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产业论文范例(3篇)

高科技产业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中药产业；高等教育；技术科学；知识体系结构

中药产业作为中国医药卫生保健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发展传统中医药一贯是中国政府的重大国策。中共十七大报告和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积极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措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中药现代化”的技术创新到中药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药产业现代化在提高产品质量和规模化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推动的效果并不明显，表现为在出口贸易过程中过多依赖初级产品，以耗竭中药自然资源为代价。中药产业国际化发展是一个双向接轨的问题，探索中医药知识体系结构和中药产业技术科学构建问题意义深远。

1古代和近现代中医药教育的发展状况

中医药教育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从最早的《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到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东渐，中医药教育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1我国传统中医药学教育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生存和繁衍的重要保障，中医药教育被我国历代中医药教育家所重视，并提出适合当时中医药教育的发展思想。从封建社会早期中医学校教育兴起时始，历时两干余年兴衰起落，学校教育和师承授受教育的两种中医药教育形式为继承发扬中医学术起到了巨大作用。

《黄帝内经》认为医学“至道在微，变化无穷”，要求学医者“去故就新，乃得真人”，非常重视医学人才对医疗技术的掌握。《灵枢•病传》谈到“诸方者，不可能尽行诸术，非一人之所尽行也”，是最早的医药学专科人才的培养思想。孙思邈认为完备的知识结构使学医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将有利于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即所谓“医者意也”。金元医学家朱丹溪和罗知悌十分注重对古典医籍基础理论的学习，告诫“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和难经”。明末清初医学家徐大椿指出，医学知识包括医术和医道两部分，医术是实用技术，医道是基础知识。自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并向中国迅速传播并影响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兴起，新技术的应用，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因而要求中医药人才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科技知识和技能结构。

1.2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沿革

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目标是由特定的社会领域和特定的职业化层次的需要决定的，这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人才的培养，可分为中医药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三类。中医药本科教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创立时期、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

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中医学院的建立，标志着从依靠师徒传授的中医药教育正式纳入了国家正规高等教育的轨道。1959年，国家卫生部制定了中医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即培养具有思想觉悟的、系统掌握中医学理论和具有现代医学基础知识的高级中医师。到1966年，全国共建立了21所中医学院。文化革命时期，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一度停止了教学，直至1972年才重新恢复招生。1977年以来，中医药教育恢复了招生考试。据《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显示：到2008年初我国已经建立47所独立的高等医药，72所中等中医药学校，形成了以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以及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中医药教育体系，中医药人才应当具有坚实而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

2我国中医药教育的知识结构分析

我国中医药教育直接影响着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古代中医药没有出现明显的医药分业，中医药教育更多是针对中医临床实践所设置的，中医临床服务和中药产业两者的知识结构应有所不同。

2.1古代中医药教育的知识结构体系

我国古代中医药教育主要依靠师徒传授，由于无系列教材和稳定的课程内容，学生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师承学识和经验的局限。综合古代各主要学派的师承教育的课程内容，大体上是以经典医籍、文、史、哲有关知识和专科科目为主的，这也为后世形成中医药学主要分科和最后确定为官府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打下了基础。

自周朝起就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之分。隋唐的太医署分医学及药学，据《唐六典》记载，分为四科，即：医科、针科、按摩科(伤科)和咒禁科；医科分体疗、少小、疮肿、耳目口齿、角法等；课程规定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内经》和《甲乙经》等基础课，然后再分学科学习；课程结构分为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基本形成了课程结构的雏型。宋太医局的医学教育初分方脉、针、疡三科；宋神宗以后设九科专业学习，而且规定必修课为：《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和《干金要方》，令医学生轮流为各营将士治病，并按其治疗结果分上、中、下三等，予以奖励。由上可见，古代中医药教育对医学实践极为重视，并使课程结构渐趋完善，是构建现代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的基础。

2.2近现代国家对中医药教育的专业设置

近现代中医药教育主要是课程设置中加入了西医学教学。鸦片战争后，西医传入使得中西医得到广泛交流，形成了中西医汇通派，一些中医药教育家把西医的许多内容纳入了教学过程。1929年7月，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会议，规定中医学校教育的课程有：生理、病理、国文、诊断、医经、医学通论、针灸、推拿、外文、卫生及西医课程共29门。特别是1931年后，成立了国医馆，拟定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课程，为中医药课程结构的形成做了必要推备。

建国后中医药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1956年至1966年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虽设置了中医、中药、针灸推拿等专业，但此时期的课程建设和课程结构所选用的教材没有脱离历史上中医药教育课程。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扩大了中医药专业范围，设立了骨伤、护理、中药资源、中医基础理论等十几个专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后，各校的专业调整与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增设了新专业，中医药教育新专业出现了一个高潮。高宝忠和杨天仁[1]（1999）提到21世纪中医药人才应当具有全面、合理、优化和复合型的知识结构系统和能力结构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科学和技术不断进步，中药产业现代化积极推进，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认识逐渐深入，探索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3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

将中医药行业分为中医服务业和中药产业，并参照钱学森院士体系的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分析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对推进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1中药产业知识体系概述

借鉴钱学森院士提出的“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1，相应提出中药科技发展的学科体系结构：中医药基础理论层次，中药技术科学层次和中药技术创新层次，通过“阴阳学说”和“整体论”等辨证思维与哲学层次相连接。（图1）

基于传统哲学思维和民族文化的中医药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医学诊疗体系。但是目前国内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遵循中药产业知识体系框架，割裂了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中药产业的内在联系。中医药基础理论是朴素的系统论思想，在中药管理科学中属于基础科学层次，中药产业发展理论的属于技术科学层次，中药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创新）属于工程技术层次。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运用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综合集成，对中药产业发展进行系统的技术经济分析与研究，将为中药产业发展和中药国际化带来新的思维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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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药产业发展的知识体系结构

冯显威和贺达仁[2]（2002）论述了医学科技的体系结构；现代医学科技的体系包括基础医学、技术医学、应用医学和人文社会医学（医学人文学）。贺达仁[3]（2005）将医学知识的发展分为原始医药时代、经验医学时代、实验医学时代和技术医学时代。田中识章（日本）[4]将汉方医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由汉方思想和汉方哲学形成汉方医学体系的主干，“即使到现在仍然通过辨证论治对下部产生很强的影响”。因而，将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纳入到中医药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之中，将促进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3.2中药产业技术科学的构建

国内学术界和行业内习惯于将中医服务业和中药行业结合起来分析和研究，统称为中医药行业，即“医药合业”，这源于过去中国技术科学层次缺失的原因。钱学森院士[5]（1988）指出“中医理论是祖国几千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非常珍贵”，“但中医理论现在还放不进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去”；“它是有用的知识，这种不是科学但是有用知识的宝贝还很多，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不断把前科学变成科学”。中医药是中医服务业和中药产业两个行业的结合体，随着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医药学借助现论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假如将中药产业从中医药学中分离出来，创建以中药产业为主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结构，中医药学就容易进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有着显著的不同特点”。2中医学、中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中药学逐步分化为临床中药学、中药资源学、中药炮制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成药等各分支学科。（表1）

表1医药产业中的医学与药学交叉学科

化学制药业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

医药学的思维基础还原论的思想整体观的思想

基础科学层次分子生物学中医药基础理论、

技术科学层次药理学、制剂学、制药工艺等中药炮制学、中药学、方剂学等

医学与药学学科的纽带药理学方剂学/中药学

二级学科药剂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学、药理学等中药炮制、中药栽培、中药制剂、中成药学/方剂学等

药理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一门桥梁学科，也是医学和药学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6】。随着临床实践的发展，药理学作为临床药学的重要学科之一，使得临床药学成为了临床与药学（医药）联系的纽带。相比较而言，中药学是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临床应用的学科，是衔接中医学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主要桥梁和纽带，也是联系中医学科和中药学科的桥梁和纽带，使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得以成为有机的整体。另外，方剂学上挂基础，下联临床，也是中医药学的“桥梁”学科（图2）。基于医学治疗手段的选择，药理学和中药学（方剂学）分别为西医学和中医药学的纽带学科。中药产业是以服务中医临床为目标的工程技术，构建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成为制约中药产业和国际化发展的瓶颈。以中药学/方剂学和中药药理学为技术科学层次，并吸收现代医学知识，以指导中药工程技术，服务于人类健康事业。

图2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中药提取物所依据的技术科学理论

4结束语

过去中国国内习惯于将中医服务业和中药行业结合起来分析和研究，源于过去中国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不明晰和技术科学层次缺失。遵循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医药分开”的指导思想，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医药分业制度，借鉴国外产业发展规律推动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构建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建立与完善中国中药产业的“技术科学”层次。将中药产业技术科学构建问题纳入到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之中，为中药产业走向国际医药市场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高宝忠,杨天仁.面向21世纪中医药教育思想探析[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201-202.

[2]冯显威,贺达仁.医学科学技术哲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第1版:220～221.

[3]贺达仁.医学科技哲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版:72～76.

[4]张明澄.中国汉方医学体系[M].东京:耀文社,1973年版.

[5]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注：

三个层次一座桥梁：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三个层次，和用系统论的“桥梁”连接到哲学层次。

高科技产业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科技；科技强文；文化强国；文化发展；文化繁荣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决定》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与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关联的一个过程。为此，《决定》不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而且提出了到2022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向“总体目标”挺进还是将“奋斗目标”落实，“科技强文”都是一个重要举措和强劲动力。

所谓“科技强文”，指的是我们文化建设中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指的是充分发挥并有效实施科技进步在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驱动作用、支撑作用和提升作用。

一、自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从小平同志到、总书记，都一以贯之地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只有把科学技术摆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赢得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的内驱力及前瞻性体现出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水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为什么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以为是具有前瞻视野并且亟具现实意义的。

所谓“第一生产力”，可以理解为各生产领域具体生产力的原初驱动力，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革命性因素，也是生产力不断攀升的先进性标志。文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的服务，前者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制造业而后者属于服务业，二者都有包含着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材料）的“生产力”。

对于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生产力”，是否也会遭遇、也需正视“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或者说是通过精神品质来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生产，这是毋庸置质疑的。但精神产品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它要对受众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而“产生影响”的先决条件是实现“有效传播”。

实现有效传播，一方面与传播手段相关联，另一方面也与产品形态相关联，甚至也会关联到产品形态中传递出的价值取向。精神产品的价值取向，可能关系到科技进步对社会伦理的冲击与调节，它与“第一生产力”的关系是较为间接、较为曲折的关系；对于实现有效传播的另两个方面传播手段和产品形态，“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显然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总书记指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科技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2008年12月15日，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上述内容便是这个重要讲话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影响是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的现实。

因为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公关时代”，这个时代的“国家形象”或者说“国家文化形象”建构，并不以是否文明古国、是否文化资源大国论短长。那么，在这个“国家公关时代”，我们所需要建设的“文化强国”的短板是什么呢？很显然既包括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包括现代文化的业态创新。正如总书记所说，科技发展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影响，是从我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到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面对这种因科技发展而深刻影响并迅速改变着的当今世界，文化建设怎么可能胶柱鼓瑟、守株待兔、画地为牢、刻舟求剑呢？应对科技发展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影响和迅速改变，我们文化建设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就是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不断拓展并衍生出时代新兴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活动领域和产业业态。

可以说，置身现代信息社会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支撑文化创意，一方面以文化创意引导科技创新。正如李长春同志所说：“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文化的创造力和传播力，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文化业态和新的表现形式……这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反映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代表着文化生产力的前瞻视野和强劲动力。

三、我们注意到，《决定》在论及文化改革发展的“动力”或“引擎”时，主要提到了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二是强调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要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

作为我们当下文化改革发展的两个“动力”，体制改革是解放生产关系，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文化建设而盘活存量，是为传统业态的产品生产观念及生产方式松绑；科技创新则是发展生产力，是为加入WTO之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催生增量，是为新兴业态的产品生产样式及生产领域开道。

我们注意到，《决定》是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论述中来强调“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而推动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支撑。实际上，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实质，就在于推动文化与科技的一体化，而这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文化建设的显著特征。

发达国家把这种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产业视为“文化创意经济”，这种明显带有文化建设意味并且是带有新文化建设取向“文化创意经济”，通常发生在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它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通道，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物化文化创意，形成高文化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在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提高国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四、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作为新的文化建设理念的“文化科技一体化”，要义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这种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将分别为文化产业、科技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建构新的实力。

有学者在研究科学世界图景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后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三次科学革命中，第一次产生了实体实在论和实体思维，第二次形成了场能实在论和能量思维，第三次则带来了信息系统复杂综合的世界图景和信息思维。20世纪影响卓著的科学哲学大师波普尔奠定了第三次科学革命的哲学基础，这就是他将信息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与物质、意识并列的世界构成的第三要素，也即学界通常所说的“世界3”。

当今世界，“世界3”的重要作用已为现代社会的“网络化生存”所证实。这个我们似然称之为“虚拟世界”的图景，常常在现实世界中发散出“超现实力量”，一直被视为润物无声的如水的文化，居然也会如火一般去燎原造势。“软实力”的文化在信息时代比实体实在论、场能实在论更有实力，这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然而，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远不如“牛奶兑水”般的水融来得浅显、简易，作为大跨度的领域跨越和大差异的异质思维，学者们从学理上认为二者的融合要高度关注融合对象的异质性与丰富性，关注融合过程的层级性与复杂性，更要关注融合目标的前沿性与高端性。

也就是说，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目标是文化建设领域的前沿发展和高端创新。

五、“文化科技一体化”是当达国家发展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因此这些国家的学者大多倾向于把科技看成是一种文化因素，特别是将其视为文化发展中的驱动因素。哈贝马斯通过描述现代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趋势，更认为科技是发生在当代社会前沿和高端的文化现象。

在大文化观的视野中，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识体系，也被视为广义文化的一种形态。但通过对这种特定文化形态之作用的审视，我们的文化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人类文化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科技对文化产生影响、从而助力文化发展的历史。这种状况在文化发展由渐变而突变的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综合学者们的看法，科技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一是改变了文化的体验方式，二是扩大了文化的消费需求，三是丰富了文化的生产要素，四是提升了文化的构成品质，五是激活了文化的原始创新，六是催生了文化的新兴业态，七是增强了文化的传播能力，八是改善了文化的储存效果……这仅仅是择其硕者而言。

平心而论，当代文化建设应由衷感激科技进步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其纠结于科技理性会否损伤人文精神，莫如思索人文精神如何借助科技理性的翅膀飞得更好更高更远。

一方面，科技使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进入生活，扩大了文化的覆盖面并增强了其渗透力，使得当前的文化研究相对于产品构成而言更注重传播效应的研究，比如对高新技术支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传播效应研究，对影响“网络文化生态”新生代的新兴文化业态的传播效应研究，以及融入广义文化行业的高科技文化衍生产品的传播效应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极大地关注“文化科技一体化”进程中用户角色的重大转变；这便是“用户创造内容”（user-generated-content,UGC）现象的发生；作为数字化、网络化两大信息革命的重要成果，“用户创造内容”及“在线社群”（onlinecommunity）的成员互动，可能将深度改变我们既往文化创造的理念，我们将为这种蕴含能动创造的文化体验去进行文化创造。

这也许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大众化”或“民主化”文化创造进程。

六、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就要敏锐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紧紧抓住信息化迅速而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认真学习和充分吸收国际先进科技成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为建设国家文化创新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1年7月，科学技术部、文化部部际工作会商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和文化部部长蔡武共同签订了工作会商议定书。这个工作会商机制旨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融合发展的政策保障，有效集成融合发展的优势资源，全面构建融合发展的创新体系，扎实推进融合发展的专项行动……

会议提出了11项相应的具体举措，其中包括联合研究、制定并《国家科技与文化融合联合行动计划（2011－2015）》，联合认定“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基地”；在国家科技计划中优生启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文艺演出网络化协同服务及应用示范》等重大项目；支持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和新型文化产业领域中的集成应用并优先在国家科技与文化联合行动中安排相关项目；在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中设立科技与文化融合的研究方向并给予重点支持等等。

我们欣喜地看到，《决定》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而且从实践上确定了具体举措，其中“依托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建立部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把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纳入国家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就是对我们工作思路的重大支撑和全力推进！

在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中，我们也在进一步思考与谋划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战略重点。它包括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包括研究掌握一批推动文化发展、文化传播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包括不断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传统文化业态并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包括全面运用现代科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支撑文化市场监管能力，增强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能力，改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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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邓小平理论/组成部分/发展机理

【正文】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一、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

仅仅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内容就已是非常丰富、深邃的了，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领域，主要有下面6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意义；3.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4.双管齐下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5.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6.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多次对上述6方面作过深刻的说明和论证。例如：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及同年“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具体、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86年“会见李政道夫妇的谈话”、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等文献，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及世界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1977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同年“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2年“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非常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的道理；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讲话”、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等文献，强调要抓住体制改革这一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使科技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发展，并提出了更具体、对现实更有指导意义的理论；1975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的谈话”等文献，结合中外历史和现实说明国家要发展不引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远的国策；在上述众多文献中，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论述过关于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上述6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简明、精辟地阐述了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科学技术对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意义。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结构、自成体系的系统，但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它又是一个与其他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占有自己独特位置、不可缺少、不可取代的子系统。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论述其他领域的问题时，往往都从科学技术的视角加以考虑，有时还从科学技术对所论述问题起的作用和具有的意义加以说明。在论述到科学技术的问题时，往往又联系到与之有关的其他领域的实际，邓小平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特性、作用、意义的认识是非常深邃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留下的理论宝库，除恩格斯之外，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最全面、最自成体系的。

二、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

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在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准确、深刻的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大力创新而形成的。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实践。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这一机理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因此，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缩影。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及其后对此的一系列阐述，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很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他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生产力的首位。在马克思之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论述，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生产力问题也发表过一些不那么准确、起码是容易被人误解的言论。比如列宁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列宁把生产力定义为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不是纯粹的物质力量，它就不是生产力要素了。斯大林也讲过，用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藉有一定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之助发动着生产工具实现着物质资料之生产的人们……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力。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力要素定义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苏联有关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宣传和研究中，一直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如果有所谓争议的话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对象属不属于生产力要素，即二要素还是三要素之争。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方面也承袭了苏联的理论，包括毛泽东都把科学技术摒于生产力要素之外。这样做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之后，即1988年又不失时机地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很明显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实践的发展，即科学技术实践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及其推动作用的实践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往往是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生产和技术的实践又为科学理论的概括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即生产技术科学的过程。如16、17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对动力的需求促成了蒸汽机技术的发明，提高蒸汽机效率的实践促成了热力学理论的诞生。对此恩格斯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这与当时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60年代以来，生产、技术、科学这种关系开始逆转过来了。由于科学迅猛发展，科学理论往往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们相互促进的时间越来越短，效果越来越大。如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关系式，后来哈恩的实验和梅特纳的分析，到最后原子能在军事上和工业上的应用，都表明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激光和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地位较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新的飞跃，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实践已凸显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刻而准确的总结和概括：“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道路，决定了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技术和生产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此外，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其他因素的关系的实际来看，科学技术也凸现了其第一的地位。

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力的关系方面看，当今高科技对劳动者知识结构有特殊的、专门的要求，在高科技生产系统中人们用的主要是头脑而不是灵巧的双手，拼的是知识而不是体力。现代生产本质上已成为科学技术的物化，一个没有基本的、起码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当今的科学技术决定了劳动者的效率，科学技术带来的收益几乎是无限的。从科学技术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方面看，高科技使劳动资料从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朝着代替人的脑力劳动方向转化，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将科技的新发展迅速融汇到劳动资料中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一关系中，科学技术也凸显出第一位的作用。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关系方面看，当今科学技术已不断改变着劳动对象的面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种类，使劳动对象的品质、性能和用途发生明显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当代人们借助科学技术已创造出800多万种新材料，使劳动对象越来越丰富多样，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关系方面看，现代管理广泛地应用最新的科技，使人、财、物得到最合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说现代生产管理对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现代管理又极大地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些巨大的工程离开科学技术根本无法进行管理。

正是这些实践，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马克思相应思想的发展的机理是非常清晰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它的机理，与邓小平理论中的其他部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理是一致的。但是，其科学技术思想最清晰、最简明地凸现了这一机理。因此，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作为一完整部分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三、巨大的现实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国科学技术与文教事业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在极“左”思潮的桎梏中首先突围而出。我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高兴地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当时神州大地学科学、用科学的浪潮澎湃高涨，我国科技事业空前繁荣。

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要有人才。作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教育的深刻联系，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在发展教育，主张将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构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邓小平当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事业一派繁荣，小学、中学、大学的规模和水平空前大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批人才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主力和骨干，成为支撑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原来令人十分担忧的人才断层已得到较好地弥补。为了加快发展科学技术，邓小平还主张“接受华裔学者回国”、“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派人出国留学”（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等措施。这些举措付诸实践后，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正是在邓小平“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要使科学技术与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人才辈出，相得益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有个别领域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

发展科学技术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科学技术与经济互相结合、协调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单我国没有解决好，连西方一些科技发达国家也没有解决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几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1985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邓小平还主张：“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科研机构、大学主动和企业联系，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牵线搭桥。大量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又大量汇集到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前学、研、产脱节的被动局面。随着技术贸易市场的开发，科技成果更迅速、更直接、更规范地融入企业生产之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可喜的是我国大、中、小企业按照邓小平的思路，“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纷纷办起了自己的科研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很多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的历史。这些科研机构一建立就为企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到上世纪90年代，已成为支撑企业的中坚力量。由于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90年代后乃至21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珠江三角洲高技术企业，由于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再加上与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紧密联系，即使是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高技术新产品产值仍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由于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普遍达到45%，有些地方更达到50%多。

邓小平关于国家要发展就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思想对推动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一下子就把我们建设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起点提高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铺垫了一个较高的台阶，改变了我国工业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的状况，为后来跨越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广东80年代引进价值10万美元以上的设备100多万台，5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设备60多万台，引进完整的生产装配线1000多条。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多形式组织科研力量进行技术改革，使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上世纪80年代广东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3%，国民收入年均递增11.5%，增幅比全国平均值高4.7和4.2个百分点，更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它们最高也仅有6%）。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跨越发展，不仅仅是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导的结果，而且是在整个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中，没有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摆在应有的高度和恰当的位置上，这不利于全面、完整地领会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内涵和精髓。为了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我们有必要加强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的宣传和研究，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八五”广东科技[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