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销商发言稿范例(3篇)
经销商发言稿范文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风景如画的B酒店隆重的召开A公司20XX年度全国经销商大会!首先，对各位在百忙之中莅临本次会议深感荣幸，同时对全国各地经销商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本次会议我们将和广大经销商朋友一同分享公司XX年销售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明确A公司未来的品牌发展规划，并确立A公司20XX年的营销战略，布局20XX年全国的销售工作，同时我们将对多年以来为A公司公司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优秀经销商们进行表彰和奖励。
20XX年，A公司利用资本及品牌优势，从容的应对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应对市场变化时进行了有效的转型，抢占先机，超越了大部分的竞争者，实现了逆势高速增长，达到了跨越式的发展目标。在这一年里，我们公司的营业收入突飞猛进，我们的业务领域不断的扩展，我们的企业品牌更加的深入人心。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大家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圆满的完成了XX年的各项工作指标。回顾20XX年，A公司在行业形势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公司依然实现了民品超过17%、灯具超过40%的高增长，当然这离不开在座的广大经销商对A公司的大力支持。
20XX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在很多企业认为是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时，却反其道而行之，视危机为发展的时机，加大市场投入力度，抢占优势广告资源。目前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和城市人气地段、专业市场等显著位置均能见到户外广告的身影。
A公司作为中国绿色照明企业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一直以来积极参与我国的绿色照明推广活动。凭借过硬的产品竞争力、品牌美誉度以及历年来在大型项目中的突出表现，再次助力国家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XX年A公司依托自己的实力和专业的推广队伍，再次创下了超出国家任务的佳绩，完满完成了20XX年全国节能改造推广任务。同时通过推广政府补贴产品，有效带动其他配套节能产品的销售;通过联合国家、各中标地区政府对本次推广活动进行宣传、推动，快速有效的提升了我司品牌形象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
20XX年是A公司的一个整合年，整个市场营销策略都在不断地向现代运营模式过度。过去A公司虽然占到的时常份额也很大，但是由于一直采取传统的运作模式，总有一种力量打不出去的感觉，无法发挥A公司品牌的强大影响力。所以在XX年初我们顺应市场发展需要，整合业内优秀资源与优秀的经销商，建立多渠道运营模式。新的营销模式的建立一方面是适应行业发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更是公司自身在寻求突破与蜕变。20XX年A公司将继续在这种多渠道的基础之上，将多渠道销售的优势与运营中心的优势相对接。
渠道之于企业，就像发达的树根之于参天大树一样，它为市场提供养分并确保其具有良好的吸收能力。渠道驱动战略，是A公司成长的主要动力。A公司多层次的渠道进化步骤，已经内化为自身的成长基因。
近几年来，A公司对渠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和精细化改造，全国终端拥有近百家省级运营中心、数百家品牌形象店及上千个终端分销网络，分层覆盖了全国各级市场，渠道的不断完善也是使FSL系列产品快速占领市场重要因素。
在新的一年里，公司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终端渠道的建设上，提升专卖店在终端表现力，培养终端营销赢利新模式，走务实的发展之路。重视二、三级市场，面向广大农村市场，深耕细作。在市场开拓上加大力度，加大投入，在全面开发网点，深耕渠道的同时，优化二级分销网络，进行渠道优化升级。同时公司也将在各方面全国最大限度的支持，除销售政策支持外，专卖渠道投入、市场推广、促销活动、人员配备等都将一一落到实处。
面对20XX年，在机遇面前，A公司已抢先发力，为企业的纵深发展做好了充足准备。公司将继续完善运营中心模式，加强二级分销网络建设，加强对地级经销商的扶持力度，使渠道向终端延伸。同时公司将不断丰富产品系列，在扩大节能灯、T8、T5系列产品的产能基础上，加快新产品的研发速度，将推出LED新产品系列、排插系列、浴霸灯系列、商照新品系列、办公照明系列等。
经销商发言稿范文篇2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在发育成熟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统一的、严谨有序的图书市场秩序还没有确立。各种质量参差不齐的图书竞相出版，造成图书出版界近年来的空前“繁荣”，每年出版总量约22万种，平均每天出版600余种。可是仔细回顾一下，如果没有占图书销售总量70%以上的教材教辅类图书支撑图书出版业的大局，如果各出版社不是依靠教材的丰厚利润维持出版社的运作，单靠畅销书、一般图书和竞争近乎残酷、发行成本接近底限的教辅图书，那么相当数量的出版社势必一败涂地。随着社会情绪的浮躁心态和精神文化快餐化现象的加剧，导致大量书稿质量低劣的出版物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书店的大雅之堂，让许多编辑扪心自问和认真反思，到底谁颠覆了图书出版的三审制度？
一、一哄而起的“事业部制”的理念，淡化了编辑的精品策划意识
目前，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部分出版社不根据自己的社情出发，一哄而起，极力推行“事业部制”的理念，开始奉行畅销书政策，实行编辑全程负责制。出版畅销书意味着出版流程周期的大幅度缩短，书稿的审读流程缩水，复审、终审没有相对充裕的审稿时间从内容和形式上把握书稿的质量。没有经过严格审读把关的图书，很难说是品质较高的出版物。当前的畅销书基本上是对当代精神文化需求快餐化现象的迎合，事实上加剧了社会情况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当前赶时效的教辅图书相当数量是重复复制、互相抄袭的产物，一把剪刀，一瓶浆糊，稍稍更改形式，同时为几家出版单位供“货”。由于出书的时间紧迫，更因为赶上营销的档期永远是第一位的，书稿的质量往往被忽视，书稿的审阅也只不过变成了编辑例行的加工和挖空心思的形式设计，复审、终审的签字也只是履行一个发稿手续而已。
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出版社的编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图书编辑，而是需要具体参与编辑、出版、印制、营销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从2000年开始，一些出版社为寻求商机，企图在制度上进行更新，一时间“事业部制”式的构建一哄而起，几十个人的出版社都成立了8个―10个事业部，实行编辑全程负责制，其实就是编、印、发一条龙。表面上看是为每个事业部搭建了一个平台，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每个事业部什么书都可以出版，似乎很公平。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忽视了人的知识结构，忽视了专业分工，忽视了个性发展、专业发展。事实上，每个事业部2人―3人成了出版社分社，这个事业部怎么能承担如此重任。编辑需要面对巨大的库存、大面积退货、拖欠货款、出版社主发图书的分销模式所带来的全部风险、工资收入与图书的效益直接挂钩的巨大压力。如此一来，这些编辑人员无暇分身以选题策划、图书品质、图书品牌和出版社品牌建设为主要目标，编辑的精品意识越发淡薄。他们经常是采取与地域教育行政部门联手，以越来越快的出版节奏、多而不精的选题、大规模重复的项目、大而不当的印数、发货误差、普遍的发行效率把出版业搞得更糟。部分编辑也逐步沦落为商业化、市侩的出版“经纪人”，出版社内“市场经济”的探路人。在这种快节奏的重复出版过程中，似乎编辑增加了市场意识，实则是权力寻租的“帮凶”，即使项目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对于出版社而言也是极少的，绝大部分好处却流入腐败官员和书商的口袋。相反，出版社原有的品牌品种被一个个小的利益集团分割，编辑的精品意识和策划意识已被逐步淡化。如果编辑的思想观念松懈了，那么书稿的审读和流程也只不过是为这种短、平、快的出版方式服务，终复审书稿也只是形式而已。
二、合作出版和变相买卖书号，削弱了出版社对书稿编辑过程的管理
曾几何时，全国一夜之间冒出几千个工作室，风风火火的工作室红极一时，找信息，搞选题，买书号，编书稿，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工作室很少讲求出版物的质量，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统统被置于脑后，相当一部分工作室找那些迎合某些读者不良趣味的东西或者屡屡重复出版的应试教育训练类选题来出书。更有甚者，一些编辑利欲熏心，以低价格从作者中购得书稿，然后以作者名义以高价位再和出版社签订协议，套取稿费，逃避选题四阶段论证，美其名曰“事业部负责制”，给出版社造成很大亏损。
国家规定不能买卖书号，但市面上的“垃圾”书和书商经营的图书却总是有正规书号，还美其名曰“合作出版”“项目合作”，这是出版界公开的秘密，也是出版业管理者的尴尬。合作出版背后的实质就是书号资源的变相买卖，但是这种方式比书号的裸买卖显然更隐蔽些，这些书稿的组稿和书稿内容往往是由出版社“合作”的书商一方组织，书稿的编辑、发稿手续均在出版社，但是出版、印制、发行均由书商进行控制，最后仅仅给出版社分享一份微薄的利润，其主要的控制权和收益均在书商的手中。至于图书的实际印数多寡，实际发行销售多少，这其中的数字游戏，全凭书商的良心和诚信，出版社是无法监控的。对于此类型书稿，出版社的审稿制度是苍白无力的，连退稿与否的权力都没有，更不用说所坚持按质量审读书稿。相对而言，这种合作出书给出版社的编辑审稿时间是极为短暂的，一般都是随到随发，很难说责任编辑能够详细审读书稿的内容，审读书稿的过程就是编辑标注体例的过程，复审和终审也只不过是签名而已。
三、重复出版和跟风克隆，使编辑审读过程只注重形式而不强调内容
重复出版和跟风克隆是目前中国出版业的一大弊端，是中国图书业的常规动作和最大特色，每一本畅销书都是一辆公共汽车，大家一起往上挤。形式上的跟风无可厚非，内容品质的急就章严重影响了图书出版物的质量和出版界的信誉。“经典”“宝典”“隐私”“奶酪”教辅类等图书的跟风克隆，一个几十个人的出版社竟然出版2大套―3大套教辅书，系统发行的、市场发行的、黑白的、双色的等等形式不一，但内容基本相似。一个简笔画在出版社内部就有6个―7个不同的版本，幼儿园、学前班3个―4个版本，使图书出版在表面上看来是何其繁荣，实则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在跟风克隆的过程中，图书的编辑策划人员大多怀着急功近利的思想，为了赶上此类图书的销售热潮期和发行档期，在书稿的审读环节，往往是朝“前”和“钱”看，尽量缩短审稿时间，尽量加快出版流程，从实际上忽略了编辑审稿的具体过程。此类图书的编辑和审读，犹如是在与时间赛跑，书稿本身质量就不高，再加上初审质量的难以保证，复审、终审迫于流程、走走形式，一部部克隆图书竞相上市，好不热闹，但真正的出版效益有多少？
四、松散的编辑管理制度，使编辑的审稿意识淡薄
一般而言，出版社都应该有严格的编辑管理条例，对编辑审稿制度给予明确规定，对不同类型的书稿指定专人进行审读，并且要有一定的制度严格监督规定的实施与否。
随着出版产业调整期和所谓市场经济的到来，在图书市场还不规范混乱时期，时下出版单位的运作方式亦开始步“改革”的后尘，逐步“个体化”，有一部分编辑“脱颖而出”，通过与一些工作室“勾结”，成为出版社内的“包工头”和“项目责任人”，出版社对其实行特殊的编辑管理政策。虽然书稿的生产源源不断、规模浩大，但书稿的质量和图书的市场反响却不令人乐观。此类书稿基本上是为了部分人员的利益而列选的内容重复的选题，此类书稿的审稿基本上是流于形式，没有切实执行审稿规定。书稿的出版与否，责任编辑无权下结论和建议，书稿的发稿日期和出书日期的间隔越来越短，责任编辑拿到书稿后根本没有仔细审阅书稿的内容质量的意识和审稿时间，仅仅是进行体例标注和形式加工，终审、复审也是在发稿的责任编辑的紧急催促下草草签字，根本没有时间仔细审阅书稿。有的甚至是随便找人签字，如此审稿，势必会逐步淡化编辑的审稿意识，逐步使审稿流程趋于形式化。
目前，出版社管理系统信息化的滞后，也直接影响到编辑管理流程的信息化管理，使编辑管理过程中不时掺杂人情因素和个人意志，有时候碍于情面，出版社的管理者对不符合审稿规定的书稿开绿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管理条例和制度的严格实施。笔者认为，加快管理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可以打破无视制度的“权威”，也可以严格管理编辑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针对具体的环节，而不是针对某某具体的人员，有助于管理制度的公平实施，有助于使编辑审稿制度的内容落到实处。
五、对审稿资质标准的认定不够严格，不利于编辑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编辑出版的从业人员需要获得资格准入证书，编辑的审稿资质认定也有一定的标准规定。一般而言，出版社领导应该制定不同类型书稿的审稿人员名单，委托其行使终复审书稿的权力。审稿是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审稿人员也应对书稿的质量把关，审稿者必须具备较高的学识水平，熟悉编辑业务，有较好的政治思想素养，因此复审、终审人员的选择应该对其资质仔细认定。
编辑出版从业人员有一个经验积累和出版专业知识再学习的过程，因此具备一定职称和专业职务的人才具有终、复审书稿的资质，但是如今一些出版社无视《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一部书稿互相找几个人签签字就发稿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样，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审读书稿，这是对出版社管理制度的亵渎，直接关系到书稿的编辑质量和影响到新从业编辑人员的审稿意识。审稿流程的形式化，对编辑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是及其不利的，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审稿制度严肃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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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利益；林纾；转变；作用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文人，读书与做官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即“中国文人下的是宦海”[1]5，而非“商海”。近代以降，西方对国人浮游于“宦海”的行为不以为然，认为“民四之中，亦惟士为最穷，盖读书而发迹，百人中一人，而其余皆刻苦用功，耻言货利。苟不上进，则终其身于教读而已，而其子若孙犹复世守青毡，不知变计，何自苦为哉？”[2]194。随着时间的发展，国人的“浮游于‘宦海’的思想渐次消弱、著书立说‘以易笔墨之资者’日见其多”。转变过程中，“孔方兄”这个为历代文人所不耻谈论的词语起了决定性作用。林纾因其在近代社会中的地位而成为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文学家。1897年，因母亡妻丧而情绪低落的林纾在王寿昌的提议下，与其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这部译作，改变了林纾的命运。
一、“山人无计奈他何”
当林纾的译著《茶花女遗事》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在出版界打拼多年的汪康年看到此书巨大的经济效益，想出版此书“以津贴馆中经费”。[3]1160林纾认为“此举至妥至善”[3]1160，但获取稿费的思想却与此时的林纾无任何关联，他认为译书的目的是“冀吾同胞惊醒”，而非“谋利”。高凤谦与汪康年商谈“《茶花女遗事》印成，即托尊处代售”[3]1652，但售书只是“欲收回成本，并无图利之心”。汪康年想在报纸上连载此书，还是高凤谦提出“报章风行，得阅者既多，恐碍此书销路”，如果汪康年能提供雕、刷费用，便“可将原版奉送”[3]1653。作为商人的高凤谦认可收取费用以转让“版权”，这只是书商个人的想法，因此汪康年在报纸上曾提到曾付“润笔费”，林纾对此极为反感，他认为自己“游戏笔墨”原无“受资之念”，[3]1159书中虽隐去其名，“而冷红生三字颇有识者，似微有不便”，[3]1159所以要汪康年登报，“下用小字写：前报所云，致巨资为福建某君翻译此书润笔，兹某君不受，由本处捐送福建蚕学会”[3]1159。此时的林纾仍未跳出窠臼，固执于传统文人的“清白”。随后，汪康年在报纸上再次提到“重价购买”，使得林纾极为不满。在要求汪康年无果的情况下，转而诉求于高凤谦，力求汪康年“将[重价购取]一语删去，但云译书人不受酬资，只收版价而已”[3]1654。高凤谦在与汪康年的信中提到“此书魏君所刊，林、王二君不愿得酬资，尊处之款，自当以归魏君”[3]1654。
既然林纾不受酬资，因此就“断无虚被重价购买之名”，[3]1655但林纾的交游范围很广，“此书虽不署名，然人多知为出其手也”，[3]1655所以他才多次要求汪康年登报说明“译者不受酬资，只收回刻工而已”。[3]1655经过高、汪协商，在确定了版价“亦拟以助蚕学”的原则后，林纾就要求汪康年用大号铅字登报，声明“此书闽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版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版价若干元捐入福建蚕桑公学。”[3]1656进而再登告白曰“此书为福建某君所译，本馆喜其新颖，拟用重价购买。承译者高义不受酬资，只收原刻版价，并将原版寄来”。[3]1658以此表明自身清白。与其相反，此时曾出国留学的陈寿彭却明确要求汪康年给予翻译费用，他要求“译费至少实收一千五百元”[3]2039。二人思想的差异证明了此时的知识分子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期。林纾虽然同陈寿彭、严复一样，也是“家累极重”，其夫人甚至“患先生贫薄，莫能赡养家人，为私请于外舅，更助膏火”，[5]9，他也曾写诗自嘲道“山人无计奈他何”。但他宁可“教读笔墨之馆”，[3]1160也不要汪康年提供的“润笔费”，或者说其力拒“润笔费”，甚至不惜放下书生架子与汪、高多次交涉，就是担心收取费用影响到自己的名声。从双方交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林纾当时确实无收取费用的思想。因此，此时林纾的思想仍未脱离传统“重名声高于重利益的思想”，侧面也证明“稿费”思想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还未形成真正的市场，他们的思想仍停留在近代以前的水平。
随着时间的发展，正处于转折期的林纾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翻译西方小说上，他认为“中国积习，人非得官不贵”，[4]57但爱国却“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4]58此时爱国之心占据了其思想的主导。林纾为人耿直，如他在1895年分校试卷时“有谋生者，怀百金，过先生，冀夤缘得首列”，[5]9被他拒绝。耿直的性格、无固定收入使得林纾生活艰难。此时的晚清社会已经流行稿费，当时还未出现职业作家，收取稿费的是一些职业翻译家，林纾的翻译虽需与别人合作，但较高的国学素养使他已具备了职业翻译家的素养。各种迹象表明，距其思想发生变化已为期不远。
二、“笑骂由他耳自聋”
1903年，林译《伊索寓言》在商务出版，这时的林纾已经出现了变化，即他已经有了“稿费”思想，他的作品不但收取费用，而且远远高于其他著作者。林纾与商务的合作源于张元济，当时的《伊索寓言》是严璩、严培南参与翻译的，林纾曾提到“严君潜、伯玉兄弟适同舍，审余独嗜西书，遂出此书，与即笔之于牍，经月书成”，[4]6伯玉即严复的长子严璩，所以此书可能是通过严复、张元济等人的关系进入商务的。此时的严复已经有了完备的著作权思想，其子严璩也深受影响，这部译作收取费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翻译书籍虽然还是为了“唤醒国人”，但收费和“救国”并不矛盾，所以林纾此时也逐渐认可了“著作收费”这一现实，但文人自视清高的思想，使他暂时没放下面子谈论“金钱”罢了。
随着时间的发展，林纾越来越依靠稿费谋生了。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在小说界已经流行按字计费的稿酬标准。据包天笑回忆当时社会上小说的价格是“每千字两元”[6]317，他说“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两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伍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杀穷鬼，粗制滥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穷文人，为了生活所迫，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但深入窘乡时，也不待善价而沽了”[6]324。从这里可以看出，“每千字两元”稿费标准已为世人认可。这已经是很高的一个价位了。据鲁湘元考证“当时在上海，最好的米叫‘常白米’，每担（100斤）在四元左右”[1]126；不过陈明远考证后却认为，一担应当是“10斗=160非50斤，完全能满足一个多口之家的生存，所以此前“山人无计奈他何”的林纾难免不为之心动。到1916年商务的稿费不过是每千字三元左右“梦旦来言、历史演义、以意匠经营。更加参考。每月约二千字、每千字三元”[8]93。但商务在1903年提供给林纾的稿费却远远高于此标准，包天笑回忆道“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它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三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6]325。这样多的、合法的“金钱”收入刺激了林纾这个自命清高文人的“顽固”思想，加之同期的文人都纷纷要求稿费，他也难免不为之心动，如此时的严复更是因稿费而收入颇丰，可以“坐洋车、抽大烟”，所以“稿费”这种合情合理的收入就为此前“顽固的”林纾所接受。
当林纾接受了稿费后，生活质量随之提高，写小说也就“乐此不疲”，最终“成为赚钱机器”[9]144，他的老朋友陈衍曾和他开玩笑“说他的书坊是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10]542林纾对此并不否认，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在此后的多年中，林译小说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到1906年即有50多种林译小说面世。他去世时共翻译作品181部，平均每年8有部作品问世，可谓数量数量惊人，平时“日或五六千言”，[4]23按照“千字五元”的稿费，他每天收入就达25―30元，按陈明远先生的考证“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4银圆，也就是每斤2.2分钱。这时期的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0元左右”[7]，也就是他每天的收入换算成人民币就高达1750―2100元左右，真的令人叹为观止。难怪林纾这样的“顽固”人也为之心动，后期他的作品不像前期那样受人追捧，也和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有一定关系。商务印书馆对于林纾后期的做品怨言颇多，“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不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玫瑰花》字多不识，由余校注，寄与复看”。[8]265这样的作品确实让人大跌眼镜，但是商务印书馆高层对其作品颇为重视，仍是照收不误，“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候梦归商办法”[8]233。商务印书馆收到他的作品就给付费用，与当时流行的出版后才付费做法截然不同，“向来杂志上的稿费，都是分期付的，而且要出版以后付的”。[6]381这些都是因为林纾前期作品销路颇畅、与出版商关系尚可有关，不过照收不误的做法自然影响了印刷商的销路。导致最后，以赚钱为目的的商务高层人物高凤谦也颇有微词，认为“今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8]102这样多的费用是后期销路不畅的林纾作品难以收回的。印刷商本来就以盈利为目的，如不加选择的“照收不误”只能背上一个包袱，但主管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未按常理处理此事，无论林纾作品质量如何还是照收不误，原因出了林译的前期作品有很大市场，作者与出版方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外，同时也可以保证林纾的作品不会投往别处，不给自己制造潜在竞争对手。这既是张元济的高明之处，但客观上也保障了当时文人的创作积极性。
至于晚年的林纾，已不再讳言“金钱”二字，在1916年他曾专门写信给高梦旦，认为“商务对他所译的小说，支付稿费时计算字数不太准确，前后少算甚巨，要求补找”[10]543，并且最终得到“六百多元了事”[10]543。这里的林纾真正到了“笑骂由他耳自聋”的境界，与前期“山人无计奈他何”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晚年的他对于稿费真的是“一丝不苟”，他自己按作品字数计算收入的多少，并且与商务印书馆进行金钱交涉，这绝不是前期林纾能够做到的。所以从这点上看，是“经济利益”改变了他，也就是“金钱”改变了林纾。
三、结语
林纾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但他生活背景同严复、陈寿彭略有不同，他本身没留过学，生长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社会，思想不易变化，前期的他生活困苦但从不言“钱”，视“金钱如粪土”，并且当别人把钱送到眼前时仍是“某君不受”[3]1159；到了后期却为了金钱而游弋于笔墨之间，不否认林纾的翻译是为了“振作志气、爱国保种”，而不单纯是为了金钱，但也不能否认是金钱刺激了他的创作欲望，如果他还生活在别人“资助膏火”的时期，他也不能有如此大的作为；如无商务的支持，它也只能默默无闻的度过一生，因为好的作品还要有大的出版机构支持才能行销于世，否则只能埋藏于故纸堆中，等待后人的开发。包天笑笔下的向恺然既是如此，当时其刚从日本回国“写了一部小说，名曰《留东外史》，回国售稿，却没人要。后某君以极廉价购了，出版后，销数大佳”[6]383，作品卖的再多、赚的钱再多也与向恺然无关。所以一个好的作品还要遇到识货的行家，才能卖得好价钱，从这点来说林纾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张元济，所以在作品流行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大笔的“金钱”收入，因此他思想的巨变更具代表性，更能体现国内文人的转型。虽然能同林纾相媲美的人为数不多，但林纾这个“顽固、守旧”之人都有了变化，就更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晚年林纾曾自嘲地写道“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就很形象的说明他这个很有主见、特立独行之人对“金钱”观念的转变。当一种思想被更多的人接受，或被那些自诩为“正统”代表的人所认同时，说明这种思想已经触动了社会的最后守卫者，更说明整个思想界已经处于大变动的前夕，所需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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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M]网络版（）
[8]张元济张元济日记[C]上册湖南师大图书馆电子版
[9]黄林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湖南：湖南师大出版社2007
[10]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作者简介：高合云（GaoHeyun）（1974―）男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