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例(12篇)
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1篇1
摘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寻求控制权私利所带来的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是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旨在通过梳理国内外控制权私利研究的文献,对控制权私利的概念、度量方法和影响因素进行回顾和评述,以期对关注控股股东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关键词:控制权私利;文献回顾;评述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1-0148-02
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经典财务文献指出股权分散导致了经理人员的内部控制及其追逐私利的行为,而股权集中和法律约束能够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股权集中才是全球范围内上市公司的实质特征,而集中的股权在解决经理人员问题的同时还导致了对中小股东的侵害。控制权私利(privatebenefitsofcontrol)便是基于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或经理的问题所产生,与之相关的文献涵盖了控制权私利的界定;控制权私利的度量;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因素等方面。
1控制权私利的界定
最早对控制权私利的定义可以追溯到AdamSmith的《国富论》,他认为“地主的真实财富与其说是他的收入,不如说是他的租金”,这二者的区别来源于地主的“私人快乐和娱乐”。两百年后,Jensen和Meckling(1976)将经理的私利表述为“经理从企业行为中获取的金钱上的回报以及从企业行为中产生的非金钱的效用”。Grossman和Hart(1988)最早对控制权私利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在研究公司投票权和现金流权利的最优分配时,将公司的价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股东所得到的股息的现值(即控制权的共享收益);另一部分是经营者所享有的私人利益(即控制权的私有收益),非控制性股东不能获得,并量化了这部分私利的大小。近几年来,Johnson等(2000)所提出的“掏空”行为逐渐成为了控制权私利的主要表现,并指出金钱性的控制权私利来源于通过自我交易行为(如资产出售、转移定价、额外的经理报酬、贷款担保)对中小股东的“掏空”,或是没有资产转移的行为(如稀释性股份的发行等)。
2控制权私利的度量
控制权私利的度量主要有直接度量和间接度量两种途径。直接度量适用于发行双重股票的公司,所谓双重股票是指那些享有相同的股利,却分配着不同的投票权的股票,如果控制权是有价值的,则公司的投票权也就有价值。因此,投票权的价格可以用来估计控制权私人利益的大小。这一方法最初由Lease,McConell和Mikelson等(1983,1984)提出,他们特别考察了1940-1978年间公开发售双重股票的30家公司的股价,发现优先投票权等级的股票平均比次级投票权股票的价格高5.4%。Nenova(2000)在基于18个国家(或地区)661个有双级投票权公司的国际比较中发现,不同国家控制权价值占公司整个股本市场价值的区间为25%-50%。
直接度量的前提在于上市公司发行双重股票,而对于那些没有发行双重股票的公司,对控制权私利的界定往往采用间接的方法。即找寻一个基准价格,转让价格与基准价格之间的溢价部分(当然,还有可能是折价)便是控制权的私利部分。Barclay和Holderness(1989)最早用这一方法对控制权私利进行衡量。他们认为如果存在控制权私利(或者严格来说净控制权收益为正),那么大宗股权的转移就会发生溢价,而反之则会发生折价,结论为大宗股权的转让价格平均高出公告后的股价达20%。Dyck和Zingale(2004)运用这一方法测算了1990-2000年间39个国家(或地区)公司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溢价水平在-4%(日本)到65%(巴西)之间,平均值为14%。
国内学者唐宗明和蒋位(2003)首次利用这种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进行了研究,由于我国制度背景的特殊性,存在着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差异,股票的市价并不能完全反应公司的价值,因此他们以每股净资产为基准价格,发现最高溢价水平为347.8%,最低为-68.4%。他们研究的不足在于:没有考虑股权转让后是否发生了第一大股东的变更;以净资产衡量企业的现有价值不妥;没有剔除控制权的共同收益部分;仅将负值的控制权收益归结于侵害小股东的成本说服力不够。此后,不同学者对于上述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例如叶康涛(2003)通过设置控股股东变更虚拟变量来衡量控制权的转移并得出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隐性收益约为流通股市价的4%,相当于非控股股东的非流通股转让价格的28%;赵昌文等(2004)以过去三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来反映公司未来增长的预期,并将其作为控制权公共收益的近似估计,从控制权溢价中扣除。
3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因素
3.1微观层面
既然控制权溢价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是何因素影响其数值的大小?早期的文献主要将关注点集中在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公司层面。Barclay和Holderness(1989)认为,越大的公司越可能为控股股东提供更多私有收益而且控制权私有收益将随着大宗股权交易规模的增加而增加。Nieodano和Sembenelli(2000)指出企业财务杠杆能够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目标公司的负债水平越高,控股股东使用现金流越困难,导致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可能性变小。Crespi和Renneboog(2003)认为如果公司存在其他大股东,则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私有收益相对较小,等等。国内方面,学者从控制权转移的间接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得到以下几个普遍结论:政府控制的公司控制权交易价格比非政府控制的公司高(叶会等,2008);控制权私利与股权转让比例正相关(唐宗明等,2003;马磊等,2007),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韩德宗等,2004),与公司股权制衡程度负相关(叶康涛,2003),业绩较差企业的控制权私利较高(余明桂等,2006);公司规模、财务杠杆对控制权私利也有显著影响(赵昌文等,2004)。
3.2中观层面
Demsetz和Lehn(1985)最早指出传媒行业拥有较高的控制权私利。Dyck和Zingales(2004)通过跨国比较研究发现批发业、金融业、运输业以及公共服务业比制造业拥有更高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进一步的Maria,Guadalupe和Francisco(2006)发现产业环境的竞争性与控制权价值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加大产业信息的公开和提升行业的竞争有助于降低双重股票之间的价格差异。国内学者林朝南等(2006)选择固定资产比重和行业竞争程度作为表征行业差异的指标,得出不同行业之间的控制权私利存在显著差异,行业因素对控制权私利行业差异的解释程度达到17.2%。其中,交通运输仓储、信息技术、社会服务和综合类这四个行业的控制权私利行业特性均在9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3.3宏观层面
近几年,公司治理的研究逐渐转向宏观因素,法律、政治关系、文化、金融环境等因素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Stulz等(2007)的跨国研究表明,国家特征可以解释公司治理差异的39%-73%,而公司自身特征仅能解释4%-22%。
LLSV(1998)指出法律体系是在本质上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一个国家对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保护程度以及法律的执行程度是公司治理基本的决定因素,并且决定了公司将以何种形式融资。其后,LLSV(1999,2000,2003)等多篇文章中重申了法律制度是解释公司之间治理差异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内,控制权私利会更为明显。Dyck等(2004)的全球比较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们发现源于英国,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的法律体系会降低大宗股权的转让溢价。进一步的,SLLS(2008)在LLSV构建的反股东指数基础上,对控制权私利中的“自我交易”行为构建了“反自我交易指数”,指出控制权溢价与反自我交易指数显著负相关。国内学者陈炜等(2008)将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发展划分为初始阶段(1994年7月以前)、发展阶段(1994年7月―1999年7月)和逐步成熟阶段(1999年7月以后),通过交乘项的引入,发现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较高的控制权私利水平,在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不同阶段,控制权私利存在显著差异,在2000年之后,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4评论及未来研究方向
(1)从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来看,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观点,即控制权私利便是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正如刘少波(2007)年所指出的,现有的对控制权私利的认定扭曲了大股东侵害的实质,导致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正确的厘清研究框架则需要追本溯源,从控制权形成的制度背景上找寻答案。例如,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自由经济的环境,我国上市公司形成具有特殊制度背景,所有者缺位、国家股不流通且“一股独大”、预算软约束等先天因素导致了国企经理人员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形成有其独特的制度路径,简单套用西方制度背景下控制权收益的动机界定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中国的实际问题。
(2)在控制权度量问题上,现有文献的方法比较一致,即通过转让价格与基准价格之间的溢价来衡量,但这一过程中有三个问题依然没有较好的解释。
首先是Ehrhardt等(2003)指出控制权收益有其难以转移的成分,那么基于控制权转移方法的经验对于这部分收益无法予以计量。其次,控制权收益中除了“私人收益”部分外,还有源于协同效应、更换无效管理层等所带来的“公共收益”,如何有效地从溢价中扣除这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控制权私利的结论,这也是不用学者对控制权私利大小莫衷一是的主要原因。第三,无论是国外的(如Dyck和Zingale,2004)还是国内的(唐宗明等,2003)研究结论,控制权溢价都存在着负值,对于这一现象,现有研究并没有完善的解释,如果将其归结于控制权的成本,那么这一成本又受何因素影响;而如果控制权的转移带来的成本大于其收益,那么受让方获取控制权的动机何在。
(3)在影响因素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由LaPorta等人提出的“法律与金融学”促使人们从宏观背景和制度环境等因素来审视公司治理问题的深层原因之后,学者已不满足于在经济学领域内寻求答案。在这一层面上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首先,法律因素是否是决定控制权私利乃至公司治理的本质因素,或者法律因素仅仅只是中间变量。例如Stulz等(2003)认为文化因素是导致各国法律差异的原因之一,并指出法律的执行,债权人的权利以及反董事的权利与文化因素有显著地相关性。其次,除了法律之外,是否有其他宏观因素会影响到控制权私利,例如Fan,Wong和Zhang(2007)指出“政治关系”是影响公司治理乃至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运用政治关系能够较好的解释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的现象和问题,但少有文献对政治关系与控制权私利进行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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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篇2
关键词:一带一路;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控制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老区精神与老少边地区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科研项目(编号:LQ15A02,负责人:周叮波);百色学院2015年特色优势专业建设项目(编号:2015TSZY02)
一带一路战略使得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变得更加密切,对广西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贸易风险由此不断加大。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是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举措。但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控制还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并制定针对性的策略,全面强化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控制能力。
1.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控制的重要性
1.1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要求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进程不断加快,对我国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广西作为我国农业生产大省,其各项农产品在出口贸易中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近些年来其对农产品进口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实施有效的贸易风险控制成为当前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要求,其风险控制情况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各省及各国农产品乃至整个贸易的发展,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来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显得十分必要。
1.2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取得了高速的发展成效,其所带来的收益不断增多,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贸易更是呈现出不断高速发展的趋势。而在贸易风险不断加大的当前,其对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必须全面强化对农产品贸易风险的控制,以此提升广西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有效性,争取更多的利润。进出口贸易能否取得健康长期发展,关键在于对全球化背景下贸易风险的控制情况,因此从当前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不断实施情况来看,全面强化风险控制是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实现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1.3有助于减小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风险和损失
贸易风险的存在使得广西农产品在实施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很多的损失,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沿线各国经济金融的联系更加密切,贸易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将被放大,各项农产品进出口风险会威胁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强化风险控制时减小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及其损失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我国整个贸易发展所面临及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必须要给予其充分的重视。
1.4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不断实施,使得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变得越来越频繁,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实现了新的发展契机,其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充分借助于一带一路发展的机遇,加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强化风险控制,减小风险损失,进而提升其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整体竞争力。在农产品进口方面,其可以根据现实需求选择性的进口所需要的农产品,实现全放联动的风险控制模式,有效降低农产品进口的成本,更好地满足本地区市场的需求。
2.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
2.1对一带一路的把握和利用程度有限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实施的必然性战略,其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对各行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风险控制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首先是对一带一路的把握和利用程度不高,使其难以通过与贸易国家之间的深入合作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从比较优势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农产品生产和进出口方面都具有各自的优势,而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其风险性因素不断增加,对其控制程度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广西在进行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还没有对其有效的把握,使其难以通过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来服务于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进而限制了其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2.2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政策不到位
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具有十分关键的影响。当前在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使其所面临的贸易风险具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长期来看将严重影响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目前政府部门对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整体把握程度有限,难以根据一带一路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来服务于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各项风险因素的考量不周,对风险的具体识别与规避没有进行有效的指导。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现有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控制措施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施行,使得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实施风险控制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难以强化风险控制能力,进而限制了其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
2.3对国际贸易市场风险的预测和应对能力有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强化,使得国际贸易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多,其复杂性不断提升,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往来更加密切,其风险的识别与控制难度不断提升。广西农a品进出口贸易在发展的过程中还缺乏对市场风险的预测和应对能力。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进,各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因素变得越来越复杂,其预测的难度不断提升,而大部分农产品进出口企业的规模较小、能力有限,因此在风险预测方面存在事实上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农产品贸易风险具有不断变化和增强的趋势,使得广西农产品贸易企业在风险控制方面难以采取传统的方法与模式,贸易风险控制的难度不断增大,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产品贸易的顺利发展。
2.4缺乏专业化的农产品贸易风险控制人才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在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控制方面,其还缺乏专业化的贸易风险控制人才,对其整个贸易的发展都造成了诸多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行业内现有的从业人员难以得到关于贸易风险方面的有效培训,使其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控制方面的各项技能得不到有效的提升,进而限制了整个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风险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广西农产品贸易企业的整体规模较小,其利润水平有限,使其在实施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难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等从外部引进专业化的农产品贸易风险控制人才,现有的风险控制人员团队得不到有效强化,限制了其贸易的整体发展,因此使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农产品贸易变得更为艰难。
3.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风险控制的对策建议
3.1全面提升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把握和利用程度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要想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必须要首先提升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把握和利用程度,充分借助现有的机遇,提升风险控制意识。一方面,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农产品贸易需求进行分析,对其各项农产品贸易政策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完善其农产品进出口策略,根据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情况逐步推进其贸易策略。另一方面,要通过有效的市场分析,对一带一路战略可能会带来的诸多层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进行风险防范,提升整个农产品贸易行业的风险意识,充分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3.2强化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能力
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能力是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得以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的关键性举措。一方面,政府部门要通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农产品贸易风险因素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对现有的农产品贸易政策进行修正和完善,根据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现实发展情况,对其风险控制情况进行有效的指导,避免其在贸易过程中面临较大的损失。另一方面,要根据整个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情况,创新贸易风险控制机制,充分提升对一带一路未来发展的预测能力,完善政府部门的各项职能,制定有效的风险预防和控制机制,使得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风险控制能够具有充分完善的保障。
3.3加强对国际贸易市场风险的预测与应对能力
有效的风险控制得益于对风险的预测和应对能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要想不断提升其风险控制能力,首先要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对整个市场的变化进行有效的分析,通过充分借助历史数据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各项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其根源,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依托,提升对风险的预测能力,便于实施进一步的风险控制。另外,要不断提升风险控制能力,通过在农产品贸易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风险规避体系、风险控制实施体系等方法,对各项风险进行识别,形成协调高效的风险控制模式,全面提升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风险控制能力。
3.4实施农产品贸易风险控制人才战略
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企业一方面要根据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沿线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情况,对现有的从业人员进行关于风险预防与控制方面的培训,使其掌握先进的风险控制理念与方法,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不断提升对风险控制方法的应用能力,切实提升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各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另一方面,要促使各贸易企业通过实施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从外部高校、企业及科研院所中引进一批专业化的贸易风险管理人才,充实现有的人才团队,使先进的风险控制理念与方法能够顺利流入各贸易企业中,保证广西农产品贸易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得以实现健康长期发展。
结语
有效的贸易风险控制是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是其在贸易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具有不断加大的趋势。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应该从全面提升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把握和利用程度、强化政府部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加强对国际贸易市场风险的预测和应对能力、实施农产品贸易风险控制人才战略等方面出发,全面提升对各项贸易风险的控制。以此实现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健康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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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绪全.广西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十年(2000-2010年)变化史与发展对策[J].西南农业学报,2011(04)
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
【关键词】实际控制人;异质性;扩张;民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4-0051-04
一、引言
我国民营中小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多元化扩张快速发展阶段,部分民营企业采取了扩张战略,并进一步成长,实现了持续健康的发展。有些企业投入资源剧增,规模不断扩大,甚至跳出原有主业,投资进入并不熟悉的新行业。这种超越财务资源约束,盲目扩张使得不少企业陷入了财务困境,企业发展遭遇危机。彭罗斯(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认为,资源(包括人、财、物)的经营是企业成长的关键。实际控制人作为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源,承担着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财务、经营决策的重任,对企业扩张策略制定和实施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实际控制人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研究企业最终的控制人即实际控制人的主观行为因素对企业不同扩张方式扩张速度决策的影响,能有效避免民营企业因扩张而陷入财务困境,对帮助民营企业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实现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实际控制人异质性对企业扩张速度决策影响因素及相关理论假设
Hambrick和Mason(1984)的高阶理论认为决策者特征主要由其价值观、认知观决定。价值观、认知观受年龄(Carlsson和Karlsson,1970;Vroom和Pahl,1971)、性别(Dwyer等,2003)、学历背景(Bantel和Jackson,1989)、工作背景(Lee和Park,2006)等特征的影响。Lewin和Stephens(1994)、Nahavandi和Malekzadeh(1993)等主流研究方向把管理者特征背景分为人口统计因素与个性特征因素,并有研究表明两者各自均会对企业决策有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一)人口统计因素
1.年龄
Carlsson和Karlsson(1970)、Vroom和Pahl(1971)的研究中表明,年龄越大的管理者倾向采用风险较小的决策。内部扩张较外部扩张是一个较为成熟且风险较小的扩张决策。假设提出如下:
H1:年龄越大的实际控制人内部扩张速度越小。
2.性别
姜付秀、伊志宏(2009)在研究过度投资行为时发现女性实际控制人的职业发展过程可能使得她们比男性更加激进而非更加保守。公司并购行为与内部扩张相比,其扩张的效果更快,扩张风险更大。假设提出如下:
H2:女性实际控制人更倾向于外部扩张战略,扩张速度越大。
3.学历
姜付秀、伊志宏等(2009)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特征发现,管理者的学历与过度投资行为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提出如下:
H3:实际控制人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对外部扩张方式以及速度的选择越小。
4.工作经历
贺小刚、李新春(2005)通过实证数据指出企业家的能力会影响公司的成长,而企业家的背景因素会直接影响其能力的形成。假设提出如下:
H4:有高管经历的实际控制人内部扩张速度越大。
(二)个性特征因素
个性特征因素对企业扩张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目前仍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因此,本文创新性地引入风险偏好与责任抗压能力两个维度。
1.风险偏好
Taylor和Dunnette(1974)认为风险倾向的个性特征与是否快速做决策有关。对现金流的掌控是企业在进行风险偏好定量中较为关键的指标,一个风险偏好较小的实际控制人会努力将企业自身的现金流控制得较为宽裕。假设提出如下:
H5:实际控制人风险偏好越大越容易扩张,扩张速度越大。
2.责任抗压能力
Stein(1980)认为具有进取心的高级管理团队在全面明确地分析备选方案时将更理性。一个愿意主动承担较大责任的实际控制人,同样也具有责任抗压的能力。假设提出如下:
H6:实际控制人责任抗压能力越大越有扩张冲动,扩张速度越大。
三、实际控制人异质性对企业扩张速度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择2009―2011年内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公司,以其报表数据为样本数据。通过收集整理,最后得到944个有效观测值。
(二)变量设定
变量的具体描述和定义见表1。
(三)模型建立
根据本文以上分析,建立以下模型: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见,我国采取扩张政策的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平均年龄在51~60岁,大约93.5%的企业实际控制人是男性席位居多,占绝对优势。大多数采取扩张政策的实际控制人平均拥有本科的教育背景,许多较为年长的实际控制人通过继续教育,也获得了EMBA等较高的学历。绝大多数采取扩张政策的实际控制人在控制该企业之前有过高管经历,具有一定的风险偏好,平均拥有31.97%的所有权,因而责任抗压能力较强。
(五)回归分析及结果(见表3)
1.实际控制人异质性对企业内部扩张速度的影响
实际控制人年龄对内部扩张金额的回归系数为-0.593,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年龄越大的实际控制人对内部扩张这种扩张战略越谨慎,扩张速度也越小。假设H1成立。
有过高管经历的因素回归系数为0.948,通过5%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假设H2成立。
对于内部扩张方式,实际控制人风险偏好对其扩张金额的回归系数为1.320,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与许多研究表明的实际控制人风险偏好越大越容易扩张、扩张速度越快的研究结论相违背。假设H5不成立。考虑到内部扩张方式发展较为成熟,以及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与灵活性、越来越完善的各项政策的配套支持,这使自生资金满足率对企业扩张战略决策的影响减弱。甚至,考虑到财务杠杆的效应,许多企业会以此作为战略从而导致数据显示的结果。
实际控制人责任抗压能力对内部扩张金额的回归系数为0.045,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责任抗压能力越大的实际控制人越有采用内部扩张这种方式的冲动以及总体扩张的魄力。假设H6成立。
2.实际控制人异质性对企业外部扩张方式的影响
性别差异通过了5%显著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女性实际控制人更倾向于扩张战略,在外部扩张中尤为明显。假设H3成立。
实际控制人的学历背景也在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并购金额负相关。表明实际控制人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对外部扩张方式以及速度的选择越小。与姜付秀、伊志宏(2009)研究认为管理者学历水平越高就越能有效地防止过度投资行为的结论一致。假设H4成立。
风险偏好与责任抗压能力的回归情况与内部扩张回归情况基本相近,风险偏好越小、责任抗压能力越大的实际控制人企业更易产生外部扩张的冲动。假设H6成立。
3.控制变量方面
本文选定总资产(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DEBT)、行业虚拟变量(IND)、年度虚拟变量(YEAR)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规模越小、盈利能力越小、偿债能力越小的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偏好效果更明显,更具风险性的内、外部扩张方式。这与Malmendier和Tate(2003,2005)研究结论相符。
四、结论与启示
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人口统计因素与个性特征因素和企业不同扩张方式的扩张速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年龄与工作经历会影响企业内部扩张速度,性别与学历则与外部扩张速度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风险偏好、责任抗压能力均会影响民营企业内部扩张速度与外部扩张速度。因此,民营企业选择实际控制人的标准应结合各个维度的人口统计和个性特征因素考虑衡量,选取最符合企业发展的实际控制人。同时,建立完备的监管制度,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促使实际控制人尤其是那些容易构成扩张冲动的实际控制人作出合理、有效的扩张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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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
关键词:隐形软因素;内部控制;综述;建议
一、引言
企业的内部控制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以及企业的长期发展,在内部控制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例如财务状况、发展阶段以及管理层团队等诸多因素均会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影响。管理者团队决定了企业的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近年来,学者从高管的不同角度对其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在广泛阅读前人研究成果之上,对基于高管角度的内部控制研究进行总结与归纳,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意见,进而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
二、管理层特征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分析
1.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高管持股将股东利益与企业的利益联系到一起,让股东成为企业剩余权益的利益分配者,能够有效的减轻股东的利益冲突和问题,股东责任心显著增强,股东通过努力提高业绩、积极关注财务信息来获得更大的剩余权益的分配利益,进而促进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公司治理制度还不健全,股东持股也会加大企业风险,增加了管理层利用职务侵占公司利益的风险。
陈欢欢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和财务信息可靠性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与法律法规遵循性正相关。黄之俊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区间。研究发现,只有董事会持股比例能显著降低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和非重大缺陷的可能性,但董事会持股比例对重大缺陷的抑制作用也没有显著强于其对非重大缺陷的抑制作用。
2.管理层薪酬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管理层基于经济人假说,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决策和行动,从而不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而有效的薪酬管理能够激励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改善企业的经营水平,提高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企业中高管薪酬制度存在着先天的缺陷,高级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产生薪酬过高、薪酬粘性等问题,从而会影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大量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与企业的内部控制呈正相关,说明高管薪酬能够有效缓解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降低公司的成本。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中基础部分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关,超过基础部分的薪酬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没有显著相关性。
3.管理团队规模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高管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的业绩和发展,团队规模是高管个体背景的综合因素。团队规模越大,则集体出现伪造财务报表的可能性小,规模越大,则O督机制越能发挥效力;从另外角度考虑,高管团队规模越大,则成员之间交流会出现阻碍,内部冲突概率加大,影响团队之间的合作,使得企业的内部控制存在风险。
陈欢欢等实证研究表明,管理层规模与内部控制质量呈正方向关系。刘进等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规模,董事会规模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但都不显著。陈鹏等经过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人数越多,内部控制有效性呈下降趋势,人数越多,其行事效率可能降低,影响内部控制的执行。
4.管理平均年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随着年龄的增长,高管的价值观和管理模式都会发生变化,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政策和有效性。高管的年龄越大,行为更加谨慎冷静,处理公司问题的能力越强,增加企业的价值。另一反面,高管年龄越大,则承受风险的能力减弱,倾向于保守的正常和制度,从而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年轻的管理者由于经验较少,风险性更强,会降低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黄漠等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与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关。池国华等实证研究表明,高管个人的年龄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不存在显著相关性。陈鹏等实证研究表明,平均年龄越大会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反向作用。
5.管理团队平均学历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管理团队平均学历会影响高管素质的高低,若高管缺乏内控意识,缺乏法律基本知识,将会降低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而学历高的管理者,则比较会更加注重内部控制的严格实施,利于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池国华等实证分析表明学历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陈鹏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学历水平与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并不正相关,而具有财会技术背景的人数越多,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多,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应其知识结构和经验,其在进行公司内部管理时,就会有意识要注重这方面的发展,会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
6.高管任期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分析
高管任期过长,则易于产生圈内思维,故步自封,不能及时发现内控中的风险。高管任期过长,也会形成组织内部小团体,弱化成员间的背景特征互补性,从而降低高管对信息、风险的识别、处理能力。
黄漠等实证研究表明,高管任职期限在显著性水平上与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负相关,说明任职期限越长反而不利于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7.高管团队性别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分析
男性较女性更具有全局意识和决策能力,能够提高整体的管理水平。而女性则对风险更加敏感和谨慎,从而降低企业的风险,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
刘进等进行实证研究,女性性别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负相关关系。黄漠等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女性比例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说明女性高管的增加能够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陈鹏等经过实证研究表明,男性高管人数所占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关的关系,男性高管比例的提高会促进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升。
8.高管层权利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分析
高管权利越大,则高管等个人私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则有可能会导致内部控制失`。另一方面,高管权利结构会影响企业的会计行为,从而降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刘启亮等实证研究得出高管权力不集中会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正向作用的结论。陈鹏等实证研究表明,高管的领导权配置包括两权分离和兼任,其中两权分离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是正相关,兼任人数越多,会降低内部控制有效性,其相对两权合一则影响较小。
三、建议
1.对高管的持股比例、高管团队规模、高管团队性别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结论不一,最新研究表明,高管持股比例、高挂团队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倒U型关系,高管团队性别比例研究中,男性与女性各有各自的性别优势,建议找出对内部控制最有效的性别比例结构,建议增强高管持股、高管团队规模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最优比例以及临界值的角度进行研究。
2.对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受到权力大小与权力配置的影响,建议增强对于两者综合起来的角度进行研究。
3.对于高管平均学历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结论不一,建议应从再度细化高管的学历专业背景的角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4.人是社会中的人,高级管理人员往往也是受社会影响的社会人,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倾向往往受到成长因素、家庭背景多方面的影响,建议增加高管成长因素以及家庭背景对内部控制中的影响角度。
5.学者对高管角度内部控制研究往往是从单一角度进行分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高管往往是由各种单一因素形成的因素的复杂组合体,其中各个单因素之间有些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变化是同向的,而有些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变化是反向的,这些呈反向变化的因素之间,对内部控制产生的影响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因素之间往往是互相影响的,就现在的研究来讲,未将各个因素联系起来,建议运用灰色理论以及模糊评价理论等定量分析方法建立一个高管角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复杂预警系统,本文认为,这是高管角度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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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篇5
1.1授课理论性较强授课理论性强不利于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观点,不利于提升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为保证控制理论的完整性和透彻性,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把过多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原理讲解和公式推导上,就很难有充分的时间将理论知识与系统应用实例相结合,造成很多学生误认为该课程是一门应用数学课程,容易产生畏难心理。另外,定单班的学生面临毕业即就业,没有升学再深造的压力,他们所关心的是所学知识是否会用到将来的工作岗位中。因此,课堂上讲授过多或过深的理论知识不利于提升学生对专业的学习兴趣。
1.2缺少煤矿电气背景的相关实例通过与工作后的毕业生交流,发现有一条信息非常突出:大部分毕业生很难将自动控制原理中所学的分析与设计方法应用到工程实践中。这主要是因为所学课程大部分实例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性不强,多数学生对案例中涉及的专业背景不熟悉,导致学生对学习课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实用性认识模糊,学习兴趣不高,学习“自动控制原理”死搬硬套,应付考试的现象严重,缺少灵活运用和开拓创新的思路。上述这些问题直接弱化了“自动控制原理”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作用。
2“自动控制原理”授课内容调整
为顺应煤炭电气化发展需求和人才培养定位,突出煤矿电气特色教学目标,从课程教学内容、教学实例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对课程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教学进行优化。
2.1优化授课的内容体系、深度和广度研究各章节基本内容的联系,调整课程授课体系,以系统建模、分析和综合设计为主,突出煤炭行业背景,注重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自动控制原理”在传统教学上一直沿用自动化专业的授课体系,造成“自动化类”和“非自动化类”的界限模糊。对于定单班该课程学时数少的情况,若按“自动化类”体系授课,只能加大课时信息量,造成学生对教学内容难以及时有效消化,影响教学效果。研究如何在有限学时内让学生熟练掌握控制原理的基本理论,并突出煤炭电气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成为构建定单班授课体系的关键。参照培养定位,结合后续的相关控制理论的专业课程,从课程体系出发,以系统建模、系统分析和综合设计为主线,调整授课知识点深度和广度。如在讲述建立数学模型基本内容时,应选取有一定煤矿工程背景的系统,给模型赋予形象的物理意义,使学生正确理解实际模型与抽象模型的区别与联系,并从不同的角度对系统进行建模,加深对实际系统建模的理解。系统分析方法是控制系统综合设计的基础,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时域分析法、根轨迹法、频域响应法,这些是控制理论教学的重点,应保留原有知识点的深度。抓住采用时域分析法、根轨迹法和频域响应法分析系统的稳定性、快速性和准确性的特点,加深学生对不同方法的理解,这是系统分析的关键。对于离散系统、非线性系统和现代控制理论,由于培养计划中后续课程相关性较小,可以降低这部分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2.2增加煤炭电气控制系统实例系统设计对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及创新能力十分重要,也是教学的难点。在授课过程中,要注意研究与选取煤矿电气工程中的典型范例,如矿井提升机控制系统、掘进机控制系统、通风机控制系统以及排水设备控制系统等,突出煤炭行业背景,从实例分析中去了解系统的结构特征、工作原理和设计要求。生动的工程实例可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感受控制理论的魅力,深刻理解“学以致用”的意义,使学生对课程的学习达到知识和能力的双重提升。
3实施案例
矿井提升机调速系统要求平滑调速且调速精度较高。提升机电气传动系统的加、减速过程要平稳(无超调)。控制系统应保证在额定速度时有±1%的精度。
3.1准确性分析假设提升系统采用恒速控制,选单位阶跃函数作为典型的外作用。由一阶系统分析方法可知,一阶系统完全可以跟随阶跃信号,且稳态误差为零,所以提升系统±1%的控制精度是可以保证的。
4结语
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篇6
[关键词]学业中等生;成就归因;心理健康;回归模型
韦纳(Wemer)将人类的归因方式划分为3个维度:内部和外部归因、稳定和非稳定性归因、可控和不可控归因,同时将个体活动成败的原因归为能力高低、努力程度、任务难度和运气好坏等若干因素;能力因素具有稳定性、内在性和不可控性,努力因素具有不稳定性、内在性和可控性,任务难度具有稳定性、外在性和不可控性,运气因素具有不稳定性、外在性和不可控性。韦纳认为。学生对学习成败的归因会影响其情绪反应和期望值。进而影响学习效率和心理健康。OstellA和DiversP的研究认为,对消极事件作性格归因是心理健康状况不良的预测因素。Cheng.H和Furnham.A发现,个体将积极结果归因于自身并相信积极结果可在相同情形下再次出现,这可以降低心理疾患指数。Sturman.ED等对研究生的调查显示,对消极事件作稳定的和全局性的归因与顽固性抑郁有显著关系。国内研究者张晓宏,刘欣、邵海燕和王水珍等对大学生的调查都发现,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有着紧密的关系。
但以往研究有关未成年人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数据相对缺乏,且传统教育视角对学业中等生易缺少关注。因此,本研究着重探讨学业中等生的学业成就归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为学业成绩中等的中学生。具体选取程序如下:①定量:以最近1次正式考试的总成绩为依据,按学习成绩进行降序排列,除去前20%的优生及后20%的差生。中间60%的学生作为被试;②定性:请班主任老师根据学生以往的成绩及总体表现,在定量鉴定的学业中等生中作进一步确认。首先,于浙中地区抽取农村初中和城市初中各2所,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各1所,然后根据随机抽样原则,抽取18个班级共发放问卷550份,经测谎题删选,最终获有效问卷416份,有效回收率75.6%。其中。男生202人,占48.6%,女生214人,占51.4%;初中生220人,占52.9%,高中生196人,占47.1%。
1.2方法①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是周步成教授根据日本铃木清等人编制的“不安倾向诊断测验”修订而成,可综合检测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全量表共100个项目,含8个内容量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和1个测谎量表。每个项目设“是”和“不是”两个答案。该量表在我国得到广泛的应用,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本研究中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达0.879。②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MMCS)中的学业成就归因分量表,共24个题目,可了解学生对学业成绩的能力、努力、背景、运气4个方面的归因倾向,每个部分又分成有关成功和有关失败的条目,共包含如下指标:成功-能力、成功-努力、成功-背景、成功-运气、失败-能力、失败-努力、失败-背景、失败-运气;“成功-能力”指将学业成就的成功归因于自身的能力,其余依此类推。量表采用5点记分。从“非常不同意”(计0分)到“非常同意”(计4分)。成就归因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8~0.80之间。
1.3数据处理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2结果
2.1性别对学业中等生心理健康和成就归因方式的影响t检验结果表明,女生在学习焦虑(8.224±2.895vs7.436±2.742,t(414)=2.849,P=0.005)、恐怖倾向(3.537±2.771vs2.649±2.322,t(408.345)=3.553,P=0.000)、冲动倾向(3.4864±2.264vs2.931±2.159,t(414)=2.557,P=0.011)及心理健康总分(38.551±12.497vs35.510±12.065。t(414)=2.523,P=0.012)上均高于男生。同时,在归因方式上,男生的失败一背景(4.946±2.710vs4.290±2.366,(414)=2.633。P=0.009)与失败-运气(4.163±2.711vs3.402±2.379,t(399.960)=3.038,P=0.003)均高于女生,在对学业成就成功的归因上,男女生无显著性差异(Ps>0.05)。
2.2学业成就归因倾向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男女生的成功一背景、成功一运气、失败一能力、失败一背景和失败一运气与心理健康均有显著关系,而成功一能力和失败努力与心理健康在男女样本中均无显著关系;但在总样本中,失败努力与心理健康表现出弱相关;女生的成功一努力归因与心理健康有弱相关,而在男生中,两者相关未达显著水平。
2.3男女生学业成就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回归模型的比较分析考虑到男女生在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上可能存在的差异,首先,采取逐步回归分析法(Stepwtse)。分别建构男生和女生的心理健康对归因方式的回归模型。结果见表2。在男生模型中,具有显著预测作用是失败一能力归因和失败一背景归因,而在女生模型中。仅有失败一能力归因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在考察全体被试的学业成就归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时,采取分层回归技术,在第一步中强迫纳入性别和年级等人口学变量・在第二步强迫纳入成就归因各维度(由于成功一能力和成功一努力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未达显著水平,所以未被纳入回归模型)。从结果(见表3)可见,第一步中,人口学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量为1.6%,在纳入成就归因后,方程解释量有显著增加(R2=0.177,P<0.001),其中失败一能力的回归系数非常显著(P<0.001)。
3讨论
3.1学业中等生心理健康和成就归因方式的性别差异独芷样本t检验表明。女生的学习焦虑、恐怖倾向、冲动倾向及心理健康总分均高于男生。这与男女生的个体特质、身心发展及社会环境影响差异有关。统计结果还显示,男生的失败一背景归因与失败一运气归因高于女生。即在面对失败结果时,男生更容易将之归因于任务太难和偶然运气不好。个体归因方式的性别差异在大学生群体中依然明显。张雯对大学生的调查也发现,男生比女生在学业上有较多的运气归因。
3.2学业中等生学业成就归因倾向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相关矩阵显示。男女生的成功-背景、成功-运气、失败-能力、失败-背景和失败-运气与心理健康均有显著正相关。这与张晓宏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对成功的情境归因和运气归因、对失败的情境归因与个体心理健康有显著相关。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不同心理健康水平个体本身的归因方式就可能存在差异。陈顺森发现,高考试焦虑学生易将失败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普遍存在的因素,而将成功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特定情境的因素。在总样本中,失败一努力与心理健康表现出弱相关,这提醒研究者,面对失败的结果。除了不可控归因。可控因素(努力)的归因也会影响到心理健康,因为努力作为影响行为结果的内部变量,可能成为个体自责的诱因。
3.3学业中等生学业成就归因倾向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效应
采取逐步回归法(Stepwise),分别建构男生和女生的心理健康对归因方式的回归模型。男女模型有着一个共同的预测变量――失败-能力归因,且在女生模型和全体样本模型中,失败-能力都是惟一显著的预测变量。可见,在成就归因各维度中,失败-能力归因对心理健康的变异具有极强韧的解释力。Sturman.ED等也得出相似结论:对消极事件作稳定的和全局性的归因与顽固性抑郁有显著关系。另外,许怀祥等还发现。学业失败的能力归因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预测作用,而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极为密切。这就从另一侧面佐证了失败一能力归因与心理健康的密切关系。能力属于稳定的、内部的和不可控的成就条件。对失败结果作能力归因的个体,往往认为学业失败源于自身天资愚笨、能力低下,而这些因素是难以改变的。因此。无论怎样自己都注定不能取得好的成绩。这样的认知归因无疑会挫伤个体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之产生消极心态,进而导致情绪失调。
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篇7
关键词:运动目标检测;光流法;背景差分法;帧差法
中图分类号:TP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3)34-7864-03
近年来,由于监控系统中目标检测和跟踪技术的应用和商业价值,国际上许多科研人员积极探究其丰富理的论[1-2]。在国外,欧美国家起步较早,拥有较为成熟的技术,例如:美国的ARDA机构、欧盟ADVISOR系统,还有日本的日本视觉工程CDVP[3-4]。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于上个世纪90年代成立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研究和开发智能视觉监控系统。分析国内在运动目标检测领域的研究成果,目前检测主要有三种运动目标的方法:静态场景下运动目标检测的帧差分法和背景减除法法,动态背景下运动目标检测的光流场法。实际应用中往往因为多种因素包括光照、复杂背景等影响运动检测效果。
1运动目标检测技术分析
运动目标检测是运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从视频序列图像中分离出运动目标,运动目标检测的准确性直接决定着后续目标的识别跟踪,监控系统的运动目标检测可以说是整个系统的基础和核心,是计算机视觉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支之一[5]。按照视频监控系统中背景的动与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动态背景和静态背景。监控系统中摄像头随着时间的变化旋转、平移的场景称之为动态背景,监控系统中摄像头固定,背景不变的场景称之为静态场景,这里讨论主要是室内静止的背景,前景是运动的人和物[6]。这里主要讨论静态背景下运动目标检测算法,即背景差分法、帧差分法和光流法。
1.1光流法
光流是场景中可见点的三维速度矢量在成像平面上的投影,一个空间运动的物体在被观测面上的像素运动的瞬时速度场[6,12]。光流携带有许多关于运动和结构的大量数据信息,检测目标的运动情况可以有光流携带的信息确定,因为这些信息表达了图像在各个时刻的变化。1981年Schunck与Horn以图像的灰度恒定或者灰度梯度基本不变为约束条件,第一次提出了一种二维运动估算的光流场的计算方法。并在合理的假设下推导出了灰度光流场运算的基本公式,运动目标的光流场检测基本原理是:选定一个合适的光流场,对运动目标检测图像进行动态分析,根据光流随时间变化的特性刻画运动目标,分析运动检测目标图像的每个像素点的光流适量特征,监控系统的场景中不包括运动目标时,抽取视频帧图像处理之后的光流矢量在整个图像中是连续变化的[7,13]。在图像中灰度变化很小且相邻帧图像时间间隔极小的情况下,基本公式如下:t时刻,视频图像上确定一点(x,y)的灰度值E(x,y,t),那么经过极端[Δt]时间变化之后运动一个新位置为(x+[Δx],y+[Δy]),此时的灰度值是E(x+[Δx],y+[Δy],t+[Δt]),假定E(x,y,t)=E(x+[Δx],y+[Δy],t+[Δt]),利用用Talyor公式展开简化后就可以得到光流法的基本公式[?E?xu+?E?yv+?E?t=0],令光流场[U=ur],转化为梯度公式[(?E)TU+Er=0][7,14]。
光流法可以较好的检测出前景运动目标,也可以在摄像头运动下正确检测,难点在与如何从视频中准确、快速的提取光流,效果好必然是是以计算的时间复杂度为代价,有时间因为缺乏控制参数,会有一定的噪声。
1.2帧差法
帧差法是在连续的视频图像序列中,提取出监控视频图像中的运动区域,又称为时间差分法,一般选取三个或者两个相邻图像帧采用基于像素的时间差分和阈值化而得到。较为简单的是采用相邻两差分,具体是选取t时刻视频帧f(x,y,t)和t-1时刻视频帧f(x,y,t-1)作为背景帧,利用二值差分表示两者之间的图像变化:
公式(2-1)中差值阈值是T,运动目标区域是像素为1的二值图像中的区域。相邻两帧差分对场景适应能力强,可以视频中背景迅速更新,不会随时间积累,实现简单。但是对运动速度要求不能过快,实体内部容易形成空洞,而且对噪声较为敏感。针对帧差法VSAM项目提出了三帧差分的算法,是二帧差分一种改进的方法,
三帧差分法进行两次差分图像的“与”操作,该算法相对二帧差分有着相当好的检测效果,能从背景中快速有效检测出运动目标。但是在提出较大运动幅度的边缘轮廓是不能完全得到相关特征像素点,检测中的监控中的运动目标容易产生空洞现象,并且会产生其中一帧有滞后性[7,14]。
1.3背景差分法
背景差分法是利用当前帧与背景图像差分,对结果处理后检测到运动区域的一种技术,又称为背景减除法,是目前最常用一种运动目标检测方法。这种方法最难、最关键的问题是背景模型的建立与更新,比较适用于摄像头静止的场景[8-11]。运动目标检测中首先是确立背景模型,用当前帧与背景模型相进行比较,提取中哪些变化区域,哪里是相对不变的背景区域。背景差分法另一难点是背景伪目标和前景运动目标的分辨问题,当图像中的运动目标运动速度过慢时,容易将该运动目标错误地认为是背景,进而造成对运动目标的漏检[8-10]。
背景差分法比较普遍背景建模方法有高斯建模、Surendra背景更新方法、统计平均法、卡尔曼滤波器模型、W4法等[8-10]。背景差分法一般必修缓冲若干帧来学习背景,对视频场景中树叶的摆动,光纤的变化和摄像头的抖动等比较敏感,从而导致其在范围的背景扰动情况下检测不理想。
1.4三种目标检测算法对比分析
下面从算法优点、设计缺陷、适用范围等等几个部分进行对比分析,我们用表格展示算法比较和分析结果[12-14]。
2改进的运动目标检测方法和实验分析
综合分析背景差分法与帧间差分法的优缺点,充分利用帧差法对“对光线适应性较强”和背景差分法“能够准确监测出运动目标”的特点。融合两个检测方法的的优点,实现优势互补,提出一种新的运动目标的监测方法,基于混合帧差法和背景差分法的运动目标检测方法,实现快速、准确、完整的提取运动目标[5]。
设计思想描述如下:
第一步、截取视频流中五帧连续的视频图像,标记为I1、I2、I3、I4和I5;
第二步、依据差分法的基本思想,将第二帧图像I2作为背景帧,并与第三帧图像I3做差分运算,得到第一组差分结果记为R4;
第三步、将第二步的图像I3作为基础中间帧,形成两组图像组分别为I2、I3、I4和I1、I3、I5,对两组图像进行三帧差分运算,获取帧间的各自位移量。第一组图像使I2和I3进行差分的结果与I3和I4的差分结果进行“与”运算得到结果记为R1;第二组图像使I1和I3进行差分的结果与I3和I5的差分结果进行“与”运算得到结果记为R2;
第四步、将第三步得到结果R1和R2进行“与”运算,得到的结果为R3,此时实验的五帧图像运动目标信息相对于中间帧运动目标信息都集中表现在中间帧I3中了;
第五步、将第四步混合帧差法得到的结果R3与第二步背景差分法中得到的差
分结果R4进行“或”运算,获得的结果R5;
第六步、最后对结果R5进行相应的二值化、图像滤波和形态学操作等,并把部分细小噪声消除,使不连接的部分图像边缘连接起来,形成需要检测的运动目标[5]。
使用改进算法即三帧差分法融合背景减除法与三帧差分法进行运动目标检测实验,比较得到的实验结果图如下图1和图2所示:
实验图分析可以直观看出改进的算法的有效性。在实验过程中改进算法的时间复杂度相对于三帧差分法和背景差分法都有减小。图2在检测运动目标时使用本文介绍三帧法和背景差分融合法所提取的运动目标,轮廓较为清晰,比较接近运动目标实际情况,而且更好的处理了“空洞”与“重影”的问题,目标检测率相对较高。
3结束语
简单介绍了目前常用的在监控系统中运动目标检测方法,分别是背景差分法、帧差法和光流法,比较详细的说明了这三种方法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指出了各自所适用的有效场景范围,并且对比分析了这三种检测算法。重点就帧差法与背景差分法进行详细分析。在这两个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采用了一种新的运动目标检测方法:即背景差分法和混合帧差法有效结合和改进。最后对详细的分析了改进运动目标检测方法的理论,并且对比分析出了实验结果。实验表明,在检测运动目标时,采用改进后的运动目标检测算法提取的运动目标的影响轮廓比较符合运动目标实际状况,得到更为理想的检测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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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勇,王润生,杨凡.基于多特征背景模型的运动目标检测算法[J].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07,29(8):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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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袁国武.智能视频监控中的运动目标检测和跟踪算法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2.
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1篇8
一、控制理论
我国内部控制规范建设:刘玉廷论述了《规范》的制定背景、总体思路、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并就内部控制与会计控制的关系、会计控制规范与其他相关会计法规的关系、规范的试行等问题做了说明。强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作为《会计法》的配套规章,是解决当前一些单位内部管理松弛、控制弱化的重要举措,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一项制度安排,是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客观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里程碑。
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吴水澎、陈汉文、邵贤弟从控制论原理出发,对内部控制做了多层面的理解;在研究了内部控制理论的最新进展,即COSO报告出台的背景、具体内容及创新特点之后,提出该报告对构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综合框架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完善企业的控制环境、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设立良好的控制活动、加强信息流动与沟通、加强企业的内部监督;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和团体制定企业内部控制准则或指南,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一个框架和参考。扬胜雄从经济学、管理学、审计学等相关理论研究入手,提出内部控制研究只有运用丰富的公司治理理论并以管理控制口径来定位,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形成有效指导内部控制实务的理论成果。
二、控制要素
内部控制的公司治理与组织结构研究上:杨有红、胡燕在指出内部控制系统局限性的克服不仅仅依靠系统本身的完善,还信赖于公司治理于内部控制两者间的无缝对接。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都产生于委托关系,但两者委托的层次不同。两者实现的同源性与产生背景的差异是对接的基础,公司治理规范的创新是对接的途径。
内部控制框架的建设上:阎达五、杨有红指出内部控制框架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是内部管理监控系统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机制下,公司作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组织,以管理监控为己任的内部控制的目的必须要拓展到保证公司政策的贯彻和公司管理目标的实现上,采取双管齐下和分两步的战略建立内部控制框架。从我国目前企业管理的现状看,内部控制建设上一步到位地完全达到COSO委员会的理想框架的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应该抓住关键因素,有步骤、分重点地构建内部控制体系。
会计控制方面:阎达五、宋建波指出现代企业是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为主要特征的,而拥有所有权的所有者和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是企业的控制主体,两者统称为双元控制主体。现代企业双元控制主体的存在,体现了企业中“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特征:这种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两个控制主体,为实施会计控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加强会计控制是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保证。在加强会计控制、约束双方行为、提倡“协调”作为会计控制的基本目标,设计和实施、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控制方法和体制。田培源指出内部会计控制是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核心,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内部会计控制问题:提高企业领导对内部会计控制管理的重视程度;要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体系;对会计人员实施工作目标控制以及及时反馈与调整,确保控制适时性等。
财务控制方面:汤谷良从“财务管理”而非“公司理财”的角度出发,要对财务控制进行重新定义,强调与传统体制相比,财务管理已经游离于财政管理而独立于政府,财务管理的微观性是基本属性。认为财务控制必须在委托理论的指导下,立足于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在财务控制的再造上,要求财务控制的主体、目标、客体和方式的重新定义,强调具体实施方式系统架构之间的融合。刘亚莉、杨兴全分析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差异,指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是独立审计理念的创新,是提高资本市场信息质量的重要举措。文章介绍了美国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针对我国现状提出了从制定相关法规、加强对管理层监管和处罚等几点建议以改进我国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评价方面:厦门大学林朝华、唐予华介绍了国际流行的内部控制评审的最新理念:内部控制自我评估(CSA),它克服了以往内部控制评审仅仅由审计师执行的缺陷,将管理者与操作员工引入参与自己所涉及的内部控制的评估,检查和评价内部控制效率与效果的流程的方法,为实现企业目标提供一定程度的合理保证。王立勇运用可靠性理论和数理统计方法来构建内部控制系统评价的数学分析模型,利用该模型可计算程序的可靠度和系统可靠度,从而判断内部控制的效果。通过敏感性分析得到结构重要性和可靠度重要性,据此判断程序可靠性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程度,为内部控制系统改进提供支持。
三、内部控制实践与设计
吴水澎、陈汉文、邵贤弟运用COSO报告的标准与评价方法,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五个方面对郑州亚细亚集团内部控制失败案例进行系统分析,从中引发改进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几点思考,即由权威部门制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并对企业内部控制审计做出强制性安排,做到二者并举。
南京大学会计学系课题组做了有关中国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情况的调查报告。主要围绕企业实务中现金开支审批权的分配、现金开支审批权限的划分和内部银行制度等三个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实务问题。结果表明,加强我国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关键是建立货币资金控制的规范流程及重点控制环节,必须重视货币开支审批权的制度建设,同时考虑我国企业不完善的治理结构现状。
清华大学于增彪从亚新科集团的内控现场得到启发,认为内控设计应从实务出发,指出COSO只强调评价而忽略设计与执行的缺陷,并对内部控制概念进行扩展,认为它是最优化、最理性的作业标准程序。在设计上,提出建立组织、流程、项目为一体的三维立体内部控制框架。
张谏忠、吴轶伦介绍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估(CSA)的构成,以及在宝钢运用的成功经验。笔者得出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在实践中还可以和其他管理工作结合开展的启发,即与风险评估工具结合、与信息化管理结合、与兼并收购业务中的公司重组结合、与招募客座审计师结合。
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篇9
【关键词】政治关联;企业价值;政府环境
一、引言
政府是企业利益相关者之一,政府行为对企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制定企业战略的时候要考虑企业所处的相关政府环境,与政府建立一种显性或隐性的关系,即所谓的政治关联,是控制政府环境的有效措施。许多国内外研究文献都表明,政治关联的存在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治水平和投资者保护水平低的环境下,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投资者的非正式替代机制,从而缓解落后的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促进企业发展。政治关联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国外对政治关联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中国对政治关联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主要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关,以前中国主要是计划经济,企业一般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以完成政府制定的指标为目标,不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而现在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的发展要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因此研究者开始从政治关联方面来研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综述了近几年关于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文献,从而使国内的学者对我国这一领域的发展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并明确了以后的研究方向。
二、政治关联的定义
政治关联,又称政治关系、政治联系,来源于英文“PoliticalConnections、PoliticalRelationship、Politically-connected”。然而,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政治关联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Faccio(2006)将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至少一个大股东(持股比例在10%以上)或至少一名高管为国会议员、部长或与一位高官及政党的关系紧密。Betrandetal.(2004)则认为,在法国,只要公司的CEO毕业于精英学校,同时也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或者是现任高官,则具有政治关系。Goldmanetal.(2006)以企业在政治竞选中对候选人的政治捐赠为度量标准,从是否提供政治捐赠和捐赠金额以及捐赠比例等方面作为实证研究指标。此外,有些研究以企业总部是否与政治家的生活地或出生地相同或企业国有股比例为政治关联的度量标准。
针对中国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选择将企业的终极控制人(针对民营企业)、总经理、董事长或其他董事曾经或当前在党政部门任职或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界定为政治关联。此外,Lietal.(2008)还将我国民营企业家是否具有党员身份作为民营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的度量指标之一;陈冬华(2003)以董事会成员中有政府背景的董事比例为政治关联的度量标准。
三、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政治关联企业通过有政治背景的人来对企业产生影响,而政治关联是如何对企业的价值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结果如何,有关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目前对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的研究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不同的研究者由于研究方法、样本以及度量指标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Krueger(1974)开创性地指出,企业家通过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为企业家带来了丰厚的利益。随后,一些研究者发现若公司的经营与某些政府官员有关系的话,则有关该政府官员的利好或利空消息,如政府官员的去世或下台,将对该公司的股价(价值)产生影响,比如Roberts(1990)发现,新闻Jacson议员突然去世后,与其有关联的公司的股价下跌,而与其继任者有关联的公司的股价大涨。Fisman(2001)则从政治关系的紧密程度方面进行研究,发现关系越紧密,政府官员的利好或利空消息对公司的股价的影响越大。同样,在我国,胡永平和张宗益(2009)以国有电力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董事长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了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产生正的影响。但是,夏立军、方轶强(2005)以2001—2003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尤其是地方政府如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的公司,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具有负面影响,但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原因可能是政府为了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标,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嫁给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而目前的监管和法律约束力都比较薄弱,政治权利基本上不会受到限制,从而使得政府对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的侵害力,并且,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将主要来自低层级政府。
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篇10
1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
(1)企业战略目标的具体化。全面预算管理以钢铁集团公司的战略目标为依据,把集团的战略目标细化为经营计划和预算,转化为清晰的具体数据,落实到企业的具体活动和计划中,通过预算分解、预算编制过程中的全员参与,使各分子公司内部对集团的战略有更为深入理解,并清楚地认识到各自对集团战略目标实现的贡献程度,达到全方位沟通战略目标的目的。
(2)企业组织结构的最优化。全面预算管理以对钢铁集团公司内部架构与业务流程的研究为前提,通过对钢铁集团内部机构的调整和组织的理顺,将集团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责任中心,并以此为基础来分配各自权利和责任范围,可以形成集团内部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的管控体系。
(3)企业绩效考核的准绳。全面预算管理为分子公司和分子公司管理者绩效考核提供了基准,并将执行情况与激励体系挂钩,保证了各分子公司的目标和集团公司的战略规划一致。全面预算强调预算考核的有效性、全面性和平衡性,可以通过在预算考核指标体系中引入平衡计分卡,从而提升集团公司的绩效管理水平,保证集团公司整体发展。
2金融危机背景下钢铁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全面预算管理作为为数不多的将企业所有关键问题融合到一个体系内的内控管理方法之一,是企业加强内控、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最好切入点。近年来全面预算管理这一方法在钢铁企业中取得了较大发展,但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其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1)集团整体与分部以及分部与分部的利益冲突。钢铁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这必然导致企业整体利益与各部门及生产单位局部利益的冲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钢铁企业身受重压,为确保在这场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在预算编制时必然采取从紧策略,如加大降低成本力度、降低期间费用等,这必然给各职能部门和生产单位带来压力。因此,如何更好地协调企业整体和部门间的利益关系,以确保预算目标的完成也是目前钢铁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2)预算编制方法偏重于静态预算。钢铁企业集团公司采用的预算编制方法主要是静态预算法,主要包括固定预算法、定期预算法和增减量调整预算法。而编制预算时通常以历史指标值为依据,而对未来的市场走势和不同时期生产经营的特殊性缺乏科学、详细的判断说明。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市场形势复杂多变,单位不以项目本身的重要性去确定基数,势必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合理和资源使用缺乏效率。
(3)预算执行力度差。预算管理出现“重两头,轻中间”的现象,编制预算时轰轰烈烈,但执行时却走过场,没有把重点放在日常的跟踪和调控上。目前在预算执行中存在以下问题:①预算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由于缺乏外部的有效约束,往往形成预算执行的假象,不能发挥责任单位的盈利潜能,造成预算管理中出现不公平现象,挫伤部分人的积极性,进而导致预算失控。②预算分析不到位。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时更多地强调客观原因,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未能给预算调整和考核提供详实的资料。③难以把握关键控制点。
3应对措施
针对上述金融危机背景下钢铁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合理确定预算管理目标,确保目标及时有效。对钢铁企业来说,应合理确定企业预算管理目标。企业预算管理目标是企业战略目标在特定预算期的具体体现。企业管理层应具有战略眼光,确保预算管理目标符合市场的变化趋势。同时,要制订合理的预算编制程序,通过上下结合的方式表达预算管理目标,保证企业整体利益,充分发挥基层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相互沟通协调,从而使企业全面预算目标顺利实现。
(2)趋于动态的预算管理编制方法可提高预算的精确性。要改变传统的预算管理观念。一般认为预算是对未来各种未知条件加以估计、汇总的数字计划,通常是以年或季度为单位来编制的,不可能精确。但是,在复杂多变的金融危机背景下,要想真正发挥全面预算管理的指导、控制等作用,就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如可以在编制年或季度预算的基础上,结合市场情况按月编制月度生产经营预算,对日常生产经营实行动态控制,更好地发挥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
(3)全面预算注重全过程控制。若全面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因市场环境、经营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预算结果发生重大偏差,则需要对预算进行及时的调整,尽量在确保年度预算3应对措施
针对上述金融危机背景下钢铁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合理确定预算管理目标,确保目标及时有效。对钢铁企业来说,应合理确定企业预算管理目标。企业预算管理目标是企业战略目标在特定预算期的具体体现。企业管理层应具有战略眼光,确保预算管理目标符合市场的变化趋势。同时,要制订合理的预算编制程序,通过上下结合的方式表达预算管理目标,保证企业整体利益,充分发挥基层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相互沟通协调,从而使企业全面预算目标顺利实现。
(2)趋于动态的预算管理编制方法可提高预算的精确性。要改变传统的预算管理观念。一般认为预算是对未来各种未知条件加以估计、汇总的数字计划,通常是以年或季度为单位来编制的,不可能精确。但是,在复杂多变的金融危机背景下,要想真正发挥全面预算管理的指导、控制等作用,就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如可以在编制年或季度预算的基础上,结合市场情况按月编制月度生产经营预算,对日常生产经营实行动态控制,更好地发挥全面预算管理的作用。
(3)全面预算注重全过程控制。若全面预算在执行过程中因市场环境、经营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预算结果发生重大偏差,则需要对预算进行及时的调整,尽量在确保年度预算目标完成的前提下,按照“先报批、后执行”的原则严格执行预算调整程序,坚决杜绝违规操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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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新创.我国钢铁工业2008年回顾与2009年展望[j].冶金经济与管理,2009(2):4目标完成的前提下,按照“先报批、后执行”的原则严格执行预算调整程序,坚决杜绝违规操作。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雄.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与发展研究[j].商业研究,20o7(5):205-208.
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篇11
关键词:场景知觉;加工方式;研究范式
分类号:B842.2
视知觉研究是基础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内容,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很多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人是如何知觉和加工周围真实的场景环境的。以JohnM.Henderson等人(Henderson&Hollingworth,1999)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在基础视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眼动等技术对自然场景知觉(sceneperception)展开了相关的研究。Henderson和Hollingworth(1999)把人类的视觉研究分为三个水平:低水平的视觉(low-levelvisionorearlyvision),中间水平的视觉(intermediate-levelvision)和高水平的视觉(high-levelvision)。低水平的视觉研究涉及视觉图像的深度、颜色、纹理结构等视觉物理特征的提取,以及图像表征的形成;中间水平的视觉研究涉及对物体外形、轮廓和空间关系的提取,这种提取不受物体名称和意义的影响;高级水平的视觉研究关注从视觉表征到物体的意义、知觉和认知的交互影响、视觉信息的短时记忆以及物体与场景的识别。而在高级视觉研究中,有关场景知觉的研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Henderson,2005;Henderson。2007)。Henderson等在2005年第6期的HsualCognition上专门组织了一期内容(specialissueonreal-worldsenileperception)来探讨有关场景知慌的研究问题。
1.场景与场景知觉
一直以来,研究者对于场景(scene)缺乏一个准确而统一的操作定义。Henderson和Hollingworth(1999)在其综述中将场景定义为由空间分布合理的背景和离散的物体构成的真实环境(real-worldenvironment)的连贯图像。场景包括背景(background)和物体(ebjects)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场景中的背景是指宽广的、静止的表面和结构,比如:地板、墙壁、天花板和山等都可以成为背景。场景中的物体是指比例较小的不连续物体。对于场景中背景与物体的定义是相对而言的,没有绝对的标准限定。比如,一个办公桌在办公室场景可以作为物体。但是如果视野只关注这张办公桌,那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场景,这时办公桌上的订书机或电话就成为了这个场景中的物体。大部分研究一般采用正常人视野能看到的环境作为选择场景的依据。比如校园和操场就是比较好的场景,而一盒火柴和从空中俯瞰城市就不是好的场景。以上介绍的场景更多地被称作真实场景(real-worldscene)(Henderson,2005;Henderson,2007),而在其他的研究中,场景却有不同的含义。在视觉搜索的研究中,也把搜索目标和目标以外的背景定义为场景(Chun,2000)。为了理解上的方便,在本文中除非特别提及一律采用场景的叫法。
场景知觉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19世纪70年代就有研究者采用图片作为刺激材料探讨场景的知觉加工问题(Biederman,1972)。早期的研究由于条件限制,材料多为一些简单图片或线条画(1inedrawing)(Friedman,1979;LoRus&Mackworth,1978)。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场景与图片、线条画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正如Henderson和Hollingworth(1999)所描述,场景必须包括一定的物体和容纳这个物体的背景;但图片则不同,图片可能只包括一个简单的物体,或者只有连续的背景而没有突出的物体。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此进行严格的区分。根据已有的文献来看,早期的很多场景研究使用的刺激材料多为黑白图片,后来才出现了一些彩色的图片。但是最近的一些场景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二维的图片材料,而是加入了三维的立体视觉效果。也有一些研究(Hollingworth,2004;Hollingworth,2005)开始尝试采用视觉模拟和真实的环境来研究场景的知觉问题,这种情况下的场景就更加接近人们的真实生活环境。
对于场景知觉研究的刺激材料,Henderson和Ferreira(2004)提出了两个标准:第一,材料可以是真实的环境本身,也可以是真实环境的描述形式(formofdepiction);第二,刺激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采取某种方式的降低处理,比如合成。目前,有关场景知觉的研究材料大体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简单的无意义图形或字母构成的场景信息,比如在其他色块中构成的背景中搜索中间带点的色块;或者在很多不规则“L”构成的背景中搜索目标字母“T”(Chun,2000;Jiang,Olson,&Chun,2000)。这些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视觉搜索中其他物体对搜索物体的影响,研究者也把它们作为一种最基础的场景知觉来看待。第二类是物体序列构成的场景,研究者将多个相关或不相关的物体摆放在一起,要求被试搜索或记忆其中的一个物体,那么其他的物体就对这个目标物构成背景(Hollingworth,2007;Zelinsky&Loschky,2005)。第三类是自然场景,一般采用真实环境的彩色或3D模拟图片来代表场景(Davenport,2007;Henderson.2002;Henderson&Hollingwogh,1999;Hollingworth,2004)。当目标物体处于自然场景中时,场景的所有布置和其他物体的分布都构成了这个目标物的背景,具体形式见图1。自然场景比较贴近我们现实生活中见到的各种环境,研究者(Henderson,2005)建议把真实的自然场景作为场景研究的刺激材料,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这三种不同的分类也体现了场景知觉研究的不同层次和水平。
2.场景知觉的认知加工方式
场景知觉的加工方式是场景知觉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对不同加工方的探讨是研究关注的核心之一。场景知觉的研究属于知觉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研究者仍然采用认知加工中自上而下
(top-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up)的加工方式来解释场景知觉中信息的提取与加工。这两种加工也被描述为基于刺激的加工(stimulus-based)和知识驱动的加工(knowledge-driven)(Henderson,2003)。Henderson(2007)把自上而下加工比喻为被“推”(push)的加工,而自下而上的加工是被“拉”(pull)的加工,这种比喻形象地说明了两种知觉加工方式的差异。场景的自下而上的加工是指由于场景中局部的视觉特性比较突出,而使被试被动地加工这些突出的区域。比如,场景中明亮而且色彩鲜艳的区域一般会受到更早和更多的注视。支持自下而上加工的典型解释就是“突显地图”(saliencymap)理论(Castelhano,Wieth,&Henderson,2007;Torralba,Oliva、Castelhano、&Henderson、2006;Underwood&Foulsham,2006;Underwood,Foulsham,vanLoon,Humphreys,&Bloycc,2006)。这种理论认为,场景中的颜色、密集度、对比度和边际朝向(edgeorientation)等会造成一些区域突出于其他的周围区域,这些突出的区域会吸引人的注意,在视觉加工中会比较早地被注意和加工。自下而上的加工示例见图2。
而自上而下的加工则是指由于受到先前认知加工和知识经验的影响,人会主动加工场景中一些特定的信息。比如:当要求被试从客厅场景搜索钟表获得时间时,被试会激活相关的知识经验,根据任务的要求主动搜索目标物体而不管场景中其他的区域是否鲜艳和明亮。自上而下的加工强调已有知识经验的作用,这些知识经验包括对先前场景信息的短时记忆和情景记忆,存贮在长时记忆中类似场景的有关视觉、空间和语义信息,以及被试的目的和计划等。就短时记忆而言,刚才看到过的一幅图片,当再看这幅图片或者类似图片时,我们会积极关注我们感兴趣的区域,或者认为信息丰富的区域。长时记忆中也包含着一些场景的信息,比如,厨房场景一般都会包括灶具,办公桌的场景一般都会包括电脑。这些信息会影响我们对场景的知觉和加工。场景记忆的研究发现,对场景的知觉图式和原有经验在场景的编码和记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Pezdek&Maki,1988)。
由于图像本身的特性要比知识经验更容易量化和操作,所以很多的研究都倾向于采用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来建立视觉加工的计算模型或量化的预测。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突显地图模型(Henderson,2007;Humphreys&Bloyce,2006;Underwood&Foulsham,2006;Underwood,Foulsham,vanLoon,Humphreys,&Bloyce,2006)。但是,场景的加工往往不是独立的加工能够完成的。场景知觉研究中有关背景对场景物体识别的结果发现,我们对场景的知觉可能受到两种加工的交互影响,无论是场景中突显的物体,还是场景中的模糊背景会通过相互的作用影响场景的知觉,所以很难用一种单一的加工方式来解释我们对真实复杂场景的知觉(Davenport&Potter,2004;Henderson&Hollingworth,2002;Underwood,Templeman,Lamming,&Foulsham,2008)。因此,也出现了将两者结合的背景引导模型(ContextualGuidanceModel)(Torralba,Oliva,Castelhano,&Henderson,2006)。
3.有关场景知觉研究的不同范式
场景知觉研究不同于基础的视觉研究,场景中包含的信息比较多,对于实验变量的控制比较困难,所以研究者设计了不同的实验范式来探讨场景的知觉。根据已有研究中所采用的实验任务不同,对于场景知觉的研究大体上有5种常用的实验范式:眼动(EyeMovement)、背景提示(ContextualCueing)、物体觉察(ObjectDetection)、变化觉察(ChangeDetection)和点线索追随(Fofiow-The-Dot)。这几种范式虽然名称和叫法各不相同,但是彼此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合和继承,下面将分别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简单的介绍。
3.1眼动范式
由于眼动跟踪技术允许被试在自由的状态下观看场景,所以很多的场景知觉研究采用眼动跟踪的方法。这些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梳理。首先,从眼动的指标来看,对于场景知觉的眼动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场景知觉过程中眼睛的注视位置、注视时间和眼跳及信息整合(Henderson&Hollingworth,1999)。眼动范式主要关注前两个方面的眼动控制问题,即场景知觉过程中眼睛注视哪里,注视多久。对场景知觉的信息整合和眼跳,需要结合其他的任务(比如:变化探测)进行研究。对场景知觉的眼动研究发现,场景知觉的加工时间是对场景注视的空间和时间分布的函数。其次,眼动研究还会结合变化觉察、物体识别(objectidentification)和场景记忆(scenememory)等实验任务,探讨场景知觉过程中局部信息提取、场景中的物体识别以及把物体和场景信息进行编码存入短时或长时记忆等问题(Henderson,2007)。这些具体的研究范式,将在后面进行介绍。
眼动范式一般给被试呈现场景刺激,要求被试自由观看场景,在被试观看过程中记录被试的眼动信息,然后对眼动数据进行分析,参见图1(Castelhano,Wieth,&Henderson,2007;Henderson,2003;LoRus&Mackworth,1978)。刺激呈现的时间从几百毫秒到几秒不等。比较早的采用眼动范式研究场景知觉的是Loftus和Mackworth(1978)的研究,他们给被试呈现两组线条画,一组为场景中的物体与场景关系一致,比如拖拉机出现在农场场景中;一组为场景中物体与场景关系不一致,比如章鱼出现在农场场景中。研究发现,物体与场景的关系是否一致(即物体出现在该场景中是否合理)会影响被试对场景中物体的眼动注视。相比一致的物体而言,被试对于那些与场景不一致的物体给予了更多的注视,而且注视的持续时间也更长。对目标物体的注视持续时间被认为是物体识别速度的重要指标。由于能够即时地测查被试对场景知觉的过程性信息,所以后来的很多研究都采用眼动范式来研究场景知觉,并且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结果(Boyee&Pollatsek,1992;DeGraef,Chisfiaens,&d'Ydewalle,1990;Friedman,1979;Underwood,Templeman,Lamming,&Foulsham,2008)。
虽然眼动能够获得很多过程性信息,但是眼动范式也有它的局限性。由于眼动很容易受到其他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以必须进行严格的实验控制,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才能很好地解释自变量的影响作用。此外,对场景知觉的眼动研究中十分重视第一次注视持续时间,把它作为场景中物体识别的重要指标(DeGraef,Chistiaens,&d'Ydewalle,1990)。但是,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第一次注视持续时间反映的是物体识别时间,还是随后的其他加工。除非有进一步的证据或者其他方式的辅助,否则单独靠眼动范式不能很好地解释对场景的知觉和加工。
3.2背景提示范式
在知觉场景时,背景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比如:背景可以提供场景定物体可能的位置信息、大小信息以及物体与场景的关系信息等。对于视觉背景信息的加工能够为我们更有效地了解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提供良好的基础。MarvinChun(2000)在综述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有关背景提示范式的一些情况。背景提示范式主要是基于视觉搜索研究发展而来,目的在于探讨场景背景对目标搜索的影响。研究要求被试在由不规则L构成空间背景中搜索目标字母T,同时判断字母T的倾斜方向。实验控制了背景的布局差异,一种情况中,T出现方向变化,但是其背景中的干扰项L的空间布局和颜色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情况被称为旧背景组。另外一种情况被称为新背景组,在这组中仍然变化T的方向,但是其出现的背景中的干扰项L也进行了相应的空间位置变化,如图3上图所示。结果发现,旧背景组的反应时要低于新背景组。这种重复出现的背景布局能够提高被试的反应速度,具有提示的作用,被称为背景提示(contextualcueing)。有趣的是,当实验结束后,要求被试对新旧背景组进行再认时,两组被试问没有差异,判断的水平接近猜测水平。研究者认为被试对这种不变的旧背景的学习是内隐的,不需要有意识的编码和记忆(Chun&Jiang,1998)。
随后,研究者(Chun&Jiang,1999)把原来的空间背景提示改变为物体的相互关系提示,实验的刺激形式如图3下图所示。目标物为垂直方向对称的图形,其他不以垂直方向对称的图形为干扰项,构成背景空间。实验为了更好地排除其他干扰,反应结束后,原来的所有刺激图形被一些探测字母替代,要求被试报告目标图形出现位置的字母。实验仍然分为新旧两组,旧组为目标图形与一些特定的干扰图形成对出现;新组为目标图形和干扰图形的出现是随机分派的。结果发现,被试对目标图形与干扰图形成对一致出现的刺激反应时更短。在此基础上,Chun等采用动态事件提示(dynamiceventcueing)和3D刺激材料作为实验材料,得出了一致的结果(Chua&Chun,2003;Chun&Jiang,1999),即搜索的目标物与特定背景的重复出现会利于视觉搜索。背景提示范式从总体上来说是支持视觉的自上而下加工的,它的理论假设认为视觉的背景信息可以促进场景的加工。
Brockmole和Henderson等(Brockmole,Castclhano,&Henderson,2006;Brockmole,Hambrick,Windisch,&Henderson,inpress;Brockmole&Henderson。2006a)把这种范式应用到真实场景知觉中。真实的场景不同于随机排列的字母和图形,它们是连贯的,信息丰富的,背景与目标间联系也更加复杂。这种情况下,背景提示是如何对场景加工起作用的?背景提示是来自于场景的总体信息还是局部信息?这些都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研究者首先把T和L作为目标物嵌入到真实场景中,目标物在场景中出现的位置是固定的。在新背景组中目标物出现的场景每次都是变化的,旧背景组则反复呈现8个场景。结果发现,旧背景组对目标字母的搜索时间更快。与Chun的结果不同的是,对被试进行新旧场景背景的再认发现,被试对旧场景背景的再认好于新场景背景,且正确率高于猜测水平(Brockmole&Henderson,2006a)。相对随机的字母和无意义图形而言,场景更加的形象和具有意义,其记忆更多的是外显记忆。这些研究结果也得到了眼动数据的支持,发现被试对反复呈现的背景组的目标字母注视更少(Brockmole&Henderson,2006b)。此外,Brockmole等通过变化场景中整体和局部背景布局来操纵不同的背景提示,考查了整体和局部背景提示对目标字母视觉搜索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真实场景背景条件下,背景提示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整体的背景提示(Brockmole,Castelhano。&Henderson,2006)。此外,Brockmole等(inpress)采用象棋专家和新手作为被试,要求被试搜索国际象棋棋谱中的目标字母。结果发现,在重复呈现情况下,有意义棋局对搜索的促进作用专家要比新手高四倍。无意义棋局对专家的搜索促进作用减半。
3.3物体觉察范式
物体觉察范式把场景中目标物体的觉察准确性作为物体觉察与否的指标。Biederman(1972)最早采用了这种实验范式。在其随后的研究中完善了这种范式,并将其命名为物体觉察范式,而且得出了有意义的研究结果(Biederman,1981;Biederman,Mezzanotte,&Rabinowitz,1982)。经典的物体觉察范式见图4。实验首先给被试呈现目标物体的名称,然后呈现一个注视点,接着呈现场景刺激,然后是一个由无意义线条构成的掩蔽,在掩蔽上有一个圆圈提示目标物体出现的位置,最后让被试做是否的判断并记录其反应时。目标物位置提示可以出现在场景出现前也可以在其后,如果位置提示出现在场景呈现前,则反应时的记录从场景呈现结束后开始。但是,经典的物体觉察范式受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首先,由于混乱场景引入新的轮廓,导致正常场景和混乱场景在视觉方面的复杂性是不对等的,使得实验结果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其次,被试可以根据正常场景来编码物体的位置关系,从而选择那些可能在提示位置出现的物体,而这在混乱场景中很难做到。
针对经典范式的不足,研究者(Boyce,Pollatsek,&Rayner,1989;Hollingworth&Henderson,1998)对实验范式进行了改进。其中一点就是采用了信号检测的方法,即通过测量的敏感性体现实验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虽然信号检测方法能够控制一些反应偏向,但是实验还是不能把反应偏向从敏感性测量中去除。当研究者改进了设计来控制被试的反应偏向后。却没有发现先前的实验结果。此外,Hollingworth和Henderson(1998)还对目标物体出现前给予位置提示提出了质疑。认为反应前对要出
现的目标物给予位置提示会导致实验结果出现人为的偏向。他们改进了实验范式,把对目标物体呈现位置的提示放在场景呈现之后,却发现了与先前研究不同的结果。他们把这种改进后的实验呈现命名为场景后强迫判别(post-sceneforced-choicediscriminationprocedure)。在后来的研究中(Castelhano&Henderson,2005),研究者在强迫判别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改变,以适应不同的研究目的,在此不再赘述。
3.4变化觉察范式
变化觉察范式与物体觉察类似,都是对场景中的物体进行觉察,但是二者在变化方式上存在差异,所以把它作为一种单独的方式介绍。变化觉察的基本范式是给被试看一张场景图片,在观看过程中的某一时间,将场景图片中的一个具体物体改变,考察被试在之后的观看过程中能不能探测到前后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只是图片中的一个物体或细节发生了变化,场景的其他成分与原来一致,所以通过觉察反应判断被试是否觉察到了该变化,即可判断是否对场景有正确的视觉记忆。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变化觉察范式有两种不同的形式:闪烁范式(flickerparadigm)和眼动控制的变化觉察范式。
闪烁范式主要探讨在眼跳过程中对场景的知觉和表征。研究(Henderson,1997)发现人的视觉系统在眼跳过程中不能保持详细的视觉表象。Rensink等人(1997)最早采用这种范式来考查人们在场景知觉过程中的变化视盲(changeblindness)现象。具体形式为呈现场景A240ms,然后呈现灰屏80ms,接下来按同样方式呈现改变后的场景A’,然后一直反复地呈现这两个场景60s,直到被试按键报告发现真正的差异停止实验。呈现灰屏的目的在于干扰视网膜对信息的暂时停留。场景A和A’除了场景中单个物体存在明显的变化外(比如:颜色改变、某个部分缺失等),其他背景信息均相同。结果发现被试很难发现前后场景的差异。随后的实验中,Rensink等改变了呈现形式,仍有很大一部分被试不能发现前后场景的变化。研究认为通过眼跳很难保持视觉表征的信息,除非积极地投入注意并且进行编码。这种对场景的变化视盲现象在Levin和Simons(1997)的动态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已有的变化觉察范式存在一个逻辑前提,即被试在变化发生之前看过这个物体。但事实上,由于场景观看不像文字阅读那样有着固定的顺序。被试在观看中可以按照任意的方式进行,所以就无法判断在变化发生前被试是否注视过这个物体。而且,闪烁范式的眼跳受到了人为灰屏的干扰,与正常观看中的眼跳存在差异。研究者(Hollingworth&Henderson,2002)针对此问题,改进了变化觉察范式。他们引入了眼动跟踪技术,根据被试的注视情况来确定何时变化目标物,分成注视后变化和注视前变化,具体形式见图5。图中B区为中央区域,A区为目标区域,它包含着目标物。C区是变化启动区域,这个区域一般都设置得离A区较远,这保证了被试在看这个区域时,通过边缘视觉无法觉察到A区的变化。
在场景呈现之前,要求被试注视屏幕中央的点,保证被试最初的注视点在中央区域。在注视后变化中,被试对目标物区域A的注视时间超过90ms后,当注视点离开该区域时就会激活变化启动区域C,之后只要被试的注视点到达区域C时,就会将区域A中的物体变化成为另一物体。然后,考察被试在之后的观看中再次注视区域A时有没有发现这个物体的变化(Rensink,2000),或者在A区的平均注视持续时间有没有显著地长于其他区域(Brockmole&Henderson,2005)。此范式保证了被试在物体变化之前对该物体进行了注视。在注视前变化中,当被试的注视点离开了中央区域B时,启动变化区域C就被激活。这时,如果在没有注视A区之前先注视了C区,只要被试的注视点到达区域C时,就会将区域A中的物体变化成为另一物体。然后,考察当被试在之后的观看中注视到A时有没有发现变化。这种情况下,被试在物体变化前没有注视过该物体,所以不能发现A的变化。因此,可以将这种情况作为基线水平,这样可以去除猜测或经验推理等对变化觉察的影响。
后来Henderson等人(Henderson,Broclanole。&Gajewski,2008;Henderson&Hollingworth,2003)进一步完善了眼动控制的变化觉察范式,使得这种范式更好地服务于场景知觉中物体变化觉察的研究。采用眼动控制的变化觉察范式得出了与闪烁范式类似的结果,被试仍然很难发现前后场景的变化。以上的研究结果说明无论眼跳还是注视中,局部的动态信息如果在输入过程中受到干扰或屏蔽,那么场景的变化很难被觉察到。
3.5点线索追随范式
点线索追随范式是结合原来物体觉察判断和眼动注视的改进形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实验的内部效度。在介绍点线索追随前,先简单介绍迫选再认任务(forced-ehoieerecognition)。迫选再认任务在原来物体觉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任务首先给被试看一个包含着很多物体的场景一段时间,看完之后呈现两个再认场景,这两个再认场景和原来看过的场景是一样的,但其中有一张场景中的某个物体发生了变化,让被试判断,哪个场景中的那个物体和原来的物体一样。这样通过被试反应的正确率就可以判断被试对物体的视觉记忆的成绩(Hollingworth,2003;Hollingworth&Henderson,2002)。
迫选再认任务是在看完一个场景之后对目标物进行迫选再认,但是由于场景中包含着多个物体,那么必然有的物体先看到,有的物体后看到,有的物体注视时间短,有的物体注视时间长。因此无法准确判断目标物与测试之间的时间间隔,无法考察视觉记忆的保持时间问题。针对这种情况,Hollingworth(2004)设计了点线索追随范式,来研究场景视觉短时记忆的保持和信息加工问题,参见图6。该范式在呈现场景过程中,有一个点线索会依次指向各个物体,要求被试在观看过程中,眼睛追随点线索进行注视,即点线索在哪个物体上,被试就看哪个物体。这样就可以保证场景中所有的物体都被注视到,并且保证加工的时间基本一致。最重要的是,可以操纵某个目标物体是在什么时间被注视,通过计算目标物与测试之间间隔了多少个物体(即点线索指向了多少个物体)就可以推算出目标物注视到测试之间的时间间隔。结果发现,物体的视觉记忆在间隔0~4个物体的情况下,成绩不断下降,但间隔4个物体与间隔10个物体的成绩差异不显著,此时的正确率保持在80%左右。根据这一结果,研究者提出视觉记忆的有关理论假设,即视觉记忆可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且容量较大。
4.小结
通过介绍可以发现,场景知觉作为高水平知觉的重要部分,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而且随着眼动和实验技术的进步,使得研究复杂视觉环境的知觉和加工成为了可能。对场景知觉的研究,不仅提高了原有视觉研究的外部效度,也为更好地理解视觉加工的机制和过程提供了新的启发。但是由于场景知觉的研究还不成熟,仍有很多的问题有待于深入探讨和解决。
首先,很多的研究对场景的概念和定义缺乏严格一致的标准,这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对于场景的定义仍然比较模糊,而且对场景中的物体和背景有时也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所以很多的研究都使用一些图片等刺激代表场景,模糊地界定场景,避免谈及场景具体界定。第二,场景刺激差异很大,很多早期的研究采用一些简单的线条画(Friedman,1979;Loffus&Mackworth,1978),但是后来的研究(Davenport,2007;Henderson,2005)都采用彩色的图片或者3D立体图片作为场景刺激。场景刺激的差异导致很多的研究结果难以直接比较,从而导致一些场景理论可能在一些特定刺激上成立,但是不一定适合其他的场景刺激。所以,仍需要一些研究能够整合已有的研究,探讨不同材料对场景知觉的影响。
其次,如何根据各个范式的特点对视觉加工理论进行整合是场景知觉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不同的实验范式会带来实验结果的差异,进而产生了不同的视觉加工理论。例如对于是否存在跨眼跳的视觉表征保持这一问题,采用闪烁范式研究得到的结果发现视觉表征在跨眼跳后迅速衰退、无法保持(Henderson&Hollmgworth,2003;Levin&Simons,1997):而采用迫选任务的结果则证实了视觉表征在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中的存在(Hollmgworth&Henderson,2002;Rensink,2000)。事实上,这两种范式考察的内容是不同的,前者考察的是点对点的低水平的感觉痕迹,而后者考察的是从精确的感觉信息中抽离出的视觉表征。所以,将来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整合已有的研究结果,提出比较普适的理论。
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范文篇12
Abbott(2004研究得出,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独立性和活跃性与财务报告重述显著负相关。Goh(2009认为规模大,独立性强,专业性强的审计委员会更能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并及时进行整改,有利于重树投资者的信心。Schmidt(2013研究表明专业性强的审计委员会和质量高的审计师与财务报告重述的详细信息的及时披露相关。王雄元和管考磊C2006)实证研究发现高独立性、高学历的审计委员会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显著相关,但专业性、频繁的会议对财务信息质量并没有明显的帮助。吴清华和田高良(2008实证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与审计委员会的引入概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且股权结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需求动因。向锐C2012)得出最终控制人产权国有性质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显著正相关。卢锐等(2011研究发现,相比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相对较差,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之间则没有明显差异。刘启亮等(2012实证发现相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协同性更加显著。因此,本文将基于产权性质通过对审计委员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思路,把产权性质、审计委员会和内部控制三者联系起来,实证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不同产权下审计委员会的规模和活跃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当前,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改制后的上市公司依然是国有控股,因而,这些国有上市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国有企业的双重公司目标和治理结构(信息沟通困难,受到政府行政干预(钟海燕,2010),内部人控制的问题(钟海燕,2010)。为了应对国有上市公司复杂的治理结构,提升信息沟通效率,保障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应设立相对较大的审计委员会和召开更多的会议,保证审计委员会成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协调和监督各部门对内部控制的实施,以及时高效地解决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非国有上市公司由于经营目标明确,治理结构清晰,信息沟通高效,因而,一个规模适中、具有一定活跃性的审计委员会即可保证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即是说,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规模和活跃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据此提出假设H1,H2。
H1: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相对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
H2: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相对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活跃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二不同产权下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和专业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规模大,独立性强,专业性强的审计委员会更能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并及时进行整改,有利于重树投资者的信心(Goh,2009,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重要保障。余明桂(2008研究表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Allen(2003认为政府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最终控制人,主导着商业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导致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更多地向国有企业倾斜,而私有企业较难获得到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出于树立投资者信心,为自己营造一个有利的融资环境,免于监管机构的处罚,非国有上市公司更有动机
提高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和财务会计专业背景人员的比例,并且独立董事和财务会计专业背景人员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独立专业地制定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并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专业的应对方案,以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即是说,非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和专业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据此提出假设H3,H4。
H3: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相对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H4: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相对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专业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择2011年的深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由于深市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在会计计量和业务性质等方面具有特殊性,相互间缺乏可比性,因此,本文仅选择2011年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还进行了如下样本筛选程序(1)剔除内部控制质量缺失的公司;(2剔除审计委员会数据缺乏的公司(3剔除产权性质数据和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金融类公司。经过上诉筛选后,最终样本容量为188个,其中非国有上市公司67个,地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76个,中央政府控制上市公司45个。数据来源说明如下: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指标内部控制指数通过迪博数据库(DIB)中内部控制指数库获得;产权性质的数据根据国泰安数据库中数据和迪博数据库整理得到审计委员会特征(规模、独立性、专业性和活跃'性数据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提供的审计委员会成员、背景资料以及公司年报整理获得;控制变量数据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年报及相关公告整理而得。采用SPSS19统计分析软件和Exce12007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本文在控制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实际控制人类型、董事会特征(规模、独立性、专业性)等影响审计委员会特征和内部控制质量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本文参考刘笑霞(2013的研究方法,建立如下回归模型:Ln(ICQ)=p0+p1ACSize+p2ACIndepen1+p3ACIndepen2+p4ACProf1+p5ACPro12+p6ACActive+p7CHoldshare+p8Bsize+p9BIndepen+p10BProf+p11ln(CSize+p12DAR+p13ROE+e(1)其中,ACSize、ACIndepen1、ACIndepen2、ACProf1、ACP-ro12、ACActive是反映审计委员会特征(规模、独立性、专业性、活跃性)的变量tHoldshare是反映产权性质的变量;Bsize、BIndepen、BProf是反映董事会特征的变量,它们和CSize、DAR、ROE构成模型控制变量;e是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模型(1)用来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特征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假设H1、H2、H3、H4。有关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对于连续性变量已按两端各1%进行了W'nsorize处理,统计结果见表2。(1内部控制质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就内部控制质量(以内部控制指数衡量来说,国有上市公司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相同产权性质下,不同公司之间内部控制质量的差距,非国有公司比国有公司小,这说明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参差不齐,而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相差不大,原因在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出于避免监管机构的惩罚,树立投资者的信心等考虑都尽心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而国有公司的国有背景使得他们具有某些政策优势(如融资渠道多样化,贷款易获得性等导致国有公司间对内部控制质量的要求不同。(2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表2归纳整理得到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特征,见表3。首先,审计委员会的规模。就平均水平来说,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大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但差异不明显且审计委员会人数大多在3-4人之间。其次,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率,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大于地方政府控制、非国有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差别不大;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是否为独立董事,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比例大于地方政府控制、非国有的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差别不大。总体来看,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独立性强于地方政府控制、非国有的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差别不大。第三,审计委员会专业性。审计委员会中财务会。
(二)相关性分析本文对全样本变量进行了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委员会特征中的规模、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召集人的独立性、审计委员会中专业人员所占比例、召集人的专业性以及活跃性之间呈正相关,与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初步证明上述理论假设的正确性。但相关性都不明显,还需进一步通过回归检验结果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是说,审计委员会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专业性越强,活跃性越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低。由于所有主要回归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25,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的建立是科学可行的。
(三不同产权性质下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5)表明,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规模、独立性、专业性和活跃性均与内部控制质量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对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专业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规模、活跃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较小。(1)不同性质下审计委员会规模、活跃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据实证结果(见表5,在一定范围内,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规模越大,活跃性越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相对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规模、活跃性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更大,假设H1、H2得到验证。这说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双重公司目标,导致内部信息沟通不畅,效率低下,进而阻碍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以及出现问题的及时解决。因而,国有上市公司需要设立相对较大、活跃性较高的审计委员会,以保证审计委员会成员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协调公司内部关系,提升信息沟通效率,及时高效地解决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相似地,在一定范围内,相对地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中央政府控制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规模、活跃性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更大。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复杂,以及受到多重领导,信息沟通不畅,进而阻碍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以及出现问题的及时解决。因而,地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需要设立相对较大,活跃性较高的审计委员会,以及时高效地解决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2不同性质下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专业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据实证结果(见表5),相对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和财务会计专业背景人员的比例,并且独立董事和财务会计专业背景人员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即非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专业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假设H3、4得到验证。这说明出于树立投资者信心,为自己营造一个有利的融资环境,免于监管机构的处罚,非国有上市公司更有动机提高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和财务会计专业背景人员的比例,并且由独立董事和财注分别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0.05、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务会计专业背景人员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以保证审计委员会独立专业地制定内部控制制度并确保其施行,及时高效地对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专业的应对方案,以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相似地,相对地方政府控制上市公司,中央政府控制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和财务会计专业背景人员的比例,并且由独立董事和财务会计专业背景人员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即非国有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专业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大。这说明受到相关监管机构严格的监督,中央政府控制上市公司更有动机提高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和财务会计专业背景人员的比例,并且由独立董事和财务会计专业背景人员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以保证审计委员会独立专业地制定内部控制制度并确保其施行,以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四)稳健性检验本文通过以下方式对上述实证检验结果进行稳定性检验。第一,采用以前学者的研究研究方法,仅用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财务会计人员所占的比例分别代表独立性、专业性。第二,对控制变量进行替换,用公司期末总资产代替公司规模,同时加入销售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经过上述一种或多种方式的替换,实证数据均表明,本文实证结果是可靠的。
五、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