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例(12篇)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篇1
当我们谈论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时，很大程度上受到源自20世纪想象的影响，例如，直接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联系起来，甚至是人形机器人。这可能也会影响法律人对人工智能的想象，包括是否承认人工智能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法律主体地位（或至少是人类行为的人），从而保护其特定权利（言论自由、著作权）、划定责任（缔约、侵权），甚至强调可能的毁灭性风险。这种想象远非受到科幻作品影响那样简单，深层次中还反映出人工智能在技术和应用上不同的发展路径：早期人工智能研究更集中于对人脑的仿真模拟，探究意识、理性等更为宏大的哲学问题，但应用性较少;当下的人工智能走出了实验室，借助互联网服务直接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在技术上并不执着于创造一个完美的智能体，而是依靠算法（如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不断优化，对海量数据自动挖掘与预测，通过无所不在的传感器实时更新数据，动态掌控着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运转，并把从某个特定领域升级为通用人工智能作槟勘辍4诱飧鲆庖迳纤担人工智能并不神秘，它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不仅是工业社会生产自动化的延续，也是互联网商业化的必然结果和新阶段。时至今日，欧美国家纷纷出台政策，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力求提升经济效率和竞争力。互联网公司正逐渐主导实体经济和金融生产
如果我们摆脱简单的拟人思维，把人工智能看作互联网智能演进的新阶段，为理解其法律规则，就有必要理解互联网法律在过去20年中形成的路径和推动力，从而探讨人工智能是否有任何特殊性以至于需要新的规则。本文将从网络法的两个视角――实证性和生产性――切入，将它们延伸至人工智能语境下分别讨论。“实证性”视角是我们观察和应用任何规则的惯常思维方式，例如人工智能行为的具体规则如何确立、如何规制等，本文将讨论支撑人工智能的两个构成性要素――算法与数据――可能带来的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人处理人工智能的两种路径;“生产性”视角则深入规则背后，探索规则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特别是经济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套复杂的代码设计，既是影响社会行为的强力规范，也是产生新价值的生产机制;它驱动整个社会朝向更智能的方向变化，从而要求法律做出相应调整，尤其是确认新型经济利益的合法性。
限于篇幅，本文姑且将人工智能看成法律上的客体，暂不讨论赛博格（cyborg）之类的人体转向机械体或通过基因技术改变身体的问题（仍是法律上的人），也不讨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人造物的自我意识问题（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哲学问题）。
理解网络法的变迁
网络法在中国的变迁大致遵循两类逻辑：外生性的政治/监管逻辑和内生性的商业逻辑。政治/监管逻辑体现为对“实证性规则”的追求，这些规则集中在国家（包括法院和监管机构）如何对互联网的内容和行为进行规制，包括对网络和信息安全的追寻。这集中反映了国家权力如何试图介入新技术带来的问题与挑战。这一视角最早由美国法学界引出，特别是LawrenceLessig的代码理论将代码（架构）和法律并列。由此，所谓的网络法不仅要约束社会主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也要对架构的变化本身做出回应。
首先，就规制主体行为而言，出现了是否按照传统线下行为规则的思路约束线上行为的讨论。这一讨论的核心是，互联网问题是否具有任何特殊性，需要某些新规来解决。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互联网行为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传统规则和管理方式，采取渐进的方式，这不仅成本较小，也给予监管者一定的学习和探索空间。其次，就架构变化本身而言，国家在宏观上主张网络空间中仍然需要，不能成为法外之地，在微观上相应出现了国家与平台权力/责任二分的讨论。例如，政府权力何时需要介入平台治理，加强平台的行政管理责任或安全保障责任，还是由后者根据自身情况自我规制，实现治理目标。政治/监管逻辑要么遵循管理者的路径依赖效应，要么坚持既有社会稳定、意识形态安全价值。问题在于，监管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到代码及其商业模式的特殊性，从而使监管行为和行业特性相互协调融合。
另一种看待规则产生的方式遵循商业逻辑。这种生产性视角关注微观权力运作，综合将代码、法律与社会规范放在一起，不单纯从社会学意义上观察社会主体行为如何受到影响，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将网络空间的生成和扩散看成是一个由商业力量推动主导的生产性过程，关注价值由谁产生、如何分配，由此推动对新规则的内生需求。按照这一视角，无论是法律还是架构，在具有实证性规制功能的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性规则”。互联网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其对社会范围内生产资料的创造性生产和再利用，需要法律确认其生产方式的合法性，重塑关键法律制度，并解决和传统生产模式的利益冲突。这一视角无疑帮助厘清新经济主张的例外特性，不仅展示出架构和相应的法律改变，更指明了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是更好地理解实证性规则的基础。
两类不同的逻辑在过去20年中交替出现，相互制约，共同塑造了中国网络法体系，也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整体发展。总体而言，鉴于国家有意促进新经济，需要推动传统的属地化、分口治理，事后运动治理模式发生转变，认清互联网商业模式和价值产生的根源，有利探索适应新经济性质的管理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资本主义不断要求对法律内核进行改造，取代其中的传统经济要素，打破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类规则。
人工智能法律的实证性视角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的本质在于算法和数据处理，物理形体不必然是人工智能的构成要素，因为即使是人形机器人，也不过是一个算法主导的硬件系统，它实时收集信息，并按照算法的要求做出决定，继而行动。更重要的是，具有物理形体的人工智能可以推动群体智能发展，通过分布式终端收集更多数据加以处理，并不断传输至云端“大脑”，提升整体网络的智能水平。人工智能巳深度介入医疗领域
根据算法的复杂性和学习/运算能力对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进行区分，这在技术认知上没有问题，但在法律上很难按照智能程度给出精确的标准。法律应对复杂世界的方式是确立一般性的简单规则，在概念上对社会个体进行抽象假定（如行为能力），而非针对特殊主体，否则规则体系本身将变得异常复杂，难于理解和操作。而人工智能从单一的自动化服务向多元通用服务转变的过程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光谱，法律需要针对其本质特征进行约束，并探索一套应对未来的方案。当我们说社会变得越来越智能的时候，事实上指由于数据搜集、储存和处理的能力不断增强，所有软件/算法都可能朝向自动收集数据，做出决定或判断的趋势，由于算法的复杂性，算法带来的结果可能无法预测，并在更大范围内带来系统性的不利后果。这种后果未必是毁灭性的风险，甚至只是在某领域的制度设计问题，但人工智能恰好将这类社会问题具象化，掩藏在外表华丽、高效、更多是私人控制的“黑箱”中，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如果放在一个更大范围内观察，在历史上，人类社会随着复杂性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产生以组织和技术形态出现的各类“黑箱”，它们的决定影响着社会发展和大众福利，但仍然保持着某种秘密性。这一隐喻未必是阴谋论，其核心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为平衡相关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的知情权、避免恐慌、保持某种预测能力，人们不断设计出某种程度的信息公开和透明化机制，例如政治辩论的公开化，法院诉讼程序透明化甚至公开庭审，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等等。而人工智能不过是信息技术时代的新型黑箱，带来更加严重的系统化影响。互联网在兴起过程中，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推动了开放政府、庭审直播，使信息公开透明更加便利，将生产性资源不断解放出来，在更大社会范围内重新配置，产生新价值。然而，这一过程在消除一个又一个传统黑箱的同时，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新黑箱，进而主导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生产资料之间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对称，甚至可以实时互通信息，但作为信息匹配中介的人工智能却变得更不透明，其规则设计和运作从属于用户甚至开发者无法理解的秘密状态，这回到了法律如何处理与代码的关系问题。
一个类似的比较是人类自身：人脑经过上百万年的进化，演变成十分复杂精致的系统。尽管当代神经科学不断改变我们对人脑的认知，甚至每个人的大脑都不完全一样，但就法律而言意义不大，这只能在边际上改变个案判决。即使无从了解人脑的运转机制，或者依据某种更加先进的科学知识解释社会主体行动的具体理由，人类还是有能力形成社会规范，并演进成更加理性化的规则。这套规则只需要假定一般社会主体是（受限）理性的，由少数概念界定不同情形的心理状态（故意、过失），并集中对人的外在行为进行约束，确定权利与义务，就足以以简单规则应对（而非认识）这一纷繁复杂的世界。类似地，在处理算法的负外部性时，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路径：（1）关注算法的外部行为与后果，（2）关注算法内部的设计规则。
大部分现有规则关注算法导致的（未意料）结果，例如内容分发算法未经审查造成非法或侵权内容传播，这一般由信息传播者（即内容服务商）承担责任，算法本身并无法律地位，在造成不利后果的过程中只是一个工具。这类责任假定内容服务商应当知道非法内容的存在，并有能力通过算法设计或人力（比如人工审查）加以阻止。在诸多侵权场合，内容服务商可以通过“避风港”规则免责，只要无法证明它实际知晓状态。更复杂的是，如果软件开发者声称自己无法控制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却造成一定社会危害的情形。无论是在快播案还是BT案中，软件开发者都无法因这一原因而逃脱责任，法院的理由仍然是，开发者有能力知晓非法内容的输出（如果不是故意的话，例如快播向推广该播放器）。类似地，如果一个具有物理形体的人工智能由于处理信息不当造成了外在损害，按照这一逻辑仍应由算法开发者负责。
而且，还有必要将算法产生的错误和算法缺陷本身区分开。长期以来，软件行业一直通过拆封合同（shrink-wrap）解决缺陷软件造成的短时崩溃或重启问题，这种格式条款旨在确认这样一种事实：没有任何软件是百分之百完美的，只要在用户拆封使用该软件时运行正常即可，服务商并不为软件崩溃或死机造成的消费者损失负责，因为前者无法预料到缺陷带来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消费者需要接受软件生产商不停的更新和补丁，软件/应用不受产品责任的约束，被视为一种可以不断升级改进的服务，这在免费软件时代更是如此。按照这一思路，似乎有理由认为，无人驾驶汽车因算法计算错误导致车祸（何况造成事故的概率远远小于人类司机的错误）是这类软件的正常的缺陷，消费者应当容忍这类错误。但无论是监管者还是潜在的受害人都无法接受这种比拟。声称有潜在缺陷的交通工具（也包括医疗设备和其他与生命财产直接相关的算法）一旦投入使用就需要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责。无论如何，这类思路仍然是通过后果施加事后责任，监管者或法院并不想深入算法内部了解造成事故的技术原因是什么。只要法律认定这一黑箱应当在合理范围内得到控制，事故可以避免，黑箱提供者就应当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甚至是强制险）就成为确保这类发生概率小但潜在损失巨大的不二选择，航空、医疗保险市场十分发达，可以预见将会延伸至更多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服务行业。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不断模糊化
如果说事后救济还无法确保安全，事前干预算法设计则是另一种选择，同时带来的问题也更复杂。早在20世纪，阿西莫夫就试图为机器人立法，尽管他从未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安全可能是人工智能服务的首要问题之一：一个中心化的入侵可能会导致所有终端都变得极度不安全。行业监管者在不同行业为特定服务中的人工智能设定安全标准（如医疗器械、交通工具、自动化武器），实行安全保护等级制度，甚至要求被认定为重要设施的源代码（如windows系统）供监管者备案，或在设计自动化交易程序时控制报单频率的阈值等。又例如，在魏则西事件后，联合调查组在整改意见中要求落实以信誉度为主要权重的排名算法，对商业推广信息逐条加注醒目标识，予以风险提示。如果说这些监管手段针对的是作为商业秘密的私人算法，诸如Open人工智能这样的倡议则意在延续开源软件运动路径，确保软件漏洞能够得到更大范围内的监督和修补。至少在中国，信息披露机制尚未成为算法监管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强制性披露还是第三方披露。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释：
[1]当下的大众媒体、文化产品和社会公共认知正努力将未来的人工智能塑造成具有独立意识的逐渐演化的主体，这集中体现在诸如《终结者》《我，机器人》《西部世界》《2001银河漫游》这类科幻影视作品中。尽管人们也有理由进一步想象，一旦人工智能具有了自我意识，就不再可能忠实地为人类服务，而更可能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其路径和思维方式仍是20世纪的，和21世纪依托大数据机器学习迥然不同。事实上，按照日本学者森政弘提出的“恐怖谷理论”，人工智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人形普及化，因为这会在消费者心理上引发不安甚至恐惧。像Siri和Cornata这样的语音助手、像Tay和小冰这样的聊天机器人则不会有这种负面效果，因为用户知道自己在和一个尚未通过图灵测试的算法对话，他们甚至乐于教Tay在推特上辱骂用户、发表种族主义和煽动性的政治言论。另一个可能影响中文世界读者想象的因素是，把robot翻译成“机器人”先验地赋予了这类客体某种拟人化主体地位，而人形机器人（android）却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2]JohnWeaver，RobotsarePeopleToo：HowSiri，GoogleCar，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WillForceUstoChangeOurLaws，PraegerPublishersInc，2013;UgoPagallo，TheLawsofRobots：Crimes，Contracts，andTorts，Springer，2015.一个更加有用的综合文集是RyanCalo，A.MichaelFroomkinandIanKerr（ed.），RobotLaw，EdwardElgarPublishing，2016。RyanCalo的研究将具有物理形体的机器人作为法律的对象，特别区分了信息性和物理性效果，见RyanCalo，“RoboticsandtheLessonsofCyberlaw”，Calif.L.Rev.，Vol.103（2015）.一个不同观点，见JackBalkin，“ThePathofRoboticsLaw”，Calif.L.Rev.，No.6（2015），Circuit45.把机器人视为人在法律上也有相当的历史，见SamirChopraandLaurenceF.White，ALegalTheoryforAutonomousArtificialAgents，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11;RyanCalo，“RobotsinAmericanLaw”，UniversityofWashingtonSchoolofLawResearchPaper，No.2016-04.
[3]吴军：《智能时代》，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4]例如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小说中，无一例外地设定机器人拥有一个“正子脑”（positronicbr人工智能n），但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见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5]这被称为终极算法（masteralgorithm），见佩德罗・多明戈斯：《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6]尼古拉斯・卡尔：《玻璃笼子：自动化时代和我们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在互联网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术语或热词吸引投资，例如宽带、大数据、分享经济、VR（虚拟现实）等，它们不过是互联网形态的各类变种。例如，一个关于分享经济和之前互联网经济的关联，参见胡凌：《分享经济的法律规制》，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
[7]这种思维方式可追溯到霍布斯以来的法律实证主义。
[8]胡凌：《代码、著作权保护与公共资源池》，载《腾云》2016年12月刊。
[9]关于两类逻辑的具体表现，集中参见胡凌：《探寻网络法的政治经济起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0]这在众多（特别是国外的）中国互联网观察者身上十分常见，人们的注意力全都转向中国政府如何严格管理和控制互联网。在政治学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并入“国家与市民社会”传统框架，并吸纳了关于在线抗争、集体行动的传播学与社会学研究。
[11]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一个概述，见胡凌：《马的法律与网络法》，载张平主编：《网络法律评论》2010年第11卷。
[13]胡凌：《非法兴起：理解中国互联网演进的一个框架》，d《文化纵横》2016年第5期。这体现在版权、隐私、财产、不正当竞争、垄断、劳动法等一系列制度中。这种对法律制度的改变不单纯是在既有工业生产背景下微型创新带来的变化，而是社会生产的重塑。
[14]比如说，平台责任议题的出现，和互联网平台更多转向由第三方提供服务的信息中介模式直接相关。
[15]这一区分和观察中国式资本主义兴起的框架十分类似，政治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经验，究竟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但实质上是一个混合制经济。
[16]由于科斯所说的企业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降低，调动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企业组织形态本身将成为竞争的高成本。
[17]尼克・波斯特洛姆：《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8]古代的政治过程、现代的企业决策都是黑箱，对外人而言如果不是神秘，也是除魅之后的国家/商业秘密。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就精确描述了作为黑箱的诉讼过程，同一时代的韦伯也描述了理性化的国家机器应当像自动售货机一样。
[19]FrankPasquale：《黑箱社：掌控信息和金钱的数据法则》，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20]帕伯斯：《差错：软件错误的致命影响》，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
[21]长久以来民用航空器已经由软件深度介入驾驶过程，以至于人类驾驶员无法在短时间内预热，形成另一种风险。
[22]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后来扩展至四点）虽然十分基础，但仍然很难在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特别是当代伦理学上著名的“线车难题”之类的伦理困境。考虑到这些定律是为模拟人脑状态下设计的，就更可疑;因为人脑并不总是按某些理性伦理原则行事的，在某些关键场合强烈依靠某些默认设置――直觉。
[23]由监管机构强制披露并审查事实做不到，只能依靠像苹果这样的平台公司和软件分发平台帮助对成千上万个软件进行至少是安全审查。在台式机时代，这一平台责任几乎不可能，自然状态下的windows只能导致争夺私人控制权的3Q大战。但像乌云网这样的第三方白帽黑客也被禁止探测和公开互联网公司的漏洞。
[24]同注11。
[25]在笔者看来，法院应当将注意力放在知情同意的合同条款本身的适当性上，而不是一味接受黑箱的逻辑，因为后者确实无懈可击。如果格式合同能准确反映代码的设计，对其条款的审查是更好的选择。百度引发的被遗忘权第一案反映的也是这个问题。
[26]一个补救方法还是尽可能地披露算法信息，允许用户理性地生产/隐瞒个人信息，见戴昕：《自愿披露隐私的规制》，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5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27]法律的人工智能化是本文另一个没有讨论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大规模监控、智能警务、犯罪预测等问题。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篇2
据多伦多大学ShaunYoung教授介绍，加拿大智库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40年至1944年，是加拿大智库的萌芽阶段，但没有产生有影响的智库；1945年至1970年，智库数量有了很大增长，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也开始对智库表现出兴趣，但此时的智库，大多数以国际关系和世界问题研究为主；1971年至1989年，智库研究开始关注国内问题，并出现了强调政治观点和倾向性的特点；1990年至现在，智库向专业化发展，越来越有自己比较固定的研究重点和领域。
目前，加拿大约有100家左右智库，我们访问了贺维学会、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弗雷泽研究所等10家智库。
第一，加拿大智库的特点
通过交流，我们发现，加拿大智库普遍存在以下一些特点：
（一）智库普遍规模较小，人员精工
加拿大智库绝大多数属于中小型智库，资金投入少，人员规模小。在我们访问的智库中，没有一个超过100人的。1958年成立的贺维学会是加拿大著名智库，近年来在国际上也日渐其影响，但学会全体员工加起来才20多人。在麦甘智库排名中排到第22名的弗雷泽研究所算是人员较多的智库，也只有48位员工，而专职研究人员也只有20人。多伦多大学莫厄特中心虽然发展目标定得很高，也仅有20名工作人员，其中5人还是做行政事务工作的。
（二）智库小而专，力争在最专注领域提升影响力
加拿大智库既不搞大而全，也不搞小而全，而是小而专，小而特，小而追求大影响。在我们访问的智库中，几乎每一个智库都有自己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并力求在自己的重点领域中取得核心竞争力和最大影响力。在为别人做咨询的同时，莫厄特中心也制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哪些领域有优势，要进一步做好，哪些领域没有，不能随便涉足。自己研究自己的结果是，继续在能源政策等领域深耕细作，让强项更强。一些智库在谈到专注领域时，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的专注不会受外部环境和资金来源的影响而改变。与其为了资金等因素而任意承接自己不熟悉的课题，还不如在自己专注的领域提升影响力，这无疑是智库专业主义精神的体现。
（三）精简而高效，最大限度利用社会研究力量
在访问中我们发现，加拿大智库虽然人员都比较少，但效率很高，研究成果出的不少，投入产出比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一方面是因为智库内部研究人员的高水平和无缝隙合作，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研究力量所形成的生产力。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尽量利用外部研究资源，是加拿大智库普遍的做法。他们所利用的社会研究资源有来自国内，也有来自国外；有来自政府部门，也有来自研究院校。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建立委员会的，比如联邦政府预测与战略中心，它的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相关部门的部长、副部长组成。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也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成员则主要来自退休的官员、企业家和学术界；有实行顾问制的，比如莫厄特中心，不仅有一个30人的顾问团队，而且又成立了一个30人的编辑顾问团队。前者主要由高级政府雇员和企业家组成，对研究选项提出意见，后者则主要来自于新闻出版界，为研究成果的传播出谋划策；有开展合作研究的，比如弗雷泽研究所，在48位员工之外，还有60位外部合作专家，全部是大学教授，同时还有80家合作研究机构分布在世界各地；还有合作发表研究成果的，比如，还是这家弗雷泽，竟然有一份350人的合作名单，其中赫然有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在弗雷泽发表他们的论文、出版他们的著作，与弗雷泽相互影响、互为提升，不是一体，胜似一体。
（四）资金来源多样化，政府资助占相当比例，个别智库资金困难
由于智库规模一般都不大，所以占用资金量普遍也不是很大。即使这样，筹集资金依然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智库机构最高负责人的主要任务之一，有的甚至要拿出一半以上的精力来做好这项工作。资金来源多样化是智库努力的方向，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智库并不排斥从政府获得资助，事实上为数不少的智库从政府拿到钱。以全球化治理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际治理创新研究中心（CiGi）12年前成立时，相当一部分开办资金即来自于联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这次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亚太基金会，其启动资金5000万加元也全部来自联邦政府。多伦多大学莫厄特中心成立时的资金也都来自于省政府。此外，贺维学会等也都十分重视政府或公共部门资助。但是，个别智库由于得不到政府扶持或社会捐助，面临关门的困境。颇有传统和影响的农业智库乔治・莫里斯中心就因差钱准备关闭。
（五）智库并不讳言和政府的“温暖”关系，许多智库和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与美国等国家智库时刻标榜独立于政府不同，加拿大智库毫不讳言自己和政府的“温暖”关系，许多智库和政府形成了良性互动。一方面，一些智库的创办者或主要研究人员就来自于政府。多伦多大学莫厄特中心的创始人就两进两出政府，最后选择回大学创办智库，从相对更客观的立场继续为政府服务。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在政府工作过37年。另一方面，一些智库的定位就是为政府决策服务，使政府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要求，更加符合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多伦多大学莫厄特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在政府、学术界和广大的公众之间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理解的桥梁，推动政府与公众社会，包括和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形成良性互动，促进相互了解，并通过这种目标设计，让政府理解智库的研究和建议，开放更多的咨询空间，以便实现帮助政府解决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初衷。为此，智库不仅不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而且要加强与政府的联系，保持良好关系，才能时刻了解政府的需要，理解政府的运作，关键时刻所提出的建议，也才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即使对政府有意见，甚至是对立意见，也会提出来，但会讲究方式和时机，要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
（六）对智库独立性有自己的理解，不刻意站在政府对立面
智库的独立性是智库讨论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我们这次访问重点关注的问题。智库的独立性既和智库的属性和定位有关，也和资金来源等有关，但归根结底，独立性问题的关键体现在智库和政府的关系上。莫厄特中心的专家认为，智库的独立性既是与生俱来，也是政府治理结构优化的需要。如果对独立性的认识和理解有误区的话，智库也是很难实现独立性的。强调所谓智库的独立性，不能让人利用而成为让政府尴尬的工具。他们特别不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和帮助政府是矛盾和对立的。他们也从来不认同：只有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批评政府才是保持独立性，而帮助政府就是失去独立性。如何看待智库的独立性，智库自身的立场很重要，角度定位也很重要。如果智库的目的就是批评政府、反对政府，这样的智库恰恰是没有独立性的。智库的独立性应当体现在对政府与大众的影响力和沟通上，不仅要影响政府，还要沟通大众，更要在政府与大众之间架起互联互通、良性互动的桥梁与通道。
（七）坚持研究质量至上，建立严格完善的评估体系
智库是研究别人、为别人出谋划策的，但是，你的研究成果能不能被人接受和采纳，能不能产生好的效果，则取决于智库的研究质量。研究质量决定了智库的可信性和公信力。加拿大智库普遍提出并坚持研究质量至上，建立严格完善的成果评估体系。贺维学会称，政府、学术界和媒体之所以长期信任贺维，就是认可他们的研究质量，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内部对研究结论和观点的宽容相比，对研究质量的要求则没有丝毫的余地。贺维声称，他们的评估标准，比学术期刊还要严格。一项成果出来，首先要进行严格的学术评估，邀请相关领域学术界权威进行评估。其次要进行有效的实践评估，即从相关从业人员中听取意见，看研究建议是否有实践价值，是否行得通。除此，主要针对政府政策的研究，还要提前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并从反馈中对研究成果进行再研判、再评估。弗雷泽研究所之所以能够吸引包括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350位专家在他们那里、出版著作，就是因为它的质量至上原则，它的要求极为严格，所有文童和著作，均选全球顶尖专家进行盲评。
（八）高度重视媒体关系，通过媒体扩大研究成果传播和影响
在与加拿大智库座谈中，他们提的最多的，除了与政府的关系之外，就是与媒体的关系。加拿大智库高度重视媒体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除了直接反映给政府之外，特别重视媒体的传播。对智库来讲，媒体的作用有三：第一，媒体可以影响政府，一些政策建议通过媒体的传播，引起政府的重视。第二，媒体可以影响公众。智库研究成果被公众认可和接受，是智库存在的重要理由。第三，媒体可以搭建起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中加深相互理解。因此，保持媒体曝光率，成为加拿大智库的普遍追求。弗雷泽研究所将沟通作为智库的核心使命，将保持媒体高曝光率，当做追求的目标。全球媒体对弗雷泽的报道连续8年增长，2013年有2.4万篇次的报道涉及弗雷泽及其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加拿大智库还十分重视网络传播，普遍建有自己的网站。弗雷泽的网站每年有350万的点击率，在智库网站中名列前茅。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研究成果的传播和影响，他们还十分重视将枯燥的研究报告进行多样化改编。弗雷泽研究所《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报告，是与世界80多家智库合作的成果，已在多个国家出版，在中国出版时名为《世界经济的市场化》。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他们拍成了一部纪录片《改变世界》，里面讲了四个故事，试图说明，不同制度，不同结果，不同政策，不同生活。通过纪录片，极大地提升了研究成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第二，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启示
2013年4月15日，对中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10月27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可以说，中国智库建设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在进入高潮。
加拿大智库虽不像美欧智库那样影响广泛和深远，但仍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规律
智库崛起和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同时任何一个国家的智库发展也都与本国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现代智库发源于欧洲，美国在二战后后来居上。加拿大现代智库的发展则更晚一些，真正有影响力的智库大都出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研究借鉴一般智库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智库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必须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政治制度、文化基因、社会环境相符合，下功夫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规律，这是我们搞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基础和保证。
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推动智库快速发展，这是好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一流智库和高端智库，但是在智库建设中，我们也要防止一重视就一哄而起、一哄而上的倾向，避免过分追求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的倾向，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规律上下功夫，在努力改变多而不精、全而不强、大而不响智库现状上下功夫，在努力整合智库资源、通道、成果上下功夫，在努力提升智库传播力、影响力、品牌力上下功夫。
（二）大力倡导智库建设的专业主义精神
中国智库缺什么？重视不够、独立性不强、资金不足、人才缺乏、国际化程度不高、公信力比较弱……在智库建设的讨论中，这些都是经常被提及的选项，也是应该努力改变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专业主义精神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影响和作用。相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专业主义精神的建立，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更关键、更重要、更紧迫。
加拿大虽是一个智库小国，但加拿大智库饱满的专业主义精神却丝毫不比美欧等国智库逊色。它不靠大取胜，也不以强压人，它取得公信力的重要法宝，恰是它的专业主义精神。
专业主义精神既体现在智库的态度上，即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作用的认可与契合，也体现在智库的能力上。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智库至少应该有以下四种能力：对趋势的预见能力，对矛盾的正对能力，对问题的解析能力，对成果的沟通能力。
专业主义精神不仅是对智库的要求，也是对智库从业者个体的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把对智库及其从业人员专业主义精神的要求和培养，作为重要内涵放在重要位置，让专业主义精神源源不断地滋养智库的体魄。通过努力，不仅要建设一批具有社会公信力、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智库、高端智库，也要发育出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智库文化、智库精神。
（三）在促进官民良性互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政府和民众是一对天生的“冤家”。民众对政府的怀疑也是与生俱来。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它所做的决策，都很难立刻被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官民之间平等有效的沟通互动是非常必要的，沟通互动好了，不仅可以避免心理震荡和社会震荡，还可以节约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
智库的功能说一千道一万，归结起来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一是与民众的关系。我们现在的智库，强调决策咨询、咨政建言比较多，把对上的影响力当做智库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启迪民智、润化民众，则重视不够，存在明显的重上轻下、重官轻民的倾向。在中国特色智库建设中，我们要特别强调智库对影响民众和社会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在智库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上，不是三点一线的关系，智库不是简单的对上对下的关系，更不是隔着锅台上炕，而应该是一个“三角”关系，也就是说，在充分理解政府和民意的基础上，智库要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一个互动的平台，通过智库的解读，实现政府和民众的无缝对接、良性互动。而这种解读一定是双向的，既是向民众解读政府，也是向政府回馈民意。同时，这样一个沟通的桥梁和互动的平台搭好了，可以使智库的功能得到更有效地发挥。对影响政府而言，既可以通过特定渠道直接影响政府，也可以通过影响民众，形成民意，进而影响政府。发挥智库的这一功能，有助于促进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向良性、正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便是智库、政府、民众的“金三角”关系。
不能不说的是，大众媒体在形成“金三角”关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也是发达国家智库普遍高度重视传媒的原因。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把智库与媒体新型关系当作重要内容。
（四）在“参进去”提升国际影响力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国际事务中，中国的主导作用、引领作用甚至决定作用，越来越凸显。然而，我们虽然已拥有世界第二多的智库，成为数量上的智库大国，但是智库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都极不适应，不仅发挥不了“探哨”和“试水”作用，而且有时候成为国外智库的“传声筒”和“解码器”。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的高层，常年穿梭于世界各地，许多国际会议上都有他们的身影，就连G20会议每次也都邀请他们参加。基于对国际互联网的长期研究，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他们创意成立了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什么是智库的国际化和全球视野？他们的体会是，就体现在参与全球治理。
一家智库如果没有国际影响力，绝对算不上顶尖智库、一流智库、高端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须立足于全球化趋势，把培养国际意识和视野、提升国际影响力作为重要目标。
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不仅要“走出去”，而且要“参进去”，不仅要“发出声”，而且要“有响应”。
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不仅要向世界“解释”和“说明”，而且要“设置”和“试探”，为政府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大空间，创造更多弹性。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却需要实实在在的硬能力建设。
（五）建立智库研究成果整合平台
有人认为，我国智库数量众多，力量分散，需要进行整合。其实，需要整合的不是智库，也不是智库的研究人员，而是智库的研究成果。发挥优势，分散研究，本是智库研究的特点，没有必要用行政手段进行整合。但是，智库的研究成果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和层面上，发挥不了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却是智库资源的浪费。这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从层面上讲，我国有中央智库、地方智库；从体制上讲，有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也有所谓半官方、半民间智库；从系统讲，更有党政部门智库、社科院智库、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科研院所和企业智库，甚至还有中央新闻单位智库。可以说，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分明的智库体系。这些智库，每日每时都产生着研究成果，如果仅从研究报告的数量来讲，我国绝对名列世界前茅。但是，这些成果究竟能有多少真正发挥了效用？所以，我国智库是两个问题并存：一方面，是智库成果多，但是质量不够高；另一方面，我们对智库成果的发掘不够、整合不够、利用不够。一个主意加另一个主意，就是两个主意，就有更多的选择；一个思想加另一个思想，就可能是更深刻的思想，就可能引领向更高的方向迈进。
中国进入智库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政府使用智库成果不能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整合智库成果，发挥更大效用，以下三项工作应该思考：第一，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公开向智库征集研究成果，所有参与智库一律平等；第二，建立智库成果整合渠道和平台，对成果进行再加工；第三，对发挥重要作用的成果进行奖励，并由奖励逐步过渡到购买，直至建立统一的智库产品市场。
（六）智库人才来源应该多元化
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是智库。一项成果，即使再完美、再有创新、再自成体系，如果用不上，不能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它的研究，就不是智库研究。智库研究的目的，就是应用；为应用而研究，则是智库研究的特点。信得过、用得着、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的智库，就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样板。中国已经出现了智库热，有热情是好事，但要避免把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纳入智库研究的倾向。
明确了哪些研究是智库研究，还要进一步明确，哪些人才适合智库研究。适合智库研究的人才，才是智库人才。智库研究成果质量高不高，取决于智库有没有足够的人才；智库研究成果管不管用，取决于智库是不是吸纳了足够的智库人才。只有人才的“进”，才有成果的“出”。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智库影响力策略
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研究为核心、以影响政府政策选择为目标的研究机构[1]。智库影响力主要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和核心竞争力。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深入发展，智库进入质量提升阶段，需要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学术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
2013年4月，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智库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和国家软实力的高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公开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建设中国特色一流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破解发展难题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
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编制的《2014年智库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数量靠前三的美国有1830家，中国有429家，英国有287家，美欧地区的智库数量多且发展模式具有特色。在“全球智库150强榜单”中，有7家中国智库入围，进入全球顶级智库前十名中国没有一家。由此，中国智库需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一、智库影响力的内涵
（一）智库内涵及分类。
智库又称思想库，来源于英文“thinktank”。国内外学者们对智库的定义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观点：保罗（1971）将智库定义为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公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2]。唐纳德・E・阿伯尔森（DonaldE.Abelson）（2004）认为智库是专门创造、重组和推广思想给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公众[3]。詹姆斯・麦甘认为智库是开展针对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分析，为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建议，让政策决定者和公众获得有关公共政策决策的充分思想和信息。
袁鹏[4]（2002）认为智库是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研究机构。朱旭峰[5]（2004）认为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王辉耀[6]（2014）认为智库即为公共政策决策提供创新思想、理论、策略、方法和方案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上海智库中心将智库定义为“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7]。
韦弗（1989）[8]将思想库分为学术型思想库、合同委托型思想库和政策鼓吹型思想库三类。唐纳德・E・阿伯尔森将美国思想库分为政策研究型、政府合同型、政策鼓吹型和政治遗产型等四大类。麦甘将智库分为五种类型：政策制定型智库、政党代言型智库、影子型智库、学者型智库和社会活动家智库。吴天佑、傅曦（1982）[9]对将智库分为七类即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机构、营业性和半营业性研究机构、政策筹划咨询和协调机构、以基金会为名的研究机构、民间调研机构、学术性研究机构。王春法[10]2004依据不同的标准，从研究领域、机构归属和规模等方面对美国思想库作了多种分类。张春[11]2006将智库划分为学术型、游说型和合同型等三类。官方分类主要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
（二）影响力内涵及分类。
影响力主要是指“行动主体通过自己与其他主体的交互活动过程影响和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12]”。智库影响力的内涵学者看法不一。智库影响力是智库通过可观测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使政策过程或政策决策者的观点发生改变，从而做出智库希望得到的决策目标[13]。
朱旭峰和苏钰[14]（2004）基于社会结构理论，把智库影响力分为决策（核心）影响力、精英影响力（中心）和大众（边缘）影响力三个层次。王莉丽将智库影响力分为隐性影响力和显性影响力。李安方等[15]（2010）指出，智库影响力是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综合体现。
智库影响力主要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2]。决策影响力是智库的核心影响力，主要指智库试图影响政策最直接的办法，通过直接与政府决策机构建立正规或非正规的沟通渠道，将研究成果以书面形式或口头方式提供给政府机构的决策者，尽力使决策者理解并采纳自己的政策主张，主要通过承担政府委托课题、听证会、咨询会和与政府人员交流等方式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学术影响力是指智库中的汇聚的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和质量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发表文章、出版学术专著和会议论文、出版研究报告等方式。智库是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的重要来源，人才的知识、素质和研究能力影响学术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是传播和推广研究成果，通过各种媒体传播新理论、新思想和新观点给政府官员和公众，主要方式是借助议题通过媒体引导舆论、召开各种会议、新闻会、举办讲座和和研究班及网站建设等。
二、智库影响力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产生因素和发展背景的研究、智库组织结构与全球政策网络的相关研究、智库的分类与排名的研究及智库影响力的研究。国内关于智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智库内涵的研究、智库的功能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智库影响力的研究等。
国内外关于智库影响力的研究主要分为智库影响力分析模型，影响力分类和路径，影响力渠道和方法，以及影响力的评价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一）智库产生因素和功能的研究。
一是智库产生影响因素的研究。智库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坎贝尔和佩尔森分析了不同政治、经济体制背景下国家知识体系、智库体系和智库发展差异的关系研究。王辉耀[16]2014的研究表明，独特的政治文化、开放的政治体制、雄厚的资金支撑、完善的法律法规影响着美国智力库的发展。
二是智库功能研究。韦弗把智库的功能分为五种。一是决策的理念来源;二是政策议案的评论者;三是政策方案执行的评估者;四是政府选拔高级官员与专家的人才库;五是新闻媒体资料引述的权威来源。麦甘把美国智库的作用分为八种。一是帮助政府在应对复杂国内、国际问题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判断;二是政府与公众间的桥梁作用;三是政策的独立和权威的声音;四是设置和确定议题;五是帮助公众理解政策;六是搭建政策制定者们交流的平台;七是为政府储备人才;八是创新和挑战传统思想。
任晓[17]将智库功能分为四种功能：生产政策思想;提供政策方案;储备和提供人才;教育公职人员和公众。王春法把功能也分为四种即生产思想、战略设计、引导社会思潮、人才储备和周转的基地。王佩亨[18]2014将美国智库的作用分为四类即决策政策理念的主要来源;政策制定过程中专业知识的提供者;公共政策的评论者;高级官员和专家的人才库和蓄水池;新闻媒体公共政策信息的权威来源。
（二）智库治理机制的研究。
何立坚[19]1992等探究了国外智库的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和管理和研究管理。王春法[20]2004从管理体制、筹资管理、人员管理和课题管理等四个方面对美国智库的组织和管理进行分析和总结。周琪[21]2013对布鲁金斯学会进行案例研究，对其组织结构、管理、动作方式和资金来源进行探讨。朱旭峰（2014）认为智库自身内部的治理结构影响着智库功能的实现，内部治理结构主要包括人才资源、经费资源、信息资源等优化配置过程。王辉耀等（2014）分析总结了美国智库的组织管理、资金来源和用人机制。
（三）智库对公共决策影响力研究。
一是影响力分析理论模型的研究。西方研究智库的理论主要有多元主义模型、精英主义模型、多源流模型等理论模型。“多元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利益团体，由于不同利益团体的社会中权力被分散，而且权力分配并不平等，部分组织拥有更多接触决策群和影响政策的机会和途径。精英主义理论认为精英通过一系列方式来维护统治地位，社会精英由各类占有资源的人物组成，认为政治结构解释为一种由个别具有一定目标的组织和个人所主导运作的机制。多源流模型认为政策变迁是由三个源流――问题源、政策源和政治源决定。
二是影响力路径研究。瑞奇（DavidRicci）（1993）分析了智库的发展过程及其在美国现代政治中独特的影响。麦甘和韦弗比较研究了世界上不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以及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王莉丽（2010）通过系统分析兰怨司参与美国政策制定过程，探究智库影响力的评估与方法。王佩亨（2014）分析了美国公共政策决策咨询制度和法定工作程序，指出要重视决策咨询机构和专家队伍建设。
三是影响力分类研究。朱旭峰和苏钰[22]2004基于社会结构理论，把智库影响力分为决策（核心）影响力、精英影响力（中心）和大众（边缘）影响力三个层次。王莉丽[23]2010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美国智库舆论影响力的产生机制，重点分析了人际传播的直接影响、组织传播的品牌塑造和大众传播的舆论扩散问题，将智库影响力分为公开影响力和隐性影响力，并总结美国智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
四是影响力渠道和方法研究。王春法认为美国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渠道主要有研究报告、出版物、国会听证会、咨询、媒介发表、承担政府委托课题、会议演讲、与政府和企业的人员交流、发表声明、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与大学联系等十种途径。
五是影响力测量指标和评价体系的研究。测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曝光度、出版物数量、在学术出版物和政府文件中对智库的援引数、向立法委员会作证的次数、被指派担任政府内职位的人员数。王莉丽[23]将智库影响力分为公开影响力和隐性影响力，其中公开影响力包括运营资金、媒体引用数量、网站点击率、国会听证数量、智库内前任政府官员数量。
目前影响力较大的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影响力评价体系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智库影响力体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影响力指标主要包括资源指标、使用率指标、产出指标和影响指标等方面，排名方式以采访、调查和焦点小组会议，评价主体以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决策层官员为主，对不同类的智库评价有着不同的评价主体。上海科学院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有四个部分，即智库的成长与营销能力、决策咨询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公众影响力，排名方式以广泛和定向发放问卷为主，评价主体有学者、智库专家、媒体和实际部门工作者。
三、我国智库影响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重大性、前瞻性问题意识不够，尚未健全成果评价体系。智库缺乏独立性，对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意识不够，往往只是承担政府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库作用的调查报告中表明，77%的机构开展战略性、综合性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实力不够，80%的机构在掌握高水平的数据支撑和科学的分析工具是存在不足。研究成果只是直接交予相关政府部门，缺乏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对决策的影响性评估，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推动。
二是经费筹措机制不健全，对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引导力不足。资金独立是保持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多元化的资金渠道有利于促进智库的发展。目前，我国智库的研究经费往往来源于政府，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使得专家咨询的独立性受到质疑。研究人员与媒体的沟通意识和渠道不够，缺乏向公众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机会，导致对公众的舆论引导力不足。
三是人才队伍建设不完善，缺乏核心竞争力。我国智库缺乏社会影响力大和学术水平高的领军人物，人才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有待提高，智库人才培养体系尚待改进。
四是参与决策和影响机制不完善，对政府决策影响力较小。智库参与重大决策的机制主要程序分为调查研究、综合规划、方案认证和咨询建议等程序。目前我国智库主要是承担政府部门的命题课题的单一方式，大多停留在论证课题的阶段，缺乏影响决策的主动意识。智库参与决策环境与机制尚未健全，导致对政府决策影响不够。
四、智库影响力提升的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我国智库影响力存在的问题，主要从研究方向、人才队伍、平台特色、机制创新和管理建设等五个方面策略提升智库影响力，促进我国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服务。
（一）凝练课题方向，构建评价体系。
课题是智库的主要任务和决策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政府感兴趣和社会经济发展重大性问题对提升智库决策力有重要意义。一是聚焦与凝练研究方向，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二是建立研究成果评估体系，建立内审和外审制度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三是建立自身评价体系，了解自身发展环境、优势和劣势，提升智库自身竞争力。参照国内外智库评价指标体系，合理构建包括资源、效用、成果和影响力等四个方面指标，采用访谈、调查、问卷及小组讨论等多元评价方式。
（二）重视人才，提高核心竞争力。
人才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第一资源，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是提升智库影响力的关键。一是引进国内外知名专家，加强核心研究队伍建设。二是引进卸任、离职官员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并输送智库研究人员到政府实习、挂职锻炼等。三是建立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骨干队伍，提高研究队伍的层次性和多元化。四是储备性人才培养，智库与政府部门联合培养、派研究人员到国内外高端智库交流等方式，储备战略性、前瞻性人才。四是鼓励研究人员积极参与主流媒体的采访，并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意见和表达想法。五是打通政府与智库人才间的流动渠道，为研究人员提供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提高研究人员的决策影响力。
（三）丰富平台，全方位提升智库影响力。
一是构建高端品牌，打通政府、智库、媒体及社会间的交流渠道;二是网络平台建设，研究成果，向外输送新的思想、新观点及新理论;三是研究成果新闻会和会，提高社会影响力;四是加强刊物建设，成为决策的参谋和交流平台;五是充分利用新媒体、新科技等，传播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提高政策辩论的及时性与参与性。
（四）创新机制，构建良好基础环境。
一是构建政府领导、资深研究人员与政府官员间的关系渠道，打通智库对决策的影响路径。二是交流合作机制建设，加强与国内外高端智库的交流、加强研究人员的培养与交流、加强与主流媒体的合作交流。三是经费管理机制建设，加强对外宣传与沟通，增加资金来源，保证自身的独立性。
（五）多元化管理，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一是引进高素质管理运行人才和培养传播能力的管理人才，促进管理队伍的多元化;二是培养行政管理人员的学术研究和管理能力，提升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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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1篇4
内容摘要：本文在分析智力资本的含义、特征及构成的基础上，从四个不同角度分别论述了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发展中所起的主导和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智力资本企业发展竞争优势
企业竞争的核心已转向知识、智慧、技术等与智力有关的活动，智力资本已跃居为经济发展中第一位的因素。但国际上对于智力资本的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尚未形成理论体系，我国的研究更是处于概念引入阶段，多数企业对其在推动自身发展上的贡献认识不清，这将严重阻碍企业的成长。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提出智力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旨在使我国企业正确认识智力资本在提升企业竞争优势、获得持续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促进我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
自1969年经济学家Galbraith首次提出智力资本的概念以来，诸多学者相继从不同侧面对智力资本进行了解释。以往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Klein和Prusa（1994）指出智力资本是为了生产高价值资产并能发挥杠杆化作用的智力原料。Roosetal.（1997）认为组织里任何可以创造价值但却看不见的资源均可称为智力资本。袁丽（2001）认为智力资本是可以产生更高价值的资本；袁庆宏（2003）认为，智力资本是一种潜在的创造价值的能力。
从无形资产的角度，西班牙学者UnionFeuosa（1999）定义智力资本为现在以及将来提高组织能力来产生利润的一系列无形资产的价值。Booth（1998）、Brooking（1998）、Johnson（1999）和Knight（1999）等人也将智力资本定义为无形资产。
从会计计量角度，Bontis，Edvinsson&Malone都认为，智力资本是公司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值；Brooking认为智力资本是商誉。
从竞争优势的角度，Thomas.A.Stewart（1990）认为智力资本是“公司中所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即企业组织可以用来创造财富的集体智慧”。Edvisson和Malone（1997）将智力资本定义为对“知识”、“实际经验”、“组织技术”、“客户关系”和“专业技能”的掌握，因此而在市场上享有竞争的优势。夏淑萍、陈国清等（2003）认为智力资本是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DaveUlrich（1998）将一家企业的智力资本看成是其成员的能力（competence）与认同感（Commitment）的乘积。谭劲松认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升华与发展而来，是高级的人力资本。
从企业运营的角度，AnnieBrooking（1997）认为，智力资本是对使公司得以运行的所有无形资产的总称。王勇，许庆瑞（2004）认为智力资本是一种组织现象，是各种知识元素在企业中被有效整合后能创造财富的企业能力。
目前学术界仍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芮明杰，2002），这反映出智力资本概念的广泛性。本文从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的角度，给出的定义是：智力资本是这样一种无形资产，它是企业价值增值的源泉，使企业获取并享有持续竞争优势，是推动企业不断发展的最重要和最具价值的经济资源。
智力资本的主要特征
高价值增值性。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能不断地被挖掘、转移和创新，在短期内创造出“超额剩余价值”。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潜力远高于其他任何资产。
难以模仿性。多数智力资本是在企业内部形成的，不同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同，企业文化、运营机制与决策方式也不同，这决定了智力资本的不可复制性或复制时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因此拥有这些资源的企业便可获取并保持竞争优势。
创造性。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自主创新能力，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谁能不断进行产品、技术和管理创新，谁就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获取巨大收益。智力资本已成为企业财富创造的源泉。
稀缺性。智力资本具有显性稀缺和隐性稀缺两种，前者是在要素市场上某类知识或资源供给量的绝对不足。后者因智力资本是在企业内部长期培育获得的，因此不同企业在配置上存在相对差异。
不可剥夺性。个人在事实上控制着他自己的智力资本，并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如专利法、知识产权法、商标法等。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智力资本的受保护程度也将日益深化。
学习性。智力资本是人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企业内部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乃至与外部相关主体间互动学习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发挥智力资本的效用。
不稳定性。因智力资本会随其赖以存在的组织结构、人员状况、内外部环境等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就导致了智力资本价值的高度不稳定性及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
无形性。智力资本相对于传统物质资本而言是潜在的、无形的，是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一切无形资产。
高风险性。智力资本流失的周期短、速度快，加之其难确认、价值高的特点，在全球资本市场上运作时，流失的风险相当高。谁能在最短时间占有大量智力资本，谁就能获取利益最大化。
智力资本虽然具有流动快、不稳定、不易获取和识别的特点，但企业一旦通过学习与积累将其培育出来，便能得到物质资本无法比拟的巨大财富。加之其稀缺性与难以模仿性，必能使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智力资本成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智力资本的构成
以往学者依据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智力资本进行划分，包括了从Edvinsson和Sullivan（1996）的两因素构成到Bassi（1999）的五因素构成。从智力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这个角度，本文认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三因素构成。其中，人力资本是企业员工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包括员工的工作能力与态度、经验、价值观以及人才储备和应用情况等；结构资本是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内部环境，为企业解决问题和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保障，包括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企业文化、管理哲学、信息技术系统、运作流程和知识产权等；关系资本是企业与外部建立的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各种关系，包括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政府、社会的关系。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智力资本创造价值。以下结合这三方面构成，深入探讨智力资本如何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智力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关键
（一）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创新能力是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创造出具有社会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等的能力，它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创新能促使企业不断开发新的产品、技术以及管理方法，使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以往研究表明，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是决定创新能力的首要因素。企业要进行创新，就必须对其内部各种知识、技能、经验等进行有效整合，这种知识资源整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有效利用智力资本的过程。“企业创新能力是各种智力资本相互结合并发挥作用的结果”。人力资本中员工的工作经验越丰富、态度越积极，其自主学习、研发的能力就越强，越容易发掘创新点。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激发员工的探索创新精神，最大限度开发员工的创造潜能；高效的信息技术网能加快知识的流动与共享，提高创新的效率。“良好的外部环境能够有效的排除创新机制中的障碍，推动自主创新不断发展与完善”。综上，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能力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良好的绩效能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速实现战略目标。以往研究表明，智力资本对企业的长期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relman和Connell）。员工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已被认为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对绩效有决定性的影响。当今社会，拥有优秀人才越多的企业就越能获得良好绩效，微软、华为的辉煌业绩就是例证；高忠诚度和满意度能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归属感，降低员工流失率。有研究表明，美国西尔斯公司员工满意度上升1%，企业的业绩就上升5%。完善的组织机构、合理的业务流程和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能降低运营成本，还能为人力资本发挥效能提供“平台”，促使员工创造高绩效。关系资本则更直接地影响绩效，良好的社会关系网能使企业及时获取市场和顾客信息；企业间合作可以增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确保这种风险不会严重地影响企业绩效。综上，智力资本是企业实现良好绩效亟须关注的方面。
（三）对企业市场竞争的影响
首先，激烈的市场争夺归根结底是对顾客的争夺，谁能满足不断变化的顾客的需求，谁就能占领市场。人才资本丰富的企业可凭借其优秀人才的智力和创造力，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用最短的时间引导企业走向更具竞争力的新市场。其次，现代市场竞争中决定企业成败的内部因素是企业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能使全体员工朝着既定的目标一致努力；良好的组织结构是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内部条件和制度保证；知识产权越多，企业就拥有越先进的生产力，越容易赢得市场份额；申请专利可使企业构筑行业竞争壁垒，延长竞争优势。最后，品牌形象也是企业间争夺市场的利器。现代消费者在心理上趋于购买品牌产品或服务，通过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企业能赢得大批顾客的追捧，从而在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综上，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情况决定其市场竞争力的大小。
（四）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
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处于核心位置，高增值性是其本质特征。一方面，智力活动的成果，如专利、商标、品牌等，可直接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某种独特的有意义的构想，申请专利中的技术诀窍、工艺流程等，虽尚不具备经济价值但有很强创新性，未来也将表现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智力资本各部分构成都为价值创造做出了贡献。人力资本直接参与价值创造，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源泉；结构资本是支撑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知识平台”，促进智力资本增值；关系资本不仅最终实现企业创造的价值也直接参与价值创造。此外，从对智力资本的投资到最后的市场化，每一次循环都伴随着信息、资金和智力资本的循环。其资金的循环是增值的，信息的循环是不断更新的，智力资本的循环是无限膨胀和使用的。资金的增值可使企业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信息的更新与智力资本的增加使企业的产品运营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综上，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与动力。
尽管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智力资本对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十分关键，但较少有研究明确阐明智力资本是如何促使企业不断进步的。本文从智力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这个角度，分别从其对企业的创新能力、绩效、市场竞争和价值创造的影响四个方面，具体阐明了智力资本是如何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也只有认清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才可能真正地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TeeceJ.David,CapturingValuefromKnowledgeAssets:TheNew.Economy,MarketsforKnow--HowandIntangibleAssets[J].CaliforniaManagementResearch,1998,40（3）
2.KleinD.A.,PrusakL.Characterizingintellectualcapital,centerforbusinessinnovation[R].[S.l]:Ernst&YoungcenterforBusinessInnovation,1994,2
3.Edvinsson,L.andMalone,M.IntellectualCapital:RealizingYourCompany'sTrueValuebyfindingitsHiddenBrainpower[C],NewYork:HarperCollinsPublishersInc,1997
4.BrookingA.赵洁平译.智力资本：第三资源的应用与管理[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篇5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迈进知识经济时代。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和人的智力的充分发挥为支撑，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基础，通过持续、全面的创新，最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来促进科技、经济、社会的和谐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已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主流，人类社会的这一重大发展，同样影响着会计这一古老而重要的职业。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
综观会计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会计的发展主要是反应性，即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思想与作为现有会计理论基础的经济思想不同，客观上要求会计理论发生革命性的创新。
1.对利润含义的影响。现有的会计理论认为利润是实体资本创造的，因而属于实体出资者。员工，无论是高智力的员工还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都被看作是被雇佣者，其回报仅仅体现为工资费用，利润表只站在实体资本所有者立场反映其投资回报。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利润是智力资本和非智力资本共同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而且主要是由智力资本创造的。在智力产品的价值组成中，物化劳动者转移价值所占比重很小，高智力的员工可以用他们的发明创造转换为对企业的投资，这些员工和他们的智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利润。这就要求会计必须适应这一变化，重新明确利润的含义，划分员工劳动报酬和智力资本回报的界限，明确确认和计量智力资本带来的利润。
2.对资产概念的影响。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中，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主要是指有形资产，虽然也不排除无形资产，但由于各种原因，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始终只占次要的地位。例如，我国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即使是高科技企业，也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五。对人才智力资源，无法在理论上将其作为资产来衡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被认为是生产的重要要素，它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及所创造的价值大大超过了有形资产，因此，无形资产，特别是人才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形式。如对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而言，其价值几乎全部体现为它的人才智力资源，房屋、设备等有形资产显得毫不重要。
（二）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会计工作重点的转移。传统的会计工作主要是会计人员运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手段，对经济数据进行收集、加工、存储和检索，最后输出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经济决策和控制经济活动需要的经济信息。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的普及和成熟，会计人员大量的日常工作，如填制记账凭证、登记总账和明细账、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以及在必要时查询凭证数据等工作都可以由计算机完成。这在客观上使广大会计人员从繁杂的、重复的日常会计事务中解脱出来，将其工作重点转移到参与预测、决策和经营分析等方面，更多地参与企业单位的经营管理，使会计工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在经济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2.会计信息时效性和多样性的增强。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以便使信息使用者做出相应的经营决策，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会计的职责之所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在手工条件下很难或者无法及时提供甚至无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时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企业可以同时编制出以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报表；对于目前比较复杂的物价变动条件下的会计信息，提供起来也极为方便。
3.会计组织的弱化和内部审计机构的加强。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技术的提高，目前由会计人员输入的大量的经济数据将改由业务人员直接输入，并由计算机自动处理，这将大大提高会计核算的工作效率，节省核算时间，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与此同时，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舞弊的手段也会越来越隐蔽。因此，为减少各种弊端，会计的内部控制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内部审计机构将得到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创新
（一）会计理论的变革和创新
1.会计假设创新。网络化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标志，电子商务是企业商业活动的基本方式，会计电算化和网络化将成为会计核算的基本方式，而这将导致虚拟会计主体大量涌现，会计主体的外延将大大拓展。由于虚拟企业是临时存在的，因此，持续经营假设将被非持续经营假设所修订。由于会计分期假设实际上是持续经营假设的补充和延伸，在持续经营假设被修订后，以交易期间假设取代当前的会计分期假设将成为必然。货币将不再是会计的基本计量单位，发达的信息技术将使会计计量多元化和非货币化。
2.会计职能创新。传统财务会计的基本职能是核算和监督。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将使会计核算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会计监督的难度将降低，会计人员的数量将趋于少而精。核算和监督将向以控制为基本职能的目标转化，会计信息生成系统将真正成为一个由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集成的经济信息生成子系统。
（二）会计职业创新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会计从业者不仅要精通信息技术和会计专业知识，还要熟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金融学、投资学、税收学及国际商务等方面的理论和实务。会计从业者的数量将趋于减少，职业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大，会计从业者将是一批集信息技术和会计专业知识于一身的管理型专家。
（三）会计教育创新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1篇6
一般来说，试管婴儿需要通过检查排卵、取卵取精、体外受精、受精卵移植、补充激素和后续观察受精卵是否着床等过程，其中每一步都要经过严格的操作，任何一个步骤出错，整个试管婴儿手术都会失败。目前，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只有30%～50%。一些夫妇甚至需要连续几年反复尝试若干次，才能够成功受孕。在此期间，女方不仅要服用大量的激素药物，还要忍受频繁扎针注射的痛苦，并接受各种检查和手术，其生理和心理所承受的压力都非同一般。
但即便如此，很多不孕不育的夫妇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进行试管婴儿手术，而随着“二孩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高龄夫妇也涌进了试管婴儿的大军。对于这些迫切渴望孩子的夫妇来说，高昂的手术费用、生理痛苦和心理压力都不足斐荩最令他们忧心的恐怕是大家争议已久的一个话题：试管婴儿会不会不如自然受精的婴儿聪明？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影响孩子智力水平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影响儿童智力发展的因素
不同的研究者对智力的定义各有不同。总体上，智力是指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智力可被看作是个体的各种认知能力的综合，特别强调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抽象思维、学习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能够影响儿童智力发展水平的因素也有很多，包括遗传、饮食、药物、教育、环境，等等，这些影响因素又可以统一分为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
生理因素
生理因素是影响儿童生理生长发育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先天性和后天性的影响。它包括遗传因素、营养状况和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药物、射线及孕期感染影响等几个方面。
遗传因素是导致儿童重度智力低下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DNA是奠定一个生命的基础条件，如果胎儿的DNA存在缺陷，就会导致其身体残疾或智力低下。另外母亲怀孕的年龄、怀孕时父母的生理节律以及母亲吸毒、吸烟和患有艾滋病等都可能影响后代的遗传因子，进而影响儿童的智力发展。
营养对儿童的智力发育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研究发现，营养不良的儿童智商平均要低10分左右。大脑是智力发育的物质基础，妊娠期的后3个月和出生后的6个月内，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需要摄入充足的营养。营养不良会导致婴儿体重低下，而低体重特别是极低体重，是导致小儿智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任何药物都具有不同的毒副作用，某些药物对尚在成长发育的胎儿来讲，由于许多生理功能还未成熟，更容易造成危害，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未出生胎儿的发育，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胎儿智力。这些药物分直接和间接影响两大类，直接影响包括利福平、巴比妥类药物和抗癫痫类药物等，可使胎儿无脑、脑积水;间接类包括链霉素、新霉素等，会致使胎儿耳聋、智力下降等。
研究表明，无论是X射线或其他放射线，均可使胚胎发育停止继而发生畸形，最终影响儿童的身体和智力发展。孕期感染是导致儿童智力低下的又一主要致病因素，尤其以妊娠前3个月的感染影响最大，以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弓形体病和梅毒等最为常见。其他如中枢神经系统细菌性感染和脑炎及以往被认为是“良性病毒”的某些感染（如肠道病毒感染），目前发现也可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
环境因素
影响儿童智力发展的环境因素可以分为宏观的社会环境因素和微观的家庭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是儿童接触范围的综合，包括所处地理环境、居住环境、社交环境等，这些环境因素从小对儿童的智力发育与行为方式构成诸多影响，并且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影响逐渐加强。婴幼儿大脑在发育过程中需要丰富的环境刺激，在胎儿及婴儿时期增加触觉、视觉、听觉和动作等方面的刺激能促进大脑神经细胞间的突触联系，进而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此外，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儿童日常容易接触的人工合成化学物质会对儿童的智力发育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对记忆力及智商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儿童所处的地理区域、居住环境和社交环境不同，其从外界摄入的物质或受到的影响就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儿童的智力发育。
除了社会环境，对儿童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便是家庭环境。众所周知，儿童最先受到父母和家庭的影响，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情况是儿童智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社会地位高和经济状况好的儿童，其身体状况良好、自信心强、社会适应能力较强。家庭也可以给儿童智力发育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以及教育支持，这些直接影响儿童的智力发展。父母是儿童的第一模仿对象，父母的行为直接影响儿童的行为，对儿童的智力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父母的文化程度高、婚姻和谐及喂养方式合理的家庭，儿童的精神状态、生活习惯和学习成绩相对较好，不容易出现行为问题，也更能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
试管婴儿更容易出现先天缺陷
一些研究发现，与自然受精的婴儿相比，试管婴儿更容易出现先天缺陷或者体重不足。
西澳大利亚大学科学家米歇尔・汉森指出，他的团队研究发现，通过人工受精这种再生生殖手段孕育的婴儿，在出生后一年内被诊断出有严重生理缺陷的概率比自然受孕的婴儿高两倍。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对837名通过试管混合法产下的婴儿、301名通过注射法产下的婴儿与4000名普通婴儿进行了对比评估，并考虑到了一些妇女生育时年龄偏大、已生小孩数量、所产试管婴儿性别等因素，结果确定为：试管婴儿患有先天性缺陷的比例比普通婴儿高。
在另外一项重点围绕“婴儿体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对美国1996～1997年间出生的42463名试管婴儿与1997～1998年间出生的430万普通婴儿进行了对比。“管婴儿出生时体重不足的情况是普通婴儿的2.6倍。体重过轻的新生儿在出生后很有可能引起并发症，并导致小儿智力低下”，领导这项研究的亚特兰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医学专家劳拉・谢弗说。
究竟什么原因会导致试管婴儿出生时有先天缺陷或者体重不足，科学家并未得出确定答案。澳大利亚科研小组研究人员认为，潜在的原因可能是不育症和用于进行试管婴儿实验的药物，或者诸如胚胎冷冻、解冻等其他与进行人工受精的过程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婴儿出生时带有缺陷。
反对这一观点的研究者则认为，试管婴儿和自然受精的婴儿区别主要是，早期胚胎形成的地方不同。自然受精的胚胎是、卵子在输卵管内结合形成的，然后自然游走到子宫内着床发育。试管婴儿的胚胎是将母亲的卵子与父亲的分别取出后在体外进行受精形成。但是受精结束后，最终胚胎还是要移植到母亲的子宫内孕育。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篇7
人工智能的概念很宽，所以人工智能也分很多种，我们按照人工智能的实力将其分成三大类：[2]
第一类：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NarrowIntelligence(ANI)，弱人工智能是擅长于单个方面的人工智能。比如有能战胜象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但是它只会下象棋，你要问它怎样更好地在硬盘上储存数据，它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第二类：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GeneralIntelligence(AGI)，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是指在各方面都能和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人类能干的脑力活它都能干。创造强人工智能比创造弱人工智能难得多，我们现在还做不到。LindaGottfredson教授把智能定义为“一种宽泛的心理能力，能够进行思考、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理念、快速学习和从经验中学习等操作。”强人工智能在进行这些操作时应该和人类一样得心应手。
第三类：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Superintelligence(ASI)，牛津哲学家，知名人工智能思想家NickBostrom把超级智能定义为“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都聪明很多，包括科学创新、通识和社交技能。”超人工智能可以是各方面都比人类强一点，也可以是各方面都比人类强万亿倍的。
讨论人工智能对法律的影响，我们也会从人工智能的“三大类”入手，各个阶段的人工智能，对法律产生的影响将是不尽相同的。
在第一类，弱人工智能（ANI）阶段，由于人工智能智能处理较为单一的问题，且发展程度并没有达到“模拟人脑思维”的程度，所以人工智能仍然属于“工具”的范畴，与传统的“产品”别无二致。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就是弱人工智能阶段。虽然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等新产品的出现，给传统法律体系带来许多新问题，引发许多新思考，但仍然属于传统法律体系能够解决的问题。
2016年2月，Google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加州山景城测试时，与一辆公交大巴发生碰擦，所幸无人受伤。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NHTSA）却确认，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用于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被视为司机。那么是“司机”、谷歌，还是驱动汽车的算法、感应器以及所有控制系统来负责交通事故呢？
这起事件引发了许多人对人工智能卷入犯罪案件中责任主体界定模糊的问题的思考。人工智能究竟是不是具有法律和道德意识与行为能力的主体？如果不是，那么当人工智能触犯了他人利益、造成社会损失时，究竟应该由研发者、运营者还是使用者承担责任呢？此时，有哪些法律能够用来保障这些人的权益？如果承认人工智能是有行为能力的主体，那么又该如何为这些“人工智能”定罪量刑呢？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显然，在弱人工智能阶段，机器仍然属于工具和产品的范畴。传统的《产品质量法》在这个阶段内仍然可以直接适用。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情况就会马上改变。
在第二类，强人工智能（AGI）阶段，由于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比肩人类（笔者认为这是人工智能的“奇点”，在短期内人工智能将极大地超越人类），同时也具备了具有“人格”的基本条件。
由于机器可以像人类一样独立思考和决策，该阶段的人工智能应该和人类一样，成为独立的主体享有权利，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将体现在财产、继承、侵权、刑事等各个方面。这个阶段的法律已经基本无法直接套用，人工智能将对传统法律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和颠覆。
在第三类，超人工智能（ASI）阶段，该阶段的人工智能已经跨过“奇点”，其计算和思维能力已经远超人脑。人工智能将打破人脑受到的维度限制，其所观察和思考的内容，人脑已经无法理解，人工智能将形成一个新的社会。
人类的法律体系仅在人类社会生效，在这个阶段，人类规则的制定已经无法影响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已经超出了人类社会的范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工智能的自我改进，一个比我们聪明100倍、1000倍、甚至10亿倍的大脑也许能够随时随地操纵这个世界所有原子的位置。此时的人工智能已经不是人类可以理解和想象，人类的法律体系也会随之消亡，或转化成另外的形态而存在。
基于此，笔者大胆地提出人工智能对法律影响的几点预测：
第一，成文法将会萎缩甚至消亡。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和新技术留给立法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极其复杂的新问题将迅速出现，成文法将成为历史；
第二，法律体系将彻底颠覆。随着人工智能从低到高的发展，工具终将将具备人格、超越人格，我们传统的法律体系也将失去存在的基础；
第三，法律将在“创新”与“生存”之间不断博弈。创新的伦理问题将伴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过程，是否允许技术创新迈向“奇点”，用以保卫人类的“生存”，或许会逐渐成为立法者考虑的核心问题。但立法者很可能会发现，创新也许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现阶段，人工智能已经逐渐对法律领域产生影响，并引起了法律领域的变化，我国的法律体系应当重视变化，积极向人工智能时代转型升级。
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合同审查、资料收集、尽职调查、材料翻译等领域为法律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并且在工作效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会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机关、公证机构、律师事务所的用人模式，可能会减少这些机构对入门级技能新人的雇佣和培养。
再例如，由于创新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新事物产生的时间大大缩短，由新事物而引发的新案例将越来越多。而现阶段，人工智能还不能够独立地提供法律服务，更不能独立地对案件进行分析和审判。这需要大量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积极拥抱和学习新技术，并且需要一定的深度。这对于传统法律人来说，难度很大。专业人才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严重的断层，法律在短期内对新事物新案例也将无暇响应。法律应当重视内生规则（如网规）、判例的作用，通过柔性、大众化、平台化的规则治理，通过数据和算法来预判行为，来适应这种“断层”。
国外各种关于法律技术的发展早已日新月异，在电子证据管理（Everlaw/Cicayda）、区块链文件保存技术（Factom）、预测案件审理（Juristat）、案例研究（RavelLaw）等领域各种新型法律服务工具早已百舸争流，甚至还有各种交流法律技术的论坛（LegalTechnologyForum/LegalTechAsia/ABATechShow/LegalTechNY）。可能因为国内的法律服务市场还不够大或者经济利益不够多，关于法律技术的研发远远滞后，法律领域的创业公司多是新媒体或者法律服务平台。[3]我们应该利用互联网发展的优势，重视法律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篇8
关键词：手机依赖症大学生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手机的功能被彻底地颠覆。手机从传统的通话和短信功能发展到利用手机移动网络实现了解时事、支付购物、聊天、导航、打游戏、观看视频、阅读电子书等，手机已经不仅是一种单纯的通讯工具，更成为人们获得及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成为“低头族”、“彩屏手机奴隶”，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得了“手机依赖症”，而大学生成为“手机依赖症”族群中的重要部分。[1]
一、手机依赖症的概念及表现
“手机依赖症”是依赖症的一种表现，是个体形成的一种对手机的心理渴求和心理依赖。具体表现为：总有“我的手机铃声响了”的幻觉，甚至经常把别人的手机铃声，当做自己的手机在响。经常下意识地找手机，不时拿出手机看看，经常害怕手机自动关机，晚上睡觉也开着手机，当手机连不上网络或收不到讯号时，会产生焦虑和无力感等。
二、手机依赖症对大学生的行为影响
在一项对沈阳某工科高校的大学生使用手机情况的问卷调查中，有94.3%的大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其中三星、HTC、Sony、中兴、小米等中端平价型手机占了80%，苹果手机代表的高端机型占了15%。智能手机的使用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智能手机成为日常消费的重要项目。
据调查大学生每月用于手机话费支出不等，35.8%的学生在50-100元，21.9%的学生在100元以上，如果一名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为1000元，用于话费的支出比例在10%左右。智能手机的更新速度极快，15%的大学生为了匹配最新的手机应用程序或追求靓丽的手机外观，追风购买高端智能手机，例如苹果、三星note等；还有18%的大学生会每年更换一部手机。32.8%的大学生经常用手机下单购物、支付电话费、买火车票等。
2.智能手机成为打发时间的娱乐品。
大学生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在网的时间达5小时以上的有41.4%，这些学生用手机上网聊天、关注微信朋友圈、淘宝购物，偶尔关注最新的时事新闻；除了在课余时间上网，上课时间大学生也会随手掏出手机上网，不管什么课都会玩手机的同学占10%左右；五成学生会在觉得“没有什么用”的课堂上使用手机，而大学生心中的“没有什么用”的课一般是考查课或思政课。
3.智能手机成为工作及社交的重要工具
据调查大学生使用频率最高的应用软件是：QQ52.86%；微信37.62%；游戏6.2%。大部分学生干部通过QQ或微信群聊软件获得工作信息，使工作速度大大提升；同时大学生喜欢通过人人或微博软件联系高中或初中的同学，展示自己的最新状态。数据显示，一旦没带手机，19%的学生觉得坐立不安，内心空虚，48.1%的学生觉得无聊。
4.智能手机成为影响身体健康的杀手锏
一般来说每天23：00之前大学生就会结束一天的学习工作入睡，而高达60%的学生晚上睡觉不关机，78.1%的学生在睡前阅读小说、打游戏、聊天等等。实验证明，睡前使用1小时的彩屏手机会减少人们生成褪黑激素总数大概22%，让人始终处于浅睡眠；手机的辐射会对脑电波造成影响，造成休息不好、多梦、智力下降；长期低头看手机，导致大学生产生颈椎劳损；频繁发送短信息会导致大拇指酸痛、麻木或肿胀等不适症状。
三、手机依赖症对大学生的心理影响
目前大学生有手机依赖症症状的达到了90%，其中多数学生为中度和轻度依赖，严重依赖的占15%左右。“手机依赖症”不仅带给大学生生理的危害，更严重的是心理上的影响。
1.从众和攀比心理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从众行为是个体在群体的压力下寻求解除自身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增强安全感的手段。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喜欢采取从众行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减少心理冲突。大学生因为别人使用智能手机带来了生活的便捷和丰富资源，也希望自己购买智能手机；甚至不少经济困难的大学生也从众购买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变成了一种身份和身价的象征。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别喜欢展示自己的生活状态，比如说自拍照、好吃的、好玩的、新买的衣服，这些信息的传递无形中，又助长了攀比心理。
2.焦虑不安
过度关注手机会让人处于应激状态。外间的一切变化，随时可以接收得到，让人难以安定。即使是在休息时间，也与手机形影相伴，让自己的行踪时刻掌握在每一个想与你联络的人手里，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调查数据显示，“如果您出门时没有携带手机，你会有以下哪种感觉？”，19%的大学生觉得坐立不安，内心空虚，48.1%的学生觉得有点无聊；46.7%的学生觉得“别人的手机响起时经常以为是自己的手机响”；65.8%的学生“当手机没有信号时，会感觉烦躁甚至愤怒”，62.4%的学生“手机必须随身携带，哪怕去卫生间也要带着”。这些心理现象显示了智能手机的使用加重了大学生日益紧张焦虑的心理状况。
3.丧失注意力
手机等多媒体工具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甚至会导致“注意力障碍”的心理问题”。经常处在多任务状态的人在处理工作时的注意力显着下降，思维不断被打断，这大大削减了大学生思考的能力，让大学生的思维变得更难以深入复杂的层面。
4.社交障碍
QQ、微信、人人等沟通方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与人正面交际的紧张感与焦虑感，深受大学生喜欢，但是过多地依赖手机QQ、微信交流，反而产生了“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时会感到紧张、害怕”的社交障碍表现。大学生觉得自己认识很多人，但在上千人的通讯录里却找不到一个能谈心的人，心理上的孤独不断增加。还有一些学生在和家人、朋友交流时，不停地摆弄手机，会让对话产生“延迟”，使对方觉得缺乏诚意，影响人际关系。
四、大学生预防及纠正手机依赖症的建议
手机依赖症是人们经常使用手机后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纠正手机依赖并不难。首先，大学生应该意识到自己产生手机依赖的危害，提高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严格规范的使用手机。其次，学校和家长应当积极地干预，制造和谐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使大学生得到足够的关爱，引导大学生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再次，班集体通过组织班级特色活动，增强凝聚力，增加户外体育活动，增强心理和身体的调节。
参考文献：
[1]徐成芳，顾林.大学生手机依赖症的心理原因及防治对策[J].学理论，2011，（32）.
作者简介：
谷海玲（1975-），女，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篇9
关键词：人工智能；方法；争论；影响；前景
1．概述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以下称AI)是一门通过计算过程力图理解和模仿智能行为的学科（Schalkoff,1990）。可实现判断、推理、证明、识别、感知、理解、通信、设计、思考、规划、学习和问题求解等思维活动的自动化（Bellman,1978）。半个世纪以来，AI的飞速发展令人瞠目。到了今天，可以说是各种学科都不可避免会用到AI。本文力图通过对AI的发展及其研究和应用领域的介绍，寻求AI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AI产业化的可能趋势，最后展望面临的可能与挑战。
2．AI发展简史。
社会科学方面也是如此。在需要使用数学－计算机工具解决问题的学科（如经济学），AI带来的帮助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AI反过来有助于人类最终认识自身智能的形成。在重新阐述知识历史的过程中，AI有望解决知识的模糊性，消除知识的不一致性。这将导致逻辑和哲学等等方面的改善,影响到心理学、认知学的核心理论，对于哲学社会学方面的理论也将带来彻底的变革。
此外，综合应用语法、语义和AI的形式知识表示方法，有可能改善知识的自然语言表达形式，与此同时，潜在的知识，直感灵感等等也能够阐述为适用的AI形式。从而扩大知识的领域，以及对现有知识进行提纯。
3.2AI对经济的影响
AI应用领域甚广，专家系统更深入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宏观效益。AI也促进了计算机工业网络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劳务就业问题。由于AI在科技和工程中的应用，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各种技术工作和脑力劳动，将迫使人们工作方式的巨大改变，甚至造成失业。
3.3对社会的影响
AI通过对于劳务就业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会造成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AI也为人类文化生活提供了新的模式。现有的智力游戏将逐步发展为更高智能的交互式文化娱乐手段，今天，即使是网络游戏这种雏形，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也已取代了电视的老大地位。
另一方面，AI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给人们已有的观念/信仰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完全摧毁已有的价值体系。AI还会形成用户的依赖性。人们很可能不加分析地接受AI，失去对问题及其求解任务的责任感和敏感性。有可能这会增加错误，使其认知能力下降，甚至可能降低人类的平均智力水平。
4．AI的产业化可能
AI给多个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然而，AI是否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呢？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篇10
在开始谈论人工智能管理之前，先做一道选择题。
一辆载人的自动驾驶汽车高速接近一个路口，此时路口有十个行人正在过马路。在刹车突然失灵的情况下，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应该如何选择：
1、拐向路边的固定障碍，躲避十个行人但牺牲车内一位乘客;
2、保持直行，确保车内一位乘客的安全但牺牲十个行人。
您会如何选择？我们看看公众的观点。
当美国学术期刊《科学》就这个问题进行公众调查时，76%的被调查者表示，应该选择牺牲一位乘客以保全十位行人。而且这些选择“牺牲一位乘客”的被调查者都同意以下观点：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商应该把“汽车事故死亡数最小化”作为一个指导原则设计自动驾驶系统――我们且称之为“公平对待系统”。
有意思的是，当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愿意购买安装“公平对待系统”的自动驾驶汽车时，大部分人表示，他们还是会选择安装“车内乘客优先系统”的汽车。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目前最成熟的领域之一，自动驾驶汽车遇到的选择悖论并不是特例。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在逐渐深入发展并成为现代社会一部分的时候，从道德与法律到监管与责任划分，无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难选择。
欧美研究监管原则
针对这样的挑战，目前从美国、欧盟到中国，各国都在从技术、法律、行政和道德伦理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制定满足人工智能应用的监管原则。76%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商英国把“汽车事故死亡数量小化”作为一个指导原则设置自动驾驶系统。
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最为领先的美国，有关人工智能监管的研究是由最高行政机构――总统行政办公室直接领导参与的。2016年，在组织了有关人工智能的多场研讨会之后，总统行政办公室和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于10月份了两份重量级报告：《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发展战略规划》和《为未来的人工智能做好准备》。
在《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发展战略规划》中，包含了7个关键性战略，其中的第三战略：理解和确定人工智能在伦理、法律和社会领域的影响;第四战略：_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和隐私保护，前瞻性地包含了有关人工智能在伦理、法律、社会影响、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领域的相关内容，包含了和人工智能监管相关的目标与原则。
欧盟由欧洲议会牵头以立法研究的方式探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监管的相关原则。在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人工智能规划和报告的同月，欧盟法律事务委员会向欧盟提交了《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该法律规则从机器人使用的责任规则、伦理原则、对人类自身和财产的伤害赔偿等多方面提出了对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控制机器人的监管原则。
作为即将脱离欧盟的英国，也在人工智能监管领域开始独立的研究。2017年2月，英国下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多位英国顶尖的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发出邀请，希望其对于“决策中的算法”给出自己的专家意见。4月26日，科学技术委员公布了收到的正式回复，并将以此作为基础开展人工智能监管的研究。
公平和准确难平衡
从美国、欧盟和英国的研究结果和形成的文件、决议与规则来看，目前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形成公式的挑战主要来自公平性、透明性和责任认定等三方面。
首先是公平性。对于人工智能算法来说，任何对于输出，也就是预测值有贡献的信息都应该作为输入变量参与到人工智能算法的计算中。但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所有与结果相关的信息都可以被接受。
2014年以来，美国多个州的犯罪执法机构都依靠一个名为COMPAS的人工智能系统预测过往有犯罪记录的人员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以此数据作为是否允许罪犯减刑提前回归社会的决策依据之一。2016年6月，COMPAS系统被第三方调查机构ProPublica质疑其预测结果对黑人罪犯有明显的歧视。
按照ProPublica提供的数据，在各个预测再次犯罪的评分水平上，白人与黑人均保持相似的再次犯罪概率。
但从整体结果看，在其他输入条件与白人罪犯基本类似的情况下，COMPAS人工智能预测模型仍然会倾向于把黑人罪犯判别为会再次犯罪。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黑人的记录远多于白人的记录。这一点是COMPAS人工智能预测模型无法改变的。
这个结果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争议。单纯基于人种、肤色、文化、信仰乃至生活习性的差异，人工智能系统基于算法就给予不同的评判和对待，这对于公平是一种事实上的漠视。那么未来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进入人类社会的时候，各种小众人群都有可能由于个体差异遭受来自“模型的歧视”。
这显然是现代社会的文明准则所不能接受的。这也是监管部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模型的公平性。
目前可行的折中方法是，限制种族、肤色、年龄、性取向和其他生物与生活习惯等特征被作为输入变量参与到人工智能算法的构建，以避免这些有可能造成“模型的歧视”的变量最终影响模型的预测结果。
应该认识到，人工智能模型的公平性和准确性是一个跷跷板，如何让这个跷跷板取得平衡并与现代社会的公平价值观取得一致，目前还没有一个最佳答案。
找不到问题所在
其次是透明性，也被称为可解释性。在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路径下，成熟的人工智能算法或许永远都是一个“黑盒子”――外界无法得知内部的运行机制，只能够通过对输入和输出数据的解读来了解其能够达到的效果，并推测其内部计算机制的构成。
目前科技界主流的看法都认为人工智能模型缺乏透明性，而且这一点不会随着技术发展而彻底改变。那么以往通过企业透明披露产品和系统信息以便政府监管的做法在人工智能领域是行不通的。
举个例子，传统汽车是由车身、发动机、变速箱、刹车系统、电子控制系统等多个部件组成。每个部件也都可以拆解成为具体的零件。任何一个产品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具体零件上，并针对其提出改进意见。
但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人工智能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完成最终的控制动作，一旦发生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操作，除了明显的传感器故障，我们无法清晰定位问题原因，也不会立即明确该如何调整系统。
目前通用的做法是猜想故障原因，并用场景还原的方式提供与错误操作时类似的数据输入，并观察输出结果。在捕捉到错误输出后，通过提供修正错误的训练数据集，逐步完成对人工智能系统的调整。最终还是要在反复测试的情况下确认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完成了针对此错误的修正。
由于人工智能算法的非透明性，监管部门就无法从人工智能算法本身入手提出管理要求，因为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商自己都无法清晰解释算法的核心工作机理。所以，最终的监管要求就会从基于原理和结构管理转而基于最终结果管理。也就是说，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非透明性决定了未来人类在监管人工智能系统时永远要面临着“黑盒子”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这一点，也给责任认定带来天然的障碍。
谁来承担责任
对于责任认定的探讨研究，目前是最少也是最困难的。对于一般的C械电气设备，由于设计缺陷、材料质量或其他产品质量所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害，设备制造商将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
而对于人工智能系统控制的设备，由于其在算法透明性和可解释性方面的困难，监管部门几乎无法从算法本身去认定是否包含设计缺陷，也就无法就算法本身的设计去进行责任认定，这为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有意思的是，欧盟在其2017年2月投票通过的《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中，提出了考虑给予机器人以特殊的法律地位，即电子人的概念。也就是说，未来法律体系中将会存在一个不同于自然人、法人、动物等的另一法律实体，其能够独立存在，享有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对于由自身引起的第三方人身财产伤害，电子人将会被认定承担一定的责任，并作出赔偿。
如果电子人的概念未来被现有的人类社会广泛接受，那么其造成的影响就不局限于人工智能监管本身，而将深深影响到未来社会的各个方面。
除了公平性、透明性和责任认定之外，人工智能系统还会大量替代现有的人工岗位，从而对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而衍生的社会就业冲击和对人类技能要求的改变还会影响更多的方面。
2017年2月，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该通过对机器人征税，来筹集资金，以帮助被自动化所取代的工人进行再培训。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篇11
工业文明的发展破坏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人类开始在自然面前自我、自大，对自然无度攫取、肆意损害，完全忘记了对自然母亲的感恩和敬爱。敬天爱人之情的缺乏，让人类社会这股影响、改变、乃至毁坏自然的力量，变得没有自制，不加约束地野蛮释放：致使人类社会在繁荣的同时，日趋混乱，自然不断被改变、被损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愈恶化。
无穷无尽的需求和欲望，驱使着人、人群、国家、民族不断占有和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和各类资源，社会危机也在各个层面上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激化。社会关系日趋紧张，不断地竞争，不断地拥有，人与人的关系日渐疏离、淡漠、缺少爱。腐败、缺乏公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让社会频发，社会的混乱；中突仍在不断增大。民族矛盾，文化的冲突，国家的争斗，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区域冲突不断加剧，剑拔弩张……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愈发紧张。
淡漠的人际关系，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物化的社会文明，不断产生和加剧人内心的冲突，人的身心日益分离，人被高度物化，人的精神被物化的自我压迫。人们的内心充斥着日愈增大的焦虑与迷茫。人的内心不被自我、不被社会关注，内心的张力得不到舒缓，人变得越来越浮躁和麻木，人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不断增加，心理健康受到极大损害……人的身与心越来越远。
总之，人类社会无节制的发展，使地球整体生态恶化状况越来越接近地球生态崩塌式恶化的临界点。一旦突破此临界点，地球整体生态大体系将出现崩塌式的恶化，人类将面临人类凭借自身能力无法化解的灭顶之灾。这是生命空前的大危机，是不用复杂的科学分析或玄奥的预测就可以深切感到的大危机。更重要的是，人类现在已经处在危机的重大关头。更危急的是，人们还不为所动，还在以原有的惯性，继续朝着万劫不复的深渊狂奔。
生命观
生命智慧的生命观，视一切存在皆为生命，宇宙存在由无限的不同生命体构成。地球大生物圈就是由地球上无数种不同生命体构成的个大生命体。人为万物之灵，是认知地球生物圈大生命的内标参照生命形式。地球生物圈与人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是人类生命体的另外面，共同构成人类大生命体。人类大生命，可从三个维度来认知和反映，即：人的身与心(生命内外)；人与人(生命之间)：人与自然(生命整体)。这三个维度实际上就是对整体生命的简单抽象。生命状态就是指生命三个维度中，各自内在的两方面的关系状态：三个维度内在两方的关系呈平衡和谐充满爱的状态，就是生命的美好。
危机的转化
当前存在的诸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危机，都是生命的危机，生命危机的根源又在于人的心性的不平衡不和谐和缺少爱。生命危机的转化，是人类旧有的自我、自大、贪婪、无情的“物化的自我”的心智生命死亡的开始：同时，是人类新的敬天爱人、平衡和谐充满爱的人化的心智生命新生的开始。人类心性的转化，是生命状态转化、生命危机得以化解的根本之道。当心性转化时，带来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化，带来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转化，带来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化。
生命智慧——生命美好而化之道
生命智慧，是人类本有的、洞见生命存在的本来及生命存在见的相互关系和非规之律的心智状态和心智能力。生命智慧就是让心性美好而化之“道”。生命智慧以人(或人类)为内标参照来认知反映生命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是相对于特定的生命体的一种存在，是一种特殊的、对生命存在及其相互关系和非规之律进行认知和反映的大体系。
生命智慧是将宇宙存在视为物质宇宙和精神宇宙的体存在，是对两者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进行思辨和逻辑推演的哲学体系。生命智慧也是指导人们探索、发现、洞见、认知人的精神生命(人的心性)如何影响人的物质生命及人的外在环境，以及几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关系的科学体系。生命智慧还是通过影响和转化人的心性，产生相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来指导人或社会的行为、实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从而形成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思想文化体系。
以“生命智慧”来反映，宇宙存在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宇宙由不同生命体构成：相同或不同生命体之间内在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更大的生命体，成为生命体系：整个宇宙存在是一个大的整体生命体。同时，宇宙存在又是相对的概念：宇宙是所有生命体的物质宇宙和相对的心智宇宙的一体存在。物质宇宙是有形的、确定的：心智宇宙是无形的、变化的。
和其他生命体不同，人类之一生命体的心智宇宙是最丰富的、变化最大的、空间无限的。对于一般生命而言，和物质宇宙相对应的物质生命是决定因素、根本因素、显性因素。对人类而言，人类的内心、智力和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发达，使人的心智宇宙不断拓展，与心智宇宙对映的心智生命是人类生命的根本因素、显性因素和决定因素。
而推动人的心智宇宙不断拓展的驱动能量是生命大爱。生命大爱，给身心一种平衡、宁静和舒缓：生命大爱，给人和人以善意、关心和爱：生命大爱，给人和自然充满爱的平衡、和谐……生命大爱推动生命不断美好而化。
心性美好——生命美好而化之本
生命大爱推动生命依循生命智慧智慧，不断美好而化。因为生命智慧可以改善人类心灵生态环境，使人的心性向平衡和谐爱转化，美好的心性让我们发现万物生命的美好、可贵，带来人们无度的需求、无节制的消费和过度的生产得到缓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将得到缓解，人类大生命的危机将得到缓解。
心性美好让生命美好而化
生命美好而化的发生，首先源自人的心性与生命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的互为主客体的内化外化，使人的心性将逐渐转化为美好心性。这样的美好心性会外化出人的相应的好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而又会外化出相应的好的行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这些就直接作用于人的身心、作用于他人和社会、作用于自然，即作用于生命的三个维度，整体上让生命美好而化(如下图所示)。这样一个非重复性、不断发生、而且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使人的心性不断美好而化，人的思想、行为不断朝着让生命美好的方向转化，使自然变得更美好的方向。
其内化外化的过程如下图所示：心性美好而化的五个层级
心性的转化是生命智慧的核心，是生命美好而化之本。其次第一转化的顺序分为顺应自然、超越常俗、和合阴阳、美好而化、大化无极五个层级。顺应自然：宇宙大生命系统有其精妙和谐的运行规律和相互关系的“时”和“位”，这就是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道而行，就能实现平衡、和谐，美好而化。超越常俗：已成主流的习惯、潮流、价值取向不定符合生命的本真，若随其波逐其流，生命不一定能实现持续的美好而化。“反者道之动”，超越常俗的、主流的习惯，始终对生命本真保持清醒的认识，生命才能美好和灵动。和合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合”是阴阳平衡、美好的状态，是在顺应自然与超越常俗之间平衡的点。合和的心性才能平等对待、容纳宇宙万物，促使生命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美好而化：实为“以爱而化”，既是过程又是结果，是
种连续发生的互为主客体的爱。通过人身心的美好、人与人关系的美化、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使天人一体的自然美好而化。大化无极：“无极大道，大道无极”是“道”的最高境界，由无限的美好而化构成：一次美好而化的终结又是另一次美好而化的开启，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由无数人共同生化出的美好的心灵生态大环境，生发开启无数无极无穷无尽的美好而化，人类和自然一体的大生命由无数无穷、无极的美好而化构成，将充满美好，生生不息，无限延展!
心性美好而化是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一体之化
人的生命由物质(身体)生命和精神生命组成。物质生命指人们的身体的物质组成以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基本的生存活动。精神生命指人内在的心性的状态。
心性的美好而化是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一体之化。工业文明下的主流价值观是鼓励人们向外求，过分追求生物性的感官刺激和物质性贪欲，人变成了外在物质世界的奴隶，而忽略了生命伦理责任与义务，由此导致人的心灵物化、退化、钙化，导致人异化、物化、工具化。所以，我们需要转向，转而向内求，反观内心，从根本上转化心性状态，从“物化的自我”、从贪婪、自私、冷漠中解放出来。心性的转化带了思想精神的转化，又外现为具体的生产、生活等物质生命的转化。所以说，心性的美好而化将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统一起来，是一体之化，可以带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完全融合为一体的“天人合
“万物一体”“物我两忘”“回归自然”的天地境界，和圆满、超越的状态。
心性转化——让生命更美好
人类心性的转化是指，从关注人的外在世界转向关注人的内在世界：从关注人本身转向关注人和其他存在之间的关系；从关注人这一存在转向关注整个自然存在。人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关注人的内心及精神生命，关注人际及社会关系，关注人在其中的自然整体。从人之身走向人之心，从个人走向人类，从人类走向自然……
心性的转化，将使人类社会旧有的、危及人类大生命的社会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从根本上开始改变，带来生命的转化。生命的转化将带来文明的转化，旧有的带来人类自私、贪婪、无情、自大、产生“物化的自我”的工业文明开始死亡：同时，带来人类身心、人类社会、人类和自然平衡和谐充满爱的生命文明开始新生。
生命文明，是一个人类心性趋向平衡和谐爱而带来的新文明。这样的文明让人类以敬天爱人之心，敬爱自然、融入自然，并以万物之灵的担当，合和天地人，让生命美好无限、生生不息。这是一个超越了人与自然自发地和谐阶段的文明，这是个通过人的自觉和能动性促使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文明。
生命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将有根本的转化，这些转化又将促进人类心性的转化，带来人类精神生命的转化。这将从根本上缓解和化解人和自然的冲突，使人和自然这一生命整体的生命危机得以化解，人类的生命将安宁地栖居在自然的怀抱中，充满爱地走向新希望……
价值无限的生命智慧产业
工业文明、市场经济数百年来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人的物质生命高度被关注，无限被满足。人高度被物化在“物化的自我”对人的精神的压迫下，人的精神生命长期受到伤害，日渐赢弱……人的精神生命的核心和根本是心性!美好的心性是人精神生命健康的核心保障：美好心性关乎人的身与心的和谐，关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乎生命的美好。因此，美好的心性成为当今和未来个人、家庭、社会最大的需求。
生命智慧产业，是强健人的精神生命、提升生命力为目的，以促进人(顾客)的心性美好(平衡和谐爱)为核心价值定位，以和人的工作、生活、学习直接相关的产品、服务、业务为具体表现形式，用价值经营的经营体系经营，能逐步促进市场经济向价值经济转化、工业文明社会向生命文明社会转化的，能使生产提供者和消费者有机融合，带来广泛的社会就业的产业及产业融合。生命智慧产业由生命智慧构建的产业集群，将使各类产业直接、间接、正向地服务于人的本源核心需求，促进人类的健康和快乐，更好的滋养和康复人的精神生命，使人的心性向平衡转化，推动生命的美好而化。
生命智慧产业所创造和提供的核心独特价值，都直接关乎美好的心性。由生命智慧产业逐步发展而来的生命智慧事业，将推动人类(人们)的心性向平衡和谐充满爱的心性转化：推动社会思潮、社会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向着能更好地促进人的身心和谐，人和社会和谐、人和自然和谐方向转化：推动市场经济(社会)转向价值经济(社会)：推动社会文明从工业文明转向生命文明；关爱、关注人的精神生命，促进(重塑)人类健康的精神生命美好发展。
生命智慧产业所承载的生命智慧事业，是生命文明的推动力量和载体。生命智慧产业的不断广泛、深入发展，将影响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这又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行为习惯，反过来又将影响人们的观念、思想、思维……由此可见，让人的心性趋向平衡和谐爱转化的生命智慧产业，将能从根本上影响社会文明。
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范文
近年来，情绪智力日益引起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研究学者及咨询师的关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为其员工提供情绪智力培训。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情绪智力的高低能够影响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事业成就。本文将在总结回顾当前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情绪智力对公司员工的影响，进而从情绪调节的视角提出相应的员工情绪智力提高策略。
一、理论回顾
（一）起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管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发现，仅依靠单纯的智力理论已无法对个体的工作表现和事业成功进行合理解释；非智力因素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Thondike于1920年提出的社会智力概念；以及Gardner于1983年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论，将社会智力分为内省智力和人际智力，均被认为是对非智力领域的最早探索，同时也被公认为情绪智力的理论来源。
（二）情绪智力理论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情绪智力的研究日渐深入与完善，逐步形成了如下三大主要理论体系：
1.萨洛维和梅耶理论
1990年，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和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约翰·梅耶首次提出了情绪智力概念，他们认为情绪智力是觉知和表达情绪、情绪促进思维、理解和分析情绪、以及调控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
2.戈尔曼理论
随后，戈尔曼于1995年在其《情绪智力》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情绪智力的内涵、生理机制、对成功的影响及情绪智力的培养等问题。其将情绪智力界定为五个方面：了解自我、管理自我、自我激励、识别他人情绪和处理人际关系。
3.巴昂理论
1997年，巴昂也提出了自己的情绪智力模型，由五大维度组成：个体内部成分，人际成分，适应性成分，压力管理成分，一般心境成分。同时第一次提出了用EQ来表示情绪智力的高低。
上述三种情绪智力理论中，萨洛维和梅耶的理论侧重情绪本身以及与思维的关系，属于能力模型；而戈尔曼和巴昂的理论则在包含心理能力的同时,还包含多种其它人格,属于混合模型。“前一种包括的是行为的特性和自我察觉到的能力，是通过自评的方式进行测量；而后一种关注的是实际的能力，并应该由最高成就测验而非自评量表进行测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研究路线不同，但是这两种模型并无好坏之分。本文采用能力模型的观点，认为情绪智力主要是主要指个体识别自身情绪并进行管理和表达的能力。萨洛维和梅耶确定了情绪智力的四个维度：
（1）情绪感知和表达能力：指从自己的胜利状态、情感体验和思想中辨认和表达情绪的能力；以及从他人、艺术活动、语言中辨认和表达情绪的能力。
（2）情绪促进思维的能力：即促进认知行为使问题解决、推理、决策和创造更为有效的能力，包括情绪对思维的引导；情绪对信息注意方向的影响；心境的起伏对思维的影响；情绪状态对问题解决的影响等多方面的能力。
（3）情绪理解能力：指认识情绪体验与语言表达之间关系的能力；理解情绪所传送意义的能力；理解复杂心情的能力；认识情绪转换的可能性及原因的能力等。
（4）情绪管理能力：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判断并恰当地进入或脱离某种情绪的能力；觉察自己及他人的情绪，调节自己以及他人的情绪的能力等。
其中情绪感知和表达能力处于最底层，属于最基本的能力，同时也为其他能力提供了基础。在此基础上的情绪促进思维的能力、情绪理解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的层次是不断递进的，后一种能力以前一种能力为基础。
二、员工情绪智力培养的必要性
如今的公司管理已不再是原来的科学管理和机械管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注重人性化的人本管理。公司业绩、工作效率和效益也不再仅仅由员工的专业技能决定，而是越来越多的受到日常工作中处处可见的人际交往的影响，譬如为客户服务、接受指导、向上级汇报、与同事协同工作等。而情绪智力正是决定了一个人能否通过有效的自我管理，影响和修正自我意识及社会意识，从而提高社会技能，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如下图）；因而必定会对员工的工作产生影响。
1.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成正向关系
情绪智力高的员工往往具有更好的团队精神，善于与人合作，与人沟通；从而使工作更容易完成。Ashkanasy和Hooper在1999年指出积极有效地与他人交往是社会交际的必要组成成分，同时积极的情绪与事业的成功有紧密的联系。Abraham也在1999年指出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具有直接关系，因为他通过观察发现积极乐观的销售保险人员业绩要远远好于悲观消极的同事。
2.情绪智力与工作满意度、组织忠诚度成正向关系，与员工离职率呈反比
情绪智力高的员工通过有效的调节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可以改善和增进与同事和上级的关系，进而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加和谐的工作环境。再加上工作绩效的上升，会形成良性循环，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忠诚于组织而不愿离开。如下图所示：
正是由于情绪管理对员工的工作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如何有效地帮助员工培养提高其情绪智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员工的情绪智力培养
目前企业对员工情绪智力的关注均是通过为员工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精神氛围，加强与员工的沟通，设立“情绪发泄控制室”来及时疏导、转化和控制员工的情绪。而并未从员工自身的因素入手，从根本上提高其情绪智力。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加强员工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进而提高员工的情绪智力。
我们知道，在人们开始调节自己的情绪之前，他们应该首先对情绪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同时由于我们自身的很多情绪都与其他个体的情绪紧密相关，因此对自身情绪的认识也受到对他人情绪了解的能力的影响。通过对自身情绪的认识，个体可以调节其对情绪的体验以及对情绪的表达。Gross的情绪调节模型正是解释了个体对自身情绪调节的过程。
1.Gross的情绪调节理论
Gross认为情绪调节就是指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
他认为在情绪发生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产生情绪调节，即情景选择、情景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反应调整。
（1）选择情景是指个体趋近或避开某些人、事件与场合以调节情绪。
（2）情景修正是指应对问题或对情绪事件进行初步的控制，努力改变情景。
（3）注意分配是关注于情景中许多方面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包括努力使注意集中于一个特定的话题或任务，注意离开原来话题或任务。
（4）认知改变是选择对情绪事件意义的可能解释，情绪事件的个人意义解释对特定情景中情绪发生的心理体验、行为表达、生理反应会产生强大的影响。认知改变经常被用来减低或增大情绪反应，或者改变情绪的性质。
（5）反应调整是指情绪已经被激发以后，对情绪反应趋势如心理体验、行为表达、生理反应施加影响，主要表现为降低情绪反应的行为表达。
Gross依据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前或之后，把情绪调节分为先行关注情绪调节和反应关注情绪调节两个方面。由于选择情景、修正情景、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发生在情绪反应激活之前，因此属于先行关注情绪调节，而反应调整发生在情绪已经形成、情绪反应激活之后，因此属于反应关注情绪调节。有效合理的利用相应的情绪调节方法可以帮助个体及时掌控自身的情绪，进而提高自身的情绪智力。
2.情绪调节理论对员工情绪智力培养的启发
员工可运用情绪调节理论来改变其对工作环境的反应，主动地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以在工作社会交往中发挥自如。虽然在此过程中，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辅助作用，但员工自身的积极响应才是提高情绪智力的关键。
（1）在认清自我的基础上，有意识的选择所接触的人群和社交场合；尽量降低负面情绪的产生。如具有社交焦虑的个体会努力避开社交场合以减少焦虑的发生。在分配任务时，组织也要考虑到个体的个性特征，给予相应的任务。
（2）当影响情绪的事件不可避免时，员工应主动应对而不是消极接受。努力思考改变这一局面的方法，或者迫使自己抛开不利因素，将注意力仅关注在其中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如：当工作环境恶劣时，不要一味怨天尤人，而应努力发现其中有利的方面，或转移自己的视线（如：工作环境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同事相处都很融洽）。
（3）积极的面对周围的事物，对于任何工作中的变动，都应该尽量从积极的方面去考虑。如：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认为是上级对你的考验，而不是有意的刁难。
（4）通过反映关注情绪调节的方法（强化、弱化、延长或缩短）来改变工作环境对其情绪激励的影响。尤其是当自身负面情绪高涨时，不要马上发泄，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再去思考其中对错。
总之，通过情绪调节来提高情绪智力，关键就在于员工要在自身的情绪问题上变被动为主动，努力增加良性情绪，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工作氛围，提高工作绩效，促进事业成功。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