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例(12篇)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提高人口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
本世纪将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给各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广泛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构成了新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我国作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生育率下降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将是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老龄化问题在我国更值得关注。我国老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已成未来30年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经济能否可持续性发展？谁来养活中国的老人？无疑需要在新的人口结构和经济背景下重新思考。能否解决好全体公民的养老问题，并保障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做出正确的战略性选择，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使我国经济保持稳健发展，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
1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原因
全国老龄办在2010年9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有1.7亿人。从2011年至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8亿人增加到2.2亿人，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到2015年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个百分点。未来3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到2040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扩大一倍，达到3.6亿人。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37亿人。届时将占我国人口总数的34％左右。到2050年，我国将成为金砖四国中人口结构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且老龄人口数量巨大。
人口老龄化不是偶然的现象，也无法避免。人口老龄化进程同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联系。人口老龄化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同时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死亡率和出生率的下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产品的丰富，人体营养的完善以及医疗健康水平的提高，使人口死亡率下降。而人们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的改变，不愿意多生小孩，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一个结果，就是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纵观世界各国，凡是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方，人类的平均寿命就越高，出生率反而越低，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就越显著。所以人口老龄化几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随着出生率、死亡率的下降，人均寿命的延长而不断增长，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趋势。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中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加速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二是，我国的老龄化问题表现出“又大又快”的特点，“大”是指老年人数量规模巨大，几乎和整个欧洲的老年人数量接近；“快”是指我国老龄化发展速度非常快。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科学与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标志，然而造成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原因确实是我国所特有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较低的出生率，持续时间较长，必然促使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特别是由于近20多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实施，出生率又大幅度降低，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基本原因。再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城市中住房、教育、婚嫁等儿童抚养成本迅速升高，使生育的愿望迅速降低。还有，就是现在受教育的时间普遍增加，推迟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以上几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在我国人口中，工作年龄人口（18岁～59岁）比重进一步降低和老年人口（60岁以上）比重相对的提高。最终体现为全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口过快增长和比重的快速加大，即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
3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加速到来，对我国各个领域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里首先讨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来说，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以及工作人口比重的降低，老龄人口比例的扩大，不但增加了社会的经济负担，而且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特别是快速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其影响来得更为显著和猛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供给不足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篇2
[关键词]：延迟退休年龄就业影响
1前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增多，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原有的养老制度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养老现状，延迟退休年龄是针对我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而制定的养老政策，也是根据我国人口结构情况以及就业情况来逐渐提高退休年龄的就业政策。虽然延迟退休年龄在缓解社会劳动力不足和减轻养老金空账压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容易加剧社会就业问题，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决定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2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原因分析
2.1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60周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2.1亿，占我国总人口数量的15.5%，从2001年以来，我国老年人口每年平均增长3.28%，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然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够满足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老龄化所需要的社会养老保障需求，与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同的是我国养老资源储备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养老金空账问题严重，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我国老龄化加剧的压力。
2.2养老金账户空账问题严重
我国采取统账结合的养老金管理模式，造成养老金空账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前退休的和较早参加工作的职工并没有个人养老金积累，但是退休以后仍需要向此类人群支付养老金，社会统筹资金长期透支到个人养老账户，故而造成了我国养老金账户空账高达3.5万亿。延迟退休年龄在减少养老金发放时间的同时，增加了个人缴纳养老保险年限，而个人获得工资收益又远大于养老金，减少了我国养老金空账压力。
2.3劳动力供需失衡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我国劳动力供需失衡，依靠劳动力带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历史。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我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的局面，在我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变革中，老年工作者丰富的工作经验也将起到稳定发展和指导引领的作用，实现剩余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缓解我国劳动力供需失衡的压力。
3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
3.1延迟退休年龄能够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得以延长，老年工作者的身体素质也有显著提高，而且老年工作者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专业技能水平高，延迟退休年龄能够让老年工作者充分发挥“余热”，将原本因为年龄限制而浪费的人力资源扩容到劳动力市场中，充分利用其知识、能力和经验，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3.2延迟退休年龄能够弥补我国劳动力不足的状况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的数据表明，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15.5%，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10.1%。而且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体制，造成了我国现阶段少子化问题严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供需失衡。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有效的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缓解我国劳动力缺乏的情况，延迟退休年龄延长了老年工作者的工作年限，增加了老年劳动者就业机会，减轻了社会劳动力不足的压力，避免了劳动力成本的浪费。
3.3延迟退休年龄会造成社会就业紧张
延迟退休年龄会造成社会就业紧张，减少待业者的工作机会，特别是青年劳动者。延迟退休年龄使得原本满足退休条件的老年工作者继续工作，但是工作岗位是有限的，而且近年来我国放缓经济增长，调节产业结构，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工作岗位也随之减少，继续在工作岗位上的老年劳动者必然会挤占待业者的工作机会，形成挤出效应，造成社会就业困难。
3.4延迟退休年龄会造成就业结构改变
延迟退休年龄意味着扩大劳动人口年龄跨度，这不仅仅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同时还改变了就业结构，使劳动人口的年龄层次、文化层次等要素比重产生了变化，打破了现有就业结构发挥其功能的要素传递模式。较年轻劳动者而言，老年劳动者在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及身体素质方面处于劣势，难以满足现代化工作日趋信息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过程中脑力劳动的比重增加，劳动力素质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日益突出。劳动力素质不高，就难以满足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的要求，发生结构性失业在所难免。
4减少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的建议
4.1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需循序渐进
综合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影响，我国决定制定和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延迟退休年龄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给政府、企业和民众充分的准备时间，渐进式的退休政策重点放在延迟退休年龄推行要慢，实施时间要长，对就业的影响要小。从国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经验来分析，政策推行时间越长，对就业的影响越小。
4.2采取弹性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推行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实行弹性化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国家需要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差异性诉求，根据群体本身特点和社会需求科学合理的确定延迟退休年龄，同时国家还需要根据退休年龄调整养老金数量的多少。弹性退休政策需要与延迟退休政策相互协调，通过弹性退休政策来减少延迟退休年龄对社会就业的负面影响。
4.3根据工作性质区别，实行差异化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充分考虑到工作特点和劳动类型的差异化，不同行业、地区也需要视情况而制定不同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以根据就业形势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减少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如：对于老旧行业和技术性要求较高的行业，根据产业发展规划，部分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或鼓励提前退休，革故鼎新，吸收新鲜血液提升活力；对于新兴行业或侧重经验的工作岗位延迟退休，充分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参考文献：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村老龄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5-0006-01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需要面对的重要社会问题，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加快了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目前中国社会经济还处在相对薄弱的条件，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全面深入改革，在此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制约了中国的发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中国发展所要面临的首要难题。现如今农村老龄化的水平已经超越了城镇，成为老龄化最为严重的群体，再加上农村缺乏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必定会出现许多问题，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对解决中老龄化问题和对中国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1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人口老龄化是指在总人口的比例中，老年人的比例比年轻人的比例要高，而且这个比例在不断增长，也就是老年人的数量相比年轻人的数量增加的快。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降低，出生率降低导致年轻人的增长速度变慢，死亡率降低导致老年人的增长速度变快，因此人口的老龄化就这样出现了。中国老龄化出现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降低，然后是医疗条件的提高，使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这样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就出现了。
2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1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
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与城镇人口相比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比较大[1]。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城镇与农村出现老龄化程度不平衡的情况。总的来说，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居中，城镇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低，而农村最高。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这一现象，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很普遍，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程度高上，老龄化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是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的持续增加，而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农村流向城镇，流动人口的主要是年轻人，这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由农村进入城镇工作引起的。
2.2不发达地区农村老龄化比发达地区慢
人口老龄化在各个地区也存在很大差异，各个地区的条件对人口老龄化有直接影响。例如，经济的增长、医疗卫生条件、社会发展水平、生育状况等。经济发达的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顺利，人口的增长缓慢，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快，再加上发达地区医疗条件好，老年人的死亡率也很低，所以导致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严重。而情况与之相反的是不发达地区，由于思想落后，计划生育政策难以落实，人口出生率并没有降低太多，在加上医疗条件差，老年人的死亡率比较高，所以这些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
3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逐渐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如果单纯的从死亡率和出生率来比较，城镇地区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低于农村地区，那么老龄化程度应该高于农村，但实际上，人口迁移是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主要原因。农村的年轻人大量的迁移到城市，减少了农村年轻人的数量，却增加了城镇年轻人的数量，这一社会现象，使城镇老龄化程度得到缓解，而农村老龄化程度变的更加深。
4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村老龄化程度的加快，给农村养老保障带来了压力，处理好农村养老保障的问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农村的发展，为建设新农村打下基础。家庭养老虽然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各方面的条件也很合适，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加重家庭养老的负担；另外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弱化；还有就是进城农民的养老问题困难。农村的另一个养老保障制度，五保户制度也存在问题：供养资金不足；敬老院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管理水平低；覆盖面小、共济性差；制度不稳定；保障水平低；政府财政支持缺乏。这些因素加大了国家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困难。
5农村应对老龄化的策略
由于新的养老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面对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去改善当前农村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5.1为家庭养老提供支持
可以对家庭实行资助，政府对有老人的家庭给与一定程度的资助，保障老人的正常生活。一方面是实物资助，另一方面是住房与土地保障，这为老年人解决了住房难的问题。
5.2积极鼓励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
由于中国农民的思想比较落后，大多数农民的养老观念还存在于传统观念中，对于养老保险这种现代化的养老保障制度很难接受，因此引导农民从传统的养老保障转变到现在的社会保障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5.3政府加大经济支持力度
国外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的资金主要由政府出，个人只需要出小部分，由于中国的国情，目前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险主要依靠个缴费，这导致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就能更好的发展农村养老保障事业。
5.4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制建设
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律地位，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速度确保农村当地的社会养老措施都是有法可依，为农村养老制度提供法律上的条件，有了法律的支持，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稳定性也得到提高。
6结束语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益突出，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农村是老龄化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我国农村目前的养老制度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养老保障要以家庭为主，应与社会保障和国家扶持相结合，在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如果能够将农村养老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篇4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恶化，已经成为了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而且据David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届时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国际上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9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5%，而发达国家地区该比例为15.8%[2]。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要快于发展中国家。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1864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就达到了7%。到目前为止，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7%到14%用时最短的国家是日本，只用了24年；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日本，200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了21%，2013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为3186万，占总人口的25%（见表1）。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虽然我国老龄化相对于发达国家来的晚，但是速度非常快。这也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原因。目前国内关于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往往也越高[4]，但是随着20世纪末我国老龄化的到来（邬沧萍教授1986年在《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提出了“未富先老”），也就拉开了关于“未富先老”的讨论，这次大讨论的高潮出现在2006—2007之间由人口研究编辑部举办的二期（姜向群，2006；杜鹏，2007）[5][6]和光明日报出版的一期（邬沧萍，李建民，穆光宗，2007）[7]专栏，在这以后主要侧重于定量实证分析与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关系（胡鞍钢等，2012）[8]，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王志宝等，2013）[9]以及国际比较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米红，周伟，2009）[10]；2.老龄化与养老保障、社会保险。一方面是对我国老龄化趋势和特点分析，得出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养老社会保险体制创新势在必得（田雪原，2014）[11]，另一方面是对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本身进行分析，与西方国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对比，如希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失败和加拿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最终发现问题、提出改革思路（郑秉文，2013）[12]；3.老龄化与产业结构。除了分析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的转变（陈卫民，施美程，2013）[13]以外，主要是研究老龄化对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影响，老龄化的到来影响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的供需结构的变化就要求把劳动力数量转变为劳动力质量，积极发展老龄产业，特别是老年服务业，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对物质文化的需要（陈敦贤，2002）[14]。同时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主要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为主，大多都认为老龄化是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毛中根等，2013）[15]，但是随着我国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会慢慢得到提高；4.老龄化的应对策略。对应对老龄化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因为日本老龄化速度快、程度严重，与我国老龄化进程相似，所以应对老龄化的经验也就变的愈发的重要，无论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是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压力，都会给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启示[16]。当然也有些学者从发达国家老年市场的发展状况、政府和市场经营者在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的一些做法，得出对我国开发老年市场，刺激国内需求的启示（李通屏，2000）[17]。对于老龄化应对之策还是需要重新认识老龄问题，从应对之术到应对之道术俱进的转变，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把握人口应对之道（党俊武，2012）[18]。本文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而在这方面国内文献还比较少。
二、各国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发展对比分析
早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对不同产业供求关系及各产业从业者的收入进行了比较，认为农业、林业、水产业为代表的采集业的生产是按劳动生产率递减法则进行的，而工业和大部分服务业的生产是按照递增的法则进行。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农业所占的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迟早会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会逐渐上升，劳动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过程，并认为收入的差距会使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从而集中于收入高的部门。后来克拉克进一步论证了配第的观点。他指出，随着经济增长，相对于农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增加；但相对于服务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就业人数却是在下降；也就是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加，劳动力会从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向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转移，而等到工业化完成后，劳动力又会从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这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的发生，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相对收入差异造成的，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配第—克拉克定律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而恰好根据以往的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原动力，特别是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况且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无论是死亡率下降还是生育率下降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人口老龄化的恶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PGDP）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4]10-19。因此，鉴于就业人员流动、产值变化、人口老龄化都与经济发展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下面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抽取截止到2013年总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除个别国家数据缺失以外）进行分析。服务业就业人数（SE）、服务业产值（SP）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AP）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具体如图1和图2。从图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发展中国家都集中在左下角，特别是被圈区域内；而发达国家散布在右上角区域。2.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还是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比较落后，甚至落后于埃及和泰国。因此，继续产业升级很有必要，更好的进行产业间转换，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压力。3.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和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简单地回归不能使它高度吻合（R2=0.419、0.5107），因此下面要针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得出确切的结论。
三、主要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本文中国内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如无特别说明）。主要是研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选取1980—2013年OECD中主要的10个国家①。首先选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老龄化的指标（AP）；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的经济指标（SP）；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服务业吸引就业的能力（SE）；因为服务业大多都在城市里，城市化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U）；人均GDP（PGDP）和最终消费率（FCR）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对人均GDP取对数。因此模型如下：SP=α1+β1AP+β2SE+β3U+β4lnPGDP+β5FCR+εSE=α1+β1AP+β2SP+β3U+β4lnPGDP+β5FCR+ε其中，α1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单位根进行检验以判断变量之间的平稳性，然后观察变量数据形成的特点，看是否可以对模型进行估计。并且为了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所以在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时，分别采用了LLC、IPS、ADF-FisherCH和PP-FisherCH的四中检验方法，检验的结果见表2。观察结果可以看得出，同质面板（LLC）和异质面板（IPS、ADF-FisherCH和PP-FisherCH）检验方法都显示数据在差分处理后平稳。而且模型中数据是在一阶差分后平稳的，因此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三）面板协整检验及长期均衡分析
其次，对一阶单整序列的各变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而面板协整检验是由Pedroni在1999年提出的，是基于Engle&Granger二步法的面板数据检验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通过七个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的原假设为面板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当含时间趋势项时，GroupPP-Statistic和GroupADF-Statistic2个统计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当不含截距项或时间趋势项时，PanelADF-Statistic、PanelPP-Statistic、GroupADF-Statistic3个统计量分别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得出原假设是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进一步由于ADF-Statistic统计量的概率值是0.0013，它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得到了Kao检验进一步的证实。结果显示存在协整关系后，接下来运用Engle和Granger两步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即协整方程）。采用截面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在表4中。估计（1）和估计（2）的DW值为1.852437和2.139226，它表明模型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而从调整后的R2和F统计量，又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相当好，也保证了模型结果的可信性。然后继续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单位根情况。从表5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四种检验方法下，置信概率都为0.0000，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存在面板单位根），因此得出残差的原序列是平稳的。整个模型检验都表明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因此进一步以表4中的数据为基础进行长期均衡分析得到：两个估计式的结果都显示：人口老龄化无论是对服务业就业人数还是服务业产值都存在显著的正效应，两者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455210和0.356393，表示人口老龄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服务业就业人数将提高0.455210个百分点，对服务业产值将提高0.356393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就业人数与服务业产值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0.402772和0.465736），这与现实生活中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非常贴近，也符合发达国家现实情况（如第二部分分析的那样）；人均GDP对服务业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也验证了经济越发展，服务业越兴旺；最终消费率也对服务业有很好的影响，特别是对服务业产值（0.957035），这些也正迎合了当下两大主题“扩大内需”和“调结构”。模型中唯一对服务业产生负效应的因素是城市化，这可能取决于文中所取的国家是OECD中的1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大都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很多都在进行逆城市化，所以城市化对服务业的影响显的相当小（-0.256236和-0.091134）。面板协整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长期均衡关系是存在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短期效应，以此来补充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人口结构变化过程，每年增加的比例都比较小，因此短期效果可能不明显，甚至可能出现错误或与现实不符，在此不在分析短期波动的影响。
四、结论启示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河南省、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从全国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比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龄化速度差异也比较大，基本上是由东向西呈梯次降低的状况，东部发达地区远远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2005年11月1日，河南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24%，远远超过衡量老龄化程度的世界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目前，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将逐步上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96%。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27个百分点。
第二，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是河南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参加学习和培训等。
（二）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河南省老年人口总量将由2009年的771万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432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将成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将从2009年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河南的老龄化特点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等特点都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深远影响。根据预测数据，河南2030年以前0岁-14岁、15岁-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呈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逐步上升的趋势，而劳动年龄人口则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还不会给河南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河南的老龄化速度快，河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比较优势局面也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我们应该认识到河南省劳动力短缺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二）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带来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之对应的就是老年人口大量增加。
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劳动能力衰退，不宜继续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二是与年轻劳动力相比，老年劳动力容易生病误工，加大企业经济负担，不利于企业增加利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劳动力高龄化后带来的知识老化，这将会给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困难；四是科学史表明，青年人才对科学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天才大多是在青年或中年时期出成果的。
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河南农业基础地位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外出，农业劳动力的老化，导致现有农村的农业的人口减少，并且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这不利于河南省农业产业的发展。
第二产业中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比较严格，目前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无论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还是数量的短缺，都说明适合这种产业的劳动人口在减少。随着河南的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影响。
（三）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养老负担的方面的影响可以通过抚养比来进行衡量，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人数之比，实际上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
河南人口抚养比在未来5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从13.7%上升到54.6%，上升了40.9个百分点。同期，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少儿人口抚养比从1990年的43.1%下降到2050年的28.8%，下降了14.3个百分点。由于老年抚养比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少年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从2000年的56.8%增加到2050年的83.3%。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
老龄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还体现在养老金的支出上，随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离退休职工也迅速增加，相应的养老金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河南的养老负担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障，由于河南老龄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使得农村的养老负担日益严重。目前，农村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在未来，这一趋势将继续。与城镇相比，农村面对的养老问题更加严峻。
（四）对储蓄的影响。
当代西方经济学界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储蓄的意愿是下降的。我国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从2022年前后开始，我国将由目前的高储蓄率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低储蓄率国家。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远远不及劳动年龄人口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提高1.47个百分点。
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老年人自己的储蓄减少，而且还会影响到家庭中年轻人的储蓄行为。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基本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老年人口的增加对于家庭来说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随着老年人的消费特别是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老年人的储蓄减少的同时，将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河南人口预测数据表明未来少年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未来老少扶养比的总体是增加的，人口负担系数的增加必然会减少家庭的储蓄。
（五）对消费的影响。
按照消费经济学理论来说，消费水平的基础是收入水平，一般来说，老龄人口退休后，由于所领取的退休金、养老金只及原来工资活薪水的50%或70%，有的甚至更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一般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老年人的消费倾向较劳动年龄人口低。现有研究的结论中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是劳动年龄人口80%，也就是老年人的消费系数是0.8，这个数字在数据上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估计检验。
三、应对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与建议。
人口问题是河南的基本省情，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河南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关系着河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关系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要从战略的角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更要认真研究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一）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一，加快河南的科技创新步伐。对于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的解决办法是是刺激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在人口不断老龄化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利用河南最后的人口红利期发展经济，为老龄化社会做好经济积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培训。促进河南的经济有劳动力密集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对于老年人也要加强教育培训，发挥老年人的作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探索实行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让健康低龄老年人中的高级专家和经济社会高级管理人员及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老龄化给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利用老年消费的特点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鉴于老年消费品市场的特殊性，政府应当及时出台正确引导老龄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企业向老龄产业投资，以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创造机遇。
第四，促进河南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为老龄化积累更多的资金保障。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养老基金及证券、基金投资的保值增值都要求完善的资本市场来保证。这就需要健全河南的资本市场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增加老年人口的财产性收入。
（二）协调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把养老保障放在工作的首位，城市应当继续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使得所有老年人都享有老年保险；农村也要积极推进老年养老保险，探索和土地结合的养老保险，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把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重点照顾和扶持。
其次，需要控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成本的增加。要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城市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制度。要树立全新的医疗卫生观念，实现健康老龄化。
再次，针对河南国情，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的老年养老服务工作，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弘扬敬老养老美德，发展和谐文化。老年社会化养老不能单纯的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要有政府引导，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合理配置资源。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对养老社会化服务给与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属于社会公共事物，政府要高度重视，在公共财政上加大投入，出台优惠政策引导民营资本进入，重点扶持社会急需的老年服务产业的发展。探索各种养老模式，把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结合，为养老事业做好软硬件的设施配套，加强人才培训，提高服务人员的技能和服务水平，保障服务人员的待遇。
参考文献：
1、孟宪臣。河南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2、河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河南卷）[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1篇6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结构；社会问题；应对措施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21-10；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
“生育率降低以及寿命增长”产生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体现为老龄人口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人口规模数量相对萎缩的现象（UnitedNations，2014）[1]。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15》报告显示，198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5%，2015年上升为123%，据预测2050年将会有215%老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冲击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恤金、收、财富转移等，也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PeterUhlenberg（1992）认为老年群体的财富分配提高会恶化年轻一代的社会公平状况，产生经济压力以及关怀负担[2]。
中国是全球人口大国，在人炸过程中享受到“人口红利”的正外部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及社保资金供应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于是中国不断放开人口政策，从“独生子女”的严格计划生育状态逐渐转向宽松的“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胎”政策。20世纪70年代伊始，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由稳定型逐渐演化为倒金字塔型，老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年轻劳动力剧烈减少，2010年左右日本人口达到峰值，至此日本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自从20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人口老龄化加剧迫使其进行人口政策与经济政策调整，以抵抗劳动供给冲击与养老财政冲击。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演进与社会发展阶段具有相似性，中国也可能会经历日本老龄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因此通过对比分析两国老龄化进程与政策，可以为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经验。
一、中日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的对比
（一）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差异
本部分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所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部①①数据来源：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5Revision，DVDEdition[DB/OL].http：///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2016-10-19。，其中2015年以前数据为现实的统计数据，2015年以后数据为预测数据。本部分主要从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方面分析。
通过对比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国人口都经历过相似的增长高峰，但80年代后日本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0年后开始为负，并将经历漫长的负增长过程。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在1995年经历了第二个增长高峰，但总体来看两国人口增长率在时间上的演进趋势具有趋同性，特别是两国都进入减速增长的通道过程中，趋同性现象比较明显。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来看，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比日本迟来20年，2050年两国人口增长率出现动态平衡，随后日本人口增长率回升速度要快于中国。
（二）中日人口的年龄结构
本部分将人口数量按照年龄分为4组构建人口结构的环状图。按照时间段从内环到外环排序，最内层是1955年的情况，最外层是2100年。通过环状图可以发现，1955年中国20岁以下年龄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7%，日本为46%，2015年则分别变为23%与17%，而从预测数据来看，2100年则分别为18%和18%；20到40岁的年龄组中，中国与日本分别从1955年的28%和29%变化到2015年的31%和23%，2100年则为20%和20%；40岁到60岁年龄组中，中日人口结构变化类似。将60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来看，中日老龄人口比重在1955年分别为7%和8%，2015年分别为15%和33%，预测数据显示2100年将提高到40%和41%。显然日本如今正在经历严重的老龄化过程，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老龄状态，未来两国老龄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趋同性。1990年之后，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更为显著地上升，中国这一时期的该段人口也加速增大。
进一步将总体人口分为4个年龄组：0―19岁、20到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4组，并以2000年、2022年、2040年和2050年分别作为四组年龄变动的拐点。通过方差分析发现，2015年前两国19岁以下以及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20到39岁之间的人口比重不存在显著差异。2015年后的预测数据中，19岁以下、60岁及以上的两组差异最为显著，20到39岁之间比重也开始呈现出差异性，40岁到59岁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弱；2050年之后中日之间20―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差异性凸显出来；2090年的预测数据显示差异又开始减弱，19岁以下的差异几乎消失。
（三）中日预期寿命结构差异
表2分析了五个类型的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中日女性预期寿命、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中国人口内部性别、日本人口内部性别。按照2015以前、2015年以后、2050年以后、2090年以后以及所有年限作为五个阶段进行方差分析，本文发现2015年前中日两国预期寿命差异显著性依次为：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的差异、中日女性预期寿命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差异、日本人口内部性别差异，最不显著的是中国人口内部性别年龄差异。从2015年后预测数据分析发现，中日女性预期寿命、日本人口内部性别、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显著，而中日男性预期寿命的差异性开始减弱，中国人口内部性别预期寿命没有显著差异性；使用2050年后的预测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异性消失。总体来看，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国别内部来看日本国内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更大，中国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较小。
图3显示了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趋势，进一步验证了方差分析中的结论。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都显著增加，其中女性人口预期勖比男性要高，尤其是日本人口内部的男女预期寿命差别更大。从图2中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变化与图3中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趋势对比发现，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与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具有相同的趋势。
（四）小结
通过对比中日人口演进数据发现，两国均正在经历人口出生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等过程，但从速度、时间以及程度上，中日两国的人口特征则有较大的差异。日本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2010年之后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而联合国预测值显示中国的人口高峰比日本迟来20年，在调整过程中除人口增长率存在差异之外，各阶段年龄水平人口比重与预期寿命也存在差异，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两国人口结构会出现趋同现象。因此，中日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高造成了中日社会老龄化过程加剧。
二、老龄化对中日两国产生的影响相同吗？
（一）老龄化加剧增大了两国养老金体系压力
1.中国养老金体系构成
1995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提出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建立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1997年《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个人缴费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按本人缴费工资11%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2005年《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将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建立深受经济制度改革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的雏形，随后经过社会统筹模式初探、“统账结合”+“部分基金”改革以及破除“双轨制”等，中国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现收现付”+“部分积累”制（雷根强，苏晓春，2010）[3]。2015年《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进一步规定“单位缴费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由单位代扣；按本人缴费工资8%的数额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
然而，在“统账结合”建立之前退休的“老人”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统账结合”方案实施之前参加工作并于实施之后退休的“中人”部分缴纳了养老金，纯粹在“统账结合”之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完全缴纳了养老金。由于养老基金账户需要支付这三类人员的退休金，但由于养老金处于混合运作模式，所以出现了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之间基金的挪用，即产生了“养老金空账”的现象。根据李扬与殷剑锋（2013）的预测，2029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将会耗尽，2050年累计缺口为802亿元[4]。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老龄人口增加与年轻劳动力减少的局面并行，收入方面意味着个人账户供给面临约束，支出方面上升的老龄人口比重增大了养老金体系的支取压力。
2.日本养老金体系构成
2015年《日本统计年鉴》（Japanstatisticalyearbook）显示日本保险金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中，所有劳动年龄人口均要接受基本的国民年金（NationalPension）保险，在劳动者老年之后会收到一个基本养老金，该类人员2013年总共为6736万人。其中第一层级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按固定总量收取保费的20岁到59岁的自我雇佣者、农民以及非工作人员等，该保费2013年每月为15250日元，并在每个财政年度按工资和物价水平相应调整，该层级2013年为1864万人；第二类是按报酬固定比例收取保费的私营企业家和公职人员，2004年开始该账户年度增长率为0354%，2013年该层级为3912万人；第三类是第二类人员的配偶，由其配偶所在公司负担保险，该层级2013年为960万人。
3.老龄化对中日养老金体系的影响
本部分选取日本人口统计局1987年到2012年数据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1989年到2012年数据，将两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老龄化率”，使用年度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变量，养老金领取人数与参保人数比作为“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变量，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值作为“养老金支出占GDP比”变量，研究了老龄化率、经济增长率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压力的影响。
表3中的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以及异方差影响，从养老金人数支出压力来看，两国老龄化率增加都会加大养老金人数压力比，但是日本所受老龄化率的影响程度更大，约为中国老龄化率影响的32倍；从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来看，老龄化率增加都会使得养老金支出占比加大，但是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比日本大，养老金人数比增大对中国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的影响也更大。日本经济增长有利于显著缓解其养老金人数比压力，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养老金问题还没有彻底暴露，GDP增长对中国养老金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因此，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养老金影响程度来看，日本养老金体系受到老龄化的冲击程度更大，中国所受冲击问题还未完全显露出来。
（二）老龄化加剧冲击了两国的社会生产力
1.老龄化对中日两国资本市场的冲击
一国的储蓄水映了该国的资本供给能力，表4中，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率对储蓄率的影响模型，分析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储蓄水平的冲击。所选样本来源于日本人口统计局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70年到2013年，因变量为社会中储蓄占GDP的比例，自变量为经济增长率（GDP年度实际增长率）以及老龄化率，表中结果消除了自相关并通过了异方差检验。研究发现老龄化加剧对中日两国的资本供给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日本而言，老龄化加剧显著降低了社会储蓄率比重，而中国则相反，即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中国储蓄率相应增加。
2.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从另一方面来看，老龄化也冲击劳动力供给，从而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冲击[5]。表5使用中日两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以及经济增长率作为因变量，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作为自变量，研究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状况，样本区间选自1990年到2014年。实证结果消除了自相关与异方差：
从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来看，随着老龄化加剧，日本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冲击显著为负，而中国劳动力市场并未受到严重的负向冲击。尽管老龄化的加深冲击了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但支撑中国三十多年发展的人口红利并未完全消失殆尽，而是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加而缓慢减少。1991年到2014年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538%连续上升到588%，意味着不断加剧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负向冲击还未完全暴露出来，老龄化对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还未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从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冲击来看，老龄化加剧会抑制两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但两者都不显著。
（三）小结
本部分用中国与日本人口相关数据，研究了老龄化率对晒的养老金体系、资本供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研究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社会所受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社会所受影响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具体体现在：老龄化加大了日本养老金人数支出的压力，而中国养老金系统所受影响比较小；老龄化加大了日本资本市场供给压力，而对中国来说，老龄化率会提高储蓄资本的供给；老龄化造成日本劳动力显著减少，而中国现阶段还未受到显著负向冲击的影响。
三、中日两国政府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对比
（一）人口政策调整
1.提高人口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提升人口生育率、增加新增人口比重才能缓解老龄化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潜在冲击。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经历了鼓励、紧缩、严控、放松等四个主要阶段。建国初期中国鼓励计划生育，但随后人口激增导致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计划生育措施，1970年开始实施“晚、稀、少”的紧缩人口政策，1980年调整为“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提出“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政策逐渐收紧。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将人口政策法律化（马小红，孙超，2011）[6]。随后，中国政府注意到逐渐显现出来的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与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现象，逐渐放开严控的人口政策。2013年十二届人大通过《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启动“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直接调整为“二胎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又开始转向为宽松状态。长期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也促使孩子抚养成本竞争性提升，据2016年腾讯新闻向客户端投放的10万份“中国人‘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①①数据来源：http：///zt2016/2children/。，如果没有开放二胎政策，667%的80后不愿生育二孩，518%的90后不愿生育二孩，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中219%的受访者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允许”，24%的受访者是因为“在抚育一个孩子的时间精力不足”、153%的受访者因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不完善”，104%的受访者因为“基础教育设施不健全”。中国政府不仅要通过积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提升人们生育意愿，更需要通过生育、医疗、社保等多项配套政策来提升人们的生育信心（黄文政，2015）[7]。如果一再延迟政策调整，老龄化加剧不仅会增加年轻一代的养老压力，也会迫使政府增加养老与医疗财政支出，中国还可能会陷入“低生育陷阱”（沈可等，2012）[8]，从而使老龄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
相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谨慎性人口政策，日本为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陷阱”提出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通过提高生育、抚育的经济补贴，改善抚育条件以及育儿设施提高生育率。具体措施包括直接薪酬假期补贴：提高育儿津贴、延长育儿津贴领取年限、推出育儿假、提高育儿假薪酬、对抚育3岁以下孩子家庭采取税收优惠；提供社会照料设施，如成立保育园、幼儿园、配备育儿师、育儿中心、提供放学托管服务；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如政府负担50%幼儿园费用、超过部分按照家庭收入比例收取；文化倡导，提出女性的“姓氏选择权”，破除传统观念鼓励年轻女性结婚（PatriciaBoling，1998）[9]。
因此，中日两国政府在对待生育率的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中国政府的行动相对滞后和消极，日本政府在提高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上反应更为主动积极。当前中国政府更多地集中在放宽人口生育条件，鼓励人们生育等措施，对幼儿出生后的医疗、社保、教育等各项公共服务的配套措施准备还比较迟缓，而日本政府则是通过比较积极和完善的配套社会政策来鼓励人们提高生育率。
2.引进外国劳动力
面临劳动力紧缺，日本配以优厚的就业政策以及福利措施吸引优秀外来者[10]。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数据，2012年日本境内登记外国人有9172146人，占日本2012年总人口的718%。其中，韩国人2315238人，占比252%；中国大陆人1626265人，占比177%；中国台湾人1503183人，占比164%；美国人747809人，占比82%；中国香港人462920人，占比50%。2012年日本中长期留日人员中比重较大的为：永久居住者307%、留学89%、定住者81%、日本人配偶8%、技能实习生74%。
中国的移民政策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将在华境内外国人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三类，规定拥有“定居签证”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永久居住，《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将永久移民政策限于四个大类别的人员：一是满足特定的中国投资数额与纳税条件，分为四种类型：鼓励型产业50万美元以上、西部及贫困县50万美元以上、中部地区100万美元、投资总计200万美元以上；二是在中国担任一定年限的高管或者研究员，三是突出贡献者与国家需要的人才；四是夫妻、亲子或亲属团聚人员。
与中国的移民政策相比，日本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1952年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ImmigrationControlandRefugeeRecognitionAct）参照美国移民制度，期初弱化外籍人员作为社会成员参与日本社会的观念。由于跨境人口流动与签证逾期人员数量增加，日本1989年进一步修改法案以利于“技术”移民，通过“研修生”以及Nikkeijin（日本移民后裔）通道提供“非技术”移民（ChikakoKashiwazaki，TsuneoAkaha，2006）[11]。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有关永住许可的审批标准》规定，除一般道德法律、经济等基本原则上的规定，规定了与日本社会的公共利益、亲属团聚、难民庇护以及突出贡献人员等的入国标准，《有关“对我国的贡献”的标准》对“突出贡献人员”的范畴进行详细定义，包括公共外交、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科学研究、体育事业等方面。
（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从生命历程来看，劳动者在青年时期会集中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在中年时期会通^工作积累财富并承担家庭、社会责任，在老年时期会颐养天年。然而劳动能力的衰减是因人而异的，部分劳动者老年之后，精力仍然充沛，身体还很健康，他们或许更愿意享受较高的工作薪资以及熟悉的工作环境，并不愿意直接退休。因此，需要积极调整老龄人口的认定标准，尽管不能改变生理上的老年认定，但可以配合薪酬政策以及社保政策，通过延迟退休政策、弹性退休政策，减少老年抚养比和减轻年轻劳动力的赡养压力，更高效地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1.日本的退休政策
为抵御老龄化冲击，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提高退休年龄，并实施一系列老龄资源开发计划。1971年，日本通过企业补贴鼓励退休年龄从55岁延迟到60岁，1976年日本政府要求企业把55岁以上人员就业率提高到60%，1986年正式确定60岁退休目标，1990年政府鼓励从业人员延迟到65岁退休；1998年政府将社保基金支付最低年龄从55岁提高到60岁，2000年实施一系列老年再就业计划，2004年政府规定雇主有义务告知老年求职者设定年龄限制的原因以及将退休年龄提到65岁以上的条件，同时向65岁以下劳动者提供连续就业计划。2013年日本修正《日本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计划将退休年龄每三年提高一岁，直到2025年达到65岁。
2.中国的退休政策
1978年法律文件规定的中国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一直保持到现今状态。1978年《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规定，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中男性最高为60岁，女性最高为55岁，通过将干部、工人以及自由职业者的退休年龄进行平均计算得到中国男性退休年龄为5556岁，女性退休年龄为4778岁。而根据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TradingEconomics①①数据来源于：http：///israel/retirement-age-wome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早。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以及养老金支付缺口等压力的暴露，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首提渐进式退休，并提出“提前预告、分步渐进、迈小步伐”的实施方式，2015年中组部、人社部联合发文，将正、副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于2016年3月表示通过“小步徐趋、渐进到位”的方式延后法定退休年龄②②数据来源：http：///a/20160301/14242151_0.shtml。，“小步徐趋”意味着每年小幅度延长退休年龄，给劳动者充分的心理缓冲，“逐渐到位”意味着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龄。
（三）“银色计划”对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
1.日本积极推进老龄资源再开发
日本于1974年创建了“银色人力资源中心”（SilverHumanResourcesCenters），最初目的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临时或者短期工作，90年代向老年人职业中介和直接提供工作的角色过渡，2004年将其定位为服务于高龄劳动者的综合性职业介绍中心（张士斌，2014）[12]。“银色人力资源中心”缔结成员包括公司、家庭以及公共组织等，通过免费对老年退休者提供就业安置、技能培训课程、临时性工作以及相关服务来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方式。该中心提供的工作为七大类：一般性工作、设备管理、特别知识、技术技能、办公室工作、门对门工作（Door-to-door）以及其他服务，比如汽车清洗、婚礼协助、门卫、产品控制、自行车管理员、翻译、编辑、木工、一般办公室工作、复印员、销售员、家政援助等。
2.中国“银色计划”反应迟缓
尽管中国政府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老龄劳动力服务标准与相关制度化的“银色人力资源中心”。中国部分地方社保局、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等机构提出建立“银色平台”、“银色数据库”、“银色人才网”等，比如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部分地区开始实施相应项目，但他们只是作为辅助工作机构，缺少具体的法律文件以及其他核心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从人口基数来看，中国“银色人力资源中心”计划比日本更具有可开发的潜力，因此人保部应当以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为依托，推进老年继续教育项目，构建标准化的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平台，激活老年人才供求市场，完善老龄劳动力的法律制度建设，消除年龄歧视并积极调整薪酬制度，加强老龄劳动力的工作健康监护。通过提倡终生教育机制、培育多元化的技能培训机构、创新用工模式以及工作类型，对部分已退休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劳动者进行返聘，配合社保法律、劳动法等规章制度，为那些愿意再就业的老年人口提供就业平台。
（四）通过产业调整适应老龄社会发展
按照《日本统计年鉴》的行业统计方式，日本产值比重最大的制造业占比呈现收缩趋势，2005年占比224%，2012年为201%；产值第二大的社会服务业，从2005年的198%上升到2012年的2256%，产值第三大的批发零售业保持产值稳定，金融业和保险业逐渐下降，房地产业逐渐上升。产值比重最低的是农业，2005年到2012年保持在137%左右。如果按照中国的产业统计方式，日本第三产业比重从2005年的67%上升到2012年70%，第二产业从32%下降到29%，第一产业保持13%左右的相对稳定状态。而从中国全国人口就业的产业构成来看，2014年中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295%、第二产业就业为299%、第三产业为406%，可见服务业是中国当前劳动力就业最大的行业。
研究老龄化率对中日两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第二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一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中国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第二产业比重不受显著影响。
老龄化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体现在二、三产业上，即影响第二产业年轻劳动力供应，但是日本积极的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政策对第三产业吸收老龄劳动力起到了良好作用。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的结构影响显著体现在第一、第三产业上，而吸纳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第二产业没有受到显著冲击。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冲击到中国年轻劳动力的供应，从而冲击到中国的制造业。
因此，我国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实现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转型，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积极培育适合中老年人就业的工作岗位，发挥服务业对老龄劳动力资源的承接作用，注重年轻劳动力向非老龄劳动行业转移，盘活劳动资源存量，并配套改革教育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等，提升增量劳动资源的质量。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积极培育服务老年人的相关产业，如医疗养护产业、生活关怀产业、日用品消费产业等，推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升老年劳动力的生活质量以及精神需求。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年龄结构以及预期寿命差异，发现两国老龄化过程在趋势上存在着相同的路径，日本社会的人口形态改变比中国提早约20年。人口出生率降低与预期寿命增加都加剧了两国的老龄化压力，体现在养老金压力增大、资本供应比重减小、劳动力市场受到负向冲击等，因此两国都面临着人口政策调整、劳动力引进以及老龄劳动力资源再开发的问题。
但老龄化对中日两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却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比中国早，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更大，老龄化加剧增大了日本养老金体系的压力，而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所受的影响还比较小，但由于中国社保体系成熟较晚，劳动者的投保结构与老龄化共同增大了中国养老基金的空缺。其次，从以储蓄比重衡量的资本供给来看，日本资本供给显著受到了老龄化的负向冲击，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与日本相反，老龄人口比重越多储蓄率越高，中国社会呈现出了更多的老龄风险防御的心态。再次，从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来看，日本劳动力市场所受冲击比中国更大，原因在于日本较早出现人口结构变迁，而中国当前的老龄化程度还尚未真正威胁到劳动力市场。最后，从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层面，中国目前的政策还相对迟缓，精力主要放在“该不该生”、“生几个”等问题上，而日本则是从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方面综合为人口增长率的提升保驾护航；在人口政策方面，日本对海外人才的吸引政策更加多元化和更具有弹性，中国相关的劳动力引进措施还比较保守；在老龄人力资源再开发方面，日本1970年左右就开始老龄人口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文件，而中国官方的提法还处于雏形阶段，尚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日本已经进入高度服务型社会，产业结构与当前的人口结构匹配程度较高，而中国则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迎接未来的老龄人口高峰冲击。
参考文献：
[1]UnitedNations.PopulationAgeing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J].PopulationFacts，2014（4）：1-4.
[2]PeterUhlenberg.PopulationAgingandSocialPolicy[J].AnnualReviewofSociology，1992（18）：449-474.
[3]雷根强，苏晓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6-61.
[4]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6）：15-26.
[5]金京淑，马学礼.人口老龄化困境中的“安倍经济学”――兼评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J].现代日本经济，2015（3）：83-94.
[6]马小红，孙超.中国人口生育政策60年[J].北京社会科学，2011（2）：46-52.
[7]黄文政.中国人口政策需要重大逆转[J].中国发展观察，2015（8）：38-43.
[8]沈可，王丰，蔡泳.国际人口政策转向对中国的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2012（1）：112-131.
[9]PatriciaBoling.FamilyPolicyinJapan[J].JournalofSocialPolicy，1998，27（2）：173-190.
[10]张豪，张向前.日本适应驱动创新科技人才发展机制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6（1）：76-85
[11]ChikakoKashiwazaki，TsuneoAkaha.JapaneseImmigrationPolicy：RespondingtoConflictingPressures[EB/OL]].Migrationinformationsource.http：///article/japanese-immigration-policy-responding-conflicting-pressures，2016-10-19.
[12]士斌.退休年龄政策调整：日本经验与中国借鉴[J].现代日本经济，2014（1）：66-75.
收稿日期：2016-09-03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聊城市，人口老龄化，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一种普遍规律．20世纪中叶，法国率先进入老龄化，随后有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老龄化问题．老龄化问题在“二战”后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银色浪潮”．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们深切感受到这种浪潮的挑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又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转向“老年型”．随着上海市的年龄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老年型”，老龄化问题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聊城市地处鲁西北平原，是山东省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近几年来，发展经济一直是该区的工作重心．在这种情况下，协调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尤为重要，而人口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老龄化．因此，研究聊城市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特点和发展趋势，对解决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1聊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通常为6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经重逐渐增长的过程．它的形成和出现是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引起的．老年型人口结构的标准是儿童、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小于30％，老年人口(65岁以上)比重大于7％)，如果老年人口下限为60岁，则老年人口比重应大于10%，年龄中位数大于30岁．据欧洲学者研究，引起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的下降．出生率的下降在老龄化的各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老龄化的初期，生育率的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主导原因．但在人口老龄化的后期，由于生育率已稳定到最低水平，死亡率下降所引起的作用将超过生育率下降对人口老化的作用．
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和出现也是人口发展的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得以改善，生育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年龄结构了生了急剧变化，青少年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老年人口比重迅速上升，聊城的人口老龄化的形成是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
1．1聊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形成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前，聊城市人口年龄构成为“青年型”，人口再一产类型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原始型，人口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建国后，由于新旧体制的更替，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特别是人民的医疗卫生条件获得了很大改善，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育龄妇女生育水平高且生育期长，出生人口增多，形成了建国后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0～14岁年龄组所站比重快速上升．中青年和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迅速下降，人口构成趋向年轻化，到1964年已属典型的“年轻化”．人口年龄构成的年轻化和人口再生产类型呈现“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的过渡型同步出现．0～14岁年龄组人口所占比重已高达40．9%，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50年代聊城人口增长已属较高水平，进入60年代后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聊城人口还是继续增长，出现了第二次人口高峰，持续达9年之久，使人中年龄构成更加年轻化，这也为以后的人口问题埋下了隐患．
进入70年代后，聊城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政策得到较好的贯彻，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出生人口减少，人口死亡率基本稳定在较高水平，同时，0～14岁年龄组人口减少，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中青年和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人口年龄构成类型开始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化，到1982年人口年龄构成已发展为“成年型”早期，65岁以上占总人口比重的5．6%，年龄中位数为24．5岁．80年代以来，聊城人口出生率比70年代有了进一步下降，1984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3．8%，人口年龄结构继续老化．到199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已由1982年的24．5岁上升到36．6岁，0～14岁人口比重已从31．04%下降到26．6%，成为典型的“成年型”年龄结构．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在此期间，60岁及以上的老人以3．01%的速度增长，开始向“老年型”逼近．
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以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均步入老年人口行列，到20世纪后期，聊城人口年龄构成步入“老年型”，人口急剧老龄化．1995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7．28%，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99%，2000年为7．2%．这标志着聊城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
聊城市所经历的独特的人口发展过程使聊城市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特征：
1．1．1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大多数发达国家从“成年型”人口转入“老年型”人口要经过100年，短的如日本也用了50年，我国仅用20年左右．而聊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由1982年的成年型到1995年准老年型只用了13年．据推测，聊城到2022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增长到14，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1．1．2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对较低，但高于全国水平．1990年，聊城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为9．43%，高出全国0．85个百分点，与同期的其他国家相比，1991年已有9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20%，其中瑞典已达22．8%，由此看来聊城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
1．1．3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很高水平，基本完成现代化以后才开始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其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聊城市的老龄化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作用下实现的，而经济发展水平却不能同步进行．1990年，聊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340美元，远低于70年代初的日本的2500美元．在农村，这种差距更加显著．
1．1．4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以日本为例，战后的日本出现生育高峰是补偿性的特殊情况，生育率下降随着经济发展早已开始，人口政策未起多大作用．对聊城而言，虽然经济的发展对人le出生率的下降有一定的作用，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大大缩短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历程，促进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聊城人口老龄化受人口政策影响较大．
1．2聊城未来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受前两次人口高峰的影响，在未来几十年内，聊城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人口急剧老龄化．其发展变化过程分为以下阶段：
1．2．12001～2013年，人口老龄化进程较为缓慢阶段．从2001～2013年的13年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3．92个百分点，0～14岁人口比重下降9．95个百分点，少儿人口下降速度较快，老年人口增长缓慢．
1．2．22014~2038年，人口急剧老龄化阶段．2038年，聊城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比1990～2013年阶段高出0．44个百分点，老少比达到194．94，年龄中位数达到48．78岁．同前一阶段相比，聊城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大提高，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1．2．32039~2090年聊城人口老龄化渐趋稳定阶段．到2050年聊城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29．09%，到2055年达到顶峰，为31．51%，此后老年人口数量呈减少趋势，到2090年减少到30%，并保持稳定．这时期，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超老龄型，年龄中位数在48岁左右，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放慢，人口年龄结构逐步稳定．
2聊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后果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口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内生变量，其自身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2．1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使总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而且也使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见表1．)
未来劳动适龄人口的变化也比较大(见表2)．从整体上看，在较长时间内劳动适龄人口增长较快，少儿人数减少，老年人口增长缓慢，从而使社会抚养系数在未来20年内稳中有降，到2050年为50%，此后由于老年人增长速度加快，社会抚养系数开始逐年上升，到2038年为100%，以后逐渐稳定在120%左右．
大量增加的劳动适龄人口需求更偏重于质量，给就业产生很大压力，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偏重于质量．因此这必将进一步提高就业成本，给新生劳动力就业带困难．在农业劳动力占较大比重的聊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对经济现代化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2家庭结构和养老模式发生重大变化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影响，传统的大家庭观念日益淡化，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型”老人家庭和单身老人家庭迅猛增加，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削弱，并引起人际关系在供养方式、居住方式、照料方式、交往和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家庭养老必将向社区和社会养老转化．
2．3社会活力受到影响
保持社会活力和改革进取意识是实现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老龄化时代，由于参与社会生活的青年人口比重降低，整个社会发展的活力可能会下降．聊城正处于经济腾飞准备期，需要勇于创新，敢于进取的劳动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使劳动力平均年龄偏高．从观念上看，老年人的改革意识一般比年青人差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放慢社会改革的速度，社会活力也受到抑制．聊城目前老龄化程度较低，这个问题表现不是很突出，只要合理．科学地配置劳动力资源，就可以把老年人的经验变成财富．
3目前应采取的对策
3．1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
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控制总人口的膨胀，而且改变人口年龄构成．目前，聊城人口年龄结构处于“老年型”初期，15～60岁劳动力数量占绝对比例，充分利用这～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大力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提高社会人口承载力．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充分解决就业与隐性失业的矛盾，缓解日趋严重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的推进，社会老年抚养比也会上升，雄厚的物质基础是解决未来养老问题的有利保障．
3．2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家庭养老是传统的养老方式．聊城农村人口占较大的比重，目前家庭养老仍为主要方式．但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存在着很多问题，子女责任心差，拒不赡养老人是目前在农村养老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因此，子女与父母、乡政府签订养老合同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合同应包括生活照料、物质保障等各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用各种各样文化活动宣传子女养老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仅靠家庭养老是不现实的．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施，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再加上老人寿命的增长，以后每个家庭可能要负担2～4对老人的养老问题，负担十分沉重，因此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的办法，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负担养老保险金．社会也要大力发展“老年人社会活动中心”“托老所”“特别护理老年之家”，兴办各种家庭服务事业，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3继续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篇8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决定于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受社会需求、政策制定主体的价值取向、文化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强有力制约。随着以城镇为重点的社会养老保障力度不断加强、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占我国总人口56.1%的农村人口及农业劳动力的养老保障却面临困境，并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剖析农村养老保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利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统一养老模式，使乡村居民能够享有等同于城镇居民的国民待遇，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
2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的原因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重工轻农政策背景下，国家所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其后果之一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即城市以正规的社会保障为主，辅之以个人行为和家庭行为；农村以家庭子女供养这一非正规的群体为主，辅之以个人行为和正规的社会群体行为。这样一来，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自然而然地受到国家重视，保障的水平和层次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甚至享受着过度保障。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大部分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严重不平衡。其主要表现在：从种类上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城市社会保障如养、医、低保等制度一应俱全，国家也高度重视，保障水平基本上有保证。而农村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弱化或解体，新兴的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又微不足道，仅惠及极少数人，且保障水平很低。
3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绝对数量庞大
3.1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时间短
国际社会大多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7%增长到14%，即翻一番的时间来衡量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快慢。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从7%升到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115年，瑞典85年，美国66年，英国45年，日本30年，而我国大约只要2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我国学术界原来的预测。因此，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对人口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3.2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区域不平衡性
与不同省区、城乡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性一样，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从城乡差异上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一方面表现为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人口的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表现为我国老龄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流而使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使农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和速度都高于城市，农村受到的冲击将比城镇更为严重，农村已经先于城市进入了老龄社会。
3.3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具有超前性
发达国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基本完成现代化以后才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因而具有为建立和维持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所需的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政府卓有成效的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在完成现代化之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中国是在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能力的条件下，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如何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应对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是制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客观因素。
4政策制定主体的价值取向
4.1政府对社会保障对象基本权利的尊重程度
从政策的客体上讲，国家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是国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享受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即每个人都具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国家不仅有责任、而且有义务为全体国民提供保障和服务。农民公民权的享有与体现是以国家履行义务为重要前提，而国家职责义务的履行在现阶段表现为应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给予一定的倾斜和支持，以便在20～30年后老龄化高峰全面到来之时能够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4.2政策制定主体的政策偏好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必然涉及不同团体和机构的利益：国家、经办机构（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作为缴费义务人的雇主和雇员以及受益人。他们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职责，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是完善社会养老保障管理的核心问题。其中，国家作为提供社会养老保障的主体，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方面所秉承的价值偏好，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公益性，并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产生刚性的影响。
4.3城乡实行待遇差别
社会保障政策作为典型的公共产品，是为弥补市场提供社会保障缺陷，由政府向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因此，惠及城乡所有居民是其应有之义，本应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特征。而长期以来的现实是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却享受差别待遇，与社会保障的性质背道而驰。这样一来，一方面，使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社会的“安全网”或“减震器”的主要功能难以发挥，另一方面是难以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系列安排，最终达到减少贫困，减少收入不平等，最大限度地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林富德，刘金塘.走向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J].人口研究，1996（2）.
[3]邬沧萍，工琳，苗瑞风.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J].人口研究，2004（1）.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影响机制
一、老龄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由经济学家汤普逊提出的，此理论展现了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过渡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死亡率下降同时出生率较高以及出生率与死亡率同时下降。第一阶段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并未意识到人口过多产生的问题，因此并没有对出生加以限制，导致出生率较高，同时由于医疗水平较低，人口死亡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第二阶段特征产生的原因则是因为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开始转变，晚婚晚育的观念开始盛行，出生率受此影响开始下降；在第三阶段，由于社会的进步，社会医疗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使得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同时人口增长率也下降。可以看出，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必然出现转变。在我国，人口的转变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三个时期。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呈现“高出生、高死亡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特征；二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特征；三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人生活理念的改变，人口结构也开始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阶段。
（二）经济增长理论
拉姆齐1928年的经典论文，一般被看作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水岭。在1928年以前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并非同步进行，在人们人均收入超过生存水平的时候，人口数量就会因产出的增加获得增长，此时受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由于人口发展过快导致土地供应不足，人口的出生率会因此下降，死亡率则会逐渐上升，人口增长因此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928年之后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哈罗德、多马创造出当代第一个流传甚广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等于该国经济的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的比值，即一国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呈正向变动关系。内生增长理论试图从模型内部寻找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强调经济增长动力是内部力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与劳动投入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并没有关注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二、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一）基于储蓄率
国民经济的长时间稳定，需要以可靠的物质资本作为基础，物质资本的积累，又需要一定的储蓄率的支撑。由于不同年龄结构的人储蓄倾向不同，因而老龄化会影响整体储蓄率。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年轻时期人们倾向于消费，储蓄倾向较低，中年时期储蓄率呈现出上升趋势，在老年时期由于收入水平的降低，人们的消费逐渐大于收入，储蓄将再次回到下降趋势中，也就是说，可以看出老龄化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储蓄倾向降低，进而影响投资等经济活动。
（二）基于劳动供给
人口直接影响了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数量却并非由人口总量所决定，而是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所决定的。人口老龄化直接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同时由于老年群体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对于新知识和技术存在一定的抗拒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
（一）老龄化率逐年增加
从1997年到2017年，我国老龄化率在逐年上升。短短20年时间，我国老龄化率从6.5%增加至11.1%，增幅近70%，并在2001年突破7%的比例，自此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区域不平衡
从区域位置上来说，我国老龄化存在着从东部向西部逐渐降低的趋势，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直接关系。我国从整体上可以分为东、中、西三个经济带，从东至西经济发展水平不断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不断降低。具体来说：在2016年我国东部地区的老龄化水平最高，为11.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8%，共有8个省市的老龄化水平超过了10%；中部地区老龄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其中有5个省市的老龄化水平超过了10%；西部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则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10.6%，其中只有3个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在10%以上。也就是说，老龄化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未富先老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在面对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时也具有充足的对策。从时间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时间相比中国更早，但发达国家在步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水平远高于我国。我国虽然在老龄化时间上稍显缓慢，但人均GDP水平却仅仅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人口年龄趋势的转变与人均GDP的提升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意味着我国在未富的情况之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四、我国老龄化问题出现的原因
人口数量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两者的结合直接导致了人口再生产规模和速度的大小。近20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在持续下降，死亡率始终保持在一个水平，自然增长率因此呈现出下降趋势，而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一）人口出生率下降
1.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使得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由于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人口控制效果显著，人口出生率受此影响不断下降，促使人口结构从年轻型向年老型转变。2.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现代社会，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目前，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421”家庭越来越普遍，年轻人照顾老人的责任比以往更重，加上生养子女的成本越来越高，抚养子女的压力过大，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少生甚至是不生，从而大大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3.婚龄越来越晚。由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增长、生活成本增长等原因，在2013年我国适龄人口结婚率开始下跌，“晚婚年龄”段人口开始上升。年轻人面临压力越来越高，结婚越来越晚，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我国的人口出生率。
（二）人口死亡率基本不变
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死亡率有所降低，这直接导致了高龄人口在我国人口比重之中的上升，也使得我国平均寿命有所上升。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在1981年的人均预期寿命为67.77岁，而到了201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6.34岁，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就增加了10岁。同时根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将提升至79岁，这意味着我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会进一步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重。
五、政策建议
（一）加快产业升级，适应人口结构变化
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表明目前的增长方式与当前老龄化问题存在不协调的因素，我国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经济发展与难以改变的人口结构相适应。厂商应当以消费为导向，将人口老龄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以老年人为主要消费群体进行产品的开发，扩大老年产品市场，并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当前我国的主要产业为密集型产业，如果没有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在劳动生产率未增强的情况之下，我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也会减弱，只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逐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篇10
目前，天津市正处于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对天津市社会、经济及服务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为了揭示天津市区人口老龄化的结构、影响因素、产生的原因及对天津市社会、经济的影响，选用总负担系数、少儿抚养比、老年赡养比、三代户比重和老年率五项指标来分析天津市区老龄化结构及产生的原因。侧重采用定量和弹性的分析方法，从横向静态对比和纵向动态对比两个方面，对天津市区的五项指标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
天津市；老龄化；弹性系数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9-0057-02
1引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透露：“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预计在2015年就会提前到来。随着这一转折点的到来，我国招工难、养老难等问题将更加凸现，这对我国的服务、家庭布局、社区构成、城乡差异等带来更多考验”。天津市也面临着上述同样的问题，从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天津市区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0至14岁年龄组和15至64岁年龄组的人口数量相对下降，人口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直到1995年天津市区的老年率超过国际标准的7%，正式步入了老年型社会。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分析天津市区老龄化结构及影响因素迫在眉睫。
2天津市区的人口基本状况
2.1天津市区五项指标的横向对比
（1）1990年天津市区五项指标对比。
针对总负担系数指标和少儿抚养比指标，和平区最高，分别为43.72%和30.28%；南开区最低，分别是33.41%和9.54%。针对老年赡养比指标和老年率指标，和平区最高，分别是13.44%和9.35%；滨海新区最低，分别是5.87%和4.34%。针对三代户比重指标，和平区最高，达到24.71%。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四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2）2000年天津市区五项指标对比。
从总负担系数指标、老年赡养比指标和老年率指标来看，和平区最高，分别达到35.33%、19.25%和14.22%；滨海新区较低，分别是28.53%、8.06%和6.27%。针对少儿抚养比指标，滨海新区最高，达到20.47%；南开区最低，为14.56%。从三代户比重指标可以看出，和平区是16.3%，也是唯一高于天津市的平均水平的地区。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3）2010年天津市区五项指标对比。
针对总负担系数指标、老年赡养比指标和老年率指标，和平区最高，分别是30.98%、19.82%和15.13%；滨海新区最低，分别达到20.87%、7.91%和6.55%。从少儿抚养比指标看，滨海新区最高，达到12.96%。针对三代户比重指标，和平区次高，滨海新区最低，低于天津市平均水平4.53%。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2.2天津市区五项指标的纵向对比
针对总负担系数指标，天津市区的总负担系数也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南开区下降最少，下降了7.66%，滨海新区下降最多，下降了14.41%。针对少儿抚养比指标，天津市区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南开区下降的最少，下降了14.70%，和平区下降的是最多的，下降了19.12%。针对老年赡养比指标，总体上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滨海新区上升最少，上升了2.04%。针对老年率指标，天津市区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滨海新区上升的最少，上升了2.21%。针对三代户比重，天津市区总体上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滨海新区下降最少，下降了1.38%，和平区上升最多，上升了14.02%。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3天津市区弹性指标基本状况
3.1天津市区四个弹性的横向对比
（1）天津市区前十年（1991-2000年）弹性指标的基本状况。
从方向上来看，总负担系数、少儿抚养比和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均成反比，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成正比。从影响力度来分析，总负担系数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南开区和滨海新区是最大的。少儿抚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南开区是最大的，滨海新区是最低的。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天津市区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全部高于天津市的平均水平。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和平区是第二，滨海新区最低。
（2）天津市区后十年（2001-2010年）弹性指标基本状况。
从方向上来看，总负担系数、少儿抚养比和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均成反比；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天津市区总体上，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成正比。从影响力度来分析，总负担系数与老年率弹性指标，滨海新区最大，南开区最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滨海新区最大，南开区最低，其中滨海新区是与天津市的影响力度相差最多的，相差5.17%。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滨海新区与天津市平均水平相差最大，相差0.90%。三代户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和平区最大，与天津市平均水平相差最大的，相差4.01%。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3.2天津市区四个弹性的纵向对比
天津市区前十年与后十年，针对总负担系数、少儿抚养比和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三个弹性指标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针对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河东区、河西区和南开区基本持平或略有上升，其他四区是下降的趋势。
从方向角度，两个阶段的总负担系数、少儿抚养比、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均成反比，总体上天津市区的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是成正比。从影响程度方面，前十年，总负担系数与老年率弹性，南开区和滨海新区影响力度最大，少儿抚养比与老年率弹性，南开区的影响力度最大，滨海新区的影响力度最小，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天津市区的影响力度基本相同，三代户比与老年率弹性，和平区影响程度最大，滨海新区最小。后十年，前三个弹性指标滨海新区的影响力度是最大的，而南开区是最低的，而第四个弹性指标和平区影响最大。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4天津市区的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4.1天津市内老龄化产生的原因
（1）南开区近2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带来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也过快地改变了南开区的人口结构，一个家庭普遍由生育三个以上子女改为只生育一个子女，快速降低了出生人口水平，人口中年轻人比例下降，老年人比例相应上升，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特征更加突出。同时，南开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低于老龄化增长的速度，老龄化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南开区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
（2）近年来，南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多，医疗条件大为改善，人口死亡率逐步下降，建国初期南开区的人口死亡率在10‰以上，2005年为3.26‰。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也是南开区人口老龄化的促进因素之一。
（3）滨海新区的老龄化程度是天津市区中最低的。主要原因是，天津市对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老龄化增长的速度。因此，相对经济增长的速度，老龄化程度是最低的。
（4）和平区的三代户比重和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和平区均是最高的。主要原因是和平区是天津市的老市区，多为4-2-1家庭，此类家庭基本是都是分户的三代人，和平区的消费能力高。因此，三代户的比重会高。
4.2老龄化对天津市区产生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天津市区养老、医疗制度的影响。
天津市人口老龄化，不仅大幅度加重区域整体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也会减缓整个区域的活力、积极性与创新能力。
（2）老龄化可能会对天津市区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
随着南开区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公共和私人两个方面支付的养老金和退休金的数量就要增加，政府用于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会增加。这种情况下，在国民收入一定的前提下，南开区政府需加大消费的支出，减少积累，在经济上的投资会相应的减少，同时会相应的减缓南开区经济，甚至整个区域的发展。
（3）老龄化对天津市区市场活动的影响。
人是消费的主体，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主体。老龄化虽然会对天津市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对于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也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加快老年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4）和平区是三代户比重最高的，他们的消费能力相对要高，购买欲望也强。因此也有利于和平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相应也促进了和平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老龄化带来的负担。
（5）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劳动力的供应。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因此劳动力的供应就相对不足，劳动力的成本也相应增加。因此，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纵深开发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也会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
5结论
政府部门、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才能稳定、妥善的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情况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社会的发展战略，才有可能达到高效率的应对。坚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服务对象的公众化、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服务方式的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家庭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障，统筹老年物资保障与老年精神保障，统筹老年福利事业与老龄产业，统筹敬老道德建设与老年法制建设，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6预测与建议
（1）国际上通常以65-69岁、70-79岁、80岁及以上人群占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其中南开区的70-79岁组所占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这不仅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而且对今后南开区的社会服务、福利设施规模、结构和分布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应抓住老年市场的商机，完善老年市场。
（2）作为政府部门，要不断提高政府和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视程度，综合多种因素，制定人口老龄化问题长期政策和长远规划，成立市区人口问题研究组，针对市区的具体情况研究发展的对策。同时，社会各界人士大力促进经济健康、快速、稳定发展，尽快增强财政的支付能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没有经济的支撑，再好的老年人口赡养方案也难以付诸实施。
（3）尽管从解决老龄化问题和群众意愿的角度出发，应该鼓励人口生育，用出生人口的增多抵销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但也应该看到，天津市区人口基数大，而且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因此，天津市区应该继续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4）提倡子女供养，发展社区照料体系。
随着家庭小型化、微型化，社会劳动力高龄化，子女提供照料的资源会减少，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会日益弱化。采取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将成为下一个世纪必然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南开区第五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南开区统计局.天津市南开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Z].
[2]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990-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Z].
[3]张桂莲，王永莲.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人口选刊，2010，（05）.
[4]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5]朱小泳.谈当前社区老年服务工作的重点[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6]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信息中心.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Z]，2002.
[7]陈书碧.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几点思考[J].议政建言，2011，（08）.
[8]孟士翔.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1，（06）.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1篇11
【中图分类号】R15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12-0418-02
1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1982年，联合国第97届会议规定，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为老年人，凡老年人口占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7％的国家和地区即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根据这个标准来看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30756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而成都市截至去年6月，老年人口已达187万，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6.2%，从数据可以推断，我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由于我国在全社会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寿命延长了。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比其他国家来得快。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口寿命大大延长。三是未富先老。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个时间差，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情况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在应对老龄化这个问题上，国家经济实力不足，家庭和个人也缺少这种经济准备。当前还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生活贫困。社会养老体系和救助机制尚不健全。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发展必然的必经之路，是涉及国家政治、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第一，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被抚养人口的增加必将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第二，伴随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必将对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三，人口老龄化使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幅增加，给政府带来比较沉重的财政负担。第四，人口老龄化客观上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第五，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削弱。因而迫切要求发展以医院为中心的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以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2地域文化问题
老年人选择成都养老，其优势是多方面的，第一、成都历来都以源远流长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精致富裕的生活环境而著称，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国西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蜀中苏杭”的美称。第二、成都四季分明，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由于四周高山环绕，又呈典型的盆地气候。春天来得早，通常在春节前后就春暖花开。夏天由于盆地原因不会太热，秋天凉爽宜人，冬天无严寒霜冻，所以有“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说法，年平均气温16.7℃，年平均日照时数1071小时。第三、成都平原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位于岷江干流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其灌溉渠网呈扇形展开在广阔的成都平原上，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而且成都为全国最佳旅游城市，给儿女探望，朋友走访提供了一个旅游休闲的平台，所以成都的地域文化、气候环境为老龄患者提供了较好的养老场所。
2001-20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和老龄化程度预测
3养老基本设想
考虑家庭生命周期与住宅生命周期的差异，依据个人家庭拥有资源在个人家庭的一生予以最优化配置的理论，将住房这种不动产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机制，实现价值的流动，以对家庭的养老保障事宜发挥相应的功用。具不完全统计，现在中、高端的老年人群均可能有1套15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如果按每平方米7000元计算，计为壹佰万元左右。这种以房养老的倒按揭方式,将已经拥有住房的老年人的房屋产权(老人独自使用，不与儿女共享的住房)抵押给养老院,养老院对使用人的年龄、预期寿命、房屋的现值、未来的增值、折损情况及使用人去世时房产的价值通过相关的机构进行综合评估后,按其房屋的评估价值减去预期折损和预支利息,并按人的平均寿命计算,将其房屋的价值分摊到预期寿命年限中去,按年或月支付养老服务给使用人,一直延续到使用人去世。假设按老人65岁入住，20年后为85岁，每年5%，即为5万元，未满20年，按实际年限算，如10年为50万，产权的一半，剩余的一半上市售出后，可为遗产子女继承或捐赠社会，也可进行销售或者拍卖,所得用来偿还贷款本息,并同时享有房产的升值部分。
实行以房养老其真正意义在于：1、老年人出售自有住房以养老，有效解决养老资金来源，减轻家庭养老负担，有利于调节家庭经济生活，为家庭拥有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一种新的思路。2、激活房地产交易市场，刺激内需，增强中老年人购建住宅、晚年幸福生活的积极性，增加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3、倡导儿女独立自强，老人自我保障，减轻老人和儿女的养老负担，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代际关系。
4医养结合
由于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高，大多需要医疗护理，这使养老与医疗要充分结合。老人在养老院方便买药刷卡，住院办理大病统筹，可享受家庭病床等方面得各种便利，同时，住在养老院的老人一旦患病，救治更及时，老人还能享受到家庭病床、门诊大病、老年护理包干等医保政策，解决不必要的治疗费用，为老人减轻不少负担，医疗资源也能得到最大效用的利用。
5解放社会生产力
老人一旦生病，身边子女无法照顾，需要专业的陪护，重病人实行一对一服务，轻病人则一人分管2～3个或多个病人，一对一则全面负责病人的生活照顾及看护工作，这样既减少了子女的负担又解决的社会的就业问题，最大限度的满足了生产力的解放。
6陪护标准
6.1每20床健康老人，配备一名护士，每50床健康老人配备一名医生。
6.2需要医疗需求的慢性病治疗，按医院标准单独划区，设置配足医护人员，大大的节约了社会成本。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原因范文篇12
关键词：少子老龄化；财政；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124；C924.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55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133-02
“少子化”一词来源于日语，即由于婴儿出生率的降低而导致的人口数量减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少子化”在日本社会中俨然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与“老龄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困扰日本社会的两大难题。少子老龄化同时还被认为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重要推手，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我国少子老龄化的现状
从少子老龄化的形成原因看，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下降是问题形成的关键。根据人口统计学的标准，在一个社会中0-14岁的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18%，即属于“严重少子化”，如果该比例小于15%，这个社会就被称作“超少子化”社会。根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达到了历史性的13.4亿。其中0-14岁的儿童人口数只占到人口总数的16.6%，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更是下降到了16.5%，我国开始进入到“严重少子化”阶段。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0%和7%，标志着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而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二、少子老龄化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劳动力短缺可能对各产业造成负面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同时流动人口继续增加。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进一步加快，农村人口和农村就业人口减少的趋势将愈加明显。当然，在有条件的地区土地集约化经营等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供给的不足，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农村人口结构比例失调的局面。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GDP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在这一阶段处在“人口红利”阶段，平均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这样就保证了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但根据联合国预测，2013年将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率将逐渐下降，直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将会引起工资的上涨，造成产品成本的增加，尤其对广大利润空间本已狭小的外向型企业而言无疑更是雪上加霜。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南沿海地区一波又一波的外贸企业倒闭潮证明，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升已经降低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二）公共财政支出增长与国民负担加重
随着我国少子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付能力必将面临严峻考验。据人口学专家预测，如果政府不对我国当前少子老龄化的局面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干预，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受前几次人口高峰的影响，处于退休或临近退休年龄段的人口将快速增长，同时劳动人口将会减半，到了那个时候，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付仅靠现行的渠道来源是无法保障的。在国家对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不进行大幅调整的前提下，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必将形成较大缺口，从而有可能导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支付危机的出现。另外，一组数据也印证了养老金正在日益加剧的支付压力。据中国银行的一份关于养老金的统计报告指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总额从1989年的118.8亿元，猛增至2010年的9429亿元。另有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养老金赤字在2007年到2012年的5年中以约2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攀升，而在未来的20年里，我国的养老金赤字更是可能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
由于养老保险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政府无论如何都必将从财政上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但是这种入不敷出的模式如果出现常态化，将会成为显性的财政负担。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由于财政支出和税费收入的密切联系，公共财政支出上的赤字无疑又会引起税收的增加和社会保险费的提高，使国民尤其是劳动适龄人口的国民负担率与国民收入之比大幅度提高。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非但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不可持续，也无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三）国家发展活力可能面临的挑战
国家发展活力是针对某一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创新能力而言的，本文旨在从社会就业和企业创新的角度来阐述少子老龄化对国家发展活力可能产生的影响。由于在老年人口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他们在退休后再次加入到劳动大军中，直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增加，同时，也减少了劳动力市场对新就业劳动者的岗位供应。在劳动力市场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大的情况下，社会在整体上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将受到影响，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科技前进的步伐。
众所周知，消费是支撑企业生产、创新的主要动力源泉。反之，如果消费不足则必将制约企业进行再投资。在我国少子老龄化的进程中，由于老年人口的相对保守消费观念，可能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影响到储蓄和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企业能够围绕老年人的需求特点做文章，开发出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无疑亦将拉动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一定的缓慢拉动作用。
三、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逐步放开“二胎政策”
1978年，“计划生育”被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延续至今，很多城市的家庭结构都出现了“421”模式，即四位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针对生育二胎的政策，以往许多省市都有“再生育必须间隔四年”的规定。2009年，已经有广东、江西、陕西、湖北四个省市做出取消决定，这意味着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可以自主决定生二胎的时间。本文建议政府应积极引导孕龄夫妇，提倡生两个，严格控制生三个甚至更多，二胎政策应该按照地域差别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在未来五年内逐步放开，政府同时还要对城乡的政策一致性进行统筹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