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例(12篇)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贸易壁垒概念解析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我国正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形形的贸易壁垒，我国学者对我国面临的主要贸易壁垒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但是，对究竟什么是贸易壁垒这一基本问题，却鲜有学者专门研究。这种状况不利于对各种贸易壁垒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给对外贸易壁垒调查的立法和实践也会带来一定的困惑。本文从壁垒的概念出发，在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谈谈自己对贸易壁垒概念的理解，以期抛砖引玉。
一、“壁垒”的早期含义
壁垒一词来源于军事战争，是作战用的工事，其目的是用来防御或进攻。第一种解释认为壁垒主要是一种防御工事，强调其防御功能。后一种解释认为壁垒不但可以进行防御，还可用来进攻，即具有防御和进攻双重功能。这一点对我们全面理解贸易壁垒有一定的启发。
二、“贸易壁垒”的现有解释
（一）经济词典中贸易壁垒的解释
虽然我国对贸易壁垒问题研究比较深入，并且人们在非常广泛地使用贸易壁垒这一术语。但是，在学术文献和教科书中给贸易壁垒下定义的并不多见。学者们更多的是针对某一具体的贸易壁垒（比如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分析。
我国学者对贸易壁垒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对贸易壁垒下定义时往往要加上“资本主义”，很显然，当时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设置贸易壁垒，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贸易壁垒。到20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去掉了“资本主义”字眼。但仍然认为贸易壁垒仅是针对商品进口的，对商品出口采取的措施不认为是贸易壁垒。并且认为贸易壁垒仅是针对商品，没有体现服务贸易壁垒。直到21世纪初，定义中才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
（二）行政规章中贸易壁垒的解释
为了开展和规范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工作，消除国外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促进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我国在2002年制定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在这一行政规章中，对贸易壁垒做了一个比较明确具体的定义。2005年商务部又颁布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对这一定义进行了修改完善。
根据2005年《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贸易壁垒是由政府直接采取的措施或者做法，或者是由企业、其他组织或个人采取而政府进行支持的措施或者做法。
（2）《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把贸易壁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外国（地区）政府采取或支持的措施或做法违反该国（地区）与我国共同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经济贸易条约或者协定，或者未能履行与我国共同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经济贸易条约或者协定规定的义务，这类措施或做法无论对我国的产品或服务进出口是否造成负面影响，都认为是贸易壁垒；第二种情形是，如果外国（地区）政府采取或支持的措施或做法对我国的产品或服务造成了列举的负面贸易影响，则无论是否违反经济贸易协定，也认为构成贸易壁垒。
《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中关于贸易壁垒的定义，还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推敲和进一步修改完善。
（1）什么是政府支持的？企业根据国家制定的法律行使法律上的权利的行为是否属于政府支持？
（2）是否存在单纯由外国行业或企业采取的措施（如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联盟，知识产权滥用等行为），对我国的进出口产生负面贸易影响？如果有，这种措施是否可称为贸易壁垒？
（3）是否外国（地区）政府采取或者支持的措施或者做法，违反该国（地区）与我国共同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经济贸易条约或者协定，或者未能履行与我国共同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经济贸易条约或者协定规定的义务都会对我国的贸易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这种措施或做法虽然违反该国（地区）与我国共同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经济贸易条约或者协定，或者未能履行与我国共同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经济贸易条约或者协定规定的义务，但未给我国的进出口造成负面贸易影响，甚至促进了我国的进出口，这种措施或做法是否也认为是贸易壁垒？即构成贸易壁垒是否应当是违反协定的行为和造成负面影响的统一？
（4）造成负面贸易影响的措施如果没有违反上述条约或协定，是否构成贸易壁垒？如果认为是贸易壁垒，最后如何进行救济？
（5）定义中包括了产品和服务，而没有包含技术，也就是说，只有货物贸易壁垒和服务贸易壁垒，而忽略了技术贸易壁垒。
（三）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中贸易壁垒的解释
我国每年公布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吸纳《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关于贸易壁垒定义的基础上，又对贸易壁垒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归类。
《报告》将贸易壁垒分为以下14个类别：（1）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如关税高峰、关税配额管理中的不合理做法；（2）进口限制，如不合理的进口禁令、进口许可；（3）通关环节壁垒，如通关方面的各种程序、不合理的进口税费；（4）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的国内税费；（5）技术性贸易壁垒，如对进口产品适用不合理的技术法规、标准，设置复杂的认证、认可程序；（6）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如对进口产品设置苛刻且不合理的检疫标准和检疫程序；（7）贸易救济措施，如对进口产品不公正地实施反倾销措施，贸易救济调查程序不透明，特别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滥用所谓“非市场经济”方法；（8）政府采购，如政府采购缺乏透明度、违反最惠国待遇；（9）出口限制措施，如通过本国国内立法上的治外法权条款限制或阻碍其他国家与第三国的贸易，或以所谓安全为由实施不合理的出口管制；（10）补贴，如违反WTO规则实施具有刺激出口作用的补贴；（11）服务贸易壁垒，如在服务贸易准入方面设置不合理的限制；（12）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即对进口产品的知识产权缺乏有效保护；（13）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即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对国外产品的进口设置障碍；（14）其他壁垒，即难以归入以上各类的具有贸易扭曲效果的措施或做法。
《报告》的这种列举可以使我们对什么是贸易壁垒有一个更加具体和清晰的认识。但值得一提的是，《报告》虽然是在接受《规则》对贸易壁垒的定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具体列举，但两者还是存在一定矛盾。因为按照《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的规定，只要对我国造成规定的不利贸易影响，无论是否存在“不合理”“歧视性”“违反WTO规则”“滥用”“不公正的”等情况，都可以视为贸易壁垒。根据《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的列举的情况来看，其贸易壁垒基本上是“不合理”“歧视性”“违反WTO规则”“滥用”“不公正的”措施。
三、“贸易壁垒”新解
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时，我们对贸易壁垒的含义会有不同的理解，也会有不同的概念界定。如在理论研究中对贸易壁垒的解释应当全面而系统，但在进行贸易壁垒调查等实务工作中又要考虑可操作性。基于此，我们应当从广义、中义和狭义等多个层次对贸易壁垒进行解释，以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
广义的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政府、组织（既包括国际组织，也包括国内组织，既包括政府间组织，也包括非政府间组织）、企业或者个人采取或支持的对国际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产生阻碍的各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政策或措施可能起到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也可能用于开辟国际市场，既可能用来防御，也可能用于进攻。这一定义有如下特点：第一，贸易壁垒设置主体的多样性，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组织、企业甚至个人。第二，贸易壁垒作用对象的全面性，既可能针对货物贸易，也可能针对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这与当今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迅速发展的现实是相吻合的。第三，这一定义中的政策和措施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既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即只要这种政策或措施对国际贸易自由发展造成障碍，都构成贸易壁垒。第四，这一定义中的政策或措施既可能是对进口的限制，也可能是对出口的限制。
中义的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政府、组织（既包括国际组织，也包括国内组织，既包括政府间组织，也包括非政府间组织）、企业或者个人采取或支持的对其他国家的货物、服务或技术的进口产生阻碍作用的不合理的政策或措施（这里合理与不合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国际法为标准）。与广义的定义相比，中义的解释排除了对出口的限制措施和合理的贸易规制措施，即认为贸易壁垒措施必须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政策或措施不认为是贸易壁垒。
狭义的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政府采取或支持的对其他国家的货物、服务或技术的进口产生阻碍作用的不合理的政策或措施。与中义的观点相比，狭义的理解将贸易壁垒的设置主体限定为政府部门。
基于以上广义的理解，贸易壁垒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不同的分类：从设置主体来看，可分为政府设立的贸易壁垒、非政府（包括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设立的贸易壁垒和混合主体（即各类主体相结合）设立的贸易壁垒；从使用手段来看，可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从作用对象来看，可分为货物贸易壁垒、服务贸易壁垒和技术贸易壁垒（与技术性贸易壁垒非同一概念）；从贸易壁垒是否合理来看，可分为合理的贸易壁垒和不合理的贸易壁垒；从其合法性来看，可分为合法贸易壁垒和非法贸易壁垒；从其功能来看，可分为防御性贸易壁垒和进攻性贸易壁垒；从采取的具体措施来看，可分为立法、行政决定、政策以及舆论、做法等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的功能主要是保护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对一国某些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有重要作用，在一定的期限内能增加一国的福利水平。但是，贸易壁垒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从全球角度来看，贸易壁垒是对全球市场经济的一种扭曲，阻碍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由于贸易壁垒很容易遭受其他国家的报复，因此，采取贸易壁垒不仅会给其他国家造成利益损失，威胁世界整体福利，最终也会给本国利益和经济发展造成损害。但是，由于各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间政治经济博弈中，由于信息的不全面，难免陷入囚徒困境。因此，虽然世界贸易组织在为贸易自由化做着不懈的努力，虽然世界的关税水平已降低到相当低的水平，某些非关税壁垒受到的强有力的制约而大大减少，但是，花样繁多的各种名目的新的非关税壁垒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让人防不胜防。这些贸易壁垒的存在和发展极大的威胁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也威胁着国际贸易体制的正常运转，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辞书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莫衡等.当代汉语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卓名信，厉新光，徐继昌等.军事大辞海・下[M].北京：长城出版社，2000.
[4]王者悦.中国古代军事大辞典[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
[5]黄金贵.新课标中学生实用文言文词典[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4.
[6]教师百科辞典编委会.教师百科辞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7]刘佩弦，常冠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辞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8]梁小民等.经济学大辞典[M]，团结出版社，1994.
[9]罗肇鸿，王怀宁.资本主义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刘诗白，邹广严.新世纪企业家百科全书・第6卷[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篇2
从国际法上说，WTO本身包含着两种三位一体的因素。
首先，和用“GATT”（关贸总协定）的缩写来表示的意思一样，人们用WTO所表示的内容，从其功能上说，有三个：一个国际组织，一套世界贸易的法典，一种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Forum）。尤其值得指出，通常说的“入世”，明确含有加入这套世界贸易法典的含义，而该法典是由《建立WTO协定》（有人称之为mini－charter，小宪章）牵头，而把货物贸易（GATT1994）、服务贸易（GATS）和知识产权贸易（TRIPS），以及解决争端机制等几大块国际条约群列为其《附件》的多边条约群（汉译本达50多万字），从而构成今天的规范世界多边贸易的法律体系。这就是说，我们通常在说到WTO时，其基本内涵，指的上述三位一体的概念，决不可片面而简单地只看作一个国际组织，甚至一会儿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就说它是“经济联合国”，一会儿又贬低说是个“作用十分有限”的国际组织，自相矛盾。这里要强调指出，尤其不可低估了一旦我国入世，WTO这一整套法律规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其次，WTO这套多边贸易体制，从其构成说，包含了外交（政治）、贸易和法律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在WTO中，外交占有重要位置。我国从“复关”到“入世”的坎坷经历到中美就我国“入世”达成协议，都明显贯穿着外交这条线。WTO的具体法律规则中包含着不少外交妥协因素。例如，GATT的例外条款众多，而在实际运行中，又给了贸易超级大国以“解脱”（农产品和纺织品）遵守GATT规则的“义务”。使农产品贸易游离于GATT规则之外。凡此等等，都可察觉外交因素的存在。从总体上说，政治（外交）对WTO（经贸）的制约作用，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致于国际贸易这个因素，自不待言。WTO货物贸易的不少条款都是近两个世纪国际贸易是往规则凝结而成的，而WTO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则也是19世纪以来工业产权与版权签订的巴黎和伯尔尼公约等的汇集。这里着重谈谈法律因素。WTO是用国际条约规范世界贸易的，其条款都是用规定各成员方法律义务的方式来表述的。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关于国际法渊源的表述，WTO条约群正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在GATT运行阶段，欧洲人对GATT规则是否“法”，曾有过异议，但对WTO的规定法律这点，今天恐怕很少有人再持异议了。尤其应该指出：在WTO颇具特色的解决争端机制里，除传统的协商、调解、斡旋等外交方法外，其核心机制是国际法中常说的“司法解决”，并专门设立上诉机关来复审专家组判案中的“法律问题”，包括对WTO各“涵盖多边协议”（条约）的法律解释。这就大大强化了WTO条款的法律约束力。应强调指出：这套法律规则将直接规范各成员方的国内法，深刻影响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法律的优势和特征是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StabilityandPredictability），一旦制定，不会轻易变动，稳固可靠；且什么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均可以事先料到。
通常，为了通俗易懂，我们把WTO的法律规则形象地比喻为“游戏规则”。但这只是个表面性比喻，绝对不可再深一步与游戏规则相比，因为两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游戏规则是比输赢的，有输家和赢家；而WTO规则的目标是“大家都赢”。GATT的实践很好证明了这点，没有哪个缔约方因为遵守GATT规则而使本国经济受到损害。
二、WTO的“国际经济法”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突破了它传统地调整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框框，开拓出了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领域，出现了由喻瓦那宪章，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三根支柱构成的所谓“布列敦丛林体系”（后来哈瓦那宪章夭折，由GATT“临时”支撑了47年，直到WTO）。人们通常把WTO、IMF等称作“国际经济法”，是因为它们与只处理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传统国际法既有共性又有所不同。
首先，WTO从宗旨、整体法律结构到具体规则的合性和根据，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例如，WTO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的“贸易自由化”，就是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斯密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而被称作“国际贸易柱石”的最惠国原则，原本体现着“市场竞争，机会均等”的经济规律。有些学者，只从表面看到最惠国“平等相待”一面，便作出推论说它“源于各国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是毫无根据的误解。岂不知最惠国起源的时代，诸如“国家主权”这类概念还没有产生呢。又例如反倾销规则。当初，1910年左右，最早制定反倾销立法的加拿大和美国，工业尚落后，抵挡不住欧洲各国工业品的大批进口和销售，例如德国质量好又价廉的钢铁等，出于一种恐惧心理，用反倾销立法来抵制，以“不公平贸易”作理由，合法地保护本国企业。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自我保护（“保障”）措施，并没有什么经济理论依据。这套反倾销立法一直沿用和演变至今，成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法律规则，WTO中一般叫“反倾销守则”。现代经济学证明：所谓“倾销”不过是一种货物在两个不同市场上用不同价格销售，即“差价销售”，是完全正常和正当的商业行为，不应反对。把它当作“不公平贸易行为”来反对，恰恰人为地制造出真正的不公平贸易，使本国消费者享受不到物美价廉的产品。当然，法律天然具有保守性，对于已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反倾销，要动大手术，一下子是通不过的。所以现在WTO反倾销守则我认为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条件宽松的保障条款”而继续存在。还有，GATT第12条关于国际收支失衡可引为作数量限制的理由的规则，当年是按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M.Keynes）的理论制定的。后来，经济学界证明凯恩斯的论点是错误的。1979年东京回合专门为此了一个《关于国际收支目的采取贸易措施的宣言》，指出：“限制贸易措施并非保持或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手段”。实际上抑止这条规则的使用，乌拉圭回合也就此达成了一个《谅解》。
其次，对已有的或将要采取的贸易措施和法律规则，恰当与否，成效如何，常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即“成本效益分析法”（Cost－BenefitAnalyses）为进行检验和评估，以定取舍。这种分析方法是近些年出现的一门跨法律与经济两个部门的“法经济学”（LawAndEconomic）新学科创造出来的，一般来说，很实用，很有说服力。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动议，正是80年代初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对GATT当时面临的不少难题进行分析评估，取得令人信有的论据后，才发起的。例如，对当时流行的“灰色区”，他们解剖了两只麻雀。一支是美国与日本商人订的《自愿节制汽车出口协议》，日本商人“自愿”承诺每年只向美出口168万辆汽车，美方答应每辆车加价400美元。据测算，这相当于美向本国消费者加征了43亿美元的消费税，再拱手交给日本商人。另一只麻雀是欧共体与日本商人私订的《磁带录音机自愿节制出口协议》，以要欧消费者三年交给日商5亿英磅为代价，换取少对欧出口。由此证明，“灰色区”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蠢事，不仅扭曲了竞争秩序，还损害了本国国民福利。这为乌拉圭回合铲除“灰色区”铺平了道路。
即使在WTO有些规则的制定上，也采用了现代经济学中的新计算方式。例如《农产品协议》把非关税措施“量化”成交税的方法，称作“fication”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篇3
一、从国际贸易到国际货代
与国际货代第一次亲密接触，大概是从国际物流这门课里的概念解释开始吧，国际物流里面最为重要的概念是“供应链”，即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等成员通过与上游、下游成员的连接组成的网络结构，于是从而引出其中起重要“穿针引线”功能的货代。这也是我来uml之前唯一对货代的认识。
经过近两周的认知实践，我对货代更添了许多的了解。宏观上，随着国际贸易、运输方式的发展，国际货运已渗透到国际贸易的每一领域，为国际贸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货运的基本特点是受委托人委托或授权，代办各种国际贸易、运输所需要服务的业务，并收取一定报酬，或作为独立的经营人完成并组织货物运输、保管等业务。微观上，我接触到外贸单证、进出口报关、报检、核销单、退税和许可证等等单证的实际运用，学会了许多货代基本概念和知识（nvocc,船东缩写…）也初步掌握了uml的op操作流程。
从国际贸易本专业理论到实际的货代企业运作，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理论很重要，国际贸易本专业是一个很宽广的知识大平台，虽然课本里概念理论繁琐，甚至啰嗦，但是实际上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通识，思维方式和能力，在这点基础上，接触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货代时，我们学得并不吃力，而是只扩展了国际贸易的一条分支罢了。第二，实践也不可小视，培训过程中，我们总能发现许多规则其实还需要配合实际，许多规范其实还会有特例，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补缺补漏，才能形成经验。
二、从校园到职场
刚出校园，或多或少我们身上带着学生的书生气，初涉职场，虽然时间短暂，但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无疑，都是新鲜的。
开始的一周，我在客服部见习，坐的位置可以通览操作部的全貌，那50多平方米大小的操作办公室十几部电话不时的响起，以及op娴熟的回应，一天下来反反复复让我们厌烦起来，这样重复的生活并不是想象那般。
后来，我认识到其实这样的重复并不是表面这么简单，而正是职业人专业的体现，虽然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在努力工作中却体现服务的不同，在重复中提高体现自身价值的不同，即使会有枯燥，也都被忙碌的脚步掩埋，只有对行业的艰苦性和挑战性有所准备，才能对自己工作的价值有所认同。
除此之外，接触了职业操守，职业礼仪，行为习惯等方面，许许多多的细节仍需日后学习。
三、职业规划
职场人发展之路，其实就是在一个由自身擅长、追求的目标和自身兴趣构成的三角形中，去寻找能够保持平衡的中心位置。我对职业规划的理解是平时的全力以赴加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挑战的累积。
结合自身的兴趣和能力在大二分小专业时，我选择了国际贸易，目标就是在三十五岁前当上外贸经理，这一职业需要主要的三种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和外语能力。职业规划帮助我有意识加强了这三个方面能力的培养，可以说，职业规划让我努力很有方向。
与越来越多的职场人交流后，我体会到做职业规划是必须的，但是不需要把它设计得太清晰了，现实条件限制和变化太多了，竞争太是激烈了，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而着眼于当下给自己设计的一个台阶，一个可以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合理目标。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篇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客观上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理论经济学特别是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甚众。在我国，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然而，研究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流通经济学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陷入了低迷状态(纪宝成，2001)。21世纪是商业的世纪，正是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黄国雄，2002)，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却陷入了贫困状态(夏春玉，1999)。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多样的流通实践更加需要正确的流通理论予以指导，研究流通理论应该得到重视，流通理论应该得到大发展。但现实却是：流通经济学被作为三级学科，流通经济学的博士点为数极少(只有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个单位)，全国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经济学专业，或改为市场营销，或改为国际贸易，或改为产业经济学，如今，保留流通经济学专业(贸易经济)的只有16家。流通领域研究的专业期刊只有几家，即《财贸经济》、《商贸经济》、《中国流通经济》、《商业时代·理论版》、《商业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其他流通类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减少)。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思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大发展，流通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刘国光，2001)和基础产业(黄国雄，2002)的时代，流通经济学却被社会遗忘，却出现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点：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二是经济学的格式化过程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流通的关注和研究；三是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家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学关注流通的视野；四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论。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的《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2001)认为，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是流通经济学出现低潮的主要原因。纪宝成(2001)指出，对贸易经济学科冲击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表现在：学科分离，内外贸专业的分离；缺乏与新学科、新专业的相互协调；非盈利专业与盈利专业相混淆；队伍建设问题。外部因素有：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贸易局；教育部对专业目录的调整；盲目照搬别国经验；教育学科的重理轻文等等。
这些认识也许并没有抓住流通经济学贫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交换贸易的研究，从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交换论，从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论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换契约论，无不充满着对交换、贸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从交易出发，研究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关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费用在交易中的关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换，杨小凯、黄有光(1998)等人还尝试从分工交换的角度研究流通，杨小凯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之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其次，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十分完整的流通关系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开始，从分工入手，详细论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和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商业劳动的性质和商业利润的来源，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创造性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再次，内外贸学科分离本身有一定道理，因为国际贸易毕竟是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这种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它时时要受汇率、关税、国家的贸易政策所制约，因此，在研究领域上与国内贸易有相当大的区别；教育部对学科调整并不会妨碍一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只要这个学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会形成研究群体。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入门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理论经济学中有制度经济学的学科，然而还是有众多学者乐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可见，流通经济学的贫困问题还是要从流通经济学的内部人手才能解决。本文尝试从核心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流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求教于国内专家同仁。
二、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该概念是对众多经济现象的高度逻辑抽象，概念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同时又是对事实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该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对流通的专门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所难以涵盖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商业资本的增值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交换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H-O理论等，但它侧重于把交换看作一种外在的机制，没有触及商品流通的内核，把国际贸易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轻视对国内贸易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把一国内的商品流通当作一种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经济学有必要把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对商品流通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学科体系的构建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学科对象确定后，才能确立研究范式，进而建立研究的逻辑框架，才能进行演绎推理，结合实证研究，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目前，对流通经济学的对象有四种观点：关系论、规律论、服务论、主体论。
关系论认为，由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既受普通经济规律的影响，也受流通过程特有经济规律的作用；流通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服务论认为流通产业是由处于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构成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商人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在流通产业内提供以“为卖而买”为核心内容的商业服务活动，即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务活动；既然商业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商业服务，那么，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商品或商品交换活动本身，而应该是商业服务。主体论以流通领域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如商人、商业企业等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以上这四种研究对象论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视了一点，即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流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必须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即研究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规范化最终达到最优化。由于现代流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因此流通领域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实际上就演变为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流通领域与流通产业的关系。领域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在《资本论》里，流通领域包括两个环节，即G-W阶段和W-G’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商品与货币的转化都需要有流通组织的劳动耗费，从事这类活动组织的集合就成为流通产业。因此，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具体到流通产业才能够体现出来。从实践来看，人们把研究农业、工业、流通业分别作为一、二、三产业，并分别叫做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流通经济学称为流通产业经济学。如果不从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研究过渡到对流通产业资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只能是停留在关系论、规律论的层次，无法上升到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的高度。那么，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
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大致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设。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该学科所公认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笔者认为，流通经济学基本假设主要有：流通时间节约假设，假设t1<t2，设U1为花费t1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U2为花费t2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则必有U1=F(t1)>U2=F(t2)；流通费用最小化假设即满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经济人假设，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组织理论，即流通组织的SCP分析，流通产业组织的博弈分析，流通产业的竞争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结构，即流通产业的不同业态之间的比例关系，流通产业的规模，流通的空间结构、地区结构的均衡，流通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产业的投入产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产业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产业政策的变动对流通增加值的影响，同时研究各种政策的配套和协调。第五部分，研究流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流通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国内商品流通与国际商品流通的相关关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的发展趋势，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假设等研究流通业未来的发展。第七部分，流通经济学专题，主要研究流通经济学中的电子商务问题，物流现代化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等。
四、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就是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现有的流通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视逻辑分析和推导。有些流通经济学教材和论文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论阶段，许多内容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贸然下结论，结果使流通经济学在逻辑结构上十分松散，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研究方法，只重视证实主义，而忽视证伪主义的运用，结果造成许多问题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难以形成共识，造成进一步研究的困难。比如对流通与生产的关系的认识，有生产决定论、流通决定沦、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等等，一直在学术界难以形成共识，虽然从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流通决定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在物质产品没有十分丰富，在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时代，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经济数据的有力支持，这种观点难以得到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的人的支持。这也是流通经济学一直强调流通重要，流通业是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实际上却不为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费用这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替代的思考，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推论出科斯定理，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1篇5
商务部新设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准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从此前规则的接受者向制定者转变？
面对上述提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8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会上回应说，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世贸规则的协调，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开放理念和开放政策”。
此前的8月16日，商务部通过官方网站确认，商务部设立正部长级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59岁的高虎城担任该职，其同时兼任商务部副部长。55岁的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兼任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58岁的原部长助理崇泉专职出任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副部长级)。
根据商务部的新闻稿，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务院的授权，负责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重大多、双边谈判工作，同时协调国内谈判立场并签署有关文件。
设立国际贸易谈判代表一职的同时，商务部将启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名义。
姚坚解释，2008年国务院对商务部的内部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批复明确规定，商务部在对外谈判和国内协调的时候，使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姚坚说，根据国务院赋予商务部的职能，“商务部可以以两个名称开展工作，一个是商务部，一个是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这是有依据的。”
可查资料显示，早在2005年，商务部便成立“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当时的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兼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时任商务部部长助理、现任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则兼任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彼时，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在2005年中欧、中美纺织品贸易磋商中发挥了作用，但2007年之后再无音讯。
此番“重设”国际贸易谈判代表，且规格高至“正部级”，缘由何在？
姚坚概括了三点：
首先，“这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参与全球经济、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信心不断提高的表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只有0.5%，去年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则已经达到了9.5%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世贸规则的协调，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开放理念和开放政策。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篇6
关键词：产品内贸易；垂直专业化；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04006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主要贸易模式是产品内贸易模式，以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数据为例，自1995年开始，中国的加工贸易开始超过一般贸易，是中国的主要贸易方式，说明中国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很深（如图1所示），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加工贸易，大进大出，促使“中国制造”的商品遍布全球，2008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中国名副其实成为当代“世界工厂”；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遭遇金融风暴，面对国内经济、社会、政治等问题，开始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矛头直指向中国，自金融风暴以来，中国面临来自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印度、阿根廷、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发起的500余件贸易救济调查和审查。
图11981―2009年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额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研网数据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整理而成。
一、文献综述
自由贸易的理论发展至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国家和产业的宏观与中观国际贸易问题，新新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国家间企业的微观国际贸易问题。新新贸易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分支――产品内贸易理论，也称为垂直专业化理论，这一理论主要研究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要在两个以上国家完成，管理学中运用价值链的概念，即研究产品价值链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完成的贸易模式。
有许多学者关注产品内贸易理论，其包含的相关概念就有很多：国际零散化、产品内专业化、国际外包、垂直专业化等，例如：Arndt的一系列文章描述了产品内专业化的概念和相关问题［1-2-3］。学者们在定义这些概念的同时，从产品内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模式、贸易利益和贸易利益如何分配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关于产品内贸易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其和生产率、工资、技术等相关性的实证研究。Karsten探讨了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较小，而对服务部门的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大［4］。卢峰研究了产品内分工的概念、基础、决定因素和原因，并以服装业、汽车业、电子行业为主分析了制造业的几个主要部门的产品内分工状况和特点［5］。
本文沿用了Hummels提出的VS指标，对中国31个省市的产品内贸易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产品内贸易对各省市生产率的影响，得出相关结论和产业进出口政策建议。
二、中国产品内贸易现状
中国产品内贸易的总体状况可以通过加工贸易增值率来衡量产品内贸易，加工贸易增值率=（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100%。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加工贸易增值率（如图1所示）整体呈上升趋势，1990年开始加工贸易增值率为正，2008年金融危机仍没有影响其上升的趋势，2009年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达到82.10%。根据图2可以看出，加工贸易的出口和进口的走势基本吻合，但是出口与进口的差距在拉大，说明中国承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在不断增加。
图11981―2009年加工贸易增值率
图21981―2009年加工贸易占进出口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国研网数据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整理而成。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工贸易面临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困境。国内方面，由于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运费增加，劳动力紧缺，最低劳动工资上升，成本提高；国际方面，人民币不断面临升值的压力，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工贸易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容易受外部市场的影响，所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工贸易额明显下降。
从产品内贸易的出口结构来看，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前十位分别是：第十六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第十七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第二十类杂项制品；第十一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第七类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第十八类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第十五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第六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第十二类鞋帽伞等、羽毛品、人造花、人发品；第八类革、毛皮及制品、箱包、肠线制品。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前十位的分别是：第十六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第十八类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第十一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第二十类杂项制品；第十四类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千克)；第十五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第十二类鞋帽伞等、羽毛品、人造花、人发品；第十类木浆等、废纸、纸、纸板及其制品(千克)；第五类矿产品；第七类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从产品内贸易的贸易方式来看，2008年全国进料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8529.22亿美元，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出口额为2005.18亿美元，进料加工贸易是产品内贸易的主要经营模式，进料加工是一种自营性的经营行为，进料加工的比重大，说明产品内贸易的方式和质量高，并且企业自主经营的能力高。
从产品内贸易的区域发展来看，2008年中国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98%和进料加工贸易的96%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天津、福建、辽宁、北京、四川十个省市。除了四川其他九省都属于东部地区，产品内贸易给东部各省市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造成了这些地区的资源、人口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三、各省市产品内贸易测度
本文主要采用Hummels［6］提出的VS（verticalspecialization）概念对产品内贸易进行度量。
VSi=MiYiEi=EiYiMi（1）
VS=∑mi=1VSi（2）
在Hummels一文中，i指第i部门（1≤i≤m），VSi定义为第i个部门的垂直专业化程度，Mi指i部门进口的中间投入品，Yi指i部门的总产出，Ei指i部门的出口。根据（1）和（2）式，VS的经济含义是指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用于出口的部分，是一个绝对数量［6］。
Hummels定义的M包括两个部分，即
M=M1+M2（3）
M1是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加工成最终产品后用于出口，M2是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加工成最终产品后用于国内消费，VS指的是M1，而Hummels提出的VS是一个估算，但根据数据直接能够得出精确M1，即VS值，而不是一个估算值。
对我们的分析更有意义的是VS的出口份额，我们简称VSS，即用于出口的进口中间投入品占出口额的百分比。
VSSi=VSiEi（4）
VSS=VSE=∑mi=1VSi∑mi=1Ei=∑mi=1EiEVSiEi=∑mi=1EiXVSSi（5）
（4）式描述了i部门的VSS，（5）式描述了所有部门的VSS，用此来研究各省市各个产业的产品内贸易情况。
本文采用的是2002―2008年《对外贸易数据库》各省市年度对外贸易数据，分析各省市的产品内贸易问题。省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东部11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8个省市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12个省市包括四川、广西、内蒙古、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2002―2008年各省市的VS值可以看出（详见表1），东部除了海南省外，其他各省市的VS值都很高，尤其是广东省的VS值占全国的41.80%。2007年之前东部各省市的VS增值率都为正，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南、天津、广东和北京的VS增值率均为负。从全国VS值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其增加的速度显著放缓。中部各省市的VS值整体水平高于西部各省市，中、西部各省市的VS增值率较高，说明中、西部在不断提高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
表12002―2008年全国各省市货物贸易的VS值
根据表2中的结果，以2008年VSS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东部、中部和西部7年来VSS的均值分别为28%、9%和7%，东部的VSS值最大，说明东部一直是参与垂直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地区，中部其次，西部参与度最小。
从东部整体效应来说，VSS在东部各省市之间的差距较大，有些省份很高，7年VSS均值在40%以上的是广东和江苏两省，并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两省是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最深的两省，但是随着产业的地区调整，开始下降。海南VSS值提升最快，由2002年的9%增加到2008年的39%，增长速度最快，2008年海南的VSS值是全国最高的省份。7年VSS均值低于10%的是浙江和河北，这两省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最低。
中部地区的VSS普遍较低，最高是江西2008年为19%，7年均值在10%以上的省份为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其他中部各省VSS值都在10%以下，黑龙江最低。
西部地区情况较为复杂，7年来四川增长最快由13%增长至32%。西部其他各省市VSS值普遍较低。尤其是内蒙古、重庆、宁夏、新疆和，均值在5%以下。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东部和中部VSS值影响最大，四川、江西、山西、内蒙古、重庆和黑龙江升高，山东、福建、广西、湖南、青海、新疆和没有变化，其他省份均呈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
表22002―2008年全国各省市货物贸易的VSS值单位：%
四、产品内贸易与生产率的相关性
研究垂直专业化对生产率的影响，最常用的计量方法是在生产函数的框架上，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估计，包括全要素法和方差分析法。在这里我们使用全要素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度量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回归模型为：
lnTFPit=r1lnCit+r2lnRDit+r3lnXit+r4lnMit+r5lnVSSit+ui+εit（6）
其中，i表示各省份；t表示时间；C表示各省份的居民消费支出；RD本文用各省份的教育经费表示；X表示各省份的总出口；M表示各省份的总进口；VSS表示各省份的垂直专业化的出口份额；ui表示省际差别的扰动项，εit表示各省各年份的随机扰动项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计算一般设定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t=AtKαtLβt（7）
其中，Y、Kt、Lt分别为GDP、资本、劳动，为了测算TFP，对（7）式取对数：
lnY=α0+αlnK+βlnL（8）
对TFP的估值可以通过线性回归上述公式求得索洛剩余：
lnTFP=lnY-lnY^（9）
也可以根据已有的α和β测算值计算：
lnTFP=lnY-αlnK-βlnL（10）
本文沿用世界银行的估算，将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即α和β设定为0.6和0.4［7］。
运用两种方法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各有其优劣。在本文的研究里我们分别使用这两种方法，回归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分地区面板数据处理结果如表3所示。
东部VSS值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前面的分析，2002年以后东部经济发展不是主要依靠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拉动作用。中部和西部回归的结果不显著，中部出口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说明中部的出口对生产率的拉动力很大，中部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丰裕，但是由于政策导向的因素，开放较为缓慢，目前，开放对中部的经济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西部地区的各项指标都不显著。
五、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31个省市的产品内贸易问题，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东部地区的VSS值最高，说明东部参与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深，但是从本文分析的7年数据来看VSS值是呈下降趋势的，根据面板数据处理的结果，东部地区的VSS值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为负，并且显著，也验证了这一趋势。说明2002年以来，东部地区产品内贸易不是主要的生产率拉动因素。中国目前的地区政策比较吻合，东部开始带动中西部，并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全国形成梯队式的发展模式。东部地区由于面临着资源约束和工资上涨的困境，需要对低技术、高耗能的制造业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并积极向高新技术制造业进行升级，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中部地区的VSS值和西部地区的差不多，比较低，说明中部地区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较低，VSS值在7%―10%之间波动，除2008年外，基本呈上升趋势。根据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VSS值对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性不显著，但是出口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并且中部地区的出口加强，且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中部地区需要积极利用中部近邻东部的地缘优势和政府支持中部发展的相关政策，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并注意在承接的过程中要积极进行产业的升级转型，鼓励高技术、低耗能制造业产业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VSS值最低，西部地区的差距较大，所以因素较为复杂，有些省份的VSS值较高，例如四川，有些省份的VSS值较低，例如新疆、。整体优势分析VSS对西部地区的生产率贡献度最低。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积极改变其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
本文是基于中国各省市之间的产品内贸易问题进行探讨，下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够在各省市之间分产业或分产品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Arndt，S.InternationalSourcingandFactorAllocationinPreferenceArea［M］.PublishedManuscript，1996.
［2］Arndt，S.GlobalizationandtheOpenEconomy［J］.North-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Finance，1997a.
［3］Arndt，S.GlobalizationandtheGainsfromTrade［A］.Jaeger，K.，Koch，K.J.Trade，Growth，andEconomicPolicyinOpenEconomies［C］.Springer-Verlag.NewYork,1997b.
［4］Karsten，B.O.ProductivityImpactsofOffshoringandOutsourcing:AReview［R］.STIWorkingPaper2006/1，省略/sti/working-papers.
［5］卢峰.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R］.北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No.C2004005，2004.
［6］Hummelsa，D.，Ishiib，J.，Kei-Mu，Y.TheNatureandGrowthofVerticalSpecializationinWorldTrade［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1,(54):75-96.
［7］Miaojie，Y.ProcessingTrade，FirmsProductivity，andTariffReductions:EvidencefromChineseProducts［R］.ChinaCenterfor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Series，E2010007,2010.
［8］苏杭.基于FDI视角的东北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9，（3）.
［9］蹇令香，孙宏宇.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状况［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7（3）.
［10］秦丽，李诚邦.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关系研究――从IPE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转变［J］.财经问题研究，2009，（4）.（责任编辑：于振荣）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篇7
根据笔者调查,市面上在封面或者在前言中出现“双语教材”或“双语教学”字样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材约有三十多种。为使研究更具目的性,笔者把明确面向本科的双语教材予以排除。“由于我国进出口贸易体制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尽管双方都是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共同框架下运作,但是实际操作程序中仍存在很多本国特色的东西”。①所以直接采用原版的英文教材不适合基础稍差的高职院校的学生,会产生与国内学科标准、学生英语能力和高职教育目标需求不一致的问题。根据表1所列的代表性教材,面向高职院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材的出版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现一一分析其利弊。
1.原版改编教材
改编的原版教材不是简单地减少内容,而是结合国内教学特点,使之更加符合国内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环境。改编版的原版教材选取了原着的精华,删减了一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体系与内容保持原版教材风貌。改编版加上了中文单词表与注释,可节省查字典的时间,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但改编只能在原着的基础上进行,无法加入原着没有的内容,不能完全与我国的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相符。根据表1所示,目前只有一种教材,且不是面向高职学生。此种模式对于高职来说,不宜采用。
2.国内自编英文教材
自编教材能紧扣教学大纲,从选材到编排体例都由编者自行设计。这样既可以吸收国外先进的学科知识,又增加了符合教学大纲与中国外贸国情的内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自编英文教材语言更通俗易懂,符合我国学生的认知能力。但编写工作量极大,撰写者尽管在英语方面可能有很高的造诣,但仍然会存在语言不地道的问题,不少地方有中式英文的痕迹。这样的教材给高职学生阅读弊大于利。
3.国内英汉混编教材
所谓混编教材,即书中英语与汉语的比例大致相当,英汉的比例取决于读者的理解水平。表1所示《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教材主要有以下三种编写形式,归纳分析如下:
(1)全英版本。其章节设计、教材结构与论述方法符合国内师生教学习惯,书后或在章节后列出重要专业术语中文解释,好处是强迫学生接受大量英文,缺点是纯英文教材不利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全面掌握,学生要经常查找相关词义,对于基础差、耐心不好的学生来说,很容易丧失学习兴趣。笔者在试用这类教材时常发现学生花很多时间查找字词,从而影响双语教学目标的实现。
(2)中英对照版本。分为两种形式:全文对照与章节对照。好处是有利于自学,能透彻理解原文,但是所有内容都有对应的中文翻译,会使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对母语的严重依赖。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知识点众多,因为篇幅的关系,国际贸易知识的介绍往往比较浅显,也会影响双语教学目标的实现。
(3)混编版(英文+中文注释),书页左边是原文,右边留出一部分空间对难懂的文句和背景知识用中文作出注释。这样既可以让学生不完全依赖译文,又能很好地理解课文。为确保相同篇幅最大增加专业知识的含金量,笔者建议采取混编注释形式。
总体来说,以上选取的双语教学教材主要面向高职院校,但大多数实质还是本科教材,表现如下:其一,在教材编排上按学科理论结构体系编排,不符合高职院校按职业群的应用结构体系编排的原则。其二,在内容上是本科教材的简编删减,高职教材的重点应围绕职业需要,理论紧密联系实际,为应用服务,以够用为度的原则。其三,缺少职业教育特点,无明显“教、学、做”一体化特征,与职场工作过程联系不密切。
二、高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教材编写的几点建议
“无论何种形式的双语教材,都应该考虑高职院校课程设置要达到的目标、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实际外语水平和知识结构。”②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09年开始编写《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校本教材,结合笔者主持的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高职经贸类课程双语教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研究,我们对高等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
1.立足产学结合,设计教材体例
高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英语工作环境的高级应用型外贸人才。这要求高职教材编写不能像普通本科教材那样追求学科的完整性与理论的系统性,而应按照岗位要求和学生职业能力养成为目的构建教材,把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贯穿教材始终。为跟上外贸一线的工作实际,笔者特地对相关外贸企业进行了调研,了解外贸岗位要求与最新特点,按照工作流程优化课程结构,结合高职教育的最新理念,开发出教材的基本框架(如表2)。该框架遵循国际贸易业务岗位的要求,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出发点,设计了以广州某公司一笔CIF外贸出口业务作为全书贯穿式项目,按照国际贸易业务的一般程序,分成贸易准备、出口合同订立、出口合同履行、业务善后四个子项目。按照子项目下涵盖23个具体任务(项目二以出口合同签订所应掌握的知识逻辑安排任务顺序,项目三以出口合同执行先后安排任务顺序),把国际贸易业务能力巧妙地隐含在各个任务中。教材整体设计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项目和工作任务为载体,采用“项目引领,任务驱动”方式进行教材设计与编写,体现高职特色,同时能符合教和学的现实需要。在项目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训练学生业务洽谈、运输、投保、商检、报关、制单、合同的签定和履行等技能,实现与企业“零对接”。
2.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设计教材结构
教材的过程结构设计即遵循职业教育与教学的规律,按照学生心理结构的特点,采用一定的教学方法设计教材的教学过程。本科教材结构设计一般采用以下三大步:提出概念解释概念举例说明。对于侧重应用高职教材,笔者建议采用新的三大步:提出问题(以任务为向导)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纳出一般规律或概念。具体来说,在《国际贸易实务》教材的每个任务单元中采用如下步骤:提出任务(任务描述与分析)相关知识介绍(为解决任务提供知识铺垫)任务实施与心得(解决问题并提供经验)独立业务技能训练(巩固实际技能)。先提出具体任务再介绍如何实施,通过完成工作任务实现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的培养,实现了从实际到理论,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充分体现了任务驱动式教学规律。教学实践证明,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总结的教学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容易使学生进入快乐学习的状态。
3.按照学生英语水平,设置教材难度
Krashen的“输入假设(InputHypothesis)”认为,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是“可理解的语言输入”,①即学习者接触的是可理解的语言材料,其难度略高于学习者当前已有的语言知识。也就是说,要达到双语教学的目标,学生的英语水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若输入的语言比学习者的语言水平高出很多,学生则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形式上,而无法应付学科专业知识的吸收,这样会对双语教学产生负面的影响。笔者对120名大二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在学完《国际贸易实务》双语课程后关于教材所作的调查结果如下:(1)你认为全英文教材的难度?A太大(40%)B有点大(48%)C适中(12%)D容易(0%)(2)你认为使用哪种教材更好?A中文教材和英文教材并用(37%)B只用全中文教材(5%)C中英文混合编写的双语教材(52%)D只用纯英文教材(6%)以上调查显示,学生普遍认为《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有很多概念比较抽象,本身就不容易理解,采用全英文更显抽象,学生不易接受。他们喜欢中文和英文混编的教材,或中文和英文对照的教材。笔者认为,采用混编教材比较符合高职学生需要。具体做法如下:在保证专业术语与基本概念完整准确的基础上,采用较为简练的英文句式和较为常见的英文词汇编写全书。对较难的理论知识与重点句进行翻译,对专业术语、基本概念标有中文注释(具体比例要符合高职大多数学生的英语水平。根据笔者的经验,中文注释或译文的总量约占全书内容的20%—30%为宜。当然,专业也是考虑因素,例如商务英语专业与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就不一样)。中文注释建议加括号放在所要解释的单词或术语之后,且须与所在句子的语境一致。这样学生可以不完全依赖译文,更直接、更准确地来理解专业知识,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又可以大幅度节省篇幅。实践证明,这种全英加中文注释或者译文的混合双语教材,浅显易懂,符合高职学生特点,适合英语基础较薄弱的大部分学生的需要。当然,在保证专业术语与基本概念准确性之外,还要保证英语语言的规范性,避免中式英语。如有可能,可请国外有关专家进行审稿。
4.把握好教材英语语言与专业知识的权重
双语教学的实施并不是以牺牲专业学科知识为代价来提高语言技能。它的教学目标应“使上双语课的学生在学科学习上不亚于上常规课的学生,而在此同时他们的英语能取得长足的进步;而且这是要在不增加学时的前提下做到的。”②《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要培养的是学生以外语语言或外语技能支撑的专业技能,而不是仅仅培养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不能为学习英语而降低专业课程的难度,减少专业课程的内容,甚至将专业教材编成英语语言教材,这就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目前一些《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材的编写是以英语的知识结构和语言能力的训练为主旨,“往往都把侧重点放在英语语言的培训上,内容设计围绕英语词汇、语法和翻译来展开,对贸易实务知识的探讨点到即止。”①为此,笔者建议以“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介绍专业知识,确保专业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不输于普通教材。同时围绕外贸专业知识点来设计相关练习,题型设计上建议采用单选、多选、判断等形式,不宜采用中英互译等以考察语言掌握为目的的题型。练习设计必须具有代表性,能对学生的能力和智力构成挑战,不断引导学生实现《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目标。
5.突出教材的实践性
在高职《国际贸易实务》教材的设计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将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内容按照工作过程进行设计,使理论知识融入技能操作训练中,实现“做中学”,凸显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高职教育理念。如何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教材中增强实践性,笔者的做法如下:
(1)加入典型案例项目1(贸易准备)与项目2(出口合同磋商和订立)理论性较强,为此笔者在知识介绍中穿插典型案例,可引导学生思考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所选案例要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建议案例放在相关的知识点介绍之后,以贯彻“学中做,做中学”的高职教学理念。
(2)融合外贸函电知识使外贸流程更具体贸易双方相距遥远,双方主要借助外贸函电进行沟通,借此推动国际贸易业务的开展。为增强贯穿式项目的真实性与情境性,在贯穿式项目任务设计中,建议在主要外贸业务节点添加双方往来信函。在跟学项目任务实施中,可以让学生进行模仿操练。
(3)添加外贸单据,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国际贸易实务》课程项目3(出口合同的履行)无不涉及到单证的处理,单证的制作质量决定着外贸业务的成败。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引入相关单证制作内容,可以增加外贸流程的连续性,增强实践教学环节,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工作岗位的要求,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单证制作、商务英语函电应成为一体,不可分割,但国内教育界考虑到学科体系的系统性与教学组织的方便,把它分成三门课程。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引入函电与单证内容,主要为增加贯穿式项目的真实性,增强“教学做”一体化服务。因此在添加相关单证与函电内容时要把握好“度”,即知识点介绍不要过全过细,只作为一般的认知;实操要求不要过高,只做基本的操作,以免喧宾夺主,主次颠倒,影响《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目标的实现,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与掌握操作还得由单独开设的课程完成。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
正如国务院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所言，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
尤其是自贸区在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方面更是被寄予厚望。“总体方案”明确要求自贸区要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试验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创造条件进行先行先试。在试验区内实现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实行市场化定价。探索面向国际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全面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自由化等。建立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
不过，正是基于自贸区目前还只是试验田，其总面积只有28.78平方公里，因此就自贸区对中国股市的影响来说，还是相对有限的，不会对股市大局构成影响。其影响总体上只是局部性的，尤其是以上海本地股为主。
从目前的舆论来看，股市对自贸区的正面影响谈论得比较多。但实际上，自贸区的建立对股市也存在负面影响的一面。比如国务院的“总体方案”明确表示，支持试验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鼓励在试验区设立专业从事境外股权投资的项目公司，支持有条件的投资者设立境外投资股权投资母基金。与此同时，在证监会出台的支持自贸区资本市场建设的五项措施中，其中的第二项措施是，支持自贸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双向投资于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其中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按照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期货投资；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可按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期货投资”。可见，不论是国务院的“总体方案”，还是证监会的支持性措施，都为国内资金投资境外证券期货市场打开了大门，这势必造成国内资金的外流，对A股市场起到一种资金分流的作用。
而且自贸区放开了一些原来外资不能参与经营的领域，如此一来，外资对这些领域的经营，势必对国内同类公司构成冲击。如在自贸区这次对外资开放的商贸服务领域，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并且在首批进入自贸区的25家企业中，上海百家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就是由上海本地上市公司百视通与微软共同组建的一家从事游戏开发的合资公司，微软Xbox或借道落地，这将对国内同类公司构成一定的冲击。
当然，自贸区的建立总体上是有利于上海经济发展的。因此，自贸区的建立对上海本地股构成较大利好。不过由于自贸区概念股在自贸区挂牌前已经遭到市场的爆炒，因此在自贸区正式成立后，继续对自贸区概念股进行大规模爆炒的可能性不大，但自贸区概念股后市会出现较大的分化。那些由于自贸区设立确实能够从中获得较大受益的上市公司，在经过短线的回调后，后市存在的机会相对较多。如在自贸区或周边有大量土地的公司海博股份、锦江投资、浦东金桥、中储股份；参与自贸区建设开发的公司外高桥、陆家嘴、浦东建设；物流仓储和运输类公司，如：上港集团、东方创业、新宁物流、交运股份；进入自贸区内开办公司或开展业务的公司如百视通、东方明珠等。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1篇9
关键词虚拟水贸易;水安全;粮食安全;政策化
中图分类号F746.14;U6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5-0134-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2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东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水资源紧缺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Allan教授提出了虚拟水(VirtualWater)的概念,专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1]。这个概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被人们逐渐认识其对于实现区域和全球水安全具有的重要意义。
1研究进展
2002年第二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荷兰海牙召开,虚拟水作为单独的议题被提上日程。同年12月在荷兰的戴尔福特(Delft)以虚拟水为主题建立了工作组,对虚拟水的概念、意义和理论依据做出了较为广泛和详尽的讨论。经济学家Hokstra和Chapagain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原有的虚拟水流量测算方法不能真正反映一国水资源的真实需求,提出水足迹(WaterFootprint)的概念和测算方法[2]。水足迹将虚拟水概念与消费联系起来,用以衡量国家、地区、部门或个人水资源的消耗状况,为水资源需求和供给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拓展了虚拟水概念的应用范围。Hokestra和Chapagain等人提出水足迹的概念之后,对虚拟水流的计算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运用“树形结构”将虚拟水含量细分为农作物虚拟水含量、加工品虚拟水含量、动物虚拟水含量和工业产品虚拟水含量。并初步计算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虚拟水流量和各国的水足迹大小。Chapagain在进行国别研究的时候将虚拟水进一步细分为绿色虚拟水、蓝色虚拟水和灰色虚拟水,对虚拟水贸易与环境保持的关系进行了量化探讨,将虚拟水概念引入了生态环境领域[3]。
虚拟水和水足迹等概念的提出逐渐理清了虚拟水理论的逻辑脉络,在此之上,学者们也不断探讨虚拟水理论的深层次依据。Allan教授认为虚拟水概念最核心的理论基础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将一国较为优势的资源出口本国将获利”。
随着虚拟水理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将虚拟水政策化的讨论也逐步展开。2003年3月第三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日本东京召开,正式讨论虚拟水贸易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将虚拟水理念政策化提上了日程。而这一主题是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和顾忌的问题,至今仍是各国学者讨论的热点。2003年4月世界各国学者就虚拟水政策化主题召开了电子会议,专门探讨各国水安全、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2005年9月,德国发展研究所(GermanDevelopmentInstitute,GDI)建立了虚拟水贸易工作站。2006年第四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墨西哥召开,专题讨论阿拉伯地区的虚拟水贸易与水安全的关系。2006年8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专题召开了水资源周讨论虚拟水理论的进展和应用。2009年3月第五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粮食与水”、“水的综合管理与保护”等论题中再次讨论了虚拟水理论的政策化问题。最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资源公报提出力求使水足迹平衡的水中立(WaterNeutrality)概念,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减少和补偿水足迹影响的概念[4]。水中立指尽可能理性地减少某项活动的水足迹并补偿剩余水足迹的负外部性。水中立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将利益相关者与水资源管理相结合的良好工具,有利于探讨减少水足迹目标和机制,从而对剩余水足迹环境和社会影响实现补偿。
此外,虚拟水概念不仅纵向不断延伸,横向发展也非常迅速。虚拟资源概念的提出将虚拟水与虚拟土地、虚拟二氧化碳、虚拟氮等概念相提并论,为全球资源量化及贸易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一些学者将水足迹概念与生态足迹、碳足迹等概念联系起来,使人们的消费对自然的影响更为清晰、以量化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Heokastra等人)。也有一些学者将虚拟水换算成生物能量,使虚拟水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一个支点(PWGerbensLeenes等人)。这些都为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不断开拓视野,打开思路。
将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主要考虑需要实现两个政策目标:第一,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国家和地区之间水资源重新配置,提高更广阔空间范围内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国家和地区的水安全。第二,在实现国家和地区水安全的同时,确保虚拟水贸易不影响该国、该地区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如何实现,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双方都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证工作。
刘?哲等:虚拟水贸易理论及其政策化研究进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5期2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的各方争论
2.1国外学者关于虚拟水贸易政策化的争论
从虚拟水相关理论提出伊始,关于粮食安全、水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国外学者就一直在争论和讨论。在虚拟水和水足迹概念的框架下,国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前瞻性研究。Allan研究得出中东地区的30个国家正在通过进口小麦和其他农产品的方式进口虚拟水,来补偿日渐减少的水资源。Hakimain,Turton,Wickelns等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虚拟水贸易量和虚拟水流路径作具体的分析测算。HoekstraandHung报告了全球食物以及其他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贸易中的虚拟水平衡测算结果[4]。以色列大学的HillelShuval指出,中东的干旱国家拥有极少的水资源,这些水应该用于更为急需的地方;进口富含虚拟水的农产品能够兼顾粮食安全和水安全。东京大学MDSirajulIslam对全球虚拟水流向对缓解缺水地区水资源压力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全球水资源的空间分布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了非均衡的重新分布,全球没有水资源紧缺压力的人口减少,中等压力和高等压力的人口增加,但极度缺水的人口减少。Hoekstra和Chapagain提出全球农产品贸易量的增长快于全球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这意味着全球粮食供给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依赖性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由于消费了更多的工业制品而使其水足迹更大。MariaBerrittella等人通过建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W)将虚拟水纳入全球贸易分析框架。结论显示未实行水资源管制的国家和地区,当贸易模式转变时(贸易产品虚拟水含量不同),该地区的水资源使用量增加;而实行水资源管制的国家则倾向于出口更多的富含水产品。这使全球范围内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
国外支持虚拟水理论政策化的学者一般将虚拟水问题放置在全球贸易框架之下进行分析,做了大量的国别研究。对品种的研究也都以国家为单位,为各国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第一,虚拟水贸易的确对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二,虚拟水贸易对部分缺水国家,如中东北非等国的水资源紧缺现状确实起到了极大的缓解作用。第三,在贸易结构调整中考虑虚拟水因素确实能够提高水资源管理的效率。
提出质疑的学者也并非对虚拟水贸易理论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虚拟水贸易具有优化水资源配置效率前提下,针对如何平衡国家水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问题上展开讨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将虚拟水这一因素作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结构的唯一主导因素。一国政府出于对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来解决水资源问题。这就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一国现有水资源和虚拟水贸易的潜在供水能力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通盘考虑。但是具体如何将以虚拟水为表现形式的水资源要素纳入到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中各国学者只给出了研究的思路,而实证性的研究尚未完成。
Hofwegen认为虚拟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决不是简单地让贫水国家和地区进口虚拟水,要将虚拟水战略作为政策的一部分,需要彻底了解虚拟水贸易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状况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应从货币(通货)、粮食安全、粮食、就业和水资源等几个方面来研究。Wichelns在研究中也指出[5],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虚拟水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增强其政策相关性和实际应用性,但虚拟水贸易理论只是在水资源方面揭示了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并不应该在政策的制定方面仅仅依据虚拟水贸易,应该全面地考虑到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诸多方面因素,全面确定优势项目进行生产和贸易。Wichelns指出了虚拟水贸易与比较优势理论之间的差异,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对资源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性分析。
2.2国内学者关于虚拟水贸易政策化的争论
国内学者对于虚拟水的研究目前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分地区分产品虚拟水含量的测算以及分地区虚拟水流量的初步估计;第二是全国性分品种虚拟水含量的测算、虚拟水流量的估计和虚拟水贸易战略研究。
中国虚拟水理论在实证研究领域最多用于分析西北干旱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管理问题。周俊菊等人测算了2002年甘肃省13种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焦文献等人应用ImPACT等式分析了甘肃省1990-2003年虚拟水消费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王学权和卢琦计算了青海省共和盆地(共和盆地地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地,是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肆虐的一大策源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年净消费的虚拟水量,分别为878.43m3和1105.61m3。黄晓荣等人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宁夏地区2002年虚拟水输出量、水足迹和社会经济系统对水资源的消费利用状况。于茜等人测算了1990-2004年新疆地区五种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桂东伟等人认为新疆有限的水资源不可避免地导致绿洲农业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的矛盾。肖玲等人提出了虚拟水指数的概念,并对陕西省1989-2004年的18种农产品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时空变异分析。
此外,一些学者也运用虚拟水理论探讨了半干旱地区和水资源相对丰沛地区的水资源合理利用问题。陈光和杨静应用虚拟水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对辽西主要农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进行了计算,并对未来水资源供需平衡作了预测。崔嫱等人利用各类农作物虚拟水含量标准,计算了1997-2002年浙江省各地市主要农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和不同类型农作物的虚拟水含量。马忠和张继良认为虚拟水战略是水资源社会化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二人计算了张掖市产业间虚拟水的净转移以及区域虚拟水的调入调出,构造产业间虚拟水转移矩阵,清晰量化各产业间虚拟水的转移去向。吴争程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福建省各行业的虚拟水流量,分析了福建省经济贸易中的水调配量,结果表明福建省以虚拟水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输出了大量水资源。严冬等利用水资源模型输出的蒸散发量,对黑河中游农作物初级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虚拟水贸易、虚拟水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发展代价分担等内容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王红瑞等确定了北京市主要农作物的需水量,对北京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农业用水及其对GDP的贡献做了计算,并对各类农作物历年虚拟水含量及其结构变化进行了测算。
分地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不同地区不同产品之间虚拟水含量及虚拟水流量的差距,基本上肯定了两点:第一,作物生长对水资源的需求可以通过其虚拟水含量来体现,从而虚拟水含量可以作为优化产业布局的因素之一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第二,虚拟水流量对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确实产生影响,对水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起到作用。但是,分地区的虚拟水研究并没能阐述虚拟水国际贸易如果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应如何应对,也就是说虚拟水战略的制定如何与农产品贸易战略相结合的思路还没有被理清。
国内最早关注虚拟水战略问题的是程国栋,他指出虚拟水是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的新思路,从国家角度出发,我国粮食安全应该靠自给,但是区域内部地区的粮食安全则没有必要完全自给。此外,柳文华等人分析了虚拟水的政策内涵,估算出1980-2000年小麦、玉米贸易中虚拟资源的实际输入情况。刘幸菡和吴国蔚运用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方法对我国2000-2002年36种农产品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测算了我国该三年的农产品虚拟水流[6]。王红瑞和王军红测算了中国各省市畜产品虚拟水含量历年变化情况和各类畜产品现状分布情况。马静等人借助虚拟水的概念,测算了4类主要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分析以粮食为载体的虚拟水国际、区域流量关系勾勒出了我国虚拟水贸易的基本格局。认为虚拟水战略可作为跨流域调水的补充,在保障缺水地区水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孙克将虚拟水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讨论比较优势理论在虚拟水贸易中的应用,将虚拟水研究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李少斌测算了9种农产品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城乡虚拟水消费量。施宜和李磊将熵权理论引入虚拟水战略研究框架,分别计算并比较了西北4省和中部4省的熵权,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熵权大的省份的生产优势,而对耗水多的作物可以考虑尽量避免在缺水地区生产。
国内多数学者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不支持较大幅度的粮食进口。中国在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中占据了巨大的份额,其贸易额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市场和粮食价格变动将影响世界的任何地方[7]。但近年来水资源短缺不仅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对虚拟水贸易战略的不断深入研究揭示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虚拟水流量成净进口状态,这对缓解我国实体水资源供需缺口确实起到了作用。第二,中国虚拟水进口要以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保证粮食在自给率下降不大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国际贸易结构来实现虚拟水的进口更有利于将虚拟水贸易理论纳入政策框架。第三,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可以通过地区间的虚拟水贸易缓解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3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途径的探讨
(1)将虚拟水等新型资源概念与传统生产要素一起纳入到产品国际竞争力测算之中,调整国际贸易框架和国际贸易战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国家能够称可以完全实现自给。水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农业也是经济活动,只不过由于定价的困难以至被忽略。这些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都应被纳入到市场的框架中加以分析,运用市场的力量加以推动,只不过进程要很缓慢。虚拟水资源管理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Allan)。影响虚拟水贸易的政治因素可以划分为进口国因素、出口国影响因素和国际政治环境三大类(刘红梅等)。各国在考虑到完全依赖进口粮食后所形成的粮食供给风险的不可接受性,都认为需要一揽子的贸易协议,而不是完全依靠进口虚拟水来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
对于尚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受到全球化、工业化进程的威胁,同时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将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新筹码,也有可能成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深入发展的新动力。在粮食、能源、资源全球流通的情况下,一方面不能固守高自给率的低效率发展,另一方面还应该更多的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顺应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将虚拟水与其他因素一起纳入到宏观调控框架虽然有诸多技术上的困难,但其政策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2)通过建立第三方协议来保障虚拟水贸易的可持续性。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大顾忌就是国家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国家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微妙变化直接影响虚拟水贸易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也是学者们质疑依靠粮食进口解决水资源紧缺状况的根源。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看,要想实现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水安全以及维护粮食安全,可以建立第三方协议来实现。例如,可以建立世界粮食银行来从制度上保证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可贸易性(HillelShuval)。
(3)将虚拟水理念纳入到农业区域布局和区域贸易战略结构中。不同地区不同作物虚拟水含量的差别给农业区域布局的调整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区域间虚拟水贸易提供了依据。结合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调整农业布局和农产品区域贸易结构是将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的另一途径。运用虚拟水战略,从国内粮食生产富足的省份调运粮食,实现地区间粮食供给平衡,可以更好地保证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地区的粮食生产,缓解缺水地区自身水资源的短缺压力和生态压力,实现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国栋)。驱动虚拟水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耕地面积,虚拟水总是从水资源短缺但耕地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流入到水资源丰富但耕地短缺的国家或地区(MDineshKumar,OPSign)。这与中国“南水北调,北粮南运”的现实相吻合。对中国南北方农业布局和贸易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可以增加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政治安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JohnAAllan.WaterintheMiddleEast:LegalandCommercialIssues[A].EditedwithCMallatandcontributed,London:TaurisAcademicPress,1996:360[2]AYHoekstra.VirtualWaterTradeProceedingsoftheInternationalExpertMeetingonVirtualWaterTrade[A].In:ValueofWaterResearchReportSeriesNo.12[C].2003.
[3]AKChapagain,AYHoekstra.TheWaterFootprintofCoffeeandTeaConsumptioninNetherland[J].EcologicalEconomics,2007,6(12):109-118.
[4]AYHoekstra.HumanAppropriationofNaturalCapital:AComparisonofEcologicalFootprintandWaterFootprintAnalysis[J].EcologicalEconomics,2008,6(12):1-12.
[5]Wichelns.ThePolicyRelevanceofVirtualWatercanbeEnhancedbyConsideringComparativeAdvantages[J].AgriculturalWaterManagement,2004,66:49-63.
[6]刘幸菡,吴国蔚.虚拟水贸易在我国农产品贸易中的实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5,9:21-24.[Liuxinghan,Wuguowei.VirtualWaterTradeTheoryandACaseStudyofChina'sCropTrade[J].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2005,9:21-24.][7]马静,等.虚拟水贸易在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中的应用[J].水科学进展,2006,1(17):33-36.[MaJing,etal.ApplicationofthevirtualwatertradetoChina'sgrainsecurity[J].AdvancesinWaterScience,2006,1(17):33-36.][8]AYHoekstra,AKChapagain.WaterFootprintsofNations:WaterUsebyPeopleasaFunctioniftheirConsumptionPattern[J].WaterResourceManagement,2007,4(21):35-48.
[9]AYHoekstra,AKChapagain.TheWaterFootprintsofMoroccoandNetherlands:GlobalWaterUseasaresultofDomesticConsumptionofAgriculturalCommodities[J].EcologicalEconomics,2007,6(12):143-151.
[10]AYHoekstra.Waterneutral:ReducingandoffsettingtheImpactsofWaterFootprints[A].In:ValueofWaterResearchReportSeries,2008,28.
[11]BerrittellaM,etal.TheEconomicImpactofRestrictedWaterSupply:A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Analysis[J].WaterResearch,2007,5(41):1799-1813.
[12]DineshKumarM,SignOP.VirtualWaterinGlobalFoodandWaterPolicyMaking:IsThereaNeedforRethinking?[J].WaterResourcesManagement,2005,3(19):759-789.
[13]IslamMS,etal.AGridbasedAssessmentofGlobalWaterScarcityIncludingVirtualWaterTrading[J].WaterResourManage,2007,5(21):19-33.
[14]HillelShuval.“VirtualWater”intheWaterResourceManagementoftheAridMiddleEast,2003.
[15]JohnAAllan.Aneconomicmirage[A].In:Whatpricewater,1999.
[16]JohnAAllan.BeyondtheWatershed:AvoidingtheDangersofHydrocentricityandInformingWaterPolicy[J].KCL/SOASWaterResearchGroup,2006:3-77.
[17]JohnAAllan.IntegratedWaterRecoursesManagementismoreaPoliticalthanaTechnicalChallenge[J].2007:5.
[18]PWGerbensLeenes,etal.TheWaterFootprintofEnergyfromBiomass:AQuantitativeAssessmentandConsequencesofanIncreasingShareofBioenergyinEnergySupply[J].EcologicalEconomics,2009,6(8):1052-1060.
[19]PaulvanHofwegen.VirtualWater:ConsciousChoice[J].StockholmWaterFront,2003,6(2):6-12.
[20]崔嫱,等.浙江省主要农作物虚拟水含量的初步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31):11-15.[CuiQiang,etal.ApreliminarystudyonthestaplecropsvirtualwatercontentinZhejiangProvince[J].JouraalofZhejia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s,2008,2(31):11-15.]
[21]程国栋.虚拟水―中国水资源安全战略的新思路[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3,4:260-266.Chengguodong.VirtualWaterAStrategicInstrumenttoAchieveWaterSecurity[J].BulletinoftheChineseAcademyofSciences,2003,4:260-266.
[22]马忠,张继良.张掖市虚拟水投入产出分析[J].统计研究,2008,5(25):15-17.[Mazhong,Zhangjiliang.AnalysisonVirtualWaterinzhangyecityUsingRegionalInputoutputModel[J].StatisticalResearch,2008,5(25):15-17.][23]桂东伟,等.用虚拟水理论探讨干旱区生态用水问题[J].干旱区研究,2007,7(24):9-11.[Guidongwei,etal.StudyonWaterConsumptionfortheEcologyinAridLandinXinjiangwithVirtualWaterTheory[J].AaridZoneResearch,2007,7(24):9-11.]
[24]柳文华,等.虚拟水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与贡献分析[J].应用生态告报,2005,11(16):23-25.[LiuWenhua,etal.AnalysisontheroleandendowncentofVirtualWaterinagriculturalecosystem[J].ChineseJournalofAppliedEcology,2005,11(16):23-25.]
[25]陈光,杨静.虚拟水在解决辽西水资源安全问题中的作用研究[J].工程科学,2007,1:5-7.[Chenguang,Yangjing[J].ModernScience,2007,1:5-7.]
[26]刘红梅,等.虚拟水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经纬,2008,2:5-9.[LiuHongmei,etal.AResearchontheVirtualWaterTradeandItsInfluencingFactors[J].EconomicSurvey,2008,2:5-9.]
[27]李少斌.我国虚拟水含量的空间分布及城乡消费差异研究[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29):34-38.[LiShaobin.TheResearchonOurCountryHypothesizedWaterContentSpatialDistributionandtheExpenseDifferencebetweenCityandCountryside[J].JournalofShangqiu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2007,2(29):34-38.]
[28]施宜,李磊.熵权理论在虚拟水中的应用[J].科技与管理,2007,2(42):12-15.[ShiYi,Lilei.Applianceofentropytheoryinvirtualwater[J].ScienceTechnologyandManagement,2007,2(42):12-15.]
ReviewsofVirtualWaterTradeTheoryandItsRelatedPolicies
LIUZhe1LIBinglong2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194,China)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篇10
[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and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etal.，2011；Feenstraand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参考文献]
[1]陈飞翔，吴琅.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换路径与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06（11）：4-10.
[2]程筱宇.贸易强国应具备的“素质”――刍议中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J].金融经济，2015（7）：20-22.
[3]戴翔，张二震.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目标、路径及战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82-91.
[4]戴翔，张二震.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J].经济学家，2016（1）：75-82.
[5]冯雷.进口贸易是通向贸易强国的关键――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4（12）：51-56.
[6]何新华，王玲.比拼经济实力――对外经济贸易强国主要特征与指标分析研究[J].国际贸易，2000（12）：14-18.
[7]洪涛.由贸易大国向强国跨越[J].国际贸易，2010（12）：15-18.
[8]黄锦明.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72-176.
[9]贾怀勤.从统计规则辨析中国2013年货物贸易总值是否超美――兼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J].国际贸易，2014（2）：10-15.
[10]李钢等.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之抉择[J].国际贸易，2010（1）：4-11.
[11]刘宝荣，李健.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未来10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2000（11）：22-24.
[12]柳思维.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制度创新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6）：5-10.
[1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8-112.
[1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27.
[15]马淑琴，戴晋.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升级的相关因子研究[J].财贸经济，2006（10）：64-68.
[16]马涛.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经贸强国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6（1）：26-32.
[17]马相东，王跃生.全球贸易新常态与中国外贸发展新策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6）：77-84.
[18]毛群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基于我国外贸发展背景与现实的分析[J].价格月刊，2008（10）：36-41.
[19]裴L洪.迈向贸易强国应先跨过几道坎儿：对我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思考[N].中国经济导报，2005-01-22（1）.
[20]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J].经济研究，2009（4）：4-16.
[21]裴长洪.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规律与启示[J].经济研究，2013（7）：4-19.
[22]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4）：21-24.
[23]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J].经济研究，2015（4）：4-20.
[24]裴长洪.“十三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与新任务[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3.
[25]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贸易，2014（2）：18-21.
[26]盛斌.建设国际经贸强国的经验与方略[J].国际贸易，2015（10）：4-14.
[27]桑百川.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N].国际商报，2015-12-23（3）.
[28]田素华，尹翔硕.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6（4）：14-20.
[29]张二震.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1-5.
[30]张二震，戴翔.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4（7）：6-12.
[31]张幼文.经济强国――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与目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26.
[32]张幼文.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道路[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9）：5-12.
[33]张幼文.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贸易大国如何实现转型[J].探索与争鸣，2016（2）：83-88.
[34]唐海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究竟“新”在哪里[J].经济研究，2014（1）：15-20.
[35]王备.中美贸易关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探究[J].北方经贸，2014（7）：17-19.
[36]王冉冉.我国离贸易强国还有多远――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0）：9-14.
[37]魏浩，马野青.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5（2）：21-23.
[38]吴汉嵩.论实现贸易强国的方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51-57.
[39]薛荣久.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的纲领与重大意义[J].国际商务，2007（11）：5-10.
[40]杨圣明.“十二五”规划与贸易强国战略[J].时代经贸，2011（2）：13-16.
[41]杨枝煌.关于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的战略思考[J].经济学家，2014（6）：25-33.
[42]尹翔硕.试论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J].世界经济，1992（7）：11-12.
[43]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变化及贸易格局的变动[J].世界经济，2004（3）：38-43.
[44]尹翔硕.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1-52.
[45]余芳东，寇建明.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差距有多大[J].中国国情国力，2001（6）：2-4.
[46]张亚斌，李峰，曾铮.贸易强国的评判体系构建及其指标化――基于GPNS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10）：3-8.
[47]张钰梅.距离世界贸易强国，我们有多远[N].国际商报，2010-04-29（3）.
[48]赵蓓文.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升级：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J].世界经济研究，2013（4）：3-9.
[49]郑宝银.“走向贸易强国之路学术峰会”会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1（6）：174-176.
[50]郑甘澍，蔡宏波，罗彩瑜.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探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11）：3-13.
[51]Cattaneo，O.，Gary，G.，andCorneliaS.，GlobalValueChainsinaPostCrisisWorld：ADevelopmentPerspective[R].Washington，DC：WorldBank，2010.
[52]Feenstra，RobertC.，andShang-jinWei.，China’sGrowingRoleinWorldTrade[R].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0.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篇11
一、产品内贸易理论概念
延承AdamSmith的国际分工思想和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思想，随着国际间产品内分工的飞速发展，为产品内贸易理论奠定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产品内分工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管理学研究中价值链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在国际贸易学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阶段生产模型（StagedProductionModel）的研究上，从垂直两阶段生产模型延展为多阶段生产模型，并运用这些模型分析国际贸易中的中间产品问题。产品内分工理论的中文文献具有代表性的是卢锋（2004）提出了产品内分工的基本涵义，是指产品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或区段，在空间上分散化地展开到不同国家和经济体进行。并论述了当代产品内分工的行业表现、发生原理、决定因素和发展动因等问题。
随着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出现，对于国际间产品内贸易理论的研究进入纵深发展，许多学者用不同的术语和视角阐释产品内贸易理论，主要体现在：产品内专业化（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国际零散化（InternationalFragmentation）、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Outsourcing）、垂直专业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
SvenArndt(1996,1997a,1997b)首次提出“产品内专业化”一词，并提出“产品内专业化”能促进贸易和福利增加。RonaldW.Jones&HenrykKierzkowski（2000）基于他们在1990和1998的文章，提出了“零散化”的概念是指将以前完整的生产过程分割为两个或多个部分或称“fragments”，并分析“零散化”过程的基础、原因和对不同国家的福利效应。Deardorff（2005）分析了“零散化”的利益问题：对于特定的个人、集团和国家来说由于现存的外部性和壁垒的扭曲，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对于世界福利是扩大的；对于通讯和交通技术进步是有促进作用的，提出“零散化”在现代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
二、国际贸易四个基本问题
产品内贸易理论的研究仍然围绕着贸易的四个基本问题进行，即产品内贸易发生的原因、产品内贸易如何进行、产品内贸易的贸易利益和产品内贸易的利益如何分配。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产品内贸易理论发展的基本框架。
产品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探讨最多的是各国、各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需求，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国与国之间贸易成本的下降，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来承接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发展中国家利用低廉丰富的劳动力优势完成产品的生产加工部分，部分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接产品的服务部分。产品内贸易在各国之间随着产品的不同工序的完成而进行。
对于产品内贸易的贸易利益，大多数学者基本都认为产品内贸易将优化资源，使世界的贸易利益增加。对于如何分配问题的探讨则说法不一，发达国家的有些学者在理论与实证上证明产品内贸易将剥夺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引起发达国家相关产业的衰退。部分学者实证结果认为产品内贸易没有使发达国家受到损失，产品链的大部分价值都回归到发达国家。在对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都认为产品内贸易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但也存在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造成发展中国家能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三、产品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产品内贸易的实证研究有国家层次和产业/产品层次的研究。例如GordonHanson(1996)以临近美国的墨西哥为例，阐述了“零散化”现象。产业/产品层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产业、汽车产业、飞机制造产业和服务业等领域。RichardHarris(1993,1995)建立了一个新的生产模型，研究通讯设备（tele-communications）的外包问题。MichaelFerrantino,RobertKoopman,ZhiWang*,andFalanYinug（2007）剖析了中国和美国先进技术产品（AdvancedTechnologyProducts，ATP）的贸易问题，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HighandNewTechnologyProducts，HNTP）和美国先进技术产品（ATP）进行详细定义和分类，并发展一种新的方法来统一中、美先进技术产品的贸易数据，根据1996年至2006年的贸易数据，分析得出中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先进技术产品市场的主要供给者，源于三个主要的因素：全球产品的零散化、中国在制造业中的比较优势、中国政府对加工贸易和外国投资企业的倾斜政策。但是，也指出中国先进技术出口产品的质量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水平。在实证研究中运用最多的实证研究方法是DavidHummels（2001）年的VS分析方法。
四、产品内贸易理论的发展
有些学者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合约理论，解释产品跨国生产的垂直组织形式，从而扩展产品内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在理论和实证方面更加地贴近现实世界。
由于中间产品贸易特殊的贸易方式，造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拉大，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工资差距拉大。所以很多学者关注产品内贸易与工资差距的关系问题。
在对国家贸易产生原因问题的探讨中，许多学者喜欢从技术进步的视角来观察。对于产品内贸易问题也不例外。由于技术进步，国家之间的运输成本降低，新的通信工具出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不受地域和空间的限制，所以技术进步促进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伴随着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生产率提高和成本降低等因素，产品内贸易对于生产率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产品内贸易，尤其是离岸外包的数据很难获得，产品内贸易对生产率影响方面的文献很少。产品内贸易对于生产率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影响和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是产品内贸易可以通过原材料资源的全球订购，而且使得在发达国家更接近资源配置的最优水平，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对于服务部门的经验研究几乎没有，但是实际上中间产品贸易对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小，而对于服务部门的促进作用更大一些；间接的影响包括诸如技术升级等的影响。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概念范文篇12
经济全球化（EconomicGlobalization）概念由特?莱维（LevyT）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至今尚无统一的解释。朱贻庭、崔宜明在《伦理学词典》中将经济全球化解释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和不同地区经济活动日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趋势。”国际商务学会的主席、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阿兰?鲁格曼（AlanRugman）认为，经济全球化即“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对经济全球化的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众说纷纭的情况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经济全球化理解的出发点不同，如果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运动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如果从内容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那么，它就是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是各国（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经济的发展相互影响和制约。
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正是全球认可“经济全球化”的拐点。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贸易保护政策的消失，事实上，贸易保护政策、国际贸易政策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新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产生。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在不允许成员采用不正当贸易手段进行国际贸易竞争或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的同时，又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进行出口补贴、配额和许可证等“特例”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的现象存在，为少数发达成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的“特例”玩弄贸易保护主义开了方便之门。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更加复杂化、隐蔽化、多样化。世界贸易组织为成员之间敞开国门创造了条件；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创造了条件；为自由贸易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在全球经济相互紧密依赖的同时，在世界各国（地区）对外依存度提高的同时，贸易摩擦的机率增加，贸易摩擦的频率增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也会层出不穷。
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经济全球化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是同一个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从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出发看问题，知识经济是从全球经济的动力、全球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出发看问题。当今社会，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又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经历了5000多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又经历了大约300年的工业经济时代，现在进入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时代，小农经济从微观上使各个家庭封闭，从宏观上使民族封闭；工业经济时代使微观的企业相互联系，但宏观上的各民族可以相互独立；知识经济时代使全球经济无法分开，使全球经济的时空界限缩小和模糊。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使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时代也到来。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经济从赖以存在的基础看，它是与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与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出现是同时代，都是20世纪80年代。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有了“知识经济”的提法，1997年初，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面对近20年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新特征发表了一份年度报告，报告的标题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简称为“知识经济”。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该年度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耗）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的核心、本质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而知识的核心、本质不是口头禅中的书本知识或死知识，而是科学技术知识与高附加值的信息。
知识经济不等于高新技术经济，但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如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产业、空间科学技术产业、海洋科学技术产业、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产业和管理科学技术产业等。高新技术应以生产智能和新思想为主，开发人的“脑力”、“心力”。知识经济的前瞻性产业是文化教育产业，而文化教育产业是生产、传播文化和知识信息的产业，是开发“软实力”的产业。知识经济的灵魂产业是研究开发及咨询决策产业。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它涉及到理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知识的创新，而知识的创新是原动力。自然资本创造的价值或者说物质财富在使用中不仅消耗，而且不能增值，有些资源甚至不可再生，而知识财富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不会消耗，而且通过创新会不断增值，成为全社会共享的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特征使国际贸易政策逐渐向高端推进，特别是从技术、环境、社会、安全、健康等方面考虑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发达国家控制知识经济的制高点，通过国际贸易政策严格控制高新技术的出口，另一方面，在进口上则提高进口货产品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健康标准、安全标准等。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政策的出台上也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核心――创新。他们不断出台维护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些政策的知识含量越来越高，国际贸易的准入门槛也随之越筑越高。这就迫使贸易国不断提高自身产品的知识含量，但同时也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难度。
三、低碳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是一个比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晚一些出现的概念。2003年英国政府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这是第一次以政府文件形式直接论及低碳经济。提出低碳经济概念的国际社会背景，1992年6月4日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指出：“人类活动已大幅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这种增加增强了自然温室效应，平均而言将引起地球表面和大气进一步增温，并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对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采取“猛砍”的措施，那么到2050年，全球变暖每年将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多可达3000亿美元。发展低碳经济必将成为21世纪经济的主流、技术革命的主流、新能源革命的主流；发展低碳经济必将成为21世纪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的主旋律；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带来国际贸易政策的新变化。
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低碳经济是从三个不同的侧面描述当今时代的概念。低碳经济从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环境出发；从子孙后代的利益出发；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要求全球降低CO2的排放量，实现低碳生产和生活，要求用同样多的CO2排放创造更多的GDP或者用更少的CO2排放创造更多的GDP。低碳经济使市场体系大家族增加了新成员，在原有生活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的基础上增加了碳交易市场。低碳经济的出现、碳交易的介入使国际贸易政策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了与碳有关的国际贸易政策，如碳关税等。
四、后危机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政策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是什么呢？危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危险的根由”，或“严重困难的关头”。《辞海》中的危机有三种解释，一指“潜伏的祸机”；二指“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三指“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学辞典》认为，经济危机又称“经济恐慌”，通常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社会经济大混乱。这些解释泛指的都是危机或经济危机，而不是后危机时代的“危机”。后危机时代的危机是特指起始于2006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所谓“次贷”即“次级按揭贷款”，是相对于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而言的，“次级”是与“高级”、“优等”相对应的概念。在“次贷危机”一词中，“次”指信用低，还债能力低。所谓“按揭贷款”就是购房者以所购住房做抵押并由其所购买住房的房地产企业提供阶段性担保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次级”指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和还款能力证明，或者因负债较重而资信条件较“次”。美国“次贷危机”起始于2006年春季，2007年8月开始由美国蔓延到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由于次贷抵押贷款机构纷纷破产，投资基金不得不被迫关闭，从而使西方股市剧烈震荡，引起世界性的金融风暴。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于2007年4月2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员工25%。随后，德国工业银行于2007年8月2日宣布盈利预警，原因是工业银行及其下属的一个127亿欧元规模的投资基金――莱茵兰基金参与了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业务而出现巨大损失，估计亏损82亿欧元。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也于2007年8月2日宣布，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使旗下的两只基金倒闭，负责此项业务的共同主席和共同营运官沃伦?斯佩克特（WarrenSpector）当天辞职；紧接着，美国第十大抵押贷款机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于2007年8月6日向美国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法国第一大银行――巴黎银行旗下的三只基金由于投资美国的次贷债券而损失惨重，2007年8月9日被宣布冻结。日本、韩国也因美国次贷危机出现损失，如日本第二大银行瑞穗银行的母公司瑞穗集团于2007年8月13日宣布由于参与美国次贷而损失6亿日元。根据瑞银证券日本公司的估计，日本九大银行持有美国次贷担保证券超过1万亿日元，韩国5家银行持有美国次贷担保债券权565亿美元。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美林证券等宣布有百亿美元因美国次贷危机而损失。
2011年，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所谓后危机时代不是危机已经结束，不是危机已经成为过去，而是指危机缓和后出现的一种看似风平浪静的状态。这种“平稳”状况是相对危机而言的，因为造成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一有风吹草动，危机就有可能会卷土重来，随时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经济震荡与心理恐慌。故后危机时代，一方面表明全球金融危机暂时过去，另一方面表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摆脱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随时可能会再出现。2011年8月，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美股市狂跌。该月4日，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跌500点以上，为2008年12月以来单日下跌点数之最。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油价狂跌近60%，犹如投下一颗“金融炸弹”，刺激了脆弱的金融神经，引爆了信用危机。后危机时代并非繁荣期的到来，并非意味着经济进入高涨期。金融危机使全球贸易处于近50年来的低谷。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世界贸易下滑12%，其降幅远远超过世界生产的降幅，为二战以来最大跌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萎缩，国内消费减少，失业增加。发达国家由高调的新自由主义贸易转向新保护主义贸易，表现为反倾销调查、贸易救济调查、反补贴案件的有增无减。他们启动劳工标准限制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利用汇率、利率政策影响经济和贸易。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危机同贸易保护是一对孪生兄弟。经济衰退到来时总想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于是首推贸易保护政策。这种贸易保护会引起他国贸易报复，引发贸易大战，从而扩散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影响力，使经济危机外溢，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后危机时代，注意危机对国际贸易的消极影响，注意危机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左右，并采取相应的举措应对显得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