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例(12篇)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篇1
2014年2月，总书记视察北京工作时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随后在2014年在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新时期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点。金融业是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驱动各种产业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建立在金融协同发展的基础之上。虽然，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金融业务在推动环渤海经济带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现有金融资源配置仍难以有效满足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需要，不适应、不匹配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协同一体化问题将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深度推进而愈发凸显。因此，如何推动金融协同并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提供保障就成为各级政府、金融机构和专家学者探讨的重要议题。
一、京津冀金融资源一体化配置面临的挑战
1.京津冀三地金融业务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相比较于北京市，天津、河北两省市无论在金融资源、金融服务能力、金融经营机制等方面都相对落后，由此带来的问题便是金融资源区域内产业发展支撑能力存在严重不平衡，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京津冀三地区域内产业迁移及产业资源的再配置。表1列示了2014年京津冀三地地区融资规模对比情况，表中结果显示2014年北京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为12877亿元人民币，天津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为4819亿元人民币，河北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为5177亿元人民币，北京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分别是天津市、河北省的2.67倍、2.49倍，北京市金融资源优势远超过天津、河北两地。
2.京津冀三地缺乏顶层的金融合作机制。从地方金融监管顶层制度设计方面来看，受制于行政区域划分限制，两市一省金融政策和管理衔接不足，目前区域内尚缺乏统一的金融合作机制，从而严重制约了三地金融资源的统筹协调力度。事实上，随着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能力的不断增强，更需要强化金融监管部门金融资源的统筹引导和规划，避免单纯市场调节、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带来的弊端，科学引导金融资源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而在此过程中，行政性壁垒的存在带来衍生的体制性障碍使得区域内金融监管协作面临诸多障碍和不畅。
3.金融机构跨区域服务能力有待提升。在现行风险管控体制下，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会限制分支机构的异地融资和担保业务。京津冀一体化深度推进过程中，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必然会造成企业转移进度与贷款偿还进度难以及时匹配的问题，而且也会限制迁出地金融机构服务待迁出产业和企业的合作积极性。而与此同时，新迁入企业与迁入地之间存在短期内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企业与迁入地金融服务机构之间存在合作信任障碍，从而极大地导致迁入企业融资连续性中断问题，金融机构跨地区服务能力不足将极大制约区域内产业资源的再配置和优化。
二、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政策建议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深度推进，有效推动两市一省金融业务协同发展就成为实现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对接协作、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等关键举措的重要支撑和保障，结合目前实际情况，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
1.推动京津冀金融资源均衡发展。京津冀三地金融资源均衡发展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而金融资源匹配产业布局则均衡发展的基本标准。因此，京津冀三地要在三地产业协同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依据产业转移和布局调整制定金融协同发展规划。与此同时，鼓励北京、天津两市优势金融资源向河北有序流动，充分发挥两市特别是北京市金融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改善相对落后地区金融资源匮乏情况，整体推进京津冀金融资源均衡发展，更好地支撑产业转移和梯度布局优化。
2.突破地区体制性障碍构建跨区域金融平台。京津冀三地发展差距持续加大的重要原因就是地区行政划分造成资源跨区域流动面临行政管理体制性障碍，以及三地行政级别不对等造成的资源集聚能力差异，而且这些情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突破。因此，在不突破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划分下探索突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一是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将京津冀三地按照同一行政区域对待，特别是对京津冀地区金融机构在区域内设置分支机构，视同在同一行政区划内。二是鼓励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进行跨省市相互参控股，各地要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提供政策保障。三是探索成立由京津冀三地共同出资设立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投资平台，充分集合三地力量按照产业规划布局要求有倾向地发挥政府引导职能，驱动金融资源为产业经济服务。此外，国家层面金融监管机构可以探讨在中央层面设立京津冀金融协调机制，专人专职专岗负责三地金融业务协调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问题，从金融组织结构设置方面提供保障。
3.金融机构不断提升跨区域服务能力。京津冀金融机构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区域内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一方面金融机构要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围绕京津冀协调发展需要设计匹配性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各金融机构要在组织内部要统筹规划、整合京津冀三地金融资源配置，创新金融业务市场开拓方式和考核绩效，整合组织内部资源以服务京津冀金融市场开拓。最后，在京津冀三地政府搭建共享信息平台的基础上，金融机构要主动借助信息平台，尽可能减少与所在地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从而提升实体产业服务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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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篇2
【关键词】新疆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发展
1样本的确定、数据选取与实证方法
由于数据获取原因，本章将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和衡量金融对我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支持作用，进而通过新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实际农贷投入中所占比重来证明其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
至今为止，国内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分析，大多从宏观层面出发，讨论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程度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认为，金融市场化程度，多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单一，信贷资金依然是经济实体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贷支持上。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信用发行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增长。
为了分析目前新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影响，作者拟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对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持作回归分析。
新疆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1980-2005年，农业生产总值由22.01亿元增至831.06亿元，增长了36.8倍，年均增长7.96%，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200.77元提升到2482.15元，增长了11.4倍，年均增长10.6%。在新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金融业发挥着重要的资金支持和产业导向功能。2005年末，全疆全年各项农业类贷款642.52亿元，比上年增长32.3亿元，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的28.3%，农业贷款余额达169.78亿元，比上年增长13.8%，高出各项贷款增幅7.8个百分点，是1980年的75倍，年均增长16.2%。新疆农村金融机构灵活运用信贷杠杆，加大优势农业信贷投入，支持开发式扶贫，新增贷款从支持传统农业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从单纯支持农业生产转变为全面支持农村经济，并捐助大量资金支持农牧区建设发展。信贷结构的调整优化实现了农业战略性转变，促进了新疆农村经济增长。下面通过模型验证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持。
2模型设定
2.1实证模型的建立
(1)理论依据:经济增长的原因、内在机制及其实现途径历来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Harord一Dmoar首先建立起研究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数次变革。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Lucas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致力于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研究，探讨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与研究方法从外生均衡分析到内生机制分析的飞跃。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之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扩充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促使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
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这己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自从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和他的同事肖几乎同时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理论以来，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停止偿付外债而引发国际债务危机后，更加突出了动员国内金融资源的重要性，而不是大量依靠外部资金流入来为本国经济增长筹集资金。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金融部门的作用也纳入了传统的以研究实物部门为主的内生增长模型，致力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分析。国外学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普遍看法是金融中介在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以及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有助于经济增长，即金融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金融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大量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国内学者于90年代初兴起了关于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研究，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2002)等学者的研究证明，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深化理论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现阶段不能单纯地追求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而应该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问题。国外学者在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普遍看法即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可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而我们的问题是，国内外学者的上述看法是否也适用于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由于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必然意味着在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强的正相关关系。所以，我们要对我区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2)模型推导: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还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均强调了储蓄率和资本一产出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帕加诺模型(Pagano，1993)是现代金融理论中说明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是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理论为基础，假设生产率是总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能够以相同的技术被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扩大资本存量，就一定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假定农村经济是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根据该模型，可以假定农村经济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农村人口规模不变，农村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既可以用于农村投资，也可以用于农村消费，则有农村生产函数:
Y=AK(1)
方程(1)中，Y为农村总产出，A为农村资本资源的边际生产率(投资效率)，k为总资本。根据Kt+1-Kt=It代入式(1)，整理得:
ΔYt+1/Yt+1=(AIt/Yt)-δ(2)
方程(2)中，I代表农村投资，δ代表折旧率。在t+1期的农村经济增长率ΔYt+1/Yt+1等于第t期的农村资本资源生产率A与农村资本—产出率的乘积减去折旧率。
在一个没有政府的两部门封闭经济系统中，均衡条件下，总投资等于总储储:It=St。假定农村储蓄在向农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一定比例的总储蓄作为成本被消耗掉了，设这一比例为(1-θ)，则有:
θSt=It(3)
将(3)代入(2)得AK模型为:
g=ΔYt+1/Yt+1=A(θSt/Yt)-δ=Asθ-δ(4)
方程(4)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AK模型的表达式，它反映了均衡的农村经济增长率g取决于农村资本的边际生产力A、农村储蓄率s、农村总储蓄向农村投资的转化比例θ以及折旧率δ。考察农村金融资源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率的机制，就是考察农村金融是如何影响A、s和θ的。首先，储蓄—资转化率θ反映的就是金融市场改进资源分配的效率，金融中介为投资动员足够的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θ值越高说明金融市场的效率越高。第二，储蓄率s反映的是金融中介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金融市场和信用中介的存在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其对投资时机更良好的把握可以给储蓄者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收益，所以金融中介的存在可以通过更好地动员居民储蓄来聚集现有的金融资源，使投资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能使资本生产率得到提高，相应的加速经济的增长。最后，金融中介通过发挥信息的作用，使投资组合多样化进而分散消费者流动性风险，这种生产者的专业化能够提高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在A、s和θ三者中，尤其s和θ发挥的作用更主要。
(3)变量的选取: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我区农村经济运行的特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1)储蓄—投资转化率(θ)
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代表了金融发展的水平及金融部门的效率。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部门效率高可以促使储蓄更多更快的转化为投资。而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收益变化也会影响金融部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我们知道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效率一般可以用一国全部资产价值与其GNP或GDP之比加以衡量，也可以用货币化比重(M2/GDP)来表示。因此，首先，我们选取我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我区整体上的金融发展水平。其次，我们选取农业贷款余额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我区整体上的金融发展水平。原因是目前我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贷资金的供给上。从理论上分析，农村贷款作为一种货币资金，对农村的产出应当具有促进作用。即农村贷款投入的规模越大，农村社会产出的规模也应该越大，两者之间应呈正相关关系(周小斌，李秉龙，2003)。从我区1981一2005年农村贷款与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数据来看，两者呈同步增长(见图1)。在这期间，我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村贷款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分别为1.21和4.96，即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业贷款每增长l元，农业总产值(当年价)将增长1.24元和4.96元。我们认为用以上两个指标来衡量我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即每单位产出有多少金融资产支撑，每单位产出有多少贷款投放，这两项项指标可以反映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指标越大说明单位产出中金融中介的作用越大，反映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越高。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中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因素可以表示为:
RGDP=c+aRFA(1)
RGDP=c+bAL(2)
其中，RGDP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RF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AL为农业贷款余额，c常数项，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b为农业贷款余额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
2)储蓄率(s)
根据有关分析，影响储蓄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的收入水平、实际利率水平、预期不确定性、经济货币化程度、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社会贫富差距等(韩廷春，2003)。考虑新疆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在1981一2005年期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贷款之间也两者呈同步增长态势(见图1)。在这期间，新疆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村贷款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3.41和13.36，即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业贷款每增长l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3.41元和13.36元。这两项指标越大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金融中介的作用越大，反映农民将收入转化为储蓄比例越高，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越高。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可以表示为:
FI=c+dRFA(3)
FI=c+eAL(4)
其中，FI为农民人均纯收入，RF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AL为农业贷款余额，c常数项，d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e为农业贷款余额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
2.2验证过程
根据以上(1)-(2)个方程以及1980~2005年的新疆农村金融资产总量(RFA)、农业贷款余额(AL)、农业总产值(RGDP)、农民人均纯收入(FI)的数据，判断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利用Eviews3.1经济计量软件，经比较得到模型为:
RGDP=111.35+1.21×RFA(1)
s.e(26.296)(0.107)
t(4.234)(11.238)
R2=0.876，ADRR2=0.868;F=126.28
RGDP=54.43+4.96×AL(2)
s.e(18.666)(0.304)
t(2.916)(16.349)
R2=0.920，ADRR2=0.917;F=267.276
FI=510.9+3.41×RFA(3)
s.e(59.862)(0.244)
t(8.535)(13.961)
R2=0.915，ADRR2=0.911;F=194.92
FI=411+13.36×AL(4)
s.e(52.084)(0.758)
t(7.891)(17.63)
R2=0.945，ADRR2=0.942;F=310.82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1)-(4)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与F检验，相关系数R2也在0.9上下，说明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农村金融资产与农业贷款每增加1元将分别拉动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21和4.96元，分别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3.41和13.36元。因此，推进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加大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力度对新疆农村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事实上，新疆政府一直坚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2008年，自治区政府把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自治区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与春耕备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紧密结合，引导人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包括兵团农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涉农金融机构不断加大支农力度，全区农业贷款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走势。到2008年4月末，全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286.3亿元，同比增长21%，增幅较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达到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农业贷款99.4亿元，占全区各项贷款新增额的88.1%;全区累计发放农业贷款154.4亿元，同比多投放31.2亿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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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1篇3
中图分类号：F124.5；F01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80-05
TheNonlinearRelationshipbetweenFinancialDevelopmentandCarbonEmission
――BasedonPanelSmoothTransitionRegressionModel
SHAOHanhua，LIUYaobi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anchangUniversity，Nanchang330031）
Abstract：Basedonthepaneldataof30provincesfrom2000to2014inChina，thispaperusesthepanelsmoothtransitionregressionmodeltoinvestigatethenonlinearrelationshipbetweenfinancialdevelopmentandcarbonemission.Theresultsshowthatfinancialdevelopmentgenerallyisconducivetoreducingcarbonemission，however，thereductioneffectoffinancialdevelopmentoncarbonemissiontransitionssmoothlybetweenhighandlowregimeswiththechangesofthetransitionvariables，suchaseconomicdevelopment，industrialstructure，energystructureandinternationaltrade.Therefore，theresultsunderscoretheneedofenhancingthecoordinationbetweengreenfinanceandstructuralreformstoplaytheleadingroleoffinancialdevelopmentinreducingcarbonemissionandpromoteregionaldevelopmentofgreenfinance.
Keywords：financialdevelopment；carbonemission；PSTR；nonlinearrelationship
1引言
伴随着过去三十余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承载能力已趋极限，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成本是十分巨大的。要实质性改善我国环境不仅仅要依靠更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必须采用一系列财税、金融等手段改革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1]。在资源配置中，“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引导社会资金从“两高一低”行业退出，更多地投向绿色环保产业，促进绿色清洁生产。与现有大多数研究从经济结构、能源消费、城镇化和贸易开放等角度来考察我国碳排放影响因素不同，本文拟从绿色金融视角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并在PSTR模型的非线性分析框架下，深入研究中国不同省际地区发展特征差异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在地区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为促进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文献综述
自从温室气体排放引发全球气候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以来，学界围绕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权利分配以及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在环境压力驱动影响因素的STIRPAT模型分析框架下，国内外学者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和城市化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2～5]。近年来，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一方面，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消费者和企业的融资约束，刺激消费投资增长，从而扩大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使得碳排放量显著增加。Sadorsky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使得消费者可以更容易地获得信贷，从而刺激消费者购买汽车、空调和冰箱等耗能大件产品，增加碳排放[6]。同样，金融发展也可以提高企业融资可得性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购置大型设备、新建生产线和扩大生产规模，这些必然会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放[7]。
另一方面，Shahbaz等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为环保产业项目和清洁生产技术研发应用提供资金支持等渠道，引导经??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实现低碳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碳排放可持续下降[8]。特别是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企业节能减排项目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同时，企业也有很强动机通过清洁生产来提高社会责任形象，以便更好地融资。因此，从理论上看，金融发展既可以通过引致需求、扩大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产生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增加的规模效应，也可以通过调整结构、促进清洁生产、产生金融发展减少碳排放的结构效应，即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实证方面，一些学者利用时间序列模型或面板数据技术，对金砖四国、土耳其和南非等国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影响，甚至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不一样的影响关系[9～12]，即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复杂。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实证研究大都使用线性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对两者可能涉及到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不够，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特别地，现有研究使用的大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即使面板数据模型也是在线性分析框架建立的，没有考虑到地区差距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复杂性。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禀赋结构存在较大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这些异质性影响，从而呈现出非线性效应。因此，本文将从省际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基于2000～2014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利用能够根据地区属性差距进行内生分组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在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整体基础上，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不同省际特征差异对两者关系所产生的非线性影响，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在区域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
3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3.1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基于不同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等地区差异下我国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González等提出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13]进行实证分析。
式（1）中，yit和xit分别是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即碳排放和金融发展；转换函数g（qit；γ，c）是一个取值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函数；qit、γ、c分别是转换变量、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m是位置参数的个数，通常取值为1和2。当m=1时，转换函数含有一个位置参数：
此时，模型（3）为三区制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转换函数关于（c1+c2）/2对称，并在该点取得极小值，处于中间区制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PSTR模型估计之前需要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非线性转换机制，常用的方法是在γ=0处进行泰勒展开构造辅助回归式：
因此，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相当于对式（4）中H*0：β1=…=βm=0作为原假设进行假设检验，然后可以通过构造如下统计量来检验：
如果“线性检验”拒绝原假设，则需要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一个或至少两个转换函数，即“剩余非线性检验”。类似于“线性检验”，同样通过泰勒展开构造辅助回归函数，利用LM、LMF和LRT进行检验，直至不能拒绝原假设H0：r=r*为止，此时r*就为PSTR模型转换函数最优个数。
3.2数据变量说明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元（西藏除外）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相关变量选取计算情况如下：
（1）被解释变量：碳排放。以单位GDP二氧化碳（CO2）排放量表示。目前尚无权威机构关于省际层面CO2的数据，本文借鉴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制定的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参考方法，构建CO2的核算公式，为：
式（8）中，Ei表示各种化石能源消费量；CFi为低位发热量；CCi为单位热量的含碳水平；COFi为能源的氧化率水平；44/12是CO2分子与碳原子质量比。
（2）解?变量：金融发展。选取经典的金融相关比率，即用存贷款余额总量/GDP表示。此外用私人部门信贷总量与GDP比重，即金融效率，作为金融相关比率的补充指标，该指标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发展的衡量。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尚未公布私人部门信贷数据，借鉴张军和金煜[14]做法，私人部门信贷为：[（1-国有固定资产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贷款余额。
（3）转换变量。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迥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禀赋结构和对外开放等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会使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省份呈现出异质性差距。因此，结合现有研究，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作为转换变量，检验不同经济特征差距对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产生的非线性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的测度，分别用各地区人均GDP对数值、二产比重、煤炭份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占比表示。
4实证分析
4.1非线性检验
在对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估计之前，首先需要确定在不同的转换变量影响下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由表1可知，除了模型E和H外，其他模型在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显著拒绝两者关系为线性关系的原假设，说明模型E和H是不含有异质性的线性模型，模型A至模型D、F和G存在明确的非线性特征；对模型A至模型D、F和G进一步进行非线性剩余检验，发现LM、LMF和LRT检验统计量在10%水平下均不能拒绝r=1的原假设，因此模型A至模型D、F和G均适合采用单个转换函数的PSTR模型。最后，通过AIC和BIC准则确定模型A至模型D、F和G转换函数的最优位置参数个数均为1。
4.2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网格搜索法寻找平滑参数γ和位置参数c，通过求解相应回归模型残差平方和RSS最小时的参数值γ和c对模型进行最优参数估计，相关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所有模型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均显著，其中线性部分系数β1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碳排放。而非线性部分系数β11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减排效应随着转换变量增加而减少，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即转换变量的存在使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系数被分成高、低不同区制，影响系数在区制间平滑转换，具体来说：
（1）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A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574和0.240，位置参数c为10.016，说明当人均GDP对数值低于10.016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574，而当人均GDP对数值高于10.016，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334，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结合转换函数图1可知，大部分样本观测值处于高、低区制之间，分布在位置参数c两侧，金融减排效应从低区制下开始，以c为中心向高区制地区平滑转换减弱，转换速率为4.252。
（2）经济结构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B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317和0.182，位置参数c为0.342，说明当二产比重低于0.342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317，而当二产比重高于0.342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135，意味着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的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结合转换函数图2可知，大部分样本观测值都位于高区制，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1，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135%，金融减排效应相对于低区制的省份降低了0.182%。2014年仅有北京和海南处于低区制，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最低，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0，金融发展降低碳排放的效应最大。当利用金融效率指标金融发展变量时，同样发现金融效率改善降低了碳排放，并且这种效应随着工业比重提高而弱化，但平滑速率有所降低（见模型E和图3）。
（3）能源结构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C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353和0.400，位置参数c为0.708，说明当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低于0.708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353，而当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高于0.708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047，意味着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特别地，当地区煤炭比重到达高区制，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会增加0.047%。这说明对于以煤为主的省份来说，金融发展不仅没有降低碳排放，反而增加了碳排放。结合转换函数图4可知，转换函数的数值基本处于0.15之上，说明模型基本处在一种高区制转换状态，其中450个样本观测值中已经有8.82%的样本位于高区制。当利用金融效率指标金融发展变量时，同样发现金融发展降低了碳排放，并且这种效应随着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提高而弱化、消失直至转变为金融效率提高1%，碳排放增加0.538%（见模型F和图5）。
（4）对外贸易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D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579和0.208，位置参数c为0.66，说明当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低于0.66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579，而当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高于0.66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371，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弱化了金融减排效应。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发展中国家环境监管标准普遍较低，发达国家通过进出口贸易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国内一些研究发现我国贸易开放存在“污染避难所”[15]。因此，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方式使得金融减排效应大打折扣。
结合转换函数（如图6）进一步发现，76.9%样本观测值都处于低区制，贸易比重要显著低于门槛值，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0，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579%，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也就是说，对于我国大部分省份来说，当前贸易比重还没有能够显著降低金融减排效应。但是，也有59个样本观测值处于高区制，贸易比重高于门槛值，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1，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371%，金融?p排效应最弱。
5结论性评述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积极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在绿色发展的引领作用是“十三五”时期发展绿色金融的题中之义。基于此，本文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这种金融减排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转换变量，在高、低区制之间进行平滑转换，呈现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具体来说，上述转换变量的位置参数值分别为10.016、0.342（0.348）、0.708（0.677）和0.660，这些参数值将每个省（市）分为高、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在低区制最大、在高区制最小，即在人均GDP水平较高、工业比重较高、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较高和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金融减排效应下降。特别地，当一个省份能源结构煤炭比重达到0.708时，金融发展不仅不能降低碳排放，反而会增加碳排放。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更好地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对绿色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整的绿色金融体系，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政策框架，没有充分吸引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金融体系支持绿色发展仍然存在很大改善空间。因此，要切实按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绿色金融”的要求，积极营造良好的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强化绿色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发展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多种方式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满足企业多元化绿色投融资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真正实现绿色发展。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宁波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回顾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1912）是公认的较早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认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金融机构能够满足新兴企业的信贷要求，还强调金融中介―银行具有辨识出最有可能实现创新的企业的功能，并通过向这些企业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则指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多数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麦金农（1973）在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二战以后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状况进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严重的金融抑制，并把这些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它们存在的金融抑制。肖（1973）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机制作为研究对象，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麦金农和肖均主张通过促进金融深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我国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王春峰、马卫锋（2003）、沈坤荣、张成（2004）等从全国的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支持了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正面作用。艾洪德、徐明圣、郭凯（2004）、王景武（2005）、郑长德（2007）等实证比较研究我国东、中、西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结果均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东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中、西部二者之间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郑瑶、毛珍珍（2005）、张云（2008）等从省域范围分别对浙江和上海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均得出了的金融发展支持了经济增长的结论。
二、宁波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宁波金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宁波凭借天然港口的地理环境优势成为长江流域的水运和物资集散中心，其金融业也随着商品流通的拓展相应地不断发展。在业务上，从货币兑换发展到全面经营存、放、汇业务；在机构上，从典当、钱庄发展成证券、银行、保险等现代金融机构。而宁波自改革开放以后，分别被列为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金融电子化试点城市和金融对外开放城市，金融业不断发展。目前已形成了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格局。截止2010年底，宁波共有银行金融机构49家，证券分公司2家，证券营业部57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1家，期货公司1家，期货营业部19家。共有33家上市公司，33只股票分别在分别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上市。从反映金融活动基本面的存贷款情况看，1991年以来，宁波银行系统的存贷款余额不断扩大，2010年的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是1991年的82.63倍和76.73倍,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6.15%和25.66%。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区域经济增长迅速，特别是近20年来，作为浙东区域经济的龙头，宁波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占浙江省比例不断提高，成为拉动浙江高速经济列车的主引擎之一，它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宁波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169.87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5125.82亿元，经济总量扩大了近30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9.64%。
三、宁波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银行业在金融机构中的主导地位，本文对金融发展的解释不包括证券和保险等相关金融机构。
（1）经济增长指标：经济增长主要的指的是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本文以GDP增长率（GGDP）为指标来测量。
（2）金融规模指标（FIR）：本文采用由戈德史密史提出并定义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金融相关比率定义为“全部金融资产除以GDP”。由于金融资产主要集中于银行，而银行的资产又基本上以存款和贷款为主，所以本文以（存款+贷款）/GDP来反映金融相关比率。
（3）金融机构效率指标（SLR）：金融机构效率主要体现为银行将资金盈余部门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该指标本文用贷款/存款来反映。
时间序列的基础数据选取自1992―2011年《宁波市金融年鉴》和《宁波市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
2.变量平稳性检验
对时间序列的分析需要通过建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模型进行，而进行模型分析背后所隐藏的假设便是这些数据都是平稳的，否则，t、F等假设检验均不可信。此外，涉及时间序列数据的另一个问题是虚假回归，即如果有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非平稳），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但进行回归也可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本文采用ADF检验平稳性，结果如表1。
注：上表中，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t和p分别表示检验平稳时估计方程的常数项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从表1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不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在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各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因此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3.协整检验
如果存在时间序列的两个变量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某个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那么这组时间序列的两个变量是协整的，表示它们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时间序列满足同阶单整并且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1988）及Juselius（1990）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即JJ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说明宁波经济发展与金融规模程度、金融效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4.格兰杰因果检验
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时的原因的格兰杰因果检验采用如下方法，即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通过验证通过引入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原因，此后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宁波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和表4。
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度为5的情况下，原假设“FIR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和“SLR不是GGDP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分别为0.09040和0.13760，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即GGDP与FIR、SLR存在因果关系。另外，在滞后度为4和5的情况下，原假设“GGDP不是FIR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分别为0.05359和0.1798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所以从结果看，GGDP与FIR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与SLR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四、结论
通过对宁波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整体上看，宁波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和稳定的关系。
2.宁波的金融规模指标和金融效率指标都是宁波经济增长指标的格兰杰原因，即金融规模扩大和金融效率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说明宁波可以通过扩大金融规模和提高金融效率来促进宁波的经济发展。
3.宁波经济增长指标是金融规模指标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金融效率的格兰杰原因，即宁波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规模扩大，但在促进金融效率提高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宁波金融系统贷存比（D/C）自1991年来一直下降的，直到近几年才有所上升。这主要源于宁波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受到制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同时兼顾到安全性，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上存大量资金。这实际上使得宁波的资金被上级投向别的地区，降低了宁波金融机构从储蓄到投资的重要转化，从而影响了宁波金融机构效率。另一方面，宁波很多信用担保机构因发展规模小和担保能力弱，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作用很有限。因此导致经济增长对金融效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史.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3]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4]王春峰，马卫锋．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一种实证分析[C]．第二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论文选，2003．
[5]沈坤荣，张成．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7）．
[6]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7）．
[7]郑长德．中国区域金融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8]郑瑶，毛珍珍，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N]，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6）．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篇5
关键词：民间金融；二元经济结构；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2．35献标识码：A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50－04
一、问题的提出
民间金融是自发形成的，属于正式金融体制范围之外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或其他组织之间的资金筹借活动，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国家金融管理机构常规金融监督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按照Mckinnon和Shaw的金融发展理论，非正规的传统民间金融是一种落后的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是经济的二元性在金融领域的表现。[1]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部门间生产函数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区域间、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导致的经济两极分化现象。[2]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领域的一个典型特征。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先进的现代部门和落后的传统部门并存，城乡差别大，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金融组织和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不断适应实物经济部门的需要和发展，为实物经济部门提供服务，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要改变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金融的作用不容忽视。
我国的民间金融过去一直是政府限制的对象，但多年来始终存在，且近几年趋于活跃，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进行了实地调查，测算出2003年全国民间金融的规模在7400亿元至8300亿元之间。[3]200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了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肯定了民间融资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紧急支付和民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资金需求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我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当地的民间金融发展也很迅速，规模大且发达程度高，通常被看作是民间金融的典型代表地区，温州地区更被称作是“民间金融之乡”。这是否说明民间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性呢？民间金融的发展是否可以对改变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发挥作用？本文正是基于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试图从民间金融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联出发，对民间金融发展的作用进行分析，探讨民间金融的定位和今后的发展与规范问题。
二、二元经济结构下民间金融的兴起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其经济的二元性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在于：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能迅速集中国内储蓄资源支持国家发展规划，利用组建起来的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体系来“泵取”社会资金，流向政府支持的产业部门及企业。
另一方面，分布广泛的广大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个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却得不到国有金融机构很好的满足，他们不得不依靠传统的钱庄、合会、典当行等金融机构来获得零星的金融资源。有组织的现代国有大金融机构与无组织的传统金融形式并存的二元格局构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的特色。[4]虽然经济的二元性是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生产力限制而客观形成的，而金融的二元性除此之外更多地是政府人为干预的结果，但是现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扩大与我国目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现状不无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的经济结构表现出产业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多重二元结构的特征。而这多重二元结构制约着国家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的选择、实施，同时也为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国家通过计划体制将稀缺的资金投入工业，造成城市和农村进一步的分离。1978年首先进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曾使城乡差别一度缩小，但随着改革向城市推进，城乡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得更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农村资金供求一直就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这已经成为一些地区，尤其是某些农业省份严重的经济问题。正是在这种农村金融市场有需求，但大银行几乎不给农民贷款，农村信用社由于经营管理混乱不能完全满足农村贷款需求的情况下，农村民间融资便开始活跃起来。正规金融体制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国有经济垄断了正规金融的金融资源，而非国有经济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民间金融也因此得到生存空间，发展迅速。[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向沿海地区倾斜，实行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使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扩大，而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因地域而不同。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当地非国有经济发达，资金需求较大，正规金融途径无法满足，再加上当地民间信用传统沿袭的影响，使得民间金融相对发达。
金融制度本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但我国原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制度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让位于聚集与控制金融资源，金融体系高度垄断。政府对市场准入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国家垄断一切金融资源，服务于国有经济。在经济主体逐渐向多元化发展的时候，金融体制却一直围绕着国有经济进行。这样的金融制度下，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也必然存在，这就为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土壤。正是金融制度供给不均衡造成了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异常发达，规模异常之大，是政府实行金融控制，金融体系不健全、利率政策管制过严、金融垄断的结果，但从深层次看也受二元经济结构背景的影响。我国民间金融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和政府金融控制的双重特征下日趋活跃起来的，其发展过程是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三、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解决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城乡差别大的问题，其根本在于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大力发挥金融对农村、农业和农户的支持作用，充分考虑并尊重农村经济主体的内生金融需求。
小农经济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特色，以家庭为核心，由小家到宗族、到村邻，由村到镇、到县，再依次到地市、省等，逐渐向外辐射延伸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小农经济还呈现出典型的“拐杖经济”特点，农户以土地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非农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的“拐杖”，是农业经营的重要补充。因此，小农借贷的基本逻辑顺序是，在农业收入不足时寻求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内源融资，如果仍有缺口再寻求外源融资。寻求外源融资时，首先在家庭圈层结构内寻求友情借贷，其次则谋求国家信贷支持，最后不得已求助于带有商业特点的民间借贷或高利贷。[6]正是“圈层结构”和“拐杖经济”的农村经济特征奠定了农村民间借贷的基础。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交通状况等基础条件都远远低于城市。农业生产周期长，受限于自然条件，农民收入的总体水平低而且波动性大。商业性的正规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开展业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因而民间金融的替代作用非常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和人员素质的限制，或者基于成本的考虑，往往不能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财务信息，甚至财务制度都不健全。中小企业贷款期限短、额度小、频率快，而且由于征信体系的不健全，正规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加上这类企业大多规模较小，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很难向贷款机构提供足够的抵押和担保。金融机构出于风险的考虑，支持的对象往往是优质客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途径的满足。而民间融资通过民间信用和亲朋好友的纽带与民营企业联系起来，借助亲缘和地缘优势能很好地掌握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特殊的失信惩戒机制也比较有效，再加上其手续简单、便利，为民营和中小企业顺利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民间金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省份甚至是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对民间金融的容忍程度都是不一样的，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差异性的地方金融是可能导致区域性的经济绩效差别的，也就是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是可能加剧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的，而民间金融在这其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实证研究发现了以下规律：民间金融在经济发展初期或者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增长主要表现为总量扩张。而当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后或者说在经济本身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将不再显著，甚至成为正规金融的一种补充，民间金融的占比会相对下降。[7]
中央财经大学的调查显示：全国15省份农户只有不到一半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全国17个省份的中小企业有超过3成的融资来自民间金融途径。[8]从东、中、西部三地的情况比较来看（见表1），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非正规金融的融资占比最高。调查结果也说明了民间金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相关联的规律。在经济落后地区，民间金融能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比重较大，而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正规金融逐渐完善，民间金融的比重下降，作用相对减弱，但民间金融的绝对规模已发展到一定水平，更发达，组织化程度更高。可以说，越是贫穷落后地区，政府越应该开放民间金融市场，以促进经济的起飞。
四、民间金融的规范和发展
大多数的民间金融组织都受人数和地域的限制，超过一定人数和地域范围后，其贷款成本开始上升，若不引进现代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技术和组织形式以降低成本，就只能走向业务萎缩和倒闭。现代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的压力也迫使其逐渐从互助型金融组织走向过渡性金融组织，最后成为营利性金融机构。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组织多保持其互助合作性，而在市场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国家，民间金融均有向正规营利性机构演变的态势。既然民间金融机构有进一步演化的内在逻辑，在保证民间金融产权独立的前提下，只要给予合适的环境，它就能很好地发展起来，如果一味地强调风险，强行管制，实际上割断其自发地向规范化发展的路径。民间金融合法化，在法律和正规金融监管下才能有效避免其经营的不规范和不确定性引起的金融纠纷和金融市场、社会的不稳定。
首先要承认民间借贷和合会等民间金融形式的合法地位；然后形成民间互质的正规民间金融组织，纳入国家金融监管范畴；随着其逐步规范和成熟，通过发展民营中小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逐步取代它们，最终转化为高级阶段的有组织的金融机构。传统的互质的民间自由借贷，其组织程度低或无组织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对此类民间金融形式，只要通过政策引导和规范使之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可监控的对象即可。与黑恶势力相联系的高利贷或非法乱集资、洗钱等黑色民间金融需要通过法制途径来打击遏制，不在正常金融发展的考虑之内。而针对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规模更大，影响范围更广，运做不规范容易造成的社会危害，这才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研究，将其引导到规范化发展道路的民间金融。比如，日本1915年较早地颁布了《无尽业》法，日本的无尽（合会）于1951年转化为相互银行，进而于1968年升级为普通银行；台湾在1916年引入此法，当地的合会公司最终在1976年转化为中小企业银行。[9]
其次，对于民间金融的发展，还要注意其一个特点――区域性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对资金的需求形式不同，民间金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产生了集资、合会、银背、钱庄等多样化的形式，各地民间金融的发展程度也不一致。考虑到我国各地的地区差异，对民间金融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按照经济欠发达和相对发达地区分别对待，区别发展。
一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民间金融。从金融发展史来看，正规金融也就是从民间金融发展演进而来。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民间金融的交易规模已经较大，参与者的组织化程度也较高，资金的逐利目的明显，交易方式较为规范。这类民间金融已具备了正规金融的主要特征，可以将其逐步规范，转换为正规的赢利性现代金融组织机构。比如可以给予目前以地下形式运作的钱庄等组织化程度高的民间金融机构民间融资形式合法地位,之后通过市场机制鼓励它们收购、兼并,促进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优化重组,或者采取措施吸收民间资本进入民营银行，以行政区划或经济区域为单位形成若干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浙江省的银座信用社、泰隆信用社等城市信用社就是由钱庄发展而来。同时还可以利用民间资本的趋利性，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担保、典当、保险、证券等多种金融机构。随着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改变，政策允许下，民间资本在市场导向下的扩散是不难实现的。
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间金融。对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民间金融交易规模较小，参加者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方式较为传统。民间金融在这些地区的作用发挥更加重要，其发展方式和路径也更值得研究。基本原则是，民间金融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应该以发展合作金融和小额信贷为主，鼓励民间合作金融机构或组织以及民间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
合作金融机构是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组织，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组织多保持其互助合作性。目前我国广泛存在的各种合会、抬会等，都可以通过严格的监督管理，规范运作发挥其互助合作的积极作用，成立民间互助合作金融组织。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将互助合作型的民间金融向正规营利性机构转变。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本质也是农民自发组成的合作组织，服务于合作组织内的成员，但我国农村信用社也纳入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银行管理体制中。对于我国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应该严格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革，限制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干预，还其服务三农的合作性质的真正本质。同时，在放开民间金融管制后，可以让农户持有互助合作金融组织的股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持有信用社的股份，建立自下而上、真正贴近农户的金融网络。
国际上与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相联的小额信贷模式早就十分盛行，在拉丁美洲、亚洲、中东以及西欧，广泛通过这种金融产品来帮助中低收入家庭改善生存状态、满足住宅需求。我国的民间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目前只在山西、贵州等省进行试点。第一批民间小额信贷公司于2005年12月在晋商故里、票号发祥地―山西省平遥县正式揭牌成立。率先组建的日升隆和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纯粹由民间投资，分别出资1700万、1600万，公开招标后正式组建而成。国家对小额信贷公司的政策是：只贷不存；对小额信贷利率实行放开，但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主要服务于“三农”；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区域经营，原则上不能跨区域；成立方式为工商登记注册。
以山西的“日升隆”和“晋源泰”小额信贷公司为例，“日升隆”是兴起于清代的山西的老字号钱庄，昌盛时曾经遍布全国。从2006年3月份正式营业以来，在3个月的时间里发放贷款已经达到了800多万元，占总资本金将近50％的比例。贷款都投放在农村，额度分布集中在5万元以下，10万元的贷款比例很少，目前只有一例。而位于平遥县城的晋源泰小额信贷公司，贷款以分布在县城附近居多，额度是3000元到10万元，其中5万元到10万元的比例最大，放贷范围集中在农村的流通、运输、旅游、加工和养殖。日升隆和晋源泰这种相互形成补充的战略布局，基本上覆盖了农村小额信贷的全部空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出现为小额信贷市场引入了有效的竞争，为民间金融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10]
只贷不存的规定是出于风险的考虑，但是也会限制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存款能够提供帮有助于客户实力和信用状况的信息，而且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对客户来说同样重要，这些机构不能提供储蓄服务，不能满足客户日益增加的贷款需求，对客户也就缺乏吸引力，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为规避小额信贷运作中的金融风险，可以借鉴印尼的监管政策，允许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机构从公众募集资金、发放信贷。但是不允许接受经常账户、参与贸易交易以及外汇交易。如果存款超过一定规模，就应要求其改为农村银行，归属于银行体系。另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将其纳入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制定存款保险计划来规避风险。通过规范运作逐步成熟之后，民间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前景可以是社区银行或民营中小银行，而这也正是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所看中的投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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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篇6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门限模型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033－03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性
本文的研究基础是Solow的经济收敛假设，对此假设进行的实证研究对于本文而言比较重要，有必要对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省际趋同或差异性的计量研究进行回顾①。针对我国的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总体收敛、省际间或区域间的收敛和不同时段收敛三个方面。Li（1998）研究证实中国经济在1978年－1995年总体上出现了收敛现象，估计条件收敛的速度为每年4.75％，在1990年后各省间的差距有所扩大。Chen和Fend（2000）对1978年－1989年中国29个省的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在此期间出现收敛。李永友、丛树海（2005）通过利用1994年－2002年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这一时段的人均产出的增长水平表现为一种收敛的趋势。张焕明（2005）研究发现由于后发能力因素，如学习能力、对新技术的理解力以及技术的扩散效应，地区间的经济受Verdoom-Kalder效应和后发优势效应的共同影响，1982年－2002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较为明显，全国各省份经济增长也存在趋同的可能性。汪锋等（2006）研究指出人力资本和制度变量的扩展的索洛模型很好地描述了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在控制了各省人力资本、企业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后，发现中国经济表现出索洛模型预测的条件收敛现象。
但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相悖的观点也大量存在着，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例如，Yao（2002）使用Hsueh-Li（1999）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发现中国各省的人均GDP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扩大，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王志刚，2004；王铮、葛昭攀，2002；杨俊，2005）。
事实上，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不同学者的研究思想和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统计指标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经济收敛的要求过于严格所致。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它与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不同，其不同于绝对收敛中只有一个均衡水平，也与条件收敛中每个经济体可以有不同的收敛路径，在控制一些关键变量之后仍然收敛于同一个均衡状态不同。
程建、连玉君（2005）通过对1952年－2003年各省的人均GDP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分析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检验，发现中西部地区具有收敛性特征而东部地区不存在收敛，三大地区间也不存在收敛。蔡、都阳（2000）利用泰勒指数的分解技术，通过把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差异分解为东中西部份各地区的各自内部差异和之间的差异，发现在我国不同区域内部呈现出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但在不同区域之间这种收敛却没有出现，刘明兴等（2000）的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陈安平和李国平（2004）通过对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和地区间人均产出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内的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却不存在收敛趋势，中部各省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受三个共同冲击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受两个共同冲击的影响。由此可以发现，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存在着可能的俱乐部收敛，这是一个能得到大多学者广泛支持的结论。本文通过门限模型实证分析，检验地区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的作用是否具有门限效应，考察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样本数据
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90年到2006年，空间跨度包括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具体的指标变量包括经济产出、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人口统计数、地区所有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所用的数据均来自全国以及部分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经网（db.cei.省略/）。
通过对数据进行初步的处理，获得各地区经济实际增长速度gy、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gi、消费实际增长速度gc、和刻画地区金融发展的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的实际增长速度gf，以及人口增长速度gp，刻画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人均实际贷款额TR。这里，我们就只从金融发展的广度方面来判断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即用地区人均实际贷款额作为门限变量。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这里，我们采用门限模型①对中国地区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的门限模型为：
首先，判断模型是否存在门限效应，存在几个门限，从F检验结果（见表1），发现模型有两个门限。
因此，构建如下多重门限模型：
模型中加入自变量平方项，目的是为了克服由于解释变量不足导致的虚假回归，另外去掉了估计不显著的人口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全样本的数值分位数统计（见表2），我们可以发现数据的一些特点，样本中的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大部分都是正的，中位数是9.714％，大于7％的个数占到总样本数的75％；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的振幅明显大于消费，大约是消费的两倍多；所有的变量都存在着负增长的情况，这是由于物价因素导致的，从1991年到1994年中国经历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后的实际增长速度为负，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样本中金融发展速度为负是由于中央银行为克服通胀而实行较强的信贷紧缩政策，导致区域金融资产实际增长额大规模下降的结果。
然后，通过程序计算估计出方程的两个门限值大小，分别是γ1=3380，γ2=3937。并且通过门限值对应的似然比值来检验门限值的显著性。
根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门限值大小关系，我们把样本分为，较高金融发展水平（TR>3937）、中等水平（3380
在已知门限值大小的情况下，估计模型的其他参数（见表3）。从参数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解释变量投资和消费对于区域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都具有正向作用，并且投资略小于消费，这说明了在刺激地区实际增长速度时，地区政府依靠投资的增长速度效果不如消费；解释变量金融发展速度的估计系数，在三个门限中分别是-0.267，4.72和0.094，这表明地区属于区制Ⅱ时，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的增长速度作用最大，此时有利于相对贫穷地区追赶富裕地区，因为对于同样的金融发展变化，门限效应的存在导致相对贫穷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发达地区快很多，当地区属于区制Ⅰ时，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负的相关关系，这表明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过低，金融发展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如紧缩而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金融发展在统计上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情况；另外，地区无论处于哪个区制，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都要比消费和投资的影响要大得多。
最后，我们在已知区制的情况下，给出从1992年到2006年，我国各地区每年属于每个区制的数目比例（见表4）。
从表4，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起初两极分化严重，大部分地区属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制Ⅰ，此后，有一部分地区逐渐地步入区制Ⅱ，在1996年以后，进入区制Ⅱ的地区迅速增加，在2001年以后，属于区制Ⅱ的地区，迅速地进入到了区制Ⅲ中，在2006年，区制Ⅰ、Ⅱ、Ⅲ分别包含地区的数目比是36361，这说明1990年到2006年间，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速度较快，金融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与我国各地区的现实相符合。
四、简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投资和消费对于区域经济的实际增长都具有正向作用，投资作用略小于消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消费和投资要大得多。
2.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低、中等和较高三个区制，地区金融发展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在达到经济稳态的过程中，地区金融发展速度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通过影响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作用的大小，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即地区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受到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低的影响，理论上存在着门限效应。
3.属于区制Ⅱ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此时有利于相对贫穷地区追赶富裕地区，属于区制Ⅰ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出现负的相关关系，即在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金融发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及中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意义的特征，我们建议：
1.中国目前仍然存在着大量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市地区，这些地区在寻求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应该避免依靠不可持续的投资的高速增加，和期望于增长稳定的消费的作用，而应该着重考虑依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利用它的增长对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尤其是它的水平值在达到一定门限值以后所具有的巨大倍数效应，从而走上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径，追赶上富裕的地区。
2.国家在制定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政策时，可用考虑通过帮助促进这些落后地区的金融水平的发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可以借鉴日本在冲绳建立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意大利为开发南方落后地区建立南方金融租赁公司，在落后地区设置专门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来促进这些地区的金融和经济水平发展。还可以借鉴美国的差别准备金政策，对落后地区实行差别金融控制政策，以及实行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流向落后地区，促进这些地区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水平，使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达到第一个门限值以上，进而通过区域金融发展来拉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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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东北地区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2009A255）
作者简介：王春丽（1963-），女，山东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金融统计、证券投资理论研究。E-mail:grad9@dufe.省略
摘要：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众多，金融发展就是一项重要因素。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论认为，在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中，金融发展总量的增长有明显的推动效果，金融效率的提高没有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不一定带来金融发展总量的增长。
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051-06
一、引言
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众多，金融发展就是一项重要因素。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对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做了深入探讨和研究，成果颇丰。在实证方面，Luintel和Khan［1］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协整方法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Beck和Levine［2］、Loayza和Ranciere［3］使用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建立动态计量经济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国内学者（如曾国平和王燕飞［4］、范方志和张立军［5］、张晓燕和王成亮［6］、蔡红燕和阎庆民［7］、邓光亚和唐天伟［8］等）大多采用回归或协整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检验等计量方法，定量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
综观现有文献，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对时间序列作回归分析且时间跨度较短，鲜见面板数据模型。从计量角度看，面板数据模型比单一的时间序列模型或截面数据模型更能控制个体异质性、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更适合于研究动态调整过程、识别测量单纯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无法估计的影响［9］。基于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中国31个省市1998―2009年相关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而克服单一时序数据对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忽视。
二、指标说明与实证模型
1.指标说明
（1）产业优化指标
以往的研究通常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产业结构优化主要表现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相对于第一产业上升，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如曾国平和王燕飞［4］、张晓燕和王成亮［6］、沈双生和张娟［10］、陈勇和胡雪琴［11］等。实际上，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远已超过第一产业且两者之和占GDP比重相对于第一产业处于绝对优势，现阶段产业优化的目标主要是促使产业结构从“二三一”转向“三二一”。鉴于此，本文将第二产业占比Y2（第二产业增加值/GDP）和第三产业占比Y3（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单列出来分别反映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动，能够更加清楚地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情况。
（2）金融发展指标
金融通过其对资金来源与资金的配置来影响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戈德史密斯［12］和麦金农［13］分别用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和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实际大多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比值、金融机构存款与GDP比值以及金融机构贷款与GDP比值反映金融发展，如曾国平和王燕飞［4］、沈双生和张娟［10］、张肃和胡芳［14］等。一般来讲，金融影响资金的形成和配置的主要渠道是通过银行系统（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来进行的。2009年，我国境内外股票筹资额与固定资产投资额比率不足2%，显然，我国现阶段金融主要通过以银行为主的信贷体系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本文以金融机构占比X1（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与金融业占比X2（金融业增加值/GDP）反映金融发展总量，以存贷比X3（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反映金融效率，从金融发展总量和金融效率两方面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找出金融因素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影响程度，更好地发挥金融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
本文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1998―2009年数据。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及各地区《2010年统计年鉴》。
2.实证模型
面板数据包括时间维度和截面维度的数据，时间维度较小时，可以用面板数据直接建模，但时间维度增加到一定长度时，则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15］。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维度较小，且截面维度远远超过了时间维度，因此不再进行单位根检验。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模型。
（1）确定模型类型
面板模型分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三种。为得到有效的参数估计，必须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检验，以得到符合要求的模型。使用协方差分析检验有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同，则该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
假设2：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则该模型形式为混合回归模型：
显然，如果接收了假设2，则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直接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如果拒绝了假设2，就应该检验假设1，判断斜率是否都相等。接受了假设1，直接采用变截距模型。拒绝假设1，则要采用变系数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检验以上两种假设需要用F统计量。检验假设2的F统计量为：
检验假设1的F统计量为：
（2）判断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采用Hausman检验模型随机效应与解释变量的关系，它也有两种假设：
原假设H0：随机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定下，内部估计量（对虚拟变量模型）与GLS得出的估计量均是一致的，但是内部估计量不是有效的。
备择假设H1：随机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的假定下，GLS不再是一致的，而内部估计量仍是一致的。
如果接受原假设H0，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如果拒绝原假设H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三、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
1.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的统计描述
我国1998―2009年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变化如图1和图2所示。
从图1可知，第一产业占比呈下降趋势，由1998年的17%下降到2009年的10%；第二产业占比相对稳定接近50%，2006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小幅回落；第三产业呈缓慢上升的态势，由1998年的36%上升到2009年的43%，产业结构优化势头发展良好。由图2可知，金融机构占比从1998年开始逐渐上升，到2003年上升到1.2，之后逐渐回落，到2008年下降到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金融资产在2008年出现了大幅缩水［16］。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回暖，2009年金融机构占比上升幅度较大，金融机构贡献率也迅速回升。存贷比从1998年开始一直在缓慢下降，到2009年下降到了70%左右。导致存贷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银行非信贷资产的增加等。金融业占比呈先降后升趋势，2005年达到低谷为3.5%后开始回升，2009年上升到5%左右，说明金融业对GDP的贡献在逐步上升，金融资源的集聚能力在不断提高。2.模型设定检验
对回归方程进行模型选择，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模型设定检验
从表1可知，F2>1.28，可拒绝H2，即不能采用混合回归模型；F1>1.36，拒绝H1，即不能采用变截距模型。因此，检验的结果应该采用变系数模型。此外，Hausman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根据上述分析，最终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作为分析模型，具体见模型（3）。
3.拟合结果
使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对参数进行拟合，分别以第二、三产业占比（Y2、Y3）为因变量，对金融发展指标（X1、X2、X3）作回归分析，采用的软件是Eviews6.0。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系数估计结果
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可以通过金融发展对第二、三产业占比的系数β1、β2和β3来反映。从全国来看，金融机构占比、金融业占比和存贷比上升1%，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0.09%、0.36%和0.03%，表明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金融业占比影响作用最大。金融机构占比和金融业占比每上升1%，第三产业占比则分别上升0.2%和0.23%，表明金融发展总量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存贷比每上升1%，第三产业占比则下降0.2%，表明金融效率较低，资金向服务业倾斜不大，金融效率与第三产业之间没有形成有效互动。从金融发展对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金融机构占比每上升1%，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上升了0.29%和0.23%，产业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大，其中福建和黑龙江省的系数最大为0.34%，金融机构占比对产业优化的促进作用在这两个省份表现的较为突出。相反的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则较小，分别上升了0.12%和0.18%。金融业占比指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中部地区，金融业占比每上升1%，第三产业占比上升1.24%，其中江西和湖南省表现最强，分别提高了3.67%和2.70%，而对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有负面作用，金融业占比每上升1%，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下降了0.27%和0.53%。存贷比指标对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存在正的效应，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传统地位使得信贷资金大多流向了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而对第三产业的作用却差强人意，对四个地区均有负的作用，地区差异也较大，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负面作用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表明金融机构配置资金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积极的效果。
4.格兰杰检验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
表3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表3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上，金融机构占比与各产业占比均有单向因果关系，金融机构占比是各产业占比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金融业占比与三产占比有单向因果关系，与二产占比没有因果关系，金融业占比是第三产业占比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成立；存贷比与二产、三产占比有双向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金融发展总量和效率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不一定带来金融发展总量的扩大。
四、结论与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总量的增长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明显的推动效果，金融效率的提高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不一定带来金融发展总量的增长。就区域影响而言，金融机构占比对东北和东部地区产业优化的促进作用较大；金融业占比指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拉动作用显著，尤其是中部地区；存贷比指标对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负面作用差异较大，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负面作用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总之，金融产业的聚集与发展对第三产业有直接的影响，一个地区金融产业实力的增强会提高该地区金融资源的集聚力以及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大金融体系改革，提升金融竞争力
第一，优化银行业组织结构，继续实行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加快发展中小银行，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增强银行业整体竞争实力。第二，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的规模，为企业提供更多低成本资本，提高将资金转化为投资的效率。第三，政府应制定技术进步导向的相关金融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业，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影响和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
（2）充分发挥金融对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
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第三产业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地方政府应充分发展多元化融资体系，优化区域金融结构，加大金融对文化、旅游、物流、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同时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水平，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第三产业，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逐步形成产业结构优化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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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篇8
（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摘要：2013年以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逐渐成为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话题.根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战略规划要求，金融一体化战略成为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核心战略.本文通过论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的内涵，提出了金融一体化的战略路径，深入分析了制约金融一体化的瓶颈问题，并结合经济带国家的实际情况，从政治因素、文化交流、区域金融机构建设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新丝绸之路；经济繁荣带；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10-02
基金项目：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重点资助项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甘肃金融业发展问题研究”（Cqky15-102）
1“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的内涵
1.1古典经济学对区域金融一体化理论的启示
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区域金融一体化理论最早源于早期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的进行影响了区域间金融资本的流动,这和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贸易经济思想有着密切联系.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国际贸易不同个体的优点优势,但他们的理论受贸易活动本身影响,对国际贸易中货币的跨区域流动没有关注,进而忽视了区位优势和金融分工在金融资本运动过程中的存在.对于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概念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呈现,但区域一体化理论的发展一直受经济思想的影响，并成为现代区域金融一体化理论的源泉.
1.2西方经济学对区域金融一体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并关注其中的金融资本的融合进度，开始将区域金融一体化理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理论形成阶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1961年蒙代尔提出最适宜货币区理论.第二，理论发展阶段.1980到2002年,伴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诞生,拉美国家美元化现象，将重点研究放在货币政策的协调、政策的有效性分析以及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第三，创新阶段.2002至今,金融一体化理论重点开始研究亚洲,特别是GMS和东亚的区域货币合作问题.
1.3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深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他的《地理学与贸易》中第一次提出“新经济地理学”.他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是把空间因素引入到经济研究的同时观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产业集中问题的一门科学.资源禀赋理论认为资源受到地域的影响而存在地域差异，金融资源作为一种特有的资源会随着地域的差异而不同，区域金融一体化会一方面加剧金融产业地方化的进程,一方面阻碍区域金融产业的发展.
1.4金融地理学对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新进展
金融地理学作为一门新产生的边缘学科，目前其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尚未达成统一定论.Leyshon和劳拉詹南把区域要素引进金融活动中,创建了金融地理学,重视金融资源禀赋差异、区域间金融活动的细分以及金融资源区域性配置,实现区域金融资源的帕累托最优等.
2“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战略路径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和谐与发展”，这一目标不同于传统、狭隘的和谐发展观，不能将“发展”定位于纯金融业的发展，“发展”必须要求依赖于经济带中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同时关注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
依照我国有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战略规划，科学、系统的制定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战略规划.“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交通、产业、能源、城市、贸易、金融、民族、生态等八个方面的一体化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体化战略是对以上八个方面的高度集中和系统化的融合，而金融一体化是以上八个一体化建设的高级阶段，并且“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涉及到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难免会对区域金融一体化提出一系列挑战.因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完成一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首先，金融一体化的先决条件是通信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合作重点是能源一体化，能源产业一体化又形成了城市(群)一体化的基础.其次，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形式，，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快速增长.同时，金融一体化又为以上七个一体化提供了资金支持.所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是交通、能源、产业、城市群、贸易、民族和生态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必须大力发展其他七个方面的一体化建设，最终促进金融一体化建设.
3“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战略实施存在的问题
3.1政治因素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分为核心区、拓展区和辐射区三部分.核心区主要包括中国与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吉尔吉斯坦);涉及中国的西北5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南4省(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和东部5省(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拓展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蒙古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其他国家.辐射区包括欧盟、西亚、日韩等.首先，该经济带呈现出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极竞争与合作的国际格局.再次，美国、俄罗斯以及丝路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新丝路”计划，这开启了新丝路竞争的新时代.最后，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各个国家民族、宗教信仰及文化纷繁多样，各国的政治立场很有可能不同，加之历史上政治局势动荡，战争频繁发生，都将会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的潜在威胁与困境，都会阻碍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进程.
3.2各国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四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分别是欧盟、中亚五国、上合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五国主要以银行作为融资模式，这种融资模式过度依赖金融机构，并且金融监管缺失，国家行政干预较多，最终导致经济缓慢发展.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组成的上合组织，主要侧重于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而对于金融业的发展没有起到大的帮助.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欧盟虽然在金融合作方面高度统一，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欧盟各国由于自身资源匮乏，对于经济带金融一体化的建设上作用不是很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统计的信息显示，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2013年的GDP总量和人均水平明显优于中亚.而且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人均GDP相差较大，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大致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分布局势.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足以表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各城市的金融发展的不一致性，所处的平台不一致势必会阻碍各国金融合作的顺利进行.
3.3缺少专门金融组织服务经济带贸易
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占了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国家因为建设资金紧缺，对本国的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等基础建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至少也需要投资8000亿美元.可是现有的金融多边机构均并不能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仅能拿出2230亿美元，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能占总资金的10%左右，都无法满足这个资金的需求.除此之外，亚洲经济体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也难以利用各自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存量优势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因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急需要一家专门的金融组织来服务于该经济带的贸易.
4“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战略实施的对策
4.1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4年10月24日，在中国国家主席的倡议下，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国家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亚洲区域性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是援助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将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为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进行投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后的第一个投资业务，其中一项就是从北京到巴格达的铁路建设.建立亚投行，可以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4.2通过欧亚经济论坛推进政治互信并逐步提升金融合作交流
在国际性的区域交流中，各国的政治立场是决定经济金融合作是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创建过程中，需要各国齐心协力，推进经济金融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仍然不能完全覆盖.欧亚经济论坛是一个品牌化运作、务实合作、立足高端的论坛，致力于探求和发展新型区域对话与合作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需要借助欧亚经济论坛，履行作为高层论坛的政治宣示功能，维护沿线国家的和平发展与政治互信，对一些敏感性问题要积极协商，用多边化政策缓解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
4.3加快推进金融一体化操作层面的体制机制建设
为了尽快完善“新丝绸之路”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实施的具体合作机制建设，创建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次区域合作模式，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战略路径和实施重点的基础上，要加快推进一些实质性的、操作层次的工作.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功效，为“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合作方面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和经济协调平台，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打下良好基础.
5结论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伟大举措转变了我国国际经济形势，推进了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发展，影响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亚五国也都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列入本国重点建设规划.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核心表现，促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一体化建设，有利于加强各国金融往来，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需求.各个国家应该利用此次契机，加强经济往来与金融合作，积极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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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支持；跨越式发展；新疆
1.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可以有力的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新疆“十二五”规划指出，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到2022年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实现“十二五”期间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重视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和促进作用。但是，要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筹集能够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初始资本。因此，本文主要以新疆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设计有效的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支持方式，促进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
2.新疆金融制度运行现状分析
2.1新疆银行业金融机构中资国有商业银行占垄断地位，非国有中小型和区域型银行业发展不足
新疆银行机构组织改革从1985年开始，到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调控和银监会新疆监管局监督的中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和商业经营相分离，多种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机构体系。
目前新疆银行体系中仍然是中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主，其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分别占到57.13%和61.17%，在县级比较偏远地区以农村信用社占主导地位，机构数和从业人员分别占到30.2%和19.49%。中资性中小型银行和中资性区域型银行市场占有率总共11%左右。国有控股型银行垄断新疆金融市场，这样导致新疆农村偏远地区金融机构市场有效竞争不足，金融市场机构缺失。在没有其他融资方式，或者其他融资方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银行与信用社有限的金融服务会直接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企业和居民的正常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无法正常得到融资，这样会使中小型企业难以发展，广大中小型企业无法正常解决发展的资金问题，无疑会阻碍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实现。
2.2新疆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效率低，经营状况不佳
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主要体现在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资产的增长率、机构本身的盈利能力和新兴业务的开拓创新能力等方面。2005年新疆地区所有银行机构收入合计8673.55亿元，支出合计8769.61亿元，两者收支差额96.06亿元。2010年，收入合计达到了15414.28亿元，但是支出合计15681.29亿元，两者收支差额扩大到267.01亿元。2005-2010年期间收支差额变化程度可以看出，其亏损数额处于不断增大的趋势。从新疆金融市场主体来看，在城市地区占主导和垄断地位的是中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偏远地区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因此，中资国有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经营效率低，经营状况不佳，经营风险大等方面的弊端，在新疆银行机构中表现的比较突出。
2.3资金短缺，依然是制约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瓶颈
储蓄是资本形成的前提，投资就是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金融机构则是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的中介，金融业越发达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速度和效率就会越高，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和完善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储蓄水平的提高。而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的比率是测度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标，它衡量的是金融机构执行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能情况。
在新疆金融资产资源的构成中以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及各种金融工具为主，特别是传统的银行存贷款为主。2005-2010年期间，新疆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率处于下降的趋势，波动幅度比较大。在此期间，存贷款率下降了10.78个百分点。2005年，新疆的存贷款率是69.34%，全国的存贷率是67.8%，高出全国1.54个百分点；在2010，新疆存贷款率下降到58.56%，与此同时，全国存贷率保持在66.72%，低于全国8.16个百分点。说明新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水平在不断降低。2005年，新疆贷款投入占全国贷款投入的比重是1.23%，在2010年下降到1.09%，比2005年还低0.14个百分点。而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广东省，2010年贷款额达到了51799.3亿元，占全国贷款总额的10.8%。可见，经济越发达地区，信贷占比也越高。这至少说明新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资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倾斜作用在逐渐减弱，为了符合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也说明在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越需要资金的投入促进经济的发展。新疆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投入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因此，资金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疆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瓶颈。
2.4新疆地区资本形成机制不足，存在金融抑制现象
资本形成是指一个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何筹集足够的原始资本实现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说，资本形成来源于储蓄。然而，发展经济除了增加储蓄和投资之外，还要注意储蓄资本资源优化配置和投资结构的协调发展。而投资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比投资的数量更重要，提高资本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但能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在新疆这样一个资本资源短缺的地区，其投资的质量对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本形成率也称投资率，通常指在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资本形成总额中，固定资本形成额占了很大比重。2005-2010年，新疆地区人均GDP与广东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5年，新疆人均GDP比广东人均GDP少15601.3元，到2010年，比广东地区人均GDP少29068.8元，增长了1.86倍。但是，新疆资本形成率在2005年比广东高16.2%，在2010年仍然高出广东13.4%。这至少说明以下两点：一是新疆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是基于固定资本投资增加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二是新疆地区金融资本资源的利用效率低，投资效益水平不高。
新疆整体经济水平低，资金的边际利润率要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在当前我国实行无差别的全国统一利率政策下，金融资产的实际价格脱离了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程度，未能真正反映资金供求状况。这种制度安排客观上造成了新疆资金外流现象，从而使金融抑制现象在新疆表现得十分明显。
3.新疆金融制度创新的现实选择
从全国范围来看，新疆处于西部边缘地区，金融资源利用效益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有限。这说明新疆地区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比较弱小，要加大金融支持供给，就必须对新疆金融制度进行创新。本文主要从创新主体角度来分析新疆金融制度创新。
3.1短期内政府主导型金融制度创新，是新疆金融支持经济跨越式发展现实选择
需求诱导型创新是指单位创新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和实施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它以产权界定清晰和自主决策为制度条件；供给主导型创新是指金融当局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创新，它以大量的公共产权和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因此，就新疆目前情形来看，基于以下原因，短期内仍应采取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的制度创新模式。
其一，从新疆金融制度改革和创新历程来看，一直是政府强制性引导。政府等国有机构在金融制度创新中是主导力量，通过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行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其二，金融制度创新的路径与特征存在巨大差别，因此金融制度创新具有相当强的制约因素。我国当前仍然处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很多制度依然处于完善之中，为了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金融制度创新仍然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其三，新疆目前金融市场机构的现状也只能选择政府主导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创新。新疆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中资大型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在新疆金融市场占据垄断地位，依然是支持新疆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后盾。中资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区域型金融机构市场地位依然弱小。因此，从目前看来，这些金融机构依然不能成为新疆金融制度创新的主体。
3.2长期内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创新，是新疆金融支持经济跨越式发展现实选择
金融制度创新本质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金融制度创新是在经济、技术、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都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新疆金融制度创新，也应遵循金融制度创新的这种特性。在现代金融市场运行中，非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运作效率，市场开拓能力以及金融制度创新需求方面都要强于国有金融机构。同时，政府强制力主导的金融制度创新比较容易抑制微观金融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使制度创新失去厚重的主体基础支持。因此，长期来看新疆金融制度创新主要应以市场主导型为主，发挥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的创造性，为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4.新疆金融制度创新合理化建议
针对目前新疆金融资源运行现状和运行效率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促进新疆金融制度的创新。
4.1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壮大中资中小型和区域型银行力量
从金融市场运行实质来看，新疆金融机构市场体系依然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体。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存在金融资产运行效率低、经营风险大和经营状况不佳等问题。多元化主体的股份制金融产权形式是世界金融机构运行的主流，符合大规模的资本集中、管理高度专业化、权力制衡的要求。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扩大金融服务，满足融资需求。因此，作为新疆金融市场主体不能缺少其他中小银行的参与。从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运作效率和经营状况来说，中小型银行和区域型银行都优于国有大型银行。同时，从新疆金融制度创新长远目标来看，市场主导型是金融制度创新的主要特征，如果中小型金融机构主体不足，就会缺乏金融制度创新的微观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缺少真正供给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力量。
4.2发展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
新疆地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直接融资比例小，主要是向银行间接贷款融资。这与新疆金融机构体系单一，其他资本市场不完善有直接联系。因此，金融机构主管部门应该创造条件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区域型资本市场。一是培育新疆区域内优质成长型企业发展，在符合上市的前提下，优先考虑新疆地区企业。二是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适当引导东部资本和民间资本向新疆等西部地区转移。三是发行新疆经济开发专项基金或者债券，扩大资金来源渠道，扶持新疆区域内重点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发展，实现资本与产业有机结合。
4.3正确处理好全国货币信贷统一性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是根据全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制定的。由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更多是针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运行情况而制订的。这种表面平等的货币政策放在东、中、西部不同的要素环境中就带来了实质上的不平等，造成了统一金融政策对欠发达地区事实上的歧视。同时，对于新疆这样欠发达地区来说更有可能造成金融抑制，而金融抑制又从生产、流通和分配三方面影响着欠发达地区的实体经济，客观上加剧了不平等效应。以利率政策为例，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对新疆等西部地区省份利率管理政策有别有东部发达地区，根据该地区自身经济运行情况，进一步放宽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制定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利率政策。
4.4资发展新疆政策性银行，通过金融手段强化其政策引导作用
政策性银行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金融机构。当前，新疆区域内政策性银行主要有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但是，国家开发银行只有一个自治区机构，政策性银行在新疆金融机构中的比重十分弱小，其政策性引导作用不是十分明显。而中资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政策导向不明显，在市场经济中，资金主要流向风险低，回报率高的行业或者企业。政策性金融工具有填补资本市场空缺、对公共产品的倡导性和贯彻政府经济政策的特殊职能。因此，适当壮大新疆区域内政策性金融机构力量，这对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将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4.5正确处理好金融制度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关系
金融制度创新与金融监管总是相辅相成的，金融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金融监管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制度创新，实质上也是金融运行创新与金融监管创新之间的博弈。因此，监管机构应该更新监管理念，加快监管体制创新，缩小监管与创新之间的摩擦，形成一种鼓励和支持制度创新自动协调和平衡制度。创新供求的监管体制安排，监管当局实现适时适当干预，而不是时时事事干预。金融监管当局一方面要鼓励金融制度创新主体的热情，另一方面从防范金融风险角度出发进行监管创新，把管制重点放在预防性和保护性上面来。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监管手段和方式，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又有自己特色的监管模式，逐渐由目前的机构性金融监管制度向功能性金融监管制度过渡，把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以及建立规范的公平竞争环境作为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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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新疆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大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研究”（批准号：10AAMZ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资助的“新形势下新疆经济跨越式发展研究”（批准号号：10JJD850003）。
作者简介：
喻科（1986—），男，湖南隆回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劳动经济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经济。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1篇10
关键词:西部地区金融机构金融创新
西部地区金融创新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地区之间、地区内部各地之间的经济金融发展呈现差异性。经济决定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适应,金融发展也呈现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金融发展的东西差异尤其显著,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的金融创新不足。
(一)西部地区组织创新不足且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滞后
一是金融网点不足且布局不合理。20世纪中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基层分支机构,2004年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1995年比较,减少了49.8%,被撤并的机构大多数是传统农区、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二是西部地区国有银行的比重太大,政策性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比重过小。2005年底,西部地区国有银行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存款、贷款的比重分别为79.5%和82.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1个百分点和5.5个百分点。金融业务大量集中在国有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很小。三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如光大、中信、招商、深发展等布局有限,西部地区或者根本没有。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还较低,较多农村地区仅有农村信用社。因此,地方金融的发展滞后,是西部地区金融竞争力不足、金融服务整体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
(二)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创新不足
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呆滞,金融工具创新不足,金融手段落后,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容量小,股票、债券的发行规模较小,不论是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从证券市场募集的资金额,西部地区都远远落后于中部与东部;而且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本身的融资能力不强,约束了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西部地区缺乏区域性资本市场,致使资金大量涌向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剧了西部建设资金的缺乏。
(三)西部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不足
西部金融机构机制老化,服务功能不完善,业务交易制度创新、工具创新、经营手段创新、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严重不足。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存贷款业务上,同时存贷款业务品种单一,对存贷款新方式、新品种及中间业务的运行机理层次的研究远远不够,金融业务发展不够深化,居民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存款资产,其他新型金融资产的持有量极其有限。
(四)金融机构规模小且金融资源不足
2003-2005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居民储蓄余额分别仅占全国的17.4%、17.5%、15.56%,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全国比例与1997年基本持平,甚至略有下降。同时,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还存在较大的存差,金融机构资金利用不充分,资金外流,进一步加剧了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
西部地区金融创新的必要性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建设新农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中,西部地区投资需求更大,资金短缺现象更加突出。不论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是培育新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或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从事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讯、广播电视、中小学校舍和卫生设施的新建和改造,以及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劳动力转移,均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投入支持,其资金投入需求是巨大的。因此,新农村建设时期,西部资金短缺现象将更加突出。
解决西部地区金融供给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西部金融体系的重构,不仅包括金融机构体系的重构,而且包括金融市场体系的重构。要解决西部地区金融竞争不充分、网点覆盖率低、服务满足程度不高等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金融机构体系的重建问题。
由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层次性特征,农户和微小型企业是其资金需求的主要源泉,并且新农村建设的投资需求更多的产生于村镇和社区,很多方面的需求不是有效的市场需求,有较多的投资需求不能通过商业化、市场化的手段得到满足,所以重构金融机构体系,应该坚持五个“并存”的思路: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并存;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银行与非银行并存;官方推进与民间推进并存;现代金融服务机制与传统金融服务机制并存。
目前,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与合作性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但政策性银行的功能有限,很少与农户和微小型企业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过分强调抵押和过度依赖财务状况;合作金融机构经营上的商业化倾向严重,合作性不足。所以,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体系不是一个农户和微小型企业导向型的金融机构体系,西部地区金融创新势在必行。
西部地区金融创新路径
解决西部地区金融竞争不充分、网点覆盖率低、服务满足程度不高等问题的重要思路在于,按照“低门槛、严监管”要求,积极推进西部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准入制度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行市场准入“绿色通道”。但是,在西部经济总量和流量有限的地区,在商业和利润主导金融市场的时代,即使降低门槛,金融竞争局面也很难形成。所以,需要同时推动西部地区金融组织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
(一)推进金融组织体系创新
推进西部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发展西部地区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促进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多元化。加快西部地区金融改革步伐,要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在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条件,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可以通过组建西部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加西部地区开发贷款规模。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的情况下,适当放宽社会资本和外资入股金融机构的比例。
(二)发展“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
进一步放松农村金融市场管制,实施民间资本阳光化工程,发展“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在制定市场规范和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扩大现有“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的试点。
(三)促进现有正规金融机构的转型和整合
例如增加正规金融领域内的竞争要素;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与转型,增强其社区性和地方性;促进商业银行建立小额信贷的提供机制,开展针对农户、社区、村镇、微小型企业的金融服务。特别是要建立一些区域性、地方性小银行,以满足当地居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融资需要。地方性金融机构虽然资产规模、资金实力不大,但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robertn.collender(2001)的大量调查研究表明,即使在金融发达的国家,家庭住户和大部分中小企业的金融交易主要依赖地方性的金融机构,这就意味着地方性的金融发展状况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相关的。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的研究甚至得出了地方金融发展决定了地方经济绩效的结论。因此,西部地区要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从根本上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机制,保证地方金融的健康发展,增强其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
(四)发展社区金融合作组织
促进社区金融合作组织的发展,如社区担保基金、资金合作社、互助保险组织、社区发展基金。尤其要注意培育那些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关系基础上的合作金融组织,要在充分总结现有民间资金合作社、社区发展基金等案例运作机制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制度框架,促使其合法存在。
(五)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
实行有利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要使存款准备金起到调节资金不平衡的作用,可考虑按地区差异实行不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即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缴纳较低的存款准备率,这样可以使东部地区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的调节“回流”西部。
(六)提升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层次
提升西部地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层次,特别是贷款业务创新层次。资金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要充分发挥信贷对西部经济的支持作用。一是政策性银行可以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二是以基础设施项目收益权或收费权为质押发放贷款,开展农村电网收益权质押贷款、公路收费权质押贷款,也可以探讨以城市供水、供热、公交、电信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收费权质押贷款。三是金融机构可以探讨支持西部特色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发展的信贷投入机制,特别是有选择地增加对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的贷款,配合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等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对一些有还贷能力的速生丰产用材林、经济林、山野菜、中药材开发以及个体苗圃等项目,增加信贷投入。四是运用信贷杠杆支持西部优势产业发展,例如支持电力、天然气、旅游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等,促进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调整。
(七)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篇11
关键词：滨海新区；金融创新；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13）01-0011-07
一、新区金融创新能力的内涵和表现
（一）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的内涵
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前提条件下地区金融发展所具有的潜力。以金融发展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促进创新机构间的互动和联系，表现为对区域经济的贡献能力。主要内容包括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空间金融结构的差异、现代金融生长点、金融资源配置与优化组合、区域金融的发展动力等方面的创新潜能。
（二）新区金融创新能力的表现
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是一个组合概念，并从隐性和显性两方面来表现。根据有关资料研究表明，隐性表现主要包括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显性表现主要包括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
1.隐性因素-金融生态建设方面。金融生态环境为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提供环境依托，金融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金融需求不同，金融发展的条件也不同。由此决定了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的规模和阶段。具体来看，新区金融生态内部系统的核心要件和外部运行环境持续改善，“政府主导、央行推动、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金融生态格局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经济基础、信用环境、金融主体要素的稳固发展、不断优化：2011年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206.87亿元，为2006年的3.17倍：金融业增加值178.86亿元，相当于2006年的13.41倍：信用意识明显增强。企业征信业务数量相当于2006年的1.56倍、个人信用查询数量5702笔，相当于2007年（2006年还未开办个人信用业务）的237.58倍：滨海金融区、空港金融街聚集效应初显。快钱金融、联合信用、船舶基金、中国人保、澳洲宝泽集团、海协信托等金融机构协议入驻于家堡金融区。金融生态复位和正常演进的调节能力稳步提高。从综合得分来看，2006年为65.99分，2007年为71.23分，2008年为85.03分、2009年为96.95分、2010年为97.28分。政策出台5年间增加31.29分，提高47.42%。创新均衡点随金融创新效应曲线与金融生态建设的协同效应作用逐年提高，相切于金融发展约束线。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内在逻辑安排、协同发展规律的区域金融生态聚集效应逐渐呈现。（见图1）
2.显性因素-金融市场创新方面。区域金融创新能力主要借助于金融市场来提高。金融市场创新能力为区域金融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市场条件。具体来看，新区“产融结合、多种经营、功能完善、专业高效”的现代金融市场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在支持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的效用。融资租赁业市场中以“东疆模式”为代表的融资租赁业务领跑全国。截至2012年3月末，新区拥有融资租赁公司64家。占天津市九成以上，业务量占全国20%以上，融资租赁合同金额约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股权投资基金汇集成流，初步形成我国PE发展聚集地。截至2012年5月末，新区登记注册股权投资基金2177家，注册（认缴）资本4363亿元，注册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专业性金融服务机构落户新区。世界领先的金融服务供应商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成为中国首家外商独资消费金融公司，同时使天津成为继北京、上海和成都之后的第四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城市。中信天津金融服务外包公司开办票据分配现钞物流管理业务，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截至2012年6月末，纳入人民银行统计及监测范围的金融机构达122家，是2006年的2倍以上。机构级别有所提升，新增地方法人2家，一级分行3家，二级分行5家，二级分行以上机构数量是2006年的1.83倍。其中，外资银行、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增长活力释放。现有外资银行基本为2006年以后设立。新增10家：新增渤海银行、北京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等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十余家，增长1倍以上。新金融业态创新发展，截至2012年3月1日，在新区注册经营的金融租赁公司3家，货币兑换机构1家、小额贷款公司36家、担保公司76家、典当机构25家、资产管理公司61家、财务咨询机构141家、保理公司13家。新区宽领域、多层次、新形式的金融市场架构日益完善，并呈现“企业盈利，行业获利，产业收益，区域受益”的共盈局面。
二、新区金融创新能力评价分析
为方便分析和评价新区金融创新能力，本文通过构建金融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实现对新区金融创新能力的可操作化、定量化分析。
（一）研究设计
1.体系构建。在遵循区域金融创新能力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此领域研究经验，构建一个较为客观、科学、有依据的制度性评价体系一金融创新能力评价体系，通过量化量度方式阐释、反映新区金融创新的水平和能力。
2.权重计算。指标权重的选定，理论上使用主成分分析法。但已有研究证明：随时间推移及数据变化，采用算术平均与主成分分析法差别不大。且目前实证研究领域以樊纲为代表的国民经济研究、美国传统基金会对各国经济自由度的衡量均采取算术平均权重。因此。本文采取算术平均计算各级指标得分权重。
3.数据来源。研究数据选取《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天津滨海新区金融统计月报》、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等2006-2011年度数据。
4.评估方法。根据金融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正向化和公式计算处理。由于各指标对应的原始数值在量纲上不统一，以及指标体系中正向指标（正相关指标）与逆向指标（负相关指标）同时存在的情况。因此，在分析以前，本文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数据之间量纲不一致和数量级差异大等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对逆向指标的数据进行正向化处理。处理方法如下：
（1）对创新能力正相关指标的处理方式：Pi=Vi/Max（Vj）×100%（i，j=1，…，6）。
（2）对创新能力负相关指标的处理方式：Pi=Min（Vj）/Vi×100%（i，j=1，…，6）。
（二）遵循原则
1.科学性原则。金融创新能力体系以综合评价为主，防以偏概全。指标体系设计反映金融创新内涵，突出能够反映金融创新的先导指标。选择涵义明确、口径一致的评价指标。选取描述性指标与评价性指标结合的方式，突出指标的综合功能。
2.系统性原则。主要体现为金融创新能力体系评价的层次性。因此，将本文研究设计的指标体系分为金融创新基础指标一经济发展水平（G1）、金融创新发展指标一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水平（G2）、
金融创新活力指标一金融竞争能力与市场化程度（G3）、金融创新效果指标一资金配置效率（G4）、金融创新保障指标一政府治理、知识权益保护及人力资本（G5）5个总指标层，17个分级指标层（Fi），和156个原始数据指标，并通过12个公式（Ti）完成评价性指标的刻画。（见表1）
3.可操作原则。在体系指标选取时，基于新区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有些理论或理想上的评价指标很难获得有效的数据。这里根据地区特点和发展情况需要考虑使用其他较为合理的替代变量，以确保评价体系研究的可操作性。
（三）指标解释
1.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决定了金融服务水平，反映了金融创新的市场需求，与外界联系越多，创新多样化需求也就越多。此项主要考察以下指标：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GDP总量指标相比，人均GDP指标更好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由于新区统计工作实际原因。没有这一既定指标，根据其核心含义，使用GDP总量与常住人口之比推算人均GDP。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2）地区从业人员劳动报酬。金融创新需求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且绝大多数经济金融活动及创新集中于城市，并应考虑剔除无业人员抚恤补给等因素，可能对金融创新关联趋势度产生偏离的影响。因此选取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指标考察。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3）服务业发展情况。从产业结构划分角度分析，服务业占整个产业结构比重越高，地区经济发展越活跃，金融创新对第一、二产业及其他细分部门的促进作用越大。金融业则是服务业的中坚力量，是最能代表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行业。因此，有必要对此指标分项考察。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金融业占地区GDP比重两个分项指标。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两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4）对外经济联系指标。地区经济与外部联系越多，越易受汇率影响，经济主体对外汇相关的金融创新需求也就越多。对外贸易与外部投入情况从生产领域反映了一个地区对外界的依存程度和金融创新与对外经济联系程度。因此，选取外贸出口总额、直接利用外资项目合同金额两个分项指标考察。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两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2.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创新依赖于较高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和发展水平做支撑。根据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启发，从金融发展深度、金融发展广度、主导金融业态发展多样性、外部环境对金融发展四大指标考量。
（1）金融发展深度。根据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性研究，M2/GDP是衡量金融深化的常用指标。考虑区域M2的不可获取性。根据M2定义。使用地区金融机构存款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作为替代指标。总体上看，它是衡量地区交易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的比重，是经济金融化的初级指标。通常来说，该比值越大，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越高。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2）金融发展广度。研究表明地区金融市场创新越活跃，各类金融业态对金融业的贡献效应作用越大，传统银行体系在金融业增加值中的比例就越小，而银行主要盈利来源于贷款，根据这一思想。选用贷款量与金融业增加值比重来刻画该指标。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个指标呈负向关系。
（3）主导金融业态发展多样性。非主要贷款类资金运用占全部贷款之比。这个指标可以衡量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存款类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多样性。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4）外部环境对金融发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地区通货膨胀情况，价格水平越高，金融机构因物价上涨风险而进行的规避型金融创新发展程度越高。从这个角度说，金融创新与CPI年度指数、CPI指数波动水平呈正向关系。这里我们为更精确刻画地区外部环境对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天津市CPII-12月年度指数。
3.金融竞争能力与金融市场化程度。金融创新的一个最主要动力来源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是以高度竞争为前提的，金融机构以此为创新动力完成金融衍生品设计、创新金融服务形式。此项主要考察以下指标。
（1）金融部门市场集中程度。借鉴金融创新的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程度可通过最大企业规模占整个市场规模的比重来考量。根据目前新区银行贷款市场格局，国有商业银行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因此，这里使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衡量地区金融市场集中程度。市场垄断程度越强，金融创新能力越弱，两者呈负向关系。
（2）银行体系资金运用市场化程度。这里进行一个双向动态考察，即通过银行体系资金来源市场化程度、金融支持效率的负、正关系两个指标衡量。若地区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越高，则银行资金来源通过财政性存款、机关团体存款的比重越小；地区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越高。银行主要资金来源方即储蓄转化投资程度越高，金融支持效率越高。
（3）金融发展和资本自由化指数。参考朱恒鹏（2007）中国地区金融发展和资本自由化指数编制体系指标并根据地区特点加以改进。根据科学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选取新区企业上市数、直接融资（不含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再融资）加权比重获得。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4）外资银行分布情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被允许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地区开设业务一定程度反映了地区金融的市场开放程度，形成中资金融机构加快创新的竞争力。这里使用新区外资银行分支行数量增长情况的描述性统计指标。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4.资金配置效率。金融市场的基本职能是实现资本的最优配置。一般来说。资金配置率与经济增长存在互动、协整关系。从投资变动率角度研究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根据地区产融结合特点，选择新区主导产业一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其投资的增量变动关系，计算2006-2011年度第二产业投入一产出弹性指标，表示为投资对行业增加值的贡献程度。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5.政府治理、知识保护、人力资本。主要侧重刻画金融创新发展的保障性指标。良好的政府治理、控调能力是地区金融创新有序、规范发展的基础和保证，知识产权保护为金融创新成果保驾护航。而人力资本则是金融创新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1）政府治理。选取《中国市场化指数指标构成》编制体系中反映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市场分配经济资源比重的首位分指标一政府财政支出在GDP占比。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个指标呈负向关系。突出反映金融创新先导指标的科学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着重刻画金融创新发展的资源中政府与市场的辨证关系。
（2）知识保护。根据可操作原则选择新区专利申请量这一描述性指标。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3）人力资本。根据产业构成和行业细分情况，考察最具创新力的代表行业，包括金融业和信息传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构成占比的描述性指标。金融创新活动与这两个指标呈正向关系。
（四）得分计算
利用表1中Ⅲ指标解释刻画的12个公式计算二级分项指标、一级分项指标得出评价性指标，加上描述性指标完成全部指标刻画，并对全部指标进行标准化、正向化处理。I体系层级中的五大一级指标，即金融创新基础指标、金融创新发展指标、金融创新活力指标、金融创新效果指标、金融创新保障指标通过Ⅱ指标分类中各自层级所属的二级分项指标、一级分项指标在Ⅳ指标类别及权重中的情况分别计算得出。最后，完成2006-2011年金融创新能力评级指数，即通过金融创新基础指标、金融创新发展指标、金融创新活力指标、金融创新效果指标、金融创新保障指标五大一级指标加权平均计算得出总分。（见表2）
（五）评价结论
1.从金融创新能力整体情况看，2006-2011年新区金融创新能力评级指数呈动态性、阶梯型增长趋势。总体上看，5年内分数提高20.98分。表明新区2006年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后，国家政策支持新区发展的带动、示范效应明显，新区金融创新能力评级指数从基本合格分数逐渐上升到代表领先创新能力的高分区间，新区金融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分年度看，2006-2011年得分依次为65.26分、70.67分、74.35分、76.9分、85.67分、86.24分，增长梯度较为平稳地波动于（0.5，8.8）区间内，表明新区金融创新综合能力的提升是持续的、均衡的和稳健的。
2.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其鲜明特征是跨越式演进，经济修复能力较强，2010年后新区增量优势显著。2006至2008年期间。分数从65.27分跃至81.59分，期间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出口下降，2009年对外依存程度指标得分降至71.23分，总体得分下降至78.16分，通过两年内生性调整。2011年达到99.02分。体现了区域经济较强的自我诊断能力和修复能力。具体来看，以前年度金融业对地区经济贡献度水平不高，得分较低，2006年、2007年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GDP仅为0.7%、1.26%，随后3年也仅维持在2%左右，2011年占比相对增幅较大，为2.9%，表明金融业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3.从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水平看，多因素作用下呈现“倒双V螺旋式”迂回演进趋势。从共性上讲。金融发展的深度、广度、外部环境三个维度基本都经历了金融危机滞后性影响下的得分“拐点”（2009-2010年），这一波动趋势体现了金融创新“螺旋式”发展的曲折、迂回性。从特性上看，主导金融业态发展多样性得分曲线呈现急剧下滑，非主要贷款资金运用占比日趋减少，从2006年20.12%下降至2011年5.44%，银行业创新能力急剧弱化；地区CPI年度指数（天津市）在2006-2011年里有4个年度增长超过3%、CPI年度指数起伏波动，给适应物价上行及价格变动风险等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约束诱导型、规避性金融创新活动提供了发展空间。
4.从金融市场化程度与竞争能力看，金融机构体系日益健全。金融市场较为发达，处于转型期的新区金融市场改革创新得分特征平稳、向好。具体来看，2007年以前新区金融发展和资本自由化发展程度较低，受鼓励多渠道拓展融资方式政策影响作用下。得分从2006年的46.67分跃至2007年92.01分，直接融资占比井喷式提重。新区有4家上市公司累计首次发行股权规模达228.62亿元，占当年天津市上市公司首发量的100%，之后受金融危机外部环境影响及自身复位和正常演进调节能力提高，逐渐回归常态性增长：金融市场公平秩序及竞争规则开展，传统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占有率和垄断竞争优势减弱：外资银行不断充实新区金融业态呈现扩散状态。外资银行分布得分从2006年的16.67分跃至2010年的100分。
5.从资金配置效率看，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在经济投资活动中形成繁荣、鲜明的功能特点和秩序结构，实现资本优化配置的金融市场的基本职能得到较充分体现。2006-2010年投入一产出能力持续性增强，其弹性系数从1.12增至1.53。得分提高27.07分。另一方面，新区长期倚重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路径模式容易导致金融锁定，经济结构制约了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资源配置在其他产业的辐射和协调能力相对较弱，但这一现象从2011年得到缓解，体现在投入与产出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和倾斜，“调结构、增活力、上水平”效果显现。
6.从政府治理、知识保护及人力资本看。在支持区域金融创新的整体推动力和保障力上体现了积极的战略效应。从得分上看，政府与市场关系中，2006-2008年宏观经济向好，政府减少资源配置干预，为金融创新增强动力因素，市场分配经济资源比重逐渐提高，得分从84.09升至90.29分：政府在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造成时滞影响的2009-2010年，增大财政性支出比重引导资源配置。市场配置得分降低，体现了新区政府较强的控调、权衡、引导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专利申请量从2006年的647件增长至2011年的11855件，6年内得分提高94.5分。人力资本方面，金融业、科技从业人员结构不断优化，呈现从“稀缺”至“充实”再至“多元化”的趋势。
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关注金融改革中创新发展的定位问题
新区的金融创新改革面临机遇与挑战。从规模性创新发展看，上海浦东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金融改革试验区，与其强大的基础优势相比。新区金融底子薄，起点低，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中金融业增加值占比项得分不高（G1-F3-2），2011年金融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占比有所提高但不足3%，远低于浦东新区18.08%的水平。同时毗邻北京总部金融聚集区，建立金融总部可能性较小。从活力创新发展看，浙江省已正式启动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包括加快发展小微企业服务、健全民间资本市场体系等内容。2012年5月1日《珠海横琴新区鼓励股权投资基金企业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发展的试行办法》实施，支持和鼓励中外资股权投资基金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聚集，并将成为我国首个金融创新政策细化落实地区。新区金融创新改革的紧迫问题是寻求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
（二）关注金融“脱媒”趋势下银行业发展问题
从上述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可以看出，下降趋势最为明显的两项是主导金融业发展多样性（G2-F7）、银行系资金来源市场化程度（G3-F10-1）得分，6年里分别下降72.94分、58.29分，收益模式单一、资金来源集中。2011年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利息净收入137.37亿元，占全部营业收入84.6%：而中间业务收入19.28亿元，仅相当于营业收入的11.87%，远低于国际50%以上的水平。金融“脱媒”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更多地采用直接融资方式。不通过银行金融中介。纵观新区情况，居民储蓄存款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7年4月的34.8%下降至2012年4月的30.71%，期间2010年4月达到27.4%的同期最低水平，下降7.4个百分点，数据显示新区金融“脱媒”趋势初步显现。发达国家金融创新实践经验证明。金融“脱媒”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必然趋势。银行业要想继续领航新区金融业，必须转变传统经营观念。积极主动地应对挑战。
（三）关注金融创新能力提升中风险防范的问题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适度和适宜的创新可助力于辖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创新过度，将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隐患。例如金融衍生工具设计属于金融创新的微观层次，具有高杠杆、高风险的特征，如果设计过度、发行过度，会产生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式效应。从创新的宏观层面，现代金融风险隐蔽性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具有较长潜伏期，伴随经济周期的运行酝酿、积蓄爆发。特别是在经济发达、高速增长的环境下，资金交易活跃，经济活动频繁，金融创新工具及衍生品消化了部分流动性，一旦出现紧缩，积蓄风险爆发的猛烈程度将高于创新之前。应高度关注借金融创新外衣下影响地区金融稳定和安全的苗头性现象。
（四）关注金融创新能力提升中的行业自律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史可以称为一部金融创新史。随着金融创新活力的增强，必然导致市场竞争的加剧，行业自律问题凸现。杜绝违反金融市场秩序的创新，监督上市企业债券、股权的井喷式发行、发售。关注道德风险，防止盲目跟风和无序竞争，扰乱行业纪律。《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文件旨在规范上海、天津等金融发达地区的创新活动。目前注册在新区的股权投资基金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各类交易所16家，关注其在批准设立与交易活动中可能存在的不规范情况和监管“盲区”，监测金融创新活动的有序性、稳定性、平衡性。
（五）关注金融创新理论研究中的思变问题
现代实证分析理论已经证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而传统宏观经济金融方法论则偏重于线形化、单一性。所伴随的金融创新能力研究则过分强调和依靠数学模型得出的结论。现代金融创新问题的复杂性客观地需要启用非线形学科的新哲学思想考量，许多学者也对由传统经济学范式所得出的实证结果和推论持怀疑态度。为丰富和充实金融创新理论成果，应更多地关注相关前沿理论层面的研究。
五、建议
（一）找准定位，产融结合，走差别化发展的特色金融创新之路
金融改革创新能力的提升，必须立足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这是时代和国家赋予的使命，是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的。新区的金融创新能力提升应致力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找到一条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差异化创新发展之路。发挥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地区经济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新区经济发展具有强大动力性。发展壮大金融产业。坚持产融结合原则，找准金融创新的切入口，在对区域经济定位、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的金融创新上下工夫，引导资金流向新区经济发展的最前端，以差异化创新培育竞争优势。
（二）加快整合，推进共享，发展银行业综合经营竞争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提高新区金融机构层级，形成创新合力。发挥金融要素集聚水平，瞄准市场需求，把握创新脉动，拓宽商业银行服务领域。增强银行业非传统信贷业务对经济的支撑力和渗透力。加强资本市场与银行业对接，加快银行业金融创新节奏。推进新区金融改革深化步伐。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实施过程中，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循序渐进、尊重意愿”的原则，推进经济、产业、科技金融业态数据共享，打造和维护“纵向时点、横向截面”的多维度、立体化信息库。便于本币创新领域的成果转化提高，增强银行业综合经营竞争能力。
（三）防微杜渐，多维并进，完善金融创新风险管控机制
将金融风险管控上升到“完善新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战略高度。多维度、多层次打造金融创新能力提升与风险防范的职责体系，实现“金融创新先行、金融风险防范、金融体系稳定”三位一体。新区的金融创新能力的提升要遵循科学、有序、平稳的原则，以金融服务功能为纽带，实现金融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双重目标。稳步推进金融体系由非平衡向相对平衡发展，分散新区金融创新的非系统性风险，提升金融风险测控辐射的空间覆盖。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以确保信贷资金安全、维护金融稳定；选取其中公开性、操作性、推广性较强的经验做法和风险防控案例，给予商业银行风险提示。健全预警指标体系，完善风险处置预案，使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得到早期控制，有效避免泡沫，确保金融创新能力提升过程的“良性循环”。
（四）强化自律，培育人才。完善金融创新保障制度建设
一方面，“刚性”约束，健全金融机制。立足于金融创新体制和机制建设，制度约束新兴金融业态的生存规则，夯实其健康发展的起点和基础，强化行业自律。严格管控金融产品创新设计的各个环节，对创新衍生品的地区适应性和成果转化进行可行性调查分析。另一方面，“柔性”引导，完善人才培养制度。注重培养具有职业操守的高级金融人才，特别是掌握金融学与金融工程学原理，能够开发、设计新型金融工具创造性解决金融实务问题、进行金融产品定价、量化风险管理、金融分析和策划的综合型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提高金融创新层面档次。为金融创新保驾护航。
经济与金融和金融学的区别范文篇12
通货膨胀是一国物价普遍且持续上升的现象。由于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会对一国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各国在出现通货膨胀之后都会采用各种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以使物价增长回归正常轨道。但是，中国本轮的物价上涨自2006年以来，虽经央行高密度地采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效果却不尽人意，反而随着调控的不断深入、各种紧缩措施的频繁实施，通货膨胀的趋势却在逐渐加强，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渐进性通货膨胀”。为什么凯恩斯学派指出的货币政策对付经济繁荣时的通货膨胀十分有效的理论，在我国本轮物价调控中近乎失灵？货币政策失灵的机制是什么？渐进性通货膨胀对我国而言又有什么样的政策涵义？这都是金融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渐进性通货膨胀的表现
（一）CPI逐渐上升
作为综合反映消费品物价变动的CPI指数是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我国自2005年以来CPI经历了一个逐渐下降到逐渐上升，最后加速上升的发展过程。
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6年3月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通货膨胀过程，CPI由2006年3月的0．8%上升到2007年7月的5．6%，特别是进入2007年以来，CPI开始加速，从2007年1月的2．2%快速上升到2007年11月的6．9%，平均达到每月4．61%的高水平。按照国际公认的3%的警戒线，我国已经进入通货膨胀周期，并且伴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进行，通货膨胀有着不断恶化的趋势和危险。
（二）货币政策不断紧缩
通货膨胀下应采用宏观紧缩政策，按传统应对通货膨胀最有效的办法是加息。从2005年开始，虽然年初的通货膨胀率较高，达到了3．9%的高水平，但是CPI一直快速下降，因此在整个2005年间，利率一直维持不变，直到2006年8月随着CPI不断上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提高0．27%，由此打开了中国的升息通道。特别是进入2007年以来，央行利率政策和存款准备金政策频繁调整，到2007年12月止已进行6次加息和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见表1），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加息措施在中国宏观调控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同期通货膨胀的严重性。
二、渐进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针对出现宏观调控与通货膨胀的实践悖论，很多学者提出了诸如外汇占款、产业结构老化等原因，[1]本文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在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产业改革中所存在的中国区域金融差异，这主要基于以下依据：
（一）地区经济周期的差异
作为地理大国，各地区明显的经济发展差异是重要特征，特别是各地区工业化进程不同，从而使得各地区产业结构呈现差异，由此导致各地区在受到外部不对称冲击时出现经济周期的差异（见图2）。①从图2可以看出，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逐渐成型，各区域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增强，在很多样本区间经济周期的波动方向是高度一致的（如2005年2月、2006年1月与2007年1月等）。但是同样可以看出，各区域在同一时间经济波动并非总是完全一致的，有时竟然出现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如2006年10月东部沿海地区在出现相对通货紧缩的同时西南地区反而出现相对通货膨胀。此时央行“熨平”经济波动的货币政策无疑将面临“两难”选择：是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对东部地区的紧缩还是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应对西南地区的通胀呢？政策博弈显然不容易的。2006年9月以来进入宏观调控的关键时期时，东部地区的CPI平均增长率（1．92%）一直都低于其他地区，比平均增长率最高的长江中游地区(3．35%)低了1．43%。因此，依国际标准来看，单纯的东部地区并没有出现通胀，而长江中游则明显出现了通胀。央行的政策无疑也面临“两难”选择。
（二）地区金融相关度的差异
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作用于相关金融领域，再通过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使得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再生产各环节产生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区域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关程度的大小。在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关程度大的区域，金融深化的程度更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应该较好。衡量地区金融相关度的指标主要采用戈德史密斯（1969）金融相关比率FIR。FIR是金融资产与GDP的比值，而金融资产的范围相对较广，且由于地区数据采集的局限性与数据的代表性，本文只采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作为金融资产的代表②[2](见图3)。
由图3看出，虽然我国各区域的金融深化程度普遍较高，但各区域还是存在一定差异，最高的北部沿海地区（3．29）比最低的长江中游地区(1．93)高出约70%。因此可以得出货币政策在这两个区域的实施效果有着很大差别，同样的货币政策力度在北部沿海地区将比长江中游地区产生更强的政策效果。
（三）银行经营效率的差异
银行部门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依赖程度最深的部门，因此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存贷款既是区域主要的金融资产，也是商业银行主要的业务种类，因此考察金融部门的效率无疑要考察银行部门存贷款的质量以判断银行部门的经营效率。本文以银行不良贷款率作为经营效率的衡量指标，这一比率的上升或下降分别表示银行经营的改善或恶化，反映出银行资源的利用效率及整体经营状况的变动，是银行效率的集中体现。区域银行部门的效率较高则金融资源能更高效地配置到实体经济中，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对于货币政策而言，要调控宏观经济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在银行部门效率较高的地区，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会更加通畅，政策实施效果会更好。
图4显示，虽然我国经过多年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各区域的金融边界逐渐消除，全国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但是由于各区域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均、各区域金融规模经济收益的差异以及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程度差异等原因，我国各区域的金融效率还是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以致货币政策在各区域实施时，由于银行经营效率的差异，货币政策在银行体系传导时必然出现不同的效果。
（四）外贸依存度的差异
外贸依存度反映了区域实体经济与国际市场关联度的大小，外贸依存度大的区域开放程度也较大。在我国当前银行结售汇体制下，区域的贸易额越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本国货币越多，本区域的货币总量也越大，由此导致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在区域间出现差异。由图5看出，我国外贸依存度最大的区域是东部沿海地区（112%），而最小的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都只有10%，因此在这些地区的银行流动性差异很大，采用全国“一刀切”的货币紧缩政策所导致的各地银行体系流动性紧缩的效果不一，对东部沿海地区紧缩的效果差于其他地区。因此由于外贸依存度的因素所导致的货币政策效果也大为不同。
三、区域金融差异的前提下，统一货币政策失灵的机制
货币政策目标是一国央行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科学有效地确立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建立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各国央行的首要课题。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规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就规定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多层次”性，即首先要实现第一层次的目标，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实现第一个目标以后，才能实现第二个层次的目标，即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对内保持物价的稳定，预防和抑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但从以上第二部分的逻辑分析可知，由于我国各区域银行部门经营效率、金融相关度以及贸易等方面的显著差异，银行部门与金融体系在受到外在一致的冲击特别是国家统一货币政策的冲击时，金融部门的反馈将会产生显著差异，由此导致对各区域实体经济的冲击产生差异。
2006年以来，当央行为了调控物价上涨、实现全国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而在全国实施统一货币政策时（比如全国统一的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根据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货币政策首先对各区域的金融系统产生影响，而由于各区域金融系统本身存在经营效率等方面的差异，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即各区域货币供应量）的收缩效果是不同的，在有的区域效果明显而在其他区域效果则可能不明显，导致各区域的物价走势出现背离，无法实现全国物价的均衡稳定，由此统一货币政策失灵。而央行在评估统一货币政策失灵时，如果仍不考虑区域经济、金融差异而仅仅对原有货币政策进行修正，在这样的认知偏差下不断强化统一的货币政策时，央行的决策模式必定造成货币政策失灵的恶性循环（如图6）。
四、完善货币政策，克服区域金融差异的建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出现了8大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性。现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既不符合经济基础的现状，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如果实施区域性货币政策，则既能通过调控措施消除逐渐扩大的差距，又有利于宏观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同时，纵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性经济政策已为区域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创造了一定的政策前提，[4]1998年人民银行大区分行体制也为实施区域货币政策提供了制度基础。因此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技术基础和实践经验，当前主要还需要在以下方面为将来区域货币政策的实施作出准备。
1．提高区域经济金融信息和地区金融稳定状况的透明度，增强社会公众、市场主体和国际社会对各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信心。金融信息是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有价信息之一。区域相关部门为市场提供充分、真实的金融信息，能够有效地引导市场参与者的市场预期，减少金融参与者“羊群效应”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增强社会各界对区域金融的信心，有利于保持区域金融发展的稳定性。
2．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区域内经济运行层次。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是区域金融存在的物质基础。在区域经济结构差异在我国长期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下，要保证区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必须加快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减少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同业竞争，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区域间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区域经济运行层次，按照市场机制在区域间配置稀缺资源，加快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提高区域经济运行效益，为区域金融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
3．提高各区域金融要素市场的活跃程度。金融要素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载体。按照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要求，采用有效措施降低资金流动成本，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在区域间建立资金的双向流动，促进区域间货币市场资金融入总规模的平稳增长。现代金融市场需要发挥“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个支柱的作用。由于间接融资下国有银行的“身份偏好”与“风险厌恶”，直接融资应成为各区域将来发展的优先方向，通过各种创新打破体制壁垒并提供丰富的债券市场品种，增强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
4．重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金融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金融生态对金融机构、金融交易的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安排，各区域行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建立了强烈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金融部门的生产经营无可避免地体现着行政计划的意志，使得经营偏离利润和效率轨道。为改善金融生态，需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重建金融部门架构，打破行政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利益兼容，为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5．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得区域间的资金、金融人才跨区域配置和高效率流动成为必然要求，对区域间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创造条件消除制约金融协调发展的各种障碍，推进区域间金融组织、产品、服务的创新与协调，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实现区域合作的多方共赢。
6．完善央行的货币政策手段。目前，新一轮的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已经实施，虽然加息有助于抑制通胀，放缓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但一旦国内实行紧缩政策，投资、消费也将受到压制，引起国内需求减少，那么国内企业只能到境外寻找出路，又将加剧贸易顺差加大，外汇占款泛滥、流动性过剩，因此单纯依靠利息手段无法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外均衡。央行需要在尊重区域金融差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施区域性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政策能够针对本区域的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注释：
①中国“十一五”区域发展改变了以往太粗的东中西划分方法，而以经济区来取代。这经济区域是：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海南)、东部沿海地区(上海市和江苏省、浙江省)、北部沿海地区(山东、河北、北京、天津)；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长江中游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黄河中游地区(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西南地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本文涉及的区域即是以上经济区。
②根据周立《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1978-1999》的研究结论，金融机构存贷款占地区层面的金融资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在9成以上。因此存贷款指标对于区域金融发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③由于有的区域中每个省份的不良贷款率可能不是全部可得，所以图中数据为该年度各区域相关省份可得的不良贷款比率的算术平均值。
主要参考文献：
［1］陶卫．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J］．西南金融，2007(1)．
［2］周立，胡鞍钢．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1978-1999［J］．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2)．
［3］冀爱华．商业银行行为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作用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07(8)．
［4］杨晓．中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财经研究，2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