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例(12篇)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篇1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经济学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现状
（一）农村教育发展落后，城乡教育差距大
与城镇相比，国家对于农村投入的教育经费、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存在很大差距。学杂费占农村收入比例高达3.44%及5.54%，由于农村人均收入普遍偏低，学杂费又占据一部分比重，为此更加阻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见表1）。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不均衡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从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看，与城镇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固定资产总值在普通小学生及普通中学生方面分别比城镇低了4万、6万元，危房比例大，教师队伍缺乏，都不利于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农村教育陷入止步不前的状况（见表2）。
（三）农村卫生医疗条件落后，供给不足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差，卫生设施建设不全，医疗队伍素质水平差，且医生缺乏。此外，还存在乱收费、高收费的现象，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农民对于就医望而却步，不利于农民身体健康水平。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财政问题是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原因之一，除了财政问题外，政治经济问题成为导致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为此，应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进行分析，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这种病态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从非均衡供给的类型看主要有三种，即总量非均衡、结构非均衡以及城乡非均衡。总量非均衡即当前的公共服务供给尚无法满足农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结构非均衡即政府较少从农村利益出发，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而通常是大规模进行形象工程建设。城乡非均衡即在各个公共服务供给模块方面，城乡存在较大的差距。针对这三个类型，笔者由宏观到微观、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分析造成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原因。
（一）宏观政治经济因素：政策偏向城市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职能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政治统治职能，其二社会管理职能，其中社会管理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的前提和基础。恩格斯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实现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继续下去”。任何国家的统治者，若无法行使社会职能，即搞不好经济、文化建设，也就不能对卫生、人口发展、交通等做出贡献，最终，政治体制将崩溃。因为社会职能行使不好，就会失去民心，也会失去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社会职能是前提，是政治统治、阶级职能实现的先决条件。政治职能是社会职能实施的保障。
学者刘鹏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有两种发展路径：福利政治与权利政治。他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指出党和政府倾向于通过建立福利政治，重建公共产品供给制的方式来达到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目的。根据以上论断，可以进一步证明，国家稳固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固状态，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政治合法性又分为传统型、绩效型、现代型三种。在我国，由于正处于向现代化时代转型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我国的政治合法性是绩效型，即以向GDP看齐，以GDP增长为各地政府执政的目的及衡量一个政府绩效高低的标准。同时，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公共服务也强调市场化，由政府提供变为部分公共服务市场化，由市场提供，这就导致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的缺位。此外，由于城镇与农村两大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竞争，城镇有更多发言权追求更多的公共服务，这就导致了城乡在公共服务方面供给上的不均衡。为实现国家的长效发展，应满足更多群体的需求，关注农村村民的心声，才能巩固国家发展。
（二）中观政治经济因素：以经济为重心使政府服务缺失
当今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绩效合法性，我国正处于向现代民主型转变的阶段，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问题突出，为摆脱这种局面，政府就会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式，以增大蛋糕的方式，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地政府出现了高度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的现象。财政收入是一定的，若过多的关注经济建设，便会导致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从财政支出上便能看出，由于各地政府以GDP增长为执政的目标，为此，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越来越少，还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总量的不均衡，看病难、上学难等社会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各地政府财政投入的方向一般是“招商引资”，而忽视了公共服务的提供，各地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财政收入，却以资金缺乏为理由，推卸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的责任，这便导致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使得农村发展滞后严重和农村总量不均衡。
（三）微观政治经济因素：政绩导向使政府忽视农村利益
多数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做对激励”，而不是“做对价格”。体现在地方政府上，就是追逐GDP的高速增长，以展现政府绩效。公共服务分为“硬服务”及“软服务”两类，“硬服务”是指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的建设，“软服务”是指关注人民的需求，提供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公共服务，着重体现在人民的需求层面。张军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硬件”具有很强的激励，这是“硬服务”能突出的显现政府的执政绩效水平。由于地方政府对于“硬服务”的过度关注，各地政府相互比较各地的GDP水平及税收收入，这就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成为政府执政的目标。这导致了政府在“软服务”方面的缺失。各地政府对硬件设施的投入，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处于较高水平，但对于农民来说，这些基础设施并不能为农民谋利益，而相对于豪华的基础设施来说，农民真正需求的却得不到满足，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建设与城市相比，相差甚远，这就形成了结构上的不均衡。农民更多的关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但对于政府来说，这些层面并不能为政府政绩服务。为此，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其原因在于政府政绩的导向存在问题，以经济增长衡量政府政绩，会导致政府继续忽视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不均衡持续存在。
对策及建议
（一）宏观层面：以民生建设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来源
首先，要改变发展理念，做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关注公共服务的供给，使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从而使经济增长与公共服务实现平衡发展。其次，要以城乡均衡发展为指导思想。偏向城镇的思想只能使我国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求应以城乡平衡发展为指导，以城镇带动农村的发展，从而改变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局面。最后，制度改革。我国民生问题突出，尤其在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完善，为此，应进行制度改革，通过制度改革满足农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联动作用，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从而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平衡发展。
（二）中观层面：政府职能向经济社会平衡发展转变
当下我国的政府部门过度追求经济的增加，这是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即绩效合法型高度联系的，要实现从绩效合法型向现代民主型的政府转变，就应该转变政府职能，从过度关注经济建设，忽视公共服务的层面，到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为此，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应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在公共服务方面供给的职责。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构建服务型政府，真正为农民提供切合实际公共服务，满足农民的需求。部分公共服务市场化，但对于市场因成本高而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应由政府为主导，市场加以配合，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切实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加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次，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由经济基础建设到提供“软服务”。财政投入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经济建设方面，在这种支出结构下，农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必然得不到满足，为此，政府应该调整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由经济建设转变为经济与公共服务的平衡发展，在保证经济健康的前提下，满足农民真正的需求，扭转结构性供给不均衡的局面。加强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支出，提高农民的满意度，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最后，地方政府应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不能一味地追求城镇的发展，以城市偏向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将使贫富差距愈来愈大。
（三）微观层面：政府激励方式的转变
为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重点应调整激励方式。现在政府绩效考核的标准是GDP、政府财政收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些考核目标必然使政府过度的关注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不是人民的满意度状况。为此，应将人民的满意度纳入对政府的考核体系，在考核经济健康发展与否的前提下，还应增加人民满意度这一考核指标，从而使政府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也会注意对人民需求的满足。二是应加强对政府绩效考核的反馈，增加约束机制。应注重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由于缺乏来自外部的压力，使得问责制区域形式，达不到约束政府行为的目的，为此，应增加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体制，在农村公共服务中，应增加对农民需求的调查，从而进一步满足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的绩效也因为增加了对这些需求完成情况的考核，从而能约束政府将财政资源真正用到实处，满足农民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志平.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微观基础：利益博弈[J].湖北社会科学，2011（7）
2.胡志平.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的政策性框架建构[J].蔺州学刊，2011（1）
3.胡志平.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供给的宏微观政治学阐释[J].理论探讨，2011（2）
4.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J].管理世界，2007（9）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篇2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在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已经有所成就，并逐渐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为了深化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改进农村政治的现有研究方法，学者们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农村政治研究中科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因此，评介西方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无疑是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西方农村政治研究分为几大学派，包括政治发展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农民研究学派等。本文主要评介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农民革命的根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是在分析农民革命如何发生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运用结构分析法，认为农民革命产生于世界经济结构，这种世界经济结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边缘则是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心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增长是对边缘国家、特别是落后经济国家剥夺的结果;这些落后经济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原材料和农产品;通过贸易倾斜机制，物化劳动力机制或者跨国公司的机构，资源从边缘流向中心;边缘的落后就成了中心发展的必然结果;欠发达地区——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者——处于被剥夺的国际地位;欠发达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使它们产生了革命潜力。[1]
这种分析源于二十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即关于东欧革命可能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争论。其中对一战中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争论主要是想了解工人阶级与国内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时的行为倾向。两种争论都想弄清帝国主义发展的动力，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成熟发展的主要利益冲突存在于国际而非国内，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了“成熟”经济的相对繁荣，而使落后地区更加落后。[2]这实际上就是后来被称为殖民主义的理论。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些早期争论因保罗·巴兰和保罗·斯维兹甚至后来的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和安德勒·冈德·弗兰克的研究而重放光芒。通过各种形式，他们成为发展研究的现代化学派的替代者，并对现代化学派形成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能够说明为什么政治暴力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它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前工业社会中。
但这种理论也有一些重要的不足之处。主要的弱点是把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所有主要部分都装进宽泛而不加区别的范畴中：代表剥削性世界经济的部分和被剥削因而欠发达的部分。这种宽泛的两分法与现代化理论家的“传统—现代”两分法相比，没有更多现实意义。只不过是前者认为现代化是传统向现代的进化，是和平过渡;而后者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不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出现，因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状态，对立的结果就是革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没有强调欠发达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因此也不能洞悉欠发达的国内原因。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理论的产生在于策略的争论;在于努力促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生阶级联盟，建立推翻帝国主义霸权的基础。因此，资本主义欠发达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动员的策略要求，这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利益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假设之上。[3]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不足是，不能把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部门区别开来，不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就不能找到从农业文明过渡出来的动力。这种不足限制着理论家们，使他们不能彻底认识农村发生抗议的原因。特别是不能认识到国内制造业和工业——这些部门的崛起是发展过程的标志——正努力从农村汲取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农村本身的部门利益内部冲突就爆发了。发展中国家内部利益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忽视了这些内部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农民的许多不满，而正是这种不满促使农民在发展过程中做出政治反应，使农民具有政治性。
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农村发展的类型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沿袭了现代化学派的发展定义，即发展是农村和农业社会向城市和工业社会转型的一种运动。但与现代化学派相比，它找到了发展中国家内部政治冲突的根源。认为许多斗争都是产生于发展过程本身，特别是产生于资源从农村输送到城市的再分配过程。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批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在于国际经济;而在于农业经济有自身转型的潜力。农村政治要研究的不是国内和国际经济之间的市场关系，而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农村内部的阶级关系。
国内政治经济理论有两个学派。一是结构转型理论，以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为基础;一是原始积累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这两种理论不仅早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传统，而且早于政治发展理论本身。当六十年代末的知识爆炸和政治爆炸把发展研究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帝国主义理论时，这两个学派就对发展过程中的农业地位给予了分析，并力求从国内经济发展中找到政治发展的动力。
两个学派都赞成发展的基本概念，即发展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并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概念上产生了一致认识。他们认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生产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例的缩小。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中，西方著名学者西蒙·库兹耐、沃特·罗斯托、W·亚瑟·刘易斯和豪利斯·切奈利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来源的结构转型规律是最有意义的。这种规律标志着国民经济和人均国民收入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增长。[4]这些学者通过研究农业向日益发展的非农业经济部门释放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的方式，研究发展的国内动力。
结构转型理论的农村政治学有三个研究主题。首先是关于城乡贸易竞争的研究。这种竞争决定了农业资源在促进非农业增长时所得到的回报。因此，农村政治研究注重不同的城乡竞争，比如苏联的“剪刀差”、美国的麦金利关税和“平价制度(Parity)”，以及英国的谷物法等。[5]其次是关于农村萎缩的政治研究。以前曾是经济核心的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却被替代和边际化了，农村政治就是研究农业如何被替代和边际化的。农村萎缩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发展过程就是对保守且固执的农村部门的征服过程，如苏联的集体化道路。一种是发展过程就是对逐渐萎缩的农村部门中的精英的吸收或补偿过程，如在日本，土地权利换来的是安全和财政上的保证;在普鲁士，黑麦关税换成了钢铁关税。一种是把封建政治经济中的精英地位直接换成工业化国家官僚制中的精英地位——这是一种趋势，也是国家导向型的工业化军国主义模式崛起的结果。[6]再次是有关农村内部自身冲突的研究，其中效率较高的农场主代替了效率较低的农民，而后者则离开了日益萎缩的农村部门，加入城市移民或工业无产阶级行列。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却不同于结构转型理论。结构转型理论强调，发展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机遇和双赢效果。而马克思的理论则认为，发展过程中有赢家和输家，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建立在强力剥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英国工业化分析中简明扼要概述的原始积累理论，把农业看作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泉。规模巨大、发展迅速的农场使大批的农业人口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家是通过工资劳动才保证了剩余价值的获取，并获得积累力量，从而产生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了重大复兴。这种复兴建立起几个农村政治的研究主题。一是贫困化理论：经济发展建立在对农民的暴力驱逐以及他们自愿进入正在萌芽的工业中心的基础上。这一主题贯穿于英国工业化历史的始终。六十年代E.P·汤普森的著名研究重提这一主题。虽然这一理论受到R.M·哈特维尔、J.D·钱伯斯和剑桥地理历史学派强大且有说服力的挑战，但它仍然保持着发展研究的正统地位。二是强行剥夺理论：工业化并不是要求农业资源必须流向工业部门而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也得到较高回报)，而直接是对农业的强行剥夺。强迫而非交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种观点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许多实践家赞成把“挤兑”农业作为迅速增长的保证。发展资源应该并能够从农村地区通过强力获得的假设，虽然受到英国工业史经验分析的强大挑战，但它依然是发展研究领域的基本假设。三是农村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起源在于为控制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在库拉克(Kulak)“村社食堂”(mir-eating)或其假设的反面、坦桑尼亚的富裕农民、英国资本主义农业和美国合作农业的胜利、或者第三世界经济作物种植和出口基地的出现中都可以看到，是农业商业化(农工综合体)使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农村阶层迅速崛起，同时伴随着对农业生产群众的剥夺。[7]
讨论经济发展中农业地位的结构转型理论和原始积累理论，均是“宏观”研究，因为它们分析的都是整体经济的转型。对这两种理论来说，发展的源泉在于农村。其中对结构转型学派而言，正是农业供应功能的进步性前移启动了“MillsMarshalltreadmill(蛋形积累)”运动，并导致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的不断流动。对于原始积累学派而言，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主义农业和具有商业头脑的农业资本家努力扩大并适应市场。但针对现代化学派，两种政治经济理论都持相反观点，即认为发展的源泉不在于现代部门对落后农业部门的成功干预，而是农业部门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可以看出，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对农村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研究。这种类型研究为农村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总之，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派还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派，都是西方学者对农村政治研究进行的有益探讨。它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研究结论彼此相异，研究方式各有利弊。而正是研究的多角度、多层次、丰富性为农村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应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管理工作于思想政治工作同等重要。然而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重经济、轻思想的问题，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管理中应用的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经济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各行各业之间的竞争力逐渐增大，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需要通过有效的经济管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为了保证企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性，保证企业运营工作顺利开展，也为了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就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模式、条件、对象等都会随着经济管理体制变化而变化。在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企业信息渠道不断扩展，企业员工的思想、行为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网络等因素的影响，而传统的企业思政工作模式也不能适应新时代企业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加强思政工作创新，树立全心的经济管理理论，注重服务，帮助员工解决实际问题。
二、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管理中应用的意义
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帮助企业员工逐渐的转变思想，进而对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发挥积极作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对于企业来说，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为了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高企业运营的经济效益。这就需要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充分应用市场经济理论，帮助企业员工树立市场经济新理论。
（2）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企业经济管理中融入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发展、提高员工积极性的客观需要。企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坚持党的政策方针不动摇，对企业员工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针对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思想、情绪等，采用有效的思政工作模式，激发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挖掘员工的潜能，增强企业凝聚力，全面促进企业发展。
（3）市场经济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依据有效的经济管理。根多年的实践经验，一味的追求经济管理效益是不行的，需要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坚持辩证与统一的原则，使经济管理与思想政治相互促进，才能充分发挥经济管理的效益。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将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企业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针对实际问题进行处理，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提供基础保障。
三、经济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应用
根据经济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笔者基于多面的企业管理经验，现提出几点加强企业经济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
（一）企业经济管理人员需要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
企业运行离不开企业管理，而企业管理同样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说思想政治工作时开展企业管理的有效基础。所以，企业相关领导需要加大对企业思政工作的重视力度，根据企业经济管理实际情况，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积极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思政工作模式，通过先进的市场经济理念去武装企业员工，不断的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挖掘员工的潜在能力，发挥集体的力量，促进其为企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模式
传统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以会议、文件等形式，在工作模式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内容等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这就需要加强思政工作模式创新。第一，需要根据企业运营实际，针对企业经济管理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等，将思想政治工作于经济管理充分融合，创建适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政工作体系；第二，加强对思政工作队经济管理服务性方面的考虑，有针对性的改变思政工作模式，促进思政工作模式多元化发展，既可以采用调研、座谈会等方式，还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演讲报告等方式进行企业思政工作开展。
（三）不断的完善企业思政工作机制
为了保证企业思想政治顺利开展，必须以完善的工作机制作基础。首先，在企业管理工作开展中，要发挥思政工作舆论导向的作用，为企业营造一个自律的生产氛围，形成一个自律的工作机制，帮助企业员工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并促进良好习惯逐渐向着企业文化方向转变；第二，完善企业监督机制。在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为了避免重经济、轻思政的行为，同时避免企业思政工作流于形式，需要建立企业内部纪检部门，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监督体系，并加强企业内部监督，为思政工作开展提供便利的条件，保证企业思政工作作用的发挥。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仅需要重视经济管理工作，更需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经济管理提供有效的服务，保证企业经济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受到经济管理体制变化影响，思政管理内容、对象、模式等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企业领导者需要加强对思政工作的重视，将思政工作充分融入经济管理各个环节中，加强思政工作创新，建立完善的思政工作机制，确保企业思政工作顺利开展，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1]李泽地.浅析在经济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应用[J].青春岁月.2010，15（9）：125-126
[2]孙慧，梁幅，周志敏.浅析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有效应用[J].经管空间.2013，35（8）：99-100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文化；哲学
高中政治作为高考的重要科目，每年的题目千变万化，但是考试的内容万变不离其宗。所以老师在教课的时候会让学生记住书上最基本的内容，在遇到时事政治分析题的时候举一反三，就一定能分析好材料。我国的高中政治大致分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哲学生活四本书，以便让学生全方面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政策，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政治生活中的“变”与“不变”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等。这些基本的国策我国是不会改变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呈现发展的趋势。我国在坚持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应对新形势，应该提出新的方案应对，这时就会出现许多新的政策。比如，最近新颁布的“二孩”政策，就是应对我国现在的老龄化问题、经济问题等而提出的。以前因为我国人口不断激增而不得不采取的人口减少政策，明显不符合新世纪的发展了。所以现在做政治题的时候，老师会让学生多关注时事政治。政治是一门变化最快的学科，每天都会发生许多的事情，需要学生根据所学的政治知识去判断事件的核心。
每年的“两会”都会对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建议，从而制定出符合我国发展的一些政策，但这些政策都是依据我国的政策结合实际发展做出的正确决断。学生要学会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样对材料分析题就会得心应手。
二、经济生活中的“变”与“不变”
我们在学经济这本书的时候，会了解到我国的经济政策，了解到价值规律，公司类型以及我国劳动法等等。世界上有不同类型的政治国家，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大体上差不多，都会遇到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经历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法，当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经济问题也可以吸取经验，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会感觉到我国目前的纸币越来越没有之前值钱，一部分原因就是通货膨胀。当学生学习到经济生活后，就可以试着用经济常识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比如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的支出中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越大，只能证明你把钱花在食品上多，对于其他的精神消费等就会减少，这样只能证明人们活得不太幸福，只有恩格尔系数减小了，那么你用于其他消费增多，就说明你生活挺幸福。这条规律是不会改变的，学生要根据给出的材料仔细分析，必定可以计算出一个人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对人的影响也就信手拈来。
三、文化生活中的“变”与“不变”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国，中国蕴藏着自己优秀的文化。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个人的成长历程中，而且表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对我国文化一直坚持的原则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保护好我国的传统文化，发挥好优秀文化对我国的促进作用。
我国一直注重对优秀文化的保护，对传统节日的保护，学生要善于关注新闻，看国家的保护政策，当遇到新的时事问题，就能够准确分析出知识点，这样得高分就不是问题了。
四、哲学生活中的“变”与“不变”
哲学是经济、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我国选择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的统一，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我国也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我国现在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都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要坚持正确的哲学观点，在哲学的指导下，我国会越来越好。我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从实际出发改变自己的政策，但是基本原则不能变。学生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把最基本的原则背熟，这样在用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
总之，政治是国家社会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发展如此之快，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作用。作为新时期的学生，要认真学习政治，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样才能做好新时期的接班人。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篇5
关键词：中俄会计；制度；趋势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一）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动态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俄财会发展中主要分以下几种观点。
1.中俄会计存在一定的差异
周晓苏《中俄会计制度比较及其启示》（2001）认为中俄在会计法的立法主体和责任上以及谁承担会计信息造假责任的认定上存在一定的不同。其他学者如卜海涛（2001）《中俄会计制度比较》、梁金龙（2010）《中俄会计准则之比较研究》、刘沃夫（2012）《中俄会计制度比较研究》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两国之间会计发展的不同，有的学者研究的比较具体，从具体报表项目分析两国会计处理的差异。有的学者研究的比较宏观，从准则制定程序上介绍两国财会制度发展的不同。
2.中俄会计的发展受国家内部环境影响
付磊（2012）《企业制度演变与会计发展》认为企业的发展水平对财会制度的演进起到推动作用，李艳萍（2007）《计环境对我国会计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国会计的发展水平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其他作者如赵静（2012）《浅析会计环境对会计发展的影响》、保红珊（2003）《俄罗斯会计国际化进程及其剖析》、杨晓玲（2007）《俄罗斯会计研究――兼论对我国会计国际协调的启示与策略选择》、王遂昆（2013）《古老贵族气息与现代激变中的俄罗斯会计一二十世纪俄罗斯会计研究述评》、耿海利（2014）《俄罗斯社会文化对会计影响研究》等分别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对中俄会计发展背后的原因进行研究。
3.中国和俄罗斯的会计发展受到国际化潮流影响
很多学者将国际化作为中俄两国会计发展的动因进行分析，诸如李芬（2006）《我国会计国际化策略研究》、刘长青（2008）《会计国际化之国家利益研究》、刘锦霞（2012）《中国会计国际化三维结构研究》、张海君（2014）《俄罗斯会计国际化改革适应性思考》、朱娜（2014）《国际会计准则与我国会计准则差异分析》这些学者认为国际化发展促使财会制度改革，他们分别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财会制度的国际化适应性进行了研究。
从国内学者对中俄会计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一部分学者仅仅对比了两国之间的财会制度的差异，却很少对引起财会制度不同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也没有对差异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更没有对差异未来的走势进行探讨。
（二）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动态
国外学者中对于中俄财会制度发展方面研究不多，很多学者对于俄罗斯财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的观点如下。
1.财会系统外在环境的变化会引起会计本身的变化
AlanCombsMartinSamy，AnastasiaMyachina2013《CulturalimpactonthehannonisationofRussianAccountingStandardswiththeInternationalFinancialReportingStandards：Apractitioner'sperspective》谈到集权主义有助于俄罗斯会计的良性发展。AnatoliL.Bourmistrov，FrodeMeUemvikl999《Russianlocalgovernmentalreforms：autonomyforaccountingdevelopment？》以列宁格勒州为例，描述当俄罗斯权力下放地方后，当中央会计制度发生变化后，地方会计准则不能快速反应。
2.当前财会制度演化的趋势是国际化
R・B・索科洛夫（1990）《会计发展史》认为俄罗斯会计发展的趋势某些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美）麦基、（俄）普雷布拉金斯卡亚（2011）《东欧和亚洲的会计和财务体系改革》研究了俄罗斯会计改革的动力和前进的方向，认为国际化是主流。OksanaKim2013《RussianAccountingSystem：ValueRelevanceofReportedInformationandtheIFRSAdoptionPerspective》以俄罗斯一家公司为例，当其在伦敦上市后，作者对比公司采用国际准则后提供的会计信息与原来俄罗斯报表提供的财务信息，指出俄罗斯应该进行会计改革实现更多的信息披露。
从对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在研究俄罗斯财会制度发展方向上基本都认可国际化趋势，但没有深入分析背后因素，个别学者从集权，经济等方面做了一些分析，但对于这些因素对会计发展影响的强弱的研究并没有涉猎，也没有从因果关系中对将来俄罗斯会计走向进行探讨。
二、对影响中国近代财会制度发展的因素分析
本部分主要对中国经济形态、经济政策、政治形态、财会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综合分析。
第一阶段1949-1952年，经济形态上表现为经济基础薄弱，农民迫切需求土地私有，工商业初步发展。经济政策表现为建国初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国家保护工商业的多种经济并存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并存的经济制度。政治形态表现为适度集权的形式。财会制度建设表现为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央金库条例》和《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决定》。
第二阶段1953-1956年，经济形态上农业初步发展，农民积极性较高，整体经济表现较好，经济的发展内在需要国家适度宏观调控。经济政策表现为向苏联学习，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经济体制迅速变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形态上表现为高度集权，个体经济自由度几乎没有。财会制度向苏联学习，补充了很多财会制度。
第三阶段1957-1976年，经济形态表现为经济水平下滑，农民希望有自己的土地耕种，迫切需求多样化市场交易。经济政策摆脱苏联模式，，制定的经济目标不符合实际。政治形态表现为较高集权，个人崇拜风行。财会制度建设由于失去管理和控制而停滞不前。
第四阶段1977-1991年，经济形态表现为经济实体需求自由发展。经济政策由原来的集权转变为适度的放权。政治上表现为由原来的高度集权转变为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财会制度建设得到发展，出台了《会计法》《中外合营企业会计制度》。
第五阶段1992-2005年，经济形态表现为涌现了很多的企业，股份公司，他们迫切需要有效的会计信息披露。2001中国加入WTO，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政策表现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形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适度宏观调控。财会制度方面，在1993年实施“两则两制”。
第六阶段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外相互投资越来越深入，迫切需求更加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政策逐步放宽。政治形态表现为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审批权减少。财会制度适应市场需求，于2006年公布新准则，与国际会计进一步趋同。2014年对部分准则修订适应经济发展内在需求，同时向国际会计准则更进一步。
三、对影响俄罗斯近代财会发展的因素分析
本部分主要对俄罗斯经济形态、经济政策、政治形态、财会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综合分析。
第一阶段斯大林时期（1922-1953年），经济形态由于二战过后百废待兴，尤其农业经济期待复苏。经济政策农业经济让位于工业经济，工业经济最后变成军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政治形态上表现为高度集权。
第二阶段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年）经济形态依然是农业的迫切发展，工业产品数量少。经济政策表现为对农村经济进行改革，对工业由原来中央集权逐步放权，后期出现赶超英美等过激政策。
第三阶段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1985-1999年），经济形态表现为经济持续低下，人民渴望富裕。经济政策推行自由经济，向西方学习，将利润上缴改为征收税款对企业进行管理，过度放权导致金融寡头出现。政治形态由于政府过度放权以致苏联解体，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名义推行自由实质是集权政治、寡头政治。财会制度建设开始与西方观念交流接触，开始出现会计报表，功能由原来的简单维护国有资产功能向维护国家税收转变。
第四阶段普京时期，经济形态从一开始低迷、人民经济生活困苦逐渐复苏，经济支柱产业比较单一。经济政策表现为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开放市场，市场经济秩序逐渐稳定。政治形态表现为集权为主、适度放权。财务制度发展速度较快，从2001年起放弃本国专家制定财务制度方式，聘请欧洲专家制定15条会计准则，这些准则与国际基本趋同，但俄罗斯会计完全与国际化趋同的时间尚早。
四、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对图示解释如下：从两国历史看三个因素的发展脉络可以得出。
一是政治形B的集权程度决定经济政策与财务制度的紧密程度，政治越是集权财务制度的变化与经济政策的变化节奏越是一致。
二是政治形态对财务制度的关注程度决定了财务制度是否会发生变更。如果关注程度不够，即使有新的经济政策，财务制度的也不会有相应变更。
三是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的好坏取决于能否适应当前的经济形态，过于激进或者过于保守，都不利于经济形态发展，最终都会被逐步扭转。
五、影响财会制度发展的关键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响财务制度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经济形态。财务制度建设与经济形态变化的步调不会完全一致，至于是偏左还是偏右既取决于政治形态的集权程度和关注程度，也取决于经济政策的制定。
六、对中俄财会制度建设发展进度及方向进行分析
由第三点可以看出，由于俄罗斯当前政治形态同中国相比集权更重，所以只要俄罗斯政府在经济政策改革中注重财会制度的改革，其财会制度的变革应该比中国要快，但由于其经济形态尚不如中国现在市场经济环境这样成熟，所以其财会制度不会和中国一致。
由于俄罗斯经济形态也将向市场化，国际化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最终会导致财会制度与中国趋同。从历史发展看当两国政治互动时，往往伴随着财会制度相互趋同程度高，当两国关系冷淡时，财会制度的趋同性就不强。两国政治紧密与否取决于各国自身经济形态发展需求，可以看出，由于最近俄罗斯关注中东发展和中国政府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会更加紧密。
七、对中国财会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是推动财会制度改革需要掌握好节奏，与经济形态适应，既要改革又不能操之过急。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1篇6
【关键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正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NewJersey: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Easto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AnInquiryintotheStateofPoliticalScience,2nd.ed.NewYork:Alfred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Ferguson）和罗杰斯（Joel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ThomasFergusonandJoelRogerseds.:ThePoliticalEconomy:ReadingsinthePoliticsandEconomicsofAmericanPublicPolicy.NewYork:M.E.Sharpe,1984,p.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篇7
Abstract:MarxistpoliticaleconomicsandWesterneconomicshassignificantpositionineconomicsandmanagementofhighereducation.Buttherelationshipbetweentwocoursesexistedalotofconfusiontowardsstudents.Thispaperbasedon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betweentwocoursesbydialecticalanalysis,andstatesacientificattitude,whichguidestudentstocorrectlyunderstandtherelationsbetweenbwocoursesfromdevelopmentpointofview.Thispapaeraimstobenefitthepracticeofteaching.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系
Keywords:MarxistpoliticaleconomicsWesterneconomicsrelations
作者简介:朱黄莉,女,出生年月:1983年2月,土家族,籍贯:湖北省恩施市;学位:经济学学士,工作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职称:助教。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学生在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上往往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政治经济学受意识形态影响,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已经过时,而西方经济学对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是真正的经济学。因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应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二是,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是“庸俗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不能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1、阶级性上的差异
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虽然双方都会从对方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自的阶级立场和本质属性。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
2、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
美国当代经济学权威代表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1]简单的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对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类的无限多样的欲望和需要的一门社会科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论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存在差异的的。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来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它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力而不是研究生产关系。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它是一门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学科。
3、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将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而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坚持了唯心史观和理性主义。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建立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地存在。
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规范分析,采用抽象的方法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侧重于实证分析,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推理、计量、检验,探索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运行机制、运行规律、资源配置、分配制度、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
4、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1)价值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不过是商品价值在货币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商品的价格还受到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是,市场供求力量只是一种“干扰”性力量,它只是使价格暂时偏离价值,围绕价值波动,决定商品价格的还是商品的价值。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供求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一种商品与另一商品的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就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
(2)收入分配理论的差异
因为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所得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均来自对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样,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就体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仅仅当作生产要素的一种来进行研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该理论运用要素边际生产力理论以及供求方法分析得出,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均衡来决定的,这一价格就构成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它可以被看成是要素对生产做出贡献而所获得的报酬。这样在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工人的工资如同利息、地租一样,都是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是生产要素在要素市场供求作用下的价格,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因而并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问题。
(3)对资本理解的差异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或资本品包括那些生产出来的耐用品,它们在进一步的生产中被作为生产性投入。”[3]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作为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认为这种要素是和劳动、土地一样,都是生产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不是具体的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4]资本虽然也以物的形式存在,不断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相继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并进行不断循环,但资本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能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殖的交换价值或货币。资本的本质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其次,在对资本作用的认识上,二者也存在分歧。西方经济学用资本边际生产力来证明资本的作用。在其它生产要素不变的假设情况下,通过增加或减少资本的投入来分析资本投入对产出和收益的影响,由此衡量资本的作用,计算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经济学论证了资本在生产中的贡献与资本的收益是相对应的,说明企业获得收益与资本有关,资本家通过资本来获得收益不是剥削,而是正常的经济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资本的生产性,认为资本代表生产力的一个方面,但是资本生产力并不是资本本身带来的,而是劳动生产力的另一种体现。资本靠对劳动的雇佣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占有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收益,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不合理的。
在研究内容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只是列举一二。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共性探讨
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
者同属经济学范畴,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是存在很多的共性的。
1、二者拥有共同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而西方经济学学者也同样将古典经济学作为其来源。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比喻为由古典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拥有共同的起源,即古典政治经济学。
2、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共性
前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共性。
抽象演绎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则继承和发展了因果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后,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评论。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认为,“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拥有的。”[6]
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经济规律,尽管他们在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3、二者在研究内容上存在着共性
首先是在生产力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很重视生产力理论。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经济学也有生产力理论。例如熊彼特的创新生产力理论、贝尔等人的知识生产力论,李斯特所论述的生产力的体系。西方生产力理论注重的是生产力的技术方面。
其次是在有关市场经济规律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对象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他在该书中详尽研究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现象和规律有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而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行的研究。同时,对市场经济的特征,二者有着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着是独立的法人,是市场的主体;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的。
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要引导学生理性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1、引导学生认识二者的科学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必须使学生认识到,二者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都具有科学性。另外,二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劳动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其指导意义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和立场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对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转换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资本市场,政府对资本市场进行调控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互补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对经济本质的揭示,而西方经济学往往注重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能够更好的完善经济学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注重量的分析,我们在具体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注重质的分析,也要注重量的分析。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规范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研究了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回避作出社会评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砸揭露现实经济中的缺陷和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更有利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3、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借鉴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过分侧重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性,对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研究不足。而西方市场经济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所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必然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另外,西方经济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比如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同样需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份。西方经济学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对表层现象进行解释,而忽视了揭示经济发展的本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历史的、发展的角度进行本质的、内在的分析。另外,西方经济学过于侧重于单纯的资源配置或者是人的选择行为,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而经济活动最终是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始终关注人的解放,立足于研究生产关系这一主体,立足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力量推动下的形态变化和结构变化。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也数需要借鉴的。
总之,在对待二者的关系上,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4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8
[3]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204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0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篇8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变
起源于17世纪初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在未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以下笔者将着重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分流、复兴。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政治与经济量大领域之间相互联系
与相互制约，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城邦学中就已经存在。其实，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合理的调整经济、做好政治工作，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发展。就像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中阐述的一样，城邦国家经济问题的存在，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来协调和解决。于1662年威廉配第出版的《赋税法》中说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但是威廉配第并没有在《赋税法》中完整的、详细的阐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直到1776年才被创立，源于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
对于经济学的独立划分，约翰穆勒应当算是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是将“公权”和“私权”划分开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共事务的处理。受此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就越加独立。穆勒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分为个人理性的假设和对市场交换的研究。真正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分离，是于1871年的边际革命，也就是利用边际效用论代替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逐渐走向边际化，而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的《经济学原理》真正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分离出来。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就相当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古典经济学理论构筑，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与此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批判地集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延伸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进而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演化政治经济学是从凡勃仑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学科》开始的。的确，凡勃仑阐述的是演化经济学内容，但是其实质就是演化政治经济学。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再次复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应当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将经济、政治分属于不同学科。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市场调节作用受到质疑，此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调整了市场，纠正了市场缺陷，因此经济人士和政治人士纷纷认识到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此之后积极进行经济学研究，也是某种程度上将经济学推向政治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因国家问题，通过经济学的运用得到了解决，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有事起选择机制和宪法设计的性质上。此时可以显现出，经济学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政治，这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60~70年代，政治经济学开始复兴，一些学者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以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为特征，但是其不同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进行政治与经济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借助现代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去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
(一)政治经济学概述
1.政治经济学概述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概述，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明，我国学者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不同的阐述，如黄新华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而李增刚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至少把政治、制度、法律等因素排除在外，并采用经济学的假设、原理及工具分析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因素范围。虽然，对政治经济学的阐述不同，但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学本意是一样的，即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政治和经济的整合为前提，在此前提之下经济方面的研究考虑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等因素驱动下个人选择问题，而政治方面的研究是考虑权利约束、国家制度、个体权利冲突下集体选择问题。（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虽然比较广，但是从分支的研究特点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前者是以政治为研究对象进行经济分析，后者是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经济发展对政治因素的影响。（3)政治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来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经过深入的研究可以了解国家与经济、经济主体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制定，可以为政治与经济模型重构奠定基础。
2.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包括：政治主体行为自身利益与有限理性并存。也就是假设经济人，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中出于对经济人自利的考虑，会对公民的政治主张、政治制定者的行为，甚至是国家行为予以分析；稳定偏好，假定个人偏好稳定，那么在政治经济学中，个人偏好是一种可以自然显现的信息，政策制定者不仅能够掌握这一信息还能对其加以利用，这就意味着政治主体被设定为缺乏调整偏好动机的特征。
(2)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包括，个人主义方法论，也就是个人主义方法始终贯穿于政治经济学，基于个人层面，依据个人的个性、目标、信念等对社会现象予以阐述。逻辑实证主义，是以以上假设为前提，进行逻辑推演，得出结论，证实假设是否成立。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古典理论，但其在政治经济学中依旧可以科学、合理地应用。
(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内涵
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阐述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演化经济学中，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长期存在，使演化经济学倾向于经济领域中市场过程的研究和经济与政治整合的研究。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重点倾向于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方向，所以研究对象为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研究方法是以演化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为基础，借助相关方法和手段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演化”的含义。出于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考虑，在此借助何梦笔所研究结论来理解“演化”：其一，基于政治经济的不确定，关注政治经济知识的出现与扩散。其二，重点强调政治变迁的冲突和非均衡的作用，以关注政治经济主体与组织之间的动态竞争；其三，借助多层次等级选择理论，多元分析演化力量作用对政治一经济体系的影响。其四，多层次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用的工具，进而确定其研究对个体行动的约束。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政治主体行为呈异质性并以有限认知为基础。也就是认定政治主体的行为是受认知模式所影响的，在个体学习或环境的变化下，政治主体的行为将发生一定变化;偏好的动态变化及政治观点的形成。也就是政治主体的偏好具有动态性，可能因为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及其他实体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政治主体的偏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政治观点。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注重群体思考，同时个体思考优势重要的演化分析核心特征，所以，应当基于个人主义，对个体的异质行为进行重点分析，进而明确个体的独特政治观点。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批判实在论，也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将社会定义为经验和时间的构成，进而重新定义经济行为及理解经济主体的政治观点。
(三)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烟花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
1.理论框架特征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概述和理解，在对两者进行理论框架方面比较中，设置了表一来比较说明两者的理论框架特征。
2.相关概念的比较
两者相关概念的比较，包括利益集团和战略集团的概述，在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利益集团的概述是以实现成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视利益集团为企业，组织者为企业家，集团成员为消费者，如此通过利益集团的成立，目的在于为成员提供服务。战略集团则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制定一系列战略，以赢得利益。在演化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战略集团的概述，是政治个体组成，进行集体行动，进而发挥作用；对利益集团的概述，则是回归到个人成员上，从经济角度分析个体层面。对于政治企业家的概述，新政治经济学，将其视为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负责集体行动，在新演化政治经济理论中，政治企业家则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集体行动。
三、新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应用
基于以上内容的分析，将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经济学综合应用，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相同，为实现两者综合应用提供的理论支持是相同的。但是两者之间存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者综合应用效果，对此应当同均衡分析法和演化分析法,对两者进行调和，也就是提出两者综合应用假设,在此基础上设定核心概念、解释逻辑等，进而使两者可以综合应用。基于此，利用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调和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其两者可以有效的应用。
四、结语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篇10
注释：
[①]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程同顺编著：《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朱光磊：《政治学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吴志华主编、高建副主编：《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⑥]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⑦]刑颖、胡仙芝、张霁星：《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讨会综述》，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8期。
[⑧]吴春华：《政策创新中的政策规划与传输》，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02期。[⑩]潘允康、王光荣：《基层群众组织民主自治的理性思考》，载《社会》，2001年08期。[12]程同顺：《村民自治的蜕变及防治》，载《调研世界》，2001年02期。[14]杨龙：《评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政治观》，载《理论与现代化》，2002年02期；杨龙：《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特色》，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16]刘润忠：《美国政治与利益集团》，载《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01期。[18]谭融：《美国公共利益集团政治评析》，载《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02期；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评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4期。[20]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2]徐大同：《21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23]高建：《重视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24]吴春华：《密尔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特征及其形成》，《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26]马德普：《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6期。
[27]吴春华：《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向》，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11期。
[28]赵景来：《20世纪晚期西方政治哲学三场争论的研究综述》，《学海》2001年第1期。
[29]马德普：《上帝与永恒法——论基督教神学中的普遍主义传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
[30]马德普：《价值多元论与普遍主义的困境——伯林的自由思想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6期。[32]常士訚：《后现代民主思想述评》，《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8期。[34]佟德志：《自由立宪与民主制的创新》，载《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佟德志、牟硕：《缺失宪政的民主革命及其困境》，《中西政治文化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7]刘泽华：《王权主义概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8]陈永森：《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载《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08期。
[39]刘泽华：《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41]葛荃：《论政治思维定势与东林党人的困境》，《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2]刘泽华、刘丰：《礼学与等级人学》，《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
[43]程同顺、杨文彬：《传统等级观念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44]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载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46]戴回天：《阻碍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心理因素探析》，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1期。
[47]黄颂：《略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意识的嬗变与政治发展》，载《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02期。黄颂,张正乾：《对我国公民政治意识嬗变中若干问题的思考》，载《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02期。[49]张喜阳：《求实精神的恢复与我国的政治思维转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50]葛荃：《论“以德治国”的现代规定性》，载《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05期。[52]温克勤：《说“人治”》，《道德与文明》2002年第2期。
[53]吴德义：《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4期。
[54]刘世明：《古今“德治”之比较》，载《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05期。
[55]郭九林、顾世宽：《法治与德治：治国安邦的两大法宝》，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04期。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认识
对于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蓬勃发展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拥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无疑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作为一门基础理论课，政治经济学应当成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高层次的创新人才，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学工作者，近年来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课程内容体系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实践。
一、目前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1、研究对象不一致。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十分明确，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它所揭示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而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什么呢？似乎什么都研究，既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研究经济运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那么，它基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所揭示规律是否具有一般性？
2、方法不统一。与上一点相联系，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仍然采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系统分析法、规范分析、定性分析，而社会主义则采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甚至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什么理论、什么概念用起来便利、解释力强，就用什么。
3、缺乏学科的独立性。政治经济学“既是经济学基础课，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双重身份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几乎成为中央文件的解释本，每开一次大会，每形成一项重大决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必定要做较大的改动，其理论和观点、体系框架是很不稳定的，学生一年级学的内容未出校门到四年级考研究生时就已“过期作废”了。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两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1、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和发展，以及它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使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2、认识和把握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赖以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关的若干经济范畴和理论，如货币流通规律、价值规律、资本循环和周转等。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改革
1、课程体系改革概况
本课程基本上保持了《资本论》的分析框架和体系，即生产、流通和分配三大块。在分析方法上，仍然按照从一般到特殊、从本质到现象的抽象分析思路递进。例如，首先分析一般生产方式，接着分析具体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然后再分析特殊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我们也对教材体系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首先，在《资本论》体系中，消费被排除在外，我们根据社会的发展和专业课程学习的需要，在“生产、流通和分配”三块之外，增加了“消费”一块，使之与“生产、流通和分配”并列存在，使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由三块变为四块。
其次，在教材内容上，我们增加了“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一章。这一章基本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这是原有教材所没有的。通过这一章的学习，使学生不仅能够在基本原理上掌握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而且能够通过学习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经济运行（如当代国际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世界经济一体化等），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实现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参见新版教材）
2、课程体系改革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特别是掌握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了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有利于学生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次，通过本课程微观经济理论、特别是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的学习，使相关专业（如会计专业和管理专业）的学生掌握了如何加强企业管理的知识和能力。（可以通过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体现出来）
3、在实践性环节的建设方面的调整情况。本课程坚持组织学生利用节假日开展专题的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课间进行讨论讲评。相关的专题如：国有企业的现状与改革；关于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查；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发展状况；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及原因等。这一形式，适应了在大学扩招的条件下开展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要求，较好地解决了因资金不足而导致以大集体的形式开展社会调查的困难。通过调查，增强了学生课程的现实感和提高了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观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张维达．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吴树青，谷书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范文1篇1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6月20日
《政治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与其他课程相比，《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需要讲授经济科学领域的专业基础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承载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的教学任务。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已经大大削弱。这种变化反映在教学层面上，使得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都存在不少困惑。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自身存在的一些因素，使得《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却脱胎自前苏联在20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受到先验论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以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而是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裁剪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实践。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深受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断融合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描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始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有些基本的观点还存在冲突，所以他们之间的融合还需要很长的道路。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理论与实践脱节。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
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
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
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
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