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例(12篇)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

关键词：紧缩政策双顺差扩大内需监管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著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2.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3.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汇率弹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发挥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国际收支的调节。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篇2

2012年9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要适应城镇化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统筹考虑城乡人口流动、学龄人口变化，以及当地农村地理环境及交通状况、教育条件保障能力、学生家庭经济负担等因素。”然而，在该意见近三年后，笔者作为吉林省农村小学教育工作者，深切感受到农村义务教育存在诸多布局问题。

一、农村义务教育的城镇化困局

原镇所属每个自然村存在的小学撤并殆尽，部分地区仅镇上存在小学，周边自然村的学生均要到镇上小学就读。初级中学数量也大幅减少，仅在部分城镇设置。政府部门部分论调甚至提出对农村学校“不予重点建设”，资金几乎全部投放到了县城和主要集镇，使县域教育“过度城镇化”。农村百姓不得不选择进城陪读，导致“城镇学校学生人满为患”和“农村学校老师比学生还多”并存的现象。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未来如何布局尚没有统一的政策和决定性结论。许多人把农村教育发展方向定位在“城镇化”，有人把城乡教育一体化直接等同于农村义务教育城镇化，甚至提出“小学进镇”“初中进城”直至“消灭农村义务教育”的观点。

二、农村义务教育城镇化的反思

笔者作为农村教育工作者，不否认“乡校衰败”的事实，但这成为“农村教育城镇化”的理由是值得存疑的。“乡校的衰败”说明的正是城市教育与农村义务教育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中国既要解决城市化问题，还要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而且，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新型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许多产业完全可以向农村聚集与转移，城市与乡村融合的田园城市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片面地将城镇化教育等于农村教育城镇化，不仅会导致城镇学校的畸形发展和班额的严重超标，也将使居住在城镇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成本增加，进而损害农民子女的教育利益和教育热情，也违背了我国农村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发展规律。

三、城乡教育一体化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方向

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前提假设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存在与发展，否则就不是“城”“乡”教育一体化而是农村义务教育城镇化了。要发展农村教育，就必须推进城乡教育的双向一体化，即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达到一定阶段后，通过破除城乡二元教育体制和机制障碍，推动各类教育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双向流动，实现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教育要素合理流动和城乡教育互动发展。为此，需要建立城乡教育双向一体化的制度体系。

（1）要切实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就近入学的权利，强化办好必要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农村人口的居住地点较为分散，撤并地处偏远的村小和教学点不仅剥夺了农村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就近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额外增加了学生的上学距离和时间，导致学生人身安全风险的增加和课外业余活动时间的减少，使被动辍学可能性增大。对于那些负担不起陪读成本的农村家庭来说，他们的子女就无法接受同等质量的义务教育。因而，要在保持现有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数量前提下，对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进行合理的区域设置，增加师资力量、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设施配备、提高教师待遇，建立符合农村教学实际情况的教学评估、评价标准，进而保证提升农村小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2）要突破完全市场化的城乡教育要素流动机制，强化政府导向的“城市教育反哺农村”的新型农村教育机制。目前，笔者所在的吉林省永吉县城乡教育差距十分明显，如果仅仅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根本无法实现优良的教育、教学资源从城镇逆向流向农村，因而必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教育反哺农村”的新型农村教育机制。笔者建议国家或省级政府制定农村教育的基本指导政策，规定享有优势教育资源城镇地区定向帮扶落后的农村地区，并将帮扶效果纳入政府部门绩效考核目标。可以采取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城镇小学与农村小学“结对子”的方式，由城镇小学为农村小学提供网络远程教学、教师培训、学生交流等支援，促使城市优质教育资源援助农村。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篇3

1.观摩学习课堂教学，加强教师结对互动

要更好地开展结对数学教学工作，实现双方学校学生对网络教育资源的和谐有效共享，可以先请乡村学校教师前往结对城市学校旁听教师的讲课活动，观摩城市教师如何利用现代化教育资源开展数学教学活动，学习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在听课活动结束后，再将城乡双方教师聚集在一起，针对数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展开详细交流。首先由上课的教师对自己课堂教学方案的设计想法进行详细阐述，加深在场其他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再由乡村学校教师对讲课教师的课堂活动进行点评。经过对教学活动的观摩学习以及双方之间的交流互动，彼此能够更加了解对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也能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秀教学经验，调整教学形式，以确保结对课堂活动的顺利开展。例如，在小学二年级数学“搭配”的教学活动中，乡村学校教师通过观摩，可以了解到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会利用互联网设备设计开宝箱的游戏，且将学生喜爱的小猪佩奇卡通形象与游戏结合起来，瞬间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对游戏展开深入思考，并踊跃回答多种数字排列方法。通过课堂观摩和教学研讨，乡村教师能够学会和掌握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教师结对的方式来帮助和促进乡村教师更好地提升与发展。

2.打造数学同步课堂，共享课堂教学资源

城乡结对互动，除了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外，还可以借助网络的神奇力量，打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空间壁垒，让城乡学校的学生实现课堂同步学习和互动，真正做到教学共享。这种创新性的结对课堂，充分体现出了“互联网+”下教育的优越性和便利性，既能让乡村学校的学生体会到城市学生的课堂氛围与学习方式，也真正做到了课堂教学的零距离，两个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展开互动交流，乡村学校的学生还能回答城市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在这种趣味性的教学课堂中，也更有学习热情。例如，在开展“认识公顷”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借助互联网设备，打造数学同步课堂，乡村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城市教师开展的教学活动，还能与教师进行对话，教师先询问两边的学生，都知道哪些面积单位，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1cm2、1dm2、1m2的物体分别有哪些呢？双方学生因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会说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答案，城乡学生也能通过对方的回答开阔自己的思维。随后，教师在课堂上开展认识1公顷的合作探究活动，乡村学生在观看城市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时，能够了解和学习到更多新颖的合作学习方法，在以后的数学课堂中，乡村学校学生也能更好地与教师展开互动交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探究活动，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提升。

3.结对进行教学研讨，提升合作课堂效果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城乡结对互动教学，要求学校和教师利用好手中的资源与设备，探索更加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先进数学教学模式，真正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城乡双方义务教育事业的优质均衡发展。为此，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还要积极利用网络视频技术开展结对教研活动，提升同步教研工作的时效性，促进结对教研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例如，在开展线上同步教研工作时，首先由双方分别介绍本校该年段数学备课组的日常工作，包括如何制订教学计划、如何分配集体备课任务、如何命制过关卷和单元卷、如何开展特色活动、如何共享优质资源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如此一来，结对教师就会对双方的备课工作了解得更加细致深入。这一环节结束后，结对双方备课组教师，再针对单元测试卷的磨卷内容展开交流探讨，包括对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等主要内容的讨论。通过这种线上同步研讨的方式，双方学校教师能够在互相沟通的过程中，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研讨活动也真正做到了求真务实，契合教学新常规的工作要求，与会教师能够在研讨过程中，受到良好引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确保结对互动教学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网络视频技术为两校教师开展教研交流工作，构建了更加顺畅的渠道和平台，进一步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数学课堂教学差距，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丰富同步课堂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为了确保城市学校能够为乡村学校提供更加优质的帮扶服务，提供支援的学校要从本校学生和被支援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开展同步数学课堂活动前，做好一课三磨工作。要组内进行磨课，其次教研单位内进行磨课，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实施高质量的同步数学教学活动。这样的互联网+数学同步课堂，能够为双方学校的学生提供更多互动的机会，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各抒己见，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例如，教师可以在数学同步课堂上，设计辩论式的两校学生互动任务。例如，在开展“观察物体”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设计游乐园的生活情境，并在情境动画中融入加减法的问题，请两边的同学动脑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最后，双方学生可以列举出多种不同的解法，教师引导学生将这些算式列法进行归类，然后请两边的学生分别说说自己更喜欢哪种解法，这种解法叫什么，喜欢这种解法的理由。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学生能够养成认真观察、积极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与此同时，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还需要重视教学活动后的教学反馈工作。在同步课堂结束后，双方教师需要针对课堂教学的情况展开交流，在交流中反思学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课堂教学互动情况。通过课后的交流与反思，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确保后续的同步课堂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效。

5.拓展线上教学模式，拓展学生思维能力

为了更好地实现结对学校之间的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学校之间还可以利用天天智慧课堂进行网络直播教学，共享双方学校的优秀直播课例；还可以针对数学教学中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开展网络拓展课程共享活动。通过这两种结对互动的方式，能够确保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展开良好的互动，教师在一起观看直播课例的过程中，可以共同参与教学研讨工作，积极发表自己对课例的看法，并通过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双方教师在评论留言互动的过程中，也做到了互相交流心得和经验，能够更好地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学生们在一起观看拓展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共同钻研和探讨教学内容中的实践部分，以合作的形式来完成拓展课程中的教学任务，实现两校学生之间的更好交流互动，令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视野得到更好的拓展。

6.组织线上交换课堂，实现两校互利共赢

为了更好地实现城乡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让学生接触到更多教师的教学风格，城乡教师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数学交换课堂活动。这种新的线上教学模式，可以让两校教师不走出校门也能参与精彩的教学研讨工作，实现两所学校互利共赢的教学研修效果。例如，在开展六年级数学同步课堂活动时，城市学校教师先为学生讲解一堂关于圆的知识的复习整理课，以“圆形是最美的图形”引出问题，为什么圆形最美，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思考积极性，引导学生总结出圆形一中同长的特质，随后，教师为学生展示圆形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的照片，引导学生思考和总结圆形区别于其他图形的特质，通过这种授课方式，为乡村学生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巩固学生的数学知识。紧接着，由乡村地区教师为学生们上一节“生活中的比”数学课，教师以生活中的照片为主线，串联起整堂课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实际场景中理解和掌握比不同部分的名称和比值的概念。在两校教师默契的配合下，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也能充分展开互动，学生们有了更多不同的学习体验，思路得到了更好的拓展，城乡学生携手，共享同一堂精彩的数学课。

7.城乡结对话“双减”，开启数学教育新篇章

在“双减”政策的倡导之下，如何更好地推进城乡结对现代化教育工作的有效实施，成了城乡学校教师首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在“双减”政策之下，城乡教师可以开展双减同步课堂，展示全新的数学教育风采，不断拓展“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学教育新思路。以“双减”背景下的数学同步课堂“什么是周长”教学为例，双方学校的教师首先通过教学研讨，深入把握两校学生的具体学情，在此基础上，教师们围绕“周长的认识和测量”“化曲为直”数学思想的运用、“有序数、同边相加、平移线段”数学方法的运用等内容，设计趣味化的数学教学方案，学生们在由两校教师共同构建的双减同步课堂中，体会到了更多学习数学的乐趣，数学思维得到了有效拓展，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数学知识经验和数学学习方法，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减压力不减效率，减负担不减质量。基于“双减”之下的城乡结对教育活动，还要求教师设计更加有效的同步课堂作业管理模式。双方学校的数学教师，除了要做好前期的协同备课、中期的协同教学以及后期的协同反思以外，还要充分重视前置性作业、课堂作业以及课后作业的有效设计，并且充分落实和完善新的作业反馈策略，有效落实“双减”政策下的同步课堂作业设计。最后，教师还要在双减的政策背景下，做好数学教学“增”的工作，主要包括课前对学情差异的准确预见和深入分析、主教和辅教在协同备课时做好任务分配、准确预见同步课堂教学互动，只有做好以上“增”的工作，才能确保异地学校学生与教师“身在远，声相近”，体现出更加显著的线上同步课堂成效。

8.结语

城乡结对互动离不开双方的积极配合与共同努力，学校和教师应当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利用网络设备和网络教学资源，打造空中课堂、线上课堂、牵手课堂，探索更加高效的结对互动教学模式，加快实现教育公平，让每个学生都能拥有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政治理性社会自治分享权力分享利益

和谐社会成为近来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和谐社会的建构在最理想的意义上是指社会中的各个要素各个群体以及各个个体相互匹配相互理解融洽相处的一种状态。和谐社会并非是一种空想，它是面对社会急剧变化冲突丛生的特定背景下的特定需求，它试图通过协调化解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品格的社会建构形态。

一、现实背景:和谐社会何以必需

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主张曾经带给了人们一个崭新的中国，但时至今日，革命理论不仅在观念层面上与现性相背离，而且在实际层面上也与经济发展相脱节。如果再固守这样一种以革命促建设的信念，社会则会持续处于一种紧张无序的状态中。在此背景下，和谐作为革命的一个替代品而被提出来，两者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革命强调通过斗争而解决冲突，和谐则通过协调而化解冲突;革命适合于争夺政权的战争时期，和谐则适合于政局已定的建设时期。而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环境，我们可以得出从革命到和谐的转变是必然的。革命需要武装力量的壮大，而和谐却需要各种协调技术的提高。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掌握科学技术本领的加强等。但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依靠自身勤劳勇敢的品质就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这么一种思想观念无疑适合了当时科技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也肯定了个人的主观价值，但却忽视了客观手段的价值。中国正在努力加快工业化的脚步，想从农业社会中脱胎换骨。然而，在一个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其显著性标志，观念转换，即由勤劳勇敢主导的盲目蛮干转为促进和学习科学技术，是首当其冲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文化，只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性中找到一种平衡和协调，这样就必须凸显和谐的价值。不管是在社会层面上的结构转型，还是在个人层面上的观念转换，都会产生诸多的矛盾和冲突，有的甚至非常剧烈，这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就制度而言，法治还不够健全;就分配而言，公平性还不够充分;从整个社会而言，组织上的匹配也不够合理。并且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冲突加剧，人类的物质财富积累了，但生存环境却变得恶劣了。冲突的存在既然是既定的事实，那么寻求如何更为有效的化解冲突或减少冲突的方法是最关键的。这种方法致力于各方面的协调与和谐，以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们在获得充分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能获得生活的幸福和大自然的宁静。因此和谐社会是中国现代转型应当努力达成的一个目标。

二、现实前提:和谐社会如何可能和谐

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不仅关涉到上述社会背景的需求问题，而且还依托于社会为其提供合理的现实前提。对于后者而言，可以从分析和谐社会可能会出现的两个前景入手，通过辨析哪种前景更符合和谐的真实理念，从而明晰和谐社会需要什么作为建构的基础。

第一个前景就是我们可能为和谐而和谐。前一个和谐为目的，后一个和谐为手段，集中表现为掩盖冲突而显现表面的和谐。这样的和谐往往来自于一些不利因素。首先，我们对和谐社会的建构抱有一种急于求成的态度。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冲突增多加剧，从政府到民众求和谐的迫切心理是必然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急切的心情会不会导致理智的思考?如果没有理性的指导，就必然会产生快餐式的解决方法，继而产生两种结果:要么导致乐观主义，认为冲突一定会并且承认很大部分已得到妥善解决，社会基本趋于平和;要么导致悲观主义，认为冲突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升级，和谐社会依旧停留在够不着的彼岸。显而易见，前者忽略了社会中深层的不和谐因素，而满足于当下表面的和谐;后者则由于只见到发生冲突的一面，无视社会有着不断修整自我消除矛盾的张力，也低估了人们解决冲突的能力。两者都曾给过中国带来过沉痛的教训。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采用以理性为主导的渐进主义方法。其次，和谐社会的建构可能仅仅基于政治压力。从稳固统治而言，政府对于和谐的渴望远远超过个人，而且政府对于和谐的影响也远远大于个人。所以政府更易于单方面地提出和谐社会的政治构思。但基于和谐社会在社会各界中即使在政府各层级中也没有就其内涵和途径达成共识，这方面的分歧容易形成中央政府的理想主义和地方政府的应付主义之间的博弈。前者虽然描绘了和谐社会的蓝图，制定了一系列的目标，但却没有提供具体实践的方法，也没有效的监督手段。而后者却穷于完成各项指标任务，即使没法完成或者工作出现了失误，也极力掩盖粉饰失误。因为政府官员总是根据上级的偏好汇报自己的工作，当发生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时，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如何将这些不利隐瞒起来不让上司知道，或者虚报功绩。[1](118，269)这种来自于政治压力的和谐，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上级给定刚性指标，下级竭力掩盖冲突和失误，造成一种和谐的表象。为了避免这种表象，要让压力变动力，就不应该让国家包办和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全能型政府，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个人，所有事务都一肩扛。当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时，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政府从某些领域撤退。但是和谐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对某些领域的不干涉，它更是政府和社会各种组织进行协商的理想结果。国家包办下的和谐与政治压力下的和谐同出一辙，表面上一团和气，事实上它使本来应当暴露的社会矛盾没有暴露出来，本来应当可以解决的冲突没有解决掉。冲突日积月累，越来越剧烈，爆发也就越来越猛烈。从上可知，这种为和谐而和谐的前景并不乐观。

第二个前景是为和谐而冲突，表现为通过正视并解决冲突而达到和谐。它依托于两个社会前提。一是政治理性。从霍布斯提出是理性将人类从自然状态中解救出来，到洛克认为理性使人类捍卫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都强调了理性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理性从人们相互订立契约延伸到政治领域，就转变为一种遇事共同协商相互妥协的政治理性。在理性主义之上的工业社会中，革命手段已经无法解决各种冲突，政治理性作为一种减少暴力的解决方法开始显露出其价值。对于政府而言，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是充满政治理性的，而且在重大事件上都愿与民协商的政府不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对于民众而言，政治理性可以使其免受某些不良分子的挑唆。尼布尔关于理性与和谐的关系的论述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认为理性倾向于抑制自己的自私冲动，并承认他人合理冲动的满足。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调和各种自我的冲动，并把各种冲突造成的混乱纳入秩序之中。作为理性的个人也必然会理解人类冲动在整体上有达到某种运转和谐的需要。理性不仅提出冲突问题，而且解决冲突问题。它在本质上既有助于社会秩序，又有助于内在秩序。[2](24-25)因此，政治理性是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

第二个前提是社会自治。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以及韦伯的科层体制理论盛行，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中心说占据了主流。这种学说将国家和社会对立

起来，认为国家是统治的控制的一方，社会是被统治的被控制的一方。[3](393)就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现状而言，舒依认为中国在1949年的革命时期，成功地将社会组织纳入了政治体制，并且在革命中和革命成功后的一段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国后，中国奉行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吞噬了社会和其他组织的领域，导致了国家权力的极大扩张，公民社会退守到极为有限的一隅。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任意一方压倒另一方都会导致不良后果:过于强大的国家或政府如果缺乏制衡的力量，很容易导致专政以及权力的滥用;过于膨胀的公民社会则是一个正常秩序得不到保证的社会(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权威的制裁机构)。此外，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穷尽社会中的所有事务，作为其补充机构的社会能够发挥其灵活机动协调合作的优势，以弥补国家治理中的不足。因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孰强孰弱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权力权利的简单划分，两者相互冲突，相互利用，相互增强，相互制约，相互适应。一个能够自治的足够强大的公民社会能够对国家产生制衡和约束，能够防止权力的腐败和滥用。因此，为了实现和谐社会，国家首先要对双方的权力和职责领域做出大致的制度安排，强调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

三、建构支点:和谐社会如何实现

在讨论了和谐社会所处的背景和现实前提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探讨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本部分将着重探讨建构的三个逻辑支点。

首先是观念支点。基于社会结构的大转型，必须转换思维为和谐社会提供观念支持。第一个转变是要从革命到建设。这个转换跟社会背景是紧密联系的，革命的目的是要让人们能过上幸福生活。但它本身那种革命理想主义的激情无法兑现一个物质财富充足的社会，它只是一个前奏，发展经济的任务必须靠建设来完成。

第二个转变是要从政治到经济。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强调政治的主导地位，明确区分两种主义两种经济。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特殊国情有关，但是现在背景已大不相同，国家不再处于革命斗争状态，阶级矛盾也不再是主要矛盾，目前主要是人们的需求和有限的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因此，发展经济是中国现在的主要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是以以往的政治思维转变为现在的经济思维为基础的。

第三个转变就是从国家到社会。中国以前奉行的发展方式是以国家计划为指导，国家包办所有一切。但是在高度分化日益复杂的现代化社会中，国家已经无力把所有资源集中起来进行有效分配，市场经济要求一个有限的政府，要求按市场规律来发展。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发展任务，营造一个公民自治空间。

其次是机制支点。这里主要强调分享机制的建立。理性精神要求我们承认他人要求的合理性，分享共同利益，协调自身与他人的利益冲突。和谐则强调和而不同，以它平它，谓之和。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或民众，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分歧，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整个中国的强大。因此，分享有其必要以及实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第一，分权机制的建立。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里，政治格局从来都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全胜，一方全输。在这种全输全赢的局面下，强大的国家必须冒险地将政权集中于少数个人和小集团手中，但是，还不能确定的是，这种新的政权是否能完全置于伦理和社会限制之下，[2](151)如果不能置于伦理和社会限制之下，这种权力则极易发展为一种不受约束的任意滥用的绝对权力，它与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的多元结构失去得越多，它的中间势力越是弱小，就越有可能产生使绝对统治成为可能的条件。因此，任何把权力集于一身的国家，都潜在地是个能够运用绝对权力的国家。[4](216-217)为了避免权力走向绝对一端，为了避免中央集权演变为绝对统治，更为了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国家就必须理性地寻求一种双赢的策略。这种策略着重发展多元的社会结构，并遵循着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反对赢家通吃。在现代这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时代，独霸专制的统治已无法立足。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的赢家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最优的策略不是消灭自己所有的对手和反对者，而是和他们进行谈判商定如何进行权力分享的制度化安排。二是划地为域，各尽其能。各个组织及至各个个人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国家生活当中都各有其职责和权力所辖范围，让各种权力互相牵制约束，避免各方随意地去褫夺他人的职责，侵占他人的权力。当各方发生冲突时，并不是进行尖锐地对抗双方势不两立，凭借自己的强势迫使对方服从，而是通过多方对话，相互理性地协商各自的需要，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化解冲突的氛围。

第二，建立分享利益的机制。每个人都必定是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中，尽管各个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可能迥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真正关心其他所有成员的福利，都有责任和义务采取各种措施和办法为遭受苦难的成员减除痛苦。[5](47)由于每个人不可能对共同体中的每个不幸的人都给予帮助，所以就把自己的关心以及减除他人痛苦的任务委托给共同体的代表即政府予以完成。同时，具有理性的个人会利用有用的资源来了解其同伴的需要和愿望，他们愿意调整自己的利益以符合他人的需求。[2](23)因此，分享利益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和个体基础，它存在于各个国家中(不与民众分享共同利益和财富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这里所说的分享利益中的分享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也并非简单的把国家的财富平均地分给每个个人，而是指对于国家的财产或共同体的利益，其中的每个人都有权享用。同样利益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它并不是单个人或某个组织的利益，而是指的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共同利益;二是它并不是单纯地仅指金钱，它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多种形式的利益。

既然分享利益是社会和个体的需要，就必须在国家中有所体现。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每个人都能从政府的任何决策和制度中获利。政府本身必须体现公平正义，它代表着全社会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它的任何决策或制度都必须着眼于提高全社会人们的福利，尤其应有利于社会最底层，而不是仅仅有利于某一部分人或某一特殊阶层。然而任何的决策或制度的推行，并不一定也不可能会达致每个人的收益平衡，各人的收益有大小之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分一杯羹(当然这里并不包括不劳而获，而是指的每个人都能利用这个决策或制度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取自己的一份收益)，都能从中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那么他们就不会对这种尽力使每个人都获益的决策或制度表示不满，就不会有抵抗或革命的要求。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形式的分享利益是和谐的。

二是人们如何从社会的再分配中分享利益。任何国家都必须有维持自己生存的经济，用以提供给其中的每个成员各种物质必需品。因此，利益的分享还包括国家对收益进行再分配时的直接物资补贴，以及进行再投资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通过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所获得的直接收益是有大小和多寡之分的，但是由此导致过大的贫富差距却于国家有害。因此缩短贫富差距提供给收入较低的人群更多的补助是减少社会摩擦，达致和谐的必要手段。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有利措施来弥补，例如制定完善的税收制度，根据收入相应地征收一定的税收，收入高的人缴纳的税收也就高。然而税收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他们变穷，而是试图在进行社会再分配时，寻求一种全社会利益分配的平衡。因此分享利益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均贫富，减少富人的财富并不是减少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国家和政府所需要做的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以便有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分配。[6]

所以分享利益还意味着国家应该力求保证每个人都有使用和享用公共设施的权利，以及从国家的各项福利政策中获益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会运用共同的财富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包括对社会中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的最低生活费用的保障公共设施的健全等，也就是国家所提供的一切福利或公共设施，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权享用。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下层人们无法享受到国家的种种福利和好处，这个社会必定是不公平的充满混乱的，也必定是不和谐的。因此，通过建立一个公平的分利机制，在法治的规范下，既避免权钱勾结，在市场理性的指引下，又避免仇富心理，同时制定有利于社会下层的政策和措施，并且还设法使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也能有所收益，每个人都会觉得自我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并没有被国家社会或他人逼到无法生存的绝境，个人都可以依靠自身的能力(不包括失去了劳动能力的人群)获得足够的收益，那么人们就会发自内心地服从权威和秩序，而不会发生社会动乱。

和谐本身的一个内在含义就是各方理性地解决冲突，反对诉诸武力。因此，营造一个化解冲突的空间是第三个重要的支点。如何营造呢?在社会中，组织和个人是产生冲突的基本载体。化解的空间也必定存在于这两者之中。由此探究组织和个人处于何种状态最有利于和谐是营造化解空间的必经之途。就组织而言，它是指由两人或多人有意识的协调行动或施加影响以实现具体目标的一个系统。[1](24)按照此定义，组织可分为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都是社会的一个构件，虽有大小之分但都缺一不可。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都有赖于各个组织对它们所承担的相应职能的实现。每个组织都有内外两个环境，对内是协调各级的关系，对外则是处理好组织间的关系。组织的生存都离不开相互合作，冲突也时常发生，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相互尊重和理解是相处的基本准则，这也是理性的具体表现。秉承这一准则，各个组织在发生冲突时，都会肯定和承认他人的权利和意见，不会激化矛盾，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样的状态必然会形成组织间的和睦相处，同时也提高了组织的灵活度和效率。

就个体而言，作为组织的基本单位，个体间的和谐是组织和谐的基础。任何人都处于一种组织网络中，他除了必须处理好组织内部的关系外，还需要协调与不同组织的经常来往的人员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对于个人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个人都会致力于使这些关系长期维持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中。而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主要基于个体间的相互信任，这也是社会合作发展的个体心理基础。个体间处于一种表面热情暗地算计的境况中，就会造成相互猜疑相互设防。这样的一种不良状态如果发生在组织内部，就会造成组织的分裂;如果发生在组织之间，则会引起组织的互不协作互相挤压，甚至于尖锐的对立。反之，个体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59就能减少由于心理障碍所带来的摩擦，促进个体间和组织间的合作，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这也是营造化解冲突的空间的要素之一。

组织和个体的良好运转都需要有一套程序性规则和制度来予以保证。缺少了游戏规则，任意一方都能随时随地改变主张，这大大增加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了工作成本，降低了信任度。组织和个人的和谐就没有保障。各方都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不顾他人的利益，这无疑回到了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中。因此，制定一套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程序规则是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的必要手段。这样的规则一旦由各方商量制定，它就必须得到强制性的执行。在处理冲突时，它就是最高权威，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游离于规则之外。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规则就是法律制度，它规定每个人都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在法治保护之内，也都必须按法律程序行事，不存在特权人物，也没有特权组织。因此，法治意识必须充溢整个化解冲突的空间。这样人们在面对冲突时就会有章可循，不至于陷入互相攻击的混乱之中。由这三个支撑点架起的社会并不必然会是和谐的，但我们认为它必然比缺少这三个支点的社会更为和谐。总而言之，我们只有在为其提供现实前提的基础上，架构起这三个支点，和谐社会的理想才可能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1]参见1InsideBureaucracy[]...1994.

[2][美]1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1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1

[3]参见张静1旧传统与新取向[]1公共论丛(第四辑)[]1北京:三联书店，19981

[4][美]乔#萨托利著1民主新论[]1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

关于物价工资联动是否会形成不良循环这一问题需要结合经济运行和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实施物价工资联动的背景、可能引起“物价一工资”螺旋上升的条件，以及联动机制可能引起的政策影响展开分析。

一般来说，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以法规的形式将收入和价格指数联系起来，随价格上涨上调货币收入，这种物价与收入的联动也被称为“收入指数化”。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所实施的对居民储蓄予以保值补贴的措施，就是一种特殊的收入指数化政策。典型的收入指数化政策是实施工资指数化，即将货币工资与价格水平相挂钩，实现物价工资联动，货币工资随价格上升而增加，从而使货币工资的增长全部或部分地弥补因价格上涨引起的购买力损失。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智利等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实施过工资指数化政策，使得工资合同中的“生活费用调整”规定得以贯彻，减弱因通货膨胀引起的收入分配扭曲，避免基于通货膨胀预期引起的不确定性，客观上起到了维持长期工资合同的优势与平衡劳资双方之间利益的作用。

物价工资联动是否会形成“物价一工资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要从通货膨胀的成因着手分析。如果通货膨胀起因于货币量的过度增加，实行工资指数化可以弥补因货币量过多引起的购买力减少，从而至少能够部分地避免通货膨胀引起的收入分配效应。如果通货膨胀是因原料供应紧张、劳动力短缺或生产率下降等供给冲击而引发的，那么随着产出减少和价格上涨，实际工资本应随价格上涨而下降。但此时，工资指数化却会使货币工资随要素价格的上涨而上升，而货币工资的上升反过来又会导致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上升，结果就会形成“物价一工资”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

从2007年的消费价格指数结构来看，扣除食品上涨因素，近70％的通货膨胀率是由货币因素引起。因此，货币量过快增长及流动性管控的漏出，是引起CPI高位运行的主要原因。目前，在美联储连续降息的背景下，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正在缩小，利率政策也将趋于谨慎并逐步让位于汇率政策。一旦外贸顺差恢复较高增长，提高准备金率、增发央票以及信贷直接干预，将在控制货币量增长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如果气候等因素对农业生产影响不大，今年的食品价格将有望回落，那么调控的目标将主要依赖于货币量的调控效果。

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部门的工资已接近市场工资水平，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也将使国有部门缺乏推动工资进一步上涨的积极性。因此，基于宏观经济运行背景和物价工资传导机制等因素，地方政府实施的物价工资联动机制不可能产生物价工资轮番推动的恶性循环。

其实，以最低工资标准为调节目标的物价工资联动机制，在保障低收入阶层劳动收入不受价格冲击的同时，在总量上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最低工资增加的比例超过价格上涨比例时，还将有利于提高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严格说来，物价工资联动应当是双向的，在经济过热或者通货膨胀时期，货币工资随价格上涨而上调，一旦物价水平回落并稳定下来，货币工资理应随之下调。但通常来说，如果联动机制绑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意味着最低工资只能单向上调。另外，工资指数化通常有全部或部分之分，即使高通胀时期，中央政府也很少实行全部指数化，以免扩大外部的价格冲击甚至诱发恶性通胀。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篇6

新闻背景：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5个年头，但世界经济复苏和就业形势仍不乐观。国际劳工组织6月3日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就业形势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并呈继续增加趋势，全球失业人数将从现在的2亿人增至2015年的约2.08亿人。（人民日报）

快评：

促进就业复苏，提振经济是关键。目前，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甚至面临再度衰退的风险。联合国年初的一份报告认为，世界经济面临着欧元区危机继续恶化、美国“财政悬崖”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硬着陆”三大风险。在此背景下，解决高失业率问题需要多方举措。

首先，通过促增长减少失业是各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具体来讲，一是要解决经济危机的结构性问题，处理好财政紧缩和刺激经济的关系，在整顿财政纪律、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通过适当的财政刺激和产业优惠政策，促进经济回升。二是要解决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认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重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与发展，解决利润和投资脱节的矛盾。

其次，要防止和减少“无就业复苏”和“无就业增长”问题。金融危机对全球就业市场的冲击远比对经济的冲击更为持久。由于后危机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导致的“无就业复苏”和“无就业增长”，是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巨大挑战。

最后，制定更加完善的就业政策和社会政策。通过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创业环境、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完善公共就业服务等措施，切实有效解决就业、尤其是化解青年就业难的问题。

补上科学伦理这一课

新闻背景：

近日，某美国民间团体了一个网络视频，视频中，有人用一支3D打印手枪发射了一枚子弹，同时的还有这支3D打印枪支设计图。这种更容易得到的设计方案和更低廉的枪支价格引发了枪支安全担忧，而这种担忧很快被证明不是没有道理的。据英国媒体最新报道，由于除了击针外，这种3D打印手枪枪支全部部件为塑料，因此被拆分后成功通过了伦敦的火车站安检。（人民日报）

快评：

新科技带来了新问题。科学与伦理的关系一直是科学界的热门话题，也备受科学家们的关注。爱因斯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为化解核危机而努力。各国对克隆人等技术也达成共识，禁止研究。但当类似3D打印手枪技术出现，众多新科技以极其迅猛的势头进入人们生活，甚至普通人对核技术都触手可及之时，科学伦理已经不单单是政府与科学家的事儿了，更应该衔接上公众这一环，及时向公众普及科学伦理方面的相关知识。

一方面，普及科学伦理，能够使人们对新科技有正确认识，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滥用科技。当武器更容易被获得、信息更容易被窃取，当人的器官、基因都能选择再造……当普通人如此轻易掌握科技这柄双刃剑时，那么他们应该面对刀刃的哪一面？在科技影响力更加强大的未来，他们的错误选择不仅危害自身，也可能会危及公共安全。

另一方面，普及科学伦理，能够促进科学界、政府与公众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特别是让公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判断科学家们的作为，进而更好地参与涉及科学伦理的相关科学技术决策。当科学界、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公众不仅可以成为监督政府与科学界的力量，而且还可以支持他们共同应对风险。

公务员应该有怎样的幸福观新闻背景：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职介机构联合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康调研报告》显示，职场个人幸福感排名中，政府机关排名倒数第一。然而，这一结果却引起了网络的普遍吐槽：“身在福中不知福”、“矫情诉苦”、“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众情何以堪”，等等。反差怎会如此强烈？（人民日报）

快评：

诚然，幸福首先是一种个人感受，公务员的幸福感，公务员应当最有发言权。但当社会看法与公务员的个人感受反差很大时，那必定有公务员自身的幸福观问题。

事实上，每年公务员考试“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火爆场景，表明这一职业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一般看来，公务员不只有职业和收入的稳定、环境和条件的优厚、社会的尊重等“靓丽外表”，还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推动社会进步的职责、促进全员幸福的使命等丰富内涵。如果只把待遇、名利等个人享受作为衡量个人幸福的“参数”，而把履行职责所吃的苦、推进工作所受的累、服务群众遭遇的委屈当作不幸福，那么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畸形和狭隘的幸福观，落入个人主义的俗套、步入享乐主义的误区，既不长久，也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毋庸讳言，很多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干部，工作与生活常常充满了辛苦与不易。前段时间《人民日报》采写的基层干部系列报道，鲜活还原了基层干部的“生态环境”：有白加黑、五加二的操劳之苦，有责任无限大、权力特别小的憋屈之闷……但在另一方面，这些苦、闷、酸、痛，亦非其工作生活的全部。

在相当意义上说，公务员只是一个服务性的职业，并不是享受型的岗位。“公仆”的职责定位和“奉献”的使命担当，注定了这个职业有苦、有累、有委屈。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义无反顾地坚守和承受。对于各级干部而言，需要懂得“干部辛苦一点，百姓才能幸福一点”的道理，也需要善于从服务群众中享受乐趣、获得幸福。

心态阳光才有工作干劲，观念转变才有幸福感受。时常将自己的幸福与群众的幸福“对表”，乃至幸福着群众的幸福，那么公务员的幸福观就会达至一个新的境界。

加速培育国内光伏市场

新闻背景：

6月4日，欧盟公布对中国光伏“双反”的初裁结果，决定从6月6日至8月6日对涉案中国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作为我国光伏产品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区，欧盟此举无疑让中国光伏产品出口雪上加霜。（新华网）

快评：

近年随着德国、意大利等国大幅降低光伏发电补贴标准，我国光伏产品出口严重受阻，国内市场份额迅速提高。2009年，国内光伏电池产品仅约2%安装在国内市场，而2012年达到了35%。光伏产品市场重心向国内市场转移是大势所趋。大力开拓国内市场，不仅是当前消化过剩产能、化解行业危机的迫切需要，更是保障我国能源供给、促进低碳发展的需求。

开拓国内光伏产品的应用，在政策上要更多地鼓励分布式太阳能发电，支持家庭和企业自发自用。集中式的太阳能发电站面临并网难、远距离输电成本高、损耗大等问题，对局部地区自然环境还会带来潜在危害。因此，在补贴等政策上，应当更多地鼓励家庭和企业“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模式，推广分布式发电，实现就近并网、降低环境风险。在日本，目前96%的光伏发电为分布式光伏系统所提供。国家电网此前出台的并网措施，为分布式太阳能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篇7

总体来看，现阶段促进工资水平的合理提升，符合中央提出坚持“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引人瞩目的上升态势。即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都有相对强劲的表现，说明中国的发展模式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和源自外部的“压力测试”。

而中国仍面临颇具挑战性的“压力测试”，就业及贫富差距是这场测试的重要项目。旨在惠及所有地区、惠及所有人群的包容性增长就是决策层对上述“压力测试”的有效回应。促进就业及工资增长是其中应有之义。

就促进就业及工资增长这一目的而言，政策和规划的作用是对市场行为的补充，而非替代市场本身。在此界限之内，政策和规划可以保障正常的生产分配秩序，实现有利于就业的增长。逾越这个界限可能适得其反。毕竟“包容性”还是要落足到“增长”之上，没有增长的包容性，不具备可持续性。如果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规划，即便是为了保护就业、关照劳动者，也可能既损害了增长，也损害了就业。

具体来说，工资增长必须与其他一些指标兼容，其增长的步伐才能稳健而持续。

比如，工资增长要与投资增长相兼容。工资的提升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市场需求大、订单充足的经济景气阶段，为了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可能进行技术改造或者引进新的生产线，宏观上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如果正好遇到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不足的经济环境，工资的提升会进一步恶化投资回报前景，此时企业在裁员削减支出的同时还会减少投资。2012年，欧洲因为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至少在一二季度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作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欧洲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外需有较大影响。鉴此，《规划》对于2012年工资增长的政策落实，必须事先考虑到这些情况，以免工资增长造成就业率和投资的双重下降。

再比如，工资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如果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机制完善，工资的增长会通过市场机制自动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其逻辑在于，劳动者可以与资方平等协商，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自身报酬随总产出的增加而增加。由于体制及历史的原因，中国企业中劳方相对于资方处于弱势地位，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不易争取应有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划》提出的“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健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有助于矫正劳方的弱势地位，理顺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系。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篇8

一、双语言、跨文化教育的背景

以色列地处地中海东岸，国土面积1．49万平方公里，人口598．7万(1998年9月)，①居民主要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构成，官方语言为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英语为通用语言。以色列是世界上教育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有着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和学者。以色列政府历来重视教育，教育预算一直占政府总预算的第二位(仅次于国防预算)。以色列是一个教育法制国家，在建国后的第二年亦即1949年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1953年颁布了《国家教育法》。为实现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1958年以色列实施了包括对阿拉伯人在内的免费义务教育，并在1978年把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延至16岁。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但总体而言，过去以色列政府对其境内阿拉伯人的教育主要采取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不仅在文化上压制、贬低阿拉伯文化，而且在经济上忽视、减少对阿拉伯人的教育投入。根据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犹太学生和阿拉伯学生历来各自进入不同的学校学习，在学校里希伯来语的地位比阿拉伯语的地位要高，因为在大多数以犹太学生为主的中学里面，阿拉伯语为选修课，而希伯来语为必修课。这必然会导致犹太学生忽视阿拉伯语的学习，不能了解阿拉伯文化，而阿拉伯学生与犹太学生从小缺少交流也会让他们产生隔阂。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学校能同时容纳两个民族的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两种语言和跨文化的教育。以色列政府也认识到，只有教育才能培养来自不同民族(以色列境内有17％的非犹太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和政治背景家庭的儿童的共同国民意识，以促进社会融合，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

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长期冲突导致双方大量的人员伤亡，这已成为两个民族之间难以忘却的记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减少境内阿拉伯人的敌视，以色列政府在考虑到国家稳定的同时，也将其促进社会融合的政策贯彻到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中去。在教育上，以色列政府采取犹太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并举的政策，在全国推广阿拉伯语教育，明确规定阿拉伯语为初等学校的必修课程。阿拉伯语学校所开设的基本课程与希伯来语学校相同，只是阿拉伯语为第一语言，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六年级学习英语，学校的节假日也遵循阿拉伯人的民族习惯。由于政府的重视，对阿拉伯人的义务教育如今已达到普及程度。当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受教育程度与文化水平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还有很长的道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色列政府开始资助所谓的“紧迫的教育问题研究”，其中包括：受教育机会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同种族、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儿童成就差距的程度和原因以及可能的补救措施；犹太小学和阿拉伯小学教育评估的横向研究；小学4-6年级种族间差别的变化和稳定的纵向研究，等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缩小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教育差距以及促进民族融合的教育政策继续得到贯彻和实施。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认识到多元文化政策不仅是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而且对于全体国民来说，也需要认识和理解社会人口结构的多样性和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政治上所面临的困难，培养他们对异质文化、异质语言的宽容态度。而贯彻政府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最好的方式也只能是建立双语言、跨文化学校。

二、双语言、跨文化教育的具体措施

1998年9月，在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下，非营利性的“双语教育中心”(theNonprofitCenterforBilingualEducation)经过努力，建立了第一所面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语言、跨文化学校(Bilingual／BicuhuralSchoo1)，并谋求在以色列全国建立这种学校。该中心的宗旨是建立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学生家庭以及他们周围的社区能共同经历、共同成长，并通过民主、相互尊重、容忍等价值观的教育，最大限度地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和平共处。①双语言、跨文化学校为公立性质，其经费来源于政府投资和个人捐款。学校的创办者认为，进入这所学校学习的学生将会在一起共同生活，学生们通过一周5天、一天6小时的接触，真正地相互了解，共同成长。为此，学校采取了一系列与其他以色列学校不同的措施，对学生实施双语言、跨文化教育。

首先，教师努力创造有利于犹太学生和阿拉伯学生相互接触的条件，使他们之间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在双语言、跨文化学校里，犹太教师和阿拉伯教师相互配合，尽可能多地让不同民族的学生相互接触。比较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座位安排，让不同民族的学生同桌而坐；把不同民族的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课外活动或旅行；设计活动，让不同民族的学生共同参与。教师也经常安排学生共同作画或同台演出，此时，教师会鼓励他们利用这种机会训练第二语言。通过诸如此类的活动，学生们能够了解异族文化，获得共同的价值观，而共同的教室经历也为跨文化的交流和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根据涉及的学生个性差异和参与程度不同，这类活动形式在一年内会有很多变化：在第一学年，同族学生尽可能地在一起玩耍，一个阿拉伯学生可能会在教室里绕上一大圈找同族同学借一块橡皮；后来，不同民族的学生也在一起玩耍，跨文化的友谊由此产生。

第二，淡化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政治冲突，强化两族各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节假日教育。在双语言、跨文化学校里，教师会在教室里避免谈论政治，尤其是涉及以色列国内的选举、节假日和美国攻打伊拉克等敏感问题时，教师会尽量考虑到不同民族学生的民族感情。例如在纪念二战中死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遇难者时，每个犹太学生讲一个幸存者的故事。当然这是按照教师预先布置的去做，故事可能是学生父母讲的，也可能是在书上阅读到的。在故事的结尾，教师会点上6只纪念蜡烛，解释说每一只蜡烛代表一百万在纳粹大屠杀中死去的犹太人。阿拉伯学生一般会对此感到惊讶，但在这种活动中，他们属于倾听者，可以借机了解犹太人的历史。有些节日，如以色列国庆节、巴勒斯坦土地日，①对于不同民族的学生却意味着不同的民族感情，教师们惟一可做的是淡化历史。在双语言、跨文化学校里，阿拉伯节日的庆祝也和其他阿拉伯学校一样，需要尊重阿拉伯人的民族习惯。与此同时，这些阿拉伯节日为犹太学生提供了了解穆斯林宗教习俗和阿拉伯文化传统的机会。例如，为庆祝开斋节，在斋月期间教师会为学生们组织一系列相关的活动：模拟一次开斋晚宴，在晚宴中学生们必须祈祷；学生们根据教师提供的斋月期间的不同场景指出其中的人们在做哪些事情；学生们观看一部反映开斋节的影片；教师把不同民族的学生分成两人一组，要求他们画出各自所理解的开斋节庆祝情景。教师用两种语言解释这些活动，但要求学生们在共同活动中尽量使用阿拉伯语。这些活动让学生们增加了跨文化的理解，进一步发展了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第三，在双语言、跨文化学校里，教师鼓励学生们在课后进行交往。教师会鼓励学生相互拜访，参加彼此的生日庆祝活动，等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活动后，学生们彼此已较为熟悉，当需要各自独立完成一项任务，尤其是有关第二语言方面的学习时，他们会主动地向异族同学寻求帮助。学生们教同桌的同学拼写时一般会把单词写在他们共同的桌子上，而教朋友时他们会把单词写在教室的黑板上。不同民族的学生通过这种方式相互帮助、相互学习。课后，不同民族的学生经常一起在操场上玩耍，做游戏和进行体育活动，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最后，双语言、跨文化学校还寻求家长、社区等的支持，通过开家长会、安排不同民族学生的家庭一起郊游或旅行、邀请社会团体到学校演讲等活动，间接地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异族文化。这样，教师、学校、家长和社会团体共同对学生进行双语言、跨文化的教育，为学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异族文化的积极性，促进民族和解。

三、双语言、跨文化教育的理论依据

追求不同民族之间平等教育的人们总是努力提供机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交往，他们认为，近距离的交往和接触会减少偏见。这就是以色列和其他一些国家积极开展双语言、跨文化教育的内在原因。

一直以来，许多团体和组织总是希望通过群体间的交往来消除偏见和隔阂。偏见意味着一种事先形成的见解，常常是一种于人不利的见解。虽然为了适应飞速前进的现代社会，做一些事前的评价是有必要的，但对新的信息或变化了的情况作出灵活的思考也是很重要的。戈登・W・奥尔波特指出：一种事前的评价只要不随着新知识而改变就一定会变成一种偏见。这样一种事前形成的、怀有敌意的态度，往往用来对待属于某个种族、宗教、民族或别的种类集团的成员。②社会学家们根据奥尔波特的理论提出，各种文化群体间的交往要想消除模式化的思想和偏见，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给予参与者同等的地位；提供个人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获得制度或组织上的支持；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但是，有些交往也会导致更多的偏见或者完全没有变化，小组间的交往可能如此。一些彼此隔离的团体经常提供机会让学生相互访问，虽然学生们得到近距离的接触，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交流，他们之间的交往只能是小组之间的交往。究其原因有三：第一，当一个团体提供给学生接触的机会时，很难保证他们之间具有同等的地位，而且很难让校外、校内的环境完全平等；第二，在现实生活中学生很难忘记或避开个人的经历；第三，小组交往的目标只是为了消除偏见，而没有采用新的方法――让学生理解两种文化、加强民族融合――来进行，这种小组的交往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停留在表面。因而，人们往往试图通过团体之间的访问来消除隔阂，但事实上却收效甚微。①

以色列双语言、跨文化学校所采取的上述措施，改进了其他组织或学校提供的小组间的交往或接触的模式，它力图使不同民族学生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以消除偏见和隔阂。伙伴关系能让个体通过心理上、语言上的近距离接触，使学生们在不断的个人与文化的交往中共同成长，从而减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增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融合。增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融合就是要培养在两种文化间进退自如的能力，就是要在理解本民族文化的同时，理解它与异族文化间的关系。伙伴关系是关于与异族文化的交往、沟通能力，能表达异族文化的观点、信仰，从而最终懂得，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这些差异会对人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机会产生哪些影响。减少偏见只是它其中的一个较小部分，这种能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掌握，而是个体通过发展、参与不同文化间的伙伴关系，日积月累而获得的一种结果。

四、结束语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1篇9

摘要：本文从全新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国政府在构建养老保险责任机制中的行为：首先阐述了导致中国养老保险责任机制改革产生缺陷的原因；然后进一步结合现实从三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政府的责任缺失；最后从多方位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做了简要的评价。

关键词：养老保险；责任机制；责任缺失

一.中国养老保险责任机制改革产生缺陷原因

社会政策的不当取向导致中国养老保险责任机制的改革产生了缺陷，而以下两个因素又加剧了缺陷。

(一)对制度的路径依赖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对计划经济下单位办福利的批评并不能表明它本身的完全错误，因为这是当时体制下的必然选择，而对这一道路选择的全盘否定对设计和构建新型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结果导致政策选择的极端化。在国内关于社会保障的文献中，福利国家的福利病被简单地认为是养懒汉、妨碍效率、弊病丛生，而对于福利国家在平衡资本与劳工利益矛盾中积累的历史经验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同情的理解，自然不能正确地面对自身的问题。应当说，这种有选择的借鉴实际上是改革“美国化”的反映。

(二)制度转轨仍然是在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以长官意愿推动的模式，缺乏民众参与

在现实中，政策的计划与结果之间存在很多策划者事前不能预知的变量而产生政策实施的非预期效果，因此在政策实施时应内置检查机制，可以时刻纠正偏差，保证政策实施处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之上。而在中国，制度转轨中的内在检查机制是普遍缺失的，这大大增加了转轨成本，最终降低了民众对政策的认可程度。这两个根本缺陷反映在政府行为上，既有责任缺失，也有职能越位，它和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有密切关系。而无论是责任缺失抑或是职能越位，无一不是政府有意识、有目的、经过选择的行动，因此需要有区别的分析和对待。

二.政府的责任缺失分析

如前所述，政府在养老保险中的责任被分为制度设计责任、供款责任、监管责任和给付责任，因此分析政府的责任缺失就按照这个分类进行。

(一)制度设计责任缺失。

在制度设计上，政府的责任缺失首先反映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未能建立，换言之，政府仍在回避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责任。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

在客观方面，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五十多年来的发展一直是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下进行的，同时还面临着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国情，这使得制度建设缺乏对所有成员实行全面保障的客观条件与能力。政府前后政策的随意性、临时性和非连续性反映出在这一问题上缺乏明确的建设理念和目标定位，而究其实，在于没有把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来看待，没有把它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而总是将其作为实现其它政治、经济目标的附属物。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副产品，作为农民政治动员的配套工具，体制转轨时期又片面强调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建立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在主观方面，政府解释责任缺失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财力不够；二是农民有土地保障。关于第一条，财力不够的含义是不明确的，这要结合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中承担责任的比重来考虑。如果继续沿袭现收现付的DB计划，个人不承担供款责任，那么政府的财力显然是不够的；如果采取政府与个人、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机制，那么政府的财力的不足程度就会减轻。强调政府责任的跟进并不意味着政府包揽，这只是一种理想型而已，而在这里政府的理由显然是以这种理想型为基础的，因此是站不住脚的。关于第二条，土地保障的功能在现时期已经大大弱化，仅靠土地很难实现农民的养老保险需求。

首先，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价格和成本的双重夹击下，农业经营甚至处于绝对亏本状态下。其次，根据现行土地政策，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没有所有权，不能凭借出售土地的收入为自己提供保障，因此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主要体现于就业保障，一旦农民因年老或其它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保障功能将随之消失。再次，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批失地农民出现，土地的保障功能就更无从谈起了。

其次，政府的责任缺失反映在退休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形成了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双重标准(1993年以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约为90%，企业约为60%)，加强了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不利于社会融合(socialintegration)。这一问题的改革具有敏感性，因此迟迟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务员是否应当在养老保险中承担供款责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理应无偿享受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度安排使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在退休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责任，应当是构建新型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必然要求。

(二)监管责任缺失

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规定，“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这种基金管理方式是从基金的安全性出发的，没有考虑到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保守的基金监管策略下，却发生了社保基金屡屡遭挪用甚至诈骗的案件。统计显示：在1986年至1997年间，由于缺乏监管，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截至2003年底，全国各地共追回社保基金170多亿元，目前尚有20多亿元未能追回。这些问题的发生突出反映了政府在监管责任上的不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基金管理机构分散，管理层次过多，使得资金不集中，无法发挥规模效应；基金投资渠道单一，难以保值增值；法制不健全；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督。

(三)供款责任缺失

夏涛：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险机制中的责任缺失分析政府供款责任的缺失反映在转制成本的消化方式上。在构建新型养老保险制度中，政府回避了偿付旧制度债务的责任，而是建立了一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的养老保险模式，希望以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偿付旧有制度的债务，即用新制度所缴保险费支持制度变迁的成本。这样，就既能实现改革的目标，又能消化旧体制的遗留责任。然而这样一种思路存在明显悖论。在确定了转轨目标的前提下，企图通过企业统筹缴费部分解决退休职工养老问题，意味着企业要同时承担离退休职工养老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任务。而在企业开始为在职职工提供个人账户积累的情况下，社会统筹缴费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于是企业普遍采取了社会统筹基金向个人帐户基金透支的“混账”管理办法，造成了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空账运行使得统账结合制度退化为一种计发办法，部分积累制名存实亡，而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混账”管理的情况下，基金总量的结余又掩盖了个人账户空账的严重性。问题的出现源于政府没有明确承诺自己是转制成本的承担者，也没有明确的偿债计划并公之于众。

为了填补个人帐户的资金，各界提出了多种方案，其中以变现国有资产为主流意见，其理由是：旧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国家具有充分理性和完全信息、个人是非理性和短视的这一假设前提之上的，因此在理论和机制的构建上，排斥个人承担风险，将风险全部转移给国家，形成国有制下的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制度格局，从而产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契约：职工承诺把必要劳动费用的一部分出让给国家，由国家集中使用和管理这笔风险资金(包括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国家承诺向职工提供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服务。在这一隐性契约的安排中，职工养老金外部化为国家所有和占有，风险也外部化为国家承担。按照权利与义务、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国家作为风险主体，理所当然地占有和使用这笔风险资金；职工作为非风险主体，则获得稳定的养老保险待遇和形成合理的收入预期。而国家取得这笔资金后，将其投资于国家重点投资支持的行业和部门，形成了国有资产。单位不为在职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这部分资产或资金实际上了已扣除，以税收、利润形式上缴国家财政，然后再由国家财政返还一部分(企业以营业外支出列支)作为养老金发放给已经退休的职工。但是随着养老保险制度背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转轨，政府率先单方面废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契约，打破了传统体制下职工投入——收益模式。因此在空账背景下，变现国有资产充实养老金基金就顺理成章了。

基于这种思路，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国有股存量发行的方式，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国有股存量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减持国有股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然而到了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宣布，除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一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国有股减持就此尘埃落定，可谓“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停止国有股减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制定出系统的、市场广泛接受的国有股减持的实施方案”；二是“近期社会保障资金基本平衡，每年需补充的现金量不大，没有必要通过证券市场减持套现来筹集资金”。然而这两条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其一，国务院在出台《办法》前，向全社会征集了七大类4100余种国有股减持的意见、建议和方案，包括了配售、股权调整、开辟第二市场、预设未来流通权、权证、基金和其它方案(包括存量发售、股债转化及分批划拨等)，很难说是不系统的和不能为市场广泛接受的。其二，如果说国有股减持是因为近期资金基本平衡，那么在《办法》出台的一年前资金也很难发生很大变化，也应该是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这样一来《办法》的出台就毫无意义了。事实果真如此的话，所谓国有股减持就没有意义了。

事实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摇摆反映了其自我定位不清的问题，它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与国有资产管理者之间发生了矛盾。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政府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证券市场，需要为个人账户筹集资金。而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政府又需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从这个角度说，它并不希望证券市场太规范，以使国有资产售出尽可能高的价格。政府的这种双重性格使得它屡屡职能越位，最终损害了减持的结果。《办法》将国有股减持的目的定位于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在此目的驱使下，国有股股东大量在股市上套现，将股市上本已稀缺的现金资源大量抽走，造成股市上供给与需求失衡，最终使股市猛跌。

与国有股减持同时，社保基金开始了上市之路。2001年7月中石化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12.66亿元，以发行价每股4.22元获得3亿股中石化A股的股权。然而中石化上市旋即跌破发行价，社保基金就此被套牢。直到2003年12月2日，中石化创出了年内新高4.16元，如果算上分红，社保基金终于在账面上实现解套，账面盈利1500万元。

这种情况的出现引人深思。⒈社保基金申购中石化A股的选择并非十分谨慎。此前已有迹象表明申购中石化的非系统风险不可忽视：⑴中石化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近三年业绩是“扣除成本后的营业利润总额：1998年-1.1986亿元、1999年66.1932亿元、2000年261.1442亿元”，并未达到《公司法》中要求新股发行“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的标准，严格讲属于违规上市；⑵中石化A股发行价与其在香港上市的H股有较大的价差；⑶中石化的总股本过于庞大。尽管存在这些潜伏的风险，社保基金理事会仍动用了近13亿的资金购买了3亿股，从基金安全性角度观察，如此大量申购的决定未免显得对风险估计不足和缺乏应有的谨慎。这是股市筹资为国有企业解困融资思路的延续，然而社保基金不同于普通资金，对安全性要求很高。社保基金初次入市便选择了具有一定投资风险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投资对象，大有动用大量资金为大盘国企股发行上市保驾护航之势，自己却不幸沦为大盘国企股高价圈钱的铺路石，其教训是深刻的。⒉对于选择何种基金入市模式在认识上不清楚。

分析供款责任中的政府，我们可以发现，责任缺失与职能越位相互交叉，互为因果。政府在供款责任上的缺失导致了个人账户的空账，使得制度设计背离了最初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提出明确的偿债计划，借鉴国际上转轨国家的经验，采取多种手段支付转制成本。然而出于回避责任的考虑，政府采取了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仍寄希望于通过基金自身的增值来偿付转制成本，结果在政府一身二任和极不规范的资本市场的双重因素下，只能以失败告终。在国有股减持中，政府的职能发生了越位，而在社保基金入市过程中，政府对于基金监管的责任又发生了缺失，导致基金贬值，这些教训无疑是深刻的。责任缺失的后果用职能越位去纠正，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政府在养老保险责任机制中的定位不准确，政府行为就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参考文献：

[1]成思危.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完善[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0.

[2]顾俊礼.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3](日)武川正吾，佐藤博树.企业保障与社会保障[M].李黎明，张永春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1篇10

关键词：教育体制；择业观；市场机制；奥肯定理

一、当代大学生择业观嬗变的历史及现实原因的分析

(一)不同时期分配和就业制度的改革对就业现状的影响。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我国了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改革文件，即1985年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2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其中的就业制度虽然仍以国家计划为主，但已出现了双向选择的雏形，通过选报志愿和择优录用的方式明确了双方的权益，这相对于“统包统分”的制度是一大进步；对自费生可自谋职业的规定则已出现了市场化的趋向。而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也提出了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安排就业，学校和用人单位供需见面，双向选择，委托和定向培养的学生按合同就业，自费生自主择业；大部分毕业生进入人才劳务市场，采取自主择业的就业方法；建立人才需求信息、就业咨询指导、职业介绍等社会中介组织，为毕业生就业服务。很明显的，后一文件比前一文件在就业的市场化程度、政策的开放程度、权益的保护程度、供需的自由程度均有了很大提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个文件的颁布处于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背景；前者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而后者是在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进行的，教育产品作为既有公益性质又有私人性质的准公共产品进入市场也就在所难免，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

(二)收费制度改革和招生并轨制度的实施是其诱因。1988年以前在我国上大学基本上是免费教育；1989年开始象征性地收费；1990年，有计划地招收一定量的自费生；1992年6月，全国高等教育开始较大范围地推行招生收费制度的改革；1993年，部分高校尝试招生并轨和自费上学；1996年，全国高校试行招生并轨，高校学费开始增加；1997年，高校全面并轨，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由“免费上学”到“全面自费”，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教育成本分担制度的深刻变革，其影响显然是巨大的。从就业分配角度讲，它打破了传统制度中的“统包统分”、国家负责到底的铁饭碗形式，从而消除了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政策依赖性，促使毕业生主动进入市场；由于教育成本的分担，增加了个人、家庭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而教育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良好的教育收益和社会回报，它必然促使毕业生对就业形式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为使自己的教育投资获得合理的教育收益，他有可能取消对就业的过分奢望，以求得一个稳定的适宜的工作，从而获得教育投资的长期收益；也可能增加大学生的风险防御心理，追求高薪的工作，以便在短期内取得投资回报。不管哪种形式，促使高校毕业生应走出传统择业观的局限，有可能突破地域、产业、部门等的限制，择业方式和择业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显示出既有功利目标又有理性的价值目标的双向追求。

(三)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是择业观嬗变的现实选择。大众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实现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自1999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扩招，从1998年的108万人到2002年的275万人，增幅达154．6％，到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9％，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它不仅表现为高等教育规模和数量的递增，还表现为与之相适应的观念的更新。如果说在精英教育后期教育市场和就业市场尚能保持平衡的话，到大众化阶段这一均衡已被打破，实现了“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地位的相互转换；竞争观念已经超越了“双向选择”的规范，在更大程度上向市场机制靠拢；同时择业的途径、方式已呈现网络化、中介化、市场化等特征；择业行为也更加理性，更加实际。

(四)民办教育的大力发展，是大学生择业观嬗变的又一动力因素。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是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到2004年7月，我国有民办高校175所，在校生81万人。民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对普通高校毕业生形成了外在的激励因素和示范效应：因为民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前景看好，是由于没有学校品牌的顾虑，就业条件要求相对较低，因而就业率也相对较高；当然也不排除有部分优秀的民办高校毕业生对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构成事实上的竞争，出现靠实力争抢饭碗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前一因素。这两种情况对公立高校的毕业生都有一定程度的刺激，并出现两类不同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互补。某种程度的互补当然是好事，但它同时也促使高校毕业生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源要素在市场上的重新配置，成为导致大学生择业观改变的外在因素。

(五)家庭背景对当代大学生的择业观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由于父母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以及社会网络资源的不同，从而不同家庭具有不同的就业观念、就业能力和就业服务，进而影响到毕业生的择业观。有研究者指出，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毕业生就业结果不同，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落实率、升学率和起薪越高。之所以这样，是由于“父母的职业、学历、收入、身份等决定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以及社会资源，从而使家庭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子女的就业状况。帕崔诺(Patfinos)的研究也指出了家庭网络对职业获得的影响，来自优势阶层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大于弱势阶层的收益率。由此可见，家庭背景对毕业生的择业有着明显的影响。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是当代大学生择业观发生改变的关键性因素，观念的改变则是外在的激励条件。

二、当代大学生择业观嬗变的特点分析

(一)从供需双方来讲，呈现出从制度条件下的“等、靠、要”向市场条件下的主动交换的特点。在改革之初至十四大前夕，由于教育市场发育尚不成熟，制度改革尚在探索之中，招生和就业制度虽然得到一定的改变，但并没有跳出计划体制下的就业格局，因而有计划的分配仍然占主导地位，“自主择业、双向选择”仍然处于试验之中。十四大之后，由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地实施，以及随后的招生并轨制度的出台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教育产品也走向程度不同的开放市场，并经历了买卖双方市场地位的互换：由计划为主到市场为主，由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

(二)从受教育程度看，硕士以上学历的受教育者就业前景看好，而本、专科就业率有下降趋势。目前的教育市场，高学历如硕士、博士依然十分走俏，近两年来均高达9596左右，而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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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6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就业难的问题。2005年的第一季度人才市场统计数据表明：专业间供求形势差异大；从学历层次上看，与上年四季度相比，本科学历需求下降了5个百分点；从职位供求比上看，研究生学历为1：1．65，本科生学历为1：2．15，大专及以下学历为1：2．57，学历层次与求职供求比高低基本成反比，这也是高校毕业生中大专毕业生就业矛盾最为明显的特征；而从宏观着眼，今年研究生的需求增长51．396，本科生增长9.9％，专科生则下降27．9％。这些情况较好地反映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与预期收益的一致性；同时高学历者占据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位较多，而低学历者有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论证了筛选假设理论的正确性：即教育程度是一种识别符号，故而高学历受到就业单位的看重。

(三)从就业的价值取向看，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的就业渠道，有了很大的改变，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但持功利取向的择业心理仍需有待改观。经过近20年的改革，“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已成主导，从国有企事业单位转向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自主创业的意识增强，毕业生的择业机会增多，就业空间增大，如今年近半大学生私企就业，共计134万人，占毕业生就业总数的4896；但就业9E向并不平衡，有很大一部分毕业生拥挤在大城市，不愿到基层、西部、艰苦边远地区和艰苦行业去就业。在广大农村，在西部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职位空缺，却无人愿去；就业理想与就业现实之间的差距甚大，4596的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结构性失业明显，反映出专业培养童向与就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留大城市，追求高薪，流向东部及沿海地区，仍是毕业生就业时的首选要素。

(四)间接就业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报载，报考2005年硕士研究生人数为117．2万人，比去年增加22．7万人，增幅24．1％；我国2003年至2005年研究生招生的总数已超过前二十年的总和；2005年计划招生37万人，比上年增加近5万人，增幅达16％，并有进一步扩招的趋势。直接就业困难导致部分毕业生选择间接就业途径，但其中不乏有实际的考虑和理性的成份：高学历层次人才需求的旺盛和良好的工作待遇，着眼于职业生涯的长远规划，从而不惜增加教育的机会成本，求得在远期内加以追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在择业观上认同于高学历就有高机会和高待遇的理念；同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来临之际，精英教育则逐渐向更高层次的教育转换，因而其中又蕴含有以研究生教育取代本科教育，以提升自己的学历品位的意味，故而在价值观念上更趋向于高学历。

(五)政府职能从微观政策的制定转向宏观指导。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统包统分，包当干部”到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分配再到自主择业，国家的就业政策逐渐从微观走向宏观，这是市场机制的客观要求。政府的作用在于规范市场运作，通过价格和竞争等市场机制来达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的运行方式则取决于市场主体，即供求双方。因此，政府制定宏观政策，规范就业市场，完善就业指导和就业中介机构，高校提品和就业服务，以形成完备的市场择业体系。

三、面对当代大学生择业观变化的原因及特点应采取的策略分析

大学生就业率的降低会使国民收入减少和个人收人减少。为了量化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下降所带来的国民经济损失，我们可粗略地用如下公式计算：G＝(1－Ei)QiYi。(G，国民经济损失值；Ei，高校毕业生就业率；Qi，每年高校毕业生需就业人数；Yi，高校毕业生人均年收入)。

以2004年的高校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例，Ei为73％，Qi为280万人，Yi取值19639元，我们可算出：G=(1-73％)×2800000×19639；152．71亿元。再以2005年为例，我们也可算出G=176．5亿元。2000年、2001年、2002年的一次就业率分别为80％、70％、65％(2003年受非典影响，一次就业率仅为50％)；就业人数分别为107万、115万、145万，用上述公式可算出前三年的AG分别为32.47亿元、55.89亿元、87．78亿元。这五年来的高校毕业生待业率以及由此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值可用下图表示：

由此，我们可看出，五年来的国民经济损失共达505．35亿元，加上2003年的待业损失并考虑上其它因素，6年来的数字会更高，足可引起重视；待业率越高，则国民经济损失越大；经过努力，这两年的就业率持平，但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总人数增多，因此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值略高于去年，并有递增趋势；若要扭转这一趋势，应需进一步加大就业力度，提高就业率。总之，从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减少待业人数，提高就业率，已迫在眉睫。因此，应作如下应对：

(一)提高高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打造核心竞争力。大学生的竞争力包括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其中以核心竞争力最为重要，它表现为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广阔视野，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广泛的兴趣，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融洽的人际关系，高超的处事能力和团结协作的意识，要有敬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具备一定的领导才能和竞争意识。据调查，求职单位重视毕业生的软素质，如主观态度和合作精神等，其重视程度：责任意识77．8％，敬业精神71．3％，团队协作精神69．4％；用人单位非常重视的能力指标：解决问题的能力60％，创业精神59．5％，学习能力56．396和应变能力51.9％；对学习能力的考查，也是用人单位选材的重要标准：专业基础知识51.3％，外语水平36.4％。大学生应围绕这些方面去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二)完善各类就业政策，制定相关法规，建立和完善市场优化配置机制，提高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优化配置的契合度。政府的政策导向仍是不可缺少的，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过大的差距，必须调整现有的，城市指向’的培养目标，必须发展‘为了农村’的基础教育，必须加大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体系”。政府要加强宣传力度，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到西部地区、到基层、到艰苦地区和急需行业去建功立业，并制定相应的倾斜政策；继续完善人才流动的配套制度；应改革高校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使培养目标和市场需求相一致。

(三)高校应加强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成立就业中介机构和就业咨询机构，进行就业教育和就业咨询，为学生提供全面、快捷、有效的就业信息，并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大学生自己也应做好职业生涯的规划，在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同时，积累各种就业资源，譬如社会资源、人际资源、信息资源等，全面了解市场的需求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各就业单位应制定适当的人才录用标准，吸引大学生去本单位施展自己的才能。针对结构性失业明显的情况，供求双方应多做协商，找到利益的均衡点，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降低各自的损失，增加国民收入。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篇11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在节能减排领域的症结在于中国现有的治理结构难以实现公共性、合法性、地方性的三者兼容，体现为在地方政府合法性更多由中央或上级赋予的背景下，地方性的利益竞争阻扰了公共性产品的供给。其中，公共治理依托于政府为主体的层级节制、主次分明的官僚结构;合法性的边界通过中央或上级政府的管制与禁止，而非通过激励或促进来确立;地方性的决策体现为命令和控制公众，而非和公众协作或互助，在缺乏平等、弹性、柔化的网络组织背景下，社会公众的被迫应对或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参与，最终体现为激励机制扭曲、约束机制弱化、传导机制失灵。该机制作为节能减排的政策性工具体现为以利益诱导的激励性机制、行为强制的约束性机制和道德宣扬、身体力行的传导性机制。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探索出一套适应速度型经济增长的各方利益兼容的制度设计，但随着管制型政府逐渐向规制型政府发展，现有的治理机制在短时期难以得到有效、快速的调整，导致以规制型特征为主的节能减排进展缓慢。

(一)激励机制的扭曲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的地方性，体现为地方政府的最大激励来自于政绩考核，即基于GDP的官员晋升激励促使地方官员有更强的政治动力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惯性。这在自上而下的合法性授权体制下，演变为地方政府应对节能减排的公共性缺失，导致地方政府节能减排的动力普遍不足。1．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现有的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权力来源是导致经济增长为主的速度型目标与节能减排为主的规制型目标的两者之间的权重失衡的首要因素。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虽然有利于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等增长型目标函数与中央政府实现有效的兼容，但规制型的发展要求环保节能应作为经济增长的底限却由于地方政府以自由裁量权空间和利益边界日益清晰而屡屡被打破。地方政府的自上而下的合法性权威授予决定了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上级政府的授予而非社会公众民意的集体表达。相应地，地方政府治理目标函数更多地体现为追求经济规模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双重最大化，而不同于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函数中的追求社会公众福利的最大化。“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下，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命，其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中央政策风向标的遵循和执行情况。”〔1〕基于GDP增长的政治竞标赛而非社会公众民意的集体表达成为上级考核下级的主要标准。由于节能减排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见效慢、投入大、周期长的U型特征，相对于GDP和财政收入的立竿见影式的政绩效应，在现有的任期制内，理性的官员往往选择GDP与财政收入作为努力目标，以规避任期制下的短期性与节能减排的滞后效应所导致的“前任栽树，后任吃果”的政绩代际转移效应。更重要的是，节能减排即使成效显著，但是以GDP为核心的增长目标难以凸现，意味着官员晋升的机会更加渺茫。基于自上而下的合法性权威授予的政绩考核体系引发的节能减排动力不足，在以自由裁量权和地区利益边界为主的地方性特征日益凸现的地区竞争下，甚至扭曲为节能减排的负动力，即中国以碳为主的能源消费及其导致的污染在竞争机制下，一旦超越区域自有的属地化管理范围，就扭曲为正外部性收敛和负外部性扩散。(1)正外部性收敛。即体现为地方政府应对经济拉动效应强、就业吸纳规模大的企业在节能减排领域的让渡和区域间能耗污染的梯度转移。前者体现为在GDP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官员具有强烈的投资饥渴症。因此，各地竞相招商引资，不断降低本辖区的土地价格和环保标准，其降低意愿随着政府等级的延伸而愈加强烈。以基层政府为例，由于其资源整合能力薄弱，不可能提供提供企业发展所需金融、咨询、物流服务，导致大型企业难以落户，从而，基层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不得不引入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后者体现为以低能源成本补贴GDP的快速扩张，提升了地方官员应对政绩考核的晋升预期。而市场经济所伴随的资本流动性增强了企业“用脚投票”的话语权。其中，高能耗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能力的提升正是基于GDP为基础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区域之间竞争所导致的资本吸纳的“囚徒困境”，因而放松环保和能耗要求成为地方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制度创新、优惠政策之外的最后底牌。这在区域之间反映为东部地区消极地借助产业转移(高能耗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实现能耗排污标准保持在中央政府设定的最低界限;中部地区由于区位优势、产业配套能力优于西部地区，因而遵循着产业梯度转移规律，成为承接国际和东部地区“两高一污”产业的主要载体，这也将导致中部地区的节能减排任务艰巨;西部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形成的高能耗产业比较优势，也强化了节能减排的锁定效应，在产业结构短期内难以调整的背景下，将比东部和中部地区面临着更大的节能减排压力。(2)负外部性扩散。体现为减排带来的正外部性被其它区域共享导致地方政府减排动力不足，甚至出现放任污染排放对环境的污染，从而呈现出地方政府的个体理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由于政绩考核体系形成的晋升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这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更加专注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从而使得跨区域的减排和治污合作更加困难。由于官员对于具有正向溢出效益的节能行为的激励不足和负向溢出效应的污染激励过度，这意味着地处区域交接的地区的节能减排受到“冷落”，以规避上述地区的发展成果最有可能溢出到邻近竞争地区。一个有趣的现象便是弱弱、强强毗邻地区的合作意向较弱，而强弱地区的合作则相对较强，原因在于竞争背景下的经济实力接近地区的合作净收益越不确定，地方官员合作的动力越弱;强弱毗邻地区的愿意合作在于其官员不用担心经济位次的更迭，而且经济发达的地区与落后地区不可能在一个政治竞争的序列。近年来，江浙边界，苏皖边界，苏鲁边界，内蒙、赣、鄂、川、黔等边界的环境污染纠纷不断增加，正是放松节能减排的结果。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宁夏石嘴山市和内蒙古乌海市、阿拉善盟在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地区相继建成8个工业园区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甚至，在属地化管理的行政区内也由于污染的外部性导致跨区域的河流治理力度不足，江苏蓝藻暴发的原因正是多年来太湖边上的常州、苏州、无锡疏于治理，导致地处太湖死角的无锡成为污染的最终承担者。2．政府间的标尺竞争自上而下的合法型权威授权在节能减排中仍然依托“以速度论英雄、以速度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实行以行政发包为主的责任分解路径，导致地方各届政府难以摆脱标尺竞争的困境，出现了指标层层加码，最终作为实践主体的基层政府往往难以实现上级的预设指标，节能减排沦为口号减排。在标尺竞争下，地方政府往往会效仿其它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以保证政治晋升的竞争力。虽然同级政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学习能够提高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但也使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行遭遇更大阻力，体现为“又好又快”的指导思想扭曲为“又快又好”的现实行为。很多地方政府难以实现公共性与地方性利益兼顾，面对着由强制性“关停并转”可能诱发的社会失业、经济增长受挫、秩序振荡等威胁地方利益的不确定因素，地方政府往往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来平衡地方利益与公共利益，一个典型的事实便是通过以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行为来替代产业结构的调整而确保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如以电能取代煤炭等一次性能源消费，开始成为各地区应对节能的主要措施之一，这种通过将能量密度低的煤炭转化成能量密度高的电力的方式，虽然直接降低了单位GDP能耗，但却提升了单位电耗。以2011年为例，除了上海、黑龙江之外，各地区的单位GDP电耗下降速度几乎都小于煤炭，甚至有一半以上地区的单位GDP能耗呈现下降趋势，而电能消耗量快速上升，在中国目前主要依靠燃煤发电的背景下，进一步增加了燃煤释放的污染物。

(二)约束机制的弱化

约束机制的弱化主要包括条块不分的横向监管弱化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纵向监管软化。1．条块分割的不清政府主导型的治理系统应对节能减排的策略源自“官僚制”，即遵循专业化分工、委托—、层级节制三重逻辑，希冀达到以问题导向设立部门、平衡公共利益与职业官僚自利的目的。专业化的环保部门在与隶属政府、上级环保部门之间形成双重委托—机制中，呈现出块状关系凸出、条状关系弱化的特征。原因在于，双重领导体制下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工作业务的“事权”，而地方隶属政府负责“人、财、物”的供给，这必然导致地方政府以“人、财、物”的资源配给权影响职能部门的“事权操作空间”，并最终损害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这在现实中体现为，作为“块块”管理特征非常显著的环保部门由于受到属地化分级管理的支配和影响，导致应对减排的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遵循行政隶属关系，违背了其跨地域、全国性的特征，导致本质上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的环保产品被人为的切割。部门的属地化管理(即所谓的块状管理)是中央政府激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基石，但单纯的“一刀切”在改革之初造成了信贷、土地成为中国经济周期性起伏的首要因素，虽然中央政府通过后来的垂直化管理(条状管理)较大幅度地改变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宏观调控怪圈，但在节能减排领域，现有的条块关系日益凸现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特征，体现为:具有公共性产品的减排遭遇地方属地化管理的制约，作为“块块管理”特征非常明显的环保部门由于受到属地化分级管理的支配和影响，体现为双重管理体制下的“块块关系明显、条条关系薄弱”。环保部门的统管部门和分管部门之间出现竞争，缺乏部门合作。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部门的支配力和权威不足，导致条条关系不突出。相比之下，环保部门的属地化管理意味着环保部门只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体现为其人事、财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因而从根本上服从于政府的整体利益，不可能具有独立的环保利益，必然受到政府的整体价值和整体利益的约束。规制型发展要求处理好政府内部的“条块协调”关系。政策差异的本质在于权力分布不均和部门的利益冲突。在发展主义语境下，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部门位(势)高权(力)重，其掌握着项目审批、资源分配、行政收费等权力，因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过多的发言权和自。相反，规制型部门缺乏相应的权力，在不少政府官员看来，这些部门不仅无法带来经济上的增量，反而会“阻碍”增长的速度，因而在整个序列中显得位(势)低权(力)轻，〔2〕因而也导致了环保部门不可能独立于地方政府部门作出有损于地方政府发展利益的决策，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环保动力不足无法通过内部治理机制得到纠正。即使环保部门具有独立的利益诉求，但也无法摆脱地方政府借助于地方性资源对其施加的有效压力。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环境污染事故、居高不下的能耗水平既有官企勾结、行贿受贿的因素，也有环保部门的块状管理所致。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和不作为体现为针对污染企业保护伞色彩浓重。即使是作为中央部门的环保部的政策力度也遭遇了梯度递减效应，遭遇来自各个政府层面和部门利益集团的阻力。始于2005年的绿色GDP评价体系的试点最终由于与统计部门在内容和方式上的重大分歧和地方政府的层层阻力而搁浅，日益严重的环境和能源问题的解决之策最终仍然是中央的问责制和责任状，这正是中央运用政治锦标赛的行政发包制。环保部门的“先政府、后环保”的性质决定了其对企业的差别化待遇，诸如类似铁本事件的民营企业违规操作以及跨国公司黑名单的反复出现，都难以凸现环保部门针对国企的监控和制裁力度。相比民企和外企而言，国企尤其央企遍布于石化、煤炭、化工、冶金、电力、运输、建材等高耗能领域，但却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一份关于国企的污染清单。此外，环保部门的属地化管理也是造成区域节能减排合作不力的原因之一，上述太湖蓝藻事件以及厦门PX项目评估事件都无一例外地凸现出环保部门属地化管理的弊端。2．信息传导的非对称性既有的地方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权威最终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权威授予，国家民众委托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权力授予，割断了地方政府与各自区域内社会民众的利益授权纽带。作为最有资格和能力监督和评价政府服务质量的主体———社会公众参与度不足，因而在来自社会的评价尚未进入政绩考核体系的背景下，上级政府获取下级政府能力和服务质量的信息成本非常高昂，导致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的实际执行中的行为扭曲。更重要的是，设计节能环保的许多指标在现有技术体系下难以得到有效的测度，因而存在着极大的调节空间。节能减排的执行更多体现为对小型的“两高一污”的“关停并转”，进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性。在中央节能减排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依然逆流而上，对“两高企业”违规供电，特别是在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四省交界地区，供电企业对电石、铁合金、焦化行业未达标的企业违规供电。类似于山西晋能集团在未履行相关报批手续情况下，以自备电厂名义向其所属高耗能企业供电的例子层出不穷。

(三)传导机制的阻塞

体现为地方政府关于节能减排的设定目标难以转变为现实，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既有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市场机制的缺位、产业路径锁定效应、地方治理内部的条块失衡，导致地方政府节能减排的能力不足，体现为财税引导能力、环境治污能力、节能降耗事后治理能力的不足，结果难以充分转化为预设目标的实现。1．财政性分权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旨在重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以提升中央财政比重来达到国家在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控制力，最终促使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从以往的行政与财政统一纵向集权控制，转变为在基本行政规范与官员任免方面继续纵向集权控制，而在财政收支方面实行逐级分权管理，但在行政性分权的主流改革趋势下，“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演变格局使得下级政府在完成上级政府的多任务委托(如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维持秩序、公共服务、节能减排)时，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投入方面财力不足的制约，难以实现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职能向社会与经济并重发展的职能转变。同时，优先保障上级政府财政的传统财政分配机制由于政府多层级(中央、省、市、县、乡镇)导致财政转移支付的“渗漏”效应，放大了地方财政对社会公共产品供给的制约效应。与此同时，具有准公共产品特征的节能减排所具有的跨区域性决定了具有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在现有的治理结构(如政绩考核、区域竞争)下难以保障上述公共产品的完全供给。中国既有的政府治理结构在体制内体现为中央向地方政府的不断分权。但是，在人们对分权好处津津乐道的同时，却往往忘了有些政府职能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执行。本应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传统的行政发包制强制性的分配给地方，其形成的节能减排的属地化管理导致中央政府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实质性缺位，直接引发中央财政针对环境保护投资的比重过低，2013年节能环保支出3383亿元，仅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2．42%。节能减排的行政发包制导致地方在面对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社保、教育、卫生)之外，额外面临新的产品供给(节能减排)，而现有的财政体制转型要求地方加大对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领域的支出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的节能减排投资形成了挤出效应。2．非制度性分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虽然在宪法等法律中有规定，但颇为模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更多不是通过法律界定，而是通过政策文件甚至一事一议的“讨价还价”来调整。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对中央法令“一言九‘顶’”，中央部门则基于合法权威的授予者“高高在上”，对地方事务过度干预，结果对公共性事务缺乏明确的制度化分工，这在节能减排领域反映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协商机制不足。中央地方之间缺乏协商机制，导致节能减排的指标分解违背了多目标优化原则，忽略了各地节能潜力的现实。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地区能源效率差异化(东中西部的能耗水平不同)，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梯度递增的能耗水平，因而亟需中央针对地方形成差异化的能源分担机制，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其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应充分考虑其经济发展现状，而现行的节能减排目标仍然沿袭传统的行政分权路径，依靠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行政发包制，缺乏与地方政府的协商，没有考虑到各省区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布局的差异与特殊性，依然体现出“一刀切”的显著特征。在全国31个地区中，中央分配的能耗指标与地区之间规划的指标吻合率不到13%，其中，除了山东、内蒙古4个地区之外，高达27个地区的能耗规划指标不高于中央分配指标，显示了中央在能耗分解指标中缺乏与地方协商、忽略地方实际区情的传统体制思维模式，从而为能耗目标的完成进度制造了先设。

二、结论和建议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范文篇12

在他看来，这场自1976年以来最长的一次共和党内初选，已经可以提前奏起凯歌了――按照程序，共和党还有15场初选，而罗姆尼离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也只剩下了一个程序。

站在新罕布什尔州喧然沸腾的支持者面前，罗姆尼亮出宣言：“更好的美国始自今夜”，正式开始与奥巴马对决。罗姆尼说，奥巴马没能恢复国家的经济，自从2008年出现全球经济衰退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受困于持续的高失业率。

显然，“经济牌”已成为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决胜之牌。

美国商务部4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一季度增速回落，按年率计算GDP实际增速为2.2％，低于去年四季度的3％。自2009年二季度结束衰退后，美国经济已经实现连续11个季度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4月25日公布的最新经济预测中，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区间上调为2.4％－2.9％，并预计到今年四季度美国失业率将降至7.8％－8％。

将这些数据放在总统大选的背景上，就有了多重意义的解读。此前出任华盛顿特区政府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哥伦比亚特区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的罗伯特・艾贝尔（RobertE.Ebel）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始自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就业、GDP、个人所得等六个关键要素来看，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要回到充分就业状态，美国的GDP年实际增速要达到3.5％－3.7％。在大选年的前提下，经济企稳需满足两个条件：GDP实际增速达到3％；美国选民认为经济好转是可以持续的。

美国的总统大选，实际上是选民对无形的期望进行投票，经济状况的好坏又会给他们的期望打上底色。而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这其中的陷阱是，短期内的有效决策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无论是还是共和党，他们在治理国家方面传递出来的方略，会直接左右选举进程，而双方在经济策略方面的角逐，将最终决定大选的落幕方式。

因就业之名

每一个美国选民在凝视这个国度时，都在想，是继续跟从这个国家现在的旗手，还是改弦更张？显然奥巴马为他们铺就的道路并非坦途。

4月30日，奥巴马的竞选团队精心制作了一个视频，将奥巴马的四年施政之路浓缩进七分钟的竞选广告中：它起于布什政府留下的经济乱世――金融危机、股市暴跌，步履艰难，但几经努力，奥巴马终于引领美国重新看到曙光――刺激经济增长、拯救汽车业、促进金融变革、力推医疗改革，不一而足。广告旁白提纲挈领：“尽管仍有千头万绪，实际的进展已在面前，因有奥巴马总统矢志不渝，一直为我们奋战。”

美国劳工部前副部长、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爱德华・蒙哥马利（EdwardB.Montgomery）曾在2009年担任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业复苏计划主管，对奥巴马的救助政策有着近距离观察。他对《财经》记者说，奥巴马试图以巨额资金救助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防止更多失业、将美国经济重新放入增长的轨道上，尽管如此，创造就业的步伐依然缓慢。

在全球就业危机的背景下，就业显然是经济健康与否的试金石。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扎迪(MarkZandi)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就业市场显然比前两年有所改善，但是8.2％的失业率不会让任何人安然无忧。如果每个月经济条件可以创造15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也降到8％，奥巴马才有胜算的可能。

经济持续增长是一回事，增长与就业的密切相关度是另一回事。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伦・克鲁格（AlanKrueger）指出，需要进一步实现增长，才能弥补在2007年底开始的严重衰退期间失去的就业机会。

罗姆尼自然也拿美国就业问题大做文章。他说：“数以百万的美国人正在为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付出高昂的代价。大量失去工作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气馁。”

罗姆尼的底气来自于其从商的履历：他令贝恩资本投资公司转危为安，把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奥委会从债务危机和行贿丑闻中挽救出来，这些强化了他对自己的商业管理、经营才能及财务管理能力的自信，并认为这些经历已转化为竞选的技术优势。

而在艾贝尔看来，对一般选民而言，8.2％的失业率等于是一道选择题，他们要在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押注，以求得就业保障；而对那些受过教育、有业可就者来说，所谓的“恐惧因素”会起作用，他们害怕美国滑入英国或西班牙式的经济衰退。因而在他们眼中，失业率降到4.2％才可以高枕无忧，奥巴马没能给出这样的数字，他们的天平自然会倾向于罗姆尼；而位于中心地带的“摇摆州”，情况更加复杂。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摇摆州”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低于其他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这些地方在过去一年新增122万个就业岗位，相比2011年3月8930万的基数增加了1.36％，而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摇摆州”新增40.6万个工作岗位，相比4180万的基数仅增加了0.97％。

俄亥俄州算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得益于制造业复苏和联邦汽车业纾困计划，该州的失业率是7.5％，就业增长率为1.17％。奥巴马当然不会浪费这样的竞选资源，5月5日的首场竞选集会上，他就选择俄亥俄州为露面的站点之一。

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是美国青年选民，四年前奥巴马竞选总统时他们功不可没。如今高达25％的失业率使人沮丧，在找到一份工作之外，其他的经济问题都变得次要。他们是否会以同样的激昂热情支持奥巴马也变得让人生疑。新一届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黯淡，加之医疗改革和社会保障的变革，他们夹在两代人的经济保障间，处于劣势。

《美国政治年鉴》（AlmanacofAmericanPolitics）一书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迈克尔・巴罗内（MichaelBarone）对《财经》记者说，经济问题对于选民的重要性毋庸质疑。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民调倾向于支持罗姆尼，他的支持率要领先于奥巴马。

巴罗内是诸多不看好奥巴马经济政策的选民之一，而奥巴马竞选视频想要传达的信息，则是希望美国民众要有历史视角，更要有信心和耐心。奥巴马团队顺势了新竞选口号：“前进”，想以此激发选民斗志，相信在奥巴马的领导下，美国终将会走上康庄大道。

“富人”与“我们中的其他人”

奥巴马与罗姆尼此刻都在绞尽脑汁，来营造通往胜利的选举环境。

套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保守主义者偏好减税措施，因为它不重新分配财富，也没有让政府干涉市场；自由主义者偏好公共支出措施，因为它使政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且可以改善社会中处境最差者的福利状况，奥巴马和罗姆尼的分歧也大体如此。

蒙哥马利归纳说，罗姆尼的专注点是减税，主张降低对企业和资本收入的税收，削减政府赤字和政府社会开支，减少监管干预。二者最大的区别是，在促进增长上，奥巴马把政府视为私营部门的伙伴，罗姆尼则将政府比做私营部门的绊脚石。

如果就业问题是左右选情的重中之重，那么在财政政策上的取舍则几乎可以定白宫乾坤。随着时间的推移，艾贝尔认为财政问题在大选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可能会成为两党角力焦点。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乔纳森・帕克（JonathanA.Parker）被中国读者所熟知，缘自于他与人合著的研究结果发现：1982年是美国富豪的分水岭。他对《财经》记者说，很大程度上，财政政策事关政府的规模。在此问题上，奥巴马与罗姆尼表达的政策取向都是温和适度的中间立场。从更务虚的层面看，两个人都有将意识形态让位于效率的倾向，在政策执行上都会比较理智。

两个竞争对手都是意志坚强的实用主义者，难怪罗姆尼的医改方案与奥巴马推销的全国医改版本所差不多。同时，受制于美国的财政状况，他们都需要削减支出并提高税收。帕克认为，双方最大的差异性体现在如何平衡减支与增收，罗姆尼倾向于更多的公共支出削减，奥巴马则强调加税。

在竞选双方还在为是否隐瞒瑞士银行账户、竞选打“拉登”牌是否逞英雄而喋喋不休时，美国将在今年底面临“财政悬崖”的警报已经拉响。

到今年底，布什政府时期延续下来的工资税及其他税收削减政策将到期。届时几乎所有的美国纳税人所缴税款都将增加，除非减税政策延长。奥巴马签署的减免个人所得税的法案也将在12月31日到期。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策略师克雷森齐预计，今年底即将到期的减税项目以及从明年自动开始的开支削减，可能直接影响美国财政多达5250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3.5％左右。

即将到来的一系列加税和紧缩措施，可能影响美国财政上万亿美元。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约翰・柯克伦（JohnCochrane）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经济最明显的病态表现就是杂乱无章的税法，第二就是没有到位的社会福利支出计划，或者说没有相应的膨胀支出改革。可是没有对税制进行深远的改革，相反，奥巴马推出了“巴菲特税”，这个“百万富翁税”在选举造势上是不错的谈资，但是实际增加的额外税收很少，因为有成千上万页的税法充满了可以利用的扭曲和漏洞。

一方面是将罗姆尼归结到“1％的代言人”的诱惑，一方面是则向富人增税可怜的实际收益，据计算，其增收的额外税收十年里总计将为470亿美元。如果布什时代的减税措施在今年底过期作废，那么这个数字会升高到最多1710亿美元，即便这种不靠谱的事情发生了，也只能使年度预算赤字降低2％。

艾贝尔说这更像是美国国内的一场经济上的阶级斗争，以高收入的、“有的”阶级和收入较低的、“没有那么多的”相对立，打“分配”的竞选牌。

帕克担心的是，越来越高的债务水平会推高利率，可能最后把美国推入南欧一些国家的借贷困境。

策略的挑战

检视与共和党竞选的核心政纲，不难发现，很多决定美国经济前景的政策议题被泛政治化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爱德温・杜鲁门(EdwinTruman)对《财经》记者说，经济议题一向在竞选中有很强大的影响力，但是纵观目前围绕竞选的诸多讨论，他们既没有反映美国经济的财政状况，也没有对长期增长前景有所探讨。所以，经济议题一般可能会通过两个渠道起作用：一是经济有多好或有多不好；二是哪个竞选者的新闻曝光度足够充分，让他的支持者前去投票。

其实如果要细化，很多经济指标都会将竞选领入不同的方向。扎迪说，除了就业，汽油价格和资产价格也会是重要的经济变量。汽油价格的上下浮动会对选民的可支配收入产生重大影响，而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会决定中等收入阶层的资本净值。

在扎迪看来，油价已经达到顶峰，到11月的大选时，可能会降到3.5美元，而股市去年强劲大涨，房价没有太大波动，如果这种情况保持下去，会对奥巴马连任有所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