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学意义范例(12篇)

病理学意义范文篇1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879（2012）10-0235-02

由于心理疾病患者的特殊性，从事心理科护理人员的角色功能，必须遵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开展以病人为中心，全面了解病人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研究和实施对心理疾病病人科学管理的方法和制度，确保病人安全，促进医患和谐，其中如何在护理活动中正确履行告知义务，维护护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是安全护理的重点。

1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明确告知的意义

为了增加法律意识，护理部应组织全院护理人员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护士条例》、《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病历书写规范》等。使大家达到共识，充分认识到护理人员只有不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才能充满信心应对病人的知情权，同意权，尊重病人的自由选择权。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护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2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提高告知的能力

要使患者和家属知情同意，护理人员自身必须熟悉专科临床护理各方面的知识信息，健康教育是履行告知义务的主要内容，护士有义务告知病人和家属有关疾病知识，用药指导，出院指导，专科护理等知识。要保证告知质量，护士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因此，我院护理部有计划地进行“三基”训练考试，精神科护理学考试，基本技能考试，各种常规护理和应急预案的考试等。目的是让大家不断巩固知识，不断补充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提高告知的能力。

3加强沟通能力学习，灵活掌握告知技巧

语言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精神病患者因为疾病的关系，思维、情感、意志活动偏离正常，自知力缺乏，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社会功能退化，在告知过程中，要讲究语言艺术和效果。护理人员应在尊重患者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并借此关系达到维持患者基本的生理需求，减轻焦虑，增强自信与自尊，促进与他人沟通及自我开放，促进患者身心康复。

具体告知义务：

患者入院时履行的告知义务。护理人员热情接待患者及家属，耐心细致向他们介绍：

（1）病区环境及设施。如医护办公室，床单位的管理要求，洗手间，热水开水供应时间，安全管理制度，探视制度，饮食用餐处等，请病人自觉爱护医院的各种设施物品。

（2）人员的介绍。向患者及家属自我介绍，介绍病区主任，护士长，责任护士及同室病友，劝慰患者安心住院，接受常规治疗，适应新环境。

（3）规章制度的告知及签名。向患者及家属介绍住院须知，知情同意书，病房管理制度，探视制度，陪护制度及陪护人员个人防护措施，以第一监护人签字，如接受安全检查，告知禁止携带刀、剪、绳索，玻璃制品等危险物品进入病房，保护性约束制度等。同时让患者及家属知道看病时应尊重医护人员诊治权。

（4）安全劝告。告知患者及家属妥善保管好贵重物品如钱财、卡类、手机、饭票等。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护理包括安全护理（自杀、外走、暴力行为）等日常生活护理、饮食护理、睡眠护理、注意事项。

（5）治疗过程中履行的告知义务。患者在接受治疗护理过程中有权并希望知道其正在接受的治疗护理名称、目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及应该承担的风险。特殊检查治疗应征求患者及家属的同意，履行签字手术。如履行电抽搐治疗前详细告知治疗目的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行保护性约束的目的及注意事项，对不合作患者及危重患者对其家属履行告知义务，以取得家属的配合。

（6）患者出院时履行的告知义务。告知患者及家属出院以后的疾病知识，服药护理、饮食及功能锻炼、复诊时间及地点。如告知患者及家属让患者坚持按医嘱服药，药物由家属代管。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实践，避免不良精神刺激，按医嘱复查等，以口头及书面形式告知患者及家属履行签字手术。

参考文献

病理学意义范文

生命伦理学的具体任务是：面对道德难题，为人们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选择

伦理学的基本任务是：1、做人道理的感悟2、面对困惑的选择3、幸福和谐道路的寻求

作为科学的医学其任务是解决“能”或者“不能”的问题，而伦理学的任务是面对医学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提出“应该”还是“不应该”的问题。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研究医学中的各种关系，以解决现实医学中种种道德难题和冲突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又称道德哲学，核心是医患关系问题。

临床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医学人道主义

医学人道主义的核心内容：

①尊重病人的生命及其价值最基本的。

②尊重病人的人格与尊严最本质的。

③尊重病人平等的医疗权利尊重的具体体现。

④对社会利益及人类健康利益的维护。

医学伦理学原则

(一)生命神圣与价值原则(伦理学的最基本原则)

1、尊重人的生命——道德义务

2、尊重生命的价值——道德责任

(二)有利无伤原则

1、有利与无伤的关系。

2、医疗伤害的种类①技术性伤害②行为性伤害③经济性伤害

(三)尊重与自主原则

(四)公正与公益原则

医学伦理学原则的应用的主次序列：首位是生命价值原则，其次是有利无伤原则、尊重与自主原则、公正与公益原则。

医—患关系的概念：医—患关系是指在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与病人为了诊断和治疗的需要所建立起来的相互间特定的医治关系。

医—患关系包括技术关系与非技术关系

技术化、商业化、民主化、法律化，这就是医—患关系的现代特征。

建立人道医患关系的原则：

1、确立临床医学人的价值原则。

2、坚持对患者全面负责。

3、发扬人类应有的同情心。

4、避免“科学主义”的影响。

5、努力学习人文科学知识

6、提高人际关系交往能力

适合我国国情的病****利的基本内容：1、病人的医疗权2、病人的参与医疗权3、病人的医疗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4、病人的隐私保密权。5、病人的拒绝治疗和拒绝实验权6、病人的医疗监督权

干涉权：是指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医生用来限制病人自主权，以达到完成医生对病人的职责与义务的权利。

医生干涉权使用的两个特点：

1、医生的行为是善的，一切都是为了病人的利益。

2、有关决定由医生代替病人作出，而不是由病人作出。但是，医生行使干涉权必须合理且有所监督。

医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①医生权利与医生义务的关系：义务是权利的前提;

②医生权利与病****利的关系：医生权利服从病人医疗权;

③医生义务与病****利的关系：医生义务与病****利是统一体。

知情同意的含义：在医疗中，医务人员(医方)向病人提供有关诊疗方案及与此方案相关的足够的信息，由病人作出选择和决定

知情同意具有以下特征：①义务性②意向性③自愿性④形式多样性

知情同意的四个要素：①信息的揭示②信息的理解③自愿的同意④同意的能力

知情同意的意义：①知情同意是自主原则的集中体现。②知情同意有利于建立合作的医—患关系。③知情同意可以减少民事和刑事责任。

讲真话的原则与艺术医疗上讲真话的艺术应该在维护病人利益的原则前提下，考虑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讲真话。

医疗保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中，不向他人泄露能造成不良医疗后果的疾病有关信息的“信托行为”

保密的意义：①是尊重病人自主权、病人人格尊严的重要形式。②是医—患关系维护的重要保证。

人体实验的原则：1、知情同意原则2、有利无伤原则3、为医学目的原则4、实验对照原则

高医学技术的价值：①科学价值②社会价值③道德价值

高技术运用的现实道德问题1)影响医疗资源的分配(2)治疗代价与生命质量的矛盾

临床技术运用的化原则：①积极获取疗效②确保诊疗安全无害，提倡微创医疗③竭力减轻病人痛苦④力求降低医疗费用

器官资源的分配⑴医学标准⑵非治疗标准⑶综合因素标准

人的生命的本质特征：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人是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实体。

正是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使人在从受精卵开始到最后死亡的发展过程中，从生物人的特征发展到具有人格人的特征。

人的自我意识产生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人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正常，这是自我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

第二，人的社会关系是自我意识产生的源泉(社会环境条件)。

人的生命价值由两个因素决定：

一是生命自身的质量价值。这是生命的内在价值，这种质量越高，可体现的价值就越大。

二是生命对他人对社会的意义和影响。这是生命的外在价值，外在价值是人生命存在的目的。

强调生命的价值就是强调生命对社会、他人以及对人类的意义。

生命质量概念在临床上的应用：

①当维护生命需要必然要牺牲生命的某些质量时，应满足维护生命的需要。

②当有可能谋求一定的生命质量，但又有可能对生命构成威胁时，应在保证生命的前提下，绝不放弃谋求提高生命质量的努力。

③有益于维护“生命”，但不能保持最低的生命质量的治疗措施，应予停止。

④对严重残疾儿的处理要考虑生命质量与代价。

大脑不再有功能或已经没有功能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就是死亡。

指标是：1、对外部刺激或内部需要完全无知觉、无反应。2、没有自主运动或自主呼吸。3、反射缺失。4、脑电波平坦。

确定和推广脑死亡标准的实际意义

1、使死亡标准更科学化。2、有利于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3、使更多的人得以新生。4、对于人寿保险、遗产继承、民事、刑事等各领域的工作都有实际意义。

安乐死概念：患不治之症处于频死状态下的病人，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提出理智而一贯的要求，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其在无痛苦的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

病理学意义范文1篇3

1.1教学方法

(1)教师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收集、编写临床典型病例，病例难度适中，紧扣临床;并根据学生情况设计好导入的问题。(2)在儿科护理学的课堂上，向学生呈现病例，跟据教学要求，组织学生分组进行病例讨论后发言，授课教师进行总结;(3)课堂教学结束后，派发给学生一份设计好的典型护理病历，要求学生在课后通过自己查阅资料，完成该病例的护理病历。

1.2效果判定标准

考试评价:满分100分，理论课占80分，护理病历书写考试占20分;问卷调查:教研室自行设计针对授课效果以及学生感受进行评估的问卷，在课程结束后对学生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60分，回收60分，回收率100%。

1.3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3.0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考试成绩及病例分析比较

两组教学方案理论考试成绩及病历书写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实验组30名学生理论考试得分为78.45分，高于对照组60.67分，两组比较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学生护理病历书写的考试得分为17.76分，高于对照组学生12.53，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考试总分分别为86.21和73.20，两组比较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问卷调查比较

两组教学方案问卷调查结果比较如表2所示，实验组学生对于案例教育的满意率，包括教学效果、提高学习兴趣以及积极性等，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两组各项内容比较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3探讨与思考

病案导入教学，是基于实操性训练的教学模式，通过课堂上组织学生对典型病例的分析与讨论，来完成教学要求。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临床典型病例的导入可以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活跃课堂的教学氛围，避免理论教学的枯燥，使学生保持学习热情，并能培养学生临床的思维模式。

在病例导入的教学过程中，病例的编写与问题导入设计关系到教学成功与否，这就要求教师在选择病例之前，要做足充分的准备，首先是对学生情况的调研，要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其次是对临床病例的选择，临床病例分成两种情况，有紧扣临床实际的典型病例，也有紧扣护士资格考试的病例，在导入时我们采用的是紧扣临床的又能满足教学要求的病例。教学导入的设计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教师的提问首先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其次每个问题之间又要环环相扣，最后要把教学中的主要内容、教学的重点、难点埋在问题中，从而达到教学要求的实现。在病例教学过程中，还要善于组织课堂讨论，要注意分组的人数安排，一般在4~6人/组，由学生自行决定发言代表，在学生发言时要适时提问，在提问中加深讨论，并对提出新问题的同学加以鼓励，尽可能的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和思考。

病理学意义范文篇4

【关键词】糖尿病；延续性护理；联动式健康教育；应用效果

doi：10.14033/ki.cfmr.2017.4.04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6805（2017）04-0083-02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代谢障碍导致的一种主要表现为高血糖的慢性代谢性疾病[1]。临床表明，延续性护理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促进疾病控制工作的开展。而在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过程中实施联动式健康教育，可提高患者对糖尿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和自我管理能力[2]。本研究为进一步探究联动式健康教育模式在糖尿病患者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价值，特开展如下研究内容。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笔者所在医院2013年3月-2015年3月接收入院的糖尿病患者83例，按照1～83编号，其中，对照组：1～41号，男23例，女18例，年龄44～69岁，平均（58.43±9.32）岁，病程2～9年，平均（5.63±0.84）年；小学及以下11例，初中9例，高中12例，大专及以上9例；观察组：42～83号，男21例，女21例，年龄46～68岁，平均（57.99±8.93）岁，病程1～10年，平均（4.86±0.36）年；小学及以下8例，初中10例，高中13例，大专及以上11例。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排除严重认知障碍者及不配合诊疗者，并排除其他重要器官功能障碍者。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及健康教育宣传，根据患者具体病情常规予以降糖、降脂及降压药物，并针对患者在院期间出现的不良情况予以处理，常规予以饮食控制和运动指导。

观察组：本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联动式健康教育。（1）个体健康教育。参照《糖尿病自控饮食手册》，向患者讲解糖尿病日常饮食、生活需要注意的问题，尽量食用低钠食物，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在治疗期间尽量避免食用腌制品，每日摄钠量最好在4.5g以下，同时还应低钾、磷饮食，严格把控液体摄入量，在患者入院后应详细了解饮食摄入情况，并明确患者食物禁忌。针对患者出现的不良饮食习惯进行纠正，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膳食习惯。（2）群体健康教育。主要针对糖尿病的相关知识及其一些健康行为进行讲解，通过医生和患者相互问答的方式互动，并让患者和患者之间进行讨论、交流，继而提高患者学习积极性，提高其对自身疾病的认识，最终达到能够对自我疾病评估的标准，同时还能根据结果自我调整。（3）出院指导。患者在治疗结束出院之前，应进行实验室指标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指导患者院外药物治疗，为提高患者对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程度、治疗依从性及自我管理能力，应将其交付于社区医院进行管理，并且每个月对患者进行一次随访，随访总时间为6个月，然后患者入院再次进行实验室指标检查。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临床病情控制效果，同时观察实验室指标（比较两组患者出院时及随访观察半年的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和体重指数）变化及糖尿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及护理满意度。满意度采用笔者所在医院自制的患者满意度调查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和满意3个级别，满意度=（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100%。疾病控制效果分析：理想，空腹血糖为3.9～6.0mmol/L，餐后2h血糖为4.4～8.0mmol/L；良好，空腹血糖为6.1～7.0mmol/L，餐后2h血糖为8.1～10.0mmol/L；差，空腹血糖为7.0mmol/L以上，餐后2h血糖为10.0mmol/L以上[3]。

1.4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17.0软件包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随访期间实验室指标变化情况比较

结果显示，出院时两组间各实验室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半年的随访观察，观察组实验室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患者糖尿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经过6个月的随访观察，观察组患者对糖尿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患者疾病控制有效率比较

通过半年随访观察，观察组患者疾病控制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5.783，P

2.4患者满意度比较

结果显示，观察组：满意30例，基本满意12例，不满意0例，满意度100%；对照组：满意11例，基本满意19例，不满意11例，满意度73.17%；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糖尿病患者治疗期间，予以健康教育宣教，充分利用患者疾病档案，建立医院及社区信息交流平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院内医务人员、o患之间及社区医生和护患之间有效互动，这种联动式健康教育护理可最大限度提高患者对糖尿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且在患者入院后明确糖尿病对人体的危害。此外，合理运动可降低血糖，且能够实现对疾病的有效控制[3-4]。

这种联动式健康教育使得广大糖尿病患者认识到糖尿病及其相关疾病的危害，并提高自我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并延缓疾病的发展，继而促使疾病控制。本次研究中，在糖尿病延续性护理中予以联动式健康教育干预的观察组疾病控制有效率（97.62%）较对照组（68.29%）高，同时两组患者在出院时的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体重指数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通过6个月的院外观察发现，观察组指标水平显著优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针对糖尿病延续性护理患者予以联动式健康教育，可显著提高疾病控制有效率，同时还能维持患者实验室检测指标，控制体重，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魏梅，陈焕娣，谭静，等.延续性护理干预对2型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广东医学，2013，34（9）：1473-1475.

[2]周秀华，刘雪.联动式健康教育模式在糖尿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J].糖尿病新世界，2016，19（10）：165-166.

[3]马晓萍.健康教育模式护理在糖尿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观察[J].糖尿病新世界，2016，19（7）：150-151.

[4]郑达懿.联动式健康教育模式在糖尿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J].医学信息，2016，29（20）：144-145.

病理学意义范文篇5

论文摘要：《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的一部文化批判的经典之作。它是桑塔格“反对阐释”理论的具体化。本着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的目的，桑塔格考察了对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的阐释以及借用疾病对世界的阐释过程，即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被隐喻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心理评判、政治压迫的过程，揭示了意义“阐释”的荒谬性和压迫性。

《反对阐释》是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于1964年发表的文章。文章指出: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人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也是对世界的报复。过度的阐释，将导致一个鬼魅般的意义的影子世界。反对阐释是桑塔格的一个醒目的标志，也是一面信仰的旗帜。她认为反对阐释就是反对以意义取代物本身，就是使词语复归物本身。1991)年出版的文集《疾病的隐喻》收录了她发表于1978年和1989年的长篇论文《疾病的隐喻》和《艾滋病及其隐喻》，就是她“反对阐释”理论的具体化。通过长年与病魔斗争的经历和体验，苏珊·桑塔格将其犀利的文化批评话语楔人人们闻之色变的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等疾病领域，揭示被如影随形附着在疾病之上的隐喻遮蔽的事实的本真，这两篇文章已成为社会批判的典范。虽然，苏珊·桑塔格因患骨髓性白血病于2004年辞世，但她反对阐释的实践，揭示被遮蔽的事实的本真而进行的反思方式，对我们仍然是富于生命力与启发性的。本文试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解读《疾病的隐喻》这一文集。

一反思疾病的隐喻化及其阐释

“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川这段话出自《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子。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重压。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没有人能躲得过疾病的侵袭，疾病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越了生理层面的具象意义，成为心理、文化乃至历史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桑塔格用对比的方法列举了有关结核病与癌症种种流行神话。结核病是肺部的病，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自18世纪起，结核病就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英国的感伤主义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乐于用结核病来赋予死亡以意义—它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更是充满了对结核病人死亡的美好想象。《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之死、《董贝父子》中儿子保罗之死，都是结核病的那种“不令人恐怖的、极乐世界般”的美好死亡。而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狄更斯则把结核病描述为一种可以使死亡变的“优雅”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疾病。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结核病人的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是抛弃了粗俗的肉身，超越了庸俗的健康，使人格变得空灵。结核病患者被视为生性敏感、耽于感情的人，其脸色的苍白和潮红，也被视为热情的顺从与举止的亢奋。于是，结核病成了那些感觉超群、才华出众、热情似火的人易于感染的一种病，成了艺术家专利的疾病，雪莱、济慈、罗梭就是这样的艺术家。对结核病的浪漫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人们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中以及卡夫卡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十九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

依据有关癌症的神话，通常是对情感的持续不断的压抑才导致了癌症。癌症是一种激情匾乏的病，折磨着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癌症也是一种增生性的疾病，是那种反常的、最终导致死亡的_增生，一种可被测量到的持续而平稳的增生。癌细胞的生长是没有限制的，它们会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不断地生长和蔓延，破坏身体的正常细胞、构造和功能。在隐喻意义上，癌症是一种内在的野蛮状态。癌症是一种身体病。癌症攻击人们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胧、直肠、、子宫颈、前列腺、肇丸)，癌症是一个罕见的，至今仍令人感到不体面的题材。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使癌症不再如此神秘和令人恐怖。先前加在癌症之上的那些负担转移到了艾滋病之上。艾滋病(aids)—即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译作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或后天性免疫缺损综合症l—根本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它是对一种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命名。关于艾滋病的隐喻描述侧重于它的传播方式，那些导致疾病的东西。它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滥交、反常的(如同性恋)、放纵、犯罪(即沉溺于非法的化学制品)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大多数人眼里，染上这种病是对个体行为的惩罚，是咎由自取，它唤起的不再是理解，而是厌恶。在桑塔格看来，艾滋病的命名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她说:“但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的胜利带来疾病观念的极度膨胀，其结果看起来也似乎是向医学必胜信念产生以前的过去时代的倒退，那时，疾病是数不胜数的，是神秘的，而重病发展到死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像现在，虽然存在医学上的失误或失败，但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就艾滋病而言，人们在还没有患艾滋病前就被认为是艾滋病患者;艾滋病产生了似乎数不胜数的大量症状一疾病;艾滋病无药可治，只能以缓和剂来苟延残喘;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艾滋病就这样恢复了类似前现代的某种有关疾病的经验”。就是说，艾滋病的命名被人们广泛地理解为“类死亡”—或一个社会性死亡的隐喻。

二剖析对疾病的单一阐释

桑塔格指出，她并不想描述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想描述围绕肺结核、癌症、艾滋病所编造的种种惩罚性或伤感性的幻象和陈见。“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两篇文章不是有关疾病的医学专业论文，而是有关疾病的意义和隐喻的文化批判论文，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说是对关于疾病(当然不仅仅止于疾病)的那种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方式的批判。如桑塔格所言:“使疾病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她反思和批判了有关结核病和癌症的那些流行的隐喻。她指出，围绕这些疾病所编造的种种幻象和神话，其实是对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医学假定可以包治百病的时代，出现的那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的疾病的非理性反应;同时也是在一个科学至上的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显示出的非科学态度。对疾病的恐惧感和疾病本身的“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源于作者摧患癌症的切身体验，她深深地感到:在疾病带来的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在很多人的眼里，癌症=死亡，死亡的隐喻缠绕着癌症，这使很多患者悲痛和沉沦，甚至放弃治疗。不仅如此，癌症还隐喻着病人人格上的缺陷，“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一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的人”。这令桑塔格感到痛苦和愤怒:“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仅仅被当作疾病来看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在道德上低人一等。”因为附加在癌症疾病之上的诸多污名让患者知道:“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当作一桩丑事，会危机他的生活、他的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工作，所以癌症患者往往对自己所患疾病表现得极为谨慎。癌症的死亡意义不仅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阐发，甚至一些医疗机构的肿瘤专家也有意无意地在强化这种观念。他们向患者撒谎，隐瞒实情，认为大多数癌症患者都承受不了真相。由于怕被人“另眼相看”，一些病人也不能坦率地谈论自己所患疾病。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对死亡的拒斥。死亡被认为是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么，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掩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种疾病与当初围绕肺结核患者并至今仍围绕癌症患者的那种禁忌有关。因为它不仅被认为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被赋予了令人感到厌恶的意义，它是不祥、可恶、令人反感的象征。尽管人们情感化地看待结核病，认为是对个性的一种提升，然而，人们看待癌症时却带着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癌症病人的死被视为是卑贱的、痛苦的死，与结核病的“柔弱性格”相比，它没有被赋予抒情诗般的色彩，没有产生出类似结核病的那种美好幻象。癌症通常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及工业经济相联系的病，一种与工业社会中紧张、压抑、焦虑的时代性格相联系的病。它不具有罗曼蒂克的特征。在身体的等级制度下，疾病也开始建立起森严的等级，而作为一种隐喻，它们又被带回到社会等级制中间，帮助区分人的社会身份。结核病的隐喻被用来提高患者的精神地位和价值，而癌症的隐喻被用来当作一种社会动员或政治迫害的工具。隐喻之下的疾病不仅成了死亡的帮凶，更是政治压迫、种族歧视的工具。“瘟疫”是用来理解艾滋病这种流行病的主要隐喻。桑塔格指出:在一个人们自信灾难性的流行病一去不复返的时代里出现的艾滋病，无疑给那些内行的谴责家提供了卖弄修辞的机会。尽管艾滋病最初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是通过异性间传播的，而那些公共道德卫士们仍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特别是对西方同性恋者的惩罚。诸如艾滋病是“上帝对一个不按其所立规则生活的社会的一种道德审判”，是“道德颓废的后果”，是“对偏离常规行为的惩罚”，是“自然的报复”之类的批判性言辞听起来已不足以引起太多的惊奇，因为以隐喻的方式看待传染病，特别是性传播(确切地说是体液传播)的流行病历史已久，自15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围绕梅毒而生发的喋喋不休的种种谬见已经对艾滋病即将承担的诸多污名有了预见性。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不仅被认为是一个道德事件，还是一个政治事件，它还“充当着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们表达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欧洲国家大都强调艾滋病的非洲起源，艾滋病既被看作有关第二世界威胁的一个象征，又被视为来自第三世界人侵的一个意象。极权主义为了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它们从艾滋病那里找到了可资利用的资源。艾滋病成了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隐喻。正如桑塔格所说:“有关‘意志’的整个政治一即不宽容的、偏执狂的和恐怖政治软弱的政治一全都用上了艾滋病。在这里，艾滋病成了对付国内外敌对力量和异己分子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

三反对阐释的文化批判向度

《疾病的隐喻》是一部文化批判的经典之作。桑塔格并未完全否定隐喻和阐释。在桑塔格看来，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在这过程中，阐释应运而生，因为“此物”由于被其替代版本所置换而变得不复存在，真实的缺失促使人们去挖掘文本背后的意义，去阐释。阐释是基于一种隐喻性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必须加以反对或应该抛弃的“隐喻”，并不意味着反对“阐释”就一定不正确。因此，她鲜明地宣称“反对阐释”。反对阐释，是因为她认为阐释是“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而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阐释者并没有真的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

于是，真相与原意就在各种被阐释努力中日益模糊，“词”与“物”开始相互背离。桑塔格梳理与疾病有关的文本，在“疾病的隐喻”这一“社区”当中寻访人们认知这一“文化”的表述.，从中剖析人们对这一“文化”的心理及推动其变迁的动力，并从中总结出人们阐释疾病的规则:“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当疾病被移植到医院后，就可能丧失其基本特性，人在这里被当作“物”一样对待，或人的身体被施以手术，或被提取体液以进行各种检查，或人管子或针头，或被透视得毫无私密。在诸如此类的过程中，“疾病”刚刚出现时人的身体尚具有的神圣性被消解，而疾病也成为不同的阶层与人群为达到各种意图而用于隐喻的方式，并且这样的隐喻被人们逐渐接受，成为了生活常态—正如桑塔格本人曾经感受到的，患病者因而常被置于完全“物化”的境地，背负沉重的心灵压力，在疾病中沉沦。

病理学意义范文1篇6

doi:10.3969/j.issn.1672-9676.2014.11.072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情景、协助、会话、意义建构是学习中的“四大要素”，要求在教学模式上，以教学任务、教学目标为出发点，确定护生学习的主题，同时强调护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基于建构主义理论，临床内科护理教学方法创新已有多种模式，如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概念图教学、教与学角色互换、临床病例导入法等。这些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虽方法各异，但都是一种增强教学感染力、提高护生主动性为核心的主动教学法。本文通过临床护理教学中的一些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构建的教案实例，提出这种以建构主义理论指导的临床护理教学创新模式，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符合创新型临床护理人才的要求。

1创新临床护理教学模式需要建构主义理论指导

创新临床护理教学模式强调主体作用,激励创新精神。护理教学要开展创新教育,就必须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护生的主体作用,让其成为护理知识与技术的探究者［1］，还应以护生为主体创设教学情境、设计教学流程、考虑教学环节、构建评价体系，给护生思考、评判及发现护理问题的机会，不断激励其以积极的心态主动参与、勇于尝试解决病人的健康问题［2］。近些年来，创新临床护理教学模式尤其重视建构主义理论，按照培养创新型临床护理人才的教学要求，在教学中逐渐将“教师为主体”转变为“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也称为结构主义，吸收了杜威的经验学习论、维果茨基的发展学习论、布鲁纳的认知结构学习论、奥苏伯尔的认知同化学习理论以及图式论等。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的本质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强调学习者的自主性、能动性，强调学习中要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收集、分析、整理有关资料，并将所获得的新知识与已有的知识经验建立实质性联系，进行意义建构。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再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法已成为国际上一种十分流行的教学方法，已引起了我国护理临床教学的高度重视［3］。

2提高临床护理学教学质量要求采用建构主义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知识的建构，是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和接受。内科护理学是护生在经过几年的基础医学理论学习后开设的临床课程，所涉及的科目及内容繁多，是护生由理论学习向临床实践过渡的桥梁。在我国传统临床护理教学模式长期采用“灌输式”或“填鸭式”教学方法，教师讲，学生等待接受，形成了接受教学模式，即使在实战性较强的实习阶段，也重视不够，形成教师“带”，护生被动“看”的带教。教学缺少开发性、综合性，压制了护生本身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其结果，造成护生在学习时死记硬背，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严重脱节。如何引导、启发和指导护生将既往学到的基础知识联系到对某一特定疾病的发病机制、诊疗要点和护理原则的主动理解，这在内科护理教学中非常重要。正确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引导，不仅能使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对基础知识温故知新，同时可结合对各种疾病特征的了解，归纳疾病的护理要点，从而使复杂的课程变得易于理解，容易掌握，而且能激发护生的积极性，启发护生临床思维能力，融会贯通，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情景、协助、会话、意义建构是学习中的“四大要素”。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教学模式上，围绕“四大要素”作出设计，并在护理教学中运用，以教学任务、教学目标为出发点，分析教学目标，确定护生学习的主题，同时强调护生是学习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为获取较好的教学效果，须设计适合护生能力与知识水平的学习问题，在此基础上，创设与当前学习主题相关的、尽可能真实的、富有挑战性的情景，及时呈现需解决的问题，护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入情景启发思维，通过讨论、协作，对问题的解决，最后达到“意义的建构”。建构主义具有知识的建构性、学习的自主性和教学的开放性特征，因此基于建构主义理论，临床内科护理教学方法创新已有多种模式，如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概念图教学法、教与学角色互换法、临床病例导入法等。这些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虽方法各异，但都是一种增强教学感染力、提高护生主动性为核心的主动教学法，通过引起注意、感到关心、增强信心、获得满足等教学策略,达到使护生主动学习的目的［4］。

3内科护理教学中应用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模式举例

3.1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在教师指导下，以护生为主体，应用以问题为基础的讨论式教学方法［5］。例如，在肝硬化的护理教学中，教师首先引导出疾病的基本概念和关键点：肝硬化使肝脏的变小、变硬，然后提出问题：为什么肝脏会变小、变硬？正常肝细胞减少、假小叶形成，形态上表现为肝脏变小；纤维组织增生表现为肝脏变硬。肝脏会变小、变硬可引伸出哪些该病的临床特点，护理上应注意哪些重点？肝脏变小为肝细胞减少，贮备功能降低，因而肝细胞合成白蛋白、凝血酶减少，临床可发生腹水(白蛋白降低)、出血(凝血酶原时间延长)、肝昏迷(解毒功能障碍)等。针对上述情况，护理上要重点关注腹水，注意记录24h尿量、腹围等；注意观察皮肤、结膜有无出血点；病人出现语言或行为异常，要注意是否发生了肝性脑病等。从“肝脏变硬”引导护生复习及联想提出问题：纤维组织增生替代正常的肝细胞，临床上会出现什么表现？纤维组织大量增生，由于可压迫其内穿行的胆管及血管，因此可造成胆管闭塞(表现为黄疸)、血管闭塞（门脉高压症）。患者若出现黄疸、门脉高压症，护理上要注意哪些问题？黄疸要注意观察皮肤、巩膜的变化。由于门脉高压可引起食管静脉曲张，要嘱病人注意进食的安全，以流质或半流质为主，避免食管静脉破裂出血。一旦发现呕血、便血，要严格按上消化道大出血的护理常规进行救治。此种教学方法强调把学习置于真实的问题情境中，以问题为学习的起点，通过小组合作，在分析问题，探究问题，最终获得隐含于问题背后的基本护理知识。

3.2概念图教学是一种能够形象表达命题网络中一系列概念含义及其关系的图解，由节点、连线和连接词组成。节点即概念,可以用

关键词表达。教学时可根据中心概念，选择

关键词将其圈起来,然后通过连线或箭头将其与其他相关理论和概念连接起来形成联想［6］。例如在消化性溃疡的教学中，溃疡的形成虽然与胃酸有关，但关键是致病因素与黏膜保护的失平衡。因此可以将“致病因素”与“黏膜屏障”圈起来作为概念的节点，划出致病因素：(1)幽门螺杆菌感染。(2)非甾类抗炎药。(3)过多的胃酸分泌，如胃泌素瘤。（4）其他，如吸烟、应激、胆汁反流等。黏膜屏障的因素：（1）胃表层的黏液。（2）胃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3）胃上皮的修复。（4）黏膜内丰富的血液循环等。“胃酸”圈起来，可划出胃酸是哪里产生的，胃酸分泌有什么特点：（1）胃分为胃底、胃体、幽门和贲门四部分。（2）胃体和胃底是泌酸区。（3）胃酸是胃黏膜内壁细胞分泌。（4）胃酸分泌可分为基础酸排量、夜间酸排量和最大酸排量，后者在进餐后分泌量最大。（5）进餐后的大量食物如猪肉、牛肉会消化得无影无踪主要是与胃酸和胃蛋白酶的消化作用有关。通过上述的基础知识引伸到临床对疾病理解的开放式思维讨论方式，将护生的被动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式学习,有利于提高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可与护生一起应用自己掌握的基础知识对消化性溃疡进行总结归纳，其护理要点包括指导患者避免致病因素，因胃酸在餐后分泌量最大，故指导患者抑酸药要餐前半小时服用效果更好等。

3.3互动教学是教师与护生之间、护生与护生之间、课内与课外之间，互相活动、互相讨论、互相观摩、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一种教学模式［7］。该法尤其适合技能操作要求较高的护理课程。在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中，主张情境教学，教师围绕教学目标，为护生的学习创设一个与现实环境相似的背景，并提出相应的问题，护生在教学情境中感受到问题的真实性，此时教师再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护生觉得更具有挑战性。例如，上消化道大出血为临床急诊，应分秒必争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抢救，需要护生配合医师熟练掌握护理操作流程。为更好掌握救治护理特点，可采用情景模拟护理教学［8］,在示教室模拟病房，护生分别扮演患者、病区护士，老师则对教学内容进行分解并充分互动：要求制定患者的抢救流程、快速准确找到急救物品、如何记录护理单、如何应对抢救过程中患者病情变化等。例如：（1）大出血病人出现呕吐需采取什么体位。（2）如何保持呼吸道通畅。（3）如何迅速建立静脉通道。（4）如何配合医师迅速实施输血、输液等。在教学中让护生对操作参与提问和点评，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讨论、会话、讲评达成共识，实现新知识的建构。互动教学法常用的方式有答问式、问答式、讨论式等。要鼓励护生积极提问，将护生的提问水平作为护生考试成绩的一个重要评定依据，以调动护生提问的积极性。也可采用教与学角色互换法，让护生走上讲台，体验教师的角色，从而引发护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学习兴趣［9］。教学中也可引入临床病例进行讨论，提高教学的真实性和实战性，提高学习兴趣［10］。

上述实例中，由于在临床内科护理教学中采用了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护生主动性思考、讨论和分析病例的开放式学习平台，引导了护生主动将既往掌握的医学基础知识生动地应用到临床病例分析，提高了护生学习、复习基础知识的热情。这种以建构主义理论指导的临床护理教学创新模式，可以提高教学质量，符合培养创新型临床护理人才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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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聂维娟，谢晓芬.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教学模式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J］.全科护理，2013,11(7A):1807-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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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郝玉梅,刘如月.教与学角色互换教学法在护理教学中的实施［J］.护理学杂志,2007,22(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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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意义范文篇7

【关键词】素问按推拿冬不按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对整个中医学而言，是开山扛鼎之大作，历代各科均奉为圭臬，推拿按摩之学也不例外。《内经》中所论述的推拿按摩之事甚多，有讲医理的，有讲手法的，有讲作用的，当然也有讲禁忌的。而前人所论及《内经》中有关谈推拿禁忌证的，基本源于《素问·金匮真言论》的“故冬不按，春不鼽衄”一条，从唐·王冰注解《素问》开始，“冬不按”中的“不”字就理解为否定副词。所以现代研究者往往引出此条作为讲述推拿禁忌症的意思。但这个“不”字是否真是作否定副词解释呢?本文依据古代汉语语法和虚词的有关内容，和前人有关注解《素问》观点，并略附己意，从词义、上下文环境、医理三个方面对这句话作辨正。

问题的提出

《素问·金匮真言论篇》中有一段这样的论述：“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支。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故冬不按，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1］

引文中“故冬不按，春不鼽衄”一句常常被视作讲述推拿禁忌症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内经》注释，唐代的王冰也是这么理解的：“然扰动筋骨，则阳气不藏，春阳气上升，重热熏肺，肺通于鼻，病则形之，故冬不按，春不鼽衄。”［1］

一些现代学者在研究《内经》对推拿按摩的指导和贡献时，也都这么认为。如“推拿在时节的运用方面，《内经》认为冬季最好不要进行扰动阳气的活动……”［2］“《内经》还提出了推拿的注意事项。《素问·金匮真言论》云……告诫人们，冬天易伤阳气，在冬季不要作过度的活动。”［3］“《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告诫人们冬季冬天阳气伏藏于阴，此时不宜过度的活动。”［4］

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森立之就认为“冬不按”中的“不”为无意义的虚词，到底孰是孰非，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分析。

从字义分析

“不”的本义，从甲骨文上看，为“花蒂”的意思，引申为“开始”，“最大”之意。数字最大的是“一”，所以下加一横为“丕”，形成“坯、胚”等字，其义都是最早、最原始的。而依照“花蒂”的样子，象形而成“杯”等字［5］。

虚字所出，本是实字，例如“之”字象形为“到达”，“亦”字象形为“腋窝”，“於”字象形为“旌旗飘扬”，所以“不”字也不例外。

世人所熟悉的“不”字，常为否定副词，这一用法，起源很早，例如：《论语·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礼记·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但上古汉语，“不”也作无意思的虚词，等同于“丕”字，“丕”字作无意义的词，在句首的例如：《尚书·酒诰》：“丕若有夏历年。”《逸周书·皇门》：“丕承万子孙。”在句中的例如：《尚书·酒诰》：“女丕远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训。”《尚书·召诰》：“其丕能于小民。”“不”通假“丕”，在上古之文中很常见，例如：《诗经·大雅·文王》：“帝命不时”，郑玄笺云：“不时，时也。”《尚书·多方》：“尔尚不忌凶德。”《礼记·射义》：“幼壮孝帝，耄耋好礼……不在此位也。”［6］

综上所述，“不”字作无意义之词解释不仅是可能，而且在上古之文中并不少见。《黄帝内经》虽成书秦汉，但承袭甚远，文多古奥。

从语境分析

分析文句字词，总不能离开上下文的环境。断章取义地研究，是得不出正确答案的。分析了“不”可作无意义虚字，并不表示在本篇《素问·金匮真言论》中一定是这个含义，考察本篇的全文，主要讨论的是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阴阳学说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五行学说的，都和本文讨论的主旨无关。而第一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四时之病的。这一节原文如下。

黄帝问曰：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岐伯对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藏，邪气发病。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支。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故冬不按，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此平人脉法也。

引用文中本身的有一句话：“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这是五个季节的疾病的病位和症状，而“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也是五季的疾病症状。如果我们作个推论：“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如果不病呢，如同“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一样的句式，则可以得出“春不病鼽衄，仲夏不病胸胁……”四时之气相续，把“春”接在“冬”之后，也就是“冬不病痹厥，春不病鼽衄”。

那么冬天如何才能不病“痹厥”呢？痹厥在古代治疗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引用一段《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关于推拿按摩治疗的名句。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故导引按者，亦从中央出也。

冬属水，而痹厥往往由风寒湿三邪引起。由此可知，按治疗痹厥类的病症，自古有之，奉为佳法，至今犹然。再从刚才的字义辨析汇通起来讲，“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所以说，冬天按，也就是治疗痹厥，则春天春不鼽衄，所以“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顺理成章，文意晓畅，明白无误。

本篇主要论述“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藏，邪气发病”的四时五季外感疾病，和“按”本身没什么关系。如果“故冬不按，春不鼽衄”中解释为否定副词，则“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岂不是由“按”引起的吗?这样说和本篇的主旨与上文均无关，不但显得唐突，而且令人费解。所以“不”解释为无意义的虚字，才比较符合原文环境。

从医理分析

“故冬不按，春不鼽衄”作为推拿禁忌症的说法，在两千年中医学术历史上并不流传，且仅此一例，别无旁证。在推拿按摩的治疗实践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提法和做法。冬日做了推拿按摩治疗的，也多无异样，反而有益身体。如果把“不”字理解为否定副词，则不仅现代应多有临床报道，而古籍中也多有记载。古今一些文章说冬日不能推拿按摩的理由，也多是同前文所引的王冰注中讲的一样，例如张介宾在《类经》中注释道：“按跷,谓按摩肢节以行导引也。三冬元气伏藏在阴,当伏藏之时而扰动筋骨,则精气泄越,以致春夏秋冬各生其病。”［7］而没有其他的理论和临床的进展。

笔者认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禀五常而合四时也，冬日的确为阳气伏藏在内，人也不喜欢活动，但古人常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在冬季反而应多活动筋骨。鼽衄之为病，历览各家论述，均可见为火热迫血妄行所致，其中以肺热、胃热、肝火常见［8］，总之有内火。冬日阳气伏于内，久积必化郁为内火，故春天发为鼽衄之病。如果在冬天进行“按”之类的活动，能让阳气在体内分布平衡，内外舒达，而不化为内火，从而避免鼽衄之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此句的意思可能恰恰是“冬必按，春不鼽衄”之意。

笔者所云，并非一家之言，新起之说，反倒暗合中日两位中医学者的论述，一位是日本学者丹波元简在《素问识》中引李冶《古今注》所云：“春夏秋冬，无论启闭，政宜随时导引，以开通利导之，但勿发泄使至于汗出耳。窃疑本经当云冬不按跷，春必鼽衄，或病颈项；春不按跷，仲夏必病胸胁，长夏必病洞泄寒中；夏不按跷，秋必风疟；秋不按跷，冬必痹厥。”［7］另一位是日本学者森立之先生所说：“不按为按之讹，不字古人语助。不按者，按也。冬时禁按，未见他书。”［1］

综上所述，冬天按从医理上讲，无论古今都是有依据的。而冬天是按的禁忌时间，仅在此见，后世历代按推拿学说或流派，均不引此为据。现代推拿临床更不见因冬天而停诊关门的，而遍览古代病案和著作、现代各类报刊杂志的报道，也未见冬日推拿而出问题的案例。

小结

上古之汉语，如同人一般，也是处于“婴孩”时期，一些语法和词汇现象比较特别，句式和词意的肯否并不能以后人的“语感”臆断。和“故冬不按，春不鼽衄”相同的例子也可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的“天明则日月不明”，天气“明”怎么会导致“日月不明”呢，王冰作了“故大明见则小明灭。故大明之德，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则日月之明隐矣”的煞费苦心的解释，其实此处的第一个“明”通假“萌”，“蒙”，是“暗”的意思。所以这个“明”恰恰是“不明”的意思，天气“不明”，那么日月也就不能“明“了，这样解释，不就豁然开朗了?［1］

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讲：“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研究古典文献，文字训诂不清楚，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从道理上理解，固然重要，但文字意思不明，甚至臆断，则强作的“理论”理解，真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知所云。

“故冬不按，春不鼽衄”中的“不”可谓是个常用字，古今相同的是，都作否定副词解释，但古今不同的是，上古“不”还有无意义的虚字的用法。从王冰开始，就不解此意，强作臆解，今人失察，以讹传讹，虽无大害，但积微成巨，终碍医理。虽然小小一字，也应谨慎研究，结合各个方面来考察。笔者相信，“冬必按，春不鼽衄”方才是《内经》本意，这样的表述，对祖国医学中推拿的理论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也能更新人们的认识，从而提高临床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郭蔼春主编．黄帝内经素问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58～61，1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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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邹晓丽．传统音韵学实用教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42.

6杨树达．词诠［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15.

病理学意义范文篇8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疾病隐喻;《疾病的隐喻》;文化研究

一、隐喻修辞与意识形态

对于“隐喻”,苏珊·桑塔格采用了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而所谓“疾病隐喻”,就是把疾病作为形容词,即说某事物“像”或“是”疾病,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桑塔格在论述中引用了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疾病隐喻,比如,“看任何一个大城市纵横交错的平面图,就是在看纤维瘤的纵横交错”;“的那种隐修生活方式,对文明来说,是一种结核病”。这告诉我们,隐喻这种人类创造性思维形式和修辞手段,可能是危险的,应该警惕和摒弃那些在文化上不正确、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欺骗性和鼓动性的隐喻,尤其是疾病隐喻。

作为一种常识,人们总是认为隐喻修辞的巢穴是文学语言,它使文学描绘显得生动、形象和充满想象力。然而,这一常识逐渐为当代西方知识界所颠覆,隐喻不再被视为文学语言的专长,而被确认为是语言、甚至思维的基本形式与特征。美国当代认知语言学家纳可夫和约翰逊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们在其名著《我们赖以生活的隐喻》中指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赖以生存和思考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说都是隐喻性的。”这一观点指出,人类赖以思维的语言概念都是隐喻性的。比如,“长江口”、“瓶颈”、“桌子腿”、“箭头”、“了如指掌”中的身体隐喻;“人生道路”、“社会舞台”、“把温度调高”、“情绪高涨”中的空间隐喻;“大脑是台机器”、“人类社会的肌体”中的结构隐喻等等。如此看来,人类思维根本不可能废除隐喻,然而,隐喻是否就是一干二净、毫无问题呢?身为癌症患者,出于对隐喻修辞的敏感和对疾病隐喻的痛恨,桑塔格说:“当然,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

在桑塔格看来,疾病隐喻是一种双向的映射结构,一方是难以治愈、危及生命的疾病,另一方是某种被认为丑恶、淫邪的坏事物。通过其间建立“相似性”,疾病隐喻既可以轻易地把某个所谓的坏事物描绘为邪恶的,又使某种疾病的邪恶和道德色彩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对于疾病隐喻的普遍使用,桑塔格说:“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谨慎?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从古至今,对疾病的厌恶和恐惧,都广泛存在着,尤其是那些病因不明、难以治愈的重疾。而且由于各种非医学话语(迷信话语、道德话语等)的推波助澜,不仅给这些疾病涂上了神秘色彩,还使疾病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与道德意义。由此,疾病或疾病意象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积累和携带着人类的恐惧和非常复杂的文化与道德意义。当人们无法理智地思考和描绘“极端”或“绝对”的邪恶时,疾病意象就成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廉价的修辞方式,疾病也就成为邪恶的象征。由于人们在疾病隐喻中不断地把疾病与其他可恶和不道德的事物相提并论,疾病与邪恶之间似乎划上了等号,疾病的邪恶和不道德意义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对病人,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桑塔格看来,政治领域的疾病隐喻从来都不是清白的,它的目的无外乎煽动暴力,并使严厉的措施正当化,因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修辞手段:“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关于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桑塔格列举了许多例子。如,阿拉伯人常常把以色列说成是“中东的瘤子”;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癌瘤”;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是”梅毒患者。可以说,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很可能是对疾病意象的暴力运用,它激发的不是理性思考而是非理性的狂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疾病意象所积累和携带的恐惧与邪恶被抛向了某个政治事件,从而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彻头彻尾的邪恶,这就大大增加了指责者的本钱,使得严厉的措施合法化。

英国学者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罗伊尔在论及比喻(明喻和隐喻)时指出:“对修辞性语言的操控与开发对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甚至经济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由我们用以谈论它的各种修辞手段所调控的。”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强调隐喻等修辞手段在人类政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各种语言修辞与某一文化的思维方式、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醒人们注意隐喻等修辞手段潜在的意识形态意图。桑塔格对于疾病隐喻的分析正是一种隐喻修辞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她的批评实践让我们再度审视这样一个事实:隐喻,不论它在文学艺术和日常表达中创造了多么美妙的言词,它都是一种修辞;而按照其本义,修辞是一种使用语言或其它符号去说服他人和影响他人态度的技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说某事物“像”或“是”另外一个事物,并不是为了更好地、更鲜明地说明和形容这个事物的实际状况或特征,而是为了“说服”的目的,这时的隐喻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手段。

隐喻是一种表情达意的修辞手段,也是一种文化“症候”,因为它携带和传达了某种文化假设、道德意义与意识形态意图。因此,对于许多形式的隐喻,应该保持一种警惕和谨慎的态度。比如,战争(或军事)隐喻就是一个值得揣摩和审视的隐喻,因为“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战争隐喻还是可取的、必需的,如抢险救灾中的“众志成城”、“奋战到底”、“人民战争”等等这些唤起团结和激发斗志的隐喻。对于战争隐喻,我们要警惕的是它可能激发的非理性、狂热和盲从。

二、身体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桑塔格明确指出其写作《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唐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辩论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在文学艺术领域,桑塔格提倡的“反对阐释”是一种形式主义美学宣言,目的是反对把文学艺术减缩为内容、意义和思想而忽视了文学艺术中蕴含的感性体验。因为在她看来,阐释就是通过各种话语赋予世界以意义,无论这些意义是道德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以上论断,可以视为桑塔格的“反文化”宣言,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文化道德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影子的世界”)的全面反叛,因为正是这套意义与价值系统禁锢着人们的思维,妨碍了人们通过“听”和“看”来获得对于世界的体验。桑塔格对于疾病的道德意义的剥离,是其文学艺术领域的“反对阐释”策略在身体与疾病问题上的运用。

在当今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理的、自然的实体,而且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权力铭刻其中的场所。英国的阿雷恩·鲍尔德温等学者指出:“人的身体是文化的客体尽管人的身体是由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基质组成的,其外观、状态和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组成。”[6]从我们身体的外观,到状态,再到活动,都具有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规范。大多数文化研究学者对于身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如何塑造和规训我们的身体,比如,文化如何为社会个体的男性化或女性化提供向导和训诫;二是批判某一文化赋予某种身体形式(性别、种族和阶级)的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如黑人的身体往往携带了更多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桑塔格的批评实践属于第二种,它关注的对象也是身体,是患病的身体,它的目标是清理疾病的道德意义。

对于疾病,桑塔格是一个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她坚信:“所有那些病因已被查明、并且能被控制和治愈的疾病,最终都被证明只有一个生理原因———如双球菌之于肺炎,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维他命缺乏之于糙皮病———因此,极有可能,将来也会为癌症找到类似的单一的东西(即单一的病因和单一的治疗方法)。”基于这种对疾病的科学主义或“生理主义”看法,桑塔格历数了特定时期的西方文化如何以非科学的话语,尤其是迷信话语、道德话语,建构有关疾病的“神话”和文化道德意义的现象。其中,桑塔格尤其反对疾病的宗教迷信解释和“心理学”解释,因为这些有关疾病的幻象和神话,不仅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而且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比如,《伊利亚特》、《俄狄浦斯王》中所体现的古代世界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结核病被认为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的病,这些人在活力和生命力方面有明显缺陷;癌症被认为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癌症患者往往是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

疾病是否应该有道德意义?桑塔格有关疾病的“去意义”策略和“生理主义”态度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然而,当这种“生理主义”涉及艾滋病时,桑塔格就遭到了许多批评。对此,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就曾指出:“她的小心翼翼和谨慎态度激怒了批评家。她避免谈论艾滋病的文化意义和艾滋病的政治意义紧密结合的程度。”默克罗比认为,艾滋病的意义比癌症更加深远,与身体政治的结合也更加紧密,艾滋病与性冒险、、同性恋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可以传染给所有人。因此,桑塔格对于艾滋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避而不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这种争议,当今世界的官方主流文化对于艾滋病问题大都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对导致艾滋病的某些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但对于患者与疾病本身则操持一种给予同情和反对歧视的态度,这无疑又淡化了疾病本身的道德意义。

人类生活在一个文化意义的海洋,其中有许多意义是有关身体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它们构成了桑塔格所谓“影子的世界”的一部分。桑塔格力图去除患病的身体所承载的道德意义,呼唤一种更加开明、宽容和进步的文化的到来,这种文化将表现出更加鲜明的乐观主义和人道主义。不仅如此,桑塔格的批评实践还彰显了当今文化研究一贯的批评路线和立场:在人类的历史上,围绕着下层阶级、女性、黑人和少数族裔的身体形式,有着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来说,摈弃和清理那些具有压制性、歧视性的意义与价值,是一条远未走完的道路。

三、疾病与“他者”的建构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疾病有关社会个体的身体,也会转化为一种社会身份。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坏事,那么大多数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患了这种疾病,总会觉得在道德上低人一头,于是患者就获得了一种他者身份,一个健康王国的“他者”。桑塔格的批评实践所代言的群体,就是作为“他者”的某些疾病的患者。她的相关论述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患者或病人被“他者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与疾病有关的其它形式的“他者化”过程,它们有的基于地缘和民族问题,有的基于政治和殖民统治问题。

黑格尔曾使用过“他者”这一概念,他认为如果没有对“他者”的承认和认识,人类个体无法获得自身的“自我意识”。比如,主人和奴隶是互为定义的。表面上主人好像无所不能,但实际上,他需要奴隶来确认自身,即他的自我意识的获得依靠奴隶的存在。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传统中,“他者”也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他者”(特定群体或个人)的存在帮助或强迫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念和价值观念来确定其自身的位置在何处。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指出:“‘他性’是所有社会身份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他者就在我们之中。当一种文化、社会或团体把某个个体排斥做他者时,它试图排除或压制的实际上是它自身的一部分.”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是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如女性、黑人、作为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少数族裔等等;而“他者”作为一种弱势群体的社会身份,总是积累和携带了大量消极的、压制性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桑塔格的批评实践促使人们认真审视病人的“他者”身份及其潜在的不公正。

病人,尤其那些身体出了严重问题的人,或被认为是由于虚弱而应该受到特殊照顾的弱者,或被认为是性格和生活习惯有缺陷的人,或被认为是已经没有发展前途的人,或被认为是由于自身的邪恶或不道德而应该得到惩罚的人,或被认为是行将就木的人。无论各种社会话语把疾病的来源归因于天谴、不良生活习惯、遗传或性格,患上重疾的病人都是一种很容易产生耻辱感的作为“他者”的人。比如,得知自己患了癌症的人总是倾向于对自己所患之病三缄其口,因为癌症很可能被当作一桩丑事,会危及他的生活、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工作。可以说某些病人的“他者”身份,不仅给他带来精神上的耻辱与痛苦,还会影响到其生存资源的获得。

桑塔格特别指出,那些致命的、对身体外观(尤其是脸部)有特别损害的疾病最容易获得道德意义。可以说,人类对于身体完美的追求,是疾病获得耻辱性意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人类身体力量、美丽和健康的赞美是文学艺术的传统主题,这似乎为人类的身体提供了一个理想标本,严重背离这一理想的身体都是“他者”。在论及西方文化如何把残疾人排斥为“他者”时,英国学者莱恩·伯顿指出:贯穿有记录之历史的对残疾人的一贯的偏见,都是由“身体完美”的理想和对“完美神话”的追求引起的,这种对身体完美的追求将引起包括恐惧、害怕、焦虑、厌恶、怀疑、怜悯、过度保护等一系列常见的社会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与文化建构了许多基于身体疾病或缺陷的“他者”,病人、侏儒、残疾人、智障者等等,他们都是社会与文化中的“他者”,都因为自身的“他者”身份而饱受耻辱。比如,为了追求身体(和道德)的完美,希腊人谴责残疾———火神赫菲斯托斯就因跛足而被流放到地狱;罗马人赞同杀死虚弱的婴儿的习惯,还把残疾人当作一种娱乐工具,他们让侏儒和女奴隶进行格斗表演;中世纪时期,残疾的身体常被当作为撒旦工作的证据,尤其是不健康的婴儿,还被认为是被仙女偷换后留下的又丑又笨的孩子。

桑塔格还特别关注与疾病有关的其他形式的“他者化”过程,她指出:“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作为“他者”的异族、异邦、异域(通常是原始地区)或敌人,往往被想象为疾病的传染源。这种想象成为建构“他者”的手段,成为各种形式的排外、歧视和敌对宣传的工具。

“他者”的存在,是一种文化与社会不和谐、不公正的体现,而基于疾病、残疾等身体形式的“他者”建构尤其显得诡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乙肝歧视”、“艾滋歧视”和“SARS恐慌”以及对残疾人的各种偏见仍然存在。把某些病人和残疾人建构为“他者”,反映出某种文化在克服死亡恐惧和身体焦虑时的无力与自私,反映出这种文化对死亡的阴郁与悲观态度。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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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75.

[7]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病理学意义范文

关键词：中医院校；病理学实验；生物安全教育

病理学是中医院校重要的西医课程之一，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联系的桥梁。中医院校病理学实验课时少，学生动手能力差，生物安全教育缺失，一旦进入临床实习或科研阶段，往往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危险生物因子之下。在中医院校病理实验教学中开展生物安全教育刻不容缓。

1中医院校病理学实验生物安全教育现状

病理学是一门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及机制，阐明疾病本质的医学科学，在国内外高等医学院校中都属于重要的主干课程。病理实验作为病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十分重要，还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在"以中医药专业为主体，多学科、多专业相互交融"为办学特色的中医院校中，病理学实验重视程度低，实验课安排紧凑且多是观察标本、切片以强化理论，病理学实验技术等内容鲜有涉及，生物安全教育环节缺失；学生操作机会少、动手能力低，思想上没有生物安全概念，意识不到病理学实验涉及的生物危险因素。日后进入临床或科研阶段，缺乏生物安全防护意识或认识不到位，因职业暴露造成的实验室感染屡见不鲜，给学校、医院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和危害。

2生物安全教育的含义

生物安全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所能造成的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2]。要求以实验室为科研和工作场所时，采取有利于自身安全的防护措施，避免危险生物因子造成实验室人员暴露、向实验室外扩散并导致危害[3]。通过生物安全教育、学习生物安全相关知识，达到保护医疗工作者、实验室工作人员、社会公众及周围环境的目的[4]。

3中医院校病理学实验生物安全隐患

3.1生物危险因子危害大病理学实验生物危险因子首先来自病原微生物对相关实验人员的危害及对环境的污染。人体或实验动物新鲜组织、冰冻组织带有大量病原微生物，在采集、存放、切片等过程具有一定的感染风险。其次体液、血液中带有大量不能直观看到但生物危害极大的感染因子，如HAV、HBV、HCV、HDV、HEV、HIV、结核杆菌、巨细胞病毒等，在标本情况未知或说明中缺乏相关性描述时容易被忽视，存在很高的接触风险。再次，细胞学制片及组织细胞培养制片时，细胞受来源、重组、传代和培养环境改变等影响释放出的内源性病毒、牛血清培养基中不容易被灭活的阮病毒[5]等，一旦实验人员皮肤、黏膜暴露，感染风险大大提高。

除了病原微生物，病理学实验接触的试剂也存在生物安全隐患。如甲醛、二甲苯等对呼吸道和皮肤黏膜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容易引发皮肤黏膜刺激征、植物神经紊乱及神经衰弱；免疫组化显色底物二氨基联苯胺（DAB）具有生殖毒性、致癌性、遗传毒性及免疫毒性，对于泌尿系统损伤较大，长期接触易引发膀胱癌[6]，使用时需要引起重视。

3.2实验过程感染风险大据统计因实验室事故引起的获得性感染中针刺伤占25%，切割伤占16%[7]，实验取材、冰冻组织、细胞穿刺时通过利器损伤造成的创面接触污染或体液、血液溅到眼、鼻、口粘膜引发的感染时有发生。此外，气溶胶产生的生物危害同样不容小觑，如离心机工作时和试剂挥发后产生的气溶胶，细胞制片时烤片、吹片及冰冻切片组织碎屑升腾形成的气雾，吸入后同样引发实验室感染。再次，未及时处理的标本倾洒，沾有残液的废弃枪头、EP管、针头处理不当，实验室器械污染对接触人员产生二次感染。

3.3生物安全意识薄弱在中医院校中，医学课特别是中医专业课学习占绝大比重，其它自然科学如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涉及少且内容浅显，学生对病理实验基本技术、原理和仪器一无所知，没有客观、严谨的科学实验态度，实验操作随意，生物安全意识薄弱。统计已知的实验室获得性感染，80%以上来自实验人员操作失误或忽视生物安全[8]。学生对生物安全缺乏认识或认识不到位、存在侥幸心理，穿着自己的衣服进出实验室，工作服混杂私人物品胡乱塞进书包，穿着拖鞋、披散头发、不戴口罩、手套、甚或一边喝水吃东西一边实验，标本、器皿、试剂伴随钥匙、手机等物品散乱在实验台，戴着污染的手套翻书、接打电话、抚摸面颊，废弃物随意丢弃……随处可见的违规操作触目惊心，生物安全意识极其淡薄。

4中医院校病理学实验生物安全维护策略

4.1加强师生生物安全意识绝大多数生物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缺乏生物安全意识和疏于管理。在中医院校病理实验教学开展生物安全教育，首先要求师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明确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养成认真、严谨的实验态度，并从最基本的个人实验防护做起。比如进入实验室前将工作服穿戴完毕，实验结束后将工作服反折收纳，实验时佩戴手套、口罩，提高实验人员洗手依从性，实验室内严禁吃东西，有突发状况及时汇报老师，杜绝随意操作等。

4.2开展系统的生物安全教育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外，还需要全面了解生物安全知识，学习相关规章制度，提高自身安全素养。一方面明确病理学实验中存在的生物安全危险因子和感染途径、原因；另一方面通过实际操作，掌握正确的实验流程与方法，如生物安全柜、通风橱和超净工作台等生物安全设备的正确使用；高压灭菌器、离心机、切片机、移液器等仪器设备的操作；病理标本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处置；废弃物分类处理流程；设备、器械、环境消毒流程；紧急事故处理预案及错误操作的处理办法等。

4.3完善生物安全管理对于病理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要求责任化、规范化、常态化，每一间实验室、每一件大型仪器、每一项实验活动都由专人管理。大多数高校实验室都设有专职教师作为负责人，但教师和学生之前缺乏交流，建议以班为单位在学生中设立安全员，教师可以与安全员直接沟通，方便学生管理。其次，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如标本存放记录、危险试剂取用记录、仪器使用记录、废弃物处理记录、实验室消毒记录等。

5结论

随着实验技术、实验方法、实验材料的推陈出新，中医院校面临的生物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在病理学实验教学中开展生物安全教育，不但能够提高师生的生物安全素养，保证实验顺利进行和校园环境安全，更将使师生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获益终身。

参考文献：

[1]朴松兰，于兰英，谢占峰.浅谈中医专业病理学实验教学体会[J].吉林医学，2010，31（3）：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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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意义范文篇10

1.临床医学人文的困境与原因

在很多人心中，医学人文关怀只是一份理想的职业姿态，一种美好的情愫，一场职业自新运动，一个反抗职业傲慢、冷漠的温暖呼吁。既不具备扎实的学理建构，也无法成为行动逻辑，更谈不上内化成为一种职业人格。无法根植灵魂。于是，医学人文关怀的实践遭遇到“叶公好龙”式的尴尬境遇，需要我们花气力去理顺人文关怀体系中的矛盾与困惑。

无需指责社会人文氛围，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医学人文关怀的交叉与边缘定位，它本是一种职业服务，却被当作“买_送_”的赠品，原因是它既在技术(药物、手术)外，又在技术中（谈话、抚慰），渗透、内化、融会在技术服务的流程与细节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是人文关怀游离于实证的科学真理谱系，也无法归属于医疗技术规程。常常被排斥在诊疗价值之外，或者勉强承认其辅助价值。

无疑，人文关怀是技术后服务、价外服务，既是基础服务，又是升级服务、超值服务。既是世俗关爱，又是神圣至爱。人文关怀是高端服务品质的体现、服务人格的外化。必须在行业内树立起对医疗高端服务品质、服务人格的关注与投入。在全人医学的价值谱系中，人文关怀意义重大。技术服务着眼于患病的躯体（病灶），是专业知识的效能化、人文关怀着眼于蒙难的人，直指心灵、情感、意志，是苦难的救赎。

随着一些资深临床学家的积极倡导和推进，医学人文关怀意识在不断复萌与回归，更多的医院管理者和中青年临床医生逐渐加深了对医学人文关怀的价值认同，形成许多共识，譬如，医学人文关怀意识和制度安排是高端服务业的基本诉求，是患者顺应性、满意度、忠诚度的基石；医学人文关怀制度安排是医院医疗风险防范的隔离带，是医患冲突的减压阀。医患关系不再只是利益共同体，还是情感一道德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医学人文关怀能力是现代医院竞争战略中的软实力与巧实力，是品牌竞争的致胜绝招；医学人文关怀效应是医患双方技术、金钱崇拜的清醒剂，是和谐医疗关系的润滑剂；医学人文关怀氛围是医生职业尊严的保证，是医生职业幸福的内在源泉。

要从根本上纠正轻视临床医学人文的倾向，必须厘清人文关怀与技术服务的关系，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互洽性与互斥性并存。一方面，它是现代医疗的两翼，两个翅膀舞起来才能飞得高、飞得远；另_方面，人文关怀与技术服务之间存在互斥性，技术主义的中立、客观原则与行动逻辑常常排斥情感、意志的介入。高技术崇拜意识滋生了人们对临床人文能力的鄙视与漠视。其次，还要防止临床医学人文的过度技巧化倾向（技术思维惯性），沟通就常常被定格为技巧，沟通是一种人格，而非一门技巧。嘴热心冷的沟通不是温暖人心的人文关怀，而是一份虚以委蛇。

要切实推进临床医学人文，需要化解各种推进瓶颈。一是人文服务的高端性、奢侈性（高代价、低支付悖论），一般而言，人文关怀是医生良好职业素养的冰山之尖，其冰山底座是服务主体的高素质，包括同理心（同情心）、悲悯之心、敬畏之心，需要高洁服务人格的锻造。二是人文关怀具有高代价特征，包括无法定价的体面、尊严，呼唤优雅的环境，优渥的供给，医患之间有优裕的交流、陪伴时光。能从容应对各种身心波澜。三是人文关怀还具有计价、定价、支付的模糊性，无法衡量支付与收益，使得服务主体的高代价无法得到补偿。四是当下医生职业生活中稀缺的是从容性，过度饱和、过度忙碌的医疗境遇无法施展开来（鞭长屋窄）。医院陷入越忙越乱、越忙越糟的怪圈。五是缺乏规范化、操作化的人文流程设计，以及人文评价的非标准化：服务对象感受的差异性（高落差），_部分服务对象高度敏感，另一部分则相对麻木，评价与回馈信息混乱。六是医疗服务主体的高素质需要巨大的隐形投入，具备良好的身心灵训练，能够开启心灵关爱的窗口，建构关爱的话题，具备强大的人格魅力，具有高超的人际抚慰能力。

很显然，仅仅从管理、制度及操作层面去认识临床人文关怀的价值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观念层面对其哲学、伦理、思想史的价值基线进行深入诠释，从而重新审视医学的价值与张力，包括真相与真诚、真理与真谛，知识与信仰、知识增长与精神发育、科学与人学、技术与人性、确立非技术手段的价值权重，认识到语言的抚慰、故事的启迪、观念的隐喻跟手术刀、药片一样重要，有时比它们更重要。认识到照顾比治疗重要，陪伴比救助重要。治疗、救助的窗口小而窄，照顾、陪伴的窗口大而宽，医学无法包治百病，但可以通过照顾、陪伴关爱百人，情暖百家，安顿百魂。认识身一心一灵、知一情一意、救助一拯救一救赎（救渡）的递进关系，树立更高的救治目标。让医患双方都意识到医学人文关怀不仅只是悲悯、怜爱，医疗关怀中仅有爱是不够的，要帮助病患确立新的生死观、疾苦观、医疗观，对疾苦、死亡心存敬畏，坦然接纳，对诊断、疗效合理期待，对医学、医院、医生给予充分的尊重。

观念的更新也包括医生、护士的同理心与悲悯心的有效培育，夯实医患情感一道德共同体的基石，教导医生走出短视与管状视野，风物长宜放眼量，超越医患间利益共同体的羁绊，跳出利一害、得一失的算计，走向是非、清浊、MedicineandPhilosophy,Sep2013,Vol.34,No.9A,TotalNo.484荣辱的价值考量。通过舍来谋得，通过利他来实现利己。通过有品质的伦理生活，帮助医护人员重建职业神圣，培育恻隐之心、羞耻心、敬畏心。认同生命的神秘与圣洁，疾病存在着难以揭示、解读的偶然性、或然性与不确定性。大脑是一^个灰箱，痛苦无法显影，灵性无法还原。

深究起来，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意念，表现为对于痛苦的不忍，但不是行动主义的同情心（同理心），属于前同情阶段。恻隐的归宿有二：一是穿越个体苦难的体验，情不自禁，抵达同情与共情，因此，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同情心是值得怀疑的。二是计量利害与得失，克制不忍，情已自禁，走向隐忍（意志与苦难的冲撞，接纳淡漠，人性的麻木，良知的遮蔽），甚至背弃恻隐、割舍人情与人性（情已遁形），走向残忍(人性与苦难的冲撞，人性的异化，淡漠一冷漠一残忍）。在当下，走向淡漠、冷漠，继而导向残忍的机制有三：一是社会道德整体下坠趋势的强大裏挟；二是精神生活的荒芜，灵魂的麻木（魂飞魄散、失魂落魄）；三是个体对忧患、苦难的本能逃避（软弱与自私）。在许多临床场合，恻隐之心消逝于“真理”的锉刀之下，磨灭于求真务实的拉锯之中，恻隐的消失之日，就是冷漠的诞生之时。

恻隐何以磨灭？冷漠何以成为合理？客观主义、证据主义、数学崇拜、大样本崇拜等意识过度膨胀难辞其咎，最终导致了理论化、精致化、建制化的冷漠，冷漠是客观、中立、循证的别称，理论性（还原论、统计学）让冷漠富有学术底气，建制化（循证思维模式）让冷漠有了制度底气。其中，证据主义对人类苦难的碾压与诘难首当其冲，谁的疾苦、谁的苦难？还原成谁的症状，谁的证据？一切拿证据说话，若不可言说、不可测知，或不存在、或只是幻象的存在。苦难者抑或是诈病者。临床上，一位主诉“悲痛欲绝“的失恋青年，就被只认客观性的医生指认为诈病者。

恰恰是对客观主义、证据主义的临床反思，孕育了一位批判者、开拓者——叙事医学。

2叙事医学：医师领衔的临床人文突围

2001年1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的丽塔卡蓉(CharonR.)在《内科学年报》上发表“叙事医学:形式、功能和伦理”一文，首次提出叙事医学（narrativemedicine)的概念。这篇文章带有明显的感性与体验的色彩，只是介绍了她个人运用叙事写作理解患者，与患者一同找寻最佳治疗方案的经历。并述说了临床叙事写作的分类与功能[2]。2001年10月，卡蓉又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叙事医学:共情、反思、职业和信任的模型”一文。对叙事医学做出了定义:叙事医学在于建构临床医生的叙事能力(具备叙事能力的医生开展的诊疗活动即符合叙事医学的范式），它是一种吸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类困境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提升对患者的共情能力、职业精神、亲和力（信任关系）和自我行为的反思，其核心是共情与反思[3]。

叙事医学包含一定的先锋性，如果把医学视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这不过是人文、社科领域认知变迁影响下医学发生的叙事学转身。对于迷信客观主义、证据主义的人来说，叙事医学是革命性的，因为叙事医学将文学虚拟，虚构的方法与价值引入医学，挑战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拓展了以求真务实为基本诉求的坚硬的医学实证价值。构成与循证医学的互补。

为何要引入文学（虚构）的价值？叙事医学进行了辩护。其一是虚中寓实，医学中，虚实并非孑然一身，截然对立，生命的故事有虚（虚构）有实（纪实），即使故事是虚构的，但它给我们的感动与温暖是真实的，给我们心灵的抚慰是真实的，受伤的灵魂被救赎的境遇是真实的，情感化、心灵化的医疗祈求文学的介入，人的医学大大超越了技术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半径与尺幅。其二是丰富的临床意象与证据主义之间存在着“大脚小鞋”的局促，技术的医学排斥故事（虚构），也排斥了情感与灵性。因此，临床思维中仅有实证是不够的，移步到全人医学的视野中，身一心一灵，知一情一意的认知半径才更人性，必须冲决实证主义的藩篱。

叙事医学意在寻求技术与人文互洽，将观察视域与体验视域，科学视域与人性视域，疾病关注与生命关怀统一起来，强化知一情一意（信息、知识、技术交流一情感交融一意志交映），身一心一灵（躯体一心理一灵魂）的整体互动。叙事医学将大大丰富医学人文关怀的内涵，引入情感的爱、心理的疏导、抚慰、灵性的觉悟、安顿。但人们在顺应与接纳死亡时，爱和抚慰是单薄的，需要意志与信仰的支撑。倡导情感、灵性关爱，不是临床医学求真务实信念的全面颠覆，而是生命特别时期、医疗特别节点的反思与张望，此时开启灵性空间，有益于人性的理解与导入，在心灵深处与患者相遇，同时有利于矫正技术主义、拜金主义的偏失。

叙事医学剑指医学的现代性危机，随着慢性病时代的来临，现代医学（技术主义）从无所不能滑向力不从心，技术、金钱无法抵达灵性与灵魂的视域。方法学层面，还原论屡遭质疑，情感、灵性的世界无法还原，数学(统计学）崇拜的消解，质性研究的兴起，证据主义受到挑战：叙事医学的兴起，讲故事补充找证据，痛苦无法显影。叙事医学还将医患冲突的反思推到新的伦理高度，医患之间必须缔结精神共同体、情感一道德共同体，而非只是利益共同体，医患之间应该入情一入理，气顺一情投，继而神依一魂安，才能坦然承受现代医学越来越大的诊疗风险与代价。

在丽塔卡蓉那里，叙事医学旨在从生活故事中寻找疾苦与救疗的意义，它重视人的情感、体验和主观诠释，叙事的世界是一个富有人文关怀和情感魅力的领域。叙事内容再现叙事者的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是叙事者信念、思想、意图所建构的另一种真实。因此，叙事医学必定超越/穿越客观主义与证据主义，打通疾病与疾苦，观察与体验，躯体与心灵的区隔。

叙事医学中所指的叙事方法包括精细的阅读（精读，closereading)与反思性写作(reflectivewriting)，由此重新审视医学的四对基本关系：医生与患者、医生与同事（医生）、医生与社会、医生与本我（医生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的自我）。目的是与病中的患者实现共情，同时能不断地反思（批判性思维）、优化医生的诊疗思维、实现职业自省（涉及伦理、目的性思考），以这种开放的、自我省思的姿态来建构医生的伦理与精神生活[4]。

随后，阿瑟克莱曼[]主张将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病人的世界；一个是被观察、记录的世界，一个是被体验、叙述的世界；_个是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一个是诉说心理与社会性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借以批评当下的临床路径，只有病，没有人；只有公共指征，没有个别镜像；只有技术，没有关爱；只有证据，没有故事；只有干预，没有敬畏；只有告知，没有沟通；只有救助，没有拯救（救渡）……叙事医学注重植根于临床，开辟了平行病历（parallelchart)(后递延到平行决策）的双轨临床书写范式，以协调技术与人文，医生决策与患者感受的关系。推动医学人文从观念倡导到制度安排，流程再造，使得医学人文不在漂浮，有了临床程式和评估指征。平行病历是卡蓉在临床教学改革实践中引入文学叙事的理念和方法，要求医学生推行的床边叙事，为接诊的患者书写一份与普通病历迥异的人文病历。通过患者形形色色的疾苦叙事走进患者的世界，重述疾苦的故事，穿越疾苦体验、心灵颠簸、生活境遇、社会地位抵达疾病的意义，打捞被技术主义滤网丢失的生命温度，同时反思，修补医学的价值和功能[6]。从格式上看，它是临床工作中诊疗常规指导下的标准病历之外的关于患者生活境遇的“影子”病历，是一段临床札记、临症笔记。要求用非教科书、非技术性语言来见证、书写患者（他者）的疾苦和体验，继而通过小组讨论来交换对患者(他者）疾苦的理解和自我诊疗行为的反思。目的是训练医学生的反思与批判性思维，由此来强化以患者为中心、医者以慈悲为怀、治疗与照顾并重等职业精神（价值观）。卡蓉以临床医生熟知的形式切入，将平行病历作为临床医生每天的人文日课，可以从中寻找新的感悟，了解患者病中的情感变化，并表达对病人与病魔抗争勇气的敬佩，纾解患者疾病中的孤独与无助，与患者探讨为何厄运总是降临在好人头上；反省个人行为中的羞愧之处，表达对疾病的敬畏与谦卑。

疾病叙事的框架包括病史的拓展，从疾病发生史到个人史、家族史、社会生活史；症状、病因的病理解读与文化（世俗）解读；治疗效果、疾病转归与预后的医学判MedicineandPhilosophy,Sep2013,Vol.34,No.9A,TotalNo.484断与俗世判断，以及心理阴影，宿命认同；对医院、医生、医学的期许与接纳；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的流露。疾病叙事更深刻地揭示人在病中的痛与苦，不局限于生理层面，更加关注心理层面，尤其是各种情绪困扰，如病后的恐惧、焦虑、忧郁、愤怒、委屈、自责、沮丧、无助，以及身体失能的沮丧与自我接纳障碍，对治疗的信心，预后、生命的不确定感，自我价值的丧失，罪恶感滋生，久病对生命意义的质疑，面对死亡的恐惧。病家社会及经济境遇也是叙事医学关注的焦点，如病后人际关系改变，逐渐与朋友、同事、社会疏离，社会角色退化、退缩；病人长期生病，爱情、婚姻、家庭都可能受到影响；因住院或长期疗养而增加家庭经济负担，未来前途灰暗。疾病叙事的步骤包括访谈对象的病种、病情、病程阶段，心理开放性，情绪稳定性，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的确认，访谈提纲的拟定，详列提问线索，策略（开放式/封闭式，保护性与自由式），接下来则是访谈的展开，文本的记录、修饰、生成，以及文本的阅读、讨论（集体分析与诠释）。其文体与行文相对自由，既可以是原始文本（对话/访谈），也可以是各种人称的叙事文本，可以是全景、片段、单线索/多因果、混沌、叙述型/夹述夹议型。其写作规范的选择也很开放，可以是完全自然主义、半自然主义，完全自然情景、半自然情景，完全开放式、半开放式的书写。

平行病例的评价，主要考察该病历是否呈现出对人物的洞察力，澄清无意义或不能理解的东西，揭示了以前没有观察到的联系；是否表现了对人物的一种感觉，传达出与叙述者相遇之后的体验；是否有助于开掘、理解人物的主观世界，观念与临床境遇、疾苦体验、生命困境的投射。是否加深对人物命运的同情、共情或移情性理解；是否有力刻画出人物所处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是否阐明了相关事件、体验和境遇的原因和意义。语言是否生动，文字是否有启发性，是否能打动人。也可归纳为“四有”标准，即有意思：思想的颗粒、情感的纽结、反思的建构；有意味：故事的流畅、文字的优美、意象的疏朗；有意蕴：生命中隐喻、哲理、智慧的发现；有意义：生命、疾苦、健康、医疗观念的清与浊、偏与正、高与下[7]。

病历是疾病历史、疾病历程的简称，而疾病经历是十分丰富的，有不适，也有不安，有多层次（身一心一灵）、多向度（生物、心理、社会、伦理、法律）的疾病征象和想象，但是我们将它只是定格在客观的、客体（对象化的他者）的生物学改变的描述层面，完全忽视主观的、主体的、情感、行为、心理、社会适应方面的变化，形成对疾病全貌的遮蔽、歪曲。当下的标准病历其实是一份不完整病历，只会将诊疗思维引向单纯生物学模式。循证医学是应用临床流行病学方法对标准病历所关注（选择）的生物学向度的证据（指标）体系进行延展与优化，包括大样本比较、甄别的学术化、科学化程序，目的是克服经验主义的干扰，虽然也重视患者的（主体）感受，但在实MedicineandPhilosophy,Sep2013,Vol.34,No.9A,TotalNo.484施过程中，依然是数学思维、对象化思维主导。

电子病历制度的推行，带来了临床信息采集程序(齐一化）与医疗文书的标准化（格式化），实现了信息的充分共享。节约了临床医生的时间，减少了因为个体书写能力差异带来的文档落差。但标准病历带来对疾病个性与患者特征的隐匿化，“我”的疾病变成“我们”的疾病。写病历沦为粘贴病历（简单修改个别要素）。电子书写一旦沦为无书写，整齐划一的病历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内容，许多项目的资讯缺乏亲历的临床问诊和体检基础，没有文字书写一思考的身心过程，造成思维浅印记。平行病历旨在挑战程式化书写，倡导个体体验书写，我手写我见，我手写我感，我手写我思，倡导个性化书写，_人_病历，绝对不会千人一面。倡导独家观察、独立思考、独到写作，临床印痕深刻，反思、创新感悟丛生。

平行病历以及所倡导的反思性写作，隐含着对当前如曰中天的循证医学的不恭、挑战，甚至反叛。无疑，循证医学强调医学认知的理性、实证特征，忽视诊疗过程中病患的独特性，如个人信仰、文化、观念差异、情感、行为稳定性造成的发病差异，本质上在维护“医生为中心”的诊疗模式，无法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钳制，而是将这种模式推举到更加精致的、更加程序化的高度。毫无疑问，平行病历在观念上与循证医学构成了对立的情势，一端秉持医生为中心，一端秉持病人为中心；一端是讲故事，一端是找证据，故事不是证据，更不是实证化的证据，是多余的主观“呓语”。在循证医学的价值谱系里，平行病历没有意义，只有反意义。反意义（挑战者姿态）恰恰是叙事医学追求的人文复兴的初衷。旨在重新张扬疾苦中的人性，回归人的医学、人的苦难、人的价值、医学中的人性光辉（职业精神）。

病理学意义范文篇11

关键词病理学病例教学法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

PracticeandSignificanceoftheCaseTeachingMethodinPathologyTeaching

LIUShuangping[1][2]，LIZhuhu[1]，JINTiefeng[1]，LINZhenhua[1][2]

（[1]DepartmentofPathology，SchoolofMedicine，YanbianUniversity，Yanji，Jilin133000；

[2]MinistryofEducationKeyLaboratoryofNaturalResourcesofChangbai

MountainandFunctionalMolecules，YanbianUniversity，Yanji，Jilin133000）

AbstractPathologyteachingisanimportantpartofpathologyteachingreform.Mainlythroughtheselectionoftypicalcasesinpathologyteachingpractice，combinedwiththenewteachingmodelconductedclinicalpathologypracticecontent.Thiswayofteachingtheteachercangivefullplaytobothteachingandstudentlearninginitiative，tochangethecurrentstatusofasingleteaching，students'imaginationandlogicabilitytochangethecurrentmodeofteaching，andprovideskindsofnewideasonteachingreformofPathology.

Keywordspathology；caseteachingmethod；teachingreform

1方法概述

病理教学法是通过对典型病例进行分析、推理和判断，来学习病理知识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创立是在充分采纳学生教学要求的基础上，开创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因此表现了生动、直观、易理解、便于记忆等优势。比如在学习动心肌梗塞时，首先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精讲心肌梗塞的病理基本理论知识，再让学生对一个典型的心肌梗塞病例进行分析，并推断出该病例的病因、病变、诊断等，使学生通过实际的病例分析，对心肌梗塞的病理理论知识理解更为准确透彻，做到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

2病例选取要点

根据病理学教学特点，每个章节都有不同的侧重点，选取病例时应当选择可以概括该章节主要知识点，并具有一定趣味性和推理性的案例。应注意避免少见病例或者诊断难度较大的病例。无论选择什么病例，都应当包括患者的一般情况、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临床表现、病理图片等几个部分真实而准确的描述。当教师在讨论课之前将材料发放给学生的时候，使每个学生在阅读病历时产生作为医生的责任感，对其作为医生的身份生出自豪感，可以投入地结合已经学过的知识进行诊断。例如，在呼吸系统疾病这一章节中，课题组选择的病例为62岁老年男性因糖尿病住院期间，出现咳嗽，咳脓性痰，发热等症状，X光片显示肺部有小片散在不规则阴影，同学们在课堂上经过讨论，诊断为小叶性肺炎。本病例的症状与体征与大叶性肺炎及病毒性肺炎等均有异同，却又在高发人群及X光片显示上具有自身特点，选择该病例，学生不但可以复习小叶性肺炎，还可以同时回顾支气管炎，大叶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及病毒性肺炎等疾病的病征。同学们在课后纷纷表示，通过具体病例分析才真正了解医学生扎实学习理论知识的重要性，也为他们培养出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思维方式。

3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病例教学

在病例选取后，传统的病理学教学模式因无法形象描述病案，大大影响了病理学教学效果。因此，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综合图像、动画、音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可将病案有逻辑性、条理性、形象生动地逐一展现在学生面前，提高学生的认知效果，加深感知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将使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大大提高教学效果。结合多媒体技术，知识讲授中用病例导入教学内容，并以病例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能够使学生对病例有很好的感性认识。由于多媒体技术的特点是直观、形象，在此基础上结合病例提出问题，易使学生高度集中注意力，加深对问题及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理论知识的学有些枯燥乏味，但在具体病例、及其引发的病理问题带动下，辅助以多媒体音像图片等的生动演示，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比如在讲“肝硬化”一章时可以利用动画列举肝硬化腹水的形成过程，以及许多临床上常见肝硬化引发的蜘蛛痣、肝掌等体征，并具体用图片表现临床谵妄等表现，让学生立体掌握病例的具体病理变化和发病机制。根据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普遍反映通过多媒体病例教学后，在今后的临床课程中再次遇到相同病例，（下转第160页）（上接第140页）可以充分回忆起病理变化过程、基本病变和临床病理联系，收到教学生动、深入浅出等良好教学效果。

4学生代表发表病理诊断并讨论

在病理课进行一半以后，学生基本接受并熟知病例教学法的进行方式。病理学各论讲解开始后，可以在病例教学时段开展分组讨论。基本方式为：提前提供详尽的病例资料，以小班为单位，由学生自荐或由本班学生推荐宣讲人，在课堂上以报告方式讲解分析病情并作出诊断。一般几个班组间的推理和诊断可能不尽相同，再以自由发言的形式向宣讲人的论断提出质疑，说明理由并展开讨论。这一过程的开展，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学习热情和动脑能力。在前期课堂中，学生都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纷纷就病例资料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并利用互联网等生物信息学手段进行判断和佐证。在前期开展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发现，临床病例讨论课时气氛十分活跃，学生学习兴趣浓厚，争论激烈，有时甚至达到白热化程度，在最后教师做课堂总结并揭示最终诊断结果时，同学们的听课精力都非常集中，并对本次课程的相关知识点以及扩展知识掌握牢固，触类旁通。

5根据讨论课内容布置技术思考路线类作业

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结束教学时，要求学生将本次课的内容从病史，体征，症状，到诊断过程的思考路线总结成线性图表，并根据课堂中各小组诊断的异同分析该种疾病的鉴别诊断要点。例如，在讲述结核病的病理过程时，同学们基本可以总结出从结核杆菌感染宿主肺部结核原发灶淋巴管炎淋巴结结核淋巴道/血道播散这一过程，可以强化教学效果，让同学们温习所学内容的同时，养成良好的逻辑思维习惯。在每学期教学结束时，学生都可以根据这些教师批改过的作业总结出重点难点内容，对病理学课程知识的掌握是一种有效总结和促进。此外，在常见病多发病的病例讨论后，还会布置学生进行临床病理联系及思考，例如目前发病率明显增高的甲状腺肿瘤，在病例讨论后，布置甲状腺肿瘤高发原因探讨的作业，很多学生利用分子生物信息学、网络连接等手段，可以从多个角度充分分析这一现象，大大提高学生的综合思考能力，学生反映良好。

总之，通过课题组多年的教学实践，在开展新的教学方法-病例教学法过程中，不断根据教学反馈和学生调查来调整和优化教学方法，充分利用教研组具有尸体解剖实例和临床教学医院的具体案例优势，可以将典型病例从临床检验数据、病理取材信息、病理镜下标本、病理诊断到临床预后评估一系列连续的病例过程详尽讲解给学生，能够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对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临床医生具有良好的推进作用。

*通讯作者：林贞花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31301065）及延边大学教研课题病理解剖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与研究（2012-28）

参考文献

[1]黄宁波.病理教学中的病例教学法初探[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18（8）：957-958.

病理学意义范文篇12

[关键词]冠心病；超敏C反应蛋白；胆红素；同型半胱氨酸

[中图分类号]R5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210（2014）05（a）-0039-03

Clinicalsignificanceofthelevelsofserumbilirubin,highsensitivityC-reactiveproteinandhomocysteineinpatientswithcoronaryheartdisease

CHENGChangxiaZHOUJianhuaCAOWu

DepartmentofCardiology,theAffiliatedTaiheHospitalofHubeiMedicalCollege,HubeiProvince,Shiyan442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erumbilirubin,highsensitivityC-reactiveprotein(hs-CRP)andhomocysteinelevelsofcoronaryheartdiseasepatientsandcoronaryheartdisease(CHD).Methods86casesofpatientsdiagnosedCHDintheAffiliatedTaiheHospitalofHubeiMedicalCollegefromJanuary2011toOctober2013wereselectedastheCHDgroup,50casesofhealthysubjectswereselectedasthecontrolgroup.PatientsinCHDgroupweredividedintosinglevesselsubgroup(52cases)andmultivesselssubgroup(34cases)accordingtothenumberofdiseasedvessels.Thelevelsofbilirubin,hs-CRPandhomocysteineweremeasured.ResultsThelevelsofserumhs-CRPandHcyinCHDgroup[(16.04±5.19)mg/L,(27.42±5.14)μmol/L]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1.57±1.53)mg/L,(7.49±1.56)μmol/L],thedifferencewe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Thelevelsofserumhs-CRPandHcyinthemultivesselssubgroup[(17.05±5.25)mg/L,(36.10±3.25)μmol/L]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insinglevesselsubgroup[(8.16±3.17)mg/L,(22.08±4.92)μmol/L]andcontrolgroup[(1.57±1.53)mg/L,(7.49±1.56)μmol/L],thedifferenceswe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ThelevelsofserumbilirubininCHDgroup[(10.12±3.21)μmol/L]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incontrolgroup[(14.02±5.11)μmol/L],thedifferencewas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Thelevelsofserumbilirubininthemultivesselssubgroup[(9.22±3.05)μmol/L]waslowerthanthoseinsinglevesselsubgroup[(11.39±4.57)μmol/L]andcontrolgroup[(14.02±5.11)μmol/L],thedifferenceswerestatisticallysignificant(P<0.05).ConclusionThelevelsofbilirubin,hs-CRPandHcyarecloselyrelatedwiththeCHD.ThecombineddetectionhaveimportantclinicalvaluetothediagnosisandtreatmentmonitoringofCHD.

[Keywords]Coronaryheartdisease;HighsensitivityC-reactiveprotein;Bilirubin;Homocysteine

冠心病（coronaryheartdisease，CHD）的发病率近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探讨CHD的发病机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CHD主要病理表现为动脉粥样硬化，而炎性反应参与CHD的发生。胆红素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被认为与CHD发病密切相关[1]。超敏C反应蛋白（hs-CRP）作为炎症因子，是评价CHD危害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高同型半胱氨酸（Hcy）也作为CHD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和易发因素为广大医学研究者所接受[3]。本文旨在通过对CHD患者血清胆红素、hs-CRP及Hcy检测来探讨三者在CHD患者诊治中的临床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心内科2011年1月～2013年10月收治的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或冠脉CTA证实为CHD患者86例（CHD组），其中男51例，女35例，平均年龄（53.7±10.8）岁。同时选择我院健康体检者50例为对照组，其中男32例，女18例；平均年龄（51.6±10.5）岁。其中CHD组根据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或冠脉CTA检查，病变累积支数又分为单支病变组和多支病变组。单支病变组共52例，男32例，女20例；多支病变组34例，男20例，女14例。所有入选者均排除肝胆、肿瘤、肾及血液系统疾病、感染性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未服用影响胆红素代谢的药物。健康体检者排除心脏病、糖尿病、高脂血症及高血压病史。本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论证，各研究对象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各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检测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5mL，4000r/min离心5min，离心半径13.5cm，取血清400μL进行检测。仪器为日立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胆红素采用改良重氮法检验，测定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间接胆红素（IBIL）。hs-CRP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正常值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13.0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独立样本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q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CHD组与对照组胆红素、hs-CRP和Hcy检测结果比较

CHD组TBIL（t=2.534，P=0.013）、IBIL（t=2.188，P=0.037）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BIL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819，P=0.078）。CHD组hs-CRP（t=11.507，P=0.000）、Hcy（t=10.856，P=0.000）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CHD组与对照组胆红素、hs-CRP、Hcy血清测定结果（x±s）

注：CHD：冠心病；TBIL：总胆红素；DBIL：直接胆红素；IBIL：间接胆红素；hs-CRP：超敏C反应蛋白；Hcy：同型半胱氨酸

2.2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与胆红素、hs-CRP、Hcy关系

经方差分析，单支病变、多支病变及对照组血清TBI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721，P=0.011）；进一步做q检验表明，多支病变组低于单支病变组（q=3.245，P=0.037）和对照组（q=3.807，P=0.026）；以上三组间血hs-CRP、Hcy水平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F=8.516，P=0.003；F=7.878，P=0.005），其中多支病变组血hs-CRP水平高于单支病变组（q=4.743，P=0.003）和对照组（q=6.774，P=0.000），多支病变组血Hcy水平也高于单支病变组（q=4.292，P=0.006）和对照组（q=5.340，P=0.002）。见表2。

表2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和胆红素、hs-CRP、Hcy水平（x±s）

注：TBIL：总胆红素；DBIL：直接胆红素；IBIL：间接胆红素；hs-CRP：超敏C反应蛋白；Hcy：同型半胱氨酸

3讨论

CHD的病理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脂质过氧化和超氧自由基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长久以来，人们只重视高浓度胆红素的诊断意义，而忽视了低浓度的胆红素的病理生理学意义。Scheartner等[4]首次发现血清胆红素与CHD发病呈显著负相关，后Kang等[5]通过对2862例CHD患者的研究提出胆红素与冠脉粥样硬化呈负相关。国内于海波等[6]通过研究认为血清胆红素水平降低，患者的CHD发病率明显升高；血清胆红素水平越低，冠状动脉病变越严重；TBIL、DBIL是CHD的独立保护因素。目前认为胆红素主要通过抗氧自由基作用、抗脂质过氧化作用、干扰血脂代谢、抗炎症和抗免疫作用和抑制人成纤维细胞蛋白激酶C（PKC）活性而发挥非抗氧化特性的细胞保护作用从而对冠状动脉起保护作用[7]。本文研究显示，86例CHD患者血清胆红素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还显示，血胆红素水平多支病变组明显低于单支组和对照组，说明胆红素水平能反应冠脉病变程度，在生理浓度范围内较高水平的胆红素浓度可能有保护血管、阻止动脉粥样硬化，这与上述研究报道一致。

hs-CRP是最主要的炎性反应蛋白，当有炎性反应存在时，hs-CRP明显升高。新近的大规模临床研究认为CRP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炎症因子，对冠脉病变的严重程度及临床不良事件有较好的预测作用[8]。CRP本身还可以促进单核细胞释放组织因子，该因子是外源性凝血途径的重要启动因子，其释放的增加，势必加强局部血栓的形成[9]。同时，CRP还可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相互作用并损伤细胞膜，同时还能激活补体系统（促进炎性反应）。因此血清CRP不仅是反应炎性反应的标志，其本身还有促进炎性反应及斑块破裂，甚至促发局部血栓形成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CHD患者血清hs-CRP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清hs-CRP浓度明显升高与CHD发生、发展有关。并且本研究还显示，多支病变组血hs-CRP明显高于单支病变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hs-CRP水平和CHD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可用hs-CRP预测年CHD的严重程度及判断预后，这与国内学者研究一致[10]。同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降低血清hs-CRP水平可能成为治疗CHD的一种重要策略，目前国内学者有相关报道[2]。

Hcy是甲硫氨酸的中间代谢产物，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已被许多研究相继证实与心脑血管疾病、外周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相关[11]。目前认为Hcy主要通过对LDL进行氧化修饰、激活血小板的黏附和聚集、促进氧自由基形成、增加动脉压等机制引起冠状动脉粥样硬化[12-15]。本研究显示，CHD各组的Hcy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血清胆红素、hs-CRP和Hcy水平对CHD的发生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降低血清hs-CRP、Hcy水平和提高血清胆红素水平，为防治CHD提供了理论依据[16-17]。检测血清中胆红素、hs-CRP和Hcy简单、经济，在检测CHD常规检查的基础上，增加检测血清中胆红素、hs-CRP和Hcy水平，对于CHD患者的判断、预后、治疗及疗效观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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