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文化的特点范例(3篇)

城市社区文化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开发区；功能区；城市管理；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8-0048-04

一、当代城市化与城市管理的兴起与特征

18世纪中后期，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上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新问题的产生，城市管理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刘淑妍，2006）。从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来看，城市化与城市管理的互动变化始终没有停止。城市化推动城市管理方式、方法的不断变革，城市管理方式和方法的变化又对城市化规模和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从单一功能区向综合性城市的演化、形成与产业革命引致的经济要素流动密不可分，这种要素的空间转移和物质转换，会在不同地域和空间形成集聚和扩散，当物质要素集聚到一定程度会形成城市化的雏形，当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反向的物质扩散功能，推动城市自身影响和辐射力的提升，形成中心城市的基本功能（唐慎。2005），进而会逐渐发展和形成区域中心城市，带动跨区域的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出现。

当代城市化的发展除了保持传统城市化发展中的物质交换过程之外。还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由于以城市为单元的地方政府竞争的日趋加剧，城市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和要素汇聚，会形成经营城市的理念和行动方式。为吸引投资、技术和人才，它们会努力推销自己，将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管理模式纳入企业经济和发展的方向，形成所谓的“竞争性政府”。第二个变化在于城市化过程从过去的单一物质转换过程，增加了精神、文化和生态的变化过程，出现了从物质的单项转换到多维转换的变化过程。作为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一部分，城市生态和文化作为吸引要素集聚的手段，在城市发展中显示出巨大作用。第二三个变化在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力在不断超越过去的影响范围。如城市经济的规模和功能不断扩大，在有些国家已经替代了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城市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有些国家的名片和标志，城市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互相融合，城市独特的文化和精神内涵文化已经成为影响人们进行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因素。当代城市化的影响力已经不局限于国内、城市通过跨区、跨界、跨国、跨网络交流与合作，从国内社会走向国际舞台，城市的开放性活动已经超越了国家之间的开放交流，国际性城市不断兴起，成为推动跨国发展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经验探索到科学管理的演进过程。城市的发展促进了专业分工与合作，推动了管理的专业化。城市规模和范围的扩张又使这种分工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复杂。随着城市运行系统的日益复杂，城市运行与管理越来越交错互杂，各种运行子系统表现出非常规、非线形的特性，这些子系统共同组合成为城市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管理从最初的粗放式统管演变为以专业职能部门为基本单位的条条化管理，这种管理方法的变化有利于提高管理的专业化水平。但是，如今这种专业化条条管理方式又被条块结合的新方式替代。随着城市管理复杂的巨系统的形成，将专业管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将管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相结合成为城市管理的新趋势。为进一步发挥城市管理的整体优势和城市的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21世纪的城市管理在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的双重推动下，开始发生新的变革，以集成化管理、网络化管理、柔性化管理和精细化管理为理念，以城市系统高效有序协调运行为目标的城市管理方法不断推陈出新。

我国城市管理及其体制最早起步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质性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经过了几十年的艰难探索。从发展趋势看，21世纪的中国正在形成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新高潮，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城市管理正在从“经济主导型”向“综合主导型”转变（蔡雪雄、李桂平，2004）。从改革方向来看，精简管理机构，减少管理层次，建立管理通道机制，实现市民公众参与管理将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大趋势。城市管理模式的优化中，推进体制改革和促进民主决策是管理理念的重点取向。立足创新，将城市管理建设融为一体，使依法治市和体制创新相辅相成，取得城市管理有序而有效的良好效益成了城市管理者普遍的价值观。

二、开发区的城市化与城市管理特性

开发区是我国在特定地域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经济功能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都南政府主导在交通、人才、土地和通信等资源便利的地区设立了各种类型的开发区，这些功能区具有较强的吸纳生产要素能力，具有相对的区位优势，也有别于传统城市区域实行特殊管理政策的区域。经过30多年的治理整顿和优胜劣汰，目前分布在我国各地的各类经济区、特区和新区都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化过程，对于中国经济和城市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及带动和示范作用。

开发区与城市具有天然联系。开发区的成立改变了城市的产业格局、产业分布和地理空间，通过建立以母城为中心、以产业链条为边界的动态增长极，将城市的范围拓展和延伸。作为企业集群的集合体，开发区在一定的地理空间集中了数量众多的企业，这些企业相互关联、互相配套，使得产业和行业的发展拥有了完整的链条支撑，为产业、企业和区域的经济协作和专业化分工创造了便利条件，同类企业的聚集有利下创造新的产业和产业链；在另外的意义上，开发区也是新城市形态产生的前奏（王慧，2003），许多单一经济功能区的开发区通过产业积聚、资本积聚、人力积聚，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人财物基础，推动了功能区向城市的转化，推动新城的形成和发展。

3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和要素驱动逐渐转变为新时期的创新驱动。传统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逐渐松动。开发区的城市化问题在新时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区域产业结构的提升、区域载体功能的拓展、功能区人文环境的改善，开发区的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典型功能区的变革趋势看，单一的增长导向功能区都在逐步向综合配套改革或专业分工细化的方向迈进，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以及各种专业化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已经昭示着传统的增长导向型开发区的没落。开发区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使它与城市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使开发区更加注重自身城市功能的建构。它不仅表现在功能区逐步升级适合人居的综合交通配套体系，也表现在区域逐渐调整和提升适合人力资本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区域功能，还体现在开发区对城市功能的追求已经逐渐超越了传统的城区。开发区先行先试的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新区域的经济增长功能，而是越来越注重新区域的社会、生态，文化、环保等人文功能，从而带动开发区对城市功能的全新探索（顾学励，2005）。

然而，和城区不同，开发区的城市化和城市管理因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而具有不同的特征。首先，从地域分界看，开发区的地域分界是与区域独特的开发开放政策相适应的，一般而言，它属于其所依托的中心城市和主城区的一部分，与城区的城市管理具有天然联系。但是，开发区可能位于某个行政区之内，也可能跨越多个行政区，更有可能和行政区并列存在。这种通过行政手段的土地征用或成建制划拨方式植入新的空间界线，实质上是人为地创造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因而，这种空间形态具有特别的管制体制，成为有别于城区的一种新型的城市管制单元。加上开发区的行政地域划分具有不稳定性，会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变化频繁调整，因此，开发区具有不同寻常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其次，和一般的城区不同，开发区的管理体制从设立之初就充分吸收了国内外功能区管理的前沿理念和模式，属于典型的“顶层设计”，而不是自然演绎。多年来，以管委会为载体的功能区管理体制在管理机构的精简设置。区域决策体系设计、经济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上，一直秉承高效、快捷的基本原则，与一般城区比较而言，在政府治理的机构、途径、目标取向上具有较大差异。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中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干预程度更高，而功能区在资源配置效率上需要更快更强，因此，围绕权责的合理配置和机构的适应性问题成为开发区管理体制创新的重点。第三，从城市化和城市管理的视角看，开发区与主城区相比较，并没有后发优势。城市的形成是人工的社会环境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人文环境长期积累的结果，城市的内涵和形态比功能区复杂和完善得多。功能区除了在城市基础设施、市容市貌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外，在人口聚集条件、医疗社会保障系统、科技教育系统、文化娱乐资源等方面都无法和中心城区相比较。从综合发展水平到公共服务配套，从服务业发展到生态环境保护，从物质生活基础到精神文化素质，开发区在城市特征的多数层面都无法和传统城区相比拟。尤其对一些基础条件弱、开发年限短、规模不大的功能区而言，仍处于资本积累的工业投资区阶段，城市形态甚至还没有形成。因此，对开发区而言，城市化和城市管理创新只是艰巨的区域开发开放过程的起点。

三、开发区城市管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尽管城市管理在发达国家已经有过数百年的历史，但对开发区这类特殊区域的城市管理而言，不同国家都在进行探索和试验。纵观国外新兴区域的开发和管理思路，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以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二是以欧美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多元参与治理模式。

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具有东方传统文化和中央集权色彩。这些国家依赖政府主导的发展规划以及行政力量的高度参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着许多原本可由私人部门从事的活动。同时，国家行政权力的集中行使带来相关服务产业集聚，如金融保险、商业服务、教育咨询等。如日本对新兴区域的城市管理，总体上城市自治有限，而且受国家不同时期城市政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厚，集权与分权的方式采纳跟社会发展的阶段相联紧密。属于官僚主导加地方自治为辅的“混合式”的城市管理体制（罗翔、曹广忠，2006）。韩国新区采取专属机构管理的方式，在工业商业部的指导和监督下，设立工业区管理局，负责管理全国所有出口加工区的全面开发工作。20世纪末，韩国为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继续放宽对新兴区域管理权限的限制。成立济州特别自治道后，韩国中央政府高度下放权力，将除国防安全和外交之外的管理权全部划归济州道（赵丛霞、金广君、周鹏光，2007）。新加坡在新区的开发和管理上注重统一规划和布局。在城市管理上实行与建设相分离的原则，各部门之间除了定期进行交流外，一般相互不干涉各自的职权范围，权责明确，便于城市管理规范化进行（曲华林、翁桂兰、柴彦威，2004）。

美欧发达国家城市管理起步早、历史久。城市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具有政治民主化、经济多元化、产业革命化、市场国际化、社会现代化和人口城市化等基本特征。在新兴区域的管理上，美欧等国家秉承了其城市管理中社会参与的传统，在管理体制和职能的实施中重视社会角色的参与，形成了与亚洲重视政府干预和官僚管制相迥异的管理体系。如美国地方政府在财权、事权方面具有明确分工，政府在自愿基础上成立各级各类区域性组织，加强重大事务的协商和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防治、地区安全、资源合作开发等，有效解决新区开发过程中的利益纠纷和权益保障，通过设置多种类型和功能的跨行政区管理和服务机构，提供跨区域服务（高国栋，2001）。英国的新区政策从转移大城市人口和工业，转向协助大城市恢复城市魅力，新区开发建设不再局限于大城市的地区，而是扩充到整个区域范围，其城市规模也显著扩大。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的风靡和推广，英国新区建设和管理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提出“新丰r卜区”的概念，将生活、休闲、娱乐、工作集中于一体，改变了过去空间的分割，与此同时，将过去一直被城市忽略和排斥的郊区和农业元素纳入规划中，形成了新的城市聚居模式（中国经济导报，2006-01-10）。法国对新兴城市的开发和管理，多中心化发展、美化空间结构和提高环境质量是基本原则。它改变大城市单中心高度密集的城市结构。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新区与主城之间的距离适宜，有便捷的交通联系，新区超前建设基础设施，布局多种功能，实施综合开发，使之达到中心城区水平。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管理的情况看，普遍具有超前规划新区的城市发展，重视新兴区域的生态环境。社会管理组织设计灵活，社会管理组织的权力和功能强大，政府和公民对社会组织的支持程度高，公共服务市场化和非盈利性兼顾，重视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合作密切等优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是我国开发区城市管理中需要关注和考虑的重点环节。

进入21世纪，开发区的开放模式、区域功能、组织结构、产业构成以及人口结构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功能单一的开发区向功能复合的新城区迈进，是新时期开发区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许多开发型功能区逐步建立起类似于城市运营的管理体制机制。表现为在区域规划、开发和建设之外，越来越多的管理功能被赋予开发区行政部门。开发区、加工区、贸易区等过去特色突出的功能区创新活力不再体现在资本技术引进和项目组合集成，而是体现在城市管理体制的创新，管理体制和组织模式的创新成为衡量功能区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标志。

四、开发区城市管理的重心：行政架构与社会管理

开发区的城市管理创新可谓千头万绪，但目前最核心的要点聚集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架构的设置，二是社会管理的创新。

开发区行政管理架构是管理体制的基础，在区域管理中发挥着首要作用，行政管理体制的设计与施行对于其他管理体制有重大影响。从我国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实践探索看，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管理体制：一是行政管理协治型模式，二是行政管理准行政区模式，三是行政管理行政区模式。其行政管理的一般特征表现为“服务行政”的特色鲜明、组织架构高度整合、行政方式高效灵活和行政管理体系非常态等。当前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面临的突出挑战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的法律地位和执法环境处于尴尬境地，行政审批授权不能满足特殊区域的特殊要求，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跟不上区域扩张速度，扁平化行政管理体制优势受到削弱，新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母城或周边区域衔接不够，行政管理体制活力不够，市场化不充分，区域之间的行政管理缺乏必要的协调机构和利益协调机制。为解决这些难题，各类开发区对行政管理体制的设计和变革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探索，形成了几种典型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模式，如浦东新区“小政府、大社会、大服务”的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深圳特区“行政三分”的体制探索以及滨海新区集中行政权的体制探索。从未来开发区的发展特点和发展轨迹看，该类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可以放在：一是解决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功能定位和法律定位；二是解决政策资源的内敛性导致的行政管理的封闭性；三是优化和调整行政管理的层次和幅度，提高管理效率；四是推进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具有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五是完善政府及其官员政绩考核制度和培训学习制度；六是构筑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中介组织。

从社会管理创新看，几乎我国所有的大型开发区和新区都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在这个城市化发展的特殊阶段，南于功能区城市规划、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弱质，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使得作为社会管理薄弱区的开发区面临着流动人发性增长、新型社会组织快速发育、基层社会管理事务显著增加、政府管理和社区自治矛盾凸起等许多不断涌出的新情况。由于开发区的社会管理具有城区社会管理不可比拟的特殊性：社会管理与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城市管理面临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新形势，城市管理创新与开发区“第三次创业”叠加，社会管理进入矛盾多发期和共振期。因此，开发区的城市管理呈现出管理体制分散性、二元化特征，“工厂政体”和体制推动型变革特征明显，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筹性不强，社会管理组织设置功能弱化，管理的同质化倾向严重，城市管理开放性、流动性较弱且自主性很差。从深层次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开发区之间重组，整合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资源要素，解除阻碍区域城市化发展的管理机构缺位和社会管理需求背离的症结。从实践看，其城市化和城市管理创新的目标应放在以管理体制、运行模式和管理文化创新为重点，推进开发区政社分开，探索符合开发区发展特点的社会管理模式，实现社会管理从辅助层面向支撑层面转换。

[参考文献]

[1]蔡雪雄，李桂平.经济主导型到社会主导型：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优化取向[J].社会科学研究，2004，（6）：40.

[2]高国栋。美国的城市管理体制[J].开放导报，2001，（9）：41.

[3]顾学励.开发区的未来取向——城市功能的回归与创新[J].中国高新区，2005，（4）：44.

[4]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赴英国考察团.英国土地管理和空间规划的特点及其启示[R].中国经济导报，2006-01-10（2）.

[5]刘淑妍.城市化进程与我国城市公共管理变革的新内容卟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7.

[6]罗翔，曹广忠.日本城市管理中的地方自治及对中国的启示——以东京为例[J].城市管理.2，2006，（2）：31.

[7]曲华林，翁桂兰，柴彦威。新加坡城市管理模式及其借鉴意义[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6）：63.

[8]唐慎.论中国开发区的聚散功能及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复制作用[J].探索，2005，（2）：84-88.

城市社区文化的特点范文

抓好社区文化建设工作意义重大

社区文化是社区文明程度的象征，是社区发展的灵魂，社区文化在社区中的反映，也是居民在社区各种精神、文化生活的反映。社区的发展程度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直接影响城市的总体发展水平。社区文化以社区为依托，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宗旨，发挥文化工作教育、知识、娱乐的功能，使人们从亲身参与中受到启示、获取知识、提高全民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推动两个文明建设。

杭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作为浙江省省会和经济、文化、科教中心，在文化强省建设进程中担负着光荣的使命和重大责任，必须顺应科学发展新要求，把握文化发展新趋势，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构筑城市发展新优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入推进文化名城、文化强市建设，努力在文化强省建设中继续发挥龙头、领跑、示范、带头作用，继续走在全国前列。这也要求我们必须从社区这一基层前沿来抓实抓好文化建设。

发挥文化馆引领作用，社区文化活动成绩斐然

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是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文化部对如何加强社区文化工作也曾多次发文并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及文化事业单位要认真落实各种措施，广泛开展社区文化活动。

2008年8月，杭州市文化馆牵头创建了杭州群众文化网（）由主网站和13个区县（市）子网站构成，于2009年起正式运行。具有信息服务和文化演出配送两大功能。为广大群众查询文化信息、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便利。

2008年，首先以乡镇街道为单位，设置了首批198个群文配送基层服务点，每个服务点的联系人为各乡镇街道的文化干部。首批服务点的设置，使群文配送服务能够覆盖本市的所有区域。2009年，在198个乡镇街道服务点的基础上，将服务点继续往基层推进，以六个老城区为对象，设立了100个社区一级的基层服务点，2010年，又以余杭、萧山两区和五县（市）为范围，再次新增100个社区基层服务点；与此同时，我们还针对驻杭部队、外来务工人员、残疾人、老人、青少年等特殊人群，设立了一些单位服务点，努力使有限的群文服务资源，能够辐射到更多的服务对象中去。2010年群文配送服务真正做到了全市域覆盖。

开展网上群文配送，必须拥有一定的服务资源，作为市级群众文化事业单位的杭州市文化馆本身相对有限的服务资源受到了限制。杭州市文广新局的领导给出了二个办法，一是将部分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专项采购资金投入到一服务项目中，二是打破以往条块分割的群文工作格局，加强整合，充分发挥全市群众文化存量资源的利用率。

下城区不断探索社区文化创新模式，社区文化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市前列。在71个社区中，社区示范图书阅览室的覆盖率达到70%以上，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达50%以上，新建6个体育健身（苑）点，使全区体育健身（苑）点共达到111个，其中园林式健身苑5个，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下城区积极发挥杭州武林广场、西湖文化广场、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广场的区域优势，广泛开展广场文化活动。为群众提供最广泛、最便利、最贴近的群众文化产品服务。

上城区构筑社区文化网络。所属60余个社区开展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居民自行组织参与“社区风情湖滨文化艺术节”，充分展示了湖滨地区的文化积淀和社区居民的文明素质。

西湖区将廉政宣传教育融入社区文化

拱墅区结合各社区自身优势和特点，培育出一批社区文化精品亮点：拱宸桥街道蚕花社区文化示范点，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是杭州城北地区最大的社区居民活动中心。该中心内部功能齐全。省长吕祖善等领导考察后也已予以充分肯定。湖墅街道珠儿潭社区推出涉外观光型示范文化活动点。米市巷街道半道红社区依托杭州收藏品市场，精心打造社区收藏文化特色。在各社区文化示范点的引领下，拱墅各社区、行政村有90%以上建立了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全区有230余支各式文艺团队活跃在基层，“健康快乐、共享文化”的理念正通过社区文化、庭园文化、楼道文化、家庭文化延伸到千家万户，对构筑“和谐拱墅、建设秀美拱墅”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江干区各社区也利用有限资源，凸现社区文化特色，扩大宣传阵地。天仙社区的“墙文化”以《天仙配》——孝感动天美丽传说为载体。机场路改造后一条绘满闸弄口历史故事的“文化墙”亮相机场路一巷。营造了社区深厚的人文环境。

城市社区文化的特点范文篇3

［关键词］城市；民族因素；突发性事件；社区预防体系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4-0063-0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体系建设与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1XGL009）、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YJA630207)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永政，西南民族大学民族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张明善，西南民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姚珣，西南民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讲师。四川成都610041

民族问题是我国社会问题中具有特殊性的重大问题之一。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少数民族群众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城市民族格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情况、新特点,呈现出多样化状态。城市已成为民族关系特别是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性事件的主要引发区，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着许多不同以往的问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城镇中的突发事件已进入高发阶段。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管理，特别是涉及少数民族群体突发性事件的应急管理已经迫在眉睫。

当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容易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少数民族产生抵触情绪。这些心理反应不仅存在于受事件直接影响的群众中，它还能通过媒介以网络舆情的方式间接影响到周围的群体，并把这种不良心理反应进行放大、扩散，从而导致舆情的变化，引起更大的危机，对社会安定团结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对于城镇化进程中涉及民族因素的的预防与控制不仅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学术界也在进行积极的研究。如，金炳镐（2004，2009）对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民族概念、民族结构、民族属性以及民族意识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石路（2004）、杨安华（2005）等对民族地区突发事件与危机管理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王建伟（2009）对当前民族地区预防和控制进行了探讨。王来华、温淑春（2007）从舆情的角度，讨论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变化特征。史云贵（2010）基于公共理性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途径进行了研究。胡百精、高小平、薛澜、王郅强、刘铁民等学者也对突发事件的特征分析、管理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推动了学界对涉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认识，对于政府科学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但总体而言，目前相关研究还比较泛化，没有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类型和影响进行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对城市化进程中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和控制研究不够深入。

作为城市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社区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聚集地，是多元化、多层次的组合，在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各族群众的交流融合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积极作用。因而，切实做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积极预防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既有利于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也有利于各个民族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就当前而言，如何发挥社区在预防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性事件的基础性作用是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课题组一行先后深入到新疆乌鲁木齐市、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吉林省长春市的部分社区就当前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新特点、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性事件的预防和控制进行了调研。

一、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民族工作的新特点

（一）进入城市社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快速增长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长6.92%。[1]与此同时，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城市化不断提高，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49.68％，城镇人口比重比2000年普查时上升13个百分点。[2]因而，在这种大的发展背景和趋势下，进入城市生活的少数民族群众也会急剧增加。以成都市为例，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该市少数民族人口12.69万人，比2000年增加5.97万人，增长88.7%。少数民族人口占该市总人口比重达到0.9%，比2000年提高0.3个百分点。[3]

（二）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更加明显

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社区中各个民族杂居的情况更为普遍，城市中很难找到单一民族居住的社区。另一方面，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基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因素而聚居在一起，就业就学就医等相对集中。如成都市郫县安德镇成为省内民族地区和、甘肃、青海等省区商品物资集散地；武侯区的浆洗街社区、洗面桥社区、蜀汉社区等成为本市藏族民众往来频繁、聚居较多的地区；青白江区弥牟镇成为成都市最大的回民聚居区。[4]再以长春市为例，少数民族人口居住相对集中，净月、朝阳、宽城、高新、绿园、南关等区流动人口数量较多，外县（市）相对较少。[5]这样，各个民族在城市中生活学习工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典型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