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数字经济范例(12篇)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1篇1
[关键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献信息系统；共建共享
1引言
2007年12月27日，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功能定位为：立足北部湾、服务“三南”(西南、华南和中南)、沟通东中西、面向东南亚，充分发挥连接多区域的重要通道、交流桥梁和合作平台作用，以开放合作促开发建设，努力建成中国一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规划》的通过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1]目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正风生水起，充满勃勃生机，经济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呼唤新的文献信息体系。而要实现《规划》的目标，把北部湾经济区建成中国一东盟的信息交流中心，就必须根据北部湾区位特点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构建适应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的文献信息系统，本文就系统的构建目标、原则和内容做初步的探讨。
2系统的构建目标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由沿海的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和玉林、崇左(“4+2”)等城市共同组成，经济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及独特的区位优势[2]。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献信息系统的目标，就是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根据建设中国一东盟信息交流中心的功能定位，结合广西和北部湾经济区的区情实际，建立一个经济区范围内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系统。这个系统吸纳经济区内的科学、教育和文化三大领域的图书馆参与，采用整合其中现有资源、引进数据库、自建特色数据库等措施，共同建设联合目录数据库、联合数字参考咨询等服务，实现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建立创新服务机制，逐步完善和提升经济区文献信息保障能力。
建设目标的实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调查研究北部湾经济区内的文献信息资源，特别是特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用户的需求情况，研究适合经济区具体情况的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第二阶段开展经济区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试点示范平台建设；第三阶段总结经济区站点建设的经验，提出适合而有效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献信息共建共享具体实施方案并付诸行动。
3系统的构建原则
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文献信息系统，必须立足区位特点，保障经济区的发展，以及中国一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发展对信息资源的需要。因此，在文献信息系统建设中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3.1整体性原则
由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由沿海的“4+2”城市共同组成，因此，在构建经济区的文献信息系统时，必须将整个经济区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采取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和统一管理的方式，以最小的投入建立起整体化的保障系统，获取最大的保障成果。首先，成立北部湾经济区文献信息系统建设领导小组，设立文献资源建设和技术专业委员会，负责制订发展规划、技术标准和数据库引进的审议工作。其次，设立系统建设管理中心，负责系统的日常协调、管理及具体实施工作。集中财力、人力、物力，重点建设若干个文献中心，实现多点联合保障的体系结构，在整体化建设的前提下，做到统筹安排、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文献中心的确定应首先制定出相应的条件与任务，由具备条件的图书馆自愿申报，经批审后确定。中心的审批原则应慎重选择、逐步覆盖。[3]另外，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文献信息系统还是广西区文献信息保障系统，甚至是国家信息保障系统一个子系统，因此在建设上应与上级系统有机衔接并服务于全国的整体化建设。
3.2标准化原则
由于本系统是通过网络和计算机进行数据的传输、处理和利用，同时它又是一个开放的、分布式的、多馆协作的联合型系统，涉及众多参建单位的参与和众多应用系统的集成，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规范与接口的标准化是项目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为保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确保资源的共享，在建设中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特别是在数据库建设和服务体系建设中，系统建设的参加单位和个人都要坚持执行统一的标准规范，如统一的用户界面、数据格式、描述与语言的标准化等；数据的加工处理技术要采用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内标准。
3.3特色化原则
系统数据库的建设要体现特色化，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特点和优势建设相关的特色数据库。要针对北部湾经济区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需要，紧扣北部湾经济区的区位优势、产业特点、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和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开展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和服务。第一，紧扣经济区丰富的海洋资源、港口资源、林业资源和土地资源。第二，紧扣经济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海洋运输业；二是临海工业，如沿海石化、林浆纸、能源、钢铁以及延伸产业；三是服务业，包括物流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会展业等等；四是海洋渔业。第三，紧扣北部湾经济区人才培养的需要。经济区的开发离不开人才的培养，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区人民信息素质相对落后，因此要重点培养全民的信息素质，把知识发展与人才资源开发放在首位，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建设者。
4系统的构建内容
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献信息系统需要把全经济区各类图书馆的资源重新加工组织，形成一个全经济区范围内的资源共享的集成系统。近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推进，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区内各大图书馆的馆藏除了拥有纸质文献资料外，还拥有大量的数字化信息资源。当务之急是把这些现有的数字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加工，建立起新的数字检索平台；另外，通过自建和引进一批数据库，实现对经济区现有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满足经济区重点建设项目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提高经济区系统总体文献信息保障的水平。具体来说，北部湾经济区文献信息系统的建设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4.1开展联合目录数据库的建设，构建公共检索平台
虽然目前经济区内各大中图书馆已实现馆藏文献书目数字化，实现了网络化管理和利用，但大部分县级图书馆基本还是处于手工操作阶段，尚未实现自动化管理。因此，当务之急是为各县图书馆创造条件，尽快实现现代化管理。在此基础上建设经济区的联合目录数据库，构建公共检索平台。在联合目录数据库建设中，各馆共同遵循统一的标准规范是建设联合目录数据库最理想的方式，若考虑到经济区的实际情况，实现这一理想方式会存在诸多实际困难，建议采用分散式加工存储与统一分布服务相结合的合作机制。
在规模上争取基本满足经济区发展对文献信息的需求，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实用的联合目录数据库；在操作上依托Intemet，选择遵循739.50协议，用户界面好，具有多文种信息处理能力的软件；在服务方式上，本着见效快、受益面广的原则，提供全经济区范围内的网络公共查询服务，并在条件成熟的地区，示范联机合作编目和网络馆际互借，同时紧跟经济区的建设，使系统滚动发展。
4.2结合经济区的发展，建设具有地区特色的数据库体系
特色数据库是针对本地特色、馆藏特色或重点产业，集中搜集各类文献建立的数据库。目前经济区内的一些信息服务机构，已经建立了一些专业数据库、特色数据库和地方数据库。如广西科技数据资源中心专门整理搜集了18个科技信息数据库、9个广西特色科技数据资源网站(栏目)和7个业务系统；[4]防城港市科技情报所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情报所针对广西的产业特点和需求，整合了广西重点产业专题文献和特色文献资源，建立了包括基础文献、辅助文献和广西重点产业专题文献等三大类文献资源体系，建成制药业、食品饮料、机械、汽车、金属信息等多个行业专题数据库[5]。因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献信息系统的建设，要在已有资源的基础上，立足经济区现代化技术发展高度，坚持高起点和高要求，根据经济区内高校、公共、科技三大系统信息资源建设的现状和特点，针对经济区产业发展现状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领域，有重点有分工地搜集各种信息资源。对经济区的优势产业(海洋运输业、临海工业、服务业、海洋渔业)、未来产业所涉及的信息资源，力求达到基本完备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针对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如本地土特产、风土人情、旅游资源、矿产资源等进行数字化建设，建成具有特色的馆藏书目数据库，并组织一批专业人员建设具有地区特色的全文数据库和网上专家系统数据库，使经济区的特色文献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与优化重组，初步形成以经济区地方文献信息资源为特色的数据库体系，实现特色数据库的协作共享。
4.3建立适合本地区特点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系统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范围较大，信息资源比较分散，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区发展对文献信息的需求，必须建立适合本地区特点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系统。为此，在区域中心图书馆的成员馆中建立经济区文献资源馆际互借网络，建立馆际互借的物流系统，成立专门的快递公司，开展馆际互阅、馆际互询、馆际互借、馆际互复、文献传递等服务；在有限的馆藏资源难以满足各种读者无限需求的情况下，重视在线数字化文献的搜集、整理、开发与利用，各馆根据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进行协调，确定各馆的重点，按照专业、课题等组织开发印刷型文献及电子资源，实现印刷型文献和在线数字化文献开发利用的协作与共享。
4.4建立信息共享的对外合作平台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国际经贸活动频繁，是国际经济合作最活跃的中心之一。因此，信息系统中心要建立对外信息共享的合作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协同开发新的信息领域，实现信息共享的多元化发展，最大限度体现信息系统的利用价值。通过合作平台，系统各成员单位应紧紧围绕经济合作和出口贸易等专题信息，有侧重地搜集、整理，报道相关国家近期经济信息，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定题信息服务，积极开发经济信息新领域。
5结语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风生水起，勃勃生机。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文献信息系统将有利于经济区在文献信息资源总量增加有限的情况下、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对现有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减少重复建设和浪费，确保优势产业发展和特色专业人才培养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通过经济区文献信息系统的一系列创新服务手段，能够提升经济区的文献信息服务水平，提高文献信息保障能力，为经济区科技创新、技术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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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经济范文篇2
[关键词]数字贸易发达国家治理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710[文献标识码]A[文献编号]1004-6623（2016）02-0050-05
[作者简介]王晶（1984―），女，山东武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亚太经济与国际贸易。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开辟了崭新的数字化世界，通过变革全球商业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它与现代贸易的融合，催生了数字贸易这一新贸易模式，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数字贸易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竞相努力突破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障碍并取得一定成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目前正处在适应新常态的改革深水区，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进行制度创新，有利于最大程度释放我国数字贸易领域企业发展活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本文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实践，并提出我国数字贸易领域相关治理建议。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及我国的机遇
（一）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态势
数字贸易源于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结果。2013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1》中，首次把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输而实现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活动。该定义相对狭隘，不包括实体产品的商业活动，譬如纸质书、CD或DVD影片。2014年8月该机构在《美国与全球数字贸易2》中，又对数字贸易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将其定义为依赖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其中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在订购、生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交付中发挥关键作用。2014年做出修正的定义相对于2013年的定义，范围更广，并着重强调了互联网作为支撑技术在数字贸易中的关键作用。
数字贸易的定义目前仅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尚未形成一致认可，但是数字贸易的性质和作用是明确的。它的建立基础是互联网技术，优势体现在以数字化方式对传统贸易进行升级，它的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创新，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统计，数字贸易推动美国实际GDP总额提高了1937亿美元，将美国综合就业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数字贸易也推动了欧洲生产率快速增长，2002～2010年，欧洲数字贸易公司份额每增加1%，欧洲劳动生产率就在两年内增长0.12%。
数字贸易当前发展有几大特征：一是规模持续增长，由B2B主导。以美国为例，数字贸易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份额从2002年的15%提高到2012年的30%。据UNCTAD测算，2013年全球B2B数字贸易超过15万亿美元，B2C仅有1.2万亿美元。B2C目前所占份额较小，但发展更为迅速，美国2012年B2C的收入额是2002年的近两倍，俄罗斯2013年B2C增速为B2B的三倍。二是发展中经济体是未来跨境数字贸易的主力军。目前全球数字贸易由发达国家主导，占据B2B销售额排名前三，其中美国占据全球36%的B2B销售额，其次是英国，占18%，日本占14%，中国占10%①。在跨境数字贸易方向，发达国家发展相对缓慢，欧盟仅有7%的企业开展跨境贸易，而在亚洲，印度和新加坡数字贸易中超过一半是跨境数字贸易。三是中小企业是数字贸易的潜力股。以互联网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中小企业基于互联网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率超过了总出口增长率。
（二）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在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之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良好，从规模看，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到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一。从速度看，我国数字贸易的增速是GDP增速的将近四倍。在促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数字贸易还带动了将近1003万的直接就业②。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前景可期。首先我国具备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与技术基础。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固定宽带接入端口数达到4.45亿个，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乡镇和93.5%的行政村③。移动宽带网络也加速向LTE升级。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关键支撑。第二，我国具有数字贸易发展的广阔市场基础。从需求侧看，我国有巨大的数字贸易消费群体。截至2015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以网上购买者数量和收入计算，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B2C市场；从供给侧看，我国拥有全球顶尖的互联网巨头。以线上收入为标准计算，京东世界排名前列。以总商品价值计算，阿里巴巴是2013年世界排名第一的电子商务网站。此外我国还有众多中小企业热衷于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的创新，是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我国拥有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基础。2015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是互联网+11个重点领域之一，10月又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相关部委也出台了《推进农业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国家的积极引导，为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数字贸易问题及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一）数字贸易发展遇到的问题
数字贸易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依托互联网所体现的自由化与开放性特征与现有制度会有所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制和国内规制两个层面。
在国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原有的贸易流动规则产生冲突。这主要指的是数字化产品贸易。这类产品贸易与传统贸易有所不同，它的载体是数据流，譬如消费者通过音乐软件付费下载歌曲，通过网络购买电子书籍。但是现行关税原则的征收对象是有形货物，因此数字贸易不在传统关税原则（GATT）的规范范畴之内，而如果将数字贸易适用于GAT，归类于诸如视听服务时，则可能面临苛刻的市场准入壁垒。
在国内规制层面，数字贸易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原有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数字贸易流动突破国界限制的需求。其中本地化问题首当其冲。一些国家法律规定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譬如俄罗斯杜马最近通过一部法案，要求谷歌等技术公司将俄罗斯用户的数据储存在俄境内。巴西去年也做出类似提议，但没有正式立法。加拿大至少有两个省要求承接公共项目的公司将个人数据储存在国内。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跨境金融交易方面要求付款程序的本地存在，另一个问题涉及市场准入，即一些国家对外国互联网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商业服务提出了较高的准入要求。譬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指出中国网络主要由国内公司运营，相关法规对于对外国公司活动的限制，导致他们无法获得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牌照（ISP），而必须和持有牌照的国内公司合作。此外数字贸易还带来数据隐私与保护的立法挑战问题。《2015年OECD数字经济展望》调查发现，大多数OECD国家正从单一发展通信技术转变为将数字经济作为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但至今却没有一个OECD国家出台有关隐私保护的国家战略，或拨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该调查也发现2/3的被调查者比一年前更加关心在线隐私，而只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互联网上的隐私信息是安全的。
（二）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针对数字贸易发展浮现的种种问题，发达国家作为数字贸易的先行者和领军者，为走出后危机时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和谋求增长新动力，在突破数字贸易壁垒，优化数字贸易治理方面持续进行尝试和努力，他们主要从开放、公平、安全以及发展四个方向采取措施对数字贸易进行治理。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促进数字贸易开放为着力点，借助WTO多边平台以及双边贸易安排建立数字贸易规则，突破关税、本地化等制度瓶颈，推动数字贸易开放。在WTO层面，1997年美国在《全球电子商务纲要》中表明追求电子商务全球自由化的立场后，开始在WTO框架下主推电子商务零关税。1998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敦促各国支持美国关于电子商务永久免税的建议，最终与132个WTO成员方签订了维持因特网零关税状态至少一年的协议，并呼吁WTO成员就“维持现有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的做法”达成协议。但是WTO免税决定只是针对电子传输的产品，尽管后来WTO《信息技术协议》限制对数字产品征收关税，GATS下的服务承诺也禁止征收关税，这些规定都不是永久性的免税法案。这也促使美国通过WTO之外的渠道清除数字贸易制度壁垒。
美国积极推动双边谈判，通过与智利、澳大利亚、韩国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广数字贸易自由化原则。在美国主导的多边谈判如TPP谈判中，美国也主推数字贸易自由化。2015年10月达成的TPP协定，为数字贸易的开放确立了区域性规则，协定条款规定了阻止数据本地化以及禁止数字海关税收的内容，确保不会让关税阻止音乐、影像、软件和游戏的流通。此外美国通过APEC等平台传达数字贸易自由化的理念①，2015年美国在APEC第二次高官会上提出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提案（2015/SOM2/028），提到将“便利数字贸易促进包容性增长”作为下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并特别提到在APEC下建立一个便利数字贸易的框架。
其次，发达国家在开放的同时通过制度完善维护数字贸易的公平性。2015年6月欧盟推出“数字单一市场战略”，该战略提到为实现成员国数字贸易跨境消费的规则公平，欧盟委员会将修改立法提案，确保国内市场交易方不因强制性国家消费者合同法律的差异，或产品在标签之类的具体规则上的差异而阻止跨境交易。该战略中欧盟也提到为破除不公平的消费地域壁垒，将于2016年上半年制定立法提案，对包括《欧盟电子商务指令》（2000/31/EC）中的电子商务框架，以及《欧盟服务业指令》（2006/123/EC）中的第二十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欧盟还为数字贸易企业的发展确立竞争公平规则，将推广采用电信单一市场计划，就网络中立问题设定清晰一致的规则，并采取行动，最终取消漫游附加费，尤其是数据漫游费。
再次，发达国家设立规则并出台各种法规，确保在开放的同时保障数字贸易安全。在网络安全和商业秘密相关规则方面，美国在TPP协定中提到协议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网络安全和加密，协定也提到将阻止强迫性的技术转移，确保企业不会因进入新市场而被迫放弃贸易秘密或者将替代性本地技术植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在打击互联网非法内容方面，《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规定当非法内容被识别之后，无论是恐怖主义或儿童色情等非法活动的信息，还是侵犯他人产权（如：版权）的信息，互联网中介服务提供商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删除这些非法内容。在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方面，欧盟通过法律对数字贸易中的数据隐私和数据流动进行严格保护。欧盟法律规定，仅在公司同意遵守《欧盟隐私法》的某些原则的情况下才允许欧盟公民将数据传输至欧盟成员国外。2016年即将推出的欧洲《数据自由流动倡议》会把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限制数据自由流动放在自由化范围之外。欧盟也禁止将数据输送到其它国家，除非目的国有“adequate”合适的保护，“合适的保护”意为着与欧盟同等水平的保护，很少国家能满足这个标准。
最后，发达国家通过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确保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2月16日，英国政府出台《英国2015-2018年数字经济战略》。战略重点强调英国政府将依托创新政策激发数字贸易的活力。其战略目标中表明英国将鼓励扶持所有数字化创新者，对有具体数字化创新想法的人给予商务支持鼓励，并确保其获得顺畅的投资；帮助初创型数字化企业与相关的传统老牌企业、行业以及政府之中的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鼓励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创新者们分享知识与经验并普及推广到其他的传统行业；为所有的个人创新者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业务发展指导以及各类相关的商务资源。为确保各项技术创新得到良好的应用并获得持续性的成功，鼓励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合作，并将相关的研究与现实世界的商业需求结合起来。事实上英国从2007年起就开始支持并资助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此次战略也由InnovateUK（InnovateUK即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创新英国”项目）作为执行计划的主体。
三、对我国数字贸易治理的启示
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数字贸易的技术基础、市场基础以及政策基础，数字贸易繁荣发展前景可期。但是相较发达国家，我国数字贸易起步晚，配套制度不成熟，一些问题隐患还未显现，参考发达国家数字贸易治理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我们认清现状，做出预判，提高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前瞻性、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清除障碍。总体而言，我国在数字贸易治理中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即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发展与公平的关系。既要看到数字贸易发展的潜力，提高数字贸易发展的自由度，又要结合我国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重视数字贸易带来的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既要将鼓励数字贸易发展作为政策方向又要注重发展中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加强政策引导，细化发展措施
目前我国政府文件中还没有数字贸易的提法，也没有针对数字贸易的相关政策出台，应当结合国情制定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数字贸易发展政策，在政策措施中重点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对如何促进数字贸易的不同模式进行区分，如对跨境数字贸易与国内数字贸易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措施；重点体现如何促进信息技术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以及支付解决方案中的应用；如何发展适应当地需要的数字贸易平台、交付系统和支付方式。
（二）夯实数字基础，强化创新驱动
一方面，要继续强化自己的优势，加固数字贸易发展的网络基础和技术基础，改善互联网接入服务，重视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和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切实推进宽带普遍服务机制落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宽带提速降费，使互联网真正能为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都能使用；继续促进互联网相关领域技术创新，突破高端服务器、高端存储设备、数据库等薄弱环节，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要强化创新在数字贸易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创新数字贸易平台工具，诸如互联网支付手段创新，推广如手机APP形式展现的手机银行或手机钱包等移动支付手段，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数字贸易用户提供灵活的交易平台；对数字贸易的创新主体制定鼓励创业创新的措施。
（三）健全相关立法，优化发展环境
我国目前在数字贸易相关立法上缺失、不完善或者滞后，还不能充分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企业主体公平竞争。譬如我国没有数据隐私相关立法，无法对个人信息提供有效的保护，导致隐私权被侵权，甚至对个人的信息安全造成威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导致包括复制或滥用公司的品牌资产，假冒身份进行域名抢注、变更合法内容误导浏览者，以及电影、音乐、软件、书和期刊版权的网上侵权等行为；我国数据审查制度透明度不够为数字贸易的发展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甚至引起发达国家的指责。此外，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鲜有涉及互联网金融，难以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和满足规范新业务需求。因此应加紧出台数字贸易相关立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健全知识产权立法，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健全“互联网+”融合领域相关立法，通过弥补国家法律漏洞优化数字贸易的发展环境。
（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治理话语权
目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尚未形成，但美国已经在亚太地区通过TPP为数字贸易规则设定了范例，拥有规则的主导权，而我国目前尚未加入TPP谈判，在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构建中已经落后了一步，亟需积极学习和深入分析目前已有的数字贸易规则国际文本，譬如TPP，研究思考中国能否自主设计一套规则体系来反映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我国参与数字贸易的企业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不是被动地盲从于美国的规则。在研究学习的基础上寻求机会在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表明我国数字贸易规则立场，同时在我国主导推动的双多边谈判中，引入我国主推的数字贸易规则，使我国这个具备数字贸易发展潜力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数字贸易治理中占据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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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andRevelationsofDigitalTradeGovernanceinDevelopedCountries
WangJing
（GraduateSchool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2488）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篇3
关键词：美元汇率；巨无霸指数；汇率预测
中图分类号：F8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4－0009－03
美元不仅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汇交易、汇率形成、债券发行、金融资产定价等诸多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而且是国际原油期货、黄金期货等金融衍生交易品种的交易货币，因此，美元汇率的走势无疑将是各种期货品种价格波动的风向标。美元汇率自2002年以来开始持续下跌。以一篮子货币加权计算，美元汇率从2001年以来贬值了大约36%。2007年9月以后，受到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美元更是出现急剧下跌之势，对16种主要货币的汇率全线下滑。2008年，美元汇率的走势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大批有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到2008年会进入利率重新设定的时期，估计违约率将再次大幅度提高。另外，国际原油期货也一度突破140美元大关，直指150美元关口，股神巴菲特也指出美元大有进一步看空之势。本文尝试利用巨无霸指数和蒙特卡罗模拟构筑一个经济学模型，对美元未来几年的走势进行预测。
一、美元疲软的两个原因
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是导致美元贬值的首要原因。2007年爆发的次级债危机更是对美国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造成巨大打击，成为加剧美元贬值趋势的另一诱因。
美国历来是共和、民主两党轮流执政，两个政党各为其所代表阶级的利益而战，其组成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共和党代表着美国大资产阶级、大军工财团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处于保护富人的利益而推行减税政策，为了军工财团的利益而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比如美国历史上的共和党总统里根推行的减税政策和星球大战计划，大小布什的减税政策和对伊战争等等。减税政策往往会导致美元贬值。而则代表美国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强大情结，倾向于推行强势美元政策，追求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比如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元一度走强，扭转了美国前几任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局面，2000年甚至创造了2369亿美元的财政盈余。然而，小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采取了以减税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美国政府在过去5年一直都面临巨额赤字，其中2004年财政赤字更是创下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美国政府税收增幅在2008年会有所下降，但战争开支仍然将继续扩大，美国国会刚刚批准了布什提出的800亿美元的战争拨款，因此美国政府2008年的财政赤字仍有可能增加。根据白宫日前的预计，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4100亿美元，2009财年将为4070亿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也在持续膨胀。1991年美国经常账户还维持着少量的盈余，到了2005年第四季度，经常项目赤字已经达到GDP的6.8%。2007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500亿美元。人民币在美元贸易加权指数中的权重只有15％，即使人民币升值20％，也只能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减少约500亿美元。2008年伴随着美元的贬值，其经常账户赤字可能会有所改善。美国出现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一是因为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太低，美国消费者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习惯了借债消费，导致对进口品的需求相应增加；二是美国在过去几年经济增长相对超过了欧洲和日本，这也使得其进口需求增加。此外，石油价格上涨也是导致美国经常账户出现巨额赤字的原因之一。可以说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是导致美元贬值的首要且是根本原因。
2007年爆发的次级债危机成为加剧美元贬值趋势的另一诱因。从2000年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增加消费来带动的，然而这几年美国消费的增长主要不是由于收入的提高，而是由房地产价格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房地产商预期房地产价格将不断走高，认为发放次级债对于房地产金融是绝佳之选择：一是可以赚取更高的贷款利率，二是如果发生违约，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拍卖抵押房地产而收回贷款本息。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放松了贷款标准，并创造出很多“前松后紧”的贷款品种，对本来不够资格的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在开始几年里，借贷者还款额很低而且金额固定，还款情况尚好，但是不久随着次级债越来越多，市场利率不降反升，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次级债市场一下子面临灭顶之灾。市场利率上升使得购房者的压力骤然增加；房地产价格下跌则使得金融机构即使拍卖抵押房地产也难以获得本金的全额偿付。
金融大鳄索罗斯近日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才刚刚开始。遭受次级债危机的打击，很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遭受巨额损失，导致市场上流动性出现恐慌性的短缺。次级债危机不仅使得很多美国家庭面临破产，而且将对美国的消费带来冲击，而消费已经占到美国GDP的72%。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即使美国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增速放缓几乎已经成为定局。IMF的报告认为，美国经济走势不容乐观，预计其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均为1.9%，低于2007年的2.9%，比原来的预测分别降低0.1个和0.9个百分点。虽然美国财长斯诺近日指出美国政府将拨款180亿美元以应付目前经济的不景气，但是在美国大选及2009年1月20日新总统就职之前，执政的共和党政府可能会继续放任美元贬值，采取减税、降低利率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但如果上台，则可能会倾向于采用一种强势美元的政策吸引国际资本，巩固美国金融界的优势地位，改变目前的财政赤字和资本流出的现状。这也可能使得美元在2008年或2009年出现拐点止跌反弹。
至于美元在未来走势到底如何，我们不能只做基本面的定性分析，下面是基于蒙特卡罗模拟和巨无霸指数的一个定量的预测分析。
二、基于巨无霸指数和蒙特卡罗模拟的美元汇率远期预测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本假设认为，单位货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买到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商品，或者说同质同量的商品在世界各地的价格应当是相等的，这就是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一价定律”。如果一价定律成立，在中国买一个7.0016元的汉堡包，根据2008年5月5日的汇率推测，在美国就需要花1美元。现在买这个汉堡包在中国要花12元，而在美国却是3.1美元，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就是12：3.1，即3.87Y/S。而外汇市场上的实际汇率是7.0016Y/S，这说明人民币被低估了约44.72%，存在升值的压力。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提出者相信，汇率的长期走势应该使两个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相等。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到3.87Y/S，才能达到购买力平价所要求的均衡状态。
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自1986年开始，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已经连续22年了“巨无霸汉堡”货币指数（TheBigMacindex）。顾名思义，在这个指数中，该刊选取了麦当劳连锁店中的巨无霸汉堡作为购买力平价参照物（选用巨无霸汉堡作平价参照物有两大好处：第一，麦当劳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开有分店，巨无霸汉堡的组成原料和工序在世界各地基本没有变化，可以保证同质同量。第二，巨无霸汉堡虽只是一件商品，却包含了多种原料和劳动，如面包、肉类、调料和人工制作，因此也可以把它的价格看作一种综合指数），并假设它在全球所有地区的售价一样，由此来决定各国货币比价。《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公式，S=P/P*，其中S表示汇率（一美元可兑换多少本国货币），P代表本国巨无霸的价格，P*代表美国的巨无霸美元价格。因此本国价格的上升意味着本国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这个公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快速而又方便的预测本国货币是否贬值的方法。但这是一个新颖却颇富争议的方法。
2002至2007年的《经济学家》“汉堡包经济学报告”指出，巨无霸汉堡售价最便宜的国家为中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在这些国家巨无霸汉堡标价一般低于1.8美元（在美国一个汉堡3.1美元，在中国目前约为1.7美元），表明这些国家的币值被严重低估45%以上。售价最高的国家包括挪威、丹麦、瑞士和瑞典，这些国家的币值被高估了30%到80%。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被低估了30%～50%。这就意味着，那些与巨无霸汉堡汇率近似的货币（如韩元）相对于其他新生经济的货币就被高估了。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人民币近期面临着强大的升值压力。但另一方面，这种汇率差异不见得完全是汇率政策的产物，而是源于各国不同的生产力水平。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高，但它们的优势在非贸易商品和服务方面相对于可贸易商品就小得多。如美国制造计算机芯片的生产率比中国要高很多，但美国理发师的水平可能还不如中国的剃头匠。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自主调节，工资水平在一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大抵是相同的，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并没有被反映。于是穷国的非贸易商品相对来说就比较便宜，而富国的就比较贵了。外汇市场上的币值主要是由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的，而购买力平价汇率是由一揽子商品和服务计算的，包括巨无霸汉堡这样的不可贸易商品，因此穷国的货币看似总是被低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Ong在2003年推出了这一领域的专著――《巨无霸指数：购买力平价的应用》。她认为巨无霸指数在跟踪汇率长期趋势方面有着惊人的准确性。Ong还发现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的幅度总是与一国与美国的生产力水平差异有关。调整了这项因素之后，巨无霸指数就能够更好地跟踪汇率水平。她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从巨无霸指数中排除非贸易品成分的“不提供不必要服务的指数”（“No-FrillsIndex”），并且认为这个指数的表现比巨无霸指数要好。
Ong和西澳大利亚大学KenClements教授和YihuiLan博士提出了一个基于巨无霸指数和蒙特卡罗模拟预测汇率的方法，这个方法在预测汇率时共分六步（具体方法参考Clements，K.W.和Y.Lan（2006）的“ANewApproachtoForecastingExchangeRates.”一文）。我们根据1986~2007年《经济学家》杂志公布的巨无霸指数数据（其中只有14年的有效数据），利用该方法对2008~2011年美元对澳大利亚元、英镑、加拿大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汇率走势进行预测，结果如图1。
图1中的中心线表示的是美元汇率的实时走势，上下波动表示的是误差的波动范围。预测结果显示，在2008年到2011年期间美元对澳大利亚元、英镑、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汇率都呈现下滑趋势，对人民币的下滑更是有破“5”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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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经济范文篇4
关键词：数字经济;转让定价;完善税制
一、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为数字经济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良好的环境，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商业贸易中交易的方式，其对跨国企业内部的信息沟通机制和运作模式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转让定价是常用的国际避税手段，它通常被运用于关联企业交易。由于关联企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且比独立企业更容易在交易中利用协议和安排来抬高或降低交易价格。当然，这种人为控制交易价格造成价格不公允的做法有时候也可能是跨国企业出于其全球战略安排的考虑，但更多的是为了降低跨国公司在某国的税负率，达到避税的目的。转让定价税制是指税务机关为了约束跨国公司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行为，由某个国家、组织或不同国家之间制定的用于确定和调整关联企业之间转让定价行为的基本原则、调整方法、应对措施等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的总称[1]。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挑战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适用性的同时，传统转让定价税制在新兴交易形式中适用性也受到了影响，对现行转让定价税制的质疑越来越多。转让定价的税收征管涉及到各国之间税收权益的分配，如何做到既能很好地保护数字经济这一新兴经济形式的发展，又能保护我国的税收权益，使我国的税收不受侵害，成为数字经济环境下我国税务机关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完善转让定价税制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完善建议。
二、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转让定价税制的挑战
电子商务使传统的交易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打破了传统交易所受到的时空限制，使得市场范围扩大，交易范围可以覆盖绝大部分地区，交易标的范围也几乎覆盖了除法律不允许交易外的所有商品。（一）转让定价税制的基本原则滞后于数字经济的发展。（1）对关联企业的判定影响。关联企业（RelatedEnterprises）又称联属企业（AssociatedEnterprises），是转让定价税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但对于关联关系的判定标准在国际上并未统一。在传统商务条件下，如果设立一家关联企业，需要到相关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租用合适的办公场地、购买基本办公设备、雇用适当数量的员工这些必要的步骤。当关联企业想要变换经营场所时，需要变更注册登记材料、重新租用经营场所、转移公司的办公设备和劳动关系，这给关联企业的流动带来了诸多限制[2]。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关联企业可以以一个网站的形式存在，不需要厂房、设备、工作人员，一切活动都在互联网中进行，隐身于虚拟数字世界，税务部门对其进行监控存在难度。在传统经济条件下，必须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才能维持一个企业的正常运作，只有这样才能开展工作，顺利完成企业的业务。但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前很多需要由人工完成的工作现在可以由计算机和软件自动完成，无人化管理的趋势越来越突出。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对新设关联企业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的要求，这使得一些规模较小、经济实力还较弱的企业，尤其是提供在线服务或虚拟数字产品的企业和有能力设立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借助网络将这类虚拟产品销往任何能够访问互联网的地区[3]。（2）对转让定价税制基本原则的影响。尽管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给传统转让定价税制的适用性带来了诸多影响，但作为转让定价税制的核心原则，独立交易原则的内涵并不会因为交易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但独立交易原则的具体适用受到了较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交易的可比性下降。进行可比性分析有一定的基本条件，主要建立在能够获得完整且可靠的交易数据基础之上，但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交易信息的获取带来了障碍，导致可比性的下降。一方面，由于数字经济中交易的隐蔽性特点，税务机关难以捕捉到相关交易的具体信息，也不便于判断交易发生在本国的税收管辖区域；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交易形式带来的创新性变化，使得在公开市场上找到类似交易形式、类似交易标的案例更加困难，要确定可以用来进行比较的非受控交易具有一定挑战性。税务机关一般要求使用OSIRIS数据库中手机的中国上市公司，但是我国上市公司的数量有限，且大部分上市公司承担的功能风险比较齐全，而被测试企业往往系跨国公司在我国独资或合资经营的子公司，企业并不需要执行太多太复杂的功能，跨国公司划分给这些子公司的功能相对更单一，因此需要承担的风险有限，难以找到可比信息[4]。第二，功能性分析存在障碍。OECD在其《转让定价指南》中对“功能性分析（FunctionalAnalysis）”的定义是对关联企业在关联交易中或独立企业在正常市场交易中发挥作用的分析。计算机服务器可能被认为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服务器承担的功能评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转让定价调整方法的适用性造成了影响，使得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对企业功能差异的调整变得较为困难。第三，无形资产评估障碍。现阶段对无形资产的评估是一个难题，当关联交易中出现了无形资产时，如果要适用独立交易原则对其进行评估，需要考虑一些特别因素，比如无形资产的预期收益、对行使无形资产权利的区域限制、对利用受让权利所产生商品的出口限制、资本投资、在市场上的初始费用、被许可方的营销体系等。在全球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税务机关将面临越来越多需要对无形资产进行估价的情况。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专为互联网与电子商务设计的无形资产。这一现象使得包含着无形资产的交易与包含有形资产交易的界限变得模糊。税务机关对无形资产在交易中所起作用的评估也大大增加。数字经济环境下的交易可能会具有特殊性，有时候交易中涉及到的无形资产是独一无二的，在市场上找不到类似的交易，在有些情况下，即使可以找到类似交易，但因交易涉及到的无形资产太过特殊，缺乏可比性，也会给可比性分析带来困难，税务机关在进行调整的时候具有较大的难度，转让定价调整方法的适用性较差[5]。（二）转让定价调整方法未考虑数字经济的特征。（1）对传统交易法的影响。第一，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数字经济环境下的交易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与之具有可比性的交易情形在独立企业的交易中极为少见。在市场中找到可以进行可比性分析的交易困难重重，可比非受控价格法难以实施。但因为其是最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调整方法，目前可比非受控价格法依然是转让定价调整方法中的首选。第二，对再销售价格法的影响。进行转让定价调整时，若是想要适用再销售价格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关联交易中的买方将其买入的产品转售出去；二是买方转售产品的价格与关联交易的价格相比，没有明显的变化。然而，在数字经济中相关交易可能无法满足这两项条件。这是因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交易可以在虚拟网络中进行，交易标的通常不是以实物形态存在，而是化身为互联网中的虚拟产品，被数字化了。此时，对产品进行交易变得尤其简便，因此购买后转售的情形越来越多，对产品价值的评估越来越关键，但评估的难度非常高，这给再销售价格法的适用带来了挑战。第三，对成本加成法的影响。一方面，在对关联交易和独立交易进行对比时存在诸多困难。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关联交易具有特殊性，由于虚拟交易的便捷性，关联交易会涉及更多的关联企业，跨国企业集团希望在这种复杂的关联交易中整合集团内部资源，统筹安排，发挥各个关联公司自身的特殊优势来达到集团整体某一目标，既有利于在交易过程中发挥规模效应，又有利于在关联企业之间分配利润，一举两得。然而将这种合作模式与独立企业交易进行对比发现，难以找到可比的交易模式，两种交易方式下的功能、风险分析存在障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交易成本难以被准确计量。这在传统经济中是很少出现的问题，即使是数字产品，也需要借助一些存储设备来进行传播，这种传播媒介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可以被计量。但由于数字经济中交易标的的传播、复制可以依赖虚拟网络，没有了实物载体，难以确认和计量。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由于可比性的下降和成本确认的困难，成本加成法的适用性遇到了挑战。（2）对交易利润定价法的影响。第一，利润分割法。在使用利润分割法进行转让定价调整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交易中的各个关联方的营业活动必须具有相同的属性；二是关联企业在交易中的贡献度可以找到某一标准进行衡量，这个标准需要准确地反映出交易各方的功能、风险和使用的资产情况；三是在进行利润分割时，对某一关联企业分配的利润，可以不只局限于与关联企业交易活动有关的跨国公司整体利润。由于利润分割法并没有仅针对产品进行对比，而是考察交易过程中的功能、风险、资产使用情况，对整体的利润进行了分割，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交易的可比性背景之下，这种方法受到的冲击最小，相比其他方法而言，这种方法更具有适用性。第二，对交易净利润法的影响。这种方法的基础也是交易的可比性，但并不是从产品的角度考察可比性，而是将交易产生的利润进行对比。在使用这种调整方法的时候要考察两种交易中的净利润，一是被考察的关联企业在本企业进行可比独立交易时获得的利润；二是当前面这种情形不存在时，要考察公开市场上可以获得的独立企业在可比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数据。将两种交易中的利润数据进行对比，且考察了交易各方在交易过程中承担的功能、风险以及使用的资产情况后，对利润进行调整。数字经济使关联企业集团的联系更紧密，合作更密切，关联企业集团更能发挥其规模化经营的效应。与独立企业间的可比性下降，交易的可比性也明显下降。交易净利润法需找到净利润信息，比单纯对比交易价格的调整方法适用性更强，但也会面临一些问题。有时虽然可以找到可比交易，也可以顺利获取交易中的净利润数据，但是在考察交易的背景和涉及到的集团内部经营策略时，交易净利润法的适用会受到巨大的限制，甚至难以适用。（三）交易形式的多变挑战传统转让定价税制。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传统交易方式更多变，新的交易方式层出不穷，传统转让定价税制受到了巨大挑战。（1）资金融通交易。假设A公司和B公司分别位于两个国家，这两个公司是关联公司，B公司是A公司在国际避税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由于A公司所在国的税负较重，为了使集团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决定由B公司向A公司提供贷款融资服务，由A公司向B公司支付利息。如果通过合理安排，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提高贷款利率，就会对应纳税所得额造成影响，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这种安排实现利润的转移。如果A公司的所在国和B公司所在的国家均对非金融机构间的拆借予以禁止，这两个公司依旧可以找到其他途径进行这种安排，比如通过银行的委托贷款方式。在国外，针对利率有严格的规定，比如美国财政法规定，不低于联邦政府规定利率且不高于联邦政府规定利率的1.3倍，才是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利率，我国目前并没有法规明确关联方交易中资金借贷产生的利率的合理范围。（2）无形资产交易。通过利用互联网，一般情况下都能将无形资产直接发送给受让方，这给关联企业通过设定偏离正常市场价格来转移利润提供了便利，然而由于数字经济环境下交易的特殊性，税务机关在对这种交易进行征管的过程中会遭受挫折。利用无形资产交易来进行转让定价，主要是在转让或授权的过程中操纵价格，涉及到的无形资产可能有专有技术、商标、专利、商业秘密等。延续上文中的例子进行举例说明，假设A、B公司设立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它们是关联企业，B公司是A公司的全资子公司，B公司在一个国际避税地。A公司可以通过互联网将专有技术使用权授予B公司并向B公司收取超过这项专有技术使用权市场价格的特许权使用费，通过这种方式来将A公司的利润转移到国际避税地。（3）服务交易。继续用上文中的例子来说明，假设A、B两家关联公司之间由于业务需要，经常相互提供技术咨询、系统维护服务。从跨国公司整体税负方面考虑，为了少交税，可以想办法把利润转移到国际避税地，即转移到B公司。可以通过操纵交易价格来达到这个目的，如果B公司现在要提供一项服务给A公司，由于B公司位于某避税地，跨国公司出于降低集团整体税负率的需要，B公司向A公司收取高额的服务费，反之，当A公司给B公司提供服务时,由A公司向B公司支付比市场价低很多的服务费，甚至提供免费服务，达到避税目的。但如果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技术咨询、系统维护服务，服务交易的过程中没有了人员来往，就较难监测到这类交易。（四）征管模式未能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如果能够做到借助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优化税收征管的各项业务流程，优化、重组税务部门的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运行模式，可以使税收征管行为具有优质、高效、准确、及时的优点。但是目前税收征管的信息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1）硬件方面。设备配置不平衡，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信息化是大势所趋，出于征管实际的需要，对税务机关的硬件配备的需求逐渐提高,但税务部门对征管设备的配置、更新缺乏统一规划，有时实施的硬件更新并不符合实际运用的情况，由于各应用系统设备自成体系，再加上建设目的的盲目性，使得在没有进行全局规划的情况下，硬件设备部分搁置，未得到充分利用。（2）软件方面。一是由于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各地业务需求软件水平不一，应用软件的能力不一。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比如沿海地区，业务比较多，为了适应征管工作的需要，配备的软件也会比较先进，在开发方面的投入较大。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受到经费的限制，对软件开发的投入不足，对征管工作的效率造成了不利影响。二是在全国并没有对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出台整体的规范标准，各个地区的税务系统使用的软件虽然能基本满足本地区的征管工作需要，但当需要用到不同地区的数据时，可能数据口径不一，没有办法很好地整合在一起进行分析。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转让定价税制完善建议
（一）完善转让定价法律制度。（1）完善转让定价调整方法。明确各种已知的和可以预见的需要调整转让定价方案的情况。转让定价会侵害一个国家的税收征管权，破坏正常的国际税收秩序，而我国在应对税收遭到侵害时可能采取较为严厉的征管措施，虽然可以保证本国的税收，但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侵害到其他国家的税收权益，从而可能诱发不良税收竞争。在我国出台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中规定了调整转让定价的实施方法，但该管理规程对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调整转让定价却没有进行系统、详细的说明。例如，针对需要调整的转让定价交易制定完善的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制度。目前，我国用于规制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实际可行的制度相当缺乏。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存在着大量的无形资产交易。而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缺乏这部分征管制度和定价规范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税收权益以及市场的稳定性，对我国的税收管理工作以及国家财政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我国应该尽快立法以规范转让定价交易活动。（2）完善转让定价管理程序。对于如何进行“采取预约定价方法”，我国《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中第48条规定对其进行了明确规定。因为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的案件需要被审核，而这类审计业务的成本又非常高。于是这一管理规程允许企业提出某种转让定价原则和方法，用来约束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在企业的方案得到了相关税务机关的确认之后，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核算与关联企业间的交易应缴纳的税额。在目前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对独立交易法进行批判，主要是由无形资产、电子商务以及集团内交易放量的影响导致，如果有企业准备运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交易定价进行安排，首先必须要由企业进行申请，填写申请表即《预约定价确认申请表》，同时准备相关信息。相关申请表和资料的内容需要税务相关部门仔细制定。在相关资料和申请经过税务机关的审核批准后，企业才能采用预定定价的方法进行定价，同时税务相关部门也要做好监督作用，保证该管理规程的正确执行。在遇到国际商事纠纷问题时，除司法诉讼外，解决纠纷的另一途径就是仲裁，它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司法诉讼。因此各国许多商业纠纷的双方当事人都愿意选择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各国税务机关在应对转让定价时，一般会从保护本国税基出发，如果没有国际协调，可能引发一系列国际争端。对于现有税制中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地方要进行修改和调整，提高税制的适用性。在实际解决转让定价纠纷的案例中，已经有了采用仲裁方式来解决争议的先例，比如美国苹果公司的转让定价案。因此，我国可以使用仲裁来解决实际的转让定价纠纷，同时研究具体的仲裁方案对解决转让定价纠纷的影响。（二）完善转让定价征管机制。（1）加快税务系统的信息化进程。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对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缺少充足且有质量的数据，目前可以采取的方法是完善数据库以及有效利用数据库。我国的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现已合并，但系统间信息的共享还存在差距，没有一个完善的可以抽取可比交易或者公司的信息来验证关联方之间转让定价的数据库，对于关联交易的可比性分析也难以找到可比数据，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专家，即便是有数据库也缺乏处理评估这方面信息的能力，不利于规制转让定价行为，不利于提高税收征收管理水平。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数据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早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税务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历程，完善一个全面的信息系统，广泛收集数据，且与其他部门合作，实现数据共享。（2）规划技术方案。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现有税收制度的冲击日益凸显，要解决这一问题，从征管方面而言，需要做好必要的技术准备工作，引进专业人才和技术部门机密合作，制定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解决方案。对于现有税制中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地方要进行修改和调整，以提高转让定价税制的适用性。要针对数字经济交易活动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征管方案，以应对案头资料审查进度缓慢且不具有时效性的缺点。在征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上，大概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致的税收征管模式，不能各个地区有所区别，并在这个基础上设计税务操作规程；二是利用已建立的统一收征管规程，将征管软件进行统一，实现不同系统中数据资源的共享；三是在统一的征管软件的基础上，降低征管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三）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产品、人员、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也为税基的流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给国际协调带来影响。各国税务机关在应对转让定价时，一般会从保护本国税基出发，如果没有国际协调，可能引发一系列国际争端。我国已经意识到国际协调的重要性，正在积极参加到转让定价的国际合作中。例如由OECD于2013年提出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BEPS）方案中，我国实现了深度参与。我国于2013年8月27日时正式成为了《税务行政互助多边公约》中的一员，成为该公约的第56个缔约国。在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可以从以下方面继续做出努力：第一，关注国际税收协定的最新研究和各国的税收方案，有必要时要积极参与协定的签订。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转让定价成为世界国家公共的问题，当我国在税收方面的协定能够与大多数国家达成统一意见，且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获得更多实际案例和资料，将会有利于提高我国乃至世界的转让定价征管的实用性。第二，获得其他国家在征税方面的协助，并积极提供帮助。跨国公司为了降低集团公司的整体税负水平，会将利润由税负水平高的地区转移到税负水平低的地区，如果税务机关想要获得和转让定价有关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就需要和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实现相互之间的信息共享，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减少这类避税行为的发生。而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资本的流动性增加，跨境交易的数量大大增加，隐蔽性也将大幅度地增强，因此更加有必要引入国际上通用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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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三是深化系统研究，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金融运行体系及国际金融格局影响的分析研究，包括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现实影响和预期影响、直接影响和关联影响等，推动数字货币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数字治理，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制度保障。数字经济正在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运行规则，对传统治理方式构成巨大挑战，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篇6
讲到文化,必然要讲传统、传承,特别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中华文脉从未间断过,是人类文明丰厚而且系统的精神财富。但是无论如何,传承不是回到过去、不是复古,关键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上世纪美国经济学家J・A・熊彼得,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系统性地论述了创新与企业家的关系,论述了创新如何将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把技术革新看成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他从创新理论角度重新定义了资本、利息、经济周期等经济学概念。他最终得出结论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
比熊彼得稍晚些的美国发展经济学派经济学家L・贝尔,以及W・A・刘易斯等人也持有相似的见解,认为后工业时代知识和技术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轴,科技进步将引起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扩充新的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的巨大进步使未来社会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管理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化创新可以进行多层次、多方面分析,比如,可以从理念层次探索发展理念以及人的观念更新,也可以从制度层面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法规的完善,还可以从器物层面探索领域、门类、技术、业态、产品等方面的创新。但是笔者认为,就目前我国基本制度、经济基础、技术条件、舆论环境,特别是可操作性方面等综合因素考虑,文化创新的着力点或突破口,应当放在机制方面。所以本文的题目是“十大机制推进文化创新”。所谓十大机制即是:
一是高层协调机制。近年来,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高度,使文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性地位得以充分显现。文化建设不再是一个领域、一个系统、一些部门、一些行业的事情,而是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和全过程。文化产业发展,位于经济与文化的交叉地带,树立核心价值体系,既是文化工程也是政治任务,还必须体现在以人为本、关心群众的各项社会活动中;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既是文化建设的重点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面,还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客观上要求高层既要各自职责明确,相互之间又必须加强协调。以推进文化创意发展为例:初期,一些城市的文化创意产业,利用政府提供的低成本工业地产得以较快萌发和生长。但是,很多园区到了成熟期,因地价上升、租金上涨、主体不明确、政策不到位、相关服务缺位,导致发展速度明显减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部门与文化部门的协调关系没有处理好。经济部门管工业地产性质、管房东、管租金、管挂牌,而在园区的文化主题定位、文化创意主体培育、内容引导、专项政策支持等诸多方面缺乏与文化部门的必要接口。
推进文化创新,必须按照“四位一体”的要求,围绕中心任务、聚焦重大工程,做到各相关部门观念认同、政策协调、措施配套、资源共享、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利益服从大利益。建立推进文化创新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关键在高层,国家、区域、城市无不如此。协调需要能力,也需要权力;横向协调往往遭遇部门利益和职能区分的障碍,纵向协调则更容易突出利益的一致性和操作的整体性。
二是政策导向机制。制定规划和实施政策,是将国家战略落到实处的基本手段,必须用规划来推进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建设,必须用政策来引导各种资源流向文化创新、催生各种创新要素的产生和集聚。扶持农业,有每年的一号文件;促进科技,有科技企业认定办法或“科技十八条”等。目前中央关于文化已经颁布了不少政策文件,有推进改革的,有鼓励“走出去”的,有促进动漫产业发展的等等,但最高层面总体概括、协调各方、综合适用方面的政策仍需加强。研究制定这样的政策文件,要同时制定实施细则,发改、财税、国土、建设等部门的政策要与之配套,否则长期延宕,不能落地。就拿土地来说,目前土地实行最严格控制,文化领域取得土地基本上只有典型的公益项目:博物馆、图书馆和社区文化中心。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取得土地十分困难,客观上对文化发展的速度形成制约,迫切需要关于促进文化发展的最高政策作为相关部门和地方的操作依据。
三是主力阵营机制。当今世界,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创造力,不仅通过传统文化资源、文化名人、经典文化艺术表现出来,也通过文化企业及其产品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大型跨国文化企业集团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渐呈现出扮演某种文化代表者、创新者、传播者的迹象。资本的力量和技术的环境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事实上也改变了文化的生产、创造和传播方式,我们虽然仍然要大声疾呼自由创造、个人才能,但是在日趋复杂的国际文化环境中,在以资本为经和技术为纬编织、组织起来的生产系统中,实在非常迫切需要培育以传承、创造、传播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主力阵营。
培育文化创新的主力阵营,必须根据本民族文化比较优势和发展定位,科学把握创新资源分布、结构特点和主体特征、精心选择相关领域有实力、有能力、有动力、有规模的团体、企业、区域,实现政策、资金、人才、信息、技术、市场等要素适度聚焦,着力创建一批以创新为宗旨、以国家重大创新项目为主攻方向的大型团体、大型企业集团、大规模企业集群、大型企业集聚区或大型创新基地。
四是重点攻关机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一大特色,就是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文化创新也需要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
从国际文化竞争格局、数字化时代特点、以及我国文化发展实际需求来说,与内容相融合的数字、网络技术需要重点攻关。这几年我国数字网络内容产业发展较快,直接正面参与国际竞争,纳斯达克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中国网络板块。2006年,国家先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三个重要规划,均把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化出版印刷、复制和发展新媒体列入国家创新重点。
根据研究,笔者认为有五个方面需要重点突破。
首先是产业技术标准突破,没有标准信息无法共享、成本居高不下,消费难以普及。
其次产业链突破,要突破技术与内容之间的壁垒,重点促进新兴数字媒体提供商与内容单位、原创作者、以及运营商合作,共同组建数字内容产业链,把内容、运营、服务链接起来。
第三是版权保护技术突破,一种是音频、视频等流媒体的保护,另一种是电子文档的保护,保护技术如DRM(DigitalRightsManagement)技术、数字水印技术等,保护好才能传播好、运营好。
第四是“走出去”突破,数字化内容产品,特别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数字化出版物,具有无国界、兼容性特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通道。推动数字内容“走出去”,国家可考虑构建文化“走出去”数字化内容集成服务平台。第五是跨媒体突破,即横跨平面媒体(书、报、刊)、磁光介质媒体(盒带、CD、VCD、DVD等)、网络媒体、甚至移动媒体的多媒体、多渠道内容生产和服务活动。跨媒体技术突破的重点在于,将所有内容业务整合于统一的跨媒体平台。跨媒体平台建设和集成化运行,是当今数字化内容发展的重点和高端。国际上,新闻集团、贝塔斯曼、迪斯尼等已经通过收购、兼并转变为跨媒体集团。我国应集中力量推进跨媒体资源整合,催生现代超大型国际化跨媒体集团。
五是风险化解机制。在创新还没有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常态或社会常态的现实条件下,创新是对常态的突破,是对现实的超越,甚至是在未知领域探索。因而,创新是有风险的。化解创新风险主要是化解创新主体的风险。
一种是化解创新集体、团体或企业的风险。无论是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发展,或是追踪国际前沿,或是突破现状谋求前进一步,都会面临或大或小的风险。有风险,主体就必然表现出忧虑、犹豫、畏难、望而却步等行为特征。事实上,我国成规模的创新型企业极为稀缺,普遍性的创新主体重塑问题迫在眉睫。我们既要设定机制,促进团体或企业进入创新轨道,使创新成为获得超额资源、获得特殊优惠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也要设定机制,适度降低进入创新的门槛、降低创新的风险度,让创新成果转化为利益,让创新行为得以循环和持续。所以,当前机制设置的正确思路是促使一部分文化艺术主体尽快转变为创新主体,是帮助这部分主体形成创新动力,使他们不怯创新,想创新(有愿望)、能创新(有能力)、会创新(有方法、有路径)。文化创新有一个梯度递进问题,从原创到新品,从新品到精品,从精品到经典传世之作、从经典传世之作到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机制去化解风险。这类机制,包括专项基金支持、专项贷款贴息或补贴机制,创新项目定向或招标委托机制,创新成果优先采购机制,创新产品推介机制,以及社会化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制等。
另一种是化解创新人才的风险。人才埋没、人才浪费、人的特长得不到发挥、才干及其贡献得不到认可、人才的创造力在小环境中逐渐丧失,这是文化创新面临的最大风险。在创新尚未成为常态的环境中,那些凤毛麟角的创新者,往往生存郁闷、成长艰难,夭折者不在少数。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要求,要“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做到这一点,必须大力改革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建立人力资源机制,区分基本信息管理和发展管理,宽容“忽发奇想”、鼓励“奇思妙想”、支持“创意创新”,充分发现和发挥人才特长,充分肯定各类人才不同形式的创造成果。
六是文科融合机制。运用高科技成果促进文化发展,加强文化领域的科技创新力度,有效的方法是建立文科融合机制,以此打通文化领域与科技领域,共享内容资源和科技资源。
以数字、网络内容产业发展为例。数字技术导致内容产业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内容的采集、编辑和储存方式,内容的出版、传播方式,以及社会大众对内容的接受方式等。因而,发展数字内容产业,不是点缀式的局部应用行为,而是要从内容产业全面适应数字时代大潮的角度,扎实推进内容产业链的全程数字化。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深入社会细部、数字产品和服务触及大众日常生活,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必然要顺应社会大众新的需求,重点在移动、即时、个性化数字内容服务方面率先取得突破。
应当看到,数字内容是数字产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数字内容所涉及的领域、所服务的范围远远大于传统的文化领域,因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化领域考虑数字内容产业的结构布局,不能仅仅局限于原有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主体阵营。特别是,一些数字技术应用企业在数字内容方面的探索,已经走到部分传统文化企业的前面。现有内容产业政策的某些方面,已经不能覆盖内容产业发展的全部。
目前,数字技术行业与内容行业“两张皮”的现象非常突出,我国已经出现一批数字内容技术应用和研发企业,在国内同行业已居领先位置,但是这批企业至今尚未与内容企业形成有效合作。文化系统内部就构建数字内容核心企业,推进数字技术、数字内容资源整合大幕尚未拉开。对此,政府有必要再次发挥“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以市场化方式促进科技与内容的优势整合。
文科合作机制,可从两方面切入:一是聚焦国家战略,落实国家数字内容产业推进工程,利用核心企业内容优势和垄断地位,加强与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的合作,加速向跨媒体内容支柱企业转型,力争在数字内容高端走在世界前列;二是扩大市场准入,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鼓励技术行业与内容行业深度合作,完善技术提供商和内容生产商的利益接口,催生新型企业,形成技术主力与内容主力合流合力推进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格局。
七是文教联动机制。这一机制突出表现在加强与大学的合作,美国128号公路和硅谷两地在推进创新发展方面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好的园区基础设施+大学+资金+政策+文化氛围,几乎等于成功。大学及其周边地区,综合基础条件,无论是人力资源、市民素质、经济基础、科技实力,还是政策环境、商务条件、城市景观或文化氛围,一般来讲都是较为优越的地区。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就重点文化技术项目建立与大学的联合攻关机制;可以就文化紧缺人才建立与大学的联合培养机制;可以就文化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建立与大学的联合研究机制;可以就文化领域产学研体系建设建立与大学的联合推进机制;可以在大学设立文化技术创新重点实验室;还可以在大学周边,结合大学特色资源,构建主题鲜明的新型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这方面,复旦大学的影视传媒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多媒体演艺虚拟空间合成实验室等项目都是文教联动机制很好的案例。
八是社会参与机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力量已经成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影视、美术、演艺、社区文化活动等文化领域,社会力量已经成为文化创新的生力军。但是从总体上看,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新,在事业补贴、扶持资金、项目资金、人才资金、创作资金、奖励资金、税收优惠等方面,仍然非常需要进一步普洒到全社会的政策阳光。
当今世界,创新因子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细部,更有效的创新机制是大学、企业、社会、以及各种创新元素相互流动、碰撞、交融,在聚变中激发能量。要充分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为充分发展的现实条件下,要着力推进文化创新,既要积极运用政府第一推动力和发挥体制内机构核心作用,更要注重破除创新垄断,把创新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篇7
贸发会议10月2日在日内瓦了《2017年信息经济报告》。报告的副标题是：数字化、贸易和发展。贸发会议秘书长基图伊(MukhisaKituyi)出席了会并指出，在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的数字化被推上了一个快速道，这得益于许多因素，包括扩大了高速宽带的接入，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和软件的成本大幅降低，例如，1GB硬盘存储容量的平均成本1980年为40万美元，而2016年降至0.02美元。
基图伊：“数字经济以超出我们预测的速度呈指数比例地在扩张。仅在2012到2015年之间，数字经济的规模从1万6000亿美元增长到2万5000亿美元，而且数字经济产生的一些颇具规模的现象也应引起全球讨论。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6.5%，在2010年到2015年之间，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的出口量迅猛增长了40%，三维打印机的出货量预计将从2016年的45万台增长到2022年的670万台，在三年的时间内会增长15倍。同时，到2019年，全球互联网的流量预计将是2005年的66倍。”
报告显示，数字经济在被称为“南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信息和通信技术、电子商务和其他数字应用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小企业和企业家进入全球市场，并开辟了新的创收方式。这些技术正在被利用来进行促销，尤其增强了妇女的权能，使她们更容易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和贸易商。
基图伊：“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的包容性方面也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在2012到2015年之间第一次上网的7亿5000万人当中，有近90%都来自中国和印度。其中，印度有1亿770万，中国占1亿2000多万。”
报告指出，世界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依然没有上网，而且网络的接入和使用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在最不发达国家，2016年只有六分之一的人使用互联网，这些国家将难以实现到2030年普及互联网接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城乡差距显著，3G网络覆盖89%的城市地区，但农村地区只有29%的覆盖率；互联网的性别差距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仅占全球4%的3D打印机；在非洲，只有不到40%的国家制定了数据隐私法，而在大洋洲，只有库克群岛有这样的立法。
与此同时，贸发会议秘书长基图伊表示，数字化转型的力量让人感到兴奋，但人们必须认识到：互联网并不是灵丹妙药。
基图伊：“数字经济的利益大部分都流向了快速行动者。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已经拥有了相关知识和机会的人。现在全球最大的四个公司全都是数字经济的领头羊，苹果、谷歌、微软和亚马逊。因此我们必须要控制不断扩大的差距、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
贸发会议技术和后勤司司长什米卡·斯里曼(ShimikaSirimanne)指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最为广泛，但这一发展就明显地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
斯里曼：“数字经济的发展非常快，而且在以我们前所未见的方式在发展，涉及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比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先进机器人等。这些变化会影响所有的部门，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它将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影响到所有的工作者。这种发展趋势的前景是非常不确定的，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们能够为政府提供的最好建议就是，尽量地去学习，试图去了解自己在这个趋势当中的位置，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
随着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数据流在公司的运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商业界和互联网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开展更加密切的对话。政策挑战取决于各国是否愿意从数字经济中受益，而最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是最欠准备的。
斯里曼：“今年早些时候，经合组织国家发起了一个议定书，叫做《走向数字化》(GoingDigital)，涉及14个政府间委员会，涉分管教育、贸易财务等等各个方面。经合组织国家认定必须要评估数字经济对国家增长和人民福祉的影响，而这种评估不能仅仅由从事数字化工作的人去完成，它是跨部门的议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去协调这样的努力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报告最重要的信息或许是我们想要引起发展中国家关注数字化前景，在各方面他们现在都处于劣势，例如在数字化和电子商务方面的差距，缺乏可靠的数据，缺乏相关的开展国际政策对话的论坛。”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篇8
一、转型发展是我省的迫切需要
长期以来，我省经济依赖钢铁、煤炭、电力、建材等传统优势主导产业的规模扩张，产能增加，实现了总量的快速增长。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出现新变化，资源和能源需求减少，产能过剩，竞争加剧，资源型产业的扩张发展路子难以为继。由于我省重工业比重大、产业和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产业链短和附加值低，加上调结构、转方式和动能转换相对滞后，致使经济发展遇到多年少见的问题和困难。因此，全面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是实现我省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数字经济是转型发展的大趋势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其核心要素的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流等冲破供需障碍，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强劲势头相对传统产业需求不振、危机四伏的低迷现状，显得异常强劲。2015年我国提出，实施“互联网＋”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许多省市顺势而为，积极推动，取得良好效果。广东省以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基础部分规模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17年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9318亿元，同比增长14.2%。浙江省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大力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和一批重量级未来产业，2017年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实现1.25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7.1%。重庆市制定“大数据行动计划”，使大数据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数据枢纽及产业基地。
信息时代和数字经济将改变世界面貌，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努力实现全省经济转型发展。
三、以数字经济促转型发展的几点建议
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推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进而带动经济发展新体系的形成。
在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是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的重要抓手，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驱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河北省应全力抓牢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建设雄安新区的历史性机遇，聚焦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全省经济创新发展。
一是着力以数字经济推进产业转型。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创新，不断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新动能。要将制造业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大力促进数字技术与整个制造业本身、制造业产业链和智能制造点对点的三次融合，支撑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全面升级，加快构建以智能制造为重点的新型制造体系。要将发展现代农业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建立农业决策系统、农业数据资源系统，不断完善数字农业平台的服务功能。要将数字经济融入现代服务业，以数字技术助力电子商务、金融、教育、远程医疗、智能交通等新业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发展，积极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二是发挥好政府引导和企业主体作用。政府部门要作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将发展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纳入各类相关规划，每年谋划、和实施一批引领性、应用性、支撑性的数字经济发展重点项目。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携手京津，加快培育大数据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搭建平台培育大数据技术创新联盟、产业联盟等，建设“京津冀大数据走廊”。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和办公系统的信息化。企业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主体，要紧密结合各自的实际，瞄准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水平，充分运用转换企业模式和商业模式提升企业发展的技术层次和质量效益。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篇9
[关键词]数字经济；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消费模式的服务化、销售市场的分散化与智慧物流的普及化带来了复杂结构的物流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成熟，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物流各项指标随着大数据产业发展呈现翻倍增长态势，同时，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充分应用，物流路线、选址及仓储等，都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而达到即时服务的终极目标。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的一个新业态，已经成为新旧动能转换中非常重要的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时改变着工作和职业的性质，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数字技术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会减少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到2030年，可能有多达2.2亿中国工人需要换工作，占中国总劳动力的30%，而物流一直被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这样的冲击，势必需要快速的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由此可见，传统的教学空间布局、教学组织模式、教学方法与技术等已经无法适应工业4.0背景下物流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1.物流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1物流管理专业教育模式创新体系缺乏系统性
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总体思想要求突出培养相应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新文科建设要求通过跨专业、跨学科、跨界甚至跨域整合突破界限壁垒，运用“新”（新经济、新技术）、“融”（嵌入式、交融感）、“通”（跨学科、跨领域）、“特”（有特色、很特别）的新文科思维，创新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产学合作协同优化、创新设计新时代文科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内容体系、教育教学方法、科教融合模式和教学评价机制等，推动跨学科深入交叉互渗、跨领域深度融合贯通。这与物流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不谋而合，因此融合新文科建设思路是深化物流管理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物流观看了创新教育需要将改革策略及具体举措集成在一个系统的、立体的、全面的适应性体系建设上，只是通过增加课程的实践环节无法形成一体化的课程计划；单纯运用一些类似翻转课堂、课堂APP等授课技巧也只是旧有教学模式的完善。
1.2物流管理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与社会发展趋势没有保持一致
需求的刺激、市场结构优化和技术变革等改变促进了中国物流业的快速增长，“互联网+”促进了传统物流产业的变革升级，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的结合，正在让物流行业发生一场效率革命，这些都带来了复合型专业人才的紧缺，从而制约了物流产业链的迭代更新。而物流管理教学的目标更多是旧有知识的输出，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更加关注课程的设置与质量，培养物流管理人才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竞争力、领导力、新技术开发能力及社会责任等素养。
1.3物流管理教改研究中对课程研究较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较少
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结果可知，物流管理教改研究中“物流课程”的中心性最高，围绕该关键词，出现了“物流课程”，“国际物流”，“教学质量”，“教学改革”等高频词，也有结合行业发展背景进行物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例如徐龙闪，肖红波（2022），吕雪（2022），潘鹏（2022）等学者主要研究了在互联网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但教改领域中针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相关研究较少。
1.4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的应用不够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持续深入，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层出不穷，日益创新，发展迅速。其中典型的成果是北美地区高校教学技能培训机构CaffarellaRS（2002）提出的BOPPPS教学模型，因强调激发授课对象的主动性，被全球超过100所大学和产业培训机构所推崇。因为物流同时根植于工程和管理实践的，既体现了工程与管理门类学术研究主题的综合，也体现了物流实践中工程技术与管理方法的交叉融合，因此麻省理工大学创立的CDIO工程教育理念为物流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也为我国的物流管理新文科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CDIO的核心思想在于鼓励学生以主动的、理论联系实践的、课程之间相互交融和有机联系的方式进行学习。CDIO理念与教育模式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成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界重要且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改革行动之一，迄今为止，CDIO在中国的发展已逾十年，但CDIO模式多数仍局限于机械、电气、化工、土木、农业类专业，因此结合物流管理人才需求现状，我们认为“BOPPPS-CDIO”教育模式更能够有助于复合型、多元化创新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
1.5提高管理管理课程群教学效果的需要
物流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物流行业的应用型人才需求和教学效果并不匹配。目前整个教学环节与实践中存在着重传授理论知识、缺乏系统化的学生能力培养，理论实践相互脱节、学生兴趣不浓的现象，教学模式难以匹配学生数学素养参差不齐等问题。
2.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管理创新人才的新需求
2.1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就业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DonTapscoti在20世纪末提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2年）》中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造成了物流管理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了很多新模式和新业态，例如尤其在消费市场创造了大量物流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的特点，物流业中重复性、机械性劳动更容易被机器和软件替代，此类岗位大幅减少，一线工人的工作日也将因自动化而重新配置。
2.2数字经济时代对物流管理专业人才的要求
我国非常重视物流产业人才培育，截至2018年，全国开设物流管理专业的高校就达396所，而物流智能化，物流平台，物流资本化，物流新零售等创新经济所需要的物流人才培养规模过小。从物流行业细分领域人才需求表（见表1）不难看出，数字经济时代对创新型物流专业人才的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逻辑思维能力强、具备数字化思维和能力。二是熟悉物流服务行业的业务模式及流程。三是能通过数字的牵引，具备整合管理、业务和技术的能力。
3.数字经济时代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3.1基于数字经济背景建立物流管理创新人才分层教学模式
3.1.1融合数字经济设定层次化培养目标通过对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调研走访，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管理人才需求，对物流管理就业状况的数据收集分析整理，同时整理物流领域需要的数字技能，建立通用的数字技能分类，例如物流数字化开发类，物流数字化运营类等，根据技能分类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指导，制定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在教学目标上，融合数字经济设定层次化培养目标，促进知识、能力、素养的有机结合，按照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建立分层次教学体系，确定培养目标和知识能力体系，对学生进行基础层、应用层、创新层分层次分阶段教学的培养。通过层次化培养目标解决学生基础差异，教学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将课程理论内容相互衔接与融合，形成较完整的解决问题的理论体系与思路。教学计划上，拟定培养高水平管理人才的教学计划，使课程的教学计划能够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企业实际需求实现良好的对接。
3.1.2提升教师数字经济和专业知识水平当今的物流业很难避免数字化竞争，现代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区块链，流程自动化RPA等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迫切需要提升高校教师的数字经济相关知识和技能，因此，通过让教师参加数字经济及相关技术的培训、学习、讲座和研讨等方式，并通过校企合作项目，让教师进入相关企业进行实践锻炼，提升教师的数字经济素养。另一方面，高校可以建立双导师制度，引进企业教师，充分发挥丰富实践经验的优势，企业教师不限于物流行业，互联网、新零售、电子支付等高科技行业，这些导师一方面能弥补高校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能够生动还原企业营运环境。在高校物流管理专业建立专业教师、企业导师、职业指导三重师资队伍结构，进行通识教育，物流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培养教学，着力培养既具备物流知识技能又具备计算机、大数据知识技能的高素质物流人才。
3.1.3丰富物流数字经济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上，坚持理论与需求、经济、技术、产业链等环境变化以及物流与金融，IT，工程学，建筑等其他学科的有效融合，增加物流数字化运营管理的知识体系与发展动态知识学习内容，保持知识结构的前沿性和时代性。在课程设置方面，应在设置经济、管理、工程等一般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针对不断更新迭代的细分领域，例如物流与金融学科的融合产生出的仓管质押、代收支付、货车信贷等细分领域；物流与IT的融合产生出的车货匹配、智慧物联网等领域；物流与工程学的融合产生出的AGV、无人机、自动化仓储分拣等领域，合理设置区块链、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智慧物流营销与管理、互联网金融与管理等课程方向，将物流与供应链的知识进行深度融合，突出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的发展特色。
3.2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多渠道学习和教学
一是加强数据资源建设，搭建“数字技术+物流”教育平台，平台教程和案例数字资源库由教师和企业共同参与、设计和完成；运用“BOPPPS有效教学模组”作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的“基本架构”，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通过在线课程，智慧课堂、学习通等方式丰富教学过程，并合理利用这些平台对学生学情等数据进行分析，营造参与式教学氛围，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教学实践上，持续丰富实践教学内容，达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有效契合，增加物流仿真实验等实践项目、企业实地研究和实习机会，激发学生对实用技能的兴趣，培养学生考虑数字经济背景下解决复杂物流管理问题的综合能力与高级思维；二是强化实践教学体系，丰富和完善教学实践。通过构建实验教学平台、学科交融讨论平台和课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实现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强化实验教学。结合理论讲解和案例教学，认真开展实验教学。教师充分应用实训场地、设备、软件指导学生在实验课堂上动手完成各项模拟业务操作，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竞赛活动。每年由学生组建团队，参加全国各项物流大赛，学生主动参与，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合作意识。用“课程+兴趣+社会”的教学为学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鼓励学生观察家乡或者身边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物流成本、管理学、微观经济学等物流管理等文科知识提出解决方案。增加校企实习实践考核力度。企业实习不局限于熟悉物流日常操作，建立学校和企业双向沟通渠道，教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同学物流实习，鼓励企业问题进课堂，课堂理论企业应用，利用APP，QQ，微信，腾讯课堂等数字手段，进行现场讨论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
3.3多维度考核评价机制，解决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
实行过程性考核与多形式考核的有效契合，提高考核的全面性、实践性。构建多维度教学效果评价体系，重视学生参与度和过程考核，课程考核包括试卷考核，线上答题，线下调研，成果汇报等多种形式。评分采用试卷评分，课堂和线上讨论评分，同学互评等方式。优化评价方式。加大线上考核比例。线上考核内容应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进行权重设计，比如线上考勤，学情考核，课堂APP讨论等，提高学生主动性，鼓励学生观察身边现象，自发拟定讨论话题。线下学习布置进阶式任务，提高可操作性，增强学生物流方案设计能力。优化实践环节评分体系。除了考核学生现场实习表现，同时要求学生针对企业问题提出独立的方案，在最后的评选环节，由学校教师，企业导师和同学组成的评分组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综合得分。该分数是小组间横向评比、集体评议的结果，能更加客观地反映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实际水平。
4.结语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篇10
一、导论
二、数位落差的意涵与成因
三、数字落差的衡量与评估
四、研究数字落差方法
五、数字落差的研究层级六、国际间消弭数字落之努力
七、美国国内数字落差调查报告解析
八、消弭数字落差之方式
九、美国政府消弭数字落差之努力
十、数字落差未来之发展趋势十一、消弭数字落差应有之努力方向
十二、数字落差对于电子商务之意义
参考数据
一、导论
因特网的普遍运用改变了既有的商业模式，不仅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对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甚至个人与个人间之商业竞争、社会文化、教育学术等各个层面造成了本质化之改变。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之「电子商务与发展之二一年报告中，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A.Annan）即指出，过去十年来电子商务的出现与发展已改变世界之经济面貌。已开发国家普遍运用信息通信科技，大幅地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同样地，对开发中国家而言，信息通信科技的普遍用运用所产生之电子化革命对经济之成长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相对地，在相关技术发明与应用上落后的特定国家，将永远无法赶上先进国家使用信息通讯科技所产生之竞争优势。
虽然近年来世界各地网络公司的泡沫化瓦解，造成许多人对电子商务的实际可行性存疑。网络公司的电子商务经营模式或有更进一步研究改进之必要，然而信息通信科技的普遍应用却早已对全球的商业结构造成革命性之影响。信息通信科技不仅有助于产业生产力之提升，亦对生产者、消费者、竞争者与供应者间之关系与互动模式造成影响。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ofLaborStatistics）的数据资料指出，自一九九五年至二年间，美国国内非农业部门每年的生产力为百分之二点五，远高于过去二十年生产力之平均值，与美国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三年间经济成长「黄金时代（GoldenAge）相近。
信息通信科技之普遍应用将持续对全球商业经济造成正面影响，提升产业整体生产力。而由于计算机运算能力成本之下降，以及企业间不断针对电子商务之特性研究调整其组织架构以因应因特网所带来的商机，都将使得全球生产力之提升度维持不坠。
然而信息传播科技的扩散过程，随着不同族群间导入时间的不同而有数字化时间差之现象，近年来全球信息通信科技的传播，不同的国家、企业、特定族群甚至个人因导入程度之不同而产生信息通信资源应用与分配不均之现象，可称之为「数位落差。
然而数字落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议题，难以简单的定义完整概括数字落差的涵义，加上电子商务涉及之层面包括信息通信科技的基础建设、人力资源的提升、法律规范以及企业商业运用等，范围甚广，更使得「数字落差的研究分析愈加困难。
国内外有关「数字落差的报导与分析甚多，以国内而言，近年来「数字落差的论文与研讨会早已成为十分热门的议题，惟多数研究分析多着重于「数字落差之特定层面，如弱势族群、城乡差距等资源分配不均之现象，较难窥得数位落差之全貌。本文将以国外相关资料为主，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与解读「数字落差之内涵及其与电子商务间之关系。
二、数位落差的意涵与成因
「数字落差涉及层面甚广，多数民众对于「落差二字多存有负面的意义，而国内对于数字落差的讨论亦多以文化与人道关怀之观点，探索在信息通信科技普及化的今日弱势族群对于信息资源之社会不公平现象为主，如以人口统计学之变量如年龄、性别、教育、收入、职业种族等分类方式进行分析。此种类型之分析方式固为了解数字落差之基本方式，惟此类型之分析研究对于数字落差之了解仍有其局限性。
「数字落差的真正内涵可解读为由于信息通信科技的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其所造成对于信息通信科技的运用之不平等，导致国与国之间、族群与族群、甚至个人与个人间产生「拥有（Have）与「未拥有（Have-Not）信息通信科技资源之情形逐渐增加，而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都将因信息通信科技的进步而加剧，可称之为「数字落差。也就是说，数字落差系因地理区隔、族群、经济状况、性别，以及技术、知识及能力在使用因特网等信息通信科技资源应用上差异所造成之差距，因此数字落差不全然是负面的意义，数字落差的产生可视为因信息通信科技的发展与普及化所造成之一种现象。
造成数字落差的原因很多，包括教育文化、科技发展、政府政策、资源分配、社会结构等，端视从何种角度与研究之主体而定。例如从信息传播科技的基础建设而言，数字落差可以诠释为信息通信科技基础建设的落差，许多学者或研究人士就以ISP业者的数目或是电信通信基础建设之各项数据，如因特网流量之多寡来解读其国民在信息科技之应用程度。
此类研究方式虽可窥得数字落差之基本轮廓，然而其对数字落差之基本假设原本就有一定程度的误解。许多专家学者表示，网络使用程度之普及与否主要于其应用之扩散程度（Distribution），而非整体使用量之多寡，因此一个国家整体网络流量的提升并不代表国家内之民众使用因特网已趋普及；同样的，全球网络流量的增加，亦非代表因特网的使用日趋全球化，而系系于整体因特网的普及与应用程度。
根据研究指出，在信息科技普及化的今日，全球仍有百分之三十三的民众选择不使用因特网，其主因为无连结网络的需要（40%）、缺乏计算机（33%）、无兴趣（25%）、缺乏应有的相关知识（25%），以及因特网涉及的成本花费过高（16%）。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位居不使用网络之首要原因为—无连结网络的需要，而非一般认为的花费成本过高或缺乏相关软硬件设备等，因此数字落差的产生并不全然为信息化弱势族群缺乏信息通信资源所致，而仅从资源分配之观点亦难使改善数字落差之努力克尽全功。
三、数字落差的衡量与评估
既然称之为数字「落差，必然应该有其衡量之方式，如前文所述，可以对信息通信科技的应用采取不同的量化方式来进行分析研究，惟在进一步讨论数字落差有关之衡量与评估方式前，首先应厘清信息通信科技应用「形式接取（formalaccess）与「有效接取（effectiveaccess）间之不同。
有效接取涉及之层面较广，有关数字科技应用的各项相关要件，如软硬件设备、花费成本、使用者知识水准、相关产品及内容及政治制度等，有利于一般民众使用信息科技技术，均已达致一定的水准，始得称之为有效接取。
也就是说，信息通信资源应用成本必须在民众之能力负担范围之内，且整体电子商务与法制层面等均提供使用者一个完善的电子商务环境，才可称之为有效使用；如果仅有软硬件设备，而缺乏相关条件的配合，则只能称之为形式接取，亦即民众虽有软硬件资源，惟对于信息通信科技资源之应用仍无法有完整周边环境之配合。
此外，所谓数字落差（DigitalDivide）与数字差异（DigitalDifference）亦应加以区隔。倘一国内使用信息技术民众已达相当程度的多数，对于少部份的族群或民众不必然称之为数字落差；由于特定族群仅为使用信息资源上之差异，因此称之为数字差异较为妥适。
此外，「数字落差亦须视其研究内容来加以分析，例如在一般民主化国家，男女已趋平等，在社会地位以及工作竞争上，已经无分轩轾，因此针对性别间数字落差之研究较无意义；然而在部份国家中，女性仍为弱势的族群，在求学、就业机会及社会地位上均较男性逊色，因此以性别来作为研究数字落差之主体较具意义。
目前评估衡量数字落差主要有下列二种方式：
量化方式（QuantitativeMeasures）
量化方式评量数字落差的方式主要在于衡量研究主体间如国家在因特网服务器、网站及网络使用者、住户、组织团体、国际网络频宽、技术能力与电子商务软件运用之数目与成本。藉由绝对值与相对值之比较，可以提供研究主体在信息传播通信运用的概括印象，以了解在特定条件限制下数字落差的幅度。
电子化评估及电子化完备度（E-AssessmentandE-Readiness）
上述数据量化的方式仅能作为衡量数字落差的参考，如因特网使用者人数或比例以及计算机拥有之数量等数据，并无法评估使用者对于信息传播科技的知识程度与使用技巧，为弥补此一不足，电子化评估及电子化完善程度的评量方式应运而生。
电子化评估主要针对许多数字落差研究报告所未呈现的议题，如信息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及信息科技使用的地点及场合等。至于以国家为主体之研究方式，对于认定一国之电子化完备度之计算方式更为复杂，采取统计分析及其它相关的方式，针对国家内有关建构信息经济及信息社会的完善程度加以研究了解。
四、研究数字落差方法
数位落差并非可藉由单一的定义勾勒其全貌，而须视其国家或族群团体间使用信息通信科技之独特性后始得加以解读。由于数字落差所造成之不平衡的状况主要存在于国际与国内不同族群间，倘由此定义出发，可以分别由国际观点与国内观点来探讨数字落差之现象。
数字落差之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Perspective）：
从国际的观点来分析，国际数字落差可以定位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之人口族群在信息科技之分配与有效使用上所产生的实质性差距。因此，国际数字落差可以是两国之间、多国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间之数字差距，而不单只是国与国间之比较。
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以及南北半球间之贫富差距、经济发展程度、外交政策等一直是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课题。在信息通信科技逐渐普及的今日，究竟国际数字落差之情形有多严重呢？吾人均了解国际间存在各种不平衡状态，然而要回答上述的问题并不难，下列几个数据资料可以给我们一些概括的观念，了解国际间之数字落差。
整个非洲大陆中目前仅有一千四百万条电话线，较美国纽约曼哈顿或日本东京为少；富有国家之人口总数仅占全球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惟掌控了将近百分之九十因特网提供的服务；全世界所有的因特网使用者中，百分之六十居住于北美地区，其仅占全球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每两位美国民众即有一人使用因特网，而非洲地区的民众可以使用因特网的比例为二百五十分之一。
虽然数字落差的情形存在于已开发、开发中或低度开发国家间之情形十分普遍，然而即使在已开发国家间，亦存在有数字落差的情形。如欧洲瑞典家庭之因特网的连结率为百分之六十一，高居世界第一位，而中南美西班牙的家庭则仅拥有百分之二十之因特网连结率。
数字落差之国内观点（DomesticPerspective）：
以国内观点来探究数字落差，其研究之主体一般为前述之人口统计学之变数如性别、年龄、种族、城乡差距等，来研究各族群间在数字落差间质与量之差距。
一般而言，多数国家中之各个不同之族群团体，于因特网的使用上均有增加，此为「量的分析；惟各族群间对于信息通信科技应用程度之差距不降反升，此为「质的分析观点。
如部份已开发国家，由于其信息通信科技基础建设如计算机之拥有率已趋近饱和，故其国内存有信息弱势团体在信息通信资源之使用上正逐渐拉近其与其它团体间之差距；惟倘进一步检视其数字落差内涵不难发现，即使少数族群已逐渐增加其在信息科技设备之使用，然而对于数字科技之资源以及其周边软件与技术之运用，仍仅有少数拥有各项知识与技术的人们可以使用，因此彼此间之数字落差并不因弱势团体拥有信息通信软硬件设备而有所缩减。
五、数字落差的研究层级
数字落差之情形亦存在于不同层级之间，其中可概分为：
国家层级
在国家层级，数字落差可透过前述两种不同之评估衡量方法，以精确了解一个国家的电子化整备度，其中亦包括各项信息通信科技基础建设之评估。国际间各研究机构对于电子化整备度之衡量评估方式虽略有不同，惟多就电信连结度、信息科技发展、相关人力资源、信息电信基础建设以及社会与文化的基础建设之整体考量作为做为评估依据，系兼顾国家内信息通信科技「质与「量之研究方式。
企业层级
企业在个别产业不同价值链的分工上，对于电子化的程度有着不同的要求，极难以单一的标准来进行评估。简单来说，企业对于信息通信科技的运用着重于企业内部之电子化，即企业电子。其中包含企业本身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建置、与上游原物料厂进行连结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以及与顾客联系息息相关的顾客关系管理系统等，以协助企业进行资源规划与业务整合，藉以拓展商机与提高产品之附加价值。企业针对产业及企业内部需要之不同而导入电子化，而随着电子化导入程度及技术之不同，企业彼此间之数字落差也逐渐呈现。
个人层级
无论国家、企业或不同族群间其主要组成分子均为个人，而人与人之间亦有不同程度的数字落差，如对信息通信科技资源的拥有以及应用程度等。个人层级之数字落差分析方式通常以人口统计学之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等作为分析的依据；而个人于企业间亦有因不同业务部门而导致对信息通信科技应用程度之差异。个人层级间之数字落差代表个人于数字化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科技运用程度之不同，也代表个人于信息时代之竞争指数。
六、国际间消弭数位落之努力
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科技的普及以及电子商务的应起，「数字落差已成为国际间关注的焦点，国际间各个组织亦纷纷成立数字落差的研究或执行机构。目前国际间公认对于消弭数字落差之努力最具规模者，应属由八大工业国（G8）于二年所发起的数字机会工作小组（TheDigitalOpportunityTaskForce,DOTForce）组织。此机构系由八大国高峰会所发起，成员包括欧盟、部份开发中国家、国际电信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及多个联合国相关组织等，其主要的工作项目在于针对信息传播科技提供政策及法规架构意见，增进各国间之因特网联结及增加使用率，协助人员能力之建立，以及鼓励各国积极参与国际电子商务网络架构。
数字机会工作小组认为广义的数字落差可解释在社会既有的结构下使用信息通信科技资源之不平等情形，原因可区分为基础建设不足、使用成本过高、不适宜于弱势政策团体、电讯网络及服务缺乏效率、欠缺具区域特色服务之内容，以及无法自信息密切的活动中撷取经济与社会之利益等，而消弭数字落差的方式则有赖于政府、民间机构、非营利组织及社会团体、国际组织以及民众间之共同努力。
我国亦积极参与各项有关消弭数字落差之国际性组织与计划，其中与我国扩展国际空间关系十分密切之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数字落差亦已成为一重要的议题，各会员体间亦透过各项合作计划，以期消弭不同会员体之数字差距。
我国体认数字落差对于亚太区域发展所造成之影响，为促进各会员体间之各项有关消弭数字落差合作与努力，于亚太经合会部长年会中提出「转化数字落差为数字机会之议案。其主要内容为协助亚太经合会之开发中会员体提升电子商务应用层面之能力，以期缩短其与已开发会员体间之数字落差。具体执行内容则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各国执行面最具成效部份进行经验交流，由我国于去年（二一）在台北主办之电子商务应用层面研讨会议，讨论电子商务应用层面以及新经济发展趋势相关议题；第二阶段则由我国以及协调其它已开发会员体，派员至开发中会员体，按照个开发中会员体不同需要，提供咨询服务。
此外，亚太经合会为面对世界新经济所带来之挑战，以加强与会各国国内民众于二一年均能使用因特网服务为目标，于去年五月间召开人才能力建构北京提案（BeijingInitiativeHumanCapacityBuilding）之会议中，即针对各会员体如何消弭数字落差及增加因特网之接取率订出十大努力方向﹐显示国际间对于数字落差所带来之影响业已正面重视与积极因应中，其它相关国际组织或机构亦纷纷成立相关合作计划，致力消弭国际间数字落差之现象。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
1.1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的本质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生产分配和消费为重要因素的经济”。在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是人才。知识经济时代具有如下特征。知识是主要资源。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为主要资源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需要知识作为基础，基本所有的经济行为都离不开知识。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信息化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主要区别。信息化打破了时空上的限制，突破了国与国之间的障碍，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加剧了竞争。知识经济时代突出了人才的重要性。传统的诸如农业经济等经济形态都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其竞争的对象也主要是土地、劳动力等重要的资源。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才是首要的生产要素，而知识的产生传播、继承、创新更加离不开人，这就突出了人才的重要作用。
1.2数字出版
数字出版时相对于传统出版的一个泛化的概念。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于出版的认识，大大的拓宽了出版的领域，对于出版物的种类也是一种丰富，同时还打通了各个出版环节。数字出版的概念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出版过程数字化、内容产生的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的数字化。数字出版技术包括数字化编辑技术、数字化复制（印刷）技术等其它与出版相关的其他技术。数字编辑所编辑的对象不仅仅是数字文本，也包括数字图像、数字音频和数字视频。数字文本的编辑在大多数的windows应用程序中都是一致的，需要掌握以下基础：定位插入点、文本选定、字符删除等。对于数字图像的编辑需要掌握图像的裁切、拼合、修整，例如为图像添加文字等。数字化复制（印刷）包括了生产流程数字化、媒体数字化、控制自动化、生产集成化、传输网络化。生产流程数字化是将印前、印刷、印后加工工艺过程中的多种控制信息纳入计算机管理。生产流程的数字化使得生产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合
2知识经济时代数字出版对文化建设的影响
2.1消极影响
外来文化的冲击，弱化民族精神，使得民族文化受到冲击。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已经按照承诺逐步地对外开放了我国相关的文化市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水平。为了能够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国禁止了外商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音像制品、文艺表演团体、电影进口和发行等等。然而知识经济时代产生的数字出版则可以不拘泥于传统纸质媒体的传播，通过新的渠道与形式进行传播。通过数字出版使得外国文化在中国的盛行，通过这些文化入侵，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不断的推销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从而引起了部分国人对传统民族文化产生怀疑、否定，对一些传统美德视而不见，民族精神被大大的弱化，十分不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知识经济时代的数字传播为不良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力的提升，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跃进，数字出版虽然对促进知识的传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却不可避免的为某些不良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途径。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数字出版的高速发展，网络出版发展也在不断加速。然而网络却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使得各种涉嫌色情暴力的网络游戏的广告科在网络上随处可见。在网络上充斥着色情及其他的各种低俗信息。整治这些不良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净化社会文化的环境的重要举措。
2.2积极影响
国际数字经济范文1篇12
最近几年来，国家也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并且辐射范围、影响程度等方面的发展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人还不了解数字经济是什么意思？以及主要包括哪些行业？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
数字经济实际上，数字经济又称智能经济，是工业4。工业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智能经济的核心要素。正是由于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机遇，中国在许多领域实现了超越性的发展。
另外，所谓的数字经济也是一个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数字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样可以给整个经济环境和活动带来了根本性变化。数字经济也是信息和商业活动数字化的全新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企业、消费者和政府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交易增长迅速。
至于数字经济的行业，包括：5G基站、局端、宽带等通信行业；芯片、集成电路、电池等计算机基础技术；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软件行业；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软硬一体化行业；以及网络文学、直播、游戏等互联网行业。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