掠夺式、耗竭型、高经济效益、高环境影响的生产方式，其认识论基础是还原论，追求的是局部的、眼前的经济效益，生产力虽高，可持续能力却很低。

产业生态文明必须在吸取传统农业生态文明再生和自生机制以及工业文明高效活力的基础上推进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型工业文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产业转型，发展以竞生、共生、再生和自生机制为特征的生态经济，推进传统生产方式从产品导向向功能导向、资源掠夺型向循环共生型、厂区经济向园区经济、部门经济向网络经济、自然经济向知识经济、刚性生产向柔性生产、从减员增效走向增员增效、职业谋生走向生态乐生的循环经济转型。

消费文明旨在弘扬一种勤俭节约、低环境影响、有益健康的适度消费模式，倡导从以金钱为中心的富裕生活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和谐生活、从以数量多多的占有型消费到以功效优化为特征的适宜型消费、从以外显为中心的摩登消费到以内需为中心的科学消费过渡，涉及每个人的居息、代谢、行游、交往活动，以及水、气、土、生物、废弃物等环境影响方式。

经过近两百年工业化的正反教训，文明的生态消费方式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人口密集、资源压力大的欧洲和日韩等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中蔚然成风。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型和价值观念的更新、体制法规的健全和生态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创新，以及全社会生态知识的普及和生态意识的提高。和谐社会与心态文明

和谐社会的生态内涵有四层：一是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包括水、土、气、生、矿等自然生态因子、生态过程和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生态和谐；二是人与其社会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等物质生产环境的经济生态和谐；三是人与人之间竞争、合作、集群、分异关系的社会生态和谐；四是人类社会的技术、体制、文化在时、空、量、构、序管理层面的系统生态和谐。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要处理人和天、地、事、物之间的关系。天是指气侯、可更新能源等外部环境，地是指土地、土壤和景观，事是指人类的生产、生活、流通、服务及决策管理活动的运筹，物指水、土、气、生、矿等物质的开发、利用和循环。要协调、整合好自然和社会、有形和无形、物态和生态间的系统关系。

心态文明是人对待和处理其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精神境界，包括五类：一是温饱境界，这是人的动物本性和生存本能；二是功利境界，是市场竞争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三是道德境界，能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惩恶行善、扶弱育生，是人的社会性；四是信仰境界，有明确的超越物质需求的人生奋斗目标和精神追求；五是天地境界，有能超越自我、超越环境，融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于一体的生态整合观。五类境界相辅相成，才是一个物态、事态、心态和谐的文明人。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渐进过程，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全社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力协作和持续推进。我们坚信，有着生态文明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既能创造经济连续增长的奇迹，也一定能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作者单位：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论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

如何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探索的共同缺陷是只注重对生态文明的价值维度的考察，不注重对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的探讨，其结果是生态文明往往被归结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无法有效地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一

对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的探讨，较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其主要特点是拘泥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并由此形成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中心论强调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由此侧重于从生态本体论、生态方法论和生态价值论三个方面对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内涵展开论述。从生态本体论的视角看，就是要求实现扬弃近性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机械自然观，确立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从生态方法论的视角看，就是要求放弃自笛卡儿、牛顿以来的还原论思维方法，确立以生态科学为基础的整体性生态思维方法；从生态价值论的视角看，就是要求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价值论，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与生态中心论相反，现代人类中心论强调，生态运动只有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中心才会有内在的动力，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仅仅需要用以“理性偏好”为基础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代替以“感性偏好”为基础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危机就会得到缓解和最终解决。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区别，但是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却是共同的。从其思维方式上看，它们都仅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从其价值取向上看，它们都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因为从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本质看，它反映的实际上是在存在着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条件下，由于全球自然资源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和占有，从而形成的人和人之间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危机。生态危机表现的不过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而无论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历史看，还是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当代生态危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意味着虽然哲学价值观的变革对于缓解当代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仅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视角探讨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且在客观上模糊了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以及西方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能形成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要使生态文明真正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关于环境管理和环境治理的环境政策，实现环境资源公正合理地使用，就必须扬弃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把调适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维度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二

把调适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维度作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扬弃，同时也是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根本失误在于它只关注到了调适人和自然关系的价值维度，“忽视了社会同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福斯特语），看不到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其结果是必然找不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之路，最后甚至陷入到“生态法西斯主义”的误区之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在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把解决和调适好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解决人和自然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从而实现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主体性;生态文明;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65-02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但是他们的生态学哲学理念已经产生。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急剧加深;工业发展使人们对土地疯狂掠夺，对森林植被无限破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生态问题对人类产生的严重影响，预示生态哲学的发展。生态学是探讨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术。这些关系都是阐明人与自然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关系，生态学必然会发展到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生态学发展而来，主要是研究生态问题的哲学理论。生态哲学从人与自然关系出发，着重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探讨人、社会、技术、工具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统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认识世界是否成功的关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主体，从人的角度出发以整个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阐明了生态哲学是按照什么样的自然规律运行，揭示了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破坏严重，马克思生态哲学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内容概述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篇9

恶化，这一状况促使人们从各个领域对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进行反思。于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生态伦理学异军突起，成为应用伦理学中的一门显学。在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上，生态伦理学建构了一整套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但是，这些理论在转化为环保实践的过程中，却遭遇到许多现实的困难。究其原因，除了环保实践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外，在理论上，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研究目的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还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利益协调？尚存有待辨明之处。

一、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如何理解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上，生态伦理学界存在着分歧。1975年，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在《存在生态伦理学吗？》一文中阐述了一种代表性观点，他从生态规律转换为道德义务的必要性的角度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此后，罗尔斯顿又相继，强调生态伦理学是一门新伦理学，因为旧伦理学只强调一个物种的福利，而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以弗兰克纳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待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这种观点力图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对象向外延伸及至子孙后代甚至非人类的动物和所有有感觉的生命，主张对整个世界给予道德关怀和爱护。但是这种对非人类的生物和自然界的关心以及对它们的道德地位的承认，都是以人类的利益为立足点的。

我们认同后一种观点。伦理学自古以来就是一门实践学科，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两大部分，理论伦理学是从形而上的、先验的哲学原则出发，推论一般道德原理;实践伦理学则从现实生活的具体伦理问题入手，试图帮助人们在具体情境中做出合理的决策。当然，这种区分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应用伦理学既不能脱离对自身理论前提的合理性证明，也需要对具体实践领域的道德规范进行形而上的考察。生态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它既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研究生态伦理学成立的理论依据、生态伦理规范的构成，同时还要研究道德规范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具体应用，解决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实际遇到的问题。生态伦理学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这种冲突直接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间接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生态伦理学并没有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追溯伦理学学科发展史，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伦理学始祖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人的德性和幸福的一门学问，幸福就是人的特有本质的实现，对人自身幸福的关注构成了早期伦理学的基本内容。在中世纪，神学成为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伦理学的功能就是为宗教伦理进行理论的论证。但神学伦理学依然没有脱离人这一主体，尽管这些论证都是在承认上帝至高无上的前提预设下展开的。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以调节这一矛盾为目的的规范伦理学应运而生。1903年摩尔发表《伦理学原理》，标志着伦理学进入以道德判断的逻辑分析和语义学分析为主题的元伦理学阶段。元伦理学主张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价值判断采取中立的态度，这种学术旨向削弱了伦理学本身的实践功能，以至于有人认为，在造成西方20世纪中叶社会道德危机的因素当中，冷落现实生活的元伦理学难辞其咎。所以，20世纪50、60年代，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又发生转移，规范伦理学重新复兴，应用伦理学备受关注，伦理学领域又充满了人伦日用的气息。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中，生态伦理学才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受到世人瞩目。从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人的问题始终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伦理学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生态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对环境保护过程中出现的人际冲突进行协调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生态伦理学的主题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孤立地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说明。在生态伦理这一特定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以生态环境为载体以自然为媒介，以利益调节为目的。人类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和行为最终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生态伦理学中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野。非人类中心主义又包括痛苦中心主义到生命中心主义各种派别，它们的理论立场各有不同，但立论旨标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如果缺乏对大自然的虔敬之情，那么关于自然的权利、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等种种探讨，都不足以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得以成立，除去某些理论自身就出自强烈的宗教情怀之外，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保护自然的策略。即便是从保护自然环境的实用目的出发，作为一种宣传的策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似乎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我们认为，大自然不可能具有外在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将变成一片荒野”只是在拟人化的意义上我们才赋予大自然以价值；同时，自然也不是有意识的主体不享有某种被赋予的权利，因而人类也不会对自然负有义务。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永远不可能成为伙伴关系，人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道德主体人类可以利用自然为自身服务，以自然为人类活动的舞台。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正是人类未能正确处理人类自身利益的表现。例如任意排放工业废弃物、污染大气表现出某些人无视他人的利益，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感;而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肆开采表现出当代人无视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缺乏历史责任感。因此，生态伦理学研究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必须立足于人类自身，立足于人类的整体利益。生态伦理学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作为价值主体来看待，就把‘本应关注的有限自然资源在人类中的公正分配的问题抛在脑后”,最终消解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

二、人类整体利益包括两个维度，即人与自然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与人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

生态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只能在人与人的维度上实现以人类整体利益作为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在当前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生态伦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解导致了人们在理解“人类整体利益”上的分歧。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上，人是作为相对于自然界其他存在物而言的一个“类”存在，“人类整体利益”是人类作为一个“类”存在而表达的利益，它表达的只是人作为”类”存在的“一种”声音。虽然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但是，各种声音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各自的政治、经济背景。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具有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声音占据了优势，它抹杀了作为人类整体之组成部分的每一分子间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遏制了弱势集群的利益要求。这时，人类生态理念的表达既不是根据其正当性，也不是看它是否表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依据言说者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生态伦理学如果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人与自然的维度来理解“人类整体利益”那么，“人类整体利益”所诉诸的只能是某一部分政治、经济强势集团的利益，它所表达的往往是强势集团的话语倾向。边缘人群由于在政治、经济地位上都处于劣势，他们的声音相对微弱甚至被淹没。这导致某部分强势群体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幌子下，压制甚至剥夺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达到扩张自身利益的目的。

在人与人的维度上，“人类整体利益”突出的是“人类共同体”这个整体的概念，它既包括共时态上一切“现实的”人，也包括历时态上一切“可能的”人。只有首先确立人类相对于自然界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讨论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以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伦理学的理论背景，是生态伦理学基本的前提预设。正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人类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才具有了意义。环境保护中能动主体的责任担当，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合理分配，这些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构成了生态环境伦理的主题。在人与人的维度上讨论人类整体利益，将生态伦理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就要求生态伦理关照人类整体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需要。出于对人类整体利益的保护，边缘人群基本的生存利益必须予以关注，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人类整体利益作为生态伦理学基础的意义。

我们强调生态伦理学应该着眼于人与人维度上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因为这种理解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其一，它有利于明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复杂情况。如美国的“明智的利用”和“环境正义”两个运动，前者代表了美国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对环保有着直接影响的工业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后者则代表着美国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利益，他们所关心的是直接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环境。因而两者分别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保护环境会制约经济的发展，限制资源的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有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会影响到为他们工作的人的就业机会。结果便是，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时，两个本来对立的阶级，反而同时站到了环境保护主义的对立面。这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是纠缠在一起的，抛开人们生活的具体社会情境，单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无法理解复杂的社会现实。其次，它有利于深刻认识生态伦理学理论与现实脱节的症结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在生态伦理学研究领域，同一国家、甚至不同国家的伦理学研究者基本上都能达成共识，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领域不仅不同的国家之间、甚至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都存在分歧，例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态殖民主义、国家内部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对保护环境的责任分担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上的共识与实践上的分歧共存的现象？原因在于，生态伦理学把研究对象限定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证上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作为与“自然”相对待意义上的“整体”而存在，可以超越国家、民族和阶级身份的限制，因而容易达成共识。但是，伦理学不仅要进行理论的探究，还要对实践提供具体指导，生态环境伦理学尤其如此。它不仅要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还要对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具体行为进行规范。要把生态伦理学理论落实为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仅有抽象的思辨远远不够，理论必须经由人付诸实践，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而就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个人而言，他很难有意识地把自身视为“类”的存在，他所能直接感受到的首先是作为个体与周围的他人发生的种种关系。换言之，人并不是直接作为与动物相区别的意义上的“类”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与他人相对待意义上的“人”而存在的。依照人类的思维倾向，具体的个人总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从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出发来理解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建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时，就不能撇开政治经济利益背景，抽象地构建面对自然的“类，的生态伦理学，而应当研究面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的生态理论学。生态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只有着眼于人与人的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

三、在人与人的维度上，协调同一时代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不同时代的本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分配和利用中的伦理冲突，促进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归宿

生态伦理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以浪漫的思维方式来争取动物的权利，抒发自己的宗教情怀，或者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平等;也不应只是泛泛而论人类的长远利益，对作为整体的“类”的人给予道德关怀，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生态伦理在具体操作领域所面对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拥有不同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具体的人。“如果我们关于环保伦理责任的问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那么，这样的伦理责任的落实就明显是软弱的;而如果涉及到一个具体国家或地区的问题，那么环保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就是势利的。”这正说明，由于人类过度消耗自然资源而造成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危及到人类生存并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切时，环保问题已经处于政治、经济诸种利益交织和价值观分歧的复杂背景中。

审思当前生态伦理学研究轰轰烈烈，而环保实践领域冷冷清清的现状，其原因并不在于生态伦理学理论的肤浅或滞后，而在于生态伦理学本身忽略了理论与现实的衔接，忽略了环境保护所置身的具体情境。“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正是因为人类没有管理好自己，所以破坏了自然的和谐。这表明，自然的悲剧往往是社会悲剧的延伸，反过来又加重着社会的悲剧。要把理论层面的生态伦理学落实到实践层面，就必需直面同一时代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不同时代前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分配中的利益冲突。

由于世界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的切身利益，这必然会导致人们对生态伦理原则接受程度的不同，甚至在实施中偏离生态伦理规范的初衷。生活在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人们生态道德境界存在差异，生态伦理学就要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在理论立足点上有所偏重。在经济发达国家，可以提倡痛苦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甚至生态中心主义，通过启发它们的宗教情怀和提高道德境界来尊重大自然、爱护生态环境。而在温饱都难以保障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就应本着人道主义原则首先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有暂时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应该予以宽容。在生存得以为继的前提下，再去启发他们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意识，不过这种启发也应立足于功利的角度而不是德性的角度。脱离了人们具体的生存处境，不顾接受对象在经济阶段上的差异，一味宣讲超拔的生态伦理观，会给人以隔世之感效果稀微。

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既然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先行利用了地球上珍惜的不可再生资源，当前的环境污染也很大部分由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所致，那么发达地区就应当对保护生态环境承担更多的伦理责任。经济发达地区应当主动向不发达地区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以及道义上的支持，尽力避免不发达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重蹈环境破坏的覆辙。任何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向不发达地区输出环境污染，甚至进行生态殖民的行为都是应当禁止的。这就是代内公正的问题。代内公正的具体含义“是指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机会平等、责任共担、合理补偿”料切。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

【关键词】自然价值论;生态思维;环境伦理学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迅速地传播。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给中国学者带来的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新的价值观,同时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要阐述自然价值论对我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首先得阐述“思维方式”的含义。思维方式是人的大脑思考问题的方式,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活动的方式。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思维方式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方式。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按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来思考,这就是主导性的思维方式。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客体价值思维和理性思维,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在中国自身生态文化传统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整体思维、主体价值思维和直觉思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生态思维对整体思维的完善

生态思维也叫生态方法论,就是用生态的观点来观察和认识事物,思考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发生的问题,并用以指导人们更为合理地理解和解决问题,它是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并威胁到人类生存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生态思维反对还原主义的方法论,主张用动态、整体的思维去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它从动态变化过程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宏观特性,认为过程比结构重要,结构是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东西,如它认为生态系统不是生物个体的静止组成,而是太阳能流与地球表层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从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关系先于关系物,关系的整体决定部分;认为环境决定着事物的存在的性质;认为事物是网络性的存在,相互作用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在事物的变化中有重要作用,涨落与放大效应;认为人类处于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与生命世界血肉相依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从生态思维来看生态系统,不仅要看到竞争,更要看到协同,所以要善待自然,尊重生命,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健康和美丽。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以生态学、宇宙学、地球科学、协同学、一般系统论、进化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超循环理论等自然科学和理论为基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了形成了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思维。生态思维包含了整体思维,又超越了整体思维,它还强调事物的自组织性、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更加注重直觉,是缺乏自然科学和理论基础,这种以现代自然科学和理论为基础的生态思维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整体思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生态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整体思维,他们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构成整体的部分自身又是由更小的部分组成的子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谋昌教授在《可持续发展观与哲学范式的转换》中写道:“生态哲学存在论是关系实在论。它认为世界各种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在这里‘一切事物与一切事物有关’。它重视研究一切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离开对事物关系的分析,我们不能全面认识事物。生态哲学存在论是过程实在论,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运动和变化的。在这里,结构不再被看成是基本的东西,结构是基本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过程是更基本的”。他还认为“事物的性质由整体的动力决定,整体的动力学是主要的,部分是次要的”,同时,“事物作为创造结果的整体,又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进化的”。生态世界观“不强调首要次要之分,不强调以什么为中心,因为它认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重要。所有生态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是互补的。”而且“生态哲学认为物质作为自组织系统,它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物质演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主动性,包括无机物的主动性、生物主动性、人的主动性,事物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创造性和智慧,都是演化的,具有层次性和阶梯性。”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余谋昌教授吸纳了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并将其融入可持续发展之中。

在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的影响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在《像一座山那样思考》中运用这种生态思维诠释了利奥波德的“像一座山那样思考”的含义,他认为“一座山是活着的实体,它是群山和大地的组成部分,其上有活着的存在,动物、植物、微生物和人类。这座山知道山的历史,知道其上的一切生物都处在相互依存的有机体结构关系中,体现活着的属性:整体性、稳定性、多样性、有限性和时滞性,具有目我调控的生态功能”。

南京林业大学的王聘教授也较早地接受了生态思维。他认为生态思维是从机械论到有机论的本体论转换、从还原论到复杂论的方法论超越、从支配论到协同论的价值更新。他说:“生态思维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观察地球生命结构的方式出现的,在生态科学看来,无序、不稳定、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关系以及暂时性是生态系统演化最基本的现象,现代生态思维的基本方法是复杂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容和运用了现代所有严格的分析技巧,但又超越了分析方法。复杂论方法的最本质特征是整体性和动态性,更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强调生态系统的不断生成、不断展开和不断转变。”他认为现代生态思维是人类新世纪理性认识的一种新形式和新方法,其关于世界的认知模式、认识方法和价值取向的生态化阐释,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还会带来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为哲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如王国聘教授所说的,生态思维确实给中国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江华教授的《论生态思维方式对工业思维方式的超越》和付晓男的《生态思维方式――对辩证思维的回归》等文章从不同方面对生态思维进行了论述。

王聘教授还将生态思维用于现代城市观的更新中,他认为生态思维为城市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生态思维的普及和完善,也必将带来城市发展观念的深刻变革。在《论现代生态思维方式与城市观的更新》一文中他写到:“从生态思维的系统整体观看现代城市,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他主张对构成城市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整体性调节,不断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使之走上尽可能优化的发展道路。此外,他还从自然与人共生的生态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对城市的价值做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根据人与自然共生的城市生态价值取向,城市应该具备能流和物流效率高、废物流低,生态宜人度高,城市文化体现多样性等生态特征;他还认为将网络化与模型化的生态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用于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可以实现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后,在《现代生态思维的价值视域》一文中,王聘教授对生态思维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二)客体价值思维对主体价值思维的促进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80年代引进和翻译西方环境伦理学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一直处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并且他们并没有觉得人类中心主义有什么不合适,认为环境污染和破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他们还没有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危害,也没有怀疑只有人类才具有价值或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价值思维有什么不当。当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候,中国的一些敏锐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此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传入,正好给中国学者带来了不一样的价值思维。自然价值论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派别,它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并且认为价值最重要的属性是创造性,肯定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由自然价值推论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人类不仅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从自然物自身的内在价值出发,去尊重、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承担对它们的道德义务。”很显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价值思维是一种客体价值思维,他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认为自然物本身也具有价值,自然物本身也是价值主体,而不是只有人是价值主体。在此之前,中国学者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价值思维是一种主体价值思维,要么认为自然没有价值,要么认为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只有人是价值主体,自然只能是客体,它只有在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才具有工具价值。在这种主体价值思维的指导下,导致了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也日益恶化。

在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基础上,在自然价值论的客体价值思维的影响下,余谋昌教授于1987年发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一文,提出了自然界除了具有作为人的手段(工具)的价值外还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人类不能仅仅从人的尺度进行评价。我们需要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主张把道德权利的概念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环境问题与环境伦理学》中,余谋昌教授明确表明环境伦理学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否认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自然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非商品性价值,如科学和自然史价值,宗教和文化价值等,“自然界不仅具有以人为尺度的价值,这是自然界作为人的工具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外在价值;而且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命和自然界的道德价值”。此后,余谋昌教授还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客体价值思维,他说人类中心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不全面的,它认为只有人有价值,生物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为只有人是目的,只有人有利益,这也是局部真理,是不全面的。

除了文章中所体现的客体价值思维之外,余谋昌教授在《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生态学哲学》和《自然价值论》这三本著作中也都体现了他的客体价值思维。从接受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以后,余谋昌教授的文章和著作中,基本上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的佘正荣教授在《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中认为传统的价值概念需要新的拓展,他认为“价值是自组织系统的本质特性,是自组织系统在进化过程中‘有目的地’维持自己而固定在稳态结构中的成果,以及它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超越性活动。”据此概念,佘正荣教授认为自然自身具有创造性价值和维持性价值、整体价值和局部价值、自为价值和工具价值,他说“自为价值可以看做系统自身的内在价值。”其价值分类和自然价值论中的价值分类不一样,也可以看出佘正荣教授是认同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

(三)理性思维对直觉思维的充实

理论界一般都认为,所谓理性思维就是人脑所具有的一种逻辑思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和客观事物规律进行认识的形式和认识能力,是认识主体通过一定的逻辑化、程序化过程、途径来反映对象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能力。直觉思维就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思维,带有意会性和模糊性。生态学揭示了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包括人类在内的人与自然、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态学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维的产物。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在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建构,并且是以理性思维加以严谨的逻辑论证来阐明。持有中国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观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中国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对于当代人类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立足于农业文明时代经验基础之上的直觉思维成果仍然缺乏西方科学发展的理性思维,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中国先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观察经验,是其思维方式传统形成的基础,其观察的特殊方式就是以象观物。以象观物的观察方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重效验的经验思维和内在超越的直觉体悟。它缺乏严格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疏于对事物进行概念的本质分析,层次结构的深入解剖,和事物间关系的稳定法则的掌握。

在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学者们看到了直觉思维的局限性,努力以理性思维的要求,去严谨地阐明和论证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如余谋昌教授的《生态学哲学》一书,便是运用理性思维来思考哲学问题,书中大量地阐述了生态学的概念、生物与环境的适应和进化、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生态系统的演化、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生态有序与无序、环境因素的生态作用等,并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和价值关系的角度对生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给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提供一种坚实的科学和哲学基础。佘正荣教授在《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一书中,吸取了西方生态学、系统哲学、自组织理论、生态哲学等成果,重新诠释了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内容和在当代的价值。并且在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的根源、基本特征,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如何利用西方科学理性思维来改造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途径。

当然,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是是相互依存,非理性思维脱离了理性思维,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理性思维离开了非理性思维,就失去了认识的重要手段与思维的动力,使理性思维无法正常进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理性思维是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原有的非理性思维的促进,从而使中国环境伦理学者能够将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二、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影响

自然价值论在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基础上,也影响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此后,中国的众多学者都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进行了阐述,有赞成其观点,也有反对其观点,也有赞成或反对其部分观点,但是从客观上看,都促进了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一)自然价值论与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在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1994年,余谋昌教授发表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提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点,随后引起了一场关于环境伦理学价值定向的大讨论。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中,余谋昌教授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思想,并作为价值观指导人类的伟大实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在一定的意义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是局部性的,或者暂时性的。这种价值观的‘反自然’性质的作用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又从根本上损害了人类的目标,并从而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所以他认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人类的必要选择”。

同时,在这场关于环境伦理学的讨论中,叶平教授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人类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或最终目的的生态伦理,实际上是把地球或生物圈当作工具或手段的社会伦理。因为这种伦理:(1)只是社会伦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应;(2)没有把伦理考虑真正扩展到生物圈,其症结在于只承认人类利益。生态伦理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进化。它的科学基础有赖于对自然界总体的看法和人在自然界地位的认识。”叶平教授认为环境伦理学应该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此后,叶平教授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中分析了人人类中心主义的四种局限性“首先,它只关心人类及其环境,不顾其它生物的生态,这是一种传统的伦理学……最后,人类中心主义是不科学的,其伦理也是人类主观的。”

杨通进博士在《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中写道:“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理由。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他认为人类中心论把人的存在维度和意义空间完全压缩和限制在人际关系范围内,这种只关心其同类存在物的做法是有待超越。因此,要超越人类中心论,因为“人类中心论是关于人的生存的伦理学,而不是关于人的完善的伦理学”。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大批学者如王国聘教授、佘正荣教授、雷毅博士等,都纷纷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我国环境伦理学呈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二)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对自然价值论的阐发

自然价值论自此传播到中国以后,就引起了中国学者极大的关注,他们纷纷对自然价值论加以阐发,其中有支持也有反对。

余谋昌教授著的《自然价值论》一书,就从自然价值的概念、性质、结构、分类、进化、生产、评价与评价模型等各个方面对自然价值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还将自然价值和可持续发展观和人类的未来联系起来,肯定包括内在价值的自然的全面价值,他认为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的转变、经济学的转变、伦理学的转变都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他说“在整个世纪,人们否认自然价值,发展了一种自然界没有价值的哲学和科学。现在对自然价值的关注也许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以至它会成为21世纪的关键词”。何怀宏教授从权利到价值、主观价值论到客观价值论、生态系统的价值和自然价值论的应用这几个方面阐述自然价值论的,他认为罗尔斯顿没能解决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的统一和同一,这便是自然价值论的缺陷,也是西方伦理学的缺陷。佘正荣教授则从道德范围的扩大和自然的价值、人类应该如何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这几个方面来展开。他认为“罗尔斯顿虽然跨越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但是还没有跨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界限。

王国聘教授认为“罗尔斯顿把哲学关注的目光转向‘人类与地球生态系之关系’,转向一个不曾被人们所重视的荒野自然,通过确立生态系统的客观的内在价值,为当代保护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独立于人们的主观偏好的哲学依据。”杨通进博士主要从自然价值的特征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两个方面去阐发自然价值论的。李庆臻和李易在论述生态和谐伦理时,认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生态伦理是生态和谐伦理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王超和李奇伟认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对传统价值观在实质上的重建和范围上的拓展。贾向桐在承认自然内在价值理论尚存在许多不足的基础上,对其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首先,自然价值概念是针对传统人类中心论观念而提出的,它试图通过批评、否定来超越那种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的传统观念,而对价值概念加以扩展和重新界定,从而开阔了我们思维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传统价值观念。而且这种价值概念内涵的转换带来了新思维方式的出现。其次,它毕竟体现了人类为实现自我超越、克服在种族上的局限性、重新认识、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在实践方面,自然价值理论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更为根本的理论依据,从而消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运动中的不彻底性,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铺平了道路”。

黄炎平、刘建金认为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石,“这一崭新的伦理学一方面扩展了有用性的内涵,不再从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来看待自然,而是从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来理解这一概念;另一方面从目的论与整体论视角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在时间维度上将人类道德义务扩展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空间维度上则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马兆俐认为“西方环境伦理学领域中对自然价值最系统、最经典的论述,当数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创建的自然价值论,从自然价值的主客观统一性、自然界价值的层次性和内在价值、工具价值与生态系统价值模型三个方面创建了一种自然价值‘新’论。”“罗尔斯顿摒弃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旧范式,提出了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新范式,开创了从价值论的角度研究环境伦理学的方向。”

也有人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如傅华教授,她是不认同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的。她认为罗尔斯顿的客体属性说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她赞同关系态这种观点。“‘自然价值’是反映、概括和表述人与自然的一种特定的实践一认识关系的哲学范畴,其主体必定是人,只能是人;依据人的需要,自然具有四种价值:资源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人类作为自然价值的主体,不仅是自然资源的开发者和享受者,而且是自然生态进化的保护者和引导者。离开人类主体的需要去讨论自然价值,是对“自然价值”的曲解和误用,依据这样的概念和范畴所建构起来的所谓‘生态伦理学’,其科学性是令人怀疑的。”傅华教授还通过认真剖析自然概念的不同外延,分析了自然价值的实质。她认为我们所说的自然价值就是指社会自然的价值,也就是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属性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

刘福森教授认为生态价值概念的提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它离开认人的尺度去理解价值,就必然陷入把‘价值’等同于‘存在’的理论困境。如果说‘自然之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们的价值’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价值呢?”他认为,我们之所以把自然界的那些生态机能叫做生态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对人类生存具有积极意义。他还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的关系属性,而非单纯的客体的存在属性。离开同人的关系,自然物的所谓内在属性只不过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属性,并不具有价值的属性。生态伦理学把生态价值说成是自然本身固有的属性,实质上是把事实等同于价值,把“是”等同于“应当”,把存在论等同于价值论,混淆了价值论与存在论、科学与伦理的区别。他还提出生态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即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只有在自然物被毁灭、消灭时才能实现,而自然物的生态价值则只有在保持其存在时才能实现出来。除此之外,张德昭、何文模、黄爱宝、高田纯、杨曾宪、刘英、李建珊、胡军等人也从不同的方面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否定。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或者是赞成或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部分观点,都可以看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及其环境伦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科学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M].徐兰译.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993

[2][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M].刘晓丽译.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993

[3]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叶平.生态伦理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5]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

[6]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1篇11

生态文明视域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美学转进

一、生态文明视域的马克思主义转进生态危机不是自然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强加给它的，所以生态危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命题直接相关的大问题。生态危机的潜台词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是人类自身生存方式导致的恶果。进入20世纪后，生态危机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人类的头顶，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全人类大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家和学界俊杰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加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反思之中，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对话语境。在这种情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进入这一问题域，能否参与此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何种方式进入，应以何种态度进入，应从那个层面入手，能解决生态危机那个层面的问题，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它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

二、用马克思美学解决生态问题和构建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当代先进思想的结晶与表征。所以，马克思主义更应具备当下理论的敏锐性和视角的前沿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应具备这样的精神品格。由于当代人类生存的沉层困境和危机是整体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样就导致了人类对自身生存价值的重新估价与思考。因为，当代人类文明无论有多先进，若没有健康的生态资源的强大支撑，那将是脆若垒卵的。过去由于西方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巨大遮蔽作用，人类自以为能超脱地生活在由理性秩序和科技巨力打造的强大梦幻城堡中而蔑视自然的存在，但这样的心态在今天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形下已经幻灭。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在中国极具主导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于这场深刻的生态文明思维范式转换中，作为一种先进性的思想就不能忽视这样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毕竟是大问题，美学作为一门探求人类审美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也就不能隔纸不闻，更不能置身局外缄默不言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某些时代局限性，而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自身强大的解释力量和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墨守陈规；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样更不能束手束脚，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以应证他们曾讲过或谈过类似于生态危机之类的话语问题，这样做就会有教条主义之嫌。马克思主义应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他们思想原则方法的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开放性和构建性极强的人文学科，作为思考新问题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起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尤其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所以，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其思想内涵，价值相度，价值理想，解释力量，理论旨趣以及学术品质等方面均可成为解决生态问题和构建生态文明的强大文化思想资源之一。我们以为，应从六个方面进行：第一，在我们找到了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后，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对造成生态危机的丑的社会制度，非美的人类行为方式，具有缺陷的社会体制，虚伪的人类价值和丑陋的生活方式予以批判和反思，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批判中不断地创新发展。第二，对当代人进行生态美意识启蒙。也即，拓展人们的审美视界，提升人们的审美意识，将人们对一枝一叶、一花一草、一山一水的眷恋提升为对整个生态大自然图景的赞美与欣赏，开阔人们的审美心胸，将人们从以往狭隘自私的唯功利心态解脱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重新和合，从而构建天人和谐的新型情兴关系；引领人们回归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以生态美的眼光重新审视看待大自然，在思想精神上努力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最高境界；强化人们的生态审美意识，而不是冷漠地仅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用的任人宰割奴役和盘剥的对象。第三，超越本源性的理论视域，深入人类的思想内核、观念层，从生态大纬度，也即，从有机整体性，自然秩序性，系统性，开放性等具有生态特征的思维范式，对现代人类审美观予以生态式的重新阐释与建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现代的、当下的生态文化精神重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观。第四，从生态纬度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中蕴藉着深厚的生态美学思想，我们应从中挖掘出被遮蔽掉的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理论，让其发扬光大。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详细表述，关于美的规律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关于人的解放等等，其中都包蕴着非常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第五，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已取得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具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大部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生态危机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注。他们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我们应当加以借鉴、研究和吸收，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内容。第六，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美学思维范式的中介，将之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有机成分。这也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方面。马克斯・舍勒在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讲到，“人就其本性而言，完全能够无限地拓展他自己所能及的地方――拓展到现实世界所能延伸之境。因此，人本质上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也具有无限拓展自己理论所能及的范围，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这是为其学科本身独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2.

人类生态学理论范文篇12

关键词：中国生态批评理论资源反思

生态批评是环境危机在文学领域的绿色反映，它消解中心，以生态整体观作为主导思想，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文化批评。应该说，生态批评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启发我们思索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的终极意义。但是，自理论产生始，尤其是生态批评理论的中国化后，质疑的声音就从未中断过。

一、模糊的“生态整体观”

作为生态批评理论基石的“生态整体观”，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在消解人类“中心”地位的过程中，最终把尺度定位在生态系统上。在这里就有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生态整体观”的生态系统范围是限定地球生态的，而把我们人类还没有能力认识的宇宙生态是排除在外。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整体观相对于宇宙生态来说，正如人类中心主义相对于地球生态整体。所以，“生态整体观”在打破一个中心的时候又建立了另一个中心，仍然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其次，生态整体观强调“生态整体利益”具有最高价值。而这个“生态整体利益”的指向却是无法界定的，是指现代文明破坏之前的生态整体利益，还是今天的生态整体利益？不得而知。最后，生态整体观强调生态系统的中心地位，并以这个自然共同体的自然规律性来规范和约束人类的行为，客观上也就理所当然地把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等同对待，并在事实上淡化了人类的主体性。既然如此，那么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任务就不应该由人类单独承担完成。这将导致在实践上的失败。

二、理想化的“万物平等观”

生态整体观认为，所有的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物种权利平等，它的价值不依赖于人类的需要，因而要敬畏生态生命。实际上，这些看似有理的生态观还有待商榷。一方面，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确是生态平衡的必要条件，但生物多样性并不是说生命不可以死亡。因为自然界物竞天择的规律从未变更。在生态圈中，各生态个体之间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缺少任何一环都不会有生命生存和平衡发展的可能，大自然的杀戮也在这其间不停地进行。我们应该看到有些杀戮是合乎自然生态规律的。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强调敬畏生命，因为人类也享有自己在“生物环链”中的吃穿住行等生存发展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尊重和敬畏生态生命是一个含混的价值立场。生态批评家们只是苛于要求人类尊重敬畏动植物等生命的，当然他们设置的前提是人是比较强势的。但是，在万物平等、生态整体利益至上等原则下，只要求人类尊重并敬畏自然生命，其结果将导致理论的理想化，甚或虚妄化。

三、“以生态为本”的目的论

在生态视野中，“以人为本”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翻版解说，而生态整体观才是真正意义上体现众生价值，服务于众生的。其实通过考查二者目的，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其中的悖论。

顾名思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对人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在思维上主张以人的尺度为核心。但是“以人为本”并非“一元论”，因为“以人为本”还强调一个关系处理问题。这种观念要求人类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者的关系，即在实现人类价值时，保持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前提是不以牺牲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代价的，是公正、和谐的发展。综上可知，“以人为本”除强调人的价值意义和担当意识外，并不反对其他自然元素的独立价值。

“生态为本”强调的是自然的至上性，把人观察的立足点放在自然的生态平衡之上。这种定位，能够使人类更加客观地认知和遵循自然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或抑制功利主义的局限。但实际上，人类提出“生态为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类发展，是“以人为本”。如果说“以人为本”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翻版，“以生态为本”是生态整体观的核心解说，那么，“以人为本”与“以生态为本”的殊途同归，能说明什么？

四、不太“合理”的生态根源论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追寻危机产生的原因。生态批评在寻觅中终于发现，现代性或现代化开始的时候，生态危机就如影相随，并日益严重。而现代性的显著特点就是理性与科技，因此理性与科技要为生态危机负责。不少生态批评者还提出人要回到荒野。

不可否认，在很多情况下，理性与科技表现为干扰自然进程、破坏生态平衡，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疏远。但是，我们谁也不能不承认理性与科技给人类带来的便利。更何况，科技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取决于人。在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人们被无法满足的欲望与超前消费的观念所牵引，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要变得比人家富，一批野心勃勃的人想暴富，其代价往往是更疯狂地破坏生态。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根源于个人中心主义的思想，受制于资本操纵。繁荣富裕的攀比限制了生态运动的发展，生态问题也就成了繁荣富裕不可逾越的障碍。

综上可知，生态危机归根结底还是人自身的危机，是狂热的利己主义思想所导致的。在此观念驱使下，人性发生严重异化，从而导致人类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可见，要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人类必须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状态，实现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建立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宋丽丽.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视野[J].江苏大学学报，2006，（1）.

[2]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胡立新.生态批评应超越知识观和价值观悖论[J].文艺争鸣，2005，（6）.

[4]刘文良.质疑生态中心主义[J].广西社会科学，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