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理论范例(12篇)
民族学理论范文1篇1
「关键词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经理层操纵，监督成本，打工心态
家族企业并非落后形态
家族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蒙冤”最多的经济形式。受某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往往把家族企业视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甚至断言家族企业必将消失。一提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把家族企业作为“典型反面教材”进行批判。
实际上，作为最古老的产业组织之一，家族企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正在“返老还童”，重新焕发活力，在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有经济，据估算，规模在20万亿人民币。中国民有企业开始进入经济“禁地”，如金融、能源、矿产、公用事业、专用化学品等，并成为行业领袖。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国内的民有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90％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单一业主制的企业，也有合伙制的企业、共有制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
如果认为国内的家族企业20多年的快速发展仍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到世界范围内。在全球500强最近一次的排名榜中，有175家为家族控制的企业。我们不妨看看家族企业占GDP总数的比例：韩国48.2％；中国台湾61.6％；马来西亚67.2％；菲律宾和印尼，最大的十个家族体现本国市值的一半；中国香港，五个最大家族体现了26％的市价总值；韩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十大家族体现市价总值的1／4；在现代企业制度最完备的美国，家族企业创造了78％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全美GDP的50％。
美国季刊杂志《家族企业》（FamilyBusiness）在其2003年第一期上公布了全球最大200家家族企业的排行榜。其中，中国人熟知的沃尔玛、福特、三星荣登三甲。这200家企业共来自27个国家，其中美国占了99席。此次排名对家族企业的含义规定很广：不论何种所有制形式及管理方式，只要是某个家族在这一公司中占有重要地位，即可参加排名。所以最终的排行榜中包括上市公司、私营公司、集团公司、控股公司等多种组成形式。许多公司在其所在的行业中，甚至在所在国家的国民经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众多家族企业中，许多并非完全意义上由某个家族统治，而是靠多数股掌握着对公司的控制权。例如在排名第一的沃尔玛和排名第二的福特，Walton家族和Ford家族分别占有38%和40%的股权。而在控制着7-Eleven便利店73%股权的排名第21位的日本Ito-Yokado公司中，伊藤家族仅拥有15%的份额。
美国公司治理对策：家族企业成为首选
美国是举世公认的现代企业制度典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制度文明”的表率。家族企业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如果说“家族企业支撑起了美国经济繁荣”，你或许不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在大约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经济的主力军一直是家族企业；直到后来出现了“新经济时代”（又称“知识经济时代”），美国诞生了大批所谓的“最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老布什时期，家族企业开始备受批判，认为它是“过时的老爷车”，不适宜行驶在新经济的宽阔大道上。克林顿的8年当政期间，美国家族企业进一步“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更先进的知识经济企业”。
按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家族企业的衰落应该标志着更先进的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普及，应该推动经济的更大繁荣。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美国经济于21世纪的开元之年跌入了低谷，主要原因不是“9？11”恐怖事件，而是美国的“更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出了严重问题，发生了安然之类的一连串公司丑闻危机，美国的“制度文明”不再是神话和真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到底什么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经过一番考证，经济学家蓦然发现-曾被大力批判的家族企业才是完善的、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形态！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8月4日颁行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其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回归家族化，重新重视家族企业的作用。
安然等公司丑闻的症结在于：所有权过于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掌握着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经理层就会通过损害公司利益来谋取不当私利。这就是“经理层操纵”。
家族企业由于由某个（或多个）家族控制着足够有效的股权，在“关心切身利益”的激励下，家族成员就会尽心尽力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监督，减少“经理层操纵”所带来的公司腐败。
西方“两权合一”浪潮：家族企业备受青睐
就在我国国企改革大力提倡“两权分离”并认为这是“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经验”时，西方却兴起了“两权合一”的浪潮，家族企业因此而备受青睐。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经营者是在“使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也就不可能盼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但这种“异样的声音”被淹没在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大工业浪潮里，因为公司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普遍的两权分离。
但后来，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产生了今天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分析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家族企业以其明显的优势特点，成为中小企业最主要的组织形态。
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司法部“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刘大洪指出，在家族企业里，所有者就能够直接有效地监控企业经营，防范经营者风险。（注意：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并不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合一；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法人财产权是必须独立的、不得受所有者非法操纵。法人财产权不等于经营权。）
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主力是家族企业
中国改革20多年来，国有企业是上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企业将让位于民营企业。中央政府已经把“国有股减持”、“国退民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等作为明确的战略提出来，且已经切实实施相应措施。据最近的一次统计，如果把那些“戴着红帽子的名国有实民营”企业计算在内，中国目前的民营经济力量已接近国有经济！而且，在接下来的深化改革过程里，中央决心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进一步贯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造”，真正与国际接轨，建立起“人民主导的、而不是国家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
实际上，目前中国民营经济的90%以上都是家族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家族企业。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将是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最迅速、最健康的当数温州，我们不妨以其为例，来剖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必然性。在温州，不仅个人业主制企业完全属于家族企业，连股份合作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也大多保留着浓厚的家族色彩。温州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制是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作用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温州是一个带有浓厚传统文化特色的社会，在转型期中，民企很难通过外部其他途径获取资本，家族成员是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温州奇迹的很大原因在于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撑着温州人的流动和移民行为，他们通过家族关系链流动、迁移、聚集，家族网络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温州人往往从族人那里学习经营经验，这种血缘亲缘关系构成的家族网络是产业扩散的重要渠道。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低信任度社会难以造就非血亲的民营企业。由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特殊凝聚力以及家族成员为家族事业的自我牺牲精神，家族企业能够极大地降低内部监督成本。
家族企业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
在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里，家族企业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华人资本界著名的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在华人企业里，即使是跨国大公司，也一直以家族制为主导。这绝非偶然，其背后是独特的中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族企业最适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其存在是必然的、长期的。
中国人有明显的“仇富”心理，这既不利于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形成和壮大，也不利于家族企业对外来人才的重视、信任和重用。有个笑话，说心理学家随机挑选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对他们进行催眠，然后问他们对待富人的态度，让他们说出真话。美国人说：“我敬佩富人，我也想成为富人。我想为富人工作，以得到丰厚的薪水。”中国人则说：“我嫉妒富人，眼都红了。我想劫富济贫。”在这种明显的“仇富”心理支配下，中国民营经济的所有者不敢、不愿去重用外来人才，因为他不能保证“外人”会不会暗中背叛他、算计他、甚至劫持他！这使家族企业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必然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首选，因为家族成员不会产生上述风险。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家族企业。在西方，人们以“在大公司工作”为荣；而在中国，即使在最大的、最好的公司里工作，也被视为“为别人打工，没前途”。中国人都想“自己当老板”，即使是一个小老板，也胜过为别人打工。这使中国一直难以形成正规的、繁荣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有个形象的比喻，说：中国目前的职业经理比国宝大熊猫还少，而大大小小的、成功的不成功的、现实的做梦的老板却比老鼠还多。没有发达的职业经理市场，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称职的、恪守职业道德的外来人才，于是，不得不仍然倚靠家族成员，这也导致家族企业盛行。
民族学理论范文篇2
论文摘要：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党问题，首先就要研究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只有思想上认识到位了，才能进一步促进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工作的深入开展．
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重任，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把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好，就难以顺利完成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任务．自治区党委和各高校党委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工作，通过采取有效措施，2o02年新疆高校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的数量分别为18o0人与6o0人，2007年的数字则分别为8100人与2100人．可见，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展党员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较于汉族学生，数量偏低，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同时也说明，目前新疆部分高校党组织对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认识尚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
一、发展大学生党员的理论依据
1．发展大学生党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走向光明幸福的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和白身建设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运用政权的客观规律，以及党的活动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活动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包括建党学说指导发展大学生党员工作，是发展大学生党员工作在党的整个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保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发展大学生党员工作实践，最重要的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2．中共中央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相关论述
我们党历来重视高校党建工作，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长期以来，我们党从赢得青年、赢得未来的战略高度，狠抓高校党建工作．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把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党组织中来，是我们党组织发展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1990年以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联合召开了17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2o00年高校第九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在高校党组织建设中，要把做好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工作作为一项突出任务来抓．2003年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主题，就是做好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2005年初中央又召开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及其相关部门相继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在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意见》、《关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见》等文件．党的十六大以来，各高校党委认真贯彻中央精神，高度重视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大学生党员的发展和教育工作，发展大学生党员工作迈入了快车道．
中共中央和相关部门领导人依据革命和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对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和发展大学生党员工作，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众多重要论述．在解放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人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强调说“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火的抗战力量”，“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要求全党要充分认识青年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刘少奇同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初时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新疆组织，并吸收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认为是适当的”陈云同志说：“我们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同志强调，“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也应该作出计划．”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做好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努力培养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山：“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培养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指出：要“重点做好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壮大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注意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胡锦涛同志站在战略高度强调：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因此，“高校党委要深刻认识做好在高校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战略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在高校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提到学校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二、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的现实意义
积极发展优秀少数民族大学生入党，对于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保持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改善新疆党员队伍结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激励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建设和谐新疆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先锋模范作用，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深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需要
理想信念是人们所向往、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是我崇高事业和奋斗目标，它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同时给我们指明了人类前进的目标和我们发展的方向．调查显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对祖国的前途十分关心，能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在思想政治方面，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在生活和学习中，思想活跃，自尊意识突出，成才愿望强烈．调查同样显示出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等问题．产生这样的思想认识有许多原因，归根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不够，没有从思想上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科学共产主义，进而导致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因此，要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深学透，真正解决“三进”问题，从而使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充满信心．
2．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需要
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是构建和谐新疆的基础．新疆是我国边界线最长、周边相邻国家最多，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区，加上新疆是欧亚大陆桥的通道，是祖国向西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这种地缘特点及民族成份的复杂性使得新疆还存在着不少不和谐的因素．少数民族大学生是维护新疆政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可塑性最强的～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因此，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是从源头上解决新疆稳定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切实抓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少数民族党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不断发展壮大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中党的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把它们建设成为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堡垒和团结各族群众的核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维护新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3．改进和完善新疆党员队伍结构的需要
自治区党委一贯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同志入党工作，自治区各级党委都把发展少数民族党员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发展了一大批政治上较强、思想觉悟较高的少数民族入党，有效地改善了新疆党员队伍结构．但从新疆目前党员队伍的数量结构看，少数民族党员人数较少，比例偏低：从文化结构看，部分少数民族党员的文化素质偏低．这种情况不利于建设和发展新疆，不利丁．维护新疆政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改变这种情况的有效途径，就是要人力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近些年，自治区各高校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T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以2007年度为例，自治区区属各高校2007年度少数民族在校生共81978人，其中发展党员200人，所占比例为2．6％，是2002年的近3倍．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年龄大都在20岁左右，文化程度及综合素质较高，若干年后，少数民族大学生都将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必将有力地改善新疆党员队伍的整体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及各个行业的党员比例和分布状况．
4．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需要
培养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毛泽东曾指出：“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江泽民强调：“民族干部的状况又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各级党委要以更大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和各种科技、管理人才的培养．大力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是促进少数民族发展、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少数民族干部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力量和骨干力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中起着桥梁作用、保证作用、骨干作用和带头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民族地区能够顺利发展，靠的就是党的民族政策和一大批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大批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能够在民族地区建设中作出贡献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是培养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途径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很多人，往往是当地一个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在学校把他们培养成为“四有”新人，特别是发展为中共党员，对促进当地的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新疆，我们党只有赢得少数民族青年，才能更加有效地维护新疆稳定，促进新疆发展．因此，新疆高校党组织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理论及现实意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工作做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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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理论范文篇3
一、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概述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也是源自欧洲的舶来品。作为一门学科，民族音乐学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德国学者弗里得里希克里桑德尔1863年在《音乐学年鉴》中正式提出音乐学这一概念，到音乐学的创立者之一的阿德勒在1885年发表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标》中最早定义比较音乐学，把非西方音乐比较研究归为体系音乐学之下属，并认为：比较音乐学由自己的任务：处于民族志的目的比较各民族的音乐作品，尤其是民歌，并根据它们自身的各种形式进行分类。[1]英国著名学者埃利斯1885年发表了著名的论著《论世界各民族的音阶》，民族音乐学实现了比较音乐学的草创，该学科也因此完成了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埃利斯也因此被誉为民族音乐学之父。埃利斯物理学家利用自己创立的音程音分测音法对世界各国音乐的音阶进行了比较研究，其音分体系影响深远。此后，德国学者施通普夫为首的柏林學派积极推动了比较音乐学的发展，这是比较音乐学发展的繁荣时期。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其后继者共同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直至二战爆发[2]。
二战结束之后，世界重新恢复了秩序，音乐学者对音乐的研究也因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而进行了新的思考。1950年，荷兰学者孔斯特就提出了民族音乐学来替代比较音乐学，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该名称把比开始时计划的更为广阔的范畴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3]。花开两朵，民族音乐学的另一枝盛开在美国，而美国民族音乐学的思想源头和中坚力量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德国有关，譬如博厄斯、赫佐格等一批优秀的学者。此外，尤其要提及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他于1960年提出了Musicinculture的研究理念，开启了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时期。
20世纪20年代中国音乐学者王光祈将民族音乐学传入我国，其《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被视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滥觞之作。而时至今日，音乐人类学已经成为国际民族尤其是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观念。以文化的视角或民族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已经成为不争的该科学的研究事实。作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1980年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讨论会在南京由高厚永发起召开，民族音乐学从此在中国被正式确立。此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丰硕的成果。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内容
就国内来说，民族音乐学即传统音乐学，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质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这一点虽然一些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只要大家翻开各类相关期刊论文，答案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争论国际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范畴、方法与思潮，不如把着力点放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办好以及如何干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国际相关领域的理论方法，我们也应该了解，但这种研究精力不应该消耗在这上面。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目的，吕骥先生曾提出了一份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提纲，多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和思考。
吕骥先生首先指出，研究中国各民族民间音乐必须首先了解其形成的社会条件即生活情况，仅仅着眼于音乐的形式研究，并不能真正了解音乐。其言下之意就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只有从民间音乐的内容（即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表现这些内容的音乐语言）出发，才能真正了解民间音乐这些形式与技术在他们生活中具有的审美意义（包括美学意义在内）》[4]。此处，吕骥先生强调的是民间音乐，即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我们中国学者关注的领域。换言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内容其实是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
当然，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也在经历内部的发展，尤其在以美国音乐人类学思潮的影响下，其学科研究发展了质的改变。譬如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出的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观念，以及另外一位美国学者M.胡德访华时带入了民族音乐学是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也关注音乐的文化脉络的学科理念，他的双重能力研究观念见地深刻，影响深远。
三、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模式
民族音乐学从音乐本体比较，发展到音乐文化研究，从知识领域观念，演化为人类行为的理念。民族音乐学经历3个主要阶段，即音乐本体研究音乐文化研究人类行为研究。民族音乐学学科理念的变化和发展，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上的变迁，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改变。就研究范式而言，民族音乐学研究有两大经典的研究模式，第一种是美国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其代表作《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提出并阐释的音响观念行为研究模式，另一种是美国民族音乐学赖斯在《对民族音乐学的重塑》一文中提出的历史性架构社会性维持艺人个体经验创造三维研究模式。至今，这两种民族音乐学研究模式仍是最经典、独特的研究方式。二者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方法论。
其中，梅里亚姆模式是一种场域性观察分析音乐事项的有效方法，它通过客观音响、表演主体行为及其音乐观念三者的分析，可以独立观察其中的特征和内涵，又通过三者的互动观察其中的关系内涵，从而有效解读出该音乐事项的音乐意义。赖斯模式则是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中考察音乐行为，它增加了历史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如此有效的避免了梅里亚姆模式的理论缺陷，既有宏观背景考察，又有微观主体关照。无论是梅里亚姆模式，还是赖斯模式，都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它们可以在思维和方法两个层面开启我们的研究视野。当然，世界上没有一种固定不变，抑或万能无限的方法论，但作为经典理论，梅里亚姆模式和赖斯模式，不愧为几十年来，全世界民族音乐学者共同认可的学科研究方法。
譬如，无论对于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少数民族音乐，还是汉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抑或传统戏曲艺术等，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模式去看我们的民族音乐的内涵本质，运作的内在机制，甚至文化认同。例如，考察安徽寿县地方锣鼓乐寿州锣鼓，我们就可以通过梅里亚姆模式的三维镜片来观察寿州锣鼓艺人的鼓乐观念、舞台呈现和音响特征，尤其是艺人主体行为与音响之间的微妙关系，究其原因并发现艺术的内在本质。其次，我们也可以利用赖斯理论模式的三维结构来考察寿州锣鼓的历史源头、演变发展以及嬗变过程，并在横向的当下社会学中找到其现实的生存的维持结构要素，如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民间鼓乐所具有的生存境地和背后的控因。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对寿州锣鼓艺人的考察和分析，发现民间艺人的观念、行为与锣鼓乐的历史架构以及社会性维持之间的关系。如此的考察，的确能够让我们的研究更透彻、明了，研究的思维、目的更准确、明晰。
四、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现状
作为最早产生于欧洲的学科，民族音乐学在从初创、产生、发展与壮大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学科价值。随着时代以及科技的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十足的进步，可以说，当下，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至少在研究观念和学科理念上是与世界接轨的，与国际同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思维是不落后的，但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却似乎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先天的不足。譬如，我们的学科研究从更大范围来看，还是中国本土的民族音乐，尤其是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戏曲研究，还很少关注外族音乐、国际范围的民族音乐。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的民族音乐学充其量就是中国的传统音乐研究，而不能说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此外，我们中国的所谓民族音乐学发展，在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却都是在跟随西方学者或思潮在转，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如此，至今，我们的民族音乐学仍然未能提出过自己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或者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音乐学的一大憾事，更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的一大憾事。
民族学理论范文篇4
传统的药理学教学强调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理论性的知识讲授太多，有关药物作用机理、药物化学结构及对应的药物作用效果占授课比例太大。这样的授课方式显然是跟护理专业学生将从事的工作有脱节，学生对这样的内容不感兴趣，教师教学辛苦，学生学得辛苦且一知半解，不能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根据多年的教学反馈情况，教研室对护理药理学的教学授课方式进行了调整。要求授课教师改变注重医疗和处方，轻护理；重药理学理论，轻护理技能培养等授课方式，要让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认识到药理学知识在护理工作中的重要性。教师在讲课过程中首先要讲授代表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和药物的相互作用。由于用于临床的药物更新率很高，教学时尽量不讲或少讲过时、少用的药物，多讲进展快、应用广泛的药物，如新型抗抑郁药盐酸氟西汀(百忧解)、选择性β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等。在每类药物讲授完成后，要总结讲述本类药物的用药评估、用药护理注意事项及疗效观察。比如在抗胆碱药的用药护理注意事项时，我们重点讲代表药阿托品，由于阿托品抑制腺体分泌，用后很容易出现口干、皮肤干燥、发热等不良反应，护理过程中应嘱患者多饮水，护理过程中应注意监测体温，对用药前体温高于38℃的患者使用本药时必须及时向医生反馈情况，避免发生意外。在讲述抗生素用药护理，比如青霉素易致过敏反应，对酸、碱、氧化剂、重金属不稳定易致药物分解，降低疗效，产生副作用，所以应现用现配。过敏反应防治措施要做到皮试、询问过敏史、应急抢救措施等。
2选定更贴近护理人才培养的药理学教材
2010年以前，我校跟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一样，护理药理学教学教材一直跟临床专业共用一套教材，在此教材基础上通过简单删减章节作为护理学专业药理学教材。教学反馈显示学生普遍反映药理学跟专业关系不大、药理学非常难、对药理学产生讨厌和畏难情绪等；教师虽然也努力把药理学教学跟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相结合，但由于教材选取不切合护理专业特点，在讲授过程中往往脱离护理学专业特点，不能取得应有的教学效果。随着护理专业教育的飞速发展，护理药理学教材编写也取得了较好的推进。近2年，教研室经过讨论采用了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的《护理药理学》作为护理专业的药理学教材，该教材突出了护理专业对药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特殊需要，注重实践。该教材以现代药理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紧密结合临床用药和社区用药护理，紧扣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增设了“用药护理程序”。该教材与临床专业药理学教材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不详细阐述药物的构效关系及药物作用机理。由于该教材跟护理专业药理学教学目标相适合，教师使用过程中有教材依据，授课就不会出现注重医疗和处方，轻护理；重药理学理论，轻护理技能培养等授课方式的偏差，有利于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护理专业学生对比《护理药理学》、杨宝峰主编的第七版《药理学》教材，护理专业学生普遍认为《护理药理学》更贴近护理专业特点，更易于对药理学知识的掌握及应用。
3应用现代先进教学成果，提高护理药理学教学效果
药理学存在五多(药物多、药名多、作用多、用途多、不良反应多)三难一易(难学、难教、难记、易混淆)，根据学科特点，部分学者提出药理学的教学方法应该多元化，根据具体内容的特点灵活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现代教学成果丰富，药理学的教学方法研究成果也很多，有目前评价较高的药理学教学方法是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比较归纳总结教学法、比喻教学法、歌诀教学法等。在护理药理学教学过程中，根据课程内容，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必然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比如说案例教学法就是全国高等学校“十二五”医学规划教材的《护理药理学》所附光盘课件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在每个章节的内容都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病例，每一章开始给学生展示一个病例，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学完该章内容后再解释该病例的用药原因及用药注意事项，我们的教学反馈情况看，学生带着问题进入学习，对所学内容掌握程度更高。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得到巨大提升，有关教育技术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现代教育技术对教学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多媒体技术、网络互动平台、建立精品网络课程、计算机模拟教学等现代教育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药理学的教学中。有研究显示在药理学理论和实验教学中应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有助于学生对抽象内容的理解等。我们在护理药理学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中都采用多媒体教学，比如，应用在“传出神经系统药物对家兔血压的影响”实验，我们采用BL-420生物信号采集系统，该系统可以将家兔血压变化的详细情况完全的展现给学生，利用BL-420生物信号采集系统还可以帮助学生处理实验数据，简化计算过程。另外教研室非常注重典型视频、图片素材的收集与共享，比如实验操作视频、小白鼠扭体视频心脏泵血视频等，把视频植入多媒体课件，可以使教学更直观，更易于理解。
4结束语
民族学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6-0055-02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教学是为了实现育人目标，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如何增强教学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永恒的话题和难题。就民族地区高校而言，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必须做到“三结合”。
一、结合课程特点开展教学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及形势与政策五门课程构成，每门课程各有特点，教师需要结合课程特点来开展教学。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以下简称“概论”课）为例，在内容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形成的中国化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时代特征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发展，进行的理论创新，每一个理论都有严谨的理论论证和严密的逻辑，各成体系又相互联系，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概论”课是一门集理论性、知识性、政策性、实践性、教育性于一体的课程，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抓住课程特点，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传授知识与育人相结合。
1.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相结合
根据教育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除了理论教学学时外，还要有实践教学学时。但是，许多高校没有能够将实践教学真正落到实处。社会实践教学是学生深入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培养品格的重要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和针对性的重要教学环节。就“概论”课而言，一方面要开展好理论教学，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让学生掌握不同时期党的重要理论、方针、政策，培养学生的理论和政治素养；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概论”课的基本内容和课程特点，扎实开展实践教学。通过组织学生观看视频、参观访问、社会调查、主题活动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理论素养和对政策的认识水平。比如，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内容，组织学生观看“两会”视频，关注代表们的提案、议案；结合党以发展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内容，组织学生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状况、农民工子女进城接受教育状况、农村合作医疗状况、城乡养老保障状况、大学生就业需求与就业状况等选题，开展城乡民生发展状况社会调研；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组织学生开展环境污染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调研等等。
2.传授知识与育人相结合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高校通识课程体系中的公共必修课。该课程的定位应当是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旨在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解决现实问题，增强是非判断力、政治洞察力，提高政治认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激发对祖国和社会的责任感，以促进社会进步和自身全面发展。因此，传授知识和育人是“概论”课的双重任务。“概论”课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向学生系统传授理论知识，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和基本经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又要帮助他们按照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标准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一代新人。这个任务决定了“概论”课应当根据民族地区高校大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把育人渗透到整个教学过程中。
二、结合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实际开展教学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和教学实施的对象，“概论”课的教学效果最终要体现在学生素质的提高上。因此，把握学生的特点和思想脉搏，是我们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和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的基础。
1.根据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特点选择教学方式
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主要存在两个特点。第一，学生学习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生对党的历史、党的理论了解甚少。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没有阅读过《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原著。对、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生平事迹知之不多，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缺乏了解。二是知识面较窄。除了本专业的知识，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缺乏储备。三是理性思维能力不强，看问题想事情容易偏激，认识偏于感性化，不善于运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和分析问题。第二，对待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行不统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上重视和行动上轻视的矛盾。根据对我校2013级学生的一项问卷调查，有85.6%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个人思想素质培养帮助很大，是青年成才的必修课，但在学习过程中却又把思政课当作“机动课”，部分学生带上专业书或其他科目的作业，到“概论”课堂上“加班加点”。只有当老师讲到特别有趣的问题或是提问到自己，才会去听一听、想一想。二是心理上想学行动上怕学的矛盾。大多数学生对理论造诣比较高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很佩服很崇拜，为他们对社会问题一针见血地分析所折服，也期望拥有这样的能力。可是当老师让他们就某些问题开展思考讨论，并起来分享自己的观点时，大多数学生都流露出畏难情绪。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多讲案例，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另一方面要注意把握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纠正他们认识上和行动上的偏差，增强他们的学习信心。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2.把握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思想脉搏以优化教学内容
根据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发现，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对“概论”课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问题；第二，分配理论中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及共同富裕的问题；第三，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问题。第四，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坚决反对民族分裂、、问题；第五，民主政治建设当中的基层民主建设、反腐倡廉、依法治国等问题；第六，一国两制与的解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与、南沙群岛等问题。可见，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关注的问题带有比较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和学习需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侧重上尽可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就能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
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正确处理好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统一性就是要很好地领会和把握教育部社科司提出的“概论”课的教学基本要求，完成一般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灵活性就是要根据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在统一性的前提下，把握好对教材内容的取舍、增减空间，使其更好地满足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的迫切需求。把握好这个关系，我们就找到了教学的切入点，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概论”课教学内容的改革重点就在于：变教材体系为教学体系，对教材每章的教学内容或前后章节的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取舍、解构或重组，删繁就简，完成对教材内容的“加”、“减”、“乘”、“除”，以实现教学内容的最优化。就民族地区高校而言，就是要根据课程中心主线，结合世情、国情、区情、校情，即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社会热点问题、民族地区实际、学生特点，有所侧重，优化教学内容，强调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体现教学内容的思想性、政治性，又体现现实实践性，让教材内容“活”起来。
三、结合民族地区特色资源开展教学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在自己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蕴含着丰富独特的德育资源。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充分挖掘、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地区所蕴含的独特丰富的教育资源。
1.与民族地区的革命传统教育相结合
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革命历史资源，既为“概论”课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又为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比如，广西的百色学院所在地就是一块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辉煌业绩的红土地，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其丰富的历史史料和遗址，为“概论”课教学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素材。组织学生参观百色起义纪念馆，参观清风楼、粤东会馆、黔东苏维埃等革命遗址，瞻仰革命英雄纪念碑，亲临实境参观考察，对学生产生的强烈心灵震撼是我们的课堂效果所达不到的。民族地区高校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宝贵的教育资源，不断充实到教学过程中，就能够大大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2.与民族地区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相结合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硕果累累。事实胜于雄辩，这些实践成果对大学生而言是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东西，因为这些成果就发生在他们自己身边，看得见、摸得着，而理论的实践者就是家乡的父老乡亲，能使他们产生更多的情感共鸣。因此，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一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髓与民族地区的改革精神相结合；二要把发展战略理论与民族地区发展成果相结合；三要把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成果相结合；四是把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理论与扶贫攻坚成果相结合；五要把改革开放理论与边境贸易成果相结合。
3.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相结合
民族地区往往生存环境相对恶劣，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坚强勇敢、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演绎出一幕幕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奔小康的感人画面，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例。不仅为党的理论在实践上作出了生动而又有力的注解，成为“概论”课教学珍贵的素材，同时也为学生如何去实践树立了榜样。在“概论”课教学中，充分地挖掘和利用民族地区丰富的教育资源，不仅能以情动人，激发学生学习“概论”课的兴趣与热情，而且能使少数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现代课程教育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此外，少数民族热爱祖国和家乡、诚实善良、乐于助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故事，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塑造美好的人格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聪.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特征及成才之路[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赵志毅.中国民族德育论纲[M].民族出版社，1998.
[3]唐凯兴.民族院校德育与素质教育论[M].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
[4]张耀灿，陈曼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2001.
民族学理论范文
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民族学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生态环境养成
[作者简介]黎翔（1967-），男，江西赣州人，赣南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心理学、教育学。（江西赣州341008）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2-0182-02
高校民族学生入学后，由于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往往面临诸多问题，学生主要表现出急躁、焦虑、情绪困惑、孤独感、压抑感，甚至是暴力倾向。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状况不仅影响其成长成才，还直接影响其对国家、民族和主流文化的认同。在调查中发现，民族学生在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上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从相关程度上来看，民族学生的主观支持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相关系数最高，客观支持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自我效能感越强，生活满意度就越高。男生的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女生，内高班学生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民考民学生；与民族学生社会支持呈现显著相关的因素除了自我效能和生活满意度外，还有学生类别因素。不同学生类别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是有明显差异的，其中，民考汉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最高，民考民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最低。
一、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适应作为一种人类学的理论成果，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涵。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民族团结教育作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题教育，其活动开展必须符合我国中学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遵循现阶段我国教育的新的课程理念和实践内容。文化的适应是在多种文化背景和环境中开展的。上升到理论面来说，就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影响过程。
二、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模式
本研究在生活方式、习俗、人际关系以及语言等方面考察民族学生对流出地文化、流入地文化两个维度的态度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两个标准对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文化适应模式进行划分：计算每种适应模式的得分情况，以得分最高的适应模式作为民族学生当前的文化适应模式；在文化适应模式的选择过程中，需有较明确的自主选择意识。本次调研对象所使用的文化适应模式为：整合模式274人，隔离模式14人，同化模式7人，边缘模式5人。可见，民族学生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主要采用整合模式。鉴于90%以上的民族学生采用整合模式，所以本研究按照每位同学整合模式得分高低进行分组，得分前27%的为整合模式高分组，后27%的为低分组，然后对高低分组进行方差分析，见下表。
结果显示，整合模式高分组的民族大学生在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方面的得分均高于整合模式低分组，且在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方面差异及其显著。这说明使用整合模式的学生在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以及自我效能感方面表现较好。
三、影响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因素
影响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主要因素包括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一是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一定的学习类型与文化相关。当教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类型相适合时，学生的学习成绩显著提高，学校的态度明显改善，学生违纪的现象明显减少。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学生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生活经验丰富和生活技能较高的学生自然、文化和社会适应能力相对较高。二是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文化适应、智力和学校教育三者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个体任何一个方面的表现既受他两个因素单独作用的影响，又与意志、人格、道德等心理因素与文化适应中的心理适应直接相关，承担着智力的始动、定向、激励、强化和保证功能。三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体现了文化的平等意识、反思意识、互补意识和发展意识。任何族群、个体都有文化自觉的意识和能力。文化自觉行为具有较大差异，表现为文化接触者能否正视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消除文化间的误解和偏见，并按照新的文化环境调适的能力。影响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内在因素还有家庭经济的收入、父母文化水平等。
外在因素：一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二是制度理念环境不同，包括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教学模式及评价机制等。学校制定执行的规章制度没有体现民族平等，文化平等，教学模式忽视民族学生个体和群体性差异，评价机制不健全，势必会对民族学生的文化认同和学校认同产生负面影响。三是社会支持环境。社会支持对缓解个体心理压力，消除个体心理障碍，增进个体心理健康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从调查来看，主观支持对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最大，支持利用次之，客观支持影响最小。
四、高校民族学生成长成才环境的养成策略
1.健全工作机构，加强队伍建设。设立由统战部、学工部、宣传部、校团委、保卫处、教务处和后勤等部门和院系共同组成的民族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协调和解决有关民族学生工作的重大事项和重要问题。民族班或民族学生较多的院系，要有专人负责民族学生工作。选派政治素质好、思想作风过硬、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热爱民族学生工作、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教师担任民族班或民族学生较多班的班主任。定期对相关教师进行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知识，提高工作能力和育人水平。
2.制定规章制度，健全支持体系。根据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符合本校实际又贴近民族学生特点的民族学生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等，依据规章制度对民族学生严格要求，大胆管理。在民族学生工作中，各院系要严格遵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开展教育和管理，统一标准和要求，杜绝教育管理工作上的不一致性。适当调整教学计划和学籍管理规定，降低学习要求，制定特殊的教学方案和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建立民族学生支持体系，对他们给予经济、生活和心理上的有力支持。
3.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校园文化是师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映了学校的精神风貌。校园文化精神是全体师生产生强大凝聚力、创造力、适应性和持久性影响的根源。高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让民族学生来到学校后，感觉到家的温暖，对多元文化给予认同。在重要的民族节日，组织、动员民族学生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给民族学生提供展示才能的舞台，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他们与其他学生的文化交流和深入了解，加深同学间的感情和民族团结。加强汉族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良好育人氛围。
4.完善文化关怀，建立适应机制。加强学业指导，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整体上保持高度的学习热情，只要打好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良好基础，专业学习同样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专业课不单独编班，将少数民族同学融合在全校同学人才培养体系中，促进少数民族同学与汉族同学积极开展学业交流。同时结合少数民族学生实际特点，以人为本，实施个性化培养。
[参考文献]
[1]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孙丽璐，郑涌.移民文化适应的研究趋势[J].心理科学进展，2010（3）.
民族学理论范文篇8
二、从国家制定法的起源考察国家制定法与国家具有孪生关系。从其起源看，夏、商、周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国家制定法的肇始。夏商周三个古民族从制定法的角度对中华法律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夏、商、周民族的刑法夏王朝是姒姓为主体的多部族国家，笔者将它统称为夏族。而且它与“九夷”④有密切关系。在夏代近500年的时间里，夏族与九夷共存，虽以夏族为主导，但在“少康中兴前”，也有夷人把持夏朝的历史，这反映出古代社会民族关系的复杂态势，既有融合与协调的一面，也有对立与斗争的一面。而且，由于史料的缺罕，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当时民族社会生活的生动景象。所以，有夏一代的法律文明，也是许多古代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根据《史记·夏本纪》：“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晚出文献与传说虽不甚可靠，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夏族与黄帝部落的族源关系比较密切。从夏代开始的整个中国奴隶制时代，都有“五刑”的记载，即：墨、劓、剕、宫、辟，只是在夏代被称为“禹刑”。那么，禹刑从何而来呢？它是夏族的独创吗？根据《魏书·刑法志》记载：“夏刑大辟二百，劓辟三百，宫辟五百，髌、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显然，它吸收了前文所述苗民的“五虐之刑“并加以发展，将“椓”改为“宫”，将“刵”改为“髌”和“剕”。改“椓”为“宫”即由苗民的“割去生殖器”之刑到夏族的“阉割”之刑，刑罚的严酷程度有所降低，相对来讲其刑法的文明程度略有不同。但是，改“刵”为“髌”和“剕”，却加强了刑罚的严酷性。结合当时夏族与苗民的战争情况，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夏族刑法中的刑罚继承和发展了苗民的“五虐之刑”。这说明，从国家制定法的最早起源考察，创制法律的民族主体是多元的。商汤灭夏，一方面反映了商族对夏族的军事征服，另一方面反映了朝代的更替，而不是一个古代民族消灭另一个古代民族。目前中国史关于朝代的述论排列，事实上是史学家们追求“正统”和“大一统”的主观意志。从民族学的角度看，客观地讲，历史上存在许许多多的古代民族，它们为了各自的生存发展而与他族进行竞争与合作，而许多朝代只是这种民族竞争与合作的产物和标志。商族灭夏以后，一方面继承了夏族的法律文明，另一方面创造了本民族的法律文明。据《左传》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根据典籍记载，商族创制的刑罚吸收了夏五刑。“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周于夏，有所损益”。只不过汤五刑又发展为：墨、劓、刖、宫、大辟。这与禹刑相比，改“髌”、“剕”、为“刖”和改“辟”为“大辟”基本上与禹刑毫无二致，只是刑名上稍有不同。另外，商族也创造了灿烂的法律文明。在商朝，已经有了关于货币、税赋以及土地管理等方面的法律。也产生了法律文明的结晶--《尚书·洪范》①，由于商朝法制已初具规模，并处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因此，周族在取代商族以后，周初政治家周公旦在训诫诸弟如何统治商族遗民时，一再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②。战国时荀况在谈到法律的发展沿革时，特别指出：“刑名从商”。汉时董仲舒也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罚”的论断③。周民族刑法的主要渊源是周初的《九刑》和系统反映周朝法制状况的《吕刑》。如果说礼制是调整周代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周王朝与其他民族关系的主要手段的话，那么刑法则是调整社会关系主要保障，其主要适用对象为广大的庶民百姓。与夏商制刑的出发点一样，“周有乱政，而作九刑”④可以说，周民族《九刑》是以夏族的《禹刑》和商族的《汤刑》为基础并吸收了其若干内容而创制的，《九刑》的主要内容可以从古文献中找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⑤这段文字反映了周民族通过建立“毁”、“掩“、“藏”、“窃”、“贿”、“盗”、“奸”等若干法律范畴，产生了朴素的简单的犯罪构成观念，说明周民族在共创中华法律文明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当然，《九刑》在周代也是不断发展的，它经过多次修订基本形成了一个刑罚体系，即由墨、劓、宫、刖、辟、流、赎、鞭、扑等九种刑罚组成。《吕刑》在中华法律文明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它系统反映了周代的法律思想，是我国奴隶制法制的集大成者和成熟形态。根据《尚书正义》记载，吕侯为穆王时司寇，奉命作刑书，成《吕刑》。《吕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理论上论证了刑法的起源问题。《吕刑》认为，刑法起源于治乱⑥。其二，它继承了周初期“明德慎刑”的思想，“以苗民无德滥刑遭受亡国绝祀的史例，论证了敬德以刑，以刑教德的重要性”⑦，其三，发展并完善了中国古代刑名制度。据晚出文献记载，《吕刑》中规定了违反王命罪、侵犯人身罪、侵犯财产罪、破坏婚姻家庭罪、官吏违法罪、妨害社会秩序罪等方面罪犯，并形成了较为明确和严格的刑罚制度。①2、夏、商、周民族的礼制研究古代民族法制史，不能回避礼。“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②可见它起源于宗教活动，也许夏族在氏族部落时期就已经有信奉天命等原始习惯性宗教活动了，只是在其建立了奴隶制国家以后，将这些原始习惯进一步明确化，规范化了而已。根据传说，早在黄帝时代已经开始制礼，“皇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③。当然，此时的礼，是以习惯为基础制定，当它的实现以一定的外在强制力为后盾时，它已经由原始的习惯上升为习惯法了。而夏礼正是继承并发展了原始时期的礼而自成一制的。当然，夏族崇尚“天命”，信奉神权是有历史根据的，《尚书·召诺》就有“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的记载。就连夏启征伐有扈氏时也要找个“受命于天”的借口：“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灭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④我们也完全可以将这一场战争理解为一个宏大的礼仪场景。至于夏代礼制的内容，我们只能从历史文献的片言只语中获得一点信息，如《礼记·礼运》有“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的记载，结合《左传》“（夏）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记载，我们认为，夏礼的功能有二，其一是政治功能，“鼎”作为礼的物质载体，是奴隶制时代王权的象征和标志。而夏礼的首要功能就是维护王权，也就是前文所引“以正君臣，以设制度”。其二是社会功能。夏族是一个重视宗族的民族，在那个方国林立的时代，宗族关系是最强有力的社会联系纽带，所以夏礼中出现调整宗法关系的规范“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王权与宗法权力相互支撑建构了夏族的国家大厦。商族对礼制的继承和发展也做出了贡献。虽然有关商代礼制的文献资料极少，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从商汤至纣亡历时近500年间，如果夏族开创的礼制不被继承和发展，能有以后的“周公制礼”和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高度发达的礼治体系吗？应当说明的是商礼甚至后文将要论述的周礼有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属于习惯法的范畴，但下文将在制定法的意义上进行探讨。一些文献也反映了商礼的存在。据《周书·君奭》记载：“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⑤说明夏族礼制、商族礼制和周族礼制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由于礼与天命、神鬼崇拜等密不可分，所以商族统治者经常用活人来祭祀神鬼，仅商代后期，“按目前掌握的甲骨资料，共用人牲13000余人，其中尚未包括1000余条未记人数的有关人牲的卜辞”⑥。可以说，商人最大的礼就是把人献给神鬼。而其中的牺牲者，主要是外服的古代少数民族，如羌人，鬼方，亡方，吉方。“据甲骨卜辞可知，商王祭祀所用人牲的来源，以羌人最多”⑦。由此可知，有商一代的礼制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规范，它已成为调整王权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工具，同时也是商民族宗教信仰的价值所在。从整个商代民族关系来看，东有东夷，西有狄、戎、羌、昆夷等民族，南有楚、古越等民族，北有土方、鬼方、御方等民族。《竹书纪年》、《后汉书·东夷列传》、《左传》、《周易·未济》等历史文献中都有商伐诸族的记载，⑧因此，把征伐所得的俘虏用来祭祀是合乎历史实际的。而王朝与四方民族的关系，一般为“外服”关系，主要表现为诸侯对王朝纳贡，以示臣服，在军事活动中，“以殷为统帅，相互配合，相互救援。”①从调整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商礼起着举足轻重作用。对于广大的商族臣民而言，他们同样受到商礼的规制。史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②是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事实上，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礼仪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祖先崇拜的必然导致对父、兄的尊重，即对现行宗法关系的维护，而对宗法关系的维护必然会推及到父兄亡后对其亡灵的崇拜，所以，礼与宗法关系密不可分的。而且，由于商代的刑罚已经相当完备，对礼和宗法关系的破坏也必然会招致刑法的处罚，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民族所继承和开创的礼，就是礼法之治，这一制度在西周社会最终成为体系。历史上所称的“周公制礼”③是周族统治者周公旦在辅政成王时，以周族的原始习惯法为基础，并吸收了夏商以来的礼文化传统，经过系统化的加工整理，厘订成一系列礼仪和典章制度。由于它内容庞杂广博，数量繁多，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礼记·曲礼》载“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宦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由此可见，礼在周民族那里，调整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然，它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调整规范了，所以，后人称之为“礼法”，恰好反映出中国法律与礼之间的渊源关系。实际上，在周民族那里，礼与刑相结合，相当于后世的“法”，它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规范。正如《礼记·王制》所载：“山川神祗，有不举祭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黜）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之；革制度衣服者为畔（叛），畔者，君讨”。在这里，礼被赋予了严格的规范性，并有国家（王权）的强制力保证其实施。所以，周民族所创之礼，实际上是古代法治的化身。这一点从《周礼》中可以反映出来。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自古以来聚讼纷纭。然而从其内容来看，它系统论述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和秋官司寇等王卿的职责，是一部实实在在的行政法④。甚至在现在的法学家看来，“礼既是道德又是法律”。⑤由此看来，作为国家制定法的组成部分的刑法和礼法，从其起源看，是夏商周古代民族共同创造的。三、从具体法律制度的开创考察事实上，法律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各民族基于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周边民族力量对比以及经济关系和历史文化而创造了诸多法律制度。这些带有民族特点的法律制度从历史的进程看促进了中华法律文明的发育，而它们本身也在开启中华法律文明的同时而成为其固有的一部分。例如：鲜卑族的代表人物北魏孝文帝在“法为治要”⑥的基础上创制了存留养亲的法律，其中规定：“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①之后又对流犯返乡作了规定：“诸北城（徙）人，年满七十以上及废疾之徒，校其元犯，以准新律。事当从坐者听一身还乡，又令一子抚养。终命之后，乃遣归边；自余之处，如此之犯，年八十以上皆听还。”②这种全新的法律制度，虽然从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民族法律文明的影响，但它毕竟是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予以颁行，是其后有关“存留养亲”法律制度的源头。同样，北朝法律系统从元魏律首开端绪，至北齐律已经蔚然可观，并创制了新的法律形式“格”、“式”。又如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分别由契丹、党项和女真三个民族建立的辽、夏、金政权都创制了自己的法典《重熙新定条例》、《天盛律令》和《皇统新制》，这三个民族所制定的各自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在中华法律文明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成文法的制定总是伴随着国家政权。蒙古族建立元朝以后，结束了西藏地区400余年的混乱状态。但是，如何统治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为了加强对藏民族地区的控制，元王朝设立宣政院，负责管理西藏地区的事务，并派宣慰使一人进驻西藏，负责征收赋税，收纳贡物，调查户口，管理驿站等。在对藏区的经济立法方面，主要制定了籍户法、置驿法和茶马互市法。这些法律都比以往具有开创性。同时，以少临众的蒙古族统治者第一次根据民族标准将全国人分为四个民族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包括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和南人（南方汉族人和其他各族人），可以说，元朝首次公开地以成文的民族法形式开创了民族不平等的先河。有清一代，满族对中华法律文明的开创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创制了包括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其次，民族立法取得很大成就。主要有《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西藏章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苗例》等法典，反映了满族对其他少数民族从实际出发因俗而治的法治原则。最后，清代的涉外法律开创了我国涉外法律制度的先河。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与英、法、俄、荷、日等国的关系条约方面。虽然历史上中国各少数民族朝代对中国封建的法制建设倾注心力，但或因年代久远，或因统治的时间短暂而致使其法制史料缺乏完整性，只有以满族为主体的清朝法制，从关外一隅，发展到整个中国，史料详备，脉络清晰，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圭臬。③清代以降，伴随着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和中华各民族反抗外族侵略，悠久的中华法律文明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各民族都为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建立了自己政权的民族，还是没有建立自己政权的民族，无论是建立了局部政权的民族，还是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政权的民族，他们的法律文明都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具体的历史过程看，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使得皇权统治延绵不绝，也使得包括中华法律文明在内的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得以维系和传承。而且，从历史上看，我国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族体上相互吸纳”，使得各民族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景象。所以，任何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法律文明都可以说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智慧的产物。总之，从中华法律文明起源看，无论是其习惯、习惯法，还是国家制定法和具体的法律制度，都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智慧的结晶，共同创造的结果。
民族学理论范文篇9
理论法学教学过程是指法学教育主体为了实现法学教育目的而使用的、用来反映法学教学内容的客观存在的一切中间媒介体。[1]鉴于民族院校理论法学课堂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在多年的理论法学教学中积累的经验，提出教师应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根据法学理论的学科特点、教学内容和环节，建构“以讲授为基础，合理配置其他教学方法”的最佳教学方法体系，从而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力争在当前民族院校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一、理论法学课堂教学方法改革的价值取向
实践证明，教学方法改革的目标是要求教师通过一定的教学手段的运用，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起法律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追求真理、维护公平的人生观，崇尚和捍卫法律的职业观。教学方法的改革不是要全盘否定原有法学教育中系统教育的传统，而是要改变实现系统教育的方法，其实质是变教师系统讲授的方法为教师引导学生系统学习的方法。通过理论法学课堂教学，学生应当能够初步掌握运用法律命题解决现实生活中有关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技巧。充分采用启发式教学和问题式教学方式，同时引入案例教学等新方法，使纯粹抽象的理论基础课讲授得生动活泼，富有强烈的思辩性与现实针对性。理论内容的革新同样要求对教学方法进行相应的变革。[2]时下，全国不少法学民族院校都一改当初把法学基础理论放在大学一年级讲授的做法，而是要放到有一定部门法基础的大学三年级学生中开始讲授。这种做法本身说明了理论的学科地位受到了更高的重视――它不仅是关于部门法的基础理论，同时还是法学专业学生必须接受的一种法学研究方法训练，还是一门有着相当专业素质的专门课程，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但当前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也为独立院校法学理论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二、法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方法观
民族院校法科学生大多反映课程深奥难懂、理解乏力，不能将学习兴趣坚持到底，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法学理论课堂教学质量。而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其关键又在于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笔者认为目前对独立院校的学生主体课堂教学，特别是这种纯法学理论的课堂教学方法有必要改进。
（一）开放式教学法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向学生灌输确定性的知识为特征。不仅自然科学的讲授运用着这种模式，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的讲授也是如此，当然法学理论概莫能外。中国历史上的律学，以及西方法学发展史上的“潘德克顿”学派都属此类――它们以注释法律条文作为自己的主要“学术”目标，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已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十九世纪，以倡导利益法学著称于世的德国法学家赫克就曾对所谓的“概念法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当前中国理论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这种传统的理论法学教学方法因此也显得更不合时宜了。鉴于目前理论界观点众多的现状，教员在讲授该课时宜以一本教材为主，同时将其它主要的学术观点进行必要的说明。这种教学方式要求教员在讲述某些观点时尽量不要带有感情色彩――其目的在于让学员自己有更广阔的思维空间。经过半年的理论教学，我发现大学生对讲述这种不确定性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不仅认可，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欢迎的。当然，与这种教学模式相伴而来的是考核的问题，理论观点的多元性决定了考核标准的不确定性，因此传统的考核方式亦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因为这种考核模式无疑会让大学生思考对法学理论课堂教学的乐趣。[3]
（二）互动式教学法
现代法学理论界认为，法学理论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是教与学相互作用的过程，以期达到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发展学生创造潜能的终极目的。教与学既对立又统一，这对矛盾中，双方都是积极因素，把两者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以教促学，以学促教，以学促学，使整个教学过程处于共振、互动和合作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互动式”理论教学模式。[4]
1.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能动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应是组织者和指导者，在“互动式”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主要发挥协调和指导作用。教师的教学服从于学生的学习，教为了学，以教带学，以教导学，以教促学，只有教师的能动作用的充分体现，才能保证“互动式”教学的有序地紧凑地进行。当然，教师的教学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并促进学生的学习，主要有两大功能，即导向功能和调控功能。要发挥教师的导向功能作用，一是“导向”，通过精心设计教学提纲，指导学生感知教材和理解教材；二是“调控”，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创新潜能。问题的设计要立足教材，体现知识的综合运用，拓展思维空间，培养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
2.凸显学生积极参与的主动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对象，处于“互动式”教学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要使学生成为有独立行为的人和有自觉的、有意识的人，才能在学习中具有自主性和主动性。学生自觉主动参与学习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和制约整个教学过程的发展和教学的结果。要落实学生学习主动性，必须在“我要学习”——“我能学习”——“我会学习”几个环节上下功夫。
（三）案例式教学法
理论法学是一门以静态的实在法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学科，这也决定了它应该坚持“从部门法中来，到部门法中去”的研究策略。案例教学法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方法，可以根据需要任意选择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使用，也可以全部使用。[5]每一种方法的目的和具体操作各有其特点：
1.讲评案例法。讲评案例法是指教师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某一教学内容而对某一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从中挖掘出比较深刻的东西，并通过讲评案例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比如，在讲民事法学理论中普通程序的各个阶段时，教师可以讲“王XX诉李XX损害赔偿一案”，从王XX如何起诉，李XX如何应诉，到法庭如何审理等。这就可以使学生明确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的起诉和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各个阶段。当然，也可以进行电化教学，播放民事审判的录像片，边看边讲评，这样的效果更好。
2.讨论案例法。为了加强学习印象，巩固学习效果，检验学习水平而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案例。这一方法要求教师必须事先准备好有一定针对性和难度、有不同意见和结论的案例。这类案例必须具备主要情节和细节，教师在介绍案情后，提出有关问题，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法学理论和有关法律规定解决实际问题。可分小组讨论，也可以大班讨论；可以先合后分，也可以先分后合。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最后教师还要对学生中出现的不同意见进行一一评析，给出参考答案并说明理由。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运用讨论案例法的关键和目的。
3.实习案例法。实习案例法就是搞模拟法庭。当学生在学习诉讼法这一程序法，既具备实体法的知识、又熟悉程序法的内容后，教师就可以发动、组织学生进行实际操作，充分利用模拟法庭，由学生亲自当法官审理案件或参加庭审，全面掌握和理解程序法和实体法的法律规定解决实践问题，提高学习兴趣，树立学习自信心实习案例法是一种具备综合内容的学习方法。它不但可以掌握知识，更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组织和创造能力，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四）漫画式教学法
这种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丰富课程的学习内容，也增强了教学的灵活性、多样性。在课堂上，教师不是单纯地讲授知识，而是利用讲授这种形式，通过启发诱导学生，使其产生学习的兴趣，主动地发现问题，教师或解答学生的疑问，或适时组织学生开展讨论，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引导下不断发现问题和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使他们对问题的探究活动能够延伸到课后。课堂讲授的内容丰富、鲜活、深刻。[6]反映出从事本课程的教师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因而能够保证课堂教学获得既能激发学生学习研究兴趣又能获取丰富知识的良好效果。在课堂上积极引入典型案例分析、课堂讨论以及“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等教学方法，从而丰富了教学手段、活跃了课堂、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五）诙谐式教学法
这种方法深入浅出，分析问题细致入微以及相得益彰的多媒体演示，使教学方式生动活泼。教师能够及时地将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个人的研究体会及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融入教学之中，将深奥的理论知识用很直观诙谐的漫画表示，使复杂的学术理论很容易被学生接受。在课堂讲授方面，教学内容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讲述准确且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活泼，注重对一些重点疑难问题的分析和挖掘，并适当介绍国内外理论界对重要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培养学生的学习研究兴趣，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六）教材教学与经典教学相结合法
一是教师在讲授教材内容时，穿插相关经典著作的背景和内容介绍，引导学生去阅读经典，激起他们对经典的兴趣；二是给学生开出经典书目，供学生选择阅读，要求学生至少阅读3本以上的经典著作。三是开设选修课《法学经典著作导读》，由资深教师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深受学生欢迎。经典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感悟能力，增强学生的历史感，提高其理论素养.
（七）点评式教学法
这主要针对实践教学和学生作业采用的教学方法，教师一般以作业的形式布置学生撰写相关问题的分析报告，教师选择2-3个进行点评，首先由学生点评，教师引导，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性点评和分析。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改进提高，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点评式教学，教学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对言语形式之“异”不断有所察觉、发觉，然后进行揣摩、玩味，进而发现、发掘一些东西。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应引导学生精耕细作、细嚼慢咽。教师的基本任务应是对学生容易出现的“盲点”进行及时的“点化”，促其“觉悟”、“开窍”。如果说，“读”、“悟”更多的是对言语的感受、感知，是一种感性的心领神会的话，那么“评”则要求将感知结果清晰化、条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文字化。它既是“探究”的一种具体方式，也是“发现”的外显成果。[7]
（八）立体化教学法
我们改变了传统的教材教学模式，试图立体化教学。它能使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有着深厚的现实与人文情怀，增强其关心社会的情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我们的立体化教学由五部分组成：一是课堂的知识与理论教学，以增长知识为主；二是影像教学，即通过播放影像资料进行点评式教学，以培养学生的现实关怀为主；三是讨论教学，让学生有思考、发言和论辩的机会，以训练思维为主；四是实践教学，包括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社会调查、实习等，对重要案件的庭审观摩，要求学生写出评论报告。实践教学以培养技能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为主。五是互联网教学，我们通过网络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结语
民族学理论范文1篇10
【论文摘要】家族式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中占很大比例，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目前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已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重大障碍。为了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应当实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论文关键词】家族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创新家族式民营企业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一种主流企业形式，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全国工商联研究室2006年共同组织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对我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1865家私营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其中实行家族式管理的就有1462家，占78%。2007年3月笔者在河南省郑州市调研了15家企业单位，其中民营企业有11家，而这11家民营企业实行家族式管理的为9家，占81%之多。据估计，中国目前家族式民营经济的规模在20万亿左右，其在发展生产力、扩大劳动就业、满足社会需求、创造地区经济繁荣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可否认，家族式管理的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家族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家族式管理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探讨我国家族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我国家族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家族式民营企业主要是通过地缘、血缘、亲缘、婚缘作为纽带而建立和维持的企业，以这种方式形成的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随意性、散漫性的人力资源制度家族式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虽有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积极性的一面，但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基本人事制度还不健全。对员工的招聘、录用、培训、晋升和辞退等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规范制度和操作程序，往往凭企业主以往的经验和主观判断，随意性很大，感情多于理智。对家族成员因人设职，亲朋好友无论能力高低都被安排在核心岗位；家族以外的员工岗位设计不合理，职责过大，要求苛刻，一旦违规，对其处罚过重甚至是开除。是否重视你，全凭业主个人爱好。如果在近段时间表现得好，就可能一下子升到高管，但一旦你犯什么错误了，就又可能回到原职，甚至是到基层或者被辞退。等于说，无论你是何方人士，根本没有一个归属感。2.人力资源配置欠科学，重学历轻能力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有不少家族企业在人力资源配置上有个通病：唯学历论”。不分析工作岗位需要，不讲究职责分工，不计聘用成本，一味追求受聘者的高学历。慕虚名而不求实效，用高学历装点企业门面，作为向世人夸耀的资本。但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能力、高素质，如果一味追求高学历而忽视聘用工作经验、团队精神、沟通协作能力、创新意识等方面的素质，则是舍本逐末，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人力资源，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同时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3.激励机制单一，用物质刺激代替精神关怀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极大的激发员工的潜能，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在家族企业中，企业与员工之间基本上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企业主对激励的理解十分简单，认为激励就是奖励加惩罚”，把员工看成是为自己挣钱的机器”。不仅缺乏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手段也过于简单，主要就是物质激励形式，缺少感情投入与人文关怀，干得好就加薪，做不好则扣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告诉我们，当员工的货币收入达到一定数额后，再增加单位货币收入的边际激励效果将呈递减趋势，金钱的激励功能将会弱化，激励强度下降，物质激励并不总能起到预期的作用。4.人才开发利用，重引进轻培养部分家族式民营企业有严重的急功近利思想，短期行为较为普遍。很多家族式民营企业老板把人招聘进来之后，就不再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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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基础薄弱，学习能力较差
由于偏远地区的经济落后，教育条件较差，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从小的学习基础较内地学生而言比较薄弱，自助学习能力较差，同时由于语言的差异，使得他们的听课效果也十分不佳，因此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存在着学习困难。
2、民族信仰强烈，存在小群体性
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具有强烈的（例如佛教、伊斯兰教等），因此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与内地高校中的汉族学生有着信仰、文化的区别较难融合，因此他们同一个民族的学生在学校中就会形成特殊的小团体，如果不妥善管理这些小团体，就严重影响到民族之前差异的融合，不利于校园的安定团结。
3、融入适应性差，心理承受能力弱
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后，首先面临的是生活环境的明显变化，由于他们的饮食、作息习惯与内地学生差异较大，使他们融入宿舍、班级的集体生活形成一定障碍；同时，他们的汉语应用能力普遍较差，与同学和老师的沟通不畅；学习基础和能力较差，导致学习成绩不够理想，以上的诸多因素都导致少数民族学生融入内地大学生活不理想，他们的心理承受力较弱，不少学生会不自觉地滋生出自卑、嫉妒、逃避、倦怠、不满甚至抵触情绪。
4、自我要求较低，理想目标模糊
新疆、等偏远少数民族学生深知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无论所学什么专业只要毕业回家乡考取公务员就可以轻松就业，加之他们学习基础差，学习能力弱，学校对他们也有照顾政策，因此他们普遍对自己要求较低，理想目标模糊，多数学生在校处于混日子，只要能够毕业就行的状态。
二、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高校进行招生是近些年逐渐增多的，因此内地高校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管理工作一直处在不断探索过程中，虽然近些年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中的不适应、成绩差等多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学校的重视，但是在教育管理中基本上还是保持和内地汉族学生统一的管理方式，即使有资助政策的倾斜，但却无法形成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教育管理体制。
三、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创新研究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为使新疆、等偏远少数民族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了解国家对他们的关爱和照顾，内地高校应该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有所创新，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日益的变化，使少数民族学生充分感受国家的关爱及家乡对他们成才的需要，激励他们形成远大的目标及努力学习的动力。
2、日常管理工作的创新
（1）建立少数民族学生信息系统。新疆、等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民族信仰强烈，存在小群体性，因此对他们的日常管理不能与普通内地高校的学生一样对待，需要建立少数民族学生的信息系统，系统中内容需要更加详实，囊括学生的家庭、个人以及在校的所有信息并及时更新，保证能够时时了解这些学生的信息及动态。
（2）特殊政策与严格管理相结合。为照顾新疆、等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能够使他们尽快融入内地高校生活，顺利完成学业，内地高校都有针对他们的特殊照顾政策，但这些政策有时造成了少数民族学生对自己放松要求，不听课、旷课甚至出现严重违反学校校规校纪的情况，因此针对这些学生的日常管理更应该严格，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给予关心及特殊政策的照顾，但他们违反校规校纪时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处理，不能纵容包庇，要让他们养成规范自己行为规范的习惯和能力，这对于他们成才以及学校的安全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校园文化活动创新
由于新疆、等少数民族学生具有的小群体性无法避免，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开展少数民族的校园文化活动。创建学院的少数民族社团，由学院负责少数民族管理的老师作为指导教师，依托少数民族社团及学院学生会，开展体验民族生活，了解民族传统，学习民族语言等具有特色的民族间互动活动，并使活动常态化开展，使少数民族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大学的快乐并有所收获。
4、心理健康教育创新
（1）开展朋辈辅导工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十分重要，时刻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有利于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心理困惑。而针对他们年龄的特殊性，避免部分学生逃避与老师谈心，辅导员应该开展朋辈辅导员工作，由每个班级的助理班主任（学生会高年级优秀学生担任）担任该班级的朋辈辅导员，学院对他们进行统一培训，由他们关注班级学生的日常的思想变化，用朋友的身份走进学生内心，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应该投入更多的关心与关爱，帮助辅导员进行心理健康的疏导。
（2）辅导员定期谈心工作。辅导员应该定期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谈心，谈心之前通过班级朋辈辅导员及班级干部了解这些学生的近期表现及心理状态，具有针对性的进行谈心工作，要将自己对他们关心和关怀融入每次谈话中，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困难与诉求，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情感等多方面的困难，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5、帮扶资助工作创新
（1）建立少数民族学习小组。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基础薄弱，学习能力较差的特点，学院应该分专业建立少数民族学习小组，由同年级成绩优秀的学生干部担任学习小组的组长，定期开展小组学习活动，由学习好的学生为他们讲解近期的学习要点，针对学习能力特别差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使他们能够跟上日常教学的进度，解决他们的学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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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民族高校大学生四个认同教育研究——以湖北民族学院为例”（编号：16Y11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7）26-0018-02
我国少数民族预科普遍开设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作为一门必修课，是少数民族预备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培养合格的少数民族预备大学生的有效途径。而四个认同”（对祖国的高度认同、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的培育和加强，既是贯穿这门课程的教学方向和主要内容，是课程现实作用的体现之一，又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使他们自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通过四个认同”教育，实现凝聚各民族力量、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不断奋斗的目的。
一、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程与四个认同”教育的紧密结合是实现教学目标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有效途径
一门教学课程的设置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更是需要解决学生实际面临的思想问题，而部分教学人员的能力、素质、观念和方法等方面出现沟通鸿沟”，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目前以95”后为主的大学生的思想、话语、兴趣状况，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施教者的交流语境无法与受教者契合，存在脱离实际、无法很好应对的问题。加上当代大学生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普遍较强烈，对外在思想、知识和不同于自我固有观念的过滤性增强，接纳度不高，导致教育效果不理想。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普遍面临学生不感兴趣的状况，对四个认同”的认识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足。如何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创新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和四个认同”教育方式，摆脱这一困境呢？将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程和四个认同”教育紧密结合不失为一种一举两得的改革措施。首先，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程的建设和四个认同”教育都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一门或者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方面，还要从国家的教育高度出发，从育人的本质出发，发挥综合、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推动两者紧密结合，向着一个有着更加丰富内涵的方向延伸发展。其次，育人要着力回归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主战场，不局限于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真正把教书育人落到实处；从两者各自独立的、单一的表现形式向着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性体系。
二、课堂讲授中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有利于实现四个认同”教育的目的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程是一门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课程，也是一门面向实际、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课程。这门课程综合性很强，既需要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产生、发展、消亡的一般规律，又要研究实践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该课程本身的实践性和政策性很强。四个认同”教育同样是需要整体规划、科学布局、与时俱进、积极实施。目前来看，四个认同”教育的实施还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如教育方式单一、不丰富，还是主要依靠班主任、辅导员主题班会等活动开展，在信息如此发达、新媒体影响日益扩大、文化日趋多元化的当下社会，这已远远不能适应价值取向多元化、多层次发展，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困惑的当代大学生实际，更谈不上结合不同民族学生的共性和个性情况，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加上当前四个认同”教育主要依赖辅导员、班主任来展开，课程渗透不够，教师参与不多，教育教学活动效果不佳。
因此，这两个教育教学活动都需要改革创新，而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相互结合。四个认同”教育是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程教育的重要教学内容，两者都是全员育人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牢固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大力倡导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大德育观，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单位部门履职尽责、全体教职工共同参与和各民族学生团结互助的全员育人机制，将四个认同”教育和课程教学相融合，将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统一在这一最高目的之下。
三、精心设计内容、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是促进两种教育效果提升的有效方法
针对目前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程存在的内容多、课时少、任务重等问题，根据课程性质要求，一方面将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定为最新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以及目前国际国内热点民族问题。另一方面，结合预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大纲内容安排，列出相关专题，广泛发动学生参与其中，从而把握当前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重点问题，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这些内容由国内到国际，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新闻事件和真实案例展开，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学生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党在民族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步学会辩证地、全面地、历史地观察分析当前民族问题和民族团结的成果，为培养各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格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实践教学，需要充分认识到它能够增加学生对国情、社会的认识和了解，有利于学生理解书本的知识，认识当前我国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从而深化理论学习和教育教学。由于实践教学安排的时间很短，即使开展，实践效果也不明显，加上教师所带学生较多，外出实践组织麻烦，还有安全责任因素，因此通常情况下实践环节往往流于形式。面对这些不利因素，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实践教学形式。建立健全实践教学工作管理和课程体系,把实践教学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做好充分的组织准备和安全评价后，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教学。同时，扩宽社会实践形式和内容，如社会调研、参观学习、劳动服务、教学观摩、案例分析、讨论、辩论以及情景模拟等都可以是实践教育教学的内容。还可以按学生的兴趣爱好来进行分类实践，比如：思想活跃、大方外向的学生可以参与民族理论政策宣传活动中；电脑视频、图片编辑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可以制作一些民族题材的音乐动画、多媒体课件；喜欢读书、爱好文学的学生可以阅读有关民族文化的小说，形成读书笔记或读书报告。
四、教育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在网络信息时代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程的研究对象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科技、外交、军事、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是一门多学科的综合课程，具有知识综合性强、学科涵盖面广、教学内容变动大、备课工作相对繁重的特点，上好这门课对教师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既要成为专家”，又要成为杂家”。
另外，教师也要积极跟上信息化时代，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改革不仅仅是形式上从传统的一份讲稿、一支粉笔、一张嘴”变成有图文的多媒体演示文稿，而是要能够运用先进的教学仪器和方法，呈现给学生新颖活泼、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同时把课堂交给学生，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与吸引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但同时教师也要把握课堂，适当分析讲解，总结学生讨论思考的结果，实现高深的道理通俗化、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参考文献：
[1]胡振华.如何正确认识四个认同”教育[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3):17-30.
[2]白永生.四个认同”视角下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效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22):4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