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例(12篇)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篇1
人口老龄化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得到重视后，中国于二十世纪也进入到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激烈讨论中。当一个社会老年人人口不断上升，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社会总人口15%时，该社会极为老龄化社会。导致人口老龄化有两个因素，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在生育率不变情况下，人口寿命延长。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社会逐渐由“家庭养老”转变为“社会养老，家庭养子”，在成本效益比较分析下，由于教育投资等养子成本的增加以及社会养老制度的逐渐完善，“理性人”会倾向于选择少生子，从而降低了生育率。
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若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已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基本特征为：老龄化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区域差异明显、性别间老龄化差异渐现。
老龄化速度快及高龄化趋势明显表现在于，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用了百年或比较长的时间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仅用了18年的时间便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联合国预测，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由7%上升至14%仅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
未富先老表示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富累积度还比较低，但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同时社会的“银色产业”发展落后，社会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并没有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相关的公共品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供应不足。
区域差异明显包括了“城乡倒置”以及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相契合。导致“城乡倒置”是因为，城市与乡村二元化发展体制以及户籍制度的作用，农民进城打工，小孩与老人留在乡村生活，导致了，城市老龄人口与扩大的总人口之比，数值减小了，而乡村的老龄化人口比例反之。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相契合表现在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却成为了老龄化人口大省，如河北、重庆，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没有其突出，如广东等沿海地区。
性别间老龄化差异渐现在于女性预测及平均寿命较男性长，老龄化人口中女性比例渐长，且由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积累的财富，收入水平等均低于男性，不利于女性年长人士的安享晚年。
二、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与产业的影响
1.劳动力供给
以劳动力非完全替代为前提，年龄的差异背后代表着人的工作经验、身体条件等差异，因此对劳动力生产率会产生影响。
学者袁蓓通过将各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预测数据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08》的人口总量数据相结合，发现中国青年经济活动人口总量将一直下降，中年经济活动人口总量有一定的波动。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中年经济活动人口在总体上将呈现下降趋势，老年经济活动人口和65岁及以上就业人口均呈上升趋势[1]。
学者刘平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同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并且老年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整个个轨迹的变化价恰就是对中国“未富先老“状况的描绘。且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人口的重要影响主要集中在这一趋势会减少劳动力的总体规模。由于这种影响存在滞后性，且现阶段劳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长，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内不会对整个生产效率产生巨大影响。学者袁蓓通过最优劳动力年龄结构与我国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预测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老年劳动力比例偏高将造成2050年劳动生产率偏低[2]。
大多数学者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增长，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对第二产业劳动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服务类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大的产业影响较大。因此，这对中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提高劳动力素质有迫切的要求。
2.产业变化
从产业的生产力以及需求两方面来分析。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包括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会对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同时劳动力老龄化表明劳动人口中老龄化人口居多，而据研究表明，老员工思想相对守旧，不愿意接受改变，而且学习能力较差，这些因素均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3]。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入，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绝对值会扩大，而与老年人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发展不足或是过快发展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秩序。如与老年人相关的残障设施等基础设施供应不足，养老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床位设施设备落后，数量短缺；然而保健品行业因存在暴利，发展迅猛，鱼龙混杂，没有设立产业标准，导致准入门槛低，产品粗制滥造，与之相似的是保姆护理行业，职业培训不足，没有形成稳定的市场秩序，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表明了“银发产业”发展缓慢，而且程度较低。
三、问题再认识
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认识，一切尚在摸索当中，尽管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开，人们对后代教育投资力度大，劳动力素质将会有所提高，这些均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是当前对这些因素研究均是单个研究，或是借以理论模型结合逻辑关系将之联系在一起，而较少能够建立数学模型做分析。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
自2000年中国步入老龄化国家以来，老年人口开始呈现快速上涨趋势。截止2013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0243亿，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316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9.7%，比上年增长了0.6个百分点。并预计到2055年老龄人口达到最高峰值，约为3.4亿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正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一）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趋势显著
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人口规模较大。虽然目前人口增速缓慢，但在巨大的人口基数影响下，老年人口规模日渐庞大；伴随着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增长模式，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也将日益显著。杜鹏等（2005）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百年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得出从现在到2053年是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时期，2055年预计老年人口将达到3.4亿，达到最高峰值，在本世纪的后半叶则是在波动中缓慢增长。
（二）老龄化地区差异显著
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但由于中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态势较为严重，人口分布与经济发达程度的正向相关趋势并不显著，因而中国老龄化的地区分布不能简单的以经济发达程度的区域划分作为依据。从总体区域分布来看，东部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西部地区，但部分人口较为密集的中部省份，虽然经济不及东部地区发达，但人口老龄化程度却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呈现“未富先老”的局面。依据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以看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地域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中高度老龄化地区、初始阶段老龄化地区和未进入老龄化地区。其中，中高度老龄化地区，其老年人口比重均在10%以上，这部分地区除江苏、天津外，其余都为中部人口较为密集地区；我国大部分省市所面临的均为老龄化的初始阶段，老年人口比重在7%―10%之间；只有新疆、广东、宁夏、四地的老年人口比重低于7%，并未进入老龄化。
（三）高龄人口持续上升，老龄化形势复杂
与其他步入老龄化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伴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高龄老人的数量也在快速提高。2009年至2010年，60―79岁之间的老年人口增速出现了下降，而自2001年以来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却一直保持增长态势。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到2025年之前，中国高龄人口将持续保持年均100万的增长态势。
同时，伴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老年人失能，患病的比例也在增加。2013年失能老年人口已达到3750万人，而患慢性病的老年人数已突破了1亿人大关。据对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抽样调查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龄老人的身体健康程度明显降低，出现病患以及失能的比例也大大高于低龄老人。随着年龄的上升，处于健康或基本健康的老年人比重大大下降，而身体出现病患、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比重却有了大幅度上升。
二、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现状
（一）养老产业发展滞后，存在较大空白
2013年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共计4.3万个，床位474.6万张，与快速增长的老年人数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目前老年人口年消费已达1万亿元，而全国老龄委调查的数据却显示，国内每年为老年人提品的总价值不足1000亿元，与老年服务相关的医疗、生活休闲、复健用品等相关行业存在研究不足，涉及老年精神消费的教育、旅游、金融等行业更是存在较大空白。目前阶段，国内相关的养老产业也主要是局限于养老设施方面。同时，受多方面条件制约，养老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民办机构的运营面临较大困难，这也使得部分意图进入养老产业的资本望而畏怯，造成了养老产业发展较为滞后的局面。
（二）养老设施区域分布不均，资源利用率较低
依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对各地区老龄事业单位数的统计可以发现，区域养老设施分配不均衡现象较为严重（表1）。老龄事业单位的区域发展分布缺乏国家统一的宏观调控。以老年人口比重均低于7%的新疆、两地为例，二者均属于西部经济较为落后地区，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较为相近，但老龄事业单位的分布却存在着明显差距。新疆老龄事业单位数为236个，在全国位于首位；而的老龄事业单位却仅有两家。此外，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重庆市，其老龄事业单位也仅有36家。区域之间养老设施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巨大不匹配，一方面会造成部分地区养老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存在大量闲置现象；另一方面，确实存在巨大养老需求的地区，又会因为缺乏资源从而阻碍了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日本养老产业发展的经验借鉴
2011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其国家总人口的23.39%，居世界第一。作为亚洲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但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影响下，日本的养老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居世界一流水平。在庞大的老年人口市场的吸引下，日本逐渐形成了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的养老设施为核心，老年住宅、老年金融、家政服务、福利器械用品、化生活服务等并存的养老产业格局。
首先，在养老设施的建设上，除政府外，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均可以建设养老设施。但其区别在于政府所提供的只是基本保障；非盈利组织则主要针对一些无收入来源的、有认知障碍等的特殊群体；而企业则是依据中等收入及以上阶层的老人对生活品质等的要求建立的商业化养老设施。同时，依照老年人所需的服务类型，日本将养老设施分为短期居住型、长期居住型、疗养型、健康恢复型等多种类别，以满足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并颁布《老人福祉法》规定，65岁以上老人可使用社会医疗保险入住养老设施。
其次，日本也将与养老相关的部门产业定位未来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抢占先机，参与国际竞争。2010年，日本将“医疗和看护产业”划归为国家战略项目，并将针对居家养老的“上门看护”服务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以世界各地的中高端客户为目标群体，重点投资发展跨国医疗服务，放宽“医疗签证”，在机场周边开设24小时医疗机构，为周边国家人事赴日体检提供便利。在老年房产行业，日本重点发展两类房产，一类是环境优美、配套以医疗、生活、娱乐等设施的休闲疗养型地产；另一类是为方便高龄人群使用的，配有一些列看护设备、无障碍设施及安全警报装置等的看护型地产，这两类项目都围绕着老年人的切实需求，独具养老特色。此外，日本旅游业也将老年人口列为重要客户群体，为老年人设计了专门的旅游项目、商业项目等，以满足老年人的精神化需求。
四、我国区域养老产业发展模式探究
由于我国各地区人口老年化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在面对养老问题上，应根据不同地区特点，采取不同的养老产业发展策略。
在以广东为典型代表的经济较为发达，但人口老年程度并不显著的地区，养老产业的发展虽不是迫在眉睫，但也需未雨绸缪，做好未来大量老年人口出现的准备。这些地区应充分发挥其先进的科研优势，加大对老年看护设备、复健用品、高端生活用品等的研发力度，走科技化养老产业之路。同时，还应遵循政府的积极引导，完善养老体制改革，坚持养老产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一方面能为积极应对未来人口的老龄化，另一方面也能为广东省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在、新疆、青海等渐老未富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并不显著，经济也较为落后。这些地区的养老产业发展应以基本的养老服务设施为基础并配套以养老医疗服务等。由于地处西部少数民族积聚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国家财政的支持是这些地区发展养老产业的基本保障。同时这些地区均处于较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也较为落后。因而政府在建设基本养老设施的同时也应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医疗卫生改革，为老年人口提供基本保障。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的职能，在帮助这类地区建设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同时，注重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以老年人口的需求为前提，合理建设，兼顾公平，提高养老设施的实际利用率。
在湖南、四川、重庆等未富先老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十分严重，经济发展并不十分发达。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些地区的居民生活较为安逸，人口寿命较长，因而老龄化严重。同时由于地处中部，经济发展制约因素较多，造成了较为落后的局面。但由于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单纯依靠政府投资的养老设施难以满足不断增多的老年人口需求。因而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多种资本进入的养老产业发展模式是这些地区的首选。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等，一方面鼓励进入养老产业的民间资本，为其提供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对这些养老产业的发展做出合理规范，引导资本的合理运营，实现良好的市场化运作。
我国大部分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正逐步加深，同时经济也在逐步增长。这些地区代表了我国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政府对于这些地区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已日渐完善，医疗卫生条件也基本满足居民要求，但巨大的老年消费需求仍得不到满足，主要体现为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老年精神需求等。在此局面下，发展以不同老年消费群体为对象的多元化养老产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地区在发展养老产业时，首先应完善基本的养老设施建设以满足大部分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同时还应以不同收入的老年消费人口为对象，为其提供特殊养老需求。如建设配有医疗、娱乐等为一体的老年公寓，提供社区上门养老服务，开发老年旅游项目，设计以老年人为主体的金融理财产品等，以满足新时期老年人群不断上升的精神生活需求。
参考献：
[1]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6）
[2]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R].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
[3]田香兰.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比较研究――以日本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为例[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4]王土贵.广东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1（8）
[5]王娜.人口老龄化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分析[J].发展论坛，2014（3）
[6]李余，詹懿.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关系研究―以四川为例[J].统计与决策，2013（11）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1篇3
一（略）。
(一)略。
(二)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在一个依赖劳动力数量投入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或老年人口比重过高，都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6]。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最富有生产性的时期中，劳动力供给充足以及高储蓄率就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而当人口转变超过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年龄结构趋向老龄化并且在总体上不再富于生产性时，那么这种额外的经济增长源泉———人口红利便会丧失[7]。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借由三条渠道，即劳动力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第一，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人口转变会导致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相对改变[8]。假定随经济增长而出现了足够大的劳动力需求，那么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会较高，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劳动参与率；此外，家庭规模的减小会大大增加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这将进一步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量[9]。当然，由于分工具有规模效应，随着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下降，分工的规模效应也会减弱，这就会导致总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下降；此时，即使假定处于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数量相对减少也仍意味着总产出会同比例下降[10]。第二，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比例的改变，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11]。人口转变过程是长期的，既包含有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之间的更迭关系。在社会上，不同年龄人口的产出、储蓄及消费行为都存在系统差异，若某一部分人群占据总人口的主要比重时，该年龄段人群的行为就会明显影响到经济发展情况[12]。而且，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特别是达到劳动年龄以后，其储蓄的变化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倘若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较大，那么该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对提高储蓄率有利；再加上，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也就意味着他们承担抚育、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这些会有助于减少家庭支出，而进一步提高家庭储蓄的比例。第三，人口结构变化还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3]。在一个社会中，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吸收新知识、新观念的速度降低，以及科技创新能力的下降，这就更加易于诱使一国政府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弱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技术进步等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程度[14]。比如，根据欧盟的一项研究，预计来自劳动力供给和公共财政的“双重冲击”将影响欧盟及日本等国未来经济增长率约0.5个百分点，而对美国的影响也将达到约0.25个百分点。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还会导致人力资本积累模式的改变。当死亡率下降时，家庭会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在显著增加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二、实证分析
（一）境外实证分析
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显著的人口转变以及由此伴生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使来自经济学、人口学等领域的学者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1.来自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据
一些经济史学者通过考察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提出了来自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绩效影响的经验证据。比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分析了1870—1913年欧洲和北美等1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及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指出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较之旧大陆要高出0.47个百分点，而该增长率中大约90%、甚至全部的差别都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优势，也就是说，新大陆主要利用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提高了地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15]。此外，另有一些更具体的事例揭示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比如，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比法国的该项指标值高出0.3个百分点，而其原因完全可以用年龄优势来解释；再如，意大利经济增长赶超英国的时期，如若不是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存在劣势，其还可以取得比超过英国0.3个百分点更好的经济绩效[16]。此外，人口红利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在美国，随着二战以后出现“婴儿潮”以及逐步成长为“兴旺的一代”，人口红利对1970—200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17]。
2.来自东亚国家（地区）的经验证据
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下文统称“东亚经济”）创造的“东亚奇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地区）赶超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黑田俊夫（1993）指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两个人口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由于出生率迅速下降和高龄化进展缓慢，造成了低抚养比；二是日本战后“婴儿热”时出生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达到劳动适龄人口，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18]。布鲁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也认为，东亚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19]。在1970—1995年的一段时期，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平均6.1%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高于稳态增长率达4.1个百分点。而另据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7）的估算，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为1.5～2.0个百分点，因而在整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就达到了1/4～1/3；此时，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率进一步高达1/3～1/2[20]。当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表现出的强关联性并不必然带来“红利”效应。在目前处于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泰国、韩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21]。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转变的“机会窗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丰富的劳动力数量提供了价格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前，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既有利于减小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又有助于储蓄率的提高；此时，如若加上健全的资本市场可以将储蓄转化成为投资，那么就将发挥助推经济增长和增加财富积累的效果。
（二）我国的实证分析
1.经济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是人口素质的社会性反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从综合与定量的角度出发，研究者尝试借助不同的统计指标和研究方法，分析和探讨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蔡（Cai）和王（Wang）（2005）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代替性指标，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1982—200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是26.8%，同时该项研究还认为，大约到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会从下降转变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将趋向消失[22]。张继红（2006）发现，性别比、乡村人口比和老年抚养比越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则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受阻[23]。针对目前我国上述三项人口构成的指标值均偏高的问题，研究者认为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造成诸多不利的影响。刘家树（2007）考察了1990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中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这些指标之间存在相同的发展趋势，认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力人口与总人口比朝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24]。
（2）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
已有研究指出，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是我国和东亚增长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影响的讨论主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在劳动力供给数量方面，研究者基本支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的判断，但对影响的程度和后果的认识却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的贡献，以及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是否已经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等的判断，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争论焦点。一方观点认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存在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因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并结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格局变动、“民工荒”现象的普遍化趋势，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几个方面的新形势，可以充分论证、检验和支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蔡昉，2004；CaiandWang，2005；《人口研究》编辑部，2007）。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指出，尽管“人口红利”涉及到了两个存在关联性的人口学意义上的事实（一个是“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另一个是以年龄结构来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较低），在人口转变发生的某个特定阶段确实会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来统一评价各国某个特定阶段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25]；我国人口转变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只是人口问题的惯性表现而非人口红利的到来[26]，如果考虑到我国尚有1亿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将之纳入到非就业人数计算，那么以基于人口年龄结构测算的抚养系数来确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就容易出现较大的偏差[27]。第二，在劳动力供给质量方面，研究者主要关注伴随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而可能出现的对其身体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于学军（1995）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力在生理机能、生产经验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各具优势或不足，30岁～44岁中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最高，15岁～29岁青年劳动力和45岁～64岁老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年劳动力的都低[28]。布科曼（Boockmann，2000）发现，技术进步越快，劳动力的平均替代弹性越小[29]。蔡昉（2009）认为，老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不足，不能适应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职业的转换和必要的调动[30]。为考察劳动力老龄化可能对仅由劳动力年龄结构决定的劳动力总产出效率的影响，杨道兵和陆杰华（2006）对我国21世纪上半叶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了预测，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在劳动力老龄化最严重的2035年将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并认为随着劳动力的老化，社会总产出效率在下降[31]。袁蓓（2009）指出，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并非是完全同步的；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越小，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越小[32]。张车伟（2010）也认为，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会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削弱我国经济竞争力，甚至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33]。
（3）人口结构变化与消费/储蓄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围绕人口结构变动可能给消费和储蓄带来的影响问题，逐渐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主题。总体而言，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微观和宏观两种机制来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率。在微观层面，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的揭示，一个人处于未成年和老年两个时期的消费均高于收入，因而是进行负储蓄；而在成年时期，个人消费会低于收入，进行正储蓄。可见，若一国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则总储蓄率也应上升；反之，当儿童和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之比上升时，则总储蓄率下降。当然，考虑到退休人口的遗赠或保留一些储蓄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那么这些会部分地抵消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下降[34]。在宏观层面，当劳动人口逐渐减少时，如果社会为每个人配备的资本存量不变，那么由劳动人口减少而节约的投资可以转化为消费，从而人均消费水平上升；如果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消费增长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引起的消费减少，那么社会人均消费水平也会上升[35]。此外，生命周期也给出了大量关于经济增长与年龄结构交互影响的预测，如利用“可变增长率”（variablerate-of-growth）模型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对储蓄的作用效果，就会发现其有赖于处在不同年龄结构群体的个体的生命周期内财富水平状况，但这些都由经济增长决定[3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者从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也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的指出，我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受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抚养系数的影响”[37]。袁志刚和宋铮（2000）认为，高储蓄很可能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个体的理性选择，人口老龄化造成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38]。王德文等（2004）发现，我国人口转变对目前的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转变影响储蓄的程度会不断减弱[39]。李俭富（2008）发现，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和储蓄习性等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40]。陈如和李杏（2010）验证了老年抚养率、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等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都与储蓄率存在负相关性[41]。还有一些研究得到了不同结论，如我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只存在弱显著的负影响，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率没有显著影响[42]；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43]。
2.社会后果分析
（1）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保障
人口既是社会保障的对象，又是决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随着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诸多挑战。以养老保障为例，孙祁祥和朱俊生（2008）认为，我国人口结构与该项制度之间存在“五大矛盾”：一是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与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制度之间的矛盾；二是老龄化程度严重与养老保险低覆盖之间的矛盾；三是老年人口贫困与养老保障水平降低之间的矛盾；四是人口转变进程的区城差异与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提高之间的矛盾；五是农村更为严重的老龄化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整体缺失之间的矛盾[44]。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45]。从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如果增加“统账结合”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比例，可能会刺激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延缓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46]。此外，还有研究关注到了老龄化对老年照料、医疗保健等造成的影响。张翼（2007）指出，老龄化水平的升高已显著增加了老年抚养比，特别是对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口流出的省份来说，则是常住人口的抚养比在上升，进而导致照料老人负担的加剧[47]。蒋承和赵晓军（2009）发现，目前我国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的就业概率和工作时间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48]。张彬斌（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社会适龄劳动人口比重降低，劳动力供给将出现短缺，未来的劳动人口需要通过公共养老金计划或者家庭资助的形式承担抚养老人的责任[49]。张车伟（2010）预计，随着我国社会抚养比的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都会加大[50]。
（2）人口结构变化与教育发展
教育部门是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一国对教育投入的总体规模和结构都与该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当其受教育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时，需要增加用于教育的资源；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的总体下降和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规模的上升，会促使教育资源的总量需求上升，从而要求资源的分配格局发生调整。都阳（2009）对教育投入水平进行了国家比较，发现我国标准化后的实际公共投入为GDP的2.4%，略低于印度的2.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在教育投入结构方面，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在校生总量规模预期都呈现出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51]。立足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与比较优势的内在逻辑联系，蔡昉（2009）认为，通过深化教育，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更多积极影响，随着接受基础教育的人口（即年龄在5岁～14岁的少儿人口）规模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教育资源的制约会有明显的缓解，从而为扩大和深化教育创造有利的条件[52]。
三、研究述评和今后研究的设想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篇4
【关键词】人口/养老保险/抚养比/政策
【正文】
一、人口发展对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双重作用
（一）劳动年龄人口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的潜在规模，而就业率和就业效益制约着基金积累的增速
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此外，至少还有三大制约因素：一是从业年龄。进入劳动年龄后求职与否，实际上是养老金能否积蓄的前提；二是退休年龄。退休年龄标准的确定，实际上是继续积蓄养老金或支用养老金的选择；三是就业率和就业效益。这影响着养老基金筹集的规模与效率。
（二）老年人口对社会养老提出强烈要求，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制约作用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的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烈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机制运行及其发展趋势
（一）近几年来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八十年代改革后的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以来，呈现出两大特点：
(1)九十年代初养老基金的收入增长缓于支出增长，养老基金积累已出现萎缩迹象。笔者根据有关资料作了测算（注：高路：《社会保障应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经济日报》1995年3月28日。），我国社会养老基金的收支情况，1993年比上年增收7%，增支12%，积累减少24.8%；1994年又比上年增收26%，增支30%，积累又减少约8%。另据财政决算统计，到1995年底，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943.27亿元，支出829.5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365.28%和381.46%，支出增长幅度均明显高于收入增幅，虽然积累总额在增长，但年度余额却在明显下降。应当说，在目前养老负担还较轻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不正常的。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一是长期实行松散的、高比例缴费豁免和因高缴费率而伴之高拒缴率的缴费制；二是由各种原因所致的陈帐拖欠，其中包括深化制度改革的成本和支付标准过高等因素影响；三是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及就业效益低下，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提高基金积累的时序优势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现；四是收缴面窄而征缴措施不完善；五是未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六是人口老龄化加剧，这是近年来导致养老支出急剧增长的最直接原因。
(2)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呈现出速度快、来势猛和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特点。
资料显示，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一般经历较长时间，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瑞典用了85年；最早进入老龄化的法国用了140年；而中国只有13年，而且与国外相比，我国是先于经济发展之前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见下表）
表1中国未来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预测
年份60岁以上%65岁以上%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
19918.755.6943.2413.7456.98
19959.306.1144.1614.7958.94
20009.846.7142.9415.6058.54
200510.427.2137.6616.0253.68
201011.777.7132.0317.6249.65
201514.128.8429.4021.7750.67
202215.5510.8529.1023.7752.88
202518.4712.0630.0429.4659.50
203021.9314.6430.0536.5466.59
203524.3717.6328.6541.4570.11
204026.1119.5727.3342.7070.03
204526.8719.9727.3944.4671.84
205027.4320.4328.3148.4976.80
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二个因素促成：一是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二是人均寿命的延长。
（二）未来趋势预测——我国未来面临人口增长三大高峰
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近年研究成果揭示，我国已相继面临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增长的“三线交叠增长”的非常时期：
总人口继续上升，估计到2050年将达16亿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将持续增长到2022年，达94100万人，所占比重将增长至2010年，大约占67%左右，届时从属年龄人口比下降至50%以下，社会赡养负担最轻，即从现在至2022年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最佳时期，随后从属比上升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预示着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未来一二十年我们在面临劳动人口比重和绝对量增长的同时，还将面对失业人口继续上升的趋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劳动就业战略决策的合理选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丧失的不仅仅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失去国家财力和自身养老金积累的“黄金时代”；更为严峻的是，我们还面对着人口年龄加速老化的挑战。专家们估计，未来30年我国将进入高速老龄化阶段，届时老年人口将逐年递增到3.35亿，占总人口的21.93%；此后20年间将进入人口老化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7.43%，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这一高水平上。
三、顺应我国人口变动趋势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根据本代人与后代人各自的生存发展需要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代际分配。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分配应有利于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从公平的角度上讲，这种分配应体现社会全体成员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益。所以说，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既是进行代际分配的主要形式和手段，也是政府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必须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开源增收，截流减支，提高社会养老基金的积累能力
(1)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特点，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增长的趋势，调整产业结构，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发掘和扩大费基。据资料分析，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三产中的产值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都有扩大的趋势，但总比例还远低于国际水平。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50%-60%之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超过35%，我国1996年为31.1%，处于较低水平，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也仅26%左右，发展余地很大。另外，我国劳动人口的素质结构特点，决定了我们在规划未来一二十年发展战略时所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必须确立合理的经济技术结构来顺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最大可能地提供和增强吸纳劳动力的机会与能力，为形成充裕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来源创造必要的条件。根据经济学原理，当资源被充分有效地利用时的产出水平是潜在的国民收入水平；因此，要实现潜在的养老基金收入水平，其关键是要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依据比较优势来调整和发展产业，通过提高就业率与提高就业效益来不断发掘和扩大费基。
(2)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拓展就业新领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增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功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农村。据国情研究小组的《关于农村长期发展几个问题的系统研究》报告揭示，2000年农村劳动人口为6.6亿，届时农村总劳动力需求仅为2.79亿，潜在失业人口为3.1亿（注：《杭州日报》1996年4月1日。），按劳动参与率85%计，实际失业人口将达2.82亿；另据《经济学消息报》报道，未来5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与现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将达2.14亿人，5年中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同期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尚有1600万人失业，“九五”末期的城镇失业率将高达7.4%，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失业率就已达到5-8%（注：刘国光：《中国经济适度快速稳定增长的理论与对策》《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第5页。），因此现有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量是极其有限的，而几亿农村潜在失业大军将是未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危机所在。据国家民政部完成的《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报告显示，到200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将达到24.5%，按总人口12.76亿计，城市人口将有3.1亿；到2010年估计达13.96亿，城市人口比重为31.5%。可见，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力，变劳动力资源优势为经济发展优势的根本途径就是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拓展就业新领域。这既是实现农村社会基本养老、提高农民自身养老能力，真正摒弃生育旧观念的前提，也是今后较长时期内趋利避害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所在。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宝贵的资源，只有有效的加以开发和利用，才能使其创造出物质财富为人类所用。国际上，有不少国家都有农民必须参加社会基本养老的义务要求和规定。我国是农业大国，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村人口，是我国社会养老基金积累的根本性源泉，有着拓展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能。
(3)实行劳动预备制，提高就业效益，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据统计，目前我国15-24岁的青年中就业的比例正在降低，求学比例显著提高，并有逐步增长的趋势，1995年为19.13%，1996年上升为20.5%（注：《我国15-24岁青年就业比例下降就学比例上升》《杭州日报》1997年4月7日。），1993年就业人口平均年龄已达36岁左右，比1990年提高1岁，比1978年提高5岁，在国外，一般发达国家由于大、中学在校人口比重大，所以总人口就业率比较高，而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则往往较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相反，通常是劳动人口就业率高，而总人口就业率低。两者的衡量结果可相差10个百分点之巨。当今中国基本上是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并有趋于前者的倾向。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和发展，这种倾向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从目前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以上，而中国仅为30%左右（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辉煌的20年（三）），《浙江日报》1998年9月25日。）的现状来看，这种变化对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不同学历劳动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是极为有利的，因此除了在政策上要建立激励人们受教育的分配机制外，更有在制度上加以规范的必要。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未来30年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时期，到2016年将达到最高峰8.7亿人，到2030年，我国小、中、大学年龄段的学龄人口之和将在3亿以上。因此，对新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实行劳动预备教育制度，是安置就业向素质就业转化的必由之路，不能将其视为只是个缓解就业矛盾的权宜之计，要把它作为提高就业效益、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坚持下去。
(4)实行统一工作年限的退休制度，或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据报道，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8.9岁，高于世界平均63.2岁的水平（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比较》，《上海证券报》1998年3月11日。）。健康寿命的延长有可能会降低成本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劳动力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分别与衰老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直接成本是医疗费用，间接成本是退休金。健康寿命延长意味着工作年限的延长将成为可能，总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会下降。在德国从1972年起就已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凡年满63岁男性，可自行决定是继续工作，还是退休，并从2000年起，把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3岁提高到65岁；意大利已准备把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女性55岁分别逐步提高到65岁和60岁；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我国实行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年龄制，与那些预期寿命与我国同水准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普遍较低。从而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是退休人口大量隐性就业；二是退休时工龄越长养老待遇往往也就越优。前一现象使我们无法真实地了解、反映和掌握当前的就业状况；后一现象也就意味着求学时间越长退休时比同龄人的养老金会更低，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因此，我们建议考虑实行统一工作年限的退休制度，或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五：一是老有所为，于健康有益，延年益寿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能有效合理使用人力资源，特别是将资深学者、科技工作者的耗损浪费减少到最小程度；三是有利于增强人们自身养老的意识与能力，既可减轻国家负担，也有助于建立起激励人们受教育的收入分配机制；四是变隐性就业为显性就业既不新增就业压力，又能客观反映我国从业人员结构及就业状况，实现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目标向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目标的过渡，以促成整体国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五是有利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根据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原则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发掘新费源，实现保费的潜在收入水平。
（二）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
(1)实施人口战略，有效控制人口老龄化。
我国政府从1980年起实行“普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这并非永久之计，若持续五六十年以上普遍生育一个孩子，带给我们的又将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年龄结构问题，目前客观上又有尽可能地缓和人口老龄化的要求。国内外相近人口预测表明，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可达13亿，2010年为14亿，此时总生育率若达到并保持2.10的更替水平，则到2050年人口零增长时人口可达16亿左右。然而，在我国事实上的独生子女远末达到“普遍”程度。就此而言，超生的子女为父母时仍实行一胎率，既对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完全必要，且具公平意义。若如此，2010年的更替水平就仍在2.00以下，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将会提前，人口峰值将低于16亿，而老少比则将有所抬高，养老负担率大致由1990年的1/7，提高到2000年的1/6，而2010年、2030年将分别达到约1/4和1/3，这也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势必还要加快。继续控制人口总量和延缓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同时要我们去面对。如何制定下世纪人口发展战略，将是决定今后社会养老保险运行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应慎之又慎。
(2)抓紧有利时机提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根据中国目前的现实，要使养老保险制度真正走出困境，最关键的措施除了扩大养老保险费的费基外，还必须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任何改革都有个时机的选择与成本的权衡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正面临着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极好时机。因为与那些进行过类似改革的国家相比，我国现在的成本是较低的，因而承担相应费用的能力也相对较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率仍然是较低的（见表1），依据“1994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至1994年底，全国离、退休人数与职工之比为1:5.1，可见，我国目前的赡养、养老负担均较轻；二是目前人们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高涨，多层次养老需求旺盛，自身养老意识普遍增强，这也将使合理负担社会养老费用成为可能。为此，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可能快地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使社会养老保险的长期成本降到最低。从理论上讲，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福利保障之一，是人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力之一，同时也体现为权益对等的一种分配关系；从制度的运行效果看，唯有实现了广覆盖，社会养老保险方能真正显示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从我国的国情分析，自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据1997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我国农村86637万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4258万，占28%；15-64岁为56947万，占65.73%；65岁以上人口为5432万，占6.27%。这表明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已进入成年型后期阶段，到下世纪初将进入老年型阶段（注：《我国农村人口年龄渐入老年型阶段》，《中国信息报》1998年4月1日。）。另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从我国目前城镇的社会基本养老尚未全面覆盖的现状来看，为确保到本世纪末，全国各类企业职工都能享受到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就必须提高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此基础上，须将覆盖面从城镇逐步向乡村延伸，无论是从实施社会养老保险的长期战略意义上讲，还是从目前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城乡差别和落实人口控制目标的政策需要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①《1996年中国财政年鉴》。
②刘炳杰：《对人口趋势与税收增长的战略思考》，《税务研究》1996年第5期。
③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决策选择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1期。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篇5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十三五”背景下我国的老龄化发展问题研究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方式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机构养老的现状及对策分析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思考当前所在位置：]
（一）世界人口老龄化现状
由于人类整体的结构从以前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逐渐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转化，使老龄人口的所占比例逐年提高。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图1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图
同时，老龄化正在从“量变”向“质变”转变，老龄人口群体本身的平均年龄在逐渐增长，即老龄人口中高龄人口比例上升。从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图1）可知在未来几十年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快速增加，而与此同时8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也在增长，人口呈现出了高龄化。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2006年发表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道》，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逐步入老龄化社会，现在的中国正处在快速老龄化的阶段。
表1
从表1可看出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正在高速增长，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同时数据还显示出0-14岁的低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不断下降，其年增长率也在下降。老年人人口比例的上升和低龄人口比例的下降加剧了我国老幼比例的增长，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进一步凸显。
图2中国老幼人口比例变化图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原因分析
1、政策因素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主张“人多力量大”，人口数量一度暴增。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成为了基本国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存在着一定的增长惯性，因此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依旧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到了21世纪初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开始逐渐显现，我国出生率的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出生率的减缓使得老年人口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重开始增加。
生活水平提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环境的改善、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也随之得到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在发生改变。现在人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越来越重视，养生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参加各种锻炼，做好预防疾病的防范措施，积极配合治疗，这些都使得人均寿命延长。长寿使得年均死亡率下降，从而使老龄人口比重增加。
3、医疗水平提高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医疗水平、医疗条件也在不断提高，许多疾病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医疗保障制度也在逐步完善之中，对解决老年人晚年医疗问题有很大的帮助，这些都降低了死亡率。
在逐渐减缓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重影响下，使我国老龄人口在数量上呈绝对数的增加，在比例上呈相对数的上升。
老龄化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1、影响金融产品创新方向
老年人的低风险偏好使其更偏向于收入稳定的金融理财产品，如国债、经营较好的公司债券等。针对老年人的需求，金融产品的创新方向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近年来，人寿保险、老年医疗保险、个人住院医疗保险等适合老年人的保险产品不断增多。如在2012年的“两会”中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原总裁杨超就提出了老年护理保险的提案[资料来源：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应对老龄化挑战，]。可见人口老龄化对金融产品的创新方向具有一定影响。
2、影响金融机构服务方向
在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投资受到其自身的专业知识限制、可投资金额的限制，使得其对投资咨询和信托的需求增加，因此金融机构的投资咨询、储蓄业务和信托业务会有所增加。如中信银行在2010年就推出了老年人专属的银行卡“七彩华龄卡”，为老年人提供更专业、更周到的金融业务服务。
3、影响社会企业筹资方式
目前，我国大多企业的筹资方式倾向于发行股票。但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市场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而失去一部分的资金来源。一方面股票市场的资金总供给减少，使股价下跌，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可能会调整股利政策，增加现金股利的分红，使筹资成本增加。而与此同时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增加，相对而言企业的筹资成本较低，因此这些企业主要的筹资方式可能会从股票筹资转向传统的债务融资。
（二）造成内需疲软
由于种种原因老人的消费水平偏低，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容易出现内需疲软现象。
首先，随着生活经验和消费经验的逐渐累积，老人在购物时会充分考虑自己对某商品的需求度和购买能力，然后再做出是否购买的决定，这与年轻人购物习惯相比理智许多。除基本生活必需品外，老人对其余物品的消费需求不大，随着老龄化下老年人口的增加，必然使得整个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量降低。
其次，老人的收入来源相对年轻人较为有限，大部分依靠退休金和家庭成员的供养。由于老人的收入水平较低，可支配的收入也较低，因此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会下降。
再次，大部分老人属于风险规避者，银行储蓄等保守型投资将成为老年人最普遍的理财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可贷资金供给在增加，但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却没有同步上升。这就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进而使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内需自然会出现疲软现象。
（三）增大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压力
1、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且平均寿命的延长将影响财富的再分配问题。目前我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而人口老龄化却在加速。为了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年轻一代因为赡养而造成的经济压力，国家财政在保障老人基本生活方面的财政支出势必有所增加，增大了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压力。同时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其总体的数额也在不断扩大。这都充分说明了老龄化背景下老龄人口增加给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
2、对于保险机构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成为越来越热门的一个险种。为了使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也为了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购买了商业性养老保险，这对保险机构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与此同时，由于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参保人数增多，保险机构需要支付的保险金总额和需要提取的准备金也会增加。随之而来的资金运营、业务设置等如何与老龄化社会相匹配将是保险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
（五）提升机构投资者地位
在老龄化社会中性业务将会逐渐增加。因为相对于那些只拥有闲散的资金和较少的投资经验的老年人而言，机构投资者有着技术优势、资金支持和规模效应等使其能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因此老年人更愿意把资金交由专业机构投资者来进行投资。故而相对于其他社会形态而言，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老龄化社会中的投资地位将会提高。
建议
（一）加强老龄金融产品创新
当前适合老年人投资的金融产品并不是很多。主要停留在国债、养老基金、养老保险等传统产品上，导致部分老年人有闲置资金但找不到合适的金融产品。因此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强相关方面的金融创新，结合老年人的投资特色、性格特点、资金数额等方面推出适合老年人口投资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挖掘老年人市场。
（二）鼓励老年人适度投资理财
虽然老年人的收入来源有限，但由于其消费支出水平也较低，因此很多老年人仍持有一定的闲散资金。基于老年人的资金实力、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鼓励老人进行个人理财活动，选择适当的风险较低，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既能加速资金流通，促进经济发展，又能拉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还能使老人的财富得到保值甚至增值，进而丰富老人的晚年生活，提高生活品质。
（三）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因此应尽快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包括加快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养老金保险制度等的建设。使老年人能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用”，保障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同时，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同时还应该根据实际国情做出调整，完善社会福利的再分配制度，兼顾公平与效率，保障老年人的正常晚年生活，同时尽可能合理分摊由老龄化给年轻一代和整个社会带来的压力。
（四）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
老龄化社会中机构投资者的地位提高，为了避免出现垄断、操纵市场、黑市交易等不良现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督管理，尽量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带来的危害。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加强执法力度，做到违法必究。加强人们的法制意识，做到人人知法，自觉守法，严格执法。其次要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从根本上减少风险。同时机构要完善内部监管体系，加强内部监管力度。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力量，建立嘉奖机制，对于如实举报揭发者可以给予一定的奖励，调动人们监管的热情。通过切实落实以上几点，最终实现内部监管、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管的全方位监管体系，从而使得老年人的投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五）加大银色产业金融支持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银色产业[银色产业是指从第一、二、三产业派生出来的新兴的综合性的特殊行业，是专门为老年人生产和提品和服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需求的各行业的集成和集合。]将成为朝阳产业。金融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在银色产业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目前看来银色产业中的金融支持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很好的发挥。因此对于银色产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加以扶持，在财政拨款、税收和利率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从而使银色产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燕．我国高房价的利益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1（3）：30-33．
[2]夏淼，吴义根．人口老龄化与我国金融机构的变迁[J]．西北人口，2011（2）：124-129．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
摘要为了使成都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变负面作用为正面效应，促进成都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通过对成都市人口数量、成都市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以及体育老年人口的体育参与现状进行研究和分析。结果显示成都市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多年，老年人健康水平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减，老年体育人口数量随着年龄增长呈逐步下降趋势，提出如何促进成都地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建议。
关键词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老年体育
一、前言
按联合国的标准，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体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和过程。它是由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等人口自然变动因素所促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总比例达到7%，就表明这一人口总体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将对成都的城市发展产生许多深刻的影响。
2002年4月12日联合国第2届世界老龄大会政治宣言对积极老龄化的界定是：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益的过程[5]，据统计，我国老龄人口平均带病期13.68年，他们的患病率远远高于其他人群，而康复期却非常缓慢。我国的老龄健康整体状况较差，因此开展老年人社区体育服务活动，科学合理地组织和指导老年人从事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促进作用。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成都市年轻老人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样的地区涉及锦江区、青羊区和武侯区。
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专家访谈法，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收回164份。效度检验：通过本领域内2位专家对问卷调查进行效度检验，认定率为82%。
三、结果与分析
（一）目前成都市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
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与年龄这种反比例关系表明长寿和健康难以兼顾的客观规律。从表1我们可以得出不进行经常体育锻炼老年人在70岁以上的阶段自我健康感觉开始显著下降，在71-75岁年龄组近40%的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满意，到了76-80岁组中有接近50%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满意。根据杜鹏教授等人所作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保持积极的心态，善于调控情绪无疑会促进实现延缓老龄化。那么，为了提高健康老年人的比例和提高个体老年人健康质量，老年体育和社区体育的作用就应该得到重视。
（二）成都市老年人口体育参与现状与分析
1．成都市老年人口体育目的与运动时间带研究
老年体育人口较多的选择在上午的6-8点钟进行锻炼，而早晨刚起来时，人体各脏器的运转仍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候锻炼，对于心血管功能比较脆弱的人来说是较危险的。所以老年人的运动时间带应在下午的5-7点钟进行，这时不仅人体机能能力充分动员，而且这个时间的植物在光合作用下多排出的氧气最多。
2．成都市老年人口体育健身场所与社会体育需求研究
老年体育人口不仅有着强烈健身的愿望，而且在他们对社会体育需求上反映出较为集中的需求有三个：一是在住宅社区附近建设基础的体育锻炼设施，根据老年人的特点进行建设，满足老年人特殊的健身需求；二是多数老年人表示希望在锻炼和非锻炼的时候都有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工作人员从旁指导以及普及一些体育锻炼的基础知识；三是学校的体育资源应该更加开放，应该在不影响学校生活正常秩序下对老年人进行开放。通过以上途径可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
（三）发展成都老年人参与社区体育对积极老龄化的现实意义
20世界9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以“生命已经增加了岁月，现在我们必须给岁月以生命”这句格言来提醒我们，人口的寿命增长得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证寿命的质量。身体健康是晚年幸福的基本条件，老年人对健康都有强烈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理机能和身体活动能力逐步下降，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减弱。因此开展社区体育服务活动，科学的指导和组织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有利于促进和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成都市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十二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成都在一到两年即进入超老龄社会。（2）目前进入老龄化阶段的成都居民都显示出较为强烈的健身和锻炼的动机以及行为，但是活动方法、形式、内容层次、以及运动时间带都出现了不科学的因素。（3）成都市老年人各个年龄组参加体育锻炼与身体健康自评感受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与参见锻炼的频率和老年人自身健康水平的下降高度相关。
（二）建议
（1）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和体育政策的时候要用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思维来指导，根据老年人口参与体育的特殊性，将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纳入政府的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纲要中，积极鼓励引导和支持老年人健康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改善老年人健身年龄和质量。
（2）提高体育对老龄化问题积极影响的认识。要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强调成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严峻性，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紧迫性，要提高各级政府和领导以及群众在思想上社区体育对促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体育老龄化意识。
（3）学校和科研机构要加强对老年人健康研究的投入，提高老年人在学校进行体育锻炼的兴趣。注重培养具有体育与健康专业知识的社会指导人员，在提高这些专业人员的数量的同时提高其质量，从而对老年人健身进行科学的，持续的指导和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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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篇7
四川省系全国省级户籍人口第三、常住人口第四、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农业大省，于1997年早于全国二年进入人口老龄化。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四川省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310.6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的16.30%。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880.2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的10.95%，高出全国2.08个百分点。从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省人口比重看，四川省位居全国省级第二位，仅次于重庆市。2000年至2010年，四川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由937.95万人增至1310.67万人，年均递增率为3.40%。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数据1.377基础上，参照《四川省“十二五”人口发展规划》提出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进行修正后，按总和生育率1.505进行预测，计算出人口老龄化30年发展的趋势（见表1）。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四川省常住人口出生率为8.93‰，死亡率为6.62‰，自然增长率为2.31‰，老龄化率为16.30%。与2000年相比，前三项指标均有所下降，而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比重却上升了4.9个百分点。四川省人口已经进入“三低一高”时期，即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高老龄化率。
四川省人口老龄化特征
四川省近30年人口老龄化将逐年加重
按照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505计算预测，尽管在2022年前后，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有一个小的波谷，但总体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10～204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2.22%。且65周岁及以上人口在同期与60周岁及以上人口相比，反而呈上升趋势。到2036年，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到2609.33万人的峰值，届时将占总人口的32.97%。
老年人口基数大，高龄化程度加重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80周岁及以上高龄人口为195.74万人，占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4.93%。而且近30年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到2037年80周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将达峰值，届时占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的18.96%。
老龄化程度区域、城乡间差距大
一是西低中高的区域差异。川中的资阳、眉山等地的老龄化程度较高，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12%以上；而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只占当地总人口数的7.5%。二是城乡老年人口的差异。2010年城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290.82万人，占全省老年人口的33.04%，乡村老龄人口为589.47万人，占全省老龄人口的66.96%；而2010年四川城镇65岁及以上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例为6.64%，乡村为10.83%，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仍然高于城镇。
老年人家庭空巢率持续上升
随着家庭小型化以及独生子女父母数量不断增加，空巢家庭越来越多。2010年纯老年人口家庭数为22.46万；2005年至2010年，纯老家庭人数增加了19万人，增幅约为26%，其中单身独居老人增加1.8万人，增幅约为11%。另据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95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32人减少0.37人。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比例较高
据2010年对四川省1市6县18个养老机构的近百名老年人抽样问卷和走访调查，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比例达到37%。
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世界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者富老同步。而四川和中国大多数省份一样，属于未富先老。1997年四川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当年四川人均GDP为4017.09元，约合485.45美元。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相伴随，与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收入差异扩大相重叠，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相交织，给四川省应对人口老龄化增加了难度。
四川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
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挑战社会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同时进行，加之历史欠账形成沉重的转轨成本，导致相当部分老年人无制度保障，或者实际保障覆盖面窄和低水平保障。老年人是社会医疗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医疗费用支出逐年增加。
老年负担系数的持续攀升挑战经济发展
老年负担系数这里使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例。2011年四川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为15.81%，2015年上升到18.83%，2022年进一步上升到24.44%（见图1）。
图12011～2022年四川老年负担系数变化趋势图
未来10年中的前4年，老年负担系数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趋势基本一致，但是后5年老年负担系数的上升快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养老负担将进一步加重，给经济发展带来挑战。
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需求挑战社会管理
随着老年群体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等需求对量和质的要求都越来越高。社会管理如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需求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
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挑战养老模式
我国传统的养老是家庭养老。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1∶2∶4的家庭结构越来越突出，一对夫妻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同时，还要赡养四个甚至更多的老人。
而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健康状况逐渐下降，长期护理照料问题突出，年轻夫妇要承受工作、抚养子女和照料老人的多重压力，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养老服务业
树立人口老龄化意识，贯彻积极老龄化战略
加强人口老龄化宣传，树立人口老龄化意识；将老龄工作切实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让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变成现实；加强老龄问题战略研究，为政府制定老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努力实现社会保障体制全覆盖
健全完善老年人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困难老年人家庭救助制度；积极推动老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发展；切实保障老年人权益；探索建立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
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满足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符合四川实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老龄产业。加强老年消费产业和市场的培育、监管，积极培育老年服装业、老年饮食业、老年营养保健业、老年文化娱乐业和老年旅游业等消费市场；创新开展异地养老、以房养老、“候鸟式”养老等产业新模式。
建立适应积极老龄化战略要求的体制机制
可通过理顺体制机制，加强经费保障和推进老年群众组织方面加强引导。
其中在老年群众组织方面，截止2011年底，四川省共有县（市、区）级、乡（镇、街道）、村（社区）老年协会22061个，会员超过418.09万人，其他老年群众组织1454个，参加人员58.57万人。老年群众组织是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载体，在维护老年人权益、为老服务、老年互助、老年教育、文体活动、老有所为、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加强农村老龄工作，让农村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四川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总数的60%以上，再加上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致使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远比城镇高，形成显著的城乡倒置。农村老龄工作相对较弱，老龄基础服务设施匮乏，养老、医疗保险服务等欠缺。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篇8
关键词：老龄化；劳动力；供给
人口老龄化指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增加，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渐缩小的现象。劳动力供给一个后果是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导致整个劳动力人口中高年龄人口比重增加和低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总体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根本改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过程。
一、广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特点
据2005年人口抽样，广东65岁及以上人口656.8万人，比2000年增长24.8%。按人口老龄化标准衡量，2000年之后广东省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其进程较其他省份稍慢，主要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吸引大量外省人口迁移，尤其是引进年轻劳动年龄人口而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广东调查显示，老年人发展、分布特点是：
1.老年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并呈现出中、高龄化趋势。通常以65—80岁及以上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来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十五”时期，广东老年人口净增147.57万人，增长27.6%，老年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全省总人口的增长率；2000—2005年，低龄组（60—69岁）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9个百分点，中龄组（70—79岁）和高龄组（80岁以上）人群则分别上升2.68、1.2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结构呈现出中、高龄化，高龄化比重迅速增长。
2.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出现人口老龄化。15—65岁劳动人口规模从2000年的4933万人，预计到2030年达到6200万人左右，其人口比重也达到70％左右。从数量和比重来看，目前广东省劳动力供给相对比较富余，但劳动内部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0—14岁少年比重从2000年的27.15％下降到2030年15％左右，数量由2000年的2033万人降到2030年的1500万左右，呈明显的递减趋势。65岁人口比重和数量明显上升，从2000年523万上升到2004年的2000万左右，比重也从7％左右提升到20％左右。其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劳动力增加供给幅度和少年儿童递减速度。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人口老龄化。
3.珠江三角洲人口老龄化低于粤东、西、北。2000年，广东省老年人口中，珠江三角洲地区老年人口占总量32．8％，粤西占27．9％，粤北占19．5％，粤东地区占18．5％。除江门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都低于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而粤北、粤西60岁以上老年人口都超了10％的老年型人口标准；粤东已经达到老年型人口标准。从四大区域整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6．4％，粤东为9．4％，粤北地区为12．2％，粤西地区为10．96％。也就是说，粤北、粤西地区已经步入了老年型社会行列，“未富先老”情况严重，而粤东也即将进入老年型社会，相比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区离老年型社会还有一段距离。
二、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发展趋势预测
为揭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老年人口及劳动力进行预测。根据生育水平和模式的不同，死亡模式假设、人口迁移模式假设、人口流动假设和出生性别保持不变，引用方案：中生育率假设＋死亡率假设＋迁移假设＋流动人口假设。此方案在对广东省2000—2040年老年人口的人数规模和比重分析后，提出未来广东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未来40年中，广东总人口仍然增长，但老年人口比重占整体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从未来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看，人口结构比例严重失衡，劳动力参与率降低，对人口和经济生产都有极大挑战。
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少年儿童比重过轻，预示未来劳动力资源供给出现短缺。
“十一五”期间广东户籍人口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634万人，2010—2022年间，老年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加速扩大，年均增加26万人。2022年老年人口规模为900万人，20世纪50—7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将开始进入老龄，2022年是老年人口数量增长最快时期，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少年儿童人数比重下降，假如出生率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少年儿童比重持续下降，长期必然会导致总人口缩减，劳动力供给的严重短缺，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从区域看，珠江三角洲老龄化速度慢、程度轻，而粤东、粤西、粤北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重。受迁移和流动人口的影响，粤北迁出人口和流出人口多，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都最高，2005年高达8．5％～8．6％，2010年超过9％，2022年达到11％以上。珠三角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最低，2005年为5.4％，2010年为5.7％，2022年可达到8.8％，明显低于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粤东和粤西老龄化程度和速度的变化介于珠三角和粤北之间。但无论哪个区域，21世纪30年代以后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状态，粤东、粤西老龄化程度在2040年后将达到15％～20％，粤北和珠三角达20％以上。
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家庭和社会抚养老人的负担加重。衡量社会对老年人口的负担，采用老年抚养系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反映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抚养与被抚养程度和数量上的关系。
1.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是劳动适龄人口总抚养负担加重的主要因素。人口结构预测和人口抚养比可知：15～65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一直增加，从数量看，劳动力供给还算充裕，对广东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供给，随劳动力供给的迅速减少，其劳动力数量也随之减少。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2022年将占总劳动人口数71.72％，其比值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到2040年达60%左右，且更有递减的趋势，低年龄人口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
2.人口高龄化、农村老年人口增多使社会老人抚养负担愈加沉重。高龄老人的抚养将成为老年人抚养问题的难点。高龄老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生活照料、日常保健和疾病护理等方面，需要更好的社会和社区专业化服务。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和比重都高于城市，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既无退休保障，又绝大部分不在社会养老保障网络的覆盖范围，农村老人的供养只能更多依赖子女，这无疑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2005年农村、城市老年抚养率分别为43.4％、29.3%，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城镇和城市，农村老年抚养比可能有再上升的趋势。
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给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结构中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员比例将上升，而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下降，造成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老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传统的产业和技术遭淘汰，不断引进新技术手段和工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主要是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就更为明显，有技术有文化的青年劳动力需求旺盛，而没有文化，技术落后的老年劳动力将会过剩，面临着失业，再就业也非常困难，对未来劳动力供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劳动力供给和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思考
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逐步减缓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平衡。可在一段时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人口增长转变，也可通过调整适当生育政策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广东省人口结构还在进入老龄化路上，需要一段时间才充分进入老龄化阶段。通过科学推断，在生育低峰时间内适当调整生育政策，可填补老龄化后的劳动力空缺。另外，人口中少年儿童数量越来越少，必然对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同时造成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越来加重。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合理生育对象多生、优生，逐步改善人口结构，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
2.把握人口红利机遇，适当引进外来工，填补劳动力短缺，分担人口老龄化压力。一般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做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由于大量青壮年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使广东成为人口红利的直接受益者，“未富先老”的状态要比全国其他地区轻，其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也比全国早到来，延续的时间比全国更长。人口年龄结构低负担的“黄金”时期，受惠于人口红利阶段。广东仍然要适当引进外来人口，同时，对外来人口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合理有序引进所需劳动力资源。对人才资源上，鼓励外地人才的流入特别是紧缺人才的引进，合理优化人才引进结构。
3.逐步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广东省老龄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老龄化时间的到来前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吸引全国劳动力优秀资源，并且优化配置各个行业和区域，防止人口集中珠三角地区。特别是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减少对劳动力需求。广东的劳动力供给形势决定今后不能走劳动力密集行发展之路，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资金、技术密集行的先进制造和现代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行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加快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力。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1篇9
关键词：人口自然增长率；中国社会现代化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步要比先行国家大概晚了150多年，直到20世纪末期才走上正轨。然而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步入正轨后中国在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此，我仅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指标来分析中国社会现代化。
一、我国人口自然率的现状及所引发的问题和对策
（一）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自1987年C2010年的情况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发现，在1987年C2010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趋势正是社会现代化中人口与健康领域的显著标志。中国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87年后至今逐渐呈现下降趋势，这代表中国在进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在逐步走向成功。
（二）引发的相关问题及对策
然而这也势必会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现象。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从1990年的6299万增加到2000年的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5.57%上升为6.69%，同时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而在此过程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到2040年将增加到7400多万人，充分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快速。这将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并进而对中国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产生巨大冲击。面对如此问题，我国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现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
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是世界社会现代化的事实与长期趋势，这表明人均预期寿命和健康寿命在不断延长，这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有力佐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反映。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快速下降这使得我国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出现缺陷。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包括廉价的劳动力，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基本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大家建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独生子女，他们认同“少生重点培养”的观念，因此我国老年人随着医疗设施的进步，寿命在延长，然而新生儿率却在降低，这无疑出现了“供给”不平衡的状态，给我国劳动力的缺失带来根本上的困境，从而给那些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竞争力的企业带来困扰，虽然我们知道这些企业应该发展核心竞争力，但在我国经济发展尚未完善的阶段，我们应该对这些企业持以平常心的心态。我们也应该遇见其所处的困难境遇。再者人口自然率快速的下降，增加了老年人比重，降低新生儿的出生率，这对于家庭结构的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无不是在增加青年人承担的家庭重担。等等如此的事例都在证实着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消极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对其正确看待，而不能将其好的一面放大化、极端化。
三、计划生育的相关新政策能否改善人口自然率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是c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例如自身的经济压力、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等等，他们要考虑对于一个新生儿的投入例如教育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投资，他们要考虑自身能否承担在多余一个孩子的投入，所以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念已经在束缚着他们去考虑多生一个孩子的积极的一面，他们或许会觉得对于自身而言是一个负担。这已经从先前的“不敢生”演变为如今的“不能生”。
虽然这一新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鼓舞人们生育二胎，但是在该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则遇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国家在实施减免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制，这并不是最根本的改变政策，因为每个家庭在孩子教育的投入上已经超过了我们平时的预估。因此在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应当是我们所需要考虑的。对于此部分讨论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并不能对于全面否定，它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常讲看问题要全面，因此在对待此问题时我们也应该全面，不过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其实践过程，毕竟“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参考文献：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篇10
内容摘要:国内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受资本市场影响相当大,亟需更好的投资渠道。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随着社会化养老成为趋势,未来对养老机构床位的需求必将迅速增长,本文指出保险资金可以借助自身的优势进入养老服务市场,投资于养老机构。基于此,文章提出保险公司投资养老机构的相应策略。
关键词:保险资金老龄化养老机构投资价值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不断拓展和保险公司投资水平的不断提升,保险投资的收益率不断提高,2007年更是达到了创记录的10.9%的水平。然而,2008年全球资本市场表现不佳,这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有些保险公司甚至因为投资失误而出现亏损,2008年保险资金运用的平均收益率仅为1.9%。那么,如何寻求更适合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在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较高的盈利性,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我国已经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598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12%。人口的快速老龄化,意味着未来老年人对养老、医疗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其中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对养老机构床位的需求增长。与此同时,养老保险又是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因此,保险资金借助这一优势进入养老服务市场,必将可以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养老机构的投资价值分析
养老机构的投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政策对兴办养老机构的支持,二是养老机构的供求状况及未来的发展潜力。
(一)政府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
1999年12月,民政部颁发了《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老年人福利事业朝着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必将对今后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等11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重点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达到预期效果。2005年11月,民政部颁发《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以继续推动这一工作。
2006年2月,我国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提出了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可见,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以推动各种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二)养老机构的供求分析
1.养老机构需求日益增长。第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根据全国老龄办2006年2月的《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从2001年到2022年是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平均每年将新增596万老年人口。2022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从2022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
同时,全国几次较大规模调查数据表明,60岁以上老年人口余寿中有平均1/4左右的时间处于肌体功能受损状态,需要不同程度的照料、护理。
第二,我国人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这种趋势仍在不断延续,在城市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据全国老龄办网站数据统计,1953年家庭平均人口为4.33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大体稳定在4.23～4.43人之间。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1995年为3.7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下降幅度高达28.86%。
在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同时,空巢家庭也在大量涌现。据全国老龄办2007年12月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城市老年人独立居住的比例占49.7%,其中独居户占8.3%,夫妻户占41.4%;农村老年人独立居住的占38.3%,其中独居户占9.3%,夫妻户占29.0%。这些空巢家庭老人,其生活自理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步丧失。
目前,我国养老模式主要有三种: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由于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4-2-1”结构家庭和空巢家庭不断涌现,显然居家养老已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需要向其他养老模式转变。
第三,老年人收入日益增长。目前,老年人收入来自三个方面:养老金,以前的储蓄,子女供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由2005年的月人均714元增长到2008年的1080元。2010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将超过1200元。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相对较低,但是随着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尤其2009年6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决定,今年在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满60周岁、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农民可领取基本养老金,因此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必然不断提高。
虽然有调查表明依然有85%以上的老年人有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选择住养老院等养老机构养老的比例还较低,但由于人口的老龄化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人们观念的逐渐改变,收入的不断提高,机构养老等新兴养老方式必将越来越普及。
2.养老机构供给缺乏。在老年人对养老机构需求日益增长的同时,其供给情况却不甚理想。根据民政部2006-2008年的统计公报,这三年的养老床位分别为153.5、212.8、234.5万张,平均每百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床位分别是1.03、1.39、1.47张(见表1)。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百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床位5-7张相比,差距很大,造成许多地方排队入住养老院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北京等地区。
此外,全国老龄办的调查还表明,目前老年人口当中,大约有6%-8%的人有入住养老机构的愿望,且将逐步增加。我国现有老年人口近1.6亿,2022年将增加到2.48亿。按照6%算,2022年就需要1488万张床位,8%就需要1984万张床位。而现在全国各种养老机构的床位加在一起只有234.5万张,缺口是1253.5-1749.5万张。如果要满足机构养老的需求,就意味着在今后的12年内,平均每年需要增加养老床位104.46-145.79万张。按民政部的测算,建设中低档养老服务机构的投资额约为每张床位1万元,建设高档养老机构,平均每张标准床位的投资可以在4万元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空间,也意味着需要很多的社会资金投入。
保险公司投资养老机构的策略
(一)保险公司投资养老机构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2009年《保险法》的修改,已经为保险公司投资养老机构消除了政策障碍,但目前在各种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中,举步维艰的依然比较多,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有些政策没有落实到位。
根据国务院和民政部有关规定,目前我国民办养老院一般只能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然而,这种“身份”让民办养老机构陷入两难境地: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虽然从理论上可以享受免税等优惠政策,却意味着投资者实际上难以融资,不能进行分红,甚至连自己投资建设的都不能归自己。
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要求对社会福利机构的用地、用电、用水、电话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但是时至今日,除了免税优惠外,其他政策大多未得到有效落实。
(二)保险公司应以投资高端养老机构为主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财富逐渐积累,富裕群体的数量也在迅速扩大。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的《2009我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3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8.8万亿元人民币。
截至2008年末,有超过50%的高净值人群集中在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5省市,这5省市高净值人群人均可投资资产约为3360万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16%。其中,广东省的高净值人群数量最多,2008年末达到了4.6万人;上海市则是高净值人群人均可投资资产最高,达到约3500万元。据统计,截止2009年,我国的高净值人群(银行资产超过1000万以上的人群)已经高达32万,这一数字在过去三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同时,老龄化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的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快,富裕群体的数量也非常高,因此,保险公司投资养老机构,可以这些地区为主,建设高端养老机构,探索经验之后再向其他地区开拓。
(三)保险公司要大力吸引自己客户进入养老机构
我国保险业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养老保险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业务之一,同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客户资源。保险公司投资养老机构,可以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自己的客户进入养老机构,这是其他养老机构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四)保险公司须努力提高养老机构服务水平
目前,养老机构的服务方式、管理水平等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不是根据每个老年人的具体需求来提供服务,而是根据制度和工作程序要求机械运转,相对来讲比较缺少个性化和人情味。而养老服务产业化发展的趋势要求市场不仅要向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医等方面的服务,还应当发展符合老年人需求特点的文化娱乐服务,包括继续教育服务,增加其社会参与的机会。因此,保险公司必须努力提高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结论
综上所述,老龄化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空巢家庭的大量涌现,必然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在养老机构养老。保险公司借助自身的优势投资养老机构,一方面支持了国家解决机构养老问题,也是保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还可以为自身巨额的保险资金开辟合适的投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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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篇11
论文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养老金缺口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增长的一种趋势。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10%作为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且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速最快的国家。由此反映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伴随人口老龄化必然出现养老金支付在社会保障总支出所占比重的上升趋势，与GDP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转轨后的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来是否具有充足的偿付能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性及持续性，必须对其予以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养老金支付负担。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发展趋势及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76个百分点cssci期刊目录。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6年公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表示养老金缺口，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头20年将成为快速老龄化”阶段，随后的30年为加速老龄化”阶段，其后的50年则达到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即每10个人中就有3个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第一阶段，我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到2022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第二阶段，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第三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亿至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1.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速快
我国目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6亿，是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实现从人口成年型向人口老年型转化只用了短短的18年时间（1981～1999年），而发达国家一般持续了几十年养老金缺口，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我国老龄化发展来势之凶猛。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我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下半叶，我国将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老年人口大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2.老龄人口的城乡二元化
我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距明显，经济发达地区的老龄化程度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高于农村的发展历程不同，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超过城镇，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为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
3.老龄化先于现代化，未富先老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工业化进程和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发生的养老金缺口，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是在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的大背景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因此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另外，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之列，从此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时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一个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影响，是对一个国家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最大的挑战，主要原因就在于养老保险已成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最为庞大的开支项目。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试点,到1997年国务院正式推动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变,经过十余年的实践,目前已形成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不断完善,参保人员逐年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员也逐年增加,养老金缺口问题也日益严峻cssci期刊目录。《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表明，2004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
2002年以来,我国养老金当期缺口(当期养老金支出与养老金收入的差额)每年一直徘徊在500亿-600亿元人民币。据测算,全国基本养老金收入的15%-20%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近五年来,中央财政基本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补贴金额高达2093亿元。据有关研究表明,如果现行政策不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趋加深,社会统筹养老金赤字”将在2016年后真正凸显出来,在2035-2040年达到高峰,每年将产生1000亿元的社会统筹养老金赤字”,高峰时将累计达到8000亿-10000亿元,2050年回落至4000亿元。而据亚洲发展银行统计,目前中国养老金的资金短缺已达62亿美元,到2033年,将升至533亿美元。
三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
（一）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
我国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自于财政预算拨款。从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情况来看，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民生状况”重视和关注程度的提高，以及由于我国财政收人的逐年增加，社会保障经费的支出也在逐步扩大。2003—2008年期间，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平均年增幅近15%，但与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相比，增幅仍然较小。如果要保障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仅仅依靠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财务运行机制是很难实现的，必须依靠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政府的财政补贴是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养老金缺口，因此，应当逐步调整和优化未来中国财政支出方向，使其朝养老保险进行适当倾斜，以弥补基本养老金的巨大缺口。
（二）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尽管近年来中国一直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多支柱养老保险模式已经形成,然而相对于基本养老保险计划而言,第二层次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和第三层次的个人储蓄计划的发展明显滞后。由于这两个支柱过于薄弱,也大大限制了它们在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应有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负担。因此,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尤其是加快推动第二、第三层次的养老保险计划,是实现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三）确保养老金保值增值
目前，我国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基础上的特殊的部分积累筹资模式，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这客观上就要求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有偿运营，以化解通货膨胀对养老基金造成的贬值和基金支出负担增加的风险。因此，必须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较为广泛的投资，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资本市场不完善，金融风险较大，在选择投资产品时必须把安全性原则放在首位，注意防范各种风险。
（四）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严把提前退休关在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多数学者对退休年龄偏低及其造成的养老基金压力已达成共识cssci期刊目录。但对于是否应提高退休年龄，大家的观点并不统一。我国在经济结构转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就业机会有限，短期内大幅度地提高退休年龄确实会带来就业压力。但从长远角度看养老金缺口，提高退休年龄势在必行。延迟退休年龄既可增加养老基金的积累年限，又可相对减少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有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
严禁提前退休。提前退休可对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严重侵蚀，是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应严把提前退休关。同时可以适当推行弹性退休制，在一定年限范围内，允许员工在退休或继续工作两者间进行选择，采取灵活多样的做法，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以期实现既减轻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又能均衡劳动力市场的双重目标。
（五）加快制定并颁布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法》
养老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项目，制定并颁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养老保险法》关系到养老保障改革的兴衰成败，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养老金支付、养老金运营和监管，做到有法可依，养老保险制度才不至于滑出正常轨道，才能确保养老保障制度规范有序地运行，为养老保障制度创造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建立起长效机制。
总之，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养老金的收支缺口必然呈加大的趋势养老金缺口，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近年来，中国从未停止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步伐，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不足，逐年扩大的资金缺口已使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鉴于此，我们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养老基金的预先积累，建立起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多层次，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管理规范化，可持续运行的养老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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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范文篇12
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得到日益凸显。一方面，在和平环境下，我国医疗卫生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使得人口死亡率获得大幅降低，老龄化呈现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也促进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首先，我国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的过快增长便得到了抑制。1978年，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后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却是边得到了基本控制。其次，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的生育愿望同样发生了改变，两者均说明了生育率下降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当前是人口第一大国，并且人口仍处于持续膨胀趋势，一方面是总数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人口平均寿命持续延长，所以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在人口老龄化愈演愈烈，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对策任重道远。
二、目前我国老龄化现状及对消费需求的主要影响
目前，我国老龄化现状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首先，人口老龄化区域城乡发展并不均衡。在经济区域性发展的影响下，我国人口老龄化大多呈现地区间不平衡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已超10%，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却低于5%，其中的大多数地区仍属于典型年轻型人口结构。除此以外，大多数的老年人口被分布在农村，而农村却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缺乏必要社会保障，老龄化问题的处理压力相对城镇更为突出。其次，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截至目前为止，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大约有2.12亿人，占据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大约有1.38亿人，占总人口的10.1%。所以，由此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尤其是老年人口数量问题，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再次，我国的老龄人口呈现高龄化趋势，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所占比重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最后，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据推测，1990年至2022年，我国老龄人口递增速度则大约为3.3%，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速度最快，而且其还将继续保持这样一个较快速度。我国老龄化现状对于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的老龄人口呈现高龄化趋势决定社会服务消费需求的扩张。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们身体各项机能呈现下降趋势，各种疾病趁虚而入，老年人需要依赖多方面的照顾。但是当前大多数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所以单纯依靠家庭成员照料老人，已经无法实现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其需要社会付出更多的照料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例如开设养老院，聘请陪护等等。老年人口对于社会服务需求的增加，将导致其消费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其次，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使得医疗保健消费需求获得提高。大多数老年人均患有很多的慢性病，这使得老年人心理压力增加，急需医疗保健方面可以提供更好保障。除此以外，伴随空巢老人数量增加，许多高龄老人开始重视自身健康问题，在自身自我保护意识加强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最后，老年人在基本生活方面的消费比重逐步下降，精神层面需求获得不断提升。在老年人退休后，多多少少会感到些许落差，其希望通过各种途径缓解内心不安，对于一些生活有保障，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愿意接受全新消费观念，将消费比重向精神文化方面倾斜，在开阔眼界同时放松身心，充实生活。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和意义
消费需求包含个人消费以及公共消费两个层面，而个人消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不断采取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才能有效规避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具有巨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其较大的老年消费潜力急需进一步挖掘。所以，大力发展老年产业以及开发老年消费品市场，在仍未消除世界金融危机产生影响的今天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生活水平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是由低到高、分层次的，它们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许多即将步入老年社会的中年人或者已经成为的老年人已经不再满足于粗浅的茶饭以及粗旧的衣房，其希望能够享受到更为营养的食物、更为新潮的服装、更为舒适的住宅，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中安稳度日。所以，采取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对于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大有裨益，其不仅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更能够盘活老年市场，带动相关产业持续稳步发展，为解决我国现今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经济影响奠定坚实基础。
2.有利于提升国内消费水平
虽然已到垂暮之年，但是老年人口仍然具备着较大的购买力。2010年，我国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总额已经超过8000亿元，不难推测到2022年，我国退休金额将持续增长至28000亿元，2030年可超73000亿元。除此以外，大多数的老年人在青壮年期间还将储存相当数量的存款，以备不时之需。所以，综其两个方面可以发现，老年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部分具有着不输青年人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我国老年人还具备很强的购买欲望。现今“花钱买潇洒，花钱买健康”正成为老年人追求的潮流。扩大消费需求使得我国消费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3.有利于促进就业
在老年人市场中扩大其消费需求，不仅可以维护老年人利益，同时可以在我国老年人消费水平的不断扩张下为企业开辟崭新的市场，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上岗机会。201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26万人，登记失业率高达4.05%，失业率的不断上升一方面与国际间竞争背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内需求的严重不足有紧密联系。如果能够在金融业、教育产业、医疗卫生服务业、房地产业、娱乐业等加大老年人消费产品的生产比重，将能够大力吸纳就业人员，在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的同时缓解国内就业压力。
四、约束我国老年人消费的主要因素
约束我国老年人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不仅与老年人以往的生活观念，追求的生活理念紧密相关，同时也与我国对于老年人建设的程度较低有一定的联系。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约束我国老年人消费的主要因素，对于扩大消费需求具有重要作用。
1.医护保健业
老年人的身体免疫力以及生理机能随年龄增长而日趋衰弱，各种疾病接踵而至，而且其发病持续时间以及几率也较年轻人眼中，所以老年人在医护保健行业的消费比重较大。例如，在健康教育普及中，老年人体育健身参与率达到40%至50%。但是，一方面由于当前我国老年医疗护理业并不发达，老年医院、老年专用门诊、老年保健中心非常少，如此低的老年医疗护理专业程度使得许多老年人无法享受所需的健康照料；另一方面，享有医保的部分老年人无法独自承担高额费用，再加上子女照顾有限，医疗费报销困难，使得其消费需求被大大约束。
2.旅游及服务业
老年人的娱乐生活并不丰富，其大多限于家中以及家外的几个地方，并没有足够的文娱活动放松身心。虽然伴随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快速融合，老年人的娱乐休闲视野得到大大开阔，但是国内硬件设施不足，使得娱乐业发展难以满足老年人需要，老年人消费受到约束，其无法享受到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与此同时，我国老年旅游业的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的发展势头较好，但是由于一些老年人的个性化消费，例如运动平衡性、听力、视力、体力以及反应灵敏性等方面的不足，使得旅行团配置队医必不可少，增加的旅游风险以及消费制约着老年人的参与类别。而且老年人十分关注自己消费的主观感受，而这一项并没有在旅游产业中显现，所以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受到约束。
3.房地产业
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之一，对于老年人来说，拥有一个舒适的住所对于自身健康的维护十分重要。老年人在住房需求方面主要以环境质量、出入方便性等为主要的考虑条件，其与年轻人追求的住房质量有所不同，但是在当前社会，极少有房地产商以老年人为主要的消费群体开发相应的房地产业，即使是现存的老年公寓，其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方面也存在一些仍未解决的问题。据调查，在北京、广东、江西、浙江四地，存在6%的老年人没有单独住房，在老年公寓生活的仅仅占据0.42%，可是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却高达8%。如此的社会现状以及家庭理念制约着老年人消费需求的扩张，使得人口老龄化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难以及时解决。
五、扩大老年人消费需求的主要对策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无法规避的重大社会问题，而扩大老年人消费需求，拓宽其消费市场对于发展我国经济大有裨益。政府通过实施落实老年医疗改革、开发老年旅游产业、发展老年地产业等产业政策，在社会以及市场力量的集结下破老年产业约束，促进和谐社会的早日到来。
1.进一步推动老年医疗改革，促进保健业健康发展
在改革的日渐深化中，我国在医疗改革方面加大了政策落实力度。通过促进保健业健康发展，实现老年人健康问题得到及时关注、解决。参考发达国家老年产业的发展创举，在研究老年人消费特征的同时，使产品市场能够推陈出新，以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例如，专门研制适合老年人胃口，不仅营养丰富，而且易于消化的食品，使得老年人食物需求得到满足；由专家设计多种方便老人使用的生活用品，像可调节的淋浴喷头、坐式淋浴设备、可升降的床、椅子等等。这些专门的产品能够有效解决老年人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不足，通过加大该方面的研究，使得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以及我国的消费水平得到极速提升。
2.开发老年旅游产业，提升娱乐业水平
在老年旅游产业的开发中，旅游团应参考老年人特殊的身体状况，通过安排特殊照顾，使得不同经济状况、文化层次的老人都能够享受到身心的愉悦。例如，组建老年旅游团，配备相应队医，选择适宜的专门旅游路线，以达到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基本需求。除了旅游产业注重老年人特征外，在娱乐业方面也应适当组织适合老年人参与，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娱乐的活动。例如，政府或社区组织轻量的体育活动，如太极、交谊舞等等，在专门人员为老年人指导的基础上获得低投入、高产出的效益。
3.逐步发展老年地产业
在老年地产业方面，东西方文化价值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国家老年人愿意与年轻人分开居住，在西方国家，地产业更容易发展起来。而我国更为崇尚大家庭式住宅的传承，但是在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趋势下，人口流动性逐步增强，家庭功能开始减弱，所以，发展独居式住宅、老年公寓以及养老社区，对于现实更为适宜。政府应积极鼓励老年地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强调服务需求量的增加，更是要求服务种类多种多样。根据市场与政府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思路，在政府提供基本养老经济保障的基础上，借助市场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使得我国的养老市场在福利化以及公益性方面持续进步。
六、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