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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例(12篇)

来源:网友 时间:2024-03-14 手机浏览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1篇1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观教育

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政治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政治观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共同构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和思想的解放及观念的更新,人们的政治观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近些年来,大学生中的政治冷漠现象引起了高校和社会的关注,有些学生表现出与其受教育程度极为不符的消极政治态度。为了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我们在多年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进行滚动调查的基础上,于2009年在吉林大学和长春中医药大学专门就大学生政治观问题进行了调研。考虑到大一的学生还处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期,所以,调查的范围锁定在二年级以上。此次调查包括了文科、理工农医等各个学科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的比例为毕业年级300份,占20%;二、三、四年级各400份,各占26.7%。回收有效问卷1437份,占95.8%。除问卷调查以外,我们还对50名学生进行了个别询问、访谈,力求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以其为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大学生政治态度状况的调查分析

政治观是指处在社会政治关系中的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生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的根本观点。这个根本观点是人们观察分析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的根本出发点。政治观不同,人们对于同一个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的看法和态度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分歧。目前在校的大学生都是出生和成长在改革开放年代,他们既亲眼目睹了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过程中的深刻变化以及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又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利益的真正受益者。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的现实社会中,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下,大学生在政治上表现出如下特点。

1.政治认知水平比较高,但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不稳定性也比较鲜明

政治认知是指个体对社会中各种政治对象的认识理解以及赞成反对。政治认知水平与政治主体对政治知识的了解和把握有很大的关系。大学生从进人大学后,学校就通过课堂主渠道和其他形式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说,经过几次重大的改革,目前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范围已经很广泛,无论从理论到实践、还是从知识到行为规范方面几乎都触及到了。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却发现,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一些基本的政治理论知识还缺乏了解,认知水平参差不齐。例如。对我国政治选举活动的运作程序及相关知识,这是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学习过的内容,但是只有42.7%和34.3%的学生表示了解和比较了解,有17.6%的学生表示不太了解,有5.4%的学生坦言对此一点也不了解。参加选举和投票活动是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但实际调查显示,大学生空谈政治的现象比较普遍,而认知水平与实际行动之间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对实际投票活动,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会选择让别人或不参与;即便参加投票的学生也往往是由于受到学校相关方面的动员或强制性要求而不得不参与。所以他们的投票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真正出于公民责任感或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以影响投票结果为目的的很少。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的思想基础,对一些关乎国家民族命运和重大利益的政治问题应该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但认知与行为上表现出的知行不统一,恰恰说明了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不稳定性。

2.谈论政治的热情很高,但自觉关注政治问题的意识不强

政治情感是指人们在政治认知基础上对政治对象产生的内心体验。主要表现为爱憎、好恶、尊重或轻视之感。大学生思维敏捷,关注社会问题,政治敏感度高,是政治活动或政治运动中最激进的群体。这一点可以从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状况的滚动调查结果中得到证明。例如,对、和新疆问题等,大学生的政治态度是非常鲜明的。特别是在个别访谈中,一提到这个问题,大学生们都表现出非常坚定的爱国立场,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行为,要维护民族的团结统一。但是当问及“你会用什么方式体现你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时,有很

多学生的回答就比较勉强。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设置了涉及时事政治、理想信念、社会责任等题目。在“你最了解的国内外大事”、“你的信仰”和“是否愿意加入党组织”的选项中,与之前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自然学科专业的学生选择“不了解”、“没有仔细考虑过”的比例数高于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再如,针对医学专业学生的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医疗制度的改革一直是个社会焦点问题,你关心了解这个问题吗?”,回答认为“与我未来的职业有关,应该关注”的占13.8%;“知道重要,但是不了解”的占27.2%;还有7.4%的认为“无所谓,没有必要了解”。医疗制度改革是一件关乎民生的大事,与医学生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调查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

3.入党动机比较复杂,功利化的倾向不容忽视

动机是构成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直接原因,而行为是动机的外在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个人都是无法完全脱离政治关系的,大学生也不例外。关于大学生入党的动机问题一直是高校比较关注的,在大学生中培养党的事业的接班人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大学生加入党组织无疑会促使他们更积极、更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目前在校大学生提出入党申请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高校申请入党的学生比例在48%~92%之间。毕业年级在校发展的党员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25%~42%。如果仅从数字上来看,绝大多数学生在政治上是要求进步的。但是通过近三年的滚动调查,我们发现,关于“你的信仰”,选择“共产主义”的分别占31.4%、38.7蹦和35.6%。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申请入党学生的人数,而且也低于学生党员的人数。这说明大学生的入党动机是很复杂的。就此我们曾走访过多位学生管理干部,他们也普遍反映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处于“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状态,其入党动机的功利化倾向是相当普遍的。功利化的动机必然要导致功利化的行为,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相对更关心与自身利益关系较为密切的事物l普通学生则更加注重与自我相关的、具体且现实的利益追求;而对那些无利可图的政治活动就会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因此,加入了党组织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具有了较高的政治素质。

二、关注大学生政治态度的消极表现

政治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政治对象所持有的评价与行为倾向”。政治参与“是指社会成员自觉自愿地以合法的或非合法的程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在对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学生消极政治态度的主要表现为对政治活动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兴趣,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度不高,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政治冷漠。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文化的偏离是大学生正确政治观形成的社会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间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使广大群众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也使很多人对政治产生了较为强烈的逆反心理,错误地认为“政治就是人整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统帅”一切,政治工作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万能钥匙”等“左”的思想一直处于政治的主导地位。因此,改革开放后,远离政治、不参与政治曾经是很多人的真实思想和态度。应该说,这种思想的影响至今都没有消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曾经有过几次对青年思想影响颇深的思潮,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的。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反映的是社会变革初期人们思想上的种种困惑和混乱。这场讨论观点纷纭,甚至在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命题,其对社会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人生观的范畴。但遗憾的是,社会对这场大讨论并没有给予正确的导向和结论,结果造成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口号的流行。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思潮。又有人提出“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不断袭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使得正在成长的大学生面对一些比较复杂的政治问题时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应该说,大学生对政治的种种不正确的认知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这与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思想文化偏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2.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是影响大学生政治取向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利益关系、分配形式以及就业方式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政治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由于观念的解放、环境的宽容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彻底改变了以往政治统帅一切的局面,从而使得政治不再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而人们把更多的视线转移到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满足个人发展需要的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

了人们对政治的逆反和游离心理状态,大学生也不例外。虽然高校很注重让学生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但是,当问及“你认为在校期间参加社会活动对学生有什么意义”时,选择参加社会活动“可以增强对社会的了解、为毕业后尽快适应工作打基础”的占42.6%;选择“提高交往、表达、理解他人等方面能力的”占36%;选择“能够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的只占28.6%。可见,大学生更多的是从实效方面考虑自己的行为取向,这反映了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对他们的影响。

3.个体政治观的不成熟是必然因素

目前在校的绝大多数学生的人生经历简单,涉世不深,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尚在形成阶段。社会生活本身就是纷纭复杂的,很多政治问题都与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很多经济文化、道德法律问题中又蕴含着深刻的政治问题,使原本就难以辨别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更加难以判断。另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量西方思潮的涌入,也使得大学生在进行政治评价和判断时有了更多的参照,而这也造成了大学生对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的迷茫和困惑。因此,他们不愿在传统政治观框架下谋求个人发展,渴望摆脱政治的束缚,实现自我理想和价值。

三、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观教育的几点思考

1.提高政治认知水平,强化对大学生的政治观教育

从国家民族进步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而言,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一项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的任务。今天的大学生将在未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担任各级领导和管理工作,并直接参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这就需要他们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以保证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大学阶段是大学生政治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在政治上具有敏感性、冲动性、反复性及可塑性等特点。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政治思想方面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与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要将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相关内容融汇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要通过开设“政治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法学”、“现代思维方法与现实生活”、“当代社会思潮评介”等系列选修课和“思想、理论、人生100讲”系列专题讲座,弥补大学生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不足,开阔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纠正偏见、提高政治辨别能力。

2.积极组织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在实践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

人的政治观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这种反应不仅是感性的直观,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在不断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大学生对政治事件是非常敏感的,通过政治事件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观教育是最好的途径和方法。例如,2008年发生的“”分子阻挠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事件,各级党团组织都在第一时间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教育,不仅使大学生在政治上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而且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受到世界的好评。所有的志愿者都从这次活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自身的政治素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正如大学生所说,要以崭新的面貌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然而,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政治活动都是与其他活动交织在一起的,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锻炼,在了解事实、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提高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意识是非常有效的。多年来,我们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启动了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课堂常规化载体——“红色驿站”和“航标学习实践社”。以“在红色中体验伟大,在经典中铸就崇高”为宗旨,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组织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到街道社区做助理,让他们深入基层参与党政管理工作,从而加深他们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解和认识。我们还组织医学和药学专业的学生到农村去了解改革开放后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变化,在送医送药下乡的同时,让他们了解农村的变化,从中体会到党和政府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等诸多问题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此外我们还组织人文和管理学专业的学生到企业中实习,了解企业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等等。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同时,思想境界和道德理想得到了升华,爱国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民族自信心等得到了提高,也使他们对国家民族进步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要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大学生具体对策

一、政治社会化的产生及含义

“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最早是在1958年由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提出,由海曼在1959年出版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心理学的研究》一书中首次系统地加以论述。此后,政治社会化不断地深入,并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受到西方大量政治学说和政治理论的影响,开始对政治社会化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索。

对政治社会化含义的理解是进行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必须加以掌握和了解。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包含了政治社会化的两个方面的含义和内容:一方面,从社会成员个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一个自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的社会政治人;①另一方面,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政治文化(普遍的政治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等)通过适当的途径广泛传播过程,②通过这种传播,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传授给新一代社会成员。

二、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

当前,我国大学生的政治意识现状总体上保持着积极健康的良好态势,呈现出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政治行为日渐成熟的发展特点,然而由于诸多现实原因,致使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出现一系列的障碍,影响他们的政治社会化效果。

(一)政治认同不一致,政治兴趣不高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即政治主体认识到自己与某种政治的同一性。③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更多机会的条件下,其政治意识正在逐渐走向成熟。政治认同意识获得明显提升的同时,大学生中也部分存在着对政治认识的不一致性和模糊性。由于社会不正之风和党内腐败现象的影响,使一些大学生在政治思想上产生了困惑,理想信念则发生了摇摆,与政治文化保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游离状态,政治追求上表现出随意性或感到无所适从,有的甚至发生信仰危机。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由往日的精英教育逐步过渡到大众化教育,大学生以往的优越感逐渐淡化,加之学习、就业的压力增大,以致对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大为减退。这样的状态直接影响对大学生政治上的系统培育和塑造大学生政治人格的力度和效率,不利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完成和实现。

(二)政治鉴别力不强,政治参与盲目

当代大学生的思维能力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其自身思维的批判性与认识事物的狭隘性的影响,在政治思维方式上仍存在一定的缺陷,政治鉴别力较弱,对社会现象不能做出较深刻的理性分析,虽然,不少大学生对国内外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或政治问题和某些社会现象表示关注,对于一些政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参与意识,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行为投入,即使参与,目的性也不够明确,往往容易随大流,人行我效,甚至出现与认知相反的行为。

(三)价值取向的功利性越来越浓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大学生正经历着世俗化的洗礼,表现出一种世俗性的成熟。虽然大学生政治价值取向上自主意识增强,但一部分大学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主义色彩。一些大学生撇开了内在的、传统的道义型、精神型价值观念,而转向外在的、较为实惠的功利型价值观念,价值目标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三、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对策

第一,有效掌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本规律并对大学生政治教育进行合理定位。从理论上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施行者和社会要求是统一的,施行者代表着社会政治要求去教育、训导学生。但是由于大学生自身在接受能力、环境影响、主观需要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因而即使是同一主体采用同一内容,在不同的个体中会出现不同的个性化表现。要超越大学生原有基础、使他们的思想政治品德得到进一步提高,既符合社会要求,又符合大学生发展需要。社会性与个性发展相统一规律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总过程的基本规律,在总过程的运行规律体系中处于总体上的最高层次,对全过程起着主导作用。

第二,丰富大学生的政治文化内容,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人格。要注重大学生政治人格的培养,加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教育,使他们能够树立坚定的信念与远大的理想。同时,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培养大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情感和价值取向,形成良好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价值取向,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心理调适的重要任务。通过学习、思考、实践,了解政治现象、政治体制、政治理论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国家、政党、法律、国际时事、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了解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做好理论准备,从而提高认知能力和参与意识。

第三,正确引导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提高其参政能力。大学生代表着未来,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政治意识、政治思想的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强化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精神,引导大学生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度,使他们感到自己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员,并积极投身于政治实践活动。同时,激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加强科学文化学习和思想政治修养,学会关注和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并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政治参与的能力。

注解:

①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5)

②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5)

③黄金柱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概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9)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

[2]王仲田政治学导论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李艳萍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殊性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4]向发意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

[5]姚宏建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因素分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6]黄金柱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概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9

[7]赵渭荣社会转型与政治社会化变迁[J]﹙社会科学版﹚1999.第9期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篇3

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来的苏联哲学、苏联政治学、苏联经济学、苏联社会学等等,即所谓苏联文化也终结了。这就意味着,对于前苏联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来说,这种“苏联文化”还是外在的东西,始终没有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没有成为该社会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苏联存在的历史时期,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这样,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本质规律,就使它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始终处在尖锐地对立之中。所以这种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便成为这种政治制度解体的文化原因;而那种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也就只能随着它附着之上的政权的解体而一起终结了。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与“苏联文化”终结的同时性,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与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这种特殊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而对这个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则会使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学的认识。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文化学思考,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肯定会是有益处的。

以下,我们对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苏联社会中文化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尖锐对立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从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的尖锐对立

大量的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锐,而政治体制本身的各种弊端,又使它无法解决这样的矛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导致政治体制本身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苏联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样突出,并且最后变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之间的尖锐对立。

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时,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经济、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党的领导一元化为特点的集权体制,就形成了党的领导集团、党的领袖对社会权力的全面垄断。于是,便形成了单一的权力结构、单一的经济所有制。这样,实质上是专制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要求就日益尖锐对立起来,最后,导致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但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文化,诸如科学理论、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等,并不是对经济政治关系的简单消极反映;相反,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必然会表现出它的精神特性。对于活生生的文化来说,这就是它的多元性的特点。但是,从整个苏联存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政治体制的日益集权化,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也相应地越来越受到扼杀了。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甚至在文艺创作中,政治上的党性标准,越来越成为惟一的要求。而这里所谓的“党性标准”,说穿了就是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与现在当权的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保持“完全一致”,否则,就要被扣上“”、“主义”等大帽子,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甚至人身迫害。这样,为了维护高度集权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就必然要执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粗暴地破坏文化发展的多元性,造成一种具有教条主义特征的文化的单一性。

这种高度政治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的恶果之一,就是国家崇拜、政党崇拜、组织崇拜、领袖崇拜的泛滥,而这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粗暴地践踏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时,人们必须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去理解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去编写历史,等等。斯大林本人则成了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惟一的、最高的学术仲裁者。[1]这样,由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下,文化的多元性本质——思想的自由本性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但是,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发展规律、思想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或者说,社会科学理论的自由发展,科学思想的自由发展,这是任何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无法遏止的。这样,在政治权力与文化发展之间,就必然要形成日益尖锐的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政治权力必然要对文化的多元自由发展实行扼杀。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任何一种,在新的思想文化面前,或者说在它所称之为异端思想面前,都是表面上很强硬而实质上很脆弱的。所以,它们是经不住自由思想潮流冲击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苏联解体的过程,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庞大政权机器,是被以民主思想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发展冲垮的。

2.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各种历史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中,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实体在极端自私的考虑下,必然要以自己为核心,而对其他的各种社会主体,一概采取利已性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就是说,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把整个社会的各个机体,特别是各种能动的社会因素,都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我们看到,在苏联存在期间,整个社会的文化,全部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完全都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任意摆布的政治性工具。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具有了政治工具性质。这样,现存的政治体制以及权力结构,就与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创造性成果,它是属于全社会的精神财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意义世界,文化对全社会的各种主体,它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是它的本性。但是,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之下,全部文化只能为现存的政治服务,只能成为领导集团的实用主义政治工具。这就是说,只能有一种“党的理论”,而不能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各门社会科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如果再研究一下苏联存在期间的社会科学状况,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主要出版物,往往是同样的面孔,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显示了它们作为同一种政治工具的基本特点。

文化,包括全部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它的政治工具化,使它的本来的社会价值也变质了,或者说使它的作用庸俗化了。比如说,苏联共产党的末代领导人之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个平庸之辈,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也谈不上什么具有坚定的信念,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十分重视的。不过,这并不是由于他对理论有什么兴趣,相反,“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由习惯促成的。”[2]当然,在苏联领导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契尔年科只不过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苏联存在期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来说,是可悲的。因为,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结果会是怎么样呢?随着政权的解体,他们的既得权力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同失去了。

但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文化政策,由于它违背了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它预想的政治目的的;而且,由于政治实用主义与文化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矛盾的尖锐冲突,往往是适得其反的。这样,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理论,不但不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强化,反而是常常帮倒忙,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政治权力实体产生反感;同时,更严重的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科学的形象,取消了它的实际社会作用。可见,如果一种政治权力对文化采取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不但会摧毁自己,更可怕的是摧残了社会文化。在社会的文化发展史中,苏联政权与苏联文化的同归于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教训。

3.文化的科学本性与学术政治化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苏联存在的时期中,苏联共产党对整个社会一切领域实行的是所谓“一元化”领导。这样,作为整个文化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就只能为党的现实政治任务服务,学术工作具有了单纯的政治性质;同时,由于党对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严密控制,于是就发生了与中世纪类似的情况:社会科学、学术成为政治的婢女。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中央的现实政治需要,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也即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目标;党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学术工作的惟一指针;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必须按照党的政治指令来制定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这样,整个学术工作——文化工作就几乎完全政治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学术工作,乃至整个文化工作,都只能在政治权力的指挥下进行。当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学术工作、社会科学理论工作,乃至整个文化工作,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但是,对学术的政治领导不能变成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工作简单的直接干预。否则,这种学术的政治化,就必然与学术文化的科学本性,产生尖锐的冲突。具体来说,在苏联存在的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家们已经变成了蹩脚的、粗暴的学术警察。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尽管有强大的政权做后盾,尽管学者们和他们的理论作品常常遭到厄运,但是,实际的失败者仍然是政治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文化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在苏联存在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工作简单的直接指挥,党的领导者或领导机关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具体的直接干预,还产生了另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完全政治化。当然,对于大多数以追求科学真理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悲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是无法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的。但是,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即政治化了的学术环境,也给那些本来就怀有政治野心而混迹于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人,创造了飞黄腾达的难得机会。于是,就产生了既能在政治界又能在学术界两栖生存的政客化了的所谓学者,或者说叫做“学者政客”。政客化了的学者或者说戴着学者帽子的政客的出现,对于苏联社会来说,既是一种政治悲剧,也是一种学术悲剧。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两面派。所以,他们既破坏了政治声誉,也败坏了学术声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这些政客化了的学者,是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

4.文化的开放性与政治体系封闭性之间的尖锐冲突

由于世界两大阵营的长期政治、军事对立,这种冷战的局面,造成了东西方国家之间政治上相当尖锐的敌对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再加上苏联共产党在政策上的失误,使苏联社会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封闭的体系。这样,在东西方政治上对立状态——冷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苏联共产党实行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政策,就逐渐使苏联文化与西方文化长期处于对立和隔绝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对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对文化发展的危害,也必然会对政治带来种种恶劣影响。因为,社会政治体系的封闭性与文化发展在本质上的开放性是不相容的。任何一种真正的有价值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没有地区的局限性,甚至也没有国家的局限性。当代世界各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这个道理。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文化只能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中发展,在闭关自守中,不可能建设现代文化。

由于处在这样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之下,再加上集权政治的严格控制,苏联文化,它的意识形态,它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学术研究,也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系统。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方面的作品,就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是对西方各种学说、流派持绝对否定态度的,同时又理所当然地自封为惟我正确。这样,就使苏联文化,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无法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很显然,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一种社会文化自外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孤芳自赏,惟我独尊,就只能是逐渐枯萎。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几部被当局视为离经叛道之作以外,所谓正统的苏联文化作品,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是没有什么特殊贡献的。

我们还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加剧了文化发展中的这种封闭性状态,于是就与具有开放性本质的人类文化发展越来越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这种对立,使苏联文化几乎形成了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能排斥。人们还都记得,1946年,苏联当局在批判《星》、《列宁格勒》两杂志的运动中,一批有才能的作家、艺术家被扣上“崇拜资产阶级文化”的罪名,而被开除甚至被逮捕;1947年,由日丹诺夫出面领导了批判哲学家“崇拜西方”的运动,解除了一批人在宣传部门的职务;1948年,苏联学术理论界发生了令世界学术界目瞪口呆的事件:秉承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在苏联当局的支持下,医学生物学界公开批判遗传学派,还居然把这门科学叫做“伪科学”,扣上了“反动”的帽子。[3]后来的世界科学发展表明,由于文化封闭性带来的这些恶果,不但损害了苏联社会的文化发展,而且也使苏联的政治家们大丢其脸。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封闭性的政治体系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封闭企图,都无法拒抗文化的开放性发展趋势。当年,在苏联领导人指挥下修建的“柏林墙”,1989年在东德民众的冲击中,终于被拆除了,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封闭性的政治体制,是被开放的世界文化潮流所冲垮的。

从政治和文化之间矛盾这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认识,会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看法,即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存在期间,特别是后期,在内外各种思潮的交错冲击下,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它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思想理论领域,始终没有取得“领导权”。这里使用的“领导权”概念,就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主体,始终没有取得在文化思想方面对苏联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权”;或者说,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从根本上说没有得到苏联人民的文化认同,即始终没有取得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意”。所以,从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分析中,所揭示出的这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以及这个政治——文化现象所引申出的政治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1]德·安·沃尔科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576.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篇4

一、概述

(一)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概念

人文关怀的内涵极为丰富,其与人的价值观、个性、生存及其理想命运等息息相关。人文关怀即关怀人的生存现状,并积极肯定人的尊严及其生活条件,对人类天性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总体来说,人文关怀即为对人生存和发展的关注,标志着社会文明发展的不断进步,反应了人类自觉意识的提高。

心理疏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上来看,心理疏导是一种外延。采用说明、解释、相互理解、支持等方式,合理运用语音和非语言的沟通方式,逐步影响对方的心理状态,从而有效改善患者心理疾病人群的认知、信念、情感、行为和态度等,以去除其心理障碍。

2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心理疏导是它的本意。其是一种合理运用心理学知识,通过转变人类的意志、行为和心理认知,从而消除心理症状、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有效手段。

(二)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联系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重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应准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涵义,实现两者之间的统一,才能共同进步。

1人文关怀是以理解人、关怀人等为核心要素。现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主要是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为主要目标。针对人的思想问题进行解决,侧重于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直接导致人文关怀有所欠缺。思想政治工作应深入人的心灵,秉持着人文关怀的理念,对其进行心理抚慰,是在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一大进步。

2政治思想工作中,心理疏导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实现了内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从方法上看,其主要防治泛心理化,主要以教育人和培养人为思想导向;而从内容上看,基于心理疏导自身所具有道德价值和人文关怀思想,重视将其包含的人文精神传递给各教育对象。

3人文关怀是以关心、尊重和爱护人为主。而心理疏导是在遵循人的心理状态的基础上,通过各沟通方式,开导人们的心理障碍。两者都是一个创新性工作理念和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人文关怀包含心理疏导,而心理疏导体现着人文关怀,两者都是为了提高人的思想政治觉悟为目标,相互统一,相互促进。

二、思想政治工作中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重要意义

(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组织、群体和成员的文化需求不断增加,并逐步朝着多样化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变。以教育工作为例,教育工作者只有秉持平等的思想,才可避免与被教育者之间距离和隔阂的产生,从而使被教育者信服,这也是人文关怀的重要举措。除此之外,国家相关部门强调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有效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

(二)适应新形势变化的创新要求

随着个体思想动态的日益复杂、各项利益要求的提高,传统的说教式思想政治工作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而通过心理疏导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有效手段,适应这一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型要求。

(三)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文关怀旨在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人的整体价值。心理疏导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审视工作。两者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其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三、思想政治工作中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对策

现阶段,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摆在重要位置,正确认识到“五化”原则的重要性。

(一)注重人性化原则

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处于主体地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是为了引导人自我认识、自我提高的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应注重平等意识,尊重人格,做到以理服人。应将传统的灌输式思想政治工作转变成换位思考、互相探讨的沟通方法,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

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管理人员应转变居高临下的姿态,严禁以权压人,尊重下属,平等待人。不定期对人员生活、工作、家庭、安全等方面进行关心与问候,这也是体现人文关怀的有效方式,以使员工全身心投身到工作中。

(二)注重个性化原则

由于个体知识、兴趣、修养、生活环境及受教育情况各不相同,导致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看法。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遵循个性化原则,避免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应在全方位了解人员心理状态基础上,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开展疏导工作,有效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率。

(三)坚持生活化原则

思想政治工作应根据广大群众的需求,着力于群众关心的热点、实事,从最直接的问题入手,提高工作实效。应全面贯彻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了解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将其作为工作重点,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工作中的矛盾和思想困惑,积极有效的将思想政治工作与群众工作、文化和生活中。

(四)遵循人本化原则

人的感情是人文关怀的重要对象,而其也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枢纽。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将群众反馈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研究和调查对象,并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处理好各矛盾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效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

(五)坚持科学化原则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

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来的苏联哲学、苏联政治学、苏联经济学、苏联社会学等等,即所谓苏联文化也终结了。这就意味着,对于前苏联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来说,这种“苏联文化”还是外在的东西,始终没有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没有成为该社会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苏联存在的历史时期,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这样,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本质规律,就使它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始终处在尖锐地对立之中。所以这种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便成为这种政治制度解体的文化原因;而那种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也就只能随着它附着之上的政权的解体而一起终结了。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与“苏联文化”终结的同时性,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与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这种特殊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而对这个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则会使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学的认识。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文化学思考,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肯定会是有益处的。

以下,我们对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苏联社会中文化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尖锐对立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从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的尖锐对立

大量的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锐,而政治体制本身的各种弊端,又使它无法解决这样的矛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导致政治体制本身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苏联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样突出,并且最后变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之间的尖锐对立。

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时,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经济、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党的领导一元化为特点的集权体制,就形成了党的领导集团、党的领袖对社会权力的全面垄断。于是,便形成了单一的权力结构、单一的经济所有制。这样,实质上是专制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要求就日益尖锐对立起来,最后,导致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但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文化,诸如科学理论、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等,并不是对经济政治关系的简单消极反映;相反,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必然会表现出它的精神特性。对于活生生的文化来说,这就是它的多元性的特点。但是,从整个苏联存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政治体制的日益集权化,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也相应地越来越受到扼杀了。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甚至在文艺创作中,政治上的党性标准,越来越成为惟一的要求。而这里所谓的“党性标准”,说穿了就是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与现在当权的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保持“完全一致”,否则,就要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大帽子,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甚至人身迫害。这样,为了维护高度集权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就必然要执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粗暴地破坏文化发展的多元性,造成一种具有教条主义特征的文化的单一性。

这种高度政治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的恶果之一,就是国家崇拜、政党崇拜、组织崇拜、领袖崇拜的泛滥,而这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粗暴地践踏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时,人们必须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去理解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去编写历史,等等。斯大林本人则成了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惟一的、最高的学术仲裁者。[1]这样,由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下,文化的多元性本质——思想的自由本性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但是,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发展规律、思想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或者说,社会科学理论的自由发展,科学思想的自由发展,这是任何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无法遏止的。这样,在政治权力与文化发展之间,就必然要形成日益尖锐的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政治权力必然要对文化的多元自由发展实行扼杀。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任何一种专制政权,在新的思想文化面前,或者说在它所称之为异端思想面前,都是表面上很强硬而实质上很脆弱的。所以,它们是经不住自由思想潮流冲击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苏联解体的过程,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庞大政权机器,是被以民主思想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发展冲垮的。

2.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各种历史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中,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实体在极端自私的考虑下,必然要以自己为核心,而对其他的各种社会主体,一概采取利已性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就是说,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把整个社会的各个机体,特别是各种能动的社会因素,都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我们看到,在苏联存在期间,整个社会的文化,全部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完全都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任意摆布的政治性工具。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具有了政治工具性质。这样,现存的政治体制以及权力结构,就与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创造性成果,它是属于全社会的精神财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意义世界,文化对全社会的各种主体,它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是它的本性。但是,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之下,全部文化只能为现存的政治服务,只能成为领导集团的实用主义政治工具。这就是说,只能有一种“党的理论”,而不能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各门社会科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如果再研究一下苏联存在期间的社会科学状况,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主要出版物,往往是同样的面孔,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显示了它们作为同一种政治工具的基本特点。

文化,包括全部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它的政治工具化,使它的本来的社会价值也变质了,或者说使它的作用庸俗化了。比如说,苏联共产党的末代领导人之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个平庸之辈,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也谈不上什么具有坚定的信念,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十分重视的。不过,这并不是由于他对理论有什么兴趣,相反,“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由习惯促成的。”[2]当然,在苏联领导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契尔年科只不过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苏联存在期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来说,是可悲的。因为,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结果会是怎么样呢?随着政权的解体,他们的既得权力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同失去了。

但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文化政策,由于它违背了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它预想的政治目的的;而且,由于政治实用主义与文化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矛盾的尖锐冲突,往往是适得其反的。这样,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理论,不但不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强化,反而是常常帮倒忙,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政治权力实体产生反感;同时,更严重的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科学的形象,取消了它的实际社会作用。可见,如果一种政治权力对文化采取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不但会摧毁自己,更可怕的是摧残了社会文化。在社会的文化发展史中,苏联政权与苏联文化的同归于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教训。

3.文化的科学本性与学术政治化之间的尖锐冲突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理论综述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内容,对近年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进行及时整理,避免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简单叠加,克服该问题研究过程及内容的感性化倾向,是相当有必要的。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探讨。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粗略统计,从1989年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中直接指涉文化问题研究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博士论文4部,有10多部专著进行了专节研究,这凸显出这一研究问题的现实价值[1]。但是,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我们更需要热问题冷思考,一方面,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内涵和逻辑结构,另一方面,要对其研究的重点和盲点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这一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总体审视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有的学者从文化底蕴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得发展的文化动力[2]。有的学者从文化环境的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就是指围绕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和人的思想的文化要素的总和。进而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结构、特征、功能和运行等[3]。有的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入整个文化系统进行思考,努力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背景观察思想政治教育[4]。有的学者是从文化整合功能视野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发挥文化整合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也是促使社会文化体系关系和谐、增强和提升社会自身有序性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并进而讨论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功能的路径选择[5]。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体系是一个由众多衍生功能组成的复杂结构,精神文化功能是核心功能,物质文化是作用对象、外显、载体和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精神文化,发挥文化建设功能的外显和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物质平台[6]。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引领功能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及其活动对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文化的建构、塑造和导引的作用、影响、能力及其结果[7]。有的学者甚至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品类所具有及发挥的作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本质与整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之力;它是教育者借助人性通悟而启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追问与反思所形成的精神生产之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文化场力对人们的影响而激发出来的意志创造之力[8]。还有的学者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9]、高校网络文化视野[10]等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看做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内容有所交叉的系统,进而讨论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定场景中去看文化,或从大文化的特定场景中去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理论内容。这就忽视和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身的内涵和逻辑结构。而本文则试图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身的逻辑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领域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领域旨在回答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范围是什么。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概念为核心构成的一组概念体系,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和专属性。要想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首先必须先了解文化的内涵。我国学者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将文化视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我国学界的“文化”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广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的文化观是将文化定义为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意识形态。在这里,我只认为最可取的是广义的文化观。广义的文化相对于“自然”而言,“文化”即“人化”,是人活动的成果及其活动的模式。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时,许多学者往往从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进入这一领域,并研究其功能、特征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如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网络文化、文化安全的关系等。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宏观和表层的研究,将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研究形式化和感性化,因此,需要从微观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进行理论建构。

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指: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运作的过程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1)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内容的有形客观存在,其表现为看得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则、原则以及技术层次等。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中最表象的、为人感知的层次。这个层次即通常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第一个层次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精神或价值以及这种精神内涵得以表达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及过程。(2)思想政治意识或者观念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这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萌芽及其观念化。它承担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将社会总体文化精神转换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一个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又表现客观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使客观文化发挥社会功能,即它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体系中输入和输出的双重功能。(3)运转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叫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手、脚、牙齿及其活动方式,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实施、运转方式。这个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中生存的方式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调整的方式。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

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推动本学科领域理论体系的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差异性和流变性。不同个体和社会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异中有同。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流变性也不是毫无连续性的变动着的,而是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表现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与其他文化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道德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也是不可分割的,道德观极大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三大功能:认识功能、创造功能和践行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功能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认识、了解、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人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表象的过程,而是能动地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为前提的,人们只能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结构中才能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创制、完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规范体系等的功能。创造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社会需要转化成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需要,并设计、选择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调整方式,而后在社会实践中创制新的规范或者改变旧有的规范,从而达到更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目的;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学者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提出新的调整方法和方案,或者是吸收外域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精华并内化到现有的理论中去,从而达到本学科理论体系的再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践行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指导人们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推动其实现的功能。当人们选择某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行为的具体行为方式时,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及其评价便会参与决策的过程;当人们选择某项目标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便会做出相应的评价,从而决定取舍。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代视角之一,是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统一。学界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希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能够更好地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更好地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而这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容及其逻辑结构的微观把握,它需要在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凸显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独特性。

参考文献

[1]周琪.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再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8).

[2]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9.

[3]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7.

[4]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朱志刚.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J].理论学刊,2007,(11).

[6]王革慧.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J].理论导刊,2007,(5).

[7]刘先进,李经纶.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引领功能[J].求实,2007,(5).

[8]李焕明.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篇7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政治微观政治

面对后工业社会的状况,西方的后现论家追求一种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政治主张与现代政治的分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导致了对主体的压制。由于分析角度的不同,后现代政治内部既存在着分歧又有一定的互补性。后现代政治批判了现代政治的缺陷,而过激的批判也导致了后现代政治自身的局限。

一、后现代政治的内部分歧

后现代政治的分歧取决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马克思、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认为,现代性既具有解放性又具有压迫性。霍克海默、阿多诺和福柯等人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在后现代性内部,存在着肯定性的话语和否定性的话语。肯定性的后现代话语赞同社会富裕和多样性,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乐观主义;否定性的后现代话语则抨击传统价值观的沦丧和对个人控制的增强,为西方社会构想了一种危机,折射出一部分人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悲观情绪。后现代话语最终在此分裂,前者发展成为赞同新发展的前卫主义,后者发展成为反对新发展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

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假设历史已经彻底断裂,需要全新的理论模式去解释断裂。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鼓吹一种同现代彻底断裂的后现代。在他看来,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线已经在信息技术、电子媒体、抽象符号的共同作用下消解了。通过综合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鲍德里亚试图描绘主体在面对客体和符号世界时所使用的感知和欲望框架,并以此实现向符号社会的回归。他的叙事主题是:现代性的纪元已经终结,后现代纪元已经来临。前者的特征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后者的特征是类象、新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形式。后现代类象社会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模型与符码是构造社会的首要因素,它们消解了真实与模型之间的差别,真实与非真实之问的界线已经内爆。非真实成为一种超真实,即比真实更真实。超真实来自模型,它是人为的完美化塑造。超真实被等同于日常生活,成为评判现实的准则。政治与娱乐之间也发生了内爆,政治越来越像娱乐,政治竞选成为外在形象和象征符号的竞争。内爆理论描绘了导致社会各种界线之间崩溃的因素不断增加。在内爆过程中,意义变得中性化,不再具备意义的价值。事实上,鲍德里亚夸大了内爆,认为整个社会已经内爆。他的后现论实质上是一种技术决定论。

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统治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主线。主体性哲学主张主体对客体的控制,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则把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合法化,合法化的途径是借助上帝、理性、知识、绝对精神和权力意志,这些要素构成了主体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上帝赋予了人在世俗采取行动的潜能;理性引导着人对其自身潜能的发挥;知识进一步增强了主体对客体的控制能力;绝对精神则从整体上论证了主体统治的合法性。主体对客体的统治一方面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促进了主体的解放;另一方面则加剧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抗,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强调主体的解放是西方人文主义的重要内容。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并逐渐摆脱了封建等级制的压迫和宗教的束缚。从消极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抗。相对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了被统治的客体;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成为了被统治的客体;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界成为了被统治的客体。主客体之间对抗所导致的结果是群体间的冲突、战争的爆发、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态的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对抗,鲍德里亚从客体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站在客体的立场,鲍德里亚认为“人物化得不够,需要更加物化”。在这里,“更加物化”强调的是对主体能动性的限制。后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发展、超真实的出现以及符号世界的形成,使得客体逃脱了主体的控制,主体也因此而丧失了对客体的统治权。由于摆脱了主体的控制,客体获得了解放,而主体却失去了能动性。由于不再具有能动性,主体的活动就不再有意义,意义就这样被鲍德里亚“消解”了。在意义消解的前提下,鲍德里亚提出了一种消极的“宿命策略”。这种“宿命策略”的逻辑是:面对碎片的、虚无的后现代,一切的政治形式都已经穷尽,无法继续进行斗争。其实质是放弃斗争,彻底物化。出于对主体和意义的消解,鲍德里亚的政治观越来越偏向犬儒主义。阿瑟·米勒认为:“对政策的不满是政治犬儒主义的根源,出于普遍的不安感,犬儒主义者很可能表达的是‘这是一个坏的时代’的信念,而不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否定政治制度本身。”鲍德里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犬儒主义者,但他的确表达了“这是一个坏的时代”的信念。

(二)重建的后现代主义

重建的后现代主义政治主张克服现代性的缺陷,通过微观政治群体对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占用来实现民主的重建。拉克劳(ErnestoLaclau)和墨菲(ChantalMonffe)、利奥塔(Jean-FrongoisLyotard)、德勒兹(GiuesDeleuze)和加塔利(Fé1ixGuattari)都提出了其重建后现代主义政治的主张。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是一个多元矛盾场,需要多种运动和多种方案。他们提倡多元的激进民主政治,强调激进民主的自由特征,主张政治认同的多样性。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去拥抱自由主义,是变相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拉克劳和墨菲想要“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政治”。他们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却误读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生产和阶级问题。为了避免现代性中的基础主义和等级制,拉克劳和墨菲从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待后现代主义,这种话语理论倾向于彻底摧毁因果观念,消解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强调社会领域的开放性和偶然性。在他们看来,去掉现代政治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现代性的潜能就可以得到进一步发挥,民主政治在后现代状况中就能得以重建。同拉克劳和墨菲一样,利奥塔也强调话语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他攻击现代话语,认为现代话语用真理和判断的元话语来仲裁歧异会给弱者带来压迫。为此,利奥塔主张发展一种后现代话语来替代现代话语。面对多样化的后现代状况,利奥塔提出了欲望哲学和多元公正观作为多元政治的基础。欲望对于利奥塔就像劳动对于马克思。欲望哲学认为欲望在客体世界会发生异化,它要通过颠覆性的斗争来解放自身。为了促进欲望的解放,利奥塔颂扬欲望的流动和欲望能量的释放。除了欲望哲学,利奥塔还提出了多元公正观。他认为,公正不仅意味着遵守规则,还意味着修改规则的限度。政治斗争就是通过介入来质疑规则并改变规则。欲望哲学肯定了欲望的创造性,却忽略了欲望的破坏性。多元公正观排斥了普遍公正的理念,使公正与否成为一种暂时性的判断。如果没有宏观社会结构的改造,利奥塔所追求的多元公正很难成为现实。多元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对立、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分离体现了欲望哲学和欲望政治的局限,从而决定了欲望哲学只能是一种微观哲学,而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哲学;同时也决定了欲望政治只能是一种微观政治,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宏观政治。

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主体的解放,也导致了主体的异化。在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消解了传统的符码、价值以及限制生产与交换的各种因素。资本主义对传统秩序的瓦解促进了主体的解放。与此同时,为了建构新秩序,资本主义又通过抽象等价交换的逻辑对事物进行再制码,把它们再次辖域化。主体也因此而被导入新的控制场。资本主义对新秩序的建构导致了主体的异化。传统秩序的消解体现了现代性的解构性,新秩序的形成体现了现代性的建构性。在后现代政治的视角下,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规范性话语和制度增殖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成为现代性统治的基础。日常生活等微观领域是对主体进行控制的主要场所,为了克服现代性对主体的这种压迫,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块茎隐喻”和解构主体的策略,以取代西方传统思想中的“树状隐喻”。“树状隐喻”意味着心灵按照层级原则和系统原则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扎根于现实。“树状隐喻”代表的是一种等级化的树状思维,这种思维追求的是一种本质化、普遍化的图式。为避免等级化的树状思维,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用“块茎隐喻”来取代“树状隐喻”,并用块茎思维来代替树状思维。块茎思维追求的是一种开放的、多样性的、非层级化的图式。在解构主体的策略上,德勒兹和加塔利利用“自我”和“超我”等概念对主体进行了解构。他们采用分裂分析的方法,把解辖域化的躯体变成为无组织躯体,使之摆脱一切社会关系的束缚。主体在解辖域化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重构。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躯体层次上主张的是无组织躯体,在政治层面上主张的是非层级化的组织形式和微观政治斗争。“块茎隐喻”和解构主体的策略促进了主体的解放,但也会增加主体的困惑。“块茎隐喻”反对等级化的组织形式,因为等级化意味着对主体的压迫。但等级化也意味着权威和秩序,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离不开组织。对主体的解构促进了主体的解辖域化,但主体也因此会失去对自我的认同。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主体才能确认自己的位置,才能明确自身的需求,并根据具体的情境来选择行动的方案。

(三)延续的后现代主义

哈贝马斯和詹姆逊(FredricJameson)主张一种延续的后现代政治。大多数后现论家把早期现代性的衰落视为注定的衰落,哈贝马斯却把现代性视为未曾充分实现的潜能、一项前途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一方面批判现代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另一方面又捍卫现代性的进步性。尽管现代性计划导致了科技理性逻辑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和专家文化对生活世界的统治,但它的潜能并未充分发挥。现代性的破坏性主要是由工具理性导致的,工具理性不断向生活世界扩张,加剧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种破坏性的后果导致了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排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排斥理性都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为了重建理性,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为基础提出了主体间性哲学,并以批判理性来对抗工具理性。在主体间性哲学中,哈贝马斯提出了自我/他者的交往模型,把理性变为交往理性。工具性的行为偏向于主宰,交往性的行为偏向于理解与共识。在实践过程中,交往理性主张通过平等交往、社会参与、规范价值的讨论等方式进行社会重建。由此可知,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的目的是重建理性。针对金钱权力体系对生活世界的统治,哈贝马斯给出了交往理性的方案。但交往理性并没有考虑到实现平等交往的现实条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个体的利益越来越具体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具有团体化的特征。不同的社会个体之间和不同的团体之间具有不同的影响力。这种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是现实的存在。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了理往的扭曲,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从而导致交往理性所追求的共识在后现代的状况中难以达成。

詹姆逊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后现代主义,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晚期资本主义。在詹姆逊看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一种文化风格:“现实主义对应着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对应着垄断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应着跨国资本主义。”既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属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那么两者之间不可能发生彻底的断裂。即使出现了断裂,在时代断裂处发生的也是各种因素的重构,而不是完全的消解。为了强调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的关联,詹姆逊提出了“认知图绘”的概念。认知图绘的关注点是从总体上分析资本主义,主张一种能够帮助个体重新认识其社会和世界位置的空间政治。“后现代超空间使人出现空间迷失,无法进行自我定位,需要新的认知图绘。”从表面来看,认知图绘强调的是主体与空间的关联。而实质上,认知图绘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延续。后现代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的变迁,它集中表现为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商品化使得晚期资本主义具有了同质化的特征,这意味着文化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文化成为商品,并不断失去其引导和批判社会的价值功能。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和多样性正是对同质化作出的反应。总体上,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文化的主流,他试图结合各种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之间却存在着冲突。“詹姆逊理论中存在紧张关系,立场理论的多元视角与话语上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阶级统治与多样的政治联盟。”

二、后现代政治的互补性和统一性

尽管后现代政治内部充满分歧,但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无论是极端的后现代主义、重建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延续的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都具有互补性,都统一于对现代性和现代政治的反思。面对民主政治在后现代状况中的重建,极端的后现代主义、重建的后现代主义和延续的后现代主义给出了不同的方案。方案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三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鲍德里亚从技术的视角来分析后工业社会的状况,描述的是有关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重建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关注现代性的缺陷,主张去掉现代性的缺陷以实现民主的重建。延续的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关注现代性的建设性作用,主张进一步发挥现代性未尽的潜能。可以看出,重建的后现代主义与延续的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政治的一体两面,前者攻击现代性的缺陷,后者促进现代性的发展。后现论家是从共同的问题出发、从不同的视角提出自己的方案的,其中鲍德里亚是技术的视角,福柯是话语和权力的视角,利奥塔是知识的视角,詹姆逊是知识和文化的视角,拉克劳和墨菲是自由价值的视角。后现代政治内部这种一体多元的特征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的统一。

具体来看,鲍德里亚肯定一切形式的欲望,主张一种欲望政治,却忽略了欲望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德勒兹和加塔利也主张通过颠覆一切妨碍欲望生产的障碍来造就新的后现代主体,但他们更倾向于一种积极的欲望政治,主张发挥欲望的积极作用而反对法西斯式的欲望。欲望政治的后果关键要看欲望是导向煽动性的政治运动还是导向对群体有利的政治运动。煽动性的政治运动会产生法西斯式的专制统治,对群体有利的政治运动则有可能实现民主政治的重塑。福柯分析了权力话语对主体的建构,却没有分析消费、时尚、休闲以及符号等新权力因素对主体的影响。鲍德里亚分析了内部控制机制的运作方式、符号和类象等当代文化,以此矫正了福柯对符号权力和媒体权力的忽视。詹姆逊反对唯心主义的后现代话语理论,他提出的总体化政治方案对于碎片化的微观政治是一个重要补充。利奥塔则关注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总体化方案带来的专制和等级化。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哲学和交往行为理论挽救了福柯和鲍德里亚对主体的消解。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话语民主的方案,把话语理论导向了民主实践。福柯认为话语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未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这是因为矛盾永远处于话语之内,因为话语由此而永远不能绕开矛盾,因为话语在变化、在变形、在自动地逃避它的连续性。”在福柯身上体现出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混合,这说明了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内部联系性。

三、后现代政治的局限

后现代境况本身是多元的、异质的、互相矛盾的。“后”既代表着断裂也代表着延续,既代表旧事物的终结也代表新事物的出现。后现论家只关注断裂的一面,通过夸大历史的断裂来提高后现代的名声,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后现代话语本身可以看作是学术专业领域内专业化程度迅速提高、迫切要求为学术市场生产新鲜话语所导致的结果。在宏观上,后现论家都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在反对总体性压迫的同时,他们没有指出权力为谁所有,又为谁所用。他们也无法说明为何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权力关系。在追求多样性、异质性、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同时,后现代政治理论消解了社会秩序存在的基础,走向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事实上,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仍然需要总体的规范,仍然需要共识的形成。在微观上,后现论家提倡微观政治和欲望政治。他们试图用微观政治来取代宏观政治,用欲望政治来取代阶级政治。后现论家把政治希望寄托在边缘性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身上,这忽略了精英掌权的现实。没有联盟政治,微观政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没有宏观社会结构的变革,边缘性群体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在后现代状况中,民主政治的重建既需要革命的欲望,也需要联合的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后现论只关注解构,不关注建构,它是消解文化的一部分。“消解的原则包括非创造、解体、解构、置换、差异、离散、消散、分解、去合法化、去神秘化、非定义、非中心化、非总体化和非连续性。”后现论把主体视为虚构之物。可是在现实的政治中,“敌人、异己者、非同一者总是相对于主体的普遍性而言的”。在消解主体的同时,现代性的一些进步因素也被消解了。勒维邦(SabinaLovi-bond)认为,现性和启蒙价值对女性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却彻底抛弃了二者。“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消解会威胁到女性主体地位的提升。”多数边缘性群体被后现论吸引,是因为现论贬抑了他们的主体立场,忽视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后现代强调差异有助于突出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和利益,但也有可能成为为既得利益者辩护的工具。福柯宣扬“人的消亡”,鲍德里亚宣扬“意义的消亡”。人有可能消亡,也可能实现自我超越。在现实中,人的行为需要意义和价值的引导。没有意义,就没有社会的存续与发展,只不过引导人类前进的意义要反映人的本质,体现出真、善、美的特点。如果意义本身成为压迫与欺骗的工具,人们最终会拒绝这种虚伪的意义并寻找新的意义。在实践中,延续的后现代主义想要发展新的激进政治;鲍德里亚放弃了政治,宣称政治已经终结;利奥塔重新回到了自由政治;拉克劳和墨菲把社会主义政治变异为激进的多元民主;詹姆逊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论来更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后现论家都没有给出创造性的行动方案,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既没有说出每种思维是怎样被建构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的,也没有说人是怎样从一种思维过渡到另一种思维的”。这些状况说明,后现代政治不是普世性的政治,而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后现代政治要面向生活世界,走向政治实践,并以此来超越它的犬儒主义和政治乌托邦。

结语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篇8

关键词:传统茶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域问题;对策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大学生进行针对性影响,帮助青少年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道德标准,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传达有着决定性意义。针对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研究是针对高校新课程改革出现的不同思路,是基于民族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关系衍生出的内容,研究内容更加具体,拥有更强的可操作性。本文主要从论域、论域问题及对策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与现代教学实践结合,确保学生通过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了解传统茶文化,使我国传统茶文化焕发全新活力。在思想政治课中不断加入新的文化元素,在优化课程结构的同时增加学生对课外知识的掌握量,有助于学生形成符合核心四项要求的“三观”。

1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域

我国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史、传统茶文化传承与两者内在联系三大论域。

1.1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史

我国饮茶历史悠久,品茶作为文人雅士娱乐、社交的重要内容被赋予了丰富文化内涵,其中茶道提倡的君子之道(例如:礼仪、谦让)等优秀品质,是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着大量交叉的。传统茶文化中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古代名人的哲理小故事可以被引申到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生活化场景阐释理论内涵,使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血有肉。我国作为古老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对个体的道德修养有着很高要求,全面学习掌握优秀传统文化对增强学生综合素质,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精华有着重要实践意义。

1.2传统茶文化的传承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挑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分教条和完全排斥都是片面的。在充分了解传统茶文化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是发展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传统茶文化中强调的和谐有礼,茶艺文化中对生活的热爱和美的追求是与时代精神相符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针对地从中汲取养分。

1.3两者内在联系

我国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系,是以传统茶文化思想内涵为基础,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交叉。茶叶的冲泡、饮用过程有的礼仪环节和操作技艺,蕴含着我国传统君子对生活的态度和与人相处模式。而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与教育,这和传统的中华文化中的君子之道是相通的,先贤故事的引导侧面激励学生自发严格要求自己,知行合一、谦谦君子等传统观念对当代道德观念的塑造有着重要导向作用。因此,传统茶文化的传承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都是教人向上。

2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域存在的问题

2.1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没有明确认识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网络信息,生活节奏的加快使独立包装的快销饮品受到校园欢迎,品种多样的饮料选择使学生忽视茶叶,由于缺乏充分了解特色传统文化的环境,大学生对传统茶文化认识普遍不足。青少年是发扬传承传统茶文化的重要预备力量,但目前大部分学生对茶文化的了解还停留在影视作品,即使少数喜欢茶饮品学生也更愿意选择简便快捷的茶包。对传统饮茶风俗不够了解,是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工作开展的最大障碍,一些人认为两者结合就是单纯地把茶文化学习列入思想政治教育课本。这种错误的理解使一线教师不相信茶文化理论会对思想政治教育起到积极作用,面对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问题大多老师持怀疑态度。

2.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传统茶文化积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提高群众思想道德水准的重要手段,也是当代大学生的必修公共课程。长期以来采取相对刻板的理论教学和单一的应试考核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固化,学生大多通过背诵方式记忆知识点获得好成绩,对测试之外的知识缺乏学习动力。授课教师对常规课程的重视度不够,工作主要依靠课本“照本宣科”,没有了解过学生的掌握情况和接受能力,片面采取“老师划重点,学生背重点”学生对教学新元素的引入比较排斥。授课教师需要认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茶文化的积极作用,通过多样化的考核方式,使学生关注的焦点不再集中如何应付考试,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

2.3研究方法存在误区

由于研究时间较短,我国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过程存在着一些方法误区。首先,传统茶文化涉及范围广阔,单纯以学科建设角度分析会存在偏差,一些学者将传统茶文化割裂对应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断章取义的理解无法触及传统茶文化的真正内涵。其次,文化的创新和融合应当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充分了解上,单纯强调理论的逻辑性忽视传统茶文化所处时代背景,无法帮助学生真正理解传统茶文化传达出的时代精神。受错误研究方法的影响,我国传统茶文化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口径不一的研究结果无法很好融入常规教学中,为研究理论的实践造成很大难度。

3解决论域研究存在问题的对策

3.1明确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方法

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目的:是希望可以通过文化的碰撞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两者结合需要符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色,通过对传统茶文化的不断内化,使两者达到有机统一。现阶段,针对高校对传统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关注度不够,应当在具有可操作性基础上,通过教研活动、主流媒体宣传等方式确保工作的顺利展开。考虑到我国传统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不能急于求成,要立足于高校教学实践稳步展开,使教师和学生有机会充分参与到学科改革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传统意义上比较“枯燥”的思想政治课发挥出最大效果,教学相长,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共同进步。

3.2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传统茶文化

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增加传统茶文化元素,以课后课题活动、著名典故分享等形式使学生具备基本茶文化常识,逐渐对茶文化产生兴趣,避免生硬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添加传统茶文化理论知识。教师应当注重自身业务能力的培养,通过不断再学习,定期组织茶艺工作者在校展开讲座及实践教学,帮助在校师生对传统茶文化的发展和蕴含的思想政治内容有所了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需要校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确保实施开展教学实践必须的经费和活动场所,从本质上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对传统茶文化的理解。

3.3针对研究方法误区不断修正

意识到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就要带着问题不断纠正调整方法,开拓学术事业全面看待传统茶文化。传统茶文化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对已有理论的支持和解释,其本身依然具有学习价值,需要我们不断通过研究发掘出有价值的部分。在研究中引入实证,避免单一逻辑推断可能带来的谬误,从实证入手寻找问题、解决问题,在传统茶文化中更广泛的应用科学研究方法。

4结束语

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域问题及对策,可以在帮助高校进行特色学科建设的同时对大学生传统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丰富。这种结合利用传统茶文化涉及的多种知识,寓教于乐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加深大学生对传统茶文化了解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度,为弘扬传统茶文化和现代教育结合提供全面的帮助和可行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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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篇9

论文摘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和谐统一,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同构,必须厘清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弊端,结合具体的施教活动,从确立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文化引领和解决利益矛盾冲突等方面,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同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实现社会价值的社会性功能和实现大学生个体价值的个人性功能。在实际工作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解决好社会价值本位和个体价值本位对立的两种极端形式。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于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和谐统一。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必须厘清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存在的弊端,摈弃传统的思维定势,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社会现实基础,从具体的施教过程中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同构。

一、传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存在的问题

缺乏深层次的哲学追问与冷静的理性批判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存在的根本问题,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完全取代了价值理性,扭曲和异化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把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活生生的有机体异化为政治斗争的附属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泛政治化的功利化倾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论上一直坚持政治至上的功利主义立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着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体价值的情况。思想政治教育多从社会需要和国家本位出发,对个体的本位价值缺乏应有的关注,其结果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上,把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人为地对立起来,并过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而忽视其促进个人发展的价值,不重视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其结果只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工具理性”,忽视其对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发展价值的“价值理性”,最终导致外在的社会需求与内在人的人性需求的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2.思想政治教育的泛知识化倾向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往往满足于特定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传递,停留在道德知识的宣讲和伦理的高谈阔论上,而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价值判断、选择能力的培养。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学校过分重视学生的物质层次的发展,严重偏向于实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和培训。学生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将所学到的知识拿到社会上去交换,以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不再关注自身生活理念,把德行的追求和反思、批判性的精神抛在脑后。把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忽视了知识本身所蕴含的“善”和“美”的价值诉求。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简单化、教条化

回顾以往,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基于教育和管理两个方面来开展。学校和教师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置身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地位,习惯于把学生作为教育和管理的客体。教育主体是教育信息的者,掌握着更多的教育内容,可以全面控制教育对象的思想发展。教育客体是教育信息的接受者,没有、很少或只有少量的掌握教育内容,可以完全实现教育主体对自己的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是“我说你听”、“我打你通”。当教育效果不明显或不达标时,通常判定学生在思想上不重视或是学习态度不端正等因素的影响,从而进一步通过相关理论的灌输或讲解期望达到良好的教育目的。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同构

1.确立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认同

社会先进的主导价值观,应当也完全可以容纳一切代表进步的个人价值追求,并将其融合为社会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代中国社会所构建的主导价值应该是一种代表历史进步、促进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一主导价值取向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并重,它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这一主导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贴于

所谓核心价值体系,除了具有普世的价值因子以外,还具有自身文化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都与本国的文化土壤、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了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价值目标、理念、规范等。所以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价值体系,代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既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既有一系列思想原则,又有付诸日常行动的道德规范;既有核心价值观,又有伦理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和社会生活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是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构建的核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提供了宝贵的范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都不可替代的高度的整合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引领力。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同构。

2.通过社会化,对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进行定位

社会化实际上就是实践的过程,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得以实现的根基,离开实践去看待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其结果只能是被动地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作直观的线性的反映,而无法进行合理的定位。经过社会化实践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大学生才会主动接受它们,并内化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正确的价值观念。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亦即思想政治教育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政治、道德等内容,只有为教育对象所接受,并内化为他们各自的某种深刻而稳定的心理结构,外化为一种现实的心理的能量以及个体意识和动机,才能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力量,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才能实现。[4]大学生只有主动适应社会要求,逐渐学会在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政治态度、理想信念诸方面采用社会已确立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约束自己,内化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准则,才能对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进行定位,从而实现和谐统一。

3.以文化引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和谐统一

面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多元文化杂糅交错的现实,我们必须把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及内蕴的精神纳入大学生的视野,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对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文化进行严格的选择、认可、加工和整合,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扬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焕发出时代特征,创造并培育引领时代的新型文化;对现代文化要引领学生不断切近专业知识中的文化内涵,不断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内涵深入把握,以促进他们对各种事物当中文化意义的发现与理解,从而唤起和发展他们自身合乎文化本性的主体自觉,提升和完善其文化存在,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4.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利益矛盾、冲突相结合,开掘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同构的生成空间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有一定的利益根源的。目前,许多大学生在经济、学习、社交、就业尤其是生活和心理上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怀、疏导和帮助。这需要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释疑解惑和解决实际问题,缓解来自经济、学习、就业和生活等方面的压力,解决好他们的利益矛盾、利益冲突,使他们需要的各个层面在较高的基础上实现协调发展。为此,我们需要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利益问题。一是贫困生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奖、贷、助、补、减”资助体系,并重点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机制,拓展资助形式。在做好资助工作的同时,创设多种载体加强对贫困生的励志教育,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激励贫困生坦然面对困难,在困难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品质,在逆境中励志成才。二是心理健康教育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断暴露出“生命困惑”、“生存弱化”、“生活茫然”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取向。我们要建立大学生心理咨询机构,健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预警机制,及时了解和掌握大学生心理状况,对存在心理危机倾向和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高危个体进行跟踪关注,并及时有效地进行危机干预。形成以“面向全体学生”为立足点、以“面向特殊学生群体”为切入点、以“面向心理问题重症学生”为着力点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三是毕业生问题。健全大学生就业指导机构和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加强就业信息网络建设,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开展创业活动和职业生涯设计。加强毕业生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辩证地理解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分配不合理、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等现象,从而化解就业焦虑,确定合理的就业目标与择业标准,解决由理想和现实差距而产生的自卑、恐惧、无所适从和逃避心理,处理好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刘红英.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同构——论大学德育功能的实现[J].湖南社会科学,2007,(1):169.

[2]祝灵君.国外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4):27.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篇10

关键词:广告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知觉基础;品牌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8-0139-03

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都是随着社会进步、历史发展不断前进的,近年来,随着信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如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重视贴近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断创新并呈综合化发展的趋势等。当代大学生都是“80后”或“90后”,思想政治工作者付出了很多努力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生动、更加贴近生活,但有时也会产生教育效果不甚理想的情况。如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不够关注,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逆反心理,不愿参加等。广告心理学中的传播心理、品牌心理如果在广告中运用得当,就会吸引受众或使受众受到感染,接受所传达信息的内容,觉得广告中宣传的产品有价值,是好产品,从而产生购买的愿望。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教育工作过程,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等方面发生预期变化,可见,广告心理学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吸引力、感染力的提高有借鉴意义。

一、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需求淡化与国家要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之间的矛盾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加快,冲突矛盾也日益加剧,心态浮躁、功利心重,拜金享乐主义悄然蔓延。在这种环境下,部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以追求个人理想为重,为祖国做贡献的责任意识较弱;政治观念淡漠,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对正规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有一定的逆反心理和排斥情绪等。正是因此,国家越来越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4年8月26日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后,各高校不断加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这就形成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需求淡化与国家要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之间的矛盾。

(二)学生对信息掌握的超前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落后化之间的矛盾

随着科技的发展,学生获得的信息可以跨跃时空、超越现实,学生可以通过因特网了解广泛的信息。学生对某些方面信息的掌握会比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信息超前。在五彩缤纷的现代信息社会里,陈旧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途径与学生涉猎的信息相比相形见绌。形成了学生对信息掌握的超前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落后化之间的矛盾。

(三)学生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高期望值与实际效果落差大之间的矛盾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学生的视野空前开阔,形形的观念、思想、学说扑面而来,学生的“笑点”(能引起发笑的最低限度)和“看点”(愿意去看的最低限度)不断提高。虽然民办高校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往往不能满足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高期望值。这就形成了学生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高期望值与实际效果落差大之间的矛盾。

二、广告心理学对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广告心理学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传播心理、品牌心理等。广告要想准确地传播信息,必须把握传播心理,如广告的吸引注意策略、理解广告信息的知觉基础等。消费者由于对特定品牌使用的满意感而产生依赖和品牌忠诚,他们的品牌态度和广告态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希望受众接受信息,并能够被说服,使思想政治教育获得实效。受众一旦对某项或某个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好感,就会不断坚持信仰,并继续保持接受这类教育。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广告心理学研究的一些内容有相近之处。

(一)注意策略

注意是一切心理过程所共有的选择性,并且渗透在一切心理过程之中。注意本身没有独特的反映对象,但是人的心理活动需要指向与集中于有关的注意对象,这样才能感知、记忆有关对象,激发起情感体验。广告希望能吸引受众对自身的内容高度关注,运用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分散注意与集中注意的策略来刺激受众,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也如此,但较之广告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理论性的教育性,趋向于加固或改变受众头脑中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理想信念、道德修养等深层次问题。受众对这类教育往往不会积极主动地选择注意、感知并接受。因此,在注意方面,可以借鉴广告中的注意策略,如,利用对比法、创新法、悬念法等方法。

(二)理解信息的知觉基础

理解信息的过程是大脑对离散的感觉信息进行组织的过程。受众是否接受信息,受到其知觉形成过程的影响,即:一是选择性注意。心理学认为,人自然地接受同自己有观点或立场一致的内容,接受对自己和所属群体有利的信息,排斥不一致的内容,回避有害或不利的信息。二是选择性理解。指具有不同心理特征、文化倾向和社会成员关系的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媒介内容。人们的立场、观点和对生活的理解的差异带来了理解上的差异。就是同一受众,在不同的时间、场合、情绪等因素的影响下也可能对同一信仰产生不同的理解。三是选择性记忆。受众往往只记忆对自己有利、符合自己兴趣,或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传播内容。受众在选择性地接受和理解信息之后,能够保存在记忆中的信息量大大小于前者。大多数信息对受众来说,都成了过眼烟云,人们在无意识中忘掉了那些也许重要,但与自己原有态度不相符的信息。

知觉过程要对离散的感觉信息进行组织,然后得出一定的意义。这就是对知觉信息的解释,知觉过程中的解释紧紧依赖于个体先前的经验、情绪、态度等因素。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尚未最后形成,且有反复的特点。他们人生的经验尚浅,容易受情绪、态度等影响。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关注他们的心理特点,充分利用知觉原理开展教育。

(三)品牌建设

“未来的营销是品牌的战争╟╟品牌互争短长的竞争。商界与投资者将认清,品牌才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重要得多。唯一拥有市场的途径就是拥有其市场优势的品牌。”这是美国著名广告学专家拉里·莱特(LarryLight)关于品牌的论断。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拥有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真正参与比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得多。而拥有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参与的最好途径之一就是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品牌,吸引学生参与。

品牌的识别特征包含外部的和内部的两大类。前者有品牌名称、标识、吉祥物、形象代言人和其他视觉特征;后者有价值观、信仰、情感和其他个性特点,统称为品牌个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品牌也包含外部和内部特征。外部特征包括课程或活动名称、形式、任课或指导老师姓名等;内部特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要弘扬、提倡、引导的内容,也是品牌的内涵。思想政治教育反映在学生的心理上,会形成与品牌名称相联系的一系列联想。思想政治教育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都与其外部和内部特征,尤其是内涵相关。

三、广告心理学对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一)有利于创新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利用广告心理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教育内容滞后、信息有限、缺乏时代感和吸引力等弊端,使青年学生扩大视野,解放思想,提高境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注重应用技术对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信息进行综合处理,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大容量的素材和背景材料,使学生在声像结合、图文并茂的信息引导下,优化对思想教育内容的理解和吸收。

(二)有利于指导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如何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吸引力、感染力,让学生充分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品牌,并将教育内容转化为实际行动,都可以借鉴广告心理学中的理论。

(三)有利于培养一支高水平的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

高水平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应该是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开展工作的有思想、有专长(就业咨询、心理咨询、党建、学业指导等方面)、善于学习、不断进步的教师队伍。一直以来,民办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多地关注的是教育内容、教育理论、教育手段和方法,而对如何教育才能吸引学生、感染学生缺少对策。从广告心理学对我们的启示可以发现,只有广泛涉猎不同门类的知识才能发挥潜能,做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四、广告心理学在提高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应用

1.注重阈下知觉,让学生被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吸引和感染

在心理学中,对感受性的高低是用感觉阈限的大小来度量的。如果刺激低于阈限水平,就称为阈下刺激。对于阈下刺激人们通常觉察不到,但是仍然会有反应。这种情形被称为阈下知觉。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家电影院老板在银幕上打出“喝可口可乐,吃爆玉米花”的字样,由于这些文字只是一闪而过,因此观众们都没有意识到。但老板称,可口可乐和爆玉米花的销量大为增加。很多电影院纷纷效仿。据载,美国有三十多家公司专门为各个厂家在电影中制作“阈下知觉广告”。①

大学校园文化内涵的物质文化(校园物质环境,是精神文化结晶方式的实体存在)和精神文化(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等)都可以对学生产生阈下刺激。而大学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部分,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校园文化中,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和感染,在自由的氛围中接受教育。

2.运用理解信息的知觉基础,吸引和感染学生的心理参与。美国肯萨斯大学心理学家布林(JackW.Brehm)通过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得到硬不要他做他想要做的事的信息,或得到硬要他做他不想做的事的信息时,就会产生一种恢复或保持这种行为自由的动机来抗拒这一信息。布林称之为心理感应抗拒。目前,有部分学生不愿上思想政治教育课,有时有硬拉学生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现象。根据英国心理学家唐纲德·布罗德本特的过滤理论,大脑会加工它想要加工的信息,而把其他信息放在一边。大脑既是心理活动器官,又是信息“中央处理器”,现代认知心理学派中的信息加工论者哈伯(Haber,N)等学者认为:“心理过程如作为信息过程来分析就能最好地被理解。②因此,人的心理活动实际上就是人脑接收、分析、处理信息的过程。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或活动的信息进入心理系统,但并没有使心理过程产生变化或活动,那么学生的心理参与程度就很低,这就导致了有些学生虽然上课或参加活动,但并没有把课程和活动内化,也就谈不上学生会从中有所收获。

因此,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要收到实际效果,必须吸引和感染学生进行心理参与。

3.善于测量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态度,给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外界对象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会产生不同的主观体验。一般来说,凡是能符合需要或愿望的对象,引起的体验具有肯定的或积极的性质;相反,不能满足需要、违背愿望的对象,则会引起否定或消极性质的体验。广告的心理效果测定,包括消费者对广告信息的注意、兴趣、情绪、记忆、理解、信任、欲望、行动等心理活动的不同侧面。思想政治教育中也要善于测量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态度,了解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不断调整教育方式、方法,给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提升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4.运用品牌传播的功能与作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各方面品牌。品牌的功能和作用是为受众带来方向效应和承诺,品牌不仅仅是一种标识,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选择一种品牌,往往反映了他们对某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认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品牌课程(精品课程),品牌教师,品牌活动都会吸引学生、感染学生,都会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学生的思想深处。

将广告心理学的研究内容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其目的是将枯燥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感人化,吸引和感染学生自觉地接受教育,思考问题,转变观念,提升思想道德水平,希望本文在此方面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暗示广告方兴未艾”,唐若水译自美“论坛”。

②[美]J.P.查普林、T.S.克拉威克:“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0页。

参考文献:

[1]王鋪,管益杰.现代广告心理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2]余明阳,朱纪达,吴玫.大学品牌[M].深圳: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

[3][英]布丽姬特·贾艾斯.认知心理学[M].黄国,林晓兰,徐愿,译.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4]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5]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等.高校德育热点问题探索[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6]余京华,夏明群.全球化趋势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对策[J].巢湖学院学报,2007,9(1).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篇11

【关键词】国际政治观;形成原因;国际政治观教育

大学生国际政治观是指大学生对国际政治生态环境总体理念及其价值观的总和。国际政治观会影响大学生的人格向度、人文精神和理性行。本文以问卷和教师课堂访谈等方法对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以下简称华商学院)在校学生国际政治观的现状做了相关调查,本文从华商学院学生国际政治观现状出发,探寻树立大学生正确国际政治观的方法。

一、大学生国际政治观现状

调研问卷设计涉及学生对国际政治的态度、大国关系的认识、人权问题,联合国改革以及宗教问题,这些问题的设计从不同角度反映当前我校学生的国际政治观的客观情况。以华商学院学生为例当前大学生国际政治观现状分析如下:

1.国际政治的态度倾向良好,国际政治常识基础较差

调研中华商学院学生对于国际政治的态度总体感兴趣的占被调查学生总数的77.8%,虽然为民办院校的学生,但他们并没有忽视对国际政治的关注。

虽然对于国际政治感兴趣,但很多学生基本的国际政治常识掌握的较少,课余时间很少有人自己去查找相关的知识。平时谈论的话题中只有2%关于国际政治,可见如何真正调动学生的兴趣今后将是教育的重点问题。

2.大国关系判断基本准确,但非理性和主观臆断存在

大国关系在国际政治中是最直接最容易被感知的,调研中我们主要考察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关系,对大国关系的整体把握基本准确,但对于具体国际事务的判断大学生们的把握并不是十分准确,存在一定的误区。这与学生们接受的信息量,或信息途径关系密切。同学们有些时候对国际事件的判断存在一定的主观想象和判断,不愿去深入探讨各中国际现象的本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种判断的误区会影响,大学生处理一些相关问题的能力。所以,帮助大学生正确的分析国际事务,理性的看待国际事件,是十分必要的。

3.信任国际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但面对国际关系复杂性存在困惑

大部分学生认为联合国对于国际事务的处理解决越来越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联合国的存在还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国际社会中涉及解决个别国家利益问题时,有些国家绕开了联合国的行为又感到一种“无助感”。使得很多学生对于在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背后,蕴含着怎样复杂的背景,学生们不是很了解,为此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困惑感。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学生进行基本知识教育的同时,适当的激发或加深学生的这种兴趣,引导学生自己探究国际关系的真相,在学生不解的时候,要有一定的途径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二、大学生国际政治观现状形成原因

1.国际政治观外在文化环境多元化

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具有国外特色的多元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产了强烈的冲击。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等方面也出现了多元化。有些学生,一切以自我为核心,既缺乏民族自尊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又缺乏国际理解基础上的爱国主义。

另一方面,网络等新传媒的出现,让学生们有机会接收到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很多用意不良的恶意传言,会左右学生们正确看待事物的观点,形成不良的国际政治观、产生非理。

2.国际政治的教育体系不完善

形成正确国际政治观的前提是接触大量准确、客观的国际政治信息。目前在校大学生,课堂教育是其接受知识的主要途径。在现有的课程中,学生普遍认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和《形势与政策》课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国际政治方面的知识。教育部把“两课”中《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使得学生系统学习国际政治的机会变得更少。《形势与政策》课虽然是公共必修课,但任课教师还要兼顾国内时政,一个学期关于国际政治方面的知识讲解,对于形成兴趣还远远不够。

3.国际政治教育中重视知识教育忽视素质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建设者健全的人格由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健康向上的心理素养组成。”①目前,教育的大趋势是对学生的文化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培养,对结业率的重视。因此,大学生国际政治教育往往只注重传递知识,如何引导学生形成自我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则一直被忽略。

三、正确引导大学生国际政治观的形成

1.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对国际政治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调动学生对国际政治的好奇心,激发兴趣是展开教育的前提。除了正规的课堂教学外还要利用日常的党团组织生活、社团活动、政治学习、社会实践、专题讲座等进行国际政治教育,形成一种全方位、立体型的教育模式。

网络是学生接受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学校教育也应充分合理利用网络互动性、及时性、包容性的特点展开教学。

2.发挥国际政治相关课程群的作用

课程设置方面,现有的《形势与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是国际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应该增加更多的相关课程群。从课程体系建设角度来看,我国高校缺少关于国际政治,国际文化,国际经济的全校范围的课程,这些课程只是针对本专业的学生开设,承担国际政治教育的课程几乎是没有的。

还要通过其它的课程渗透国际政治理念。特别是全校的公共课,例如外语课、非公共课可以把国际政治教育与本课程的内容向结合,在讲授本课程内容的同时,渗透国际政治思想。

3.

国际政治教育者兼顾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于一体

作为教育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水平,定期参加培训,探讨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师对国际政治知识的把握,正确观念的形成。只有真正“走入”到国际政治的复杂事件中,才能把国际政治思想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到学生的头脑中。

对学生的国际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引导树立正确的观念。要引导学生面对国际事务理性认识,客观判断、独立思考,不受他人不良思想的干扰;帮助学生形成全球化意识,大国理念,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拥有包容态度;教育学生理国,不盲目跟从其它言论的诱导。

参考文献

[1]尹希成著《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宋强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可以说不》、1996年版

[3]唐海燕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球化与中国开放战略》、2003年版

[4][美]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

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范文1篇12

论文摘要:作为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农民上访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认同危机、清官意识、臣民意识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分别是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内在驱动、潜在因素和外在刺激。农民上访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削弱基层政府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破坏正常的政治社会化等。因此,需要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以逐步化解农民上访问题。

农民上访,作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主要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所说的农民上访,是指农民不采用制度化渠道和法定程序,而是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越过直接管理他们的基层政府,向高层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要求,希望影响或改变基层领导干部的决策和决定,维护农民自身权益。定和政治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拟从政治文化视角出发,剖析农民上访的文化根源,提出消解农民上访危机的几点建议。

一、农民上访的政治文化根源

农民之所以上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原因应该归咎于政治文化。作为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政治文化深藏在人们的心中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彰显出来,它规制和指导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如阿尔蒙德所说,政治文化就是指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对统治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认知、情感、评价等取向。甲从政治文化上看,农民之所以上访,一是因为基层政府执行力不足,导致农民政治心理上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产生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二是农民政治心态上的“清官期盼准然;三是由于“臣民意识”的影响;四是缘于上访的正激励效果。

1、认同危机: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在政治行为主义的分析模式里,认同是指政治系统的成员对系统持有忠诚与合作的态度,保证对系统的支持,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所谓认同危机,指公民个体或群体在政治取向方面发生危机,形成群体性的心理困扰。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总体发展态势是好的,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就农村基层干部而言,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大吃大喝、贪污腐化、巧立名目、非法行政、官僚主义严重等。这些行为侵害了农民利益,加重了农民负担,伤害了农民感情,使农民对基层政府失去了信任,降低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我们知道,基层干部形象是评价基层政府的主要指标,基层干部粗暴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使农民难以在心理上对基层政府产生认同感,产生了认同危机。不过,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并没有消解农民对高层政府的想象和期望。在农民惯常思维中,认为要想解决基层问题或抑制基层政府的不良行为,必须求助于上级部门。对基层政府的认同危机和对上级部门的理想化,使得中国农民似乎有一种“上访情结”,一旦有事就可能走上访之路。

2,“清官期盼”:农民上访的内在驱动。清官意识和清官期盼是积淀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政治意识。在中国古代,农民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没有什么制度和文化可以确保农民参与政治,于是广大农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清宫犹如甘霖雨露,是“拯民于水火”的英雄人物。百姓都希望清官能够为他们作主。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和民间故事中,常常有这样一幕:百姓一旦有冤屈,在历经磨难之后,总会有手握上方宝剑的“青天大老爷”忽然驾到,为他们伸张正义。在当下,农民虽然有了各项权利,但农民在政治心态上依然有着“清官期盼”的情结,希望有清官能够为他们谋福利、伸正义。正如学者葛荃所说,清官期盼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意识,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内涵之一,“清官期盼在漫长的政治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般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政治意识”。

当然,农民所期盼的清官往往不是来自直接管理他们的基层政府,而是来自高层政府。清官,实际上是农民对高层政府官员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正是“清官期盼”的内在驱动,促使农民遇事时会跨越基层政府,向上级政府寻求帮助。

3,巨民意识:农民上访的潜在因素。在中国古代,农民地位低下,帝王和官僚们都主张“庶民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政治乃是皇帝或衙门的事情。久而久之,老百姓形成了一种“庶民意识”,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介草民,政治上只能服从和依附于专制权力,而不积极主动参与政治。这种“庶民意识”必然会“造成老百姓对外界产生深重的无力感和政治冷漠心理”。闷所以又有人这样说道:“传统中国社会成员形成了‘犬儒主义’的政治态度一—对政治、公共生活的冷摸与畏避。这种特别的政治文化‘遗产’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转型起着严重的阻碍。喇庶民意识使得老百姓对正式的制度安排漠不关心,而一旦遇到事情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和经验去办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农民已经当家作主,他们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利。但是,在农民的政治亚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庶民意识”的现代演变:臣民意识。具有臣民意识的农民们,政治认知能力不足,不相信自己对政治能有所作为,不熟悉也不大会利用正式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臣民意识的背后则是对上级权力的崇拜,相信上级领导才是能够为民做主的。因而,农民在基层遭遇不公正或受到伤害时,不会主动采用正当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间题,而是首先想到“托关系、找领导”。如果找不到关系,那么就借用种族、家族乃至邻里的力量,利用上访(个人或集体的)等非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4、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农民上访的外部利激。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农民采用了上访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方式,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获得了某些利益,产生了所谓的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相反,一些人通过制度化的信访渠道反映问题,不但效率比较低,而且还可能遭到打击与报复。这使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农民把上访当作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激励效果给了农民一种心理期盼,认为上访是有效的,能够对直接管理他们的领导干部施加压力,从中获得利益或能够维护自已的权益。正是这种心理期盼,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民们一旦在基层遇到问题或遭遇不公时,就可能走向上访之路。可以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是激发农民上访的外在力量。

二、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化解上访危机

农民上访现象的频频发生,暴露了农村现行政治参与制度和信访制度的缺陷,有助于敦促我们进一步思考制度设计的公正性。但是,农民上访毕竟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它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逐渐削弱基层政府的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不利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农民上访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加强公民教育、改革信访制度、培育非政府组织等,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逐渐建立起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既强调公民的积极参与,又兼顾到公民的守法与服从,它是一种理性的、节制的、宽容的多元文化。建构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的目的是要逐渐将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纳人制度化轨道,化解农民上访危机,从而建立起稳定、祥和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合理引导。“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本着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态度,高度重视农民上访问题。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农民上访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勺寸待农民上访,不能采取打压的政策,只能通过有效的方法进行合理引导,将上访从非制度形式纳人制度化轨道,建立起参与型政治文化。

发展农村经济,莫定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物质基拙。“社会心理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日贫穷直接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业经济只会培养出高度依赖权力、缺乏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依附民”。因此,要切实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多渠道投人,积极推进科技兴农,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健全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要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实行正确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切实可行的富农政策,为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构筑起坚实的物质基础。

3、加张公民教育,为参与型政治文化进行思想启蒙。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需要思想启蒙。阿尔蒙德和维巴曾说道:公民文化在美国及英联邦其他国家中的发展,是它在几次大的论战中赢得胜利之后才开始的。他们所说的大论战就是指思想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智,培育独立人格,引导他们以积极态度参与政治和治理。

在西方社会,公民教育已经比较成熟。自启蒙运动开始,德国就非常重视公民教育,一方面是培养人的主体性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是培育公民德性与公共善。美国则在1972年就开设了公民学,以培养公民的爱国心和对政治制度的认知。英国等西方其他国家也都十分注重公民教育。在当前,对我国农民进行公民教育应当侧重三个方面:一是培养“理性民”,让农民学会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政治,受理性而非情感支配;二是培养“参与民”,侧重于培养农民正确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并在参与中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三是培养“道德民”,培养农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提倡农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爱国情感,使农民在实现“公共善”的同时实现自我。一句话,公民教育根本目的是要使农民角色发生转变,从臣民、顺民转向有独立人格、有责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好公民,以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为契机,带动复合型公民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