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艺入门范例(3篇)
茶艺入门范文
一、茶文化的发展历程
茶,作为物种,经历了由野生到种植,再到选优繁育的过程。茶叶的制作也是与时俱进,逐步发展的。人类的用茶,经历了“食用”、“药用”、“饮用”这三个阶段。在西汉中期的四川成都一带,人们已经开始将茶当做饮料了。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更深入更广泛地进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地域范围扩展到长江以南地区,在史料中对茶的记载也开始逐渐增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茶在这一时期开始与道家、儒家的思想发生联系,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开始萌芽。茶引起人们的兴趣,除了解渴、提神的原始功能,首先在于它的味美。要想获得这种美味,只采饮天然的茶不远远不够,还需要选择茶叶的品种,对茶的种植、采摘、制备、冲泡等都有特殊的要求。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使人们能够超出日常生活必需之外,去追求能给自身以更大精神享受的生活方式,饮茶便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民俗并开始形成茶文化。被誉为“茶圣”的唐人陆羽着有《茶经》一书,是对当时唐代以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与茶文化的全面总结。陆羽不仅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茶叶产制烹饮技艺,而且提出了“精行俭德”的茶道、茶德和茶人精神。成为中国茶文化正式形成的标志。
宋代是我国茶文化深入发展的时期。由于官僚贵族的倡导示范、文人僧道的推广传播、市井阶层的广泛参与,茶叶在物资领域的地位几乎可以比肩柴米,饮茶在精神文化领域也成为了一种流行时尚。这一时期,点茶、斗茶、分茶等与茶有关的记载层出不穷。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游牧文明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茶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饮茶方式由宋代的繁琐走向简约。明清时期,散叶茶得到了大力推广,名优茶的品种也大量增加,饮茶技艺也随之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全国各类茶馆林立,茶书、茶诗、茶画众多,并开始成为西方与中国贸易的主要物产。
二、茶艺表演的兴起
几千年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积累,使绚丽多彩的华夏文明奇妙地融化在茶香清泉之中。饮茶风尚同样溶入了现代人的生活,演变成为一种品茗的艺术程式。茶艺表演是在茶艺和茶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通过各种茶叶冲泡技艺的形象演示,科学地、生活化地、艺术地展示泡饮过程,使人们在精心营造的优雅环境和氛围中,得到美好的精神享受,陶冶情操。从唐宋的文士茶艺、宫廷茶艺、宗教茶艺发展起步,直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的“茶艺”概念率先在台湾被提出,茶艺表演事业随之兴起。各具地域特色的茶艺馆和茶文化盛会为茶艺表演提供了平台。茶艺表演是一门集音乐、舞蹈、人文精神于一体,适合在室内或舞台表演的茶叶冲泡艺术。它正承担起普及茶文化的时代责任,引导人们去重新品味古人早已参透但在近百年逐渐被淡忘的中国茶文化的精髓。
我国茶叶种类众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各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茶风俗,与之相应地,茶艺表演的种类也呈现百花齐放。按照茶艺表演的形式,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在演出场所由专业人员表演,这一类表演往往强调以艺为主,突出茶艺的欣赏功能;第二种表演多见于茶馆、茶室等场所,表演者和欣赏者多为茶界人士或饮茶爱好者。他们会最大限度地体现某一类茶叶的品质特性,遵循茶理茶性,有主题有针对性地设计茶艺程式。使表演者和欣赏者都能从中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第三种则发生在普通百姓当中,将品茶和泡茶技巧融合在一起,自娱自乐。而按照茶艺表演的程式,则可大致分为备器、煎水、赏茶、洁具、置茶、泡茶、奉茶、饮茶这几个基本步骤。不光展现制茶、泡茶、饮茶的技艺,更重要的是贯穿在整个茶艺表演始终的中国茶道精神。除此之外,茶艺表演还日益成为一种人际交流、建立友谊、沟通情感的纽带,甚至是一种社会和谐的润滑剂。以茶会友,其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在欣赏茶艺表演的同时,达到精神上的共鸣。
三、历史文化发展对茶艺表演艺术的影响
茶艺入门范文篇2
而茶以文化面貌出现则可以追溯汉代，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有正式文献记载的是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士，如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而他们两个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而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两晋南北朝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到了唐朝终于形成了中国茶文化。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等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代禅宗就十分兴盛，茶与佛门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禅宗重视“坐禅修行”，要求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要“跏趺而坐”“过午不食”。而茶则有提神养心之用，又可使饥饿感减轻，所以就选茶作为其饮料。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唐代僧人所饮的茶有“茶苏”之称。《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僧人单道开在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复饮茶苏一二升。”
如果说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那么宋朝则进一步地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并将思想感情融汇进去。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称、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与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的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佛门的饮茶随着世俗饮茶也渐渐讲究起来了，各寺院都设有“茶堂”，茶堂西北角有一鼓即“茶鼓”，东北角则为“法鼓”。专门有一管烧水煮茶的“茶头”和尚，有的寺院门口还设有“施茶僧”。佛教寺院的茶称为“寺院茶”，有很多品目：
1、奠茶：供佛、菩萨、祖师；
2、戒纳茶：僧人按受戒时间先后排序喝的茶；
3、普茶：寺人共同煮饮喝的茶。不仅名目不同，茶的质量也不同，上敬佛，中待客，下自饮。
可以说当进入到宋代这个茶文化高度发展的辉煌时代，佛教与茶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表现得更为密切。这种影响与融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僧侣促进了茶艺的发展
宋代对茶的热爱有很大一部分是表现在对茶艺的追求上，将它作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如斗茶、分茶的兴起)，茶技发展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创造出了茶的艺术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鲜见的，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如此热衷于斗茶，注重茶的感官趣味。
首先，僧人对品茶方式的贡献。以分茶为例：分茶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烹茶游戏，善于此道者，能在茶盏上用水纹和茶沫形成各种图案，也有“水丹青”之说。陶谷《清异录·茗苑门》有“茶百戏”条记：“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七，别施妙决，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当时人也称这一技艺为“汤戏”。而这种独特的艺术美的创造，很大一部分都得归功于僧人的贡献。宋代斗茶、分茶方面的高手基本上都是出自佛门，谦师就是其中留有记载的一个：元四年(公元1089年)，坡第二次来杭州上任，这年的12月27日，他正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坡点茶。坡品尝谦师的茶后，感到非同一般，专门为之作诗一首，记述此事，诗的名称是《送南屏谦师》，诗中对谦师的的茶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
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谦师治茶，有独特之处，但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对此加以赞誉，如北宋史学家刘分攵有诗句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是很妙的概括。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
福全和尚则是另一个留有记载的分茶高手。陶谷《清异录·茗苑门》“生成盏”条：“福全和尚‘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办而。”陶谷认为这种技艺“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
其次，佛门中人对茶的种植与品种发现也起了重要作用。千百年来各寺院都遵循一条祖训：“农禅并重”。“山中别无产，衣食取与茶”，可见制茶、售茶对僧人的影响，许多名茶都是由和尚制的，如“碧螺春”产于洞庭水月院山僧，原名“水月茶”。乌龙茶中名品武夷岩茶也由寺僧制作。蒙顶山茶制作，采集也由僧人经手……。
二、茶加强了佛门与世俗及对外的文化交流
“牢系鹿几防猎客，满添茶鼎候吟僧”。宋代的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请许多的文人名士前来赴会。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点茶——闻香——饮茶——评茶，气氛融洽，这样就使得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有了交流的机会，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其中最有名的茶宴要算是“径山茶宴”。径山，位于天目山东北高峰，处于浙江著名的产茶区。径山寺始建于唐，到宋时十分有名，宋孝宗亲自御笔题额“径山兴盛万寿禅寺”，从宋到元，都享有“江南禅林之冠”，而茶宴也举办了将近一百年之久。另外，除了正规的茶会、茶宴之外，宋代的许多文人私下也乐于与僧人结交，以茶会友，以茶问道，如苏轼、黄庭坚等文人，还留下了许多与茶有关的诗词。
茶，也促进了中原与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日本)森本司郎《茶史漫话》认为茶传入日本，有两人非常关键：一是753年东渡日本的鉴真(带去茶叶)；二是最澄法师在804年即贞观20年来到中国浙江天台山，专心学法，也对当地寺院采茶区进行了学习，带回茶树树苗到日本，并种植于近江地区台麓山，这在日本被看作植茶第一人。另空海也带回茶籽，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这时茶主要流行于日本的上流阶层与僧人之间。
茶东传日本的又一高潮就是宋朝。1168、1187年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遍访各地，居住达年二十四年之久，在1192年回国时就携带茶树种籽，并亲自种植，到晚年根据在中国考察的情况及自己在日本种茶经验而写成《吃茶养生记》(1241年)，全国开始推广饮茶。至此，日本开始饮茶习惯，并养成以“和、敬、清、寂”为根本精神的日本茶道。可见，茶对促进宋王朝与日本文化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茶也由佛门弟子带到了朝鲜。
三、佛教精神融合的产物——茶道
如果仅仅从上述两方面来看待佛教对宋代茶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就只能停留在一种表面或者说是物质方面的肤浅的认识上，我们将难以触及到宋代茶文化深刻的内蕴，要想真正全面地了解这个茶文化异常繁荣辉煌的特殊时代的独特之处，在谈宋代茶文化与佛教的关系时，就不能不谈“茶道”。
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样使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追求愉悦，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佛教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时，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工具，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融，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体味美好的韵律，使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饮茶可得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
下面试举一例说明：“吃茶去”，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在佛教界，却是一则禅林公案。唐代赵州观音寺高僧从谂禅师，人称“赵州古佛”，他喜爱饮茶，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因而也喜欢用茶作为机锋语。据《指月录》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
“吃茶去”是一句极平常的话，禅宗讲究顿悟，认为何时何地何物都能悟道，极平常的事物中蕴藏真谛。茶对佛教徒来说，是平常的一种饮料，几乎每天必饮，因而，从谂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悟道的机锋语，对佛教徒来说，既平常又深奥，能否觉悟，则靠自己的灵性了。
到了宋代，受程朱理学从小事出发去挖掘真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饮茶风尚中便少了一些富贵堂皇，多了一些书卷气，侧重于陶冶情操。对茶的风格有了更深一层次的思考，认为茶具有一种理性的灵光，赋予茶凝重端庄的人格。《东坡志林》卷十记载了司马光与苏轼之间的一段与茶有关的理性思考：
司马温公(光)曰：“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
苏轼：“二物之质诚然矣，然亦有同者。”
公曰：“何谓?”
轼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蕴藏，实无以异。”
公笑以为是。
茶艺入门范文
老舍茶馆的前身“青年茶社”，是改革开放后京城开的第一家新式茶馆，由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起家，后来改名为“老舍茶馆”，不仅仅因为有老舍先生的名字，里面更包含了老舍作品中的味儿――京味儿。
有人说“盛世茶兴”，如今的老舍茶馆可谓是日日高朋满座，台上曲艺杂耍，台下谈笑风生，不过来这喝茶的外国友人和年轻人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茶馆的前身了。故事还要从30年前的大碗茶说起。
青年茶社：和青春有关的日子
“”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1978年，大量知青开始返城。1979年北京的待业知青多达40万，返城的知青和城市无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成了当时北京的一件大事。那时，待业青年打架、扒窃等扰乱社会治安的事件时有发生。时任宣武区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供销组长的尹盛喜有了自己的想法：作为一名党员，为国分忧，为民解愁，责无旁贷！于是他接受了带领20名待业青年谋出路的任务。
抬眼望见前门箭楼，聚集着“月盛斋”“同仁堂”“瑞蚨祥”等老字号的前门地区可谓是车水马龙。尹盛喜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解放前，就在前门楼子下面，一个姓王的寡妇每天推着小车卖茶，以此养活了5个儿女。尹盛喜紧锁着的眉头舒展开了，卖大碗茶的主意也应运而生。因为参与人员绝大多数是返城知青，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字――青年茶社。
拿着借来的1000块钱，他们买了6把大水壶、100个大茶碗、10口大缸，准备了条桌和板凳，茶社就正式开张了。虽然前门地区到处是经商的宝地，但尹盛喜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把地点定在前门箭楼西侧公共厕所旁的一块空地。最早跟随尹盛喜创业、现在已经是北京大碗茶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的华云说：“背靠一堵墙，能省下一些原材料，另外关键是有了水源。当时选地俗称是跑马占地，没人找你就先使着，找你了再说。”
既然是做买卖，当然少不了吆喝，但小青年们怕丢人，就是喊不出口。当时已经43岁、并且做了多年国家干部的尹盛喜便带起了头，清清嗓子喊了起来：“大碗茶，二分一碗――”就这样，二分钱的大碗茶正式开始营业了。但茶摊的经营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影响市容，妨碍交通，扰乱治安”等帽子相继而至，甚至有一天，一辆抽粪车以妨碍工作为名，撞倒茶棚后扬长而去。当时不少青年产生了动摇，但尹盛喜理直气壮地说：“我看咱方向没错，谁敢撤我们的茶棚！”
一位老员工说：“虽然刚开张的时候，茶舍一天只有8毛多钱的收入，但是因为便宜的价格，人如潮涌的地理位置，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老员工安泽京说：“当时，每天晚上一分一分地点钱就得花很长的时间。”年底，他们终于打了场翻身仗，小小的茶摊盈利11万元。
就在茶社的生意越办越红火时，上级一纸通知塞到了尹盛喜手里，要求他去办联社，若继续留在茶社，则丢掉铁饭碗。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尹盛喜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同知青们联系在了一起。
“大碗茶”到“茶文化”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迪斯科、霹雳舞、卡拉OK等西方文化开始在我国盛行。而此时的民族艺术，正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多戏曲失去了原有的艺术市场。
戏曲曲艺界一些知名艺人像魏喜奎、孙书筠、马增蕙等人找到了尹盛喜，表示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担忧。尹盛喜在生前的自述中提到：当时他逐渐萌生了一种想法，要为这些艺术家们建一个自己的舞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不信斗不过泊来的流行文化。我不是唱高调说我不想挣钱，但我更希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两全其美。我要将自己的茶馆搭成一个民族艺术的舞台，并做成一项产业。”他坚定地说。
尹盛喜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当时的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当时的副市长孙孚凌来青年茶社视察时，提议他们改名叫“老舍茶馆”。因为，一来老舍先生的《茶馆》就是描写老北京市井风情的力作；二来茶与传统戏剧一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将戏曲曲艺与茶馆相结合的形式，在老北京早已有之。
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业，尹盛喜是不抠门儿的。大栅栏贸易公司投资780万元，在北京市政府和宣武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箭楼西侧的路南，兴建了一栋三层大楼，建筑面积为4500平方米。米黄色的楼体，深蓝色的挑檐，茶色的玻璃，造型典雅，古朴壮观，有浓厚的民族风格。
在设计和筹建过程中，首都的一些作家、艺术家纷纷给予关心和指导，并自愿当了“茶馆”的顾问。经过顾问们的反复推敲，最后定名为“老舍茶馆”。老舍夫人胡洁青女士也为茶馆亲笔题字并出席了开业庆典。1987年11月30日，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召开了老舍茶馆成立大会。1988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大碗茶传奇》展现了老舍茶馆开业时的情景。虽然开张时一派红红火火，但实际收入却很不理想。老舍茶馆开张的第一年就亏损了300万元，此后连续两年亏损。有着典型山东人倔强性格的尹盛喜却坚持自己的定位，一些几乎要失传的民间艺术不断在老舍茶馆亮相，逐渐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这些地道的中国艺术引起了海外游客的浓厚兴趣。
经过大赔、中赔、小赔，老舍茶馆慢慢走出了经营上的低谷，1992年开始有了转机。
茶馆发展的两代掌舵人
现在的老舍茶馆总经理尹智君一直在坚持着父亲尹盛喜“振兴古国茶文化，扶植民族艺术花”的人生理想。但在大碗茶创立之初，尹智君甚至曾觉得父亲卖茶丢人。
关于尹盛喜和大碗茶怎样扯上联系，作为女儿的尹智君是偶然知道的。“父亲原来是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干部，突然有一天，在街头吆喝卖茶，家里人都很不理解，我也觉得脸上无光。而且我还有两个姐姐，我们学费都成问题。母亲也很生气，有时候都不让父亲晚上进家门。”尹智君回忆说。
当时上小学五年级的尹智君也觉得丢人，“父亲摆大碗茶的地方，离我们家、学校还有同学的家，都特别近，我每次看着他在吆喝卖茶的样子，都会觉得丢人，宁愿绕道回家也绝不经过茶摊。”
当时尹家家境还是很困难的，之前尹盛喜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工资虽然不多，但至少稳定，但卖大碗茶虽然每天都有收入，却很不固定。
1993年4月，旅游饭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尹智君，从中国大饭店调入老舍茶馆，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尹智君在磨砺中慢慢理解了父亲和他的事业。
“父亲给我找了一件服务员穿剩下的旗袍，让我穿上站在门口领位。同时还给了我一个演员的电话联系本，往桌上一放，说‘你的工作开始了’。之后，我跟他在公司里共同相处了10多年，他就没再说过一句‘你应该怎么做’。”尹智君回忆说。
就这样，她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了自己的茶馆生涯。尹智君来到老舍茶馆的第11个年头，茶馆陷入了开业以来最大的危机――2003年，“非典”肆虐，茶馆停业。
2003年6月30日，老舍茶馆总经理尹盛喜因为肺心病积劳成疾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66岁。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无法张口对亲人说话，这位坚强的老人就不断用手势示意――他做的最多的动作是攥紧拳头，尹智君领会了父亲的意思――拳头意味着力量，也意味着让大家精诚团结，使老舍茶馆渡过一个个难关。
“非典”时期近3个月没有营业，老舍茶馆因此损失了将近200万元，职工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尹智君临危受命，被推选为总经理。2003年，尹智君开始了接棒之后的第一个举措――筹集工资。
因为茶馆靠的是客流才有收入，“非典”时候没客流也就没有了收入。他们联系上了浙江的一个产茶基地，打算卖茶叶，不能登门就打电话、用手机发短信联系，最终尹智君领导下的老舍茶馆依靠信誉、公益活动和社会影响，一个月销售额就达到了20多万元。
靠推销茶叶渡过难关之后，尹智君开始引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她力排众议，推出上下班打卡制度，加快了茶馆的工作节奏。在用工制度上打破铁饭碗，辞退了没有进取心、工作懒散的职工，并推行“末位淘汰制度”。尹智君把加强培训提高员工的素质放在重要的位置，包括茶艺、英语、电脑以及创新的能力等。为了企业的发展，10多年来，她泡了一道又一道的“功夫茶”。
京味儿的茶，中国的味儿
踏进老舍茶馆的那一瞬，记者就被浓浓的京味所包围。门口身穿长袍的服务员一声洪亮热情的招呼，“到老舍茶馆，您就跟到了家似的，里面雅座，恭候着您呐。”几句充满京腔京韵的吆喝，让人顿时想起往日老北京待客的礼数，倍感亲切。
一楼是大茶馆――木质的回廊、高挂的大红宫灯、硬木八仙桌、靠背椅、细瓷盖碗，一如老舍先生笔下玉泰茶馆的风貌；二楼是四合茶院――四合院式的布局，幽幽的古筝不绝于耳，馨香的好茶，人们享受着茶中偷来的半日清闲；三楼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是“大碗茶酒楼”――可以喝茶、吃饭；西面的小舞台则蕴含了老北京戏院的风情。
逢上周三、周五的“戏迷乐”是票友们的节日，尹智君说，每次来的戏迷都有上百人。“老舍茶馆有一种老年沙龙的感觉。我们配备有专业的乐队，客人来了，可以登台客串，也可以坐在下面聊天消遣，欣赏名家名段或者看其他戏迷的演出。”
老舍茶馆节目，还包括每天8场皮影戏表演和民乐表演，这些都不收费，茶客坐下来就可以看。此外，每天上午10点30分到下午3点30分，可以尽情地品尝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老舍茶馆已经成为很多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