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趋势范例(12篇)
生育率趋势范文篇1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上虞市城区7所中小学校(小学3所、初中2所、高中2所)的7～18岁学生，按年级分层，在每个年级中随机抽取3个班学生作为分析对象，连续8年，共抽取学生16332名，其中小学生8390名，中学生7942名。
1.2方法
按照卫生部《学校卫生监督监测情况年报表说明及技术规范》的方法对学生身高体重进行测量，采用《中国学生7～22岁身高标准体重值》作为营养状况评价标准，体重为标准体重90％～110％为营养状况良好，低于90％为营养不良，大于120％为肥胖。
2结果
2.1学生营养状况变化特点
2001―2008年学生营养不良率为在28.24％～36.67％，呈现缓慢下降趋势(rs=-0.976，P＜0.001)，年均递减3.66％；学生肥胖率为2.97％～6.43％，呈现较快上升趋势(rs=1，P＜0.001)，年均递增11.67％(表1)。
2.2男女生营养状况比较
2001―2008年男女生营养不良率分别为24.34％和40.61％，各年间男女生营养不良率均为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分别为31.68、19.41、15.38、13.43、52.18、45.98、23.41、31.23，P均＜0.01)。2001―2008年男女生肥胖率分别为6.84％和3.03％，男生肥胖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0.26，P＜0.01)；各年间男女生肥胖率均为男生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分别为12.18、8.74、9.12、7.93、8.24、7.74、16.83、11.81，P均＜0.01)。见表1。
2.3不同学段营养状况比较
2001―2008年小学、中学段营养不良率分别为27.02％、38.06％，营养不良率中学高于小学阶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19.58，P＜0.01)。各年度中均是中学高于小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分别为31.68、19.41、15.38、13.43、52.18、45.98、23.41、31.23，P均＜0.01)；而肥胖率小学与中学分别是6.41％和3.37％，小学高于中学，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X2=80.26，P＜0.01)。在各年度中均是小学高于中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分别为12.18、8.74、9.12、7.93、8.24、7.74、16.83、11.81.P均＜0.01)。见表2。
3讨论
8年监测结果表明，上虞市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率(男24.34％，女40.61％)均高于2000年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男23.70％，女34.21％)，但呈缓慢下降趋势；肥胖率(男6.84％，女3.03％)均低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男8.71％，女4.07％)，但呈明显上升趋势。
生育率趋势范文1篇2
1.1苗期盐分胁迫对棉花生长的影响由表2可以看出，棉花苗期受到盐分胁迫时，株高随灌溉水矿化度的增加先增后减，而叶面积和茎粗均随灌溉水矿化度的增加而降低，3项指标与CK1构成显著差异时对应的灌溉水矿化度依次为4、2和2g•L-1，这说明苗期株高受到的抑制程度小于叶面积和茎粗。此外，S2，S4处理苗期结束时间与CK1一致，但S6和S8处理的苗期结束时间（第一个果枝和蕾出现的日期）分别比CK1推迟了4d和6d，这是因为高矿化度咸水灌溉导致棉花出土时间推迟，且生长缓慢（冯棣等,2011b;李科江等,2011）。
1.2蕾期盐分胁迫对棉花生长的影响棉花蕾期受到盐分胁迫时，株高增长量、叶面积增长量和茎粗增长量均表现出随灌溉水矿化度增加而先增后减的趋势，最大值都出现在B2处理，与CK2构成显著差异时对应的灌溉水矿化度依次为6、4和4g•L-1。蕾数增长量B2处理小于B4处理，其余处理随着灌溉水矿化度的增加而降低，但处理间无显著差异。这说明蕾期少量的盐分不仅不会对棉花营养生长产生抑制作用，反而会起到促进作用，但营养生长过旺可能会对其生殖生长产生负面作用。此外，结果还显示，蕾期咸水灌溉没有推迟生育期，这可能是由该阶段棉花耐盐能力增强和盐分带入量少共同导致的。
1.3花铃期盐分胁迫对棉花生长的影响棉花花铃期期受到盐分胁迫时，株高增长量、叶面积增长量和茎粗增长量均表现出随灌溉水矿化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但株高增长量和茎粗增长量分别在F4和F2处理时就显著低于相应的CK3值，而叶面积增长量在F8处理时才与其它处理形成显著差异，说明花铃期6g•L-1及以下矿化度咸水灌溉不会对叶面积产生显著影响，但是会抑制株高和茎粗的生长。成铃数在灌溉水矿化度为4g•L-1及以下时呈递增趋势，之后显著降低。此外，花铃期4g•L-1及以上矿化度咸水灌溉存在缩短生育期、促使棉桃提前吐絮的趋势。试验同时观测到，花铃期8g•L-1咸水灌溉对棉花产生了很大影响，初次灌溉便使得其中1个重复的棉花于灌后第2d死亡，1个重复的叶片虽未脱落但色黄并且软化并伴随蕾铃脱落，随后补充的1个重复在灌水后叶片萎蔫、脱落并伴随蕾铃大量脱落，直到花铃期开始后的第12d状况稳定。2.2盐分胁迫对棉花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的影响由表2可以看出，随灌溉水矿化度的增加，叶绿素相对含量在苗期时呈递增趋势，S2、S4、S6和S8分别比CK1大7.1%、11.9%、13.9%和14.2%；蕾期时呈先增后减趋势，B2、B4、B6和B8分别比相应的CK2大1.2%、6.7%、10.5%和5.8%；花铃期呈递减趋势，F2、F4、F6和F8分别比对应的CK3小9.3%、14.1%、16.2%和32.5%。对比不同生育阶段的叶绿素相对含量可以发现，CK处理基本稳定，但其余矿化度咸水灌溉处理均随生育进程的推进而降低。可见，叶绿素含量除受到盐分胁迫影响外，还受到生长阶段的影响。
2盐分胁迫对水分生理指标的影响
2.1盐分胁迫对棉花叶片气孔阻力的影响随灌溉水矿化度的增加，苗期、蕾期和花铃期棉花叶片的气孔阻力均呈增大趋势，其中S2、S4、S6和S8分别比CK1大10.5%、21.7%、37.1%和49.8%，B2、B4、B6和B8分别比相应的CK2大21.4%、30.4%、49.6%和81.2%，F2、F4、F6和F8分别比对应的CK3大6.2%、95.5%、187.6%和279.2%。可见，随着生育进程的推进，4g•L-1及以上矿化度咸水灌溉处理与CK之间的差距不断增大（表2）。
2.2盐分胁迫对棉株干鲜比的影响随灌溉水矿化度的增加，棉花苗期、蕾期和花铃期的叶片干鲜比在处理间并无显著差异，而其余所有器官干鲜比（除F8以外）均随之增大，且在处理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表3）。其中苗期茎的干鲜比与CK1形成显著差异水平时的灌溉水矿化度为6g•L-1；蕾期茎、蕾和果枝的干鲜比与CK2形成显著差异水平时的灌溉水矿化度分别为4、4和2g•L-1；花铃期茎、果枝和铃的干鲜比与CK3形成显著差异水平时的灌溉水矿化度分别为2、2和6g•L-1。苗期各器官的干鲜比处理均值表现为茎＞叶片；蕾期表现为茎＞蕾＞果枝＞叶片；花铃期表现为茎＞果枝＞铃＞叶在调查时期内，棉花茎和叶片的干鲜比随生育进程的推进而增加，其中茎的干鲜比一直大于叶片，并且差异随生育进程不断增加。此外，花铃期其他器官的干鲜比也比蕾期高，平均增幅表现为果枝＞蕾/铃。结合棉花生长发育进程可以发现，从苗期到花铃期，叶片的干鲜比在所有器官中最低，其次是苗期的茎、蕾期的果枝和蕾（二者很接近）、花铃期的铃，即棉花各生育阶段优先生长的器官干鲜比较低，相应的含水率较高。
3讨论
生育率趋势范文篇3
收稿日期：20160405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7.01.13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2014年度公开招标课题（ADNY201415）
作者简介：马芒（1957-），男，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广泛实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23.33‰、16.61‰降至2013年的12.08‰和4.92‰，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规模得到迅速控制，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然而，在该政策执行30多年后，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逐步显现，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高达117.95，且持续偏高态势明显；由于出生人口锐减，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升至9.7%，年轻人口亏损加重，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已经严重威胁着国家的人口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强制“一孩化”政策带来的人口后果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考，王金营等认为需放宽二胎政策，严格控制三胎[1]；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刹车[2]。基于我国的人口发展现实和学者的理论观点，国家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作为国家政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3年、2015年相继通过“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调整方案，并逐步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改变未来人口的发展趋势，由于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时间不长，学者们主要通过人口预测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效应进行分析。孟令国等采用人口-发展-环境模型（PDE）在“六普”数据的基础上对我国2015-2050年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3]；阮雅婕借助AnyLogic7.0、SPSS等软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实验，对“单独二孩”和“完全放开”两种政策下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变化进行预测[4]；翟振武等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推算2012年独生子女规模对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了分析[5]；易富贤等利用队列组元方法对人口政策调整后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6]；乔晓春利用“六普”数据和国家卫计委的生育意愿抽查数据，采用队列分要素方法以及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进行未来人口预测[7]；袁磊等通过设定总和生育率（TFR）在1.1～2.1的6个方案来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情况[8]。不难发现，人口预测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涵盖的人口预测方法主要有数学模型方法、数据统计推算方法和人口学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多数研究基本还只关注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且部分研究在利用模型进行人口预测时设定的参数并不完备，或设定的生育率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变化，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全国层面的人口预测居多，而关于生育政策调整对农村人口结构影响的研究则是寥寥无几，也就没有将人口迁移、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引入人口预测模型当中。
已有研究的不足给本文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本文设定三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依据队列分要素法的基本原理建立农村人口预测模型，并测算出不同方案下的生育、死亡、迁移等参数，以对2014-2035年农村人口结构发展形势进行预测。“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调整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完善的重要步骤，在政策调整初期进行农村人口结构的初步预测，既能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初步评估，为未来继续完善生育政策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为农村地区做好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准备提供一个参考，以规避未来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风险，保证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一、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鉴于国家在2014年和2016年开始执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本文的预测区间设定为2014―2035年，时间范围具有一定的政策敏感性，且因政策调整而新增加的“二孩”到2035年会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能够反映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结构效应。
生育政策的调整实质就是生育率的调整，本文将政策调整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波动联系起来，以确定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发展状态。根据2000年的“五普”数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0年的“六普”数据，2000年、2005年、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1.33和1.18，农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3、1.64和1.44，农村的总和生育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2～0.3个百分点。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翟振武认为受“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回升到1.8，但不会超过2.0，且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带来的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波动也只是暂时的，在数年内将会回落稳定，维持在1.8左右[8]。此外，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基数较大，受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前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使生育率超过2.1的更替水平是不可行的，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后，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会维持在1.8左右，而农村则为2.0～2.1。
结合近年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变动的实际，设定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三种方案及各方案下的总和生育率走势。由于本文以2010年数据为基期数据，2010-2013年的生育政策及总和生育率保持2010年的不变，2014-2035年的生育政策实行三种方案，总和生育率也依据生育政策调整而发生变动，具体设定如下：
方案一：假设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继续维持低生育水平。由此，可以假定2010-2035年间生育率的变化幅度较小，并且远低于更替水平，可以设定2035年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为1.60。设定方案一主要考虑到目前政策调整的时间较短，可以作为参照方案来反映政策调整后农村未来的人口发展变化。
方案二：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22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分为3个区间，2010-2013年维持方案一的生育率不变，2014-2022年农村总和生育率会有所提升，而2022-2035年后进一步升高，并逐步稳定。从而可以设定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上升至1.8，全面放开二孩后，逐步提升到2035年的2.0，并稳定。
方案三：若在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即当前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2010-2013保持“一孩政策”生育率不变，2014-2015保持“单独二孩”生育率一致，2016年以后总和生育率迅速提升，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22年会逐步达到2.0，并在2035年达到2.1的更替水平。
由此，得到三种方案下农村总和生育率在2014-2035年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三、模型参数设定
（一）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为15～49岁各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本文假设在预测期内生育系数即15～49岁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例是稳定的，因此，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所引起的各年龄组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是相同的。生育系数的具体公式可以表示为：
gi，t=bi，tTFRti∈[15，49]（9）
将（9）式变形，则有：bi，t=gi，t×TFRti∈[15，49]（10）
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中15～49岁各年龄的育龄妇女生育率为基准，根据（9）式测算出生育系数，进而根据已设定的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和（10）式来估算出2014-2035年农村15～4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
（二）出生性别比
与我国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韩国，在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别比开始超出107，1990年达到最高，为116.5。随后，在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并鼓励生育，但出生性别比仍然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理，在2007年才逐步恢复平衡，韩国用了27年的时间让出生性别比从最高恢复到正常，降低10个比值左右[9]。根据经验事实可以发现，即使全面放开二孩，甚至完全放开生育，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也无法很快消除，恢复性别结构平衡的关键在于综合治理。
据此，本文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的出生性别比达到107，方案二的出生性别比为108，方案三则为109。而根据2000、2005、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查数据，全国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7.79、118.88、117.96，农村为119.30、121.20、119.09，出生性别比下降速度较缓，尤其是农村地区，并且按照出生性别比的发展趋势，农村出生性别比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个比值左右。据此，设定在2035年方案一、二、三中的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9、109.5、110，中间年份按逐步下降趋势进行线性插值（见表1）。
（三）死亡参数
1.平均预期寿命。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1岁一组的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编制出2010年农村人口完全生命表，得到农村地区0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5.84岁，其中男性人口预期寿命73.18岁，女性人口预期寿命78.50岁。以此为基础，结合联合国期望寿命增加值预测方案，对我国农村地区分性别0岁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进行推测，但由于其给出的是每5年的增长值，其他年份的预期寿命则通过线性内插法获得（见表2）。由于人口预期寿命与计划生政策调整的联系甚微，最终假设三种生育政策方案的平均预期寿命一致。
2.死亡模式。未来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会逐步提升，但不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水平肯定不同，其变化趋势或下降程度也不相同，这就形成了一个地区的人口死亡模式。人口学家通过大量的人口数据发现相邻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以及不同人口的同一年龄组的死亡概率之间存在着规律的联系，据此编制出模型生命表，主要包括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科尔和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莱德曼模型生命表等，而我国比较适用于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中的一般模式。本文根据联合国模型生命表一般模式中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与预期寿命之间的经验关系，测算出上述相应预期寿命下的年龄性别死亡概率，一般来讲，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越高，则其各年龄的死亡概率会随之下降。
（四）迁移参数
1.迁移水平。陈彦光研究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呈“S”型曲线，可以运用Logistic模型对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1]。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2000-2013年城镇化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预测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Logistic模型的表达式为：
U=A1+ea?b?t（11）
式（11）中，U表示城镇化水平；A表示城镇化发展极限值；a表示积分常数；b表示增长参数；t表示时间。为便于确定模型回归参数，令a=lnA?c，b=lnd，其中c为模型回归结果中的常数，d为系数。
则有：U=A1+A?c?elnd?t（12）
本文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2010）》的预测数据，设定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极限值A为80%。借助SPSS软件中的Logistic曲线估计方法，进行参数c和d的估计以及未来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预测。模型估计结果为：
U=801+222.4?eln0.933?t（13）
据此，可计算得2014-2035年城镇化率变化趋势，见表3。
2.迁移模式。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会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也会对农村的人口生育水平带来一定的影响，从而在对农村人口的预测时需要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化模式即分性别、年龄的人口迁移率进行测算。
本文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分城乡、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参照王金营提出的“乡-城”人口转移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11]对分性别“乡-城”转移人口年龄别转移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2所示。鉴于预测时间较短，本文假定各年龄组乡城迁移人数占乡城迁移总数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在预测期内保持2010年的分性别年龄别乡城人口转移率不变。
四、人口预测结果及分析
（一）人口总量预测结果分析
不论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妇女二孩生育能力的累积释放，从而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根据上述预测模型和参数值，可以测算出三种方案下2014-2035年农村出生人口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结果显示：在预测期内，方案一中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会持续下降，而方案二、方案三的出生人口数会出现阶段性增加，然后平缓下降。在2022年，三种方案的出生人口数出现最大差值，分别为658.89万人、790.40万人和879.22万人，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要比政策不变多出生220.33万人。但是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2016年“全面二孩”的实施并不会带来农村出生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在2022年达到生育峰值后，预测期内农村的出生人口规模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不会给农村地区造成人口压力，且出生人口增加的人口效果是长期的，能使人口发展更加符合人口发展自身的规律，有利于农村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
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口总量的变化，在维持2010年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一中，农村人口总量在2027年达到最高值，为67384.97万人，之后便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35年为66913.06万人。而生育政策调整后，农村人口总量在预测期内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且因生育政策调整时间和幅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方案二的预测结果显示，农村人口总量在2035年将增至69304.49万人，方案三中2035年的农村人口总量为70371.10万人，比方案二多1066.61万人（见表4）。可见，生育政策的调整能够在预测期内扭转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村人口日益衰减的趋势，促进农村人口总量的增加。
（二）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分析
方案一中，农村0～14岁的少年儿童比重从2014年降至2035年的13.54%，变化率为-4.5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迅速上升，2035年达到24.08%，变化率为-12.26%，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态势严重，且进程加快。方案二中，2014-2035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变化幅度稍小，变化率为-2.08%，2035年为15.9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则上升至23.24%，变化率为-11.42%，人口的老龄化进程有所缓解，但依旧严重。方案三中，2014-2035年0～14岁少儿人口比重的变化率为-1.02%，2035年为17.05%，下降幅度最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22.89%，变化率为-11.07%，人口结构较方案一、二又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见表5）。
生育率趋势范文1篇4
关键词：氮肥;超级稻;茎蘖动态;产量;北方
氮素是影响水稻生长发育和产量最敏感的因素[1],确定合理施氮量,不仅可以提高水稻产量,而且可以减少因过量施用氮肥造成的环境污染[2,3]。目前水稻生产上普遍存在着氮肥施用不合理现象,造成水稻贪青晚熟、倒伏、病虫害加重,或是满足不了水稻整个生育期对氮素的需求,往往导致育种成果不能充分转化为生产力,影响水稻的产量和效益,因此选用东北地区3个主栽超级稻品种进行氮肥施量水平试验,旨在确定水稻标准施氮量,为生产上合理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供试3个超级稻品种为:沈农265,沈阳农业大学选育,直立穗型,主茎15片叶,生育期155~158d;吉粳88,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半直立穗型,主茎13片叶,生育期143~145d;龙粳14,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选育,散穗型,主茎11片叶,生育期125~130d。
1.2试验地概况
试验设在开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试验田,土壤为棕壤土,肥力中等。开原市属北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全年日照时数约为2585h,无霜期为145~165d,年平均降水量为678mm,适宜北方水稻种植。
1.3试验设计
试验设5个处理,分别为:不施氮肥(N0);施纯氮97.0kg/hm2(N1);施纯氮150.5kg/hm2(N2);施纯氮207.0kg/hm2(N3),为当地生产惯用施氮量;施纯氮255.5kg/hm2(N4)。所有处理均施用相同数量的磷肥(P2O5103.5kg/hm2)和钾肥(K2O78kg/hm2)。磷肥作基肥一次性施用,钾肥作基肥和穗肥各施50%,氮肥作基肥、蘖肥和穗肥施用,分别占纯氮量的60%、30%和10%。裂区设计,主区为氮肥处理,副区为品种,主区面积20.5m2,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共15个小区。
1.4试验实施
采用塑料小棚旱育苗,4月10日播种,5月25日插秧,9月30日收获,移栽密度30cm×13cm,每穴3苗,各小区单独打埂,单灌单排,除草、病虫害防治等其他管理方法同一般生产田。
1.5调查方法
每个小区的3个品种都标定调查点10穴,从6月23日至7月21日,每隔5d调查1次茎蘖数。9月28日取样,风干后室内考种,调查穗长、每穗粒数和千粒重等产量构成因素。
2结果与分析
2.1茎蘖动态
2.1.1不同氮肥处理对沈农265茎蘖动态的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植株的生育进程,沈农265在高氮量水平下处理N3、处理N4的茎蘖数于7月14日达到临界值,低氮量水平下处理N1、处理N2茎蘖数在7月21日未出现下降趋势,较高氮量达到最高茎蘖数要推迟1周左右,说明低氮量不利于茎蘖的早生快发。随施氮量的增加,茎蘖数在6月30日前表现出氮素量化优势,而在7月7日后处理N3达最高,可见氮肥量过高在前期会促进茎蘖发生,而在后期又出现抑制情况,因此合理氮肥施量既有利于茎蘖的适量发生,又有利于控制无效分蘖数,使群体达到最理想的生长状态。
2.1.2不同氮肥处理对吉粳88茎蘖动态的影响。从图2可以看出,在6月30日前,吉粳88各氮素处理的茎蘖数差别不大,而到7月7日后,随施氮量的增加,茎蘖数明显增加。随着植株的生育进程,处理N2、处理N3、处理N4于7月7日达到最高茎蘖数,而处理N0、处理N1延迟1周,说明增加施氮量可以促使茎蘖再生速度加快,提前进入茎蘖临界期。7月21日低氮量处理的茎蘖数下降速度明显加快,这是由于低氮量维持无效茎蘖的营养需求不够造成的,表明高氮量易使茎蘖衰退减慢,为单位面积有效穗数增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可能造成大量无效茎蘖的存在。
2.1.3不同氮肥处理对龙粳14茎蘖动态的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6月23日至7月21日的生长阶段内,龙粳14的茎蘖数都表现为随施氮量的增加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均表现为处理N2的茎蘖数最高。6月30日前茎蘖数上升迅速,处理N2在7月7日达到峰值,处理N1于7月14日达到最高茎蘖数,而较高氮素水平的处理N3、处理N4在7月21日才到茎蘖临界期,说明前期高氮量在一定程度下抑制龙粳14茎蘖数的飞速增长,但在后期能够促进茎蘖的再生,这种状况容易导致后生茎蘖成为无效分蘖或小蘖,易造成氮素营养的浪费。
2.2产量及构成因素
2.2.1不同氮肥处理对沈农265产量及构成因素的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施氮量对沈农265的穗长影响不大,有效穗数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成穗率、每穗实粒数和颖花数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处理N3最高,成穗率比其他施氮处理高7.8%~11.0%,每穗实粒数高7.9%~32.6%,颖花数高16.8%~30.1%。处理N2结实率和千粒重均为最高,分别较其他施肥处理高9.2%~21.3%、2.4%~6.7%。理论产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其中处理N3最大,为8374.7kg/hm2,比其他施氮处理高3.7%~13.6%,处理N2次之,为8074.5kg/hm2,可见处理N3为沈农265的较适施氮量,通过提高成穗率、每穗实粒数和颖花数来提高产量,但是可以适当降低施氮量来提高结实率和千粒重,可能更有益于产量的提高。
生育率趋势范文篇5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9-9328（2014）09-000-02
摘要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青少年体质状况的现状的研究，教育体制、学校、家长及学生和经费等原因导致青少年体质的现状主要表现在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视力等三方面不佳。主要对策：加强保障青少年体质的法制建设；加大体育成绩在“中考”“高考”中的比重；要推行学校一把手负责制，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落实好各级政府对学校体育工作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青少年体质状况现状及对策
“少年强则国强。”增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既是百年大计，又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回望历史，“东亚病夫”的记忆刻骨铭心。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
一、青少年体质的现状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代表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发表了《增强青少年体质刻不容缓》中提到，关于青少年（7至18岁）体质重要指标呈下降趋势的表现：肥胖率日趋增长，超过“安全临界点”；心肺功能下降，运动能力趋低；视力不良检出率不断攀升，位居世界前列。
2010年山东省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覆盖了全省16个地市，共检测大中小学生45310人。其中，44.2%的1到3年级小学生视力不良，超重、肥胖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7―18岁中小学生超重率城市男生和女生分别为17.13%、11.07%；肥胖率城市男生和女生分别为14.46%、6.70%。
表1广州市天河区五一小学体质测试情况表
由广州市天河区五一小学体质测试可知（见表1），体质指数（简称BMI）是评估体重与身高比例的参考指数，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体质指数（BMI≥22）呈递增趋势（从1.5%到15.8%），说明小学生体重随着年龄的增大，体重呈超重，甚至肥胖的趋势明显。50米跑随着年龄的增大，速度有所提高，提高的趋势不明显；坐位体前屈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高，五年级提高的幅度明显，1分钟跳绳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提高幅度明显，五年级和六年级提高的幅度不明显；视力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不明显。
与发达国家比，中国青少年体质有不小的差距。人民日报2014年4月4号海外版评论：过去25年，韩国青少年的肺活量、运动能力等体质指标一直在提升中；日本青少年的体质自二战后也一直处于上升势头，其中身高25年间增长10多厘米。与日本相比，我国青少年超重率、近视率大幅上升，运动能力却大幅下降。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每况愈下，如何遏制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趋势是教育部门及体育教师目前重要任务。
二、青少年体质呈下降趋势的原因
（一）教育体制的原因
目前的教育体制决定了学校偏重于升学率，体质健康往往被忽视。学生及家长对学校体育工作重视不够，目前的教育体制决定了学校偏重于学生的学习成绩，学生多以应试教育为主，“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的事实没有改变，但是人口众多这一国情的背景下，目前没有更好办法促进教育公平，学生学习负担较重，学习时间延长，体育活动时间减少[1]。
（二）学校方面的原因
学校存在体育教师配备不足、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导致学校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开展情况不容乐观[2]。有些学校对体育课不重视，表现为课程和时间安排不能保证，教学内容和训练手段落后，锻炼效果不理想；学校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包括长跑活动、班级球类比赛等）减少，许多学校害怕学生发生意外伤害，减少家长因伤害而找麻烦。
（三）学生及家长方面的原因
学生方面，自身缺乏刻苦锻炼的意志，怕苦、怕累较为普遍，在参加体育锻炼、选择锻炼项目时往往避“重”就“轻”。
家长方面，太多家长给予孩子学习方面的关注较多，并不重视孩子的身体素质。而学生一旦在学校因运动受伤，家长不管什么原因都认为是学校的责任。学校开展的大课间、课外体育锻炼活动、外出比赛活动，往往得不到家长的支持，孩子逐渐对体育活动失去了兴趣，导致身体素质下降，另外，家长们为孩子补充过剩的营养，使得“豆芽菜”和“小胖墩”型孩子增多。
（四）经费方面的原因
长期以来，学校师资紧缺、场地不足和器械落后等原因，归根结底是经费不足[3]。表现在城区学校运动场地人均严重不足，农村学校体育设施缺乏或落后等。中小学体育经费与语数外在师资、培训以及经费配比方面相差较大。
三、遏制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对策
（一）加强保障青少年体质的法制建设
制定“青少年健康促进十年计划”，作为国家层面的中长期计划持之以恒地推进落实。同时，修订已沿用二十余年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制定《校园体育安全条例》等，指导和保障学校体育工作的依法、有效开展。由国家财政给学生购买体育课意外险，减轻学校及教师在体育课上的责任。
（二）加大体育成绩在“中考”“高考”中的比重
改进中小学考试评价制度，要建立更加科学全面的教育评估体系，增加体育在评估体系中的权重。改革是一个从上到下、循序渐进的过程，上层的行政措施不够强劲，下层的局面必然也无法根本扭转。在现行升学考试制度下，进一步加大体育课的比重，确保学生每天一节体育课，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把体育作为“中考”、“高考”的必考科目，并与语、数、外等必考科目同等重要。
（三）推行学校一把手负责制，全面推行素质教育
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探索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途径和方法，通过教育改革把体育融入素质教育体系中。首要责任在教育主管部门，从课程选择和设定上来说，权力下放，应当以教师、家长、学生为核心，贯彻“以人为本”主题思想，共同来选择和设计每个学校的校本课程，逐渐形成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教育格局。
新加坡一周三堂体育课，在中小学，除正常的体育课外，学校还组织了各种体育兴趣小组，下午下课后，兴趣小组开始活动，学生们运动两个小时后再回家。学校需认真履行体育与健康课程新课程标准的新理念，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始终把学生主动发展放在主体地位，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
（四）落实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体育工作的保障措施
设立学校专项体育经费，依据学生规模招聘新教师、建设体育场地设施，以及购买体育器材，与此同时，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免费向学生开放。并将此作为各级教育主管门考核和各类学校评估的基本标准和要求，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地区实行行政问责。
参考文献：
[1]杨飞云.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透析学校体育现状[J].中国校园导刊.2011.6：147.
生育率趋势范文
【关键词】集体儿童；健康体检
集体儿童卫生保健工作是儿童保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定期健康检查可以发现集居儿童存在的重点健康问题和变化趋势，为改善儿童健康提供理论依据。为了解芜湖市鸠江区集体儿童健康状况和体格发育变化趋势，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我们选择对芜湖市鸠江区34所幼儿园2008――2012年集体儿童体检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资料来源资料来自芜湖市鸠江区34所幼儿园每年一次的在园儿童常规体检记录，其中一类园2所，二类及私立幼儿园19所，体检内容包括身高、体重、血色素、龋齿，视力等。
1.2方法所有体检项目均由专业儿保、检验医师完成，工作人员按照芜湖市儿童保健管理规范由市卫生局、市妇幼保健所进行培训，统一体检标准和方法，在每年六一前后对辖区在园儿童进行健康体检，建立在园儿童系管卡，市级组织督导组开展现场质控。
1.3诊断标准身高、体重的评价参照《WHO推荐0-6岁儿童身高、体重参考值及评价标准》，采用苏州市东吴医用电子仪器厂生产的EA型儿童保健电脑进行生长发育评价。疾病诊断参照《实用儿科学》诊断标准，其中贫血为采无名指末梢血，经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法测定，Hb110g/l者为贫血；龋齿参照牙防所制定相关标准。体重大于同性别、身高的体重中位数20%且排除继发性肥胖的诊断为单纯性肥胖。
1.4统计学分析采用X2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
2结果
2.1儿童体格发育情况2008――2012年鸠江区累计完成体检儿童数为14536人，其中男童7529人，女童6647人，男童身高达标率为75.7%，女童身高达标率为76%，男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童体重达标率为57.3%，女童体重达标率为62.2%，男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儿童身高、体重达标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体重达标率由2008年54.1%上升至2012年59%，身高达标率由2008年的63.1%上升至2012年的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园儿童肥胖检出率呈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2.2儿童常见病患病率变化情况鸠江区幼儿园学龄前儿童贫血发病率由2008年的12.7%下降至2012年的4.8%，经X2检验，儿童贫血发病率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龋齿发病率同年不同年龄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在园儿童龋齿、视力不良发病率呈上升趋势，X2检验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见表2。
3讨论
体检结果显示，2008年以来，鸠江区在园儿童身高、体重超过均值的儿童呈增加趋势，身高体重低于2SD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表明这些儿童体格发育状况良好，儿童身体素质在不断提高，数据符合该区卫生、经济发展状况。这与区保健机构加强对托幼机构的管理，定期体检并反馈体格发育情况，宣传体格发育健康处方和常见病的防治有一定关系。
集体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和健康状况，是衡量幼儿园保健工作好坏的标准，其结果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托幼机构饮食营养是否合理。近年来，鸠江区发育迟缓等营养不良检出率呈下降趋势，肥胖发生率逐步上升，肥胖已成为了影响儿童健康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1996年8大城市进行的儿童单纯性肥胖症调查，肥胖儿童检出率为11.76%。儿童肥胖与成年期慢性病有密切的关系，对儿童的健康及社会影响巨大[1]。医学专家认为，防治儿童时期的肥胖，可减少成人后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率[2]。应加强健康教育，改变家长错误的育儿观念和儿童不良的饮食习惯，早期干预，从而有效控制和降低儿童肥胖的发生。家长过渡溺爱、不良饮食习惯、过渡饮食、贪食、进食过快、喜食油炸食品、甜食、活动少，宜车贷不、看电视、玩游戏等静坐为主的方式军事肥胖发生的危险因素[3]。幼儿园除应配备保健医生外，还应在区保健机构的指导下加强保健知识的培训，合理制定食谱，平衡膳食，培养儿童良好的饮食习惯。同时，保健机构可以开设家长学校，针对体检中突出的儿童健康问题进行指导宣传，提高家长卫生保健意识，并协助保健老师对体弱儿建立专案加强管理，从而保证儿童健康水平。
贫血是上个世纪以来儿童的常见病，儿童贫血与营养状况直接相关，是儿童健康状况的重要衡量指标。目前我国儿童贫血已得到有效的控制，发病率相对较低，鸠江区近年来贫血患病率虽整体呈下降趋势，体检出的贫血儿童也均以轻度贫血为主，但2012年贫血的发病率为4.8%，明显高于上海某区贫血检出率1.19%[4]，须引起重视。在园儿童挑食.偏食的饮食习惯，托幼机构安排饮食结构过于简单，家长缺乏营养知识，幼儿园保健老师缺乏保健意识，对体检中查出贫血的儿童未引起重视，不进行有效的个案管理和追踪，多数幼儿园未正规制定带量食谱进行营养分析都可能是造成区域内儿童贫血发病率偏高的原因。缺铁性贫血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营养缺乏问题，能造成人体多系统功能损伤。缺铁可引起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影响儿童认知能力发育。儿童每周进食一次以上动物内脏、瘦肉等含铁量高的食物，有计划地使用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和水果，对预防贫血是十分有效地。
龋齿是儿童口腔疾病中的常见疾病，本区集居儿童龋齿发病率较陕西榆林的34.16%高，较第二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资料显示的我国5岁以下儿童乳牙患龋率76.55%相比略低[5]；龋齿的发生于牙齿的结构、排列，唾液的成分，饮食习惯，口腔卫生有关，近五年该区在园儿童儿童龋齿率有所上升，各年龄组患龋率显示，患龋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应加强宣教，对保健老师和家长强化口腔卫生保健意识，共同指导幼儿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同时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及氟化泡沫护齿。
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儿童较早频繁接触电子产品，如看电视、玩电脑游戏等，致用眼疲劳，视力低下儿童呈上升趋势。人类视力发育的敏感期为出生至12岁，在此期间，家长知道孩子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弱势儿童经恰当的治疗和训练，视力可恢复。儿童应生活规律，保证足够的睡眠和适当的休息。
参考文献
[1]詹冬梅.武汉市江夏区2006――2011年城区集体儿童体检结果分析[J].中国保健营养，2013，05（上）：2671.
[2]王素燕，阿玫亚，王磊，等.高中学生超重与代谢紊乱相关性研究[J].实用预防医学，2010，17（9）：1749-1751.
[3]马彩兰.凌源市2011年集体儿童健康检查7265人结果分析.中国社区医师.2013，15（7）：365.
生育率趋势范文篇7
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中国人口与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指出：2022年―205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由8919万下降至7409万＼[1＼]。这一趋势将对我国高职教育的未来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分析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与普通本科教育、高职教育及普高毕业生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采用时间序列趋势预测法，对2012年―2022年普高毕业生规模趋势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对我国未来高职教育办学机制改革，发展走向提出建设性的构想。
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特点
对我国1983年―2002年出生人口数据进行整理，得到我国2001年―2022年进入高等教育适龄人口（18周岁）将由2079万下降至1652万。纵观我国过去10年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过程，“十五”至“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适龄人数呈曲线负增长趋势，增长率为-0.3%，而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呈增长趋势，增长率为6.7%，见表1。
以18周岁人口数为因变量（Y），普通本科招生数（X1）、高职招生数（X2）、普高毕业生数（X3）为自变量（Xi），进行逐步回归分析＼[2＼]665-670，结果见表2。
（2）招生数、普高毕业生数：自2001年―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表218周岁人口数（Y）与自变量（Xi）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1偏相关1t值1p值r（y，X1）1-0.542311.707510.1315r（y，X2）10.066910.177410.8642r（y，X3）10.295610.818710.4399分析结果：18周岁人口数量与因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这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主要受国家政策调控。
这10年来，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宏观政策指导下，抓住我国普高毕业生数处历史最佳的机遇期，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才有今天蓬勃发展的高职教育事业。以普高毕业生数为因变量（Y），以18周岁人口数（X1）、普通本科招生数（X2）、高职招生数（X3）为自变量（Xi），进行逐步回归分析＼[2＼]665667，结果见表3。
周振祥：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看高职教育未来走向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26卷第4期表3普高毕业生数（Y）与自变量（Xi）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偏相关1t值1p值r（y，X3）=0.9797114.659910.0000分析结果证明：这10年间，在国家宏观政策作用下，我国高职教育规模发展与普高毕业生数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警示，2011年普高毕业生规模进入拐点时期，今后10年间，我国普高毕业生数呈下降趋势，递减率为-3.6%，这将导致对高职教育规模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二、我国近中期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预测
对表1进行时间序列趋势分析。假设时间序列的发展具有“惯性”，其变化在某段时间内大致沿着某一趋势变化，趋势的预测采用各种平滑法进行＼[2＼]959965，结果见表4。
由以上预测有以下趋势显现，见表5。
表5我国近中期高等教育发展趋势12001年1趋势12010年1趋势12022年18周岁人口数（万人）12079112131111652普高毕业生数（万人）1340.511794.411549普通本科招生数（万人）1138.1811351.211543高职类招生数（万人）1130.0011310.4911423“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总体呈增长型趋势。2011年普通本科招生总量与高职类招生总量各占普高毕业生总量的41.24%；到2022年普通本科招生总量接近于普高毕业生总量。这虽然只是预测，但却警示我们，与普高毕业生数存在着极显著正相关关系的高职教育，必将另辟蹊径，拓宽渠道，开创新的高职教育事业发展新途径。
三、我国高职教育未来走向
（一）高职教育招生的主要生源不再是普高毕业生
上述分析得知，由于普高毕业生数的下降，普通本科招生仍然会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流，以普高毕业生为主要生源的高职教育招生规模必然受到挤压。我国到“十三五”时期，高职教育的发展，生源只能是依靠拓宽高职教育生源渠道，增加职高毕业生和中职生对口高职招生比例，积极探索部队、企业和社会上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成人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途径，在以劳动者技能素质普及提高上大做文章，才会再续高职教育的辉煌，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3＼]。
（二）高职教育办学模式新变化
上述数量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的高职教育不只是学历教育，更主要的是为人力资源市场培养大量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由此，将会带来高职教育办学机制的巨大变革、办学模式的大胆创新。
一是在校生规模1万人左右，且高职教育专业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会受到社会的青睐。现有的大型高职院校，专业多而杂，专业建设发展不平衡，知名度不高，招生吸引力不强等的不良因素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会是促进新的高职教育办学模式诞生的主要因素。
二是大胆创新办学机制。打破界限，实现同类专业的强强联合，组建突出专业（行业）特色的新型高职院校是未来高职教育发展的新希望。现阶段同一省域高职院校数量按45所计，每一所院校专业数量按30个计，一省内就有1350个专业，而其中近50%都会是相同（或相近）的专业，不同的院校，同一专业培养质量良莠不齐，这其中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是无法估计的。政府部门要重视和促进高职院校实现同类专业强强联合，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新型专业，走特色强校之路，这不仅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千百万高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更是高职教育服务经济建设的需要。
三是实现真正意义的校企合作。企业办高职，高职在企业的办学模式是未来高职教育发展的新机遇。“政府要鼓励行业（企业）共建高等职业学校，探索行业（企业）与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发挥各自在产业规划、经费筹措、先进技术应用、兼职教师选聘、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和学生就业等方面的优势”＼[3＼]。可以看到，校企联合办高职，真正实现校企合作双赢的多种新型办学模式将会不断诞生。
四是教育主管部门和高职院校，更加注重专业设置和建设。“围绕国家产业发展重点，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要，合理确定、不断优化专业结构和布局。教育部门要和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建立人才需求预测机制和专业设置预警机制，定期人才需求信息，引导高等职业学校调整专业设置。”＼[4＼]可以预期，一个全社会关注人才培养，关注职业教育的新局面必将形成。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具有我国特色的、高职教育总体规模更大、专业种类更加齐全、专业结构更加合理、专业特色更加鲜明的高职教育新体系。在这新的体系下，国家可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实行宏观控制，培养千百万高素质人力资源，是未来高职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人口与教育发展战略研究＼[J＼].人口研究，2009（2）：419.
生育率趋势范文篇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9.061
1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例如，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老龄化进程加速，以及乡村人口城镇化等因素，这些都影响着中国人口的增长。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标志着“全面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人口的数量、结构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预测放开二胎对我国人口增长等方面的影响是当前我国宏观人口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模型假设
（1）假设在预测期间不会发生对人口有巨大影响的特殊事件。
（2）假设所研究的是一个封闭系统，不考虑出境和入境的人口数量。
（3）假设在政策发放下，生男孩和生女孩的概率相等。
（4）15-49岁为育龄妇女，不考虑是否已婚、是否具有生育能力。
3Leslie矩阵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人口预测包括对人口结构和人口总量的预测，人口结构又包括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传统的人口预测模型虽然能得出未来总人口的发展趋势，却不能体现政府出台的二孩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结构化等诸多方面的趋势影响。那么该模型及其变形对生育政策调整的描述必然是?离实际的，因Leslie矩阵预测模型考虑了绝大部分的影响因素而成为一种相对较为精确的方法。本文针对二孩政策提出的Leslie改进模型，将新形势下的人口总生育率替换原Leslie矩阵中的旧生育率，体现了二孩政策对未来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等方面的影响。
3.1基于性别的人口发展方程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们人口达到13.4091亿人。我们将人口按年龄大小以每5岁为间隔，将0-99岁等年龄的划分成20个年龄组，即0～4岁为第一个年龄组，5～9岁为第2个年龄组，10～14岁为第3个年龄组，……95～100岁为第20个年龄组。
设在时间段t第i年龄组的人口总数为ni（t），i=1，2，…，20，各年龄别的女性性别比为fi，定义向量w（t）=[w1（t），w2（t），…，wm（t）]T为第t年女性人口数，其中wi（t）表示第t年i年龄组的女性性别比例，我们首先研究女性的人口分布w（t）随t的变化规律，进而研究总人口数等指标的变化规律。
我们将未来各年龄段的生育率预测出来，将其乘以相应年份妇女人数就可以得到相应年份的出生人数。我们将未来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预测出来，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存活率，从而得到各年龄段的人口。因此，未来人口的预测取决于未来各年龄组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准确预测。我们将男性和女性的人口数当作两个独立的系统进行发展，总人口趋势由两者共同决定。
3.2模型中参数函数的确定
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统计出了育龄妇女对“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后的生育意愿。最高（调研确定要生二孩和犹豫不决的）、最低（调研确定要生二孩）和中间场景下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77、1.337和1.297。查阅文献得知，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总和生育率为1.8。表1为调查得到的数据。
3.3二孩政策下人口总数的预测
我们在中国统计年鉴上查阅到了相关数据，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利用MATLAB编程求解，设置不同的总和生育率，不断迭代30次，我们得到了不同政策下未来三十年各年龄阶段的人口数，我们整理数据，由于数据庞大，这里我们仅给出不同政策下未来三十年总人口的部分预测数据。
在不施加生育意愿的重大前提下，仅有60%的育龄妇女符合单独二胎的条件，由于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有一部分的二孩累积生育势能将被释放出来。如果2015年继续实行单独二孩，其累积势能得到舒缓，故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的走势大体一致，如果2015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会导致妇女累积生育势能的突然性释放，人口在上升到一定峰值，就会出现平缓增长。
3.4二孩政策的老龄化程度
我们建立的基于性别的人口发展方程模型可以得到各年龄段的人数，我们整理数据得到的二孩政策下老年人的人口见表3。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从而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迅速向老龄化方向发展，但在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后，老龄化速度得到一定的改变。“单独二孩”在生育率相比“全面二孩”的情况下，老龄化更为严重，导致此现象的原因是，“单独二孩”的总和生育率小，达不到快速改变老龄化的比例。“全面二孩”有效的改变了老龄化程度。
4政策的影响
4.1我国现阶段情况
韩国和日本的经历告诫我们，当总和生育率进入1.6以下的低生育水平时再调整生育政策，其政策效果在短时期内是不明显的。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6年开始跌破至1.6，至今已经有20年时间，此时开放全面二孩政策对提高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有限。
根据我国现阶段情况，图3展现了从1990年到2014年我国的儿童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情况和劳动力情况：
4.2政策影响的劳动比
根据上面得出的数据，我们统计了未来三十年的劳动人口总数，据此我们计算得到了每年的劳动比并做出了图5。
图5表明我国的劳动力在减少，“计划生育”和“单独二孩”的劳动率急剧减少没有回升的趋势，在长期的人口预测中，这两种生育政策将会导致我国的劳动力持续减少。“全面二孩”的劳动力也会减少，由于生育模式的改变，这种政策将会在2030年左右下降到最低点，随后会处于上升状态，改变原有劳动力状况。
4.3政策影响人口红利
在第三节建立的模型下，得到未来30年人口结构的数据，据此我们能分别得出“计划生育”、“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的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
根据国际通用标准，一个国家若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即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显然，我国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通过上图预测可发现数据，“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量?o疑会使老年人口抚养比降低，进而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缓解作用。
5结论
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96年开始已经低于1.6，如今这种现象已持续20年之久，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无疑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
生育率趋势范文篇9
关键词：学生体质健康；身体素质；身体形态；体育课改革
我国青少年体质下降状况明显改善．2017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测试抽查复核结果显示，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呈稳步回升趋势．本文以甘肃农业大学为例，通过分析2016－2019年甘肃农业大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了解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及产生变化的原因，找出影响大学生体质测试成绩的因素，提出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建议．
1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6－2019年甘肃农业大学在校大学生，测试数据引自甘肃农业大学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心．采用EXCEL对2016－2019年甘肃农业大学体质健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成绩等级标准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等级依据教育部2014年颁发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修订），根据学生学年总分评定等级．90．0分及以上为优秀，80．0～89．9分为良好，60．0～79．9分为及格，59．9分及以下为不及格．分析全校学生综合评定等级比例．体重指数评分明细表见表1．体重指数是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一个必测项目，通过分析体重指数的变化，可以反应学生身体形态变化趋势．
2结果与分析
2．1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综合评价结果
2016－2019年学生体测成绩综合评价结果见表2．表2显示，2016－2019年变化不明显．学生体测不及格率在10％以上，不及格率过高，学生身体素质有待进一步加强．2016级学生在校四年综合评价结果见表3．表3显示，2016级学生在大二时身体素质最好，优秀率、良好率最高，不及格率最低，从大三开始身体素质下降明显，大四时整体身体素质最差，优秀率、良好率最低，不及格率最高．这与大三大四不开设体育课正相关．2016－2019年大一新生体测成绩综合评价结果见表4．表4显示，学校生源身体素质下降明显，2019级新生的不及格率最高．
2．2在校学生体重指数统计分析
2016－2019年学生身高标准体重评价等级评价见表5．表5显示，大学生超重率和肥胖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6－2019年大一新生身高标准体重评价结果见表6．表6显示，从2018开始，学生的超重率和肥胖率明显上升；2018级和2019级新生超重率和肥胖率比2016级和2017级新生明显高．学生整体变胖的原因是由于生源在变胖．2016级学生大学四年间身高标准体重评价结果见表7．大学生在大一大二时体重控制好，大二比大一时体重控制更好；大三大四时体重控制最差，超重率和肥胖率较大一大二时增长幅度较大，这与大三大四不开设体育课、大部分学生缺乏体育锻炼有关．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在校大学生四年间健康测试成绩基本稳定．（2）大学生在大一大二时身体素质最好，大二达到峰值，优秀率、良好率最高，不及格率最低，大三大四身体素质下降明显，大四身体素质最差，优秀率、良好率最低，不及格率最高．（3）新生的身体素质呈下降趋势．（4）学生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在逐年增加，新生有变胖趋势．（5）大学生在的大一大二身体形态保持最好，大二最优，超重率和肥胖率最低，大三大四身体形态保持变差，大四时身体形态保持最差，超重率和肥胖率最高．
生育率趋势范文
河西走廊、陇中北部、陇东等地年平均气温气候倾向率大于0.3℃/10年,其他地方在0.1℃/10年~0.3℃/10年之间变化。从表1来看,从1961—2010年,平均气温上升幅度逐渐加大,2001—2010年较1961—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和1990—2000年分别上升了1.2℃、1.1℃、1.1℃和0.6℃。自1961年以来,甘肃省经历了由冷期向暖期转变的过程,1961—1985年间为冷期,1985年后为暖期,与全球和中国增温期基本一致。年平均最高气温和年平均最低气温每10年增温均达到0.32℃,比年平均气温每10年增温幅度高出0.3℃。季节气温均呈现出一致的增温趋势,春季、夏季、秋季、冬季每10年增温分别为0.23、0.17、0.27、0.47℃,冬季气温升幅明显高于其他3个季节。≥0℃积温、≥10℃积温变化表现为一致增加,≥0℃积温的气候倾向率在40℃/10年~80℃/10年之间变化,≥10℃积温的气候倾向率大于60℃/10年。降水变化年降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图略),降水距平百分率以每10年减少1.7%的速率减少。1966—1970年和1975—1993年降水总体呈偏多趋势,1994—2002年明显偏少,2007年达历史最少。降水量区域性变化差异较大,以黄河为界,黄河以西呈增多趋势,河西走廊每10年增加4~12mm,祁连山区每10年12mm以上;黄河以东呈减少趋势,河东地区每10年减少4~30mm(图4),并且减少的幅度明显高于增加的幅度。冬季降水距平百分率每10年增加8.8%的速率,春季、夏季、秋季以每10年分别减少1.7%、0.2%、5.9%的速率减少。日照变化年平均日照时数的变化呈现减少趋势,每10年减少9.8h,1961—1989年和1998—2010年呈下降趋势,1990—1997年呈上升趋势(图略)。冬季、夏季呈减少趋势,春季、秋季呈微弱增加趋势。各地年日照时数变化差别比较大,酒泉西部、张掖大部、武威和白银市北部、陇东大部和甘南高原为增加趋势,每10年增加20~40h,其余地方为减少趋势,每10年减少20~80h。
对生长发育和适宜种植区域的影响啤酒大麦属喜凉作物。全生育期120~130天,需要≥0℃积温1600℃左右。据研究,日平均温度越高、日照时间越长,啤酒大麦生育期则越短。日平均温度升高1℃,生育期缩短1.6~4.5天,平均日照时数增加1h,生育期平均缩短0.3~3.2天,海拔每升高100m,生育期则延长3~4天[18]。对生长发育和适宜种植区域的影响啤酒花是喜温凉、干燥气候。甘肃河西地区啤酒花全生育期160~170天,≥5℃积温2700~3000℃。啤酒花主产区玉门、武威生育期间≥5℃积温明显增加,分别由1971—1980年3289℃、3312℃增加至2001—2008年的3545℃、3620℃,倾向值分别为87.9℃/10年、104.0℃/10年。随着主产区气候变暖,种植高度提高了100~150m,种植区域扩大。适宜种植区位于温和温凉干旱地带,高度1300~1800m,种植最高上限达2000m左右[20]。3.2.2对气象灾害危害的影响由于啤酒花属草本缠绕植物,体型高大,大风是影响啤酒花生产的主要气象灾害。开花期(6月下旬)至成熟期(9月中旬)是河西啤酒花生育的关键期,若遇8级以上大风且持续5h以上,可造成枝条折断等机械损伤。如玉门1991年6月23日持续近9h8级以上大风,造成啤酒花受损严重,受损面积占总面积30%~40%。按当时受损情况测定,平均断枝0.9~13枝/株,枝梢磨损减少花蕾数9%~20%,每公顷减产165~240kg。统计河西3个代表站,安西(西部)、张掖(中部)、武威(东部)大风日数呈逐年代减少趋势。从季节上划分,安西年内大风日数集中于春末夏初3—6月,占全年大风日数的50.3%。张掖、武威的大风日数主要分布在4—7月,分别占全年的61.1%和65.2%。可见,大风危害的机遇非常大。除大风外,啤酒花成熟期连阴雨天气也是影响啤酒花质量的不利气象灾害。若遇连续3天以上的降水且日雨量>3mm,过程降雨量≥20mm,可造成塌架,致使枝叶、花蕾落地,对产量和质量影响较大。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经研究,啤酒花产量与营养生长中后期至现蕾前(5—6月)最高气温与产量呈负相关,最高温度过高导致过早开花和多次开花,花体成熟不一致,影响产量提高;而出苗期(4月)最低气温与产量呈正相关,最低气温偏高,土壤解冻早,根芽发育快,割芽期提前,有利于及早萌发生长。日照时数与产量大多时期呈正相关,尤其在苗期和成熟期,前者需要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有利于及早搭建丰产架型,后者有助于提高有效花枝和有效花率。8—9月是啤酒花甲酸含量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要求气温略高、日照充足、降水少,有利于形成高产和优良的品级。如1998年玉门9月平均气温(16.7℃)为1960年以来玉门镇同期最高值,加之降水特少(0.6mm),日照充足(277h),啤酒花甲酸含量高达20%~25%。而其他年份甲酸含量仅在5%~7%之间。说明在啤酒花成熟采摘和晾晒期光热条件好,对品质有显着影响[20]。对生长发育和适宜种植区域的影响百合是喜凉作物,对热量要求并不严格,适应性较广。经试验,全生育期需要≥0℃积温2350~3000℃。主产地兰州地区≥0℃积温增加趋势显着,倾向率为182.5℃/10年(R=0.715),热量资源足以满足百合生长所需。气候变暖,使种植高度提高了100~150m,种植最高上限达2700m,种植区域扩大。适宜种植区在2000~2100m和2300~2400m,产量达15000~20000kg/hm2;最适宜种植区在2100~2300m,产量达20000~25000kg/hm2[20]。对气象灾害危害的影响气候变暖,春季回暖较早时易受低温、霜冻的侵袭,幼苗生长受到抑制,如1993年和1999年的霜冻,使当年产量下降20%左右。从1995—2003年极端最高气温迅速上升,如2000年最高温度达39.8℃,持续高温使茎叶枯黄死亡,尤其7—8月生长旺盛期,高温使生育状态受到严重抑制,产量下降20%~30%[21-22]。对品质和产量的影响百合生长前期和中期喜光照,尤其是现蕾开花期,兰州地区4—8月平均日照时数为1182h,历年日照时数变化呈增加趋势明显,有利于现蕾开花期生长发育。经试验,百合需水关键期在花期至鳞茎膨大期,从6月中旬至8月上旬需水量在200~300mm,年降水量在450mm左右,就能满足要求。在6—8月水分关键时段,1990—1993年之前主产区降水量基本持续增加,降水相对充裕,1994年达到268.6mm,此后降水呈减少趋势,2006年只有50mm,还不足历年平均值的30%,严重制约了以雨养农业为主的百合生产。在关键生育期内,降水减少和光照不足将对百合生长发育和品质、产量带来不利影响[21,23]。对生长发育和适宜种植区域的影响花椒是喜温热、喜光照、耐干旱、适应性强的树种。据1990—1991年9个定位观测资料分析,全生育期需要150~160天,≥5℃积温2000~2600℃。发育期随海拔升高而推迟,全生育期天数和≥5℃积温均随海拔升高而减小和下降,每升高100m,全生育期天数减少4天,≥5℃积温下降106℃。当春季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5℃时开始发芽,随着气候变暖,主产区武都≥5℃平均日期为3月5日,2000年之后提前到2月下旬,发芽时间提前5~10天,生育期相应提前。生育期间≥5℃积温平均为2863℃,倾向率为165℃/10年(R=0.5310),积温増加,热量资源比较充裕。种植高度提高了150~200m,种植最高上限达2200m,种植区域扩大。适宜种植区在1400~1700m,品质评定总分为12~20;最适宜种植区在1000~1400m,品质评定总分为20~25[20,24-25]。对气象灾害危害的影响气候变暖,尤其冬暖次数明显增多,导致花椒萌芽期提前,但抗寒能力却明显减弱,发生寒潮或低温冻害天气,很容易造成产量下降甚至绝收。对3—5月冷空气影响程度统计表明,主产区1980—1995年低温冻害频次共5次,1996—2007年却高达8次,且冻害程度明显加重,如1998年3月19日24h降温13.3℃,4月12日48h降温10.1℃,连续2次降温使嫩芽遭受严重冻害,根颈、大枝杈、抽条、树干和花芽受到冻害;2006年3月12日24h降温10.1℃,最低温度为-2.7℃,冻害不仅使产量受到严重影响,还使各种病虫害乘虚而入,蔓延成灾。成熟期的降水是影响产量的重要因素,对主产区7月降水量分析表明,降水变化呈波动性减少(R=0.4306),其中1991、1997、2000年,该时段降水量不足30mm,仅占历年平均值30%左右,干旱明显。如果该时段降水量与历年平均值相比,≤20%为干旱,≤50%为特旱。统计显示1980—2007年间干旱频率为43%,特旱频率为18%,且2000年后干旱频率明显增多。
虽然花椒抗旱性较强,但严重干旱仍然使叶片枯萎、果实萎缩,产量和品质下降[26]。对生物量的影响经研究,花椒开花后20~25天结果实,果实生长期为100天左右,对果实每隔10天进行连续测定结果得出,果实增长速度开始缓慢,中期急增,后期平缓。果实累积速度极大值文县出现在5月29日,最大生长率为0.312g/天;武都极大值出现在5月16日,最大生长率为0.206g/天。文县从5月14日至6月13日在一个月内累积最大生产率为8.70g,占总重45%。其中5月22日至6月5日增长速度最快,日增长量在0.30g以上,是增重关键期。武都从5月1日至5月31日在一个月内累积最大生长率为5.87g,占总重37%。其中5月10日至22日增长速度最快,日增长量在0.20g以上,也是增重关键期。两地果实开始膨大日期基本一致,但文县‘大红袍’花椒生长率明显大于‘武都七月椒’,最大生长率出现时间比武都推迟10~15天。两地果实增长量的差异除品种以外,与降水关系密切,果实膨大期的1991年6月中旬至7月武都出现干旱,同期降水量比文县少63.7mm,使果实增长最快时段缩短,增长量下降。气候变干,干旱出现频率増多,严重影响果实增长量的提高,最终影响产量。因此在果实增长关键期增加水肥投入,加强田间管理非常重要[20,27]。对品质和产量的影响同一品种不同地域着色成熟期气象条件不同,其品质有显着差异。着色成熟期要求,气温比较适宜且夜间温度偏低,持续时间长,在22~23℃;相对湿度较小,在64%~70%;降水量适中,在100~170mm;日照较充足,在300~350h,多太阳散射光,有利于芳香油和麻味素的积累,椒皮鲜红、紫红,油腺多而密,颗粒匀细而大,香气浓郁,麻味重,品质最佳,总评分在20分以上。花椒产量与气象条件关系非常密切。从气候生态区类型看,同一品种以北亚热带半干旱区和温暖半湿润或半干旱区的主产区产量最高。从气象条件看,热量资源丰富,全生育期≥5℃积温为2600℃左右,降水量适中在200~250mm;果实膨大期气温在19~20℃,相对湿度在60%左右,降水量在50~100mm,日照时数在300~350h,果实重量主产区达到3.64~3.72g/200粒,其他区域只有3.14~3.45g/200粒,产量明显增大。
生育率趋势范文篇11
关键词：中粳;适宜栽培期;生育期;产量;稻米品质
中图分类号：S511.2+2;S3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4）23-565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4.23.010
20世纪80年代以前，江汉平原水稻生产在品种类型上为早中籼、晚粳的格局。杂交稻扩大推广后，这种格局变成以籼稻为主，粳稻比重较小[1，2]。然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优质大米的需求日益加剧，粳米市场不断扩大[2，3]。生活中，人们认为粳米口感较籼米好而使粳米备受青睐，粳稻价格一直高于籼稻[4]。近年来，粳稻的米质优越性突出，超级杂交稻育种中育出了粳稻超高产品种，有必要对江汉平原所种植的中稻使用粳型品种的可行性进行重新审视。因此，以粳稻为中稻，研究其在江汉平原是否适宜栽培和适宜栽培期范围，为江汉平原发展以粳稻为中稻栽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6个粳稻品种为试验材料，在中稻适宜栽培期范围内，分5期播种，以生育期、产量和品质为主要考察指标，探讨用粳稻为中稻在江汉平原是否适宜栽培和适宜栽培期范围，为江汉平原发展以粳稻为中稻栽培提供指导。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设计
试验于2012年在湖北荆州长江大学农学院试验基地进行。供试水稻品种为淮稻5号、津稻263、盐粳7号、镇稻99、徐稻4号和金粳1号6个品种。供试材料分5期播种，播种日期分别为5月4日、5月14日、5月24日、6月4日和6月14日。秧龄达25d时移栽。
田间布局采用随机区组设计，设3次重复，小区面积为2.0m×3.0m，株行距为16.7cm×20.0cm，单本栽插。大田施氮（以纯N计）120kg/hm2（中化复合肥，N∶P∶K为20∶8∶8）。水稻生育期内常规水肥管理，注意及时喷施农药防治病虫害。
1.2测定项目
1.2.1生育期与分蘖动态调查记载播种期、移栽期、抽穗期、成熟期。每小区定点20株，自水稻分蘖期开始至抽穗期止，每5d记载一次分蘖数。
1.2.2产量性状与产量调查水稻成熟后每小区选20穴测定单位面积有效穗数。每小区取5穴进行考种，测定每穗总粒数、实粒数、千粒重。另每小区取30穴单打单收，自然风干后（水分含量为种子重量的14%）称重，最后将其折算成单产（kg/hm2）。
1.2.3品质性状调查每品种每播期收获500～1000g纯净种子、干燥后储藏，待全部收获后，统一恒温、恒湿条件下缓冲、平衡储藏3个月，测定糙米率、精米率、整精米率、垩白粒率、垩白度和直链淀粉含量等。
1.3气象因子测定
采用距离试验地约500m的国家一级农业生态试验站湖北省荆州市农业气象试验站记录的气象数据。主要气象参数包括2012年4月10日至9月30日间的日最高温度、日平均温度、日最低温度、湿度及风速等。
1.4数据统计
试验数据采用MicrosoftExcel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绘图，用DPS7.0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各品种不同播期生殖生长期间气象条件
统计2012年7月12日至8月31日日间气象数据，日平均温度≥30℃或日最高温度≥35℃的天数有14d，日期为7月21日至7月23日、7月25日至8月1日、8月12日、8月8至8月19日（图1）。根据供试品种各播期开花日期判定，第1播期徐稻4号（始穗期7月27日）和金粳1号（始穗期7月29日）分别遭遇6d和4d田间高温天气，第2播期只有徐稻4号（始穗期7月30日）遭遇3d田间高温天气，其他各播期品种均未遭遇高温天气（表1）。在材料开花期遭遇高温时段（7月25日至8月1日），日相对湿度稳定，保持在80%左右（图1）。
2.2播期对生育期的影响
随着播期的推迟，供试水稻品种的生育期明显缩短。淮稻5号、津稻263、盐粳7号、镇稻99、徐稻4号和金粳1号每相邻两期之间生育期分别平均缩短5.50、5.75、6.00、5.75、6.50和5.50d;第3播期与第4播期间缩短天数最长，平均缩短11d;从第3播期开始，各品种生育期小于120d，第4、第5播期则小于110d（表2）。说明5月24日以后播种，已经不适宜中粳的正常生长发育。
2.3播期对产量及其构成因素的影响
2.3.1产量供试品种淮稻5号、津稻263、盐粳7号和金粳1号4个品种产量在不同播期差异均不显著，淮稻5号产量呈降低趋势，津稻263和盐粳7号呈增加趋势，金粳1号先增后降，第3播期产量达到最高。这4个品种5期平均产量分别为8606.25、7471.65、6987.45和8239.20kg/hm2。镇稻99第2播期产量最低与其他4期产量差异显著，第4播期产量最高。徐稻4号产量呈抛物线趋势，第4播期达到最高，第1播期产量最低与第3、4期产量差异显著（图2）。
2.3.2产量构成因素产量构成因素在不同播期条件下受到不同的影响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随着播期的推迟，各品种有效穗除金粳1号保持递增趋势外，其他品种均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淮稻5号、津稻263、盐粳7号和金粳1号有效穗第5播期达到最高，比第1播期平均增幅约为17.6%。镇稻99第1播期有效穗最高，第5播期次之，徐稻4号第4播期达到最高。
每穗总粒数随播期的推迟总体呈降低趋势，各品种前4期差异不显著，镇稻99和金粳1号5个播期差异均不显著，由此可见，播期对每穗总粒数影响不大。
不同播期对各品种（除淮稻5号外）结实率影响达显著水平。津稻263、镇稻99、盐粳7号和徐稻4号结实率呈先减后增趋势，后2期显著高于前3期，第5播期比第1播期平均增幅约为23.9%。金粳1号呈先增后减的趋势，第3播期结实率最高，比第1播期增幅达10.06%，第5播期最低，比第1播期降幅为11.85%。
不同播期条件下，各品种千粒重差异较小，总体随播期的推迟千粒重呈递增趋势，第5播期比第1播期平均增幅约为8.9%。各品种除盐粳7号外后3期差异均不显著，盐粳7号第4期千粒重显著低于其他4期，可能是由于试验误差导致。
2.4不同播期条件对稻米品质的影响
在不同播期条件下，稻米的品质受到的影响不同（表4）。由表4可知，随着播期的推迟，5播期间淮稻5号糙米率差异均不显著。盐粳7号、镇稻99和徐稻5号随播期推迟，糙米率呈递增趋势，且后2播期间差异均不显著，第5播期比第1播期分别增幅41.80%、25.37%和20.37%。津稻263随播期呈先减后增的趋势，第5播期达到最高，第5播期与第1、第4播期差异不显著。金粳1号随播期推迟呈先增后减的趋势，第3播期达到最高，且前4个播期间差异不显著。
不同播期条件下，各品种精米率、整精米率差异不大。津稻263、镇稻99和徐稻4号精米率随播期递增，后3期间差异不显著，第5播期比第1播期平均增幅6.6%。淮稻5号和金粳1号随播期推迟呈先增后减的趋势，淮稻5号第4播期达到最高，后4播期间差异不显著。金粳1号第3播期达到最高，第4播期显著低于其他4期，其他4期差异不显著。
不同播期条件下，不同品种垩白粒率差异表现不同，淮稻5号、津稻263呈升高的趋势，镇稻99呈降低的趋势，金粳1号第3播期显著低于其他4播期，盐粳7号和徐稻4号5播期间差异不显著。垩白度随播期推迟总体呈递增趋势，且各品种前3期差异均不显著。
直链淀粉含量随播期变化变动不大，淮稻5号、津稻263、盐粳7号和徐稻4号的直链淀粉含量较高，5期平均直链淀粉含量分别为16.15%、16.55%、16.16%、16.44%。直链淀粉含量最低的为金粳1号，5期平均直链淀粉含量为12.65%。
3小结与讨论
水稻生长期间所处的气候条件，尤其是抽穗灌浆期光照和温度是影响水稻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关键因子，本试验通过设置不同的播期处理，使水稻生育期气候条件不同，从而探讨中粳在江汉平原的适宜栽培期。本试验采用6个品种、5个播期（5月4日、5月14日、5月24日、6月4日和6月14日）研究发现，随播期的推迟，供试品种的生育期不断缩短，这与钱卫红等[5]和秦阳[6]的研究结果一致，且从第3播期开始，各品种生育期小于120d，以上结果说明，5月24日以后播种，已经不适宜中粳的正常生长发育，江汉平原中粳的适宜播种期最迟不能迟于5月24日。
本研究结果发现，供试水稻品种，随播期的推迟，各品种各期之间的产量变化不大，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同[5-11]。随播期的推迟，供试水稻品种的第1播期与第5播期，从播种到抽穗所经历的时间相差20d，但产量无明显差异，与常理生育期长则产量相对较高不符。这可能是因为栽培时是单本栽插，供试水稻品种因分蘖少，前期与后期有效穗数相差不大，导致前期的产量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前人对不同播期对水稻产量构成要素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但由于试验地点和供试品种不同，研究结果不尽相同[5-12，14-17]。本研究发现，不同播期条件下，供试品种的结实率前期与后期存在显著差异，这与钱卫红等[5]的研究结果不相同，与张在金等[7]、赵新华等[8]、王夫玉等[9]和陈金龙等[10]的研究结果相同;随播期的推迟，穗粒数变化不大，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同[5，7-11];随播期的推迟，供试水稻品种的千粒重品种内无显著变化，这与钱卫红等[5]的研究结果相同，与张在金等[7]、赵新华等[8]、王夫玉等[9]和陈金龙等[10]的研究结果不同。这可能与所用的品种、播期以及试验地点的温光资源不同有关。
稻米品质性状既由遗传控制，又受栽培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生态因子的影响。不同播期引起的品质变化均与气候生态因子有关，播期对不同水稻品种品质影响已有不少报道，但结果不尽相同[15，18，19]。李建国等[13]认为同一品种随着播期的推迟，灌浆期日均温度降低，稻米的垩白度变小，整精米率提高，直链淀粉含量增高，蛋白质含量下降，食味值有所改善，在诸多品质性状中，以垩白度的变化幅度最大，其次是整精米率，说明上述品质因子较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张洪熙等[20]研究发现随着播期的推迟，整精米率逐步下降，垩白粒率和垩白度逐步变大，直链淀粉含量上升，蛋白质含量下降，品质有降低的趋势。谢黎虹等[21]的试验结果表明，直链淀粉含量随播期推迟而增加。本研究发现供试品种在不同播期条件下，垩白粒率和垩白度差异较小，由于品种不同，淮稻5号和津稻263垩白粒率随播期推迟升高，盐粳7号、镇稻99和徐稻4号随播期推迟降低，其他各项品质性状较稳定。总体而言播期对品质影响不大，同一品种早播与晚播，品质之间无显著差异。
供试品种中，淮稻5号产量高，品质较好，适宜在江汉平原做中稻种植;盐粳7号产量低，品质差，不适宜在江汉平原做中稻种植。在江汉平原，粳稻品种的生育期，随播期的推迟明显缩短，其产量和品质随播期的推迟无显著差异。在江汉平原，用粳稻做中稻栽培的适宜栽培期较宽，虽然6月14日播种，也能正常成熟，但不同品种在产量构成因素和品质指标对播期的适应性上表现出一定差别。鉴于中稻的生育期最短不宜小于120d，所以江汉平原中粳的适宜播期不能迟于5月24日。本试验可能因为栽培误差，导致第1播期与第5播期生育期相差约23d，但产量无差异。为了使粳稻作中稻栽培获得高产，播期应尽量早，最好不迟于5月24日，且移栽时每穴至少栽2株秧苗。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李志军.我国粳稻生产：区域布局变化及粮食安全政策含义[J].农业经济问题，2005（6）：66-70.
[2]曹丹.不同移栽期对粳稻品种的影响[J].北方水稻，2010，40（2）：15-18.
[3]陈温福，潘文博，徐正进.我国粳稻生产现状及发展趋势[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6，37（6）：801-805.
[4]石少龙.籼稻与粳稻价位提升差价缩小[J].农业展望，2007（7）：15-18.
[5]钱卫红，陈德刚，何新宝，等.播期对早熟晚粳稻武粳15群体生育性状的调节效应[J].江苏农业科学，2005（6）：34-35.
[6]秦阳.播期对不同粳稻品种产量与品质影响的研究[D].沈阳：沈阳农业大学，2005.
[7]张在金，马玉银，周炳庆，等.不同播期对迟熟中粳稻扬20238产量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8）：12132-12133.
[8]赵新华，段祥茂，徐宗进，等.播期对不同类型粳稻品种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J].甘肃科学学报，2001，13（4）：52-55.
[9]王夫玉，张洪程.播期对淮北粳稻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1，19（3）：211-215.
[10]陈金龙，陆风珍，周纪平，等.不同播期同期移栽对常优1号粳稻生长发育的影响[J].江苏农业科学，2003（5）：29-30.
[11]张冬松，林玉琪.不同播种期对两优2186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3，25（S1）：28-29.
[12]李秀芬，贾燕，黄元才，等.播栽期对水稻产量和产量构成因素及生育期的影响[J].生物学杂志，2004，23（5）：198-100.
[13]李建国，韩勇，解文孝，等.播期及环境因子对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8）：3160-3162.
[14]鄢章林，何畅.不同播种期对优质稻产量和碾米品质的影响研究[J].西昌农业科技，2005（2）：23-26.
[15]杨稚愚，汪汉林，邹应斌.播种期对杂交水稻生育期和产量的影响[J]，耕作与栽培，2004（3）：18-24.
[16]朱练峰，禹盛苗，欧阳由男，等.播栽期对水稻生长和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J].中国稻米，2009（3）：13-17.
[17]郑建初，张彬，陈留根，等.抽穗期高温对水稻产量构成要素和稻米品质的影响及其基因型差异[J].江苏农业学报，2005，21（4）：249-254.
[18]秦阳，蒋文春，张城，等.不同水稻品种播期与品质的关系[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4，35（4）：328-331.
[19]平俊雄，谢国禄.水稻成熟期平均气温与糊化特性及煮饭特性间的关系[J].国外作物育种，1999，18（4）：3-5.
生育率趋势范文篇12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中国人口信息中心开发的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软件预测青海人口老龄化进程，分析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障带来的挑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已经超出了作为人口数字的具体意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青海省在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数为167.65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4.7万人，老年人口比例是2.8%。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214.56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下降到2.1%。第三次全国普查时总人口增长了145万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2.7%，第四次全国普查中总人口增长了56万人，老年人口比例是3.07%，到“五普”时，总人口增长到了518.16万人，老年人口比例增长到4.56%a2005年青海省1%人口抽样调查中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04%。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24.11%，计算出相应的抚养比为43.29%，老年抚养比是8.77%，老少比为25.1%。由此可以看出，青海省在2005年少年儿童的比重低于30%，老少比高于15%，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接近7%，可以判定青海省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正处于由成年型人口快速向老年型人口转变的阶段。由于青海省是一个西部贫困省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预测人口老龄化进程，分析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障带来的挑战，是积极应对青海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间题的决定》的具体措施。
一、青海省人口老龄化末来趋势预测
(一)预测方法和条件设定
基于青海省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统计资料，运用中国人口信息中心开发的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软件，可对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本项研究的目标时间段为2005年一2030年;实际预测分三套方案进行(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预测未考虑迁移人口因素影响。
在人口预测过程中，预测参数(生育率参数、死亡率参数等)的选取直接决定着预测结果的质量。对于预测期内初始年份总和生育率的选取，具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是青海省统计局的有关专家认为，初始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为1.93左右;二是青海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有关专家认为，初始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为1.98左右。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意见，笔者在实际预测时选择了三套方案:高方案:青海省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期内的初始年份为1.98，并在整个预测期内保持不变;中方案:青海省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期内按从期初的I.93持续下降至2030年的I.B;低方案:青海省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预测期内按从期初的1.93持续下降至2022年的1.8，此后一直保持不变。在死亡率参数的选取方面，根据世界人口转变所取得的经验，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一定水平后将出现减速递增趋势。联合国的经验数据表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67.5-70岁时，男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每10年将增加1.5岁，女性人口这一数字为3.6岁;达到70-72.5岁时，相应的数字为男性人口每10年增加0.9岁，女性人口每10年增加2.8岁;达到72.5-75岁时，相应的数字为男性人口每10年增加0.4岁，女性人口每10年增加2岁;达到75岁以上时，相应的数字为男性人口每10年增加0.2岁，女性人口每10年增加1岁。按此结合基年数据可计算得到预测期内青海省预期寿命的变化模式并对死亡参数做出选定。
(二)预测主要结果
1.人口年龄结构将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化，且这一转化过程将于2009年左右完成
如表1所示，按照表2所示国际上关于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的划分标准，三种预测方案均表明，2006年度，青海省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尚属成年型，2009年则将步人老龄社会(按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预测，老年人口系数均在7%以上，儿童少年人口系数均在30%以下，老化指数均在30%以上)。2030年，按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预测，老年人口系数分别将达14.01%，14.27%，14.33%左右。按照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还可以看出，2006年度人口年龄金字塔尚处于由增长型向静止型的过渡时期，其后则将逐步实现向缩减型的转化。
2.步入老龄社会后，总体而言青海省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仍将持续深入，2030年之前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呈不断上升态势
图1，2分别对2030年之前按三种方案预测得到的青海省老年人口比重及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动趋势作了直观说明。表3亦列出了青海省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及总抚养比等指标在预测期内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预测期内，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及少儿抚养比指标总体上的变化趋势将不断下降(如图3.4所示)，而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及老年人口抚养比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呈现出与之相反的上升趋势，且其上升幅度总体而言要大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进而带动了总抚养比在预测期内趋于上升。由此可得，人口老龄化将使得劳动适龄人口的抚养负担日益加重。
3.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30年之前将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
无论按何种方案预测，至2030年止，青海省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在60%以上，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还是较为丰富的，亦说明在此期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仍将不容忽视。图5对2030年之前按三种方案预测得到的青海省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动趋势作了直观说明。
二、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障带来的挑战
(一)人口老龄化趋势导致养老负担加重
预测结果表明，青海省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30年之前的这段预测期内将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是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同时发生的，且其上升幅度总体而言要大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进而带动了总抚养比在预测期内趋于上升。由此可知，人口老龄化将使得劳动适龄人口的抚养负担日益加重。此外，针对每万名就业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数进行分析的结果，亦证明青海省正在发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不仅仅是一个老年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缴纳和负担养老保险费的就业人口与作为养老金领取者的老年人口之间的比例不断下降的过程。根据《青海统计年鉴2006》所提供的青海省1990-2005年的从业人口时间序列数据，以时间变量为自变量，用SPSS15.0进行曲线拟合的结果表明从业人口(此处用变量P表示)与时间变量(此处用变量T表示)之间存在着较为理想的对数函数关系，其具体形式为:P=8019.2LN(T)-60671.3，R2=0.994，F=2231.163，将其进行趋势外推至2030年，可以预测出青海省这一期间的历年从业人口数。结合前文所预测得到的老年人口数(以中方案为例)，便可以得到每万名就业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数(如表4所示)。从表4中不难看出，青海省每万名就业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数将呈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因而将对养老保险基金帐户的平衡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
当一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或者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时(或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初期)，一般采用现收现付模式来筹集养老保险基金，费率较低且稳定是其重要原因，但这种代际转移负担的基金筹集模式亦有其自身的缺陷，如将退休一代人的养老金负担压在了下一代人身上，如其负担过重则势必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根据国际经验，支撑一个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三个条件:(1)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以支撑现有的退休人口;(2)一个有效率的税收体系，以便于潜在的养老保险费用的足额收缴;(3)一个高效且健全的基金管理体系，以确保养老基金能够不断地保值增值。目前，后两项条件就现实国情而言显然尚难以实现，而就第一项条件而言，虽然目前青海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然较高，但养老负担已经开始大幅度上升，并且就预测期内的情况言之，人口结构的不断老化已成为一个确定无疑的趋势。实际上，如果没有来自财政的补贴和对个人账户资金的占用，养老统筹基金收支之间的不平衡将成为一种常态，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现收现付制度也将因此难以为继。目前，随着青海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人，离退休人员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快速增加，实行现收现付模式将给企业、职工，甚至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由于青海省自然条件差，经济总量小，地方财政困难，养老金筹集面临困难，主要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补助，还未能实现良性循环，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两个确保”资金需求。如果保持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渐趋老化和在职职工的缴费率的持续上升，如不改变现收现付模式，青海省的养老金支出与工资总额的比例极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过国际公认的20%---25%的警戒线，届时将极可能产生养老金支付困难等消极现象，也会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稳定。
(三)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家庭养老功能
人口老龄化会弱化家庭养老功能的表现包括:一是使得家庭规模缩小。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近年来青海省的户均人口规模呈现下降态势。2000年户均人数为3.96人，2005年则降至3.66人;二是使得家庭结构模式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换。由于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的增加使得家庭内的代际数相应增加，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家庭的抚养和赡养结构大多呈“4-2-1”型，家庭中可供照料老人的成员减少，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减弱，甚至会导致低龄老人供养高龄老人的现象产生，家庭供养能力会有所下降。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亦将随之增加，除经济供养问题随之加重外，社会照料和医疗护理问题亦将随之不断增加。就青海省情而言，截至2005年底，全省农牧区贫困人数高达120.5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633万人，低收人贫困人口57.2万人;贫困比重大，全省总人口为543.2万人，农牧区人口为329.9万人，农牧区贫困人口的比重高达36.5%;且直接为老人生活服务的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基本上还处于初级状态，发展比较缓慢;大部分收养单位、福利院设施不健全，管理欠规范，环境不够理想，专业服务人员短缺，老人们的生活医疗需要根本无法满足，这无疑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时又为青海省增添了难度，将导致农牧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四)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医疗保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