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研究范例(12篇)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1篇1
[摘要]：本文以媒介融合为背景，梳理受众角色和受众研究范式的演进轨迹，对网络新媒体时代参与性文化和互动经济的背景和原因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以传统媒介测量为比照，对网络媒体环境下受众和媒介测量的新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就若干问题进行了思考。
被誉为“21世纪的麦克卢汉”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亨利•詹金斯（henryjenkins）曾经指出，当今世界的两大潮流，一是媒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媒介融合的速度和广度在不断推进；二是参与性文化蓬勃兴起，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为受众创造了更多参与信息内容的生产和实践的机会[1]。
媒介融合时代的来临，受众参与传播机会的增大，不仅对传统受众形态、受众概念和受众研究范式形成巨大冲击，对受众和媒介测量也提出了新挑战。
传媒学界和业界关于媒介融合概念的界定和分析，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媒介融合“可以描述为传播工具的泛媒介化，传媒形态的全媒体化，传媒业态的多媒体化，融合取向的新媒体化和运作模式的跨平台化”[2]；媒介融合“包括技术融合、网络融合、业务融合、终端融合等多渠道融合”[3]，乃至内容融合、品牌和广告资源的分享。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同时认为，媒介融合并非媒介技术功能的简单整合和叠加，而是一种具化学性的结构变化，即朝着新媒体平台嬗变。如今“内容产品化，产品平台化”是传播领域的一大趋势，平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而互联网，则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也是最具普及性和发展潜力的媒体平台。
在不同媒介环境下，受众角色和受众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但任何媒介环境下，受众都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不可否认，由于传媒新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传统的受众角色——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消费者、目标对象将终止，取而代之的是搜寻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交谈者等诸多角色中的任何一个。”[4]今天的受众，不只是读者、听众、观众的代称，不再只是受传者，他们还是主动的用户、网民和传播者。不过在概念上，本文仍然延用受众这一传统术语，其缘由，主要是考虑在文章篇幅有限以致无法对相关概念进行更多元、更有效的界说的情况下，在与读者们分享和探讨一些学术概念和学术成果时，能够保持学术话语的某种统一性、共享性和延续性。
以下本文将从互联网新媒体角度出发，对受众特点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并就网络受众的测量方式进行探讨。
一、受众嬗变与范式转换
受众是传播的起点和归宿，也是传播学界和业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传统上，受众被称为受众者，通常指传播过程中讯息的接收者，也是读者、听众、观众的统称。在港台地区，受众又被译为阅听人，不少人认为这个译名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受众”一词的被动色彩，相比大陆学界将（audience）译为“受众”，似更合理。不过今天，从媒体融合的观点看来，“阅听人”一词仍然存在局限，仍然是传统媒体下的概念。因为今天的受众，不只是扮演被动的受传者的角色，而是具有了更多主动传播的能力。
西方最早的受众研究源于追求传播效果的需要。为进行军事战争中的“心战”宣传，政治上的竞选运动，尤其是商业方面的广告传播，为取得良好的效果，便需要系统科学地研究受众。今天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来临，受众行为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媒介平台上的各种交流和交易，受众研究和媒介测量的重心有所变化，但是追求传播效果，以及“双重售卖”模式在网络上的延续，尤其是广告商?广告主对广告效果的追求，仍然是受众研究和媒介测量的重要部分。
翻开任何一本教科书，不难发现在传播效果各种模式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受众角色和受众观在其中的变化。从“魔弹论”中孤立无助、完全被动的受众，到“有限效果论”中顽固的受众，以及适度效果论中相对主动的受众；从被视为市场和消费者的受众，到被视为公民的受众……。随着传播技术为受众参与的可能性的不断增长，今天的受众不只主动性在增强，主体性也在增强，这种主体性不只是指接收的主体性，而是指参与传播的主体性，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本体性、自主性在增强。
具体从传播的角度说，受众从一个信息的接收者变成为一个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从效果反馈的角度说，过去的受众，在媒体测量中，基本上以“数字受众”的面容出现，是一种由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所概括的受众，一种量化受众。如今有了新技术平台的支撑，受众逐渐成为“意见受众”，他们更注重自己的意见表达，更注重反映和表达他们的主观愿望，能够一定程度上反制和主导传播，这是一种质化的受众。在这两种不同的受众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受众观。前者是一种被测量的、简略的、非人格化的、被动的受众，后者则是一种主体性的、个人化的、主动的受众。
与变化中的受众相呼应，受众研究的视角和范式也在发生变化。著名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曾经将传播学从兴起直到今天，历史上所有的受众研究进行了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归纳，将它们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结构性、行为性、社会文化性研究[5]。这三种研究传统，分别反映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背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念。结构性受众研究源于媒介工业的需要，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有关受众规模和媒介接触行为的一些数据，如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等等，这些数据与广告和媒介市场的需求也密切相关。行为性受众研究旨在分析和改进传播效果，通过了解受众的媒介选择、使用和态度等方面的信息，来解释媒介的影响，为决策提供参考。两者主要采用调查统计和心理实验等量化研究方法。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后，受众研究开始范式转型，即出现了社会文化研究范式尤其是接受分析。这一范式眼中的受众，不再是非人格化的、完全被动的群体，受众对于文本具有主动解读能力，传播者对受众并没有绝对的主导力量。这类研究主要采取定性研究方法，试图在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全面深入地把握受众，强调对“人”的再发现。
稍后有两位学者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和朗赫斯特（longhurst）也将受众研究概括为三种范式，即行为范式、合作／抗拒范式、观展／表演范式[6]。如表1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范式在谈及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核心概念不同，受众在三种范式中的主体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在行为范式中，我们看到的受众，是作为个人怎样“暴露”在媒体的传播之下，如何“接触”和接受媒体信息，扮演一种接受主体的角色。而在合作?抗拒范式中，受众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呈现三种不同的特征，一种是支配性解读，一种是抗拒性解读，还有一种是协商性解读，“权力”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一范式中，受众对文本具有较强的能动作用，扮演的是诠释主体的角色。到了观展?表演范式，核心概念则是“认同”，受众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传者，而是一个自主的甚至自恋的表达或表演主体，他们具有足够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来表达自己、表现自己、演出自己，当然，其前提是拥有足够的技术条件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和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和朗赫斯特（longhurst）提出观展?表演这一研究范式是在1998年，其时，互联网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大众化，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传播工具和平台。这一范式的提出，却能够比较恰当地切合当下媒介形态中的受众特点，其原因颇耐人寻味，或许有几点不容忽视——这既与后现代思潮的学术推动有关，也与一位学者对未来媒介发展的前瞻性把握有关：既从历史中总结经验，从学科发展中找寻研究着力点，也从潮流中捕捉某些具有规律性的动向。
中国的受众研究近年来新出现的一道靓丽景观。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所谓的受众研究基本上是一些经验性总结或有感而发，了解受众也主要通过来信、来电和座谈会等方式，缺乏科学方法的应用，对受众的把握常常失之粗疏和偏狭。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受众研究开始引入我国，严格说来，主要是以受众调研为代表的受众研究，即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调研，以及一些较深入的问卷调查，一种结构性的、行为性的受众研究。目前，这两类受众研究已经基本上成为我们受众研究的主流范式，——即以视听率或阅读率调研为代表的日常制度化的研究范式，并且形成了相应的行业，收视率调查业便是一大代表。如今，不仅收视率让人趋之若鹜，收视率调查业也是一个迅猛发展的新兴朝阳行业，年营业额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翻了许多倍，之所以如此，原因无它，概因中国电视业的市场转型需要这样一种量化数据来调节市场各方的利益关系，需要为了解电视传播效果提供来自第三方的认证和评估，以此确定电视业市场的游戏规则。这些受众调研大都依据抽样统计原理和方法，同时采用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广告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向这些领域延伸应用。
今天，无论中外，席卷世界的网络新媒体浪潮，推动着虚拟空间的信息共享和互激，也带动了参与性文化和互动经济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上的博客、论坛和bbs内容，都是产自网络受众的信息内容，是“意见受众－传播主体”这一模式，促成了参与性文化的发展，乃至互动经济的形成。因为，这些信息同样能够吸引人们注意力，同样可以通过点击率等系列指标，成为与广告商?广告主议价的砝码。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受众不仅是注意力的提供者，也很有可能成为注意力资源和利润的分享者。
二、受众与媒介测量的新特点
受众角色和受众研究范式的不断演进，尤其是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参与文化和互动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新一轮对于受众测量和媒介效果测量的强烈兴趣。
相对于传统的电视收视率测量，媒介融合时代的受众和媒介测量有许多新特点。就互联网监测来说，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用户端的测量，二是服务器端的测量，这两者是互联网监测的主要方式。以下我们对照传统电视收视率测量，对新媒介测量的一些特点对此进行分析探讨。
第一个特点是，传播效果从未知到已知，这里未知和已知都是针对传播方而言的。我们知道在传播学中，传播效果一般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认知和分享层面，二是情感态度层面，三是行为层面。传统媒体的传播者对于自己传播的基础性效果，即认知效果——有多少人分享或接触过某一信息，这种基础性的传播效果通常是以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等数据指标来显示的——通常并不知晓。电视节目传播出去之后，有多少人看了，看了多长时间，看的这些观众是些什么样的特征，传播者其实是心中无数的。心中无数既容易盲从，也容易导致怀疑和产生不屑。这种传播者对传播效果的“无知”状态，主要是由于传统媒体自身的传播特性所导致，即传播基本上是单向的，传播者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来反向把握自己的传播效果。也因此，在传播系统之外，我们需要建立另一个独立的监测调查系统，一个第三方调研机构，来了解观众情况，提供反馈数据。
但是，网络媒体不一样，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是直接相互的。通过后台技术，或者说通过后台服务器端测量，可以大体了解网络受众的地址来源、操作系统等个人信息，了解有多少人点击了页面，多少人观览了信息，传播者对于自己的基础性传播效果是已知的。有新技术的支撑，传播者可以清楚识别终端用户的不同传播情况，了解用户行为，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络媒体传播者有了更强的自我监测能力，对受众的情况也更加了解。
第二，测量更准确，更少扰。传统的电视收视率测量，取决于人的主动行为，比如日记卡法需要人工填写，人员测量仪则需要样本对象在手控器的相应按键上将自己按进按出，两者都需要人们在收看电视时进行人工操作。而互联网基于用户端和基于服务器端的测量，主要采用监测程序和监测软件来实现，既可以测量受众访问不同网站的浏览行为，也可以测量网站用户的链接数和页面浏览数，两者并不要求用户在使用时的特定关注和操作，不影响受众的正常电脑使用，也排除了对监测和观察的人工干扰。换言之，在不干扰人们正常使用电脑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基础性传播效果数据，而且所测得的数据比目前传统媒体所采用的测量方法更加精确、更加准确。
第三，受众测量和内容监测由分离到统一。传统的电视收视测量，一般采用两个分立的系统，一个测量受众，一个监测内容。一方面通过抽样等方式对样本受众的收视行为进行测量，产生受众规模、时长等收视率系列数据，与此同时，另有一套系统对节目所传播的节目尤其是广告进行监测，通常进行录制，然后将两种测量结果进行匹配，最终形成节目或广告收视率反馈数据。但是互联网测量不同，内容监测和受众测量可以共用一个网络系统，对传播内容尤其是广告进行监测时，通过在内容部分嵌入监测代码，在用户端安装插件等方式，在测量受众行为的同时，实现对内容的监测。
第四，受众行为的测量与心理态度的调查可以共平台，也更加便捷。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研究，通常通过收视率、收听率、阅读率等指标来反映人们的收视、收听和阅读行为，这只是受众研究中最基本的部分。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受众的心理、态度、情感和需求，就需要花大力气去做抽样问卷调查，要入户面访、邮件访问或者电话访问。有了互联网，网络用户的行为测量和心理态度测量，两者可以共用一个网络平台。藉借这个平台的技术支持，通过网络监测和网络问卷的形式，实现对受众行为、心理和态度的了解和把握，这将大大提高调研效率，降低调研成本。
第五，监测主体与广告平台的融合，这是目前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传统媒体时代的市场游戏规则，是由第三方提供监测数据，作为传媒机构与广告商／广告主之间利益交换的“行业货币”，这个第三方应该是独立、客观、中立的，与其他各方之间没有利益纠葛。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出现了融多重利益于一身的“交集主体”，某些公司既是第三方测量者，提供市场监测数据，同时自身也是一个广告平台，扮演广告分销商的角色，甚至提供其他内容服务。这一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如何，尚需进一步探讨。
三、若干思考
尽管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受众和媒介测量手段和技术水平比之传统媒体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媒介融合时代的媒体传播效果，仍然需要来自第三方的监测和评估。网络平台和技术的多面相性，以及融多重利益于一身的“交集主体”的出现，为媒介融合环境下新兴传媒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挑战。尽管一些网站可以大体掌握自己基本的效果情况，但是这些数据只是出自一己，而非全体数据、全市场数据，类似于网站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难以建立市场公信力。在目前格局下，来自第三方的数据监测和评估，是建立市场新模式和新秩序不可忽视的基础环节；而且，第三方监测和评估机构本身应该是独立和中立的，能够提供科学、客观、有公信力的数据，作为市场货币通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新媒体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正有效的游戏规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其次，用户端测量的法律问题。传统电视收视率测量是受众自我报告式的，即要么自我填写日记，要么通过操纵人员测量仪手控器的按键，记录收视情况。与传统媒体不同，互联网中受众是被测的、全暴露的，非自我报告式，而且互联网的内容是开放的，有超链接、跨边界的一面，随着技术的全面渗透，在更加快速方便的同时，也难免存在很多隐私隐患。在用户端下载插件，时刻监测自己的行为，对许多人来说存在一定的社会心理障碍，因此用户端测量会遭遇一些法律和社会文化心理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通过提高调查的资金投入的方式，克服用户端调查的隐私屏障，亦即为样本户提供一定的资金，通过出高价，换取受测对象牺牲部分隐私。但是这仍然有一个如何把握好“度”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隐私保护和调查成本之间的冲突。
最后，如何建构跨媒介测量的指标体系和受众分析模型。目前，受众跨媒介接触和流动日益频繁，研究跨媒体传播效果的测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2008年奥运期间，曾经有调研机构做过一项调查，受众中有多少人是从网络、电视、报纸杂志、广播、车载电视、手机电视或者户外电视等渠道获取奥运信息的，结果发现重叠性非常之大[8]。人们在观众、听众、读者、用户之间不断转换角色，如何全面把握和分辨媒介传播效果，了解某一个或几个载体，或者某一内容的真正覆盖情况，这需要在跨媒体层面去做一些工作。建立科学的跨媒体传播效果指标体系，构建新的受众分析模型，这是需要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这项研究，也是我们在学科发展和行业发展方面，有可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并驾齐驱乃至超越他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舆论;形成;引导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8-0009-02
一、媒介融合对当今舆论格局的影响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L.浦尔教授提出,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其终极目标将是打破传播媒介的形态差异,走向媒介形态的大融合。其真正本质在于消费者可以用无所不能的终端通过无处不在的网络,获取各自所需的服务。
当今中国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令人瞩目,新旧媒体之间的竞争、互动及整合重组,对目前国内的舆论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手机网民规模为2.77亿。随着网络和手机在我国的迅速普及,尤其是微博的发展,更是为网友们提供了极为便捷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多的普通网民充当起了“公民报道者”的角色,促进了“公民新闻”时代的提早到来,也使得微博这一新媒体形式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二、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形成机制分析
1.要素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1]舆论涉及到主体、客体和介体这三个要素,它们是舆论形成的基础。在媒介融合的新环境下,舆论三要素的也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
(1)客体要素
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变化最主要在于网络舆论的崛起,其客体要素既可能是传统媒体报道的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议题,也可能是由网民先于传统媒体所引爆的新闻话题。总的来看,网络舆论客体多为涉及公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公共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常常触及已经存在的社会焦点或热点问题,具备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因而能够迅速形成舆论热潮。
(2)主体要素
网络等新兴媒体由于其实时性、匿名性和交互性等特点,使得网民具备成为舆论主体的客观条件,并已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分析,现阶段我国网民从总体上看男性略多于女性,以青少年特别是学生为主,中低收入者较多,且发表意见的比例更高。但陈力丹、杜骏飞等学者指出,网络舆论主体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不能仅从人口学的指标统计上来界定。网民是一个基于共同价值和利益取向的临时群体,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及不同的舆论客体而不断重组、变动。[2]因此网络舆论的主体常常充满不确定性。
(3)介体要素
传统舆论介体主要通过口耳相传,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出现以后,成为现代舆论的主要媒介,而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媒介的滞后状况,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介体。[3]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和3G时代的到来,现代网络舆论的传播渠道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新闻网站、论坛、博客、聊天工具等方式了。由于手机终端的便利性、实时性和多功能开发,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上传和阅读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因而微博、SNS等新兴介体开始成为舆论形成的重要传播方式,并由于其普适性、及时性和链式传播等特性而显示出极大的发展潜力。
2.过程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水平、新旧媒体的竞争与合作、舆论主体的多元化和模糊化、政策法规的革新等因素的制约,舆论形成机制研究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纵观近年来社会舆论事件的发生始末,我们可以看到,新型舆论形成的过程既未脱离传统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同时又体现出区别于以往的新特点。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形成一般来说有以下几个过程:
(1)话题事件发生,形成网络议题
社会事件的发生或者是共同话题出现在媒介上,就形成了公众舆论的议题。一般来说,舆论议题的来源主要是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新闻机构的报道和关注。但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舆论议题的来源有时也可能是传统媒体的沉默而导致个人在微博、SNS、BBS等新媒介场所的相关信息,以及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操纵设置的议题。例如,“邓玉娇案”就是由网络率先发起讨论的。该事件发生后,网络上迅速出现了《烈女邓玉娇传》、《侠女邓玉娇传》、《生女当如邓玉娇》等文,纷纷攻击黄德智、邓贵大等人,反响强烈,从而使“邓玉娇案”迅速传开。
(2)个人意见发表,形成舆论场
当网络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时,人们就会通过微博、SNS、博客等传播途径,以消息、更改状态、发表日志、发帖跟帖等形式在各种媒介上发表个人意见,并参与到群组讨论当中。当参与讨论的网民数量不断增多,讨论范围不断拓宽时,众多的个人意见和更新信息经过复杂的交流、协调、取舍和整合,最终震荡性地发散开来,便会形成“舆论场”。在“场”的作用下,舆论形成的速度比一般环境下快很多,并且呈加速蔓延的趋势。例如,“邓玉娇案”中就存在着这样的舆论场。在传统媒体尚未给出报道和评论时,各大新闻网站和论坛却迅速形成了舆论场,与安检相关的个人意见迅速汇集、整合并释放,使得该网络议题在时空上抢先而广泛地对社会舆论整体造成了影响。
(3)产生意见领袖,形成意见轴心
在传统媒体的舆论传播中,往往是强势的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通过议程设置等手段,引导普遍受众的舆论方向和内容。而在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中,“意见领袖”则主要由资深网友、专家权威、网络评论员、论坛版主、公共知识分子等具体的人构成。在网络传播中,由于舆论初始阶段意见呈散点分布,意见领袖的专业判断直接影响舆论的走向,其作用比传统媒体环境下更加重要。当事件发生形成议题后,网上会出现杂乱分散的众多个人意见,在交流融会中,“意见领袖”的观点逐渐成为意见“轴心”,使得其他网民依照这一“轴心”形成或修正自己的观点,使二者保持一致。因而,众多的个人意见最终将达到倾向性的多数一致意见。例如,“绿坝事件”发生后,韩寒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博文《绿坝系统提醒你,以下内容包含不良信息》,对政府的文化管制做出了非常犀利的批判,一个月内点击量达到382787,相关评论达到7658条,收藏量达到347,并经由各种其他新兴媒体的转载,引发了网友们对“绿坝”事件的集体嘲讽。
(4)传统媒体介入,形成立体传播
网络舆论要最终产生作用和影响,必须经由传统媒体的报道。在网络舆论形成之后,强大的声势往往会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和介入,而传统媒体对网络上相对离散的讨论进行集中、深入的报道,则是对网络舆论起到了放大和再传播的作用,从而形成对话题事件的立体传播。由于传统媒体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积累的品牌效应和公信度,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交互作用下,在网友的持续关注与评论中,一种被提升观点化的民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舆论也就随之而形成了。[4]
例如,在逯军“替谁说话”事件引爆网络舆论后,《成都商报》随即发表新闻报道,一经刊登就引起众多媒体的关注,先后被102家网站转载,并再度引起媒体和网友们的口诛笔伐。随后,《北京青年报》、新华社、《第一财经日报》等主流传统媒体也都纷纷对事件进行了后续报道和深度分析,一次又一次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从而使该事件的社会舆论经过不断震荡上升最后达到高潮,完成了媒介融合趋势下关于一个社会事件的典型舆论形成过程。
三、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舆论引导
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充分遵循媒介融合的发展特征和规律,利用不同媒介之间的优势互补,不断创造新的舆论引导方法和途径,构建融合型的舆论引导局面。
1.信息传递上,新媒体的“速度”与传统媒体的“信度”相融合
在多媒介并存的局势下,传统媒体由于制作流程、发行时间等因素,时效性往往不如新媒介来得快。但网络等新媒体的自由开放,尤其是主体的匿名性特征,很容易形成虚假信息和谣言等的负面传播。此时就需要依靠传统媒体发挥其权威性的优势,及时对事件进行真实详尽的调查和报道,主动设置议题,占领网络舆论的制高点,对舆论进行正面的引导,遏止谣言。
因此,传统媒体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多渠道、零距离的技术优势,组织好自己的报道队伍、报道内容。[5]而主流新闻网站或论坛等也应该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权威报道,正确消息,对网民的不当言论进行规正和劝导,引导网络舆论朝正确积极的方向发展。
2.事件解析上,传统媒体的“深度”与新媒体的“广度”相融合
在对焦点事件的分析评论方面,由于长期累积下来的实践经验和品牌效应,传统媒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新兴媒体虽然在内容深度上不及传统媒体,却有传播范围广、选择性强、互动程度高的特点,因而能够调动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参与到事件讨论中,提供不同角度的意见和思考,对舆论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引导[6]。因此,在事件解析上,既要让各方意见在新媒体上自由交流,又要运用传统媒体进行集中的深度剖析,从而形成全面的舆论引导方式。
参考文献: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0-22.
[2][5][6]杜骏飞.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13-14,114,121-122
[3]刘建华,陆俊.大学生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分析[M].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3).
[4]饶瑶.“家乐福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J].商业环境,2008(7)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篇3
关键词：媒介融合;大别山红色影视;传播生态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169-02
在多维度媒介传播生态图景中，大别山红色影视剧有着立体动态式的媒介话语建构模式，在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下，在红色影视剧焕发无限生机与活力的发展格局中，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大别山红色文化正在彰显出巨大的内在潜质，开拓出蕴含深厚文化气息的影视剧创作新路径。
一、红色经典――激活红色影视剧文化因子的原生动力
在媒介融合多样态多结构的影视剧艺术创作语境中，红色经典已经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取代的社会文化传播功能，它将中国革命战争的峥嵘岁月、光辉历史艺术化地呈现于荧屏之中，书写出特定时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斗争历程，塑造出一大批生动鲜活的英雄人物，表现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伟大精神。红色经典通常指以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为创作背景，以革命英雄人物或事迹为表现内容的影视文化形态，涵盖了从19世纪中期至现在的历史时段，尤其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突出表现，涌现出如《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影响广泛、传播价值颇深的影视剧作品。它们具有时代特定性、人物鲜明性、剧情跌宕性和宣传明确性等创作特点，影响着几代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中国影视剧创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刻画时代人物，弘扬时代精神做出积极贡献。
在我国红色经典影视剧中，有很多影视表现元素取材于大别山地区，这也进一步体现出大别山地区特有的影视文化资源和表现价值意蕴。2014年11月至12月，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在黄金档播出反映革命老区抗战斗争，保家卫国的红色电视剧《铁血红安》，正是对大别山红色革命历史的生动写照与精神传承。该剧以湖北地区著名将军县红安籍将军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史为创作原型，详实地讲述了铁血战将们智勇双全、百炼成钢的战争传奇。该剧通过刘铜锣、方杠子和戴慧平等血性十足的人物塑造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战争传奇故事，向世人展现出动人的战争恋歌、肝胆相照的兄弟情义、民族豪情的思想内核，有力地阐释了当代红安精神的精髓意蕴，即质朴真诚、英勇刚毅和不胜不休。
正如《铁血红安》所表现出的铮铮民族气节和勇于担当的时代品质那样，红色经典通过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形成强大而多元的时代精神解读。将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光明正义的坚守向往与人格魅力的无形传承有机结合为一体，构建出符号学意义与社会学学理交融的审美图景，呈现出共性与个性、横向与纵向相协调相统一的研究视域。红色经典重在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深厚积淀与有效传播，是浓缩红色文化与表征红色精神的集中体现。红色影视剧创作是其文化价值的艺术化再现，是具有原创性和情节性的镜像语言表达。在大别山特定历史文化的生动演绎中，红色经典影视创作焕发出勃勃生机，形成时间与空间有机结合，彼此贯通的传播生态格局，将特定历史时代的红色文化转换为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有机部分，构建主客观统一的历史再现区间，从而寄托隐含着红色经典独有的影视文化神韵。
二、红色情怀――重塑大别山红色影视文化的思想源泉
影视艺术创作是将时间与空间相互整合的表现元素融为一体的艺术创作样态，是重新认识并有效尊重社会生活本貌的现实话语表达形式。它不仅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同时与影视消费群体的利益诉求休戚相关，是充满受众情怀意愿的大众文化产物。在红色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艺术属性。红色情怀是民族情感和时代精神的统一体，是将特定时空和人文地理加以概括浓缩的红色文化表征，在多元情感诉求充斥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坚守红色文化的特有情感，积极探求它的情感溯源，分析它的情感样态，并有效结合大别山红色文化特质开掘出新时期红色影视剧创作的新路径。
大别山地区有着多种红色人文情感元素，是不同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精神和区域发展变化的浓缩与升华。这种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红色情怀，既有红色文化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具备其特殊属性，即革命精神与人文风貌紧密依存，相互影响，彼此共生。黄冈市红安县原名黄安，在这片热土上浸染着革命先烈的热血，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等一大批革命家、军事家，铸造起刚毅不屈、英勇无畏的中国脊梁。从1923年黄安党组织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近三十年的革命征程谱写出红色土地上一曲曲撼人心魄的革命颂歌。电视剧《铁血红安》把红安当地的革命传统和主人公浴血奋战的坚定信念有机结合为一体，在深广厚重的人文素养氛围中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红色之歌。刘铜锣的坚毅果敢，方杠子的英勇无畏，戴慧平的大义爱国，还有方蕾、曹丽君、安娃子等一个个性格鲜明、命运波折的人物都是时代精神与影视语言的时空写照，是千千万万黄冈人民对大别山这片神奇秀美沃土的深情礼赞。在大别山深厚而久远的红色文化熏陶之下，一代代革命儿女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悲壮激昂的红色篇章。这正是充分运用影像表现元素还原再现大别山革命征程的思想之源，是横向的历史事件历程与纵向的影像话语表达交融提升的情怀溯源。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提炼出影视剧创作所需表现元素，这一过程正是融合了创作人员思想情感和剧中人物情愫意蕴的交织点和融合点。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艺术关系，是重塑大别山红色影视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正视历史和艺术表现的关键制约因素。《铁血红安》正是在此点上着力刻画红安地区早期革命历程和与之相关的革命英烈。“红安革命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分子的家庭性、亲属性。”刘铜锣、方杠子、戴慧平这生死结交的三兄弟，方蕾和方杠子的姐弟关系，方蕾和曹丽君又是好姐妹，李坪山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又是他们走上革命征程的引路人，这样的人物关系延伸出多重多维的人物情感，是红安早期革命斗争情形与本乡本土人情风貌的艺术化再现，生动形象地表征出大别山地区红色情怀的特殊意蕴。
当然，在这些鲜活的英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具有的仁人志士的精神品质、价值境界、思想内涵和理想追求等，折射出影像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双重提升与融会贯通，这是在影像行为的深度刻画中，观影者清晰具体地看出浸润在政治伦理和时代精神中的榜样力量，而这也是新时期影视艺术工作者孜孜以求的艺术话语表达境界。无论是红色经典剧作还是新世纪创作的红色影视作品，不变的是对红色情怀的凝练与升华，是对影像仪式化描摹与立体化加工的表达与传承。同时，我们应深刻地认识到，大别山红色情怀植根于革命老区人民，来源于千百万人民的英勇颂歌，所以影视艺术创作应源于人民，归于人民，艺术化地展现出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和思想境界，动态化地勾勒出人民群众的情感诉求和心灵感召，这需要影视创作者深入火热的生活中，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当中，深度挖掘他们身上传承至今的可贵品质和动人故事，有效凝练出他们秉持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从而赋予人物更为可信可感、鲜活丰满的艺术形象，给予受众更加可闻可敬、真切自然的心灵愉悦。
三、红色旅游――承接大别山特有影视剧作的产业载体
融媒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生发出无尽媒介生命活力，扬己之长，补己之短，传统媒体如报纸、期刊、广播和电视等充分发挥资源丰富，调配自如，基础深厚等优势，新媒体如微信、微博、手机电视和手机动漫等有效彰显出后发之势、纵控灵活、新颖独特等特色，正是在这样的媒介传播环境中，红色影视剧创作获得无尽发展潜力，具有创作思想的广度和创作图景的深度相融合的动态进程。红色旅游成为这股强势发展洪流中的有生力量，它不仅与融媒时代的话语表达自然承接，同时构建出新兴影视创作产业载体，特别是将其置于大别山红色文化中，更能体现出其特有的地域文化气息和审美意境体验。
红色旅游具有历史传承的时代性和传播领域的世界性，同时它兼具人文遗迹和自然景观的多种特质，是可知可感的精神载体，它主要展现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历程，是具象的历史遗迹和抽象的思想内涵的生动统一体。广阔富饶的荆楚大地上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红色旅游资源，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到中共“五大”旧址，从洪湖瞿家湾到阳新龙港革命旧址，从武汉向警予烈士墓到“二七”烈士纪念碑。大别山不仅具有壮美秀丽的自然景色，同时具有深厚宽广的人文旅游资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红色革命纪念地。麻城市烈士陵园、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罗田县胜利烈士陵园，它们都如一颗颗闪耀的红星镶嵌在这片神奇的红色土地上。它们是湖北境内值得珍视的宝贵历史资源，是无形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是形成红色影视剧产业规模的重要依托因子。
媒介融合语境中的大别山红色影视剧创作应深度挖掘红色旅游的内在潜质和外在优势，将地域特色、历史沿袭、时代变迁和话语表达有机结合，形成以媒介话语权生成与表述为核心诉求点的影视创作新空间。红色旅游依存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发展传承之中，正是有了千百万大别山红色儿女的英勇奋战与顽强斗争，才会形成红色旅游的无穷魅力与多元价值。红色旅游进一步丰富了话语表达的内涵和意蕴，对人物形象的丰满、事件过程的把控都有着较大推动作用。这其中应深入探究媒介话语权在红色影视剧创作中的重要功效。媒介话语权的生成是依托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演进脉络而自然生发出的，是其与影视传播文化相互融合，彼此影响的传播产物，是民族精神品质与现代媒介技术有机贯通的传播要素。红色影视剧话语权表述应认真考察创作原型和艺术造型两个层面的话语阐释。首先，创作原型在深厚宽广的历史积淀中有着难以计数的话语内容和繁杂多样的表达体系。创作人员应坚持“实事求是，为本创新”的艺术理念进行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再创作与再加工，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把握其特有的艺术属性。横向层面是熟知这一历史人物和同时代其他相关人物的关系属性和内在依存，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冲突变化，有着怎样的时空层面延展。在纵向维度中，应将人物原型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从古至今，由中而外地进行人物性格、代表事件和戏剧冲突的梳理与探究，从而选取人物原型的代表性特点进行规整划分，形成条理分明，逻辑清晰，要素齐全的创作图景，把握主要人物的话语表达特点，从表层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到内在的思想情感、内涵传神等。
参考文献：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篇4
【关键词】融合新闻；媒介融合；新闻教育；课程改革；安南伯格新闻系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一、方兴未艾：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开设的现状
最近几年来，在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领域关于媒介融合课程的讨论很多。早在2001年，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者协会（AEJMC）就建议新闻传播项目（programs[1]）紧跟业界的媒介融合实践，跨越单一媒介平台推出相应的课程[2]。2001-2003年间的AEJMC的3次年会光就媒介融合议题就共举行了14个讨论会（panels）。
关于媒介融合，美国很多新闻传播院校近年来都已从单纯的研讨阶段进入了实验阶段。据2003年对美国300所新闻传播院校的调查，约有50%的院校已经根据媒介融合对课程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3]
而同年对美国46所第一梯队的新闻院系的调查发现，有多达85%的院系已经开始推出媒介融合的相关课程[4]。
到2005年，根据美国佐治亚大学LeeB.Backer的调查，美国有458所大学开设了新闻传播项目，当年毕业了48750名本科生和3500名硕士生；从就业上看，2005年，与网络新闻相关的工作年薪起薪是32000美元，日报起薪是28000美元，电视是23000美元，广播是26000美元；80%的毕业生相信20年内，大部分人都会从因特网获得信息[5]。
二、美国新闻传播院系开设媒介融合课程的动因
（一）业界需求：开设媒介融合课程的外部压力
尽管对于究竟什么是媒介融合美国学界业界尚莫衷一是，但这并没有阻碍业界对媒介融合实践的蓬勃开展。主流报纸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的“只管做”（justdoit）的方式，以及其他中小报纸，如《Tampa论坛报》和《Bakersfield加利福尼亚人报》等从小处着手稳健成长的方式为其他媒体的融合实践树立了榜样。媒介融合的丰富实践增加了新闻媒体对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这一方面虽可以通过培训现有从业人员得以解决，但根本上必然要依靠新闻传播院系大规模的人才培养。
有不少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早在2003年，美国媒介融合研究者Huang等人在对媒体从业人员所作了调查，发现有78%的受调查者“同意”或者“强烈同意”新闻专业学生无论什么方向，都应该掌握多种技能，包括写作、编辑、电视制作、数字摄影摄像和网页设计等[6]。
另Bruce等人对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新闻机构《Tampa论坛报》“融合新闻中心”的从业人员作了深度访谈，访谈者认为，第一，在该中心工作，从业人员必须首先要有一门技能特别精，但同时又能胜任其他工作，即一专多能。其次，他们强调新闻写作与报道对各种平台中的基础作用；第三，对新技术有着很强适应能力和协作能力；第四，跨平台的人际交流能力；第五，具有融合新闻跨平台的工作经历[7]。
由此看来，随着业界媒介融合趋势的推进，对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即融合新闻工作者（convergedjournalists）的需求已经出现，而且正呈增长趋势。对于业界而言，雇佣具有跨平台工作能力的毕业生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投入产出比；作为毕业生，具有以上能力也无疑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职场中获得优势。
（二）维护组织“合法性”：开设媒介融合课程的内在动力
组织理论和课程改革的研究成果都认为，各种组织都试图通过变革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和压力（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主观上认为的压力）。在新媒体环境的压力下，作为组织，新闻和大众传播院系也必须通过变革――引入媒介融合课程――来应对外部压力，适应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除了应对外部压力外，新闻传播院系还需要通过变革来维护自己的存在的合法性（legitimacy），这样才能适应社会中其他组织的变化，在文化上继续获得公众、客户和其他专业人士的承认和认同。这种认同在充满不确定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它是院系获得更多外部资源的必要条件[8]。
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学界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已经日益认识到媒介融合教学的重要性，并为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如Huang等人的研究指出媒介融合存在四种层次：公司融合（corporatemergeroralliance）、新闻形式/技术融合（form/technologicalconvergence）、新闻内容融合（contentconvergence）、以及新闻从业者角色融合（roleconvergence）。其中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融合必然要求院校新闻传播教学的融合。
专业院系教学人员也开始倾向于支持媒介融合课程改革。根据前述Huang的调查，在全美新闻传播教师当中，对“鉴于业界的平台融合趋势，新闻专业是否要进行相应的重组？”这一问题，有56%的教授表示赞同和非常赞同（另有22%表示难以确定；另外22%表示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
在Huang对教师的调查中，“灵活性”是一个在“关于如何培养未来记者的意见和建议”中频繁出现的词，如一个教授写到：
“我们不能只为‘眼前’而教。我们必须为学生四年后的毕业做好准备；而且，我们感觉到有责任让学生了解和学习跨媒体制作，这样他们在毕业后选择工作时能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在确定具体的工作后，他们都能将这些技巧应用于自己熟捻的专业”。
（三）三种不同的媒介融合课程改革路径
美国新闻学者WilsonLowrey在媒介融合课程改革的力度上将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可以分为三类：坚守者（static）、改良者（supplementary）和变革者（realigned）[9]。
坚守者认为目前的业界媒介融合现象仅仅是表面的，而新闻的基本原则和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坚持原有课程不变，继续根据单一媒介类型培训学生，而将跨媒介训练放在次要位置；变革者则全面拥抱媒介融合，对现有课程从整体上作了革命性的改造。改良者则处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既坚持原有的按媒介类型而分设的系别（tracks）和课程(curricula)，但同时也增加了媒介融合的相关课程（courses）或专业(sequence)。
WilsonLowrey认为，以上三种类型的院校中，坚守者最少，变革者最多，而改良者的数量则正在增加。另外，以上三种类型既同时存在不同院系中，也可以作为线性发展存在于一个院系融合课程的不同发展时期。
三、选择南加州大学新闻系作为研究案例的原因
如前所述，根据Huang的调查，为了应对新媒体的挑战，美国有一半左右的新闻传播院系都在不同层度上采取了某些措施，其中在美国学界讨论较多的包括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苏里大学、西北大学、堪萨斯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等的新闻传播院系等。它们的模式既有共性也有各院系因地制宜的个性。考虑到本文的目的是为我国新闻传播院系的媒介融合课程改革提供参考，本文抽选出美国南加州大学新闻系作为分析案例，这是因为：
首先，虽然我国目前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的论文已有不少，但具体到关于媒介融合课程改革的深度研究不多，大多数研究都较为宏观[10]，而该案例内容丰富全面，能为我们提供微观和深层的信息，从而对我国媒介融合课程改革的具体操作更有参考意义。
其次，媒介融合仍是一个年轻而亟待研究的领域，媒介融合课程建设尤其如此。在目前阶段，媒介融合课程建设因为缺少足够的实践，相应的理论仍比较贫乏。而理论来源于实践，因此笔者认为，此阶段我们需要跟踪和深入了解发达国家同行的具体实践，并对之进行“深描，”从而能为我国新闻院系参考和仿效。
第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案例研究（casestudy）与实验研究、问卷调查以及文本分析不同，它追求对一个单独事例（case）的深入的、历时的和系统的描述，其目的在于深入了解导致某些现象之所以发生的背后的各种因素，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而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第四、作为案例，南加大新闻系的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具有典型性，其媒介融合课程改革经历了从小到大、从不足到完善的一个完整的试错过程，堪称研究美国新闻院系媒介融合课程改革来龙去脉的“完美”案例。它所遇到与克服的问题都很可能是我国同行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同样会碰到的问题，如：其首先从一门相关课程开始渐进发展，但后来却激进地将网络新闻与纸质以及广电新闻置于并行地位因而难以为继，以及其对融合新闻报道的具体教学方式的摸索（如，是同时使用多媒体报道同一新闻的不同方面，还是分别用不同媒体重复报道同一新闻等）等等。
四、摸着石头过河―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改革的经验与教训[11]
美国南加州大学新闻系[12]隶属于该校安南伯格传播学院（USCAnnenbergSchoolforCommunication）。该院是美国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知名院系之一，在教学和研究上素有创新的传统。著名传其中播学者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M.Rogers）就曾任该学院的教授；2003年，美国著名网络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Castell）也开始在此任教。
（一）早期：实验性的新媒体课（courses）
早在因特网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1994年，南加大新闻系就开设了一门实验性的新媒体课程。这是一门同时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3个学分的选修课，主要内容涉及上网技巧和如何使用HTML语言以及Photoshop等软件搭建网站。
这一实验课程后来扩展成《网络出版概论(J412)》课(J412IntroductiontoOnlinePublishing)，其授课大纲主要集中讲授数字出版技术。该课程受到了一些学生的欢迎。每学期，学院近400名学生中有30名选修。选修该课程的学生毕业后，有的找到了起薪44000美元一年的网络工作，而当时纸质和广电媒体的普遍起薪是22000美元一年。
后来，鉴于学生对新媒体的浓厚兴趣，新闻系对J412层次的课程进行了扩张，使其内容更加高级，包括两门新课：《网络出版中的多媒体和图表制作》（MultimediaandGraphicsinOnlinePublishing）研讨课（seminar）和《多媒体报道》（MultimediaReporting）。
（二）中期：截然分割的媒介融合课程(curriculum)
2001年，新闻系新系主任MichaelParks上任后认为学院的新媒体课程不能适应新世纪的要求，因而决定改革。当时由于学界和业界对媒介融合尚无统一和稳定的定义，新闻系在引入媒介融合课程的时机和内容的取舍上有三个选择：
1.设置一门新媒体综合课，必修；
2.设置一门新媒体概论课，必修，同时开设高级选修课；
3.在基础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中设置与纸质媒体和广电媒体平起平坐的新媒体课，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必修，而且学生一进入学校就开始跨媒体学习。经过权衡，新闻系最终选择了以上第三种方案，课程安排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课程设置上，南加大新闻系对同一新闻技能课程，如《新闻写作》，根据纸质、广电和网络媒体分别开设，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纸质媒体新闻写作》、《广电媒体新闻写作》和《网络媒体新闻写作》三门平行的课程。
很明显，以上课程设置应该是一种比较急进的方式。它试图一步到位地将网络新闻、纸质新闻和广电新闻截然分开并并列起来。这对硬件和师资的要求都很高，因此新闻系花了1年半多的时间才准备好，新课程到2002年秋季正式实施。当时，尽管南加大新闻系的资源勉强可以支撑这一模式，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1.教学内容重复。例如《新闻写作》针对纸质、广电和网络媒体分别上课。而在基础阶段，这三种媒介之间的差异并不太能体现在《新闻写作》的教学内容上。这就导致了三门分开讲授的《新闻写作》课程内容彼此重复，浪费了教学资源；
2.针对三种媒体分开进行的教学实践与融合新闻实质相违背。融合新闻的实质是结合新闻题材的特点选择最适合的媒介予以报道，从而获得最佳的报道效果。这要求编辑记者具备使用多媒体报道同一新闻题材的能力。以上教学，由于依不同媒体而截然分开，因此教师常常要求学生就同一新闻题材分别为纸质、广电和网络媒体报道（这类似于现在报纸、电视台、电台对同一新闻的报道，只不过学生同时扮演了三个媒体的角色），使学生觉得厌烦。这一做法人为地割裂了多媒体新闻报道的整体性。更好地做法似乎是让学生就同一新闻题材同时使用多媒体报道。当然，南加大当时基于媒体分开教学，也与当时新闻业界上没有一个成功的媒介融合模式以及媒介融合的定义仍在不断摇摆这一事实有关。
3.对新媒体教学，学生的兴趣并没有教师所想象的那样强烈。纸质新闻专业的学生埋怨说不得不学广电新闻制作；而纸质和广电新闻专业学生都说讨厌被逼着学习网络新闻课程。新的教与学模式（合作教学和合作完成作业）尽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独立性。
4.2000年，美国互联网的发展遭遇泡沫，其影响降低了新闻系学生对网络新闻前途的期望。实际上，当时随着网络新闻公司的大幅裁员，网络新闻记者编辑的起薪也大幅降低，对新闻系的学生丧失了吸引力。
尽管存在着以上问题，教师也有不少牢骚，但新闻系上下基本都认为以上媒体融合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
对以上问题，新闻系作了调查研究，有以下发现：
1.由于网络新闻的定义尚不清楚，因而很难将其与纸质和广电新闻放在同等的地位来教学。而且，广电新闻因为有着自己鲜明的制作需求和独特的播放途径，因此它与网络并不十分兼容；但纸质、广播以及新闻摄影却可以和网络结合得很好。
2.从业界获得的反馈表明，业界需要基础扎实的毕业生。如有媒体单位认为技术固然很重要，但他们同时需要在关键场合不会砸场的优秀记者。
3.对学生的调查发现，即使是高年级的学生，他们的英语语法、拼写、美联社（AP）新闻写作规范以及基本数学技能尚未完全过关。学生们对SAT（大学入学考试）和GRE（研究生入学考试）所考的内容似乎都忘光了，连基本的句子都写不好，基本的计算也算不清；他们对统计学和抽样方法也都似懂非懂。
而另一方面，学生一些其他的需求在以上课程中却没有得到体现，如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新闻摄影和视觉传播日益重要；数码相机的流行也意味着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照片；博客以及公民新闻的发展势头很猛；业界对融合的定义似乎已经为技术所引导，在这个时代，把关人的角色如何保持和发挥？计算机辅助报道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等等，但是对以上各方面，教学中却没有得到体现。
（三）现在：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模式（model）
结合以上调查发现，2003年新闻系在学校课程制度许可的框架下又对课程作了局部的改进，到2006年形成了以下沿用至今的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新闻系在新媒介融合课程的具体教学中，有以下几个侧重点：
1.更加注意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
（1）更加强调基本的“讲故事”的能力教学，特别是新闻导语写作，因为这在三个平台都适用；
（2）在网络新闻写作教学中，在教学前六周加强了对语法、拼写和写作规范的教学，然后进行相应的严格考试。教学还强调故事板（storyboarding），数据库结构以及网络专题报道的能力。
（3）鉴于目前对“网络新闻报道”的定义尚不明确，因此在“网络新闻报道”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基础数学、计算机辅助报道（CAR）以及统计学等内容。这些内容在纸质媒体中也有用武之地。
（4）继续开设Photoshop和Dreamweaver等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但鉴于新媒体软件更便宜和更傻瓜化了，因此教学更重视概念的传授而不强调对某一具体软件的使用。
2.加强了与网络新闻更兼容的科目的教学
(1)在核心课程中减少了电视新闻的教学内容，同时继续增加摄影和广播（radio）报道的教学内容；
(2)由于发现纸质媒体写作，特别是电讯稿（wires）的写作很适合网络新闻，因此加强了这一块，增加了每周在这方面的教学时间，以提高学生快速写作、改写和更新稿件的能力；
3.继续加强新媒体，如学生博客、校园报刊和电视台等在媒介融合教学中的辅助作用。
南加大新闻系的网络新闻副教授LarryPryor在总结该系融合新闻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新闻院系必须开设新闻课程，这有利于学生（特别是优秀学生），有利于培养教师的协同教学能力，有利于新闻院系进行新的学术研究和合作。
但是，他进一步指出，在进行融合课程改革时，对媒介融合的定义应该宽泛，而不是像南加大新闻系最开始那样将纸质、广电和网络三个平等放置。“我们认为有更加自然的课程设置方法。要避免将新闻课程改革视为零和游戏。将新媒体课程融入到已有课程中去而又不牺牲基本功是完全可能的。[14]”
他强烈建议新闻院系聘用退休摄影记者到课堂教学；结合博客进行课堂教学（或开设班级博客，或开设学生个人博客）；与在新媒体应用上走在新闻传播院系之前的其他院系合作，如工程系、美术系、戏剧、舞蹈、剧院等。
他说，新闻学教师现在有很好的机会更好地为学生服务，这也是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我现在上的是核心课程，工作量很大。有时候我更愿意回到10年前更简单的工作中去，但是技术的发展却不会止步。受众也不再受制于传统媒体，我们对此必须做出反应，否则只能被忽视，被忘记。”
注释：
[1]此处的“program”相当于我国所指的“教学点”。
[2]JohnPavlik,GaryMorganandBruceHenderson,“InformationTechnology:ImplicationsFortheFutureof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Education:2001andBeyond(Columbia,SC:AEJMC,2001).
[3]Huang,E.,Davison,K.,Shreve,S.,Davis,T.,Bettendorf,E.,&Nair,A.(2006).FacingtheChallengesofConvergence:MediaProfessionals'ConcernsofWorkingAcrossMediaPlatforms.Convergence,12(1),83.
[4]Criado,C.A.,&Kraeplin,C.(2005).TheStateofConvergenceJournalism:UnitedStatesMediaandUniversityStudy.In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in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Convention.
[5]Becker,L.B.,Vlad,T.,Tucker,M.,&Pelton,R.(2005).AnnualSurveyof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Graduates.RetrievedonSeptember,29,2005.
[6]Huang,E.,Rademakers,L.,Fayemiwo,M.A.,&Dunlap,L.(2004).ConvergedJournalismandQuality:ACaseStudyofTheTampaTribuneNewsStories.Convergence,10(4),73.
[7]BruceGarrison,&MichelDupagne.(2003).ACaseStudyofMediaConvergenceatMediaGeneral'sTampaNewsCenter.In.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Columbia,SC.RetrievedNovember27,2007,fromcom.miami.edu/car/columbia03.pdf.
[8]Lowrey,W.,Daniels,G.L.,&Becker,L.B.(2005).PredictorsofConvergenceCurricula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Programs.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Educator,60(1),32-46.
[9]Lowrey,W.,Daniels,G.L.,&Becker,L.B.(2005).PredictorsofConvergenceCurricula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Programs.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Educator,60(1),32-46.
[10]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使用关键词“新闻教育”+篇名“融合”检索，仅得到9篇论文，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高钢教授的研究。其中蔡文教授主要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密苏里大学的融合课程现状；高钢则阐述了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
[11]LarryPryorAconvergedcurriculum:Oneschool'shard-wonlessons，省略/ojr/stories/050224pryor
[12]南加大传播学院（AnnerbergSchoolofCommunication）下面包括两个院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和新闻学院(SchoolofJournalism)。为了将“小院”与“大院”分开，“小院”有时也被翻译成“系”。此处从此翻译。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
一、媒介融合的基础性内涵机理
媒介融合，实际涉猎的信息交流空间范畴十分之广阔，尤其经过多元化文化交流途径交叉作用之下，使得传统报刊和电视传播途径开始逐渐退出历史中心舞台，相对应地由最新的互联网平台予以交接。所以说，媒介融合具体就是凭借创新型的通信技术，进行不同类型信息媒介融合应用的一类技术型手段，其核心动机是为了进行各类信息交换式传输，使得媒体信息资源尽量得到高效的优化改造和整合控制，顺势将所有媒体信息资源统一地过渡转接到新型网络平台之上，确保今后不同人员浏览的快捷和灵活性。归根结底，媒介融合主要依靠三类要素予以协调支撑，包括组织结构、传播路径、所有权属等，三者彼此作用可以持续可靠地促进信息交流发展，逐渐推动信息传播朝着愈加全面的方向进步。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电视新闻事业的实际发展状况
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传统电视新闻报道工序流程也顺势革新，在某种层面上迎合了社会大众及时获取新闻信息的急迫诉求，同时更呈现出全新的发展特性。在电视频道愈加专业化的前提下，电视新闻凭借卫星和数字化传播技术支持完成了流畅性直播控制的任务指标，尤其是在进行国际范围内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现场直播过程中，通信卫星和诸多高端科技传输方式，发挥着较为独特且强劲的支持优势。具体表现为：
第一，不断提升新闻传播质量，令社会大众能够及时动态化地跟踪特定新闻事件发展过程。
第二，愈加深刻地呈现新闻事件诸多细节，令观众恍如身临其境一般。
第三，进行面对面直播交流，规避任何中间牵引式工序流程，确保观众注意力的全程集中结果，及时将观众观看心得，保证彼此对特定新闻事件的全方位理解结果。
需要额外加以强调的是，电视新闻直播事业发展至今日，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的常态模式，已经不再是以往般的特定节目，包括直播整体运作模式、信息深度化报道、访谈和评论信息等，衔接得都十分紧密流畅，避免错过任何突发性新闻事件。
三、媒介融合环境中我国电视新闻传播事业迎来的具体优势条件
媒介融合趋势不断深化，电视新闻传播事业也获得了较为多元可靠的支持性条件，并且主要透过新闻观点阐述和新闻采编等层面予以细致化呈现。
（一）新闻阐述观点的多元化特征
在媒介融合进程全面推动作用下，涉及以往独家新闻形式早已不复存在，其主张进行最新新闻信息资源共享，所以新闻信息在不同传播路径上往往会呈现明显的相似之处，由此令电视新闻看点透过类似新闻内容，快速地朝向差异化新闻评论和播报关键点等方向扭转。因为不同电视台在针对特定新闻事件评价过程中，设定的立足点和切入点不尽相同，所以新闻观点的多元化现象便表现得愈加深刻，其间和社会大众的互动性也得以有机强化。从此，电视新闻传播内容将不断地贴近生活，主动获取更多受众人群的热衷情感，长此以往，令电视新闻观点阐述地愈加多元化，方便引导社会大众运用更全面且理性的视角，去审视我国社会甚至国外一切新闻动态。
（二）新闻采编方式的多方合作现象
透过以往实践调查结果对比论证，传统电视新闻传播信息采编工作，时刻面对信息来源渠道匮乏隐患，往往需要委派大规模的信息采集工作人员承担特定信息整合和重复编辑职责，整体工作效率低下并且缺乏全面性，直接限制了电视新闻最终播出质量，并且无法对社会大众产生科学的舆论引导作用。自从媒介融合之后，新闻信息资源便得到全方位共享，不管是视频、图片或是文字等，都可以在较短时间范围内利用高端技术予以智能化收集和编辑处理，使得电视台内部人力资源身心压力就此消除，更强化了电视新闻实时转播的效能。另外，就是令新闻信息资源的来源范畴变得愈加宽阔，任何普通人员都可以将发现的特殊性事件记录并提供给新闻传播单位，保证电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而与此同时，电视新闻采编工作也将顺势同步采取团队合作和分工处理两类手段，提升新闻信息整理效率基础上，保障新闻信息采集的快捷和真实性结果。
四、日后我国电视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全新走向和富有针对性的适应举措
（一）今后电视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全新走向
在传播媒介系统化融合前提条件下，我国电视新闻传播事业革新拓展走向开始发生着激烈的变动迹象，包括表达手段的创新、各类宣传媒介的交叉化改良沿用，以及既有新闻观点整理评论标准的革新等。相关细节内容将具体如下所示：
第一，表达手段的创新。在媒介全面融合环境下，受众群体对于电视新闻传播事业的规范诉求显得更加严格，要求凸显相关新闻事件真实性基础上提供更为客观的评价内容，同时在还原特定新闻事件本质基础上，作出富有针对性且创新的解释。实际上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方式日渐多元化，以往电视新闻传播的既定优势也逐渐被削弱，以上一切结果都要求我国电视新闻传播在表达手段上进行创新改造。如面对相似的新闻内容，主动将注意力集中投射在新闻评论点创新和独特性层面上，而不是内容的细小变化结果，这样便能够令受众人群获得耳目一新的感官效应，进一步令他们自主提升对特定电视新闻的关注力度，发挥出其余新闻传播手段无法赢得的绩效水平。另外，便是改善电视新闻传播特色栏目的构建力度，创设出别具一格的精品类新闻栏目，借此吸纳更多数量的电视新闻受众人群，并适度地加快对新闻事件评论和表达模式的创新进程，最终大幅度提升电视新闻传播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的综合竞争实力。
第二，不同类型传播媒介的交叉化改造沿用。此类走向可以说是完成媒介融合指标的前提条件，如今许多传播路径都几乎被互联网平台覆盖，电视新闻传播事业也必须要紧跟形势。如今我国大多电视新闻传播都开始衍生出别具特色的网络化新闻门户，经过专属客户端成功连接之后，各类用户就可以快速地浏览时下最新电视新闻资料，这可以说是典型电视新闻和网络技术融合的必然结果，能够有效地提升电视新闻实际浏览量。归根结底，其不管对于网络门户或是电视新闻事业来讲，都将发挥出十分可观的支持效益。须知不同媒介交叉使用需要全心全意地遵循双赢核心原则，即同步关注新闻资源和产业链条的完整性，借助较为快捷和灵活的新闻传播路径，令新闻传播和发展速率得到更为理想的提升结果。与此同时，集中一切力量开发出报纸类新闻刊物的潜在价值，如针对电视新闻报道的内容进行深入地剖析和完整地说明等，使得社会大众能够凭借该类资料加深对特定新闻的理解。总的来说，借助各类媒介交叉使用结果，能够可靠地改善电视新闻传播的广泛和时效性。
第三，既有新闻观点整理确认标准的调试。新闻信息资源来源渠道十分广阔，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大背景之下，新闻信息资源库变得愈加庞大和健全，完全能够作为今后电视新闻信息来源的支持基础。但是，此类信息库不单单为新闻播报事业而生，如若想要制作出广受好评的新闻节目，同时推动电视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进程，就必须强化电视新闻整合能力，力求在强大的信息资源内部，挖掘出最佳且独特性强的新闻信息资源，绝不是一味地进行相关新闻混合播报处理。事实证明，想要切实地完成新闻整理事务，前提条件便是精准化选取别具特色的视角，并且对特定新闻事件本质加以深层次地剖析和断定，借此维持电视新闻播报整体的科学性结果。在进行电视新闻传播既有观点革新过程中，要求新闻视角必须保留独特和创新特性，以方便后期提升社会大众整体的关注意识。相信经过标准类新闻信息资源有序筛选和应用之后，电视新闻信息资源的综合效益便会由此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二）适应上述走向的具体措施
具体就是回归电视和新闻，并从中确立起视听本位的价值理念，保证信息规范、多元性，令受众人群获取应有的美感效应并顺势凸显新闻本体的价值地位，令以往严重的宣教色彩得以顺利消除。具体适应举措将表现为：
首先，时政新闻制作上采取民生活举措。时政新闻长期以来都是电视新闻节目的主要涉猎内容，其中现场直播不仅是电视媒体的特殊使命，更是彰显电视媒体主流地位的必要条件，产生以上结果可以说和我国具体国情有着直接性关联。实际上，时政新闻的成功，和其余新闻节目和非新闻节目相比，会给电视台带来愈加深刻的社会影响力，并且逐渐地转化成为必须的经济汇报率。所以说今后相关新闻制作人员要做的，就是全面变动头条新闻选择和编排理念基础上，使得时政、国内、国际、民生类新闻构成比例得以协调，同时保证记者型新闻主播、引入评论员和节目自身品质的提升结果，力求在文风上创新性地应用故事和口语化表达手法。
其次，民生新闻上沿用公共化策略。如若说时政新闻代表政府，那么民生新闻则毫无疑问地映射出社会大众的需求了。所以说，现代我国民生新闻作为电视新闻的一类新型样态，其不单单主张全面关注民生细节，反映民情，同时更注重进行民意表达。主要是凭借平民视角和情怀彰显基础上，令受众人群对相关新闻节目产生无线亲切随和的感知效应。此类透过内容到形式、话语到视角的全新整改方式，是针对过往时政新闻主导地位的一类全新挑战行为，因此部分学术专家开始将民生新闻视为我国电视新闻史上的第三次革命。至于民生新闻的基础性共识，则是尽量运用平民化视角，进行底层民众生活中常见的新闻事件和信息传达，保证切实地关注和服务百姓，令他们不同阶段面对的生活、生产等困难得到真正解决，从中凸显媒体对广大受众群体的社会关怀特性。
最后，公共新闻上实施情感化控制手段、公共新闻是我国电视台新闻节目的重要品牌，其和民生新闻一样，都给电视台创下极高的声誉地位，虽然初始阶段部分人员对其产生炒概念的疑虑，不过公共新闻始终凭借其独特的勇气和智慧，获得电视新闻市场内部竞争的制高点，并和之前提出的民生新闻形成双峰效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观众近年来收看电视新闻的习惯和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视新闻工作者只有通过新手法、新形式、新语言采写新闻报道，进行新闻创新，才能不断推出受欢迎的新闻作品，让电视新闻与观众全方位对接，切实担负起传递信息、引导舆论、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结语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篇6
2012年10月20日，由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广西大学召开，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多位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研究生代表等。与会和投稿的近60位代表共计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与会代表围绕以下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会长吴廷俊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学会成立后近五年来大陆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研究的情况。他从期刊论文、相关专著、相关会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2008年至今，学界共发表了676篇相关论文，主要涵盖以下八大主题：1.对新闻传播教育整体的历史回顾与趋势前瞻；2.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思路与方法；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4.新闻传播教育中特定专业（方向）、层次类别发展研究；5.新闻传播院系研究；6.新闻教育家和新闻教育思想研究；7.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研究；8.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专业实践等研究。五年来，出版了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专著8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这样的通史性著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一章来书写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教育史。2008～2011年本文由收集整理间，还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18次，其中2008、2009、2011年各4次，2010年6次。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虽然为数不少、增长很快，但也存在不够系统、缺乏稳定性等问题。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的主题发言为《融媒时代新闻教育的转向与学科思维》。她首先探讨了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业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个人化、互动化、内容分享等成为新时代媒介发展的重要关键词，业界对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是具备从事新闻报道的能力，而须具备更为全面的新闻运作能力。她举出了多家美国新闻院系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机构设置等方面据此做出的改革尝试。最后，她谈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新闻学应该拓展学科思维，走向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何志武教授在主题发言《多元融合语境下传媒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中，也提到当前新闻教育需要进行学科融合、需要应对媒介融合做出改变。他着重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这方面的探索实践。学科融合方面，学院的前身是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创办的新闻专业，一开始走的就是文工交叉之路，30年来逐步扩展至与校内多个理工、文、艺（术）学科的深度交叉。在生源结构上文理兼招，课程设置上涵盖多个学科，还包括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培养：如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新媒体技术”第二学位课程等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各专业之间的共性增多、边界弱化。与之相应，学院打开了专业间的课程壁垒，各专业的核心课程组都可供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在实践教学方面，也不再依据专业分别安排，而是按照全媒体”、全流程”、全员实训”的要求重新设计。所有学生都要经过报刊编排、电视摄像、电视编辑、网页设计等实验环节的训练，以全面掌握全媒体人才必备的基本技能。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石长顺教授和博士生柴巧霞合作撰写了《全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建设》一文。他们认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由专业基本能力、专业特殊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三方面构成。全媒体转型对其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融合报道意识、信息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多媒体传播技能（不必精通所有传播手段，但应有通盘了解并擅长其中的一至两种）等。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需相应做出改变。
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钱晓文教授对于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进行了探讨。指出需要从面向各种媒介类型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转向培养跨越媒介类型分野、具备全面业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兼具各种新闻产品的策划、制作和营销能力。此外，由于当前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培养目标还可不局限于为媒体输送人才，而扩展至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以使学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就业出路。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卿志军副教授着重阐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其一为技术和素养之间的关系，不宜偏重技术训练而忽视了对政治、新闻、人文等素养的培育。其二为全能和专长之间的关系，不宜追大求全安排繁多课程，还是需要引导学生在一两个方面达到精通程度。其三，大众传播人才和分众传播人才之间的关系，分众传播意识在媒介融合时代十分重要。其四，短期学习和长期学习之间的关系，融媒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与时俱进、长期（终生）学习的意识，并不断通过短期学习掌握新的信息与技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莹副教授认为，在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技术层面，这样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窘境。新闻传播活动社会价值的充分发挥才是媒介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容动摇的根基所在。在此前提下，新闻传播教育顺应媒介融合的变革，可主要从三方面入手：淡化介质概念、强化传播理念、创新发展形式。
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张衡老师指出了当前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只是从不同学科中挑出一些课程放到一起，建构的知识体系还比较宏观、比较肤浅，并非深度交融。又如教学理念、环节、方法等难以适应媒介融合的需求，教师自己对新的传播形态缺乏尝试、对媒介最新动向缺乏了解等。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的杨娟老师，具体考察了新闻评论课程在全媒体语境下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的问题。她提出，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单一形态单一平台的传播转变为多种形态多个平台的传播；新闻评论在新闻信息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增加；评论针对的新闻范围也在不断扩充，可谓无处不在。与之相应，新闻评论教学应进行立足于专业交叉的教学内容扩展；并重新设计实践教学，增加学时，既对各种样式的新闻评论进行基础性训练，也对各类评论形态的综合运用进行适当训练，以期培养出全媒体新闻评论员。
新闻传播教育办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探索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海荣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该院对《联合与共建”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所谓联合与共建”，即开门办学，与新闻媒体和行业主管部门等充分合作、形成战略联盟。这样的办学思路，该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其后依托一批教学改革项目不断发展深化。主要措施包括：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家媒体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谈合作事宜、聘请媒介资深专家担任兼职教授、选派青年教师轮流前往媒体挂职锻炼、与媒体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在媒体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协调部分媒体设备以合适方式赠与学校等等。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辐射影响到当地乃至海外的更多院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系冯恩大教授结合所在院系同时开办新闻高职与本科教育的实践，探讨了新闻教育在本科与高职两个层次的异同。他提出两者面临共同的发展背景：媒介融合加速与文化产业振兴，但在培养目标上有所区别。本科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新闻专业人才，兼顾培养适应文化产业的通用人才；高职则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新闻技工，兼顾培养文化产业中对交际能力要求较高的经营人员。两者在实践训练模式上相同，都是对各种媒介产品制作的仿真模拟，但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本科课程安排注重夯实专业基础、拓宽学术视野，高职则淡化史论课程，突出技能模块。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冯广圣副教授回顾了该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4年设立以来的办学实践，通过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就地方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娜老师是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第一名的获得者，她首先依据青教赛上的见闻从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呈现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对高校教学的理解；接下来从更深层次探讨了高等教育引领学生发现自我”、反思自我”、解放自我”与发展自我”的重大使命如何通过教学来发挥实现；最后针对新闻的学科特色、新闻教育现存的问题等提出了改进新闻教学、兑现育人承诺的建议。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刑永川副教授介绍了自己将田野调查引入课程考核的教改尝试，推动学生了解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这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及在社会洞察、人际交往、文字表达、多媒体设备运用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为其日后从事新闻调查、传媒工作等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思想发掘与史实考辨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作了《给新闻传播教育以根基，还新闻传播教育之灵魂》的主题发言。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应以扎实的人文功底为根基，这在中国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缺乏。此外，理想的新闻教育，必然拥有灵魂，即通过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不懈追问，带来自由与民主的启蒙。目前虽然一些新闻院系做出了值得推广的改革尝试，但尚未深入触及灵魂，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哈艳秋教授探讨了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指出当时多位新闻教育家形成的共识在今天仍可发挥指导作用。如：学生应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对于培养媒介融合时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及我国目前亟需的对外传播人才依旧适用。又如在新闻教育中应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以及应该对全民进行新闻知识普及教育等，也需要继续阐扬。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阳海洪副教授也关注了早期新闻教育家徐宝璜、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考察他们如何坚持普遍与分化的原则，在新闻教育中着意寻求现代与传统的最大公约数。发现在普遍原则方面，徐邵二氏放弃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坚持新闻教育的专业性，将传播从仅仅是官僚的治国之术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新的地位与功能。在分化原则方面，两人将儒家道德下降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在新闻教育中赋予其士人之魂”。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乔云霞教授回顾了民国报人成舍我长期投身新闻教育的经历，认为其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依照媒介融合的需要注入新的内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副教授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梳理了1949年以前中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对新闻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践，探讨了他们各自做出的贡献并进行了总体评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招收研究生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奠定了正规新闻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以获得硕士学位的传统。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新闻研究室设立的研究生”岗位，虽非一般意义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但在重视理论思想和政治素质培养方面进行了尝试。还有1943至1946年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按照哥伦比亚
新闻学院研究生课程培养的两期国际新闻高级学员，在严格的招生条件和考试制度方面有所推进。总体而言，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成效甚微，未能持续系统地发展。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启示借鉴
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教授，在《新闻教育的三个镜鉴——基于对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分析》发言中，结合自己的实地访学经历，谈到了这所著名的美国新闻学院带来的三点重要启示。其一，关于新闻院校的定位问题：新闻学院还是媒介集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拥有7家面向社会的公共媒体，更像一个媒介集团，和新闻实践、媒介市场关系密切，其院长也颇具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有助于一所新闻院校更为主动地进行匹配市场的改变与调整。其二，学术诚信的关键是付诸行动。密大新闻学院在这方面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也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对老师和学生同样要求，保障了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清洁干净。其三，新闻教育应该有清晰的层次与重点。密大新闻学院认为，本科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专业工作者，研究生教育则重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据此，他们在本科生教育中侧重培养实践技能；在硕士生教育中把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博士生教育中则将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篇7
一、微传播的发展现状
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都无法离开信息的快速获取和筛选。微时代的独特性质让其拥有了如今数目庞大的受众群。每一天我们都要从众多报道中选取对自身有用的新闻并加以处理，形成对自身有益的信息。
（一）微传播和微报道的崛起
微传播是向特定用户进行一对一信息的传播方式，是受众明确、需求清晰、有较强针对性的精确传播方式。与大众传播相比较，其传播内容更精确，传播方式更简便，传播渠道更精细，传播对象更精准，其本质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口碑传播，而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直接面对受众。
这种特点让微传播的点对点的传播方式更具备影响力，或者说，使得更多的人加入到微传播的使用中来。我们之所以将现在微传播的新闻媒体时代称之为“微”时代，便是因为微传播具备其他媒体不能具有的广泛的受众群，这种坚实和广阔的基础为其向更深远的新闻媒介发展提供了条件。
微传播和微报道作为一种文明碎片的集合体，它聚集了大量人群的意志和观点。而这些观点在众多的信息传播中会形成一定的舆论倾向，再加上作为传播媒介的微博、微信、平板客户端等，从而引导事件发生发展的趋势，甚至是改变最最终结果。
（二）微特色让微传播和微报道具有强大影响力
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微传播和微报道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一股大势。微时代的到来必将快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一现象并从中获得真正的发展呢，就是我们现在急需思考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应该是理解微传播的核心特征。
微传播的核心特征就是“微”，借用短小却精简的词语和快速的信息速度，广大的受众数量，来获得足够的信息资源和受众资源。可以说，微传播的微的特点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十分相符，也因此吸引了广大的人群的注意力。微传播集合了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特点，在互联网平等、去中心化和反权威精神的基础上，融入了个人性、即时性、互动性，将微博打造成为了信息交流的平台。
首先，是“微内容”。它所传播的内容是“微内容”，即可以是十分简短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表情符号、或者是一段精彩的小视频、或者是一张美轮美奂的图片。而以微博为代表的140个字成为了人们在浏览和接受信息时候的内涵的体现。
其次，是“微动作”。它的传播体验是“微动作”，这个指的是我们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手机或电脑按键的简单操作，还有鼠标点击就可以完成信息的、浏览、转载、评论、投票等功能。很多热点新闻和重点关注就是在这转发、评论中引发公众关注的。
再次，是“微媒介”。它的传播渠道或者说传播载体是“微媒介”，随着高科技的应用，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智能手机、掌上电脑、多功能电子阅览器等传播介质，可以将信息以秒为单位快速的传输，越来越多的受众可以随时随地接受转发评论信息。
最后，“微受众”。其传播对象是“微受众”，由于现在的受众都趋向于一种个性化的信息接收方式并且不同的受众也有不同的需求，所以不像以前的“大众”概念那样对受众进行统一灌输信息，不分类别的传播知识。现在需要人们从“微传播”的特性出发给受众重新进行定义，既类别细分化、需求个性化的“小众”型传播对象。
二、微报道的发展
微报道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影响原因，便是手机、电脑等信息传播平台的快速更新。及其快速的信息传递，将以往需要一天甚至几天的传播时间缩减为一分钟乃至一瞬间。这样让人恐惧的传播速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受众可以接受到及时的信息。而跨地域信息传播的实现，也让整个地球缩小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地球村，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接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但在人们享受这般信息交流快感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一）微传播创造了信息选择的新方式
由于信息量的极具膨胀，人们每天阅读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因此，也要求人们阅读每条信息的时间将
越来越短。为此，人们在阅读信息时便仅仅只会领悟其中的主要信息，而将其他其次的信息省略。
同样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微传播便正式走入人们的视线，并以其短小精悍，阅读简便的特点赢得了大量的受众群。而大量的简短信息传播以各种方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范围内，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受众沉浸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带一波新的信息，覆盖前一刻发生的信息。人们可以选择各种阅读新闻的方式并且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来。
（二）微报道将媒体人的工作细致化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细致的社会，媒体的信息传播也是如此。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传播方式出现，人们需要多样化的媒体融合来进行信息的传递。尤其是微报道这种独特的媒体传播方式，对现代媒体人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篇8
摘要：文章分析了图书馆期刊资源进行整合的动因，论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图书馆期刊资源在整合过程中的新变化；同时为了提升期刊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用户的使用体验和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构建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期刊资源整合模式，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6-0118-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运用日益广泛，电脑及移动互联设备等使用量不断增加，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媒介种类，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快速发展的社会。随着不同媒介间的壁垒被慢慢突破，媒介的融合及应用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1]。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媒介的平台作用，整合图书馆的期刊资源、优化期刊资源的配置，通过合理地选择、调整与融合不同层次与内容的期刊资源，发挥图书馆期刊资源的作用，提升期刊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期刊收益，充分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1图书馆期刊资源整合的动因分析
当前国内外出现了知网、万方、维普、爱思唯尔、spriger等众多数据库平台，这些整合平台中的期刊资源和图书馆中的纸质期刊资源共同组成了图书馆的期刊资源。
1.1整合平台异构性突出
黑龙江省图书馆购买了中国知网、万方以及维普等多种数据库期刊资源。然而，由于这些数据库是由不同的网络数据制造商提供的，导致这些期刊资源整合平台具有显著的异构性特点。资源所在系统所需要的硬件、操作系统、资源架构标准、阅读格式及通信网络、异构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了非常突出的异构性特征。
1.2整合度低导致受众流失
鉴于各个期刊资源整合平台的异构性，整合度比较低，降低了检索效率，弱化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削弱了用户使用这些数据库平台的积极性，导致了严重的受众流失现象。如：笔者在调研图书馆提供的万方数据库与知网查询期刊信息时在不同的期刊资源整合平台间来回切换与查询，在异构性突出的整合平台中耗费更多精力与时间。
1.3数量与质量矛盾尖锐
以某图书馆提供的中国知网服务平台来看，该服务平台涵盖了丰富多彩的期刊资源，不仅有核心期刊资源和专业性的学术期刊资源，而且还存在着很多质量不高的商业性期刊资源。期刊数量日益增多，学科间结构彼此渗透、纵横交叉，信息量急剧增加，导致了文献资源的分散与无序状态，无法查准查全。用户在搜索相关信息时，需要重复登录各种数据库并重复输入关键词，这些质量参差不齐的期刊资源会不断出现在用户的搜索结果中，导致用户无法合理地判断和取舍。由此，不同的期刊资源整合平台在数量与质量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2媒介融合背景下图书馆期刊资源整合面临的新变化
2.1资源整合数字化程度提高
信息化存储技术、数据库技术、超文本及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图书馆整合期刊资源奠定了基础。如：牡丹江市图书馆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及数据库处理技术，进一步提升了该馆馆藏和网络期刊资源的数字化程度。该馆按照不同学科的需要，对彼此独立的各种数字资源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对象、互动关系及功能结构进行了有效的重组和融合，为用户提供了具有更好效能、更高效率的数字资源体系，更好地发挥了期刊资源的作用。
2.2期刊资源整合模式多样化
随着信息技术和超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不少图书馆整合期刊资源模式出现了多样化的现状。如：王栾生提出了我国期刊资源与网络整合的六种模式，分别是“期刊翻版型、互动网站型、行业门户型、数据平台型、期刊信息型与电子期刊型”[2]，且列举了与之相应的案例。当前，黑龙江省不少图书馆都很好地利用了数据平台型、期刊翻版型等整合模式，同时还提供了互动网站型及电子期刊型等期刊资源的网络链接。
2.3新媒体在整合中广泛运用
期刊资源中广泛地运用新型媒介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方式进一步加快促进图书馆期刊资源的整合范围，为用户查阅资料提供便利。当前，不少公共图书馆多在云服务中心存放本馆的数字图书资源信息，用户能够充分地运用先进的云计算技术，在高效便捷的云环境中检索本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它可以消除数字图书馆之间严重的“信息壁垒”问题，破解“数字图书信息孤岛”难题[3]。
3媒介融合背景下图书馆期刊资源整合模式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期刊资源的作用，必须充分运用多种媒介手段，有效地构建新型的图书馆期刊资源整合模式，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该框架涵盖了管理机制、资源整合及整合标准三部分。基于该框架的期刊资源整合模式通过构建高效互利的管理机制，依据规范统一的整合标准，从内容整合、数据整合、跨界整合三个层面实现期刊资源的整合[4]。
3.1构建高效互利的管理机制
组织管理体系重点是从整体上对信息资源共享体系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它的核心职能是在不同层次上协调及组织共建共享信息资源的相关工作和活动，颁布实施与之相关的运行管理政策。公共图书馆应该建立相对均衡的利益平衡机制，使参与到共建共享图书馆信息资源体系的每一个图书馆成员，都可以按照自身在共建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中贡献以及投入获得相应比例的利益，如此方能确保公共图书馆共建共享信息资源更长久地运行。
3.2制定规范统一的整合标准
图书馆必须严格制定规范化的期刊资源整合标准，必须遵循相应的标引规则、著录规则，贯彻实施“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数字资源整合协议与标准，设计全国统一的网络信息服务系统构造及技术平台”[5]。
图1图书馆期刊资源整合模式框架
3.2.1制定统一化的电子期刊著录标准。按照国内期刊的具体特点，选用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编目方案及标准，有效地整合电子期刊的著录标准。
3.2.2制定和实施期刊资源整合和利用的元数据规范，尝试构建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化规范。
3.2.3必须建立和执行整合电子期刊的体系和标准。如：电子期刊信息的相关组织，采集、存储以及检索标准；推行网络标准和网络资源标准，落实信息安全标准，权限管理；制定执行科学的应用软件评价标准等。武汉城市群图书馆联盟（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就采取了规范化的期刊资源整合标准，要求相关机构采用统一标准和规范。用户可在该检索系统中填写题名、责任者与主题等信息，在“限制性检索”中选择内容特征、语种、出版时间等。该系统可充分地发挥自身规范化的文献整合标准的优势，便于读者获取相关信息。
3.3实现全面广泛的资源整合
3.3.1注重内容整合，构建期刊资源整合平台。在实现期刊资源内容整合时可以将同类或者相近专业的期刊资源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此为基础构建内容整合平台，实现期刊资源的深度聚合。如：中华医学会搭建的期刊资源整合平台实现了基于期刊内容的跨地域整合，由于这些期刊资源相对集中，专业性较强，通过对期刊内容整合，培育新的期刊资源优势，从而形成较大的影响力。其中，该期刊资源整合平台中由该学会主办的中华系列期刊达到了84种，国际系列24种，中国系列与电子版系列分别为14种与24种，共计超过了100种，充分实现了资源共享，推动了我国和世界医学领域的学术交流[6]。
3.3.2强调数据整合，提高资源整合水平。当前不少图书馆已经建成数字资源导航系统和以OPAC为基础的整合系统，并已开始运作，为了提高期刊资源整合水平，各机构可通过跨库检索整合系统及数字资源开发链接系统，实现以元数据为基础的资源整合。其中数据整合应以元数据为整合基础，元数据存储在本地便于管理，具有较快的检索和排序速度。
3.3.3扩大整合范围，实现跨界整合。图书馆期刊可以“跨界与其他类型的媒介联手运作，可与广播、电视、网络、影视等多种媒介跨界合作”[7]。如此一来，文化类期刊就能够跨界加入到各种演出市场以及文化活动中，同时还可借助这些活动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为此类活动进行宣传，提高期刊的关注度。
4媒介融合背景下图书馆期刊资源整合的实施策略
4.1组建期刊资源整合联盟，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
每个图书馆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且技术、专业优势也各不相同，所以，应该充分地运用外部资源，通过战略联盟以取得最大化的竞争优势，使其成为一种横向战略资源[8]。通过实施合并策略，发挥不同图书馆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形成技术互换及优势互补关系，联盟成员共享彼此的资源。总分馆图书资源采取了统一分配与统一采购措施，对工作人员实施统一指导与培训，实现了网络期刊资源以及纸质期刊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了重复采购的现象，资源配置得以优化并整合，确保公共图书馆实现服务效益的最大化。
4.2改进信息服务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笔者认为，图书馆可以利用各种媒介平台如微信公众平台、数字图书馆中的用户社区等整理相关期刊中学者、学科的科研动态与信息，设立重要栏目、重要作者与读者群体保持密切联系，对他们的期刊文献持续整合，发现各种期刊资源中的共用资源，为用户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此外，为了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各机构还应进一步利用各种媒介技术手段解决电子期刊及印刷型期刊严重的重复交叉购买问题。
4.3引用新型媒介手段，满足用户信息需求
新兴技术发展很快，很多图书馆纷纷采用这些新兴技术对期刊资源进行整合。例如：运用微信、易信、移动客户端等多种新兴的网络传播平台，研究用户的期刊资源需求。北京市图书馆支持用户通过多种移动设备享受图书馆提供的期刊资源，通过移动互联设备访问该图书馆的WAP网址，无缝融入；能够下载安装该馆的移动图书馆客户端（支持AppleIOS以及Android系统），通过访问客户端来享受移动图书馆提供的各项服务。图书馆可以在这些新型媒介中提供期刊资源的图片、音频、视频等服务，推荐相似的内容和资源满足用户多元化的信息需求。
5结语
为了更好地解决媒介融合背景下图书馆期刊资源整合平台异构性显著、整合度低、期刊资源质量与数量之间的矛盾和难题，必须构建有效的期刊资源整合模式实现海量的期刊资源的整合，并通过组建期刊资源整合联盟，改进信息服务方式和引用新型媒介手段等措施促进图书馆期刊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高效利用。
参考文献：
[1]马建霞.数字图书馆环境下基于openurl的开放式链接框架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3（12）：65-71.
[2]王栾生.我国期刊与网络的整合模式：期刊网站调查[J].出版科学，2002（4）：51-54.
[3]高淑莲.智慧城市背景下数字图书馆资源整合模式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5（5）：29-33.
[4]袁淑艳.网络环境下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的构建[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3）：26.
[5]李全菊.我国高校图书馆电子期刊整合研究[J].兰台世界，2013（23）：107-108.
[6][8]张淑娟.科技期刊资源整合模式探讨[J].中国科技期刊，2012（3）：357-359.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1篇9
关键词:新闻传播类硕士;媒介融合;培养目标;培养模式
一、新闻传播类硕士培养中的问题探析
1．培养目标不明确。2010年，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MJC)成为新增专业型硕士学位之一，高校开始明确定位以学术型硕士及专业型硕士为两种培养目标:培养重科研的学术型人才和重业务的实践型人才。但就实际办学情况来看，各培养单位依然沿用以往学术型硕士的教学方式统一培养两类硕士研究生，最多在原则上按照新闻传播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指导性培养方案执行，可实际执行中却是教学偏重于学术理论教授，实践部分常常被忽略。从各高校硕士研究生培养学分制实施方案中可以看出，在必修环节中，课程学习所占比例较大，而学术活动或实践活动的比例只占极少部分，该学分制方案的实施使得学生难以了解传媒的真实情况，缺少与现实媒体的沟通，增加了毕业后的工作难度。
2．培养模式单一。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推动着媒体不断更新换代、融合互通，以往的传播领域主要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几大领域，高等学校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在专业设置方面也主要是以报刊、广播电视、广告、网络等专业为主，如新闻编辑专业、广播电视学专业、广告学专业等，课程设置也仅限定于这几个专业，专业之间、学科之间没有联系与互通，导致学生的专业知识面狭窄，对媒介融合的新动态知之甚少。另外，在授课模式上，各培养单位只采用传统的课堂讲授，老师与学生互动交流少，导致无法激发学生参与思考、实践的积极性。面对来自媒介融合的挑战，高校应革新单一的培养模式，做出切实的解决措施。
二、新闻传播类硕士培养中的对策研究
高校教育作为新闻传播类硕士人才培养的实现途径，面对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教育及人才培养提出的新挑战，着重构建新媒体环境下交叉型复合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体系。
1．以学界和业界需求为导向，明确培养目标。新的培养体系应以学界研究和业界需求为导向，清晰定位培养目标，使专业型硕士走出传统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模式，从根本上改变新闻传播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准确的说，是让学术型硕士更学术，让专业型硕士更专业。①因此，在培养目标上，新闻传播类专业型硕士与学术型硕士要有非常明确的边界，学术型硕士应以培养高校的学术研究者和科研后备军为方向，注重强化学术训练，培养学术能力及科研水平，其培养目标是具备从事规范的学术研究的能力;专业型硕士则以满足市场需要为主要目标和方向，强化专业训练，提升实践操作的能力，其培养目标是可以应对新闻传播实务中的问题。同时，针对不同的培养目标，各高校应有区别地设置课程、选择教学模式，在具体教学实施中，尤其要考虑到设置较晚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型硕士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功能齐全的实践平台，包括课堂教学实践平台、校内媒体为主的综合实践平台和业界为主的实习实训基地，让研究生有机会进入实践基地参与实习、实训、实战，真正落实“高理论性+强实践性”的人才培养目标。②
2．融合教学资源，培养全媒体人才。随着融媒体的到来，传媒生态环境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相应地，高校在培养新闻传播类硕士研究生时，要紧密关注当下的传媒环境对新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变化的媒体环境要求新闻传播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在媒体工作的专业能力，还要掌握业界发展新动态及应对新技术的学习能力，也就是说，多面型新闻与传播类硕士是目前各高校培养的目标。由此出发，立足于融媒体时代新闻传媒人才的培养目标，在教学中实现教学资源的融合互通。首先，打破学科间的界限，拓宽新闻传播学科外延。在媒体融合大潮下，将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文学、信息技术等学科交叉设置，如媒介经济学、媒介心理学、体育新闻学、传媒管理学等学科的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强调从培养单一的“应用型人才”向培养能够在社会各行业发挥能量的“战略型人才”转变，从而实现多元化的就业方向。③其次，在课程设置上要开设媒介融合和新媒体相关课程，实现新闻传播学各专业之间课程整合，如构建全媒体实验室，将传统的报刊编辑、电视节目制作、广播节目制作等版块融合为能够在网络、手机等新媒介条件下展示的产品，尽快适应新媒介发展对传媒人才的要求。④尤其是社交媒体盛行、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各项新技术革命的出现，高校课程设置更应涉及最新媒体与信息技术。为适应时代人才需求。
三、结语
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的教育，肩负着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优秀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各高校新闻传播类培养单位应明确培养目标，在专业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上有区别地对待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各高校需审时度势，及时改革新闻传播类硕士的培养方式，学习和借鉴优秀院校教育培养经验，同时，还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拓展新闻教育的思路，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媒介融合的新闻传播人才。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和模式．新闻与写作，2014(4)．
［2］董小玉，韩丹雨．开放融合实践:建构西部高校新闻传播学硕士生培养体系．现代传播，2012(10)．
［3］孙保营．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与传播硕士培养体系的建构．新闻爱好者，2013(11)．
注解:
①董天策．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和模式．新闻与写作，2014(4)．
②董小玉，韩丹雨．开放融合实践:建构西部高校新闻传播学硕士生培养体系．现代传播，2012(10)．
③谢天武．“拆墙”与“厚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N］．光明日报，2013－03－20．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篇10
关键词：媒介融合；大媒体；出版业
“媒介融合”不仅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个概念，而且是中国目前多种媒介发展进程中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参考国外文献，梳理这一概念的内涵，探讨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由于新媒介是相对传统媒介而言的，新媒介对传统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更开阔的视野来考察出版业的发展境况，也是有意义的。
一、国外“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
在20世纪末计算机信息革命到来之前，不同媒介之间界限明晰，对于媒介技术的研究也被限定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之内。“媒介融合”的提出为媒介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不同媒介技术相互结合，连同工业制度结构、社会文化标准共同塑造着融合媒体。在国外研究文献中，“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一词也被表述为“融合（convergence）”。一般认为，“融合”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依梯尔·索勒·普尔于1983年提出的，其含义为“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普尔在《自由的技术》一书中指出：“一个既定的物理网络能够提供任何类别的媒介设备，反过来，一个曾被限制于一种技术的媒介设备现在能够被传送到任何物理上分散的网络上。”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涉及媒介融合基本概念的西方著作被译介到我国，例如，托马斯·鲍德温等合著的《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明确指出：之前各自为政的电信、有线电视广播和计算机工业将汇流到一起，产生整合宽带系统（broadbandcommunicationsystem）。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提出：广播和动画业、电脑业、印刷和出版业三个领域将会逐步趋于融合。书中不仅较早地介绍了1978年尼葛洛庞帝的三圆环聚合示意图，而且针对当时学界对媒介融合的几种误解进行指正。凯文·尼曼的《大媒体潮》提出“大媒体”（megamedia）的概念，认为传媒业、电信业、信息业都将统合到一种新的产业之下，即“大媒体业”。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等合著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一书第一章“变化中的媒介环境”也探讨了媒介融合及其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从我国目前已出版的有关媒介融合的著作、教材及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情况来看，这几本国外新媒体方向的著作虽然不是系统探讨媒介融合的成果，却对我国媒介研究者思考媒介融合相关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奠定了我国早期媒介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正式的学理性概念最早是由蔡雯于2004年在美国进行富布莱特项目研究时引入国内的。其实1999年崔保国在《技术创新与媒介变革》（《当代传播》1999年第6期）一文中已经引介了西方“媒介融合”的概念。但蔡雯的文章被引用频次较高，而且比较明确地指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此外，宋昭勋的《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以及孟建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也是我国较早研究媒介融合问题的代表性成果。
然而，国内学者在引述“媒介融合”概念时，直接参考英文资料还不够充分。例如，《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一书被学者认为是“我国传播学术界探讨媒介融合理论的最重要的成果”，但其参考文献大多来自已有的中译本。实际上，国外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资料是相当丰富的，涉及很多理论资源和现实问题，值得引入并加以梳理：对媒介融合概念的把握为何难以统一，有关媒介融合与媒介分化的争议，媒介融合的最大受益者到底是谁，媒介融合与出版业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我国虽有涉及，但有待深入探讨。因而，有必要继续引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目前媒介融合的现实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国外有关媒介融合的几个问题
本文仅针对目前国内研究引述国外资料的情况，进一步梳理国外特别是欧美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文献（大多没有翻译为中文），归纳其中涉及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认识为什么存在差异
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媒介研究学者埃斯彭·伊特瑞伯格（EspenYtreberg）指出：“媒介融合是迄今为止最难把握的概念之一”。甚至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指出“媒介融合是一个危险的词语”，因为它有太多不同层面的意义。为什么对这一概念的把握会存在差异呢？其原因有：
“媒介融合”本身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把握，首先是基于媒介自身的发展与实践过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迈克尔·卡茨教授在1997年发表的《介绍：融合、规制和竞争》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人们对于媒介融合的三种认识：“对于一些人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局限于电信领域的现象。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电信业和计算机工业归并的过程。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媒介融合包括产业的结构性整合”。英国的西蒙·穆雷（SimoneMurray）博士也指出，20世纪90年代，媒介融合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通过对主流媒体的直接收购与大规模兼并实现的跨媒体所有权的集团化。这一浪潮并没有对政治经济方面造成根本性挑战。第二波浪潮是关于媒介的数字化改造，这从根本上挑战了传媒业，受到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青睐，同时也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影响。第三波浪潮是“内容流（contentstreaming）”。作者指出，“在传媒业中用‘内容流’来描述一个平台向另一个平台的内容迁移，即通过互联网实现音频或视频内容的传递”。可见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在媒介融合基本思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学者们对于媒介融合的把握是有差别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媒介融合更像是在描述我们已经看到的，而不是我们将会见到的”。这提示我国研究者从学理和实践的双重维度把握“媒介融合”概念。同时在切入对媒介融合的考察时，应当注意将其置于纵向的维度，而不是孤立地看待。
研究视角有不同。国外媒介融合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媒介史的视角、文化研究的视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媒介史的视角以詹妮特和萨宾（JanetStaigerandSabineHake）为代表，认为“媒介融合是传统媒体（如印刷媒介、电视、广播和电影）与新技术（如有线电视、互联网和数据广播）的结合”。这种观点认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也为媒介融合研究提供了一种纵向考察的方法。
文化研究视角的主要代表者是亨利·詹金斯，其关于媒介融合与融合文化的论著在西方社会具有深刻影响。依照文化研究的视角，詹金斯指出“‘媒介融合’一词涉及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方面”；而“媒介融合意味着一种文化转换（cultureshift），正如消费者被鼓励不断发掘新的信息，进而把分散的媒介内容合二为一”。“媒介融合”分为两种先后出现的范式：数字革命范式（digitalrevolutionparadigm）和新兴融合范式（emergingconvergenceparadigm）。“数字革命范式”以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为代表，其强调“新媒介代替旧媒介”，而“新兴融合范式”则强调新媒介与旧媒介的互动。詹金斯指出，“媒介融合并不完全取决于媒介终端，而是在更多时候产生于个体消费者的头脑之中，并且通过彼此间的社会交往而实现”。他援引了法国媒介学者皮埃尔·列维（PierreLevy）早年提出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intelligence）的概念，指出，“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些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个人所知的东西汇聚到一起，从而提高个人的技能。”他认为，在媒介融合的文化语境下，混杂着大众文化元素的集体智慧足以改变宗教、教育、法律、政治、广告甚至军事行动的方式。媒介融合也呈现了媒介权力的重构和媒介审美与媒介经济的重塑，“最终，我们的媒介未来将依赖于商业媒体和集体智慧之间的斡旋与交战”。詹金斯还预见到，“媒介融合所处的数字文艺复兴（digitalrenaissance）将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而一个新的文化秩序也将在这个时代出现”。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以蒂姆·德维尔（TimDwyer）和克劳斯·詹森（KlausJensen）为代表。德维尔指出：“媒介融合是一个过程。新技术被容纳进现有媒介和大众传播文化工业之中”。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他的《媒介融合》一书将媒介融合具体分为产业融合、技术融合与监管融合。但在德维尔的论著中仍然存在理论和实证支撑的鸿沟。詹森的《媒介融合：网络、大众和人际传播的三个维度》一书也被认为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媒介融合的代表作。詹森阐述了所谓“媒介融合的三个维度”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通过身体实现的人际传播，第二个维度是模拟大众传播，第三个维度是数字化传播。第三部分则包括对理论与实践、现代语境与后现代语境之间关系和方法论的思考。但有学者认为，“詹森只是用媒介融合去描述了一个一般的传播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已有个别学者注意到对媒介融合进行文化研究视角的考察。2011年出版的陈伟军《媒介融合与话语越界——传媒文化的多维阐释和散点透视》一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指出“作为一种全新实践和话语重组，媒介及其相关要素的会聚与整合，其影响不仅在技术层面，它还会对我们时代的文化生态和思想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对于媒介融合的探讨很难用一种大一统的理论进行阐释，因此需要从哲学思路、文化研究思路、多媒体艺术思路、社会学思路等多维度考察媒介融合。
2“媒介融合”是否只是一种“假说”
在我国，一般认为传媒发展的未来趋势是媒介融合，但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传媒的未来发展不是融合，而是分化；由此引出了有关“媒介融合”与“反媒介融合”的争论。也有学者质疑关于媒介融合的各种论断只是一种“假说”。
在国外，确实有不少学者批评媒介融合这种说法过分含糊和泛化甚至沦为商业炒作的工具。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媒介融合实践过程中的负效应。南太平洋大学新闻系主任马可·艾智（MarcEdge）在《瓦解之后融合：加拿大的‘灾难性’案例》中指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商业战略于20世纪90年代受到欢迎。计算机工业革命使得报刊业于20世纪70年生转变。媒介主发现通过跨媒体的信息内容共享可以获利颇丰。然而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股市泡沫，2000年1月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的合并却造就了商业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合并案例，媒介融合的提法随之一下子跌落谷底。”有人开始怀疑“媒介融合不过是个宣传出来的错觉而已”。
有的学者怀疑媒介融合是否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从商业模式角度去看，“媒介融合有赖于一些理念，如协同效应的创造、产业边界的消解、市场的叠加与整合”。多伊尔（DoyleG.）早在1999年就通过对英国报刊和电视经营者的访谈发现他们对于媒介融合是否真的能发挥节省成本的协同效应表示强烈质疑。她指出，不少媒体高管认为媒介融合并不能带来太多经济效益，其唯一的益处不过是带来跨媒体内容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加拿大学者也通过相同的方法得出类似的结论，并表示对于过度增长的传媒集团的担忧。媒介融合所带来的股市负债，使得一些新的媒介集团不堪重压。一些所谓“媒介融合之王”，只能通过政府力量来还清因媒介融合而欠下的债务。而对于出版企业而言，媒介融合也带来了某些弊端。“免费在线出版物为媒介主制造了麻烦，因为免费在线出版物对其原有的媒介产品的销售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代表性论述虽然不能证明媒介融合是个伪命题，但至少它提醒我国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现实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并注意媒介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
3媒介融合的受益者是谁
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公众究竟置于利益天平的哪一端？或者说，谁是媒介融合最大受益者？这一议题常常被我国研究者所忽视，目前我国已有的研究几乎找不到相关论述，而这一议题却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艾格尔·黄（EdgarHuang）和南弗罗里达大学的卡伦·戴文森（KarenDavison）等人认为，“目前为止，大部分关于媒介融合的讨论都只聚焦于其商业价值”，因而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对于媒介主来说十分有益，但对普通大众来说，只能意味着真相和公民意见的削弱。美国一项针对传媒学界和业界人士的调查显示，有70％的受访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受益者是媒介并购者。有学者则撰文指出，“媒介融合的结局可能是好的，对于传媒公司来说可能结局更好。但是恐怕它也可能变得更糟糕，对于新闻业来说结局可能更糟”。
这些国外研究表明媒介融合的最大受益者可能并非普通大众。这提示我国学者在考察媒介融合商业效益的同时，还要从更广泛的视野对媒介融合现象进行反思，了解媒介融合对普通大众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
三、媒介融合视角下的出版业发展
国内外学者谈及媒介融合时，更多地聚焦于电信业、计算机工业与广播电视业的融合，但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来看，媒介融合都已经涉及出版业的发展问题。
早在1978年，尼葛洛庞帝就已经通过一个图例演示了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的聚合过程，这被认为是媒介融合的雏形。在这个聚合模型中，三个圆环分别代表了“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这个聚合模型提出的意义在于把“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卓识第一次通过著名图例演示出来，获得商界领袖”的青睐。这一模型也表明媒介融合在最初阶段就与印刷出版业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有国外出版学文献阐述媒介融合对于出版业的影响。艾瑞斯（Eres）在1983年发表的《信息技术：地位、趋势和内涵》的第一部分就指出：“电信、数据处理、广播电视、出版，这几个曾经可以轻易地加以区分的产业不再彼此孤立。”而早期学者们认为电子出版就是出版业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围绕媒介融合和数字出版，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学研究文献。例如，帕特里克·吉宾斯（PatrickGibbins）的《电子出版：多学科的未来媒介融合》对电子出版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他指出：“信息产品能够达到印刷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信息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大众消费市场的信息需求时，我们才真正可以说我们处在电子出版的商业模式之中”。英国贝德福德大学艾利克斯·威登（AlexisWeedon）教授于1996年在《融合》（Convergence）杂志发表（《图书贸易与网络出版：一种英国视角》一文，根据英国出版业的实践经验，介绍了网络出版时代的图书交易方式。他认为，现在图书的分销渠道已经根据互联网的发展进行了相应的调适，而基于互联网的书籍分销渠道也正在改变出版业的结构。因此“出版商必须要在传媒业技能的宽泛谱系之下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并且应当从报纸、计算机软件和广播电视的商业实践经验中寻求网上图书贸易的新思路。美国北德克萨斯大莱恩·库克（LynneCooke）的《印刷媒介、电视、互联网的视觉融合》从40年来知名报纸、有线电视新闻节目、新闻网站选取了广泛的研究样本，指出印刷出版媒介、电视和互联网正趋于视觉融合。挪威奥斯陆大学的黑尔戈（HelgeRnning）与托里（ToreSlaatta）两位教授认为“图书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而且是第一个取得国际化发展的文化产业，因此在数字化背景之下媒介研究者应当回归对于图书的研究”。他们的《营销员、出版商、编辑——国际出版业趋势》一文关注的就是媒介融合时代国际出版业的经济和市场发展趋势。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篇11
关键词：媒介融合；传播主体；文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159-02
在媒介融合趋势下，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提供了新的媒介工具，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文化结构。网络媒介的数字性、互动性特征以及网络用户的大量存在成为网络文化兴起的基础，这集中体现为网络小说、网络歌曲、原创网络视频等的流行。这些原创网络文本不囿于网络媒介，部分已经进入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以2014年春节为例，优酷网的原创视频短剧《万万没想到》就登陆湖南卫视，体现了新媒体网络媒介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共谋。
原创网络短剧的创作主体是很有分析价值的，以当前流行的短剧《万万没想到》、《报告老板》为例，这些文本是万和天宜公司的产品，内容主要针对现今社会各种荒诞现象进行调侃。该公司是由一群资深媒体广告从业人士组成的新兴公关类影视公司，是国内新媒体广告营销的先行者。该公司与优酷网合作，其原创网络系列短剧每周在网上更新。《万万没想到》在新浪热门微博排行榜、百度风云榜的搜索排名中均处于前五位，其新浪微博粉丝8万余人。《报告老板》在新浪微博的粉丝也达10万余人。本文将就这些流行短剧的文本特征和传播主体进行考察，梳理这些网络短剧的流行原因。
一、文本特征
（一）极强的可复制性
目前，流行的原创网络短剧，都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甚至部分文本还形成了准类型模式，符合文化工业逻辑的制作要求。以《报告老板》为例，该剧借鉴了电视系列剧的形式，其叙事方式类似于《老友记》、《编辑部的故事》，即每集一个故事，故事之间无情节关联。每一集的内容无外乎客户委托主角拍摄一部电影，四个主角每人提出一套拍摄方案，而拍摄方案几乎无一例外是对以往电影、电视剧的吐槽、重组、颠覆，并夹杂对一些社会新闻的讽刺。
其人物设置为四个具有才华的电影人――公司老板与三个主创员工。这些员工没有明确的人物性格，员工的设置仅仅起到了过渡功能。根据叙事要求，当从一个拍摄方案过渡到另一个方案时，员工提出“我认为这个戏应该这么拍……”，以此实现三段式结构。在三个段落中调用各种文本并对之进行改装、拼接。这种模式被反复使用，受众接受并熟悉这一模式之后，做出积极的反馈。这种模式会成为“类型”，而类型“是一个观众熟悉的、有意义的、一致性的、负载价值的经验系统，是观众和电影生产者经过长时间的生产实践和观看体验之后，共同达成的一种默契、合约和双赢”。类型的产生意味着一些符码、情节、主题会重复出现，使文化生产具备强大的复制能力和再生产能力，确保文化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正常运行，体现了商业社会的产品制作规模。
（二）后现代的叙事策略
这些流行的原创网络短剧往往运用戏仿、拼贴、反讽等后现代策略对其他文本进行解构。例如，《报告老板》的第五集《小四代》就对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亮出了手术刀。《小时代》讲述了四个女生姐妹情深的故事，而《报告老板》将之改装为四个兄弟的故事，本来是姐妹们做出的活动变成由兄弟们从事，非常具有滑稽效果。对于《小时代》中的炫富情节，《报告老板》也没有放过，将原片中顾里、顾源两个富二代“坐奔驰车”、“拿着40万透支信额的信用卡”戏仿为“坐有空调的公交车”、“装10元以上大钞”，借以讽刺炫富现象。
这些网络短剧戏仿的对象呈现多元化的特性，戏仿对象从韩国偶像剧《继承者》到儿童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乃至电影《无间道》等，戏仿对象范围非常广泛。例如，将《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主角与《无间道》的情节杂糅，喜羊羊与灰太狼被抽掉了动画片中的意义，只保留了符号的的形式。他们顶着“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称号上演各种情节，可以化身警察与黑社会的卧底，可以组成“喜太组合”参加“我是歌手”，还可以化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重走青春路。经过一些列戏仿、拼贴，传统的符号意义被颠覆，符号穿梭于不同的文本，在文本间旅行，这正是鲍德里亚醉心的符号革命。在解构中狂欢，在颠覆中获得意义与。有网友将之称为电影吐槽夹杂社会新闻的麻辣烫。
（三）制作成本较低
这些原创网络短剧的另一个特征是制作成本相对较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需要大量资金、技术、专业人才维持其运行。为了获取最多的受众，大众传媒的文化产品相对制作精良、资金投入较多。而网络短剧在新媒体网络平台上播放，媒介本身的可接近性较强，所以网络短剧的成本相对低廉。反映在文本中表现为场景相对粗糙、选择非明星的演员或群众演员出演、缺乏电脑特效等，带有草根色彩。
二、传播主体分析
这些原创网络短剧的传播主体/创作主体往往是民营的影视公司、网络公司等，如优酷网、搜狐网等。其产品生产遵循谋求商业利润的逻辑，所以传播主体虽然制造精神文化产品，但并不追寻个人化的艺术表达，他们有清晰的受众意识，深谙受众喜欢什么。导演是文本最自信的阐释者。例如，《报告老板》的导演子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每天都在想观众喜欢什么，每条评论都会去看，观众对哪点不满意，或者观众想要的东西在哪，每天都在琢磨这个。”明确地反映出传播主体以受众为中心的特征。
在传统大众传播中，大众往往被认为是被动的，但在网络中，受众更加有主动性，甚至有学者认为“已经不存在‘受众’的概念，建议用‘用户’取代‘受众’一词”。这些受众以青年人、大学生为主体，他们通过微博、贴吧等方式对传播者进行反馈，传播主体又根据这些反馈对文本进行修改、再生产。所以，网络短剧中无厘头的语言、对传统权威的拆解都出于对青年受众欣赏口味的迎合。
这些网络短剧的商业赞助商包括手机淘宝、易信、网络游戏运营商等，所以传播主体往往在文本中植入广告，完成“订单”任务。例如为了植入关于“易信”的广告，创作者特意安排了一段四个主角使用易信通话的片段，还以台词的形式介绍易信的功能――在有无线网络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免费通话。在为网络游戏《剑网3》做广告时，甚至直接让网络游戏制作者郭炜炜直接出镜。这体现了商业资本对传播主体的掣肘。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原创网络短剧的传播主体一方面遵循商业逻辑的支配，另一方面其传播内容对一些社会现象进行调侃、用后现代策略对其他文本进行解构，显示出文化生产的多元化趋向。传播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毕竟有别于现实社会，原创网络短剧对其他文本进行拆解并揭露出这些文本的荒诞性。而受众在读解的过程中也收获了意义与。传播主体与受众的互动更加频繁，受众的意见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不同于以往大众传播媒介中传播者与受众的地位。以往，受众往往处于被忽视、被遮蔽的地位，其话语权相对微弱，这显示了媒介融合趋势下，传播者与受众地位的变迁。
参考文献：
媒介融合研究范文篇12
“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是当前新闻业界和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如果说媒体融合以前只是一个理论设想或是国外媒体的初步尝试的话,现在则已在中国开始成为现实。不久前,新华社的英语电视新闻线路开始试运行,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示范网启动,与此同时,央视网积极筹备成立“国家网络电视台”,上海文广旗下的东方宽频公司也抢先了运行在公共互联网上的“上海网络电视台”,先限制在上海地区,进一步向全国开放。业界先锋动作频频,媒介融合的浪潮已不可阻挡。
目前国内现有的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大多偏重概念的梳理或技术化的操作,本文拟从技术、管制与受众三个角度,审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意在提供一种整合性的探讨思路。
技术融合:媒介内容与渠道创新的动力来源
“媒介融合”的概念首先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的。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DeSolaPool)教授。1983年他在《自由的科技》(TheTechnologiesofFreedom)一书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theconvergenceofmodes)。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媒介融合的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媒介融合的核心思想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近几年,不断有西方学者尝试对“媒介融合”做出界定,如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将其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我们知道,传统的媒介形态各有其优长,比如,报刊让读者思考,提出新闻主题的发展背景和可能前景,重在理解;广播主要是对新闻主题进行综述和解释,使人能够想象和理解;电视展示事件,推波助澜,让新闻主题向戏剧化发展,重在感情冲击。而在媒介技术融合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多媒体手段的支撑下,综合不同媒介形态优长的“融合新闻”成为必要和可能。简言之,“融合新闻”即指不同的媒体例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及手机等,集中在一个信息操作平台上,统一策划、相互协调、取长补短,根据各自媒体和受众特点对信息进行分类加工,发挥各自的传播优势,有针对性地传播给特定受众。
融合新闻的理念最早由芝加哥论坛公司和媒体综合集团两家媒体公司率先进行实践,这两家媒体为融合新闻的发展探索出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在国内,佛山传媒集团是全国较早真正实现跨媒体的传媒文化集团。该集团2008年10月曾派6名记者赴美采访美国总统大选。这些记者分别来自旗下佛山广播电台、佛山电视台、佛山日报、珠江时报和一家期刊。这次联合采访并不像以往那样各打各的,而是互相合作,将“采购”的稿件、视频、音频内容放在一个平台上,供后方媒体各取所需。2009年8月,佛山传媒集团与密苏里新闻学院联手举办“媒体融合战略战术高级研讨班”。美国的迈克尔•麦金教授认为,佛山传媒集团是中国较早认识到媒体融合重要性的媒体;从物理形式上来看,佛山传媒集团属下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都在同一栋大楼工作办公,已经跨出了媒体融合的第一步。接下来,希望在利用不同的媒体技术平台进行媒体融合报道方面,有更多的探索和实践。此外,广州日报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等在报网融合、台网融合等方面的探索,均值得关注。
管制融合:传播产业的利益协调与公益诉求
在传播学研究中,技术与制度是理解当代世界传媒变迁的核心概念。理论上,“媒介技术决定论”与“新制度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视角;实践上,新闻传播业与新闻传播研究不能不兼顾技术与制度的两个方面,“媒介融合”的探讨亦是如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外就有学者指出,科技打破媒介的界限后,相关的媒介管制必须及早相应地做出调整,然而直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跨媒介与跨业经营的管制问题仍未完全获得解决。
在技术融合之前,媒体因使用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特色,在管制上也有不同的规范。如在美国,自1996年电信法实施之后,随着媒介所有权管制的放松,美国信息传播领域的产业融合进入交叉竞争阶段。整个产业融合过程经历了十余载的分分合合,在竞争基础之上又形成了新的垄断格局,媒介管制的探究与实践亦随之而演进。总而言之,世界各国的媒介管制考虑的基本问题是:媒介融合后的媒体及是否采取平衡一致的管制方式?是否对提供同样服务的媒体或平台采取一样的管制?如果语音、数据与视讯是由同一种媒体或平台提供,其管制方式是否一样?如何支持大型媒体的国际竞争与保存文化传播的多样化?等等。
在我国,“三网(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融合”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阻碍,但是从1999年到2009年这10年间相继出台相关的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广电和电信业务之间的界限正在一步步放宽,积极推进“三网融合”。2008年11月14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2009年数字电视研究开发及产业化专项的通知》,就2009年数字电视发展做出方向性指导和规划,并计划为部分项目提供不低于500万元的投资补助资金。2009年5月25日,中央政府网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26号),文件中提到:“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从政策的逐渐放宽到直接的财政补贴均显示出政策上的阻碍似乎不再是问题的主要矛盾,而今广电和电信之间的部门利益障碍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
三网融合的实质是三业融合,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最后是要打破垄断,形成高度竞争,横向分层,纵向整合的格局。据专家分析,目前我国信息传播领域的这三大产业的总体特点是:电信业因忙于自身的战略转型和行业重组,有劲使不出;而传媒业则由于自身严格管制的限制,有劲使得慢;至于互联网业则活力勃发,恣肆蔓延,亟待疏导和规范。由于管制的滞后和发展的迅猛,互联网发展中的问题层出不穷,管制体系力不从心,而电信业和传媒业的力量无法真正渗透到这个产业之中成为中坚力量。但从长远趋势来看,随着技术的发展、行业内的重组、政策法规走向成熟,我国信息传播领域的产业融合和制度整合是大势所趋。并且,从媒体的公共属性出发,融合时代的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应当是:保证传播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维持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在这些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媒体管制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受众本位: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与多样化需求
“受众”是信息传播过程的接收端,亦是传播学分析的重要视角。从受众本位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趋势与web2.0的传播格局密切相关。过去,“受众”是被动的接收者,信息传播只是单向的点对面方式,媒介经营重视收视率、收听率或覆盖率。在web2.0时代,“受众”成为积极参与的用户,媒介消费者通过媒介平台与运营商、内容商充分互动,实现点对点的传播。这些新的服务无疑需要海量的内容作支持,媒介经营必须重视用户价值的深度挖掘,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内容整合与产业渗透正满足了受众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需求。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媒介融合与融合新闻可以根据不同受众对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偏好,制成不同类型的产品供他们选择,以满足受众对新闻个性化的需求。如同一新闻事件,可以先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简洁的语言从互联网或无线短信中发出,以满足那部分生活节奏快而只需了解事实梗概的年轻人和上班族;然后将载有对新闻事件及相关背景详细介绍的报道见诸报端,这也许是时间较为充裕而对事件的经过有浓厚兴趣的中老年读者的最好选择;而制成生动直观的电视节目向观众娓娓道来,可能是家庭妇女和孩子们的所爱。另外,受众的交叉覆盖也是媒介融合的一个特色。以广播电视读报节目为例,目前影响较大的有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南京电视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中的“孟非读报”、东方卫视“看东方”节目中的“早报早知道”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们不仅吸引了报刊的读者,而且对潜在的电视受众产生了吸引力。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如关注各种各类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媒介融合正为满足这种多样化的心理需求创造了条件。
总之,融合新闻的创新,要求媒体以平视的眼光把受众放在平等、互动的地位上,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和终端实现与受众之间的信息分享和思想交流,实现选择权、参与权和媒介接近权的共享。正如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对新闻界提出的要求:“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与媒介规制的保障下,充分了解市场细分与交叉的受众需求和传播习惯,才有可能在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实现传播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①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
②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③傅玉辉:《大媒体产业:从媒介融合到产业融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
④:《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第二版。
⑤刘幼:《电讯传播》,台北:双叶出版社,2004年。
